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革命与入侵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打了7年大战，欧洲没有发生国界变化，列强关系也没有变化。列强已经意识到一国不可能击垮另一国。于是，各国努力以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达成协议。第一次瓜分波兰是通过外交谈判进行的，剥夺了属于波兰的西普鲁士、加利西亚和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政局如此，战略和整体交战状况也是如此。如前所见，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就愈发偏向机动战一端。他在七年战争的最后两场战役（1761年战役和1762年战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没有再打会战——尽管他在1762年占据数量优势，1778年兵力与敌方相当。军事理论也是一样，认为完全回避决战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处发展的纯机动战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战争艺术的法则与原理》（Regeln und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尔潘·德克里塞（Turpin de Crissé）的一句话：“为将者绝不可让自己陷入不得不战的境地，也不应该打会战，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但如果决心打会战，那就必须怀着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图。”
萨克森上尉蒂尔克（Saxon Captain Tielcke）在1776年讲道，学问不仅改良了风俗，而且“战术越是臻于极致和完善，军官的见识和力量越强，会战乃至战争本身就越少发生”1。
曾在法军、普军、奥军、俄军供职的英国将军劳埃德编写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战争的著作。1780年，他写道：
明智的将军总是倾向于根据这些知识（对地势、工事修建方法、扎营方法、行军方法的了解）来运筹帷幄，而非任由事态发展到要靠难测的会战结果来决胜负的地步。懂得这些知识的人采取军事行动就像几何学一样精确，而且发动战争时总能避免陷入不得不会战的境地。2
劳埃德绝非庸碌无为之人。例如，他精彩地阐明了一个事实（1：320），即一切机动只有一个合理目的，那就是在一点集中多于敌人的火力。
吉贝尔伯爵是一位聪慧的法国兵学家，写过多部广为阅读的战术学著作。腓特烈国王对他真心倾慕，1773年时允许他观摩普军演习。据说他曾在1789年写过，大规模战争已经终结，今后再也不会有会战了。（不过，我没能找到出处。）
既然人们认为战争要依靠机动，于是就找起了机动战的原理、法则和方法。为了确定哪些位置易守难攻又方便运送补给，地理学研究展开了。特别有利的位置或要塞被称为国之锁钥。国家按照山川形势划分为若干“区域”，野战军在跨越山川前必须先在附近某处集结。战术与工事的样式法则也进入了战略领域。战斗中必须防备敌军从后方进攻的观念也被用到了战略中，而某些战略形势下恰恰是相反的观念才适用——也就是我军有可能在其他敌军还没来得及靠近并干预之前就击败一路敌军的形势下——而在战术层面，只要枪炮可以开火，从后方进攻总是有效的手段。既然居高临下在战斗中有利，3于是就得出了占据分水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原则。一支军队在作战期间的补给来源地叫作基地，人们努力确定基地与作战行动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离基地越近，补给越容易这条简单的真理被披上了学究气的数学公式的外衣。我方基地用一条线代表，从基地线上某点出发经过我军至敌军的线叫作“作战线”；如果将我军与基地线的两端连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这是一条随意的规定，但当有人说一支军队与基地的距离不得超过一支（与基地构成的）三角形顶角不小于60度的军队与基地的距离时，这听起来好像就是一条很重要的道理了。
约翰·戈特弗里德·霍耶（Johann Gottfried Hoyer）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1797年）——顺便说一句，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属于“科学与艺术史丛书”（Geschichte de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被划分在“数学”条目下，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的心态。战争艺术被视为数学理论定律的实际应用。
上述思路的最后一支是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他是后来获封登讷维茨伯爵的比洛将军（General Bülow von Dennewitz）的弟弟。他认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是敌军，而是敌军的仓库，由此得出了机动战略本质的终极结论。“因为仓库是军队的心脏，所以破坏仓库就能消灭集结起来的人群——军队。”他相信，在敌军侧后方进行战略机动能够抵消对方用武器能取得的一切胜利。由于步兵的作用只是开火，火力线决定了一切，因此用不着再考虑身体和心理素质了，“因为娃娃也能射死巨人”。
尽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谬，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其中的基本观念，纯粹的机动战略是前一个军事史时期的现实结果。另外，这些倾向于将万事万物体系化的作者们还是创造了几个非常实用、被军事理论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作战线”和“基地”。4这套军事体系连同其提倡者已经失去了灵气，还产生出了萨尔登（Saldern）和陶恩齐恩（Tauentzien）这样的将军，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钟应该走75步还是76步，后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1793年）下令：“梳辫子的人必须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后面。佩剑必须高过臀部。戴假发时必须露出两绺真发。”
据霍耶称，5普军在大革命战争中实现了从3排步兵线列到两排的进步，但在三年战争期间——尽管当时发生了大量战斗——普军连一场真正的会战都没打过。那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新时代的浪潮即将来临，这从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时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就可见一斑，如霍耶的《战争艺术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军制神髓》（Geist des neueren Kriegssystems）是1799年。
普鲁士大王去世仅仅3年后，法国国内就爆发了大型运动，这场运动将逐渐席卷整个欧洲。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队从王室一边倒向了共和派。革命胜利进而不仅改变了法国军队的品格，战术和战略也依次有了变化，从而将战争艺术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法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再失败并未彻底动摇军队架构，而且在路易十五时期还取得了吞并洛林的重大对外成就。法国同时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方面要跃升为欧陆霸主；另一方面要与英国争夺美洲和印度的主导权。前者是通过与普鲁士结盟，后者即七年战争，与奥地利结盟。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法军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统兵者也不缺少个人层面的勇气和技艺。但七年战争中指挥法军的廷臣将军们没有能力发动战略所需的大决战。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研究七年战争西线的历次战役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铺垫。6这里讲得并非战役暴露了统治阶级和高层人物的暴虐或渎职。尽管他们满脑子贵族思想，但朝廷和将领还是有足够的雅量将监军总管的重任交给了一位资产阶级文官、旅店老板的儿子杜韦尔内。尽管有人控诉他，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最高层到处都是才智平庸之人，军队指挥也受到权谋私斗的影响。
法军统帅经历的连番失败侵蚀了士气的脊梁——军纪。事实上，法军从来没有达到普军意义和方法上的军纪。普军那种严苛精准，日复一日，奉行不断的操练在法国是闻所未闻。法军军纪向来只能维持表面秩序，带领部队投入战斗而已。现在军队打完七年战争回国了，光荣没有多少，只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军队中已经剩不下多少权威了。战争大臣圣热尔曼大力重建军纪，仿效普鲁士，用没开刃的刀抽打的惩罚方式代替关禁闭。但军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对。尽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会中的坏分子，但他们也不愿意遭受鞭打；军官则不愿意使用自己不赞同的手段。因为当时法国文学中散发出的人文精神也影响到了法国贵族，不仅士兵军纪废弛，军官中也是如此。重建严格军纪必须要自上而下地贯彻，必须像普鲁士那样对士兵和军官一视同仁。这靠战争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鲁士军队的光辉范例可是做不到的。
1758年，圣热尔曼写信给监军总管杜韦尔内：“服从是团结人民、建立社会和谐的纽带；没有服从，则万事失序，混乱与灾难接踵而至。”但正如纪律会产生威势，威势也是建立纪律的一个因素。波旁王室已经失去了威势，而随着圣热尔曼强化纪律的努力归于失败，弊病反而更强，激发和强化了反抗的精神。尽管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确实约束了封建贵族固有的桀骜不驯，却并未完全消除之。随着王权衰弱并遭到质疑，反抗精神焕发新生，与民主精神携手共进，甚至将军官都拉到了反抗运动一边。于是，王室在1789年没有可用于镇压群众运动的兵力，公权力随之落入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之手，后者为国家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
根据新宪法，军队维持原有的募兵制。国民议会几乎一致认为义务兵役制是暴政并加以否决。由于宪法基于分权原则，所以军队依然由行政机关掌握，也就是由国王掌握。此举是理论的要求，但理论往往不符合实际。有人说国王担任军队首长对新生的自由极其危险，因此他的行政权被多方限制。他只能任命一部分军官，其余军官由一套复杂的年资加选举的制度产生。除了不得超过1800人的禁卫军以外，国王不得在国民议会会场方圆37英里（约60千米）以内驻军。外国人团要解散。常备军以外要设立另一支武装力量，即名为“国民卫队”的民兵组织。国民卫队不受国王调遣，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长控制。国民卫队的兵力极为庞大，因为所有成年选民名义上都属于这支部队。
但由于舆论反弹，国王无疑会再次掌权，假如没有外战掺和国内运动的话。
尽管有种种政治与民族分野，但针对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欧洲依然算得上一个团结的整体，甚至在法国国境之外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说各国国王联合起来扼杀新生的自由法国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确实企图通过威胁施加压力，保护群聚于边境的流亡者，而且对阿尔萨斯境内德意志领主尚存的封建权利没有报以同情。这一切都被法国民主派拿来作为向弗朗茨皇帝宣战的理由，他们指望着宣战不仅能振奋国民精神，还能实现法国吞并比利时的长久野心。但奥地利得到了普鲁士的帮助，后者放弃了腓特烈的政策，与奥地利联手对抗法国的社会动乱，以为这样能开辟通往权力与征服的新路。
革命让法国军队陷入了无力行动的涣散状态。随着革命的发展，运动初期支持反抗的军官团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部分军官无法适应新观念和新状况，也抛下部队出国了。
法军入侵了几乎不设防的比利时，但刚看到敌人就溃散了，他们以为遭到背叛，还杀死了军官。在奥军和普军抵达前，法国有3个多月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征召的国民卫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正规军，但这些民兵营大多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法军还是顶住了。不伦瑞克公爵统领的普军加上辅助部队有8.2万人；奥地利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在比利时的兵力还很薄弱，只有4万人左右。但普奥两国入侵的预期是大批法国民众忠于王室，会将德意志部队当作解放者欢迎。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幻想。普军夺取隆维（Longwy）和凡尔登（Verdun）后，法军统帅迪穆里埃在阿尔贡地区（Argonne）后面布置防御阵地，甚至被普军团团包围也坚守不退。迪穆里埃有6万人，普军第一天有3万人，第二天有4.6万人，余部用来防备身后尚未夺取的法军要塞[色当（Sedan）、蒂永维尔（Diedenhofen）和梅斯（Metz）]。普军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背对敌境的情况下冒险打会战，一旦战败就会被歼灭。而且即便打赢了，考虑民众的敌对心理，普军也不可能向巴黎推进。当然，法军没有进攻的能力，但他们人数更多，还有大批火炮。迪穆里埃明察局势，表现出了值得高度赞扬的果断，决定严守不动。双方进行了一轮死伤合计不超过200人的火炮对射后（1792年9月20日），普军决定放弃进攻，终于决定班师。
换作腓特烈，他会在瓦尔米（Valmy）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和托尔高的大胆进攻，那么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想到他总是告诫不要深入敌境太远——他称之为“尖端”——而从波希米亚推进到布德韦斯对他来说已经算是“尖端”，再加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威胁维也纳，那么回答时可能就会有所犹疑，不会将普军退兵的决策归因于并无事实依据可言的主观将道。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问：这一决策，或者说犹豫不决的基础真的是扭曲的理论，也就是不流血战争的观念吗？这种观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不能视为决定性因素。关键点是普军意识到反抗的强度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指望法国人民支持，结果泡了汤，而且入侵军队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进军巴黎这样的宏大行动，就连腓特烈也会是同样的看法。
入侵失败了。法国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资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旧王军的残余，特别是他们的物质资源——要塞和火炮。尽管旧王军因为革命而陷入混乱，实力削弱，而少数志愿兵和辅助兵编成的营只是杯水车薪，但普奥联军的攻势也远远弱于当年欧根与马尔伯勒合起来的力量。因此，1792年战役的战略结局是双方实力的自然结果，不应批判苛责或发个人感慨。
2 革命军
直到入侵已经被击退，法国才逐渐形成基于新政治理念和新状况的新军事体系。
首先，之前已经有志愿兵营加强传统的佣兵军队。他们在击退侵略军的战斗中表现不佳。但普军撤退后，杜穆里埃在比利时转向奥军时已经接收了大批志愿兵援军，以至于他在蒙斯附近的热马普（Jemappes）能够以3倍优势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万名的奥军士兵（1792年11月6日）。但法军顶着火力推进时非常凌乱，一开始还被奥军击退，但他们的兵力优势太大，奥军无力利用战果。奥军最后撤出战场，不得不将整个比利时都丢给了法国。1
反击在4个月后到来了。1793年3月18日，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击败，退回了边界。但与此同时，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决定将志愿招兵改为强制征兵，首批征召30万人。兵员由各地自选或抽签决定。因此，这部法律很接近义务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国人民的反对并遭到否决。国王被处死时，旺代（Vendée）风平浪静。但现在农家子弟要为反宗教的共和国打仗，于是整个乡村都起来举事了，外省大城里昂、马赛、波尔多闻风而动，83省中有60个随之而起。只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战区对国民公会保持忠诚。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皮埃蒙特、西班牙军队自外犯境的同时，一场残酷到骇人听闻的内战席卷了法国腹地。尽管如此，因为对手内部不和，共和国顶住了外敌；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愿兵组成的民主化军队依然效忠，共和国打赢了内战。春季四处招兵之后，法国在夏季顺利推行了理论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全体18岁至25岁的未婚适役男子均应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于是，据欧马勒公爵估计，法军战斗员数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长到了——当然，肯定没有传闻中说的百万大军——77万人，其中约有50万部队对付外敌。2
这让法军具有了远超旧列强佣兵军队的兵力优势。法军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会战（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会战（Wattignies）都占据数量优势，分别是5万对1.5万和4.5万对1.8万。但他们没能赢得真正的优势，因为实施恐怖政策的政府无力维持人群秩序。9000名旧军官中有三分之二（约6000人）离开了军队；只有3名将军——屈斯蒂纳（Custine）、博阿尔内（Beauharnais）和比龙（Biron）——留了下来，而且都上了断头台。因此，法军必须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军官队伍。国民公会长期对旧王军满怀疑窦，所以不愿意放弃独立的志愿兵营，为建立新军官团平添了困难。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纳将军按照当时的惯例威胁要枪毙逃兵、哗变者和煽动者时遭到了战争部长布绍特（Bouchotte）的批评，因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惧来保障，而要通过同胞兄弟之间的信任来达成。屈斯蒂纳答道，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不会把一个傻瓜奉为神灵，哪怕那个人是部长。于是，屈斯蒂纳就上了断头台。不过，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征辟为战争部长的卡诺（Carnot）议员整合了旧式线列步兵团与志愿兵营，重建了一支堪用的军官团，而且成功对无序、浪费、贪污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完全无用的兵员再次被遣散。在开战后的第三年（1794年），战争本身让法国形成了一套新的军事体系。在其过渡时期种种对立的特征和现象同时存在。埃利将军（General Elie）曾说，新编营上战场时高喊着“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必胜”，但子弹刚飞过来，口号就成了“我们输啦”，敌军进攻时又成了“自己逃命吧”。掌管战争部后，卡诺不得不将2.3万名军官解职，因为留在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当官去的，不想当兵。但另一方面，革命军在少数指挥得力的情况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样，土伦围城战就是一个例子，围城军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军（General Dugommier），国民公会派来的政委是愤世嫉俗但勇猛积极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3旺代内战的情况非常类似，举事的农民军和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都一样。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General von Boguslawski）写过一本很好的相关著作（柏林，1894年），书中全面可靠地介绍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随着战争的拉长，法军的弱点逐渐被克服，稳定的编制重新出现，但这些单位还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1796年，时任中尉，后升任将军的萨克森军人蒂尔曼（Thie-lmann）就从大革命战争前线写信给国内说道：“正在与我们交战的大国很快就会为我们规定战争的法则，掌握和平的进程了。我们对这个国家唯有钦佩而已。我昨天俘虏了一名骠骑兵军官，他举止高贵，我们中间恐怕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41808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德意志士兵比法国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国人更守道德，因为荣誉原则对法国人的影响要比对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新军的民主化还带来了一项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军官的要求降低了。辎重队的规模得以大幅缩减，因为军官现在只允许携带必要的行李。毫无疑问，文献中对下至中尉的旧军官带上战场的细软有所夸大，但当官兵差距缩小时，军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一名普鲁士中尉配一匹坐骑和一匹驮马，5上尉有3匹到5匹驮马，而且部队后面跟着一大堆超编车辆是常有的事。当然，普鲁士有人说法国军官用不着那么多器物，因为法国军官的社会阶层其实与士官无异，而普鲁士军官可是贵族，如果与普通士兵等量齐观，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杀，跌份。6
不仅是军官，法国士兵在保卫祖国时也必须忍受传统佣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军队取消了帐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个普鲁士步兵团后面都会跟着至少60匹运帐篷的驮马。7
新军制也带来了新战术。
尽管有些许差别，但18世纪军队基本都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一面是遵循传统骑士荣誉和忠诚观念的军官，一面是大体上麻木不仁的士卒。军纪将他们铸造成紧密的战术单元，组织越紧密，声望就越高。最理想的类型是3排齐射线列。共和国新军不再是为主子效力的佣兵，而是充盈着一种特殊的观念，一种崇尚自由、平等、保卫祖国的新世界观。这些思想丝毫没有因起初的志愿从军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产生了一种根本上不同于旧式雇佣兵，并能练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记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团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精神。当然，这种精神还没有军事上的威力，事实上在大革命期间甚至导致了军纪糜烂和旧军队瓦解，但它接下来导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动了转折的进程。新战术也是如此。8
一开始，共和国新军自然试图采用传统的阵形，但达不到要求。他们缺少线列推进和齐射开火所需的纪律和操练。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线列行动，于是就编成了大纵深的纵队，纵队前方和两侧有挑选出来的枪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会有整个的散兵单位。
这不是一种全新的战法。不仅克罗地亚兵和潘都尔兵在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时惯用散兵战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鲁士也出于同样目的组建了独立营。法军早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就已经将独立的轻步兵连加入了线列步兵团。但这些单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战斗中支援线列步兵，而是执行不太适合正规步兵的次要作战任务——侦察、巡逻、劫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民兵击败了英国正规军，这方面他们的经验要更进一步。美军在火绳枪兵以外组建了专门的轻步兵营，燧发枪营，而且每个连都有一定士兵装备来复枪。发明于15世纪的有膛线的枪（Büchse）优点是精度高，滑膛枪的好处则是装填快；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弓和弩的区别（第3卷）。但许多理论家认为装填速度更重要，因为认真瞄准在激烈的战斗中本来就不是常事，而且随便打出的几发滑膛枪弹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准的一发来复枪弹更大，尤其是前者采用密集阵形的情况下。
法国革命军的散兵后面是作为后备力量和决胜冲锋力量的纵队。散兵战法有先驱者，大革命战争中的纵队战术也一样。但前者诞生于实践，后者则起源于理论。为了增强火力，步兵战术的发展历程导致阵形不断变浅。但浅线列不仅是为了射击，也是为了最后的冲锋。由于行进间开火难度大，所以普军有时甚至有不开火直接冲锋的计划。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放弃了。但有理论家指出深纵队的冲锋威力不可与浅线列同日而语，尤其是法国人福拉尔。纵队必然会突入线列并将其击溃。甚至有人主张重新为纵队配备长矛，取代装有刺刀的枪。沙恩霍斯特的长官兼导师利珀伯爵（Count Lippe）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轻时也表示赞同（1784年）。91778年的一次由当时最有才干的法军将领之一，布罗伊公爵指挥的法军演习也是先火力准备、后纵队冲锋的做法，预示了新的战法。10事实上，早在七年战争中的贝尔根会战（battle of 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罗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经这样做过了。在七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整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围绕线列与纵队优劣的论战。尽管线列一方总体上占据上风，但1791年的法军操练条令——当时已经是大革命期间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触及条令——除线列以外还给出了几种纵队阵法，包括在中军后面布置一个营的纵队。条令本身没有从中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条令完全是按照线列战术的精神起草的。纵队似乎只是流于表面，并未有机地融入步兵战法。11但革命军在实践中抛弃了自己不赞同的长线列。革命军采用了虽不严整却仍然实用的纵队阵形，手段是加入了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大力加强的散兵。纵队不仅有冲锋威力大的优势，而且行动灵活性远胜于长线列，能够轻松找到敌人看不见、敌炮打不到的掩护物。
我们可能会说，新战法的特点是融合了原有的线列步兵战术和轻步兵战术，并从理论中吸纳了纵队。但这就引出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新战法是有意识的创新。与国家制度不同，战法在文献中全无有意识创新的迹象，而只有对传统作战样式的去粗取精。于是，一种全新的战法形成了，而其中每一个元素都能找到相关联的既有传统。12
甚至在军纪恢复，紧密阵形重新出现时，法军也没有出现新的编制体系。拿破仑没有发布新的操练条令；法军才真正按照1791年条令那样来训练，这些条令一直延续到1831年。因此，大革命在战术领域不仅与传统直接相关，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寻回了某些失落的传统。军纪尤其是如此。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升到顶层的法国将军（莫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在革命前就已经参军了，大部分与拿破仑一样是青年中尉。即使在革命的迷乱漩涡中，操练源于军纪、军纪决定战斗力的观念也保留了下来。新晋将军们刚刚重新控制住军队，便大力严格执行了这一思路。1797年和约缔结后，波拿巴马上下令研究条令，并规定早晨进行单兵操练，傍晚营操，每周例行团操。他在视察过程中不仅热情极高，而且“像营务长一样一丝不苟”。13当上军长后，他不许新兵直接入团，必须要身心两方面都适于军队之后才可以。14
拿破仑有一道关于黑人士兵入伍的命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证明了法国新军中新与旧、军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融合。他当时身处埃及，与本国断了联系，兵士日渐稀少，于是他给德塞将军（General Desaix）写了一封信（1799年6月22日）：“将军公民，我希望购买2000名或3000名16岁以上的黑人，每营插入约100人。”
只要散兵还仅仅是辅助，那么散兵跑得太远、导致统帅手中没有足够兵力发起突击的危险就永远存在。因此，军队重建秩序后就着手限制散兵作战。散兵、线列、纵队并行不悖，根据需要交替运用。因此，与某些人的设想不同，新旧战术的根本差异在外人眼中并非显而易见，当时的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眼前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法国人自己。我们从一批文献中都会发现，人们很少投入脑力去系统性地发展新阵法。散兵战法当然要求训练枪法，但枪法训练在现实中的比例很小，以至于到了1800年翻越大圣伯纳山口（Great St.Bernhard Pass）前几日，波拿巴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Berthier）还不得不下令：“自明日起，全体士兵都要进行几轮实弹射击，要学习掌握正确的持枪瞄准方法，还要掌握装填方法。”同年（1800年），前面提到过的霍耶的绝妙著作《战争艺术史》在德意志问世。作者问道：“（179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果真对战争艺术有所促进吗？”回答是：“我们不可能给出不加限定的肯定答复。”（2：891）作者接着列举了几条：用炮增多；山地战中适当的散兵运用；侦察气球的使用。“因此可以说，与任何一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发展了战争艺术，但绝没有让战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有一段话谈到了旺代战争中的散兵。他认为纵队只是乌合之众，这一观点表面上看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第1017页）：“这场战争中的野战工事比过去任何一场战争出现得都要频繁。”他在另一段（第1卷前言）中提到了火枪的进步、火药的强化、之前就有的早期光学信号机。最后（第886页），他还认为革命军中打胜仗的将军是那些知道（旧法军将领早已发现并录入战争部档案中的）边境要地、会看地图、会利用地图的人。
纵观这一段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大革命时代的军事史意义根本不在于火枪和火药的改进；这些进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腓特烈与拿破仑打仗用的是同一种枪。此外，气球观测在当时取得的成就最多可以用“有点意思”来形容。没有人认为大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是野战工事，或者将革命军将领的胜利归功于他们懂得如何从地图中发现以前的将军们找到的要地。在我们看来，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它首先带来了一套新战术，进而诞生了新战略。受过专业训练的明智之士霍耶只在山地战和旺代战争中发现了新战术，对新战略则是一无所知。
随着全面战争的临近，法国想请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担任全国总司令，此人后来领导过反法同盟军并于1806年在奥尔施塔特（Auerstädt）被击败。腓特烈曾极为看重这位勇猛的公爵，以至于他被誉为当世第一名将。正如哥特人将王冠献给敌军统帅贝利撒留的幼稚计划证明哥特武士毫无政治观念，15法国人的想法也证明他们丝毫不知本国的革命即将带来一个全新的军事纪元。
新战法的伤亡比线列战术小得多，后者的密集阵形或会招来葡萄弹，后者在齐射中两败俱伤。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1802年，沙恩霍斯特在给一本法国书的书评里提出，16大革命战争中少有高级将领阵亡。七年战争中的普军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在战争的前几年，这支规模非常小的军队就失去了全部两名元帅——什未林和基斯——以及温特费尔德等几位名气最大、资历最老的将军。另外，七年战争中一场会战（例如布拉格会战、曹恩道夫会战、库诺斯道夫会战、托尔高会战）的阵亡人数就比大革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包括4到10场会战）还要多，甚至包括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
据我回忆，甚至在1813年，普军也只有沙恩霍斯特一名将军阵亡。但拿破仑战争中总体的伤亡数量是再次大大提升了。17
旧列强只把法国的新战法当作退化，而且是有意识地排斥。1796年10月——当时波拿巴已经打赢了意大利战役，但茹尔当（Jourdan）和莫罗被迫撤出德意志——奥军次帅兼军需总监马克（Mack）起草了一份历数旧战法优点的备忘录。他说奥军在地势不平、无法以密集正面进攻的弗兰德斯同样惯于“散兵进攻”。另外，只要步兵在前进过程中因战况激烈而保持不住原本的阵形，他们用不着下令就会自动变成散兵。作者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它会削弱进攻造成的压力，会抵消出其不意的初始优势，而且一旦敌军骑兵现身，沉醉在胜利中的散乱队伍必败无疑。马克接着又说：
一支训练有素且坚定的正规步兵，如果以密集的正面、精准的步伐勇敢地前进，再加上火炮掩护，那么散兵是挡不住它的。因此，步兵绝不能因为零散或分段射击而拖慢脚步，一定要尽可能快地直接向敌人发起冲锋，而且要一直尽可能保持队形。这种战法是避免流血的正道；开枪也好，散兵也好，都只会徒增伤亡而不能决定胜负。
普鲁士自然也是类似的想法。有一份大概写于1800年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56年发表于冯·弗兰泽基将军（General von Fransecky）写的一本关于格奈森瑙的著作中（《军事周刊》附录第63页），内容如下：
散兵是一切战法中最自然的一种。换句话说，它最贴近人活下去的本能。不能像某些人试图证明的那样推出，散兵是目标最明确的一种战法。战争本身当然不是人的本性；贴近本性就是远离战争，战争艺术的目标绝不是贴近本性。有一句话讲得再贴切不过：“坦诚地说，散兵身上有我们所有人体内潜藏的天生痞子气，必须努力压抑住。”我们身边有很多嘈杂的反对声。有人向我们高喊，法国军队的巨大成就！法国散兵作风大胆；意大利战斗中的密集纵队进攻！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吗？我们要冷静地回答：我们不会这样做。不管我们多么尊重经验，但类似的一般性实例还是太少，不足以动摇我们健康的判断力。但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习惯了总被保护的人，当他失去保护，直面危险时会害怕。不过，为了回应这些声浪，我们还是应该试着澄清其中的混淆。对于那些向我们高呼法军战功的人，我们要提醒他们的是：法国散兵在1793年打了进去，又在1794年退了出来，1799年打进去，1800年退出来，他们当初怎么打进施瓦本的，后来就是怎么撤出施瓦本的。这些事本来不值一提，但看见那些不再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这些事实的人，我还是要提一提。我们对法国散兵的勇猛有如下评论，如果那是真勇猛的话。每一种危险都对应着一种勇敢。令荷兰人无法理解的是，怎么会有人把性命托付给未驯的野马，却能在风暴肆虐的大洋上镇定自若。习惯了站在队列中的人当然不会像法国散兵那样在要塞炮火下匍匐前进；他会特别害怕被俘，害怕被骑兵击杀踩踏。反过来看，一名失去了惯常的栅栏、战壕、单兵掩体等屏护的散兵脑子里也只会想到逃跑和寻找掩体。
这两种不勇敢源于各自对某种危险的陌生，本身还不足以证明前述观点，即散兵作战会从整体上削弱勇气，或者削弱无畏的精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要给出下列内容。如果说散兵变得越来越勇敢了，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危险没有以前自己认为的那样大，而且他每天都会变得更机诈，更有手段。因此，他并不是更无畏了，而只是学会了如何娴熟地对抗危险。而在散兵不能对抗危险，只能无畏地直面危险时，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天生的痞子气滋长得是多么大。
最后，对于法军在意大利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险境，在无掩护的情况下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完全不符合上述结论的看法，我的回复如下：首先，我们对当时的危险程度所知甚少，无法知晓法国人当时表现出了多大的无畏勇气，又要击败怎样的敌人。对这些战斗的描述都是夸大多而细节少。一般来说，一支部队在战斗中的勇敢程度要用伤亡数目来评价，而根据众所周知的数据，法国大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与七年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其次，这里讲的不是冲锋过程中激发出来的那种蛮勇，那是法国人的天性，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激动；相反，这里讲的是冷静地蔑视致命危险，能在连续战斗的过程中阵形不乱，岿然不动，就像罗克鲁瓦会战中的西班牙旧军和莫尔维茨会战中秉承利奥波德精神的普鲁士军队一样。因此，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
散兵习惯了自己的战法，于是失去了肉搏战所需的勇气。由此可见，线列步兵如果不想失去自身用处的话，那就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
主张引入散兵的人宣称，破碎地形上只能采用散兵作战。此说的依据大错特错。
当营长领着一个没有散兵经验的营穿过树林，哪怕树林极其浓密也要保持队形，向敌人进军时，士兵不可能整排整列地走，而一定要散开队形，每个人自己往前走，这是完全清楚的。那么，这就是散兵吗？绝对不是！营长这时是要展开散兵进攻吗？更不是了！密集阵形进攻的本质在这里丧失了吗？恰恰相反！营长的打算是接近并击溃敌军，与所有进攻一样。在一马平川的地形上进攻炮兵的步兵营不会真的一直保持队形，但此举仍然符合密集进攻的精神。
如果线列步兵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的话，那么平时就无须教授散兵战法；实话说是绝不能教授，因为到了战时，在那些临时用一下似乎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也绝不能用散兵战术。
当几十万名法国散兵从本国腹地涌出时，他们会扫荡我们的传统原则，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人或许会被这种情况吓倒，头脑有一点糊涂，但真正的男人必须回归理智。
屡次失败后，旧列强也更明白了，接纳了法国的新战法。当然，甚至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新方向的萌芽，那就是为连配属轻步兵和装备来复枪的精确射手。这一过程随着条令的革新而自然推进，奥地利率先于1806年修改条令，之后是普鲁士（1809年和1812年）。假如碰巧只有法国和普鲁士操典保存了下来，有人就会以为有文献证明散兵战术是普鲁士人在1812年发明的。如果又有人发现腓特烈大帝早在1770年的《营战要术》（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 et de tactique）中就规定第一排线列步兵前面要布置一个独立散兵营，而且他在死前不久下令组建轻步兵营，那我们就更容易信服了。事实上，这些独立营的用意不是杀伤敌人，而只是吸引火力。我们也已经知道，轻步兵并非新式正规步兵，只是辅助兵种罢了。革新战术必先革新国家，偶然流传下来的个别记载只有在客观上符合整体发展进程时才能被证实和确认，这种分析方法在战争艺术史领域尤为重要。学者们从李维的记载（8：8）中得出罗马人很早就懂得如何以小型战术单元进退交战的结论，看到偶然保存至今的查理曼晚年敕令就以为不得不得出那时就有封建制度的结论，这岂不是误入歧途！相反的类似情况也有。古代战术最深远的变革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从人多势大的方阵转向梯队阵形。但是，与西庇阿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却很少谈到，正如与波拿巴同时代的霍耶不讲线列战术转向散兵战术一样，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作者都身居高位且受过专业训练。关于封建制度的起源，我们甚至没有一份基于一手史料的记述。3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军团的衰落也是类似情况。这些变化尽管惊天动地，但仍然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躲过了时人的眼睛。非专业作者（比如李维）只言片语中留下来的错误认识偶尔会让学者曲解实情，这种遗毒只有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
本书一开头就讲过，一切军事艺术都在两端，或者说两种基本力之间游走：一是个体的勇气和武艺；二是战术单元的坚定团结。全靠个人武功的骑士代表一个极端，腓特烈大帝手下的齐射步兵营代表另一个极端，后者中个体成了被塞进机器的齿轮，就连狂躁之人也能融入进去，发挥作用。就此而论，有章法的散兵可以说兼具战术单元与个人斗志的两方面优势。因此，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有愿意参战的当兵材料。自愿应募的旧式佣兵有参战意愿，但这种军队必然规模小。规模一大，素质就差。保卫祖国的新观念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兵力，而且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参战意愿，以至于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战术。
在炮兵领域，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早在法国旧王政时期就显著改进了造炮工艺。人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哪些部位可以少用铜铁，减重而不损害强度。直到那时，重炮还会在战斗开始前移入预定位置，通常不会转移阵地。因此，让民夫运输重炮还是可行的。但先锋部队带的是专人拉动的轻型营炮。现在，格里博瓦尔大幅减轻了野战炮的重量，士兵自己就能用为此配发的皮带拉炮。大革命为法军带来了普军样式的骑乘炮兵。拿破仑刚刚掌握指挥权就把炮兵辎重人员纳入军事化管理。之前的农家子弟在进入敌军火力范围时太容易自己骑马跑掉了。现在，运炮的人员和马匹都经过了系统训练，火炮可以按需跟随步兵上战场，于是由专人拉动的野战轻炮就被废弃了。如果说机动性的大幅强化确实大大提升了炮兵重要性的话，可与骑兵一样，炮兵的重要性还是相对下降了，因为只有步兵能沾到军队规模扩大的光。腓特烈大帝晚年的千人火炮占有量达到了7门，到大革命战争时期落到了两门乃至一门，德意志帝国时期逐渐回升。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Wagram）中的步炮比例是千人两门炮多一点（395门比18万人），1812年约为千人3门炮。18但是，机动性的提升让一种新的火炮部署原则成为可能。炮兵火力被集中于一点，为步兵突破做准备。奇袭时的成功率还要更高。这一观念同样甚至早在大革命前的法军中就有教授。19
旧军最大的常备编制是团，每场会战都要专门下令规定哪位将军负责哪个梯队或梯队一部。散兵作战的预计作战时间更长，而且常常需要多兵种协同配合，因此设立常备编制是有益的。于是，法军先后设立了师和军。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部安排，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会战指挥精神。腓特烈打的会战是最高统帅亲自下令，全力发起冲击，务求速战速决，也必然会速战速决。现在，一场会战分成了多个甚或许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由师长乃至军长负责，按照个人判断运用不同的兵种——散兵、密集步兵、轻便炮兵。只有最高统帅随着会战发展，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总攻决定才能决出胜负。
梯队阵形尽管没有被放弃，但重要性还是降低了。保留和运用预备队对会战进程的重要性则与日俱增。交战胜负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前线打响后从后方增强火力、投入或保留兵力。圣西尔元帅写道：“打赢会战只在于关键时刻强化前线兵力。”
如果不过分细究个别表达的意思的话，腓特烈的会战与拿破仑的会战的区别可概述如下：20
统帅将会战分成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交给部将负责，这样就将自己从具体布置行军中解放了出来。约米尼（Jomini）说，拿破仑会在地图用圆规规定各军的行军目标，张开的半径是7个至8个小时的直线行军距离。1805年，法军从布伦走到多瑙河畔的直线距离是465英里（约748千米），平均每天12英里（约19千米）。
与散兵一样，这种新的作战类型也为法军带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旧军依赖仓库提供的补给是有定数的。大军永远要携带18日份的口粮；士兵本人要携带3日份的面包，每个连配备的面包车装有6日份的面包，军需长掌管的辎重运输系统下的面粉车装有9日份的面粉。21不这样安排的话，严格的军纪便无以为继。在18世纪，这种军队的个人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也愈发强调军务管理机关要确保将士兵照顾好。维持军纪的直接需求与国家的整体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战争是官府的事，与臣民无关；如果本地没有战事的话，臣民用不着关注战争。士兵有严令在行军和驻扎期间都不得骚扰乡间百姓。法军不太在乎安民。在法军看来，战争是全民的事，全民都在流血，因此战争期间可以从民间索取一切所需。只要仓库供给不上，士兵就会从当地居民强夺物资，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征收很容易变成抢劫，会打散编制，而且会在军中蔓延，鼓励聚众剽掠。假如腓特烈大帝允许这样做，他肯定会担心士兵纷纷逃亡，大军作鸟兽散。他只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允许士兵就食于寄宿的人家。法国革命军初期也深受逃兵之苦，但那与口粮无关，而且当时也完全没有遏制逃亡的纪律监察手段。靠不住的人渐渐离开，军队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继续服役是出于个人意愿；当然了，他们的不守军纪也让人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中的佣兵团。
1796年，拉阿尔普将军（General Laharpe）向上级波拿巴报告说，他的部下比当年的汪达尔人还要恶劣；一天之内有两名旅长辞职；波拿巴亲自致书督政府，称耻于统领这样一群形同窃贼的暴民。当然，人们以为法军会给各民族带去自由，法军是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开进米兰的，但米兰人对法军暴行失望至极，8天后便揭竿而起；但起义被燧发枪压制下去了。莫罗于1796年7月17日从德意志发回的报告与波拿巴从意大利发回的报告别无二致：“我在尽最大努力遏制劫掠，但部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军饷了，而且我们走得太快，辎重队跟不上；农民跑了，士兵就把空房子扫荡一空。”7月23日，茹尔当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士兵蹂躏乡间，无以复加；我领导这样一支行迹败坏的军队都要脸红。军官表示反对就会受到威胁，而且真有开枪打军官的事。”尽管如此，将军们还是逐渐整顿了军纪。此举不仅是出于人道，也对军事行动有利。茹尔当在上述报告中已经指出，走投无路的当地人正在拿起武器，用不了多久，交通线就非得有兵力保护才能通行了。打了胜仗以后就四处征收抢劫的士兵现在遭到了攻击。随着秩序的恢复，法军捡起了旧战术和后勤体系中合理的成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纵容士兵抢掠。然而，尽管法军规模远胜以往，但辎重队却一直小得多。考虑军官行李少了，帐篷也取消了，那么吕斯托估算1806年法军步兵的辎重队只有普军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许是正确的。22
腓特烈曾给基斯元帅写过一封信（1757年8月11日），内容是他正等着一批辎重到位：“它寄托着国家最后的希望。”拿破仑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就我所知，当时的文献中不曾提到由于18世纪下半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扩大，所以为大军提供口粮的任务比以前容易了。马铃薯在七年战争中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0年后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被戏称为“马铃薯战争”。在1813年秋季战役中，马铃薯无疑极为重要。23
不管拿破仑整顿军队秩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后勤制度的旧伤疤还是时不时被揭开，只要有一点问题出现，兵士四散和缺乏纪律的弊病就会马上重现。24
拿破仑既完善了革命，同时也终结了革命。他行使大权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在一次大选中，法国人民几乎全票选举他为执政，后来又将他推上皇位。尽管君主制复辟，但军队保留了共和国时期新养成的重要品格。官兵分野不再具有阶层性质，而在于教育程度与能力资质的高低。而且哪怕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确有能力者也能做到上尉，优异者甚至可以升到最高级军衔，这进一步在官兵之间建立了桥梁。有一句话说得好，每名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节杖。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拿破仑手下伟大的元帅们都是从底层人民拔擢上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元帅与波拿巴本人一样在革命前就是职业军人了。他们的出色战绩有不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大革命扫清了一切传统束缚，让他们在兼具年轻人的强健体魄和雄心壮志的年纪走上了领导岗位，从而立下不世之功。拿破仑本人接过意大利远征军统帅权时年仅27岁，他手下的元帅当上元帅时大多只比27岁大一点，甚至还不到27岁。
全体20岁至25岁（分为5个年龄段）青年男子均应服兵役的义务在1798年得到了重申，但1800年又开放代役，对普遍兵役加以限定。甚至早在1800年之前，普遍兵役制也不曾实际贯彻，因为有大批青年男子逃避兵役，或者即便入了伍也会跑回家。对此，管理制度的力度和完善程度还不足以遏制，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允许过代役，但后来又废止了。1798年和1800年的法律建立的允许代役的征兵制本质上是一套弹性很大的制度，实际管得很松。尽管每年每个年龄段的适役男子至少有19万人，但拿破仑在1801年至1804年间每年实际只征召3万人服现役，外加3万名每年集训15日，每月择一周日操练的预备役人员。士兵年满25岁退伍。
自1806年起，兵员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战事连绵不断，25岁退伍的规定无疑已经不再遵行。1812年至1814年间的实际（而非额定）征兵力度没有留下相关的正面史料和确切数字。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甚至早在1805年之前，当时非常温和的征兵措施就遭到了强力抵制，必须要强制执行。不应征报到者被叫作“顽民”，地方上有专门的宪兵队负责追捕扭送到团里，不然会把士兵安排到顽民父母亲属家里住宿，要么由社区整体担责任。25
因此，现实情况与大革命理想化的普遍兵役原则有很大差别。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征兵只不过是恢复了旧制度：反复连续应征的专业代役人组成了一支职业佣兵队伍，当然还要加上历代路易国王拉来的壮丁。要是与普鲁士军队比较的话还要更贴切，各区征上来的兵员占到全军半数，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是以碎片化的形式，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很多精神还是延续到了拿破仑的军队中，不仅是军官团精神风貌和官兵关系为之一新，军队主体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也起了变化。他们根子上就不是雇佣兵，而是法兰西祖国的儿子和卫士，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履行职责时也是一样。矛盾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族精神甚至在旧法国军队中就存在了。但征兵人数增加得太多了，我们可以乃至必须将新旧对照视为一项根本区别。
根据军区征兵条例，我们大可以说普鲁士征兵与法国同样严格，甚至更加严格，但法国征上来的兵与普鲁士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法国人口是普鲁士的五倍，而且普鲁士军区下的国民尽管对国王和国家忠心耿耿，却必然缺少祖国观念的独特加持，因为普鲁士只是一个偶然形成的王朝国家，并非民族国家。最后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本国人占到了普鲁士军队的半数乃至更多，但他们仍然只是短期服役，招募来的外国人才会长期服役并因此为全军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个具有或多或少荣誉感的武士阶层，而非保家卫国的战士。
最能体现上述区别的莫过于比较前文引述过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训令中关于防止逃亡的条款，以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battle of Austerlitz）前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腓特烈的训示如下：
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军的重要职责，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时常到帐中视察；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储藏粮草的地方要有轻步兵站岗，天快黑时要加上相同数量的骑兵；外出找秸秆和水源时，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军官整齐带队；聚众劫掠必须严惩；开拔时不得在部队拿好武器、列好队伍之前撤去村庄里的哨兵；不得夜间行军；行军期间不得允许士兵脱离本排；穿越森林时，步兵要有骠骑兵随行巡逻；随时警惕任何军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兰地、秸秆等。
拿破仑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则是这样：
目前不要声张。各军长应尽力列出无故掉队，聚众劫掠者的名单。长官应向士兵宣扬这些人是可耻的家伙，因为法国军队中对不身犯险境、不分享胜利荣耀的人的最重惩罚就是同袍的谴责。如果有这种人，皇帝确信他们会愿意集体回到军队中来。
国民会议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废除了释放战俘换钱也就是“赎金”这种旧式佣兵军队特有的做法。
到了拿破仑统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采取愈发严厉的征兵手段，同样深受逃兵之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812年和1813年战役输就输在逃兵上。由于逃回后方的士兵不绝如缕，他来到莫斯科时的兵力已经衰弱到无力再战了。如果说他发动1813年秋季战役时的兵力仅仅略少于反法同盟军，可两个月后的莱比锡会战时就只比敌军的一半多一点了，个中缘由当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军方面闻所未闻的大批逃亡。
腓特烈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中也是逐渐衰弱，我们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试图用增加炮兵来弥补步兵的不足。如前所见，拿破仑身上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尽管程度上有差别。腓特烈军中的内部变化带动了战略的调整，而我们之后看到，拿破仑的战略没有变化。
用最简单的话说，建立于革命期间、由革命缔造的新军制与旧制度的区别有三：兵力大幅扩张、采用散兵战术、从民间征收物资。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三个让新军制超越旧制度的特征不是同时，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的。尤其是随着初期的普遍兵役制产生的庞大兵力后来一度回落，以至于拿破仑在早期几场战役中仅仅与敌军兵力相当。
共和国时期将军与拿破仑时期元帅
杜穆里埃（Dumouriez）：生于1739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克勒曼（Kellermann）：生于1735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塞尔旺（Servan）：生于1741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参谋官。
卡诺（Carnot）：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工程兵上尉。
乌沙尔（Houchard）：生于1740年，大革命爆发时任龙骑兵上尉。
奥什（Hoche）：生于1768年，1784年进入禁卫军，1792年授中尉。
马尔梭（Marceau）：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愿兵营长。
皮舍格吕（Pichegru）：生于1761年，本为数学教师；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为高级士官。
莫罗（Moreau）：生于1763年，本为律师，1791年任志愿兵营长。
茹尔当（Jourdan）：生于1762年，1778年入伍，1784年随团赴美参战；一度沿街乞讨；1791年任志愿兵营长。
谢雷（Scherer）：生于1747年，曾在奥地利和尼德兰军中任军官；1791年任法军上尉。
克莱贝尔（Kléber）：生于1753年，本为建筑师；曾任奥军中尉；1792年任志愿兵营军官。
塞吕里耶（Sérurier）：生于1742年，曾任高级士官，大革命爆发时任上尉。
贝尔蒂埃（Berthier）：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职于总参谋部。
蒙塞（Moncey）：生于1754年，1779年授少尉，1782年升中尉。
佩里尼翁（Perignon）：生于1754年，1784年授少尉。
勒费弗（Lefebvre）：生于1755年，1770年入伍，1782年升中士，1789年任国民卫队中尉。
马塞纳（Masséna）：生于1756年，1775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高级士官。
奥热罗（Augereau）：生于1757年，1774年入伍，1776年逃亡，在普鲁士担任击剑教练；大革命爆发时返回法国，进入德意志军团任高级军士。
贝纳多特（Bernadotte）：生于1763年，1779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高级士官。
布吕内（Brune）：生于1763年，本为律师，1791年志愿参军。
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Cyr）：生于1764年，本为画家，1792年志愿参军。
维克多（Victor）：生于1764年，1781年入伍。
麦克唐纳（Macdonald）：生于1765年，1784年授中尉。
格鲁希（Grouchy）：生于1766年，1781年授中尉。
乌迪诺（Oudinot）：生于1767年，1784年入伍。
缪拉（Murat）：生于1767年，1787年入伍。
贝西埃（Bessières）：生于1768年，出身律师世家，1792年入伍，1793年升少尉。
莫尔捷（Mortier）：生于1768年，国民会议议员之子，1791年志愿参军，随即被推选为上尉。
德塞（Desaix）：生于1768年，1783年授少尉。
内伊（Ney）：生于1769年，1788年入伍。
苏尔特（Soult）：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士官。
拉纳（Lannes）：生于1769年，马夫之子，本为染工，1792年志愿参军。
波拿巴（Bonaparte）：生于1769年，1785年授中尉。
叙谢（Suchet）：生于1770年，1792年入伍。
达武（Davout）：生于1770年，曾就读于巴黎军官学校，1788年授中尉。
马尔蒙（Marmont）：生于1774年，圣路易骑士团成员之子，1790年授少尉。
旧军军官（拉法叶特、屈斯蒂纳、比龙、博阿尔内除外）：
杜穆里埃、克勒曼、塞尔旺、卡诺、乌沙尔、贝尔蒂埃、蒙塞、格鲁希、德塞、麦克唐纳、波拿巴、佩里尼翁、达武、马尔蒙。
旧军高级士官：
皮舍格吕、贝纳多特、马塞纳、塞吕里耶。
在旧军中有机会成为高级士官者：
奥热罗、苏尔特、内伊、缪拉、维克多、乌迪诺。
外军军官：
谢雷、克莱贝尔。
在旧军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尔当、奥什、马尔梭、勒费弗、拉纳。
本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开始后参军者：莫罗、布吕内、贝西埃、莫尔捷、叙谢、圣西尔。
3 拿破仑的战略1
我们应该再说一遍：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在战争的一切目的当中，歼灭敌方武装力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一项”（克劳塞维茨）。那么，攻势行动的目标就不是某个地方、某片区域、某座城市、某处要地或某座仓库。如果一方凭借巨大战术胜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垮了敌方武装力量，使其无力再战，那么胜利者就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开拓战果。
旧制度下的军队规模太小，战术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无法在战争中践行上述基本原则。他们只能呆立在凭借自身战术无法攻克的阵地前，也不能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粮草。他们只敢浅浅地进入敌境，因为他们不能保卫大片区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线万全无虞。
拿破仑摆脱了这些枷锁。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胜算押在取得战术胜利、让敌军失去行动能力上，然后乘胜追击，直到敌人接受他的条件。这条最高原则的推论影响到了上至战役方案、下至每一场交战的一切。由于万事自始至终都以压倒性的战术胜利为基础，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从属于这一个终极目的，战役方案自然就简单了。消耗战略的基础是每一项行动都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七年战争开场时，腓特烈在纷繁多样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间摇摆不定。统帅越是精明干练，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决策的主观性也就越强。拿破仑的战役方案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刚开始认清和理解了这些方案时，我们会感觉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战略天才的创造性只在于确认事理本身的必然结果。艺术史中秉承古典主义、多用朴素直线的帝国风格与同时期的战争艺术有一些可比之处。
现在我们要对直接从上述基本原则的对立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做一宏观概述。我们不需要做辩证推演，只要考察拿破仑和腓特烈两位宗师的事迹就够了。
按照拿破仑的战役观，他聚焦于敌方军队，而且自始至终以攻击敌军乃至尽可能歼灭敌军为基点。腓特烈也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什么都想保住的人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敌军本身。”但如前所见，这条原则对腓特烈的意义只是相对的，他一次又一次极大地偏离了该原则。对拿破仑来说，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当拿破仑多面受敌时，他能将其各个击破。1805年，在俄军尚未赶到时，他就在乌尔姆击败了奥军；接着在普军出手前，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军和奥军残部。1806年，他再次抢在俄军抵达前击败了普军（耶拿会战），1807年又在奥军缓过来之前打败了俄军。
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奥军还没有动员，俄军和法军还在远方。但腓特烈没有尽快出击，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开战。假如他信奉歼灭战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掌握的资源足以遵行歼灭战略的话——我们必然会将此举判定为腓特烈一生戎马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都完全不考虑以彻底征服奥地利为目标，因此他将当年目标局限于占领萨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迟开战可以避免法国干预。
有些人为了进一步推崇腓特烈，试图证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奥地利的计划（布拉格会战、布拉格围城战）。他们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这一计划在1757年是可行的话，那么放到1756年岂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战略的基础上，腓特烈的行为才是清晰连贯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七年战争初期与拿破仑在1805年、1806年的行动之间的根本性对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实的方式证明了历史上的两类战略的本质与原则。
接下来是展开论述。
消耗战略的前台上是围攻要塞、阻止围攻和解围。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里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仑在所有战役中（次要行动除外）只打过两次围城战，1796年围攻曼图亚，1807年围攻但泽。
甚至他决定打这两场围城战，也只是因为他当时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继续与敌军打野战。奉行歼灭战略的人只会围攻非围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敌国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敌方全军被包围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夺取某座要塞是小规模次要行动的目标。对腓特烈来说，夺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奥尔米茨、施韦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场战役的实际目标。
腓特烈公然宣称：“如果敌国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座。这是稳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后顾之忧。”2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国时遵循腓特烈的原则，那就永远打不败拿破仑了。
腓特烈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商贸，也会用于运送军需。拿破仑则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两条腿走路。
腓特烈常说，会战对他来说是开给重病患者的“催吐药”。当他想要证明会战决策的合理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别无可能的选择。3在他看来，会战就是听天由命，是撞大运，胜负无可逆料。拿破仑说自己的原则是无七成胜算不开战。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这条原则的话，那么他连一场会战都不会打。这并不表明——比如——两位统帅的胆量不一样，他们无疑都是很大胆的，而在于两套体系的差异。如果一个践行歼灭战略的人认为会战就是胜负由天，那么整场战争就都是拼运气了，因为决定战争结果的正是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下，会战只是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会战成败可能会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场会战时曾写道，哪怕会战输了，他的处境也不会比原有的处境更糟。5这种话不可能从拿破仑嘴里说出来，说出来也是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在他眼中，一场会战的胜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整个局势。普鲁士输了库诺斯道夫会战可以缓过来，法国输了耶拿会战就不行了。如前所见，腓特烈嘴上常说打会战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实做得很有限。拿破仑确实贯彻了这条原则，尽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绝对。61805年11月15日，他致书马尔蒙：“世人以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与屡次败于我手的敌人对战时，我从来不觉得兵力够用；我会尽可能集结所有兵力。”
腓特烈的原则是战役方案要尽可能往大了做，他从一开始就说方案在执行中会缩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确实遵循该原则。“宏大的战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说道，“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执行过程中马上就会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实际，然后聚焦于可行的部分，这样取得的成绩要比小家子气的方案来得大，小气成不了大功。”“大计划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会决定战争成败。”“要制定四份这样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来了。”7因此，我们如果比较他最初的方案和后来的执行，那就不免会产生他的精力与战略构想不对等的印象，这就错得不能再错了。他一开始制定方案时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这样一来，他无论怎样做都在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方案能达到的极限会由客观事实确定；他知道是这样，他的本意也是这样。因此，评价和估量他的战略构想永远要考虑上述条件。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会在执行中缩水，反而会扩大。他这样评论自己：
当我制定战役方案时，没有人比我更胆小；我会夸张地设想所有风险，尽可能悲观地看待所有情形；我处在痛苦而焦虑的状态中。当然，我在参谋面前还是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姿态。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我就会把一切都忘掉，只考虑如何达成目标。
在腓特烈的会战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体的威力；胜负也被认为决于首轮冲击。而拿破仑开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敌军阵地的情况。他说过，先接敌再看怎么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预备队，胜利靠的是将预备队投入到统帅规定的位点。腓特烈会战与拿破仑会战的这一区别首先要追溯到战术层面，也就是线列战术与散兵战术的区别。不过，这与战略也有关系。在拿破仑那里，会战是从先前的行动有机发展而来的，往往是有预见的。腓特烈的会战则或多或少源于有预谋的主观决断，因此不能有长期酝酿的过程，越快决战越好。
腓特烈终其一生都在种种战略原则、权变和方案之间权衡不休。拿破仑则说：“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战、休整。”
拿破仑允许一场会战没有预先构想就展开，他对战略也是如此。他自称从未有过战役方案。这与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战方案时非常焦虑。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
没有作战方案能算准到与敌军主力初次接触之后。只有门外汉才会相信一场战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细靡遗的构想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的。
拿破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说自己没有战役方案的。然而，他对于部队要如何展开、部队展开过程中的情况当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会认真权衡由此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但他不能预先判定到底会发生哪一种。在消耗战略下，我们一再看到战役方案早就规定好了仗要怎么打——腓特烈在这一点上无疑没有同时代的人那么严重，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常理。
拿破仑的实力甚至也达不到——比如——夺取整个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程度。甚至普鲁士在1807年也愿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国也愿意的话。拿破仑结束战争靠的不只是战场胜利，最终也要通过政治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与前人的差别毕竟只是相对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现实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拿破仑确实践行了从歼灭战略的本质合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原则，与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二致。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或者说自以为确信，如果自己还不能彻底征服对手，也就是所谓的“耗尽了气力”，他仍然能够用政治手段补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在历史上伟大就伟大在这里。拿破仑骨子里的政治家成分远远多于军人。年轻时也好，后来也好，他都不曾研究军事史或军事理论。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军人都会考虑是否应该从浅线列回归深纵队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这样做过。腓特烈读遍了古往今来探讨战争本质的著作和军事史书。当然，拿破仑也经常指出军人必须研究伟大统帅的事迹，吸取前人精华。他列出了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欧根和腓特烈。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只熟悉军事色彩很弱的普鲁塔克名人传，他更喜欢读谈论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书。他在大革命战争爆发后的作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特点。他当时是一名法军中尉；假如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话，他必然会带着自己的团奔赴前线——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热切支持者。但这位年轻军官在开战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都没有参战，而是忙着为科西嘉制定颇为冒险的政治方案，失败后才投身军界。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后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战役方案是以政治为基点的，目标是让撒丁岛脱离奥地利；1797年，他最后也是通过政治手段结束了对奥作战，当时他已经打到了维也纳附近，而他不仅提议要割地（比利时和米兰）给被击败的敌人，还让奥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块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他后来的历次战争也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有宏大的畅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至于1812年他有没有失去节制心，有没有做出越界之举，或者是否有一种无尽的内在必然性让他越出了界限，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只要说明一点：拿破仑所处的境况让他能够制定以彻底击败敌人，而非单纯消耗的战役方案，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统帅们、欧根亲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新战略是从新状况的土壤中自己生长出来的，这是错误的。利用手头的素材创造新现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创造性天才。我们在这里特别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绝不是像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将首次应用新战略的战役，也就是波拿巴将军的历次战役与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罗将军的战役比较一下，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1795年没有发生决战就过去了，但普鲁士由于《巴塞尔和约》已经退兵。1796年春，法国建立了三支军队：一支由茹尔当率领，在最远到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中游活动；一支由莫罗率领，在莱茵河上游活动；一支由波拿巴率领，在意大利活动。在英国金援的帮助下，奥地利与一众小盟国已经建立了与法军兵力相当甚至更强的反法军队。双方都遵循保卫领土的原则，将军队分散到了漫长的前线上。波拿巴有一部分军队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区，一部分驻扎在里维埃拉海岸，几乎要到热那亚了。他现在将主力集结到最右侧的里维埃拉，只留了少量兵力掩护与法国的交通线。两边通过亚平宁山口对进，但法军尽管总兵力少几千人，但由于布置得当，每次战斗都有兵力优势。法军击败了敌军中路，插入奥军和撒丁军之间，然后波拿巴向撒丁国王开出有利的停火条件，从而完全占据了上风。8于是，波拿巴将奥军赶回了曼图亚，将敌军残部围在城中并展开攻城。奥军4次出阿尔卑斯山援救曼图亚，每次都被法军击败——有一次，波拿巴为了在决定性的野战中取得人数优势而放弃围攻要塞，丢掉了重炮。
取胜后在莱奥本（Leoben）进行停火谈判时，他对奥地利将军们说：“欧洲有许多良将；但他们同时看的东西太多了。至于我，我眼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军队本身。我要努力消灭军队，因为我确信其他的一切自然会随之落入我手。”
他后来在米兰说：“战略的宗旨在于，哪怕兵力较少，但在发起进攻或受到攻击的地点一定要比敌人兵多。”最后，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说：
大革命战争中有人采用了错误的分兵之策，这几路兵马去左边，那几路兵马去右边，大错特错。真正为我带来那么多次胜利的是相反的策略。会战前一天，我不会让各师离得远远的，我会把他们全都集中到我要突破的那一点上。我的大军聚集在那一点上，对面的敌军必然总是少于我军，很容易就会被击退。9
从客观角度看，莫罗和茹尔当完全可以在德意志同样采用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战法。卡尔大公统帅的奥军沿着从巴塞尔到锡格河（Sieg）的前线摊开。由于波拿巴取得的战绩，一支由武姆泽（Wurmser）指挥的部队被派去意大利，于是双方兵力就大致相等了。法军本可以集中兵力出击，将奥军各个击破。法军确实考虑过发起猛攻；但真正的目标不是歼灭敌方武装力量，而是赢得地盘。两位法国将军没有采取重大行动，只是通过机动战将大公逼退向巴伐利亚。莫罗向伊萨尔河进军。但与此同时，大公率领主力扑向茹尔当，在维尔茨堡重创法军，将其打回了莱茵河。伊萨尔河畔的莫罗兵力是对面的两倍多，但他也班师了，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4个月后，双方基本上回到了刚开战时的起点。但舆论认为莫罗毫发无损地率部通过霍勒塔尔峡谷（Höllental）撤回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
法军分兵三路，分别由波拿巴、莫罗、茹尔当指挥的战役方案是由战争部长卡诺制定的。有学者宣称这是战略大手笔，以为卡诺的意图是三路大军会师维也纳附近。卡诺确实考虑过意大利与德意志战场间的配合，但并不打算让三支从不同基地出发的大军最后在战场上会师，将敌军一举歼灭。相反，他的目标是三路大军互为支援，有序推进，在机动战略中威胁敌军侧面，不断压迫敌军后退，从而夺取土地。一定程度上，这个方案可以与1757年腓特烈进军波希米亚相比较。腓特烈认为战役方案的本质在于“基本将敌军赶出波希米亚”10，同时也想尽可能痛击敌军；卡诺也在写给三位将军的信中指出，他们要从侧面包抄敌军，夺取敌军仓库，同时要坚持猛烈进攻，一定要追击到彻底打败和击溃敌军为止。这些指令是两极战略的绝佳例证。但1757年和1796年的不同点是，当机会出现时，腓特烈更加倾向于打会战，愿意在布拉格发动大战，最终打算在布拉格俘获敌方全军，莫罗却谨小慎微，陷在机动战略思想里走不出来，甚至在多位德意志诸侯背离奥地利，大大削弱其兵力，令法军无可置疑地占据了巨大兵力优势时也是如此。
与1800年的两线战役作比较也是一样。1799年，趁拿破仑身在埃及，奥军在俄军协助下将法军逐出了意大利。就任第一执政的波拿巴起初计划在德意志发动战役。他意图将第戎组建的预备队与莫罗部联合，从瑞士出发包抄奥军，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然后转进维也纳。该方案不具备可行性，因为莫罗不愿听从第一执政，拿破仑也不得不体谅这位年纪比自己大，受尊敬程度仅次于自己的将军。如果莫罗愤而请辞，那对他可是一桩棘手的政治风波。
于是，波拿巴决定不带预备队去德意志了，而是经瑞士去意大利。他从日内瓦湖东侧出阿尔卑斯山，命令莫罗手下的一支偏师越过圣哥达山口（St.Gotthard Pass）与自己会合，出其不意地现身于奥军后方。他对帐下各师的布置极为大胆，不管敌军走哪一条退路都要与法军面对面，同时又精心让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1800年6月14日，双方在马伦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奥军已经集结了约3万人，比2万人的法军有优势。此战险些以法军完败告终。但德塞师（6000人）应波拿巴之命赶到，克勒曼将军又自发率骑兵出击，从而扭转了局势。年事已高的奥军统帅梅拉斯（Melas）已先行离开战场，法军突然发起反攻时，奥军正在凌乱地挺进。于是，法军人数虽少，却取得了胜利，主要原因是部队素质高且将军们年轻，精力充沛。由于奥军在此战中背靠敌境，自认无路可退。波拿巴夺取了直到明乔河（Mincio）为止的上意大利，以奥地利撤出该地区为条件换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许可。
莫罗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将奥军赶到了因河对面，当然进度推进得很慢。区别在于德意志是主战场，意大利是次要战场；波拿巴率领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指挥制胜，莫罗则是稳扎稳打，不犯殊险。尽管停火期满后，莫罗最终于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会战的胜利，但上述对比依然成立。因为这场胜利不是战略计划的成果，拿破仑对其有一个贴切的说法，“走运的遭遇战”，尽管仍然是一场宏大的战斗。11法军取胜靠的还是部队素质优势和里什庞斯将军（General Richepanse）的年少气盛。
1813年，莫罗应召出任反法同盟战略顾问时与贝纳多特探讨过北方军团的处境，又强烈建议贝纳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动出击，因为他的作战线太脆弱了。12
我们将莫罗与腓特烈、道恩做比较就会发现，基本观念相同的人之间会有多么大的区别。莫罗永远取得不了腓特烈那样的大捷。但莫罗也从来没有像腓特烈晚年那样远离会战一端。但我们也不能将莫罗与道恩视作同类，因为这位法国将军的精力和灵活性远胜于道恩。法军的朝气为他带来了激情与力量，那是老气的奥地利军制做不到的。
因为莫罗奉行消耗战略就看低他是极其不正确的。要想脱离消耗战略一脉，他必须要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他不仅要有明确无误的认识，还要兼具大胆与小心，如烈焰一般的想象力和最冷静的分析力，英雄主义和拿破仑战略标志性的政略。对于他，不是拿破仑算不上批评。我们比较两人不是为了评判高下，而是为了让自己明白一点：世界史不仅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人物至少也是构成世界史的多个要素之一。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创造出现代歼灭战略，以取代消耗战略，歼灭战略是波拿巴将军利用法国大革命的资源创造出来的。13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志向平庸的人才会沿用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留下的资源。这句话是圣西尔元帅在回忆录中记下的，他批评拿破仑无视公认的圭臬，同时也认为那些只是为凡人准备的。
时人没有重点区分莫罗将军和波拿巴将军两人的功绩。诚然，当时有人谈论意大利派战略和德意志派战略，前者指波拿巴，后者指莫罗，但他们既没有抓住对立的本质，也没有明确哪一派，或者是哪一人绝对地高过另一派。14波拿巴通过政变掌握了法国大权，但他到底是真正的顺应天命，还是徒有其名——这在当时的世人眼中绝非显而易见。马伦戈战役的余波便因这种犹疑心态而起，从军事史角度来看有必要做一补充说明。
当然，拿破仑1804年被推举加冕为帝时仍然处于即将迈向丰功盛誉的阶段。异想天开的埃及远征以失败告终，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抛弃部队的做法是否妥当。1796年和1800年的成绩固然辉煌，但莫罗与他不分伯仲，暗地里还有叵测之人说马伦戈大捷本质上不是因为拿破仑，而要归功于杀到战场的德塞。为了反对此说，皇帝命人编写了一份关于马伦戈战役的官方报告并亲自刊正，报告后来不得不重写以贴合他的改正意见。这些改动完全歪曲了真相，暗示统帅神机妙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且抹掉了法军一度退却和出现危急时刻的事实。对有批判精神的史家来说，上述篡改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损害了统帅的声誉，这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重大战略行动必然会包含巨大风险，因而总会有危急时刻，而完全的、无条件的准确战局预估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幸运，因为预估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那么，拿破仑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动吗？还是说他在虚荣心的蒙蔽下出了丑？他没有那么无知。他知道大众不能理解真正的伟大。正如人们总是愿意认为勇猛就是以少胜多，他们也觉得指挥艺术最明白的证据就是伟人料敌先机，分毫不差。战略意味着在晦暗中行动，指挥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胆大——最早发现这一点并将其引入军事科学的人是克劳塞维茨。拿破仑要是承认自己险些吃了败仗——当德塞在傍晚姗姗来迟时，大部队其实已经败了——法国人不会赞赏他的胆大，反而会谴责分兵之举愚蠢，说他只是运气好才得救了。当然，就连雅典人向子孙展现特米斯托克利的伟大之处时，也只能推说他给波斯王发了一封巧妙的密信，误导其进攻萨拉米斯。
与波拿巴将军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位统帅是小拿破仑两岁的卡尔大公（1771年出生）。大公性好深思，年轻时笔剑双修，写下了大量著作。就战略而言，他是消耗战略的坚定倡导者。与腓特烈大帝一样，他说战争一定要尽可能短促，而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决战才能达到，但他同时做了限定：“每个国家都有能决定国运的战略要地；因为占领这些要地就掌握了通往该国的锁钥，也就成为该国资源的主人。”他接着说道：“由于战略路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条法则是哪怕有极大的战术优势，也绝不能误入歧途，以至于远离或偏离战略路线，将其让给敌人。”他还说：“只要是发生在非战略要点或非战略方向上，最重大的战术行动也很少能产生持久效果。”15
这些观点对消耗战略来说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事实上，取胜的地点和取胜本身都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不能乘胜追击，胜利就只有消极的价值，而且扩大战果往往很受局限。如前所见，腓特烈甚至在自己最辉煌的胜利之一——索尔会战——后班师了。而在歼灭战略下，胜利不取决于取胜的“地点”或行军的“战略路线”，统帅会认为战略要地会随着胜利落入自己手中，而且会自己决定战略路线。我们马上会看到，拿破仑恰恰是将战略路线牺牲给敌军，然后才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背袭普军，不仅将其击败，更将其歼灭。16
拿破仑的战略没有任何套路。话虽如此，有一种基本样式偏偏在拿破仑身上重现，值得探讨一番。他做部署时会将全部力量投向敌军一翼或一侧，试图包抄敌军并使其远离基地，以便尽可能实现全歼。这在1800年春季作战方案中就有所体现，他当时计划从瑞士出发，与莫罗合兵一处，于南德意志攻击奥军。他在1805年就是这样做的，他从北面进攻并包抄了多瑙河沿线的奥军，为此命令贝纳多特从汉诺威出发穿过安斯巴赫领地。他在次年故技重施，不从莱茵河，而从美因河上游出发在图林根攻击普军。他实现了完全的包抄，以至于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会战中是背对敌境作战：普军面朝柏林，法军背对柏林。按照这种阵形，法军一旦战败会比普军更难全身而退；他们会被推向厄尔士山脉和奥地利国境，有被歼灭的可能。但成竹在胸的拿破仑毫不犹豫地决定冒这个险，这样普军在撤退途中会与基地失联，从而被彻底拖垮。
普鲁士将军冯·格拉韦特（General von Grawert）据说曾正确预见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行动，并将其理解为“敌方会从左侧包抄我军，切断我军与易北河、与我方的全部资源，也就是奥得河和西里西亚之间的联系。”17通过比较格拉韦特的理解与拿破仑的实际意图，可以最充分地表现了新旧战略的区别。在腓特烈战略的意义上，格拉韦特的看法完全正确。但拿破仑根本不关心“切断”与“资源”的联系，从而迫使普军后退并让出一片领土，他反而卡在普军的退路上，目的是普军本身。
拿破仑的1813年秋季战役方案也符合这一图景。他计划主力部队首先对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军团采取守势，直到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被击败，远至但泽的土地落入自己之手。接下来，他会自北向南发起宏大攻势，切断俄军与本国的交通线。该方案失败了，因为贝纳多特指挥的北方军团在大贝伦（Gross-Beeren）和登讷维茨（Dennewitz）以保守却合理的手段击退了法军。
直到1805年全面战争再次爆发，拿破仑才不仅达到了个人威名的顶点，更达到了战略的巅峰。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已经平息；庞大的群众、爱国情怀和新战术现在都有了纪律来统辖；拿破仑皇帝可以任意施为，不受其他势力妨碍。
伟大统帅的秘诀是融合大胆与小心。亚历山大是这样，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夺取提尔和埃及，以保障后方，同时极大强化了兵力。汉尼拔是这样，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围攻罗马城，而是离间敌国首都与其盟友。西庇阿是这样，尽管他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展开了决战，但他提前争取到了马西尼萨为援军。恺撒是这样，他计划先打无将之兵，再打无兵之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拿破仑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品质。他一再挑战命运，何其大胆，但他绝非莽撞无度，他知道在何处要停手，要转攻为守，要让敌军决定是否进攻，同时会努力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最佳范例是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在乌尔姆歼灭了一支奥军，夺取了维也纳，推进到了摩拉维亚境内的奥尔米茨近郊，在那里与俄军主力对峙。拿破仑认为在这个“地点”发动攻势风险太大，因为敌军有一定数量优势。于是他提出要谈判，当敌军逼近时，他占据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通过在恰当时机发起防守反击，他打赢了（1805年12月2日）。为了包抄他，敌军将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中央虚弱又没有正经预备队的局面。这正是突破的时机。“你夺取（普拉钦）高地需要多少时间？”皇帝问身边的苏尔特元帅。“20分钟。”“那再等15分钟吧。”于是，问题就在于怎么用好这15分钟。
在所有种类的战斗中，防守反击的效果最好。攻守各有好处和坏处。防守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选择战场，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进攻的主要好处是气势更盛，可以选择进攻地点，且能取得积极战果。防守一开始只能取得消极意义上的战果。因此，纯粹靠防御取胜的会战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1898年的乌姆杜尔曼会战[67]）。但当指挥官首先妥当防御，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转入反攻的话，那便会取得最大的战果。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是防守反击的经典战例。奥斯特里茨会战是现代版的马拉松会战，其作战方案和实际执行对我们都有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统帅，因为我们看到他尽管胆大却仍未失去理智。得知敌军逼近时，他甚至指示正在维也纳谈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条件，其深谋远虑如此。尽管他有必胜的信心，但一旦战败，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护后方。
拿破仑一生中最冒险的事情之一就是引发1809年5月21—22日阿斯珀恩会战（battle of Aspern）中的那次横渡多瑙河。卡尔大公当时正率领全体奥军10万多人在河北岸，与渡河点离得很近。法军只能从一座临时修建的桥上跨过这条大河。刚刚过去22500人时，桥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时第二次垮掉，当时约有6万人过河。尽管奥军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优势，第二天依然比法军多一半，但依然没能将法军赶下河。卡尔大公手里尚有预备队，但没有把他们派上去。这就显示了他与拿破仑的整体区别。腓特烈大帝其实还不存在动用预备队的问题，原因当然是他计划第一次冲锋就解决战斗，所以会尽可能强化第一次冲锋的力量，不会保留大量预备队。而奥军当时已经采用了新战术，不得不从原则上接受了预备队，但卡尔大公还没有思维开阔到认可歼灭战略的地步，因此对预备队的性质和运用缺少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制定的原则是：“预备队必须在能够一锤定音时才可以投入战斗。”“除非需要预备队最后推一把才能大获全胜，它才可以择机投入战斗；否则其主要目的永远是保卫和掩护退路。”18即使按照这条死板的规则，奥军也应该在阿斯珀恩将全部资源投入战斗，以便尽可能彻底地取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但大公还是不敢。当然，他还拘泥于并不特别看重会战胜利的消耗战观念里。只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英雄才能做到纵然信奉消耗战，依然能起而迎接命运的宏大挑战，他的会战经历就是证明。卡尔大公是个小人物，抓不住命运女神在阿斯珀恩赠予的礼物。他总是往身后看，今天维也纳的卡尔大公骑马雕像就是这样的姿势，不啻是一种无意识的残酷讽刺。
法军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两村，中间的空地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控制，这些骑兵接连发起了大胆的进攻。拿破仑顶着炮火骑马从阵前经过，鼓舞己方士气，处境危险万分。奥军最后迫使对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处河洲，但卡尔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过其他方式开拓战果。196周后，兵力大增的拿破仑再次展开行动，一举于1809年7月6日打赢了瓦格拉姆会战。拿破仑取胜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奥军左翼，从而具备了重大数量优势。与通常看法不同，决定胜负的并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有人无理地称赞卡尔大公派一支独立部队从侧面进攻法军左翼，似乎这预示了毛奇挑起会战的方式。但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这次攻势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尽管卡尔大公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来应对法军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没有周全的作战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间举棋不定。20
拿破仑的战略真正出问题是在1812年战役上。拿破仑在博罗季诺（Borodino）击败俄军并占领了莫斯科。但他不得不回军，于是基本上全军覆没。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险夺取维也纳的话，他也会是同样的下场。哪怕有拿破仑的雄厚实力，歼灭战略自有其极限。拿破仑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战略，改用消耗战略的话会不会更好呢？克劳塞维茨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否定回答。他解释道，法国皇帝最大的胜算仍然是采用之前一贯为他带来胜利的战法。但由于双方当时的实力对比，他用消耗战略或歼灭战略都打不赢。根据最新研究，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征俄可用总兵力为68.5万，实际越境者有61.2万，其中半数以上属于中路主力，至少有35万人。但他到莫斯科时就只剩下10万人了。他渡过涅曼河（Nieman）后的仅仅14天内基本没打仗就损失了13.5万人，原因是开小差、补给不足和疾病。占全军一半的法国士兵大多是1811年征召的新兵，年纪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顽民”，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是在荷兰的岛屿上，那里跑不了。但这种训练经受不住俄罗斯荒原的考验。仓库后勤体系效果不如人意；与往常一样，拿破仑很少关注后勤，没有充分考虑俄国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种资源。21因此，他实际上是输在了士兵逃亡和后勤体系失效上，而不是因为——举个例子——俄国的寒冬，冬季只是消磨了拿破仑的残军，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晚，天气也要温和一些。如果拿破仑是带着20万人，而非10万人抵达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盘，沙皇终究会接受他的条件。
我们可以对拿破仑的1812年战役与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亚的行动做一对比。腓特烈未尝一败，最后仅仅因为交通线受到敌人打击就被逐出波希米亚，还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腓特烈本人认为这次深入敌境的“尖端”是一个错误，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军队，通过霍亨弗里德堡会战恢复了战局平衡。然而，腓特烈的“尖端”行动只是消耗战略下的一场战役，因此失败了也并非无可挽救。拿破仑的目标则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卷土重来也难得多。他损失的当然不只是军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前在威逼下与他结盟，现在有勇气跟他决裂了。
因此，拿破仑下台的主要失误不是他采用了错误的战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国境内法国人民的内在凝聚力。毫无疑问，一大部分法国人民或者对他怀有敬重和感激，愿意追随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挟。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对他无感乃至反感。人民不愿意为他而战，强征来也会逃亡。尽管他确实在1813年还能再次纠集起一支大军，但到了骚扰敌境的秋季战役中就折损大半，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逃亡。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记载说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么下场。但估计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国，到1813年再次入伍。但由于没有确切信息，所以我们无法估算法国在这些年里到底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员。
我们从更细致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战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它对“战争艺术史”的意义在于政治动机会被包裹在传统战略原则的外衣下。以梅特涅（Metternich）为首的一派希望与拿破仑达成均势，不成便主张复辟波旁王朝。另一派主张打倒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希望让贝纳多特取而代之。奥地利不希望为了相反的目标而战，于是拒绝出兵并有意无意地为不情愿披上了战略考量的外衣。奥方立场的基础是欧根、马尔伯勒两位伟大统帅都不曾对巴黎采取行动。普鲁士国王不希望追过莱茵河，因为莱茵河显然是一道天堑，要渡河必先在河边集结兵力。他手下的副将克内泽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脚步，因为那里是法国的分水岭，从那里足以主宰法国。
在1815年战役中，两种战略的对立性再次发挥了作用。威灵顿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战略。比利时境内的反法联军总兵力差不多是拿破仑的两倍（22万大军对12.8万精兵；当然，22万这个数字本身意义很小）。但皇帝险些就取胜了，因为威灵顿总是在考虑自保，没有尽快集结兵力投入会战，所以在利尼会战（battle of Ligny）迟到了，之后在18日的好友宾馆会战[68]期间，他又将整整一个军1.8万人留在了距离战场9英里（约14.5千米）的地方。有人正确地将这一分兵之举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会战期间将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侧。但在腓特烈时期看起来合理——尽管并非必要——的事情，放到拿破仑时代就是大错了。格奈泽瑙的一个做法抵消了威灵顿的失误。他完全从决战思维出发，放弃了在利尼被击败的普军直接与国内联络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军的瓦夫尔（Wavre），这样普军才得以在次日与英军会合。22最后的胜利掩盖了威灵顿的错误，以至于少有人关注。但从军事角度看，这些错误应该被大书特书，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而是因为它们证明了错误理论的影响力和危害性。1815年的四日战役可以被视为两种对立战略之间碰撞的最充分展现。卡尔大公败给拿破仑是一个头脑空空的软弱之辈败给了一位天才。但威灵顿完全误解了拿破仑的意图，以为他打算通过机动战逼退英军，进而夺取布鲁塞尔，于是没能及时集结军队，那就只能用陷于旧战略窠臼才能解释威灵顿这样一位大人物和杰出军人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假如威灵顿只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在1814年就结束了军人生涯，那么除了没有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以外，他也没什么可指摘的。我们只能从他的品格推断他在那样的考验下大概会怎样做。但如今他在1815年经受了考验，他在战术层面做出了卓越的回应，战略上却是失败的。他只解决了防御一侧的问题，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经不再适用的战法。最终的大获全胜是因为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指挥有道，弥补了威灵顿本身的欠缺。
附记：消耗战略与歼灭战略之对照
当我查阅上述内容的证据时，我看到了奥托·欣策（Otto Hintze）发表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史研究》（For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Geschichte）第32卷的《七年战争后的腓特烈大帝与1768年政治遗嘱》（“Friedrich der Gross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und das Politische Testament von 1768”）一文。该文表明尽管总参谋部著作第27卷已经出来了，但对腓特烈战略的误读仍然没有消失。为了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揭示这种谬论的缘起，我要逐字摘录原文的相关段落。《政治遗嘱》之后会作为《腓特烈政治通信集》的附录出版。蒙欣策教授将小样发来，让我得以在这里插入他写的内容。原文如下：
国王只打算与奥地利及其盟友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但他认为开战时绝不能采取战略守势，而一定要尽快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是他惯用的战略观念，A.诺代（A.Naudé）在探讨1757年战役方案时已经做了正确的说明。他必须一面率主力入侵摩拉维亚，一面派出巡逻队沿莫拉瓦河进抵维也纳近郊。那里是奥地利人最敏感的地点；威胁维也纳可以尽快迫使奥地利议和。当然同时也不能停止向波希米亚挺进；其他的事情就只能随机应变了。当然，国王在1757年就有了这一想法；但彼时在什未林和温特费尔德的影响下，他转而从多面扑向波希米亚，以图在布拉格城下决战。1758年，他回到了之前的方案；但由于奥尔米茨城顽强抵抗，奥军又俘获了一大批辎重，所以方案失败了。可国王头脑中一直有这个想法，现在又以写给嗣君的常规战略方案的形式浮现了出来。在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腓特烈本人试图践行这一方案，但由于波希米亚军团司令亨利王子为自身侧面安全而不愿脱离主力太远，于是方案再次未能贯彻。针对俄军，腓特烈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放弃战略守势的计划，但这一构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奥地利和英格兰两国的支持。他考虑沿着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圣彼得堡；后勤由沿岸随行的船队确保供应。他没有说船队从何而来；大概是由海军强大的盟国提供吧；因为腓特烈在1768年《政治遗嘱》中极力反对普鲁士建立海军，甚至比1752年还要反对。
我们发现，七年战争后腓特烈战略方案的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不减反增。国王在论述战争的根本原则时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他对1757年战役宏观构想的说明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现代的大手笔，而人们争论国王的战略原则时常常未能充分考虑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能用寻常的考据方法，认为事后回忆反思的分量不如时人留下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与事件同时期的个别记载，往往只有残篇留存。这些个别报告和命令的背景和融贯性只有从事后的宏观思考中才能建立。计划往往不能充分实现。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对军需仓库的依赖一直是他所有军事行动的首要基础，他还预见到未来与奥地利的冲突会是一场“阵地战”（guerre de postes）。1778年战役验证了他的预言。
欣策说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后的战略方案在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上似乎没有减弱，这一点我们或可赞同。至于不减反增之说，其依据似乎是进军圣彼得堡的计划，那看起来当然是超越了国王之前的一切方案。腓特烈之前连威胁圣彼得堡都不曾认真考虑过，但圣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可以用水陆并进的计划来解释，他在《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一文中有过评述。腓特烈在文中详尽阐述了瑞典国王败于不向圣彼得堡进军，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进。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交通线，无法供给口粮物资，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抛弃了基地。因为腓特烈对俄作战的预设是引奥地利和某个海权国家为盟友，所以进军圣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属于传统思路。可以这样说，水陆并进就是把基地带在自己身边。击败或迫降俄国没有别的办法。当腓特烈一度幻想结成反俄大同盟时，出于他本人的战略观念，他必然不会进入俄国内地。因此，目标就只剩下了圣彼得堡，就连那也需要有船队相随。
欣策一文错在这句话：“国王……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从前后文来看，作者对“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两个词的理解不正确。腓特烈偏爱宏大方案是众所周知的事，这是他奉行终生的原则。他对自己说，即便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会缩水，可宏大计划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赢了。然而，宏大计划本身就等于歼灭战略吗？难道消耗战略下就没有宏大计划吗？如果说制订了宏大计划就表明践行了歼灭战略，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和欧根便都信奉歼灭战略。论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慕尼黑、1704年马尔伯勒自尼德兰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欧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杰河北上都灵都不亚于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动。因此，如果关键点在于规模大小的话，那么两种战略的区别就只在于统帅的高低优劣。但是，欣策对统帅优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承认奉行消耗战略的统帅并不更低劣，而且由于这种战略的两面性，它从主观角度看往往要比歼灭战略更难操作。因此，区别不在于规模大小。
我们必须对欣策所说的“宏大计划”的客观内容做一检验，以便考察这些计划是否属于歼灭战略的范畴。他告诉我们，国王在《政治遗嘱》中建议“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听起来像是歼灭战。但他紧接着又说只是“进抵维也纳近郊”。这显然不再是“歼灭”了。暂且不考虑维也纳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进抵维也纳近郊的不是正规军，而只是巡逻队，因此不可能对奥地利都城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还有一个事实要考虑：在同一份《政治遗嘱》中还有本书前文详尽复述过的内容，即腓特烈强烈反对会战，不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张开战。因此，国王试图派兵去维也纳近郊不是为了战斗。23如果一场歼灭战役是这副模样，那么我们对“歼灭”的理解显然就要完全改观了。按照我对“歼灭”的理解，腓特烈要这样写才对：“我们不应满足于威胁维也纳，而要渡过多瑙河，夺取维也纳；我军应进攻并击败试图守城的奥军。”
欣策沿袭诺代和科泽（Koser）的说法，将腓特烈经摩拉维亚威胁维也纳，以此击败奥地利的方案称作腓特烈“惯用的战略观念”，这间接表明按照正确的理解，该方案属于消耗战略的范畴。此说本身值得商榷。但如果同意这一说法，那么“惯用的战略观念”显然只能从消耗战略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歼灭战略设想的目标永远是敌军；一定要找到并击败敌军。因此，在歼灭战略下制定方案的人会问：“哪里能找到敌军？”但腓特烈问的是一个地理问题：“两个备选省份中哪一个为入侵和作战带来了更好、更有利的机会？”腓特烈的“惯用观念”的关键点在于，他认为入侵摩拉维亚比入侵波希米亚有一定的优势。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戴上“惯用观念”的大帽子是言过其实了。腓特烈是随机应变，其实入侵波希米亚的频率比入侵摩拉维亚还高得多。24
我们现在来完整地看一看作为欣策论点基础的《政治遗嘱》原文（第224页）：
尽管我们经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萨克森，再从那里沿易北河派一军进入波希米亚。我们必须在西里西亚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兰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师，从赫卢钦（Hultschin）地区突入摩拉维亚。如有盟军协同行动，我军可以在下一次战役中越过多瑙河。或者是土耳其派军进入匈牙利，或者是3万俄军进至普雷斯堡与布达之间的多瑙河河段，两者必居其一。这意味着要夺取波希米亚，然后用它交换一个离我国边境更近的选侯领。
可见，即便国王在预设与俄国和土耳其结盟的情况下打算进抵多瑙河——那也只是下一次战役。这算得上是歼灭战略吗？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区域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教训。他没有分兵两路，一路去波希米亚，一路去摩拉维亚，而是尽快集合全部兵力打决战。他没有在第一年率领普军到多瑙河畔扎营过冬，第二年再继续开战，而是孤注一掷，坚持把一场战役打到底，直到敌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条款。这才是歼灭战略的样子。
在我看来，雅恩对这一计划——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订了几乎相同的计划——的判断比欣策更正确，他认为那不过是推演而已（《军学史》3：2015）。
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这样能够迫使波希米亚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然后用波希米亚换取萨克森。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欣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将普鲁士、俄国、土耳其三国结盟，以占有萨克森为最终目标的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战。
欣策的观点当然并非直接构成矛盾，但仍然是将腓特烈的面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一个是只打防御战的和平政治家，一个是尽管资源有限，却敢于挑战强大对手的狂想战略家。
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论述中的下列错误细节。
1757年时，腓特烈本无意入侵摩拉维亚，只是经温特费尔德和什未林劝说才改变了看法。他最初计划在萨克森取守势，直到他在萨克森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中击败了奥军，他才按照两位将军的观点进军摩拉维亚。
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进军波希米亚时绝没有以“在布拉格城下决战”为目标。诚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是这样说的，我也乐于承认相比于时人留下的、与事件同时期的证据，我们不应该忽略事后的回忆反思。但就目前的问题而言，事后回忆并没有填补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仅与文献证据截然相悖，甚至与作者本人5年前的专著《七年战争史》中的个人回忆不完全一致。因此，1768年的这份文献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证据。
对于1758年辎重被劫毁掉了国王计划一说，我也必须提出质疑。辎重被劫时，道恩已经成功解救了东侧的奥尔米茨，于是即便辎重顺利抵达，国王的计划也是失败了。
最后，关于1778年战役中国王亲率的部队为何没有在另一半军队还在波希米亚时转进摩拉维亚，原因毕竟不只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对，更是常理使然。
欣策接下来说：“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确实是两者兼备。但前文已经充分说明，弗朗茨皇帝、俄国大臣会议、道恩元帅、苏比斯将军必然也是两者兼备。苏比斯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包抄普军，以及道恩在莱格尼茨（Liegnitz）将普军团团围住并一举歼灭的“构想”不逊色于腓特烈的任何实际成就。但如果欣策拒绝因此就认为道恩和苏比斯属于歼灭战略一派，他便承认了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观点有误。
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更进一步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
如果忽略“来回波动”一语中的谴责意味，我们可以说欣策的这段完全正确、与我观点完全一致的话将腓特烈放到了两极战略，也就是消耗战略一类下。可他之前为什么要说他奉行歼灭战略呢？我们不能假定欣策这样的学者会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要解释也很简单，那就是他对“消耗战略”和“歼灭战略”的用法完全不同于我对这两个词的阐明和用法。如此一来，误解当然会接踵而至。科泽对这两个词的用法本来是一样的，却没有明说，也没有向读者说明，以至于他所用的含义好像跟我不同似的。凡是将“消耗战略”理解为作战疲乏无力，而将“歼灭战略”理解为作战机智大胆的人看到我将腓特烈归入消耗战略，都免不了一阵惊讶。
欣策的最后一句话也要专门提一提。他给出的腓特烈无法奉行歼灭战略的原因极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遗漏了重点。在腓特烈的最后一场战役与拿破仑的第一场战役之间的18年里，“农业、路况、后勤能力”方面的进步没有巨大到让一种全然不同的战略成为可能的地步。当然，欣策也只是说“﹝对腓特烈来说，﹞难度要比拿破仑时更大”。如果只是“难度更大”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说：“困难是用来克服的。”而且欣策的表述还是可以解读为谴责。但在现实中根本不是“难度”的问题，压根就是不可能。为了正确评判腓特烈，一切都取决于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欣策不明白，于是这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作者本来称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是为了颂扬他，结果却显得他是一位受制于种种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这让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讥讽之语，即如果我们要认为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话，那么腓特烈就是一位“战略拙劣”之人。针对这样的讥讽，腓特烈已经给自己解了围，他说起伏尔泰时打趣道自己只按照荷马和维吉尔的诗句打仗。伏尔泰却称颂查理十二，说他（依据歼灭战略的原则）马不停蹄地追击逃跑的俄军，从一场会战赶往另一场会战。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腓特烈军制首次与法国新军制交锋是在瓦尔米，之后战争又持续了两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军制当时仍然具有优势。1795年春，普鲁士出于政治因素，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了战争，但军事上并未被击败。11年后普鲁士再次与法国交手时，法国人已经被锻炼成了拿破仑的战士，普鲁士一触即溃。如果我们像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一样说普鲁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尽管普鲁士人对祖上荣光感到自豪，但批判与革新运动也相当活跃，新旧之争早在危机爆发前就非常激烈。甚至在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术创新的时候，时任汉诺威军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前的对法战争在几点上会颠覆现行战术体系。”临近世纪末（1797年），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阐发“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战局都由法国散兵所决定”，他还提议完善德意志诸邦军队中仍然盛行的战术。1他希望将新旧战术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抛弃步兵线列或步兵彻底散兵化是绝不可为的，但他提议让第三排当散兵。2第三排在齐射中肯定是用处不大，而且步兵阵形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已经转向两排了。但作为一般原则来实施的话，两排阵会导致正面过宽，无法控御，线列太薄，难免危险。现在，通过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转化为散兵，严整密集的传统正面保留了下来，能够发挥其优势。但散兵又能绕过营的侧面前出加强整体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线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紧急状况时也可以回归原位，巩固正面强度。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齐射和后期冲锋，甚至不想教前两排士兵精准射击。
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军服役时，他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当然，身为将军的霍恩洛尔领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确实将第三排散兵战术引入了西里西亚团（1803年），他日后在耶拿会战中指挥的就是这些团。但冯·默伦多夫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开火时瞄准；士兵应“水平持枪，保持头部竖直”。3
在1806年之前的普鲁士，新旧显然已经展开了争斗，可旧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动摇过，而且从军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当年的那一类人。然而，有人可能会觉得普军当时的实力比腓特烈时期变差了，其实反而是变好了。军纪稳固，军官勇敢，但军队已经失去了精魂，将帅昏聩不堪，对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军被打败是必然的。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详细阐明了我对这一时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从惨败到重建，再到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所以此处无意赘述。4结果是普鲁士接纳了当初击败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协助下重获新生，在军事领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大的进展，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达到了可能性范围内的巅峰。
此处应该补充一点：1805年战败后，奥地利也在卡尔大公主持下革新了旧战术，将散兵战术、纵队战术巧妙地与线列战术结合了起来，使其达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础的军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5我在前面引述过马克将军反对散兵战术的论证。1803年，武卡索维奇副帅（Lieutenant Field Marshal Vukassowicz）写给御前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展现了旧式军事教育的精神与新精神的差别有多么大，以及向新精神转变是多么困难：
土耳其战争期间，一支部队在贝萨尼亚-达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们没有学过其他动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土军抓住机会，拔出短刀从枪下冲进去，马上就把士兵的脚砍掉了，因为我军必须要从实际教训中才能学会听到“刺”的口令时应该将刺刀刺出去。6
俄军依然信奉苏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话：“子弹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汉子。”晚至1813年，俄军中只有轻步兵团采用了散兵战术；其余步兵完全不知单兵作战为何物。7
普鲁士战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过废除招募外国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法国自己后来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从而将传统佣兵军队转变成了一支国民军。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对，在预备阶段根本无法推行，直到发生了暴动（1813年2月9日）的关头才实施。最初只说是战时措施，但通过沙恩霍斯特的门徒和继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实施。8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散兵作战对法军无比重要，但它一直是无人培育，自行生长的状态。而普鲁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制定条令，实现了散兵规范化；奥地利之前也已经这样做了。基础阵形仍然是3排线列，凭借齐射火力横扫眼前的一切。但第三排可以出列发挥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营都可以散开作战。（在这一点上，沙恩霍斯特已经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议。）9
展开为线列的步兵营不仅可以齐射，也可以凭借纵深发起冲击。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国设立了宽为两个排、纵深4个排的“向中纵队”（column towards the middle）阵形。步兵营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在线列和纵队之间转换，因为在线列状态下，左右外侧的4个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间4个排的后面。
“向中纵队”的纵深是12个人，射手展开后纵深是8个人（一个营辖4个连，也就是8个排）。这是古希腊方阵的正常纵深，因此按照老观念仍然是线列阵形，但从18世纪成为定制的3排线列来看，这已经算得上是纵队了。
沙恩霍斯特向普鲁士引入了法军的组织观念，同时又更新了这些观念。同理，在拿破仑的诸多对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军队的格奈泽瑙完全接纳了拿破仑的战略观，从而得以亲手持剑刺向强大的法国皇帝。1813年秋季战役中，反法联军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各地，围绕着拿破仑的军队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网的部队集合到一个战场，不给居于中央的对手各个击破的机会。联军达成了这一任务。拿破仑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后意图逼近西里西亚军，但后者没有越过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牺牲交通线，绕过拿破仑至萨勒河畔与施瓦岑贝格军会合，抄了拿破仑的后路。这次机动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本来有可能被占据兵力优势的联军包围全歼。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拉德茨基也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灭法军，而是不战而逼退敌军的老一套战略。在军事顾问冯·托尔将军（General von Toll）的要求下，亚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联军再次分开，给法军让出了西撤的通道。10
1815年从利尼出发，经瓦夫尔至好友宾馆的行动与1813年自易北河往萨勒河的行军同类且同样大胆。11这两次行动都因为拿破仑做出错误判断，进而采取错误行动而效力倍增。1813年，拿破仑扑了个空；1815年，他没能在恰当时机命令格鲁希率军参战。“这些畜生长教训了。”他大喊道。
伟大的实践一定要配上理论才算完全。令人惊讶的是，阐明拿破仑战略行动的理论家竟然在普鲁士军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门生，格奈泽瑙的朋友——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遗体从他战死的地方转移到柏林军人公墓时，格奈泽瑙给克劳塞维茨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有力地表现了三人之间的关联：“你是他的约翰，我只是他的彼得，尽管我从未像另一位彼得对他的老师那样对他不忠。”[69]
在克劳塞维茨开始分析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之前，法裔瑞士人约米尼已经着手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且极为高产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并讲述了拿破仑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偏爱决战。但他依然没能从整体上参透拿破仑行动与战略的真正本质。那需要一种特殊的冲动，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在德意志蓬勃起来的深刻哲学探究的冲动，它让普鲁士军官克劳塞维茨心中萌生了解读那位打翻了旧世界、迫使人们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战神的念头。约米尼在作战线中寻觅战略的本质，考察内外线作战各自的优势。克劳塞维茨意识到，基地、作战线及其相关方面当然是人们应该理解的实用概念，有利于阐明战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与做出决策的规则不可能从中推导出来，因为战争行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确定和相对的。因此，战略行动绝不是本本主义，而必然源于最深处的品格。但战争是政治行为，所以战略绝不是孤立的，而总要联系政治来考量。一切对政治干预战事的怨言在逻辑上都是无意义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是想说他觉得某次政治干预是错误的。合理的政略对战略的指导一定是合理的——前提是政治家对军务没有错误的认识。在最紧要的决断关头，政治与战略是不分彼此的，伟大战略家对普遍历史的影响源于他这个人的整体。腓特烈在七年战争爆发时采取稳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对女皇盟友们的考量所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他自信能够凭借斜线阵击败奥军。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险向优势敌军出击，是因为他深信虽败犹荣。
革命军中不乏勇敢聪敏之辈，而波拿巴将军独居其上的根源不仅在于卓越的军事才能，政治意识也同样重要。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让他得以实现宏大的战略构想，因为他懂得在军事胜利后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胜仗引发的反弹毁掉既有成果之前。拿破仑在好友宾馆会战当日没有预见到普军的回归，从逻辑上看，我们可以认为他犯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豪气。假如他预计普军会抵达，那么他面对令人气滞的优势兵力就根本不会接受会战，而会落得1870年巴赞一样的下场；后者从一开始就不抱有取胜的希望，最后只得不经一战就投降。在威灵顿、格奈泽瑙指挥的占据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就连拿破仑也不可能取胜。但他差点就取得了胜利，最后败也没有败得耻辱，而是败得光荣，这一点不仅为他本人带来了令人难忘的辉煌，也为法国人民留下一个精神力量的源泉，让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开辟新生。
从文艺复兴到旧制度灭亡之间不断涌现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人和卓越统帅。但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段，他们还配不上“大战略家”的称呼。尽管我们见到过大战，但格局还是不够大；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从整体关系来看，军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个人武功，而非战略的本质，也就是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统一体。
完整意义上的大战略家起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瓦伦斯坦身上，政治家与组织者的角色要大于战略家的角色。在后人的记忆中，萨伏伊公子欧根与马尔伯勒盖过了古斯塔夫一脉的伟大统帅，包括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帐下的一系列法国大帅。这个时代的顶点和终点是腓特烈大帝。他长期被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一观念是错误的，也做了驳斥。腓特烈不是先驱者，而是将一个时代带向高峰和终结的人。只是通过克劳塞维茨结合政治对“战略”这个概念给出的深入哲学思考，以及对将道本质的连带心理学分析，我们才充分理解了两位大军事家的异同。克劳塞维茨明白自己的反思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却没能完成。他在一份写于1827年7月10日并被放在传世之作《战争论》开头的“报告”中，他考虑要从“两种战争艺术”的角度出发重写一篇新作，一种战争艺术“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另一种则“只打算征服边境上的几处地盘”。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永远必须要分离开。1831年，克劳塞维茨去世，没来得及着手这项工作。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补他留下的空白。
随着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作者于1831年去世后面世，战争艺术史的拿破仑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劳塞维茨著作为基础而言，新时代是由拿破仑时代引出的。新时代的内容是由新技术界定的，不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运输和种种生活资料，从铁路电报再到19世纪增长到无可限量的食物。
本书就此作结。之后的事情——包括普鲁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终的崩溃——就留待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