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叛军结盟自然使它成了英国这个霸主的敌人，而这正是法国的用意。当然，法国波旁王朝的政策并不是因为赞同杰斐逊的原则：一个民族必须“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尽管是波旁王朝现在引为同盟的这个盟友阐明了这个原则，但这并不符合一个君主的想法。没有上升到那样的哲学高度，法国的动机极其简单，就是要跟英国作对，这种敌意源自1066年以来长达7个世纪的对抗，以及法国想要挽回在“七年战争”中所遭受损失的愿望。因此，是旧世界的权力争夺，而与美国无关，导致了法国的介入，使美洲殖民地得以脱离英国，赢得独立。这个同盟由两项盟约构成，一个有关友好贸易，而另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双方任何一方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前，均不得与英国单独媾和。
1778年7月，即法国与美国签订盟约五个月后，法国向英国宣战，一年后，西班牙也根据《波旁家族盟约》的规定加入战争。西班牙加入战争的要价是法国答应帮助它收回直布罗陀和米诺卡。
法国最担心的事是殖民地会与其母国和解，恢复其母国的贸易、殖民地及航海地位，这将使得英国重新居于显要地位，而法国主要的参战意图恰恰是削弱英国的地位。正是由于本杰明·富兰克林故意暗示法国可能会和解，法国也认为自己侦探到一些和解的迹象和征兆，这才促使他们签订了盟约。不得单独媾和的誓约使法国无须再担心英国会与殖民地达成和解——至少当时是这样。后来又一次的担忧，是因为英国自己提出与殖民地和解。
法国参战17天后，在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海岸的韦桑岛（Ushant）附近爆发了舰船之战。这场战斗与美洲战争无关，但从长远来看，此战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战争实力，即便不是实在的削弱，至少无形中是如此。法国的目的是控制海峡，作为入侵英国的准备。英国已经获得情报，得知有两个法国舰队正从布雷斯特和土伦开出，因此英国的意图是阻止这两个舰队汇合，如果它们汇合了、联手驶向英吉利海峡，就发起攻击，除非它们的战斗力“明显处于优势”，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立即返回，争取增援。英国海峡舰队的指挥官是奥古斯都·凯佩尔上将。发现法国舰队驶在最前面的两只快速帆船后，他急切地想投入战斗，迫不及待地就向它们开火了。依照当时的惯例，舰队司令应当处于战列线中部，他在那个位置可以同时看见舰队的前卫和后卫，或者都看不见，依具体情况而定。要赢得战斗的胜利，舰队司令和舰队后卫的副手之间应当密切配合。就这支舰队而言，凯佩尔上将和排名第三的指挥官休·帕利泽（Admiral Hugh Palliser）隶属不同的政治党派。结果又出现了误解信号的情况，至于到底是真的误解还是出于恶意，后来两党人士争执不下，几乎打了起来。不管这究竟因为什么，这种信号系统在适用性上是有缺陷的。在英国的信号体系中，舰长无法用任何信号表明他未能看清或理解某个指令，舰队司令也无法用任何信号表达后一个信号取代了前一个信号，或者表示对命令做出别的更改。当时并没有发展出更好的通信系统，除非采用轻型船做信使，它们就像陆战时将军的助手一样，纵横驰骋传达口头命令。但这个办法不大可行，因为和陆地上的旅级或师级指挥官不同，战列线上的舰船无法原地不动，等待指令。后来纳尔逊尝试让舰队司令处在战列线最前方的一艘快速帆船上，这样他可以靠自己而不必通过信号来表明前进路线，但是这种方法并未被普遍采用。
在韦桑之战中双方各有30条主力舰船参战，没有舰船被俘获或者击沉，因而双方舰队都无功而返，回到各自的港口。英国公众原本希望看见自己的舰队凯旋，腰带上挂着法国人的头皮，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便想找个替罪羊，于是陷入激烈的争执之中。先是帕利泽指控凯佩尔，然后是凯佩尔指控帕利泽，最后两人轮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公众及海军的舆论出现了严重对立。当时的公众情绪倾向于凯佩尔。凯佩尔是辉格党党员，属于反对党，1775年，他曾宣称自己不参加针对美洲殖民者的战争，法国参战他才接受了对英国本土舰队的指挥任务。现在，他被帕利泽指控在韦桑之战法国舰队逃跑时下令自己的舰队撤退，结果葬送了取得胜利的机会。他要求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以澄清对自己的指控。帕利泽受到桑德威奇的保护，是政府的忠诚支持者。他对自己的上司、一个辉格党党员如此放肆的非难引起了同僚的义愤，12名上将联名抗议他的行径，最终他也接受了军事审判。审判和证人证词使得公众的情绪愈加激愤。总的说来，舆论倾向于把舰队两手空空归来的责任归于桑德威奇，认为他让凯佩尔上将率领一支装备很差的舰队应战，目的就是想让他遭受失败，使凯佩尔公开支持的反对党脸上无光。确实，海军内部营私舞弊蔚然成风，生产的舰船性能低劣，设备不好，配给不足，人员也不够。议会的反对党成员“大放厥词，用议会中从未曾有过的恶毒语言”指责桑德威奇在处理海军事务上的“严重无能和渎职”。为了打击当局，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提议解除桑德威奇的职务。这个提议未被通过，因为支持政府的议席有103席之多。桑德威奇继续留任。
当朴次茅斯的军事法庭热切地宣布凯佩尔无罪释放的时候，兴奋的情绪异常高涨。伦敦的群氓为了庆祝洗劫了帕利泽的家，还把诺斯首相家的窗户玻璃全都砸得粉碎。这位性情随和、善于逃生的首相爬到屋顶上，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骚乱者离去。仍然不满足的群氓转而去冲击海军部的大门，叫嚣着要桑德威奇下台。帕利泽也被宣判无罪之后，辞去了在海军部的职位，之后政府为了补偿他在收入方面的损失，任命他为格林尼治医院总管一职，即罗德尼曾经的职位。凯佩尔则高调表态，只要桑德威奇还是海军大臣，他就不会再在海军服役。然而这两个对手的离场并未平息这场争执。意见分歧和敌对情绪已经渗透了皇家海军，从军官到造船厂工人无一置身事外，而此时英国正急需一支精悍而自信的海军，在四个战区——美洲、英国海域、西印度群岛和印度——同时展开进攻和防御。为了支持凯佩尔，辉格党的海军将官也效仿他，拒绝在桑德威奇手下任职，视此举为政府反对派的荣誉。由于党派之争，海军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很多有抱负的军官都离开了。那时的海军军官几乎清一色都属于辉格党。
当时海军最上层由专员（Lords Commissioners）掌控，这些专员都是职业海员，通过在议会中占有席位而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其中海军大臣在更小的、由八九名大臣组成的全国性管理机构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管理着数百艘战舰，火炮数量足以装备一支陆军，人员数量亦足以充任各级军职、造船厂、世界各地的供给码头及仓储码头。对韦桑之战的不作为政治化的大肆渲染，造成的危害之大，在罗德尼的朋友拉克索尔根据罗德尼私人信件所写成的文字中有所体现。“他自己舰队中的党派和派系之争如此激烈，几乎已经超越或者消解了对君主及国家的爱”，而且“对政府……尤其是海军大臣……怀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憎恶，几乎到了希望打败仗，好让大臣们辞职的地步”。海军军官们自己也证实了存在这种情绪。曾任朴次茅斯造船厂专员的胡德上将（Admiral Hood）在给自己兄弟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支舰队军纪如此败坏，如此无法无天，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对国王的事业如此缺乏敬意和关心。总之军官的渎职真是触目惊心，上帝才知道这种局面会导致怎样的恶果。”塞缪尔·巴林顿上将（Admiral Samuel Barrington）11岁就加入海军，18岁就开始担当一艘船的指挥任务，他的兄弟是海军部的一名专员。巴林顿拒绝指挥英吉利海峡的舰队时说，“军纪极其松散”，“压力和担忧”就足以要了他的命，“假如我是指挥的话，那么我现在所目睹到的事情就足以让我发疯”。他对桑德威奇和海军部均没有信心，认为海军部“是一小撮恶毒的家伙，从来没有哪位好人会效力于如此恶毒的人”。18世纪时，人们尚未十分明了20世纪美国吃了苦头才明白的这个教训：如果军队对战略战术问题产生异议，或者人民对战争目标的正当性产生怀疑，那么这个国家是无法长期有效地进行并赢得战争的。
一位叫杰弗里·卡伦德（Geoffrey Callender）的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是韦桑的僵局导致了历史性的结局。因为如果当时法国遭受失败后龟缩在他们的港口，他们就不可能来为美国人提供救援，故而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英国粉碎了美国革命，美国仍是大英帝国的一员。这种对世界历史的说明无论多么有趣，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对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进行并维持封锁，只能取决于英国的意愿和能力。但舰船的首要责任乃是保护贸易，为从直布罗陀到锡兰的远方基地提供防务，在此情况下把一支舰队束缚在静止状态是不大可能的，哪怕在韦桑取得了胜利也是如此。
现在通常认为，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败，主要是由于海军不够强大，这种观点是可以讨论的。毫无疑问，皇家海军不团结，军纪废弛。海军舰船数量不够，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由于造船厂的唯利是图和海军部专员的漫不经心，舰船的状况很糟，以至于一艘用国王的儿子命名的“威廉王子”号（Prince William）舰船竟然在停靠在泰晤士河时沉没了。管理者才智有限，经验很少，没有统一的战略，却对获胜有无限的信心。但是仍然可以商榷，诸如乔治·华盛顿、纽黑文的达格特牧师（Reverend Daggett，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他的事迹）的坚定和意志，美洲大陆的地理与物流情况——5万名英国士兵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粒子弹、供给品中的每一块饼干、向指挥官发出指令的每一封信，都需要花6至8个星期才能穿越大西洋抵达北美——这些因素是否也决定了英军无法赢得这场战争。据说如果有一支更加强大的海军，那么结局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英吉利海峡或者西印度群岛的舰队就可以被抽调回来，对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实施封锁，阻止法国的海上干预支援殖民地。不过这要取决于英国是否认为这种封锁有足够的重要性。可英国人并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在这场战争的任何一刻，他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获胜的可能性。如果对法国港口进行封锁，就会牵制大量舰船无法调动，这些船的底部会因为海洋生物丛生而发出臭味，更何况封锁需要战时内阁做出一致的决定，但这个内阁从来就没有想清楚，为了把海军兵力集中于一处实施封锁而削弱军力是不是值得。这些被牵制的兵力本可以去为商船护航，或者驻守加勒比及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和本土岛屿。
就像过去和后来的帝国一样，现有资源无法支撑帝国的过度扩张。无法做出决定是一个主要弊端。桑德威奇勋爵曾央求国王，要求“内阁会议”把达成的决定形诸文字，“一旦有问题出现争执，就应该明确做出决定，而不是像现在一再发生的那样往后拖延，却不做出任何决定”。战略上的主要失误在于，未能就达成某一目标集中调动现有资源，赋予该目标绝对优先权。尽管俗话说人们常常忘记前车之鉴，其实人有时候还是会吸取教训的。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与英国达成一致的决定——优先考虑欧洲的防御，先击败希特勒——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失败。
在1778年的英国，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国王没有这种果断。虽然乔治三世做起决断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征服，而绝不操心如何征服。皮特走了，4月法国与美国结盟时，他中风倒下，一个月后去世了。国王的两位主要的战时大臣杰曼和桑德威奇均富于决断，但是未用到实处，因为他们都没有清晰的战略计划，在实施任何酝酿好的计划时都拖泥带水。英国在战争结束前所遭受的最大失败是在萨拉托加，之所以大败，仅仅是由于疏忽：豪和伯戈因的部队按原定作战计划本应该会合，形成钳形夹击之势，但两支部队未能同时获知有关他们的部队的调遣计划和时间。更严重的是，杰曼勋爵基于“异想天开的假设”（根据克林顿传记作者威廉·威尔科克斯的说法）批准了这个计划。“异想天开的假设”是，尽管豪的部队的大部分都在纽约受到牵制，其陆军主力仍然可以穿越宾夕法尼亚，而伯戈因可以无须豪的配合在北部独立行动。威尔科克斯教授把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糟糕”的计划归咎于三位主谋——豪、杰曼和伯戈因“智力上的缺陷”，以及“他们之间几乎完全互不通气”。最主要的缺点是自满，而不是智力上的无能。
自满是像中国那样长期存在的大国所特有的秉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中国的四周都是蛮夷。那些不幸“生于化外”的劣等人若想一睹龙颜，只能行跪拜之礼，把脸贴在地上。英国人虽未到这种程度，骨子里的想法亦相去不远，唯我独尊，仿佛自己是这世界的月亮，影响着国际局势之潮汐。
自大的危险在于，自高自大的人认为，影响着自己打交道的人的当地因素和条件是无关紧要的。遭遇美国革命的英国人，对美国人和从一个大洋延伸到另外一个大洋的广袤大陆都不感兴趣。从没有哪个英国君主曾亲眼见过大西洋那边属于他的那块领地，从1760年到1775年这15年里，殖民地积怨越来越深，终至爆发，但没有哪个大臣曾经造访殖民地，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些桀骜不驯的民众恼火，以及他们都是怎样的人。最终这造就了无知，而无知在战争中是不利的。
“知己知彼”乃是战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但这在英国人与美国人打仗时是完全缺乏的，英国人的自大也使得他们不可能做出努力去弥补这种了解的匮乏。例如，根据时任英国驻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勋爵（Lord Stormont）在议会中对桑德威奇勋爵提出的指控，桑德威奇未能通过适当方式获取有关法国海军行动的情报。他的“失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法国战舰竟然可以自由离开港口驶向西印度群岛，而在海上监视它们的英国船只竟未接到任何警报。大使在上院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情报。”斯托蒙特说他曾经竭尽全力，多次试图安排快艇停靠在法国港口外，以获取情报，然而却无法说服桑德威奇勋爵批准。
更为关键的是负责战事的主要大臣乔治·杰曼勋爵的态度。他之所以能够凭借国王的青睐得到这个职位，是由于他积极鼓吹“倾帝国之力”毕其功于一役，最终让殖民地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归顺，或者遭受毁灭。这便是政府对叛乱分子所了解的程度。
战争从一开始就缺少计划，因为英国人认为，镇压叛乱用不着什么计划，只要予以痛击就行了。之所以会马马虎虎，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军力之优势实在太大，根本没有必要花太多力气。更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国内的纷争。而英国国内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更加基本的因素，使局面大为恶化。
政治让英国在美国战争中失利，其作用不可小觑。英国人对政治的热衷，与其说是关乎不同的信念体系，倒毋宁说在意的是谁上谁下。这种情绪通过凯佩尔与帕利泽的官司而传入海军后，就像一把刀子，严重削弱了高级军官之间的凝聚力。正如拉克索尔告诉我们的，舰队中的“党派和派系之争如此激烈，几乎已经消解了任何对国家的爱”。
在凯佩尔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桑德威奇失去了信任，唯一的例外是国王。国王依赖他，也不了解让舰队运转的各种因素，对自己所听到的深信不疑，想当然地认为皇家海军就像是英国的雄鹰，会毫不犹豫地扑向自己的敌人并毁灭之。他无法更换大臣，因为担心自己不了解的那些人还不如自己所了解的人。于是他紧紧抓住桑德威奇，正如他曾经抓住比特（Bute），现在又紧紧抓住诺斯勋爵一样，就像沉入水中的游泳者，在遭受灭顶之灾时，会紧紧抓住杆子。
反对党对这位海军大臣很是不屑。凯佩尔在韦桑之战前被任命为大舰队总司令时，当时很有名望的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写信给凯佩尔说，他不认为这个任命值得祝贺。如果桑德威奇有支“很糟糕”的舰队要派遣的话，他“很乐意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去指挥这支舰队”。他建议凯佩尔和他的军官亲自检查每艘船，而“不要相信桑德威奇勋爵，哪怕是绳索纱线之类的事”。
英国最担心的是法国与美国叛军结盟而成为自己的敌人，现在这已经变为现实。这在力量对比上对英国很不利，很多执政党成员开始确信，当务之急是把英国从这场花费巨大又徒劳无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应对法国的挑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与殖民地达成和解，正如辉格党一直以来所主张的。逐渐地，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谓的“政府那些善于思考的朋友们”——他指的是跟他一样的人[1]——注意到这样一个让人气馁的事实：这场战争是无法打赢的。查特姆伯爵，亦即那位了不起的前皮特首相，在1777年11月20日的一次发言中最先指出了这一点。在他还未获知美国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在上院发言时说：“我知道征服英属美洲是不可能的。我冒昧地向你们指出，你们无法征服美洲……”这场战争“从原则上说不正义，从手段上说不现实，从结局上说是毁灭性的”。征用“那些强盗般的雇佣军孩子们”（指黑森雇佣军及其他日耳曼雇佣军）已经引起了“深仇大恨”。“如果我是个美国人，正如我是个英国人一样，如果我的国家正遭受外国军队的入侵，我是绝不会放下武器的——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英国坚持要殖民地屈服，将使自己失去殖民地的种种好处，比如贸易以及支持英国对抗法国等，而英国将收获的只是重新对法国和西班牙开战。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终止敌对行动，通过谈判签订和解条约。
沿着这个思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接着说，物资运输条件就决定了无法取得军事胜利。在陆地上将军们距离太远，无法相互支援，而美国海岸线极长，且海湾、河口、支流纵横，加之在食物上能够自给自足——尽管武器方面未必自足——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几乎可以不受到海上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敌对只会对英国不利，因为将无法从美国得到造桅杆的高大白松、干燥的木材、柏油，以及其他用于造船的海军仓储物资。在欧洲，陆战中如果对首都实施包围往往会导致敌方投降，然而美洲殖民地各地区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无论得到纽约、波士顿还是费城都无法终结战事。还有个查特姆伯爵也曾注意到的终极问题：即便你征服了所有美国人，也无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你合作。
未能通过常规军事手段平息叛乱，这对英国来说是种耻辱，但更让他们失望的是未能获得亲英分子的积极支持——英国人本指望美洲的亲英分子能够揭竿而起，推翻自己误入歧途的政府，成为戡乱行动的重要组成力量。然而英国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是由于自己的错误。他们一如既往地对殖民地民众持蔑视态度，根本未曾努力招募亲英分子，把他们组织成为自己的力量，或者组成亲英师甚至亲英旅，也没有委任他们为英国军队的军官。如果亲英分子不仅仅想让自己免受支持美国独立的爱国者的骚扰及迫害，而且想更进一步，作为组织化的军队来战斗，那么他们应该加入哪个部队？一方面英国政府花钱以越来越令人不满的代价雇用日耳曼雇佣军，征募爱尔兰人补充极为有限的军力，一方面又不利用手边现成的资源，还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没有自发地冒出一支由亲英分子组成的部队。亲英分子大多属于有产阶层，实际上对这场战争的感受要比英国统治阶层更加强烈。他们的情绪更多地不是源自对英国王室的忠诚，而是来自对将被革命推翻的自己的特权的眷恋。尽管美国革命的领袖中，既有华盛顿、杰斐逊那样的土地所有者，也有像莫里斯家族那样的富豪，但人们通常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蓬勃而起的颠覆精神。既然针对亲英分子，独立革命从本质上说必然是场阶级之战，和所有会危及财产的冲突一样，它激起了强烈的情绪。
英国原来的打算是在1777年春天之前平息叛乱。然而，到了1778年，在美洲成功终结战争的前景依然遥遥无期。法国的参战让“这场战争是无法取胜的”这一论断更具说服力了，也导致诺斯勋爵的政府在态度上出现重大转变：向殖民地提出了和平和妥协条件，以期它能够重回宗主国的怀抱，并断绝与法国的联姻。就这样，在1778年2月，“安抚议案”（the Conciliatory Propositions）被提出，这让议会感到难以置信。这个议案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安抚反对党，而非与美国人媾和。拥有像福克斯和伯克这样的卓越演说家的反对党继续谴责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对大英帝国必然是毁灭性的，因为必须不断加重税赋，才能维持规模越来越大的陆军及舰队的费用。
为了缓和不满情绪，政府提出了和平提议，用意是为了保住权力——这是任何政府的首要考虑——而无关乎方针政策。3月，和平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是弗雷德里克，即卡莱尔第五代伯爵。这位年轻人非常富有，是霍华德家族的后裔、气派的霍华德城堡的拥有者。他的名声主要是作为时髦人物，他有任职的资格是因为他是高尔勋爵（Lord Gower）的女婿——高尔勋爵是忠于国王和诺斯勋爵的贝德福德派系（Bedford Gang）的著名成员。通常拥有巨额财富和宏大产业并不会让其拥有者小心翼翼，乐于妥协。生活并没有把卡莱尔伯爵锻炼成为一个善于妥协的人，尤其是在面对塞缪尔·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追随者的时候。
除去一个被忽略的要素之外，英国所提出的和平条款包含了美国人想要的所有东西：免除议会征税，在下院拥有议席被原则接受（方式与议席数目有待讨论确定），承认大陆会议为立宪机构，取消茶叶税以及其他惩罚性法令——总之，除了准予独立之外，包含一切。但美国人坚持，独立乃谈判的前提条件，而非谈判的内容。就因为独立这块礁石，这次使命触礁了。此外谈判未涉及从美国撤回英国的军队和船只问题，而这亦为美国的一项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大陆会议成员是不会与和平委员会成员见面商谈的。不管怎么说，和平倡议来得太晚了。美国人已经向法国保证过不单独媾和，此时即便想与英国媾和也是不可能了。埃德蒙·伯克曾说：“人们的骄傲常常让理性无处容藏，直到理性已经无济于事。”
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需要谨慎行事。卡莱尔及其委员会同僚约翰斯通总督（Governor Johnstone）——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曾任西佛罗里达（West Florida）总督——却在行事时手段粗暴，不免让人怀疑他们存心要让和谈失败——也许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吧。英国政府厌恶并拒绝接受美国独立的想法，正像人们猜疑的那样，成立和平委员会原是为了安抚反对党，并非真的想取得好结果。靠约翰斯通的方法——总是适得其反——他们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好结果，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这些。在出任西佛罗里达总督一职之前，他是个海军军官——属于咄咄逼人、独断专行、动辄与人吵架的那种人。他动不动要跟人决斗，军事法庭判决认定，他在一次决斗中犯有不服从军命的过失，但由于他在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只是对他进行了训诫，并未判刑。在佛罗里达任职期间，他的同僚曾经正式控告他行事独断专行。他并非和平使命的理想人选。正像之前指出的，卡莱尔对谈判根本就是外行。委员会第三位委员是威廉·伊登（William Eden），曾任贸易与种植园委员会（the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机要秘书，该委员会负责处理与殖民地的关系。伊登是英国议会议员，后来又任爱尔兰议会议员，因此既要与美国人打交道，又要与爱尔兰人交涉，都是很麻烦的人。在与美国战争期间，他负责秘密情报工作。因为他的这些职务，本指望他能领会有策略地行事的种种好处，可惜即便他学会了，似乎也未能把这些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同僚。
实际上，英国政府自己在该委员会可以采取行动前就已经取消了其使命，因为英国政府下令撤出费城，将指挥部转移至纽约，结果在和平委员会委员抵达美国前英国已经撤退了。进一步增强妥协之表象的举动，是把5000名占据费城的士兵调遣至西印度群岛，应对预期中法国对这些岛屿发起的进攻。这样一来费城失去了防御，而卡莱尔“用火药或者金钱就能解决问题”的理论也落空了。
不管是哪个交战方，一旦提出议和，总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取得胜利的意愿和决心削弱了。而另一方一旦感受到这种削弱，往往会更不愿意接受议和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要结束一场战争总是比发动战争更困难的缘故。和平委员会和安抚议案不可避免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英国人的战争热情正在消退，而事实的确如此，美国人自然也有了拒绝，甚至拒绝讨论这些和谈条件的理由。
约翰斯通在美国处处遭受冷遇，大陆会议拒绝会见他和他的同事，于是约翰斯通试图通过行贿说服个别议员，通过他们让顽固不化的大陆会议同意展开谈判。他在信中提出了这些建议，表示愿意贿赂费城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美国首屈一指的富豪，全心支持革命；还有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来自费城、支持独立的爱国者。约翰斯通出价1万英镑，只要能让殖民地与英国达成和解。约翰斯通还许诺给成功促成和谈的其他议员封爵。他还接触了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大陆会议主席。收到约翰斯通信函的人们义愤填膺，把信件交由报界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结果这位不可一世的和平委员会委员只能辞去职务，回到英国。伊登比较慎重，未参与同僚这种积极得过头的运作——也可能私下里也这么干过，但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伊登只是在写给家里的兄弟的信中说，如果“我的愿望和苦心没有白费的话，那么这片高贵的疆土不久就会重新回到英国的怀抱”。他的长官卡莱尔勋爵所采用的策略则是恐吓、威逼和毁灭。他在1778年10月发布了一份公开宣言，并吩咐将这份宣言发给所有的大陆会议成员、乔治·华盛顿与所有美国将军、所有省总督与议会、所有牧师、英军指挥官与监狱长。在宣言中，他以和平委员会的名义宣称，既然殖民地已与英国的敌人结盟，英国就有责任“尽全力采取一切手段，让这企图毁灭英国的联盟受到摧毁或失去效力”。简而言之，英国“过去参战时以人道和慈悲为怀”，此后便要狠一些了。殖民地人民饱受抢掠、毁灭之苦，村落被焚毁，农场、田野和林地成为荒地，卡莱尔竟还大谈仁慈，公信力可想而知。大陆会议对这些威胁善加利用，建议地方政府在本地报纸上刊发英国人的文本，“好让这些州的善良百姓们了解”和平委员会“之用心是何等恶毒”。
军事上的失利，和平委员会成员个人所遭受的侮辱，都促使委员们发布了被称为“卡莱尔公告”（Carlisle Proclamation）的宣言。较之未经发表的草案，该公告的威胁语气略有和缓，只是提出陆军与舰队将实施“彻底的毁灭”，而起草者衷心认为这“会产生效果”。接着就在康涅狄格进行了实验。不知是否是从“卡莱尔公告”中受到了启发，纽约总督特赖恩（Tryon）于1779年7月发动了一场短暂的恐怖战。亨利·劳伦斯将此次战役与因西班牙恐怖而长存记忆的阿尔瓦公爵所发动的战役相提并论。康涅狄格之役没有发生大屠杀，但其暴虐足以激起，而非遏制更坚定的反抗——这类手段总是起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居民们在各种记录中将战事记载了下来。
之所以选择康涅狄格，除了因为在地理位置上有方便之处，还因为纽约及其周边的英国人对康涅狄格无不恨之入骨：它为殖民军制造弹药，所供应的叛军数量之多在殖民地中仅次于马萨诸塞，还频频在陆地和水上发动袭击，打乱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军事计划。此外，据测算，康涅狄格人口中有3/4不忠于英国。克林顿打算“狠狠地教训”他们。执行此次任务的是由纽约总督特赖恩将军率领的一支发自纽约的3000人的部队，还将加入一支由海员和海军组成的2000人的部队，该部队通过48艘运输船从长岛运来，这些船配有补给船，由两艘军舰护航。这是有史以来在长岛海湾集结过的最大舰队，行进的场面十分壮观。它浩浩荡荡地驶向纽黑文，并在1779年7月5日拂晓抵达。
此前一天，即7月4日，特赖恩印刷并散发了一份极富感染力的宣言，显然被普遍认为很有说服力，但据他说，其效果“还要期以来日，待发动进一步战役，在他们的海岸登陆后再做判断”。他期望自己的话语能够在海岸人民心中激起“恐怖和绝望”，认为民众“已经出现分歧，容易被说服”。他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命以及“位于毫无防御的海岸上的居住地仍然存在，这足以显示英国在以和风细雨的方式从事其高贵事业时的隐忍和宽恕”。他敦促百姓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人蛊惑而忘恩负义地肆意反叛。特赖恩将军的这份呼吁书，反映出英国人一直以来抱有的信念：美国大众基本上是忠于英国的，只需推翻那些蛊惑人心的教唆者，便会重新归顺。正是这种信念使得英国人总感到胜利在望。公告还发出这样的疑问：“仅凭你们整个省的力量难道能与大英帝国的军队抗衡？你们很明白不可能。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孤注一掷，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回转心意，从分裂了这片土地的狂热中解脱，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这片土地会为曾经受到的蛊惑感到羞愧。”
特赖恩堂堂一个殖民地的总督，怎么一点儿都不了解与自己作对的这些民众？就在前一年，康涅狄格及其他6个殖民地——两个在新英格兰，两个在大西洋中部，还有两个在南方——还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共同签署了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7月5日，太阳升起的时候，参与特赖恩突击的一条船上发出了一声枪声，这是登陆信号。立刻，每只大型运输船的尾部都放下很多装满英国兵的小船，直接向岸上划去。他们遭遇了滑膛枪的猛烈射击，看来这些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被说服”。这些保卫者事先已经从纽约爱国者那里得到了特赖恩出发的情报，之后便带着安妮女王时代的老式远射程滑膛枪，从附近的城镇涌向纽黑文，总人数达数千人之多。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个栅栏，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和权利而战，他们躲在印第安人的玉米地里向敌人开火，7月的玉米已经长到了最大高度。他们的枪法都很好，让特赖恩的那些预言彻底破了产，但他们寡不敌众，无法保卫自己的家园及乡邻免遭掠夺和烧杀。滑膛枪发出的清脆声音和燃烧的建筑物上发出的浓烟标志了入侵者前进的方向。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把装饰物扯下来踩在脚下，把家具摞成一堆，付之一炬，对居民施以殴打、奸淫等种种暴行，甚至残酷地杀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老人。此人便是本杰明·英格利希（Benjamin English），根据两天后的《康涅狄格日报》的描述，一群醉醺醺的英国兵冲进他家里要吃的东西，对他的女儿很是粗暴无礼，他训斥了这些人。这些英国兵用刺刀一连朝他捅了好几刀。他的女儿进来后看到父亲倒在血泊中，惊呼道：“天哪，你们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杀害我的老父亲？”一个士兵问道：“他是你父亲吗？”在她回答“是”以后，这个士兵用脚踩跺老人的胸部和仰起的脸，把他的鼻子都跺陷了。
在纽黑文的遭遇战中，一群耶鲁学院的学生一起行进，准备与敌人战斗。他们看到前任校长、牧师纳夫塔利·达格特博士（Dr. Naphtali Daggett）骑着一匹黑色老母马，拿着一支猎枪准备战斗，不禁发出了一阵欢呼声。这位曾经有9年时间担任耶鲁神学教授及校长的达格特快马走过，不久便有人看见他独自站在附近的小山丘上，向前进的英国兵队列射击。一位英国军官走过来大喊道：“你这个老糊涂蛋在干什么？在向国王陛下的部队开火？”达格特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他“在行使战争的权利”。然后他们问他，如果免他不死，他是不是还会继续这样干，他回答说：“毫无疑问，我当然会的。”这种冷峻的蔑视引起了尊敬，尽管是短暂的。士兵们没有枪毙他，允许他投降并用刺刀押解他回到城里。据一位旁观者说，那是自己经历过的最热的一天，又正值中午，“再强壮的人恐怕也要被热化的”，他们用刺刀赶着他前进，让他受了点儿伤。老牧师渐渐体力不支，精疲力竭，眼看要倒在地上了，士兵们就用枪托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扒掉他的鞋子，取下鞋子上的银质带扣，同时管他叫“该死的老叛逆！”，想方设法侮辱他。因为受伤失血，他没有被带走，受到乡邻的照顾，但是他的伤势太严重了，最后没能活过这一年——大家都坚信，他的离世完全是这番遭遇造成的。
纽黑文有两座教堂和一座宗教聚会所被焚毁，特赖恩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建筑是由于附近房屋着火碰巧被点燃的。从耶鲁学院掠取的文件和文稿再也没有归还，尽管校长艾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怒不可遏地向特赖恩提出抗议说，“多少年来，哪怕是最强大的将军，只要是聪慧之辈，无不谴责针对知识的”战争。特赖恩竟然回答说——这一点恐怕是阿尔瓦公爵做不到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些文件的下落。这只是整个悲剧中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这场悲剧在纽黑文尚未结束。特赖恩总督的部队继续前进，掠夺、焚毁了费尔菲尔德（Fairfield）和诺瓦克（Norwalk），还毁掉了豪斯耐克（Horse Neck）的盐田，之后才又向纽约进发。
他们这样迫害平民的用意何在？是想说服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事业，乖乖归顺于英国主权？要想让战斗有价值，战争就必须有合理的政治目标及短期的军事目标，但不能仅仅为了愚蠢的入侵。最终的目标则是通过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与支持资源，通过渗透、占领敌人领土，以及通过恐怖手段在民众中激起恐惧和绝望，从而促使敌人投降、放弃其意图，不管是何种意图。从台伯河畔的塔克文（Tarquins）时代到1914年在比利时的德国人，或者194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Lidice）惨案，为了报复某些抵抗行为，把镇上所有的成年人都集中起来射杀，这种手段几乎从未奏效，除非毫不动摇地彻底施行。克林顿和特赖恩难道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吗？很可能他们和他们的士兵只是由于战事不顺感到恼火和无奈，通过暴力来发泄。这常会导致暴行，比如美军在越南美莱村（My Lai）的大屠杀——有时这种屠杀经过上级的授权和策划，比如在荷兰的西班牙部队、在中国的日本部队或者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人们总说——而且总是在事后说——士兵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但什么时候普通士兵能够自行约束而停手不干？如果现行政策系统地弱化了这种自我约束，那么这种约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英国坚决要维持其美洲殖民地帝国，殖民地同样坚决地要取得独立，这种冲突实际上无法化解。从英王乔治到所有的普通英国人，包括反对党，都坚信大不列颠的辉煌有赖于对殖民地的控制，而放弃美洲便意味着作为世界强国的大不列颠的辉煌将不复存在。沃波尔曾经写道，英国将沦为“可怜的小岛，像丹麦或撒丁岛一样无足轻重”。反对党领袖舍尔伯恩（Shelburne）曾宣称：“美国独立得到承认的那天，大英帝国的太阳便将落下。”即便英国赢了，它与这被击败的、愤怒的民族的贸易和有利联系亦将中断，除非能够采取措施重建友谊。特赖恩发动突袭好像并非重建友谊的捷径。
没有了贸易或殖民地，英国的衰败已经指日可待。一位官员说：“像迦太基一样，一旦立身的根基——贸易不复存在，它就将轰然倒下。”这个预言与草莓山（Strawberry Hill）的那位哲人的看法不谋而合。霍勒斯·沃波尔曾预言：“接着它将失去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到那时，法国将对我们发号施令，它颐指气使的态度将远远胜过我们对爱尔兰的。”这当然正合法国的心意，但是历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30年后，面对拿破仑的挑战，英国奋发而起，在纳尔逊的指挥下，英国海军在尼罗河和特拉法尔加击退了挑战者。最后，英国没有像预言那样沦落到丹麦或撒丁岛的境地，反而重现辉煌，重新列入世界强国，并将这个地位又保持了100年，直到遭受1914年的大变故。
在美洲，卡莱尔和平委员会试图结束一场无休止的、可耻的战争的努力失败了。大陆会议成员坚决地拒绝了会面商谈，卡莱尔及其他成员在1778年11月空手而归。他们此行正如特赖恩所发动的袭击一样，都是在做无用功。
此时，美国的命数也变得变幻莫测，盟友法国提供的首次军事支持遭遇大败，且法国提供的正是美国所亟须的海军支持，所以令人倍感失望。早在1778年7月，法国刚刚参战的时候，由海军上将德埃斯坦伯爵率领的由12艘主力舰和3艘快速帆船组成的舰队就抵达弗吉尼亚海岸，并向纽约进发。根据作战计划，此举旨在由法国舰队与美国的陆上部队一起对纽约发动联合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法国的大型战舰无法通过纽约湾桑迪胡克（Sandy Hook）的沙洲。华盛顿建议对罗得岛纽波特发动联合进攻，于是德埃斯坦转而向北驶去。一支由豪上将率领的英国舰队自纽约出发后一直跟在后面，但是之后出现了各种意外，最后一场凶猛的风暴把双方的舰队都吹散了。在狂风中，德埃斯坦的旗舰失去了桅杆和方向舵，他不得不借助临时拼凑的应急设施退回波士顿进行修理，最终未能与英军交手。他未经任何战斗从波士顿驶离，没有带走任何眷恋，留下的是无尽的失望。失望至极的美国人声称，自己“被以极其卑鄙的方式抛弃了，仿佛魔鬼就在法国舰队中一样”。华盛顿和其他人都竭力化解累积起来的对法国人的恶劣情绪，但是效果不大，因为德埃斯坦的运气不太好。他从波士顿驶向西印度群岛，次年又回到波士顿参与跟美国合作的另一场战斗：重新夺取萨瓦纳（Savannah）——英国在前一年夺取了这个地方。在战斗中，德埃斯坦伯爵受了伤，结果这次攻击同样未能达成目标。美国原本寄希望于法国强大的海军能够切断英国人的补给线，但现在随着沮丧的德埃斯坦上将打道回府，他的舰队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这种希望也破灭了。
[1] 吉本在1774年被选为议员，他对政府持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