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于1895年6月在英格兰成立。当时，英帝国正处于巅峰，大获全胜的保守党所组成的内阁也符合帝国光彩夺目的形象。内阁成员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们，世代承袭对国家的统治。作为上等公民，他们觉得有捍卫国家利益、管理国家政事的义务。他们的统治正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以及他们所理解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
担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祖上有一对父子曾依次做过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战争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级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乔治三世时代的首相，祖父曾为三个君主的六个内阁服务过。枢密院议长是一位在十一个郡内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土地的公爵，祖上从14世纪就在政府供职了。他自己也在下议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绝担任首相。印度事务大臣的父亲是位公爵，其祖传宅邸是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时在议会任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乡绅，有个做公爵的连襟、做侯爵的女婿。他祖上有人做过查理二世手下的伦敦市长，自己当议员也有27年了。大法官的姓氏是由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追随者带到英国来的，8个世纪以来这个家族坚持不接受爵位。爱尔兰总督是位伯爵，也是威灵顿公爵的侄孙及大英博物馆的世袭理事。这届内阁中还包括了一位子爵、三位男爵及两位准男爵。六个下议院议员中，有一位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有一位乡绅的家族从16世纪起就在议会中代表同一个郡；作为下议院领导人的那位是首相的外甥，继承了400万英镑的苏格兰遗产；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内阁成员是鸟巢中捣乱的杜鹃，他是来自伯明翰的制造商，被普遍认为是英格兰最成功的人。
除去财富、头衔、大片土地和名门世家以外，用一位自由党人的话来说，新的政府还拥有令反对派自由党抱憾的“丰富人才和惊人能力，强大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们安稳地栖息于权力的宝座，在下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还永久地拥有上议院的多数席位，占了五分之四。连这位反对派也承认，保守党的地位“无懈可击”。
为这个政府增色的，还有1886年因为反对格莱斯顿先生坚持爱尔兰自治而退出自由党的辉格派贵族。这些人多半是大地主，同他们的保守党亲兄弟一样认为与爱尔兰的联合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德文郡公爵、兰斯顿侯爵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带领下，他们直到1895年仍保持独立；当他们加入保守党时，为了彰显结合二者的政策，两个集团以统一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除了张伯伦之外，这个联盟表明，几个世纪的血统和经验、拥有土地和统治是分不开的。自从撒克逊人的首领集合，在第一次国民大会上给国王提建议以来，英格兰的地主们就开始派遣成员去议会，并在各自的郡内担任郡长、治安法官、民兵长官。他们在对大片土地的占有中学习了统治的经验，然后，就像海狸筑坝一般，毫无疑问且无可规避地承担起对国事的管理。这是神授的任务，是他们注定的使命。
但威胁还是来了。来自底层日渐嘈杂的抗议声；来自反对党中的激进派，谈论着要给土地的自然增殖征税；来自赞成地方自治的人，想把为英格兰贡献颇多收益的爱尔兰岛分离出去；来自工会主义者，探讨在议会中的工人代表，要求罢工的合法权利，不然就要干扰经济力量的自由；来自想把财产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与想废除财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自新兴的国家和海外的陌生挑战者。隆隆的响声还很遥远，但它发出了令台上的统治者不得不听的音符——变革。
稳固地扎根于变革之路，谨慎、精明地操纵时局，又对维护现有秩序充满信心的是这样一位贵族：他是牛津大学的终身校长，两度掌管印度事务部，两度任外交大臣，而如今第三次担任首相。他就是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他的家族谱系中，是第九代伯爵、第三代侯爵。
索尔兹伯里勋爵既是他所属阶级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当然，作为特权阶级的成员，他才有资格与众不同。他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年轻的时候又瘦又难看，佝偻且近视，头发的颜色比一般的英国人要黑很多。如今65岁的他，年轻时瘦削的身材已发福，肩膀变得宽阔许多，佝偻却显得更厉害了，他那沉重的光头加上满面卷曲的花白胡子似乎给肩膀增加了不少负担。他郁郁寡欢，极度聪明，有梦游的习惯和他自称为“神经风暴”的突发性抑郁症。他说话刻薄不得体，心不在焉，厌烦交际，喜欢独处，头脑敏锐，生性多疑，思考积极，被称作是“英国政坛的哈姆雷特”。他凌驾于惯例之上，拒绝在唐宁街居住。他笃信宗教，爱好科学。每天早饭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礼拜堂祈祷，还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探索。他利用哈特菲尔德的河流建造了一个发电站给他的庄园供电，甚至沿着家里的横梁布线，建成了英国第一个电气照明系统。当电线闪光、劈啪作响时，他的家人会往上面扔坐垫，然后继续谈话和争论，这已成为塞西尔家的习惯动作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不喜欢运动，也甚少关心人。高度近视更使他疏远了与别人的联系，有一次他没认出自己内阁的一名成员，还有一次没认出自己的管家。布尔战争快结束时，他拿起一张爱德华国王的签名照，沉思一阵后说道：“可怜的布勒（指战争开始时的总司令），把那儿搞得一团糟。”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头衔稍低的贵族当成了陆军元帅罗伯茨，与其就某军事问题交谈了很长时间。
至于上流英国人的另一自我、最亲密的伴侣和长久的挂心之物——马，索尔兹伯里勋爵根本不屑一顾。马对他而言“不过是个代步工具，而马本身还是很不方便的附属品”。他对捕猎也毫无兴趣。议院闭会时，他既不去北方旷野猎杀松鸡，也不去苏格兰森林跟踪鹿只。当礼节要求他去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侍候皇族时，他不愿散步并“断然拒绝欣赏风景和鹿”，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Henry Ponsonby）爵士这样写道。他要求庞森比把他在那座阴暗城堡的房间温度保持在华氏60度以上，不然他就要去法国度假；索尔兹伯里勋爵在里维埃拉的博利厄有一栋别墅，那里可供他操练流利的法语并沉醉于《基督山伯爵》中。他告诉大仲马的儿子，这是唯一一本能让他忘掉政治的书。
他对运动的认识仅限于网球，但年老时，他发明了自己的锻炼方式，即清晨在圣詹姆士公园或家门口骑三轮车。他在哈特菲尔德庄园内特地为这项运动铺设了水泥路。此时的他会戴一顶墨西哥阔边帽，穿一件中间有洞的无袖短披风，打扮得像个教士。陪伴他的年轻马车夫会把他推上小山丘，然后下坡时“跳到车后”，把手搭在首相的肩上。于是斗篷飞扬，车轮飕飕，越蹬越远。
位于伦敦北方20英里（约32千米）的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是塞西尔家族300年来的家。詹姆士一世在1607年把它交给他的首相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伯爵一世，以交换他所喜爱的塞西尔家族的另一处产业。伊丽莎白女王曾在此处度过童年，这也是她得知继承王位的消息后第一次开会议事的地方。当时，她任命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为国务总监。宅邸内的“长廊”有着雕刻精美的镶板墙和金箔天花板，长达180英尺（约55米）。以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命名的“大理石礼堂”像珠宝箱一般熠熠生辉，有着手绘、涂金的天花板和来自布鲁塞尔的织锦。红色的“詹姆士国王客厅”挂满了肖像画家罗姆尼、雷诺和劳伦斯为塞西尔家族成员所作的全身画像。藏书室从地板、走廊到天花板摆满了一万卷由皮革和犊皮纸装订的书册。其他的房间里保存着传说中寄给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银匣子信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铠甲、被砍头的国王查理一世的摇篮，以及詹姆士一世和乔治三世的肖像。外面是紫杉树篱，修剪为雉堞状的城垛模样，以及令散文作家皮普斯惊叹的花园：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美好的花，醋栗和肉豆蔻一般大”。门厅上悬挂的是滑铁卢战役中缴获的旗帜，这是威灵顿公爵的礼物。他是位常客，对首相之母——第二代侯爵夫人十分崇拜。为了表示对她的尊敬，威灵顿公爵穿着画有哈特菲尔德猎犬的狩猎衣征战。侯爵夫人一世的肖像画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画的。这位侯爵夫人直到85岁去世前仍在打猎。那时已半盲的她被捆在马鞍上，由马夫陪伴，后者的任务是在马匹接近栅栏时大叫“跳啊，该死的！夫人，跳啊！”
正是这位不同寻常的人恢复了塞西尔血统的元气。在伯利勋爵和他的儿子之后这个家族就没能再青出于蓝了。相反，据一位塞西尔家族的后代所说，后继世代的普遍平庸仅被“极其愚笨”的情况打破过。不过，第二代侯爵的确是个精力充沛、很有本事的人。强烈的公共责任感使他在19世纪中叶的几个保守党内阁供职。他的次子罗伯特·塞西尔1895年当选首相。而他又陆续生了五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其中一个当了将军，一个成了主教，一个是国务大臣，一个是牛津的下议院议员，还有一个，通过在政府任职，自己赢得了贵族头衔。被塞西尔家族的纪录所感动的伯肯黑德勋爵赞叹道：“人和马差不多，说起来都有遗传的规律在起作用。”
早在1850年的牛津，同伴们就认为当时还年轻的罗伯特·塞西尔终有一天会成为首相，尽管他的观点十分强硬——或许，不容妥协的姿态正是他成为首相的原因。一生中，他从未想过克制自己的观点。他年轻时的讲话就十分刻毒、傲慢；迪斯雷利也说，塞西尔不是“字斟句酌的人”。“索尔兹伯里”成了政治上言行鲁莽的代名词。他曾把爱尔兰人比作非洲土著，说他们没有自治的能力；某个印度出生的议会候选人被他称为“那个黑人”。对于莫利勋爵来说，读塞西尔的演讲词是一种享受，因为“这其中定有一处极其鲁莽的言辞值得铭记”。这些是否偶然得来已无从证实，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演讲时不带笔记，要讲的内容已经在他的脑中组织好了完美清晰的句子结构。在那个年代，演讲的艺术被视为政治家的必备工具，对着稿子讲话的人都是可悲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话时，“每个句子似乎都不可或缺、清楚明白，对他的论点极为重要，就像身体对于运动员一样”，一位同道如是说。
在公众面前，对着一群他毫不关心的人讲话，索尔兹伯里是笨拙的。但在上议院和同僚对话时，他却如鱼得水，应对自如。他声音洪亮，间或改变语调，从冰冷的嘲讽到令人畏惧的挖苦。当一位新近加封的辉格党成员走上上议院的讲坛，做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演说时，索尔兹伯里问边上的人说话者是谁，对方耳语着告之身份后，却得到响亮的回答：“我还以为他死了呢。”听别人讲话很容易令他厌倦，一无聊他就开始抖腿，似乎是在抱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还有的时候，他会从地上抬起脚跟，不停地抖动膝盖和腿，一次可持续半小时。如果在家中被访客打扰了清闲，他甚至会抖得震动地板，令家具嘎嘎作响。而在议院，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抱怨这种抖动令他们产生晕船的感觉。假如腿是闲着的，他修长的手指又会动起来，不断地旋转或反转裁纸刀，咚咚咚地敲击膝盖上的文身或椅子的扶手。
他从不外出吃饭，除了在他伦敦阿灵顿街的房子里举行的一两次政治招待会、偶尔参加哈特菲尔德的游园会外，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不去保守党的官方俱乐部卡尔顿，而去一个叫青年卡尔顿的地方，那里为他单独提供了午餐桌，藏书室里还挂了不少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保持安静”。他从早饭后工作到凌晨1点，吃完晚饭又返回办公桌前，仿佛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他衣着乏味，经常还很邋遢，裤子和背心都是沉闷的灰色，外面套的呢绒长礼服却油光锃亮。不过虽然在衣着方面不太在意，他对修胡子却特别讲究，会在理发店的座椅上细心指导理发师：“这里再刮一点儿就好了”，于是，“艺术家及其创作对象对着镜子凝视良久，品评成果”。
索尔兹伯里尽管伶牙俐齿，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私下里和身份相当的同辈交流时，却颇有个人魅力，用其中一位同辈的话来说就是：“很懂处世之道。”他很关心党务细节，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孤傲。有一次他竟接受众议院领袖的邀请，参与为保守党支持者举办的传统晚宴，这令所有人震惊。他提前要求对方提供每个客人的详细资料。在晚宴上，首相凭借对轮流栽种和畜牧业的专业知识倾倒了他的邻座——一位有名的农学家。之后他又依次和每个客人愉快交谈。快要走时，他还把私人秘书叫了过来说：“我觉得该做的都做了，除了你跟我说的那个做芥末的人，我没找到他。”
就连他政治哲学上的死对头格莱斯顿也承认他是“私下里的谦谦君子”。的确，此时的他既讨人欢喜又有同情心，与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判若两人。索尔兹伯里并不关心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公众是无知的，他们的观点自然也毫无价值。他完全忽视公众，既没有也不试图培养那种会被冠以“梅花J”、“晕神”、“大长老”[1]之类的昵称的，令政治家为普通人所熟知的亲民风格。各类报纸，就连《笨拙》[2]杂志上都只叫他“索尔兹伯里勋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名称。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群氓的厌恶，“下议院也不例外”。自从进了上议院，他就再没有听过下议院的辩论，哪怕是在贵族旁听席上；也没有与下议院的成员聊过天。要是在上议院的讲话中不得不提到下议院的某个人，他的腔调就会充满高傲的蔑视。从下议院来听演讲的访客把这种表演当作消遣。单单是这种外表上的姿态，就暴露了他内心强烈的权贵优越感。其实他对头衔并不敏感，也懒得理睬荣誉或表彰。只是作为塞西尔家族的成员，作为更优越的阶级的一员，他全身的每个细胞里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对统治能力的意识，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他就这份生来的权利做出让步。
按照惯例，他23岁时以世袭贵族的身份，从家庭掌控的选区经过毫无竞争的选举进入下议院，在那儿服务了15年，5次代表同一选区都没有遭遇竞选，然后又是27年的上议院生涯，如此一来，他在争取选票方面没什么个人经验。他觉得自己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为人民负责，负责照看、管教他们。他不会尊敬比他地位低的人，只尊敬比他还要高的——君主。他深深敬畏比他大10多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既作为她的臣民，又作为男人对她献上骑士精神。即使他无法在巴尔莫勒尔堡掩饰自己的厌倦，为了女王，他也不至于表现得粗鲁或唐突。
相应的，女王对他充满信任，也去哈特菲尔德拜访。正如她向卡朋主教所说的那样：“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即便不是最高，也是我最信赖的几个首相之一。”迪斯雷利也无出其右。“腿脚总是不便”的索尔兹伯里是唯一被女王邀请落座的人。矮小而年迈的女王与高大魁梧、渐显老态的首相，这两个除了强烈的统治欲外毫不相似的人，竟也相互取得了对方的尊重与敬意。
索尔兹伯里对待不重要的国事就像对衣着一样，态度比较随意。有一次，两个名字相似的神职人员出现在某教区主教的候选人名单上，索尔兹伯里选了没有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推荐的那一位。当这件事被人伤心地提起时，首相说：“哦，我肯定他也能当个好主教。”他只把心思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持贵族的影响和行政权了。这不是为了维护贵族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相信这是维系整个国家的唯一要素，用以对抗正在崛起的、把国家“分裂为一大堆充满敌意和猜疑的碎片”的民主力量。
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对宗教的漠视是最大的弊端。因此，他仇视社会主义。主要倒不是因为它威胁财产，而是它鼓吹阶级斗争以及它的基础——唯物主义。这在索尔兹伯里看来是对精神价值的诋毁。他并不否认社会改革的需求，但认为改革可以由各个现有政党的相互作用、相互施压来实现。比如，追究雇主工伤责任的“工人补偿法令”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897年通过的。该法令因为私有企业的干涉，曾遭到某些保守党成员的指责。
但对于任何为增加群众政治力量而设计的提案，他都要与之一战。当他还是次子，没有继承侯爵头衔的希望时，他就在《季度评论》上接连发表了将近30篇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当时尚处19世纪60年代初，他才30多岁。对扩大投票权的新改革法案的呼声不断上扬，其时身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的他持反对意见，宣称保守党有责任保护有产阶级的特权，因为这是对抗数量众多的平民们的“唯一堡垒”。扩大选举权不仅意味着给工人阶级带来在议会里的发声权，在他看来，这种声音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主宰一切，这是“大众们本不该有的能量”。他谴责自由党人逢迎工人阶级，“好像他们与其他的英国人不同”，其实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受过更少的教育，拥有更少的财产，而“与财产数量成反比的是滥用选举权的概率”。他认为民主的运作会损害自由，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热情不是例外而是规则”，而让“头脑不习惯思考和不受纪律去学习”的人去实施冷静而有远见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写道，在穷人中扩大投票权而对富人多收税，会导致权力和责任的完全分离，“所有的税金富人缴，所有的法律穷人定”。
他不赞成政治平等。有为数众多的平民，也有“天赋的”领导者。“财富总是必须的，有的国家也看重出身。社会团体在情绪正常时，会仰仗那些拥有超群智力和文化的人来进行支配和管理。”这些人有闲暇和财富，“因此他们的斗志不会被贪婪所污染……他们符合贵族最原始和最好的定义……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从他们当中产生”。而且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特别适合当领导，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权利获得政治优势”。
因为笃信这种“上等人合适”的理念，当1867年保守党政府拥护赋予城镇工人投票权、使选民人数翻番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时，37岁的索尔兹伯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内阁。虽说进入内阁还不到一年，但他拒绝与在他看来背弃保守党信条的人为伍。这场干净利落的党派逆转是迪斯雷利策划的，目的在于“打击辉格党”、应对现实，克兰伯恩勋爵（1865年，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在他哥哥去世后继承了克兰伯恩勋爵爵位）却对此深恶痛绝。尽管这么做可能会自毁前程，他还是辞去了印度事务大臣的职位，并在议院发表了尖刻而严厉的演说，谴责党魁德比勋爵（Lord Derby）和迪斯雷利的政策。他请求党员们不要为了政治优势而做出最终会消灭他们阶级的事。“社会团体的财富、智能和活力给予了你们权力，使你们为国家而自豪，也使得议院的抉择至关重要。而这个权力会从数量上被彻底压倒。”雇主和雇员发生利益冲突时，问题就会产生，要解决只能靠政治力量，“然而在那样的政治冲突中，对抗的双方是占压倒性多数的雇员和孤立无援的绝望雇主”。后果是，“这个迄今为止为国家的伟大和繁荣贡献良多的阶级的力量，会被大幅削减甚至毁灭”。
一年后他的父亲过世，他以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身份进入了上议院。到了1895年，上述风波过去了将近30年，他的原则却一点儿都没变。不相信变化和进步，也不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他致力于以“无情的尖酸”来维持现有的秩序。他认为“头衔原本就是权力的象征，没有权力的头衔是赝品”，因而他坚信，在他有生之年掌管英国时，会抵抗针对当时仍是显而易见的阶级象征的贵族的再次进攻。他对迫近的敌人保持警惕，反抗着即将到来的时代。民主的压力开始包围，但尚未彻底封锁。寇松勋爵（Lord Curzon）形容他是“英国上层与众不同、强壮有力、不可思议、才华横溢却不愿合作的重荷”。
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过多深思和远见并没有打扰统治阶级的普通成员，他们并不太担心未来；因为当下很令他们愉快。尽管屡受攻击，时有微隙，但特权时代在19世纪末期，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似乎仍会长久持续。对于特权阶层而言，生活看上去“安全而舒适……和平在土地上根深蒂固”。毫无疑问，威廉·哈尔考特爵士在1894年提出的预算案让不少人心惊胆战。这项预算案是格莱斯顿不太合格的继承人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任首相时，由自由党通过的。它引入了遗产税，更糟的是，遗产税的征收还是分等级的：对于500英镑的产业增收1%，而超过百万英镑的产业就要增收8%。所得税也从原来的每英镑交1便士增加到了8便士。尽管为了减轻打击、均摊负担，该预算案也对啤酒和烈酒征税，也就是说不缴纳所得税的工人阶级也要对国家收入做出贡献，但这并没有消除遗产税的咚咚鼓声。以至于第八代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预测了一个时代的来临：他在查特沃斯（Chatsworth）那样的大庄园因为“无情的民主财政”而不得不被取缔，而且，他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个事件”。
但1894年还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弥补了保守党在预算案上的损失——那就是格莱斯顿退出议会以及政坛。年逾八旬的他最后一次推行爱尔兰自治的努力在上议院失败了。那一次上议院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一大帮贵族，怒气冲冲地投反对票。他不可挽回地分裂了他的政党，已经85岁的他，也走到了事业的尽头。次年选举保守党大获全胜，人们普遍感到爱尔兰自治——用《泰晤士报》的话说——“那颗威胁到整个政治生命有机体的、格莱斯顿所播撒的病菌”总算被去除了，至少现在英国可以安顿下来，明智地关注和平与商业。“主导的影响力”（dominant influences）安全无恙地重掌政权。
奇怪的是，“主导的影响力”并非保守的《泰晤士报》的原话，而是格莱斯顿自己的。他也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家庭，他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也不曾丢弃与生俱来的意识——财产就是责任。他在哈登（Hawarden）拥有7000英亩土地、2500个佃户，每年的地租收入在1万到1.2万英镑之间。在一封给孙子的信中（他的孙子是这份产业的继承人），这位大革命者力劝晚辈收回前人因为债务而丢失的土地，重振哈登作为郡县“领导力量”的昔日荣耀。因为，正如他所说：“失去主导的影响力是一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没有哪个公爵能把话说得更好。这正是保守党地主们的意见，他们是格莱斯顿的死对头，却又在骨子里和他拥有共同的信念：封地所有权使贵族“特别适合”（superior fitness）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而国家也需要他们。这一信条和新兴的美国所流行的理念完全相反：在那里，出身贫寒反而是额外的优势；只有白手起家的人才别着能力的徽章，生活安逸者更有可能愚蠢或邪恶，甚至两样都占。而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府都是由有产阶级掌权，英国人当然也就认为长期维持的教育、舒适和社会责任感是自然的营养品，哺育着“特别适合”的领导者。
正是这样的条件使他们得以胜任管理者的职责。没有别的地方像英国一样视政府工作为正当和最高尚的绅士职业。为当大臣的叔父做私人秘书可以是严肃的从政训练，也可以是一位绅士合宜的消遣，正如肖伯格·麦克唐纳爵士（Sir Schomberg McDonnell）所做的那样。他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私人秘书，也是安特里姆伯爵（Earl of Antrim）的兄弟。外交也是值得追求的事业，特别是对于有才能的人而言。达弗林和阿瓦侯爵（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在1895年担任英国驻法大使时，自学了波斯语，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那一年除了读完11部希腊语的阿里斯托芬戏剧外，还背诵了波斯语字典中24000个词条：“其中8000条记得很熟，12000条还不错，还有4000条差强人意。”在护卫队、轻骑兵或枪骑兵等精英团从军也被有权势的人所接受，尽管这往往更能吸引意志稍显薄弱者。不那么富裕的人去了教会或海军；律政和新闻是赢得权力必需的职业。但议院是做“特别适合”练习的首选场所。只有取得议院的席位，才能在以后取得内阁的席位。进入内阁后，权力、影响、枢密院资格、退休后的贵族爵位都可以获得。由235位各界精英组成的枢密院尽管是礼仪性质的，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贵族爵位仍是个魔法斗篷，可以将一个人从群体中区分出来。内阁官邸乃众人垂涎之所，幕后操作紧张激烈，不为外人道。每次政权交替，最吸引英国社会注意力的便是组阁的复杂小步舞。俱乐部、会客室叽叽喳喳，帮派、联盟分分合合，赢家戴着好运的冠冕，骄傲浮现。这项奖赏需要辛苦、长时间的工作，但部门运作的知识却很少用到。大臣不会亲手做事，他的任务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和他管理庄园没什么不同。细节问题诸如小数点——用财政大臣兰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话说“那些该死的点”——不值得他关切。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成员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拥有世袭的土地、财富和头衔。他们从政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确实，在他们来看，公共事务应当由（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不受“肮脏的贪欲所影响”的人来管理，这么做必要且正确。作为议员的事业——当然是没有薪水的——赋予人的是荣誉而非利益。下议院是首都、帝国和整个社会的中心，同席之人乃王国俊才。引领他们至此的不仅是抱负还有责任，更何况，这也是期望之中的事。父亲在议院，儿子就跟着来了，往往还同时任职。1895—1905年担任下议院代理议长其后又升任议长的詹姆斯·罗瑟（James Lowther）家族作为威斯特摩兰郡选区的代表差不多已经有6个世纪。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议会各待了半个世纪，他的父亲也有25年。郡县的代表往往住在方圆70英里（约112千米）闻名的“那座房子”[3]家族在此闻名了几百年，他从出生起就是候选人。因为候选资格、选举，以及选举获胜后管理选区的所有花销都要由议员承担，代表人民出席议会这项特权便被限制在了可以负担得起的阶层。1895年下议院的670名议员中，有420名是有闲的绅士、乡绅、官员和律师。他们中的23人是世袭贵族的长子，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次子、兄弟、表亲、侄子和叔舅，包括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十六代德比伯爵的继承人，他是排在公爵之后英国最富有的贵族。作为次级政府督导，斯坦利不得不在投票时站在走廊门前，胁迫或哄骗在场的议员表决。但他自己却不被允许进入议院履行这项职责。用一位旁观者的话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仆人”。看着“这位名字具有伟大历史感、腰缠万贯的继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贱的工作”，更证实了贵族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政治生涯的诱惑力。
统治阶级不只培养统治者，也产出和其他阶级同样比例的弱者或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劣等或愚蠢的。除去首相和帝国功臣，还有粗鄙莽撞、言谈乏味的丑角。这些人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只会谈论马甲和领饰；双腿修长的近卫兵，对话内容仅限于“呃、嗯”的支吾声；挥霍无度的败家子自毁于酒精、赛马和牌戏。当然也有正常比例的庸人，他们毫不起眼，出色或出格的事都没做过。就连伊顿公学也有“讨人厌的蠢材”，用一位伊顿校友的话说，“这些男孩举止不佳……就算不是天生恶毒，也是心智愚蠢之徒，也许还退化堕落”。尽管在伊顿是个蠢材——可别和书呆子混淆了——30年后没准就是枢密顾问官，不过也有当一辈子蠢材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有一位外甥，名叫塞西尔·贝尔福（Cecil Balfour），因伪造支票而逃亡澳大利亚，最后死在那儿，听说是因为酒精中毒。
尽管发生过这些事故，统治家族并没有怀疑过他们与生俱来的支配权，而且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没怀疑过这一点。里布尔斯代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在1895年写道，身为贵族“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位大人可是个别具一格的典范。因为长得像摄政时代（Regency）的人物而被称为“祖宗”；帅气的他是英国权贵的完美榜样，以至于善于颂扬格调和类型的约翰·辛格·萨金特[4]主动要求给他画像。在这幅全身肖像画上，他身着女王猎鹿犬官员的长款骑手服，头戴大礼帽，皮靴闪耀，手持一卷打猎用的鞭。萨金特画笔下的里布尔斯代尔以天然的高傲、典雅和自信凝望着世界，在他以后没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当这幅画在巴黎的沙龙中展出时，前往观看的里布尔斯代尔被法国人认出来，崇拜他的人群跟前跟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喔唷，这就是那位了不起的英国爵爷。”
阿斯科特赛马周的开幕式上，里布尔斯代尔带领皇家仪仗队走下草场。他骑着一匹亮丽的栗色马，穿着深绿色外套，由一只悬挂金带的金色猎犬陪伴。这样一幅景象，任何一个看见的人都不会遗忘。作为上议院自由党党鞭、伦敦郡议会积极分子以及国家画廊的主要理事，他也分担着管理国家的责任。像大多数同类人一样，他与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阶级，那些为绅士的运动和庄园服务的人很合得来。当女王给一位叫J·迈尔斯的猎鹿犬侍从颁发奖章，以感谢他50年来的服务时，里布尔斯代尔特地从温莎骑马去祝贺他，并留下来与迈尔斯夫人“喝茶谈话”。正如他描述英国普通贵族时所说：“从小享受安逸的环境，容易培养出好脾气……他们也许自我欣赏、自私甚至愚蠢，但不太会是性格乖戾、不为人喜的。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尽管自由党的报刊倾向于把世袭贵族描绘成“忧郁地走路内八字、发际线后退”的模样，里布尔斯代尔认为贵族们仍然享有郡县当地人的尊重。他认同郡县利益，参与其事务，和佃户、佃农、集镇的商人保持相互友好的关系，除非犯了什么大错，否则还不至于“破坏古老姓氏的威望和久经考验的合作”。但面对这番美好的局面，就连里布尔斯代尔也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隆隆响声，并于30年后为自己的回忆录选择了夏多布里昂的箴言：“我守卫着那种对自由强烈的爱，这对于寿终正寝的贵族意义非凡。”
仲夏是伦敦社交季的巅峰，上流社会自娱自乐，呈现盛世光辉。这幅景象对于一位从巴黎来访的贵族来说是“在六七月份从奥林匹斯山降临到英格兰的天神间的竞赛”。他们似乎“住在金色的云上。就像树叶天生要变绿一样，他们对财富的挥霍懒散而自然”。紧紧跟随着威尔士亲王的是“一队白天鹅，修长的颈项支撑着饰以珠宝的优雅头颅”。这群天鹅的名字分别是格伦康纳夫人（Lady Glenconner）、莱斯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Leinster）以及沃里克夫人（Lady Warwick）。于80年代英年早逝的公爵夫人在欧内斯特·汉密尔顿勋爵（Lord Ernest Hamilton）的眼中“神一般高大……她美得令人头晕目眩、难以置信”。她的后继者沃里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arwick）作为“伦敦最漂亮的已婚女士”，其实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一次有名的打闹也是因她而起：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差点儿给了他未来的君主一拳。在上流社会的杂志上，她闪闪发光“仿佛一位女神，丰满的轮廓上披挂着半透明的礼服，面容靓丽夺目、高傲而美好，她的名声传遍了这个平和之国黯淡的最深处”。她是名副其实的美人（Beauty），这是一个在当时可以给拥有者公众知名度的神奇称号。在某次穿越爱尔兰的航行中，她因为晕船而躺下休息，快到岸时她的母亲叫道：“快起来，黛西，外面一堆人等着看你呢！”
伦敦西区的巴克利和贝尔格莱夫广场门前的行列从未中断。除了垂死的人，大家都外出享乐。每一天开始于早上10点公园的马啸，结束于凌晨3点的舞会良宵。在海德公园的艾伯特和格罗夫纳大门之间某个精心挑选的地点，上流社会小圈子的成员定会在此集结，相遇于早上的骑马散步或下午茶和晚餐间的乘车兜风。伦敦仍保留着乔治王朝时代的风采。吊窗锤箱摆满了明亮的花朵；房屋和广场的名字也还保留着房主的姓氏——德文郡宅、蓝斯顿宅、格罗夫纳广场、卡多根广场。配有随从的漂亮马车充斥街巷。贵妇们驾驶着维多利亚马车（车厢里还有坐得笔直的“老虎”陪同），给奢华的短腿马轻巧的一鞭，然后在男性赞许的目光下经过俱乐部的窗沿。绅士们彼此感叹：“看漂亮女人驾一对好马穿越伦敦真是件赏心乐事。”另一条街道上，皇家近卫骑兵团在巡逻，他们身着绯红夹克衫，白色马裤，骑着黑色马匹，马勒和缰绳闪闪发光、叮当作响。轮廓高大的双轮马车载着知名的政客和俱乐部会员穿行于大家门第和帕玛街及皮卡迪利的俱乐部：保守党人去卡尔顿（Carlton），自由党人去改革家（Reform），英才俊杰去阿西纳姆（Athenæum），运动家去特夫（Turf），喜爱与志趣相投者社交的绅士则去旅行者（Traveller’s）、怀特（White’s）、布鲁克斯（Brooks’s）或布尔多（Boodle’s）。政府和帝国的事务当然要在“伦敦最好的俱乐部”——下议院——商谈，这里整个社交季都开放。它的书房、吸烟室、餐厅，它的仆人、侍从以及酒窖的质量都配得上绅士的身份。头戴宽边帽、长裙拖地的夫人小姐与议员和大臣们在俯瞰泰晤士河的庭院饮茶，一边观赏对岸尊贵的兰贝斯宫殿（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公邸），一边闲聊政治晋升与名利。
私人的餐桌由拟天冬草装饰，每把椅子后都配有侍从。穿着白衬衫、燕尾服的绅士和淑女们交谈，绢网薄纱云一般笼罩着裸露的双肩，精心堆叠的头发上佩戴星形勋章或华冠。谈话是一门艺术，不可马虎随便——“对此道的擅长赋予人威望”。歌剧也因为精力最旺盛的资助人德格雷夫人（Lady de Grey）而成为时尚。在歌剧院，妮莉·梅尔芭（Nellie Melba）用天使般纯粹的女声和英俊的让·德雷斯克（Jean de Reszke）表演爱情二重唱。一袭低胸天鹅绒在皇家包厢闪耀着梦幻的光彩，那是沃里克夫人，“靡菲斯特般猩红的衣裙上只有几颗钻石”，头上还有几根猩红的羽毛装饰。人们严阵以待，想看看与她一同竞争伦敦最佳着装奖的德格雷夫人穿了什么。接着走上来的是德格雷夫人一行，被称为“戴三重冠的波西米亚人”，其中可能包括梅尔芭夫人本人、威尔士亲王，以及——在致命的1895年之前的——奥斯卡·王尔德[5]。每晚都有持续到凌晨的政治招待会，或是开到次日拂晓的舞会。站在楼梯弯曲延伸处欢迎宾客的是德文郡公爵夫人或者伦敦德里郡夫人（Lady Londonderry），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权威人物，身上的钻石熠熠生辉。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个个都是英才俊杰。总管以洪亮嗓音宣告的名单是一场头衔的狂欢：“公爵……殿下……大人……勋爵与夫人……大使阁下……”而楼下灯光照亮的广场上，男仆正吆喝着送走某位老爷的马车。
上流社会内部也分门别类，只是边缘有所重叠，人员也有交混。最爱享受、玩得最痛快的是在马尔伯勒宅的一拨儿（Marlborough House set），为首的那位雪茄不离手、大腹便便，凸出的汉诺威式面孔以短灰胡子收尾，粗壮而堂皇，正是威尔士亲王。他兼收并蓄、喜欢交际，对于守寡的母亲[6]定下的枯燥单调的皇家统治极为厌烦（所有为此受罪的人都是这个感受）。亲王的贵族圈子向各种捣乱的局外人敞开，只要他们长得漂亮、有钱或有幽默感就可以来。美国人、犹太人、银行家、股票经纪人，甚至制造商、探险家或其他风光一时的名流都曾光顾。亲王的职业就是会见所有人：与他有私交的包括了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的人，比如海军元帅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说他从来不读书，那是不厚道的谣言。的确，他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是玛丽·科雷利[7]，但他也“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当时还是中尉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并亲切地给作者写了张便条，称赞“描写和语言总体上很好”。但一般而言，他的圈子并不欢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不理解或欣赏智慧。个中原因正如沃里克夫人所说，乃是上流社会（或者上流社会的这一部分）“不想被迫思考”。它热爱享受、不计后果、没有思想、疯狂而奢侈。新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遭到嫉恨，特别是犹太人，“并不是我们讨厌哪个人，他们当中的一些很有魅力甚至才华横溢，但是他们都有头脑、懂金融”。这一点令人加倍不安，因为上流社会最不愿去想的就是怎么挣钱了，他们只关心怎么花钱。
与这个嬉闹的小圈子相对的是“廉洁者”（Incorruptibles）——他们严格、保守，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家底深厚，认为亲王的小圈子“庸俗”，而他们才是上流社会风气的捍卫者。每个这样的家庭都围绕着一伙乡下来的穷亲戚，他们一代人才来伦敦一两回，目的是带一位女儿社交，要不然干脆躲在18世纪不出来了。另一拨人是“知识分子”或“魂儿”（Souls）。他们聚集在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周围，这位索尔兹伯里的外甥是伦敦最有才华、最受欢迎的，也是这一拨人的太阳和崇拜的焦点。他们这个群体很有文化修养，自恃聪明，自我欣赏起来没完没了。他们喜爱各自的陪伴，就像特别漂亮的男女喜欢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一样。“你们总是坐在一起，探讨各自的灵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1888年的一场晚宴上说，“索性就叫你们‘魂儿’吧。”于是他们的名字就固定了下来。这位海军上将查尔斯勋爵并非一缕幽魂，而是威尔士亲王小圈子中耀眼的点缀。尽管他娶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妻子，喝下午茶时戴着三重冠，在萨金特的肖像画中有两对眉毛。画家曾简单地解释过，她确实有两对眉毛，真的那对上头还有用眉笔描着的另一对呢。
“魂儿”皆从政，而且几乎都在索尔兹伯里的政府里担任助理大臣。首屈一指的是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他写了一本关于法国诗人的书，并为诺斯[8]翻译的普卢塔克写过导言。在贝尔福先生手下担任议会私人秘书后，1898年被任命为战争部次官，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还有点儿不情愿，“我不喜欢诗人”，他说。曾任外交次官，而后很快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乔治·寇松也在魂儿圈中。后来担任战争大臣的圣约翰·布罗德里克（St.John Brodrick）也是如此。这两位贵族的继承人都因为被上议院强制开除而做过无谓的抗争。其他成员都与坦南特（Tennant）家族有关联：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Alfred Lyttelton）是板球冠军、后来的殖民大臣，妻子（在她去世前）是劳拉·坦南特（Laura Tennant）；里布尔斯代尔勋爵，娶的是夏洛特·坦南特（Charlotte Tennant）；而无拘无束的老三马格特·坦南特（Margot Tennant）和性格开朗的自由党内政大臣阿斯奎斯（Mr. Asquith）结了婚。两位前首相——格莱斯顿和罗斯伯里勋爵——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同来的还有两位未来的首相——贝尔福，以及新郎自己。有位特别受欢迎的成员叫哈里·卡斯特（Harry Cust），布朗洛（Brownlow）男爵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位学者和运动员。他机智过人，声名远播，以至于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在饭桌上就受邀担任《帕码街报》（Pall Mall Gazette）的主编；他当即接受了邀请，并为这份报纸服务了4年。他最大的缺陷是对女人“致命的自我放纵”，因为他实在太有魅力，令女人难以抗拒。他的公职生涯受此拖累，后来没能实现当初大家对他的期待。
上流社会狭小而同质，拥有土地必不可少。外来者要想闯入，定要先买个庄园住上一阵儿，然而这一招也不一定管用。约翰·莫利（John Morley）还是内阁大臣的时候访问了史基博（Skibo），那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房产，还建了个游泳池。他向陪同他的私人侦探征求意见，这位侦探很有见解地回答道：“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暴发户的品味。”
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那“强劲而卓越的”两百个世代统治英格兰的家族成员，各个都互相认识，要不就有亲属关系。优越性和舒适的境遇强加给贵族和绅士们自我繁衍的责任，他们也喜欢大家庭：五六个孩子很正常，七八个不算罕见，九个或更多也不是没听说。阿伯康公爵（Duke of Abercorn），索尔兹伯里政府中乔治·汉密尔顿勋爵的父亲，就有六个儿子、七个女儿；第四代利特尔顿男爵，格莱斯顿的连襟，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的父亲，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格莱斯顿手下的印度大臣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有十二个孩子。兄弟姐妹相继结婚，再婚也为数众多，导致每个人都和几十个家庭有亲属关联。每天相遇在各自家中、在赛马会、在狩猎场、在考斯（Cowes）快艇俱乐部、在皇家学院、在法庭、在议会的人们，多半是与他们的远房堂兄妹、大伯、小叔、妹夫或连襟的叔叔、继父的姐姐或那一边舅母的侄子碰面呢。所以组阁时，内阁成员与首相沾亲带故难以避免，也就不能说是裙带关系了。在1895年的内阁中，战争大臣兰斯顿勋爵与乔治·汉密尔顿勋爵的妹妹结的婚，而兰斯顿之女又嫁给了枢密院大臣德文郡公爵的侄子，也是这个爵位的继承人。
有人说，英国的统治者“彼此在威斯敏斯特[9]之外都很了解”。他们曾在一起上学，去的是最受欢迎的两个学院：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或剑桥的三一学院。未来的首相在一同成长——罗斯伯里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基督教会学院，紧邻其后的贝尔福和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在三一学院。不过贝利尔学院才是政治家的温室。强大的院长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不加掩饰地将他的教育才华施展在聪明的本科生身上——“那些社会地位可以使他们当上高官的人”。基督教会学院直接被称作“议院”（House），栖息着有钱有产的贵族。90年代统治英国的这批人还年轻的时候，学院的一把手是利德尔教务长（Dean Liddell），他长相英俊、风度翩翩且令人生畏，有个女儿爱丽丝，被一个名叫查尔斯·道奇森[10]的卑微的数学教师爱慕。“议院”的活动主要是猎鹿、赛跑、一种不那么认真的板球运动以及“永无休止的晚宴，以及，与他们所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同伴共进晚餐”。
这些同伴晚年写回忆录时，前面的页数会充满脚注，指出作者学生时代的查尔斯、阿瑟、威廉和弗朗西斯就是“后来的帝国总参谋长”或“后来的南安普顿主教”或议会议长、雅典公使等。数年的交情使他们彼此熟悉，托别人帮忙也很自然。1898年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想参加苏丹远征，却遭到该军总司令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的坚决反对。但事情并非毫无希望。温斯顿的祖父，第七代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曾在迪斯雷利的手下与索尔兹伯里共事。已经是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蔼地倾听过这个年轻人的讲话，也答应会帮忙。但这回事情紧急，温斯顿决定依靠“我从幼年起就在社交场合见过很多次面的”私人秘书肖伯格·麦克唐纳（Schomberg McDonnell）勋爵。在后者更衣准备赴宴时温斯顿找到了他，讲明原委，“这个殷勤的人便说‘我马上去办’，然后果然丢下饭局出了门”。如此一来事情就解决了。
这些人受教育的模式完全一样，而教育的目的也不一定在于科学的精神或精确的头脑，而是“优雅的风度”，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有资格做一位英国绅士，受教育者也必须不可动摇地将绅士身份视为人间之大善。这样一来，作为绅士就有义务达到预期的标准。每个伊顿男孩的宿舍里都挂着巴特勒夫人那幅著名的、关于马如巴山惨败的画[11]。画中一位军官上举佩剑，高喊校训“Floreat Etona”[12]，冲向死亡。由此可见，英国军官们重勇轻谋的现象与伊顿灌输的理念分不开。但是做一个伊顿人，就要“吸收一种轻松自然的优越感，拥有一种毋庸置疑的至高意识”。披挂着这层盔甲，他们对自己所在的世界平和而自信，对身处其外的人表示遗憾。某次，查尔斯·坦南特勋爵和同伴去打高尔夫球，当他们准备驱车时，被一个陌生人粗暴打断，他挤过去把自己的球放在了球架上。震怒的同伴准备爆发，却被查尔斯勋爵劝了下来，“算了，别对他生气了。他应该不是个绅士吧，可怜啊可怜”。
这种奇妙的状况成了所有欧洲大陆贵族们艳羡和模仿的对象（也许只有俄国人除外，他们说法语，不模仿任何人）。德国贵族忙着娶英国妻子，穿苏格兰粗呢和连袖大衣，而法国上流社会的中心是赛马会（Jocky Club），成员们打马球、喝威士忌；有法国萨金特之称的厄洛（Helleu）为他们画肖像，画面上充满猎狐者所穿的深红色。
以马术语言来想象他们的崇拜对象并非怪事。英国绅士若没有马是无法可想的。自从第一个骑上马的人获得高人一等的身高和速度（马镫发明之后还意味着额外的攻击力），马匹就把统治者和臣民区分了开来。骑在马背上就是权势的象征，而世界上没有哪个阶级比英国贵族更看重马，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13]象征着他们的能量。当时的一位作家想描述郡县的寡头政治形态，使用的也是马术语言。他写道，社会的组成一方面是“少数上流贵族，生来就穿着带马刺的长靴，而剩下的是昏暗的劳苦大众，生来就被套上鞍具和缰辔，被骑跨、受支配”。
在1895年，马仍然是上流社会不可或缺且无处不在的物事，就像仆人一样，不过与后者相比，显然备受珍爱。它提供了行动工具、职业和谈论的话题；它激发爱、勇气、诗与强壮的体力。赛马是国王的运动，骑兵是战争的精英，而马是这两者的核心。一位英国贵族充满乡愁地回忆青年时代，那个年头“我在马鞍上思考人生，与天堂近得不能再近”。
周日晚上的塔特萨尔（Tattersall）走廊和歌剧院一般热闹。上流社会聚集此处，观看要在周一卖出的马匹。人们不是简单地去纽马基特（Newmarket）看赛马，他们在那附近有房子，或者在集会时租房住一阵。比赛由赛马会的三个执事掌管，他们做出的决定是没有上诉空间的。索尔兹伯里政府的三位内阁大臣：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卡多根伯爵（Earl of Cadogan）和德文郡公爵都曾担任过赛马会执事。拥有一匹种马并饲养赛马要花费不少钱财。罗斯伯里勋爵娶了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的女儿，在1894年当上了首相，同时还赢了德比赛马大奖。他收到了昌西·戴普（Chauncey Depew）从美国发来的电报——“除了天堂你别无所求”。然而戴普低估了罗斯伯里，他在1895年和1905年又赢了两次德比赛马大奖。威尔士亲王在1896年得了奖，用的是体格健美的褐色马“柿子”，由他自己的种马培育；1900年他用“柿子”的弟弟“钻石朱比利”再次获胜；第三次是在1909年，用的是一匹叫“藤井”（Minoru）的马，那时他已经是英国国王了。这也是赛马大奖第一次被在位的君主夺得，艾普森全镇欢悦不已。当代表皇家的紫色、鲜红和金黄展现在塔特萨尔街角时，人群欢呼雀跃；当“藤井”与竞争对手肩并肩狂奔时，人们激动到了疯狂的地步，看见它险胜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冲破围栏，轻拍国王的后背，紧握他的手，“甚至警察也挥动头盔，不断喝彩，把嗓子都喊哑了”。
著名的“鞭子”朗兹伯勒勋爵（Lord Londesborough）荣誉也不少。作为四轮马车俱乐部的主席，外号“风头人物”，其人相当优雅有派头，打扮时髦，他的曳车马也以“光泽，速度和风格”而闻名。曳车马可不仅仅是装饰品，还是至关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也不失时机，发泄暴躁的脾气。1900年，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位侄女出席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远航南非的仪式时，她只看到船，而没见到罗伯茨勋爵本人，因为“马车必须中途折返，不然马可能太累了”。而她的姨妈莎拉（也就是威廉·达尔文夫人）去剑桥买东西，路程一旦超过10英里（约16千米），就必须让马车先回去，她再搭乘出租马车完成购物。
但骑马打猎才是骑手真正的热情所在。身边跑着猎犬，在开阔的丘陵上骑马飞奔的感觉就如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所说的——“马生双翅，我成了神”。打猎的兴奋、危险与美更是猎狐人永恒的追求：猎手号角尖啸；猎犬兴奋号叫；红衣骑士奔跑川流，一袭黑衣的女士在横鞍侧坐；横跨河岸、栅栏、石墙、沟渠的跳跃；甚至冲撞、断骨和把人冻到发疼的冬旅夜归路。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作为有闲阶级活着是一种幸福，那么打猎则称得上是一种狂喜。此项运动的爱好者——无论男女——一周中有五到六天都要出来打猎。据说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land）的私人牧师诺克斯先生在他的白袍子下穿着长靴和马刺，“甚至在讲坛上都想着马”。公爵一家总能根据诺克斯先生的晨祷速度推测他当天是否打猎。
索尔兹伯里勋爵内阁受人欢迎的“护卫”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被视作英国乡绅的典型。他对于自己在议院中作为农业利益的代表是非常重视的，但他同样重视自己作为布兰克尼猎犬队驯马师的身份，有时还分不清这两个职责中的哪一个更优先。辩论或内阁开会时，他在官方纸张上画马以消磨时间。当他作为大臣需要出席质询时间时，他会安排一辆特别列车，带他去第二天打猎集结的地方。火车会在站与站之间停下，身穿白马裤红上衣的查普林先生走出来，爬上路堤，他的马夫和马匹正在那儿等着呢。由于他的体重有250磅（约110千克）以上，他总在寻找体格庞大，能扛得住他的马，而且经常“在一天之内累坏好几匹马”。“看他骑着大马，雷鸣般跳下栅栏真是一幅景观。”有一回，草场被高高的树篱围住，唯一的空隙处栽着一棵小树，被高度4英尺（约1.3米）的铁笼保护着。“有人喊着要斧头或刀，但是护卫正以40英里（约64千米）的时速冲过来，戴着单片眼镜的他，除了树篱的空隙什么都没看见。谁都拦不住他了，就连那棵小树也不例外，因为他的重量再加上马已经把树给撞断了，轻松得就像掰断一根细棍一样。他骑马跑开，完全没有意识到树的存在。”
作为驯马师，除了要维护自己的马厩以外，还要负责育种和保养一群马，这也不是小事。查普林先生热情高涨，曾经奢侈到保养两群马，可以同时进行两场捕猎，而且他还有一匹赛马、一处在苏格兰的猎鹿林，与此同时，还要招待他那花钱大手大脚的朋友——威尔士亲王。最终导致他自我毁灭，丢掉了家产。1911年最后的一次打猎中，当时已经70多岁的他被抛下了马背，摔在地上，断了两根肋骨，肺部也被刺穿。但在被抬回家之前，他还坚持要在最近的村庄停留，给下议院的保守党党鞭发电报，以告知他将无法出席晚上的选举。
后来进入内阁，成为爱尔兰政务司长的乔治·温德姆也与查普林先生相似，在打猎爱好和政治责任之间难以取舍。温德姆的特殊情况是，这份责任多少还有野心的成分，因为他非常想当首相。再加上他也写诗，并在艺术和文学上颇有造诣，人生对他来说确实充满艰难的选择。某个爱好打猎的朋友奉劝他“别为了政治而牺牲人生，要做给亨利·查普林看看，把年轻时美好的期待变成现实”。要拒绝这个建议、舍弃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容易。想想看，绅士们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用早餐，戴着围裙以保护他们粉笔一般白的马裤；圣诞之夜，引用温德姆的描述，“我们39个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打猎的有30人。“今天大家又一起出去了……我们仨冲在最前面（跟在我们身后最近的也在50个马身之外）。其余的都不见踪影。我们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在草场。场面太激烈了，无法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定在一码之内。我们猎杀能逮住的任何东西，猎犬在我们周围欢叫。谁也赢不了谁。真是好时光……这就是打猎的乐趣，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
比猎狐的历史更悠久，骑手最早的角色是在战争中。骑兵自认为是军队的精华，他们引人注目之处也确实更在于社会声望，而非思考或想象力。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一位曾经的骑兵军官写道，“那种超群的自信属于这个阶级、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加入军队的头几年，他们每天端着枪，每周从马背上摔下头着地，从而保持“一种长期麻木的糊涂状态，这是每个骑兵军官的追求”。驻扎在印度的军队在当地练就的马球是骑兵们的爱好，骑兵训练是他们战略手段的顶点。英国的军事领导人也是骑兵出身。他们对骑兵训练的信赖不亚于对英国圣公会的信仰。骑兵军官的典型形象是第十轻骑兵那格调不凡又平易近人的布拉巴宗上校（Colonel Brabazon）。作为威尔士亲王亲密的朋友，他“闻名宫廷、俱乐部、赛马场和狩猎区……是伦敦社交圈最耀眼的明星军人”。身高6英尺（约1.82米），面庞干净匀称，眼珠灰亮，下巴强壮，他漂亮的八字胡连德国皇帝都会嫉妒。他的想法也与外貌相称。1902年，作为义勇骑兵队指挥官在国防委员会前为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做证时，布拉巴宗将军（他现在已经是将军了）“详细讲述了他与敌人短兵相接的经历，以及在交战中使用骑兵的理论，令委员会震惊”。根据伊舍勋爵（Lord Esher）对国王的报告，布拉巴宗在陈述中“重申他对提供给骑兵的武器的长期质疑，并表明他对战斧武装突击战术的偏爱”。他以“标志性的殷切口吻”做证，“描绘了骑兵在这种条件下突击的生动场面，冻结了委员会成员的想象”。接下来他们又听到道格拉斯·海格上校（Colonel Douglas Haig，其后升任南非战争骑兵部总参谋）对废除长矛的提议的强烈谴责，并且他坚持认为arme blanche，即骑兵的马刀，也是很有效的武器。
在乡下的家中，在佃户、佃农、庄稼和动物的围绕下，整个地区的民生都由贵族的产业主导，“那座房子”是大头，而村庄本身微不足道。贵族之家拥有土地，租赁出去并获得收入，世代相袭。英国的权贵如鱼得水，畅游在天赋的环境中。从孩童起，他就沉浸于自然，陪伴他的是天空、树木、田野、鸟雀，以及林地里的鹿。“生长的家园给了我们得天独厚、超越一切的美景。”弗朗西斯·贝尔福夫人写道。那些贵族庄园——马尔伯勒公爵的宅邸布莱尼姆，德文郡公爵的查兹沃斯，彭布鲁克伯爵的威尔顿，沃里克伯爵的沃里克城堡，萨克维尔家族的第诺尔庄园，索尔兹伯里家族的哈特菲尔德——有三四百个房间，一百个烟囱，房顶大得要以英亩计算面积。那些没这么豪华的宅邸通常居住的时间更久，比如雷尼绍，西特韦尔家族在此居住了至少700年。无论宅邸大小，房主从没停止过改变房屋的布局，改进周围的景致。他们移走或创造山丘，变出湖泊，改动溪流，通过树木创造狭长的远景，定格于大理石造的亭子，吸引眼球。
他们的房产数量也不断增长。都市住宅、家族地产、第二处乡村住宅、北方的狩猎屋、苏格兰的第二处狩猎屋，甚至在爱尔兰有座城堡也不稀奇。索尔兹伯里勋爵除了哈特菲尔德和伦敦阿灵顿街的房产外，在肯特郡的迪尔有座城堡，在多塞特郡的柯蓝伯恩有座庄园，在法国还有别墅。如果他喜好运动，恐怕还会在苏格兰买房，在艾普森或纽马基特附近添置赛马。大不列颠境内有115人各自拥有超过5万英亩（约2万公顷）的土地。这其中的45人土地数量超过10万英亩，尽管这些土地大多位于苏格兰，无法耕种，产生的收入不多。大约有60到65人（都有贵族头衔），拥有5万英亩以上的土地，收入也超过5万英镑，这其中又有15人——7位公爵、3位侯爵、3位伯爵、1位男爵、1位从男爵——土地收入超过10万英镑。在拥有4450万人口的大不列颠，2500位地主各自拥有超过3000英亩（约1214公顷）的土地和超过3000英镑的收入。
收入低于160英镑的人无须为所得缴税，大约有1800万到2000万人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人中有300万是白领或从事服务业——公司职员、售货员、零售商、客店老板、农场主、教师——平均年收入75英镑。1550万是体力劳动者，包括军人、水手、邮递员、警察，以及从事农业和家政的人，他们的收入不足50英镑。“贫困线”估算是在每年55英镑，也就是每周21先令8便士，以此供养一家五口人。大户人家的佣人睡阁楼或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农工则需付每周1先令的房租，而且清晨5点号角一响就要拿起镰刀和犁开始工作，直到黄昏。房子一旦漏水或腐朽，只能仰仗地主派人维修。当他们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时，除非地主愿意为其养老，否则就只能去条件恶劣的救济院了此一生。为家族产业服务的人——马夫、园丁、木匠、铁匠、送奶人，以及农工——他们也世代定居于所在之处，时间并不比主人短，却“全心全意、满腔热情地”为其提供服务，“这甚至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
打松鸡的季节从8月开始，直到次年1月议会重开的这段时间是地主们的狂欢季，他们拜访亲朋好友的宅邸，举行长达一周的聚会，客人从20到50人不等。而每个客人还要带上自己的仆人，那么东道主就要供养百十来号人。有一次在查特斯沃思，前来赴宴的竟有400多人，在此居住直到宴会结束那天。射击是备受喜爱的消遣方式，也被认为是毅力和射击技巧的体现。一架装弹器、三四把枪，一大群驱猎夫不受限地击落隐藏在树林中的小动物，收获满满。从这个郡到那个县，再进出苏格兰，伴随他们足迹的是无数死去的鸟和野兔。乡绅们总是在路上：去桑德灵厄姆和亲王射击；去威尔特郡和博福特公爵打猎（穿蓝色和浅黄而非红装），目标是苏格兰湖泊、悬崖和人迹未到的丛林中的鹿（“低一点儿，老爷，低一点儿”——查普林先生为了拉近距离以射击雄鹿，不惜在地面爬行，苏格兰向导和他耳语道：“您的下盘太突出，恐怕鹿会看到您哪”）。这是圣诞宴和成年宴的保留节目，贵族们偶尔也会借此在德国洪堡、法国马伦巴换换口味。
早晨绅士们在旷野上潇洒，淑女们则戴着帽子用早餐，穿着精美而慵懒的茶会礼服——“贴着金属亮片的淡绿绸缎，黑貂褶边领饰，薄丝轻纱”，统治下午茶时光。其后正式的晚宴当然要盛装晚礼服参加。从早到晚，成群的仆人悄无声息地走动，奉上早茶和《泰晤士报》，搬运洗澡水和壁炉煤块，每天为花瓶更换鲜花，小声说“阁下正在书房”，吃饭时间负责敲锣，还要熬夜等候，为准备入睡的夫人小姐卸下紧身褡。
每个参加聚会的客人都有一个铜框镶嵌的名牌，放在卧室门上，还有一张名片卡放在食品储藏室的电铃指示器旁。在分配房间时，众所周知的私情要被考虑在内，即便肇事男女没有承认。只要愤怒的妻子或戴绿帽的丈夫不引发公开的丑闻，这些组织内部的不忠就可被默许继续。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下层社会知道任何不端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有严格的准则。在封闭的统治阶级，把任何成员的信息泄露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绝对不能出现离婚法庭的上诉，任何对本阶级名声不利的宣传都无法容忍。如果，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比如丈夫完全拒绝在此事上妥协，并以行动相逼，整个上流社会的权威人士——甚至如果必要的话，包括威尔士亲王（尽管他这方面的履历不佳）——都会集体出面，阻止事态发展。他们会提醒这位丈夫，他绝对不能以这番暴露来牺牲阶级的利益，在庸俗大众的凝视下保持体面和清白是他的责任。被慑服的丈夫只得顺从，即便代价是20年不和他的妻子私下交谈（有一对夫妻就是如此）。
在他们那纸醉金迷的世界，自我放纵是自然法则。昼伏夜出的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和脾气暴躁的独裁者西特韦尔勋爵（Sir George Sitwell）、威廉·伊登（William Eden）勋爵那样有名的怪人不过代表了他们这个阶级里随心所欲的习惯走到了极端的人。但对于大多数有钱有势者而言，拥有好脾气并非难事，因为已尽一切努力让他们不受打扰，生活得惬意舒适而美好。
结果他们更加高傲、不可一世。布拉巴宗上校某次乘火车迟到，被告知去伦敦的车已经开走，他指示站长：“那就再给我开一辆过来。”不愿忍受在寒风中等车的待遇，或嫌站站停的慢车旅程太长的绅士们习惯买专列车票，平均每张25英镑。这其中不少人，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从未见过火车票长什么样。女士们的连衣裙独一无二，由沃斯或杜塞独家设计，他们对每位顾客都专心投入，像给她们画肖像一样。“为了和别人不同”，英国出身的美女黛西，普勒斯王妃（Daisy，Princess of Pless）让人在她宫廷服的裙裾上绣了“真正的紫罗兰做的流苏”，即透明蕾丝内衬蓝色雪纺，再加少许金亮片。
在特权的哺育下，权贵们茁壮成长。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官员中至少有五位重要的大臣身高6英尺（约1.83米），远远超过当时的正常身高。内阁中的19人中，只有两位没有活过70岁，有七位超过了80岁，还有两位超过了90岁，而当时男性的平均寿命，如果从出生算起是44岁，从活过21岁的开始算起也只有62岁。特权供给的饮食给予了他们优良的品质，用沃里克夫人的话说：“这就是气度！”
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响声。他们隐约有些担心以后出现的变革会扫了他们的兴。绅士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民主的壮大和社会主义的威胁。报纸的漫画上，英国佬约翰牛隔着篱笆，看着一头名叫“工党”的牛。大多数人意识到问题，却没有认真去想当前秩序之下的重大变动，但有一些人却忧心忡忡。年轻的阿瑟·庞森比勋爵每天经过威斯敏斯特到滑铁卢桥的筑堤时，都看见“由无家可归者和可怜的弃儿组成的肮脏人群，睡在长椅上”，他和他父兄的朝臣式传统断绝关系，成了社会主义者。沃里克夫人努力扼杀追求享乐的生活中产生的婆婆妈妈的疑惑，“像疾病发作似的，一再投入慈善事业”。她沉溺于此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要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同时她也深信现在的情形是不好的、不公正的”。1895年，沃里克夫人读到信奉社会主义的编辑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在他的报纸《号角》上写的文章，抨击在沃里克城堡举行的、庆祝她丈夫继承爵位的舞会。她怒气冲冲地跑到伦敦，对抗她的敌人，而将满屋的宾客弃之不顾。她向这位编辑解释，沃里克的庆典聘用了许多因为天气寒冷无工可做的人。布拉奇福德先生转而向这位美丽的访客解释了生产性劳动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她回到沃里克，神情恍惚，并从此将精力、钱财和影响都用来传播这些新思想，令她的小圈子痛苦不已。
但沃里克夫人是个例外，并非潮流。1895年的英国有着一种毫无矫饰的优越感，激起邻国的怨恨。“光荣孤立”的态度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既成事实。英国没有特别担心潜在的敌人，不承认结盟的必要性，也没有朋友。在一个他国的精力不断突破旧有的界限的世界中，这样幸福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7月20日，索尔兹伯里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受到意外挑战，来自出人意料的地方——美国。此事关系到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长期争议的边境。委内瑞拉宣称英国的领土扩张违背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刺激美国撑开她著名的保护伞，并坚持仲裁。尽管美国总统格洛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拥有正常而合理的判断力及足够的常识，他的国民却自信心膨胀。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冲着德国，英国冲着俄国，美国冲着英国发泄沙文主义情绪——英国是唯一可以合理地“让美国演说家践踏”的国家。7月20日，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照会大不列颠，说，对门罗主义的漠视将被“视作对美国的不友好举动”。而且，他不加掩饰地把美国描述为“控制局面的大师，在所有挑战者面前都几乎无懈可击”。
在外交界，这番好斗的语言令人称奇，但奥尔尼却是有意为之，因为如他所说，“在英国人眼中，美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认为“只有用爆炸效应的词句才能起到效果”。但这番言语并没有引起同时担任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重视。他对这种刺激不屑一顾，就像他不会对裁缝突然提出的决斗要求做出反应一样。外交政策是他20多年来的专长。1878年他陪同迪斯雷利参加柏林会议，纵横捭阖于纠葛多年的近东问题。他处理的方法不同于受威尔士亲王仰慕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后者“既知道自己的想法又坚决果断”。但外交事务已不再像帕默斯顿勋爵得势的年代那般直截了当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追求戏剧性的成功。他说，赢得外交胜利靠的是“一系列微小的优势；这里一项明智的建议、那里一次适时的礼仪、这一瞬间聪明的退让、那一刻富有远见的坚持；戒备不懈的机敏手段、坚定不移的沉着和耐心，不会被任何愚蠢、刺激或错误而改变”。但他认为，不值得在民主的美国身上使用这些高雅的策略，正如同他认为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是太抬举他们了。他直接把奥尔尼的照会搁置4个月。
当他终于在11月26日回复照会时，不过冷冷一语：“委内瑞拉的争议边界与门罗总统处理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并断然拒绝仲裁“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出现之前就属于英国王室的边境”。他甚至懒得理睬外交的首要原则：留有协商余地。这种断然的冷落连克利夫兰都吃不消了。在12月17日给国会的通信上，他宣布美国调查委员会已经研究并确定了一条边境线，英国超越此线的任何扩张都将被视为“故意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克利夫兰成了英雄，主战的旋风席卷美国，纽约《太阳报》宣告“战争必要”。“战争”一词被任意使用，好像它只是关系到远征印第安易洛魁人或非洲巴巴利海盗。
英国惊愕了，政党之间意见迥异。自由党为索尔兹伯里勋爵傲慢的口气而羞耻，保守党为美国的放肆而愤怒。“任何一个有帝国本能的英国人，”保守党记者及小说家莫利·罗伯茨（Morley Roberts）在不可避免地致函《泰晤士报》时写道：“都会对门罗主义嗤之以鼻。南北美洲的最强者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只要我们不离开，没有哪只共和国的狗敢叫。”虽说语气上过了火，但愤慨之情却是真切的。虽然大西洋两岸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荒谬，火药味却不断升级，血液也沸腾起来。权力与繁荣中产生的侵略性很难终止，幸运的是，第三方势力转移了注意。
没有谁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憎恶了，以至于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催化剂。他始终迫切地要强调自己和德国的重要性，要起作用，要亮个相，要扭转历史的轨迹，他从不错过任何机遇。他渴望拥有重大影响力，事实通常也正是如此。
1895年12月29日，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布尔共和国与英国的开普殖民地之间经年累月的冲突终于在詹姆森突袭行动中爆发了。英国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布尔共和国实际是个独立的国家，它阻碍英国往非洲南下的行军，也压迫着在南非的侨民（Uitlanders）——包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淘金者，他们大量聚集并安顿在德兰士瓦，直到有一天在人数上超过了布尔人，但是并没有获得投票权或其他任何公民权利，他们为此而委屈抱怨，骚动不安。受帝国主义急躁的天才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启发，詹姆森博士率领600名骑手来到边境，欲掀起广大侨民的起义，以推翻布尔政府，将南非共和国归入英国的统治。他的军队受到包围，并在三天内就被抓获，但他的使命却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全部影响将在四年之后才显现。
这个时刻给了一直留意的德国皇帝趁虚而入的机会。他致电布尔共和国的克鲁格总统，祝贺他在“不借助友好的外力”的情况下击退了入侵者。言下之意很明显，他们可以在以后利用这样的帮助。霎时间，英国人注视的目光就像网球赛场观众的头一样，从美国转向了德国；英国人的愤怒也从克利夫兰总统——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危险人物——转移到了德国皇帝身上，后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最惧怕的就是德国最终被包围，而克鲁格电报为促成此事功不可没。它所显示的敌意令英国人震惊。从那时起，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看似光荣的孤立是否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1895年是充满震惊的一年。就在保守党上台的两个月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震惊了整个社会。根据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和定罪——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罪——毁掉了一位卓越的作家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颓废心境。
颓废是什么？两年前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引起广泛讨论的著作《堕落》深化了这个概念。诺尔道以600多页的皇皇巨著，不断升级的歇斯底里追溯到：颓废这一现象潜伏于左拉的现实主义、马拉美的象征主义、梅特林克的神秘主义、瓦格纳的音乐、易卜生的戏剧、马奈的绘画、托尔斯泰的小说、尼采的哲学、耶格博士（Dr. Jaeger）的羊毛衣、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女性服装、疯狂、自杀、神经疾病、毒瘾、性放纵之中。所有这些联合起来，造成了一个缺乏自控、纪律或羞耻心的社会，“向既定的灭亡前进，因为这个社会已筋疲力尽，无法完成伟大的使命”。
遵守颓废派守则的王尔德，已经埋头致力于自我毁灭了。作为唯美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和智者，他迄今为止都被成功的珐琅保护着。他无与伦比的言谈使他的朋友着迷，正如他的戏剧作品令公众着迷一样。但他艺术家式的自大演变为自负，胃口也越来越大，身材因而变得肥胖松散，还长了双下巴，一位朋友也说：“他所有不好的地方都逐渐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成功也没能使他满足，因为餍足意味着他必须去品尝毁灭的终极感觉。“我是个问题，”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过，“而且没有答案。”他以诽谤罪状告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从而促成了自己的被捕。接踵而至的审判剥去了上流社会谨慎的屏风，每个人都可能看到邪恶那苍白的微光，令他们战栗：淫媒、男妓、敲诈勒索，就连宾馆幽会也有仆人和马夫陪同，由船夫负责从海岸边接送。昆斯伯里侯爵之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却没受到任何指控，尽管这位花一般诱人的美少年与王尔德分享了这些罪恶，是王尔德陪伴和爱慕的对象。阿瑟·萨默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贝尔福公爵之子，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朋友，在1889年一次警察突袭行动中被抓获于同性妓院，但他也没受到指控。他被允许在欧洲大陆继续过同样的生活，王子还央求索尔兹伯里勋爵同意此君偶尔低调回国看望父母，而“不必担心因为那项可怕的指控遭到逮捕”。
彼时担任《双周评论》编辑的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认为休戚与共的统治阶级会同样保护它的朋友王尔德。他认为所谓贵族式偏见就是偏袒杰出的人，对于勋爵、百万富翁和“天才人物”都是平等的。他错了。作为艺术家兼知识分子，在罪孽深重的当口被抓，王尔德唤起了庸人们的号叫，英国公众进入了最强烈的一次周期性道德痉挛中。法官很恶毒，公众在谩骂，他所取悦的上流社会背叛了他，出租车司机和报童交换关于“奥斯卡”的粗俗笑话，新闻业也斥责他，他的书被撤架，连《诚实可贵》的戏单也把他的名字给涂掉了，这可是当时令观众着迷的、王尔德最得意之作。有绅士风度的社会主义者H·M·海因德曼（H.M.Hyndman）说：“他的陨落，据我所知，乃文学界最令人扼腕之事。”此后，世纪末颓废的黄烟在英国消散，欧洲大陆也快了。
索尔兹伯里年末任命的桂冠诗人与王尔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任命此人是推崇“体面”的最佳方法。自从丁尼生1892年去世，桂冠诗人的席位就一直空着，因为非常重视文学的格莱斯顿和罗斯伯里勋爵都找不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斯温伯恩（Swinburne）的习惯和观点都很恼人，所以很遗憾，“完全没有可能”当选（尽管格莱斯顿“仰慕他的天才”），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是社会主义者，哈代当时仅以小说闻名，尚且稚嫩的诗歌才华又过于怀旧。年轻的印度裔诗人吉卜林在1892年出版的《营房歌谣》中显然文风雄健，很有帝国气概，但是风格稍显粗糙，所以，他和W·E·亨利（W.E.Henley）、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都没能入选。其他的人选都很平庸，其中一位叫刘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爵士的，他发起了一段对话被称为“英国最自然的妙语”——著有《地狱时代》的莫里斯特别想成为桂冠诗人，在王尔德毁灭前向其抱怨：“我背后有个沉默的阴谋，沉默的阴谋啊，奥斯卡。我该怎么办？”“加入他们吧。”王尔德回答。
桂冠诗人就像主教，谁当都一样。出于这个原则，索尔兹伯里就任首相后任命了阿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一个很有保守党色彩的新闻记者，《国家评论》的创刊人和编辑，奥斯汀也在特殊场合，比如迪斯雷利去世时，写过热情洋溢的诗文。当一位友人指出他的诗中有语法错误时，奥斯汀说：“我不改动这些东西，它们可是上天的旨意。”他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约1.65米），有张圆脸和整齐的白须。他以拉丁文“外交”署名，撰文为保守党外交政策歌功颂德，因而和首相有私交，也是哈特菲尔德的常客。他的事业开始于1870年，担任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在凡尔赛宫采访俾斯麦的机会，30年后被迫得出痛苦的结论：德国在1859—1870年的战争中，“毫无疑问地诉诸阿尔弗雷德大帝或任何现代英国首相都不会使用的手段”。他迄今卖得最好的书是一本关于英式花园的散文作品，但是在当上桂冠诗人的两周内，他便超越期待，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首诗，庆祝詹姆森博士的功绩：
黄金城里有姑娘，
也有母亲和小孩！
她们哭喊，快点儿！多可怜！
勇敢的男儿该如何？……
于是我们骑马涉水前往，
我们的马儿也拼了命，
先往东去，再往北走，
跨越徐缓起伏的原野……
这首诗引发的欢乐传到了女王那里，她问起了索尔兹伯里，后者不得不承认，这位新任桂冠诗人的首次感情流露“很不幸地获得了低级剧院宾客的喜爱，他们热情地配曲唱这首诗”。索尔兹伯里从没有费劲解释为什么选了奥斯汀，除了一句即席的回应“他想要嘛”；但如果说这项选择没能使英国诗歌增光，它至少也精明地迎合了英国人的心态。
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注意到的，英国人即便作为反对派在野，深信台上的人在毁坏国家时，也自认为是全世界管治得最好的公民。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他对政治家的正直清廉也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奥斯汀正反映了那种舒服的自豪感。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光辉的夏天，一位访客发现奥斯汀在他乡下的家中，穿着亚麻衬衫、戴着巴拿马帽，坐在柳藤转椅上和佩吉特夫人、温莎夫人亲切交谈。他们决定轮流说出各自心目中天堂的模样。奥斯汀的想法很高尚。他希望能坐在花园里，不断收到电报，交替地宣告英国在海上战场及陆地战场获胜的消息。
很多人取笑阿尔弗雷德·奥斯汀，理由很简单：他矮小、傲慢，写的诗也陈腐不堪。但不可否认，他的上述愿望中含有一些简单、忠诚而确定的东西，即对国家完全而幸福的爱意，不承认它有任何不足之处。这种心态就像里布尔斯代尔勋爵的外貌一样，后世再也不可能出现。
既然保守党已取代自由党，上议院便可仰起身子，舒服地走他们的老路——那就是尽量少做事。在自由党执政的最后几年，上议院站起来阻止激进法律引发的“悲剧”，撵走了一项雇主责任法案、一项促进地方政府民主化的教区会法案，以及最后的爱尔兰自治法案。1894年3月，格莱斯顿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庄严地警告，两院“根本属性”上的分歧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崇高原则和深度重要性上矛盾巨大、摩擦频繁”，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自由党在台上时，关于上议院改革，以纠正失衡的提案很多，但是既然现在和谐已经取代冲突，情形也就不再紧迫。人们忘记了格莱斯顿的警告，上议院的议员也恢复了他们惯有的休眠状态。
在560位上议院议员中，许多“边远”贵族——这是他们的称呼——从来都是缺席的。其余不少人只有危机发生时才会过来。只有不到50人定期出席议会。用牛顿勋爵（Lord Newton）的话说，这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集会”，他们的发言如果放在下议院5分钟就不会有人听了。辩论也“总是很礼貌”，很克制，到了“超然甚至是冷淡的地步”。政党间的憎恶被“蓄意的谦恭”所掩盖。听众们也不振奋，特别是对于自由党人的演说，自由党领袖罗斯伯里勋爵抱怨“所有听众都满副倦容、极为厌烦”。
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时，整个上议院都在他的支配之下，尽管名义上的统治者是上议院大法官，也就是议长。这个职位此刻被哈尔斯伯里勋爵（Lord Halsbury）所占据，他来自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创立者曾战斗在黑斯廷斯，后来被威廉二世封为白金汉伯爵。尽管这个头衔没有延续到下一代，这个家族却以饱满的精力坚持不懈，虽然并非富有。现在这位兴致高昂的大法官已经72岁了，他还将再活26年之久。一位外形矮胖的匹克威克式人物，短腿、红脸，耳边一簇白发，表情也有幽默感。尽管态度和蔼，哈尔斯伯里勋爵却是位强硬的对手，在法庭上很执拗，拥有精确到不留情面的记忆。因为家境窘迫，他一直在家接受父亲的教育。他的父亲是位律师，也是保守党的高级日报《标准》的编辑，每天教他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直到凌晨4点。纽卡斯尔公爵仰慕他的文采，想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牛津读书，却被这位正直的父亲拒绝。虽然他最小的孩子还是去了莫顿学院，很快便上升到法律界的最高位，同时获得了财富和人脉，以及某些人士的微词，指责“他的部门里充满了愉快的玩世不恭”，还说他肆无忌惮地利用职权获取政治庇护。然而，他还是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大法官的任命，成了地位仅次于英国王室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物，“卡尔顿俱乐部的成员一致支持他，”柯勒律治（Coleridge）勋爵，一位自由党出身的最高法院院长写道，“我显然不懂你那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绅士和律师，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当我们的头儿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内阁的两位高官，第五代兰斯顿侯爵和第八代德文郡公爵都出身辉格党世家，后来才加入保守党。身为战争大臣的兰斯顿勋爵，从长相上绝对对得起贵族称号。他像打磨过的石头一样光滑而冷酷，优雅、殷勤、准确无误，非常适合担任礼仪性质的职位。他38岁时就出任加拿大总督，43岁又出任印度总督。菲兹莫里斯（Fitzmaurice）是他的姓氏。他的家系的第一人，12世纪就定居在爱尔兰的克里郡，而现在的侯爵是第二十八位直接通过父系亲属继承克里郡爵位的人。用《观察家报》评论索尔兹伯里政府质量的话说，他属于那些“凭借某种直觉统治”的盎格鲁——爱尔兰人。这种本能早在他曾祖父身上显现出来——第一代侯爵，谢尔本伯爵，在乔治三世时期当过国务大臣，在和美国殖民地作战的最后一年还短暂地担任过首相。同样的本能也被他的祖父第三代侯爵继承，在从1827年到1857年的六届政府中，他任职于内政部及其他部门；此后他拒绝出任首相和接受伯爵爵位。现在的这位侯爵，在他的小叔欧内斯特·汉密尔顿勋爵眼中，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绅士”。在任何一个国际绅士比赛中，他肯定都会被提名作为英国代表。
比兰斯顿更老甚至更大气的是斯潘塞·康普顿·卡文迪什，第八代德文郡公爵（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eighth Duke of Devonshire）。他的贵族气质发自内心，非常自然。这位恐怕是全英唯一一个既安心又粗心、竟然和君主爽约的人。爱德华七世提出和公爵共进晚餐，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德文郡宅邸，却令那一家人大为吃惊，赶紧把还在特夫俱乐部的公爵叫了回来。
1895年他62岁，身材高大、蓄须、眼睑下垂，脸长得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风范，鼻子又直又高，很有贵族气派，曾在下议院待了34年，被称作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现在是索尔兹伯里内阁的枢密院大臣。他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的土地，光是地租每年就有18万英镑，投资收入还不算在内。他虽然懒散出了名，却是在世的人中服务的内阁数目最多的：在帕默斯顿勋爵手下担任海军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手下担任战争大臣，还担任过邮政大臣、爱尔兰大臣、印度大臣以及几届格莱斯顿政府的战争大臣。哈廷顿勋爵驾驶轻便的四轮马车，漫不经心地拉着缰绳，衔着一根大雪茄，柯利牧羊犬陪伴身旁，这已是白厅附近一道熟悉的风景了。
他在19世纪80年代两次造成自由党分裂的危机中——戈登将军远征苏丹的帝国主义问题，以及爱尔兰自治问题——扮演了反对格莱斯顿的重要角色。尽管不是言辞优美、热情洋溢的演说者，他在1886年与格莱斯顿断绝关系的演讲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承，人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继续支持政府，哪怕是自己的政党。用某位自由党员的话，哈廷顿勋爵“给予了英国数以百计的人们新的责任感和新的行动力量”。亨利·查普林觉得这次演说“一定能使你成为首相”。其实女王早在几年前就邀请过他组建政府，但被哈廷顿勋爵拒绝，他知道格莱斯顿只愿做第一把手，所以服从后者的领导。
在专家贝尔福先生眼中，哈廷顿勋爵是“我所认识的政治家中，最有说服力的人”，用词还在其次，关键是演说背后的人格。他让每个观众都感觉到，面前的这个人“用尽全力掌握所谈问题的方方面面，逻辑严密，结论正确，没有在人面前掩饰另一方的观点……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最诚实可靠的向导”！哈廷顿的这种品质“大大超越了我所知的任何人”，据贝尔福说，也正是这种品质使他的公众影响力巨大，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成员，不管是在内阁、议院还是公共讲台，“他是任何集会的中心人物”。
公爵自己可能并不想参加集会，他之所以如此辛苦，接受政府工作的局限，乃是出于义务多于愿望。但是君主和国家报答了他，视他为国家得以安定的支柱。维多利亚女王在1892年写信给他：“如果不感谢公爵，我将无法结束这封信……广阔帝国的安全与荣誉多亏您的维护。所有人都要加入”——她简单地概括了自己的信念作为结束——“这伟大而必须的功业”。
加入其中的公爵并非热情四射。“虽然从没生过气，但往往觉得无聊，”据某个朋友讲，“他确实做什么事都很放松。”有人说他的倦怠纯属懒惰，而其他人则认为他的不慌不忙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习惯性地在做事半途中入睡。就连他自己的演说也令他厌烦，有一回就印度预算讲演时，他中途停下来，身体前倾靠向椅子前方的同事，忍住没打哈欠，然后小声说：“真是乏味。”
他唯一的热情所在就是赛马了，虽然不知是出于感情、习惯还是懒惰，他也维持了与“欧洲最美的女人之一”长达30年的暧昧关系。在那场婚外恋开始时，女方还是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德国出身的路易丝，曼彻斯特公爵夫人（Louise，Duchess of Manchester）。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没钱而令她失望，但他顺从社会等级的规则，坚持自我抑制，或者被什么人说服，没有提出令人不快的公诉，他的妻子和哈廷顿勋爵于是得以享受对方，并维持无懈可击的道德和社会地位。曼彻斯特公爵去世后，他的遗孀便在1892年改嫁刚刚继承头衔的德文郡公爵，从此被称为“双重公爵夫人”。她继续向着她的重大目标施展杰出的才华，那就是让她的丈夫当上首相。
可惜公爵不肯帮忙。他不是那种为了攀登最高位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当他带领自由党中的统一派退党自立门户时，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两次提议推举公爵当首相，并在他的内阁服务，但两次都被公爵拒绝，他还没做好和保守党结盟的准备。到了1895年，自由党内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公爵和其他四位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保持一致成了习惯，便就势跨越藩篱，进入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内阁。
他们组成的就是1895年6月上台的保守党——现称保守与统一党——政府。这时在温莎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情形：当公爵和其他的前自由党人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成员领取印章时，会在门口遇到以前的同僚。为了避免尴尬，女王的私人秘书巧妙地把即将离去的自由党交印章的时间定在上午11点，而新任大臣们在客厅等候，直到前任离开。如果不是公爵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可是他却像以往一样迟到了，从而错过了特定的等待安排，和他从前的同僚打了个照面。后者用对新政府的嘲笑和辱骂抨击公爵。一位在场的人写道，“没有谁的脸更适合这种困难的局面了”，因为公爵毫不惊慌，“直接走过去，嘴张得老大，眼睛半睁半闭，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卡文迪什家族的祖先是1381年农民起义时期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的首席法官。此人的儿子正是杀掉起义领袖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人，他当场被查理二世授予了爵位，而作为报复，他的父亲在别处被暴民抓住砍了头。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卡文迪什家族一直忠实地帮助治理国家，哪怕积极性不高。第四代公爵在1756至1757年有过短暂的首相生涯，那时皮特（Pitt）与纽卡斯尔正在争斗，但是一旦找到可以接替他的人，这位公爵就辞了职。他的弟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当过两次财政大臣，埃德蒙·伯克称赞他“非常正直……没有一点儿私心”，但希望他能“定期去处理公务”，并“把猎狐活动控制在合理的时间和范围内”。第五代公爵的过人之处是娶了迷人的乔治安娜，德文郡公爵夫人。在庚斯博罗的画中，她是暴风乌云掩映下的一缕苍白的光辉，而在雷诺兹的画中，她笑容灿烂，膝上是穿着圆裙的婴孩。她的美貌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正如她的赌债一样，都是过量的。她丈夫为此花费了100万英镑。所幸，卡文迪什是全英最富有的两三个家族之一。当第五代公爵的管家遗憾地告诉主子，他的儿子，也就是当时的哈廷顿勋爵“想要花掉一大笔钱”时，公爵回答：“好得很，反正哈廷顿勋爵钱多。”
对于1895年的公爵来说，财富、作为长子的身份、对努力工作的厌恶，甚至是在赛马场上驰骋的心愿都没能超过“某种遗传的从政本能”。他觉得“他亏欠国家一笔必须归还的债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注意到了这种责任感，这不仅起源于家族产业，也和他对自身卓越的意识有关。他的父亲研究数学和古典学，被称作“学者”公爵，正是这个人在家教育了我们这位公爵。后来在剑桥三一学院，尽管学生生活中充满了懒散、运动和社交，哈廷顿勋爵仍然是他那一组人中唯一一个取得优秀学位的，在数学优等考试中名列第二。他24岁就进入下议院，30岁取得第一个内阁职位。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也走上从政道路，但1882年，在他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的第一天，就被刺杀于都柏林的凤凰公园。一位女王授命的英国大臣被爱尔兰反抗者所杀，此事引发的轰动效应不亚于戈登（Gordon）将军[14]在喀土穆被害。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件事，公爵养成了随身带把左轮手枪的习惯，给他的家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总是把枪弄丢，然后又去买新的，”他的侄子写道，“所以他死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多把枪失落在德文郡宅邸的各个地方。”
这位不知疲倦的公爵夫人一驾到，德文郡的招待就提升到了社交界的最高水平。每一年议会开幕，公爵和公爵夫人都会举办大型的招待会。每一年一到德比赛马大会的日子（Derby Day），德文郡宅邸都会充满了从公爵的花园中采来的玫瑰和六月花，举办充满活力的舞会。舞会开始前，国王会在白金汉宫为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举办晚宴，王后则与公爵夫人共进晚餐。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时，德文郡的化装舞会是那个年代最出名也最奢侈的一次。在德比郡的查特斯沃思，也就是卡文迪什400年的家，乡间别墅的宴会在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每年定期访问时达到了高潮，这种访问在他们继位为国王和王后时仍然持续下去。每一项能使王室感到舒心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包括国王的情人凯珀尔（Keppel）夫人也受邀在场，穿戴钻石的她十分美艳，据普勒斯王妃说“国王和凯珀尔夫人在单独的房间里打桥牌。其余人拥挤在另一处，当然也在打桥牌”。
查特斯沃思由本地区的金石建造，周围环绕着建筑师“万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设计的是18世纪园林景观。到处都是奢侈的气息。小瀑布在180多米长的石阶上泛起涟漪，仿造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水景。有棵铜做的柳树，设计巧妙，每一片叶子都能渗出水。精美繁复的木刻花环果环装点着墙壁。书籍和绘画雕塑的藏品到达了像美第奇家族一般的王侯规模，管理上也几乎是采取公益信托的方式。公爵聘用的负责人把藏品向学者和收藏家开放，选购新的艺术品，或者像图书馆一样把宝藏借出展览。查特斯沃思收藏的梅姆灵（Memling）在布鲁日展出，凡·戴克（Van Dycks）则前往安特卫普。宅邸全年都向公众开放，成千上万的人走过它的厅堂。公爵很喜欢看这些参观者，心想他们互相都不认识，于是站在那儿，完全没意识到已经被认了出来，“他疑惑着，为什么作为参观人群向导的女仆会突然停下来，盯着他看”。尽管他对赛马比书的兴趣更大，但有次却令他的图书管理员大吃一惊。后者向他展示了他的一本初版《失乐园》，他拿起书从第一行开始大声读，似乎从中获得了简单的快乐。直到公爵夫人进来，用阳伞戳了公爵一下，说：“他要是读起诗来，就永远不会散步了。”
他厌烦排场，憎恶浮夸。当国王决定授予他刚创立的维多利亚“大勋爵骑士”勋章时，公爵“以他半醒不醒的方式”问国王的私人秘书弗雷德里克·庞森比勋爵他应该怎么处理“那玩意儿”。“我从没见过对授勋这么无所谓的人。他似乎觉得勋章只会令他的穿戴更复杂。”爱德华国王1902年加冕彩排的当日，贵族们要穿着常礼服、戴冠冕，有种滑稽的效果。公爵照例迟到，他的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脸上有种说不出的厌烦表情，听从于宫廷典仪大臣的指令，在台上缓步走动。他喜欢宽松随便的旧衣服，从来不为客人烦心，故意无视那些可能索然无味的人。某次，一位上议院的演说者大谈“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公爵睁开眼睛，对坐在他旁边的人说，“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就是我的猪获得斯基普顿展览头奖那会儿”。说完又闭上了眼睛。他最喜欢的俱乐部，排在特夫之后就是旅行者了。这家俱乐部以专属性以及“庄严的宁静”气氛著称。也就是说，阅读、打瞌睡、沉思在这里比交谈更重要。至于公众演说这一不愉快的活动，他有一套自我训练的方法，曾经透露给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那一次他们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会议上碰面。公爵问：“你紧张吗，温斯顿？”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告诉温斯顿：“我以前也紧张，但是现在我走到演讲台上，好好看看周围，坐下来就说‘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该死的笨蛋’，然后感觉就好多了。”
如果愿意，他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他交谈很惬意”，这么做的前提是情况要对劲儿。1885年的一次晚宴，公爵坐在那儿愠怒着，他之前在委员会待了一整天，又饿又累，可晚宴的头盘是华而不实的法国菜，不是他喜欢的那种能填饱肚子的丰盛饮食。当烤牛肉被端上来时，他用深沉的音调大声说：“太好了，终于有能吃的东西了。”然后就加入到了与周围人的谈话中。当时在场的一位宾客，作家威尔弗雷德·沃德（Wilfred Ward）留意到，每当哈廷顿勋爵与他的同伴格莱斯顿意见相左时，哈廷顿“总能指出格莱斯顿逻辑混淆之处”。18年之后，沃德与公爵在罗马的大使馆重逢，沃德提醒他上次会面的情景，公爵却一脸茫然。随即，他又高兴地惊呼：“我当然记得啦。那次我们没东西吃。”看来那盘不够档次的法国菜“在他的脑海中留存了将近20年”，沃德写道。
他和索尔兹伯里不同，在1891年继承爵位以后，仍然坚持走访下议院。在举办大型辩论的晚上“通常都有人看见他在前排的贵族旁听席上打呵欠”。作为公爵，他要做的事比以往更多。他在德比郡、约克郡、兰开夏郡、林肯郡、坎伯兰郡、萨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和爱尔兰都有产业，牵涉到这些产业的账目，或者房产代理有任何重要问题，他都要亲自前往。他是德比郡治安长官、剑桥大学校长、大英帝国联盟主席，以及各种宗教事业的资助人，因此不得不到各地开会。他还在投资的好几家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其中包括两条铁路线、一个钢铁公司、一个供水设备公司，还有一个舰艇建造公司。尽管他对自己的商业知识持怀疑态度，但据他的一位下属说：“他一旦抓住了主题，就没有人能比他更会驳斥错误的论点，看清真正的问题。”他的脑筋并不敏捷，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立即理解，他就会要求对方反复讲解，直到明了一切。他做了所有这些事，却始终坚持自己和纽马基特的赛马一起时最愉快。有一回，他在爱克斯温泉碰见了当时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W·H·史密斯（W.H.Swith）。他立即就坐下来与之对谈了半个小时政治，并说：“在这个地方能做些事也很愉快啊！”如果他不从政，可能会觉得无趣吧。
他带给1895年保守党政府的不仅是多年的经验，富有声望的名字和头衔，还有他40年政治生涯中积累的巨大的公众信任。他丝毫没有私人的野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观察家》报的编辑说：“从没有人怀疑过他有卑劣的动机，也没有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他在替自己打算。如果有人敢这么做，整个英国会认为这个谴责者纯粹是疯了。”当公爵采取某种态度，人们会觉得带头的人出现了。他从没有当过首相或赢过德比大奖，但“没有人，”《泰晤士报》说，“比他更有能力塑造英国人的政治信念。”他对于自己非凡的影响力迷惑不解。“我不懂，为什么有了选票，我就能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他抗议道，“他们会做他们觉得正确的事，我会做我觉得正确的事。他们不需要我来干涉。”当亲王也和他的臣民一样倚仗公爵对人和事的判断力，向他咨询微妙的社会问题时，他发起了牢骚：“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抓到有人在牌桌上作弊，大家总来问我怎么办。”他凭借遗传和人品，已经成为国家良心的监护人。公爵有一种坚实而忧郁的高贵，庄重的仪式场合就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罗斯伯里勋爵看来，他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储备力量之一”。
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带领下于1895年坐到下议院前排的大臣中还有两位男爵——在各自的家族里分别是第九代和第六代——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Sir Michael Hicks-Beach）和内政部大臣马修·怀特·里德利爵士（Sir Matthew White Ridley）。前者又高又瘦，不苟言笑，是英国国教的拥护者，也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之一，被称为“黑迈克”。言辞尖刻的他，有一次读完了一位自由党员对他的预算案的评论后，对他的秘书简洁地说：“过去告诉这个人，他是头猪。”两位男爵旁边坐着的是乡绅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和沃尔特·朗（Walter Long）先生。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自古老而没有头衔的家族，“鄙视爵位却又在意作为郡县代表的荣誉，一成年就参加第一次大选”。担任农业委员会主席的朗先生时年41岁，作为政府最年轻的成员，他“一辈子都没说过让人记得住的话”，总是“静静地打瞌睡”。在一位观察家眼中，他“双手交叠，头倒在垫子上，红润的脸庞像十月的苹果，为这一场景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年龄稍大的查普林先生则“充满活力，保持清醒，机警地保卫着帝国，免受反对党的诡计袭击”。
54岁的查普林先生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鼻梁高挺，下巴突出，留短络腮胡，戴单片眼镜，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容易辨认，为公众所熟知。每个人都能一眼认出他来。”他是英国乡绅鲜明的标本。他在地方政府委员会任职，处理的是济贫法、贫困户住房、城镇规划、公共健康以及市政。这一机构的作用，被1908年也被任命于此的温斯顿·丘吉尔总结得很好，他说：“我拒绝和西德尼·韦布夫人[15]一起被关在流动厨房里。”而查普林先生则以惊人的严肃性履行着他在此处以及作为下议院议员的职责。他在自己以及他的选民眼中，都是英国本质的守护者。他还曾在树篱后练习演讲，以更好地为他的角色增光。据一位目击者说，他那朱庇特式的雷鸣，在下议院前座讲话时充满贵族气地挥臂，表达的不是虚荣，而是“那种平静的、对于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信念”。对于政府最难解的问题，他毫不畏惧。关税或教育法案在他眼中就像是狩猎场上的沟渠，他会以同样的气概迎难而上。他甚至热烈地提倡使用金银币复本位制来治愈经济疾患。有一次，在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这个深奥的问题之后，他擦了擦眉毛，俯身问贝尔福先生：“我说得怎么样，阿瑟？”
“说得太好了，哈里，太好了。”
“你听懂了吗，阿瑟？”
“一个字都不懂，哈里，一个字都不懂。”
阿瑟·贝尔福，塞西尔家族的王子，首相的外甥及其政治上当然的继承人，辩论艺术家，社交界的宠儿，是保守党的典范及该党在下议院的正式领袖。他在1895年47岁，舅舅1902年退休后，会继任首相职务。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蓝眼睛，有波浪状棕色卷发和小胡子，长相温和。如果不是整个外表很安详的话，人们也许会觉得他看起来脆弱。他表情文雅，身材纤细，做派冷淡，但他的脸上还有一种神秘感。没有谁知道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火种，有没有在燃烧，甚至是否存在。
很少有人见他直起身子坐着，他总是懒散地斜躺着，几乎与地面平行，《笨拙》杂志上说，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找到利用肩胛骨坐下来的方式”。他身上结合了所有特权阶级的天赋。他有钱有血统，有帅气的相貌，又充满魅力，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头脑最好的人”。此外，他还是个严肃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兴致勃勃”地读了贝尔福1895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信仰的基础》，还写信给他弟弟亨利[16]说：“这本书里真正的哲学比50本难以捉摸、充满技术细节的德国书都要多。”
贝尔福归根结底是个冷漠孤僻的人，但他的迷人气质却吸引了一圈崇拜者。他的魅力在于，所有和他谈话的人都会感到很开心。约翰·巴肯（John Buchan）说：“尽管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会说话的，他却不是谈话的独占者。他会加快讨论的进程，提升讨论的层次，启发别人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晚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写道：“我离开时觉得自己处于巅峰状态，刚才确实说得不错。”他的政敌受到的影响并不比盟友小。他是唯一一个在辩论时被格莱斯顿称作“我尊敬的朋友”的保守党人——这个称呼通常是格莱斯顿为党内人士保留的。女性同样屈从于他的魅力。“哦，天哪！”康斯坦斯·巴特西夫人（Constance Lady Battersea）1895年访问他家后感叹道，“寻常男人和他的差距太大啦。”马格特·阿斯奎斯觉得他“细腻的注意力”和“可爱地歪着头”与她谈话的方式“难以抗拒”，以至于——据杰布夫人（Lady Jebb）说——在她还是风头很劲的社交明星马格特·坦南特的时候，曾“翻天覆地”不顾一切地要嫁给贝尔福。被问到关于这桩谣传的婚事是否属实，贝尔福答道：“没这回事。我自己还想做一番事业呢。”
他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姐姐——布兰奇·贝尔福（Blanche Balfour）夫人的长子，“阿瑟”取自威灵顿公爵的名字，后者也是他的教父。从父系上讲，贝尔福家族是苏格兰的名门，阿瑟的祖父詹姆斯·贝尔福在18世纪跟随东印度公司积累财富。詹姆斯在苏格兰买了1万英亩（约4000公顷）的土地，位于威汀汉，俯瞰福斯湾。此处后来就成了贝尔福家的宅邸，以及鹿林、鲑鱼湖、狩猎屋。他后来又获得下议院席位，娶了第八代劳德戴尔伯爵（Earl of Lauderdale）的一个女儿为妻。他们所生的一个女儿，也就是贝尔福的姑妈，和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结了婚。所以加上索尔兹伯里那边的亲戚，“英国贵族中有一半都是贝尔福的表亲”，他的一个朋友如是说。他的弟弟尤斯塔斯后来与弗朗西斯·甘贝尔小姐结婚，她是阿盖尔公爵的女儿、萨瑟兰公爵的孙女、威斯敏斯特公爵的侄女，以及维多女利亚女王之女路易斯公主的小姑子。
贝尔福的父亲也是议员，但37岁就撒手人寰，留下布兰奇夫人照管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当时贝尔福才7岁。布兰奇夫人继承了塞西尔家族强烈的宗教关怀，不仅培养阿瑟对简·奥斯汀以及她弟弟的最爱《基督山伯爵》的欣赏，也教导他塞西尔式的责任感。当她的儿子在剑桥被哲学迷住，想把继承权转移给弟弟，自己从事学术生涯时，她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指责他意志软弱，想回避与生俱来的职责。
贝尔福在三一学院读伦理学时没有取得第一名，但他天性沉着愉快，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剑桥社交界的老前辈杰布夫人写道：“他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小王子，受到的宠爱也同样多。”至于他的四个兄弟，弗兰克是胚胎学教授，据达尔文说，他本可以成为“英国第一位生物学家”的，如果不是31岁那年在瑞士爬阿尔卑斯山时失足摔死的话。杰拉德生得极为俊美，杰布夫人说他“是我见到过最出众的人”，尽管她的侄女觉得此人“非常自负”。尤斯塔斯只能说很一般，而塞西尔就是那位耻辱地死在澳洲的害群之马。但是杰布夫人认定，阿瑟是“最好的家族中最好的人……几乎是人见人爱”，尽管她也认为阿瑟“情感冷漠”。他那封写给梅·利特尔顿（May Lyttelton）的情书“穷尽了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梅是阿瑟在剑桥的一位同学的妹妹，格莱斯顿的侄女，25岁时去世，阿瑟那会儿27岁。世人推测这就是他终身未婚的原因。实际上，与其说他天性冷漠，不如说他热情地依恋着全然的自由，喜欢我行我素。
他的朋友中有两位三一学院杰出的学者：他的导师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后来当了伦理学教授，和物理学家约翰·斯特拉特（John Strutt），后来成为雷利男爵（Baron Rayleigh）、诺贝尔奖获得者、剑桥大学校长。这两人各娶了一位贝尔福的妹妹。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不可知论者，贝尔福所承袭的宗教感情令他成为剑桥人眼中“有趣的老古董”。另一方面，他在社交界的朋友听说他1879年发表的处女作《为哲学怀疑申辩》，从书名上还以为他是个不可知论的拥护者。以至于他的名字被提起时，“他们都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实际上，通过怀疑物质实体，此书反而肯定了精神信仰的权利，这一观点在他后来的书《信仰的基础》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威汀汉的宅邸如今由他未婚的妹妹爱丽丝负责管理，阿瑟和他已婚的弟弟及其数不清的孩子们合住，他每周日晚上都要读家庭祷告文，沉浸于《旧约》的希伯来思想中，因而对“圣经中的人”很感兴趣，也很关心当代世界的犹太人问题。他的侄女从他身上吸收了这样的观点：“基督教及其文明从犹太教中获益良多，却没有回报对方，非常可耻。”
他是伦敦外出吃饭次数最多的人。漠然无视下议院领袖应当始终在同一处的规定，他常常在晚餐时分消失，几小时过后又毫无愧色地身穿晚礼服重现。当时的所有日程记录都充满了他在各处赴宴的条目：“在罗斯柴尔德家，”约翰·莫利（John Morley）写道，“只有贝尔福在，非常有意思。”他是哈里·卡斯特家晚宴的20位男客之一，那天的交谈太吸引人了，以至于楼上起火时晚宴还在继续，男仆传递浴巾以抵挡消防员的水枪；他是布伦海姆宫殿的座上宾，同马尔伯勒家族在一起，客人中还包括了威尔士亲王和王妃、寇松一家、伦敦德里一家、格伦费尔一家，以及亨利·查普林；他也曾赴宴查特斯沃思，拜访德文郡一家，那场宴会邀请了康诺特公爵和公爵夫人、奥匈帝国大使孟斯多夫伯爵，还有那丑陋却迷人的下流坯索韦拉尔侯爵（Marquis de Soveral）——葡萄牙大使，以及德格雷一家、里布尔斯代尔一家、格伦费尔一家；他还受邀在哈特菲尔德与索尔兹伯里一家晚宴，客人还有阿盖尔公爵斯皮克·皮尔先生（Mr. Speaker Peel）和他的女儿、《泰晤士报》的巴克尔先生、乔治·寇松和梅休因将军（General Lord Methuen）；他还在卡西奥伯里，埃塞克斯勋爵的宅邸，那是某个灿烂的伦敦社交季行将结束的周日，来赴茶宴的伊迪丝·华顿[17]“在大雪松树下的草坪上，见到了伦敦世界的精粹：包括贝尔福先生、朗兹伯勒夫人、埃尔科夫人、约翰·萨金特和亨利·詹姆斯在内的闪亮星系。他们因为过去几周的社交活动筋疲力尽……除了保持亲切的微笑，什么都不做”。
贝尔福最常去的还是克劳兹，那是珀西·温德姆男爵的家，也是“魂儿”们最喜欢的乡村宅邸。这些意气相投的朋友当中最吸引贝尔福注意的是埃尔科夫人，美丽的温德姆三姐妹之一。尽管是朋友之妻，贝尔福还是与她暗通款曲，维持了差不多12年的恋情，这一时期的信件还保留着。当萨金特在1899年为三姐妹画肖像时，没有受碍于诸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夫人的眉毛之类写实主义压力。在这幅集体肖像画中，埃尔科夫人、坦南特夫人和阿迪恩夫人穿着瓷白色的长裙，随意地倚着沙发，姿态中透露着傲慢的高雅，真是一场娇柔的贵族之梦，令人目眩。
为了有意识地反抗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女性形象，“魂儿”社的女成员下定决心，追求知性和苗条，并授予自己一种新式的自由——属于个人的道德规范。她们当中唯一的美国人——美丽的黛西·怀特（Daisy White），驻美大使馆首席秘书亨利·怀特之妻，曾经因为没有与“所有那些拥有情人的人”同流合污而受到祝贺。在这项活动中，“魂儿”与威尔士亲王那些更平庸的集团成员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阳谋——上流社会得以在礼节允许的范围内，与维多利亚的道德规范背道而驰——大家都有份儿。贝尔福与埃尔科夫人的情事一度认真到令他们的朋友焦虑的地步。丈夫埃尔科勋爵的态度却不太明朗。他是威姆斯伯爵的继承人，也是“魂儿”社成员，尽管不大爱说话。就像德文郡公爵的情况一样，这场婚外恋因为肇事者的人格和地位足够崇高而被允许继续下去。
26岁的贝尔福从家族控制的选区进入下议院。这与其说是出于他自身的愿望，不如说是作为塞西尔家长子命中注定之事。他在1895年作为第一财政大臣及下议院领袖，代替他舅舅入住唐宁街（后者更愿意住在自己家中）。此时，他血液中潜伏的政治才华与他的技能和权力一样在不断增长。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天生的超然态度。他把对自己的批评当作有趣的甲虫，进行观察，而不是表示反感或厌恶。“这个人很有意思。观点奇异，不乏趣味。”他会如此评价一位政敌。在内心深处，他不仅是个想留住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的保守派，也是个“同情进步的”自由派，正如他的弟媳所说。人们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天然的青春活力”，这是一位朋友的原话，以及“清新，沉静和开朗”，这是另一位朋友所说。后来，他会成为在位的首相中第一个乘汽车去白金汉宫、戴洪堡帽去下议院的人。
他自认为是保守党青年一代的成员，意识到有必要对工人阶级的挑战做出回应。然而，因为他们出身特权阶级，当考验来临，是不会和入侵者站在一起的。在进入下议院的前几年，贝尔福加入了四个保守党“激进派”发起的第四党组织，领导者是兰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他们占据前排过道下方，贝尔福和他们坐在一起。他说这是因为方便放脚，但这个选择也是一种态度的表示。第四党可以说是为“保守党民主化”事业而奋斗的牛虻，他们认为保守党可以利用正在崛起的工人的力量，与之结成伙伴关系。兰道夫勋爵1892年说，如果工人发觉他们可以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达到目的，巩固优势”，而保守党人的任务就是保持现有的宪法不变，那一切都好；但如果保守党固执地拒绝他们的要求，“盲目而短视地只想维护现有财产”，工人就会奋起反抗他们。既然保守党贵族是国家的少数群体，他们有义务赢取“大多数选票和工人群众”的支持。
在遇到现实的考验时，贝尔福从未完全信服于上述措辞严整的论证，就连兰道夫勋爵自己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贝尔福相信民主，认同扩大投票权、改进工作条件、增加工人的权利，但这么做的代价不能是打破保护统治阶级的特权之墙。这正是保守党式民主的根本困难所在。它的支持者认为在满足工人期望的同时，特权的堡垒也可以维持，但贝尔福意识到了令人痛苦的历史真相：伴随一个团体的进步和收益的必然是另一个团体永久价值的损失。但他仍然认为“假使台上的人表示愿意……为符合情理的抱怨做出改善”，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取得工人阶级的心。但要说到具体的改善措施，他就不那么积极或关切了。他曾问过一个自由党朋友：“‘工会’到底是什么？”马格特·阿斯奎斯说，贝尔福和他的舅舅都很有幽默感，文采非凡，也都关注科学与宗教。这两人之间有何不同呢？“不同之处是有，”贝尔福回答，“我舅舅是个保守派，而我是自由派。”但是既然他舅舅并没有因为他早年与保守党“激进派”的来往而感到不安，这两人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这就说明他们之间基本的认同还是比区别更多。
贝尔福是同辈人眼中的谜团。因为他的本性自相矛盾，他的想法无法协调，他也不把人生和政治看成绝对的事。结果呢，他常被认为是犬儒主义者，以自由派观点思考的人又认为他很荒谬。H·G·威尔斯在《新马基雅维利》中用伊夫舍姆这个人物来诠释贝尔福。“在争取政党优势的点数游戏中，伊夫舍姆利用他敏锐的头脑，有时表现恶劣，肆无忌惮……他真的在意吗？对他来说真有重要的事吗？”温斯顿·丘吉尔也有一次和阿斯奎斯夫人谈话时用了“恶劣”这个词形容贝尔福。阿斯奎斯夫人认为贝尔福在危急面前沉着冷静的秘密乃是他并不“真正关心处于成败关头的事情，也不认为人类的幸福在于事件发展的走向”。然而，贝尔福确实有一些基本的信念，但问题的两方面他都能看见，这就是沉思者该受的惩罚吧。有一次，他来到某个大宅邸参加晚宴，面前的楼梯从中间分成两条道。结果他站在楼梯下思考了20分钟，想为到底走哪一条道找到逻辑上的理由，旁人看了很疑惑。
1887年，索尔兹伯里做出惊人之举，任命他外甥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所有人都认为这次会出大丑。贝尔福那时被视作慵懒的知识分子，报刊上称他为“白马王子”，甚至“贝尔福小姐”。而爱尔兰在沸腾，地主和佃农之间长期的战争因为独立的鼓动者而越来越激烈。警察每天都驱逐交不出付房租的佃农，暴民们则用石头、胆矾和沸水攻击警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5年前的命运因为持续不断的袭击，至今还萦绕在人们心头，“每个人，包括权力的最顶端，都在颤抖”。贝尔福则完全无视生命威胁，令爱尔兰两岛震惊不已。他说他打算“像克伦威尔一样无情”地实施法律，“和任何一个改革者一样激进”地处理佃农的冤情。他果断坚决的措施“令他的敌人惊奇”，约翰·莫利写道，“也令他的朋友振奋，堪称当今政治最大的喜悦”。这使得贝尔福成了名人，一跃成为爱尔兰的“血腥”贝尔福，也是未来英国保守党理所当然的领袖。
W·H·史密斯1891年辞职下议院领袖，贝尔福毫无异议地接了班。他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时完全无视自身安危，表现出了一种勇气——或者说，没有恐惧——他的同辈人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当时为贝尔福做私人秘书的乔治·温德姆从都柏林写信说，爱尔兰的保王派对他的敬仰“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这是因为“伟大的勇气是难得的天赋，人类绝大多数苦恼都源自恐惧，在一个完全没有恐惧的人面前，所有人都该俯首称臣”。而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贝尔福“本性冷酷”所以才胆大，但也承认他是“在世的人中最勇敢的。我敢说就算拿枪指着他，他都不会害怕”。
正因如此，他也十分擅长论辩。他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也不惧怕对手或尴尬的场景。据莫利说，他采取的是约翰逊博士的原则“尊敬你的敌人，就是给了他不该具备的优势”。他辩论时“百折不挠，设计巧妙，润饰推敲，言辞讥诮”。尽管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沉溺于伤人感情的挖苦，他私底下说话可能很刺人。有一次他这么说一个同事：“他的脑子要是再好一点儿，就能算得上是笨蛋了。”在下议院，他表面上对政敌毕恭毕敬，受到爱尔兰议员的攻击时，甚至静坐着，面带微笑。但当他站起来回答时，必然语词精辟，驳倒对方，“如同子弹射向气泡”。但这么做并非毫不费力。他向友人坦承，下议院紧张的论辩结束，回到家时，他都睡不好觉，“我从来不发脾气。但紧张的神经需要花时间冷却”。他崇拜托马斯·麦考利[18]，觉得他的叙述难以抗拒，风格也令他愉快。他自己的脱稿演讲也很完美，且毫不做作。上议院积极的议员威洛比·德·布洛克勋爵（Lord Willoughby de Broke）很喜欢过来听贝尔福讲话，“他的想法和论证以完全正确的顺序表达，却丝毫没有给人预先策划的感觉，思考、论证、措辞，整个过程以圆满的技巧和轻松自如的风度得以实现。见证这样精湛的艺术真是赏心乐事”。
贝尔福对于事实和数据很粗心，记忆力也不是他的强项。但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有个令下议院成员觉得很有意思的技巧。处理复杂的法案时，他必会被某个知识渊博的人，比如内政大臣或者法务大臣攻击，如果他挣扎于细节，他的同事会低声纠正。《笨拙》杂志的下议院通讯员亨利·路西勋爵描述道，贝尔福此时会暂停演说，友好地瞥一眼这位同事，眼光中带着温柔的告诫，然后说：“正是。”在接下来的错误和相应的纠正后，他又会重复刚才的表演，用更严厉的口气说“正是”，给人一种印象，对于这些事有个忍耐的限度，这位同事可以被原谅一次，但他确实不该重蹈覆辙。
守时不是他的长项。通常等他优雅地逛到会场，提问环节都差不多结束了。他还引发了一场革命，把周三的短会改在周五，这样周末就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可以打高尔夫球。“那该死的苏格兰槌球”，一位愤慨的运动家这么称呼高尔夫，这项运动在贝尔福的影响下流行起来。他完全不在乎打破规矩，甚至星期天也打高尔夫，除非是在苏格兰。他的吸引力非常大，到哪里上流社会都跟着走，所以在乡下过周末的习俗就这么产生了。他既不射击也不打猎，但除了高尔夫以外对网球也热情澎湃。他到哪儿都骑车，有时候连续骑上32千米。他还沉溺于那罪恶、惊险的新体验——汽车。他对娱乐的理解也和一般人不同。有一次在访问妹妹雷利夫人时，被其问及喜爱的娱乐方式，他回答：“哦，有趣的就行；从剑桥找几个人来谈谈科学。”音乐是他另一大爱好。他写了篇关于亨德尔的文章，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他还前往德国听音乐旅行，连难以取悦的瓦格纳遗孀都被他迷住了。
冷淡和倦态也解释了他深不可测的工作能力。除了担任下议院领袖，他还经常代替舅舅在外交部做事。索尔兹伯里1902年退休时，伊舍勋爵（Lord Esher）认为“阿瑟极大的能量”可以弥补索尔兹伯里的缺席。为了保存体力，贝尔福尽量在床上解决公事，很少在中午前起床。
他的阅读从不间断：壁炉台上撑着本科学书，供他穿衣时看，床头柜上有本侦探故事，私人会客室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哲学和神学书，装不下的就叠放在沙发上，书桌板凳上都是期刊杂志，连浴缸上的海绵都用来支撑泡澡时阅读的法国小说。他从不看报纸。留在他家过夜的客人发现他甚至没订报纸。因为这个疏忽，他遭到了《泰晤士报》编辑巴克尔（Buckle）先生的责骂。有一次记者W·T·斯特德（W.T.Stead）在和威尔士亲王交谈时提到，和人争吵时，如果能有贝尔福从后支持是件好事，但是贝尔福这个人有点太冷淡了。“啊，”亲王点头，说，“他从不读报纸，你懂的。”
亲王从来没喜欢过贝尔福，他觉得贝尔福在跟他摆架子。但维多利亚女王却崇拜他。据亨利·庞森比勋爵说，有一次贝尔福在拜访巴尔莫勒尔堡时和女王讨论问题，“指出他和女王意见相左的地方，女王后来又重新思考……我觉得女王是喜欢他的，但有点儿怕他”。比他年轻的庞森比觉得贝尔福和女王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从没有认真对待过女王”。1896年，在克里特岛，女王在和贝尔福的一次谈话后定下了对他的看法。她被“贝尔福先生极度的公平、公正和开阔的心胸所震撼。他看到问题的所有方面，对人宽宏大量，很有教养，性情温和”。
那个时代的至尊与安全快要走到尽头，贝尔福的弱点也会在世纪之交变得明显。他从个性和气质上可说是权贵最后的精华，这也是他的弱点之一。普鲁斯特去世时，他的管家希莱丝特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贝尔福身上：“只要认识普鲁斯特先生，就会觉得其他人都太俗了。”
自罗马帝国之后，还没有一个帝国像不列颠一样，版图扩张到超过地球土地的四分之一。1897年6月22日，女王登基60周年的钻石大庆上，帝国活生生的证据组成灿烂的队列，行进至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感恩礼拜。这次庆典的中心是大英帝国的王室，所以10年前参加金禧纪念的外国国王一概没有受到邀请。坐在马车上、取代他们的是加拿大、新西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以及澳大利亚10个州的殖民地领导人。游行的骑兵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端着枪的开普骑警，加拿大骠骑兵，新南威尔士枪骑兵，特立尼达岛轻骑兵，从卡普塔拉、包纳加尔等印度各邦来的枪骑兵缠头巾留胡须，相貌非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警察戴着流苏毡帽，骑黑鬃马。深肤色的步兵团“看上去可怕而美丽”——用一家狂热的媒体的话来说——穿着形形色色奇特的制服大摇大摆地行进在街头：婆罗洲迪雅克警察，牙买加炮兵，皇家尼日利亚治安队，体形庞大的印度锡克教徒，黄金海岸的豪萨人，香港来的中国人，新加坡的马来人，西印度、英属圭亚那、塞拉利昂来的黑人，一群又一群，在疑惑的英国民众面前走过，他们被力量的证明所震惊，顿生敬畏之情。队伍的最后，一辆敞开的朗道马车被八匹乳色马牵引，坐在当中的正是这一天的中心人物。她矮小的身子穿着一袭黑衣，其上有彩色羽毛装饰，戴着小圆帽，点着头。阳光普照，明亮的旗帜在微风中泛起波纹，路灯柱上也是花朵的装饰，将近10千米的街上有数百万张幸福的脸，人群欢呼雀跃，陷入充满爱和骄傲的狂喜中。“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女王在她的日记上写道，“每张脸上似乎都洋溢着真实的幸福。我是多么感动和满足啊！”
其实自几个月之前空气中就呈现出志得意满的气氛。用吉卜林的话说，那是“一种使我惊恐的乐观”。他因此写下《退场赞美歌》这严厉的警告，发表在游行次日的《泰晤士报》。这首诗影响深远——“由在世的人所作的最伟大的诗”，杰出的法学家爱德华·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宣称。且不论人们如何严肃地接受这份警告，当仪式和颂扬持续进行，戴大礼帽的名流竞相去白厅的帝国会议上朝觐时，他们又怎能相信眼前的伟大其实是“尼尼微与推罗”衰败的前兆呢？
1899年10月11日，一个来自远方的挑战——自从詹姆森突袭之后愈演愈烈——变得再明显不过，布尔战争爆发了。“乔的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这么称呼它，为了向鸟巢中的杜鹃——约瑟夫·张伯伦先生扮演的好斗角色致敬。尽管他在早年的自由党激进派生涯中，在原则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张伯伦先生已渐渐学会“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思维转变对于像他那样善于把握机遇的人而言，不难理解。毕竟，仅仅过去的12年中，就有大不列颠24倍之大的领土增加到了帝国的版图中。1895年加入政府时，张伯伦选择了殖民部，因为他坚信这里是帝国的关键，扩张也是“上帝所命”。这一绝对的义务令美国的视线指向古巴和夏威夷，也刺激了德国人、土耳其人、法国人，甚至是意大利人，加入到对非洲的挑选与分割中。
张伯伦是一位魄力超群、能力出众且极具野心的人，可惜他的野心从未被满足。他并非出身贵族，但他表现出完美而独特的权威仪态。他的相貌优雅，轮廓分明，眼神空洞，漆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的脸是一副装饰着单片眼镜和黑缎带的面具；他的衣着完美无缺，纽孔上每天都有一朵兰花装点。在伯明翰做螺丝制造积累了足够财富后，他38岁退出商界，当上了所在城市的市长，继而，他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改革上的成就引起了全英国的关注。他没有浪费一丁点儿时间，40岁时代表伯明翰进入下议院，成了激进派热情的演说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谴责贵族与财阀，很快就以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格莱斯顿1880年的内阁。有闯劲，头脑清醒，又有领导才能，他在中部地区席卷了大量选票，显然是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元素，他也自视为格莱斯顿的接班人。可惜“大长老”并不急于挑选接班人，张伯伦也懒得再等，于是借口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还带走了一批追随者。1895年筹备竞选的保守党对于他的加入既高兴又有点儿紧张。他并不认同权贵们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但他又在言谈举止和衣着上迎合贵族，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公众来说他是“斗志昂扬的乔”，是“帝国的大臣”，也是新政府中最出名的人物。
只有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为所动。“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任何信念，”他在1886年写给贝尔福的信上说道，“在这一点上反映出的正是格莱斯顿式的无限优越感。”贝尔福的个性更谦和但也更直接。他给埃尔科夫人写信时讲：“虽然我们都喜欢乔，但他不知怎么的，无法完全和我们大家融合，似乎就是和我们不太投缘。”这并非怪事。张伯伦既没有进过公学，也没上过大学（即牛津或剑桥），那可是“任何一个拥有他这番能力的人学会自我克制的地方”，伊舍勋爵说道。他甚至不是圣公会教徒。尽管如此，他还是温文尔雅地在他的新同伴中周旋，还被看见参加在下议院的阳台上举办的大型聚会，和包括三位公爵夫人在内的客人们饮茶，言谈甚欢。他显然不会像贝尔福那样，因为过于冷漠而受到指责。张伯伦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信念，在他相信这个观点时，非常热情、执着。但是他却没有永久、根深蒂固的观点。尽管他只比索尔兹伯里小3岁，比贝尔福大12岁，他却代表着新时代的力量和方法。贝尔福说：“乔和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年轻人和老人的不同：我是老人。”贝尔福身后是对于上层的归属感，长久而稳定；乔则是匆忙而来的企业巨头。他们之间之所以不“投缘”是有本质原因的。
至少目前看来，张伯伦和他新同事之间的合作还是相互忠诚的。当有人怀疑他是詹姆森突袭的背后主使，自由党愤怒地指控他时，政府站在了他身边，下议院调查组成立后没有查出对殖民部不利的确切证据。摆脱困境的乔仍然锋芒毕露，不屈不挠。“我不知道在我们众多的敌人中，该反抗哪一个，”克鲁格电报事件后他写信给索尔兹伯里，“但是，给我们一个反抗的对象吧。”与布尔共和国的磋商越来越不友善，作为负责此事的大臣，他最喜欢用的方法，根据贝尔福向索尔兹伯里的汇报，就是“往伤口上撒盐”。正当这个方法起作用时，一项旧仇被洗雪：基奇纳在1898年重新占领喀土穆，在戈登将军的坟墓上升起了米字旗。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一支法国军事远征军正与英国人针锋相对，经过一阵悬而未决的状态后，法国人认识到了现实，没有开火就撤退了。英国的不得人心与其威望一同增长。
接着，布尔战争爆发了。英国军队在多年的光荣孤立后变得有些僵化，虽然之前打过克里米亚战争，尚有准备，但还是遭遇了一系列失败。至于布尔方面，从克虏伯和克鲁梭[19]处获得大炮，炮手也大多是德国或法国人。克鲁格总统利用詹姆森突袭获得的赔款购买了火炮、马克沁重机枪、大量的步枪及弹药，为最终的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在1899年12月的某个“黑色星期”，梅休因勋爵在马赫斯方丹战败，加塔克将军（General Gatacre）在斯托姆博格战败，总司令雷德福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在科伦索战败，丢掉11把枪，使得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受围。国内的人们被接连的失败震惊。病入膏肓的阿盖尔公爵再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死前还吟诵丁尼生写给威灵顿公爵的诗句：“那个没有丢掉一杆英国枪的人啊。”
黑色星期之后，英国人就不再确信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了。而几个月之后，在德国皇帝的坚决要求下，一位德国军官担任了讨伐中国义和团的指挥官。的确，这次讨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的努力，英国的主力军队已经在布尔战争的现场，但是索尔兹伯里却从原则上反对。虽然不合情理，但“无法接受外国人的指挥”就是英国人的特点，他如是告诉德国大使。但在这个当口，他却不能冒险给布尔获得外援的机会，所以只得默认了德国的行为。
在新的一年，新的力量、增援和取代布勒的新统帅使英军逐渐控制住了战争的局势。马弗京在1900年5月解困——国内的兴奋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罗伯茨（Roberts）勋爵在6月攻入比勒陀利亚，9月1日宣告德兰士瓦合并，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扫荡战了。借着恢复信心的浪潮和精神焕发的状态，保守党决定在10月举行一场新的选举，被称作是“卡其”选举。“支持自由党就是支持布尔人”，使用这个口号，他们安逸地重新上台。但是，爱国热情尽管是当时的主流，对这场战争憎恶的情绪也存在。这种厌恶不仅来自格莱斯顿式的“小英格兰人”传统，还与一种特别的不安感有关——卑鄙的动机，兰德金矿的闪光，掠夺性资本主义、商业主义和盈利的气味。一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因为反战出了名，那就是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尽管他没有走到反对合并的地步，却也提议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幻灭感——幻想破灭后将一去不复返。1899年11月过世的索尔兹伯里夫人，在临终前对一位年轻的亲戚说：“随便年轻的一代怎么批评我们，他们能给出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好的东西吗？”
皇家天文学家斟酌多时，终于决定19世纪的最后一年是1900年而非1899年。这一年即将过去了，这就是有史以来最充满希望、最充满变数、最不断革新、最繁忙也最富有的世纪的终点。三周之后，1901年1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再次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索尔兹伯里勋爵也对政务厌烦，心生去意，但因为南非的局势难以捉摸，暂时还不能走。胜利的消息终于在1902年6月抵达。7月14日索尔兹伯里勋爵让位。人们又一次黯然地意识到某个终点的来临：一种权威、一种类型、一种传统已然离去。法国巴黎的《时代》报仍对法绍达事件耿耿于怀，写道：“随着今天索尔兹伯里勋爵离去的是一个历史的纪元。讽刺的是，他交来的答卷是一个民主化、帝国化、殖民化、庸俗化的英国——托利主义、贵族传统和高教会派这些他所代表的事物的对立面。这是张伯伦先生的英国，尽管名义上归贝尔福先生领导。”
维多利亚女王、索尔兹伯里勋爵以及19世纪都已远去。女王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去爱尔兰访问，乘游艇回来，路上被波涛汹涌的海面搅得心神不宁。一个特别猛烈的浪头打到船上，她叫来随行的医生，不经意说了一句话，让人联想起一位前辈遥远的声音：“快上去，詹姆斯爵士，转达我对船长的问候，并告诉他，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
但波涛滚滚，又怎么会停下来？
[1] 这三个昵称分别属于亨利·坦普尔，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他们都曾担任过英国首相。
[2] 《笨拙》（Punch），英国政治讽刺类杂志，以刊登漫画著称，在19世纪影响很大。
[3] 英文中议院（House）与房子双关。
[4]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美国著名画家，以肖像画著称。
[5] 此处指1895年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从此退出上流社交界。
[6] 指维多利亚女王。
[7] 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当时很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一战”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8] 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伊丽莎白时代的翻译家。
[9]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等政府机构所在地。
[10] 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11] 巴特勒夫人，即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是少有的以历史画见长的女画家。1881年的马如巴山战役（Battle of Majuba Hill）是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关键战役，英军大败。
[12] 拉丁文：愿伊顿辉煌。
[13] 原文用“他”（或“她”）来指代马，以示亲切，但为符合中文习惯，后文皆用“它”来指代。
[14] 戈登（Charles Geroge Gordon，1833—1855）：英国军官，曾因协助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受清朝皇帝封赏，后任苏丹总指挥，任上被苏丹起义军击毙。
[15] 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夫妇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6] 即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17]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著有《纯真年代》《欢乐之家》等。
[18]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政治家，以散文、评论和《英国史》著称。
[19] 此二者分别为德国和法国军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