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对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两位重要先知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门徒——俄国流放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他后来成为这项运动的积极领导人。
蒲鲁东宣称：“谁把手放在我身上、统治我，谁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统治人民的人民政体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贵族的蜘蛛网，穷人的铁链”。自由社会的“最高形式”是没有政府的，而蒲鲁东第一个将其命名为“An-archy”[1]。他热情洋溢，充满蔑视地抨击政府。“被政府统治就是被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检查、监视、管理、训导、说教、控制、支配、审查。就意味着每一个动作和交易都要注册、盖章、缴税、获取专利、许可、评估、测定、惩戒、矫正、遭遇挫败。以公共福利为借口，政府统治被利用、垄断、侵占、掠夺，然后，稍微有点儿抗议或抱怨，当事者就会遭到罚款、骚扰、诽谤、殴打、恫吓、缴械、审判、谴责、入狱、处死、绞喉、遣返、贩卖、背叛、欺诈、蒙蔽、暴打、凌辱。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们当中的民主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名，支持这个丑物；无产者自荐为共和国政府的候选人！真是虚伪！”
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第一国际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有阻滞其发展的矛盾之处。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但是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策划活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必要性。忠实于理念的他们当然会拒绝。革命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点儿星火。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所惧怕的）任何一次罢工、面包引起的骚乱或地方上的起义，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说《萌芽》中的埃纳博太太——矿场经理的妻子，注视着矿工们在如血的夕阳下罢工游行，她看见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红色幻景，在世纪末的某个阴暗的黄昏毁灭一切。是的，在那个黄昏，终获解放的人们会让中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靴子震响，皮肤肮脏，呼吸充满难闻的气味，这可怕的军团将摧毁旧世界……到处是火光，什么都没了，铜板、头衔、地位、财产片甲不留”。
但每当左拉的矿工们面对宪兵队的枪炮时，星火都会被扑灭。唤醒群众意识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时刻并没有到来。巴黎公社爆发又消失在1871年，没能引发普遍的暴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幻想破灭的巴枯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群众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热情唤醒了，缺了这个，我们理论上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能为力。”巴枯宁伤心绝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所说，他是个没有美洲的哥伦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惊世界：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他们看来，这场出人意料的行动大获成功，可与攻占巴士底狱并称。借此传播了他们的抗议，召唤了被压迫者，震慑了压迫者。然而，这一行动引来了反动。被杀的沙皇，皇冠虽说是独裁的象征，他自身却是农奴的“解放者”，因此贫农为其哀悼，并认为“乡绅谋杀了沙皇，为了重获土地”。他的大臣们展开了野蛮的镇压，民众放弃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对此持默许态度，而革命运动“毁于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时期画上了句号。
在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焕发新春之前，一场可怕的事件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欧洲，而发生在了美国，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处绞刑，因为在当年5月4日，一枚炸弹扔向了武装警察队伍，炸死了7名正试图驱散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罢工者集会的警察。
这次事件是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顶点，而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10年来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工业战争的顶点。每一次冲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军队和法庭——都与雇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枪实弹和封锁，罢工破坏者却受到私人侦探（Pinkertons）保护，这些侦探全副武装，宣誓担任副治安官。在阶级斗争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惨和不公的驱使，工人们越来越愤怒，雇主们越来越害怕，越发坚定了扑灭罢工的决心，紧张的气氛持续升级。就连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边缘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恶的无政府地狱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无政府主义并非工人运动，不过是下层阶级普遍骚动的一个组成元素。但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抗争中看到了炽热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约0.45千克）炸药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弹，”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大声呼叫，“军队警察，资本主义的猎犬，做好了谋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在一场工人和破坏罢工者的冲突中，警察开枪杀死了两人。“报仇！报仇！工人们武装起来！”斯皮斯当晚印刷、散布的传单在呐喊。他呼吁次日举行抗议集会。这场集会的地点正是干草市场广场，警察过来驱散人群，一颗炸弹扔了过来。究竟是谁扔的一直没查出来。
宣判后，被告们在法庭上演讲，坚持无政府主义原则，充满殉道者的意识，回响欧美，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意识到证据不足以定罪，便大声宣告他们遭受审判不是因为谋杀，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让全世界知道，”奥古斯特·斯皮斯叫嚣，“在1886年的伊利诺伊州，8个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相信更美好的未来！”最后，3个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监狱服刑。一个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们当中最年轻、英俊也最狂热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制造炸弹的证据。在死刑执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剂雷酸汞炸死了自己，并留下血书——“无政府万岁！”他的自杀被很多人视作是认罪的举动。余下的四个，包括斯皮斯在内，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数年之后，绞刑架的侧影和四具悬挂的尸体装点着无政府主义的文献，11月11日被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当作革命纪念日来庆祝。而公众的良知也意识到了绞刑架造成的悲惨、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动乱。
每个街角都站着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却对此无知无觉的人。其中一位被纽约的警方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写进了1890年的书《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见到这个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辆马车——车上的客人是两位打扮时尚的女士，刚买了一堆东西——用刀猛砍体格肥壮、毛发油亮的马匹。他在被逮捕关押时说：“他们不用担心明天。一个小时就花了能养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钱。”他正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缄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产业的爱尔兰贫农最后一次挖地时那样悲号。一位访客问他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呢？”老人哭喊，向天挥动拳头，“我只要最后的审判日！”
穷人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权势、财富、庞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们一餐中享用鱼、家禽和红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锦缎装饰的墙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个房间。冬天穿皮草，有随从仆人替他们擦鞋、梳头、准备洗澡水、点壁炉的火。在这样一个世界，梅尔芭夫人在萨瓦的午餐会上，客人们吃厌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着玩。这可是当季的鲜果，“芬芳甜美，棉绒包裹”。
这就是统治者，有钱人，他们所有的巨大财富似乎只能解释为从穷苦大众的口袋中的剥削所得。“什么是财产？”这是蒲鲁东的著名问题。他的答案是：“财产即盗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经典《两个工人的谈话》中说道：“他们吃的每一口面包都是从你们的孩子手中拿来的，他们给妻子的每一件贵重礼物都意味着你们的贫困、饥饿、寒冷，甚至卖身。”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学比较模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却是强烈又鲜明的。他们憎恨“所有人类的折磨者”，这是巴枯宁的称呼，包括“牧师、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员、金融家、资本家、放贷者、律师”。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敌人不是遥远的富人，而是他们的代表：地主、工厂主、老板、警察。
他们会憎恨，但极少会反叛。大多数人态度冷漠，因为穷困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弃了。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靠做火柴盒赚钱，一个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时总共能赚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杀，被人从街上搬走时已经死了。邻居说：“她丧失了希望。”一位母亲病重又丢了工作的年轻人因为企图自杀而被带上地方长官的法庭。将这个人从水中拉上来的是水闸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证时说“我一把他拉上来，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个工匠过来帮忙。地方长官于是称赞她臂力惊人，整个法庭都笑了，但在场的一位叫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人写道：“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男孩，在生命的门槛奋力爬向泥泞的死亡。”
巴枯宁时代无政府主义实际尝试上的失败导致其理论和实践偏离了地面，转移到云端。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它那一贯的田园牧歌般的目标变得更乌托邦了，而行动则比从前更远离实际。它变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给老板工作8小时是太多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反叛》（La Révolte）宣称，“我们都知道社会的症结不是工人们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14小时，而是老板的存在。”
新无政府主义的领导者中最杰出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出身贵族，从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监狱被关押了两年后，于1876年逃出，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他罩上了英勇的光环；其后他流亡瑞士、法国和英国，毫无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讲革命要义，使光环亮度不减。
克鲁泡特金尽管命途多舛，对人类的信心却取之不尽、无法撼动。他给人一种“渴望把所有人类都揽进怀抱，使他们保持温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记者亨利·内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说。他那光秃而高贵的脑壳被一圈茂盛的棕色头发环绕，闪耀着善良的光芒。浓密的胡子安乐地散布在颏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没有足够的身体支撑硕大的头颅”。他是斯摩棱斯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后裔，根据家庭传统，属于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之前统治俄国。克鲁泡特金加入了“良心发现”的俄国贵族的长队，这些人因为所处的阶级压迫了人民几个世纪而怀有罪恶感。
他于1842年出生，在西伯利亚担任哥萨克官员时研究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回来时成为地理学会秘书，并在1871年为该组织勘探了芬兰和瑞典的冰川。与此同时，他已经成为某秘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被发现以后，便遭逮捕和关押。他在1876年越狱后——这一年正是巴枯宁去世之年——逃往了瑞士，与法国地理学家爱理塞·邵可侣（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侣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克鲁泡特金的贡献——他写了关于西伯利亚的分册。这两人又合办了《反叛者》，克鲁泡特金任编辑三年；被查禁后该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后来成为最著名、寿命也最长的无政府主义报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论战，因为成功逃脱俄国最令人畏惧的监狱而获得的威望，他与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盟（Jura）的积极工作——所有这些使他获得了亲王的称号，成为公认的巴枯宁接班人。
他又于1882年来到法国。公社传统滋养了法国的武装无政府主义运动，里昂就有个发展得不错的团体。警察搜捕了这个团体，引发了报复性炸弹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于是52名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克鲁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隶属于某致力于71废除财产、家庭、国家和宗教的国际同盟。克鲁泡特金被判处5年徒刑，服刑3年后被格雷维总统赦免，之后他和妻女一起迁居英国——那个时代的政治流放者最终的避难所。
在哈姆斯密，这个伦敦郊外体面到沉闷的住宅区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鲁泡特金在此继续为《反叛》撰写暴力的热情颂歌，为地理学期刊以及《十九世纪》撰写学术文章，用五种语言招待前来访问的激进分子，在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处地窖给无政府主义俱乐部讲演，还弹钢琴、画画，并以他温柔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吸引了所有与他见过面的人。“他的友善亲切到了圣洁的地步，”萧伯纳写道，“他那把络腮胡子、可爱的表情，好像是愉悦山[2]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有预测两周内爆发战争的习惯。最后证明他是对的。”这个缺点其实反映了克鲁泡特金的乐观，因为战争对于他来说是期待中的灾难，摧毁旧世界并为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开路。国家的“飞速堕落”加速了这个胜利的进展。“它不会在远方，”他写道，“一切都使它越来越近。”
这个和蔼可亲的人穿着维多利亚绅士传统的礼服大衣，却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场强硬。人类走向完美的进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进步需要一场暴力事件“把人类从陈旧的常规中拽出来，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为必要，不容置疑”。必须通过“行动宣传”在大众中唤起反叛的情绪。成为无政府主义暴力旗帜的“行动宣传”这一措辞最早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这一年见证了四次针对欧洲皇室的袭击：其中两次的对象是德国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王各一次。“理念已经出动，”布鲁斯写道，“我们也必须发起行动宣传。皇室的胸膛将打开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开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克鲁泡特金特别强调了行动宣传，虽然并未明确宣传的方法。尽管没有大力推荐暗杀，他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继续敦促一种通过“演讲、文字、匕首、枪炮和火药”实现的宣传。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唤：“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气的人，不愿过与自己的原则冲突的生活，宁愿选择监狱、流亡与死；果敢的人，知道为了胜利，必须敢于冒险。”这样的人必须成为先进的革命卫士，远在群众做好准备之前，除了要“说话、控告、讨论”，还必须“行叛变之实”。
“仅仅一次行动，”克鲁泡特金又在别处写道，“就比1000本小册子更有宣传力度。”词语“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消失在空气中”。需要行动来“刺激对剥削者的憎恨，嘲弄统治者、表现出他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唤起反叛的精神”。他在报纸上傲然呼吁的行动确实成为现实，但行动的执行者却不是他。
到了19世纪90年代，克鲁泡特金50多岁的时候，尽管从未改变对革命的需求，却对个体的行动的热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写道，纵然“革命精神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得到极大的提升，英雄行为本身却无法构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众运动……几斤炸药摧毁不了有几百年历史的体制。这些行动的时机已过，现在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穿透群众的时候了”。可惜，免责声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张一样有力。
1893年煤矿罢工的中途，在伦敦霍尔本一家饭店，克鲁泡特金与固执的工团主义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汤姆·曼恩（Tom Mann）争吵。“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必须破坏！我们必须把专制者赶下来！”曼恩喊叫。
“不，”克鲁泡特金说，带着外国口音，镜片后的双眼像科学家一样闪着光，“我们必须建造。我们必须在人心之间建造。我们必须造出天国。”
他已经准备好了天国的方案。革命之后——他估计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毁政府、监狱、堡垒、贫民窟，没收土地、工业及所有形式的财产——志愿者们会盘点所有的食物储备、住所以及生产工具。打印出的单子将散发给大众。每个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于求的东西，而供不应求的东西则会定量配给。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财产。所有人都根据自身需要在公共仓库中获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权“决定对于他来说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既然没有了继承，贪婪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体格健全的男性都通过团体和公社与社会订“协议”，规定他们从21岁到45岁或50岁，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每天5小时。作为回报，社会将保证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执法部门、法官或刑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会出于自身与邻居“合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协议。这项过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鲁泡特金也应该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常识上不留情面的萧伯纳在费边主义小册子《论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本书于1893年出版，其后10年内再版多次。他问道：如果人是好的，体制是坏的，如果一旦腐败的体制不再压迫人，人就能变好，那么“令他痛苦呻吟的腐败和压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然而，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小册子，这正是他对理念力量的致敬。
对于无政府主义规划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核算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每个人是根据他的产量来分配物品的。但这就需要一个团体来确定价值并做核算，一个权力机构——正是“纯粹”无政府主义谴责的对象。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愿意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个人都会主动地贡献，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取出所需，没有核算的必要。
为了证明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发展了他的“互助”理论，以展示无政府主义存在于自然法则中的科学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家歪曲了达尔文的命题。自然界其实并非红牙利爪，各种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为代价生存。相反，它们是出于本能，通过“互助”来保存物种。他举的例证包括蚂蚁、蜜蜂、野马和牛——它们会围成圈以抵御狼群的攻击——以及中世纪生活在乡村公共农场的人们。他特别佩服兔子，虽然没有防御的力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却存活并繁衍。兔子在他看来象征着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将承袭地土，正如过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3]。
尽管克鲁泡特金始终构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面毁灭，资产阶级却忍不住要授予他荣耀。他是如此杰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个亲王。他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资格，因为学会接受皇室的赞助，但他还是受邀参加学会晚宴。他在宴会上拒绝站起来加入主席提议的“为国王干杯！”活动。主席随即又站起来说：“克鲁泡特金亲王万岁！”于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为他干杯。他在1901年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做讲座，受到当地知识精英的款待，风头不输芝加哥名媛波特·帕尔默（Potter Palmer）夫人。《亚特兰大月刊》请他写回忆录，他的书也由最体面的出版社发行。《互助论》一书上市，就获得《评论之评论》的褒奖：“一本健康、开朗、愉快的好书，读了对人有好处。”
除了克鲁泡特金之外，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法国最流行。支持者形形色色，有的严肃，有的轻率。他们的领导者是爱理塞·邵可侣和让·格雷夫（Jean Grave）。邵可侣一脸黑须，形容忧郁，有种拜占庭耶稣像式的阴郁之美。他是这项运动的占卜师，曾奋战在公社的栅栏，向着监狱，前进在通往凡尔赛的血腥的路上。他出身书香门第，除了作为地理学家的本职工作外，还年复一年著书阐发、宣讲无政府主义系统，并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与克鲁泡特金和格雷夫合作，编辑无政府主义报刊。他曾是布鲁塞尔新大学（Université Nouvelle of Brussels）的地理系主任，据一位学生说，讲台上的他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从地球的形成讲到人类的未来，“像卢梭一样，毫不动摇地坚信，一旦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污染中解脱，人类本性的善就会焕发光辉”。
格雷夫与之相反，出身工人阶级。曾做过鞋匠，也像蒲鲁东一样，当过排字工、印刷工。他曾在19世纪80年代练习使用雷汞炸掉警察局，亦即法国国民议会的所在——波旁宫。他所著的《垂死的社会与无政府主义》在论证推翻政府上太有说服力了，还提供了许多阴险的建议，导致他被收监两年。在狱中，他又写了另一本《后革命社会》，在出狱后立即印刷、发行。当局并没有将这部空想作品视作危险的颠覆因素。他于是在工人聚居的穆浮达街一间五层房子的阁楼上，编辑大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反叛》，并用手摇印刷机排印。与此同时，他还奋战在他伟大的历史作品《第三共和国的自由运动》上。在一间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做家具的小屋里，他生活并工作着。总是穿着法国工人的黑色长衫，被小册子和报纸包围着，“好像一个800年前忘了死掉的中世纪隐士”。
追随者们，也就是运动的主体，从没有组成政党，而是通过小的、局限在特定地区的俱乐部和团体进行活动。几个同志会在同伴中散发类似这样的通知：“马赛的无政府主义者将成立名为‘复仇者和饥饿者’的团体，每周日在××处集合。欢迎同志们携可靠的朋友聆听并参与讨论。”不只在巴黎，不少大城市甚至许多小镇都有这一类团体，比如阿尔芒蒂耶尔的“不屈者”、里尔的“苦差”、布卢瓦的“时刻准备着”、南特的“土地与独立”、里昂的“炸药”、沙勒维尔的“反爱国者”。它们有时联合其他国家的团体，在一起开代表大会，比如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大会。但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结成同盟。
无政府主义的火把——恩里科·马拉泰斯塔是个意大利人，始终向世界各地有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地方传递着火焰。他比克鲁泡特金小10岁，长得活像个和基督山伯爵交好的传奇土匪。实际上，他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曾是个医科学生，因为参与巴黎公社时期的学潮而被那不勒斯大学开除。此后，他学了电工以谋生，加入了第一国际的意大利分支，站在巴枯宁一边反对马克思，在阿普利亚领导了一场流产的农民起义，进了监狱，后来流亡。他试图将比利时的1891年总罢工从其狭隘的目标——成年男子选举权上引开去，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里，选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又一个陷阱。他因为类似的革命努力被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甚至被判5年囚禁在监狱岛兰帕杜沙，但他在一次风暴中划船逃走。禁闭在意大利时，他又通过藏在一个标志着“缝纫机”的包装箱中逃脱。这个箱子装在一艘开往阿根廷的船上，他指望去巴塔哥尼亚淘金，以资助他的事业。金子还真被他找到了，可惜却被阿根廷政府没收。
马拉泰斯塔不满足于仅仅谈论国家的灭亡，还始终致力于促成灭亡的实践行动。这使得别人怀疑他偏离“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他曾遭到枪击，凶手是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属于极端的反组织派（antiorganizzatori）。无论帮助策划的暴动有多少次胎死腹中，马拉泰斯塔都从不气馁，他总是刚被收监或刚刚出狱，就精神抖擞地从某个戏剧性潜逃行动或亡命的冒险中浮现，永远是没有家的浪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房间。就像克鲁泡特金所说，他每次出现“都和上次见面时一个样，做好再战斗的准备，始终满怀对人类的热爱，哪怕是敌人或狱卒，他都不憎恨”。
自信正是这些领袖们的突出特点。他们坚信无政府主义会因为正义赢来胜利，资本主义体系会因为堕落而走向灭亡。在19世纪走向终点之际，他们感受到资本主义神秘的死期。“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秩序的诞生，”邵可侣写道，“这个见证了许多重大科学发现的世纪一定会在离开之前留给我们更重要的战利品。恨了这么久，我们渴望互相关爱，也因为如此，我们是私人财产的敌人、法律的鄙视者。”
克鲁泡特金以慈爱的眼光观察周遭的世界，发现随处都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比如，免费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的不断增多在他看来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最终所有私人财产都会变成公用财产。收费公路和桥梁不是正在免费吗？城市不正免费提供水和路灯吗？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证据，将来的社会不再受政府管制，人们会因为各种“自由组合”走到一起。他认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会甚至船主和铁路的卡特尔（在别处被另一种不太一样的美国改革者贬斥为“托拉斯”）等都是“自由组合”的表现。
在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让·格雷夫和邵可侣等人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在世纪末达到了“闪亮而庄严的道德高度”，用他们自己人的话说。但这一成就的代价是与现实的明显脱节。这些人也都因为自己的信念不止一次被关进监狱。克鲁泡特金就曾因为在监狱里患上坏血病而牙齿脱落。他们并非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他们的头脑长在那里。他们之所以能描绘出万界和谐的蓝图，是因为忽略了人类行为的证据和历史的证言。他们对革命的坚持直接扎根于对人类的信念，他们相信，只要一个鲜明的例子、一场猛烈的打击，就能推动人们进入黄金时代。他们大声宣告自己的信念。后果往往是致命的。
无政府主义暴力的新时代从法国开启，刚好在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之后。炸弹、匕首和枪击的统治持续两年，被杀的有伟人，也有普通民众，财物遭毁、人心惶惶，恐怖的气氛在蔓延，接着又渐渐平息。1892年，打响信号枪的是一个名叫拉瓦尚尔（Ravachol）的人。他似乎“呼吸着反叛和仇恨”。他的所作所为，和接下去几乎所有的行动一样，是为了给因为国家而受苦的同志们复仇。
此前1891年的劳动节，在巴黎近郊的工人聚居地克里西，工人们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带领下，举着写有革命标语的红旗游行，遭遇了骑警的攻击。混战中，五名警察轻伤，三名无政府主义领导者重伤。这三人被拉到警察局，在还流着血、没有治伤的情况下，遭到了两队警察的毒打，警察拳脚兼施，还用枪托击打。审判庭上，检察官布洛（Bulot）称，这三人中的一个在骚乱前一天曾号召工人们武装起来，并告诉他们：“要是狗一样的警察来了，谁也别害怕，就像杀狗一样把他们杀掉！打倒政府！革命万岁！”布洛凭此要求判处三人死刑，而此事件中并没有人致死，如果他没有做出这么不合理的要求就好了。这正是一连串爆炸事件的起因。当时审理此案的本努瓦法官（M.Benoist）宣判其中一人无罪，一人2到5年徒刑，另一人3年徒刑。这是当时类似情况所允许的最大处罚力度。
审判过去6个月后，本努瓦法官在圣日耳曼大道的家被炸弹炸飞。两周后，5月27日，又一枚炸弹炸飞入了布洛的家，他是克里西街事件的检察官。警察在两次爆炸之间向公众传阅了疑犯的描述，这是一个身材单薄但肌肉发达的年轻人，20多岁，面色泛黄，颧骨突出，头发棕色，有胡子，看起来身体不太好，左手拇指和食指间有疤痕。在第二次爆炸的当天，有上述外貌特征的男子在玛赞达大道上的维里餐厅吃晚饭。席间，他口若悬河地和一位叫雷洛的服务员谈论爆炸的事，而当时这个街区的人还不知道爆炸已经发生。他也发表了反军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言论。雷洛觉得此人有点儿奇怪，但什么都没做。两天后，此人又来到这家餐厅，雷洛注意到了伤疤，于是叫来了警察。当他们赶来逮捕这个纤细的年轻人时，他突然变得像巨人一样充满疯狂的力量，上来了10个人，经过一场殊死搏斗才将其制服，押送至监狱。
此人正是拉瓦尚尔。他跟母亲姓，而不喜欢父亲的姓氏克里格斯坦，因为他的父亲抛弃了妻子和四个孩子，使他在8岁的时候就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他在18岁读了尤金·苏（Eugène Sue）的《流浪的犹太人》，从而失去宗教信仰，转投无政府主义，参加他们的集会，结果因此被解雇，连同他的弟弟一起，失去了染工助手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的妹妹死了，姐姐生了一个私生子。尽管拉瓦尚尔找到了其他的工作，收入却不足以使家庭脱离苦难。因此，他开始有原则地以非法活动补贴家用，还因此获得强烈的自豪感。抢劫富人的钱财是穷人“为了摆脱野兽一样的生活”所应有的权利，他在监狱里说过：“因为饥饿而死去是怯懦而耻辱的。我宁愿做贼、造假币、杀人。”实际上这些事他都做过，甚至还盗过墓。
他在1892年4月26日的审判上表示，他的动机是为克里西的无政府主义者报仇，他们遭到警察的殴打，“甚至都没有水清洗伤口”，而布洛和本努瓦还判处了他们最重的刑罚，虽然陪审团建议了最轻的。他态度坚决，眼中闪烁着内心充满信念的人所特有的敏锐光芒。“我的目的是制造恐怖，以强迫社会关注那些受苦的人。”他说道。几卷书的内容被他浓缩成了一句话。报纸将他描述成阴险狡诈、残暴和拥有“巨大力量”的人物，目击者证实他曾捐钱给在狱中的克里西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的妻子，并给她的孩子买衣服。一天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和苦役。但拉瓦尚尔事件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那个叫雷诺的服务员绘声绘色地向客人和记者讲述伤疤——辨识——逮捕的故事，他也因为这件英勇的作为而臭名远扬。结果，一位不知名的复仇者在维里餐厅投了一颗炸弹，炸死的不是雷诺，却是他的姐夫维里先生——这家店的老板。无政府主义刊物《悠闲老爹》（Le Père Peinard）用残忍的双关语“证实”（vérification）[4]为这一复仇行为喝彩。
但是这会儿警察已经发现了拉瓦尚尔的一系列罪行。包括从尸体上偷盗珠宝、谋杀一个92岁的吝啬鬼和他的管家，后来又谋杀了两个开五金店的老妪——她们从他身上赚过40苏钱，以及另一个没从他身上赚过任何钱的店主。“看见这只手了吗？它杀过的资产阶级有它的手指那么多。”有人曾引用过拉瓦尚尔的这番话。其间，他又平静地生活在寓所，教房东的女儿识字。
6月21日的审判在维里饭店复仇炸弹所引发的恐怖气氛中开始。所有人都猜测巴黎司法宫会被炸飞，司法宫被军队包围，每个入口都有警戒，陪审员、法官和律师们在警察的护卫下进入法庭。听到死刑宣判时，拉瓦尚尔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并预见性地补充说：“我知道会有人替我复仇的。”
面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既是穷凶极恶的罪犯，又保护不幸的人，并为他们复仇——无政府主义报刊出现了分歧。克鲁泡特金在《革命》上否认拉瓦尚尔是“真正可信的”革命者，而是“轻歌剧（opérabouffe）的变种”。其行动，他写道：“不是脚踏实地的日常准备工作，那些工作很少有人看见，却对革命至关重要。拉瓦尚尔这种人是完成不了这样的工作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就让他们随着资产阶级而去吧。”马拉泰斯塔同样在文艺无政府主义期刊《户外》（l’En Dehors）上否定了拉瓦尚尔的做法。
问题在于，拉瓦尚尔差不多属于但又不完全是自我无政府主义者（Ego Anarchists），这个派别有严肃的理论家一人——德国的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培育自我的（culte de moi）追随者上百。他们严厉鄙视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约束，承认个人“无政府主义地生活”的权利，这包括应一时之需的入室盗窃及其他犯罪。他们关注的是自己，而不是革命。这些“迷你波吉亚”的放纵行动经常是打着无政府主义的旗号，以同警察的枪战结束。公众对此又怕又恨，他们无法区分偏离常规的变体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而这两者的特点拉瓦尚尔都有。对于他所在的受压迫阶级，他确实有一丝真诚的怜悯与同情，以至于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将其比作耶稣。
7月11日，平静而毫无悔意的拉瓦尚尔走向了断头台，临行前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于是，事情一下子清楚了。一夜之间他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下层社会的英雄。《革命》杂志也推翻了先前的说法，宣告“会有人替他复仇”！在正在展开的复仇循环上添上一笔。《户外》为与拉瓦尚尔一同接受审判的共犯的子女开展募捐活动，捐赠者包括画家卡米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剧作家特里斯坦·伯纳德（Tristan Bernard）、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兼诗人埃米尔·范哈伦（Emile Verhaeren），以及即将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拉瓦尚尔还成为一个动词（ravacholiser），表示“彻底摧毁敌人”。一首叫“拉瓦尚尔”的歌也在街头流行，用了革命歌曲《卡曼纽勒》（La Carmagnole）的旋律，副歌的歌词是：
这一天会来，
这一天会来，
资产阶级都会被炸开。
拉瓦尚尔的意义不在于他的炸弹，而在于那场死刑的表演。与此同时，暴力事件在大西洋两岸接连喷发。
无政府主义对待性问题也和其他问题一样，是反对政府的。它也不乏风流韵事，其中一场将会在美国引起爆炸效应的事件此刻正在纽约酝酿。它的开端是1890年为干草市场烈士举行的纪念会。在会上发言的是德国流亡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他面孔扭曲，身体残疾，是纽约的无政府杂志《自由》（Freiheit）的编辑。
童年时一场意外后没人照料，使他的脸落下残疾。青年时代遭人嘲笑，孤独度日，四处流浪，有时挨饿，有时打零工，这些都是社会仇恨的自然诱饵。这种仇恨在莫斯特身上像海藻一样疯狂生长。他在德国习得图书装订的工艺，为革命报刊撰写怒气冲冲的文章，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国会担任过一期副职。他因为煽动革命而被放逐，一开始流亡英国，并在那里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自办了一份情绪激昂的杂志，发文热烈祝贺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杀事件，导致他被监禁18个月。在他还在监狱服刑时，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爵士被爱尔兰造反派刺杀于都柏林，他的同志们同样热烈欢呼。这回，好脾气的英国人也被惹恼了，《自由》被查禁。于是，莫斯特出狱后，带着他的报纸和热情来到了美国。
《自由》的煽动与残暴丝毫没有减弱，在某位读者看来似乎是“喷射着嘲弄、蔑视和反抗火焰的岩浆……散发的仇恨令人透不过气”。在泽西城的一家炸药厂秘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莫斯特出版了一份关于炸弹制造的手册，并在《自由》上肆无忌惮地详细讲述了黄色炸药和硝化甘油基炸药的使用方法。他的目的和他的仇恨一样是普遍化的，目标是通过“不留情面的”革命行动消灭“现有的阶级统治”。莫斯特对8小时工作制不感兴趣，称其为“该死的东西”，他认为8小时工作制即便实现也只能令劳动者的视线从真正的问题上——反抗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转移。
1890年莫斯特44岁，中等身材，灰白茂密的头发覆盖在一个大大的头上，脸的下半部分因为移位的下巴而扭曲向左侧。他是个严厉而愤世嫉俗的人，而他在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又是那么雄辩而激情四射，那令人厌恶的面孔已被忘却。一位女观众认为他的蓝眼睛富有同情心，而且他似乎同时“洋溢着仇恨与爱”。
在场的一位叫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人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她是刚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21岁，个性反叛，天生很容易激动。她当晚的同伴是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她一样也是俄国犹太移民，在美国生活了不到3年。俄国的迫害和美国的贫穷使这两个年轻人革命激情高昂。无政府主义成为他们的信条。艾玛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厂缝纫，每天10.5个小时，一周赚2.5美元，而她每月的房租就要花去3美元。伯克曼家境要好一些，在俄国的时候还能雇得起佣人，送他去预科学校念书。但这个家庭突然遭遇了经济上的困难，他最喜爱的叔叔因为革命情绪而被警察逮捕，再也没有出现。而萨沙（亚历山大）也因为写了一篇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而被学校开除。他现在已经20岁了，有“巨人般的颈项和胸膛”，前额突出，显得很好学，眼神聪慧，表情严肃。莫斯特关于殉道者的演说“充满张力和可怕的刺激”，艾玛便在萨沙的臂膀寻找“宽慰”。她的热情后来又把她引导向莫斯特的臂膀。这场安排的张力与任何资产阶级三角恋都没什么不同。
1892年夏，宾夕法尼亚州荷姆斯泰德，钢铁工人的工会正在罢工，以抗议卡内基钢铁公司减工资。这次减工资的目的就是打败工会，为了这场战斗，公司建造了一圈军用栅栏，上有倒钩电网，计划在罢工期间，通过平克尔顿职业介绍所再招聘300名工人，维持工厂的运作。此时的安德鲁·卡内基已经成了慈善家，他因此慎重地撤到苏格兰的一条盛产三文鱼的河流边度夏。同工会战斗的任务便转交给了亨利·克雷·弗雷克（Henry Clay Frick）。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也更愿意接这个活。他43岁，特别帅气，颜色很深的唇髭与短胡子融合。此人谦恭有礼，眼神有时会突然变得“非常冷酷无情”。他出身于宾州的大户人家，习惯穿显眼的深蓝色小细条西服，从不佩戴首饰。有一回匹兹堡的《领袖》报刊登了他的漫画，他很不愉快地告诉秘书：“这不行，这绝对不行。查查是谁的报纸，把它买下来。”
弗雷克新招聘的工人将在6月5日被带进工厂。他们乘坐着武装护卫的驳船穿越蒙诺葛海拉河，快要上岸时，遇到了罢工工人的袭击。后者的武器是自制的大炮、步枪、火药和沸腾的油。一天激烈的战斗过后，10人被杀，70人受伤，最后，流血的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把从平克尔顿雇用来的人撵出了厂。宾州州长派来8000民兵参加战斗，震撼了整个美国。被烟雾、死亡和喧哗包围的弗雷克发出了最后通牒，他拒绝和工会交涉，不让工人参加工会，解聘任何继续罢工的工人，并将其从家中驱逐。
“荷姆斯泰德！我必须去荷姆斯泰德！”伯克曼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叫道，艾玛拿着报纸冲进屋。他们觉得，那一刻是“行动的紧要关头……全国都反对弗雷克，这时候打他一拳，整个世界都会注意到我们的事业”。罢工的工人们不仅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了所有时代，为了自由的生活，为了无政府主义”——尽管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他们仅仅是“盲目地反抗”，伯克曼感到重任在肩，他需要“启发”工人斗争，给予他们“无政府主义的伟大愿景，仅靠这个，对现状不满的人们就会充满革命的意愿”。除掉一个压迫者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是“自由的作为，给予受压迫者生命和机会”。为这一事业牺牲是“每个真正的革命者最高的责任与考验”。
伯格曼登上去匹兹堡的列车，决心杀掉弗雷克，并努力活下来，直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为止。然后，在监狱里，他将“像林格一样死在自己的手上”。
6月23日，他自行来到弗雷克的办公室，以“某纽约职业介绍所代理人”的身份被允许进去。当时弗雷德正和他的副总约翰·利什曼（John Leishman）开会。伯克曼走进来，拿出左轮手枪开火了。他打中了弗雷克颈部的左边，接着又开一枪打中了右边，在他开第三枪时，手臂已经被利什曼扣住了，所以完全射偏了。流着血的弗雷克向伯克曼冲过去，利什曼也上来打他。他倒在地上，也把弗雷克和利什曼拉下来，三人纠缠着。伯克曼抽出一只手，设法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匕首，在弗雷克的两胁和腿上连刺了七刀。直到这个时候，副治安官和其他人才冲进办公室。
“我要看他的脸。”弗雷克小声说。他自己脸色苍白，胡须和衣服上血迹斑斑。治安官把伯克曼的头发往后一拉，于是弗雷克和他的袭击者四目相对。到了警察局，人们从伯克曼的身上（有人说是嘴里）发现了两管雷酸汞，正是林格用于自杀式爆炸的东西。结果，弗雷克活了下来，罢工被民兵镇压，而伯克曼在监狱中待了16年。
这一切吓得整个美国喘不过气。但无政府主义小圈子里的动静比公众的震撼更甚。8月27日，暴力歌颂者约翰·莫斯特竟背叛了他的过去，在《自由》上斥责伯克曼的刺杀行动。他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价值被高估了，在一个缺乏无产阶级意识的国家里，这样的行动无法动员起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英雄伯克曼，莫斯特则表示鄙视。当他在一次集会中再次发表以上观点时，观众席上一位复仇女神气愤填膺地站了起来，正是艾玛·戈德曼。她以马鞭为武器，跳上讲台，鞭子落在了她曾经的情人——莫斯特的脸上、身上。这场丑闻影响巨大。
毫无疑问，私人感情是莫斯特以及她的行为的动因之一。莫斯特有可能是学着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他们在拉瓦尚尔事件中已经开始怀疑暴力的价值。但是热诚的伯克曼和拉瓦尚尔不一样，他在爱情和革命运动上都是莫斯特的竞争对手，还更年轻，这当然令莫斯特又气又恨，于是他暴躁地攻击一位愿意为无政府主义行动牺牲的同志。这个令人震惊的背叛对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打击甚大，此后无政府主义再也没从中恢复。
但是，公众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只知道无政府主义的打击，或者攻击，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它的深处蕴藏着破坏性的力量，公众对此很是害怕，每一次攻击使恐惧进一步加深。在荷姆斯泰德事件的次年，恐惧爆发了，因为剩下的三位因为干草市场事件关押的犯人被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P·奥尔特盖尔德（John P. Altgeld）赦免了。这位州长性格怪异、严厉而热情，出生3个月就被人从德国抱到美国，度过艰辛的童年，从事过体力劳动。他16岁参加内战，学过法律，当过州检察官、法官直到成为州长，此外还做房地产生意发过财，几乎是个疯狂的自由派。他保证过，一旦取得权力，就会纠正那场军事法庭式的不公正判决。他这么做也和他与加里法官的私人恩怨不无关系。他在选举中获胜，当上州长之后，就立即启动了对审讯记录的研究，并在1893年6月26日发布赦免令以及一份1.8万字的文件，陈述原判决的不合法。他表明，陪审团成员已被买通，被“指定去宣判有罪”，法官对被告持有偏见，不愿意进行公平的审判，而州检察官已指出，至少其中一位被告的罪名是不成立的。这些事实在此前并非无人知晓，在判罪与绞刑之间的年月里，许多因为死刑判决而心神不安的芝加哥知名人士已经在私下里为赦免而奔走。实际上，那三位还活着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获得减刑的。但是，当奥尔特盖尔德将法律的“恶魔之角”曝光时，却撼动了公众对社会的根本性制度的信心。如果他是出于纯粹的宽仁而赦免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就不会这么激动了。但事实如此，他受到了报刊杂志、讲坛牧师以及各行各业重要人士的公开指责。多伦多的《刀报》说他鼓励“推翻文明”的行为。纽约《太阳报》更加气愤，用诗歌来讽刺他：
荒凉的芝加哥啊……
举起你虚弱而有罪的手
国家成残骸
高塔在崩坏
写下奥尔特盖尔德
在你的城门！
奥尔特盖尔德在换届选举中落败。尽管除了这次赦免外还有别的原因，他在1902年55岁去世前再没能担任公职。
以上事件正在展开之际，炸弹时代在西班牙爆发。它在那里，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来得更猛烈、更狂野、更过分，时间也更长。西班牙是国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种悲剧感。它的山峦是裸露的，它高耸的大教堂愁云惨淡，它的河流在夏天干涸，它伟大的国王中有一个生前就住在陵墓里。它的国家运动不是游戏而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危险仪式。被废除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曾概括过西班牙的特殊品质。她在1890年访问首都时写信给女儿：“悲伤的马德里啊，一切都格外异乎寻常。”
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为争取工人运动控制权的斗争中，最终获胜的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情况出现在西班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一切都更严肃认真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根深蒂固，一直影响到现代。西班牙和俄国一样像个汽锅，革命元素不断沸腾，冲撞着锅盖的紧紧压迫。教会、地主、宪兵（Guardia Civil）都在把锅盖往下压。尽管西班牙有国会和民主进程的门面，工人阶级其实并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发起改革和变化的法律途径。所以，无政府主义的感染力，以及它爆炸性的做法更受欢迎。但和“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不同，西班牙的形式更为集体化，因为必须如此。压迫太重，个人行动是没有希望的。
1892年1月发生了一场大爆炸，就像克里西劳动节事件一样，开启了一轮恐怖的报复袭击。平均地权者的起义是南方特有的，那里农庄庞大，地主却远在他乡，耕种土地的农民辛苦一天只能赚到买面包的钱。他们中的400人揭竿而起，以干草叉、镰刀和能找得到的枪械为武器，行军到安达卢西亚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解救5位同志，他们因为涉嫌谋划10年前的一场工人事件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里还要戴着镣铐。叛乱很快被军队镇压，指挥者中的4位被判处绞喉刑。这是一种西班牙特有的行刑方式，行刑人站在受害者身后，拿着一种木制的手柄，手柄间有一条头巾，转动手柄就能把反绑在柱子上的犯人勒死。其中一位叫萨苏埃拉（Zarzuela）的犯人临死前号召人们“为我们复仇”。
马丁内斯·德·坎普斯（Martínez de Campos）将军是西班牙政府的堡垒。他手段强硬，在1874年复辟了君主制。此后又打败了觊觎王位的卡利斯特派，镇压了古巴早期的暴动，并担任首相和战争大臣。1893年9月24日，他在巴塞罗那参加阅兵式。站在人群前排的有个叫帕拉斯（Pallas）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在阿根廷和马拉泰斯塔一起——就是这个人，连扔了两枚炸弹，杀死了将军的马、一名士兵和五个无辜的旁观者。但他想要杀的人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将军被摔在了马下，只受了轻伤。帕拉斯骄傲地供认，他曾计划杀掉将军和“他的所有陪同人员”。他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喊道：“很好！会有无数人继续我们的事业。”他被允许同他的孩子告别，但是出于某种野蛮的原因，不能与妻子和母亲告别。对他的判决是：背对行刑队，被射杀，这又是另一种西班牙式惩罚。他临死时重复了安达卢西亚的呼喊：“复仇是可怕的！”
复仇在几个星期内就来了，仍然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首府[5]；就死亡人数而言，是最致命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袭击。1893年11月8日，差不多是干草市场的纪念日。这一天也是利休剧场（Teatro Lyceo）歌剧季的开幕日，衣着华丽的观众们正在听《威廉·退尔》。这部关于反抗暴君的歌剧才唱到一半，两枚炸弹就从楼座上扔了下来。其中一枚引爆了，一下就炸死了15个人，另一枚尚未爆炸，但随时可能爆炸。一场“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喧嚣开始了，到处是尖叫和咒骂声，人们争相跑向出口，“为了逃离现场，不论什么年龄和性别，都好像野兽”。后来，受伤的人被抬了出来，华服被扯烂，刷了浆的白衬衫上溅着血，聚集在剧院外的人群“把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都骂了个遍”，一位记者这么写道。此后还有7人重伤不治死亡，最终22人死亡，50人受伤。
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同样凶猛。所有已知的对社会不满者的俱乐部、家庭、集会场所都遭到了警察的搜查。成百上千个人被抓捕，扔进了蒙就伊克（Montjuich）的地牢。这座重兵把守的牢狱处在海拔700英尺（约210米）的山上，看守着港口和巴塞罗那这座长期叛逆的城市，做好镇压一切叛变的准备。牢房已经人满为患，新来的犯人不得不暂时被铐在停泊其下的军舰上。因为这一次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杀掉了这么多人，残酷的拷问开始了。犯人被烙铁烫伤，在鞭打下不停地走上30、40甚至50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西班牙特有的一些其他的刑罚，不愧是裁判异端的国度[6]。凭借这种拷问所获取的情报，警察在1894年1月逮捕了一个名叫桑迪亚哥·萨尔瓦多（Santiago Salvador）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认歌剧院事件是为了给帕拉斯复仇。被逮捕之后，他的同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实施了一起爆炸事件，杀死了两名无辜的民众。政府的答复是判处6名在监狱的酷刑下招供者死刑。至于分别用手枪和毒药两次自杀未遂的萨尔瓦多，则在7月单独审判，于11月被处死。
西班牙歌剧院的恐怖事件震撼了所有权力机构。甚至英国政府也开始思考，准许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公开宣传的做法是否合适。当三天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准备召开传统的干草市场烈士纪念会时，议员开始质疑自由党内政部部长阿斯奎斯的做法，因为他提前同意了该集会的请求。阿斯奎斯耸了耸肩，觉得此事不值得理会，但却遭到了反对党贝尔福先生的“打压”，一位记者这么说。贝尔福以他懒洋洋的方式指出，扔炸弹的权利不是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在公共集会上讨论。社会组织差也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也许是被贝尔福的话说服，也许是西班牙死亡事件令他犹疑，总之阿斯奎斯收回了原先的话，在几天之后宣布：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会威胁社会秩序”，任何无政府主义公开会议都不会被批准。
此时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集中在“自主”（Autonomie）俱乐部的俄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流亡者，还有另一个无政府团体，由生活和工作在东区的犹太人组成，他们贫穷而绝望，出版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工人之友》（Der Arbeiter-Fraint），聚集在白教堂一家名叫“国际”的酒吧。而英国的工人阶级对此不怎么感兴趣，个人的暴力行为还是对于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言更自然些。但偶尔还是有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那样充当火炬手的知识分子，但他主要的兴趣还是自己的乌托邦想象，而且80年代影响力就不如以前了。他创立、编辑的《公益》（Commonweal）杂志的领导权也输给了更好斗、更平民化且更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杂志《自由》（Freedom）是另一个团体的宣传工具，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克鲁泡特金。还有一份杂志叫《火炬》（The Torch）——威廉·罗塞蒂[7]的两个女儿担任编辑——传播的是马拉泰斯塔、福勒，及其他法国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
1891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文发表，一位奇异的新成员像华美的蝴蝶一样点燃了无政府主义运动，随即又飞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奥斯卡·王尔德。他被克鲁泡特金的人格深深地感动，在一个“权威和压迫绝对不存在”的社会里看到了艺术家的自由。与文章的题目相左，王尔德其实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和任何一位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因为它“崇尚权力”。如果政府和经济权力结合，“如果简而言之，我们将迎来工业专制，那么人类最后的状况会比最初更惨”。王尔德的想象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它解放了人类的个性，艺术家终能显示出自身的价值。
其间，法国的袭击事件还在继续。1892年11月8日，在反抗卡莫矿业公司的罢工过程中，有人在该公司位于巴黎歌剧大道的办公室投了一枚炸弹。门卫及时发现了炸弹，把它抬到公司的街旁，接着由一位警察小心地运送到最近的好孩子街（Rue des Bons Enfants）分局。就在警察运送的过程中，炸弹爆炸了，破坏极大，其他5名在场的警察同时遇难。他们被炸得粉碎，碎裂的墙壁和窗户上血肉四溅，手臂和腿的断块到处都是。警察的怀疑集中在了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身上，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激进演说家福都纳·亨利（Fortuné Henry），在巴黎公社中被判死刑后逃亡西班牙。但是当人们排查埃米尔·亨利当天的行动时，却发现他不可能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歌剧大道，所以暂时没有拘捕他。
警察局爆炸事件令巴黎陷入恐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炸弹会出现在哪里。因为大多数巴黎人住公寓，邻居中任何与警察、法律有关系的人都被视作祸患，甚至房东还会请他搬出去。一位英国游客写道，整个城市因为恐惧而“完全瘫痪”。上层阶级“再一次重温公社时代。不敢去戏院、餐馆，去和平街的时尚商店购物，或者赶车经过博伊斯，因为他们怀疑那儿的每一棵树后都藏着无政府主义者”。可怕的流言纷纷：无政府主义者在教堂埋下地雷，往城市蓄水池倾倒氰酸，藏在出租马车的座位下，随时准备跳出来抢劫乘客。郊外聚集着待命的军队，游客逃离了城市，旅馆空空，公交车也没有乘客，戏院和博物馆被封锁。
不管怎样，当时的事态也惹得民怨丛生。共和国刚从布朗热政变（Boulanger coup d’état）中幸免，还没有喘过气的当口，又因为在巴拿马贪污丑闻中的关联而蒙羞。1890—1892年法国国会每天都不断发现与巴拿马财政有关的贷款、贿赂、非法基金，及兜售政治影响力的现象，以至于最后据说104位议员都牵涉其中，甚至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也因此遭到诋毁，失去了国会席位。
当国家的威望陷入低谷，无政府主义就相应地蓬勃起来。知识分子对它眉来眼去。大多数人心中都埋藏着对政府的憎恨，而此时某些人的憎恨快要爆发了。好比胖子心中总有个瘦子闹着要冲出去，即便是有身份的人心里也藏着个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这个小人的哭喊声在90年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中则更常听闻。因为写作才华而多次担任公职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在《法律的敌人》（l’Ennemi des Lois）和《自由的人》（Un Homme Libre）中大唱无政府主义哲学的颂歌。诗人骆朗·泰安德（Laurent Tailhade）将无政府主义社会吹捧为“神赐的时光”，使贵族成为知识分子，“普通人亲吻诗人的脚印”。文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响应了马拉美、瓦莱里等人的象征主义。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因为害怕权威，也被无政府主义吸引。他憎恨所有穿制服的人：警察、职业军官、信差、门房、仆人。据他的朋友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说，他视房东为变态，部长为小偷，律师和金融家令他呕吐，他容忍的只有小孩、乞丐、狗、某些画家以及非常年轻的女人。“他坚定地相信，这世上无须任何痛苦。而使他暴怒的东西却始终存在。”一位朋友说道。在画家之中，毕沙罗为《悠闲老爹》杂志画画，几位卓越而野蛮的巴黎插画家（包括泰奥菲·史丹林）在内，在无政府主义杂志中抒发对社会不公的反感。有时法国总统身穿脏兮兮的睡衣，出现在讽刺漫画上，以至于报刊次日无法刊印。
这些短命的杂志、公报有不少，名字诸如《无政府主义者》《初阳》《黑旗》《人民公敌》《群众的呼声》《火炬》《鞭子》《新人类》《坚不可摧》《极端革命》《土地与自由》《复仇》等。自称为“反爱国者同盟”或“自由意志者”的团队在阴暗的过道开会，成员们在座椅上表达对国家的蔑视，讨论革命，但从不组织起来，从不隶属于什么机构，不承认任何领导，不做出任何计划，不服从任何指挥。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在拉瓦尚尔事件中的恐慌，在巴拿马事件中的腐败，表明它已经摇摇欲坠。
1893年3月，一个叫奥古斯特·瓦扬（August Vaillant）的32岁男人从阿根廷回到巴黎。他想去新世界建立一番新生活，却失败而归。他是一个私生子，母亲怀胎十月后和不是他父亲的人结婚，而此人拒认这个小孩，把他送出去寄养。12岁时，这个孩子只身在巴黎，无依无靠，以零活、小偷小摸和乞讨为生。不知怎么的，他上了学，找到白领工作，曾一时编辑短命的周刊《社会主义联盟》，但很快，就像其他失去财产的人一样，他被无政府主义小圈子吸引。作为独立组织同盟（Fédération des groupes indépendants）的秘书，他与无政府主义发言人有接触。其中有个叫萨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的人，“声音和谐，亲切悦耳”，用词华丽，举止高雅，可以使任何听他说话的人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瓦扬结了婚，与妻子分居，但抚养了他们的女儿西多尼，并有了情人。他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论者，一直到死都没有与家庭彻底分离。在阿根廷创业失败后，他再次试图在巴黎谋生。结果，像他的同时代人、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Knut Hamsun）一样，饥饿地在奥斯陆的街道徘徊，受尽羞辱——“常吃闭门羹，许诺没有后文，被粗暴地拒绝，满怀希望，努力尝试却全部化作泡影”。最后挫败到找工作时都没有体面的衣服了。买不起鞋的瓦扬在街上捡了一双被人丢弃的胶鞋穿。终于，他在一家炼糖厂找到一天3法郎的工作，却无法支撑三口之家的生活。
他又羞又恨地看着饥饿的女儿和情人，从一个没能建造出的世界中醒悟，决定终结自己的生命。但他不会默默地死去，他要哭喊着抗议。“这声哭喊属于整个阶级的人，他们要求权力，在不久的将来，会把行动和语言结合起来。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加快新时代的到来，我会死得心满意足。”他在行动的前夜写道。
瓦扬并不忍心杀人。他的计划还是有些逻辑的。在他看来，丑闻不断的议会代表着社会的痼疾。他在炖锅里用钉子和不到致死剂量的炸药制造了一枚炸弹。在1893年12月9日的下午，他带着炸弹来到众议院的走廊上坐下来。在场有人观察到：一个高大憔悴、脸色苍白的人站起身来，把一个东西用力扔进了辩论的人群中。瓦扬的炸弹在火炮的轰鸣中引爆了，金属片四溅到议员的身上，有几个人受了伤，但没有人死亡。
消息一传开，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位工作热忱的记者更使此事深入人心。在那天晚上一场《笔尖》（La Plume）杂志举办的宴会上，他问了在场几位名人的意见，包括左拉、魏尔伦、马拉美、罗丹和骆朗·泰安德。泰安德的回答崇高而充满韵律：“如果姿态美好，又何必在乎受害者？（Qu’importe les victimes si le geste est beau？）”这句话次日早上发表在《杂志》（Le Journal）上，很快因为太触目惊心而被收回。那天早上正是瓦扬自首的时候。
整个法国都理解他，有一些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甚至还同情他的做法。讽刺的是，这些同情者来自极右翼、反对共和国的人士，包括保皇派、耶稣会、游离的贵族人士和反犹主义者。他们出于自身的理由鄙视资产阶级国家。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的作者和《自由言说》（La Libre Parole）的编辑，曾在巴拿马丑闻中向牵扯其中的犹太人大发脾气。如今，他写了一篇题目含义隽永的文章“泥、血、金——从巴拿马到无政府主义”。他说道：“有血性的人在巴拿马的泥土中诞生。”嫁入三大公爵世家之一的德乌采兹（d’Uzès）公爵夫人愿意为瓦扬的女儿提供住所和教育（而瓦扬则更希望由萨巴斯蒂安·弗雷来监护她）。
怒火中烧的政府决心断了无政府主义的根，下令扼杀它的宣传。瓦扬炸弹事件两天后，议会全票通过了两道法令，印刷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恐怖主义行动的传单都是非法的，有恐怖行动意图的宣传也属非法。尽管被称作是恶棍法令（les lois scélérates），却不存在不合理的措施。因为行动宣传正是恐怖行为的主要诱因。警察搜查了无政府主义咖啡馆和集会场所，发出了2000份逮捕令，驱散了俱乐部和讨论组，查封了《反叛》和《悠闲老爹》，逼得无政府主义者逃出法国。
1月10日，瓦扬走进审判庭，站在了5位穿着红色法衣、戴着金边黑帽的法官面前。罪名是故意杀人，但他坚持自己的目的只是伤害。“如果我真想杀人的话，会用更多的火药，在容器里放弹药而不是钉子。”他的律师，注定要在另一场案件中制造戏剧性和暴力场面的麦特尔·拉博里（Ma tre Labori），此时以“急切地诘问苦难”（un exaspéré de la misère）的精神为他辩护。拉博里说，有罪的是议会，因为它无法“使三分之一的贫困国民得救”。拉博里的努力并没能使瓦扬脱罪，他仍被判处死刑。这也是19世纪第一例没有杀人却被判死刑的案例。审判、裁定和宣判在一天内匆忙做完。宣判一出，总统萨迪·卡诺就受到赦免请求的攻击，其中一份还是60名议员在阿贝·勒米尔（Abbé Lemire）的带领下所写，勒米尔就是被炸伤者之一。愤怒的社会主义者儒勒·布雷顿（Jules Breton）预言卡诺总统“将冷酷地宣布死刑。如果他有一天被炸弹炸死，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同情他的”。作为煽动杀人的言论，布雷顿获刑两年。这也成为瓦扬事件的第二个评论。此事将以奇怪而邪恶的巧合收尾。
政府无法赦免一名攻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卡诺也拒绝修改判决，瓦扬的处决在1894年2月5日照常进行。他在临行前高呼：“打倒资产阶级社会！无政府主义万岁！”
一系列死亡事件加速发生。瓦扬走上断头台后仅7天，复仇行动就开始了。恶毒而非理性的爆炸令公众的生活如噩梦一般。这一回，炸弹的目标不是任何法律、财产或国家的代表，而是街道上无辜的人。它引爆在圣拉萨尔车站的终点咖啡馆（Café Terminus）。“平静而普通的市民在此喝一杯酒，准备回家睡觉。”《杂志》写道。1人死亡，20人受伤。后来人们知道，其实是店主按照自己疯狂的逻辑行事。还没等到对他宣判的那天，巴黎的街头又添新的爆炸事件。在圣雅克街（Rue St-Jacques）的一次杀了一个过路人；在圣热尔曼新市区（Faubourg St-Germain）的爆炸没有什么损害；第三次是在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让·保韦卢（Jean Pauwels）的口袋中引爆的，当时他正在去玛德琳（Madeleine）教堂的路上。此人在爆炸中身亡，并被证实是前面两次爆炸的元凶。1894年4月4日，第四次爆炸发生在高档餐馆福约（Foyot），尽管并没有杀死人，却发生在了骆朗·泰安德眼前，他正好那天去这家饭店就餐。而在4个月前，他还因为“美好的姿态”对受害者不屑一顾呢。
公众的歇斯底里情绪不断增长。在一次戏剧表演中，后台的布景咔嚓一声掉下来。半数的观众竞相往出口跑，边跑边叫：“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炸弹！”各家报纸增加了以“炸弹”为名的每日公告栏。4月27日的终点咖啡馆爆炸事件开庭时，人们见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理念从对人类的热爱转变为憎恨的可怕能力。
被告原来是上次卡莫煤矿办公室爆炸事件中的嫌疑人埃米尔·亨利。那一次他杀掉了5名警察。已经因为终点咖啡馆爆炸受指控的他，声称另外几起死亡事件也是他的功劳，尽管并没有找到证据。他说在终点咖啡馆放炸弹是为了给瓦扬复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杀掉“尽可能多的人，预计是15死20伤”。实际上，警方已经在他家里发现了足够制造12或15枚炸弹的器材。亨利冷酷的热情，知识分子式的骄傲和对普通人的蔑视，使他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圣鞠斯特”。他曾是个出色的学生，被神秘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录取，却因为侮辱教授而被开除。离开学校后在布店做店员，每月120法郎。22岁的他和伯克曼一道成为受过最好教育、最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杀手，也是他们当中最直率的。
在狱中，他写了一份篇幅很长、论证严密的报告，讲述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犬儒主义和不公平的体会，他“非常尊敬个人主动性”，以至于不会加入像牧群一样的社会主义群体，以及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这篇文章表明他完全熟稔克鲁泡特金、邵可侣、格雷夫、弗雷等人的著作，尽管他否认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分青红皂白，吞下这些理论家的全部或任一部分思想的“盲目信徒”。
但在解释选择终点咖啡馆的原因时，他一下子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说，到这里来的人“都是那些对既有秩序满意的，那些资产和国家的雇员和帮凶……那些月薪300至500法郎的小资产阶级，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反动，仇恨穷人，站队到强者的一边。他们就是终点咖啡馆和其他大咖啡店的主顾。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下手了吧”。
在法庭上，他被法官谴责危害无辜生命时，他冷漠而高傲的答案应该被文在无政府主义的横幅上。他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是无辜的。”
至于“与行动宣传脱离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比如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在拉瓦尚尔事件中的表现，亨利说：“试图在理论家和恐怖分子中划出微妙界限的人，他们是懦夫……我们带来死亡的人知道如何接受死亡……我不是你们要杀的最后一个。你们在芝加哥、在德国、在赫雷斯、在巴塞罗那、在巴黎都杀了不少人，但有一样东西你们无法摧毁：无政府主义。……它是对既有秩序的暴力反抗。它的结局会要了你们的命。”
亨利自己坚定地接受了死亡。甚至刻薄的克列孟梭在1894年5月21日的处决现场都觉得感动和不安。他看见亨利“像受折磨的基督一样的脸，惨白得可怕，充满无法消解的仇恨，试图将知识分子式的骄傲强加在他孩童般的身躯上”。这个死囚尽管身被束缚，仍然走得很快，踏上断头台，环视四周，用那沙哑的声音忍不住叫道：“鼓起勇气来，同志们！无政府主义万岁！”社会交给亨利的答案在那个时候的克列孟梭看来是“残暴的行为”。
下一次打击接踵而来。这是法国系列中的最后一次，受害者也是最重要的人，尽管杀手不太引人注意。1894年6月24日，里昂，访问当地举办的世博会的总统萨迪·卡诺被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工人刺死，后者大声呼喊着：“革命万岁！无政府主义万岁！”总统当时乘坐着敞篷车穿越人群，对护卫说，允许愿意过来的人们靠近他。所以，当一个拿着卷起来的报纸的年轻人在第一排向前挤的时候，警卫没有制止他。他们以为报纸里包的是花，其实是一把匕首。年轻人猛力刺向总统，刀刃深入下腹6英寸（约15厘米）。卡诺三个小时之内去世。他的妻子在第二天收到一封袭击前寄出的信，收信人是“卡诺寡妇”，附上了拉瓦尚尔的照片，以及一行字“他的仇报了”。
杀手是一个面包师的学徒，还不到21岁，名字叫桑托·卡斯里奥（Santo Caserio）。他生于意大利，在政治动荡的米兰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结识。18岁时，他因为向士兵散发无政府主义传单而获刑。追随着焦躁不安、惹是生非的人物，他漂流到瑞士，继而是法国南部的赛特（Cette）。他在那里找到工作，并加入了当地名为“橡树之心”（Les Coeurs de Chêne）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正思索着瓦扬事件以及总统拒绝给其缓刑的时候，从报纸上读到了总统即将来里昂访问的消息。卡斯里奥决定立即开始一项“伟大的行动”。他请了假，并要来被拖欠的20法郎。他用这些钱买了匕首，登上去里昂的火车。在那里，他跟着人群，寻找下手的机会。
接下来，在警方和法庭的控制下，他很温顺，保持微笑和平静。他苍白的、相当平常的温和的脸，在一位记者眼中像是“擦满白粉的丑角皮埃罗，被两只倔强的蓝眼睛照亮。可怜的胡须的阴影装饰着嘴唇，好像长那里令它觉得很抱歉”。在审讯和判决的过程中，他一直保持平静，相当理性地谈论他所着迷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他描述自己的做法是蓄意的“宣传行动”。他唯一一次的感情表示是在提到母亲的时候。他和他母亲的感情很深，流亡在外时一直定时通信。狱卒在8月15日处决的那一天，把他叫醒，他啜泣了一阵，但在去断头台路上就再没做声了。当他的脖子架在台子上时，他咕哝了一句话，有些人认为是传统的“无政府主义万岁！（Vive l’anarchie）”，而其他人则认为是“A voeni nen”，这在意大利伦巴底方言中的意思是“我不想”。
无政府主义杀掉法国总统之时，它在法国的运动到达了顶峰，此后，突然与政治现实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面对面的无政府主义退却了。然而，一开始，无政府主义看起来会迎来殉难或者宣传的大好时机。政府决定向冒犯者开炮，在8月6日上演了一场大型审判，针对30个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此证明理论家和恐怖主义者之间存在密谋。但是为大众所知的恐怖主义者已经被处决了，政府能抓到的只有三个差不多是“强盗”的人，没有一个是拉瓦尚尔一类的。至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爱理塞·邵可侣已经离开法国，但他的侄子保罗·邵可侣和让·格雷夫、萨巴斯蒂安·弗雷以及其他人还在被告席上。没有政党或法人机构作为被告，公诉方就像缺乏犯罪事实一样艰难。尽管如此，它指控所谓“宗派”以破坏国家为目的，通过宣传鼓励偷窃、抢夺、纵火和谋杀，“在行动过程中，宗派的成员按照各自的性情和设备互相合作”。可能是害怕弗雷难以抗拒的演说能力，说话的只有公诉方，几乎没有允许被告人开口，有限的几次开口也令公诉方后悔不已。第一个称赞印象主义的艺术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elix Fenéon）也在被告席，主持审判的法官说：“有人看见你在路灯后和无政府主义者谈话。”
“能告诉我吗？尊敬的法官，”费内翁回答说，“路灯后具体是在哪里？”
由于没有与行为相关的证据，陪审团宣告除了三个强盗以外的所有人无罪。只有那三人被判了刑。法国人再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常识。
陪审团理智的判决使无政府主义失去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讼案（cause célèbre），但它的衰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被自身造成的无力感困扰，它无法引起注重实际的法国人的兴趣。恐怖行为结不出果实，这一点已经被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邵可侣甚至约翰·莫斯特认识到了。在寻找其他方式推翻国家的过程中，他们总是被自身固有的悖论绊倒：革命需要组织、纪律和权威，无政府主义不允许这些元素出现。它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尴尬的处境。
1896年在伦敦成立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因为无政府主义团体拒绝接受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而开除了他们。后者于是在1900年的巴黎自行成立了一个代表大会。他们努力达成一个同志们都能接受的联盟方式，但所有的提案都被一心信奉单纯目标的让·格雷夫否决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尝试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一个短命的国际事务局宣告成立，但是因为缺乏支持，很快终止运行。
但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拒绝仍然有一种悲剧意义。正如接受耶稣会教育的萨巴斯蒂安·弗雷在某个认清现实的瞬间所说，“所有革命的结局都是新的统治阶级的重现”。
在此期间，另一种现实主义者开始与工人运动妥协。法国工人阶级想要的是每天工作8小时，不是议会的炸弹，或被刺杀的总统。但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为之奋斗的必要性。因此拉瓦尚尔成了他们的英雄，大街小巷都是关于他的歌曲。自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处于屈从的状态；正是无政府主义把他们扶了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于集体行动，于是在1895年——最后一次暗杀（attentats）的次年——成立了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即法国总工会。
对于受自身悖论困扰、充满挫败感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该联盟有着强大的推动力。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加入工会，把他们的信条，只要能用的，都带进来。这一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公会实践的结合被称为工团主义（Syndicalism），来自法语表示工会的词“syndicat”。尽管让·格雷夫之类“纯粹”的极端主义者回避这种更改过的形式，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却得以在1895年至1914年继续发展。
它的教义是通过大罢工进行直接的行动，它的新领袖是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在他的旗帜下，大罢工将取代行动宣传。索列尔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发展了自身的夺权意识时，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训练培养革命意志的方式是使用暴力。工团主义者继续抵制国家以及任何想与其合作的人，比如社会主义者。就像无政府主义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对折中的改良措施不屑一顾。罢工就是一切，没有其他。他们保存了以往运动的精力，却丢掉了灵魂中那惊人而疯狂的独立性。
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死亡循环还远没有结束。1896年6月7日，巴塞罗那在欢庆圣餐节，一枚炸弹投向宗教游行的队伍中，当时这个队伍正在主教和巴塞罗那司令官的带领下进入教堂的大门。炸弹的目标——教会和军队的两位代表安然脱险，却另有11人致死，40人受伤。场景血腥恐怖，堪比3年前的歌剧院屠杀。无政府主义者成功地让整个西班牙陷入恐慌，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Antonio Canovas del Castillo）。
1895年被召回，继续第五次任期的卡诺瓦斯“出身贫寒”（当时的表述如此），在工程界、新闻业、外交界打拼，扶摇直上，竞选进入国会，最终登上保守党的权力顶峰。他是1874年王政复辟的政治臂膀。除了从政，他还写诗，做文艺评论，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作家卡尔德隆（Calderón）立传，编纂十卷本的西班牙史，还担任皇家历史学会的主席。他收藏绘画、稀有瓷器、古钱币和手杖，住在马德里一处奢侈的宫殿，总是身穿黑衣，和弗雷克一样，从不佩戴庸俗的珠宝。在共和党眼中，他是反动的化身；在其他人看来，他是当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无论怎样，他被公认是唯一一个可以团结整个保守党，并稳定古巴殖民地形势的人。虽然他规划了一套古巴自治的方案，但也派出了魏勒（Weyler）将军平定叛乱。与前任的自由党首相相比，卡诺瓦斯手腕很硬，他的做法也开始产生效果。无政府主义者对卡诺瓦斯下毒手，并不会感到良心不安。
在他的批准下，大规模的逮捕开始了。超过400人被投入监狱，政府也和往常一样，利用这个借口打击政权的所有敌人，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教会者，还是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党人。蒙特惠奇山监狱又一次传来绝望的呼喊，紧随其后的是总检察长可怕的报告，要求在84位受指控的犯人中至少有28人被判死刑，审判在军事法庭进行。西班牙议会在歌剧院事件后通过了一道法令，所有涉及炸药的案件都由军事法庭受理，并对有罪的人判处死刑。至于通过演讲、文章和图片宣传暴力的人，则被判处终身监禁。审讯在蒙特惠奇山的石墙后进行，只有军事人员才准许出席。对外宣布的判决只有8人判处死刑，其中4人缓刑，4人处决；76人判处监禁，刑期从8年到19年不等，其中61人被放逐到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西班牙的魔鬼岛。
与此同时，外界听说了关于1893年蒙特惠奇山虐囚的第一手报告。加泰罗尼亚人士、巴塞罗那理工学院院长特里达·德尔·马莫尔（Tarrida del Marmol）因自由主义言论遭到逮捕，他题为“西班牙调查”（Les Inquisiteurs de l’Espagne）的报告1897年发表于巴黎，引起惊骇和抗议。这篇文章还包含了一封求助信，是死去的狱友在行刑前所作，写给“地球上所有好人”。信中写到他是如何在深夜被从牢房押到悬崖，狱卒以枪相逼，要挟他重复军官说的所有话。他拒绝这么做，于是狱卒上前拧他的生殖器官，而后回到监狱，拷问还在继续。他被吊在牢房中10小时，还被强制步行了5天。“终于，我按照他们的要求表态，在脆弱和胆怯之际签下了认罪书。”
一段时间过后，到了1897年8月。卡诺瓦斯首相到巴斯克山区的温泉疗养所圣阿盖达山度假。在他享受平静时光的中途，注意到一位金发年轻旅客，此人举止得体，以带意大利口音的西班牙语向他礼貌地致敬。卡诺瓦斯对他产生了好感，便问秘书是否认识这个年轻人，随后得知他是以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驻外记者的身份登记的。一天早上，首相和夫人坐在阳台看报纸，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人突然出现，从口袋中掏出左轮手枪，离卡诺瓦斯有3码（约2.7米）远的距离，当场杀死了他。卡诺瓦斯夫人受愤怒和悲伤的刺激，冲向拿着手枪的人，用手中的扇子向他的脸打去，哭喊道：“杀人犯！刺客！”
“我不是刺客，”这名意大利人断然回答，“我是无政府主义同志的复仇者，和夫人您无关。”
逮捕和审讯后得知，他的真名是米歇尔·安乔里罗（Michel Angiollilo）。他在意大利军队服役时曾因为三次不服从上级遭到处罚。复员后他当了印刷工，这个行业和无政府主义走得很近，也许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和印刷品寻找联系，不然就是和印刷品的联系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无论怎样，安乔里罗很快就因为印刷颠覆性文献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1895年，他在马赛和一些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秘密出版社失败后，来到了巴塞罗那，又在圣餐节爆炸事件后离开。他游荡于比利时，然后是伦敦，为了杀掉“下令大规模拷问和处死无政府主义者”的西班牙首相，他在伦敦买了把左轮手枪。回到西班牙后，他在马德里跟踪过卡诺瓦斯，但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跟着他来到圣阿盖达山。接受军事法庭审讯一周后，他试图阐发无政府主义原则，却被法庭责令保持沉默，他喊道：“我必须为自己辩护！”法庭不予理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在绞喉的刑场上，他拒绝宗教仪式，始终沉着冷静，临危不惧。
欧洲的新闻业沸腾了，强烈要求齐心协力镇压“疯狗”一般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人们感到，失去卡诺瓦斯这样地位的人，对于西班牙一定意义重大，纽约的《国家》甚至认为这是西班牙的“国难”。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死属于那种导致历史事件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意外事件。卡诺瓦斯死后，自由党人成功上任。当时，报业巨头赫斯特（Hearst）制造的反对“屠夫”魏勒的狂野号叫正响彻美国[8]。自由党政府很快退缩了，就在快要恢复秩序的当口，魏勒将军被调离，于是古巴暴动急遽再起，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提供了故意制造美西战争的借口。如果卡诺瓦斯还活着，这个借口将不会存在。
他的死确实事出有因，但其后3年内发生的三起死亡事件中的两起则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部分是无政府主义宣传所暗示的产物，更多原因则在于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使得当时群情嚣然，刺客获得英勇的恶名，这成了心智不健全者的麻醉品。
首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898年9月10日，日内瓦勃朗峰桥（Quai Mont Blanc）的一艘大湖汽轮上。这是致命的汇合点，两个在真实世界中毫无关联的人相遇在疯狂的一刻，就像一道闪电夺去小孩的性命一样，无法用常理解释。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佛朗兹·约瑟夫皇帝之妻，另一位是流浪的意大利工人路易吉·路切尼（Luigi Lucheni）。
伊丽莎白堪称欧洲最美丽而又最忧郁的皇室成员。16岁即结婚加冕，到了61岁仍然为了逃离忐忑的灵魂，烦躁不安地在各处游荡。她以可爱的相貌，1码（约0.9米）长的金发，修长的身姿和流动的步伐闻名于世。她是“魅力的化身”，光耀会场；但同时也受“舞会头痛”的折磨，在公众场合必须以扇遮面。罗马尼亚王后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说她是“仙女的孩子，长着看不见的翅膀，一旦觉得世界无法忍受，就飞到别的地方”。她创作浪漫的诗篇，还见证自己的儿子结束生命的过程，那是19世纪最伤感、最悲剧的自杀事件。她的表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因为发疯投水自杀；她丈夫的哥哥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墨西哥被宪兵队枪杀；她的妹妹在巴黎一场义卖会失火时被烧死。“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重负，”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沉重得像身体的疼痛，我宁愿死掉。”她会突然冲到英格兰或爱尔兰，在猎场最易出事故的地段横冲直撞，骑马翻越篱笆。在维也纳，她训练自己表演最危险的马戏团马术。她时不时采取疯狂的节食措施，每天的营养仅限于一个橙子或一杯牛奶。当她体质差到无法骑马打猎时，她又沉溺于疾走的狂欢，一次走上6到8个小时，没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她要找的东西很简单——“我渴望死亡”，在抵达日内瓦前的4个月，她在信上如此告诉女儿。
9月9日那天，她造访了阿道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Baroness Adolfe de Rothschild）的湖边别墅。这个偏远的私人园林装点着驯服的小豪猪、奇异的鸟和黎巴嫩雪松，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去处。第二天，在离开宾馆前往大湖汽轮的路上，意大利人路切尼正等着她。
这个从洛桑来的年轻人最近作为可疑人物被通报给警察。他因为建筑工伤住院治疗，医院的勤杂工在他的包裹里发现了写有无政府主义歌曲的笔记本，里面还画了一根写有意大利语“Anarchia”[9]字样的短棒，画的下方用意大利语写着“献给翁贝托一世”。瑞士警方早已习惯了各种对社会不满的激进分子以及流亡者，并不认为有足够的理由逮捕或监视路切尼。
据他和医院勤杂工所说，他的母亲18岁时怀了私生子，自行前往巴黎，在那个拥有纭纭百万众生的城市生下了儿子。回到意大利后，她把孩子丢在帕尔马的贫民院，自己消失去了美国。
她的儿子9岁就在意大利铁路打零工，按日计酬。后来，他入伍意大利军队骑兵队，表现良好，被升为下士。1897年退伍时，他既没有存款也没有前途，便跟随原来的上尉阿勒冈王子（Prince d’Aragona）当男仆。在加薪的要求被拒后，他气愤地离开了。后来，他又要求回来工作，却因为太不服从管理、不适合做家务活而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又失去工作的路切尼开始读起了《鼓动者》（L’Agitatore）、《社会主义者》（Il Socialista）、《前进》（Avanti）等革命报刊和小册子，这些刊物当时的主题是德雷福斯事件表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本质。他们宣称，只要有一个参孙[10]，就能一拳打倒整个国家。现在到达洛桑的路切尼向他以前在骑兵团的战友寄去这些剪报，附着他自己写的评论。当论及一位在争吵中被杀的工人时，他和朋友说道：“啊，我太想去杀个什么人了。但一定要是重要人士，能在报纸上看到的。”他参加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一起激烈讨论策划震动世界的英雄事迹，当时意大利国王翁贝托是最受欢迎的谋杀目标。
此同时，瑞士报纸刊登了伊丽莎白皇后即将访问日内瓦的消息。路切尼想买一把短剑，但是身上的钱还不够12法郎。于是他在家用锉刀自制了一把匕首，小心地打磨光滑，放进木柴制作的手柄中。当皇后和她的女侍臣辛塔蕾伯爵夫人（Countess Sztaray）走向勃朗峰桥时，路切尼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他举着手冲过去，停下来仔细看了阳伞下的人，确认了皇后的身份，然后把匕首刺向她的心脏。她4小时后去世。路切尼被两个宪兵捉住，这个伟大的瞬间被一位机警的带着相机的过路人捕捉了下来。照片上的他愉快地走在逮捕他的两人之间，脸上浮现着满意的笑容，几乎是自鸣得意的嬉笑。在警察局，他热切地描绘行动和准备，后来得知皇后已死时，表示“很愉快”。他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作为是自己主动，没有受任何团体或政党的指使。被问起为什么杀死皇后时，他回答：“这是与富人和权贵斗争的一部分……下一个目标是翁贝托。”
他在狱中给瑞士总统和报纸写信，宣告他的信条和即将到来的国家的垮台。他的签名是“路易吉·路切尼，无政府主义者中最危险的一个”。在给阿勒冈王妃的信中，他说：“我的案件可与德雷福斯案件相比。”然而，路切尼愚蠢而狂妄的背后隐藏着理念的光芒。他也在信中告诉王妃，他在活着的25年中体验世界，“从未感到过如此满足……因为他的作为让世界知道，我们离新的太阳照耀全人类的日子不远了”。
日内瓦禁止死刑，所以路切尼被判处无期徒刑。12年过去后，一次与警卫的争执导致路切尼被关禁闭。他用皮带上吊自尽。
皇后死后的一个月里，大张旗鼓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当时欧洲最耀眼的统治者。警察抓住了路线图上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亚历山大捕获的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此人有两枚炸弹、一张去海法的车票，谋杀德皇的意图显而易见。但德国皇帝无须害怕自己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德国仅有的以及最后出现的激进分子是两个预谋刺杀他祖父的人。除此之外，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只能算理论家，除非他们逃亡美国。巴枯宁鄙夷地说过，德国人与无政府主义合不来，因为他们太崇拜权力，“他们既想做主人又想做奴隶，而这两种身份无政府主义都拒绝接受”。
刺杀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奥地利皇后，以及刺杀德国皇帝未遂的杀手都是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内部，一个叫皮耶特罗·阿西尔里托（Pietro Acciarito）的无政府主义铁匠在1897年的一天试图刺杀翁贝托国王。他挥动匕首冲向翁贝托的马车，像卡斯里奥刺杀卡诺总统一般。但国王在面对类似职业伤害时比卡诺机警多了：他往边上一闪，躲过一击，对他的随从耸耸肩说，“工作还是有危险的”（Sono gli incerti del mestiere），并命令车夫继续前进。阿西尔里托告诉警察，他更想“刺穿那只老猴子”——教皇利奥十三世，但是进不了梵蒂冈。于是他选择了排在教皇后的下一个祸害入手。
对社会构成的愤怒在下层阶级沸腾，而上层阶级无力抵抗这些攻击，事实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照例一厢情愿地查找“阴谋”，抓获了六名所谓阿西尔里托的帮凶，最后证明没有任何一个与他有关。团体或政党的阴谋是可以处理的，里面总有通风报信的人，但是孤身作战的老虎突然一跃，又怎么防范的了！
问题太严重了，以至于意大利政府于1898年11月在罗马召开了一次警察和内政官员的国际会议，讨论解决方法。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月却毫无对策，除了一个令人钦佩的负面结果——比利时、瑞士和英国拒绝放弃提供庇护的传统，不同意将无政府主义嫌疑犯转交给原籍国家。
在接下来的1899年，意大利爆发了由谷类进口税引起的面包暴动，这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国家压榨穷人的又一表现。尽管政府加紧镇压，军队和人民发生流血冲突，暴动仍然向南北蔓延。在米兰，有轨电车被掀翻当作路障，市民用石头砸向武装警察，女人们卧轨以阻止载有军队的列车开过来。政府宣布围城，在整个托斯卡地区戒严。舆论认为革命终于来了，于是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工人从西班牙、瑞士和法国南部赶回国参加。往米兰增派了半支军队之后，政府才重新掌控局面。所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报纸都被查禁，议会也休会了。尽管政府成功重建了秩序，这种秩序也只是表面上的。
一位并不惹人讨厌的君主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必须主持混乱的局面。他英勇顽强，白色的八字须有点儿吓人，此外并不比萨伏伊王室的任何人更有当国王的才能。翁贝托非常喜欢骑马和打猎，完全不受艺术影响（他的王后负责赞助艺术活动），日常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参与管理私人产业（这份产业收入可观，存在英国央行），去马厩查看，每天下午在固定的时间乘马车走固定的路线，经过波格塞花园。在每天晚上的固定时间拜访一位女士。他对这位女士的忠诚献身始于结婚前的30年。1900年6月29日，他在马车上为皇家夏季行宫蒙察举行的运动会颁发奖品，一个人走近他的马车，在距离不到2米处向他连发四枪。国王用责备的眼光看了刺客一会儿，然后倒向他的副官，对马车夫咕哝了一句“前进！”后断了气。
而那位“拿着冒着烟的武器，在高处欢欣鼓舞”的刺客被当场抓获。他被证明是盖塔诺·布雷西（Gaetano Bresci），一个30岁的无政府主义纺织工。他从新泽西州的帕特森特意赶来刺杀国王。他的行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宣传行动所产生的唯一一次有部分根据表明（尽管无法证明）是事前有密谋的事件。
帕特森是意大利移民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中心。显然帕特森的无政府主义者开过许多会，热烈讨论过推翻压迫者的信号行动，显然意大利国王是他们喜爱的目标。但，是否真的像后来的报道所说的那样，他们抽签决定执行行动的人，还是说布雷西仅仅受到了讨论的启发，决定自行开展行动，这一点并不确定。无政府主义者在地窖密谋，抽签决定杀手的图画流行于当时的报纸。
一位想象力丰富的记者把布雷西描绘成被马拉泰斯塔“洗过脑”的人——那个“充满阴谋，一次次成功令世界震颤的策划家”。他声称有人见过马拉泰斯塔在帕特森一家意大利酒吧喝酒，但是警察并没有找到布雷西见过马拉泰斯塔的证据。尽管如此，他在帕特森取得（或有人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在树林里练习射击，而他的妻子和3岁的女儿在附近采花。他也通过他的同志，或其他什么途径获得了一张前往法国的统舱船票，以及足够的钱从勒阿弗尔来到意大利。
“他没有疯狂地认为他的行动会立即引发政府更迭，”帕特森无政府主义期刊的编辑佩德罗·埃斯特维（Pedro Esteve）向记者解释，“但是，为了让意大利人民意识到世界上有无政府主义这样的力量，除了这么做别无他法。”埃斯特维是个友好的学者型人物，他的书架上，爱默生和让·格雷夫的书并排摆放。他认为自己的读者走出去以雄伟的姿态表达抗议是合乎情理的。
布雷西的同志们向狱中的他寄去了祝贺电报，把他的照片缝在大衣的徽章纽扣上。他们也在帕特森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声称没有什么密谋。“我们不需要密谋或商议，”埃斯特维说（他也是那次大会的主要发言人），“如果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你就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你会自己主动去做。”
布雷西的命运和其他的理念工具如出一辙。当时意大利已废除死刑，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前7年在隔离牢房度过。被监禁几个月以后他就在狱中自杀了。
美国报纸上对翁贝托国王遇刺事件的报道被一位叫里昂·柯佐罗兹（Leon Czolgosz）的波兰裔美国人一读再读。剪报成了珍贵的收藏品，每天晚上都被他放在床头。他当时28岁，身材小巧纤细，淡蓝色的眼睛以独特的方式长久注视着前方。他在父母移民美国不久后出生。这是个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的大家庭，在俄亥俄州一座小农场里。据他父亲说，他“看起来比大多数的小孩思考得更多”，因为酷爱读书，他被视作一家人中的知识分子。1893年，他20岁的时候，因为参加罢工被电线厂解聘，从此变得“闷闷不乐”，他的一位兄弟说。祈祷和当地的牧师不起作用，于是他脱离了天主教会，开始读起了“自由思想家”的小册子。通过这些阅读他开始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波兰裔工人的小圈子，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后来说：“我们也讨论过总统，他们没一个好人。”
1898年，他得了一种无法确诊的病，使他更加郁闷和沮丧了。他放弃了工作，待在家里，在自己的房间吃饭，阅读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社会》、贝拉米的乌托邦著作《回顾》，并忧闷地沉思。他前往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参加无政府主义集会，倾听艾玛·戈德曼的演讲，和一个叫埃米尔·席灵（Emil Schilling）的无政府主义者交谈，他对这个人说，美国军队的做法让他很是苦恼——在把菲律宾人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又与菲律宾人继续打仗。“我们在公立学校关于星条旗的课可不是这么讲的。”柯佐罗兹焦虑地说。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把国旗当回事的，席灵对柯佐罗兹起了疑心，在《自由社会》上发表了一篇警告，认为这位行踪奇怪的波兰游客可能是个密探。这篇发表于1901年9月1日的警告错得不能再错了。5天之后柯佐罗兹出现在布法罗泛美博览会的迎宾队列上，向麦金莱总统开枪。总统8天之后去世，继位的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是柯佐罗兹这位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所知最少的杀手完成了一次影响最深远的行动。
“我杀了麦金莱总统，”柯佐罗兹在忏悔书上写道，“因为我要履行义务。”他后来又补充说：“因为他是善良工人的敌人。”他告诉记者，他听了艾玛·戈德曼的讲座，她的“所有统治者都该被灭绝的主张使我陷入沉思，头脑都快被痛苦分裂了”。他说：“麦金莱在全美国走动，大喊繁荣，但穷人们没有繁荣。”又说：“我们不应该被人统治。杀掉他们是正确的……我知道其他人相信我做的事，他们知道杀掉总统是对的，没有统治者是对的……我不相信选举；这不符合我的原则。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相信婚姻。我相信自由性爱。”
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它对美好世界的愿景并不在柯佐罗兹的知识范围内。像刺杀卡诺总统的那位头脑简单的卡斯里奥，柯佐罗兹属于那种沉溺于妄想的弑君者，认为杀掉元首是自己的使命。在柯佐罗兹仓促的审判和10月29日的电刑之后，沃尔特·钱宁（Walter Channing）博士提出了上述理论。他是塔夫茨大学的精神疾病教授，诗人威廉·E·钱宁的儿子。他对官方精神病学家的分析不满意，自己着手研究，做出结论，认为柯佐罗兹罹患“早发型痴呆病”（dementia praecox），是一种妄想症的受害者，这一疾病早在1890年就被法国的精神病学家伊曼纽尔·雷吉斯（Emanuel Regis）博士发现了。雷吉斯博士的研究表明，这一类弑君者沉溺于思考和孤独，“不管有多少理智的想法，都会被他否决，因为他有着病态的执念，认为自己有义务给予某人沉重的打击，杀掉一个君主或显要人物，为正义的事业，为上帝、国家、自由、无政府主义或其他类似的原则献出生命”。他的特点是充分的算计和痴心妄想。他不会突然盲目地行动，与此相反，他会做出详尽的准备并单独行动。他是个独行的隐士。骄傲于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从不使用毒药之类秘密武器，而是那种要求个人暴力的东西。之后，他也不会逃命，而是骄傲地炫耀他的所作所为，期待荣耀和死亡，不是自杀就是作为判处死刑的烈士“间接自杀”。
这一描述符合柯佐罗兹的情况，但要激活妄想症，某种反抗的氛围和榜样不可或缺。而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和事迹正提供了这些条件。无论何时，都可能存在着100个沉寂着的柯佐罗兹；需要一系列从拉瓦尚尔到布雷西的事件去启发他们之中的一个刺杀美国总统。
公众们彻底激愤起来，而组成公众的除了有钱人以外，还有冒牌的有钱人。普通人、小资产阶级、靠薪水生活的雇员，都把自己和雇主联系起来——正如向终点咖啡馆投炸弹的埃米尔·亨利所想的那样。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依赖于财产。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无政府主义者意图摧毁日常生活的根基——国旗、合法家庭、婚姻、教堂、选举、法律，这尤其令他们恐慌。无政府主义者们成了每个人的敌人。他们罪恶的身影成了所有邪恶和颠覆性力量的同义词，正如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哈泼斯周刊》上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国王就是魔鬼撒旦。”《世纪杂志》在麦金莱死后说道，无政府主义“给世界带来的邪恶影响是以往任何有关人类关系的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新上任的总统是个内心非常矛盾的人，既有敏锐的理解力、英勇的行动力，又极端平庸，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一个罪犯，比普通的罪犯更“危险”、更“堕落”。他在1901年12月3日给国会的演说词中称：“无政府主义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所有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无政府主义。”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或政治不公正的产物，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抗争是“蛮横无理”的。总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制度“为每一个诚实聪明的本土人”提供了公平开放的机会。他敦促将今后所有无政府主义的演讲、出版物和会议以煽动罪论处，不能允许无政府主义者逍遥法外，已经在美国的将被遣返，国会应当“无条件驱逐所有已知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信奉者，以及参与无政府主义社团的人”，而且，各国应当签订条约，将鼓吹杀戮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视作违反国际法，以使联邦政府有权打击他们，就像打击海盗一样。
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于1903年修改了移民法，阻止不相信政府以及“唆使他人怀疑或反对有组织的政府”的人进入美国。这项修正案激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抗议，为自由女神像添加了忧伤的注脚。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两面性——一半是对社会的憎恨，一半是对人性的热爱——公众只意识到前者。刺激他们的是炸弹、爆炸、枪击和匕首。至于无政府主义希望带领全人类穿越暴力的泥沼抵达愉悦山的那一面，则无人知晓。报刊杂志将马拉泰斯塔描绘成无政府主义邪恶的天才，“沉默、冷酷、阴险”，却没有告诉公众，他曾无私地将两套在意大利继承的祖产房屋转让给居住其中的房客。同样，公众也无从得知“行动宣传”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对于他们而言当然也就毫无意义。它们似乎是没有目的的疯狂行为，纯粹是为了邪恶而邪恶的放纵。报纸习惯上将无政府主义者称为“野兽”、“隐藏的疯子”、堕落者、罪犯、懦夫、“受变态知识分子和病态癫狂驱使的可憎的极端分子”。英国很受尊重的月刊《黑檀》（Blackwood’s）宣称“疯狗在本质上和无政府主义者最接近”。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在卡诺瓦斯谋杀案后发问，怎么做才能保护社会，使之不受“疯子和罪犯的结合体”的伤害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各种各样的提案都有了，包括为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国际罪犯流放地，将他们送到疯人院，或者全数驱逐出境。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想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出去，谁又会愿意接收他们呢？
然而，还是有人听见了每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所传达的抗议声。麦金莱事件后美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新英格兰传统的发言人（废奴主义者也诞生于新英格兰）、《前景》杂志的编辑莱曼·艾伯特（Lyman Abbott）鼓起勇气质问，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仇恨政府和法律是不是因为政府和法律在不公正地运作？他说，只要立法者为特殊阶级制定法律，“鼓励从大多数人身上劫掠财物给少数人，保护富人、不顾穷人”，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会“要求废除法律，因为法律在他们眼中是不公正的工具”。他对19世纪俱乐部里安逸的绅士们建议：“打击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是打击无政府主义。”同样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中也有所表达，比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在赫尔堂（Hull House）的启发下开展的社会福利工作；揭露内幕的公民记者（Muckrakers）也在之后的一两年内开始暴露美国社会的不公、堕落和腐败。
麦金莱事件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刺杀行动画上了句号。甚至狱中的亚历山大·伯克曼也意识到，没有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个人的暴力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他写信告诉了艾玛·戈德曼，令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教义的她“无法抑制地呜咽……全身颤抖”，甚至卧病在床。尽管她还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尽管新闻界仍称她为“无政府主义的女王”，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大体上已经退却了：在法国演变成了工团主义者的现实斗争；在美国，被吸收进了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当然，每个国家仍然存在着毫不妥协、孤独坚持着原始信条的人。
地处欧洲边缘的西班牙和俄国工业落后，政府专制，炸弹和刺杀事件到了20世纪还在攀升。1906年，西班牙，一枚炸弹投在了阿方索国王和他的英国妻子的婚礼上。20多个观礼者被杀，使人惊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行动背后蕴藏的仇恨是多么深。统治阶级在1909年确认，这种仇恨是相互的。巴塞罗那一场被称作“红色一周”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府处决了激进的反宗教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尽管他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案件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暴风雨般的抗议。和往常一样，西班牙的不公之举成了自由派良心的发泄口。1912年，一位叫曼纽尔·帕蒂纳斯（Manuel Pardinas）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尾随荷西·卡纳来哈（José Canalejas）首相，穿越马德里的街巷。当首相停下来张望太阳门广场上一家书店的窗户时，帕蒂纳斯在背后射杀了他。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费雷尔死后上任的卡纳来哈计划进行改革，以约束实力强大的教会和地主。但很显然，在与社会的长期斗争中，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良知已经愤怒到了无法忍受的极限”，正如萧伯纳所写的那样。
在俄国，革命的传统古老而深远，绝望与希望并存。造反者与专制者之间有着漫长的战争，每一代人中都会有新的斗士加入其中。1887年，干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执行绞刑，5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试图炸死亚历山大三世而被绞死。他们的领袖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yanov）在法庭上辩护说，警察国家里唯一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恐怖行为。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都是革命者。其中一个弟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Vladimir Ilyich），发誓要为他报仇，把姓氏改为了列宁，动身投入革命。
19世纪90年代愈加动荡不安，革命者们深信暴动的时机即将来临。最危险的统治者、能力很差的独裁君主尼古拉斯二世在1895年登基，随后驳回所有要求立宪的恳求，认为这些要求是“荒谬的梦话”，这样一来，民主党人绝望，极端分子欢呼。城市中，刚刚工业化的劳动者罢工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总体而言，一股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推动力在世纪之交逼近俄国，就像月亮之于潮汐。人们感受到一种结束，一种开始，一个“打破沉默的时刻”。
所有对现状不满的团体都感觉到需要为行动而备战了，他们要壮大所在党派的力量，提出他们的计划。但是冲突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顽强地坚持组织和训练，而民粹派传统的继承者则信仰恐怖行为引起的自发革命。因此，两个政党在1897年和1898年逐渐成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的几个团体在1901年合并成一个明确的党派。
就接受组织和政党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相信恐怖行为会促成革命。他们同样认为革命是冲出地平线的太阳，未来的美好世界会在仁慈的阳光下自然成型。公众习惯将无政府主义者等同于俄国人，俄国人对炸弹上瘾是部分原因——自从1881年刺杀沙皇事件以来，炸弹似乎成了俄国的特有武器。另一部分原因是无意识的三段推论：俄国人是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俄国人。确实有一些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团体从克鲁泡特金处获得灵感，在日内瓦和巴黎发行俄语杂志，但他们在俄国本土的力量并不大。
1902年，高尔基在《底层》中写尽了俄国的悲痛、潦倒和绝望。“人一定要活得更好！”剧中喝醉的纸牌作弊老手哭喊道，“要更好。”他在找词语，找意义，找哲学，但他只能重复“要更好”。为了这个目标，1901—1903年，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恐怖小分队（Terror Brigade）暗杀了教育大臣博格勒波夫（Bogolepov），指挥秘密警察的内政大臣希皮亚金（Sipiagin），以及残暴镇压乌拉尔煤矿罢工的乌法州州长波达诺维奇（Bogdanovitch）。1904年6月15日，日俄战争进行中时，他们又杀掉了内政大臣文泽尔·冯·普列韦（Wenzel von Plehve）——俄国人民最为仇恨的人。如果说普列韦和沙皇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更坚定地信仰并维护独裁政体，不允许对民主进程有任何让步。他唯一的政策就是粉碎厌恶政权的人。他逮捕革命者，查禁正统“老信徒”，限制“zemstvos”，即乡镇政府，将犹太人作为牺牲品，强制地俄化波兰人、芬兰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么做的结果是增加了沙皇政府的敌人，并使他们确信决定性转变的必要。
普列韦最喜欢的方法是将公众的不满转移，用一位同事的话说，“我们要用犹太人的鲜血淹死革命”。受特工的刺激，在警察宽容的注视下，基什尼奥夫（Kishinev）的俄国公民在1903年逾越节中突然对永远的替罪羊发了狂，烧杀劫掠家庭和店铺，亵渎犹太教堂，从一个白胡子拉比的手中抢夺并撕碎了犹太圣经。这位拉比没有震惊很长时间，就被异教徒们用棍棒和长靴杀死了。基什尼奥夫的集体迫害不仅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成功刺穿了恐怖小分队的领导者埃夫诺·阿瑟夫（Evno Azev）的皮肤，他当时受雇于秘密警察，正好也是犹太人。阿瑟夫小心翼翼，没有使刺杀普列韦的计划泄露。刺杀任务圆满完成，俄国举国震惊。重重一拳打在了以普列韦为化身的体制之上。这件事太不吉利了，以至于普列韦的继任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Prince Svyatopolk-Mirsky）将杀手流放到西伯利亚终身劳役，而没有被判处死刑。他认为温和的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此后半年，1905年1月，冬宫门前发生了被称作“血腥星期天”的大屠杀。军队向一群想向沙皇请愿立宪的工人开火，1000多人被杀。恐怖主义者开始制订计划暗杀沙皇和他的两位叔叔——该对这次屠杀负责的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of Vladimir），和据说对沙皇的决策最有影响力的谢尔盖大公（Grand Duke of Sergei）。作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以残忍野蛮的统治，反复无常而又盛气凌人的个性，极端独裁到精神错乱的境界而闻名。据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他的残酷惹人注目，甚至在俄国贵族中间，也以古怪的恶行闻名”。阿瑟夫受雇于警察系统的同时，也是恐怖小分队的领导者。他必须促成小分队的行动，不然也难保其在警察眼中的价值。1905年2月，谢尔盖被一个名叫卡里亚夫（Kaliaev）的年轻革命者的炸弹炸飞。爆炸后现场一片废墟，卡里亚夫身着蓝色大衣红围巾，屹立其间，除了脸上在流血外，丝毫没有受伤，而大公及其车马只剩下“一堆20厘米至25厘米的不成形的碎片”。当天晚上，沙皇听到消息后，照常下楼吃饭，没有和谁提起这场谋杀。但是，据一位在场的客人说，“晚餐之后，沙皇和他的妹夫在客厅玩耍，看谁能把对方从细长的沙发上挤出去”。
1905年4月，法庭上的卡里亚夫纤细、憔悴，眼窝深陷。他对法官们说：“我们属于两大交战的阵营……两个激烈碰撞的世界。你，是资本和压迫的代表；我，是人民的复仇者之一。”当时的俄国被战争包围，国外的敌人是日本，国内的敌人是在公开造反的国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是历史对你们的审判。”当法官宣布死刑的结果时，卡里亚夫希望行刑者能有勇气将死刑过程公开。“学着去直视革命的进程。”他对法庭说。但是他的绞刑是午夜后在监狱执行的，他身穿黑衣，尸体被埋在监狱的墙下。
10月，革命来了。谋杀冯·普列韦和谢尔盖大公的这种行动宣传刺激大众做好了暴动的准备。革命的领导者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也不是社会民主党或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场巴枯宁想象中的自发的革命，只是他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与工团主义的理论一致，一场大罢工引发了革命，趁沙皇政权惊诧之时成功使其妥协，答应立宪和成立国会（杜马）。尽管这些让步后来都被撤销了，革命也在政权恢复后遭到残酷的镇压，工团主义者还是受到了激励，坚持走大罢工的“直接行动”路线，无政府主义者也积极加入到产业工会中。恐怖小分队在俄国又完成了几起暗杀事件，直到阿瑟夫的身份在1908年暴露，小分队才在震惊下解散。1911年斯托雷平（Stolypin）首相被杀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暮光变得十分暗淡，人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杀手是真正的革命者，还是警方的密探了。
不管它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两大分野间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的世界里，它唤醒了社会良知；在抗议的世界中，它传递能量给工团主义，在工会组织的权力斗争中加入了暴力和极端的元素。这是一个吸引人们追随的理念，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人们不可能在它的指引下协调一致，展开行动。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后一声呼喊，为了个人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不久之后，国家、政党、工会、组织就要包围过来了。
[1] 即无政府，构词取“无——统治”之意。
[2] 愉悦山（Delectable Mountains），朝圣者的避风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在基督教寓言《天路历程》中提及。
[3] 指《圣约·新约·马太福音》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4] 该词的法语开头与维里相同。
[5] 即巴塞罗那。
[6] 此处指火刑处死10万人的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7] 威廉·罗塞蒂（William Rossetti）：英国作家、批评家。
[8] 指美国新闻界为美西战争制造舆论，详见本书第三章。
[9] 即无政府主义。
[10] 指《圣经·旧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