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天性乐观又善良，这点毋庸置疑。直到三十四岁他都在给一个叫托马斯·巴特沃斯的人做农场帮工，那地方靠近俄亥俄州的彼得韦尔镇。他那会儿有一匹自己的马，周六晚上骑着进城，和其他农场帮工一起消磨几个小时。在城里他会喝几杯啤酒，在本哈德的酒馆站上一会儿——里面挤满了周六晚来光顾的帮工。酒吧里响起歌声，他们把酒杯碰得哐哐作响。十点钟，我父亲独自沿着一条乡村公路骑马回家，照料好马儿过夜之后，他自己再上床睡觉，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知足。那会儿他没有出人头地的念头。
父亲三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娶了母亲——一个乡村学校教师，隔年春天我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两个人心态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有了野心。美国式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占据了他们。
这应该归咎于母亲。作为一个学校教师，她无疑会读点书和杂志。我猜，她一定读到过加菲尔德、林肯或是其他美国伟人出身贫困却显赫伟大的故事。她生完孩子卧床的那些日子里，我躺在她身边，她可能幻想过我成为一个统治者，治辖人口和城市。不管怎么说，她劝说父亲放弃那份农场工人的工作，卖掉马，搞一份自己的事业。她是个高挑沉默的女人，有着高挺的鼻梁和忧郁的灰色眼睛。她自己无欲无求，但是为了父亲和我，她又野心勃勃。
两个人的第一次冒险惨淡收场。他们在格里格斯公路边租了十公顷的贫瘠石头地，距离彼得韦尔八公里远，然后开始养鸡。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形成了对生活的第一印象。打一开始，他们就以失败者的面貌出现。我成了一个阴郁的人，倾向于看到生活的黑暗面，原因就在于，本该快乐天真的童年时光，我却在养鸡场里度过。
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对鸡身上居然会发生那么多那么悲惨的事情根本没有概念。小鸡从鸡蛋里孵出来，作为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活上几个星期——就像你在复活节卡片上看到的那样，紧接着就变成没有毛的恶心玩意儿，吃掉大量父亲累死累活换来的玉米和饲料，然后得上各种各样的病，喉舌病、霍乱或是别的什么，傻站着直视太阳，直至虚弱而死。少数母鸡，不时也会有公鸡，听从上帝的秘旨，好不容易长到成熟。母鸡又下蛋，蛋又孵出小鸡，可怕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一切都难以置信得复杂。大部分哲学家应该是在养鸡场里长大的吧。一个人能从一只鸡里期许这么多，也能获得如此可怕的幻灭。刚刚踏上生命之旅的小鸡，看起来是那么明亮和机敏，实际上蠢得要命。它们看起来那么像对生活迷失了判断的人。如果疾病没有杀死它们，它们会等到你的期待完全被勾起了，再径直走到马车轮底下，被活活碾死，然后回到造物主那里去。它们幼年时期易被害虫寄生，得花好多钱在杀虫药上。后来，我读到过一部以养鸡发家致富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是给那些品尝过善恶智慧树的果实的众神读的。它是本励志书，声称一个人只要几只母鸡再加纯粹的雄心就能做成许多事。别被它误导了。它不是写给你的。去阿拉斯加的冰丘里淘金，相信一个政客的诚实，相信世界会如你所愿越变越好，相信善良会战胜邪恶，但别读也别信这部写母鸡的书。它不是写给你的。
我跑题了。我的故事主要不是讲母鸡。准确来说，它是围绕鸡蛋展开的。十年，父亲和母亲努力了十年才让我们的养鸡场盈利，然后他们放弃了养鸡，开始找别的出路。他们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彼得韦尔镇上，经营饭店生意。经历了十年担惊受怕的生活：担心孵化器孵不出小鸡，担心这些小小的绒球——自有其可爱之处——能不能顺利长大，担心母鸡们死掉——我们抛下一切，打包好行李，装在一辆马车上，沿着格里格斯公路去往彼得韦尔，怀抱着微小的希望，为接下来的奋斗人生找个新的起点。
我们看起来一定非常沮丧，但我想，大概像是逃离战场的难民。母亲和我在路上步行。当天载着我们的行李的马车是从邻居阿尔伯特·格里格斯先生那里借的。马车的两侧廉价椅子的腿儿突出来，在一堆床、桌子、塞满厨房用品的箱子后面是装活鸡的大木箱，木箱之上是我婴儿时期坐过的宝宝车。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这辆宝宝车。我们家看起来不会再有小孩出生了，婴儿车的轮子还坏了。穷人会牢牢抓住拥有的一切。这是让生活如此令人失望的诸多事实之一。
父亲坐在马车顶上。他已经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男人，有点发福，一直与母亲和鸡打交道，他已经变得习惯性沉默和沮丧。在养鸡场的十年间，他也给隔壁农场做帮工，赚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给鸡治病上，什么威尔默白色奇迹霍乱药、彼得罗专家产蛋助剂，或是母亲在家禽报纸的广告版上看到的其他药剂。父亲只剩下耳朵上方的两小撮头发。我还记得小时候，冬日星期天的下午，当他坐在炉子前的椅子上睡着时，我总是坐着看他。那会儿我已经开始读书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我看着他头顶上那条无毛的道路，想象那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也许恺撒带领着他的军队离开罗马时经过的正是那条道路，然后进入一个充满奇迹的未知世界。我又幻想，他耳朵上面那两撮毛就像是小片森林。我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梦见自己变得很小，穿过这条路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那儿没有养鸡场，我们过着和鸡蛋没有关系的幸福生活。
我们离开养鸡场到城里的过程可以写上一本书。母亲和我走了整整八公里——她要确保没有什么东西从马车上掉下来，而我是为了看世上的新鲜事物。父亲身边的座位上是他最看重的宝贝。我准备好好说说他的宝贝。
在一个养鸡场里，成百上千只小鸡从蛋里面孵出来，神奇的事情时有发生。鸡蛋和人一样，也会产出畸形。意外不常发生——也许一千只里才有一个。你懂的，那种鸡出生就有四条腿，两对翅膀，两个头或是缺胳膊少腿。这些东西活不了。它们痉挛一会儿，很快就回造物主那里去了。对我父亲而言，这些小东西活不下来是人生悲剧之一。他一直有个念头，如果他能够养大一只五条腿的母鸡或是两个头的公鸡，他就能发财了。他幻想着把造物主的奇迹带到乡村集市上去，通过向其他农场帮工展示它而发家。
总之他保留了我们农场里孵出来的所有小怪物。它们泡在酒里，每只都有个单独的玻璃瓶。他把这些玻璃瓶小心翼翼地放入一个箱子，在我们去城里的路上，他把箱子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他一只手驾马，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那个箱子。一到目的地，他马上把箱子拿下来，取出玻璃瓶。我们在俄亥俄州彼得韦尔镇经营饭店的那些日子，这些装满小怪物的玻璃瓶就陈列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母亲有时候会反对，但父亲在他的宝贝这事儿上很固执。这些怪物，他解释道，有用。又说，人们喜欢看些怪异而神奇的东西。
我刚不是说我们开始在俄亥俄州彼得韦尔镇做餐馆生意吗？我稍微夸张了一点。这个镇子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山下，一条小河蜿蜒而过。铁路并没有通过镇子，火车站在北边一个叫匹克勒韦尔的地方，离镇子足有一英里远。车站附近原有一家苹果酒厂和一家腌菜厂，在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关张了。每天早上晚上会有几班公车从彼得韦尔镇主干道上的酒店开出，沿着一条叫做“特纳”的收费公路来到车站。我们来到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开饭店是妈妈的主意。这事儿她念叨了一整年，于是有天我们离开了养鸡场，租下火车站对面的一个闲置店面。她认定这个餐馆会赚钱。她说，旅行的人会在附近等着乘车离开，而镇上的人们会到车站等到达的火车。他们都会走进店里买几块馅饼喝杯咖啡的。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她搬去那儿还有别的目的。她对我有期待，希望我能往上走，进到城里的学校，变成一个城里人。
在匹克勒韦尔父母一如既往地卖力工作。当务之急是让我们的地方看起来像个饭店。这项工作花了一个月。父亲做了个架子，上面放了几盒蔬菜。他用油漆刷了个招牌，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又大又红。名字之下是个明确的命令——“EAT HERE（在这吃）”——这命令很少被遵守。我们又买了个展示柜，里面放满了雪茄和卷烟。母亲擦洗了房间的地板和墙壁。我去了镇上的学校，真高兴能够离开农场，离开那些沮丧的愁眉苦脸的鸡。我仍旧没有多么快乐。晚上我从学校沿着特纳公路走回家，想着在镇上学校院子里看到的那些孩子。一群小女孩蹦蹦跳跳唱歌。我也试了试。沿着结冰的道路，郑重其事地单脚跳跃。“嘻嘻哈哈跑去理发店。”我尖声歌唱。然后我停下来，疑心地朝四周看看，怕别人看到我快乐的样子。在当时的我看来，我正在做一件自己不配做的事情，因为我成长于每日被死神造访的养鸡场。
母亲决定我们的餐馆晚上也要营业。晚上十点，一辆去北边的列车会经过餐馆门前，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当地的货运列车。货车员工们要在匹克勒韦尔换道，他们干完活会来我们的餐馆喝杯热咖啡，再吃点东西。有时候他们中有人会点个煎鸡蛋。早上四点钟他们从北边回来，又会光顾我们。我们的小生意有了起色。母亲晚上睡觉，白天看店，管客人的饮食，那会儿父亲就去睡觉。他在母亲晚上睡的同一张床上呼呼大睡时，我已经出发去彼得韦尔镇上的学校了。漫漫长夜里，母亲和我已经睡下，父亲给客人做着夹进午餐三明治的肉饼。要在这世上出人头地的想法进入他的脑海。美国梦控制了他。他也变得野心勃勃。
长夜漫漫，无事可做时，父亲有的是时间思考。那是他后来崩溃的起因。他认定自己从前那么失败是因为他不够开朗，未来他会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早上他上楼，上床和母亲睡在一起。她醒过来，两个人交谈。我在角落的床上听他们说话。
父亲的主意是，他和母亲都应该试着取悦来餐馆吃饭的客人。我记不清他具体说了什么，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要想法子成为一个公众娱乐人物。彼得韦尔镇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偶尔造访我们这地方时，我们就必须制造一些轻松快活的话题。从父亲的话里我猜测，他想追求一种风趣的餐馆老板带来的影响力。母亲一开始一定感到忧心忡忡，但她没有泼冷水。父亲觉得，他和母亲为宾客们带来的热情，会迅速在彼得韦尔镇上的年轻人之间流传开来。到了晚上，轻快的人群会沿着特纳公路纷纷前来。他们成群结队地高呼和歌唱，走进我们的餐馆。这儿很快就会有歌声和喜悦。我并不想给读者留下他周全地讲明白了这事儿的印象。正如我之前所说，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们想找地方待着。听我说，他们想找地方待着。”他一遍遍重复。他只能表达出这么多，我的想象填补了他话语中的空白。
接下来两到三个星期，父亲的想法萦绕在我们的小房子里。我们不怎么说话，但是每天我们都竭尽全力地微笑，不再苦着脸。母亲对客人微笑，我也受到感染，对着我们的猫微笑。父亲因为急于取悦客人而变得有点焦虑。毫无疑问，他的内心某处潜伏着一丝表演者的精神。他没有在晚上为铁道工人服务时浪费太多热情，而是在等待从彼得韦尔镇来的年轻男女，届时再展现一番他的能力。餐厅的柜台上放着一个铁丝篮子，里面总是放满鸡蛋，当取悦别人的想法出现时，铁丝篮子就在他的眼前。冥冥之中，鸡蛋和他的新想法之间产生了联系。事情就是这样，一个鸡蛋打消了他新的生活热情。有天深夜，我被父亲发出的一声怒吼吵醒，母亲和我都在床上坐直。她颤着手点着床头桌上的灯。楼下餐厅前面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几分钟后，父亲踉踉跄跄地走了上来。他手中拿着一个鸡蛋，手在打颤，像是冻着了。他的眼神里半是疯狂，他站定怒视着我们，我敢肯定他想把鸡蛋砸向母亲或是我身上。但他只是轻轻地把它放在桌子上的灯旁边，跪在母亲床边，开始像个孩子那样大哭，而我受了他的感染，也大哭起来。我们俩的哭声响彻楼上这间小小的房间。奇怪的是，在当时的情境中，我唯一记住的景象是我母亲一直轻轻抚摸父亲光秃秃的头皮。我忘记了她对他说了些什么，以及如何引导他说出楼下发生的事情。父亲的解释我也已经忘个精光，只能回忆起自己的悲伤和惊恐，以及他跪在床边时，秃顶在灯下的熠熠反光。
至于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于一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我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像自己目睹了父亲的狼狈经历。人在成长中自会慢慢知道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彼得韦尔镇上有个商人之子名叫乔·凯恩，那天晚上这个年轻人来到匹克勒韦尔接他的父亲，他父亲所乘的火车从南边来，本该是晚上十点钟到站，结果火车晚点三个小时，乔就走进了我们餐馆打发候车的时间。那列本地货车到站，铁道工作人员吃完饭离开了。餐馆里就只剩下乔，还有我父亲。
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彼得韦尔来的年轻男人就对我父亲的行为举止感到疑惑。他以为自己一直待在那里惹得我父亲不高兴，注意到我父亲不太自在，本打算出去算了，但是外面下起了雨，他不想走那么远的路去到镇上，再回车站。他买了一根五分钱的雪茄，又点了一杯咖啡，掏出口袋里的报纸，开始读起来。“我在等晚上到站的火车。火车晚点了。”他带着歉意说。
乔·凯恩以前从来没见过我父亲，我父亲默默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无疑感到一阵怯场。此时他面对的情况，已经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地出现过很多遍，像是经常在生活中发生似的，当它真的来临时，他还是感到有些紧张。
首先，他不知道怎么安置自己的手。他从柜台下面抽出一只手来，和乔·凯恩握了握手。“你……好……”他说。乔·凯恩放下手中的报纸，看着他，父亲的眼神落在柜台上的那篮鸡蛋上，他开始攀谈。“对了，”他支支吾吾地说，“对了，你听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吗？”他摆出生气的样子。“那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骗子，”他强调说，“他说要立起来一个鸡蛋。他说到做到了，但他敲破了鸡蛋的一头才立起来。”
我的父亲想让客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作弊了。他嘴里咕咕囔囔，还骂骂咧咧，声称教孩子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个伟人是错的，毕竟这人在关键时刻搞作弊。他又声称自己能够让鸡蛋立起来，牛皮已经吹下，他必须表演一番。父亲嘴里一边念叨着哥伦布，一边从柜台上的篮子里拿了一个鸡蛋，开始来回踱步，他用两个手掌来回滚动这个鸡蛋，微微一笑，开始嘀咕人体所产生的电流能对一个鸡蛋造成的影响。他说不用打破蛋壳，只需通过在手上来回滚动的作用，就能够让鸡蛋立起来。他解释说手上的温度和轻柔的滚动，能够给鸡蛋创造一个新的重心，乔·凯恩稍稍有了点兴致。“我经手过成千上万个鸡蛋，”父亲说，“没人比我更懂鸡蛋。”
他把鸡蛋立在柜台上，它朝一边倒下。他尝试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会在手掌中搓动鸡蛋，说一些关于电流的神奇之处和重心的规律的鬼话。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成功地让鸡蛋立起来了一会儿，抬起头却发现客人已经没在看了。鸡蛋立起来的那一小会儿，他喊乔·凯恩来看他的胜利成果，那鸡蛋又滚动起来，倒在一旁。
父亲的表演激情还在熊熊燃烧，又正处在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的极度窘迫之中，他从架子上取下那些装满小鸡怪物的玻璃瓶，展示给他的客人看。“如果你像这些家伙一样有七颗头两对翅膀，你会怎么样？”他问道，展示着他最珍贵的收藏。他的脸上浮现出愉悦的笑容，从柜台里伸出一只手，想拍拍乔·凯恩的肩膀，就像他以前在老本的酒馆看别人做的那样。那会儿他还是个年轻的农场帮工，每个星期六晚会骑马去镇上。他的客人见到瓶子里那些漂浮在酒精里的畸形鸟尸，觉得不太舒服，起身离开。父亲站在柜台后面抓住了这个年轻人的胳膊，强迫他回到座位。父亲有点生气，不得不把脸别开一下子，努力装出笑脸，然后他把这些玻璃瓶放回了架子。他突然大发慷慨，硬留着乔·凯恩再喝一杯咖啡，再抽支雪茄，他来请客。紧接着他把煎锅拿了出来，往里倒满醋。他说自己要变个新的戏法。“把鸡蛋放在装满醋的锅子里加热，”他说，“然后，我就能在不打碎它的情况下，让它穿过玻璃瓶颈。一旦鸡蛋滑进了瓶子，它就会恢复原状。我准备把这个装有鸡蛋的瓶子送给你，随便你拿着它去哪儿。人们一定会想知道你是怎么把鸡蛋塞进瓶子的。别告诉他们，让他们猜去。这就是这把戏好玩的地方。”
父亲对客人嘿嘿一笑，使了个眼色。乔·凯恩觉得眼前的男人有点精神病，但是没有坏心。他喝下父亲提供的那杯咖啡，又开始看报纸。鸡蛋在醋里加热好了，父亲用勺子把它捞出来，放在柜台上，走进后房去拿个空瓶子。他很生气，因为打从他开始做这个把戏，他的客人就没正眼瞧过他，尽管如此，做这事儿他还是很高兴。他努力了很久，尝试让鸡蛋穿过玻璃瓶颈，但没成功。他把那个装满醋的锅子又放回了灶台，又热了一次鸡蛋，再次把鸡蛋捞起来，不小心还烫着了手指。在热醋里滚过第二次之后，鸡蛋壳变软了一点，但还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一遍又一遍地干这事儿，满是孤注一掷的决心，就在他认为这个小把戏即将成功时，晚点的火车进站了，乔·凯恩起身，满不在乎地走到了餐厅门口。父亲为了征服这个鸡蛋，全力以赴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仿佛只要干成了这件事情，他就能够建立自己作为一个开心果餐馆老板的名声。他为这个鸡蛋费尽心力，试着对它粗暴一点。他低声咒骂，满头大汗，结果鸡蛋在他的手上碎了，蛋液溅到了他的衣服上，而乔·凯恩在门口停住，转过身大笑起来。
父亲发出了一声怒吼。他挥着手，大声嚷嚷着一些含混的话，从柜台上的篮子里又抓了个鸡蛋，朝乔·凯恩扔过去，差点就砸到那个年轻人的头，好在乔·凯恩已经闪出门去，溜走了。
父亲手里拿着一个鸡蛋，上楼来找母亲和我。我不知道他想干吗。我猜他有过砸烂它、砸烂所有鸡蛋的打算，而且一开始他想当着母亲和我的面这么干，可一看到母亲，他就改变了主意，只是把鸡蛋轻轻放在了桌上，跪倒在床边，像我之前描述过的那样。然后，他决定当晚关店，上楼睡觉。他关上灯，和母亲低声说了许多话，然后两人都睡着了。我也睡着了，但睡得不好。
清晨我醒来，一直盯着那个桌上的鸡蛋，很好奇鸡蛋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为什么蛋孵出鸡，鸡又生出蛋。这个问题扎进了我的灵魂深处，一直留在里面，我想，这是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始终无解。此外，我还认为，这是鸡蛋又一次大获全胜的证明——至少对我的家人而言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