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个大事件的消息由华盛顿的助手坦奇·蒂尔曼带到了北方，他从约克镇向费城疾驶，把投降的消息传到各个乡村和农场，就仿佛“午夜骑士”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一般，只不过这回跑的方向正相反。骑马走过这段行程花了四天，他在10月24日凌晨两点半到达费城。马蹄清脆的“嘚嘚”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楚，在惊恐的居民听来像是侵略者来了。他骑马奔向大陆会议主席托马斯·麦基恩（Thomas McKean）的住宅，使劲敲门，被值夜的人抓住了。麦基恩被外边的喧闹声惊醒，及时现身说明，蒂尔曼才未被逮捕。蒂尔曼在黑暗中说出了这个好消息，听到的人无不欢欣鼓舞。麦基恩命令敲响独立大厅的大钟。更夫是个说德语的老人，他提着灯笼马上开始巡夜，大声叫喊着：“现在3点了，康沃利斯被抓住了（Basht dree o’glock und Gornvallis ist gedaken）！”一扇扇窗户被打开，激动的居民们探出头来听这个消息，然后冲到街上奔走相告，互相拥抱；轰轰的礼炮声响了起来；耀眼的焰火被燃起，整个城市被照得通明；教堂里开始举行感恩的仪式；报纸开始印制号外；有名望的市民开始演讲，举行舞会；在遥远的纽约纽堡（Newburgh），热情洋溢的居民门把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雕像烧掉了。
独立大厅响亮的钟声所宣告的并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这些钟声预示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没有专制，没有压迫，钟声敲响了美洲的希望和梦想，而怀抱这些梦想的不仅有为革命而战的美国人，还有自愿参战的法国人、荷兰的持不同政见者、英国的反对党辉格党，还有启蒙时代所孕育的、深受启蒙时代对人类之力臻完美的乐观主义所感染的、无处不在的精神。美国的《独立宣言》是自由的担保，而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则标志着开始了向这自由迈进的过程。华盛顿在1783年最后一封致各州的公开信中说，正是为了“对全人类所造成的有益影响”，所以到处是焰火，到处是相互拥抱的人们，那伟大的希望，正是美国。正是为此，拉法耶特返回家乡时带回了足够建造一座坟墓的美国土壤，在1834年去世后便安葬于用这些土壤构筑的坟墓中。
华盛顿将约克镇的俘虏安置在有人看守的军营和卫戍军驻地，之后他想乘胜对威尔明顿和查尔斯顿发动联合攻击，但是由于法国舰队的离开，这已经不可能了。格拉斯接到命令要在11月初返回西印度群岛，于是在11月4日起程前往加勒比海，任务是进攻或攻取任何可能因为飓风而导致防御削弱的英国岛屿。大家普遍以为他的目标是英国最富裕的岛屿牙买加，因此海军部命令刚刚做完手术的罗德尼为防御该岛进行顽强抵抗。其他海军将领均无法让人放心。这其中包括肯彭费尔特上将（Admiral Kempenfelt），他曾经受命去拦截法国舰队，但他避而不战，理由是他有12艘主力舰，而敌人有19艘。法国人首先向圣尤斯特歇斯岛下手。罗德尼以为他已经使这个岛屿坚如磐石，但是它却无法对抗奸诈。法国人让讲英语的德布耶的连队先登上岛屿，他们身穿英国红色军服，“红上衣和黄色翻领简直与英国人一模一样”，连队部分由本土英国人组成，部分由爱尔兰人组成，属于由法国发饷的雇佣军。这些人登上岛屿后，防御便陷入混乱之中。这个金岛在1781年11月被重新夺走了，就在约克镇陷落之后不久，这对英国的自豪感无疑又是一个打击。1784年，法国人恢复了荷兰人对该岛的主权，荷兰国旗至今仍然在这个曾经极负盛名的岛屿上飘扬着。1779年，该岛前总督约翰·德·赫拉夫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重新回到岛上。圣尤斯特歇斯岛并未像罗德尼曾怒气冲冲地威胁的那样，被夷为“荒漠”，而是重新忙碌着回归本行、积累财富。赫拉夫的财富和影响力使得他能够成功地积聚财富。他又活了35年，在1813年死去时非常富有。
在失去圣尤斯特歇斯岛之后，背风群岛中又有两个较小的岛屿被法国纳入囊中，格拉斯则和咄咄逼人的布耶部队一道夺取了圣基茨岛，同时威胁圣卢西亚。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就不仅仅是伤害自尊心了，这还减少了英国财政所依靠的食糖的收入。在遭受了这些打击之后，英国的怒气开始指向桑德威奇，指责他不该让肯彭费尔特像宾那样率领一支弱小的舰队出发，而当时有“6艘主力舰停靠在英国港口”。根据反对党领袖罗金厄姆伯爵（Lord Rockingham）的说法，“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10艘主力舰，但上面几乎都没有人。”谴责桑德威奇他应当为海军的积弱负责的提议未获通过，因为执政党仍然占有21席优势，而此时格雷夫斯上将更加糟糕的表现和美洲陷落的消息尚未传来。桑德威奇得以继续留任。
罗德尼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但愿伯爵阁下再也不必经历我所经受过的痛苦和磨难了。”但是他仍处在手术后的康复中，身体十分虚弱，正面临攻击的海军无法指望他来拯救牙买加了。他新近被任命为大不列颠海军副元帅，这是常规职位之外的荣誉职称，现在还有庞大的“威力”号作为他的旗舰，尽管他饱受身体透支的折磨，但是他精神饱满，很乐意继续为国效力。在他64岁的时候，他再次接受指挥舰队的任务，在1782年1月前往普利茅斯接管舰队，并在后来的圣徒之战中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战绩，使之成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胜利之前最为重要的一场海战。他永远终结了海战纵列的主导地位，通过突破法军战列线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作为最显眼的纪念品，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巴黎”号被英国缴获了，格拉斯也成了阶下囚。
此次战绩是在1782年4月取得的。当时罗德尼的舰队实力颇强，有12艘主力舰，此外还有来自美洲的胡德的舰队。他们看见格拉斯正从马提尼克岛的皇家要塞向北驶往牙买加。格拉斯在从美洲返回后便驻扎在马提尼克岛。在舰队合并后，格拉斯共有33艘主力舰，而英国的联合舰队共有36艘。当时其舰队正在等待风向变化，以便穿越多米尼加和瓜德罗普岛之间的圣徒岛——那里正好有些以圣徒之名命名的小岛。经过那里时，双方舰队相遇，但经过短暂交火后——用手枪近距离射击，还发生了一次撞击——便相互脱离。双方互有伤亡，并有桅杆折断。风力短暂减弱时，法军竭力想排成战列线，此时他们的阵形上出现了一个缺口。“威力”号上的舰队参谋长（Fleet Captain）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Sir Charles Douglas）认为，如果有阵顺风，“威力”号就可能从这个缺口通过。他赶忙找到罗德尼并朝他喊道：“只要冲过战列线，乔治爵士！今天是属于你的，我保证你会取得胜利。”由于事先未经安排，而且罗德尼不能肯定自己的舰长是否会跟随他，或者像上次一样使他在战斗中孤立无援，因此罗德尼拒绝命令转舵。这意味着他将违反《作战条例》，可能导致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甚至可能像宾一样被行刑队射杀。道格拉斯用不着承担后果，海军司令将担负全责。道格拉斯不断催促他，结果罗德尼改变了主意。曾经跟他失之交臂的那种机会现在再次出现在他眼前。他心中的豪气让他热血沸腾。他几乎随意地回答道：“好的，好的，就依你吧。”这次他没有犯上次的错误——仍然挂着“纵队前进”的旗帜，而是降下了这面旗帜，代之以“交战”的信号。当“威力”号的船头慢慢转向右舷的时候，舰上的见习生赶紧跑到炮手那里，让他们准备从外侧射击。当罗德尼忐忑不安地朝船尾看过去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战列线后面的5艘战舰整整齐齐地跟着他后面，从法国战列线的缺口穿了过去。“威力”号的中桅帆已经千疮百孔，与它同行的“乔治王子”号战列舰失去了前桅，另外一艘战舰进了水，每小时涌入3英尺水，还有两艘战舰已经用完了火药。但法国军舰的甲板同样遭受重创，上边挤满了士兵，堆满了阵亡士兵的尸体。在被血水染红的水面上，鲨鱼围着舰船，随时准备撕咬从船上扔下的水兵的尸体。由于一些缆绳已经断了，桅杆也倒了下来，很多法国舰船已经在水中静止不动了，结果在战列线中形成了更多的缺口。英国舰长在明白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也兴奋不已，不肯放掉机会。他们御风行驶，船帆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都不失时机地从相应的缺口里通过。法国战列线被切断并被包围，从两边受到炮火袭击。天色渐晚，法军利用阵风调转船头向南，准备逃跑，但英国人紧追不舍。法国舰只一个一个地降旗投降，连他们的旗舰“巴黎”号也顾不着了，而旗舰上的格拉斯还把拖缆绳抛向受伤的舰船，试图重整旗鼓。人们看见身材魁梧的他孤零零地站在甲板上。由于英国人紧追不舍，没有机会进行修理的法国舰船被追上了。被友舰抛弃的“巴黎”号遭到英国“拉塞尔”号的射击，胡德的战舰“巴弗勒尔”号（the Barfleur）从舷侧发出的一枚炮弹，击中了“巴黎”号并引起猛烈的爆炸。与此同时，周围的英国战舰也都集中火力瞄准这个巨大的旗舰。它的甲板已经起火，它失去了缆绳、船帆和方向舵。此时距离战斗开始时罗德尼掉转船头穿越战列线已经过了九个半小时，格拉斯终于降下了自己的旗帜。与此同时，法国国旗也从旗杆上降了下来。英国军官划小船过去受降。
在“威力”号上，一个躺椅被放到后甲板上，罗德尼在月光中躺在躺椅上，思量着自己这庞大的战利品，还时不时为自己竟能成功突破战列线而啧啧称奇。当天放亮的时候，格拉斯在众人陪同下登上了“威力”号亲自投降，罗德尼在给海军部和自己家人的信函中描述说，格拉斯“此时就坐在我船尾的大划艇上”。他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说：“国王陛下的武器胜过了敌人的武器。牙买加将因此得到拯救。法国舰队遭遇了彻底的失败，我相信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会再跟我们交战。他们遭受重创，连弥补损失都来不及呢。”
事实的确如此，只是很可惜，这一切来得太晚，对于半年前失去美洲的损失，已经无济于事。正如胡德在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讲到这个消息时所说的，失去美洲是“大不列颠所得到过的最为悲惨的消息”。此事造成的冲击引起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并将导致英国政府垮台。伦敦是在11月25日从法国那里得知约克镇的消息的，那时已是英军投降5个星期之后。罗尚博曾经派遣两名使者——洛赞公爵和曾率领法军为夺取九号阵地浴血奋战的德双桥伯爵——分别乘坐两艘快速帆船向法国国王报告这个消息。收到消息的同一天还有另外一个喜讯：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下了一个王太子，这似乎保证了王位的继承。但是这个男孩永远未能见到自己的王位，国王和王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不但丢掉了他们的王位，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尽管路易十六为了支持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皇室花费了近15亿里弗尔，独立革命的成功对他自己的王冠而言却并非吉兆，而他如果对政治后果有更深理解的话，本应预计到这一点的。
那些密探很快就将康沃利斯遭难的消息传过了英吉利海峡，先将消息告诉了乔治·杰曼勋爵，他又转告唐宁街的诺斯勋爵，这位首相张开双臂，“就好像抱着一只球一样”，然后喊出了也许这场战争中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呃，我的上帝啊，都结束了！”他一边在房屋里来回踱步，一边“狂暴地”重复着这句话。向国王乔治禀报此事的不是诺斯而是杰曼，国王却仍然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命令杰曼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设法将战争继续下去。除了内阁中围着杰曼和桑德威奇转的一些顽固派之外，议会乃至整个英国支持战争的人并不在多数。大多数人都认为，战争没有取得效果，如果像杰曼提议的那样通过采取防御措施继续战争的话，并无获胜希望，只是拖延美国独立的时间而已。这在和美国谈判时能稍有余地，但不会改变战争结局。这意味着要触犯众怒花费巨资征募新兵以弥补康沃利斯丢掉的那些部队，此外还要支付之前的战争费用。公众中弥漫着非常沮丧的情绪，一如之前英军在战场上的懈怠情绪，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杰曼看来——承认美国独立便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毁灭”。英国国王也同样极端，坚持认为承认美国独立会将英国带入“不可避免的毁灭”，而他是宁可退位也不肯与闻此事的。他如此排斥的真正原因是，一旦主持战争的诺斯政府倒台，那么他就必须招入令他深恶痛绝的反对党，这种前景让他很是畏惧。他只能气急败坏地咆哮：“我宁可丢掉王冠，也不会召见一群要奴役我的人！”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逼近。诺斯此时告诉杰曼，重新夺回美洲已不可能，他也无法继续花钱，支撑这场目的仅仅是在和谈时争取到比较强硬的谈判地位的战争。既然美国人矢志独立，那就不可能在不让他们独立的情况下与他们和谈，除非继续保持战争状态。
有趣的是，沃波尔在给贺拉斯·曼的一封信中写道：“康沃利斯的耻辱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对议会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满满的容器来说，再有一滴就足以让整个杯子倾覆。我们的事情已经很糟，只会变得更糟。”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战争正接近尾声，尽管现在谈其后果还为时太早。他不仅仅是在闲谈，而是颇有历史感地预测说：“从某些方面说，事情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其意义已经不仅仅关乎我们。”议会已经满得快要溢出了。在经历了约克镇败绩后又失去了圣尤斯特歇斯岛，预计法国还会在西印度群岛发动战役，可能因此失去更多的产蔗糖的岛屿及相应的收入，这时军方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氛围。英国原来就没有强烈的必胜信念，现在这种情绪更是不可能占据主导了。伦敦城敏感地意识到，战争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造成巨额开销，因此恳请国王结束战争。伦敦郡会议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议会中关于结束战争的动议受到政府的抵制，但是政府的多数地位越来越微弱。12月12日，一个叫詹姆斯·劳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的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提议：“未来所有试图镇压叛逆殖民地的企图都与本王国的实际利益相违背。”该提议以41票的多数被否决，但这个多数的票数还不及从前的一半。到了2月，前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亨利·西摩·康韦提议说，“不应为了以武力屈服其居民的不切实际的目的而继续进行”美洲战争，这个提议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一周后，康韦提出的另一个内容相似的议案获得通过。这个康韦不依不饶，又在3月4日第三次提出议案，要求告知国王“不管是谁，如果继续建议在北美大陆进一步发动进攻性战争，即会被本议会视为国王陛下及本国的敌人”。这个颇为令人惊诧的提议未经投票即获得通过。这平息了相关争议。违背议会的决议会被视为违宪。乔治三世既然不是什么为所欲为的君主，当然知道他必须遵守法则。像先前那样继续下去，就意味着与议会发生公开冲突，他只能同意或者退位。他还当真拟定了一份退位宣言，声称由于立法机构“使他无法有效继续战争，或者在不损害英国贸易及基本权力的情况下缔结和平……朕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为国效力，不得不走出痛苦的一步，永远退位”，因此“朕宣布退去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及其附属自治领王位”。
然而国王并未采用这非常之举，而是采取了不那么痛苦的做法，即同意放弃诺斯并进行和平谈判。1782年3月20日，“国会经历了……历史上参加会议人数最多也最为紧张的时刻”，外面的街道上也挤满了人，首相终于去职，在过去12年来他一直稳稳掌控着自“火药阴谋”（the Gunpowder Plot）以来英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诺斯勋爵早就想放弃这个职位了，或许现在不免有些矛盾，但他终于辞职了。反对党政府上台了，这其中包括罗金厄姆、舍尔伯恩、福克斯和小皮特。4月25日，内阁同意就和平条款进行谈判，且不许否决独立。
与此同时，圣徒之战让英国人群情激昂，甚至惊扰了霍勒斯·沃波尔爵士的清梦。他——表达了辉格党人对罗德尼的看法——抱怨说他的窗户被闹哄哄的游行人群打破了，“都因为那个虚荣的傻瓜罗德尼不惜麻烦地扩大了战绩”。圣徒之战对法国海军声誉所造成的伤害确保了法国人不会再去美洲进一步支援华盛顿，加之罗德尼重新为英国人赢得了自信，这使得英国人在和平谈判时重新又挺直了腰杆。而美国人的腰杆也挺直了，因为荷兰正式承认了美国独立。荷兰各省先是很谨慎地一个个地投票，接受亚当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使的委任，而联省议会于1782年确认了投票结果，荷兰成了继法国之后第二个正式承认美国的国家。一个英国谈判代表——并非著名政治人物的名为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的自由党苏格兰商人——被选择派驻大陆会议。各种棘手的问题千头万绪，多如乱麻，很难处置。与加拿大及其西北部地区、佛罗里达及其南部的西班牙地区的疆界问题，如何对待亲英派分子这样的老问题，以及印第安人的关系问题，贸易权问题，军事行动对土地和财产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和废墟等——这都需要无休止的商谈。在1782年11月30日签订了初步条约后，有关未尽事务的商谈被移至巴黎，富兰克林和约翰·杰伊（John Jay）代表美国参与谈判。他们之间本来就有分歧和争论，而这由于他们在大陆会议中所隶属党派的不同而更形严重，结果这使得谈判变得无比漫长，韦尔热纳还试图让谈判条款有利于法国，因此和谈所费时间更多了。由于这诸多困难，相关讨论又延续了10个月。正式表明终止敌对活动并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定稿是在1783年9月3日才签署的。
甚至到那时，这个新国家也还没有经历完分娩的阵痛，完全诞生。要把利益和习惯差别很大的13个殖民地——情况并不比荷兰好多少——缔造为基于稳定财政基础，有单一主权和共同认可的法律的统一民族国家，其道路之曲折崎岖并不亚于革命本身。在克服了重重障碍并化解了各种纷争之后，这个曾经多次由于激烈的争执而几乎濒于破碎的年轻国家终于生存下来，成长为联邦，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它有种种缺点和不足，然而考虑到它体格如此之大，资源如此之丰富，更兼它有新移民那种背井离乡迁移到陌生他乡的韧性，毫无疑问，它将来必然会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在签订这个和约之前很久，早在1777年时，当双方敌对情绪还很强烈、英国正忙于封锁美国海岸各个港口的时候，曾经第一次接受鸣放礼炮礼遇的“安德鲁·多利亚”号，在特拉华被它的船员放火烧毁，以免落入英国人之手。它在海军第一中队的友舰、曾一同首次参战的“哥伦布”号和“普罗维登斯”号亦遭遇同样的命运，为避免落入敌人之手，被船员烧毁或炸毁了。在费城第一次升起大陆旗的“卡伯特”号和“阿尔弗雷德”号被英国人缴获。“普罗维登斯”号在美国海军最初建造的几只舰船中存在时间最长，1779年在缅因的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被毁。最初于1775年组建海军中队时，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异想天开的想法”。现在这些舰船化为木板，散落在特拉华河岸、纳拉干西特岸边和切萨皮克湾内，这些被烧焦的残存物透出了人事无常的淡淡悲哀。
还有一种个人的悲哀困扰了华盛顿一生，那就是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他没有意识到，独立自主的美国本身便是他的孩子。但是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自豪和自信，就像任何一个生了有出息的儿子的父亲一样。在1783年6月《致十三州总督公开信》（Last Circular to States）中，华盛顿对美国的未来欢欣鼓舞——尽管今天回过头来看不免让人黯然神伤，他说，美国“似乎是上苍专门为了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而造设的。上苍给了美国极佳的缔造善政的机会，这超越了任何其他祝福，足见上苍对美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眷顾，因此它必将成长为一个对整个人类有良好影响的国家”。
在他的引召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进步的信徒，将其国家的历史描写为稳步向自由迈进的历史。先是赢得独立战争，这被视为民众自发军事行动历史上的卓越成功，而由此缔造的国家则被视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建立一个政治上体现正义、平等和自治的模范国家。到了20世纪末，我们看见那个可以让人引以为豪的政治设计已经变得让人悲哀：背弃公平原则把美洲本土印第安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赶走，践踏平等原则歧视那些肤色、信仰不同的人民，统治权则并没有交给那些良善之人，而是给了一小撮龌龊的窃贼，他们无能而贪腐，虽然偶尔亦有实干家和期盼改良的梦想家点缀其中。
自“安德鲁·多利亚”号上的大陆旗受到鸣放礼炮的礼遇后的两个世纪中，美国历史上值得庆贺者约有数端：为其他国土上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开启避难所的大门，为改善劳动条件立法，为保护和支持穷人采取措施。然而，华盛顿认为“必然由美国主权”而导致的“人类福祉”并未出现。2000年来人类的侵略、贪婪和权力的疯狂——这一切已抹杀了费城那个欢乐夜晚的喜庆，提醒着我们，“改良”的步伐何其缓慢，而华盛顿、格林、摩根和那些在严冬几乎衣不蔽体、“连一片破毯子也没有”的士兵们为之浴血奋战的东西，经过我们之手，变得何其庸劣不堪。
如果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活在今天，再次提出他那个著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崭新的美国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会有怎样的发现？他曾经向往的那个存在于新世界的自由平等的新人仅仅偶尔可见，尽管相对于在其他被颠覆的社会而言，产生这种新人的条件出现在美国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在法国，这种新人并未被赋予自由、平等和博爱；当俄国人推翻沙皇后，这种新人并未摆脱压迫。革命所造就的是别的人，并非新人。“在真理与无尽的谬误”之间，物种所受到的束缚方是永恒的。这便是地球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