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上将受命进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时候，他是西印度群岛英国舰队背风岛基地的指挥官。对于圣尤斯特歇斯岛沦为英国敌人的经常性补给地，他早已耿耿于怀。他个性倔强，雷厉风行，早就期待有机会教训荷兰人。当他在向风群岛东端、离巴巴多斯不远处驻防时，在1781年1月27日，他接到了命令，告知他英国现在已经与荷兰联省处于交战状态，鉴于“联省议会及其臣民的诸多侮辱性举动，为了获得赔偿，洗刷耻辱，国王陛下的陆海军队指挥官对西印度群岛荷兰属地的进攻和征服必须成功”，海军部建议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建议“第一批目标为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圣马丁岛，因为预计它们不可能做出像样的抵抗”。罗德尼还得到授权就相关“行动”与沃恩（Vaughan）将军商量——沃恩系陆军指挥，因预期的战斗已经在几周前出发。在18世纪，获得物质财富几乎是所有战争的正当性理由，在这里自然也不能被忽视：海军部指出，由于“那里储藏着大量物资”，“如果我们迅速行动，它们就归我们所有”，因此建议“立即进攻夺取这些岛屿”。罗德尼在12月25日写给海军大臣桑德威奇的信中说，由于马提尼克拥有背风群岛最好的港口，因此“是最适合攻击的岛屿”。假如英国拥有这座岛屿，那么可能对战争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英国当时最迫切的目标是切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流向其敌人——美洲殖民地反叛者及法国——的违禁品。桑德威奇在刚刚过去的9月曾经告诉内阁，从英国出发经过护航运送的供给和海军仓储物有2/3都会最终驶向圣尤斯特歇斯岛，然后从那里转运给位于马提尼克岛的法国海军。罗德尼对这个邪恶的运输途径了如指掌，因为经常拦截到这类船只。还有一次他需要修理缆绳，不料该岛竟以没有缆绳为借口拒绝提供，因此他早已对这圣尤斯特歇斯岛怀恨在心，不需要什么新的借口了。他向海军部报告说，他会“毫不迟疑地立即”执行命令。部队已经登船，船只已经准备好了水和食物等补给，火炮和缆绳也都检查完毕，“所有这一切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以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以重击。1月30日深夜，他率领由15只舰船组成的船队扬帆出发，在2月3日抵达圣尤斯特歇斯岛。
由于技术故障，岛屿岸上的炮火大多口径和射程不合适，无法摧毁正在靠近的敌方舰船。人们不禁感到纳闷：既然可以把发射10磅炮弹的火炮装上正在航行的船只摇荡的甲板上，为什么不能将它们也装在陆地上？事实上，由于缺乏远见，人们往往在防御上舍不得投入，因此海岸上的火炮数目通常很少，不足以对付主力舰上重炮的火力。当这种大船与海岸上的火炮对射时，被摧毁的经常是岸上的火炮，而不是舰船上的。与在其他岛屿上的情况一样，奥伦治要塞的庭院中依然配置了火炮，居高临下直指港口。但是如果这些炮不能抵抗登陆的敌军，要它们有什么用？对此技术层面上并无答案。
罗德尼的部队下了船，接着传唤了该岛总督，命令他在一小时内“代表圣尤斯特歇斯岛及其附属岛屿立即投降，将所有存放或属于该岛的物资都交由英国国王陛下使用。如有任何抵抗，则你必须承担所有后果”。港口里只停靠着一艘荷兰战船，对罗德尼的重炮及其3000人的登陆部队无法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因此赫拉夫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他为顾及代表荷兰海军停靠在港口的比兰特上将的名誉，特从要塞发射了两发炮弹，以示抵抗，然后就交出了圣尤斯特歇斯岛。停在公共锚地的50艘美国武装商船根本来不及做战斗准备，因此被悉数缴获。罗德尼在信中写道，从这些船上缴获的文件进一步证明，圣尤斯特歇斯岛在支援叛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有的缆绳、风帆、火炮弹药、军火以及其他各种物资均由该岛提供；没有该岛的支持，美国根本不可能继续在海上航行。”他这是再次表明圣尤斯特歇斯岛在支持殖民地叛乱方面的关键作用。岛上的2000名美国海员和商人想放手一搏，无奈英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食物供给，他们只能一起投降，束手就擒。1781年2月3日，英军完成了攻克并占领该岛的任务。
罗德尼在向海军部汇报其战功时写道：“我真诚地向各位大臣表示祝贺，祝贺因攻克该岛而使荷属西印度公司及阿姆斯特丹那些邪恶的官吏们所遭受的重大打击。”他希望该岛“永远不会再归还荷兰，因为该岛的破坏作用比英国所有的敌手都更大，正是该岛的鼎力支持，才使得美洲战争得以持续”。
他进而写道：“总督及居民之极度震惊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之前两天，比兰特伯爵从阿姆斯特丹的海军部赶到这里，已经“缓解了他们对出现敌对行动的担忧”。可能会有人认为，与英国交战的乌云已经密布在荷兰上空，此时比兰特伯爵到来，理应敏锐地做出预警才是。很可能他认为采取积极的防御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没有积极防御所需的任何基础。不管怎么说，对英国要求投降感到“极度震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据说罗德尼驶入港口时悬挂的是法国旗帜，不过该传闻缺乏有信服力的目击者证据。如果这番伪装确有其事，那么这对于皇家海军的上将来说是非常不光彩和难以想象的行为，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他们不屑于利用自己老对手的旗帜来进行伪装。那些世世代代以来一直张口闭口名誉、光荣的勇士们，其实总在遵循“战争中一切都是正当”的原则，不管采取多么具有欺诈性的手段。其实，冒用别人的旗帜并不违背当时既有的国际法原则，也不会招致愤怒。罗德尼的欺诈还不仅仅在此事上：在英军占领后有好几周的时间，他仍然让荷兰的旗帜飘扬在该岛上，作为诱捕那些尚未觉察的船只的诱饵。
罗德尼占领斯塔蒂亚之后大肆毁灭、罚没，以致在英国国内引起反对派的斥责，发难者不是别人，正是卓越的演说家、义愤填膺的埃德蒙·伯克。一开始，罗德尼罚没了130艘靠近岸边的各种商船，货物价值约50万英镑，就战利品而言，这已经足够了。但接着发生了对私产的掠夺，包括商店、住宅、仓库的海军仓储物以及其他物资，弹药库中的武器弹药，以及海滩上一箱箱的食糖、烟草和大米。这些东西价值约300万英镑，还不算缴获船只的价值。罗德尼要了一份商人名单及货物清单，专门把已经在岛上形成了稳定小群体的犹太人挑了出来，要求搜缴他们的现金、宝石或者任何他们可能藏在衣服里的东西。尽管时人对犹太人普遍反感，但罗德尼的热情未免过了头，他命令犹太人在得到命令后一天内离境，且不准告知家人或者回家。他对法国人的做法稍微通情达理一些，命令把法国国民作为敌对国公民驱逐至邻近的法国岛屿上。罗德尼还以同等热情对待赫拉夫总督，其作为“以对一艘海盗叛逆船只的礼炮回应侮辱了英国国旗的始作俑者，在其任内极为敌视大英帝国，支持美洲叛乱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处。一艘有26门火炮的美国船被命名为“赫拉夫”号，一艘18门火炮的船被命名为“赫拉夫夫人”号，这两艘美国船“证明了美国人对他有多么感恩戴德……他积累了大量财富，据说大多通过压榨获得。他的种植园被英王陛下收缴”，赫拉夫本人也作为战犯，连同他的其他财物一道被遣送到大不列颠。出于对一个富人的尊重，罗德尼还解释说，总督“获准可以携带自己的家庭用品、家具、碗碟、珠宝、衣被以及所有佣人，由一艘适合接待他和他的家人的、上好的船只遣送至大不列颠”。
就在清点战利品的同时，罗德尼还命令两艘战舰和一艘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追击一支由30条船组成的荷兰船队。这些船“装载丰厚”，在他抵达圣尤斯特歇斯岛之前36小时刚刚驶离该岛。这支船队的荷兰指挥官克鲁尔（Krull）上将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了国旗的荣誉英勇抵抗，在战斗中阵亡，船队被缴获。罗德尼得意地汇报说：“一个都没漏掉。”稍后，从阿姆斯特丹开来的三条荷兰大船和来自瓜德罗普岛的一支船队也被擒获，还在“随时等待着一支由五艘帆船主力舰组成的海军中队”。这个中队和“马尔斯”号（Mars）战舰同期到达。尽管该舰有38门火炮和300名船员，但它根本不是罗德尼舰队的对手。“马尔斯”号“现在已经被编入现役并完成了船员配置，几天后即将作为英国军舰游弋”。他还可以报告缴获了五艘武装有14门到26门火炮的美国快速帆船。总体来说，在荷兰战争最初的一个月里，200艘荷兰商船——这一目标对英国而言的重要性不亚于圣尤斯特歇斯岛——被英国缴获，荷兰的运输几近瘫痪，这加速了荷兰共和国的衰落。罗德尼忙于搜罗、分配岛上的财富，设法将其安全护送到英国，同时还要追逐那些与敌人交易的邪恶的英国商人[1]，因此没能带领舰队在周边海域巡逻，截击可能干预美洲的法国部队。对这个致命的疏忽，与其由他承担责任，倒不如归咎于他的政府和负责战争决策的大臣们的轻率——他们未能预见或认识到法国干预的严重后果。他们从来未向罗德尼下达指令说，其指挥舰队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拦截法国增援舰队，使之无法援助美洲叛军。如果他或者他的政府能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们就会预见到法军出现在约克镇给英国带来的致命后果，那么这位上将得到的命令就该毅然决然得像斯巴达人的命令一样：“要么拿着盾牌归来，要么战死躺在盾牌上回来。”罗德尼从未接到过这样迫切的指示，因为英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或者法国人的帮助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臣们从未着手阻止在约克镇对康沃利斯将军（General Cornwallis）部队的围困，因为他们从未料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最让罗德尼恼怒的是那些在斯塔蒂亚和圣基茨岛的英国商人，尤其是圣基茨岛的，他们向敌人出售军火，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他在账房里急切地收缴各种账目记录，移交英国负责美洲战争事务的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由于英军的突然袭击，这些文件都没有来得及被销毁。两个为美国负责采购事务的大陆会议代理商，艾萨克·古弗尼尔（Isaac Gouverneur）和塞缪尔·柯曾或者是塞缪尔·库森（Samuel Curzon or Courson），也随同这些文件一道被递解，将作为叛徒受到审判。尽管罗德尼对英国官僚的文牍习气并不生疏，但还是对政府过于信任了。当后来他受到指控，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需要的证据——那些证明英国商人通敌行径与利益的文件，曾交由自己所掌管的殖民地部次大臣威廉·诺克斯保管，一旦公布将损害政府的声誉——竟都不翼而飞。此事证明了有恰当“关系”的重要性。结果罗德尼在法庭上只出示了一种有关通敌贸易的证据。那些货物由英国商人负责穿越英吉利海峡运至荷兰，由荷兰转运至圣尤斯特歇斯岛，然后再出售给美国代理商，最后在前线用来对付英国士兵。这两个美国代理商后来的确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都是秘密审判，后被囚禁。他们在美国战争结束后被释放，其中一人不久就去世了。为了审判，他们的通信和生意上的文件曾作为证据被提交给议会上院，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些证据就算无法给某些大人物定罪，也足够使他们难堪了。但那时英国在美洲投降已经够难堪了，谁都没有心思为丢了某些叛国商人的证据这类丑事而操心了。
在搜集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财宝的时候，罗德尼很清楚，这与海上获得的战利品不同——在对船只和货物公开拍卖、确定价值后，海上的战利品通常只在船队队长、船长和船主间分配，但以国家名义获得的领土或者财宝只属于国王。然而他财迷心窍，贪婪或者说愚蠢地通过海事军事法庭处理战利品，并把从岛上居民手中夺得的物品公开拍卖。这种拍卖方式允许物资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卖出，于是货主们就向罗德尼索要亏欠的部分，引起了大量诉讼。这自然让他后来再回味胜利时别有一番滋味，他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很大连累。
但是在当时，他真是荣耀之王。他的妻子在写给他的信中高兴地说：“我亲爱的乔治，希望你得到的幸福，与你辉煌的成功带给你家里的朋友或者整个国家的幸福一样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每个人的话语中都饱含着对你的赞扬……”传达胜利消息的信使在13日到达，“自那一刻开始，我的家就像集市一般……每个朋友，每个认识的人都过来了”。星期四，就在客厅里，“我从陛下处得到的关心足以让我的脑子发昏。晚上我去了坎伯兰府（Cumberland House），发现那里一样热情洋溢，到处都充斥着溢美之词……这个喜讯对反对党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几乎没有反对党成员在下议院露脸。有传闻说你会被封为贵族。”
与此相反，在荷兰，人们对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失陷感到的震惊同样强烈。约翰·亚当斯写道：“你根本无法想象此事造成了多大的悲哀和恐惧。”而且正如罗德尼所乐于报告的，此事也让法属西印度群岛感到“极度”不安，“他们严重缺少各种给养和仓储物”，他希望“实施封锁，使他们无法得到任何补给”。
罗德尼提醒大臣们，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对“荷兰、法国和美国所造成的损失是无以复加的……此次夺取非同小可，意义之重大是我所不敢揣度的。获得的一切都由国王陛下自由支配”。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法国已经参与美国战争，作为美洲殖民地的盟友提供了大部分需要的军火，因此圣尤斯特歇斯岛的作用已经不是至关重要了。罗德尼夺取该岛为时已晚，除了掠夺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了。
他并没有被封为贵族，仅仅被授予第二等巴斯爵士（Knight Commander of the Bath）。考虑到英王乔治三世老是抱怨自己的指挥官太过被动，一直想寻找勇猛善战之士，这个嘉奖未免太小。对罗德尼手段的种种质疑可能是一个原因。他表示：“如果国王恩准在海陆军中分配这些东西的话，希望陛下能对分配方式有所垂示，庶几可以免除纷争。”
罗德尼对那些与敌人有贸易往来的英国人的财产进行罚没，这在政府的批评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反对党的埃德蒙·伯克发出了最有力的声音，在议会中要求展开调查。伯克在谴责此事时慷慨陈词，热情激昂，极具蛊惑性，简直能让人相信自己的母亲便是魔鬼。他发言的主旨是，罗德尼对待圣尤斯特歇斯岛居民的“残忍和压迫”，可能招致其所属国家的报复，而“此时我们正参与着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有很多敌人，却没有朋友”。伯克声称，对敌人采用温和的手法比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展开战争”更有利于“化解怨恨”，使敌人“倾向和平”，而中立国“也会赞许我国人民有尊严地表达情绪之方式，而在冲突中帮助我们。我们采用相反的行事方式，只会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团结一致地守护人性，以免人性堕落到抢劫、偷窃的境地”。很难想象，像伯克这种政治头脑敏锐且见多识广、深谙各国在战时会如何行动的观察家，会相信自己这番空谈；这些话也很难让哪个对本党尚不坚定的议员改变阵营。伯克在议会演讲时铿锵有力，极具煽动性，听众如痴如醉，目不转睛。他接着说，对荷兰宣战时所用的语言，“没有警告会有非人的残酷，甚至没有使用严厉的字眼”，而“更像老盟友之间的短暂不合，它们悠久的友情和情谊自会弥合分歧，而不至于反而催化出战争中各种惨绝人寰的毁灭来。它满是饱含善意和备受煎熬的字眼”，而发出的威胁“也似乎因不愿卷入无谓的纷争，受到流血的心的规劝而消散”。然而就在最近那场飓风——那场“无比凄惨、范围极广”并让“所有的岛屿都一道饱受痛苦和不幸”的天灾——刚刚过去，向圣尤斯特歇斯岛开拔的命令就做出了。伯克在这里表达了一个观点。“人们都希望，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战争这条致命的毒蛇会暂时安静下来……不再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痛楚……显然，当人类的傲气被粉碎，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万能的上帝之下渺小如爬虫的时候，我们自应像爬虫一样爬出自己的洞穴，相互感怀着兄弟之情，减轻一点儿我们的积怨，而不是在飓风之上再平添战争的蹂躏。可是大不列颠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接下去说出的一段更是催人泪下，谈到了那些岛屿“毫无防备，大门洞开以及防御全无”的状况，仿佛这都是英国的过错，让它更罪恶深重。之后他开始洋洋洒洒地谈及罚没物资的事：“无论是敌是友”，不管中立国还是英国的臣民，“不管是富人的财富、商人的物资、手工业者的器具，还是穷人的生活必需品，都无一例外地被罚没，在那一刻宣布所有民众都将沦落到赤贫之境地。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在欧洲已经多年未曾听说了……这是对国际法最无可饶恕的、最粗暴的、最悍然的践踏……其他各种残酷暴行更是在野蛮时代亦未曾与闻……仓库被上锁封住，便是业主亦不得靠近”，剥夺了他们“诚实劳动所得的利润……在那一刻之前，谁还曾耳闻比这更加专横的举动吗？……这在人类征服的史册上史无前例，但是下面还有更变本加厉的”。下一步是“收缴他们所有的信函及私人文件”，使得他们无法在海外办理贷款，“商人和居民悉遭掠夺，他们失去了世间所有的财物，也失去了任何重新收回这些财物的希望”。对于这些穿金戴银、仆妇成群、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商人遭受剥夺，伯克饱含同情，却似乎对他们与敌人做买卖的事无动于衷。他对此不置一词，也未提及收缴账目原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他只是要利用此事指责政府，并不需要客观公正。
当他在长篇演讲中谈及罗德尼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时候，显示了一个头脑开阔的人的胸襟。他提及犹太人接到命令后一天之内必须离境，且不许携带财产、不带妻儿的命令，他讲到了这些人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多么容易受到侵害，这比犹太人自己总结出自己问题的本质还要早80年。伯克接着说道：“如果英国人受到伤害，他们可以向军队和法律寻求保护和公正。但是没有势力、没有朋友的犹太人却无法依靠这些。人类应该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和同盟。”伯克察觉到犹太人没有国家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提出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到下个世纪。不过伯克忧心的并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罗德尼所代表的英国政府的悖逆行径。他的提议引起了有关是否存在公认国际法的激烈争论。
作为罗德尼主要辩护者的乔治·杰曼勋爵声称：伯克表现得如同战争行为的“门外汉”，因为从来没有哪片被占领的岛屿或领土没有经受这种“被占领后不可避免的普遍后果”，尽管“人性可能对此畏惧”，却无从阻止；况且荷兰人已经使该岛成为英国敌人的仓库，“如果没有该岛定期提供的补给，法国是无法支撑这场战争的”，美洲殖民地更是如此；罗德尼在经历了10月的风暴后，“急需缆绳和物资”，因而申请在圣尤斯特歇斯岛购买缆绳，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自己存货甚少，而实际上他们还有数千吨的存货——足以满足所有航运船只此后数年的全部需要；至于罚没问题，只不过是对私产做了封存和记录所有者的处理，以便等待法院做出裁决；总而言之，他“在指挥官的所作所为中并未发现任何需要受到怪罪的地方”。
随着起诉和辩护的不断升温，激烈的辩论公开化了。以言语恶毒著称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首先开始。他首先向乔治·罗德尼爵士和沃恩将军深深鞠躬，以示对其本人及品格的敬佩，并说他能肯定，提出要展开调查的那位可敬的绅士（伯克先生）无疑对他们“也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地球上任何人一样”。他指出此事并不涉及他们个人的责任，“而是事关国家的大事”——英国的声誉，“欧洲各国是否会静静地等待海事法庭慢慢做出裁决，然后才就此事发表看法，着手报复……？他们不可能花工夫调查清楚……这究竟是出于侵略者的贪欲、贪得无厌的军队的暴行，抑或是一意孤行的政府的野蛮制度，便会立刻公正地认为大不列颠违反了所有战争法，因为我们再次犯下这种曾经让英国化为灰烬的野蛮暴行，而毫不迟疑地惩罚我们，或者枕戈以待，等待我们被别的敌人——正是我们的疯狂和失策所造就的敌人——消灭掉”。因此，国会应该立即形成决议，“对这种行径表示震惊和痛恨，并用最尖锐、严厉的语言谴责他们……”他很高兴地听到这位大臣（杰曼）表示此事无可指责，因为“现在全欧洲都会明白并宣布，那些掠夺圣尤斯特歇斯岛并违背战争权利的并非我们的指挥官，而是那些大臣们”。陆军及海军因此可“免受不名誉的诋毁，而乔治·罗德尼爵士”——他这位在威斯敏斯特的同僚的“名声也可以不受玷污，否则无论多么崇高伟大的人恐怕也禁不住想诅咒他的”。
福克斯语含嘲讽，宣称他“非常高兴这位尊贵的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就这样让海军和陆军免去责难。国家军队，尤其是海军，应对他感恩戴德，而他们崇高的声誉将永远铭刻在每个英国人的心中。正是由于这群德高望重的雅士，大英帝国才如此受到尊重、如此强大，英国必将继续坚如磐石并声名远扬。如果他们的某些残暴或贪婪之举玷污了他们清明的品格或从前的英名，那么英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将来无论如何忏悔或者殷勤示好都无法摆脱沉沦。这种声名狼藉的状态比灾难更加可怕，因为奋发拼搏或可扭转一时的不利条件，但名声既毁，清名难再”。福克斯继续侃侃而谈各国的报复和轻蔑，佳句迭出，不过情绪未免过于张扬夸张，不免让人觉得这番渲染非但不会赢得听众，还会招人反感。在福克斯之后，苏格兰检察总长（the 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开始发言。会议记录员认为他的发言严肃地“捍卫了圣尤斯特歇斯岛事件程序之合法性”。在检察总长看来，“从必要性、策略及国际法的角度看均正当合理”，“指挥官下令摧毁库存纯属上善之举，也是其职责所在，因为敌人从这里得到对付我们的军火补给……至于说战争法则，无论格劳秀斯、普芬多夫（Puffendorf）还是瓦特尔（Vattel）都一致认为，不但要摧毁武器，还要摧毁战争物资”。
接着又有六位议员相继发言，辩论一直持续到很晚，最后由伯克慷慨激昂的一番宏论结束了发言。就投票结果来说，伯克的那番宏论其实毫无必要。政府方以160票对86票的多数稳稳否决了伯克要求展开调查的动议。当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时候，辩论无疑是对牛弹琴。
罗德尼对英国商人的贪婪和叛国行径之憎恶是真挚而强烈的，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士兵面对着由自己的同胞提供的子弹，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三周后，2月27日，他在写给巴巴多斯总督的信中说，他打算继续留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直至那些邪恶的、“为了牟利而卑鄙地为敌人提供支持的英国商人，罪有应得地因为叛国而招致毁灭……直至所有的物资都被装船，直至那毒蛇聚集的下城被彻底摧毁，所有木材都被运到你那不幸的岛屿和圣卢西亚以供使用为止”。在这个“邪恶的岛屿不再是秘密贸易的集市”之前，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很多人认为，罗德尼是由于迷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财富，因此在岛上稽留多时，积聚财富，但是出于愤慨、想惩处叛徒的愿望亦是他强烈的动机之一。他提到，“圣基茨岛的首席法官乔治先生（Mr. Georges）正在赶回来，要揭露那些居住在这个窃贼麇集的岛屿的英国商人的恶劣行径。”罗德尼在给乔治·杰曼勋爵的信中言辞激烈地写道：“他们理应受到鞭笞，他们必须受到鞭笞。”这个愿望一直是他的目标。来自圣基茨的法官“拿去了他们所有的账本和文件”，这些都是遵罗德尼之令收缴的，“能够揭露他们的种种卑鄙伎俩。圣基茨岛和安提瓜的57名英国商人亦同样有罪”。他在给一个政府专员的信中写道，通过截获该岛以及邻近岛屿数百封英国商人的信函，他们的“邪恶伎俩和叛国行径”成了他的“日常经验”。他“完全相信，如果不是由于他们的援助，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早就结束了……”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曾为英国人的荷兰自由民——“上帝对他们做出了公正的惩罚”。这位海军上将在激动之下，禁不住把自己与上帝等同为一了。
从这个岛上掠夺的东西装满了34艘商船，在3月底押送回国。海军部被告知，一支“装载极丰的船队”正驶向英国，由4艘战舰护航：装有74门火炮的“复仇”号（the Vengeance），62门炮的荷兰“马尔斯”号［已重新改名为“爱德华王子”号（Prince Edward）］，还有两艘船分别装有38门和32门炮。负责指挥的是霍瑟姆（Hotham）海军准将，后升为上将，“已受我之命必须极力保障船队安全”。与此同时，“仍旧停靠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的敌舰——4艘风帆战列舰和4艘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在我军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使出了各种伎俩想诱使沃恩将军和我离开该岛，以便通过突袭重新占领该岛，夺回物资……”这些叛国的商人“极尽其卑劣的心机所能，肆无忌惮地编造并传播各种谣言……”
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这个船队还是未能逃脱厄运。法国人得到了有关该船队离港以及所装载货物的确切情报，于是派遣卓越的海军将领拉莫特·皮盖（La Motte Piquet）率领舰队准备迎击。该舰队有六艘大型主力舰，其中一艘有110门火炮，两艘配有74门炮，此外还有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5月2日，他们在锡利群岛（Schilly Isles）附近发现船队，开始快速追击。霍瑟姆上将指示船队分散、各自逃命，但是速度更快的法国战舰追上了商船，俘获了其中的22艘——船队的大部分商船。霍瑟姆寡不敌众，舰船性能亦劣于法国舰只，因此并没有拼死保护自己的船队，除了几艘船逃往爱尔兰之外，价值高达500万英镑的战利品悉数归法国人所有。在4月17日那场打得很糟的战斗中，霍瑟姆曾是罗德尼指挥下的一个舰长，他们原本就关系不好，后来霍瑟姆想调到别的舰队，但未能成功，因而霍瑟姆对这个上司并无忠诚可言。罗德尼肯定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心知肚明，他之所以把护送船队的任务交给霍瑟姆，是因为他的军舰“复仇”号，无论火力还是吨位，在罗德尼的舰队中都是最大的。
这时海军部获悉，拉莫特·皮盖已经离开位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基地，到了海上，于是调遣军舰进行拦截，如未能拦截，就派遣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去迎候霍瑟姆，指示他经由北苏格兰及爱尔兰回去，这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曾经的逃生路线。然而，负责搜寻的舰队四处巡视了两个星期，未发现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队，无法令它脱离险境。这支船队抵达英国港口时，并未带回人们期待的财宝，这让那些大臣们很是失望。他们本来指望能拿这些战利品来炫耀政府的功绩呢。桑德威奇勋爵在写给国王的信中不得不承认海军遭受失利，用他的原话就是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
罗德尼自然大失所望。他在和沃恩将军分赃后，本来可以指望分得其中的1/16，约15万英镑。同时失去的还有那更为重要的战利品——圣尤斯特歇斯岛。英国在约克镇之役失去美洲殖民地的一个月后，1781年11月，法国重新夺取了这座岛。罗德尼和沃恩将军曾下决心加强该岛的防御，“以守卫大英帝国征服的这座重要岛屿，大英帝国可以从该岛的财富中获益，也可以补偿自己所受的伤害”。他刻毒地写道，在自己和沃恩的手里，这座岛“将不再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贸易中心，而会沦为一片沙漠，成为一个传说，不过这座岩石小岛……对英国造成的伤害之大，超过了其最强大敌人的武器，仅凭它自身就支持了臭名昭著的美洲叛乱……”关于他自己的期望，他写道：“如果我这支满载战利品的船队安全抵达英国，我会很开心，因为除了偿还所有的债务，我还可以为亲爱的孩子们留些东西。”在他的信中屡屡表达出对两个女儿和儿子们的关爱，显示了他个性中富于人情味儿的一面。在那命运多舛的船队离开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不管是你还是我亲爱的女儿，都不会再陷入贫困，或者再向别人告贷。”这贫困虽然大多是因为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在这封信中还是显得惨兮兮的。
罗德尼坚信，这座由登陆军守卫并改造了防御工事的小岛已经坚若磐石，成了西印度群岛的直布罗陀，于是罗德尼启程前往安提瓜，之后又去了巴巴多斯。当法国人在六个月后再次夺取这座岛屿时，他们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早就没有什么人了。尽管该岛在法国占领期经过重新建设，增加了人口，但它再也未能重现往日辉煌。
罗德尼经历坎坷，这最终使他来到圣尤斯特歇斯岛。决定了他在岛上的所作所为的生涯，始于他在12岁上加入皇家海军。他出生在一个旧乡绅的家庭，该家族自13世纪便定居于萨默塞特郡，拥有斯托克·罗德尼（Stoke Rodney）的产业。在这位海军上将之前的20多代里，祖辈们曾经担任过多种军事及外交职务，尽管成绩平平，但是也都尽到了英格兰乡绅应尽的责任，尽管没有建立什么伟业，但历史悠久的家世是尽人皆知的。在此过程中，他们与詹姆斯·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公爵建立了关系。此人系第一位钱多斯（Chandos）公爵，因为早年娶了罗德尼家的一位女儿兼继承人而拥有了斯托克·罗德尼这份产业。钱多斯系乔治一世朝中的常客，与国王一道充当罗德尼儿子的教父，因此这个儿子的名字中兼有乔治和布里奇斯这两个名字。钱多斯的孙子在罗德尼壮年时通过继承成为第三位公爵，一直忠于汉诺威王朝并支持乔治三世及其美洲政策。直到大约1780年，这一政策显然已经徒劳无功的时候，公爵才转而反对。显然他并不是拒绝改变的人，能够接受现实。尽管罗德尼算不上那种势力强大、占据主导地位的“辉格”党大户人家，但是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位“结交广泛、左右逢源”的年轻绅士。在18世纪的社会中，关系对“位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好关系意味着在官场上能得到肥缺，而“位子”自然关系重大，特别是对家里不是长子的孩子。罗德尼在他哥哥去世前一直是次子，他哥哥去世时他大约20岁。
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他的个性有利有弊。他身材不高大，但是很优雅，且相当好看。如果乔舒亚·雷诺兹在他42岁时——罗德尼的妻子已经死了，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他画的肖像画没有恭维他的话，他应该是很英俊的。他的嘴巴不小，很性感，浓眉大眼，黑眼睛炯炯有神，风华正茂，风度翩翩，情场上自然得心应手。经常忙着写日记的威廉·拉克索尔爵士对此还偶有提及。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受到两种颇为伤神的激情的左右，这就是女人和牌局（赌博）。”根据善于传播小道消息的霍勒斯·沃波尔的说法，罗德尼得到乔治三世的女儿阿梅莉亚公主（Princess Amelia）的青睐，这段风流韵事还留下了“孽债”。这个孽债后来出落成了一个身材矮小的漂亮女子，在她的圈子里被称为“阿什小姐”（little Miss Ashe）。那些专门编纂18世纪的信函和日记的研究人员，根据他们各自的年龄得出结论，认为罗德尼当时年纪还很小，不应为这段皇室风流负责。拉克索尔说，虽然罗德尼很健谈，“老爱把自己变成谈话的主题”，喜欢“海阔天空，夸夸其谈，不管谁在场都毫不顾忌”，但是他从未谈及阿梅莉亚公主或者“孽债”之事，至少没有这类记载。然而，他赌博是毋庸置疑的。他经常光顾怀特赌场（White’s）这个瘾君子聚集的地方。的确，他欠下的赌债没有像当时正走红的政治新星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那么多，不过那只是因为罗德尼没有一位有钱的爸爸为他付账罢了。这些债务积累了下来，有些债主是握有实权或有政治影响力的人，这就成了他升迁的绊脚石。自然，又由于他挥霍成性，因此一辈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拉克索尔接着说：“他举止优雅，这与他的军旅生涯并不相配。他的身材甚至有些纤弱和女性气质，但在战斗中很少人能像他那样勇敢沉着。”他在谈吐上也同样“无所畏惧，无论褒扬还是贬斥都毫无顾忌……自然因此树敌甚多，尤其是在他的职业上”。
雷诺兹的画作于1761年，和后来的拜伦一样，当时雷诺兹一夜成名。无论名流还是赶时髦的人，只要手里能有25基尼，都会到他家门口排队。伦敦所有社交界的、政界的或者其他领域重要的大人物，都出现在了雷诺兹的画布上。这其中有安森上将（Admiral Anson），此人曾经做过环球航行，曾夺下装满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后来出任海军大臣；有老是昏昏欲睡的诺斯勋爵，此人不久即身不由己地做了首相而不得不受到“长期监禁”；有优雅的公爵夫人们，她们轻薄透明的轻纱让雷诺兹雇用的那些专画衣着的画工们的画笔忙个不停；还有身材臃肿但口若悬河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雷诺兹为海战和政治斗争的英雄凯佩尔上将（Admiral Keppel）所作的全身像最受人瞩目。在这幅出类拔萃的画中，上将像雕塑一般屹立，背景是浓云密布的天空和汹涌的波涛。但在男性肖像画中，没有哪幅面部特写能比乔治·罗德尼的那幅更令人惊叹了。
尽管罗德尼风度翩翩，但一位历史学家说他“极为进取又暴戾乖张，精明强干又夸夸其谈，不容人，亦不容于人，是个介于德里克（Drake）和纳尔逊之间的海军军官”。这样的介绍自然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但这不过是史家惯用的虚夸修辞罢了。不错，他的确暴戾乖张，但当时哪一位海军指挥官不是这样呢？之所以会有这种脾气，无疑是因为那无穷无尽的磨炼：要操作笨重的船只作为战斗工具，它的动力是飘忽不定、非人力所能控制的风；要发挥好风这个动力，必须有赖于一群粗暴强悍的海员，要让他们迅速对指令做出训练有素的回应，通过无数根几乎难以相互区别的缆绳对风帆进行精微细致的调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指挥官还要在战斗中保证为家乡带回捷报，他性情暴戾乖张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或许指挥一艘船，不管是帆船还是蒸汽机船，自然会让人脾气变坏——或许是因为船上某种神秘的真菌的缘故吧。有人这样形容另一个时代的一位了不起的战时海军将领，“此人恶毒、暴戾乖张、傲慢、遭人嫉恨，又令人生畏”。他不是18世纪的人，他是欧内斯特·J·金（Ernest J. King），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的海军总司令。脾气暴躁是种职业病。“不容人，亦不容于人”亦属同一范畴，在航船上的生活条件之恶劣，无疑加重了这种暴躁。到处飘着臭味，这些味道来自腐肉和霉变的奶酪、潮湿的衣服、船底污水，以及开放的尿桶——海员们必须在这里解手，因为据说尿液在火灾时可以用来做阻燃剂。此外，还有五六百人发出的臭味——他们无法洗澡，睡觉时挤在甲板以下的吊床上，或由于喝了朗姆酒而酩酊大醉，或与带上船的妻子或妓女性交。
船快要接近港口时，如果风正好刮向岸上，那么岸上的人甚至可以仅凭一股恶臭就预知这艘船的到来。关于这些船长和海军将领们脾气怎样坏、如何爱吵架的描述不计其数，不过纳尔逊是个例外。约翰·保罗·琼斯除了曾经杀死一名也许该死的哗变海员，还曾经和他船队中一名船长有过深仇大恨，此人便是“联盟”号（Alliance）的朗代（Landais），琼斯控告他在战斗中叛变。琼斯的传记作者，海军上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Admiral Samuel Eliot Morison）说他“喜欢找茬，爱唠叨，吹毛求疵，加之反复无常，因此很多同行的船员都不喜欢他”。曾数度与罗德尼共事的海军上将海德·帕克（Admiral Hyde Parker）是巴巴多斯的指挥官，“性格尖酸刻薄”，因为他的言语举止被人称为“酸醋罐儿”（Old Vinegar）。理查德·莱斯托克（Richard Lestock）与他的长官、海军上将马修斯（Admiral Mathews）积不相能，在土伦海战（The Battle of Toulon）那个历史性的结局出现之后，莱斯托克对后者的指控也广为公众所知，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关系很不好”。马修斯曾在撒丁王国的朝廷中任职，由于他脾气很坏，意大利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疯子”（Il Furibondo）。法国人也是一样，在美洲海域积极对抗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积极对抗罗德尼的德埃斯坦伯爵（Count d’Estaing），被人认为“粗鲁而专制”，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喜欢他。海军上将格拉斯（de Grasse），这个对美国历史来说举足轻重的人物，曾把下属召唤到甲板上“严加训斥”，对他们在马提尼克附近遭遇敌人后未能追击、牵制对方十分不满。他说，除非他们更好地服从调遣并恪守职责，否则他就辞去指挥官职务。这之后便是让罗德尼声名狼藉的事，格拉斯对自己的下属在1780年马提尼克之战所犯下的错误大发雷霆，并在给海军部的公开声明中说：“英国国旗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假如这是暴戾乖张的话，那么这并非个人性情的问题。曾经对自己做海军部大臣的经历深感痛苦的桑德威奇也曾哀叹：“再没有人能像海军军官对这种问题处理得那么糟糕了。”他说：“不管什么战斗之后，他们必然会在全世界面前表达他们相互之间的怨恨。”暴戾乖张这种习性在海军里是司空见惯的，一位法国军官在日记中谈及海军内部人员互相拆台的事时，漫不经心地称其为“迷人的航海人的坏脾气”。
就舰船的有效管理而言，比坏脾气更具破坏性的是激烈的政治党派之争，这让军官们互相对立，无法形成取得胜利的共同意志。托里党的帕利泽上将（Admiral Palliser）宣称，是辉格党的凯佩尔上将导致了战斗失败，这招致两人之间的激烈争吵，最后引起了一场加剧纷争的军事法庭庭审。支持凯佩尔的民众怒气冲冲地对海军部发起进攻，海军内部从此对立情绪严重，以至于军官们认为彼此都可能（也许真的要）故意在战斗中犯错或失败，来损害对立一方的将领。这种对立情绪在美国战争期间一直存在：当时政府深信可以通过武力镇压美洲叛乱，但反对党对此极为蔑视。
罗德尼12岁加入海军，当时他正在哈罗公学上学，那也是他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地方。可是他谈吐优雅，成了上流社会光彩夺目的人物。他的翩翩风度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源于与风雅之士的交往。建立未来英国海上霸权的军官们如此年轻就结束了学业，自然对近代或远古以来的历史和思想无从了解，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在这个兴兵挞伐的世界里，没有能力就军事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极少思考战略问题，没有对战争或既定目标的研究或分析。对他们而言，战争这门“辉煌的艺术”也许足够辉煌，但是好像用不上什么头脑。与别的国家相比，皇家海军军官们的天资无疑毫不逊色，但要在这个要求严苛的职业中达成既定目标，光靠天资是不够的。海战理论之父和权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经写道，尽管英国有强大的海军，却无法取得人们期待的结果，教训就是必须用“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战争情况的学习来武装”军官们的心智。但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在12岁便中止学业，能指望他学到什么东西呢？
早在马汉之前，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声名卓著的航海家哈克卢特（Hakluyt）就曾谈及让海员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人的主要航海、旅行、运输及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c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致英国海军大臣的献辞中，他指出，过世的英国国王查理五世“富于远见地建立了航海科（Pilot Major），对船只负责人职位的应聘者进行检核”，还“在塞维利亚（Seville）开设了有关航海艺术的著名讲座……一直延续至今”。哈克卢特考虑的是航海术，而非战争战略，更与学习历史和政治无关。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对航海者施行教育的想法并不适用于海军军官，只有法国不这么想，法国有专门训练军官的军校。没有人能断言，这是否可能对英军在美国革命时低效的指挥有所改观。众所周知，美国非常幸运地在这个历史时刻出现了一大批极有能力同时又有政治眼光的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英国此时正好相反的厄运。乔治三世、桑德威奇、杰曼，还有后来的数任作战总司令，如威廉·豪爵士、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这两人都缺乏生气——这些人都不是能在危急时奋发赢得胜利的上好人选。
罗德尼通过关系，作为“国王亲笔信男孩”（King’s Letter Boy）——意为他有国王的介绍信——进入海军。他最初的职位不过是舰长的仆从，比舰船见习生（midshipman）的身份还不如，但是人们都对这个职位趋之若鹜，因为一旦在军阶上升到一定职位后，准能做上军官。1730年罗德尼进入海军时，英国正处于和平时期。当时英国和法国均无力承受战争费用，在各自的要臣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弗勒里大主教（Cardinal Fleury）的悉心指导下，双方都竭力和平相处。无仗可打的和平状态意味着，雄心勃勃的年轻海军见习生们不可能通过战争而快速升迁。然而，和平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长久维持下去。1739年，英国与西班牙为争夺西班牙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控制权而发起战争。原来，一个叫詹金斯（Jenkins）的商船船长在和一个西班牙税务官的冲突中被割掉一只耳朵，此事引起公众一片哗然。在由詹金斯的耳朵所引发的这场战争中，根据波旁家族盟约，法国成了西班牙的盟友，这标志着英法在殖民地和大陆上争斗的时期开始了。这断断续续贯穿了罗德尼的一生，为他的升迁制造了战斗机会。
这番争斗由来已久。在哥伦布以西班牙名义宣布发现新大陆后，1493年又经由一位西班牙主教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划分，新大陆归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分归西班牙所有。这为欧洲的海外争斗埋下了伏笔。毋庸置疑，西班牙在1580年征服葡萄牙之后将所有领土收入囊中，从而独自控制了贸易以及从巴西到古巴的大帝国。英国人在此地从事走私，试图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中分得一杯羹，却招致詹金斯被割耳的奇耻大辱。
对于海军来说，在军官和船员之间瓜分的战利品，与风向起着同样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海战中战利品也是比战略意图更直接的目标，在当时的大多数战争中都是如此，詹金斯之耳引发的战争自然也不例外。战争没有为控制殖民地而掌握海上航道或陆上基地的明确战略意图，更多地是为了船长们和国家能得到财富——船长可以从战利品中分得一份，国家亦可从对手的贸易中分得一大块。1747年5月，英国人在安森上将的指挥下在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对法国船队发起攻击，摧毁了法国护航舰队，夺取6艘法国舰船，俘获40艘商船船队中的5艘武装东印度商船以及六七艘其他商船。其余的船逃往加拿大。这样，英国人夺取了价值30万英镑的财宝和货物，还不算夺取的船只。法国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中一艘只有40门火炮的“光荣”号（Gloire）小船和3艘英国主力舰一直战斗到日暮时分，待它降旗投降时，舰长已经被一发炮弹削掉脑袋，75名船员横尸甲板，主桅和风帆一片狼藉，弹药几乎全部耗尽，船舱也已进水。他们如此顽强不屈，可能和“光荣”号上的一位少尉有关，这就是25岁的弗朗索瓦·德·格拉斯。他是一位外省贵族，从做军校学员开始就以活力和魄力著称。在“光荣”号被俘后，他成了囚犯，在英国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被关押了三个月。缴获的钱财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装了满满20辆车，车队先在街上游行，接受民众的欢呼，最后变卖的钱款存入了英格兰银行。第二次遭遇战发生在6月，就在离布雷斯特不远的地方［这里经常被误以为菲尼斯特雷角，因为该地属法国菲尼斯特雷省（French Finistère）］，对手是一支满载西印度群岛贸易所得财富的法国船队。英国海军中队，包括“老鹰”号（the Eagle）的罗德尼在内，在此战中俘获了48艘满载各类财宝的船只。尽管逃脱的法国船只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罗德尼和其他指挥官还是在战利品上收获颇丰。通过那个时代的主要冲突——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成了海上霸主，仅仅在还未正式宣战的1755年这一年，他们就俘获了300艘商船，估计价值600万英镑。
海军将领和舰长都靠分得的战利品发了财，分配依据的是极为复杂的战利品分割法规，这在这个体系中极为重要。取得胜利的中队舰长可以获得缴获货物及船只总价的3/8，不过根据该中队是否接受某位海军上将的指挥，还有1/8预留给上将所在旗舰的舰长。上尉、上校、准尉、牧师以及其他下级军官可以分得1/8。另外还有1/8分给见习生和制修风帆的工人（sailmakers），最后剩余的2/8，即25%，会分给水手、厨师以及服务人员。此外，根据船只大小和火力大小，该法规还详细规定了调节分配的方式，让大船和小船所得份额相对公平，因为大船在攻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船员更多。调节的比率需要使用一个系数，该系数由船员数目乘以该船的火炮口径得出。显然，对战利品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坏血病或信号系统的重视。
罗德尼作为参加布雷斯特之战的“老鹰”号舰长，分得8165英镑。他用这笔钱在乡间购置了一座房子，为他的财富积累打下了基础，但后来被他赌博输掉了。
1761年夺取哈瓦那后，分配的战利品高达75万英镑，担任副总指挥的凯佩尔上将分得2.5万英镑，他的上司波科克（Pocock）上将分得12.2万英镑。据说当时著名的海军将领安森上将通过各种战斗共赚得50万英镑。因此，尽管在海军服役充满危险又很不舒适，年轻人还是在重赏之下踊跃加入。
在1713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通过兼并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取得了在地中海的支配地位。在美洲的殖民地之争加剧了——或者说取代了——在欧洲的悠久冲突。为了争夺殖民地，法国从加拿大和新斯科舍通过陆地穿过美洲北部森林抵达俄亥俄，建立殖民地，以阻止那里的英国殖民地向西扩张。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也同英国殖民地发生了冲突。然而法国已经被路易十四的陆上战争耗尽，海军由于长期被忽视已经窘迫不堪，根本无法为争夺海上霸权——贸易和帝国都有赖于此——进行激烈的战斗。
从詹金斯之耳引发的战争到法国革命之间的50年，也就是从1739年到1789年，18世纪的战争经历了不同阶段，变换了不同的名称延续下来，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重新发动的战争对事态产生了冲击和调整。就法国和英国之争而言，它们基本上是为了美洲和印度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而展开海战。美国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过从政治上说，战争目的改变了。
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况是，当时的三大海上强国——荷兰、英国和法国，赖以夺取海上霸权地位的工具，均由于缺乏资金、不受重视，以及官僚和造船厂的经理们中饱私囊的腐败而陷入衰落。此外，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力还因为其双重功能——进攻与防御——而降低了一半。它被英国人尊称为“英国海上长城”，也是运送英国军队去攻打敌人的唯一工具，不管这个敌人是殖民地叛军还是法国。作为岛国，英国要对任何敌国使用陆军都受制于其海军实力。然而海军并未得以经常修整、补给并处于最佳状态，以备不时之需。1762年海军的拨款还超过700万英镑，在“七年战争”结束后的1766年却减至280万英镑，不到一半，到1769年又减少了一半，至150万英镑。桑德威奇成了众矢之的，尽管当时他还不是海军大臣，但早已因背弃广受欢迎的英雄约翰·威尔克斯而受到公众的唾弃。
桑德威奇此时所任职务是所谓的北方事务大臣，这其实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尽管他由于此前的服役经历而与海军部素有联系，据说他也非常关注海军，然而和当时法国的海军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一样，他也没有全力以赴地重建海军，铸造出一支声名远扬、勇敢善战的战斗舰队。
除了政治和党派造成的分裂，另一个因素是，此时的海军不像陆军那样由职业人员管理，而是由一位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来负责，此人是从当时被称为“国王的朋友们”（the King’s Friends）的那一群人中选拔出来的。在1771年至1782年的11年间，海军大臣为桑德威奇伯爵四世，他被有些人认为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从政时贪赃枉法，人品亦有污点，懒惰、放荡。他11岁即从爷爷那里继承了伯爵的爵位，成了一名贵族，遵循贵族通常的路径，经过伊顿公学、剑桥、大陆游学（Grand Tour），然后就任一系列政府职位，而这些职位的任命并不要求什么特定的优点，只要有“关系”，对国王忠心耿耿，并支持在美洲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他26岁便在海军部谋得一个职位，30岁便爬到海军大臣的位子，在1748年至1751年短暂任职，又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再次任职，这一次任期较长。他之所以名气那么大，是由于自作自受地陷入一桩丑闻。1768年，他在上院朗读了一首题为“论女人”的淫诗，该诗是他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写的。此人声名狼藉，已经因为在自己主办的期刊《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上发表了一篇诽谤国王的评论，犯了不敬罪而被捕——尽管其支持者认为这次被捕是非法的。由于这项有碍风化的指控，他被剥夺了议员资格，同时被褫夺了公民权利。而他的好友桑德威奇自此之后便被称为杰米·推切尔（Jemmy Twitcher）——《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中一位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在他任海军大臣期间，海军职务的任命全靠关系，也即由桑德威奇及其同伙控制的下院中17人的投票决定，他能当权靠的也是这17人。作为海军大臣，他掌管着海军本部委员会委员（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Admiralty），这些委员中有在下院中占有席位的政客，也有职业海员。
距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被摧毁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但是西班牙仍然暮气沉沉，已然对海战没有兴趣。法国海军此时也萎靡不振，正处于最低点。路易十五的海军大臣、18世纪法国最能干的公职人员、坚韧不拔的舒瓦瑟尔正在大力振兴海军。他创建了海军军校，致力于设计、建造战舰和培训军官，同时颁布“海军征募法”（inscription maritime），定期招募海员以补充船员，不必像英国那样在街上强征醉汉、流浪汉和穷苦无靠的人入伍了；一支由1万名炮手组成的兵团经过了严格的射击训练；造船厂停满了各种新船，规模和设计均在英国之上。在对海员驾驶术的训练中，法国人还注重训练操纵船只时的美感。经过严格训练后，一个中队的船只可以同时或者渐次转弯，精确度之高仿佛在跳芭蕾，风帆在迎风飘起或者收拢时都能呈现艺术造型。为了造船，舒瓦瑟尔在一个又一个城镇发起筹集资金的运动，每一艘船在造好并交付使用时，他都会用捐款数额最大的城镇名称命名该船。舰队拥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旗舰被命名为“巴黎”号（Ville de Paris），它将在罗德尼最后也是最为辉煌的战斗中被迫投降。这里弥漫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昏昏沉沉的西班牙迥然不同，也与主导法国战术思想的防御海战格格不入。在加入某场战斗时，法国海军舰长所遵循的首要法则是采取下风位这种防御姿势，迫使敌舰发起进攻，然后在保障己方舰船安然无恙的情况下，摧毁敌人的舰队。用法国海军上将格里韦尔的话来说，该理论是，两敌相遇时，“舰船数量少的一方在没有把握时要尽量避免冲突……或者如果出现最糟情况，不得不对抗的话，要尽量保证处于有利条件下”。简而言之，法国在“七年战争”失败后在海上一直处于劣势，而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法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慎重、果断和防御战”的原则。如果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原则，那么被灌输这种思想的军官的锐气势必受到影响，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许平常之辈的确受到了影响，但是法国卓越的海军将领格拉斯上将在做出那个拯救了美国的决定时，毫无困难地就压制了心中那要他谨慎的声音，在勇敢冒险的冲动中果断下定了决心。
罗德尼第一次服现役是在纽芬兰，之后升为上尉并转移到地中海，接受马修斯上将的命令担任“普利茅斯”号（Plymouth）舰长。该舰有64门火炮，为主力舰——所谓“主力舰”是指最大型的舰船，至少有64门火炮，结构和武器装备能够以一行纵列队形对敌展开战斗，在敌人经过时发射舷炮——在18世纪时，这是帆船在作战时采用的常规队形，也是唯一的战术队形。主力舰中最大型舰船有上百门火炮，排成3层，船长达200英尺，用橡木建造，造价达10万英镑。其中最大的是纳尔逊的皇家海军“胜利”号（Victory），建于1776年到1777年，船员达875人，而较小主力舰上的船员亦达490到720人。建造船身长达220英尺的“胜利”号共用去2500棵大树，相当于60英亩森林。主桅用杉木做成，在水线以上的高度有205英尺，基部直径达3英尺。主力舰主桅共有3个，分别装在3个不同位置，能够悬挂36片风帆，这相当于面积4英亩的帆布，能推动船以10节的速度行驶。主桅遭遇强风时会弯曲，施加的扭力会使船的地板漏水，因此必须不断地将水抽干。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主要用于袭击商船，长130英尺到150英尺，船员通常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自愿加入的。
火炮大小是根据炮弹的重量衡量的。炮弹重12磅到42磅的火炮（快速帆船的炮弹为4磅到6磅），如果用400磅火药发射，最大射程可达1英里。这些炮不但可以发射炮弹，还可发射各种类型及形状的投射物，比如成桶的烧得通红的铁钉或削尖的废铁，足以使船帆燃烧。火炮安放在有轮子的炮座上，通过绳子固定，可以把炮从炮眼中移入移出，还可以缓冲后坐力。每发射一次均须向操纵火炮的人员连续发布九到十个命令：“解开绳炮索”——绳子被解开卷起；“把炮放平”——炮被放到跟甲板平行的位置；“去掉炮口塞”——把塞子从炮口中去掉；“装药”——装在布袋中的黑火药被倒入炮口压实；“添加炮弹”——将炮弹或者其他投射物塞入炮口；“伸出炮筒”——调整火炮，使炮口从炮眼中伸出；“注药”——火药从牛角制火药筒中倒入火口中；“瞄准炮”——缓燃引信放在炮尾，而炮手小心地向它吹气使它继续燃烧，在炮基上调节火炮；“开火！”——当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可以很好地看见目标时，将燃烧的引信放在火口上；开火之后的命令是“用炮刷擦炮”——把绑在一段很硬的长绳上的炮刷蘸在一桶水中，再伸入炮口，用来熄灭可能还在燃烧的火药袋碎片。然后火炮复位，再一次重复装药过程。在纳尔逊那个时代，一个训练有素的火炮操纵组可以每两分钟完成一次这样的过程。
操作船帆来抢风调向——亦即为了利用风，为了压制敌人，为了在战斗中占上风，追击或者撤退，改变船或者船帆的方向来适应风向——需要另一整套命令，涉及调节横帆（square sails）边缘的转帆索（braces）、帆脚索（sheets）、一整套升降索（halyards set）、帆角索（bowlines），拉紧它们来绷紧风帆。此外，还有主帆（mainsails）、顶主帆（top mainsails）、上桅主帆（topgallant mainsails）、支索帆（staysails）、船首三角帆脚索（jib sheets）、后牵索（backstays）以及无数其他附件的名称。这些术语对不懂航海的人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每个船桅旁都有军官或者水手长站着，准备拉紧或者放松船帆，而舰长除了发布命令，还要与舵手保持联系。在船调整方向的那一刻——也就是改变或者倒转方向的时候——是一种精度要求极高的、令人兴奋的操作，主帆伴随巨响轰然落下，正好用上对面的风。正如莫里森上将所描述的——他举了船由东南风转向西南风的例子——这包括针对不同船帆及帆桁端（yardarms，用来固定船帆悬挂在主帆上的木柱子）而下达的不同命令。
首先，水手们在尽量靠近船身轴线的地方调整船桁，拉紧从船头到船尾的驱动帆或后桅（mizzenmast）上的后樯纵帆（spanker），把船尾转过来。甲板上的军官喊道：“准备，后转！”然后水手长通过笛声传达命令。操纵方向舵的人尽力向右舷转向，这会把与舵杆头（rudderhead）相连的舵转为顺风位，完成这个操作后，他会拖着唱腔喊道：“先生，舵已经是顺风位了！”然后放开用来调整前桅帆（headsails）的船首三角帆及支索帆的绞索。舵杆直接朝向东南风，帆桁颤动不已，绳索因为解除了张力而四处飞舞。一旦船头穿越风眼并开始由东南往南转向，则左舷船首三角帆（port jib）和支索帆脚索即被拉直；这种作用力，加上现在已经处于背风——即从背后吹向桅杆——的前帆、前顶帆和前上桅主帆的作用，它们共同像杠杆一样，使船首摆脱风的作用，驶向拟定的航向。一旦风吹到横主帆的右舷后帆边（leach）或者主顶帆，甲板上的军官就会叫道：“主帆迎风！”这是个了不起的时刻……只要还闲着的人手都会抓住主帆桁及后帆桁上的顺风转帆索，将其拉成约70度的斜角，直到船帆被左舷的风吹到。如果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的话，那么风可以帮助转向。到这时候，除非船非常灵敏、轻巧，而且海面非常平静，否则船就已经没有了前进速度……
其次，重要的命令便是：“放开并拖拉！”这意味着放开转帆索和帆脚索，并拖拉前帆桁，这时帆的逆帆一直是绷紧的，直到后表面再迎风。放开向风船首三角帆及支索帆帆脚索，绷直顺风船首三角帆，所有其他船帆亦经过调整，开始加速，向新航向前进……在一个船员数量众多的战舰上，这个过程可能至少需要10分钟，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
尽管每次改变方向——这被称为迎风转向（tacking）——的烦琐过程紧张而令人激动，却很难说是种有效的机动过程。要改变一艘船帆翻滚的大船的风向，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训练有素的船员可能需要10分钟，但不熟练的船员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天气如果不好甚至要花上半天时间。如果遭遇大风，可能根本无法转向。若要到达任何不处于顺风向的地点，则整个航程都要不断调整方向，走“之”字形，舰船和船员都精疲力竭，对此不必感到奇怪，舰船和船员通常很快就虚弱不堪，无法继续服役了。
到了18世纪中叶，各国为了海上霸权又重新开始展开拼杀。在1744年的土伦战役中，各国海军的公开冲突发生了。不像约翰·保罗·琼斯对抗“塞拉皮斯”号的那场战斗一样充满英雄气概，这是一次混乱不堪、充满各种麻烦和缺陷的战役。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时期的海战，以至于法国大臣莫尔帕（M. Maurepas）对海战很不以为然，认为海战往往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却无法取得决定性结果。他说，“不过是这边那边噼里啪啦，但结果海水还是像从前一样咸”。在土伦海战中，英国对法国和西班牙作战；法国和西班牙为波旁家族盟约国，属同盟国，但都因家族努力维持的联合而深受其苦。除了在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对抗之外——这种对抗是冲突的真正源头——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第二层的争斗源自大陆上的复杂争端。此时这种争端便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争端的焦点是遥远又无关紧要的西里西亚。要追寻导致这场战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未免太耗费精力了，不妨简单概述如下：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上了普鲁士王位，而此时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了，将纵横交错的领地及受到多方觊觎的王位传给了大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欧洲大国已经认可了她的继承权。腓特烈二世出于自己的打算想罢黜她，当他入侵西里西亚时——他的诸多不友好举动之一——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了，其他几个国家也分别站在普鲁士或奥地利一方。
在这场混战中，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三个海上大国在土伦展开了一场较量；土伦是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基地，位于尼斯和马赛的中间。当时作为奥地利敌人的西班牙准备夺取由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地区。西班牙进入了土伦，因为受到英国的封锁，滞留达四个月。西班牙请求法国给予护航，好使舰船回去。法国答应了请求，但是因为不信任西班牙的战斗力，法国海军上将请求西班牙舰船分散部署在自己的舰队中。自然，西班牙海军上将纳瓦罗（Admiral Navarro）拒绝了这个建议。作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西班牙战舰在编入战舰战列线时——包括前卫、主队和后卫几个部分——仍维持自己的舰船组合。联合舰队总共有27艘战舰：9艘法国舰位于前卫，主队是6艘法国舰和3艘西班牙舰，后卫是西班牙的9艘舰船。这些舰船驶离土伦港，去对抗英国由29只舰船组成的舰队。指挥英国舰队的是地中海中队的马修斯上将。他的副手是他所鄙视的莱斯托克上将，莱斯托克对其上司也毫无好感。他们的不和纯属个人原因，源于琐事，与政治无关，起因是马修斯从英国赶来担任指挥任务的时候，莱斯托克没有派出快速帆船去迎接他。据说马修斯是个文盲，缺少教养且盛气凌人，为了发泄怒气，他“用脏话辱骂”下属，使得作为历史学家的马汉将军不大自信地表示，或许这两人之间的“心存芥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伦海战的“惨败”。
马修斯在黄昏时发现有船帆离开土伦港，处于上风位的他立刻发出“全体追击”的信号。然而当次日早晨前卫接近敌人时，由莱斯托克指挥的后卫却落后了很多——约5英里之遥——无法前来支援，也无法发挥英军数量上的优势。前一天晚上莱斯托克就未能抵达预定位置。马修斯发出信号要求舰队“顶风停住”（lie-to）——意思是当晚停在那里——还发了“保持密集队形”（close order）的命令。如果对方不是心怀不满的下属，任何一位欣然受命的下属都会理解，这个命令意味着要在夜间赶上并占领战列线位置。结果到了早晨，莱斯托克还落后几个小时的航程。他选择接受了停住而不是追赶的信号。
马修斯对磨磨蹭蹭的莱斯托克失去了耐心，担心敌人逃脱，使得歼灭敌人的计划落空，因此他单枪匹马地独自离开战列线向敌人发起攻击。他相信，或者说希望能赶在法国前卫折回来救援之前就击溃西班牙舰队的后卫和法国舰队的主队。不知是出了错还是因为自己的大胆行动过于激动，他发出了进行交战的信号，但是同时还悬挂着保持战列线的信号。这把他的下属搞糊涂了，因为无论是根据信号本还是在当时通行的《作战条例》（Fighting Instructions），都无法解读他的意图。他们只明白“保持纵队”的命令是压倒一切的。因而也不管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马修斯舰队中的一些船只跟着他走了，有些则畏葸不前，结果统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火力也在有效射程之外。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敌人逃跑了。只有一位舰长果断出击，俘获了一只敌舰，这名舰长就是日后名气很响的未来的霍克上将（Admiral Hawke）。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马修斯只好撤退，重新编队。尽管他贸然追击，勇气可嘉，但一无所获，唯一的满足便是将莱斯托克逮捕并押送回国。
这个可悲的事件在议会下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在对海军部大加挞伐，并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依照军人那无可指摘的逻辑，主动出击的马修斯遭受了处罚，而没有加入战斗的莱斯托克则被宣告无罪。
在这里，我们要见识一下这能终结一切的恶龙：《作战条例》。这是个专断的文件，要求每个战列线上的舰船都要紧密地相互保持一链（200码）的距离，并与敌人战列线相应编号的舰船保持对应，无论前卫、主队还是后卫都要相互对应，绝不允许擅自离开战列线自行其是。这个称为“纵队”的规则是为了避免被称为“混战”（mêleé）的混乱局面——可能使舰船遭受自己战友的火力；也是为了队列中的某一部分有机会攻击敌方队列的相应部位，当然这要有紧跟的后方舰船的支持才行。《作战条例》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执政时在第一次对荷兰战争时颁布的，因而自然反映了克伦威尔的专政思维模式。也有人说，《作战条例》是詹姆斯一世那个可怜虫制定的，但詹姆斯一世个性软弱，这个文件却透着不妥协的意味，恐非詹姆斯一世所为。由于当时的舰长作战时常常采用自己的战术，结果造成严重混乱，因此海军部颁布了这个条例，要求各舰船依据指挥官通过旗语发布的命令协同行动，禁止自行其是，以提高舰队的战斗力。总的来说，战斗力的确提高了，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约克镇之战前夕的切萨皮克湾之战时格雷夫斯上将（Admiral Graves）的表现——也可能导致灾难，因为一个过于听话的舰长可能会墨守成规，而紧急情况可能更需要随机应变。对于违反该规定的人，那些怒气冲冲的军官会向上告发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因此该条例自然降低了——如果不是彻底摧毁的话——作战主动性，除非舰长有强烈自信，能利用意料之外的有利条件。在战场上，这样的机会并不罕见，不过很少有人会像英国人那样墨守成规。不要说风和海洋捉摸不定，人又何尝不如是。该条例却不允许利用这种捉摸不定的条件相机行事，它是军事思想僵化的产物，注定会让那些业余人士感到吃惊。
在土伦海战时，位于战列线后卫的莱斯托克裹足不前，这到底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指挥官怀有恶意，还是像他后来在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时所宣称的，他已经全速前进，无奈无法追上，法庭并未对此做出裁决。对于他能够进攻却没有进攻的指控，他利用《作战条例》的规定为自己辩护说，发出进行交战的信号的同时还悬挂着“保持纵队”的信号，他如果离队作战，则不可能不违抗“保持纵队”的命令。
“纵队”作为海战的核心，是由当时的舰船结构所决定的，舰船的主要武器是舷炮。唯有这种队列方可在舰船转向敌人、以横梁对敌时，避免任何一艘自己的船处于火炮和目标之间。纵队原则使得海上正规战斗的调遣仿佛巨船伴随着炮火的乐声跳小步舞。战舰先是前进、鞠躬，然后退却，鼓手则敲着鼓点，命令炮手们各就各位，然后炸药从炮口中喷出。战线正好与对面敌人的战线相对应，每艘船在到位时都开火射击。英国人对船体射击，法国人则对着桅杆和缆绳射击，同时为了扯碎船帆，会在炮里加入铁链、葡萄弹和废铁。火焰四射，木头碎片四处乱飞，造成各种难以处置的伤害。甲板上布满尸体，因为鲜血四处都是而变得很滑、很危险，受伤的人无助地躺着，担心自己会与别的尸体一道被推入大海。船的周围到处都是鲨鱼，它们的血盆大口将成为海员们的葬身之地，只是这个墓地没有墓碑的标志罢了。在空荡的大海上上演的这场厮杀大戏震天价响，很是过瘾，却并不总是有战略价值。如有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客人看到这场表演，目睹片片船帆仿佛跳着西班牙萨拉班德舞，不免会感到曼妙无比，但又疑惑：这样做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飘忽不定的大海上展开战斗，其胜负往往是由参战方相对的伤亡数量来决定的，甚至历史学家也是这样判定的。这种“噼里啪啦”的战斗之死亡数目动辄可达七八百人，不可谓不大了。历史记载中唯一对此表示过关注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未免令人诧异，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对民众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在对议会的一场发言中说：“但是谁能让那些为我英勇捐躯的勇士们起死回生？”他对此事的关注程度显然要高于任何接到过伤亡报告的官员，也高于那些目睹过自己甲板上堆积如山的尸体的海军将领们。
无论何种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和物质上的好处。当时的人们认为，这要依赖于殖民地和贸易。这又有赖于通过控制海洋、建立对运输线保证供给的基地，从而保证交通线的自由，因此海战的目的便是战胜敌人的海军，利用一切机会摧毁敌人的舰队。然而，正如马汉所告诫的，基地的数量不能太多，因为控制这些基地又要依靠海军的保护。根据这种论点和逻辑推论，最好的结果便是避免参战了。法国人，作为有逻辑的民族，得出这个结论后便积极按照这种办法行事了。
18世纪帆船的战斗方式会让理性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显然，“纵队”战略的基础便是敌方也作为目标或对手排成相应队列。但是假设对方不这样做，他们拒绝按战列线编队，为了占领上风位而调遣，一旦成功，就能逃往友邦的基地或者自己的港口。法国人经常这样干，或者干脆拒不迎敌，让张牙舞爪的英国人只能干着急。
理性和启蒙备受推崇的18世纪的一大悖论，就是常显示出它的缺乏理性，比如上面说到的岛上岸边火炮发挥不了作用一事，又如这顽固不化的“纵队”战术。参与海战的人对“纵队”就像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对这种战术早已习以为常，尽管在战术上出人意料才是制胜的法宝。
中世纪作战时，人们要穿戴60磅重的盔甲，战斗时饱受蒸烤，摔倒后还无法站起。自那以后发明的战争装置，就不舒适、不实用和违背自然法则而言，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帆船作战时代的浮动堡垒——战列舰了。战列舰之动力依靠多变的老天，确定方位要靠遥远的星辰，其结构之主体构件——桅杆要靠很难获得的、经过干燥处理的木材，动力控制则依靠缆绳，复杂程度足以让巴黎大学的哲学家也莫名其妙，更不用说那些大多从大街上搜罗来的目不识丁、穷困潦倒的无家可归者充任的船员了。指挥官与其舰队的联络主要依靠旗语，但这种联络方式很容易受到距离、火炮的烟幕或者舰船的颠簸之影响，因此这种笨重工具的操作难度，就仿佛牛仔们骑着幸存下来的恐龙去放牛一般。人们为了满足战斗的冲动，便心甘情愿地迁就了这种种困难，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帆船战舰上。当时有不少人对海战中的这些稀罕东西感到茫然，其中莫尔帕更是因此认定，那不过是“噼里啪啦”罢了。
土伦海战所引起的军事法庭的判决，并不是为了鼓舞海军士气，反而更加强了《作战条例》的控制。这让公众感到疑惑，并加深了对政府的不信任。29名舰长中的11名都受到指控和审判。11名被控舰长中，一名死了，一名被流放，从此音讯全无，7名被褫夺军职，只有两名被无罪释放。自然，此事对海军造成重创，大大影响了士气。
在1777年，英国海军部的报告认为，大舰队（Grand Fleet）中的35艘主力舰是有水分的，因为调查人员发现它们大多数都无法航海，只有6艘适合服役，而且新任总司令凯佩尔上将在视察了这些适合服役的舰只后，认为这些军舰也“难入海员的法眼”。1749年调查时发现军官散漫、不学无术，船员无所事事、业务生疏，仓储物摆放得杂乱无章，各种设备破破烂烂，舰船肮脏不堪，缺乏合格的船员，因而无法适应海上航行。当局并未着手从源头上革除这种种弊端，即管理层的腐败问题，却转而颁布了比《作战条例》更加严格的《补充作战条例》，以及更正式的1749年《海军军纪法令》（Naval Discipline Act）。根据该法令，作战时如果非常消极，完全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则应以“失职”做出处罚。这项立法导致了那个世纪海军史上争议极大的一个事件，这就是1757年对海军上将宾（Admiral Byng）的审判，因为他在救援米诺卡的战斗中“未尽全力”而被判处死刑。在导致宾悲剧的这场战役中，当他受命救援米诺卡时，海军部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派遣给宾的舰队规模太小，装备也不够好。当他到达直布罗陀海峡时，敌人已经登陆并占领该岛。直布罗陀总督本应派兵支援宾，但是他拒绝发兵，理由是这些部队对防守要塞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宾已经抱怨过自己的兵力不够，但他并没有违抗命令，继续向法军进发。法军的舰船比宾的大，火炮威力更大，但是往往拘于防守。当两支舰队相遇时，法国人在下风处，宾在上风处。他发出排成纵队的信号，但没有在处于有利地位时立即命令对敌发起攻击，因为他的舰队还没有形成战列线。他隐隐感到了马修斯军事审判的影响，马修斯正是由于未能完全形成战列线便贸然作战而受到惩处。宾在审理马修斯－莱斯托克一案时曾担任法官，他引述此案判决对其旗舰舰长说：“你看，加德纳舰长，纵队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他还指出有两支舰船还没有到位。“马修斯上将很不幸，由于未能带领全队一道作战而不被理解，因此我应该竭力避免重蹈覆辙。”当宾发出信号进攻时，他的船只还没有到位，正以一定的角度加入战列线，因此前卫遭受了法军猛烈的袭击，而主队和后卫距离敌人尚远，无法进行火力支援。结果，前卫被击溃。在黄昏时，舰队已经分散开了。宾并没有尝试重新集结，只是召开了一次战事会议，并立即接受了在他本人的指挥下形成的建议：已经无能为力，米诺卡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他没有再展开进一步战斗便带着舰队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这里他被撤职、逮捕并押解回英国。根据《海战条例》（Articles of War）第十二条规定，他被指控未尽全力解救米诺卡要塞，未尽责任夺取并摧毁敌人舰队。第十二条规定是指“胆怯、疏忽或者不满”而导致的失职行为，既然已明确宾并无胆怯或心怀不满之罪，那么就只能指控他失职了。对他的判决让《作战条例》显得愈加怪异，因为这意味着，马修斯因擅自离开纵队攻击敌人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宾则因拒绝这样做而同样受审。海军将领们现在是进退维谷了。指挥一旦被剥夺了独立判断的权力，必然无法赢得战斗，包括将要影响美国命运的那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这个死刑判决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大臣们很乐意看到由宾承担罪责，这样可以推卸自己未能调遣足够兵力进行防御的责任。乔治二世从不心慈手软，因此没有特赦宾。罗德尼是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遇事懂得怎样把荒谬性和实用性区别看待。他与极力主张为宾辩护的海军上校奥古斯塔斯·赫维（Captain Augustus Hervey）一道，积极为宾求情，希望宾能获得宽恕，但未能成功。判决使得舆论一片哗然，海军内部的分裂对立情绪也更加严重。最终宾被由军官同事组成的行刑队射杀，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正如一位心地狭隘的法国人所说的，仅仅是为了“激励别人”。伏尔泰的评论让这件事永垂史册，成为启蒙时代的又一件乖戾之事。这种处决不可能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使是当时的人们，也不认为通过法规就能让人变得勇敢，或者通过惩罚就能使人纠正自己的弱点。
如果毫无意义，为什么还要执行死刑？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就是这样规定的，所针对的正是宾犯下的这种所谓的罪行。因为规定就是如此，又没有替代处罚，结果是无法避免的。法庭的自由裁量权被取消了，并要求没有替代处罚。然而，进行选择是拥有思考能力、身而为人的责任之一。不进行选择可能更容易些，但是长期不选择会使人变得滞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英国在美洲殖民地战争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宾是在为自己的时代承受痛苦。这个时候，英国正担心成日靠杜松子酒浇愁的穷苦人会揭竿而起，害怕所谓的罪犯阶层——他们认为这一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会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镇压他们，他们制定了各种严刑峻法。一个11岁的小男孩会因为偷了一只袜子而被判终身流放，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故土，无论从理性上，从同情心的角度或者从常识的层面来说有何种反对意见，国家都置之不理，因为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未经思考的严刑峻法正是政治自由的结果，而英国人正是这方面的先驱，为了建立法制以取代人治，为了建立宪法制度以取代专制而不惜发动革命。英国的孩子们，亦即北美殖民地，此时正为此奋斗，但英国一直置之不理，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叛乱不过是由于受到误导而陷入狂热罢了，结果葬送了重新赢得效忠或和解的机会。
宾的法官判他死刑，原指望国王或者大臣们会赦免他。民众因为失去领土而叫嚷着要血债血还——米诺卡是1708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的，在英国人手中不过48年——对此心存顾虑的政府没有进行特赦，宾作为替罪羊被枪决了。行刑队奉命开枪了，这位海军部的大人物躺在“君主”号（Monarch）的后甲板上，蜷成一团，成为法律之暴行的无声见证，而法律本应是人类行为的看护者。
考虑到开火的角度问题，也许纵队是唯一的选择，不过富于创造性的人还是会在战术上有所变化、出其不意，正如罗德尼所做的一样。但是海军并非接纳创新之士的场所，而是收容家里那些不求上进或者愚笨不堪的孩子的地方，他们那些更有出息的兄弟们往往会加入陆军，或者成为神职人员。突破战列线可以说是对当时战术思想最为激进和重要的贡献，此后的情况大为改观，不过提出这种思想的并非职业海员，而是爱丁堡的一个男学生。这个孩子很小就喜欢在池塘中摆弄玩具帆船，最后在一篇论文中阐释了他的想法，而罗德尼在机会到来时竟然有胆识采用这个想法。这个男孩便是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由于听说鲁滨孙·克鲁索的船只遇难的故事而对航行船只的运行状况发生了兴趣。他开始借同学的模型船，研究在刮过爱丁堡利斯（Leith）港的海风作用下船的移动规律。不久他开始自己制造模型船，观察这些船在父亲的池塘里航行的情况。此时公众都在关注凯佩尔和帕利泽的军事法庭庭审，男孩在跟踪了各方证词之后，了解了什么是“纵队”，还有其他在海战中产生的问题。克拉克有苏格兰人特有的机敏——这种秉性常让边境那边的英格兰人感到不安——他注意到纵队的一个重大缺陷：如果敌人舰只未能抵达相应的位置，那么依据《作战条例》规定，那一天将无法开战。在观察自己的小船在风的作用下的移动时，他想出了摆脱这种致命束缚的解决办法：不采用己方舰船与敌方相应舰船战斗，而是集中全部火力攻击敌人一点，这样便可以打开一个缺口穿透并切断敌人的防线，而敌人此时正忙于调遣舰船，借助风力试图增援自己的同伴呢。约翰·克拉克在一本题为“论海军战术”（An Essay on Naval Tactics）的小册子中图文并茂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此书本来在他的友人和海军爱好者之间传阅，后来被出版商出版了，不久便引起职业海军人员的注意，其中就有罗德尼上将。调查人员后来发现他曾拥有此书的抄本，做过批注，并在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和1780年马提尼克岛附近那场受挫的战斗都使用了这一战术，尤其在1782年“圣徒之战”（the Battle of Saints）取得最终胜利时，最为明确地应用了它，赢得了对法国的关键性胜利，使得英国在约克镇失利后重新获得自信。该战斗的名称是用位于瓜德罗普岛和多米尼加之间海峡的两个岛屿命名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在船上经常有一半的船员处于生病状态，不仅因为海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甲板以下，天气炎热，空气龌龊，食物腐败，饮水变咸，而且也由于种种因循懒惰的恶习。如果当局稍懂得道理或稍有决心，原是可以有所改观的。从1622年到1825年这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皇家海军的正式食物便是啤酒、咸猪肉及咸牛肉、燕麦、干豆子、黄油及奶酪（通常是变质的），还有像在斯摩莱特（Smollett）小说中的罗德里克·朗德姆（Roderick Random）所说的，会自己走来走去的饼干——这是由于有虫子已经在那里安了家。由于食物无法提供身体所需的维生素C，结果船员们普遍得了坏血病，起初的症状是出现标志性的皮肤损伤，然后扩展为全身性衰弱，再发展为衰竭，最后是死亡。海军部花了40年才开始采用现在广为人知的治疗方法：吃柑橘。这是皇家海军一位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的外科医生发现的：给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发放橘子、柠檬和酸橙有特效。他在1754年发表了《论坏血病》（A Treatise on the Scurvy），提出所有人都须食用一定量的酸橙汁。当时认为这过于昂贵，因此直到1795年才强制实行。虽然这是启蒙时代，但当时并未意识到，装载那些身体虚弱到无法工作的海员，为他们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照顾，要比装一桶酸橙汁的代价更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前600年的一位传奇“哲学家”认为，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活着的人、死人和航海的人。有没有可能海军将领们是因为受到了海上生活的某种影响而拒绝改变？直到20世纪，信号甲板上还是墨守成规，惰性严重。根据权威海军史学家理查德·霍夫（Richard Hough）的观点，1914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一战’时皇家海军的各级职业军人都固守传统，毫无冒险精神，缺乏主动性和聪明才智。”
然而罗德尼却是个异类，他有这些稀缺的品质，还自始至终充满自信。当他认为某种状况明显需要改进的时候，就会非常积极主动，勇于创新，尽管这样做一度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他在牙买加服役期间，安装了一种从水库往船上泵水的装置，这样海员可以不必费大力气把水桶长距离推来推去了。然而当他们发现，这种办法效率如此之高，导致他们没有时间上岸休假时，情绪就从喜悦转为怨恨了。水手们的怨恨是罗德尼无法得到牙买加总督职位的原因之一，他的革新之举所遭受的不幸结局，表明因循和惰性会更加安全。
容忍那种令人恶心的生活条件，不思改进，这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惰性，正是这种惰性奠定了积习难改的习性。其实，其他选择并非遥不可及。当时到处都是敌对关系，要找到采购新鲜食品的港口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完全可以打开舱盖引入新鲜空气，只要小心地在船向右舷倾斜时打开左舷舱口，或者反过来，就可以避免海水灌入。然而为了生活舒适如此殚精竭虑，这不是通常的做法。食物腐烂也许无可避免，人的臭味却并非必然。汗味、呕吐物、大便、小便、性交时排出的东西，以及妇女经期流出的东西，人本不是一台洁净的机器，把众多人群聚集在一个封闭空间，他们的各种排出物自然会让人极为不快。假使人们有意，本来不难找到改善卫生条件的方法，因为人为了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通常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找到办法，除非“这办不到”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偶尔也会有创新，不过那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改善船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创新便是用铜包裹船体，避免甲壳类动物、虫子以及植物的寄生造成船底腐烂、船速降低，有时甚至使船只完全无法再使用。罗德尼总是要求得到船体包铜的舰船，尽管海军部很少舍得花钱，但偶尔要求也可能得到满足。驾驶台上的方向舵通过滑轮与舵相连，这种装置使得舵手可以拥有机械控制力，算是另外一种创新，因为新装置效率实在太高，成功克服了一贯的惰性。还有，自中世纪以来为弓箭手建造的船楼被拆除了，这样可以降低船的重心，也可以腾出地方安装更多的船帆。另外，为了利用那些飘忽不定的风，还安装了船首三角帆，尽管老水手曾经对此讪笑不已。
1742年，罗德尼首次在地中海指挥舰船“普利茅斯”号就身手不凡，让人刮目相看。他护送一支有300条里斯本商船的庞大船队，尽管在海峡西侧到处有私掠船出没，但他还是平安地把船队护送回来。他的非凡表现引起公众以及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感恩不尽的商人的关注，当然也受到海军部的注意。海军部不久提升他为舰长，委任他指挥拥有64门火炮的主力舰“老鹰”号。
罗德尼舰长在“老鹰”号上忙于摧毁商船，未参加土伦战役，否则他定能展开战役亟须的积极进攻，就像三年后，他在1747年10月第二次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战役，以及那之前在布雷斯特的战斗中一显身手时那样。那年罗德尼是霍克上将的部下，受英国海军部派遣，率领一支舰队在大西洋巡航以搜寻法国商船队。在第一次交锋时，罗德尼的舰队在托马斯·福克斯准将（Commodore Thomas Fox）率领下向4艘法国战舰发起攻击，当时这些战舰正护送大约150艘来自圣多明各的商船，商船满载着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食糖、咖啡、靛蓝以及其他物品。在追逐这支分散得很开的船队的两天里，罗德尼俘获了6艘船，然后将战利品护送回国，再次出海。他重新加入霍克的舰队，受命袭击一支准备出港的由250艘船组成的法国商船船队，该船队由9艘主力舰护送。英国人在欧洲最西部的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不远的水域阻截了法国船队，在随后的战斗中亦绝无被动或者失职之嫌。法国海军上将伊艾蒂安杜尔（Admiral l’Etenduère）为了让自己护送的船只有逃脱的机会，把自己置身于船队和英国舰队之间，展开了6个小时的战斗。这大大激励了舰长们的战斗意志，他们就像保卫载有法国皇太子的船一样毅然决然。法国损失惨重。拥有70门火炮的“海王星”号（Neptune）弃船前，7名军官和300名海员阵亡。罗德尼一直与比自己的舰船更强大的“海王星”号以及旁边另外一艘法国船战斗了足足一小时，直至遭受舷炮袭击，方向舵被毁，船帆和缆绳也被击碎，之后才通过漂流脱离战区。尽管法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到了晚上，共有6艘法国战舰投降。只有两艘逃跑了，经过修整并渴望再战的罗德尼以及另外两艘英国战舰一直追击到夜里。最后护送的法国商船逃跑了。
罗德尼的这番收获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这主要因为菲尼斯特雷角之战所展示的精神，一洗土伦之战导致的军事法庭审判之耻，更是因为此次战利品价值超过30万英镑。这些战利品在伦敦街头展示，市民们可以再次体验他们并不感到陌生的胜利的喜悦。
为政府带来这笔财富的罗德尼受到了佩勒姆兄弟的提携。佩勒姆兄弟——首相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和他的弟弟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是那些渴望上进者的主要庇护者。通过他们，罗德尼得到了执政党的庇护，以及任何有进取心的人都不可或缺的东西：议会席位。通过菲尼斯特雷角战役时的舰队总司令安森上将的引荐，他受到乔治二世国王的接见。他的年轻令国王印象深刻。正如周围的朝臣们在记录中所写到的，乔治二世说他“过去从未想到在自己的海军里有如此年轻的舰长”。对此安森勋爵的回答是：“我希望陛下能有上百名这样的舰长，这样陛下的敌人们就会不寒而栗了。”
国王迅即回答道：“我也是这样希望的，勋爵。”
作为罗伯特·沃波尔的追随者，佩勒姆兄弟想结束战争，菲尼斯特雷那次斩获丰厚的战役后，在1748年签订了《亚琛和约》（The peace of Aix-la-chapelle），从名义上说战争结束了。该和约交换了一些领土，但实际上只是暂时的休战，根本没有解决任何有关争夺殖民地霸权的问题，因为各国担心会延长战争，根本不愿意认真谈判。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边界问题、针对西班牙的贸易问题以及航行权等问题均悬而未决，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敌对行为也继续存在着。
次年，即1749年，受到皇室青睐的罗德尼被任命为“彩虹”号（Rainbow）舰长，同时任纽芬兰基地总司令兼总督。1753年，他与诺思汉普顿伯爵（Earl of Northhampton）的妹妹结婚，在完婚前他已经在汉普郡一座庄园主的旧宅基础上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秉持着凡事只求最好的一贯风格，房子由凯珀比利提·布朗（Capability Brown）这位业内翘楚担当景观设计，正如罗德尼曾经请雷诺兹作肖像画一样。同时他还在伦敦希尔街购买了一处私宅，这对一位海军舰长来说可谓是出手阔绰了。
1752年，由于严重的痛风病，罗德尼从纽芬兰回到英国时不得不被人抬到朴次茅斯港岸上，并将自己的船交由副手指挥。此后这种病还多次发作，他在最后的40年里饱受病痛折磨，有时甚至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他初次患痛风时只有33岁，算是很早的。此病的起因之一系18世纪盛行的饮酒之风，在船上人们喝得更厉害，为了忘记船上令人作呕的气味，打发无聊的漫漫长日。正如痛风病摧毁了英国最了不起的政治家——查塔姆伯爵老皮特（Elder Pitt，Earl of Chatham）的健康一样，最终痛风病也摧毁了罗德尼，那要到他74岁的时候了。他回国后，糟糕的身体状况也还有些用处——1756年，他接到命令要参与对宾的军事审判，但他以“腹部剧烈绞痛”为由获准不必参加。更加幸运的是，对宾的处决计划在罗德尼的“君主”号上执行，但处决前不久他恰好被调派到“都柏林”号（Dublin）上，因此他无须在自己的甲板上向行刑队下达“开火！”的命令了。然而他的好运气也有到头的时候，1757年2月，已经为他生下两个孩子的妻子简（Jane）在生第三个孩子时死了，女婴活了下来。失去妻子的罗德尼渴望战斗，不久便迎来了1759年这个“奇妙的年份”，此时“七年战争”战事正酣，英国在几乎所有的交战中都所向披靡。
“七年战争”是那个世纪的主要战争，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之间，为的是争夺海上霸权以及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在美洲，此次战争被称为“法印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后来的历史学家高屋建瓴，把它视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因为在欧洲，这场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为了领土和王位的决斗，引发了错综复杂的各种规模的争斗，其他国家也各自结盟，支持其中一方。站在普鲁士一方的法国反对与奥地利结盟的英国，而瑞典、西班牙和联省亦各有归属。
战争的结果是肯定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其海上的主导地位不久即被公认。霍勒斯·沃波尔在描述英国船队从印度归来时平静地写道，船队“经由我们都市的街道——海洋”回归故里。陆地上主要的收获，乃是法国割让了加拿大，以及因为把哈瓦那归还西班牙而得到了佛罗里达。马汉将军用一句话精辟地总结了战果：“大不列颠王国已经成了大英帝国。”
皮特的乐观并非毫无根据。“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的海上力量得到增强，贸易量高达50万吨，相当于欧洲贸易总量的约1/3，共计8000艘商船满载新兴产业的商品驶向新市场。对这些船队的护卫被视为神圣的。贸易便是实力。贸易收入使英国可以维持舰队，为20万士兵和商人提供薪俸，其中包括驻扎在美洲的5万人。英国所看重的是贸易，以及贸易带来的收入。在各个航线上行驶着那么多英国商船，以至于法国那些专门攻击商船的船只和私掠船的侵袭，并未对战争的力量对比产生实际的影响。西印度群岛物产价值极高，而其贸易至关重要，这一点直接体现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身上，他们在议会占有12到15个席位，尽管数量不多，但他们通过财富和关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贝克福德爵士（Sir William Beckford），牙买加最大的地主，18世纪60年代曾经两度出任伦敦市市长。即使北美革命已经变成武装反抗，那里的殖民地之重要性仍然是次要的。1778年，费城有5000名士兵被抽调去西印度群岛，以防法国人重新夺取那里的岛屿，此后又第二次往背风群岛运送了四个团的兵力，1779年又往牙买加运送了四个团。正当克林顿将军在纽约频频告急、要求增援的时候，英国在爱尔兰搜罗、招募士兵，动员监狱的囚犯，自美国革命开始后，英国将总计22个营的兵力运送至西印度群岛。
在1759年这“美妙的一年”里，最不同寻常的战绩便是沃尔夫将军（General Wolfe）在魁北克击败法军。这是英国海上力量取得的一次间接胜利，而皮特却深信它预示着英国将会在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战中最终战胜法国。通过英国控制的海路，沃尔夫的9000名士兵被运至加拿大，在他们打算攀越悬崖进入亚伯拉罕（Abraham）平原之前，由于在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和皇冠角（Crown Point）已经先期取得的胜利，通往平原之路已经洞开。尽管损失了一位英雄——沃尔夫将军在山顶的战斗中殒命，这场胜利还是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此后的占领蒙特利尔，为英国最终征服加拿大奠定了基础。法国人因此失去了可以与英国人争夺美国所依赖的领土基地。蒙特利尔同时还在后方受到来自安大略的阿默斯特将军（General Amherst）的进攻，腹背受敌。因此，法国的加拿大总督沃德勒伊侯爵（The Marquis de Vaudreuil）只得在1759年将魁北克省，即新法兰西，交给英国。法国系天主教势力，且与易洛魁（Iroquois）印第安人勾结，而这些印第安人对新英格兰定居者充满敌意，因此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殖民者都认为，这些因素能使殖民地效忠英国，以期得到保护，免受来自北部的威胁。真是造化弄人，命运喜欢让人空欢喜一场。英国人在魁北克取得的胜利，以及他们解除了天主教的威胁，都使得美国可以放手进行反叛了。
虽然罗德尼在1758年随博斯科恩上将（Admiral Boscawen）率领的舰队向路易斯堡（Louisburg）进发，但是他的船“都柏林”号状况很糟，船员大多感染热病。结果船没有跟上舰队，停在了哈利法克斯，船员都待在由船上的木匠仓促搭建在岸上的棚子里。由于“都柏林”号所处的困境，罗德尼未能参加对那个宏伟的法国要塞的攻击战。攻下这个要塞后，去魁北克的道路便打开了。就在敌人投降前，他才与胜利者会合，与他们一道胜利回国。他也错过了1759年11月霍克上将摧毁了企图入侵英国的法国主力舰队的战斗，这是发生在布列塔尼海岸的基伯龙海湾之战（the Battle of Quiberon Bay）。一位不知名的狂热分子称此次胜利为“自无敌舰队之后最了不起的胜利”，为这“美妙的一年”锦上添花了。当时罗德尼参与了抵抗入侵计划的另外一项行动，受命率领一支中队，通过爆破船摧毁集结在勒阿弗尔（Le Havre）的一支登陆平底船小舰队。这些船长100英尺，每艘可以装载400人。在1759年5月，罗德尼已经被提升为蓝旗少将（Rear Admiral of the Blue，蓝色、白色与红色最初是用来标志主力舰中队位置的，从蓝色到白色再到红色在级别上略有提高），他率领有60门火炮的“阿喀琉斯”号（Achilles）旗舰，以及4艘炮舰、5艘快速帆船及6艘爆破双桅船，前往勒阿弗尔港轰炸、烧毁那里的船只。尽管罗德尼受到“着实猛烈的”岸上炮火的袭击，他还是让法国船遭受重创，船只樯橹损毁，“船体看起来严重折弯”，作为海军军火库的港口亦被摧毁，在后续战争期间已经不复为英国的心腹之患。法国舰队在基伯龙海湾之战遭受失败之后仅存的入侵意图，都被罗德尼的这番轰炸彻底终结了。
罗德尼从硝烟弥漫的勒阿弗尔返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英国有了新的国王。1760年10月，乔治三世加冕为国王。他是汉诺威王朝第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君主，坚信自己的公正，也不断受到母亲的激励：“乔治将成为国王。”他想成为英国的好国王，以及英帝国，尤其是那些蠢蠢欲动的美洲殖民地至高无上的君主。乔治三世和他的大多数国民一样，认为这些殖民地忘恩负义，因为英国是为了他们才与法国开战的。他们拒绝为这场战争以及未来的防御费用缴税，这被认为是忘恩负义之举，而无关乎缴税的基本宪法问题：他们在决定征税的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席位。不管乔治三世是否能从这种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他都决心肯定议会的权力，或者不如说王冠的权力，向殖民地征税。他希望采取积极的行动，起用富于进取心的指挥官。
国王也意识到，西印度群岛是一个关键的防御区域。20年后的1779年，当美国革命已经演变为战争的时候，乔治三世在写给桑德威奇勋爵的信中说：“我们的岛屿必须得到防卫，哪怕是面临我们本岛受到入侵的危险亦在所不惜。”乔治喜欢过甚其词，大臣们恐怕未必赞同“哪怕是面临我们本岛受到入侵的危险”的说法。但是海军无法同时顾及各个地方的情况，如果守着领海防止法国入侵的话，就无法在加勒比海派遣足够的防御力量。这位国王在信中继续写道：“如果我们丢掉了产糖的岛屿，那么将无法再筹钱进行战争了。”此言看似有些绝对，但是考虑到西印度群岛那些富有的庄园主和商人为政府所输送的财富之多，这并非没有根据。桑德威奇也同样认为，由于法国在海上的支配地位危及了产糖岛屿，因此英国的海上战斗应该主要集中于加勒比海。尽管1779年背风群岛的舰队情况“非常可悲”，亟须增强，但是还是“急切需要”针对马提尼克岛发动一场成功的攻势。如果攻取了该岛，其他的法国岛屿就会应声归顺，对法国的打击将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它有可能就此终止战争”。桑德威奇在1779年给国王的备忘录中还建议说，应对圣尤斯特歇斯岛发起进攻，因为法国人可以通过该岛为西印度群岛的舰队提供给养。假如击溃了法国在加勒比海的舰队并夺取岛屿的话，那么英国海陆军的主力便可开赴美洲，平息叛乱。尽管在1759年，美国还没有发起武装叛乱对抗其宗主国，而国王和海军大臣的信件所反映的也是针对未来局势发展的战略，但是这些信还是显示了在英国人的思维中，西印度群岛有着高于一切的重要性。国王总想发动“勇敢而威猛”的战役和攻势挫败法军，而不愿采纳大臣们所建议的“谨慎策略”。在国王登基一年后，即1761年10月，他便如愿任命罗德尼为背风群岛基地巴巴多斯的总指挥官，其用意是在马提尼克岛发起的海陆攻击中，由他来负责海军行动。马提尼克岛是所有法国岛屿中人数最多、最繁荣的，是岛链中最大的岛屿，有时被归为向风群岛，有时被归入背风群岛。正如研究该地的历史学家所哀叹的，这种命名法“不够严密”。马提尼克岛名义上归入背风群岛，但实际上主要占据着上风位。皇家要塞（Fort Royal）有最好的海港，作为最繁荣的法国岛屿，它是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首府，亦是法国总督府政务议会（sovereign Council）所在地，对所有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拥有管辖权。岛链更远处的巴巴多斯岛更加背风，没有好的港口。英国人使用的英吉利港（English Harbour）位于比马提尼克岛更北的安提瓜。
1761年10月21日，当罗德尼接受新的指挥任务，从普利茅斯出发加入西印度群岛的舰队时，攻击计划已经被制订好了，最初的制订者还是时任首相的皮特。
罗德尼向西穿越大西洋，经过30天航行，于11月22日抵达巴巴多斯，与蒙克顿将军（General Monckton）的登陆部队会合。1月7日，他们一起到达马提尼克岛。尽管对方进行了异乎寻常的顽强抵御，登陆还是波澜不惊，与其他西印度群岛的登陆行动没有什么不同。“让海岸的要塞安静下来”之后，舰队在圣皮埃尔湾停靠，此时仅损失了一只舰船，而且并非因为敌方的炮火，而是碰上了珊瑚礁。罗德尼就此报告说：“我们已经救出了船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物资，我希望还能搬出所有的火炮。”舰队现在已经登陆并获得一个优良港口，于是便派遣由两个分队组成的中队前往小海湾（Petite Anse）建立基地，并派遣另一支中队去大海湾（Grande Anse）。“威龙”号的赫维上校停下火炮后，罗德尼的海军陆战人员及海军士兵发起攻击，占领了要塞。“1月14日，我也随舰队和陆军抵达”，此时已经再次摧毁了敌人的岸上炮火。他在巡视了岸上情况后，与蒙克顿将军决定于16日袭击皇家要塞。在“成功以最小损失平息了火炮后（此次这些炮似乎发挥了超乎寻常的用处），我在日落前把蒙克顿将军及其大部分部队运上去了；第二天黎明，所有的陆军都已经上岸，连一个人都没有损失”，所有必需的供给品均完好，且“就海岸状况而言，所有舰船及运输船均以最安全的方式抛锚停靠”。接着，各由4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两营队伍也安全登陆，开始攀登高地，以便包围要塞。到了2月10日，罗德尼已经可以向大臣们表示祝贺了：皇家要塞这个重要的堡垒投降了，“国王陛下的部队拥有这个地区最宏伟、最好的海港了”。他还缴获了“敌人最好的私掠船”中的14艘，而且预计岛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私掠船会依据投降条款归顺于他。他非常高兴地报告，陆军和海军“和睦相处，融洽无间”，都奋发效力于国君和国家。一位参与登陆行动的步兵军官生动描述了海员如何将榴弹炮和最重的迫击炮拖拽到山上，以占据有利地形。“因此，”罗德尼报告中转述道，“无论在岸上还是在海上，他们为我们所做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无疑，摆脱了船上的痛苦生活，他们在崎岖的地面上进行拖拽时格外有劲。
马提尼克岛投降后，整个小安的列斯（the Lesser Antilles）群岛无力防御，因此有三个岛屿向罗德尼的舰队投降了，包括马提尼克岛以南的圣卢西亚岛，以及岛链最下方的圣文森特岛和格林纳达。这些基地都很有价值，因此罗德尼祝贺海军部“和平占有”这些岛屿。圣卢西亚岛是英属向风群岛中最大的，同时也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德尼对之垂涎已久，该岛良港众多；而格林纳达这个“重要岛屿”在飓风盛行的几个月里可以作为避风港和坚固的堡垒。
与此同时，由于预计会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进攻，牙买加向他紧急求救。罗德尼认为此番冒险必然所获丰厚，于是没有英国的命令便擅自打算前去救援，但蒙克顿将军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在没有接到本部指令前不愿派遣部队和他同去。罗德尼向海军部报告了他的意图，解释说自己“有权力、有义务为任何处于危险境地的国王殖民地提供救援”，并向大臣们保证，他“除了忠心耿耿效力国王之外别无他意”。然而，海军部并不相信他“别无他意”，命令他不得擅自施行自己的计划，因为此时正在筹划一次秘密讨伐，“其他一切都应让位”，他必须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协助。被剥夺了像其他海军将领一样发笔横财的机会，他在愠怒之下准备率舰队参与即将展开的对哈瓦那的行动，哈瓦那是西班牙贸易的支点。对古巴用兵获得胜利后，负责指挥海军进攻的波科克上将确实发了横财，罗德尼却闷闷不乐地一无所获。心怀不满的罗德尼和蒙克顿将军吵了一架，声称这位将军对在马提尼克岛之役所缴获的战利品分配不公，就在不久前他还声称，自己和这位将军在马提尼克岛战役中“和睦相处，融洽无间”呢。
第二年，即签订《巴黎条约》（The Peace of Paris）的1763年，出现了更大的失望。因为英国软弱的让步，该条约使得英国几乎放弃了在“七年战争”中通过战争得到的所有好处。新近得到的马提尼克，这颗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以及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和圣卢西亚岛，都归还给了法国，以换取法国割让的全部加拿大，包括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岛以及圣劳伦斯湾的岛屿。与英国一样，法国也认为西印度群岛的价值超过了加拿大。法国情愿用加拿大换回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圣卢西亚岛，因为它认为一旦英国失去这些岛屿，就会对英国视为生命的贸易造成重创。法国人和乔治国王一样，认为贸易对英国人至关重要。英国公众对这个交换深恶痛绝，认为英国对殖民地的重视超过了对西印度群岛巨大财富及贸易重要性的重视。同样让公众不满的还有英国和西班牙达成的协议：古巴和菲律宾将归还西班牙，条件是西班牙保证将佛罗里达以及除新奥尔良之外所有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西班牙领土都割让给英国。此次交换旨在保障南部殖民地的安全，也被认为是视美洲殖民地利益高于一切的一个明证。
英国公众认为，“七年战争”是为了保卫英国殖民地不被法国蚕食而进行的，而殖民地却没有为自己的防御出一丁点儿力。实际上，殖民地士兵曾帮助沃尔夫打通从提康德罗加到魁北克的道路，参与对路易斯堡的第一次包围，抵抗受法国人挑唆的印第安人对殖民地居住地的攻击，但这些事实都被一笔抹杀了。既然战争后英国的地位已经空前巩固，成了毋庸置疑的海上霸主，在巴黎的退让就显得更加没有必要了。英国通过条约实际上获得了整个北美大陆的控制权，但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占了便宜，反倒普遍被认为过于看重那些荆棘丛生、森林密布、没有路径的荒野，却看轻了可以马上产生效益的食糖和贸易。对当时的人来说，这种交换之荒谬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这意味着对美国未来潜力隐隐有所预见，那么这或许是启蒙世纪直觉的第一次启示，正因如此，当时的英国公众才不能理解。
对于那些有非凡洞察力的人来说，让这些殖民地高枕无忧，不必再担心受到法国或者西班牙的蚕食，这种前景并不那么美妙。罗德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其传记作者写道，当他们“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从那一刻开始，就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独立”。不过这自然都是事后的看法，他这是在让历史加速前进，因为这时距离独立运动真正生根发芽，还要经历多年的各种纷繁事件。然而就殖民地从此摆脱了法国和天主教控制而言，的确可以说已经出现了转折点。对于1762年10月升为蓝旗中将的罗德尼来说，战事终结意味着升迁放缓、沮丧和陷入债务，这把他的生活带入一个奇怪而具决定性的阶段。在《巴黎条约》签订后，他回到英国，最初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过还算平静。与舰船上其他士兵和军官的命运一样，即使发了薪水也只是半薪。1764年1月，为了表彰他把三个很有价值的岛屿纳入英帝国版图，罗德尼被加封为男爵。次年，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7年后，他再婚了，第二任妻子是亨丽埃塔·克莱斯（Henrietta Clies）。她后来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此外对她的情况所知甚少。1765年11月，罗德尼出任格林尼治医院（Greenwich Hospital）总管之职，这类医院是为了帮助那些有残疾或者贫困的海员设立的，是个经常会接受打点、进项颇丰的肥缺。在罗德尼任上有一事值得提上一笔。他曾经指责他的副手，因为在冬天后者拒绝为那些领退休金的人发放大衣，自己却穿着大衣在炉火边烤火。罗德尼说，他的管理方式是要“让老人们生活得舒适自在”，这样那些年轻的访客们便会说：“谁不想做个海员，老年生活像王子一样幸福！”这之后便定做了大衣。
远离舰船，距离伦敦和那些时髦人士又近，罗德尼再次受到赌博的诱惑，但是与其说最后毁掉他的是赌博的诱惑，倒不如说是议会的诱惑。靠恩人的提携，罗德尼曾拥有三个席位。但是在1768年，他所代表的北汉普顿突然被外人争夺，罗德尼若想继续拥有这个席位，就必须进行一番竞选。尽管当时的竞选不像现在一样有诸如上电视等开销，但还是有娱乐、酒水、直接用钱买选票等花费，足以使人倾家荡产。议会的魔力极大，罗德尼心甘情愿花3万英镑换取那虚幻的权力，但这权力无法让他施展任何影响力，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债台高筑。1771年，他荣膺大不列颠海军少将这个荣誉职位，并被任命为牙买加总司令。他做海军少将时有一半的工资被暂时扣下，要等他就在牙买加的公款花费情况向海军部陈述完毕、清偿完要求用工资支出的费用后才能发放，因此他要求保留在格林尼治医院的差事，指出有三个前任都曾经获准保留职位。然而，不知为什么，桑德威奇勋爵好像对他抱有成见，拒绝这样做，而且当罗德尼在牙买加任职结束后提出就任牙买加总督一职时，同样遭到了拒绝。三年任职结束后，他将回到英国靠半薪生活，除非他能得到其他职位，这个局面让他大为恼火、愤愤不平。1774年9月他回国后，有人建议他出国，否则可能因为欠债而招致牢狱之灾，于是他逃往巴黎。在巴黎，他沉湎于上流社会的种种享乐之中，周围不乏景仰这位英俊的英国海军上将的时髦人士，于是他故态复萌，欠下的新债又把他囚禁在这个法国首都，尽管他并没有真正被关进监狱。法国警方明确向他表示，除非他偿清巴黎债主的欠债，否则他不得离开这个城市。
此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枪声宣告美洲叛乱开始了，兴奋不已的罗德尼迫不及待地想出海作战。然而他却完全无法动身。他给桑德威奇勋爵写了很多急信，宣称他愿意奔赴战场，随时准备“一有召唤……便欣然赴命”。海军部杳无音信，就连与他通信时总是虚情假意地自称为罗德尼的挚友的海军大臣，也只是回复了一封正式的公函而已。
英国的首要殖民地反叛既然已成事实，这预示着可能出现国际纷争。1778年2月，法国与殖民地结成同盟，国际纷争也成为现实。不久之前，1777年10月，美国在萨拉托加取得辉煌的胜利，迫使伯戈因将军的5700名陆军士兵投降，他们在发誓不再对美国作战后，作为战俘被运送回国。四个月后，1778年3月，法国向英国政府通报说，法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并已经与大陆会议签订同盟、友好贸易协定，前提是双方的任何一方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前，均不得与英国单独媾和。这个同盟改变了这场战争，让一个大国站在了叛乱者一方，将英国再次卷入了与宿敌的对抗之中。
[1] 除了自己做生意，很多人还在英国充当商人的代理。这些代理负责将货物通过英吉利海峡运至荷兰，再与荷兰货物一道转运至圣尤斯特歇斯岛，从那里再运至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