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国人并未认识到自己支持叛军的意义，那么总的来说，英国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与美洲殖民地的争斗在历史上留下了或者将要留下怎样的印记。他们仅仅把它看成是殖民地忘恩负义的人们的一场起义，必须借助武力镇压。对于那些具有更宏观的世界视野的人来说，这是针对法国的霸权之争。
从意识形态上说，永无休止的或左或右的斗争，使得这场叛乱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颠覆，美国人则被视为“平等主义者”。一旦他们成功了，将会引发爱尔兰或者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英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则与辉格党和激进分子正相反，自认为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为生存而战，理应得到欧洲的支持而非敌视。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都是敌手，荷兰即将成为另一个敌手，“中立联盟”很可能将成为海上主权的争夺者，欧洲不支持英国，反而积极支持美国人，这被认为是自取灭亡；如果美国人赢了，欧洲将在自己的大地上听到激进分子的脚步声，听到“自由！”的呐喊声。
所有人当中，倒恰恰是老打瞌睡、老是因自己无力应付局面恳求国王让他辞职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察觉到了自己国家与殖民地所陷入的争斗的历史关联，以及美国如果取得胜利的历史影响。他预见到：“如果美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帝国，那么它将给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带来一场革命，如果欧洲现在不支持英国，那么终有一天它会发现自己被充满民主狂想的美国统治了。”
华盛顿先生的部队（英国人不愿意放下身段管他叫“将军”）正面临哗变，极度缺乏供给，这显出一丝希望，表明美国革命正在显出颓态，他们不仅缺少物资和钱财，而且缺乏新兵。克林顿对此感到振奋，安慰自己说：“我有的是希望，而华盛顿只有恐惧。”从逻辑上说他是对的，但若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恐怕也没有多少可感到振奋的东西，因为“希望”无非是为克林顿的不作为又多找了一个理由，而对华盛顿来说，“恐惧”也不过是有待克服的一个因素罢了。
英国那些操控战争的人对自己军事上的优势非常肯定，故而他们确信叛军必将屈服求和。正如国王的主要谋臣杰曼勋爵所表述的，“叛军在所有方面都不值一提……而我方的优势又如此之大，无论他们怎样抵抗，都无碍于我们迅速平息叛乱。”如此泰然自满，自然容不得别的想法。对叛军尽早崩溃的期待，还因为现实上的迫切需要而变得强烈——因为尽管英国人洋洋得意，但是其资源早已捉襟见肘：招募新兵很难，食物很糟，钱饷很少。英国人死死抱住这样一种想法：只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美国人最后只能投降。大陆会议的权威将不复存在，公众舆论也会倾向母国。他们最深信不疑的是，美国人很快就将面临财政崩溃。默里将军从米诺卡写道：“我认为，和我们一样，敌人也对这场战争的代价无法承受。”一个对此有所怀疑的平民——与沃波尔通信的贺拉斯·曼，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除非对在美洲或欧洲的法军予以致命打击，否则叛逆的殖民地的坚韧不拔和法国的荣誉感会将战争延续下去，把我们拖垮。”乔治三世本人并不认为会有这样的结局，他坚信胜利已经近在眼前，真正忠诚的人民即将挺身而出，再予以一两次重击，叛军就会土崩瓦解。
导致双方预期都出现偏差的是法国的干预。1780年，美国革命陷入最低潮，促使法美共同谋划，以期革命能够继续并坚持战斗。华盛顿向法国要钱、要兵，尤其要海军的支持——尽管德埃斯坦战役的结果很是令人沮丧。他坚信，如果不能掌控海岸和海上的自由通行，那么美国人就无法取胜，唯有如此才能够击败英国。英国在美国张开的弓形阵势的支点是纽约和弗吉尼亚，而切萨皮克湾有很长的海岸线向大西洋开放，因为美国人控制了两地间的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所以纽约和弗吉尼亚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水路。英国人也不可能通过陆上获取生活物资，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在美国的供应和部队调遣要依靠水路运输，有赖于其对港口和港湾的控制。如果能够阻截他们，或者把这些港口和港湾从他们手中夺过来，那么英国人就要挨饿了。实际上，后来在谈及自己担心在海上优势会输给德埃斯坦的这个阶段时，克林顿说道：“陆军曾有三次面临挨饿的危险。”如果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担忧过甚的话，这大约是他在战后为自己辩解时哀叹事事都不如人意罢了。
反之，只有当美国人能够自由利用水上运输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运输反攻所必需的部队。这就是华盛顿坚持有海军优势的原因。他向大陆会议前主席之子、正准备出使法国的劳伦斯上校（Colonel Laurens）解释，“如果我们掌握了制海权，得以阻截来自欧洲的常规物资”，那么英国就无法维持“在这个国家的庞大军队”了。“如果在这些海岸持续地占据优势，那么敌人会立即陷入防守的境地。”占据海军优势，“再加上资金方面的资助，这足以让我们把战争转为积极进取的进攻战”。华盛顿想进攻纽约，这是英国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他相信，重新从英国人手中夺取长岛和曼哈顿将会是致命一击。然而，纽约入口处的桑迪胡克吃水浅，这个障碍之前已经阻挡了德埃斯坦的道路，加之切萨皮克湾更方便进入，且地域开阔，方便作战，因此他的法国盟友罗尚博和他意见相左，认为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战役更切合实际，效果亦更好。此外，这里康沃利斯统率下的英军是此战最具活力和威胁性的敌人。
华盛顿和部队中的其他将领，都非常希望由美国人民为自己的事业战斗，然而令他们极为沮丧的是，就可以感受到的民众支持而言，这个国家表达爱国主义的形式未免太过于怯懦。在福吉谷，华盛顿曾经痛苦地承认，由于缺乏供给，他部队中的有些士兵“连一点儿毯子也没有”，只凭借他们“脚下的血迹，就可以把他们从怀特马什（White Marsh）一直追踪到福吉谷”。1780年夏，为发动新战役募集新兵时，招募的最后期限已过去了6个星期后，才有不到30个应征者零零散散地晃进指挥部。那些志愿参加战斗的民众们，一旦看到这里的匮乏比自己家里还要严重，往往选择逃之夭夭，而不是同甘共苦。他们并无太大热情加入穿着破旧、骨瘦如柴的大陆军。同样的，农民们也不情愿提供运输物资供给所需的车子和人手。
自德埃斯坦的行动失败之后，部队情况开始恶化。士兵抱怨大陆会议不给他们发饷，相互间为了军阶高低而争吵不休，有时甚至威胁要辞去军职。就连最坚韧不拔的格林将军——当时已是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也愤愤不平地抱怨大陆会议给他的饷“还不够给他塞牙缝的”。在为重新夺回萨瓦纳制订进攻计划时，他对大陆会议的失职怒不可遏，连他也想辞职。
在福吉谷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冬天后，1781年元旦，宾夕法尼亚部队又在莫里斯敦经历了第二个严冬。饥寒交迫的部队饱受困乏之苦，缺乏粮饷，看到那些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民众却不为所动，不禁怒火中烧。他们缺少衣物，缺少制鞋用的皮革，缺少运输用的马匹和车辆，所有部队都缺少肉、面粉和弹药，兵力缺乏，士气低落，又得不到自己国家的支持，这种种困难让部队几乎无法支撑，难以为继。将领们报告各种匮乏的信件堆积在华盛顿的办公桌上。即使供给有了着落，也常常因为缺少运输工具，无法被运到饥肠辘辘的连队那里。部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哗变。同样饱受困乏之苦的康涅狄格和新泽西的部队也与宾夕法尼亚的部队一道行动，但最终没有爆发，因为为了杀一儆百，两个来自康涅狄格的士兵被处决了。在哗变之前不久的1780年，华盛顿曾经坦承：“我几乎已经不再抱有希望。整体而言，这个国家连对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都这样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几乎不对局势的改观抱有奢望了。”
法国却积极筹备以让局势有所改观。法国外长韦尔热纳虽不乐意接受美国人的开导，但还是被约翰·亚当斯坚决的主张影响了——唯有海军力量方能最终决定美国战争的结局，而法国花费兵力夺取西印度群岛的产糖岛屿，围困直布罗陀，或者集结攻击力量入侵大不列颠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只有在美国才能击败英国。出于同样的意图发自大陆会议的请求也在产生效果。乔治·华盛顿亲自给法国驻美公使拉卢塞恩（La Luzerne）致函，强调海军占据优势之必要性，请求法国派遣舰队前往美国。1780年7月，在德埃斯坦的继任者特耐的统率下，作为先遣队的7艘法国主力舰抵达纽波特港，带来了一个人和一支小规模的登陆部队，他们将成为最后战役的关键盟友。这个人便是让·巴蒂斯特·罗尚博将军（General Jean Baptiste Rochambeau），时年55岁。他带来了三个团，其统帅为克劳德-安·德·圣西门侯爵（Marquis Claude-Anne de Saint-Simon），他的表弟亨利·德·圣西门伯爵（Count Henri de Saint-Simon）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缔造者。这两人均与著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史官圣西门公爵（Duc de Saint-Simon）有亲属关系。这位年轻的侯爵志愿率领自己的部队来美国助战，服从罗尚博的调遣。他的部队当时驻扎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租借给西班牙。这支部队可谓雪中送炭，但因为英国对纽波特海域实施封锁，部队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岛上待了近一年。由于没有陆上运输工具，华盛顿无法利用这支部队。没有运输工具，华盛顿也无法发动攻势，而他很明白，仅仅靠防御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罗尚博的部队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就待在纽波特吃吃喝喝，跟女人调情，但在军事上完全是个空白——不过这种局面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罗尚博个子不高，身体粗壮，性格随和，军事经验丰富，后来证明是个理想的盟友、坚强的支持者和忠实的伙伴，愿意服从总司令的指派，但又不唯唯诺诺，不愿做一个仅仅满足于俯首听命的副手。他有自己的想法，随时准备着也有能力将这想法付诸现实。尽管他与长官偶有激烈的争执，但他受到自己士兵的尊重，且能维持严明的军纪。尽管面临匮乏，在即将展开的联合战役中还不得不与语言、习惯不同的美国人密切接触，但是他们的合作没有出现严重的摩擦。在关键时刻，法国士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地在美国土地上行进，其状态之佳，无论英国兵还是美国兵都难以望其项背。
在罗尚博的部队中有洛赞公爵（Duc de Lauzun），此人系罗德尼在巴黎的那位恩人的侄子，出手阔绰，他不久后在约克镇战役中证明了自己是位冲劲很足的斗士。在纽波特，他“和美国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他极富魅力的风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是指他大手大脚的习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法军离开布雷斯特时，承诺的运输工具中只有一半到位，“这迫使我们留下了一个旅的步兵，1/3的大炮，还有我自己那个团的1/3的人员”。显然，自前一年那次进攻搞砸了以后，法国海军的管理并无进步。洛赞的这本回忆录写了他在新世界的冒险活动，这涉及缔造一个新国家的革命，但最有意思的是，这本回忆录没有对他所参与的这场历史性事件、这个国家、人民或战争政治的任何想法、观察或评论。由于洛赞被视为为法国朝廷增光的年轻人的典型，因此他可能反映了他所属的阶级、类型以及导致他们灭绝的那些特征。也许我们有点儿小题大做——他不过是对自己生活中的轻重主次有牢固把握的一个人罢了。回忆录的上半部充满了对他私情的描述，那是他在革命前最后的贵族生活。在140页的篇幅中，我们看到他如数家珍地提到他的那些情人，她们怎样与他初次见面或者比较熟悉后便“对我产生了明显的好感”，他写下每一个名字，丝毫不顾及这些人的身份、家庭或丈夫。在复辟时期——正是流亡国外的贵族们希望展示自己的道德和生活多么正派的时候，此书一经发表，立即造成巨大轰动，其真伪问题引起了两个重要评论家——塔列郎（Talleyrand）和圣伯夫（Sainte-Beuve）的愤怒争论。在当时，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大约只有那些认识书中提到的女士的人，或者那些女士曾经宠幸的人，而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这本书早已是明日黄花，只是一个空壳，留下当时壮丽海面的一丝涟漪而已。
8月25日，华盛顿从罗尚博那里得到了由法国快速帆船带来的一个消息：原来指望法国第二舰队可以支援南方的拉法耶特和格林，但是该舰队在布雷斯特遭到阻拦，最快也要在10月份才可能抵达，到那时，部队早就消耗完那个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资了。听到这个消息，就连有铁一般的意志、饱经忧患的华盛顿，也在给他兄弟塞缪尔的信中流露出失意。“非亲临现场，谁都无法体会我的窘境，也无法想象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部队竟然还能够支撑下去。”此后不过几天，便传来了南卡罗来纳卡姆登（Camden）大败的消息。这场失败使得弗吉尼亚可能面临来自南面的进攻。华盛顿只能勉为其难地挽救危局。他从马里兰派遣了一个团赶赴格林那里，同时鼓起勇气，在哈特福德（Hartford）与法国盟友会谈，商量制订相关战役计划。
抵达纽波特之后，特耐和罗尚博由罗得岛（相距100英里）出发，通过康涅狄格于9月20日到22日到达哈特福德的会面地点。华盛顿这次带上了年老但很可靠的亨利·诺克斯将军（General Henry Knox）。诺克斯曾经是波士顿的书商，后来成了一名炮兵军官，曾经把在提康德罗加战役中夺取的大炮拽过沟沟壑壑，翻山越岭，最后在1776年用这些炮把英国人从波士顿赶了出去。谁都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拉法耶特刚刚从南方的战场过来。1780年8月，就在查尔斯顿陷落后仅仅三个月，美国人在卡姆登遭受惨败。在这里，好斗的康沃利斯勋爵将军发动战役，准备收复整个州。康沃利斯在卡姆登狠狠地收拾了盖茨将军（General Gates）。盖茨乃萨拉托加之战的英雄，后来参与了康韦阴谋（Conway Cabal），散布了种种败坏华盛顿名誉的流言，企图迫使华盛顿辞职并取而代之。华盛顿自知无可替代，拒绝辞职，却未能阻止大陆会议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成功任命盖茨为南部指挥官。在卡姆登之战中，由于盖茨指挥失当，美军有800人阵亡，1000人被俘。更为尴尬的是，他们的指挥官仓促离开，撤退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战斗当晚就逃了70英里，到达夏洛特（Charlotte），而且并未止步，继续逃到山区的希尔斯伯勒（Hillsboro）。根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份陈述，胆怯的盖茨在逃跑过程中，在三天半的时间里跑了180英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距离简直是不可思议，即便是换乘新马接力也不大可能，撤退时也不可能准备换乘的马。不管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番可耻的撤退让盖茨颜面尽失，无法再待在军中了。官方曾经下令对他展开正式调查，但是后来不了了之。
胜利者把英国人的枷锁牢牢地套在南卡罗来纳后，便开始向北通过北卡罗来纳朝弗吉尼亚前进。弗吉尼亚别称“老自治领”（the Old Dominion），系南方最富裕的州。该州的中部有切萨皮克湾切入，按照康沃利斯的想法，可以在此阻止南部的富饶资源流向北部，通过这致命一击终结战争。他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战争双方的所有指挥官都受到这种蛊惑：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束这场无休止的痛苦战争。
结束一场战争是件困难而微妙的事。哪怕是聪明的统治者——假如有这样的统治者的话——也常常发觉自己无法终结一场战争，即便他们很想如此。双方必须同时并同样程度地确信战争目标无法实现，或者不值得让国家付出如此代价。确信程度必须相当，因为如果任何一方感到自己占了一点儿便宜或吃了一点儿亏，这一方就无法提出对方能接受的条件。在14世纪法国和英国所卷入的百年战争中，双方均想停战，但却不能，因为担心失去权力和地位。战争加深了他们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使他们不愿意商谈。在1914－1918年那场伤亡惨重而又徒劳的战争中，除非某一方获得胜利，否则不可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代价如此之高，任何一方都觉得必须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才能有交代——这个好处可以是领土、海港，或者工业资源。两手空空地回去可能导致国内对统治者的反抗——或者至少会使统治阶层失去职位和社会地位，比如1918年被推翻的德皇和霍亨索伦家族。普通的士兵并非统治者，他们无须为丢掉王位或职位而担心，那么当他们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战斗？答案很复杂，有很多因素：因为他们认同战争目标；因为开小差或哗变会被处以极刑；因为战友的情谊；因为假如他们离开部队将无处可去，也无法回家。统治者放弃实现自己所宣扬的战争目标，就相当于承认自己和支持者的无能——这无疑就像要骆驼从针眼中穿过一样难。除非遭遇彻底的失败，否则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会放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吗？或者英国国王和大臣们会放弃对自己帝国的控制吗？答案很可能是：“万能的上帝啊，还是不要这样吧！”于是，美洲战争双方都在胜利和“致命一击”那微弱曙光的激励下继续战斗。
在夺取查尔斯顿后，克林顿带着不太常见的乐观情绪，在写给政府的信中说：“再发动几场加强的攻势，那么从这里到哈德孙河之间的地区就都属于我们了。”在伦敦，杰曼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后也说道：“再有一场战役，南方各省即可悉数收入囊中。”不管战事有怎样的起伏，他一直相信镇压叛乱轻而易举，英国战略家们这类想当然的假设，纯粹是由于他们对美国人完全缺乏了解。他们不相信那些未经训练的农夫和樵夫——特伦顿的一位雇佣军军官所说的“这些乡巴佬小丑们”，能够与训练有素的英国和杰曼职业军人相抗衡。他们忘了那些为信仰而战的人还有别的武器。训练水平通常可以用来衡量作战效果，但这次是例外。
美国人的作战风格是导致英国人一直低估叛军的主要原因。这些美国人穿着暗色的手工纺织粗布或者缀有边饰的印第安人紧身短上衣，躲在墙体或树后面射击。这与欧洲士兵形成了鲜明对照。欧洲士兵身着颜色鲜艳的制服，非常注重外观整洁，以严整的队列行进、射击或被击中。自打出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开始，直到通往波士顿的道路上，到处都是被射杀的英国兵。射出的子弹来自藏在石墙后面的民兵，而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国国王的（或者约克公爵的）士兵——像那首童谣唱的，4万名士兵整整齐齐上了山，又整整齐齐下了山。那时起，就改变了农民——虽不能说野蛮人——无法应对欧洲步兵的印象。在莱克星顿之战后不久，英国人整整齐齐地登上了邦克山（或布里德山），然后遭受重创的英国兵又整整齐齐地下来了，显然他们还没有改变对美国兵的看法。
尽管美国的打法有种种优势，但在哈特福德会谈时，前景却非常暗淡，罗尚博很悲观，拉法耶特就更不用说了。自查尔斯顿陷落后，美国的声誉大减，加之有关卡姆登及大陆会议财物状况恶化等“极为不利”的消息，拉法耶特对“此次战役”的预期极低。他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士兵比以往更加缺乏衣服、帐篷和车辆。”“假如能够找到运输工具的话”，亟须给他们运送给养，“如果无法做到，就尽可能通过可以航行的河道往北面运送物资”。他的报告自然无法让人感到振奋，但是前方的目标使他们没有陷入沮丧。哈特福德会谈的主要参与者是华盛顿和罗尚博这两位指挥官。他们互相试探，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或不可以建立伙伴关系，并探讨在何处可以协同作战。罗尚博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而华盛顿仅凭他的人格就能受到别人的崇拜，这样的两个人自然很容易相互敬重，但制订协同作战计划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进攻华盛顿最期盼的目标纽约，必须要法国人协助控制附近的水域才行，但仅靠特耐的分队无法完成控制。此外，罗尚博无法提出确切的作战计划，因为他接到指令说，法国舰队和陆军必须协同作战，因此在增援的法国海军到达之前，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继续支持特耐驻纽波特的部队。直到一年后，接替去世的特耐的巴拉斯（de Barras）率领第二支法国陆战部队到达，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一支法国舰队，这给美国人提供了他们所亟须的海军力量，最后赢得这场战争的大胆的海陆包抄计划才得以形成。
但是，这位美国将军的头脑里还是执着于纽约。罗尚博提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在切萨皮克湾地区发动战役，切断来自南部的英军的威胁。但是华盛顿不喜欢这个方案，他认为法国士兵会因为忍受不了弗吉尼亚炎热的夏季而生病，他自己那些来自新英格兰的士兵也对南方抱有偏见，因为那里有蛇、高温和蚊子，还怀疑南方的气候不利于健康，甚至是有毒的，极易引起发热。当时的人们对导致发热的病菌和感染尚不了解，因此发热成了一种统称，可能包括疟疾、肺炎、黄热病、伤寒、斑疹伤寒和痢疾。这些在弗吉尼亚流行的疾病与其说与气候有关——人们总喜欢将疾病归咎于气候——倒不如说与沼泽、蚊子和军营里士兵们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关系更大。在18世纪，每10个死者中就有8个被归咎于“发热”。
将部队运送至弗吉尼亚需要经过大约500英里的旅程，这都要靠步行完成，因为唯一可资利用的海上运输工具，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上将——现在那里的法国海军司令——所统帅的一支由8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但纽约附近英军的舰队力量太强大，巴拉斯拒绝沿着海岸往弗吉尼亚运输装满士兵的运兵船。华盛顿认为陆上行进太危险，代价太高，部队很可能由于疾病和开小差而减员1/3。他还认为，只要英军仍保持对弗吉尼亚海岸附近水域的控制，那么发动这场战役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他相信，如果对纽约发动进攻，就能牵制英军，迫使克林顿从南部调遣部队过来，这样就可以缓解拉法耶特的压力，比直接支援他更有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情感上，华盛顿对纽约割舍不下，因为他正是在纽约遭受了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败，那是在长岛之战早期，这次大败使他一直渴望能夺回这个城市。根据盟约，华盛顿为总司令，罗尚博应服从他的命令，因此最后的决定权在华盛顿身上。不过罗尚博虽为人随和，却也很有谋略，他很清楚必须支持自己的侧翼。不久，在他的劝导下，法国驻美公使拉卢塞恩、巴拉斯和其他人都接受了罗尚博的意见，在他们写回法国的信函中极力主张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战役的种种好处。
切萨皮克湾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大切萨皮克湾包括弗吉尼亚的海岸线，沿大西洋往马里兰和新泽西方向延伸200英里。这里有很多通向欧洲的门户，并有很多面向陆地的港口和入海口，可以直通内陆，它是通往这个国家南部地区的最为开阔的入口。该湾上游水系距离靠近费城的特拉华河还不到20英里，因此它是南方与中部大西洋各州连接的天然水道，形成了一个康沃利斯认为必须切断的战略性瓶颈。
自夺取查尔斯顿后，英军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南方，使南方地区成了重要的战争中心地带。人们相信，这个地区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人的忠诚度如何，将决定英国是否能重新获得整个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忠诚。如果南方人民的人心向背有指示意义的话，那么这意味着遥遥无期的等待。受命统治被占领的查尔斯顿的鲍尔福上校（Colonel Balfour）在报告中说，南卡罗来纳的“背叛”“如此普遍，以至于除了减少其人口这种办法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鲍尔福的极端解决办法反映了亲英分子的态度，他们在与爱国者的冲突中体会到了内战的残酷，而且在相互的争斗中孕育出日益深切的对反叛的敌视。
从战略上说，南方作战的意图是夺取该地区叛军的资源以及可以和欧洲通商的大西洋港口。最激烈、时间最长的战斗就发生在那里，亲英分子参与了对农村人民及资源的毁灭性袭击。英国人对美国反叛者针锋相对，无论是对美国将领纳撒尼尔·格林、人称“沼泽之狐”（the Swamp Fox）的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 Marion），或者绰号“老车夫”（the Old Wagoner）的“不可战胜”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老车夫”的绰号来自25年前，他19岁时，曾经在布拉多可针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发动的那场失利的战役中负责驾驭一辆提供给养的车子。南部的交战从不占领领土，因为战争目的主要是为了摧毁叛军的武装力量和战斗力，而非为了夺取领土。所有进攻性战役之目的无非两个：摧毁人力和夺取领土。有史以来——或者说自有战争以来，这两种说法反正是一个意思——达成第一个意图的方法除了杀害对方士兵，还包括摧毁支撑对手的资源：食物、房舍、交通、劳力以及购买这一切所需的财物。由于掠夺、焚烧和整体摧毁，使占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正如鲍尔福上校隐隐感觉到的，这些行径无助于英国达成重获美洲殖民地人民效忠的大目标。尽管如此，英国仍然在南方看到了他们取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因为他们非常肯定，那里大致忠诚的民众必将在未来某个时刻为了王冠而挺身而出。
负责统帅南线战事的是位咄咄逼人的将军、第二代康沃利斯伯爵查尔斯，他位居驻纽约的亨利·克林顿之下。克林顿与他性格迥异，谨慎且游移不定。两人互无好感，这削弱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在美国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每个人都对某个别人心存怨恨，而在这个事例中，怨恨不但导致相互间的厌恶，而且使得双方在政策和目标上出现了分歧。
南线战场
克林顿是个固执的保守分子，对得到的东西一定要紧紧守住不放，这里指的是他在纽约和查尔斯顿的基地，尤其是纽约，他的全部精力似乎用在了防守纽约上。康沃利斯则是个积极进取的人，他认为查尔斯顿是守不住的，除非稳稳掌握其腹地南卡罗来纳，而要征服整个南方，就非夺取弗吉尼亚不可——亲英派报纸把它形容为“富饶繁荣的弗吉尼亚”。作为一名贵族，康沃利斯的社会地位较高，克林顿则没有这种优势。康沃利斯很顽固，野心勃勃地想得到晋升，他受到自己部队的敬爱，因为他是个勇敢的斗士，像法国骑士巴亚尔（Bayard）一样“无所畏惧、不怕非议”（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士兵们还认为他是个像慈父般的指挥官，对他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克林顿认为这个下属桀骜不驯，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也无法约束他，并疑心他正在四处活动，试图取代自己。因为克林顿老是说自己要辞职并将职位让给康沃利斯，康沃利斯也已经得到了成为克林顿继任者的休眠任命（dormant commission，这可以避免一旦总司令有什么意外，可能由某位杰曼将军接任的局面），谁会继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这对克林顿还是有妨碍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无须为继任者制订计划。
从他们交往伊始，克林顿就疑心康沃利斯会自行下达指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样的人不可能热络起来。”他觉得康沃利斯受到杰曼的青睐，相形之下，自己受到了冷落。他向杰曼抱怨说：“我被忽视了，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所有人的意见都可以采纳，除了我的以外。谁的计划都可以采纳，除了我的以外……我不得不按别人的计划来行动。”康沃利斯则因为克林顿做出的决定模棱两可、经常推诿并推迟计划而恼火。他请求国王准许他辞职回国，乔治三世的想放弃职位的又一位裨将。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同一战区的将领们互不信任，这对于指挥来说绝非吉兆。
在历史发展的轨道中，个人有时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经济或天气等更大的客观因素一样。康沃利斯勋爵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在议会的席位代表萨福克郡（Suffolk）的艾易区（the Borough of Eye），他的家族自14世纪以来就开始时断时续地在议会代表该区。他和乔治三世一样，都出生在1738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他由于显示出军事方面的才能，得到委任成了掷弹兵近卫团（the Grenadier Guards）的一名少尉。他18岁与自己的导师——一位普鲁士军官——在欧洲游学时进入当时欧洲最好的都灵军事学院（the Military Academy of Turin）学习。在意大利的宽松氛围中，军校开设的课程往往很有意思，与切身专业主题无关。早上7点到8点上舞蹈课，据说是为了让学生从睡眠中清醒过来。之后根据劳逸结合的原则，从8点到9点是德语课，9点到11点是早饭时间。军事教育从11点到12点，占一个小时，此外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数学，以及从3点到5点的筑城学。到了5点又是舞蹈，去歌剧院看演出，直到晚餐。每周有两天时间，学生必须在萨丁国王的朝廷里执勤。都灵原属西班牙，之后又属于法国，是萨丁尼亚国王居住的地方，后来他的王室称号传给了萨伏伊（Savoy）公爵，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的1860年又由公爵传给意大利王室。
虽然这种军事学习未能在科学或战争艺术方面对学员有深入指导，但是对培养军事人才的绅士风度却大有裨益。在掷弹兵近卫团服役期间，康沃利斯曾作为不伦瑞克亲王斐迪南（Prince Ferdinand of Brunswick）的盟友参与“七年战争”在欧洲大陆的局部战役，对战争产生了浓厚兴趣。1762年，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爵位。在那年回到英国接替在上院的席位时，他的立场让人惊诧，因为他与“辉格党”站在一起，而“辉格党”为反对党，极力反对国王及政府对蠢蠢欲动的美洲殖民地人民采取威慑政策。是优雅的都灵军事学院课程影响了他的选择，还是他天性如此，抑或是受到好友辉格党领袖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ourne）的影响，已经不得而知了。虽然从表面上看，他属于正统的近卫队军官，但实际上他的个性有颇多矛盾之处。尽管他支持辉格党，但各方面的行事还是很得体，成了自己团队的上校，又成为国王的随行参谋。并没有记录表明他参与了上院的辩论。
比他可能曾说过的言论更引人注目的是，1766年3月，他曾与四位富于勇气的贵族一道，支持卡姆登反对《公告法案》（Declaratory Bill）的提案。该法案是政府为了重申议会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而提出的，旨在抵消由于废除《印花税法》所产生的对殖民地民众有所姑息之印象。根据报道来看，康沃利斯在提案辩论期间并未开口，但是他投票支持的卡姆登勋爵在上院的发言是非常明确的。卡姆登说，《公告法案》是“完全非法的，违背本宪法的基本法则”，而宪法本身是“根植于永恒的、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的，因为“征税和代表权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该立场是基于这样的自然法则，即属于某个个人的东西绝对属于其个人，未经其同意，任何人均无权剥夺。无论谁试图这样做，便是侵犯；无论谁这样做了便是实施了抢劫；他忽视并消除了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界限”。这些话很像是出于汤姆·佩恩或帕特里克·亨利之口，不过也许还不会出于约翰·亚当斯之口，因为亚当斯绝不会如此浪漫地看待“自然法则”。可以推测，康沃利斯勋爵是支持这些看法的，因为他投票支持了发言人。但是他并没有拒绝在这场战争中担任指挥官，而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拉尔夫·阿伯克龙比上校（Colonel Ralph Abercromby）——不伦瑞克战争的英雄，是军中一位卓越的战士——以及其他反对威慑美洲殖民地的人都这样做了。相反，北美殖民地武装反叛、英国陆军在美洲需要增援的时候，康沃利斯主动请缨，要求得到任命。他受到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认为作为一名接受了国王委任的战士，他有义务帮助平息叛乱。不过，或者因为他的责任感萌生得很慢，或者由于他心里已经有些矛盾，直到美洲殖民地在莱克星顿发出第一枪7个月后，他才决定接受委任，负责镇压叛乱的指挥任务。这种滞后，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深深爱恋的妻子的恳求。然而，他于1776年2月率7个团开赴美洲，到达哈利法克斯。那里的豪将军在放弃波士顿后已经退役。康沃利斯经历了长岛和白原（White Plains）之战，夺取了哈德孙河泽西岸边的李堡，之后一直追赶华盛顿，穿越新泽西到达特伦顿。他在这里的布兰迪万河战役中阻遏了华盛顿的进军步伐，进而占领了费城。
使康沃利斯来到美国的那种责任感也许并不那么强烈，毕竟对殖民地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兵作战无助于提升一个近卫队军官的名誉。在1777年，他请了假，经过长途航行回家了。1778年，他被升为中将后返回美洲就职，途中与卡莱尔委员会的成员同船。他担心自己的随行人员会挤占掉委员会成员需要的空间，但他很喜欢与两位伯爵开开心心地打惠斯特牌，也就把担心置之脑后了。到了美洲后，他发现自己被任命为仅次于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指挥官。克林顿已经取代声名狼藉的威廉·豪成为总司令，但他不久就表现得比前任更加缺乏冲劲。康沃利斯担任南方战场的总指挥后，对克林顿的不作为感到绝望，并与罗德尼一样认为战事一塌糊涂，因此也想辞职，但未获准许。
法国同盟现在已经开始参与战事，康沃利斯认为，必须关闭法国人可能进入的门户，尤其是切萨皮克湾，因为法国可以经由这些门户给叛军带来援军、金钱与军火。美国人经常利用切萨皮克湾的港口运输烟草和棉花，向欧洲贸易商出口货物，用收入购买武器弹药。康沃利斯想在南方发动一次大的攻势，彻底平息那里的叛乱，但是克林顿显然对此不感兴趣。克林顿想让康沃利斯舒舒服服地长期待在一个基地，并将他的部队用于帮助宾夕法尼亚的战事或者防守纽约。康沃利斯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并在写给同事菲利普斯（General Phillips）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见解：“如果我们要在美洲发动一场进攻性战役，我们就必须放弃纽约。”我们应当“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弗吉尼亚”，因为“在那里的开战至关重要”，在那里可以实现他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
要证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却进展缓慢。此时帮助英国人作战的主要是两位让人们既恨又怕的人物：骑兵队的巴纳斯特·塔尔顿上校（Colonel Banastre Tarleton），此人很被康沃利斯看重，被视为部队的先锋；还有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此人认为既然自己已为1万英镑及其他利益卖身给了英国人，就必须要通过暴行来证明自己对得起这笔钱。（他曾索价1万英镑，但只得到6000英镑，这是根据西点卫戍军每人两基尼测算出来的。）塔尔顿的重骑兵践踏种满玉米和黑麦的田地，阿诺德的士兵则抢掠已经收获的烟草和收入粮仓的粮食，四处散播毁灭。曾经有人指控，塔尔顿将牛、猪以及家禽赶进仓库，然后放火烧死它们。他被人称为“毫不宽恕的塔尔顿”（no quarter Tarleton），因为在沃克斯华大屠杀（Waxhaw Massacre）中，他违反了有关投降的规定。在沃克斯华，他俘获了一群美国士兵，这些士兵恪守敌人距离50码再开火的准则，结果开火太迟，已经无法阻止冲过来的骑兵了，在投降以后，这些士兵被砍杀。塔尔顿的那些士兵受到纵容，手持锋利的马刀杀害113人，砍伤150人，伤者中有一半最后因伤而死。沃克斯华大屠杀的消息传遍卡罗莱纳的时候，点燃了仇恨之火。随着敌对情绪加深，亲英分子和爱国者之间的对抗亦变得激烈。
因为妻子重病，康沃利斯再次赶回家，到英国后不久即经受了丧妻之痛。他极度悲伤，给自己的兄弟写信说，妻子的去世“完全摧毁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幸福的任何希望”。除了部队，他再也没有别的能支撑他生命的东西。丧妻之痛让他倍感孤独和空虚，他在1779年7月重返战场。
1780年8月，康沃利斯在卡姆登之战中击败了盖茨。尽管英国人把卡姆登之战视为一次卓著的胜利，但是反叛势力并未因此被削弱，美国民兵和大陆军也并未就此解散，将领土拱手让给胜利者。正如格林在写给卢塞恩的信中所说的，“我们战斗，挨打，爬起来再战。”他所言极是，英国人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这场战争接近胜利。格林所采取的简单办法让南方的核心队伍和革命的火种得以存续，而卡姆登之战所遭遇的失败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因为盖茨被撤换，华盛顿任命格林和施托伊本去改革和统领南方部队。他们现在仅仅留有大陆军民兵的一些残余，这些民兵聚集在一起，打上几天或几个星期仗就要回家照料庄稼和田地。幸亏还有一些强悍的游击队和游击队领袖，比如“沼泽之狐”安德鲁·皮肯斯（Andrew Pickens）和托马斯·萨姆特（Thomas Sumter），他们使得战斗依然激烈、抗英活动仍能继续。塔尔顿的士兵因为有骑兵，增加了灵活性，其劫掠行为日益严重，而沃克斯华大屠杀引起的愤慨激发了复仇的欲望，加剧了亲英分子和爱国者之间的仇视。他们之间的纷争也让卡罗莱纳的反叛之火越来越炽热。在南卡罗来纳，康沃利斯不得不承认，沼泽之狐“或借助种种恐怖手段和惩罚，或凭借对战利品的许诺，结果‘当地’几乎没有一个居民不是拿着武器跟我们对着干的”。塔尔顿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抢掠居民的家宅，焚烧面粉磨坊，把民众当作俘虏拖到致命的专门关押俘虏的船上，康沃利斯在对敌对情绪的分析中竟无视这些事实。这反映了这些入侵者有意识地自欺欺人，试图安慰自己：当地人之所以不友好，完全是受他人的挑唆所致。康沃利斯确信，美国人在卡姆登遭受那样的惨败之后，除非有来自北方的帮助，否则不可能在南方继续开展革命事业。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必须彻底清剿北卡罗来纳的反叛势力并控制该省。事实证明，他没有能力获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摧毁敌人的军队。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地区的叛乱被认为已经平定了，那里就准会发生游击战，康沃利斯在该省的指挥官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Major Patrick Ferguson）对此深恶痛绝，开始采取恐怖手段进行威慑。他在1780年9月颁布通告，警告爱国者军官，如果他们继续抵抗英国军队，那么他将翻过山去，把他们的首领绞死，用火与剑将乡村夷为废墟。弗格森并非暴戾之人，反倒很有人情味、十分温和。他14岁开始服兵役，家人花了钱让他在皇家苏格兰骑兵团（Royal Scots Greys）当旗手。在学习了比跳舞和歌剧更有技术含量的军事学之后，他发明了快速发射的后膛装填步枪，每分钟可发射4发子弹，能在200码远的地方射中目标。因为它比英国陆军所拥有的任何枪的效率都要高，这种武器自然没有被采用，仅生产了200支。弗格森属于为数不多的能平等对待美国亲英分子的英国军官，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和他们坐在一起谈论国事或者叛乱的毁灭性影响。在偏远地区，他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因此特地选择由他率领作战，清除爱国者力量。不过他极不明智地发出上述警告，一如既往，这个警告只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游击队领袖们利用它来号召“山民”摆脱压迫者铁蹄的践踏，奋起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这个号召吸引了1000多名配备狙击枪、骑着马的志愿者，他们身着鹿皮马裤，聚集在田纳西的梧桐浅滩（Sycamore Shoals）。弗格森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他向康沃利斯请求增援，当时康沃利斯正和他的部队在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宿营，距离这里仅仅35英里。弗格森的信中写了“必须采取行动”，表示情况紧急，不过援军并没有到来。弗格森绕过国王山（King’s Mountain）的山峰去夏洛特，和别人一样，他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必然会被击败，准备在山峰上与追击他的人对战，尽管本来再等几小时他就可以和康沃利斯会合了。他在山峰上一块椭圆形的空地上停了下来，这个山坡上下布满了挺拔的松树，因此他认为这是个坚不可摧的据点。那些拓荒者已经从密探那里打听到了他的位置。他们冒着雨连夜行军，手中的步枪为了防潮都严严实实地包好，他们的耳朵随时警觉是否有遭遇埋伏的异响。天放晴了，他们在下午3点到达国王山。他们下了马，把山峰团团围住。因为他们没有指挥官，便选举威廉·坎贝尔上校（Colonel William Campbell）担任指挥，然后他们一面叫喊着一面放着枪向山峰冲去，在爬山时小心蜷缩在树干的后面。原以为山顶高地是个令人生畏的阻碍，结果却发现这对他们反而有利，因为英国人从山上发出的枪弹“都从我们头上飞过，除了骑马的人外，其他人都毫发无损”。弗格森所率领的那些亲英分子都亮起了刺刀，从山上冲下来，拓荒者发出的枪弹使他们纷纷应声倒下。英国兵的队伍动摇了，开始往后撤退。试图重新鼓舞士气的弗格森一马当先，骑着一匹白马，挥刀将自己的士兵在恐慌中举起的投降旗帜劈成两半。他成了50支步枪的靶子，被多发子弹穿透，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成了地上的一具尸体。山峰被占领，国王山之战半个小时便结束了。弗格森骑的那匹白马浸透了血迹，从主人倒毙的地方向弹痕累累的山坡冲了下去。国王山战败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那些亲英分子的追随者如惊弓之鸟，四散而去。用康沃利斯的原话来说，这些人“胆小如鼠”，他们在国王山之战后拒绝支持英国人，而叛匪们“愈加肆无忌惮”。与弗格森一道参战的700名亲英分子成了俘虏。反叛者对其中的24人进行了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其中9人有罪，处以绞刑。这加深了亲英分子和爱国者之间的对立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康沃利斯确信他必须放弃进攻北卡罗来纳，退回南卡罗来纳过冬。因此他奔赴温斯伯勒（Winnsboro），此地在国王山南约50英里，距离卡姆登——曾让他那样得意的福地——30英里。此番撤退距离虽短，却是噩梦一般的煎熬，在温斯伯勒过冬不啻他的福吉谷。雨水连绵不断，他行进中的士兵没有帐篷，食物严重短缺，只能靠从田野中搜罗的萝卜和玉米度日，由于数量有限，每两个人一天仅能分得5个玉米。没有朗姆酒，没有牛肉，他们的伤员也只能放在车子上拖着，在崎岖的田野上颠簸。过河是最艰难的，饿着肚子的马匹勉强渡过了冰冷的激流到达对岸。他们又丢掉了唯一的碉堡，再一次遭受挫折。山丘上的这个碉堡是亲英民兵鲁奇利上校（Colonel Rugeley）建造的，由坚硬的木料制成，地基系夯土，周围嵌入一圈木桩，除非以火炮攻击，否则很难摧毁。美国骑兵威廉·华盛顿上校（Colonel William Washington）用树干造了一门假炮，把它架设起来，虽然架设的距离尚远，看不真切，但也足够要求碉堡里的人投降了。鲁奇利上校未发一枪便妥协了。
对于爱国者来说，尽管在国王山取得小胜，但他们还是面临着种种困难，要做好过冬的准备，才能避免遭受在莫里斯敦和福吉谷的那种痛苦。宾夕法尼亚有5000头牛，但是都很瘦，没有什么肉。反正这些牛也无法宰杀，因为他们没有硬通货可以买盐来保存牛肉，而且那些腌肉的生意人不接受纸币。什么都很短缺：首先是缺钱，此外还缺少衣服、鞋子、毯子、弹药，还有并非实利却至为重要的——民众支持。在富庶的弗吉尼亚，民众明显态度冷淡。格林在写给时任弗吉尼亚省长的杰斐逊的信中说，尽管他相信“大部分民众的意见和意愿与我们是一致的，然而，除了少数人的影响外，这些人不过是毫无生机、毫无活力的一群行尸走肉，缺乏指导和精神，无法利用他们现有的手段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安全”。法国人看到了美国部队的贫乏和“寥寥无几的应征者”，这让华盛顿很是难为情。如果法国人来到后发现“我们在战场上的士兵也寥寥无几”，他担心他们会“扬帆离去”。华盛顿发现自己的同仁意志薄弱，这让他感到难过。他写道：“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景象：公德沦丧，最美好的前景被蒙上乌云，就因为一小撮卑劣小人，为了一己私利，宁可葬送这块伟大的大陆……除非各州领袖振作起来，我们的事业将无可挽回。”然而，他从未真的相信就这样不可挽回了。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他依然“坚信，那曾经把我们从各种困境中纾解的慷慨的上苍，最终仍然会让我们转危为安，经过一番奋斗取得成功”。他们面对种种挫折和失望——哗变，声誉下降，心存怀疑的军官们，士气低落的部队——但是当华盛顿从劳伦斯那里得知格拉斯正率领自己的部分舰队赶来美国时，他仍然以他特有的自信向大陆会议的一位成员说：“局面仍然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们头上会有乌云经过，某些个人可能会遭到毁灭，大部分乡村和某些州可能会经受暂时的困顿，但是我肯定我们有能力让这场战争有个好的结局。”如果说时势造就了这位有着坚定的目标、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物，那么这同样的时势却尚未造就出可以与他相配合的民众。
尽管康沃利斯最近遭受了挫折，但击溃南方叛乱的发动者——格林的部队——仍然是他的首要目标。1781年是个关键的年份。这年元旦，担任康沃利斯部队先锋任务的塔尔顿接到了将军下达的命令，要他“竭尽全力驱赶格林部队中的摩根（Morgan），机不可失”。塔尔顿的部队包括一支训练有素的重骑兵、轻步兵，5个营的英国正规军，以及一支小规模的炮兵，总计1100人。丹尼尔·摩根指挥着1600名大陆军步兵、马里兰及弗吉尼亚等州的民兵、200名弗吉尼亚步兵，还有他自己的一支160人的骑兵队。摩根已从当地民兵那里得到了塔尔顿正在接近的情报，于是他在靠近南卡罗来纳北部边界的布罗德河（Broad River）的一个拐弯处的密林中安营扎寨。此地不像阿拉莫（Alamo）或阿尔贡（Argonne）那样有个英雄味十足的名字，地名平平常常，叫“考彭斯[1]”，因为牛在被赶到市场上之前，常常要关押在这里。饱受关节炎折磨的摩根腿脚不便，在围绕着树林的山脚下安营扎寨，防止突袭。他的民兵没有受过训练，因此他预料到，当令人生畏的骑兵团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会落荒而逃，但又跑不了多远，因为他们的后面有条无法涉过的河。他一瘸一拐地从一堆堆篝火旁经过，鼓励战士们第二天早晨要沉着，至少要坚持完成三次射击。“孩子们，你们只需扬起头来，打三枪，然后你们就自由了。”他还告诉他们，在他们回家的时候，姑娘们会怎样亲吻他们，老人们会怎样祝福他们。当第一波英国步兵一边呐喊着一边大踏步冲过来的时候，摩根喊道：“他们给了我们英国式的问候。上帝啊，让我们也给他们印第安式的问候吧！”他自己的部队便发出了震天价响的呐喊声。他让士兵们瞄准军官的肩章打，然后骑上马来到了拴马的地方，他看到有群民兵正在向这儿逃过来。当他们到了拴马的地方，将军已经在那里了，他挥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朝他们喊道：“再排好队形！只需再放一枪，我们就赢了！”在战线后面，弗吉尼亚的狙击手把塔尔顿的骑兵从马鞍上撂了下来。突然，英国重骑兵遇到了威廉·华盛顿上校率领的美国骑兵的冲击。他们挥舞着马刀，气势与敌人相比毫不逊色。在被美国人追了将近一英里之后，英国人的战线支撑不住了。华盛顿上校下令道：“再给他们一番射击，我就向他们发起冲击。”山下的步兵和大陆军向英国步兵密集射击，在听到“上刺刀！”的命令后向他们扑去。塔尔顿的骑兵看到自己的步兵已经崩溃、逃窜，不管塔尔顿怎样气急败坏地命令，他们都拒绝再发动冲击，转身逃离了战场，不久就连他们的指挥官也紧随其后了。他们深陷充满复仇之火的叛军的包围之中，结果他的连队、他的重骑兵、他的轻步兵及常规步兵都投降了——只有少数炮兵除外，这些拒绝投降并坚守炮位的人或者被杀，或者被活捉。英国人在考彭斯的损失计死亡110人，被俘700人，被缴获800支滑膛枪、100匹马，还有塔尔顿全部35辆车的弹药给养。除了逃跑的300人，几乎塔尔顿的全部兵力或被击毙，或者被俘——这占了康沃利斯总兵力的相当分量。他不久以后说：“最近这件事伤透了我的心。”格林将军却志得意满。他说：“自此以后，再无难事可言。”
康沃利斯决心要让叛军无法为考彭斯的胜利而太过得意，因此发狠追击敌军，以期在追上后彻底歼灭他们，要把因自己的失利而助长的敌人的那点儿威风统统打消。正如康沃利斯的副职奥哈拉将军（General O’Hara）在给诺斯政府的掌玺大臣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的信中所说的，其部队的意图几近疯狂：“官兵几乎都没有辎重、必需品或任何给养，身处北美最荒芜、条件最恶劣和不利于健康的地区，面临最凶残、最背信弃义的敌人，仅凭刺刀和热忱，决心要追上格林的部队直到天涯海角。”康沃利斯需要打一场胜仗，这不仅仅为了提振公众信心，也是为了控制这个地区，因为只要作为抵抗中心的格林的力量还在卡罗莱纳，那么就无法铲除叛乱。摩根也同样热切地想带着战利品和俘虏摆脱追击。决心铲除格林、收复南方的康沃利斯不久得到了1500名援军，援军由莱斯利将军（General Leslie）率领，是克林顿派遣来的，克林顿刚刚得到了一批爱尔兰籍援兵，可以在纽约代替驻守。有了这些援军，他想将进攻的范围扩展到北卡罗来纳。
最近的大雨使得河水上涨，道路泥泞不堪，泥巴粘住了行进者的靴子，降低了行军的速度。饱受病痛折磨的摩根无法让马小跑，甚至无法骑在马背上。了解摩根状况的格林焦急地想把他平安带出来。他行事一向认真仔细，特下令准备好有轮子的平台，这样可以随军拉上简易浮桥，从河上通过。由于他的先见之明，摩根才能顺利、迅速地逃离，自己的部队也成功渡过了发洪水的河流，现在这些河流已经太深，无法徒步涉水渡过。泥泞的道路经由摩根的部队在通过时的搅和之后，康沃利斯的大部队再通过时只能艰难慢行，每次遇到河流都要耽搁好些时间，但他们仍然坚持前行。天气很糟，一直雨雪交加，他们每日只能行进不到6英里。康沃利斯意识到，以这样的速度，他无法抓住那只狐狸，因此他决定减轻辎重以加快行进速度。1月25日，正是严冬的时候，距离最近的位于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补给点还有250英里，他下令把深通此理的罗马人所说的“累赘”悉数抛弃，这意味着除了最低限度的补给和弹药之外，所有的“奢侈品”——帐篷、毯子、个人行李，还有让士兵们感到恐惧的数桶朗姆酒这些“奢侈品”被付之一炬，仿佛要把英国人自萨拉托加之后所遭遇的最大耻辱一把抹去。为了以身作则，康沃利斯把自己的行李带头扔到火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就仿佛已经预料到了结局，这种预感就像投射到大地上那乌云的阴影，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对前途感到渺茫、绝望。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了重辎重车的牵累，队列的行军速度加快了，但不久他们就受到涨水的丹河（Dan River）的阻挡。河岸上光秃秃的，所有的船只都被美国人拉走了。扔掉“累赘”的极端做法现在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康沃利斯别无选择，只能后退，期望能得到乡村亲英分子的支持，到达给养补给点。在乡村四处搜刮，宰杀征用的牛作为肉食，他终于带着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部队回到了当时的北卡罗来纳首府希尔斯伯勒。此地被认为是亲英分子的据点，因此他升起了王室的旗帜，号召民众拿起武器，加入他的部队。根据宣布完成某事就相当于完成了某事的道理，他还宣布，北卡罗来纳已经被王室收复。应召入伍者寥寥无几，这让奥哈拉对其政府一厢情愿的期待感到吃惊。“要命的执迷不悟！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才能够正确估量这些人？我想永远也不可能了。”此时已是1781年2月，英国人在南方稳住阵脚，和在“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的战争”这两方面均毫无进展，尽管康沃利斯还是一心一意地想通过与格林交战来达成这个目标，希望将这个南方抵抗运动的支点消灭掉。格林的部队总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之于康沃利斯的关系，就仿佛高卢人之于恺撒：必须征服它，不仅是为了打过败仗而复仇，更是因为除非他竭力把恢复南方英国政府作为光复美洲的基础，否则他的作战将变得毫无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告慰那些在国王山和考彭斯战死的战士，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他们并没有无谓地死去。
由于援军的到来，损失得以补充，康沃利斯觉得可以再战了。
康沃利斯在追击敌军时总是精神十足，虽然他经常遭受叛军民兵和马里恩士兵的骚扰，还因为得不到情报而束手束脚。他从当地的亲英分子那里什么都得不到。他在给塔尔顿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的朋友既胆怯又愚钝”，什么忙也帮不上。他的给养本来应该经由查尔斯顿从纽约运送过来，但由于游击队在路上阻挠，给养常常无法送达。在又湿又冷的天气里经过一天的行进，却连朗姆酒也喝不上，这是最难以忍受的。很多因为得了疟疾而身体虚弱的士兵只能靠鸦片维持。由于食料不足，很多马匹瘦弱得拉不动大炮，只能由那些因发烧而虚弱或因疟疾而发抖的士兵代替马拉炮。这位将军一面要让部队行进，一面还要设法组织保护供给线，并前去迎战格林的队伍。冬天下雨后河水暴涨，必须设法徒步涉水。有时在涨水的河岸一等就是两三天，康沃利斯只能怒气冲冲地等待水位降下去。卡托巴河（Catawba）既深且宽，水流湍急，满是“大石块”。康沃利斯被虚假情报蒙蔽了，选择了“可以泅水渡过”的车渡渡口渡河，而非较浅的马匹渡口。结果，最强壮的士兵和马匹都被卷入激流中冲走了。率领先锋队的康沃利斯骑着一匹很有冲劲的马，这匹马纵身投入激流。当马渡过一半的时候，藏在渡口树木后面的北卡罗来纳民兵开枪打中了马。这匹马颇有那位将军的顽强精神，坚持爬到对岸才倒下。奥哈拉将军的马绊到石头后倒下，和骑着它的将军一起在激流中被冲下40码。河里到处都是拼命挣扎的英国兵，一位亲眼看到当时情景的亲英分子说，他们“一边喊叫，一边哼哼，一边下沉，一边喊叫，一边哼哼，一边下沉”。他们的弹药都在背包里，他们的滑膛枪都扛在肩上，因此这些英国兵都无法射击。不过由于河上笼罩着大雾，那些北卡罗来纳人也无法准确测算射程，也就无法大开杀戒。
格林确信，康沃利斯必定要为考彭斯的败仗报仇雪恨，解救被俘的士兵，绝不会善罢甘休，因此他和自己的追击者一样拼命前进。他的战略是让康沃利斯不断前行，诱使他往北走，使他们远离自己的供给点，一旦没有了供给，他将会精疲力竭、孤立无援。格林自己从施托伊本那里得到了一批援军，大约有4000人，其中1/3是民兵，他很愿意转回去与对手展开决战，但是考虑到敌人的兵力有所增加，他可不想在敌人期望的时间和地点被追上。因为对手的部队更加训练有素，因此他的上策是按照自己的时间把部队部署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他们都轻装上阵，士兵们带着少量的干牛肉和玉米，用包袋装了少量的盐，在熟悉沼泽和森林小路的民兵指引下，他与康沃利斯相比已经遥遥领先，直至3月初，他已经到达北卡罗来纳中部的吉尔福德（Guilford）。他之前曾经侦察过此地，它位于南北主干道上，和一条东西向的道路垂直相交，这条路沿着一个布满森林的山脊延伸。道路交汇处坐落着吉尔福德法院，建在一个缓坡下面，这里有一条主干道一直通向山峰。登上山坡半腰处有块宽阔的空地，周围森林密布，这块空地没有遮挡、一览无余，很适合步枪射击。这个地方和考彭斯相似，因此格林准备在此安营扎寨。他很想念摩根，他已经派人用担架把摩根抬回他的故乡弗吉尼亚了，不过摩根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在考彭斯之战后，摩根曾经给他写过一份详尽的报告。摩根深知康沃利斯必然会追赶他们决一死战，因此建议格林把最不可靠的北卡罗来纳民兵放在战线的中央，在其中夹杂一些以顽强著称的士兵，后面一线则以大陆军老兵殿后，他们会“射杀那些最先逃跑的士兵”。前线两端，每一端都部署弗吉尼亚步兵和60名骑兵组成的骑兵队，还要在这里部署格林四门炮中的两门，对付主干道上胆敢接近的敌人。
在得到侦察兵的情报后，康沃利斯知道，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刻来到了。之后发生的冲突就仿佛是教科书中18世纪的愚蠢战术实例：身着鲜艳制服的步兵保持紧密的方阵，向着敌人的枪口前进。这种战术对双方均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刀光剑影，刺刀无情地冲向他们，守方士兵魂飞魄散，互相踩踏着逃散。英国士兵也成了弗吉尼亚步兵近距离射击的活靶子，死伤惨重。排枪队中训练有素的卫兵和掷弹兵一个个倒了下去，但几乎都仍然倒在队列中。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一个个连队冒着枪林弹雨前进、后退，防御、反击。精疲力竭的部队继续顽强战斗，直到双方的指挥官看到己方的阵线即将崩溃，几乎同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吉尔福德法院之战结束了。康沃利斯占领了阵地，取得了战术胜利，但他承认的伤亡数达532人，约占其部队人数的25%；格林的伤亡数为261人，约为康沃利斯伤亡数的一半。正如康沃利斯所承认的，这场胜利“变得没有实用价值”，因为缺乏供给，他们无法守住占领的地方。后来，作为远离枪林弹雨的平民，查尔斯·福克斯颇不厚道地评价说：“再有这样一场胜利就可以摧毁英国军队。”
不管吉尔福德法院之战的胜利是否让康沃利斯元气大伤，这场战斗并未遏制住他积极进取的天性和向弗吉尼亚进发的冲动。他在写给克林顿的信中说，进攻弗吉尼亚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哪怕这意味着放弃纽约，在我们某种程度地征服弗吉尼亚之前，继续占有卡罗莱纳一定是困难的——如果不是已经岌岌可危的话”。尽管他无法寄希望于亲英分子的支持，但还是想完成此时正因发热而奄奄一息的菲利普斯将军的未竟之业——建立一个比查尔斯顿更加重要的海军基地，这是英国发动战役所必需的。
在哈特福德会议之后的1780年至1781年冬天，美国人的情况并未有所改观，但是英国人并未充分意识到叛军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部队哗变，大陆会议又面临灾难性的财政危机，罗尚博预计，货币不久可能贬值到“一文不值”，这让前景更形黯淡。在弗吉尼亚，双方都公认为才具极高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正一马当先，率领2000名士兵（大多为南方亲英分子）展开“疾风暴雨般的突进”，以期彻底摧毁敌人。防御正一点点变弱。各种不利消息接踵而至，大陆会议决定派约翰·劳伦斯上校作为特使前往法国，“明白无误地”告诉法国王室“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革命事业，法国的额外援助至关重要。此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已经作为大陆会议专员被派驻法国，但是仍然需要一位新人，他的意见或能和这位哲学家的策略相得益彰。这位小劳伦斯曾经亲身体验过战场上的困乏，此外他对抗英军还有个人原因：他父亲曾在海上被俘，因携带与荷兰签订的条约文本而获罪，仍然被关押于英国伦敦塔监狱，因此，有理由相信，他的儿子是个强有力的说客。约翰·劳伦斯曾经在布兰迪万和蒙茅斯（Monmouth）一同作战，之后华盛顿还曾数次派遣他完成秘密使命。他被大陆会议委任为上校时，曾与无事生非的查尔斯·李决斗，因为他认为李侮辱了华盛顿。李在1778年新泽西战役曾下令从蒙茅斯撤退，这激怒了华盛顿，自那以后，他一直试图诋毁华盛顿，期冀取代他的总司令职位。自决斗事件发生后，劳伦斯开始担任华盛顿的秘书，华盛顿说他个性“坚毅、几近鲁莽”。富兰克林在与韦尔热纳交涉外交事务时文质彬彬，借助劳伦斯或能打破这种局面。富兰克林在巴黎颇受女性欢迎，也得到巴黎人的敬佩，但是他得到的名气要超过了他获得的实质性援助。
在劳伦斯赴任之前，华盛顿非常坦诚地向他评估了局势。他认为当时已是危急关头。大多数人民已经失去信心，强征物资造成“沉重的负担，盘剥太甚”。这种强征制度导致了“严重的不满”和“令人吃惊的反抗迹象”。部队已经遭受“灾难性的磨难”，他们的耐性也“即将耗尽”。如果能得到金钱，联军可以通过“奋发努力”赢得美国的自由和独立；如果没有资助，“我们可能仅仅能够勉强一搏”，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搏。华盛顿在4月9日给在巴黎的劳伦斯的信中，尽可能坦率地描绘了当时的危局：“我们已经山穷水尽，要么现在，要么再无机会拯救我们了。”
富兰克林看到自己还在任上，却又派来了一位特使来做比自己更有成效的交涉，自觉受到了侮辱，对劳伦斯的到来颇受刺激。他在与韦尔热纳的通信和会晤中都效仿了华盛顿的“要么现在，要么再无机会”，告诉法方外长，必须面临严峻现实，除非美国“从盟国那里得到大力支援，尤其是金钱方面”，否则美国只能屈服求和，任由英国“收复美洲大陆并成为欧洲的霸主”。他直截了当地问韦尔热纳，就从法国能得到何种援助这个问题，他该怎样向大陆会议交代。韦尔热纳回答说，国王打算直接赠予600万里弗尔，作为曾经承诺派出第二支海军舰船分队的补偿。
劳伦斯到达法国后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攻势。他立即向韦尔热纳请求2500万里弗尔（约合600万美元）的现金贷款，还要求提供武器、弹药、衣物、设备及帐篷等物资供应。韦尔热纳回答说，国王无法代表法国提供贷款，但作为友好表示，国王愿意直接给予600万里弗尔的赠予。劳伦斯知道他们已经向富兰克林承诺了这笔赠予，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如果没有物资供给，光有这笔赠款是不够的。他还说，除非满足他的全部要求，否则法国过去救助美国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劳伦斯会讲法语的秘书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对会谈做了记录。当时在场的富兰克林感到非常震惊，他向国内汇报说，劳伦斯对他们“太过粗鲁”。劳伦斯在如此粗鲁行事之后更有惊人之举。他对韦尔热纳说，除非立即提供帮助，否则“我作为英国的臣民，将不得不把我为了捍卫法国和自己的国家而佩戴的这把剑向法国捅去”。这样一番发作后，他还意犹未尽，第二天又去朝廷觐见，径直走向国王，呈上一卷文件，上面详细列举了他的请求。对这种违反朝廷礼节的做法，国王未置一词，只是把文件递给站在一旁的陆军部部长塞居尔伯爵（Comte de Ségur）。第二天早晨，本来预计自己会被晾在一边的劳伦斯，意外地受邀与财政部长内克尔（Necker）晤谈。内克尔答应提供所需供给的大部分，并当即交付了大部分现金。由于这位部长的承诺，劳伦斯得到了价值200万里弗尔的物资及200万里弗尔的现金，安排四艘运输船将这些物资等运至美国。他后来还通过谈判，经由法国担保，从荷兰借到1000万的贷款。
就在劳伦斯完成使命的同时，罗尚博经过精心策划，设法让一艘快速帆船通过了英国的战列线。这艘船载着他的儿子罗尚博上校，去法国报告哈特福德会议的情况，并详细说明了需要的兵力、船只和金钱数目。为了预防途中被俘，他的儿子将这些情况悉数记在了脑子里。罗尚博在与格拉斯上将的通信中对前途的看法颇为黯淡，但这并没有让这位海军上将及其国人感到畏惧。
劳伦斯和富兰克林所描绘的前景——北美殖民地将放弃与英国战斗——让法国很是担心。在这之前，他们以为可以通过在外围夺取英国产糖岛屿，摧毁其贸易而击败英国。现在他们已被说服相信，对英国伤害更大的办法是援助美国独立，让英国失去美洲大陆。在劳伦斯访问法国期间，法国已经决定继续努力，让法国海军发动一次大的战役，一举结束美国战争。在入侵英国遭遇失败之后，法国准备在美国和安提斯都发动攻势，旨在解救关押在巴巴多斯的2000名法国俘虏，并把圣卢西亚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
路易十六选中了那个被历史选中的人物，下令让弗朗索瓦·德·格拉斯元帅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带着物资前往背风群岛，在那里根据波旁家族盟约向西班牙交付了它应得的援助物资后，转赴美洲，配合革命将领们进行他们策划的任何军事行动。这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最为积极的举动。
为了强调此次行动的重要性，格拉斯被擢升为少将，并带有相当于陆军中将的头衔。与此同时，克劳德-安·德·圣西门侯爵通知罗尚博，他准备带着他在圣多明各的三个团与他在美国会合。圣西门是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缔造者的那位圣西门的表亲，也是路易十四的宫廷史官——声名显赫的圣西门公爵的亲戚。格拉斯捎话给罗尚博说，他受国王之命参加美国行动，最快会在1781年这个夏季的7月15日，携带资金和士兵抵达沿岸地区。他还说，因为有帮助西班牙的承诺，他受命只能待上6个星期。
格拉斯精力无限，每天早上5点都要出现在位于布雷斯特的兵工厂营地，查看舰船的修理和补给情况，之后每个人都会忙忙碌碌一整天。格拉斯生于1722年，比华盛顿年长10岁，比罗德尼年轻3岁，他的先祖系16世纪的贵族。他在11岁的时候成了海军军官候补生（Garde de la Marine），获此资格者可以在土伦海军学院接受教育。在这里，年轻的贵族受训成为海军军官，他们在防波堤的边缘熟悉海上的各种行动；从学校的窗户里看到了林立的主桅，无数的帆索和飘动的旗帜在天空上形成一片片图幅，而舰船侧面的洞口则伸出一排排黑黑的炮管。在这里学习一年之后，12岁的格拉斯——正好与罗德尼第一次出海的年龄相当——得到一份相似的任命，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大团长（the Grand Master of Malta）的侍从。马耳他骑士团有很多海军军官，他们的舰队负责护送在地中海航行的商船，以防它们受到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尔和邻近摩洛哥海盗的袭击。担任护航任务的时候，格拉斯在其生涯伊始便遭遇战斗，其高潮是菲尼斯特雷之战中在“光荣”号上英勇抵抗的事迹。在本书中，1781年是个关键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西印度群岛海军总司令。这是罗德尼被任命为背风群岛英国海军司令两年之后。与身材矮小的罗德尼正好相反，格拉斯高大、魁梧，用一位对他非常崇敬的下级军官的话来说，他身高6英尺2英寸（约为1.89米），战斗时在甲板上高6英尺6英寸（约为2.01米）。来自瑞典的卡尔·古斯塔夫·特恩奎斯特（Karl Gustaf Tornquist）曾在这些关键的年份里在格拉斯的船上服役，就当时的经历写过回忆录。据特恩奎斯特说，格拉斯被认为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美男子”，但一旦发怒，他面色“严厉”，态度“粗暴”。
正当法国和美国的计划正在哈特福德酝酿，相关信函穿越大西洋的时候，罗德尼已经在1780年9月抵达纽约。由于克林顿拒绝从防守纽约的部队中抽调出部分兵力支援他，加之他与阿巴思诺特上将就谁是更高职位的指挥官一事发生了很多争执，他的进攻行动受挫了。罗德尼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如此多的障碍，他很难有所作为，因此对他的舰队来说，当务之急是前往背风群岛去保卫那里的岛屿，以免法国趁他不在时乘虚而入。他准备离开了。克林顿看到自己即将失去一位意志坚定的战友，不免有些失落，特地写信向他道别，表示希望能再见到他，还在结尾依依不舍地写道：“愿上帝保佑你不但能成为在西印度群岛，同时也成为这里的总司令。”然而，此时上帝并未站在英国人的一边。这块西方大陆正在从英国人的手中滑了出去。当此之时，英国人本可以让像罗德尼那样精力充沛、富于冲劲的人来担任指挥，但是他们却让老朽、小家子气的阿巴思诺特负责指挥美国水域作战。这即便不是愚蠢之举，也很欠考虑，一系列这样的举动把英国在美洲的战事搞得一团糟。克林顿本来与阿巴思诺特积不相能，也都看不起对方，根本无法协同作战，现在却一道留下，而勇猛善战的罗德尼却滞留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性仍被认为超过美洲大陆。1780年11月，罗德尼率领由15艘主力舰组成的舰队离开纽约。在他朝南航行的时候，他的舰队遭遇了两天两夜的狂风。狂风吹散了他的舰队，但他并未预知岛上的可怕惨状，也不知道英国政府正小题大做、不依不饶地与荷兰人争执，起因是阿姆斯特丹背信弃义，与反叛者订立贸易和友好条约。他在12月6日到达巴巴多斯时，发现从一端到另一端，遍布背风群岛的是满目疮痍，就好像某支矢志毁灭的复仇之军刚从这里经过。但这一次施虐者并非敌人，而是一场10月的飓风，一场记忆中最可怕的飓风。10月9日，狂风掀起巨浪，把牙买加变成泽国；此后的一天一夜，气势不减的狂风吹走了圣卢西亚房屋的顶部，将抛锚的船只推向岸边并摧毁了它们。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整整一夜狂风怒吼，直到次日早晨8点。房屋的墙壁和窗户被毁，牛被从地面刮到空中，屋顶上到处是人的尸体，房屋变成废墟，被埋在废墟中的人们绝望地呼号，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狂暴的大自然的怒吼和墙壁轰然倒下的声音中。暴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并将树皮从树干上剥离。原属罗德尼舰队，但在纽约附近被狂风吹散的那部分船只到达了。这些舰船均“遭受重创”，而他在巴巴多斯的12艘舰船中有8艘已经完全被摧毁，船上仅有10人幸存；巴巴多斯居民中有400人遇难。岛上的水和食物本来就紧缺，现在匮乏到了危险的程度。照顾无家可归者，提供避难所，维修道路、水井、房屋和其他设施，这无论是对各个市镇还是对舰队的船只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英国人设想各要塞及海岸大炮应已悉遭飓风摧毁，因此选择在飓风两个月后向荷兰宣战，同时命令罗德尼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以及其他他们认为已经无法抵抗的岛屿。
罗德尼于1781年1月27日在巴巴多斯附近的海面上接到命令后，立即让舰船做好进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准备，同时与沃恩将军做好协同迎战工作。他准备三天内启程，在2月3日抵达奥伦治要塞下面。四年多前，正是在这里，这个要塞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礼炮，对美国大陆会议旗帜表示敬意。之后罗德尼假沃恩的士兵之手大事罚没和驱逐，导致后来对伯克和福克斯的指控，这让保守党阵营的人很高兴。在克林顿的参谋人员中，弗雷德里克·麦肯齐上尉（Captain Frederick MacKenzie）是有记日记习惯的人中最富观察力、最活跃的，他记录的一份报告称，在罗德尼到来之前，圣尤斯特歇斯岛的仓库中储藏有6900大桶的烟草，价值达3.6万英镑，他有些幸灾乐祸地说：“毁掉其中一半就足以摧毁美洲所有叛逆的商人。”
罗德尼成功地在岛上进行罚没，这让他在本来很不稳固的海军中的身价增加了。不知是为了对他加强约束，还是为了提高他的地位，海军部还给他派来了一位很有冲劲的副手，这就是塞缪尔·胡德爵士（Sir Samuel Hood）。罗德尼早年在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时，胡德曾经是罗德尼手下的海军候补生，后来在勒阿弗尔焚烧入侵舰船时，他也在罗德尼手下担任上尉。由于他们曾经在两次战役中并肩战斗，相识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0年，他们相互之间已经非常了解，也许太了解了，甚至都不把对方当回事。他们现在共同接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阻止格拉斯穿越海洋增援美国人。互相信任本来是很有帮助的，不过他们的关系总有点儿说不清楚。
胡德获悉将在老上司手下任职后，先是给海军部写信表示拒绝，但两天后又写信说，希望现在改变想法还不至于太晚。罗德尼对他表示支持，在信中写道：“除了我的老朋友塞缪尔·胡德爵士，再没有别的人更合乎我的心愿了。”这个态度好像非常明确，不过据他的一位下属说，他曾经私下里抱怨：“他们还不如把一个卖苹果的老妇人派给我好呢。”此事再次表明，在这场被弄得很糟的战争中，将领相互之间存有敌意的情况是多么普遍。
罗德尼的蔑视很令人吃惊，因为后来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纳尔逊对胡德颇多溢美之词，几乎到了肉麻的程度，称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了不起的海军军官，无论面临何种情况都是个卓越的上将”。胡德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这两位高级指挥官根据各自的亲身经历，对胡德的评价竟然如此不同，这很有意思。纳尔逊通常对自己的军官过于包容，因此对胡德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他的赞誉并不适用于胡德在美国时的情况。在美国的胡德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但谈不上了不起，甚至可说是不称职的。
桑德威奇颇为率直地对罗德尼说：“挑选适合为你效力的将官还真不容易。”不过他又说，这种困难倒不是由于个人原因。有些人不适合是因为政治原因（桑德威奇称之为“他们与各种帮派的联系”），而另一些人则因为“不够坚定或者无法胜任，因此最后为了妥善办好此事，我们不得不特地破格提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德尼声称他对选用塞缪尔·胡德爵士很满意，不过后来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老交情也荡然无存了，他们的舰队更是在关键时候因主帅失和而无法密切配合。
胡德到来时本指望率军远征攻取苏里南和库拉索这两个荷兰殖民地，就此发一笔横财，不料罗德尼接到假情报说有一支法国舰队正驶向西印度群岛，因此不得不将他所有的部队用于准备这些岛屿的防御，终止了苏里南——库拉索远征行动。这是第一件让胡德不满的事。之后，他们又为海军两个空缺的任命问题闹翻了。对于其中的一个职位，胡德认为罗德尼已经答应过给他的一位中尉，罗德尼却说，他只能优先考虑对一位出身于“英国的名门望族”的贵族子弟的承诺。胡德在给海军部的信中说了很多罗德尼的坏话，说他“摇摆不定”，最大的愿望便是留驻圣尤斯特歇斯岛，以守护他在那里夺取的财物。这两位英国军官之间的不和，似乎比法国和美国人之间的分歧还要严重。
罗德尼受命处置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罚没物资，把这些财物装上30条运输船，还要指派合适舰船将这些船只护送回英国，这让罗德尼不堪重负，真正的麻烦则是，他本来就饱受痛风的折磨，现在又添上了尿道狭窄这个毛病。疾病缠身，他唯一的愿望便是能获准回家养病。他数次写信给桑德威奇请假，但均未获准。他在3月7日的信中写道：“过去一年来，我经受了持续的身心疲惫，这已经让我心力交瘁，除非我获准在雨季离开，摆脱这里的气候，否则我确信，我将无法像我所希望的或者一如既往的那样对国王和国家尽职尽责。”他恳请桑德威奇向国王陈情：“如果此次战役结束时我的身体未见起色，需要在北方的气候里养病，希望他能够开恩准许我在雨季的三个月里返回大不列颠。”“哪怕是要求片刻脱离职守”都让他深感痛苦，“但是我疾病在身，由于工作繁忙、积劳成疾，我的医生认为我绝对需要离开热带气候……”这里夏季的几个月气候湿热，疾病很容易传播。有数百名士兵和水手已经因患病而无法动弹，罗德尼也被警告，如果他尿道狭窄的毛病得不到治疗，这种病有可能致命。他急切地想回到英国，这本是情有可原的。桑德威奇在5月复信说，就罗德尼的请求，他已经“正式致函”，国王显然已经准假，但希望“在当前这种关键的时刻，你不会因得到准假便擅离职守。只要你继续担任指挥，无论是政府还是全体公众，都会非常满意”。桑德威奇还自信地宣称，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这种自信只能出于一位无知而又不愿意从战场或者对手那里学任何东西的部长。至于法国的干涉，桑德威奇更是轻松自如，根本不当回事。他的见解是：“很可能在你所处海域的法国舰队会在飓风来临的几个月奔赴北美……”这暴露了他对时间季节的了解有多么贫乏，因为还有5个月才是飓风季节，而法国人在听到美国人的紧急召唤后，根本无须等到那个时候——事实上，他们的确没有等那么长时间。最后桑德威奇说，“至于是否要追赶他们，你在判断这一点上最有发言权”，他让罗德尼跟随“自己的感觉”行事。罗德尼的感觉并不复杂，他在3月18日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最迟必须在6月离开这里。”他提及严重痛风的毛病，还有“一种非常令人痛苦的病症”（前列腺疾病）。他还对圣尤斯特歇斯岛上那些背信弃义的生意人表示了很大的愤慨。“我无法表达在这个岛上，我经历了多少痛苦。如果我不在这里的话，那些自称为英国人的人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正是此时，在他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他愤怒地威胁说要让这个岛成为“一个沙漠”。他还闷闷不乐地表达了后来并未实现的愿望：“如果装载我战利品的船队安全抵达英国，那我应该感到开心了，因为除了可以偿还所有债务之外，我还能给自己亲爱的孩子们留下点儿东西。”
3月21日，桑德威奇给罗德尼转发了一个情报，说一支由25艘帆船组成的舰队即将驶离布雷斯特，不过桑德威奇未能说明这支舰队驶向何方。他说，舰队很可能驶往西印度群岛，之后再驶往北美，也可能在卡迪斯跟西班牙人会合，以“阻遏你的征服活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也算不上机敏，因为这是格拉斯率领舰队赴美行程的第一阶段，当时已是尽人皆知了。在法国首都为沃波尔殷勤报告各种传闻的杜德芳夫人（Mme. Du Deffand）已经在给他的信中提到，圣西门所率领的一个团“亦在赴美之列。这是谁都知道的了（Voilà nouvelles publiques）”。尽管已是尽人皆知，但当此报告送到罗德尼手里的时候，格拉斯已经到达背风群岛一周，向胡德开战了。
海军部的各种公文急报是通过名为“燕子”的快艇传送的，这个名字显然是为了表达快速之意。尽管快艇就其大小而言速度不算慢，但这种单桅船获取推动风力的风帆面积，比快速帆船的风帆小太多了。对比之下，美国人利用法国快速帆船“康科德”号（Concorde）递送罗尚博和格拉斯之间的急件，波士顿和背风群岛之间的文件传送很快，仅需16和18天。他们的航行时间有如此显著的差异，不仅因为所用船只不同，还因为英国人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有丰富的大洋知识，坚持要逆湾流而行。这种洋流以环形向北流动，减缓了从欧洲到加勒比的航行速度，但在大西洋的洋流速度加快，这减少了从欧洲到美国邮件的传送时间。楠塔基特（Nantucket）的猎鲸者在跟踪鲸群时首先发现了洋流的流向和速度，一位楠塔基特的船长蒂莫西·福尔杰（Timothy Folger）将此发现告诉了表亲、时任美国邮政局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方便穿越大洋递送邮包的邮政人员。福尔杰解释了为什么从伦敦到罗得岛的美国商船船长要比从伦敦到纽约的英国邮船船长走得快。这是因为美国船长受到了鲸鱼的启发，知道了湾流的流向并穿越过去，而不是一连数日逆着洋流航行。福尔杰绘制的海图和文字说明，指导船长们如何通过按一定间隔吊下温度计，测量表面泡沫的速度，观察水面颜色变化等方式监测洋流流向。在战前的1770年，富兰克林曾将此发现告知英国邮政大臣安东尼·托德（Anthony Todd），但英国的船长们根本不屑从美洲殖民者和渔民那里接受什么教导，因此未予理会。富兰克林在1776年的一次航行中亲自做了实验。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他每天两次或者四次将温度计投入水中。他有关湾流的报告直到战后才发布，那时这个发现已经不可能惠及英国人了，但是福尔杰的地图——有关湾流的第一幅地图——在1768年就出版了，这是在敌对公开化和发生革命之前。
桑德威奇仍然优先考虑西印度群岛，他在给罗德尼的信中说，除非罗德尼能在格拉斯抵达马提尼克岛之前拦截他，否则法国人在舰船数量方面将处于优势，因此英国必须依靠“我们总指挥官的谋略和表现以及其手下官兵的勇猛了”，因为没有可能为他增加援兵。罗德尼一直在留意法军何时到来，还将三艘主力帆船调拨给胡德，命令他在马提尼克岛逆风处巡弋并侦察敌人。不久，胡德又被调派到靠近海岸的地方侦察皇家要塞的动向，防止驻扎在那里的四艘法国主力舰在格拉斯到达后出来增援，同时防止格拉斯进入并占有那个“最宏伟、最好的港口”（按照罗德尼的说法）。胡德不喜欢这个靠近海岸的位置，屡次请求罗德尼让他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但遭到罗德尼的拒绝。在何处能更好地侦察和拦截敌人这个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这使得他们的分歧加重了。
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罗德尼任命了一个特派员，由他来监管如何处置收缴的财物和文件。他对背信弃义的英国商人的那些勾当了解得越多，他的火气也越大。“我是为国王和国家而收缴”了这些罚没资产，因此“希望这些资产能够成为国民收入。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得到哪怕其中的一枚硬币，我也没有想得到的愿望。令我高兴的是，我帮助自己的国家让这些无赖之徒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他们应当受到鞭笞，也一定会得到鞭笞的”。罗德尼这种对个人利益全无兴趣的说法是否真确，这自然另当别论，但是很显然，在整个3月份和4月初，当罗德尼的敌人穿越大西洋朝他挺进的时候，支撑他坚守圣尤斯特歇斯岛的信念正是将这些无赖绳之以法，并亲手拿起鞭子鞭笞他们。
格拉斯率领着一支强大的舰队，有20艘主力舰，3艘快速帆船，还有庞大的由150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专门为西印度群岛运送补给和兵力。格拉斯于3月22日从布雷斯特出发，他乘坐的是庞大的旗舰、有三层甲板和110门火炮的“巴黎”号——法国舰队的王者，当时服役的最大舰船。他预计将在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与胡德或者罗德尼相遇。在为需要补给的岛屿补充物资后，他将为古巴和圣多明各的西班牙部队提供必要的援助，然后在冬季快要到来的时候前往美国。一支由40艘商船组成的东印度公司船队也加入了他的舰队，这些商船航速低，必须由军舰拖行。他于1781年4月底到达距离马提尼克岛不远的海域。
5月8日，格拉斯正驶往西印度群岛，下一个目的地就是美国的消息传到了纽波特，并很快传播开来，仿佛一针强心剂，一扫颓废的氛围。一个月前华盛顿还坦言“我们现在已经濒临绝境”，现在这个消息让美国革命重现生机，有了新的希望。前一年夏天，罗尚博率领5700名步兵来到纽波特，之后由于美国人缺乏主动性，也由于阿巴思诺特一直对海湾施行封锁，因此在之后这10个月里，他们只能郁闷地等待。在此期间，法国的海军指挥官死于发热，继任者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巴拉斯经由波士顿赶来，给华盛顿带来了格拉斯正在赶来途中的消息。他们立即准备在5月21日召开由华盛顿、罗尚博和巴拉斯（后来他未能参加）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地点是韦瑟斯菲尔德（Wethersfield），一个濒临哈特福德的城镇。会谈中，华盛顿计划对纽约发动战役的提议表面上被接受，但法军还有所保留，提出战役的前提是格拉斯配合调派其陆上部队与美军一道协同作战。尽管德埃斯坦组织的法国海军和美国陆上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曾经两度失利，但是与会者还是同意再尝试一次。罗尚博显然与不少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一样，认为华盛顿在战争方面没有什么谋略（这显然未能考虑到更为重要的指挥素质），因此他马上置韦瑟斯菲尔德计划于不顾，于5月31日给格拉斯写信，建议他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攻势。他在信中附上了韦瑟斯菲尔德计划的副本，说格拉斯应当对桑迪胡克沙洲的问题做出独立判断，并提议说，在他到达后，可以了解一下切萨皮克湾的情况，如果他认为那里不适合作战，可以再去纽约。他还提出借用同来的圣西门所率领的几个团，借期为三个月。
他又分别在6月6日和11日写了两封信，坦诚地报告说，美国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危机”。这些人没有钱，也借不到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先生，我不应该向你隐瞒，华盛顿手下的实际兵力连他号称的一半也不到，我认为——尽管他对此讳莫如深——他目前的兵力还不足6000人，而拉法耶特保卫弗吉尼亚的正规军和民兵还不到1000人，还有大约这么多数量的兵力正在增援他的途中……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你要尽可能多地装载兵力，4000人或者5000人都不算多，不管你是打算在弗吉尼亚增援我们，还是准备夺取桑迪胡克，帮助我们对布鲁克林实施包围……先生，这便是你可能面临的不同前景，以及这个国家令人沮丧的现状。不管怎样，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海上优势”。在信末，他重申必须多带兵力，还要带钱来给他们发军饷。这个报告恐怕很难算得上是为了激励盟友同生死共患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却达到了期望的效果。我们不知道当时格拉斯是怎么想的，感受如何。我们唯一的判断依据是，他后来全身心地投入当时已经是风雨飘摇的事业中，而这项事业还是别人的。法国人在处理与盟友或者邻国的关系时往往很是生硬，甚至很令人不快，但他们在那充满使命感的1781年的所作所为却极其令人钦佩。只要还有些许能力，他们就不愿意让美国为独立而战的事业灰飞烟灭，让自由的向往沉沦下去，并让他们的宿敌重新居于绝对霸主的地位。
罗尚博在给格拉斯的信中提到，他倾向于在切萨皮克湾作战，这一点也得到其他在美国的法国使节的赞同。他们认为进攻纽约过于危险、代价太高，而且在格拉斯离开后，华盛顿是否能够守住纽约也很成问题。正如罗尚博的儿子在与巴拉斯一同回来后所报告的，法国朝廷不想付出长期包围纽约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法国人本来指望在1781年结束战争，因此只打算让格拉斯在美国进行6个星期的战斗，然后让他回西印度群岛与英国人作战。在和罗尚博制订计划时，他在美国海岸何处登陆，何处发起进攻，这些决定权均由格拉斯自行决定。这体现了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基于他对士兵的了解。考虑到当时的危局，此举表现出很大的对好运的信心，而直到那时，美国的运气都不好。还要考虑到，协调不同国家指挥官所率领的陆海军部队共同作战，这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冒险成分，此前德埃斯坦的行动已经遭遇失败。这还不算跨洋通讯——受制于风向、天气和敌人的行动等等——带来的风险。这些因素几乎肯定会导致失误，正是这类失误使得豪和伯戈因无法协调发动战役，结果导致了萨拉托加的败绩。然而好像双方都对此不甚在乎。结果，命运之神——或者华盛顿很是信奉的上苍，外加他自己的努力——终于对美国一方表示了眷顾。在各个关口上时机都恰到好处，加之好运，成就了非常罕见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各个方面都配合得天衣无缝，过程中出错的概率也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在从布雷斯特前往加勒比的途中，格拉斯做出了他的选择。他写信告诉罗尚博，他是奉国王之命前来，之后他还先行派遣了一支由30条船组成、共计700名士兵的先遣分队在纽波特与罗尚博会合。和华盛顿的期望相反，他决定在切萨皮克湾发起进攻，这是基于一个海员的考虑：因为从西印度群岛到这里的航行距离较短，这里水深，导航更加方便，此外还因为他接受了巴拉斯给他提的建议。带来韦瑟斯菲尔德来信的快速帆船带回了他的答复，这样可以尽快让美国的指挥官得到回复。他还请求美国导航员在海湾帮他导航，这证明了他完全是郑重其事的。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打消了进攻纽约的想法，开始接受罗尚博偏重切萨皮克湾的想法。他的着眼点开始从船转移到士兵身上，开始考虑让部队徒步行军。康沃利斯现在已经渗入弗吉尼亚，从那里发来的报告让人“触目惊心”。由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发动的袭击，华盛顿的家乡弗吉尼亚损害非常严重，对此他深感不安。此外还有更加正面的理由，那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捕获康沃利斯的机会。这让华盛顿相信，与其在卡罗莱纳发动无法影响结局的战斗，还不如在弗吉尼亚发动可能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役。他还警告大陆会议说，如果康沃利斯和他的部队胆敢在弗吉尼亚为所欲为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穿越到波托马克河以北。出于对自己安危的担心，大陆会议不得不做出反应，派遣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的民兵给格林提供增援。在写给拉卢塞恩的信中，华盛顿敦促法国人从西印度群岛调遣部队过来，这样可以“给予决定性的一击，将敌人从美洲大陆赶走，成就美国的独立”。与罗尚博在报告中有关“严重危机”和兵力渐少的悲观描述相比，华盛顿所展示的是一幅远为乐观的前景。这表明这位总司令已经开始考虑在切萨皮克湾对康沃利斯作战，徒步向弗吉尼亚行军，这将把他带往约克镇。由于格拉斯的到来已经确定无疑，加之罗尚博之子的报告又肯定了那位上将的意图——派遣舰队过来，在美国海域确立海上优势，这些因素影响了有关在切萨皮克湾作战的决定。后来对克林顿在纽约防御情况的侦察表明那里的防御非常坚固，再次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美国的战略计划是针对英国的战略计划而确定的。他们同样认为，必须在南方才能击败敌人。他们之所以要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战役，是为了对康沃利斯勋爵和在美国最后的英国部队进行包抄，将他们置于盟军部队和法国舰队的钳夹中，阻断其海上联系。这样一来，他们将无法得到来自纽约的援助或来自海外的补给。与此同时，位于南部的盟军指挥官拉法耶特和格林会阻断英军的陆上逃跑路径。简而言之，他的部队将被紧紧包围，他要么投降，要么顽抗直至灭亡。由法国舰队负责封锁海上出口的任务，自然是该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当盟军在韦瑟斯菲尔德讨论如何解决掉康沃利斯时，他在切萨皮克湾还没有站稳脚跟。他正准备前往那里，而对盟军来说，他留在那里是至为重要的，否则等到盟军完成布置、下好套子的时候，却没有猎物可供猎杀了。
就英国人来说，要取得胜利，显然需要一个比查尔斯顿更靠近这个国家中心的海军基地。在从纽波特撤出之后，他们只剩下纽约和位于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由于桑迪胡克的沙洲，纽约并不是一个好的港口。这样他们的选择便落在了切萨皮克湾南部、位于弗吉尼亚的朴次茅斯。但是战区指挥官康沃利斯个人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炎热，不利于健康，且无法为在此停靠的主力舰提供保护。在巡视了这个地区后，他更倾向于约克镇。这是个富于吸引力的镇子，位于更北面大约100英里处的约克河（the York River）“美丽的蓝色河口”，有1英里宽，就在这里的查尔斯角（Cape Charles）下，约克河流入切萨皮克湾。当时这个镇子就叫约克，距离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仅仅12英里。威廉斯堡仅有一条街道，根据布朗夏尔（Blanchard）的说法，这条街道“宽敞、漂亮”，“有两三座很宏伟的公共建筑”。曾是重要的贸易中心、有很多乔治王朝风格的漂亮砖房的约克，建于18世纪初，已经大为衰落，人口降至仅3000人，约有300幢房屋。衰落是由于烟草种植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而英国人的侵袭也迫使商人和农民远走他乡。约有300幢房屋的约克坐落在高原上，四周沟壑纵横。远处是沼泽地和一片500英亩的农场，威廉斯堡的道路就沿着那里通过。穿过基本与约克河平行的詹姆斯河（the James River）之后便是詹姆斯镇，这是英国人来到美洲后建起的第一个城镇，根据特恩奎斯特的说法，这里出产“世界上最好的烟草”。格洛斯特角（Gloucester Point）与约克位于同一边，但位置正好相对，这里被康沃利斯占领，成了他的防御阵地。约克这个通向海湾的入口为大型船只提供了唯一的深水港，船只可以沿着大西洋岸北上，直达纽约。敌方很容易接近这里，因此阿巴思诺特上将认为切萨皮克湾很容易受到攻击，但是他的看法并未被重视，被视为这个老是唠叨、抱怨的将官的又一次发作罢了。
1781年5月，罗尚博在韦瑟斯菲尔德，敦促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战役。正是这个时候，康沃利斯在得到海军参谋人员认可的情况下，决定把他的基地选在约克，而不是朴次茅斯。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其他港口都太浅，还因为约克是这个地区劳力供应的中心，便于修建防御工事。修建基地，再在城镇外面用泥土构筑一圈防御工事，这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迟滞对美法所计划的跨大西洋攻击行动很有帮助——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康沃利斯在8月2日完成了向约克镇的转移，三天后，格拉斯从西印度群岛起程，驶往弗吉尼亚海岸。
由于其后来的命运，选址约克镇的决定后来饱受争议。克林顿肯定是同意了的，只是有个附加条件：康沃利斯必须抽调一部分部队去增援纽约的防御。康沃利斯声称，除非调派他至少一半的部队，否则纽约是守不住的，就此还发生了争执。也许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提供足额的部队从事防御，那么可能补给问题会更加严重。大家相互指责，这掩盖了谁应该负责的问题。克林顿时断时续地保持着写信的习惯，他在7月给康沃利斯的信中向他保证，为了保障他基地的防御需要，他可以尽可能多地驻留部队以供防御之用，而且“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切萨皮克湾的所有部队——我相信这样宽泛的授权足以让勋爵阁下信服，我对切萨皮克湾的海军基地是多么重视”。显然，对于这个决定，双方都应当承担责任，同样可以确定，康沃利斯得到授权可以自行其是地转向约克镇，在那里滞留了一个月，直到法国舰队到来并关上大门。
[1] 考彭斯（Cowpens），意为“牛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