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抛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Grosse Politik）里，伊斯沃尔斯基（Isvolsky）对埃伦塔尔（Ahrenthal）、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对普恩加莱（Poincaré）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非常感激这些学者，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在一系列调查之后终于大喊：“够了！别再罗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国政治》式的处理办法已经用尽，而且，这种办法也有误导作用，它使我们更容易去相信一个肤浅的幻想：“他们”——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一战”的所谓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体温表，它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发烧的。要调查根本的原因、深层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么在推动着人们。我试图关注社会，而不是国家。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尽管重要，却不是我的课题。
本书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的顶峰时期。好战意志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井喷，此后工业和科学革命转变了整个世界。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12世纪甚至公元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工业社会给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领域，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新的压力：贫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拥挤，阶级、群体间矛盾激化，人与自然分离，个体工作缺乏满足感。科学给予人新的福祉与新的眼界，却带走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所知体系的确定性。告别19世纪时，人们的忧虑与安定一样多。尽管世纪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着颓废，但实际上，世纪之交的社会却迸发着新的张力和累积的能量。1914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岁，他相信战争的爆发“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大。除了多余的力量之外，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40年的和平所累积起来的内在动力如今在寻求暴力的释放，结果便是这场悲剧”。
我坦承，在描绘战前世界景象的尝试中，已精挑细选、淘汰了许多材料。如今此书将成，我可以针对完全不同的题材，用同样的书名再写一本。然后还可以写出第三本，也仍然不会重复。我可以增加关于这个年代的文学的章节，或者关于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还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科技、关于商贸、关于女性、关于王室、关于医疗、关于绘画，关于可以引起个别历史学家兴趣的任何主题；还可以有关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契诃夫、萨金特、马匹、美国钢铁公司的章节，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原计划中。本来还应该有一章关于某个平凡的小店主或职员，将他作为湮没无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遴选材料的过程。首先，我将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欧世界中，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我舍弃了东欧，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传统。在选择题材时，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对1914年以前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对象，而不考虑其后的情况。因此，我排除了汽车和飞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趋势。我也排除了古怪离奇的人物，尽管他们魅力无穷。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巴巴拉·W·塔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