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常备军时代

1　总论

理论家和政治家从一开始就并非不知道临时征募佣兵作战的巨大劣势。我们已经看到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家和弗朗索瓦国王这样的政治家是如何着力于创造更优越的军事组织，又是如何失败的。这一领域实现进步的方式是理论家没有提出过，哲学家没有设想过，任何人不曾预料到的。佣兵团没有被另一种来源的武士取代，而是通过长期服役转化为常备军。这个过程最早发生在西班牙，然后在尼德兰，继而随着三十年战争而遍布于德意志全境，最终于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传入英格兰。

查理五世退位时[46]留下了6万名野战军和8万名卫戍部队，这种状况最后普及开来。战后解散军队的弊病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人们现在还意识到常备军不仅有政治上的好处，更有提升部队基础战斗力的军事优势。

军事组织总是国家存续的最基本因素。欧洲整体的社会政治格局都随着新的军事组织而转变。常备军成为君主和议会的斗争焦点，由此在整个欧洲大陆将国王提升为绝对统治者，在英格兰则先后让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大臣和查理一世国王上了绞刑架。古代的附庸制度以贵族军官团的形式重新出现。但常备军脱去了国土佣仆凶悍野蛮的外衣，遵守更严格的纪律，募兵以外有征兵为补充，而且随着基本结构的变化，战术阵形也有了更新。

西欧各民族为强大军队建立严整管理制度的过程极为艰难。集武士和企业家于一身的佣兵队长的地位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而且在三十年战争中达到了顶峰，因为国家当时还没有能动的力量来替代这些企业家的能力和活动。

与企业家军人相比，国家制度是软弱无力的。尽管斐迪南二世皇帝治下疆域辽阔，有诸多王国、公国和伯国，但他仍然不能从国土征集一支能与四海为家的冒险家、一再被他任命为统帅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Count Ernst von Mansfeld）的部下相提并论的军事力量。瓦伦斯坦花费的巨资只有极小部分来自遗产或嫁妆，主要来自贸易和开矿——也就是说，来自合理合宜的国家机关本来可以自行利用的资源。哈布斯堡家族做不到。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一流的人物能够自领军队，无须佣兵队长为中介。其他大领主渐渐也做到了这一点。

军队重大变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或者说一个副作用，是新型国家治理机关的出现，即官僚机构。官僚的任务是征收税款以充军费，以及凭借对经济状况（最终拓展到全民福祉和农业）的细致掌控而尽可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国家如今以一种特殊的能动力量的面貌登场了，它不同于管理家族产业的地方领主，也不同于仅仅是国家管理对象的人民。上述区别对战争观念和战争行为也产生了反作用。胡戈·格劳修斯（Hugo Grotius）阐发了战争是军人的事务，与平民无关的原则。

我前面说过，第一个长期维持大规模佣兵的国家是西班牙，因为尼德兰战事必须要有一支常备兵力，甚至在西班牙与法国开战期间也要如此。不过，这支西班牙军队内部长期延续了佣兵团的性质。如前所见，常备军连带的军队新风气是在西班牙的对手奥兰治领主莫里斯统率的尼德兰军队中才发展起来的。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瑞典军队进一步发展了新军制，但没有完全消除旧佣兵团的品格。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新军发展的过程基本也完成了。现在各国都有了平时常备、定期发饷、遵守纪律的军队。

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两个最突出的例子——法国和普鲁士。1

2　法国

学界曾长期认为敕令军团（Compagnies d’ordonance）标志着法国常备军的诞生。但他们只不过是中世纪部队的高度发展和组织化形式，其实中世纪也可以说是有常备部队的，即领主亲兵和城堡守卫。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并非起源于骑士及其附属部队，而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式步兵。但在一段长时期内，法国本土步兵都很少。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打仗用的都是瑞士步兵、国土佣仆加上法国骑士。就连16世纪下半叶摧残法国三十年的内战主要也是凭借瑞士和德意志雇佣兵。在法国土地上实现骑士向现代骑兵演化的不是法国人自己，而是德意志骑兵。胡格诺战争没有推动法国国民军的进步，反而可以说使其退步了。各方打内战依靠的是基本上随意来去的支持者。引发胡格诺战争的是势不两立的、在宗教战争中尤为强劲的激情，由此带来了独一无二的骑士复兴现象。贵族凭自己的意愿，亲自无偿上阵参战。他们确实作战勇敢，但骑士军制的反面也显明了出来，1590年，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援救巴黎时机动避战。以自愿从军的贵族为主体的亨利四世军队无计可施，终于瓦解。亨利说，他与帕尔马公爵的区别归根到底就是个钱字，如果他的财源多一些，他肯定能让部队保住。兰克观察到，来自波托西的白银在欧洲常备军精神的发展中起到了作用。1美洲金银无疑帮了西班牙很大的忙。但后续事态表明，有序的国家管理和税收制度不仅同样能供应常备军费，效果甚至还要好得多。两者当然也是有联系的。我们必须重申一个前提条件，即发现美洲以来贵金属的增多大大推动了以物易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因为在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的情况下，征税是极其困难的。本作第2卷中已经讲述了古典时代货币经济的崩溃，以及欧洲退回以物易物经济对罗马军团瓦解所起到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过程的反面：随着货币经济的重现，纪律严明的常备军也再次发展起来。

胡格诺战争一直与对外战争相纠缠。直到1598年《韦尔万和约》（Peace of Vervins）正式结束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内外战勾连的复杂局面才告一段落，而且亨利四世在和约缔结后只维持了少量军队。大部分骑兵团被解散，保留的团队也大幅缩减，据说一团只有1500个骑兵。2根据一份文献记载，3全军有6757人，大多骑马。另一份文献称，除了国王卫队还有4个人数众多的步兵团。4第三份文献说全军有100个连（company），当然加起来未必能上万。

法国步兵的基础是由皮卡第和皮埃蒙特地区的“队”（band）逐渐形成的，他们现在被称作“旧军”（les vieilles bandes）。他们与瑞士步兵、国土佣仆不可相提并论，但还是被保留着，并在宗教战争初期改编为团（regiment）。这项举措是由一个偶然因素推动的，即两位步兵副将昂德洛（Andelot）和孔代（Condé）都是胡格诺教徒，一部分“旧军”仍然忠于他们。贸然宣布将两人解职的做法风险太大，于是弗朗索瓦·吉斯（François Guise）改组了忠于国王的部队（开始于1561年，1569年明确完成）。5这就是法国步兵团的起源，团的数目逐渐增加，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期。

叙利（Sully）[47]这样描绘内战末期法军的状况：步兵只能靠抓壮丁而来，完全是靠棍棒、监狱和绞刑架维系的。他们领不到军饷，有机会就逃跑，宪兵看管他们就像围攻敌营一样。另一位法国人写道：“军队就像一条排水沟，社会机体中的所有杂质都汇入其中。”6

1610年，亨利四世准备对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再次开战（他因此被拉瓦亚克，Ravaillac刺杀）时据说手中有13个步兵团。叙利制订了建军5万的计划，“当年即可成军，需时10个月”，需耗费1500万法郎。

亨利遇刺后，法国再次陷入了衰弱和内乱，直到黎塞留（Richelieu）时期才逐渐好转。在黎塞留主导下，法国参加了三十年战争，与哈布斯堡家族对抗。但由于法国已经近40年（1598年至1635年）没有正经打仗了，所以军队依然很弱。到了1631年，黎塞留还宣称法国合用的战士太少，因此希望主要靠政治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参战。71636年，新教一方在德意志的讷德林根吃了败仗，皇帝方将领加拉斯有可能深入法国本土，约翰·冯·韦特（Johann von Werth）也可能从比利时进军巴黎近郊。黎塞留号召法国人民奋起爱国，终于逐渐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法国人军队。法国新军编成，采用尼德兰操术。与奥兰治家族有亲属关系的蒂雷纳（Turenne）也在其中接受了训练。但法国国王的军队中仍然长期以外国人为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王将魏玛公爵伯恩哈德招致麾下，并在公爵去世后留下了他的军队。1638年，法国有36个本土团和25个外族团。

1640年，黎塞留号称法国有15万步兵和3万多骑兵。但近年来的法国研究表明这两个数字是相当夸大的，步骑加起来实际连10万都不到。8一些连据说常常只有15人到20人，因为连长要吃空饷，部队集合后就被解散了。

4年后（1644年），马扎然（Mazarin）致信蒂雷纳称他希望尽可能招募德意志人，因为法国人部队开小差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9法国要到爱尔兰、苏格兰、瑞典和普鲁士招兵。

1670年，法军兵力总计13.8万，其中4.5万是外国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法军共有69个法国步兵团和23个外国步兵团，总计17.3万人。但我们无法确定其中实际服役的人数有多少。10

我们知道，团最初只是行政单位，是数目不等、人数不等的单元（Fähnlein）的集合体。战术单元是方队或营，它们的兵力和构成也会因地制宜。1635年，法军的营成为团的下属单位。每个营的兵力相等，但一个团包含的营数有多有少。

旧式敕令兵团向新式骑兵团的转化特别困难。原来的团长不愿意接受改编；旧军中嘲笑轻马载不动重装骑士。第一次尝试（1635年）在7个月后不得不被废止，旧军团恢复了独立地位。晚至1638年和1639年还要颁布条令规定骑兵行军时必须全程佩带武器，必须布置岗哨等，违者处死。

尽管有重重困难，新制度还是逐渐站住了，法国贵族也贡献了蒂雷纳和孔代这样懂得利用新军事体系的统帅。

骑兵完全放弃了骑士作战的传统，以至于路易十四要在1676年下令军官必须穿胸甲，违者开除，士兵可以不穿。进攻时，军官要组成方队的第一排。1715年之后，除将军以外的军官也不穿胸甲了，与士兵一样只穿皮外套。11

新军制的真正组织者是米歇尔·勒泰利耶（Michel Le Tellier）。他于1643年就任战争国务秘书，1668年将职位传给了儿子卢瓦（Louvois）。12就连黎塞留当年也没能真正整顿军事组织。

年幼登基的路易十四上台初期，威尼斯大使南尼（Nanni）在报告里说法国士兵褴褛赤足，骑兵马匹低劣，但打起仗来还是跟疯子一样。

关键因素是军饷。威尼斯大使安杰洛·科雷尔（Angelo Correr）的报告里写道，国王出了100枚杜卡特金币，只有40枚用到实处，其余60枚都被浪费或贪污。微薄又不定期发放的军饷不可能控御军队。

勒泰利耶设立了文官“监军”（intendants）。监军被派给军事主官，地位仅次于统帅，其余军官都必须服从监军。监军出席每一场将军召开的作战会议，参与每一项军事、外交和行政事务的决策。他们要向统帅提出建议。财务、工事、军粮、弹药、医院和军事法庭，这些事项都要听监军的。

为确保军饷到位，勒泰利耶首先规定军饷发放必须有监军或监军下属在场，如军务专员、军务长、军队驻地的市长或士绅。他后来又剥夺了团长发放军饷的权力，改由监军或军务专员执行，而且军饷与阅兵脱钩，改成定期发放，通常是按月发放。

1650年，投石党骚乱期间，勒泰利耶再次授予总督在本省征税的权力和职责，以供要塞驻军所需。但他1652年就撤销了授权，明确规定征税完全由国王负责。

同时，他还规定监军及其手下专员要经常视察，甚至要突击检查，行军期间也要检查，确保全员到位。专员可逮捕违令军官并没收其财产。

到了紧要关头，孔代、杜普莱西-普拉兰（Du Plessis-Praslain）和蒂雷纳有时还把自己的钱乃至银器发给士兵，免得他们挨饿，哪怕不足以安抚士心。就连勒泰利耶本人有时也会募集资金，更不用提贪婪的马扎然了。

每当税收体系出问题的时候，勒泰利耶就会向士兵发放代金券，等税收上来了再兑换成现金。不仅黎塞留时期的财务状况不佳，马扎然时期无疑也一样，后者为自己蓄积了大笔钱财，却毫不关心国家财政。路易十四时期，定期发放现金军饷逐渐成为常态。

三十年战争时期，各支部队还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半独立共和国。副将们自以为拥有同等的权力，互不统属。勒泰利耶建立了军阶概念。他不得不对魏玛军特殊对待，因为这支部队的组织形式不同于法国部队，有自己的气质。

军官任命权逐渐从高官手中收回，所有军官能否留任完全仰赖国王一人的意志。大贵族的首领和子弟仍然以团长（colonel）的身份世代担任团长，而且常常很年轻时就上任。但他们只在作战时履职，平时主要在宫廷中生活。团的实际负责人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由国王按照自己的意愿从队长（captain）中选任，他们是有经验的、逐级晋升上来的军官。

勒泰利耶革除了高级军官身兼数职，领好几份工资的弊政。他还试图制定相关规定，要求军官必须和部队在一起，不得到巴黎寻欢作乐，就算任职宫廷的团长不行，其他军官也要遵行。

他约束了高级军官的奢侈之风，明确了现役军官最多占有的马匹数量：步兵上尉为4匹，中尉为3匹，宪兵为两匹。

法国组建“旧军”时只有少数贵族参加，13因此与德意志的情况一样，背景各异的表现优异者都能升到领导岗位。但当局早在16世纪就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从传统的、地位高的武士阶层中选取军官，也就是贵族阶层，例如，就连胡格诺派首领德拉努都是这样要求的。14从黎塞留时期开始，路易十四逐渐组建了庞大的常备军，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政府和国家精神整体都要求军官团完全由贵族组成。但可用的贵族不够多。大批旧贵族陷入贫困，无力承担军官生活标准所需的额外花费。另外，上层资产阶级和实任官员家庭的大批青年有意从军。但贵族试图通过排除其他人担任军官，主张军官由贵族世代相承的手段来维持自身地位。于是，政府也尽可能偏向、维系和培养贵族。如果放任各阶层进入军官团，贵族的特权地位很快就会消失了。由于贵族充任军官，军官团以贵族自居，所以法国人口中存在一个特殊传统阶层，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荣誉观念、自己的权利主张，在国王身边的廷臣配合下，他们牢固地主宰着社会。此外，从特殊世袭阶层招募军官的做法造成并强化了官兵悬隔的现象，将军队割裂为两个根本上不同的部分。欧洲罗曼与德意志各国的军队全都存在这种分隔现象，后来也被俄国的彼得大帝学了去。官兵分离是这一时期真正的特征，并赋予当时的军队以截然不同于古罗马军团，以及16世纪的瑞士军队和国土佣仆的印记。15

一个特殊状况强化了法国维护贵族军官地位的倾向。尽管军官是由国王任命的，但军官将自己的官职卖给他人的情况常有发生，尤其是想要多赚一笔养老钱的中老年军官。这种继承协议被称作“协约”（concordat），价钱非常高。但由此升上来的军官并不总是干材，而且没有什么比庸才居高位更能打击军纪的士气基础了。16路易十五时期的贝利昂元帅（Marshal Belle-Isle）大力打压这股歪风却徒劳无功，而且由于子弟有意参军的资产阶级家庭要比贵族家庭更有钱，所以打压买卖军职就成了打压平民。如果不许资产阶级参军，他们就不能凭借财富与贵族争夺好差事。于是，纵观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整个时期，我们会发现国王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相关敕令，有时允许，有时限制，有时又禁止资产阶级担任军官。黎塞留时期（1629年）有敕令宣称，证明自身能力的士兵可以升到队长，确有才干者还可以再升。尽管看似开放，但敕令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军官团以贵族为本。与16世纪的蒙吕克一样，17世纪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卡蒂纳（Catinat）升至最高军职。但从整体来看，尽管身为平民的资产阶级军官人数很多，但只有极少数能爬到高层，而且有时军官团准入条件苛刻到了与禁止无异的地步。平民进入军官团的主要途径是冒充贵族：找到3名或4名贵族签字证明某人出身贵族，有任官资格就可以了，这种证明不难获得。于是，大革命之前几年（1781年）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证明必须追溯到四代父系先祖。这意味着新贵子弟也被排除在外，要当军官只能特蒙拔擢。17

因此，17世纪形成的军官阶层是中世纪世袭武士阶层也就是骑士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变化不仅包括外在的战法，也有内在的变化，因为他们要遵循更严格的军纪，而且军阶晋升全凭长官判断。1685年《军人操行》（La conduit de Mars）一书面世，旨在向军官传授与军官地位相应的职责和行为规范。用雅恩（2：1255）的话说，它是贵族荣誉守则向军人服役条令转变的标志。书中说军官应当服从条令，但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而且应该抓住一切发财的机会。书中还说虔诚是有益的。

法国军队的军官比例出奇得高。根据一份关于腓特烈大帝作战经历的总参谋部著作（1：114），法军在1740年前后的官兵比例是1：11，因此中尉也全都要装备火绳枪。普鲁士当时的官兵比例是1：29左右，腓特烈大帝去世时大约是1：37，现在是1:50上下。就算1：11这个数字的依据是错误的，但当时法军的军官数量比现在还是高得多。18

如果资产阶级被纳入军官团的过程从未完全停止的话，军队内部至少也有一道从士兵通往军官的独木桥。士官以上，军官以下是“高级士官”（officiers de fortune），类似于海军中的值班军官（deck officier）或近年来的一级军士长（first sergeant-lieutenant）。他们仅被视为士官，但通常出身书香门第。如果表现优异，高级士官可以在中年晋升为军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对部队凝聚力至关重要，尤其是骑兵，骑兵中有很多大老爷对服役不是很上心。后来出任瑞典国王的贝纳多特元帅（Marshal Bernadotte）就是从高级士官升上来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受人尊重，后来更是引人注目的大律师，这决定了他从年轻时便引来了他人的关注。不过，大革命爆发时26岁的他已经参军10年，连中尉都没当上。19尽管他后来总算挂上了军官肩章，但基本没有升到上尉以上的指望。

团的兵员是通过征兵充实的，勒泰利耶为此于1645年划定了专门的征兵区。1666年，士兵的服役年限规定为4年，队长不得逾期强留，违者降职。

国王有时—1674年、1675年、1689年、1703年——仍然会颁布强征令（arrière ban）来征召骑士，甚至七年战争期间的1758年也征召过。但他们基本上刚到军营报到就会被送回去，说是不堪作战，国王由此有了向贵族征税的一项手段，贵族可以不作为骑兵服役，只要交一笔代役金就算是履行义务了。1639年，应征贵族必须提供两名步兵代替自己服役。

晚至1661年路易十四登基时，法国还没有统一军装。尽管勒泰利耶早在17世纪40年代就下令制造了制式武器和军装，但是只有部分团的团长为各连配备了制服。宗教战争期间，双方会通过不同颜色的头巾（casque）和外套（hoqueton）区分敌我，经常因长官和其他状况而变。

1666年，勒泰利耶为火绳枪规定了统一规格，弹丸一磅为20枚。

当时只有几座兵营；士兵寄宿于民家，士兵与房东的关系有细致的条令规范，包括常驻和行军借宿的情况。路易十四时期，越来越多的兵营建了起来。

从1666年开始，训练场中经常会集合大批部队进行操练，不仅有战术科目，也有拉练比赛。

在后勤方面，勒泰利耶建立了常设仓库，此举对战略行动至为重要。勒泰利耶本人不时会到前线视察监督军需发放。我们之后会谈到这套军需仓库制度的实效。

黎塞留之前已经设立了野战医院。勒泰利耶为其提供了资金，兼用于照料士兵和人道救济。在18世纪，法国在这方面被视为典范。监军总管杜韦尔内（du Verney）在七年战争致信克莱蒙（Clermont）司令时称，法国或许是唯一设立野战医院的国家，这既是出于人道，也是因为法国人口太少，必须节约利用。他接下来又说，野战医院当然与驻地医院不同。20

旧式佣兵的一大缺陷是随军者太多。士兵惯于带妻子上战场，以便做饭和照料伤病。由于有了规范的军需仓库和野战医院，军队就用不着女人给士兵帮忙了，于是禁止女性随军就成为可能。勒泰利耶甚至禁止士兵娶妻。

不过，常备军中残留着大量佣兵遗风，从抓俘虏索要赎金做法的延续就可见一斑。1674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赎金定额协议：团长400法郎，列兵7.5法郎。21

勒泰利耶也关心退伍老兵的问题。一批老兵被送到修道院，由修道院负责供养，还有一批集中在连队里做事换取报酬。但老兵宁愿开小差去巴黎乞讨为生。平民施舍老兵要受惩罚，乞讨者本人甚至要处以死刑。1674年，路易十四建立了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22

如前所述，米歇尔·勒泰利耶之子弗朗索瓦·米歇尔继承并完善了父亲的事业，后者的爵位是卢瓦侯爵。1662年，21岁的他成为父亲的助手；6年后（1668年），28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独立担任战争大臣。

1668年，《亚琛和约》结束了遗产继承战争（War of Devo-lution），理应裁军。卢瓦没有照例裁撤单位，而是缩减了每个团的人数，将军官和军士全部留任，方便日后扩军，那时只要把新兵分配到各个团就可以了。这项措施才真正实现了常备军的概念，不仅节约了战时组建全新单位所需的时间，而且与新建单位相比，这些老部队还有很大的质量优势。

为了让全部兵力都能积极投入作战，卢瓦于1688年设立了民兵团来承担卫戍任务。野战军是志愿入伍，民兵团则由地方提供，所以会有来自这样或那样的征召办法。但民兵团很快也零散承担了一些野战任务，而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inish Succession）[48]中被直接并入了野战兵团。

随着上述过程的推进，野战军也开始转向征兵制，尽管是间接的、温和的和小规模的。但卢瓦在很久之前（1677年）就曾写到，强征不构成开小差的借口，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军队中就剩不下人了，因为按照卢瓦的说法，几乎每个人都能提出关于入伍方式的异议。

亨利三世时期[49]曾有一道命令，说用来吃空饷的冒牌士兵都要砍掉鼻子，德意志地区也有同样的规定。他们不敢惩罚真正的罪犯，也就是团长。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但这种诈骗行为直到很久以后才根除。到了1676年，卢瓦重申了砍掉鼻子的惩罚。

卢瓦对法国军队的最大贡献或许是在军政领域。他勤勉积极，一以贯之地执行完善父亲创造的制度，执法常有残忍之举。他挫败了一切反抗，根除违法之举，警惕地掌控着一切。每当怀疑有错缪失当之处，他都会亲自到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堪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提并论。

规制完善的法国军队甚至历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次次失败而不倒，并在后来的七年战争中证明了自己。1760年，斐迪南·冯·不伦瑞克（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与一支法军交战，后者在组织度和装备水平方面不亚于当年东渡莱茵河的路易十四大军，而且兵力则更胜一筹，不少于14万人。23

3　勃兰登堡-普鲁士[50]

根本上讲，德意志诸侯对高效军事体系的需求甚至比法国国王还要迫切，因为法国国王至少在战时可以招募大批佣兵团，德意志诸侯的资源却不足以如此。德意志各地不乏建立新军的广泛积极尝试，其两大基础是贵族的传统封建义务和从未被完全忘却的全民守土义务。诸侯任命有经验的军士将领，为其提供固定工资“待金”（Wartegeld），以便有需要时随时率领征召的附庸或市民农夫“代表”出征。巴伐利亚、符腾堡、普法尔茨、萨克森、普鲁士等较大的邦国甚至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民兵单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拿骚伯爵约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他是协助奥兰治领主莫里斯成功建军的威廉·路易的弟弟。他的亲属在荷兰实施的新军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想要将其引入德意志。眼见宗教战争正在酝酿，他建议国会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用国民征召兵取代雇佣兵。但他走得还要更远。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的成绩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全欧洲的新教军人都聚集到他的营中，目的是学习新的军事体系。

但尼德兰战争艺术依赖的不再是单纯的经验，而是学习与知识。于是，1617年，约翰在自己的首府锡根（Siegen）建立了一所面向年轻贵族和上层市民子弟的骑士军校，教授工程、工事、炮术、战术、数学、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并延揽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John Jacob von Wallhausen）为校长。可惜我们对校长的出身和生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当时在尼德兰，自称“在光荣的但泽城任团长、卫队长”，并于1614年至1621年间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军事理论著作。这些文字含有真知灼见，同时常有不加批判的虚构。1他竟然建议骑兵防御时组成圆阵或方阵，2还让步兵组成十字阵和八角阵。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相当成功，曾被翻译成法文。但我们看他的文字就会怀疑作者是不是缺乏定性，他刚干了几个月校长就被解职了。锡根军校旋即废止。1623年，约翰伯爵去世，没有造成任何持久的影响。3

民兵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些征召兵在职业军人佣兵面前稳不住阵脚。4西班牙人一来，普法尔茨人就溃退了。在布赖滕费尔德，萨克森人脚底抹了油。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利安写道，1632年，他手下的巴伐利亚人在瑞典人逼近时“丝毫派不上用场，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全白费了”5。符腾堡人参加了讷德林根会战，似乎在那里被歼灭了，可惜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们战斗情况的明确记载了。

尽管勃兰登堡刚刚通过联姻手段统治了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下游的若干地域，政治前景应当更为广阔，但它参加三十年战争时的战备状况还不如前面提到的邦国。勃兰登堡可征召的附庸共有1073个骑兵而且编成了连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1610年，柏林市民拒绝进行打靶操练，理由是开枪太危险了，会吓到孕妇。6但用1610年勃兰登堡首相的话说，凭借佣兵打仗意味着“一半敌人在家里，全部敌人在门口”7。

1622年，普鲁士最高委员会向乔治·威廉公爵提交了一份“国防方案”，但被驳回了（1623年2月19日），“因为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在普法尔茨组织的国民自卫队在大小战争中毫无实效”8。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胡斯战争到三十年战争的200多年时间里，德意志军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是彼此矛盾的。理论上，人们还在谈论附庸服役、征召市民和民兵团，但在实践中，打仗靠的是雇佣兵。

1557年，萨克森选侯向代利奇镇（Delitzsch）发布了一道命令：“我郑重命令该镇及该镇居民做好准备，有后续命令则可立即启程。”1583年，他命令“我忠诚的伯爵附庸、骑士领主、市民和其他属民及其亲属应随时整装待发”。一个人只有在“重病症状明显”的情况下才可以找同等级人员代役。9

要是我们从查理曼时起就有这种命令该多好！法律史和宪制史学者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在其基础上又能建立起怎样的制度啊！但它们只不过是空洞的虚言罢了。

16世纪诸侯掌握的少量卫队被叫作“宫仆”。勃兰登堡选侯的卫队有200人或略多。

随着危险的逼近，议会批准建立一支临时的小规模军队。1626年，瓦伦斯坦和曼斯费尔德进逼勃兰登堡时宣称，如果选侯确实能封锁国境，他们就愿意遵守勃兰登堡的中立地位。但选侯没有兵力去封锁国境，而且尽管议会已经批准建立3000人的军队，那还是太迟了，再说议会也只批准了3个月时间。议会声称没有必要维持军队，因为议会100年来已经为此征收了沉重的赋税，但依然没有得到保护。

于是，两支敌对的军队在勃兰登堡畅通无阻。1628年，瓦伦斯坦据估计在勃兰登堡搜刮到了200吨黄金。勃兰登堡只用2吨黄金就能组建起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了。10

通过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结盟，几个勃兰登堡团成立了，但选侯首先要掏钱。

6年后，选侯跳到了皇帝一方，他计划利用皇帝的援助资金组建一支强大的勃兰登堡军队，“效忠于神圣罗马皇帝及其代理人勃兰登堡选侯殿下”。大军的任务是将瑞典人赶出波美拉尼亚，但到了第二年，勃兰登堡大臣施瓦岑贝格就向选侯报告：“选侯殿下您要求用这片贫瘠的土地供养2.5万人，那会让国家彻底毁灭。不到5周前，在选侯殿下和加拉斯伯爵副将的大点兵中约有5000人报到。而根据选侯殿下的官员报告，现在只剩下不到2000名步骑了。”这种状况的根源自然是筹款不足。如前所见，就连欧洲最庞大、最富庶的法兰西王国当时也是如此。高效的税制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如果议会极力反对就更是难上加难。议会不只是不想出钱，但财政问题的背后是宪制问题。当普鲁士议会驳回了选侯率军保卫议会的提议时，施瓦岑贝格写道：“议会如果容忍了就是大傻瓜。事实上，如果选侯如此强势地降临普鲁士，议会必将担忧他会为议会立法，为所欲为。”11这样的状况在选侯的儿子统治期间实际发生了，选侯的曾孙更是变本加厉，建立了像“铜石一般”的王权。

据文献记载，大选侯（Great Elector）[51]即位后马上取消了勃兰登堡军队对皇帝和选侯的双重效忠，从而建立了独立的勃兰登堡军队。于是有人说，三十年战争惨痛经历的真正果实就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诞生。

这种看法必须予以重大修正。决定高举权杖、让君主权力摆脱并行的议会权力束缚、凭借一支只效忠于选侯的常备军让君主独掌大权的人并非腓特烈·威廉。恰恰相反，鼓吹乾纲独断的人是他父的顾问施瓦岑贝格。时人对乔治·威廉的批评不是他想要的太少，而是他想要的太多了。议会早在1640年就要求施瓦岑贝格“不要将议会当作反贼或奴仆对待”。这位大臣主要被批判的点是在国事上不用心。只要国库里有了钱，他都会先满足自己的欲求，军人却拿不到军饷，破衣烂衫地四处走。议会对施瓦岑贝格暴政的控诉淹没了新君。他没有马上认清病灶，只想结束父亲过于宏大的计划，并出于“国中惨淡，血流遍地”而与瑞典休战。尽管他并不打算完全解散军队，但他还是希望裁军。最后，勃兰登堡保留了125名骑兵和2150名步兵，他们的用途不是野战，而是守卫要塞，因此全部装备火枪。裁军的主要困难是需要发放拖欠的军饷，选侯为了获取所需资源而大幅削减团长工资，从而引发了与团长的冲突。最后，选侯的堂兄恩斯特侯爵（Margrave Ernst）好不容易筹到1380塔勒，满足了骑兵的要求。施瓦岑贝格创设的军事枢密院和军用金库——其中的官员当然都是极其可疑的人12——被解散了，团长重新被赋予任命属官的权利。过了一代人的时间（1667年），选侯给儿子们写下了一条建议，“我一直后悔登基之初被人引入歧途，违心地顺从了别人的建议，对我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害处”，那条建议就是倚重盟友多于自身实力。13

选侯最后留下的军队尽管仍然多于议会所愿，但已经不再是一支野战军了，而且在议会的坚持下，除了新夺取的科尔贝格（Kolberg）、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和明登三处，其余要塞的守军兵力都削弱到了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现身时的水平以下。

直到登基15年后，腓特烈·威廉选侯才组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那是1655年，瑞典与波兰再次爆发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的余波，选侯不得不选边站队。在与议会的持续斗争中，他取得了征收长期税项的权利（1653年征收了为期6年的军费），无须次次报批，他也曾在议会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征税。14一项规定臣民应“为必要的堡垒、要塞、戍所之守军与维持费提供赞助”的帝国法令（1654年）帮了选侯一把。同样重要的是选侯花大力气整顿和理顺了行政制度，用度不再盲目，而是有的放矢。于是，选侯于1656年在普鲁士组建了一支1.4万人至1.8万人的统一军队，兵员来自他治下的每一片土地。他率领这支军队加入了查理十世的瑞典军——当然是半胁迫的——并参加了华沙会战。

1660年《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缔结后，不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野战军再次削减到4000人，但平时也要维持常备军的观念成为基本原则。直到此时为止，选侯的所有举措都只能理解为建军的前提是发生战争或出现战争威胁。但时至今日，尽管议会反对，但选侯明言效仿瑞典的“常备军”（miles perpetuus）还是建立了。15腓特烈·威廉去世时留下了组织严密的2.9万人大军。

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发展史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

普鲁士行政制度的基础是将领土划分为以区长（Landrat）为首的区（Kreise）。区长由本区贵族担任，由本区大地主推荐，由选侯任命。区长的职责是监督居民与驻扎或过境部队的关系、分配供应军需的任务、分配寄宿兵舍、制定运输规范、征税充军饷或赔偿军队造成的破坏。

区长的上级是前身为高级军事委员会（Superior War Commiss-ariat）的军务局（War Chamber），负责税务和转运的日常规范管理，监督楼房、仓库、要塞等军用设施的建造，发放军饷，维护道路桥梁。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军务局与王室领地管理局合并为至今尚存的区政府（Bezirks-Regierungen）（1723年）。

起初，元帅是整个军事系统的首长，军令军政一手抓。后来军政事务被剥离出来，先由一人掌管，后由一个委员会负责（1712年），即全国军政委员会（General Commissariat）。仿照之前对地方政府的做法，腓特烈·威廉一世将全国军政委员会与全国王室领地委员会合并为国家政府（General Directorate）（1723年）。不仅是战争部，还包括大部分现有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和内政部。因此，从历史来看，普鲁士中央政府脱胎于军事管理机关。16

瓦伦斯坦之前不仅要求占领区提供住宿和军粮，还要出包括军官在内的军饷，最高级的军官薪资可是一笔巨款。如有缺额，士兵就去自己抢。民政机关与军事长官在协作中形成了一套行政制度，既能供给军需，也不至于让土地荒废，经济生活仍然可以继续。平时政务（征兵除外）保留在民政机关手中，有序收税，改良税制。17对勃兰登堡尤其重要和有效的一项是普遍消费行为税（general excise tax），也就是1667年仿照尼德兰模式引入的国税。

常备军一经建立便开始迅速膨胀。最初是因为与路易十四作战的需要，继而是因为波诡云谲的大北方战争，等大北方战争结束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为争取大国地位的初步努力，最后是因为腓特烈大帝的开疆政策。因此，找到兵源和财源同样重要。

金钱来自于日益完善、愈发苛刻的税收系统、对领地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盘剥，以及强大的国家控制力，最后还有外援的助力。自1688年起，海权诸国愿意为德意志诸侯提供资金，使其出兵对抗路易十四。1688年至1697年间，勃兰登堡获得的外援不少于654.5万塔勒，相当于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8有一伙廷臣痛斥优秀卓越的大臣丹克尔曼（Dankelmann）并促成其倒台，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外援肯定让选侯富得流油，可他们的经济状况为何还是那么窘迫？

兵源比财源更麻烦一些。志愿兵是不够用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偶有强征入伍的记载。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469）提议仿照耶尼切里的模式，将收容所中的“孤儿、私生子、乞丐、贫民”送去军训场，训练成士兵。这一提议从未实行，找教官训练老百姓耗费太大，成效太小。只有将强征入伍制度化这一条，没有别的办法。

军官看到合适的人就会抓过来，用虐待手段迫使其入伍。另一种做法是摊派，规定文官必须为本区的团提供一定数目的新兵。这些措施的随意性打破了一切法律观念，对国家危害甚大，而苛政与腐败是其必然的结果。文武官员都利用征兵权抓壮丁，然后收钱放回。1710年2月10日的一份命令中写道：“军官大胆妄为，频繁拿士卒做‘正常买卖’，或者收钱放回，或者将其卖到其他连团。”19农民再也不愿意运货进城，因为害怕自己被抓住送给募兵官。为了逃避兵役，小伙子成群结队地出境。1706年，波美拉尼亚总督报告道，征兵手段和其他负担会将臣民“彻底毁掉”。1707年，明登上报称当地找不到年轻的农场工人了，因为征兵把年轻人都赶到邻省去了。1708年的一份条例规定，适役男丁“凡无助于公益者均应秘密征召并送往要塞”，再由总督送交募兵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52]国王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尽管他上台时正好是对法战争结束前后，而且除了短暂参加北方战争，他并未发动耗费巨大的战争，但他还是需要更多人力，因为他将军队规模增加了一倍。征兵征得人都跑了，经济也要毁了，各省当局纷纷以此诉苦。人民暴力抗征，总审计官抱怨说抗征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尽管国王给别人下令防止暴力发生，但他本人主张强征那些不顺从的市民、农民以及“行迹不端”的仆人，还针对征兵自愿原则做出警示，说应该“革除征兵过程中的过分极端之举，以平民怨”，所以“不过分的暴力行为”似乎是可以的。在现实中，一切照旧。

但在时人和这套制度的创造者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一个关于军队与国家统帅的关系，以及以国家统帅为中介的军队-国家关系的重大理论变革发生了。

除了依靠征兵的正规军，腓特烈一世国王于1701年组建了地方民兵，承担传统的本土守备任务，兵员来自被“入伍”的市民和农民。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后马上解散了这支军事价值极低的民兵，但他坚持从军是义务的原则并将其实施到了常备军上。在必要性的强迫下，志愿募兵变成了强制征兵，完全没有道德或法律的依据。腓特烈·威廉一世宣布（1714年5月9日敕令），青年男子“因其自然的出身、特定的秩序、至高上帝的命令，有责任和义务奉献自己的财产和鲜血”；“永赎决于上帝，其余万事决于我”。有人认为这是宣告了普遍兵役制的伟大原则。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只是宣告以国王为具象的国家拥有对臣民的无限权力，可以随需任意驱使。敕令中完全没有号召全体国民为国战斗的观念，而且最反对这种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本人。在他眼中，当兵和其他职业一样，只有受过必要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干。兵就是兵，而且要尽可能当一辈子兵。要是志愿兵足够用的话，腓特烈·威廉一世是完全满意的。他强征臣民入伍并宣称臣民有从军义务的做法只是同样观念的延伸，路易十四在法国做的也是同样的事。20但正是通过迈出的这一步，军队与人民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连结。而且从实际角度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征兵行为是100年后颁布的普遍兵役制的前身。

当时经常有规定某团从某区募集兵员的协议，于是国王后来颁布了一份将这种做法普遍化的命令（1733年），史称“军区条例”（canton regulation），颇有传奇声誉。21

想法看起来很简单，以至于我们不禁会想它为什么这么晚，直到国王上台的第十二年才有人想到。22当时的基本观念仍然是志愿募兵（recruitment），甚至到了后来已经完全是征兵的时代，“募兵”的说法依然沿用。但是，给团乃至连一级规定募兵区的做法赋予了队长一种截然不同的性质。许多队长就是地主或者地主的亲戚，之前更愿意从自家地里“招募”农家子弟。这种主从关系并非毫无价值，但现在已经破败了，募兵个人的热情非常有限。大举推行划区改革的动因是队长们公然抢夺兵员，偷募成风，由此产生纠纷。

新制度最大的好处是限制了队长随意抓壮丁的行为。此外，当局颁布了法令保护上层阶级和某些对国家经济有特殊贡献的人群。贵族、文官的儿子、家产达到1万塔勒的市民工商业者的儿子、经济领域的官员、自有田宅的农民及其独子、父亲是神职人员且正就读神学院者、从事有益于国王信奉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各业工人，这些人都享有“军区条例”的豁免权。豁免范围后来大大拓宽了。但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或者比人们认为的更加宽泛。例如，神职人员的儿子只在就读神学院期间有豁免权——换言之，并非所有神学生或神职人员的儿子都有豁免权。柏林市不是“募兵区”，但军官依然可以“随处征募出身低下的无业者，例如鞋匠、裁缝和类似平民的儿子”。因此，任意性还是相当大。要不是有一个外部因素施加了明确的标准，那简直是完全不可忍受的。这个因素就是对“高个子”的偏好，尤其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士兵身高不得低于5英尺6英寸（约1.68米）。由于这项限制，绝大部分小伙子从一开始就不属于适役人群。反过来看，5英尺10英寸（约1.78米）、5英尺11英寸（1.8米）乃至更高的人很难免于征募，哪怕符合豁免资格。据说，母亲会对正在窜个子的儿子这样说：“别长个子了，免得被募兵官捉去。”

个子高的人未必就特别勇敢、坚韧和健康，甚至未必体魄强壮，所以这似乎只是君王的脾气罢了。根本原因无非是壮实威武，样子好看。罗马军团也有同样的现象（第2卷）。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征兵有了一个客观准绳，也可以缓和引发民怨的任意性。在涉及生死的问题上，人还是希望由命运裁决，而非由人拍板。19世纪实行抽签法也是同样的原因。

队长最早会把10岁的男孩编入兵册，只要他觉得其“发育前景良好”。这些男孩可以佩戴一种特殊的帽饰（Puschel），还会领到一张证明，免得被其他队长抢走。

七年战争后，腓特烈国王颁布了新的入伍条例，扩大了豁免范围，取消了队长的征兵权，将征兵工作交给一个团部与民政当局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只征收高个子的条款保留了下来，甚至由此引出了农家有数子则由个子最矮的一人继承田地的奇特规定。23

过去的佣兵军队只要有机会就会抓丁补充兵力，不管领主是谁。现在征兵让部队有可能达到满员，但完全没有杜绝征募外国人的现象。恰恰相反，军区划分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如果没有征兵作为补充，那么境外招兵的数量和质量都满足不了要求。当时的看法是境外招兵多多益善，因为那样就保存了本国的劳动力。臣民赚钱交税的用处比从军打仗来得大。1742年，腓特烈大帝设定了一个目标：外国人组成的连要占到三分之二，本国连为三分之一。24募兵工作在蓄养军队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军队的德意志地区进行，尤其是在自由市招募。在波兰和瑞士也招来了很多兵。为了替国王招募到合用的高个子士兵，普鲁士募兵官只要有可能就耍花招骗人，甚至会动用暴力，而且不以为耻。就连德意志小诸侯的保镖都免不了被普鲁士国王“征去”。另一个大宗来源是由于种种原因逃亡的士兵，主要是逃兵惧怕惩罚，脱离了部队又不愿做或找不到平民的活计。从一份偶然传下来的1744年花名册可得：雷特贝格团（Rettberg Regiment）某连共有111名外国人，其中65人“曾效力于其他势力”，也就是逃兵。另一个连有119名外国人，92人是逃兵。

历次战争中，腓特烈大帝一直在邻国募兵，甚至在梅克伦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和波希米亚这些敌境征兵，乃至于强迫战俘为自己效力。皮尔纳（Pirna）投降后，他甚至企图将萨克森军官撤职，然后将萨克森全军纳为己用。结果当然很糟糕，一批萨克森营爆发兵变，射杀长官，逃向奥地利。

1780年，国王下令犯了伪造文书罪和煽动群众罪的犯人服刑完毕后应充军。

这样招来的兵自然会大批逃亡。国王几乎每一份军事文书都会涉及防止逃亡的问题。用伏尔泰的话说，普鲁士是一个“有许多条边境线的王国”，大部分城市距离边境只有不到两天路程，这一状况在平时为逃兵行了方便。士兵必须随时彼此监视，甚至农民也有堵截、抓捕和送还逃兵的义务，违者处以重罚。

腓特烈国王在1763年5月11日的一封训示信中写道，军官应该研究地势。我们可能会设想这是为了作战，但比对一下我们的设想与这封信的实际内容，18世纪和19世纪军队在训练状况乃至精神气质方面的区别就会整个显现出来。信中说：

国王陛下还发现大部分军官在驻地行为懒散，甚至不了解所有军官搜寻逃兵时都必须掌握的知识，也就是驻地周边的地势。因此，国王陛下命令团长给下属军官放一天假，任务是了解周边山地、山谷、狭径等处，各团换防时均应照此办理。

到了战时，行军扎营都必须时刻想着防止逃亡。夜间不得行军，林畔不得扎营，步兵穿越森林时应有骠骑兵从旁随行。曾于1745年陪同腓特烈上阵的法国大使瓦洛里（Valory）在报告中写道，由于害怕士兵逃亡，指挥官甚至不敢冒险将巡逻兵派到几百步以外。25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了战略行动，1735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听从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of Dessau）的建议，拒绝率军穿过摩泽尔沿岸荒地，因为逃亡的风险非常大。26

士兵的背景和品性如此，果真能作战，果真能取胜吗？早在三十年战争中已经有大量战俘加入胜利者的军队。这些佣兵完全不在意为谁而战，战争是他们的天职和生计，能做到转换阵营毫无内心波动。被抓来的18世纪壮丁一定程度上依然如此。但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的心里有很大意见，而且随着军队的扩大，这些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可能成为旧式佣兵那样的合用军人。用强征来的、不情愿的人组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种可能性，也只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那就是现在守纪律的常备军是从以前的佣兵团转换来的。

国土佣仆的桀骜之气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因为总会有部队解散、长官丧权的那一刻。服从只是暂时的约束，而非终生的习惯。随着团的常备化，军纪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就算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佣兵团对待外面的百姓无法无天，但由于作战需要的律令，军队内部还是有一套完善的上下级服从关系的，是有真正的军纪的。到了现在，军纪不仅平时也要遵守，而且越来越强化。前面已经讲过奥兰治领主莫里斯重新发现了操练的艺术，也可以说他将操练发展成了一门真正的技术，后来瑞典人借鉴了他的做法。如今这门技术不断完善，被用来保证军官控制部下、士兵服从长官意志。齐步走、持枪姿势、踢正步、精准规定的站岗任务、齐射、敬礼规范都是向士兵灌输服从长官意志的手段。但将一支部队练出战斗力需要花费很多工夫、采用有力的方法。蒂利希（Dilich）[53]早在1607年就区分了单兵与单位，他说必须先练单兵，再练单位——从排、连、营再往上。德意志地区最早的操典是由黑森领主莫里斯（Landgrave Maurice of Hesse）创制的。瓦尔豪森的《步战的艺术》（Kriegskunst zu Fuss）第70页中就写道，如果已经告诉一个人一次或两次入列的方法，但他还是做不到的话，“那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不打就学不会，那就用打而让他学会”。这种情况在当时肯定已经相当严重了，因为拿骚伯爵约翰认为有必要指出，长官在操练中通过任意踢打或鞭打来惩罚士兵是一种恶习。27他认为惩罚士兵只应该用“管教”或“杖责”，因为会少一些令人畏惧的虐待。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26年条令的第4章第11款第222页中规定：

新兵入伍14天内不得承担站岗或其他任务。在此期间，新兵至少要自己形成操练的意识，以便正常执勤，而且应当有人向新兵和善地说明各项规定，不得呵斥和辱骂，以免新兵初到军中便消沉畏惧，而使其乐意从军、喜爱从军。操练过程中不得突然重击新兵，更不能殴打或实施其他虐待，尤其是对待愚笨者和非德意志人。

腓特烈大帝曾明确规定：28“操练期间不得殴打、推搡或斥责任何人。操术是凭借耐心和方法学会的，而不是靠殴打。”但他又说：“当一名新兵抗议或拒绝执行指令，或者态度恶劣时……则必须加以控制，但仍然要用合理的手段。”在现实中，所有报告都表明操练过程中的殴打现象太多了。但操练绝不是没用的把戏。一名连长能在操练中让部下听到口令就立即做出相应的动作，到了战场上就能指望通过下口令让士兵顶着敌军火力前进，而且为腓特烈的军队赢得胜利的战术进步正是以精确的连队动作为基础的。

哪怕士兵心不甘情不愿，他们也能通过纪律和操练结合成坚强的战术单元。他们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与其他人共进退。纪律越好越可靠，士兵的意愿和其他品格就越不重要。于是，常备军的各个特征称得上是相辅相成：人数多，军中就有不情愿、不好战的成员；通过纪律将这些成员锻炼成可用之兵，也让更多这种人融入军队成为可能。底子越差，阵形就必须越紧密。军纪让个人几乎完全消融在了战术单元中。另一方面，操练带来了纪律，纪律又让操练得以精确化和细密化，如此不断推进，个人几乎成为机器上可以替换的齿轮。哪怕是最初赤裸裸地骗来或者野蛮地拉来，入伍时完全违背自身意愿的人也会习惯这种生活，或多或少具有所属单位的精神和自豪感。

在普鲁士军队中，不仅普通士兵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军官也一样。莫尔维茨会战（battle of Mollwitz）之后，年轻的国王进行了多项军事改革，尤其是针对骑兵。他的手段极其严厉，以至于据说有400多名军官请辞。29

腓特烈本人说过，尽管他的军中有不可靠的恶劣分子，但就连普通士兵身上也具有强烈的军人荣誉感。事实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在《战争原理》（General-Prinzipien von Kriege）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军队：

我军素质卓越，敏捷非凡，瞬间即可结成战斗阵形，而且行动迅速灵活，几乎不可能遭到突袭。论起火枪手，哪一支部队的火力能有我军强大？我的对手们说，站在我军步兵面前就像面对来自地狱的怒火。如果只用刺刀作战，哪一支步兵能如我军这样稳健向前，毫不动摇？你到哪里能找到更临危不乱的队伍？若要转向冲击敌军侧翼，我军则立时可成，运转自如。

在一个军人地位最高、贵族中最优秀的人效力于军队、军官都是有出身的人、就连平民百姓和市民农夫的儿子都来当兵的国家，军人必然会有荣誉感。我军的荣誉感确实很强，因为我亲眼见到军官宁愿死守岗位，也不逃跑活命，更不用说就连普通士兵都容不下身边有表现怯懦之人了，而放在其他军队里，这种人肯定不会被开除。我见过身受重伤却不离开岗位，甚至不愿意下去包扎伤口的军官和士兵。

今天的我们很难放下当兵是年轻人的事的观念。而旧普鲁士军队约有半数在30岁以上，50岁以上者不在少数，个别人甚至年逾花甲。据估计，士官的平均年龄约为44岁。30

随着平时常备军扩大而来的一种看法是通过给部分士兵放假来减少开支。这种做法早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就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后来更是逐步加强。军队不仅会放本国人回家，甚至会给外国士兵以“暂离人员”的名义放假。被放假的士兵会找平民的行当，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条令中表示希望他们“不要遗忘本职，保持军人本色，而不会变回农夫或市民”。军队只在4月至6月的训练期才会集合。一直服役的人主要负责站岗放哨。31

与之前的法国军队一样，普鲁士军队在17世纪下半叶也产生了官兵悬殊的现象，这是常备军的自然之理。普鲁士的官兵差距比法国还要大，因为市民出身的军官更少，而且没有介于官兵之间的“高级士官”一级。普鲁士军中逐渐形成巨大官兵差异的具体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32“军官”一词最初的意义比较宽泛，包括士官乃至军乐队成员。后来士官和军官有了区分，依据是士官与士兵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军官团独立出来，几乎清一色是贵族。《痴儿故事集》（Simplizissimus）[54]中有一段抱怨，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演变过程。文中将军阶描绘成一棵树，士兵坐在最下面的树枝上，上面是“砸背人”（Wamsklopfer），接着写道：

他们顶上有一段光溜溜的、没有枝丫的树干，树干表面有一层神奇的涂料，还有用妒忌心做成的特殊肥皂，无论上帝赋予他多么强的爬树能耐，一个人只要不是贵族就爬不上去，再有男子汉气魄，再有本领，再有知识都不行。那段树干上面坐着连队里的官（Fähnlein），有的年纪尚轻，有的老大不小。年纪轻的是被表亲推上去的，不过岁数大的有一些是自己爬上去的，有的是踩着名为“贿赂”（Schmieralia）的银梯子上去的，有的是运气好，恰好没有其他人选，于是一步登天。

再说一遍：上述过程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了，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普鲁士这么极端。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后马上下令，“非贵族者不得任命为枪队兵长（准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他将市民出身的军官一概解职。33腓特烈大帝考察枪队兵长时只要发现里面有平民，就会亲自用手杖把他赶出队列。只有才干非凡的平民才能得到他的青睐，例如，他器重的沃伊什将军（General Wunsch）就是一名符腾堡牧师的儿子。

炮兵和骠骑兵不如步兵和重骑兵严格。炮兵其实仍然被视为介于技师和军人之间，而骠骑兵作为轻骑兵是一群无畏的冒险者，基本不被允许结婚。腓特烈说，骠骑兵应该用马刀寻求幸福，而不是用刀鞘（指阴道）。对于其他军官，除非新娘家里很有钱而且也是贵族出身，否则他也不会被准许结婚。

年轻贵族（容克）通常十二三岁就参军了。

1806年，普鲁士线列步兵中共有131名平民军官，其中83人任职于卫戍营，只有48人在野战团。但与法国一样，普鲁士也有伪造贵族头衔参军的人。有记载表明，枢密院官员会想办法将三封关键的证明书加到朋友的人事档案里。

起初，军官与全国总司令的关系与国土佣仆中一样是双边契约——当时叫作“协议书”（capitulation）。德夫林格（Derfflinger）[55]甚至曾以协议书被破坏为由拒绝随大选侯参战。下级军官由上校任命，但后来逐渐改由总司令本人任命。

从少尉（ensign，本意为掌旗官）和中尉（lieutenant）直到元帅，或者说从列兵直到元帅的整套军阶制度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一样的。这套制度中能看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的影响，诸国又有彼此借鉴。34“司马”（marshal）一词经历的变迁最令人注目。它的本意只是管马厩的人，但后来有了许多文官的执掌。在法国，它一直有铁匠和骑兵军士的含义，但也有跃升为最高统帅的头衔。“军司马”（field marshal）的头衔出现于16世纪，意思是骑兵团长，与“步兵团长”对应（在锡沃斯豪森会战中，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手下有3名军司马）。但因为一开始战斗人员都是骑兵，所以军司马也会担任军政主管或军营主管。蒙泰库科利（2：210）给出的军阶排序是：主帅、副帅、军司马、骑兵司令、炮兵司令、副司马。

普鲁士是一个通过联姻继承而偶然形成的国家，领土东至波兰（后来的俄国[56]），西临尼德兰，将各处领地统合起来的不是内部利益，而完全是王室。普鲁士王室创造了军队和官僚系统，两者又造就了国家的统一。军官团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就像骑士附庸效忠于领主一样。因此，军官团的形成是旧武士贵族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这些边境和殖民地区当然要比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故地强大得多。腓特烈的著作中一再表示平民不适合当军官，因为他们天性慕利益而轻荣誉。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说贵族适合当兵，他要求贵族必须服役，而且腓特烈·威廉一世曾派骑马钦差从贵族庄园里把男孩抓走，然后带到军官预备学校，令父母神伤。为了留住孩子，一批父母徒劳地出示证据表明自己不属于普鲁士贵族。但国王坚决执行命令，还告诉家长自己会好好照看他们的孩子。35腓特烈用同样的方式强征西里西亚的年轻贵族。

但军官预备学校基本不超过国民学校（Volksschule）[57]的水平，普鲁士军官团中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贵族中间仍然流传着古代哥特人酋长的观念，即害怕校长教鞭的人不会成为勇猛的战士。据说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von Dessau）不给儿子莫里斯提供任何教育，就是要看看孩子靠纯粹的天性能达到什么程度。腓特烈本人喜欢与法国人做伴。难怪贝伦霍斯特（Berenhorst）[58]在1741年就能写下按列（column）排序，当时的贵族老爷们会问另一个人：“到底什么是列啊？列的意思不是我跟着前面的人走，他走我也走的意思吗？”36甚至到了19世纪下半叶，我国军中以低地德语（Plattdeutsch）为母语的参谋和将军中还有分不清与格和宾格。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1879年，我打算送我的学生，一名年轻的王子去军官预备学校，于是找军事训练和教育系统的首长，一名骑兵将军谈这件事，他向我保证：“我特别重视语法。”[59]

在国土佣仆时期，军官和士兵要遵守同样的军事条书。贵族军官团的形成带来了特殊的规定。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后不久便为士兵和士官制定了新条令（1713年7月12日），1726年又专门为军官颁布了服役要求，规定军官在服役期间要毫无疑问地服从，“除非荣誉受到侵犯”。腓特烈大帝后来明确了这条规定，说受辱的军官在服役期间不得闹事，“但服役期满后可寻求适当的补救”。

国王凭借贵族军官团确保了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由于军纪的作用，军官团牢牢地掌控着部下，士兵面临险境也会服从命令，因为他们惧怕长官甚于敌军。国王对几个单位在曹恩道夫会战（battle of Zorndorf）中的表现不满意，于是建议军官实行杖责。罗马百夫长当然也是用葡萄藤制成的手杖控制部下，罗马军团就是被这件器具练出了军纪，击败了希腊人和蛮族，打垮了汉尼拔和高卢人，征服了全世界。

我在这里要重申，国土佣仆当年有权选择一位“兵头”或者“使节”，作为士兵的“喉舌、父亲和受托人”，代表他们与军官交涉。他上任时会向众人承诺：“永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为他们说话，让统帅注意到每名士兵的需求和病痛。”他在军饷问题上也会代表士兵的利益，哪怕他“一意为士兵讲话”，让统帅不悦。士兵们则承诺会一体支持他：“兵头代表士兵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士兵的事。”瓦尔豪森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就反对过兵头，要求废除这个职位：“‘兵头’在部队中弊大于利，不过是煽动士兵，鼓动哗变。”37这种状况与18世纪的差别是多么大啊！人们越是意识到纪律好的军队优于纪律差的军队，愉悦感和个人权利便越是被迫让位于这条战争的法则。要求服从长官意志不仅击败了旧式国土佣仆的反对，更创造出一套与同一个世纪产生的人性观念背道而驰的严厉机制。普鲁士军官对下属有无限的权力，甚至不受投诉权利的约束。只有一种考量会让哪怕性情粗暴的长官也会关怀下属，跟下属讲道理，那就是士兵可能会不堪虐待而失去服役能力或逃亡，因为如果出了这种事，长官就必须自己出钱招人顶替。这个因素在禁卫军中不存在，因为征兵费用由国王而非长官承担。但正因如此，腓特烈认为在禁卫军条令中应该加入前文引述过的那一条，即军官实施的惩罚必须合理，而且教训士兵时不能说：“他就让魔鬼带走吧，反正国王会再派一个过来。”如果军官“把手下打坏了”，他不仅要赔偿手下，还要在斯潘道（Spandau）军人监狱服刑6个月。长官应该善待手下，但“他们又不花长官的钱，所以长官也对他们不闻不问”。

萨克森元帅的著作中也表达了长官的利益必须与部下的利益相关，如此他们才能爱兵。他在《遐思录》（Mes Rêveries）一书中反对由议会募兵，因为长官会任由士兵荒废。

但夹道鞭笞把人打死的情况并不罕见。

读者们肯定已经注意到，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法国模式。事实上，法国文化在当时就是世界文化，德意志地区的教育更是完全处于法国人的影响之下。被逐出法国，来到德国定居的胡格诺教徒为勃兰登堡军队提供了一批特殊的补充力量。1688年，勃兰登堡的1030名军官中至少有300名是法国人，比例远大于四分之一。1689年，腓特烈三世选侯亲自率军在莱茵河畔征战时手下有12名将军，其中4人是胡格诺教徒。军事用语中也有许多来自法语。

我们通过比较18世纪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会发现，尽管两者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

法军操练只要掌握必要的步法就可以了。普军则是每天都要操练，而且军官和士兵在服役期间会不断接到任务。军官必须住在部下附近，以便收到通知后立即整队。38

普鲁士军官团是一体的，法国则有贵族军官和市民军官的区别，贵族中又分为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法国有一些未经严格军官训练的优秀青年团长和将军。这可能是一项优势，因为真正的帅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被提拔上来。但归根结底，这正是鸢尾花旗帜下的法国王军的一大病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廷臣将军们与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和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通信交流作战计划，彼此内斗不休，欠缺杀伐决断的气质，而从长远来看，行事果决正是领兵打仗的最关键因素。他们欠缺的不是个人的勇气与斗志，而是一个人整体上的真正的军人气魄。若要问法军为什么在七年战争中虽然占据极大的数量优势，但与汉诺威、不伦瑞克、黑森这三个只得到普鲁士和英格兰些许援助的德意志小邦交战时却一无所得，答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一点。39

普鲁士和法国军队的士兵都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人。但法国是将外国士兵单独编成团；普鲁士当然也会临时组建小规模的外国人——胡格诺教徒、波斯尼亚人、匈牙利骠骑兵和波兰枪骑兵——单位，但大多数情况下，外国人会与军区征召的士兵编到同样的团里。1768年，普鲁士军队据说有9万名外国人，本国人则只有7万名左右。40法军以本国人为主，这似乎是一项巨大的优势，但放在18世纪并无军事意义，因为恰恰是本国的渣滓才参军。尽管如此，这一区别对世界史的意义很大。法军的国民军性质虽然对战斗力没有特殊的好处，却足以避免实行普鲁士那样近于野蛮的严厉军纪。法军的惩罚手段里没有打人这一条，军官和士官的无限制殴打权利就更不用说了。41而在各种坏分子聚集的普鲁士军队中，打人是不可避免的。

法军在七年战争中屡战屡败、军纪动摇，于是战争大臣圣热尔曼（Saint Germain）试图采用普鲁士的治军手段，将打人加入惩处措施，以此改善军纪。法国人的自尊心接受不了，此议遂寝，但军纪就此彻底败坏。在法国整体君权衰落、人民主权观念得到接受的时代，军纪更是一败到底。开辟世界史新纪元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正在于军队抛弃了国王，加入了群众运动。由外国人组成的瑞士团依然忠于国王，法国团却背弃了他。甚至在全面战争爆发后，先后由拉斐特和杜穆里埃推动的遏制军纪败坏、恢复军队秩序的尝试全都因为军队的抵制而失败。在军队中，国民自豪感比忠于国民军总司令更重要，国民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与国民概念是对立的。普鲁士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普鲁士军队也不是国民军队，从而避免了这种内部冲突的出现。普鲁士军队的弊病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并在1806年以骇人的方式呈献了出来。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普军和法军的最后一个区别：与其人口和经济实力相比，普鲁士征召军人的强度要比法国大得多。

法兰西王国兵力最多的时候似乎是1761年，也就是七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时有14万人在德意志，15万人在本土和殖民地，总计29万人，42占总人口的1.2%左右。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军只有17.3万人（79个法国人步兵团加23个外国人步兵团，仅约相当于总人口的0.7%。

1740年12月，普鲁士有近10万兵力，占224万人口的4.4%。43腓特烈大帝去世时为20万人，占人口的3.3%左右，不过当年服役时间超过10个月的士兵连一半都不到（82700人），但即便按后一个数字算，普鲁士军队占人口的比例依然是法国的两倍。44

4　操练与18世纪的战术变化

三十年战争中的步兵是长矛手与火枪手混编。火绳枪射速太慢，精度太差，火枪手在开阔地带无法抵御骑兵进攻，而要靠长矛手保护。但即便是认为长矛相对于其他所有武器都有一定优势的门多萨也曾说过，长矛兵很少在野战中交手，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火器。那是16世纪末的情况。到了三十年战争期间的1630年，兵学家钮迈尔·冯·拉姆斯拉写道：“长矛更像是削弱敌人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脊梁。火器赋予长矛以力量。”

步兵用长矛和刀剑作战会被当作稀罕事记录下来，1例如文献中写道，在1642年的莱比锡会战中，“帝国步兵直接向瑞典长矛兵冲了上去”。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斯普林菲尔德异闻录》（Der seltsame Springinsfeld）（1670年）打趣道：“不必要地杀死一名长矛手就是谋害一名无辜者。长矛手只会伤害往矛上撞的人。”尽管如此，长矛手还是保留了下来。到了1653年，大选侯还下令卫戍部队中必须有三分之一装备长矛（从野战部队转过来的）且要勤加操练。2

在昂泽姆会战（battle of Enzheim）（1674年）中，长矛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蒂雷纳为了抵挡德意志军的一次大规模骑兵进攻而结成了一个长矛兵大方阵，将火枪手围在中间。敌军骑兵不敢上前硬冲。3

但到了17世纪、18世纪之交，长矛逐渐退出了欧洲军队。在这段过渡期用来帮助步兵抵御骑兵的猎野猪矛或拒马并无多大实效。4

火绳枪与长矛混编被单一的带刺刀燧发枪取代。这也赋予了常备军与旧式佣兵团完全不同的面貌。通过将“锥子”插入枪管将火枪转换成矛的想法由来已久。5但决定性的发明在17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也就是套在枪管外面的筒状插槽，如此便可同时充当火器和近战武器。但这种刺刀上起来还是很麻烦，直到允许士兵在刺刀装牢的同时便捷装填的刀格（cross arm）发明，这种新技术才完全实用化。

燧石大约在同期取代了火绳。6燧石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在雨天。但因为燧石发火不是次次都能成功，所以勒泰利耶在1665年的法国军事条令中严厉禁止使用这种新武器。检查中发现的燧发枪要立即销毁，然后由该单位的长官自费更换。因此，当时出现了一种既有火绳又有燧石的火枪，但燧发枪很快就胜出了。一系列小改进——药锅、火门、药锅盖、铁通条取代木通条、方便插入通条的环7、枪托，尤其是弹药纸包——不断提升着火枪的效能，到18世纪初就形成了沿用一个多世纪的形制，期间只有少许变化。德意志解放战争中使用的火枪几乎与七年战争一模一样。[60]

从三十年战争后期开始，火器的持续使用和改进就让步兵逐渐抛弃了盔甲，行军能力的提高也反映了这一点。

由于常备军中的士兵训练水平更好，他们能够越来越有效地运用越来越进步的火器。摆成6排的火枪手要通过回旋战法才能用上所有火枪，过程中很容易陷入混乱。现在6排阵被减到了4排，普鲁士军队最后减到了3排，这样只要让第一排士兵跪下，所有火枪就能同时开火了。8腓特烈大帝甚至试图让阵形更加密集，将4个人占据的宽度从4步压缩到3步。9通过持之以恒的训练，这种阵形能够将火力的迅猛度提升到最高。考虑单发射击的精度极低，普鲁士军队从一开始就不指望瞄准，甚至根本不训练瞄准，而要尽可能快速地集体开火，也就是听令齐射。腓特烈依然规定开火不应该太急，“因为开火前一定要看到目标”，但瞄准后来甚至直接遭禁。另一方面，众人同射如同一人是重中之重，许多人同时开火被认为具有令敌人丧胆的效力。

在丰特努瓦（Fontenoy）（1745年），法国和英格兰汉诺威联军的禁卫军靠近到50步远时都没有开枪。双方军官都将第一枪大度地让给对方。英军发出的第一轮齐射造成了极大杀伤，法国禁卫军几乎全被消灭，余者逃之夭夭。

沙恩霍斯特在《战术学》（第178段）说零星开火必须小心避免。开火必齐射。因为与不同位置的50人依次被击倒相比，同时击倒10个人更能让一个营迅速撤退。另外，开火是要消耗弹药的，弹药打光了，火枪也就没用了。燧石会变钝，枪管会塞住，只能用蛮力才能将弹药捅进去。最后，军官会失去对部下的控制。

齐射最好由整营（battalion）或分排（platoon）进行。一个营站成3列横队，分为8个排。各排以极快的间隔按第一排、第三排、第五排、第七排、第二排、第四排、第六排、第八排的顺序开火，火力接连不断，骑兵找不到突入的空档。但这种理想状况只能才操练场上达到。根据劳埃德（Lloyd）的说法10，腓特烈本人说逐排开火是最好的，如果确实能做到的话。贝伦霍斯特回忆道，只有第一次齐射或许能按规定进行，或者有两三个排能按次序开火。11他写道：

接下来就是随意射击，枪声此起彼伏，人人都是装好弹药就扣扳机，排和列都乱套了，前排士兵就算想跪下也做不到，从最底层直到将军的所有军官都不再能驾驭人群，只能等着看部队到底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了。

这段描述带有贝伦霍斯特一贯的讽刺夸张风格，但有一点说得没错，那就是操场上精准无误，实战中或多或少会出偏差。12

进攻的规范方法是步兵全线推进，逐排连续开火，最后上刺刀冲锋。但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到拼刺刀这一步；对面真的攻到近前时，守军早就放弃阵地了。腓特烈说过，应该向士兵灌输逼近敌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保证敌军那时不会继续作战。13我们会发现这些战术完全符合军队的构成：普通士卒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士卒左边有一名军官，右边有一名军官，后面还有一名军官，就这样被带着往前走。听到命令时齐射，最后打散队形冲向敌军，基本不会真正交手。这种战术不太依赖于士兵的意愿，只要军官管得住士兵，而且连危险人物也敢招进来。

关于齐射速度有一些不经之论。例如，冯·伯恩哈迪将军（General von Bernhardi）在《当代战争》（Vom heutigen Kriege）（1：22），1912中写道，18世纪的普鲁士步兵一分钟能开火10次。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人怀疑这里指的不是单兵单发，而是排的齐射；也就是说，不是同一个单位每分钟开火10次，而是一个营每分钟有10次整排齐射。但原文的意思确实是单兵一分钟就算不能开火10次，至少也能开火8次。事实上，七年战争时期听令齐射的射速上限是每分钟两到3次，之后也不超过4次。

步枪射程很近，最远300步。400步外的敌人基本不可能被击中。14

最大的难题是行进间射击，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理想状况是各排推进过程中且停且开火。但这在实战中是做不到的，因为经验表明一个单位只要停下开火，再想动起来就难了，而且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61]之间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步兵进攻时最好不开火，只在防御和追击时开火。这样一来，进攻前的火力准备完全由轻便的营炮完成，营炮由炮组拖曳伴随步兵前进。由于火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00步，通常的开火距离是200步——事实上，与奥地利军作战时只有100步15——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进攻方来到这么近的敌方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立即发起冲锋吗？站着不动开火只会让敌军的火力更有效。《遐思录》一书曾激发腓特烈作诗探讨战争艺术，作者萨克森元帅在书中建议不开火，直接进攻。德绍的莫里斯公子（Prince Maurice of Dessau）曾表示（1748年），他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国王陛下能命令他“不上弹向敌人前进”。事实上，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初期曾下过不开火进攻的命令。战史部（Military History Section）的研究中称，不开火进攻是德国步兵战法经历的最激进的变化，且不利于自身，《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40（1900）：1004]中以更强硬的口吻表达了这一观点。不开火进攻被说成是国王犯下的致命错误，布拉格和科林的惨败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军事周刊》（94：2131）的另一位论者表示反对，他说国王之所以禁止开火，说到底只是为了限定开火次数，此说是正确的。16他主张国王希望尽可能限制开火次数，但也假定部队如果无法推进，他们还是可以开火的。在洛伊滕会战中，普军再次进攻就是用的火枪。1758年12月，国王甚至直接驳回了不开火进攻的看法。因此，禁止开火并不构成战术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在尝试如何完成一个没有明确合理解决方案的任务。

根据一份高质量文献17，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尽管普军发射了大量弹药，但他们对敌人造成的杀伤并不比敌人对他们造成的杀伤更大。因此，与严谨操练和踢正步相比，射击练习为普鲁士军队带来的主要是间接收益，也就是强化纪律、训练士兵保持秩序、维持战术单元的稳固。

既然步兵已经从方阵变成了线型阵，经验又表明单线太容易被击破或穿透，于是步兵组成了前后两线，也就是双梯队。我们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了解到了梯队布置。但古代与现代梯队战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尽管武器不一样，但是采用梯队的原因和目的却是相同。第二梯队固然用不上自己的武器，却可以堵住第一梯队的突破口，18支援薄弱点，实施侧翼包抄，必要时还可以击退来自后方的进攻。第一梯队越是单薄（只有3排），就越是需要第二梯队的支援，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有第三梯队、第四梯队。与第一梯队不同，第二梯队不必组成连续的战线，营之间可以留出间隔，因此单位数较少。梯队的间距在150步至500步不等。19

为了给这种阵形下极为脆弱的侧翼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两个梯队之间会布置一个朝向侧面的营，于是阵形整体类似于长矩形。

纵深越小，正面就越宽大，这对发挥武器威力极为有利，尤其是进攻方成功包抄对方的情况下，但实施难度很大。然而，让一大群人排成整齐的一字长蛇，然后迈步前进，保持队形不散在平整的操场上都不是易事，那么到了不平整的地形上，更是只有训练有素的长官和久经操练的士兵才能做到。劳埃德有言，一支部队以紧密战斗阵形往往要用几个小时才能前进1千米多一点。博延（Boyen）（1:169）在回忆录中写道，亲身经历让他明白一个在会战当日展开为线列的营很少能有序行动，甚至根本无法有序行动。指挥官的声音在乱糟糟的环境中传不远。在1797年面世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一书中，作者霍耶（Hoyer）写道：

因为组成规整的一字长蛇并非易事，从纵队部署为线阵更是近乎不可能，所以最精明的战术家对两者都进行了实验。经过努力，他们展示了行军进退时排成各类纵队、要冲锋时再展开为一排或两排线阵的做法。这对部队提出了前所未知的灵活性要求。

普鲁士军队不仅将不知疲倦的热情投入到常规训练中，更努力追求完满、速度和敏捷，寻找更完善的新阵法。国王本人、将军们、为普鲁士效力的不伦瑞克和安哈尔特公子们乃至军官团整体都充盈着同样的激情。这种创造性活动最了不起的产物就是斜线阵。20

随着步兵为了加强火力而不断缩减阵形纵深，不仅有序行动的难度太幅度提升，侧面和侧翼的概念也愈发重要。方阵的正面和侧面有着同样的强度。而线阵越薄，侧面就越脆弱；线阵越长，侧翼便越是尤为关键。于是出现了不以正面硬攻决胜，而是攻击侧面或侧翼的思想。

早在三十年战争中，防守方列阵时会利用地形屏障来掩护侧面（1620年的白山会战），原因正在于此。还有人试图攻击敌军侧面（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会战）。21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出现了侧翼交战。进攻方不是同时攻击对方的整个正面，而是减少一翼的兵力来强化另一翼，企图凭借后者打垮对面的敌军，尽可能实现包抄。赫希施泰特（Höchstädt）会战似乎是按照这样计划的，但没有实施出来。拉米伊（Ramillies）和都灵（Turin）两场会战都是侧翼交战，但更多是因为特殊地形条件而非战法本身。但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会战的计划完全是侧翼交战，但由于若干失误，实际仗并没有那样打。

军事理论也开始探讨这个新问题了。之前就有从古典学问出发研究侧翼交战的，人们也不断从古典时代吸取养分。现在伊巴密浓达的斜形阵被想了起来，还有韦格蒂乌斯的一段话：

两军碰撞时，我军左翼后撤，脱离敌军右翼，退到所有远程武器的射程以外。这时，由精锐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我军右翼压向敌军左翼，通过肉搏战将其打穿或包抄，以便从后方攻击敌军。左翼和右翼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不算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教条著作，22那么第一位现代军事理论家似乎是蒙泰库科利。他在1653年面世的《论战争艺术》（Von der Kriegskunst）（德文本于1736年出版，《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68）中给出了一条规则：“精锐要布置在两翼，强势一翼发起进攻，弱势一翼拖住敌军。”他在其他地方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2：352）。

克芬许勒（Kheverhüller）在1738年出版的《兵事要略》（Kur-tzer Begriff aller militärischer Operationen）中有一段显然基于蒙泰库科利观点的话：“最优秀的人要放在侧翼，先让最强的一翼出击接敌，兵力较弱的部分则要晚一些进攻，用散兵或地利拖住敌人。”

法国人福拉尔（Folard）写过一部波利比乌斯专著，腓特烈大帝下令并亲自参与制作了该书的摘要版。摘要版在腓特烈大帝最重要的大作出版之前面世，题为《战争中的新发现》（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uerre），书中详尽探讨了留克特拉会战和曼提尼亚会战（第2部第7章），指出了斜线阵的优势，赞扬了伊巴密浓达的天才。

腓特烈从另一位法国人弗基埃（Feuquières）身上学到的东西甚至比福拉尔还要多，他将前者的不少文字直接搬到了自己的训令中。但就我所知，弗基埃没有提到斜线阵。因此，斜线阵思想在腓特烈上台时已经存在了，而且有过实践。但相关理论要么不完善，要么传播不广。至于实践，尽管有过几次尝试，但尚未取得重要成果。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假定斜线阵在有文化的军人圈子中肯定是老生常谈了。这是一个流传中的概念。恰在此时，老元帅皮伊塞居（Puységur）（1743年去世）为完成自己的大作《战争艺术》（Art de la Guerre）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动笔了，直到1748年才被他的儿子出版。这部著作中清晰而详尽地讨论了斜线阵（ordre oblique）（1748年版，1:161及之后；2:45及之后；索引，2:234）。腓特烈曾写自己基本上读过每一本军事史著作，他首次上阵时头脑中无疑是有斜线阵观念的。国王在莫尔维茨会战中的布置是右翼强于左翼，特别是重炮放在了右翼，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削弱”了左翼。23但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侧翼交战，因为决定胜负的不是强大的右翼，而是损失轻微的左翼的前进。因此，通常的看法是普鲁士军在莫尔维茨的斜线攻势根本就不是斜线阵的实例，而只是巧合。我也曾长期认可这一理解，但根据赫尔曼（Herrmann）和凯贝尔（Keibel）的研究，我得出了此说不正确的结论。无论如何，从莫尔维茨会战起，斜线阵就成为主导观念，腓特烈奋战决胜的会战中主要也是采用斜线阵。

斜线阵思想的应用表现出了国王实战战术的鲜明个人特色与创造性。这种观念的理论与实践早在他之前就有了，但并未结出任何果实。想法本身很简单也很古老，但用起来很难。

强化一翼，弱化另一翼当然简单。但如果敌人料到了，他们要么会如法炮制，要么会冲击我军较弱的一翼。直到采取攻势的一翼顺利包抄敌军，斜线阵才算大功告成。但敌军不会轻易暴露侧面，而会尽可能在对方可能来攻的方向摆出一个直角。于是，进攻方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或者在敌人眼皮底下调转方向。再加上线列战术的基本要求是正面尽可能连续完整，难度就更上了一层。24皮伊塞居说过，过去各营是棋盘式排列，留有间隙，但许多大战正是输在这一点上，因为敌军可以顺着间隙包抄各营。25

他接下来说，于是人们把间隙缩小了，但步兵营和骑兵队完全不留间隙的那一种阵形无疑是最强的。腓特烈时代普遍采用的正是这一种阵形。所以，他要做的是在连续正面推进的同时，由倾斜布置的骑兵和炮兵找机会包抄敌军。26

当然，斜线阵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优势。只有当进攻的一翼实力强于对面，而削弱的一翼能够牵制住数量更多的敌军时，优势才会显现。因此，优势兵力下的斜线阵不仅必须全线推进，而且行动必须要快到对方来不及反制，进攻的威力源于突然性。斜线阵的最高境界是包抄敌军正面。

在德军总参谋部资料中，斜线阵概念仅限于步兵和完整连续的步兵正面。据说，腓特烈国王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之间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按照这种理论，斜线阵就是侧翼战法（wing battle）的一个特殊亚种，两者要做严格的区分。原则上讲，明确细化术语含义不能算错。但区分严格到这种程度是没有文献依据和可行性的，因为历史和实践中的界线是流动的，骑兵和炮兵都没有被排除在外。27因此，我倾向这样来界定：斜线阵是侧翼战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战线整体形成了一条间隙尽可能小乃至于连续的正面。侧翼战法的一大要义是一翼在前，一翼在后，实施进攻的一翼加强兵力并伺机打击敌军侧面乃至后方。因此，上述特征也适用于侧面战法（flank battle）的亚种——斜线阵。斜线阵作为侧翼战法的亚种是符合当时的基本战术的，而且从斜线阵的内在逻辑来看，它也是从当时的基本战术衍生发展而来的。加强进攻的一翼可以在步兵第一梯队前面添加一个梯队（当时叫作“攻兵”），也可以在后面配置一支预备队，也可以加强骑兵或炮兵。

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绝不能认为部队展开成简单的线列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而是战术的一大成就，那么展开成斜线就更是如此了。起初，腓特烈只是命令一翼走得比另一翼快。但这自然不会奏效。正面必然会产生断裂，而当营长试图填补空隙时，阵形就乱套了。在1746年到1756年的10年间，腓特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孜孜不倦地寻找斜线阵最恰当的实现形式。28为了做好斜线阵，他接连构思和检验了不少于8种不同的方法。终于，他找到了他眼中最好的一种方法：梯次进攻。

之后一直到1806年，普军都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运用梯次进攻战法，即各营不是排成一线，而是排成类似阶梯的样子。但这种战法的重要性被大大高估了。分析到最后，其结果不过是各营在极短的时间间隔内依次投入进攻，相邻两营之间不会超过几分钟，最后每个营都与率先发起进攻的营齐平。唯一一场大体按照这种斜线梯次进攻概念来操作的战斗是洛伊滕会战。即便在洛伊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也不是梯次进攻，而是国王将普军出其不意地转向奥地利军左翼，且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实施的是纵队变梯队，普军原本分四路纵队前进，每个纵队各包含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一部，另有前出的第五路纵队，接着国王命令各路纵队以排为单位调转特定角度，沿着敌军正面走了2英里（约3.2千米）多，直到抵达奥地利军左翼边缘的对面。这时，之前留有相当大间隙的各排组成线列。29如此一来就形成了3个梯队（包括前出梯队在内），后面还有骠骑兵为第四梯队。普军以此阵冲击奥军，虽然没有达成迂回或包围，但仍然凭借4个梯队的纵深占据了数量优势。各营以梯次进攻，而非同时进攻这一事实并无特殊意义，国王在自述中甚至只是顺便提了一嘴。30可以说，各营依次出击增强了普军正面在奥军正面前方组成的斜线阵进攻时的力度。但普鲁士军之所以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是因为全军结成密集的窄小正面攻向奥军左翼，而完全不碰奥军右翼（奥军正面全长达4英里，约6.4千米）。于是，奥军右翼还没来得及援救，左翼就败了。尽管普军只有4万人，奥军则有6万以上，但普军在会战的每一关键处都具有数量优势。

因此，关键因素不是梯次进攻，甚至不是斜线阵，而是让普军指挥官带领部队秩序井然地沿着敌军正面逼近敌军一翼的战术机动能力，以至于敌军竟来不及出击扰乱。

敌军并非对类似观念一无所知。罗斯巴赫会战（battle of Rossbach）的情况与洛伊滕会战恰好相反。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苏比斯（Soubise）试图迂回普鲁士军，但行军途中遭到部署完毕的普军进攻，普军杀入奥军纵队，彻底将敌军冲垮，自己几乎没有损失。假如奥军在洛伊滕会战中没有坐守，而是找准时机出手，那便必然会取胜。

从三十年战争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间的步兵战常会演变成一系列缠斗，诸军各自为战，彼此关系不大。操练的精确化和战术单元意识的不断强化也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作战中要尽可能避免纠缠于一地，因为那样会破坏战术单元。腓特烈明令禁止将士兵部署在房屋中。赫普芬纳将军（General von Höpfner）在《1806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806）第480页中准确地描述了腓特烈的战术：

这些战术完全依赖于首次冲击。全军以线列推进，各营进行几轮齐射后直接上刺刀。一击不成便大事去矣。大王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一次进攻时，无疑是知晓这种战法的弊端的。但他知道的破解之法只有预备队和梯次进攻而已，这样手里最起码还有一支可用之兵。但这不是为了猛攻，而是为了对付没有一触即溃的敌人，接下来马上就是双方投入全部兵力的平行交锋。

明确的界线当然是不可能画出来的。哪怕是在腓特烈的时代，首次进攻也未必能决定胜负；战斗有时会拉得很长，但总体而言欧根（Eugene）和马尔伯勒（Marlborough）[62]的部队打起仗来更接近拿破仑，而非腓特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两位统帅和他们的部队行动更灵活。恰恰是因为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制度太完善，对步法和动作做了严格的规定，所以他们才墨守成规，作战时难以放开手脚。

普鲁士军队将线列战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种战术的内在缺陷。地形稍有不平，队形整齐、一齐开火的步兵营就会陷入混乱，而且他们也不能在村庄或森林里作战，要遇到奥地利军中出身山野、深知如何在破碎地形作战的精锐克罗地亚轻步兵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非正规军从隐蔽地点开火，普军的齐射无可奈何。在罗布西茨（Lowositz）和科林会战中，他们在正面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普军在洛伊滕取胜的部分原因或许正是克罗地亚部队显然不在场。

七年战争开始时，国王组建了4个散兵营作为轻步兵，战争结束时有26个营。但普鲁士散兵比不上奥地利的潘都尔兵（pandours）和克罗地亚兵。这些边民仍然过着半蛮族的生活，与土耳其人冲突不断，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雷莎提供了独特的战士资源，而普鲁士国王是没有这个好处的。他一再抱怨这些毫无纪律的部队观察普军路线，采用旁敲侧击的游击战法，对普军造成了严重杀伤。文献中对普鲁士散兵实际成效的描述不完整且不确切。尽管他们取得了个别战果，但国王本人对其评价不高。1779年5月24日，他给陶恩钦将军（General Tauentzien）写信说，散兵营的军官“总体上行事拖沓、资质低劣”。对他来说，这些单位只是无法避免的恶，而且由于腓特烈本人没有正确理解散兵的性质，也没有给予其适宜的训练，所以他们更不能做出了不起的成绩了。若想打好散兵战，士兵要么有强烈的好战倾向，比如克罗地亚兵、潘都尔兵和哥萨克，要么有强烈的作战意愿，以便通过系统训练习得军事素养。但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里不存在此种训练的空间。在不伦瑞克的斐迪南这样的大人物笔下，奥地利潘都尔兵和克罗地亚兵“总是像盗贼一样躲在树后面，从不像真正的勇士那样在开阔地露面”。31国王本人的看法也差不多。他怎么能在自己的军中系统地培育如此可鄙的精神呢？但散兵毕竟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丑恶的怪胎。

普鲁士散兵营的兵员素质不比线列步兵营更好，反而更差。散兵营里没有本国人，只有冒险者、逃兵和无赖，他们与正规步兵的唯一区别是缺少赋予后者力量的要素——军纪。你可以教被拉来的壮丁按要求走整齐的队列，但不能这样要求独立射手，他们要凭借自己的眼力和心意寻找掩护，要一心一意地前出作战。迈尔（Mayer）、吉夏尔（Guichard）和哈尔特伯爵（Count Hardt）等个别将领竟然能带着这些近乎匪帮的部队取得战果，这真是怪事。32除了散兵营，普鲁士出于类似目的还组建了猎兵（Jäger）连，但猎兵连的成员是可靠干练的本国林务官子弟，参军后有希望进入林务局工作。

我们前面追溯了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为止的骑兵发展历程。他摒弃了回旋战法，将手枪降低为辅助武器，命令骑兵以阔剑为主要武器，结成密集阵形发起冲击。后来的发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成败全在于排成密集队形要尽可能长，冲击要尽可能迅猛。但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极大量的操练，而且马上操练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希望节约马的气力的上校们命令士兵只在短距离进攻时用快步，或者只在最后关头才用低速袭步。尽管欧根亲王下令以全速袭步进攻，但他无力贯彻。腓特烈·威廉一世不理解骑兵。他练出来的卓越步兵在莫尔维茨会战中证明了自身实力，但普鲁士骑兵在此战中毫无战绩，被奥地利骑兵彻底击败并驱离战场，当然，奥地利骑兵确实多一些。腓特烈国王为骑兵注入了新的精神，在下一年的霍图西采会战（battle of Chotusitz）中，普鲁士骑兵的表现焕然一新。在七年战争之前的10年间，普鲁士骑兵的战果越来越大。1748年，腓特烈还觉得骑兵从700步外开始进攻就可以了；到了1755年，他就要求1800步了，而且最后一段必须用全速袭步。他要求手下的指挥官永远不要被动挨打，永远要主动出击。“当这样一面密不透风的巨墙猛烈地发起突袭，敌军不可能做任何抵抗。”赛德利茨（Von Seydlitz）据说有一句异曲同工的话，他说骑兵打胜仗，不靠马刀靠马鞭。他还有一句话：“6人一队进攻，谁被挤到后面，谁就是混蛋。”密集战术单元能将单个骑兵团围住，以至于腓特烈国王希望尽量不打肉搏战，因为“那样就要靠普通士兵决胜负了”，而那是靠不住的。因此，不仅骑兵方队内部要尽可能紧密，马刺靠着马刺，甚至膝盖靠着膝盖，而且第一梯队的方队之间几无空隙。攻势要打穿敌军的第一梯队，赶跑敌军，接着再击破敌军的第二梯队，再之后腓特烈才允许士兵展开肉搏战。33

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骑兵据说还是先开枪，再拔刀。34

法国骑兵发展受阻的原因是，直到舒瓦瑟尔公爵（Duke of Choiseul）整编（1761年至1770年）之前，马匹和装备都属于队长，而队长是希望尽可能避免磨损和消耗的。法军只允许采用慢步和快步，全速袭步进攻的战法是1776年由圣热尔曼伯爵首次引入的。35

冯·德马维茨将军（General von der Marwitz）对袭步进攻有这样一番论述：36

队伍只能一往无前。有一半人或许被射死，或者掉进路上的坑里，几百人摔断脖子。但队伍绝不能止步或掉头，因为那样会造成混乱喧闹，成百上千匹马紧靠在一起往前冲，骑术再好的人也控制不住坐骑，大家会一哄而散。但就算有某个人控制住了坐骑，他也绝不能停下，一旦停下就会被后面的人踩在蹄下。因此，进攻切不可犹豫，一旦发起进攻，要么打开缺口，要么全团溃散。

两支骑兵对冲会是什么样呢？

如前所述，拼刺刀几乎从来不会发生。同样地，根据文宁格将军（General Wenninger）的研究，37两个骑兵方队以密集阵形全力对冲的情况从未发生过。在对冲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崩溃。

普兹列夫斯基将军（General Pusyrewski）在《战斗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en Kampf）（1893年出版于华沙）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从来没有真正的对冲，一方造成的士气冲击迟早会让对方垮掉，哪怕直到近在咫尺时才发生。在马刀第一次砍下之前，一方已经败逃了。如果是真正的对冲，双方都会被摧毁。在现实中，胜方几乎会完好无损。

冯·德马维茨将军声称，骑兵进攻与步兵进攻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在《文集》（Schriften）（2:147）中写道：

凡是参加过骑兵进攻、真正向敌人冲锋过的人都明白，没有一匹马愿意冲入从对面冲过来的队伍，反而每次都会掉转马头。如果不想进攻彻底失败的话，每一名骑手都必须阻止坐骑这样做。

换句话说，他必须迫使坐骑向前。

为了做到这一点，法军骑兵采用密集阵形，但行进缓慢。

这种会战用的骑兵很不适合执行重要的侦察任务，甚至追击都不行。一直有人说当时的军官不理解如何将骑兵用于侦察。1744年，腓特烈进入南波希米亚时觉得自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尽管他有近2万骑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确定奥地利军的位置。1759年，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多纳伯爵（Count Dohna）身上，他当时的任务是进波森（Posen）去对付俄国人。（总参谋部著作，10:175）中写道，当时的人似乎认为骑兵昂贵又难以替代，不应该脱离直接控制，而且就算偶尔真的派出巡逻兵独自去远处，也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能及时回报。然而，这种窘境或许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骑兵里有许多不可靠的人，当然远远不像步兵那样多，但还是让人不能放心地派出去四处巡逻。与步兵一样，训练的宗旨不是发扬个人武艺，而是组成紧密的战术单元。但侦察任务需要训练单兵的独立自主和个体主动性。因此，骑兵能力强悍却片面主要不是因为将帅无能，而是整体军制的自然结果。

腓特烈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短板，于是与步兵的情况一样，他组织了一支特种骑兵来填补。这就是骠骑兵，他们不算作正式的骑兵。腓特烈的父亲只留给他9队骠骑兵，腓特烈将其扩编至80队。他要找的是好打仗、好冒险和好战利品的人，而且如果赋予其一定自由度的话，他们不会逃跑，反而恰恰因此可以用来防止其他单位士兵逃亡。但出于同样的原因，骠骑兵过于松散，达不到他对会战骑兵的要求。在洛伊滕会战中，他们在步兵后面组成了第四梯队。他们在追击战中特别受倚重。

但甚至在七年战争之前，骠骑兵的训练就已经类似于其他骑兵团。

1755年12月，腓特烈的野战部队里有超过四分之一是骑兵（骑兵3.1万人，步兵8.4万人）。在16世纪上半叶，步兵的比例曾经要高得多；到了下半叶，随着骑士完成了向骑兵的转换，骑兵数量再次攀升，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已经占到了全军的一半乃至更多。在常备军中，廉价的步兵再次增多。大选侯时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只有七分之一是骑兵。之后骑兵再次增多，至腓特烈时期达到顶峰。

与其他两大兵种一样，炮兵也在不断进步和强化。腓特烈的一项创举是组建了骑炮兵。骑炮一会倾向轻型机动化，一会倾向加大口径，结成炮组来加大威力，具体细节这里就不深究了。最大的变化，即重炮大幅增多的源头不是普鲁士人，而是试图通过重炮来抵御凶猛的普鲁士人的奥地利人。情非得已之下，腓特烈不情愿地效仿了奥地利的做法。在莫尔维茨会战中，奥军有19门火炮，相当于每千人1门；普军则有53门，相当于每千人2.5门。在托尔高会战中，奥军有360门炮，相当于每千人7门；普军有276门，相当于每千人6门。

5　战略

马基雅维利探讨了中世纪战略向现代军事思想与实践的过渡。我们已经发现，这一新发展的起点是近战步兵战术单元的重现，从此之后才又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战略。1有一种经常被重复的说法是，战争在中世纪纯粹是运用蛮力，但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变成了一门科学，此说引发了一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必须斥为虚假的想法。中世纪战争绝非只有纯粹的蛮力，之后也没有变成科学。战争从来都是一门艺术，永远不会成为科学。艺术与科学的关联仅在于理论思考——也就是科学思维——有助于艺术理解自身，进而更好地训练出艺术大师。如前所见，战术发展确实受到了科学研究的影响，而战术本身并没有变成一门“科学”。至于这一点在战略问题上是否同样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我们会在之后的论述中逐渐知道。

《马基雅维利》一章中已经写到，从战略的本质中引出了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战略的两种形态——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这个问题必然主宰着一切战略思想与战略行动。

凡是战略，第一条自然原则就是要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这种战争行为的前提是优势足够大。所谓足够，可能只是足以赢得第一场大捷，但还不足以占领敌国全境，甚至只能围攻敌国首都而已。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双方旗鼓相当，从一开始就预期只能取得有限的战果。一方可能觉得彻底击败敌方的希望不大，不如用尽各种手段疲敝敌方，令敌方最后宁愿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条件会比较宽大。这就是消耗战略的本质，它的首要问题永远是要不要寻求有风险和有代价的决战，战胜的预期收益是否超过代价。在歼灭战略下，统帅的主要任务是殚精竭虑地为自己的部队创造最好的决战条件，尽可能取得大胜；而在消耗战略下，统帅要考虑的是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能抓住敌军的破绽，同时确保本军、本土、本国国民不受伤害。他要考虑应不应该围攻某座要塞、占领某个省份、切断敌军补给线、突袭敌方孤军、离间敌方盟友、为自己争取盟友，但最重要的是击败敌军主力的条件和时机是否出现。因此，会战在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中都有作用，但区别在于，会战在歼灭战略中高于其他手段，其他手段都服务于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中会战只是多种可选手段之一。大力压迫敌军，使其甚至不经一战便接受我方条件的可能性发展到极致就是纯粹的机动战略，不流血的战争。但如此纯粹之又纯粹的机动战略不过是语言游戏，在世界军事史上从未真实发生过。就算一方真想这么打，他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也这样想，会不会一直这样想。因此，即便统帅想避免流血，决战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所以消耗战略完全不等于纯粹的机动战略，而应视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战争样式。消耗战略的原则是两极化的，或者说是双极的。

我们探讨古代战争时已经了解了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的对立，现在新生的战争形式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带回了前台。瑞士人走出大山，进入周边地区时当然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尽快找到敌人，进攻敌人，击败敌人。但这条原则也可能对其不利。我们知道，瑞士人总是希望赶快回国，列国君长也总是难以筹措到长期聘用瑞士人的资金。因此，如果一方坚守不出，躲避瑞士人的进攻，那就有希望在没有风险、不打会战的情况下赢得战役。1513年，正在围攻诺瓦拉的特雷穆耶接到瑞士援军逼近的消息时就是这样想的。他本来可以赶在援军和诺瓦拉守军合流之前迎击援军，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率军离开，四处游走，企图避免与瑞士军接触，但最后还是被赶上打败。然而，经验很快就表明这种战场上的胜利永远不能带来战争的胜利。那么，打会战真的符合逻辑吗？如前所见，以马基雅维利的智慧，他也卡在了这个难题上，找不到破解之法。他本人的逻辑倾向歼灭战略，但以韦格蒂乌斯的著作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推崇消耗战略。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上，消耗战略一直占上风。皇帝军取得的帕维亚大捷具有极大的直接影响；被俘的弗朗索瓦国王被迫接受了《马德里和约》中极为苛刻的条件。但不过几年光景，此战的成果固然没有全部丧失，但主要成果确实是都没了，于是我们不禁要怀疑这笔投资到底值不值。

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是那个军事史时期的最后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大决战。战争并未消失，但有的战役从头打到尾都没有一场真正的会战，即便会战真发生了也打不出个结果，比如1544年的切雷索莱会战。

回避会战的统帅不难找到敌军难以接近的阵地，就连兵力优势相当大的敌军也不愿冒险强攻。天然屏障之外还有工事加固。因此，一场战略攻势未必总会达到会战的高潮，而常常将锐气消磨在单纯的抢占空间上，也就是占领某处要地。最受青睐的目标是攻取要塞，占据要塞能让胜利者主宰整片周边地区，如果签订和约时还想拿回它的话，还会给敌军出一道收复要塞的难题。依赖战场上的运气是兵家大忌，这种思想越是在将领头脑中根深蒂固，敌军连勉强凑合的阵地都不会强攻的心理预期越是盛行，上述做法便越是可行。但运气好的话，靠机动游走也能达到占地拔点的目标，而只要战败没有同时导致丢失大量领土或要塞，敌方在会战中遭受的直接损失很快就能恢复。一方甚至可以靠单纯维持现状来接近战争目的，因为这样双方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如果对方钱包更快见底，便有可能因此屈服。一位瑞士军事史家在1664年写道：“战争口阔鼻宽，钱花完了，仗就没得打了。”2每一场战争都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因为打仗不能没有粮草和军械。但依靠佣兵的战争是最极端意义上的经济战，因为佣兵组成的军队只有经济这一根支柱。因此，从马基雅维利到腓特烈，谁兜里有最后一块钱，谁就是胜利者的说法屡见不鲜。3但马基雅维利当年已经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说有兵就会有钱。这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也同样错误。如果钱占上风，战略就会倾向机动；如果兵更重要，战略则会倾向会战。同理，作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军队本身总要面临风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损伤。歼灭战略下不需要担心损伤，因为我们指望的是一战定乾坤，尽早结束战争，而且不必惧怕反作用。但消耗战略下必须小心地衡量自身损伤。因为如果一场胜利乃至接连胜利都不能结束战争，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胜利本身的意义是否抵得过弥补得胜之师损失的花费。因此，君主在战争中经常告诫前线统帅不要过分冒险，且不以打胜仗为主要目标，而是“保全军队”，这是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写给梅西元帅（Field Marshal Mercy）信里的说法。当巴登藩侯路德维希（Margrave Ludwig of Baden）鲁莽地攻击土耳其人时，皇帝的大臣们就谴责他浪费兵力，每次战役都需要配备一支新军。尼德兰的商人政府用兵尤其吝啬，但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在《战争原理》第1篇描述完普鲁士军队的卓越素质技能后写道：“如果他们为取胜付出的代价不是与敌军相去不远的话，这样一支军队足以统治全世界。”

这一因素在联军作战中最为紧要。如果打胜仗的一方已经做出了牺牲，之后或许不得不承认胜利的果实会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胜利者不再有实力来完整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在两端摇摆的战略下，野战工事是一项重要的临时工具。当然，早在穆尔滕和南锡会战中，大胆查理就已经用野战工事来抵御瑞士军了。第一场真正的现代会战，法国与西班牙在南意大利打响的切利尼奥拉会战（1503年）是围绕着西班牙军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墙和挖好的一道沟展开的。从那时直到旧制度落幕，野战工事都发挥着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作用。在骑兵再度占据重要地位的胡格诺战争中，德拉努告诉我们，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沟，以免敌军从远处发起突袭。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样，他认为凡是驻扎超过一夜的营地必定要修建工事。胜负常常就在于一方能不能早几个小时抵达战场，然后建起让敌军不敢强攻的野战工事。皇帝军之所以在1620年输掉白山会战，就是因为布拉格没有赶快把必要的铁锹送上来。道恩（Daun）[63]对抗腓特烈大帝时手不离锹。腓特烈起初反对野战工事，因为他的部队是靠速度对付突袭的，而且他总是喜欢发起进攻，工事只会是累赘。他有时甚至会激烈抨击野战工事4，他与时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这是其中一条。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战争原理》第8篇中说：“我军会在营地外挖一圈壕沟，就像罗马人当年那样。”他的用意不过是防止敌军优良的轻步兵发起夜袭，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在围城战中，国王愿意用堑壕来保护后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主动出击，迎战敌方援军是更好的办法。在最危急的时刻，比如输掉会战之后或者敌方有3倍兵力优势，工事便不得不修。于是，1761年俄军与奥军终于在西里西亚会师来攻时，腓特烈依靠在本泽尔韦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七年战争后，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态，大力推崇野战工事，这无疑是根据本泽尔韦茨的经验。5

有时，依据战术工事的坚固程度或战或不战的决定不是在前线做出，而是由后方政府裁决，尽管请示上报、信件往来可能会耗费数日数周的时间。1544年，昂吉安公爵从上意大利派掌营官蒙吕克回巴黎请求国王允许开战。蒙吕克顶着大臣的反对拿到了许可。昂吉安打赢了切雷索莱会战，却是有胜无果。

七年战争中道恩与维也纳、俄军指挥官与圣彼得堡之间也是如此。

1546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役是机动战的反面典型，新教诸侯联盟行动过于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无兵的开战初期。6但兰克讲过，我们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领主不愿做出艰难的最终决定，说在他眼里，每一处渡口和水沟都太深，每一处沼泽都太宽。一旦形成了这种战略态度——我们知道当时就是如此——那么率领一支各怀鬼胎、号令不一的军队采取重大行动就是很难的了。而皇帝即便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时候也仅仅满足于游走机动，最后取胜靠的也不是战斗，而是政略，即通过说服莫里斯公爵入侵萨克森选侯的领地。这样一来，松散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结军队包围南德意志的能力。针对这一点，记述此战始末的阿维拉写道：7

皇帝从来没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交战，遑论优势。但即便有平等条件，他也不能开战，因为这样一场胜利会带来重大损失，而受损的军队是不能让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胜仗。8

胡格诺战争中有极其血腥的会战，但战略意义仍然仅相当于小规模战斗，因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强盛得多，战场上旗开得胜，但还是不足以夺取敌方的全部要塞，从而使其屈服。

正是因为这一点，西班牙才用尽办法也没能收复反叛的尼德兰。

三十年战争战略的决定因素是错综复杂又频繁变动的政治局势、为数众多的要塞城市、与受到影响的广大地域相比总是居于数量弱势的军队。古斯塔夫·阿道夫胆略非凡，敢从偏远小国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笼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积极主动的英雄人物也只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克劳塞维茨称他为“虑事周全，明智博学的统帅”，又在另一段写道：“古斯塔夫·阿道夫绝非侵略攻杀的莽夫，他偏爱严谨有道的机动战。”直到登陆德意志15个月后，他才发动了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克劳塞维茨认为瓦伦斯坦“能量充沛，几乎不知畏惧为何物”，“深得全军敬畏”，但他从来没打过一场攻势会战。托尔斯滕松倒是不断求战，但基本战略上并没有越出消耗战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三十年战争有太多的矛盾悖论，从战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还带来了一些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变化。此战中有时会集结起极为庞大的军队，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万之众，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1631年底瓦伦斯坦回归时，他手中有3万至4万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总兵力是10.2万人，其中在明斯特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万。战役结束时，他总共还有7.4万人。9

尽管如此，真正上阵的兵力很少。白山会战中，皇帝与天主教同盟联军约有2.8万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有3.9万人（包括萨克森军），在吕岑有1.63万人。瓦伦斯坦纽伦堡大营并没有人们常说的5万至6万人，只有2.2万而已。10托尔斯滕松的兵力不超过1.5万至1.6万人。大量可用战斗员都用来把守众多要塞城市。野战军中骑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1645年的扬考会战（Jankau）中，皇帝军有1万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

战区反复变动，从波罗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从维也纳乃至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由于军队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补给，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边都有拥护者提供后勤基地，所以有长途行军的能力。因此，战略态势总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观点决定，以至于战争艺术史著作大可略过具体细节，除非是分析具体会战，尤其是著名会战时必须涉及的内容。

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开启了一个战略的新时代，特征是军队规模扩大，军需补给的问题随之而来。中世纪军队人少，自带粮草不算困难，也可以沿途征收。反过来看，从行军距离和相对薄弱的补给手段中也能得出军队规模很小的结论。随着军队的扩大，粮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谈起。11编写于16世纪30年代并广泛流传运用的《军官手册》（Aemterbuch）或《战争条令》（Kriegsordnung）12中写道，“后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务”，接着就是详细的粮草计算过程。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兵书》（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计算。根据书中的估算，90801名战斗员5天需要面包共490车，熏肉、黄油、盐、豆、燕麦、大麦共383车，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车。另有45664匹马所需的燕麦。131543年，纽伦堡军人约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 Imhof）从查理五世的军营中写信抱怨说诸物皆贵，因为有些士兵拦路抢劫了运输补给的市民和农夫；只有肉价便宜，因为牛是强征来的。14法军早在1515年就有野战烤炉了。15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为1620年的波希米亚战役设立了多处仓库。他在林茨（Linz）征收了300桶面粉，总计7万配克（约636立方米或63.6万升），奥地利要出220辆四马大车负责运输。开姆尼茨的《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一书中充斥着对行动后勤的担忧。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对后勤的重要性。16

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军队兵力达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三四倍。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既然兵多了，统帅应该能取得更大的功绩，征服更大的土地了。但如果双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么情况会恰恰相反。大军是笨重的，不仅是行动迟缓，更因为无法就地取食——没有补给就无法生存，除非行动神速——这就需要一套严密的后勤供应体系。再加上我们前面说过的一点，兵力的扩大导致进来了许多靠不住的人，这些人只是因为军纪和严密监视才留在军中，于是后勤需求的压力就更大了。要是让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会逃跑。因此，从仓库有序支取粮草就变得必不可少，但仓库往往会束缚军队的行动。这一结果又反作用于问题的源头：依赖仓库拖累了行军，于是军队更加无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赖仓库。

据理论家估计，军队最多离开仓库5天路程；路线中间距离部队两天路程、距离仓库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战烤炉。野战烤炉生产的面包只够吃9天。如果有大车往来输送，装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话，那么部队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面包，同时还有一点应对不测的富余量。富余量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连日降雨会让车辆无法上路。

威斯特法伦（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部队在看得见仓库和烤炉的地方开始缺粮。运面包的车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几天几夜的时间，即便是这样，途中还不得不丢掉一半的货物。”17

在1692年的比利时，卢森堡（Luxemburg）[65]想赶上昂吉安却做不到，不得不在苏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时间，因为他的车队不足以将粮草从蒙斯（Mons）的仓库运上来。蒙斯离昂吉安不到18英里（约29千米），离苏瓦尼只有9英里（约14.5千米）。

1745年，腓特烈大帝说指挥军队的不是他，而是面粉和草料。他还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对基斯元帅（Field Marshal Keith）说：“荷马说士兵是面包造就的。我赞同。”

在军队规模扩大、内部改制的同时，战争的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只有少数城市修得固若金汤，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围攻才能夺取，于是，省出来的守军就被充实到了野战军中。18

查理五世当年从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出兵，无数次深入法国腹地，三十年战争依然如此。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为一连串边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后，这样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腓特烈后来以类似的方式修建了西里西亚要塞群，目的是保住这片新得的领土。

三十年战争期间无数次出现类似于腓特烈作战时的战略局势，尤其是当托尔斯滕松担任瑞典军统帅的时候。但托尔斯滕松和他的1.5万名士兵取得了远胜于腓特烈的成就。霍博姆在柏林大学的就职典礼演讲中提出并比较了两人，大有教益，我之后探讨腓特烈的战略时会加以介绍。19我们马上能注意到，区别不在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后继者们，不管是魏玛的伯恩哈德、巴纳、托尔斯滕松、弗兰格尔还是卡尔·古斯塔夫，对战略的本质，尤其是野战的价值和重要性有着不同于腓特烈的理解。相反，区别完全源于军事和政治条件，源于军队规模、性质和战法的不同。

因此，打个比方，发展过程不是从一个机动战为主的时代逐渐转向基于决战的战略，而是理论与实践在一个时期偏向一端，在另一个时期偏向另一端。

三十年战争一直到最后都有激烈的会战，但路易十四的前两场战争都是纯粹的机动战。唯一真正的会战，即1674年的塞内夫会战（Seneffe）是意外发生的，而且一直没有决出胜负，因为孔代不愿意用军队去冒险，于是没有继续战斗。要不是有这场会战，1672年至1679年的战争就只有围城、行军和几场小型遭遇战了。

路易十四的第三场战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现出了紧张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响的会战是1690年的爱尔兰博因河（Boyne）会战。詹姆斯二世在此战中被威廉三世击败，斯图亚特家族永远失去了王位。1690年的弗勒吕斯（Fleurus）会战、1692年的斯滕凯尔克（Steenkerken）会战和1693年的内尔温登（Neerwinden）会战虽有大量伤亡，却没有任何实际战果。

1689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新战法，即整体有序地摧毁了位于边境的普法尔茨，目的是阻碍敌军从这个方向发起进攻，帮助法军保卫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两处要塞。这项措施尽管残酷，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德意志军围攻并夺回了美因茨。1704年，联军企图在巴伐利亚采取同样的办法，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写道：

因此，分析到最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夷平巴伐利亚及周边所有区域，让敌军再也没有从巴伐利亚或周边区域继续作战的机会。

接下来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尽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的都灵会战和拉米伊会战、1708年的奥德纳尔德（Oudenarde）会战和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会战这几场大仗，但战争的结果不过是让法国退回原有疆界。与此同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试图通过连续痛击敌人来击败他们。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则并不激烈，全程没有大决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规模极大的决战，但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后就绝迹了。与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场后发生了众多会战，于是有人认为腓特烈一扫首鼠两端的战略，应视为后来被拿破仑发挥到极致的歼灭战略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之后会具体讲。归根结底，腓特烈之所以频频决战，并不是因为某项特殊的新原则，而只是大王本人雄才伟略，崇尚大决战罢了。但他自认为能够借以赢得他欲求的会战，并为了打赢会战而开发的战法是斜线阵。他写道，若攻敌侧面，3万可破10万。普鲁士军队拥有冠绝全欧的灵活迅捷，于是国王自以为能够在敌军来不及防御的情况下攻其侧面，他对前代战争艺术的改良正在于此。这不仅将他推向追求会战的一端，也将七年战争与之前的有征无战，乃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欧根的战争截然分开。但是，腓特烈的战争行为依然在消耗战略的范围之内，而且在敌军通过选择阵地、修建野战工事、增加炮兵来应对斜线阵带来的侧面遇袭风险时，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机动战一端。

即便在他具有质量优势和局部数量优势时，腓特烈国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无法乘胜追击，逼迫敌方签订和约，也就是无法采取歼灭战略。这些因素在后文中会出现并探讨，此处只是略谈几点。

首先，他的军队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时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险。他最伟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战争原理》，开篇就是14条防止士兵逃亡的规则：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尽可能避免夜间行军；必须以排为单位行军；在峡谷中行军时，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军官，军官要立即整队。

他专门强调不得夜袭。

将单位打散，派到乡间征收物资是想都不要想了。腓特烈极少在急行军期间向沿途居民索要军资。另外，行军不应过远过难，否则个别人会掉队，掉队又会传染给其他人。

这种军队是不可能进行战略追击的。就连直接追赶眼前的敌人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维持秩序被视为重中之重。曹恩道夫会战的作战指令20中明确要求第一梯队从速“消灭敌军，继续有序前进，由第二梯队负责打扫战场”，可还是明令禁止跑步追击被击退的敌人，而要“以有序的步伐跟进”。距离更远的追击任务基本上只由小分队执行，目的是尾随撤退的敌军，贴近敌方行军纵队和拦截敌军辎重。但部队取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拢和集结。毫无疑问，腓特烈这样的统帅明白乘胜追击极为重要，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会战后尤为重视追击，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后的追击毫无战果，洛伊滕会战后也是效果平庸，尽管负责指挥的是齐滕（Zieten）。萨克森元帅在《遐思录》中竟然说：“除了谨慎行动，取胜之后的其他行动都是好的。”但腓特烈更加现实，建议追击要谨慎，因为反击太容易出现了。21他写道：“一支军队最不适合作战的时刻莫过于刚刚打了胜仗之后。人人得意忘形，众人欣欣然于逃脱了之前面临的危险境地，没有人热衷于马上再次面对危险。”

不可能追击歼敌这一点反过来又作用于会战决策本身。风险无论如何是很大的，损失是惨重的，预期收益却或多或少因无法追击而受限。如果说有人特别担心反击，以至于主张给敌人留一条逃跑的金桥的话，那就更加证明考虑当时的状况，统帅不会轻言会战有益。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只是静观其变，便迫使已经来到马赛近郊的查理五世离开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撤军，结果遭到法国人民的谴责，说他没有趁皇帝撤退时加以杀伤。后来，伊奥韦斯问起国王这件事，国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国土佣仆，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则：不仅要给逃跑的敌军修桥，还要在桥面铺上金子。

腓特烈不理会这些问题，但即便在他的条件下，战略攻势也是短暂的。他最多只在一次演习中要进攻敌国首都维也纳，但他从没有把维也纳视为作战目标。布拉格（距离厄尔士山口55英里，约88.5千米）和奥尔米茨（距离上西里西亚边境37英里，约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甚至去奥尔米茨以南47英里（约76千米）的布吕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项极为重大的行动。1744年，他从布拉格出发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布德韦斯（Budweis），他后来亲口承认那是一次错误。

当然，法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远达林茨和布拉格。但他们的基地不是法国，而是盟国巴伐利亚。

如果战略攻势时间短、推进慢的话，那就很容易主动或被迫转入守势。攻势与守势快速交替、彼此交融。战略进攻未能一举强力夺取并保持主动态势。22

这一基本状况最重要的实际影响就是冬季休战的惯例。对士兵来说，冬季作战的条件非常严酷。除了条件艰苦和患病造成的伤亡，还有逃兵增多——因为佣兵们觉得长官要得太多了。如果统帅相信将军事行动坚持到底能迫使敌方议和，那就会愿意承受这些损失。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虑损失是不是大于预期收益了，而且双方的想法都一样，军事行动就逐渐平息下来，各自撤回冬季营地。双方会将主力撤回，然后布置岗哨以防备可能的突袭。事实上，双方有时会达成在特定时间内停止进攻的协议。吕岑会战和洛伊滕会战的主导因素都是撤回冬季营地。与洛林公爵查理一样，瓦伦斯坦以为当年的战事已经结束，当听到敌军逼近的报告时他根本没有发动会战的想法，于是命令部队在防御阵地展开（11月6日和12月5日）。为了争取一定的优势，战役有时会延续到12月乃至1月。新一轮战役往往到6月才开始，以便在原野里找到马吃的青饲料。实际发生的冬季战役应视为例外。23冬季休战期是部队全方位休整的时间，尤其是征募兵员，拉壮丁（如果身在敌境，甚至会就地招兵）并进行操练，以便新兵在战端重开时能补充到各单位。军队里没有专门训练新兵的团；冬季休战期可以说替代了新兵团的功能，还有能够将全部合适兵员送上战场的好处。

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战争行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统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果断，以此驾驭晦暗不明的不确定性。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又长又细的步兵线列太脆弱了。在极短时间内，在一瞬间，会战胜负便决出了。战场容不得拖延，为援军赶来争取时间，改正错误，或者在不蒙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脱离接触。24统帅从远处就能尽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见。战场上可能藏着会打乱阵形的障碍物——池塘、沼泽、悬崖——如此一来，部队必然会失去秩序，进而败北。统帅应该允许会战展开吗？决断是很难的。我之后会举例说明。

在腓特烈的时代，即便敌军露了破绽或提供了有利战机，利用机会还是有难度，因为线列战术要求将全体兵员展开为密集队形，不方便随机应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倒是有临场变阵，但它们恰恰是腓特烈国王之统帅天才与普鲁士军队之战术素养的特殊证据。

接下来对16世纪至18世纪的军事理论做一概览。

G.杜贝莱在1535年提出，为将者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占据优势，那便不应冒险开战，而应拖延时间。

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1522—1584）主张主战务求稳妥，不可过分冒险，哪怕手握胜算。“明明可以拖垮敌军或待其断粮却非要打会战，这是愚蠢的行为。但若是以寡击众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铤而走险，试试战场上的运气。”“一味防守，败则损失惨重，胜亦无所得。”

西班牙人门多萨于1595年写道[《战争艺术》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页]：

此外，哪怕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也要尽力避免开战。不要带领全军投入战斗。哪怕打了胜仗，那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取胜的代价很大，伤亡者众。朝着战场要谨慎地、缓缓地爬过去，脚里要像灌了铅一样。

1607年，奥兰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里斯建议：“我们行事不应受制于战场上的意外……除非极为必要，否则不应进行会战。”25他举出了坎尼会战前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做法为依据。

蒂利希《兵书》（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诫道：“若无万分必要与十成把握，不应接受会战，因为会战胜负难料却必有损伤，不战亦无得远胜于战而败损。”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应该彻底避战，那就太蠢了。他说仗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打，要先祷告上帝；节气要合适；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湿火药；要在敌军疲敝而我军尚有锐气时，或者趁着其他有利的机会。

1612年，J.德比永（J.de Billon）在《兵道要纲》（Die fürn-embsten Hauptstücke der 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页）中向统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统帅在训导好士兵之前不应率领他们上阵打仗，更好的办法是疲敌，通过机动和绕圈子压倒击败敌人，而非寄托于战场上的难测运势。会战凶险，如无绝对必要则不应开战，等士兵习惯了拼杀和危险，锻炼成了坚兵，之后方可开战，因为新兵刚上阵会怕得要死。

1620年的一份小册子写道；“布阔伊伯爵以不愿带着士兵去送死而为人称道。”26

钮迈尔·冯·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一位高产的军事学兵学家，他提出了会战适宜时机的问题。他列出了55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别无他法之时”。

蒙泰库科利（1609—1681）写道：

凡是相信不打会战就能推动战局、夺取重要目标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异想天开、引人发笑的。当然，我知道名将拉扎勒斯·施文迪主张不应该冒会战的风险，企图纯取守势，从敌人手中偷来一定的优势（施文迪其实没有说得这么极端！——德尔布吕克按）。但如果部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何其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啊！为上阵搏杀做好准备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永远不要在莽撞无虑的情况下被诱入会战，更不要被逼入会战，但应该认清合适的战机。人称拖延者的法比乌斯绝非避战如虎，而只是在有胜算时才出战。

蒙泰库科利在另一段中写道（1：328）：

打赢会战赢得的不只是一次战役，更是一大片疆土。因此，一个人只要懂得严阵出战，那么他之前在行军途中犯的错误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会战无方，那么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证明了自己，依然不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蒂雷纳曾向孔代建议，与其围攻和夺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战中伤敌。

丹尼尔·笛福在《计划论》（Essay on Projects，1697年，原书引自费舍尔译德文版，第118页）中声称：“发现敌人，就地消灭。”这在英国内战时期还被奉为圭臬，现在崇尚的却是“如无明显优势，绝不要交战”。他说，战争因此变得旷日持久，结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剑最长的人，而是钱包最厚的人。

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在1694年战记中讲述了这样以此行动：“殿下下定了决心，只要敌军求战，他便奉陪到底。于是，这份意愿让敌人们明白了他奋战的决心，绝不让祖宗之地变成一片废墟。”实际结果是几次侦察行动。27

腓特烈大帝极为赞赏弗基埃（1648—1711）的回忆录，以至于把书发给军官并命令他们用餐时朗读给部下听。他本人的军事著作常有与弗基埃类似的内容。后者写道：

因为会战是军队的首要任务，往往能决定整场战争的胜负，至少几乎总能决定战役的成败，所以除非形势严峻到了非战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开战理由，否则不应进行会战。寻敌求战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敌将存在利益和观点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围；己方不取得一场胜利就有军队瓦解之虞，或者敌方援军将至；我方作战已经得利；最后一个理由，我方相信会战能立即结束整场战争。反之，若有下列情况则应避免交战：取胜得到的益处恐怕不及失败带来的害处；

数量或质量方面不是敌军的对手；己方正在等待援军；发现敌军部署于有利位置，或者拖延回避交战有可能让敌军自行瓦解。

西班牙的圣克鲁斯伯爵（marquis of Santa Cruz）（1687—1732）的兵学巨著《反思录》（Reflections）中写到了“必须寻求会战的条件”。他认为，战场上能导致战败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门，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都不能确保胜利。“没有任何事物比会战结果更加不确定……如果阵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确切知晓敌我兵力，那就不应该冒险开战。”

欧根亲王赞扬了这位理论家，腓特烈也将其奉为“经典”兵学家。

皮伊塞居元帅（1654—1743）的《战争艺术》（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书因编排严谨而享有盛名，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会战的必要时机。不过，他的论述的一大特点是将蒂雷纳和恺撒归为一类统帅，而没有注意到两人战略的内在差异。

福拉尔（生于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话：“古今最伟大的将领从来不算敌人有多少，只问敌人在何处，直奔而去开战。”28

奥地利元帅克芬许勒伯爵（1683—1744）写过一本《兵事要略》，书中阐发了“或战或否”的理由。开战的理由：（1）有胜算；（2）解救被围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击的友军；（4）要缓解粮草军需匮乏的问题；（5）不给敌方待援的时间；（6）利用敌人露出的破绽，例如行军时侧面暴露、身处狭谷、分散兵力或其他类似原因。避战的理由：（1）战败的损失大于战胜的收获；（2）敌军有兵力优势；（3）己方兵力未聚齐；（4）敌军占据地利。注：敌军常因无人统领或将领失和而自行败亡。另一段写道：

一名统帅若能使敌军四处移动、折返往复、疲于奔命，然后抓住有利时机，一举破敌，那便是懂得了战争艺术的真义。

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论异常清晰地展现了消耗战略在两极间摇摆的性质。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话有时偏向一端，有时偏向另一端。

1745年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之前，他自称别无他法才被迫开战。在一封写给萨克森元帅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认1744年之役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操之过急，但他说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犯了。“法比乌斯总能变成汉尼拔，但我不相信汉尼拔能效仿法比乌斯。”

他在《战争原理》（1748年）的《发动会战的适当时机与方式》（Wann und wie man Bataillen liefern soll）一章中写道：

会战决定国运；战争当然总会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要么从战争的窘境中退出，要么让敌人处于类似的窘境，要么解决不打一仗就永远不会结束的争吵。

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一军之将更不能轻易发动会战，而没有要通过会战达成的重要目标。

因此，会战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敌军从你的城池下撤围，或者将敌军赶出占领的省份；也可以是进入敌境，或围攻敌城，最终目的是粉碎不愿求和敌人的顽强抵抗，或者惩罚敌人犯下的一个过错。

当你强行军至敌军身后，切断其与后方兵力的联系时，或者威胁一座敌方极为看重的城市时，这便会迫使敌军会战。但进行此类机动时务必要特别小心，还要小心不要陷入类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据可以被敌方切断与仓库联系的阵地。

在上述准则以外，我还要加上一条：我国不适合打持久战，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因为长期战争会不经意间损害我军引以为傲的纪律，会减少我国的人口，消耗我国的资源……一句话，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犹太公会的原则，一人身死好过全员覆灭。

写于1750年前后的《战争艺术》（Art de guerre）有言（10：268）：“若无强有力的理由，绝不要参加死者数量骇人的会战。”

腓特烈于1755年写《兵论总纲》（Pensées et règles générales pour la guerre）时无疑意识到了酝酿中的风暴，书中没有直接建议寻求决战，反而在关于战役方案的一篇中说，好的战役方案能够凭借“军队战斗力、时机或最初占据的位置所确保的”优势而决定战争的结果。文章接下来说：“战争计划的价值在于让自己承担很少的风险，却将敌人置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下。”

1753年，腓特烈为帐下军官制作了福拉尔长篇著作的节录本并亲自撰写导言。他在导言中说，当时可资战争艺术研究的古典著作只有寥寥几本。“《恺撒战记》给出的教导与我们从当代潘都尔战争中看到的差不多；恺撒出征大不列颠的行动无甚新鲜；只有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骑兵的运用是当今将领用得上的内容。”这句话似为无稽之谈，乍看不知所云。但我们试着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清醒务实、不囿于旧说的人做出的反应，是对一种错误教条的反对。如前所见，那个时代的理论家想要将恺撒塞进消耗战略的套子里。腓特烈发现这是不正确的，他通过比较恺撒的教导与潘都尔战争意识到了问题，但他当然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于是便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写于1759年秋的《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Betrachtungen über das militärische Talent und den Charakter Karls XII）中说道，国王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时，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国王在《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导言中说道恩的战法“无疑是好的”，接着又说：

……为将者坚持攻打山中或不规则地形中的敌人是错误的。在情势的逼迫下，我有时不得不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但在敌我兵力相当的情况下，为将者可凭借机诈智谋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优势，而不必以身犯险。优势可以积少成多。再说了，攻打守备严密的阵地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很容易被打退击败。如果取胜付出的代价是1.5万人到2万人，军队就危急了。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弥补损失的兵力数目，却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质。补充兵员会减少国内人口。军队素质会变差，而且如果战事连绵不绝，你迟早会发现手下是一帮训练差、纪律差的农民，你甚至不敢领着他们与敌人照面。逆境中或可打破规矩，放手一搏，万不得已才能铤而走险，正如医生无药可用时才会给病人催吐药。但除了这种情况，我认为将领都应该注意保存实力，行动必有合理依据，因为少依赖偶然才是战争中的智者。

5年后（1768年），国王在一篇军事论文中阐发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更加强调机动战略的优势。他写道：

认为野战与阵地战同样危险的看法大错特错。火炮在开阔的平原威力骇人。如果你进攻时敌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刚开始布置炮位，敌人的炮弹已经打过来了，这可就糟了，此间的差别大极了。

他说，在下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准备这样打：

我会首先夺取一大片足供军需的土地，既养活了自己，又损害了敌人，接下来选择对我最有利的作战区域；我会赶在敌军来到附近之前尽快修筑防线。我会将哨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侦察四周地形；我会尽快制作所有适合敌军扎营的区域，以及所有通往这些区域的路线地图。这样一来，我便了解了当地的地理，地图能让我明白奥地利人可能扎营的地点中哪些打得下来，哪些打不下来。我不会挑起大战，因为夺取一处阵地必定要付出相当代价，也因为当地多山，追击不可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但我会重点加固自己的营地；我会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要以全歼敌方偏师为目标，因为消灭一路偏师可扰乱敌方全军。歼灭1.5万人远比击败8万人容易，而且尽管风险小了，成果却几乎一样大。

他说，攻打完备阵地中的敌人就像领着一帮手持木棍的农民去打全副武装的军人。

国王在1775年战役方案（Projets de campagne）中写道：“永远不要只为了击败敌人而发动会战，而应该执行不发动会战就会受阻的作战方案。”

国王的言论不曾脱离两端摇摆的消耗战略框架。法国大臣舒瓦瑟尔、法国驻奥地利大本营全权代表蒙特泽（Montazet）、奥地利大臣考尼茨（Kaunitz）、弗朗茨一世皇帝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条原则，即主要问题是消灭腓特烈的军队。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歼灭战略的体现。1757年7月31日，弗朗茨皇帝在写给弟弟洛林公子查尔斯（Charles of Lorraine）的信中说：“我们绝不能想着征服土地，要一心一意消灭他的军队，因为如果消灭了他的军队，各地自然会变成我们的。”腓特烈从没有说过这种话。恰恰相反，劳埃德将军和其他人当时确立了一种观点，认为军事行动可以像几何学一样严格，发动战争可以从头到尾不打一场会战。腓特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这种观念。他有时偏向会战一端，提出普鲁士的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战争成败由会战胜负决定；有时又偏向机动战一端，将自己打的会战描述为孤注一掷，说发起会战是欠缺才智的表现，还建议截击敌方偏师，不建议打会战。但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自相矛盾，那就完全搞错了。马基雅维利同时点出了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原则，这里确实有无法解决的矛盾。腓特烈则是消耗战略心态的明白无疑的代表。消耗战略的本质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依据具体形势，甚至单纯因为心情，一个人这时强调或运用一种方法，那时又强调另一种方法。腓特烈本人常说，他遵循与蒂雷纳、孔代、卡蒂纳、卢森堡、欧根亲王、德绍公子利奥波德这些法国伟大统帅一样的原则。29后面还可以加上韦格蒂乌斯以来的所有将军和军事理论家，只有观点自相矛盾的马基雅维利除外。

腓特烈与同时期人的理论差异在于，腓特烈在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1757—1759）比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更靠近会战一端。我们不能说“所有人”，因为前面已经看到，有的言论甚至比他还极端。

但从纯理论上看，还是更倾向于机动战略。萨克森选侯于1752年颁布的条令中写道：“会战是战争中最重大也最危险的活动。在没有堡垒的旷野中输掉一场会战可能就会决定战争的结局，所以少有人冒此风险，更没有人推崇会战。良将的本领是通过机警、稳妥的机动达到战役的最终目的，同时不涉险境。”

1759年5月，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在国王的催促下侵入法兰克尼亚，摧毁了皇帝军的仓库。雷措（Retzow）评论道，此次得手“对国王的价值肯定比打赢一场会战还要大。因为如果将军精干的话，即使会战失败，他依然能在战后短时间内集结兵力一雪前耻了；而如果粮草尽丧，那便不可能发起重大行动了”。

从文艺复兴到腓特烈大帝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兵种的战术都在变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全新面貌。大纵深密集方阵变成了窄长线列；像比武赛场上一样骑着高头大马交战的重装骑士变成了以袭步进攻的密集骑兵方队；炮兵的数目和威力提高了上百倍。但在这三个世纪里，战略基本原则一直没变。圭恰迪尼讲了1512年拉文纳会战之前，西班牙总督为了掩护罗马涅诸城免受法军围攻、堵截法军去往罗马的道路是如何机动的，讲了后勤供给在机动过程中的作用，讲了会战是如何引发的，还讲了法军的大捷没有留下任何长期影响。这些内容都完全可以放到17世纪或18世纪的某次战役中。

世界政治格局必须经历一次深刻而彻底的变化，另一种战略才会出现。

6　战略概述及战例介绍

赫希施泰特会战1

（1704年8月13日）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路易十四具有极大的数量优势，由此萌生了类似于拿破仑的彻底降服对手的念头也无可厚非。他与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埃马努埃尔（Elector Max Emanuel of Bavaria）结为盟友，计划从意大利和德意志集结兵力攻打维也纳。

然而，当马尔伯勒违逆本国政府意愿，率领英国与尼德兰联军向多瑙河迈进时，路易十四的对手们最终占据了兵力优势。

双方周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联军强攻拿下施伦贝格（Schellenberg），借此重创巴伐利亚，得以在多瑙沃特渡过多瑙河，但发动大决战就要难得多了，因为双方的统帅权都是割裂的。一方由马尔伯勒和巴登藩侯路易（Louis of Baden）共掌帅印，之后欧根亲王又带来了第三支军队。另一方的两名统帅是埃马努埃尔选侯和法国元帅马尔桑（Marshal Marsin），后来塔拉尔（Tallart）又带来了一支部队。

法军与巴伐利亚军扎营于奥格斯堡城下，阵地固若金汤。英国与尼德兰联军虽有极大兵力优势却无计可施，只能对巴伐利亚国土进行有组织地蹂躏，逼迫选侯因子民苦难而求和。

选侯不为所动，马尔伯勒的军队最后似乎只能打道回府了。为了多取得一些战果，他决定派出偏师围攻英戈尔施塔特。但当法军与巴伐利亚军出动反制时，欧根和马尔伯勒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趁敌军在新阵地建好工事之前予以打击。“我军身处险境，”马尔伯勒写道，“只得采取这样的强力手段，如果不说是孤注一掷的话。”

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展示了消耗战略的本质，因为联军只需要调回围攻英戈尔施塔特的1.4万人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数量优势（6.2万人对4.7万人）。有人说他们没有动用那1.4万人只是为了摆脱这支部队的统帅，与其他两人关系糟糕的巴登藩侯路易。这个理由本身就十分可疑，而且与围城部队初定由路易指挥的事实相矛盾。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大股兵力被派去执行次要任务，结果没赶上决战的实例。

联军只有微弱的数量优势，取胜的主要原因是统帅指挥水平高。法军和巴伐利亚军遭到攻击时大吃一惊，野战工事尚未完成。他们的位置并不差，欧根本来想包抄北边的敌军左翼，结果过不去，而且他的第一波攻势被击退了，假如守军这时强力转入反击，胜算是很大的。我们从马拉松会战时起就知道，没有哪一种手段能强过时机恰当的防守反攻。但这对指挥官的要求很高。至关重要的中军指挥官是法国元帅塔拉尔，他不仅水平有限，而且掌握不了两位同僚的部队，而反攻必须要三人齐出才可以。他们只打算打一场防御战，无意进攻。于是，布林德海姆（Blindheim，英语中通称“Blenheim”）和上格劳海姆（Ober-Glauheim）两个村子有大批兵力把守，没有预备队来发动进攻了。2

在这种情况下，冷静机敏的马尔伯勒在第一波进攻被击退后将部队换了下来，以极大优势兵力从两个村子中间穿过，击溃敌方中军，从后方威胁和进攻两村。布林德海姆守军最后被迫投降。

应当注意的是，在施伦贝格与赫希施泰特两场会战中，守军都是在忙着修建野战工事时遭到进攻的。

都灵会战3

（1706年9月7日）

法军围攻都灵，并派遣一军前出至阿迪杰河（Etsch）和加尔达湖（Lake Garda）以为屏护。欧根亲王集结了一支兵力略多的军队，绕过法军，迫使其后退，然后带着3.4万人以非比寻常的速度（16天走了260千米且途中频繁与敌军接战）扑向波河南岸的都灵城区。摩德纳公爵为他提供了一些补给。与此同时，由奥尔良公爵统率、本来要在阿迪杰河击退欧根的法军也到了，现在双方兵力大致相当，都是4万人左右。因此，法国人觉得一边打击援军，一边继续围攻都灵力不从心。于是他们试图用野战工事来抵御援军，挖了一圈外壕。

援军从南面来，绕着围城军走了一圈，终于在临阵抱佛脚修建的外壕西北侧发现了一处尚未完工的位置。这里夹在波河的两条支流多拉河（Dora）与斯图拉河（Stura）之间，进攻方投入了3万人，而该地段的守军只有1.2万人至1.3万人。联军推进时的纵深不少于5个梯队，甚至可能有6个梯队，4步骑各三。最后，联军发现可以包抄法军阵地右翼，于是走过浅浅的斯图拉河河床，从后方发起进攻，一举击破，令法军全线崩溃。都灵守军此时也杀了出来，消灭了逃跑的敌军。

被击败的是奥尔良公爵部，但拉费伊拉德（La Feuillade）指挥的围城军与眼前的溃兵一样陷入恐慌，纷纷往法国方向跑，根本无力战斗，大部分火炮都丢掉了。

如果拉费伊拉德能从围城军中抽出哪怕6000人去支援奥尔良公爵，让公爵能组织起一支预备队，那么奥地利军大概就达不成进攻目标了。但拉费伊拉德不相信敌军真的决定攻打工事防线，反而以为敌军只是在机动，目的是切断围城军的补给。另外，他相信要塞即将陷落，那可是他个人的功劳，于是不愿意削弱任何一处的围城兵力。然而，年轻的奥尔良公爵的顾问马尔桑元帅也不敢激烈反对拉费伊拉德。拉费伊拉德的岳父是战争兼财政大臣沙米亚尔（Chamillart），能在宫里给马尔桑造成很大麻烦。法军就这样输了，原因是号令不一，将帅失察，问题甚至比两年前赫希施泰特会战时还要严重。反观对面的两位统帅，欧根亲王与堂弟萨克森公爵配合无间。欧根亲王全无私心，甚至不许在捷报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理论家们从法军此次战败得出的结论是，围城军靠外壕抵御援军的做法在原则上就是错的。通过对战斗经过的细致研究，我们知道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因为外壕并未受到直接攻击，而是被包抄了。面对这种情势，估计换成德绍公子利奥波德指挥的勇猛普鲁士军队也无济于事。如果外壕守备严密，指挥得当，法军完全有可能取得当年阿莱西亚城下那样的成功。萨伏伊两兄弟背对敌境攻打坚固阵地的决定算得上战略上的弥天大勇，真正是天命使然。

1708年

1706年，马尔伯勒打赢了拉米伊（Ramillies）会战并进行了出色的追击作战，从此比利时落入了英国手中。但1707年战局没有大的变化。1708年，在怨恨尼德兰政府的当地居民帮助下，法国夺回了布鲁日和根特。1708年7月11日，马尔伯勒主动出击，赢得了奥德纳尔德会战，但局势依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5尽管英军统帅提议进入法国内地，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马尔伯勒意图进攻巴黎，但欧根立即表示反对，尼德兰的支持也争取不来。马尔伯勒在7月26日寄给朋友戈多尔芬勋爵（Lord Godolphin）的信中将情况和盘托出，6信中指出了向巴黎进军的希望何其渺茫：农村居民会带着家当躲进要塞，入侵者会进入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面如棋盘般分步着一系列堡垒。“要是我能将敌人从要塞里引出来打一仗该多好！”据他说，打赢奥德纳尔德会战的最大好处是动摇了敌军的士气。

因此，尽管法军吃了败仗，但还是保住了在弗兰德斯的地位，还占领了布鲁日和根特。联军既然无法进攻法国手中的要塞，便决定围攻里尔，可以说将法军主力甩在了身后。围城行动一直拖到了深冬，外城陷落后又要攻打内城要塞。法国大军赶来后绕着围城军走了一圈，寻找适合进攻的部位，但最后发现围城军为了掩护自身修筑的外壕无懈可击。法军多次企图通过拦截辎重队来迫使联军撤围，但都失败了。里尔陷落后，联军连同根特与布鲁日夺回了弗兰德斯。

战役基调完全是由成功的围城战而非围城战之前的野战奠定的。如果有人认为联军在野战中背对敌境，也就是非要分出胜负的话，那就完全搞错了。尽管马尔伯勒无疑打赢了，尽管欧根亲王的军队正在赶来，已经到了附近，尽管马尔伯勒愿意再战，但他觉得不管是现在或是以后，他无论如何是没有能力逼迫对方决战，也无力利用歼灭敌军的战术成果。这是一场实施宏大消耗战略的战役，双方都调集了无比庞大的军队。联军打赢这场战役还是靠指挥得当，马尔伯勒和欧根团结一致，对面的法军则将帅不能齐心。法军统帅是年轻的王太子勃艮第公爵，旺多姆元帅（Marshal Vendôme）担任他的顾问，后来又加上了贝里克公爵（duke of Berwick）的第三支部队，还是自行其是。于是，前线不得不一再请国王裁决，因为他明确要求若无国王下令，“不得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做的前提是战事进展缓慢，反过来又拖慢了进展，因为前线几乎不可能违抗国王的重大决定，于是联军得以在身后近旁就是敌军主力的情况下推进围城战。决定结果的不是会战，而是阵地和野战工事，会战根本没有发生。

马尔普拉凯会战7

（1709年9月11日）

里尔是一座边境城市，归属法国不过40年。但法国人在丢掉里尔后已经精疲力竭，以至于路易不仅愿意放弃战争的真正目标，为孙儿争取西班牙帝国的宝座，甚至连阿尔萨斯也可以不要。但联军提出的割地要求太过折辱，于是他决定打下去，而且投入了一支甚至比前一年更强大的野战军。这支军队的战略任务只能是继续打防御战，而联军制订的目标也不过是再夺取几座边境要塞，就像前一年夺取里尔那样。联军首先拿下了图尔奈（Tournai），继而攻打蒙斯，这两座比利时境内的城市当时还在路易手里。统领全国兵马的维拉尔元帅（Marshal Villars）没能阻止图尔奈陷落。当联军转向蒙斯时，他赶快追了上去，本来有可能趁着欧根远在蒙斯另一侧、无法直接援救的机会攻击马尔伯勒，但维拉尔当然不知道欧根到底在另一侧的哪个位置。马尔伯勒甚至大胆到率军朝他走了一段距离。难道要拿法国的最后一支军队冒险吗？那样就彻底违背了国王的想法和意图。于是，维拉尔仅仅占据了要塞近处的马尔普拉凯村，联军必须先把他赶走才能实施围攻。村子本身的位置不是非常有利，于是法军尽快修建了工事。为了集结全部可用兵力进行决战，联军给了法军整整两天时间。最后，联军拥有了11万人对9.5万人的优势兵力。

联军本来想打一场侧翼战。联军将以极大优势兵力攻击并包抄法军左翼，同时以较弱兵力拖住中部和右翼。根据一些报告，包括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内的几名将军于会战前日下午与法军将领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并趁此机会查探了敌军工事。他们大概没有看到什么重要军情，但他们在会战部署过程中的两军眼皮底下会谈一事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军人气质：对他们来说，战争和会战是更激烈的赛场比武。

作战计划无法执行。法军列阵于两座森林之间的空地上，宽达3千米。战线正面或侧面的森林虽然会妨碍进攻方行动，但也会隐蔽其行踪。联军派了一支强大的迂回纵队穿过西北侧的森林，但没有成功。他们似乎在森林里迷路了，最后只发挥了加强侧翼兵力的作用。于是，联军没能突破工事极为牢固的法军左翼。联军左翼指挥官奥兰治少主本来就兵少，任务是拖住敌人，结果却发起猛攻并被击退，法军只要发起反击就能彻底将他消灭。但工事有利于防守，也会妨碍出兵进攻。此处的法军指挥官，勇猛的布夫莱尔元帅（Marshal Boufflers）没有下定转守为攻的决心。于是，法军还是被联军步步逼退，最后撤离战场。

但联军接下来为攻打工事付出了不少于3万伤亡，法军则损失不到1.2万人，只从战场退后了5英里（约8千米）且占据了一处新阵地。法军不再有能力阻止围城了，蒙斯最终告破。法国丢了一座城，却借此继续打了一整年，而且年底的局势好于年初。战术上看，联军无疑打赢了马尔普拉凯会战；然而之前就有人确切地指出，如果从整体上考察1709年战役，那么法国仍然赢在了战略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但人生本就充满着矛盾，消耗战略更是如此。

1710—1713年

马尔普拉凯会战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型会战。战争之后又打了4年，双方只是围攻和夺取小边塞。联军起初占据了上风，但英国和尼德兰后来抛弃了皇帝，与法国单独议和，于是主导权到了法国手里。法军最后甚至再次渡过莱茵河，围攻并夺取了弗赖堡，欧根无力阻拦。

1741年8

腓特烈出其不意地入侵并占领了西里西亚，率军驻扎于上西里西亚边境。这时，奈佩格（Neipperg）统领奥地利军以惊人的胆色插入普鲁士诸军之间一条无人守备的道路，以尚在手中的尼斯（Neisse）和布里格（Brieg）两座要塞为行动基地，阻断了国王亲自指挥的普军主力的退路。腓特烈后来在写给德绍公子利奥波德的信中写道，他当时“别无可能”，只有进攻敌军。普军步兵有近两倍的优势（1.8万人对9800人），炮兵近3倍（53门对19门），但骑兵少得多（4600人对6800人）。9由于奥军有骑兵优势，莫尔维茨会战（4月10日）一度胜负难料。奥军骑兵将普军骑兵逐离战场。腓特烈在回忆录中写道：“资深军官们以为末日已经到了，部队弹药已经打光，不得不投降了。”为了最起码保住国王本人的性命，什未林元帅（Field Marshal Schwerin）说服国王离开战场，绕圈躲过奥军，投奔西里西亚境内北边的普军阵地。但是，据说当惊魂未定的国王离开后，什未林成功指挥步兵和炮兵再次开始推进，奥军在连绵不断的优势火力面前只得退却。即便奥军骑兵之前打败了普军骑兵，但在火力下阵形已经溃散，不能再以密集单位攻击敌军步兵了。

普军右翼比左翼靠前这一事实对会战结果显然没有任何影响。尽管会战失败，但奈佩格还是从普鲁士手中解放了西里西亚，而且以尼斯为基地在西里西亚支持了一整个夏天。腓特烈尽管将兵力优势扩大到了不少于6万人对2.5万人，却依然不敢再次出击。10他也不能通过机动战将奈佩格逼出要塞。于是，国王只得试图利用政治手段继续战争，将法国卷进来对付玛丽亚·特蕾莎。法军刚刚抵达，他就与奈佩格秘密口头达成了克莱因施伦多夫停战协定，规定奈佩格在国王佯装围攻14天后交出尼斯要塞，国王承诺撤出下西里西亚和中西里西亚。

总参谋部著作中严厉批评奈佩格并褒扬腓特烈，因为腓特烈曾一天之内行军近19英里（约31千米），并且自始至终以决战为行动的基础。奈佩格则受到了一味囿于成规的谴责（第82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判受到了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强烈影响。兵力较弱的奈佩格已经尽到了人事。

奈佩格成功率军插入普军退路的手段令人惊叹。腓特烈当时已经出了包围圈。9日，在保加雷尔（Pogarell）修整一天，而奈佩格正是利用这一天进至莫尔维茨，再次列阵于普军正面。关于停留的原因，国王在写给德绍的信和回忆录中都说是他认为当时下雪天潮，步兵——也就是火枪——派不上用场。第二天时来运转，天气暖和了一些，阴云散去，于是我们看到步兵确实是决定性因素。总参谋部著作中对上述状况的描述有误，尤其是行军过程。

1742年

假如普鲁士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在西里西亚击败奈佩格部，继而向维也纳进军，那么法军肯定会一同前往，维也纳也会陷落。可惜普鲁士按兵不动，法军实力不足以进攻维也纳。不过，法军还是去往布拉格并将其攻陷。这时，腓特烈再次展开行动，撕毁了《克莱因-施伦多夫休战协定》。

奥地利似乎要被瓜分了。波希米亚归巴伐利亚，摩拉维亚归萨克森。法国元帅布罗伊（Marshal Broglie）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塔博尔-布德韦斯（Tabor-Budweis）四面合击奥军。但腓特烈不同意。他只想去没有敌军的摩拉维亚，而且已经开始与奥地利秘密谈判了，因为他根本不急于拆分奥地利，给萨克森扩大疆土，让法国洋洋自得。11从战略角度看，冬季战役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在恰当条件下，一名腓特烈同时代的人构思并提出了秉承歼灭战略精神的方案，反而是腓特烈出于政治原因否决了该方案。

奥军企图突袭正在来回机动的普军，于是霍图西采会战（1742年5月17日）展开了。奥军被击败。12

于是，玛丽亚·特雷莎为了拆散普鲁士与法国，决定将上西里西亚连同克莱因施伦多夫协定中交出去的地区割让给腓特烈。

1744年

普军再次离开，英军赶来支援奥军后，法军被逼回莱茵河以西，似乎不得不再次放弃阿尔萨斯了。这是普鲁士国王第三次举兵，夺取布拉格并进入波希米亚南部。奥军被迫撤出阿尔萨斯，但并未直取普军，反而现身于普军北侧，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腓特烈无力通过会战手段解决问题。尽管他有近2万名骑兵，但这批骑兵不适合大面积搜索和侦察敌军动向。腓特烈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敌军的消息，而当他终于与敌手面对面相遇时又发现对方地形十分有利，他不能出击。于是，他丢弃辎重返回西里西亚，还撤出了布拉格城，连重炮都不要了，这次撤军几乎让普军土崩瓦解。士兵成群逃亡。一场会战都没打，比较大的遭遇战几乎也没打，特劳恩（Traun）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腓特烈决心再也不这样深入敌境了。

总参谋部著作，尤其是冯·勒斯勒尔少校（Major von Rös-sler）的一篇演讲（《军事周刊》1891年第3期副刊）高度评价了1741年至1744年间腓特烈国王的进攻计划，认为其充分体现了歼灭战略的精髓。在理论方面，这几年确实是国王最接近会战一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歼灭战略——的时期，但其实差得还很远。他从来没有专门将敌方军队设定为攻击目标。只有1744年攻打维也纳的计划（未实际执行）中隐约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计划中设想集合全部友军并于波希米亚南部击败奥军，但并不要求立即向仅略超过90英里（约145千米）以外的敌国首都进发。计划中写道大军接下来要“将脚踩在敌人的咽喉上”，但《书信集》（Korrespondenz）（3：135）中已经明白地点出了具体实施办法：“进抵多瑙河，如有必要甚至可推进至维也纳周边。”除此之外，腓特烈很可能压根没把这个宏大计划当回事，因为他无意消灭奥地利，事实上是避免打大决战，哪怕法国人建议他这样做。

总参谋部著作对腓特烈战略的根本误解自然会一再产生个别的错误。事实只能不断被歪曲或掩盖，但我们用逻辑终究会推导出作者意在颂扬，实则是批判，因为再多花招也不能将腓特烈的作战方式强行塞进假定的框框里。对1744年的评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1898年马克斯·莱茨克（Max Leitzke）在海德堡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普鲁士政治史与1744年战役新论》（“Neu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Jahre 1744”）对国王提出了批评，于是总参谋部著作就出来维护国王。

1745年

假如奥地利在1744年乘胜追击，入冬后坚持作战，我们实在看不出普鲁士能如何自救。但奥军的士气和物质条件都不足以实施冬季战役，于是腓特烈赢得了时间，不知疲倦地重建军队。现在，他将战略主动权交给了对手，决心用一场会战来洗雪前一年机动战的败绩。忠诚的大臣波德维尔斯（Podewils）力劝国王不要将国运托付给难测的战果。但国王解释道，他已经别无选择；会战就好比重病患者的催吐剂。他假定奥军开春后会企图从波希米亚突入西里西亚，然后他就可以利用两地交界处的山峦带来的优势。他没有试图把守各处隘口（我要提醒读者回想一下本作第1卷中关于温泉关会战和扼守关隘的论述），而决定放敌军入关，然后在西里西亚与奥军对阵。但他预先详尽观察了山势，为奥军可能走的每一条路线都做了预备。他勘察了道路和桥梁，而且做了分兵部署，一旦发现萨克森与奥地利联军走出一处隘口，诸军便能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对敌。奥军试图通过夜间行军来突袭普军，结果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低估了夜间展开部队的难度，直到上午8时才开始进攻，普军那时早就知道敌兵来袭，遂严阵以待。普军必须先把国王亲率离营的部队叫回来，但这支部队没走多远，于是及时返回参战，决定了战斗有利于普鲁士。而在6月4日的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中，腓特烈的预备工作做得非常好，凌晨4时就可以攻击敌军左翼了。战斗进行到9时基本就结束了，敌军全线退回山中。这场大捷完全要归功于国王指挥得当。战略头脑、用心预备、执行果断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腓特烈的统帅声名是从这场胜利才起步的。莫尔维茨会战还是靠什未林才打赢的；国王在霍图西采会战中指挥出色，但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奥地利人甚至辩称自己没有被打败。而1744年以满盘皆输告终。但现在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为国王带来了永不磨灭的盛名。而且我们不能说——打个比方——国王的胜利是沾了敌军犯蠢的光。当然，为了避免遭到奇袭，奥军肯定要在抵达当晚占领某些高地，扼守斯特里高河（Strigau）的各处渡口。但他们入夜后才下山扎营，而且几乎不可能摸清四周的方向。山中行军的速度或许可以快一点。但说到底，奥军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普军有没有在关隘出口守株待兔，如果在的话，奥军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送进敌人嘴里。但如果他们打算第一晚在山上休息，以便次日下山时少走些路，这样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的行踪瞒不过普鲁士人，一出山口就会马上遭到攻击。奥军统帅洛林公子查尔斯绝不会想到，普鲁士全军竟会在次日日出前就严阵以待。正是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状况展现了普鲁士国王的才能与想象力。人们常常对战略主动权是多么推崇备至啊！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则告诉我们，原理的意义都是相对的。腓特烈之所以取得了战略胜利，恰恰是因为他迫使对手主动采取战略攻势。行动的实施过程表明，此举的原因不是欠缺进攻精神，而是出于明智的算计。

腓特烈追了逃跑的敌军3天。接下来，军事行动陷入僵局。奥军占据了易北河与阿德勒河后面的一处坚固阵地，普军与其对峙了一整个夏天，将近4个月，期间一直没有引发大规模军事行动。于是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霍亨弗里德堡这样的重大战术胜利也只能带来很少的长远实质性益处。腓特烈在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中的兵力已经不弱于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约6万人），会战造成对方损失1.4万至1.6万人，己方损失4800人，所以他现在的兵力远多于对手。如果他秉承的是歼灭战略原则，那早就会对丧胆的敌军穷追不舍，尽快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奥军丢掉了三分之二的火炮，只剩下41门对付普军的192门，所以从现代评论者的角度来看，普军甚至攻打阿德勒河-易北河阵地也不是不可能，即便不能正面强攻，迂回总是可以的。但国王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前一年才经历了深入敌境、与补给基地失去联系的处境，即便是他这样的军队也是危险万分。军需总管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之前就极力告诫国王不少出山进入波希米亚，因为农用大车没法将物资运过去。13

没过多久，战略主动权再次落入奥地利人手中。上西里西亚和马尔克（the March）受到萨克森威胁，腓特烈不得不派兵前往，于是削弱了手中的兵力。奥地利则补充了兵力。奥军轻步兵让普军无法就地抢粮。9月，腓特烈退回苏台德山口，但在他撤军之前，查尔斯公子再一次尝试击败他。普军现在只有2.2万人，驻扎在纳霍德山口（Nachod）和特鲁特诺夫山口（Trautenau）之间的索尔（Soor）；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有3.9万人，远胜于普军。

查尔斯公子计划像霍图西采和霍亨弗里德堡中那样突袭普军。他的部队向普军谨慎推进，企图在夜间展开于敌军营地的正前方。9月30日凌晨5时，国王接到了第一份报告。但他与往常一样已经起床并召集将军讨论次日要下达的命令。他立即意识到撤退已经是不可能了，尤其是普军现在只有森林和悬崖之间的狭径可以走，通往特鲁特诺夫山口的路已经被奥地利掌握。若要自救，唯有出击。国王当场下令部队展开向右翼靠拢，意图在右翼形成两线梯队发起进攻，只有一个梯队的左翼起初要保持不动。普鲁士的军纪让国王的命令迅速得到贯彻。

假如奥军此时凭借兵力优势全力开战，那么普军实难自守。贝伦霍斯特后来写道：“普军取胜是对战争艺术的蔑视。”沙恩霍斯特答道：“他们是通过尊重战争艺术取胜的。”尽管查尔斯公子想要突袭营中的普军，但他并不打算直接攻打，而是等着敌方仓皇逃跑，从而带来歼灭敌军的机会。奥军轻步兵已经到了普军营地的另一侧，冲进去大肆劫掠，甚至在国王率军出战时夺走了国王本人的全部行李。决绝果断让普军赢得了胜利，统帅的谨小慎微让奥军输掉了会战。14由于奥军本身还在展开过程中，而且原本打算静观其变，于是就等着普军来攻，甚至挤在一条山脊上的奥军骑兵都没有主动出击，而是留在原地挨打。奥军骑兵被打退了，普军从这一侧继续出击，支援正面进攻，遂击破奥军中央，奥军右翼随之退走。

与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一样，索尔会战是指挥才能、果断决策、优秀军纪的杰作。但索尔会战的战略影响甚至还不如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两场胜利都让普军脱离了十万火急的险境，但也仅此而已。一个从歼灭战略角度看完全无法理解又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胜利者留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了几日，之后竟然退兵了。腓特烈去了西里西亚，被击败的奥军返回了之前被占领的营地。

奥军也没有被吓倒，几周后便再次大举迈进。萨克森军号召奥军一起翻越劳西茨山（Lausitz），进攻勃兰登堡。出了萨克森边境，3天便可来到柏林城下。11月21日，腓特烈从侧面的西里西亚插入劳西茨山，从而阻断了敌军的行动，又命令带着一支掩护部队在哈雷的老将德绍出兵攻打萨克森军。

上述行动引发了一种令人惊奇万分的战略局面。查尔斯公子率领奥军从波希米亚最北边驰援萨克森。普鲁士国王在易北河北岸，德累斯顿近在眼前，但他没有与经莱比锡赶来的德绍军会合，而只派莱瓦尔德将军（General Lehwaldt）带着8500人经迈森前去。国王本人与主力在一起，他认为有必要与西里西亚保持联系，还要保护仓库和通往柏林的道路。12月15日，德绍在德累斯顿正面不远处的凯塞尔斯多夫（Kesselsdorf）进攻萨克森军，当时奥军已经到了他身后。萨克森军与奥地利军再要几个小时就能会师，那样德绍便输了。腓特烈极其严厉地批评了他，近年来的作品中依然有人鹦鹉学舌，说这是因为他没能加快脚步转向托尔高。但具体研究已经表明，老元帅在每个时刻的做法都是完全符合情势和命令的，而他与国王的看法差别只是因为两人相距遥远、通信速度慢和局势复杂。15多地协作不可避免地会有摩擦。腓特烈显然是想打赢一场会战的，假如他为此而牺牲几天的自身安全和联络渠道，不是只派出莱瓦尔德的部队去，而是率领全军渡过易北河去迈森与德绍会合的话，那么德绍面临的险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腓特烈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德绍被打败了，那么他会立即提兵再战，将败兵放到第二梯队。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说国王不仅是消耗战略的追随者，更是一名完全信奉消耗战略原则的统帅。如果战败后两军还有可能会合，那就表明让两军不能在会战前会合，以利于会战的各个次要原因的重要性被高估了。这是一场危如累卵的会战。如果打输了，那么批评者不会放过腓特烈国王，事实上也不能放过他。他本人经常讲集结全部兵力打会战的原则。尽管如此，他本人不仅在此处违背了这条原则，后来也违背过；而且不光是他违背，欧根和马尔伯勒在赫希施泰特会战中也违背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问题恰恰在于：指挥官为了发动一场会战，能从另外的地方抽出多少兵力？在评估这些理由时，信奉两极战略的指挥官与信奉单极战略的指挥官是完全不同的。如此便可以解释腓特烈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的行为了。16至于他是否高估了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应该按兵不动的理由，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不大了。

腓特烈与托尔斯滕松

现在对前文概述的腓特烈诸战役与托尔斯滕松的几次战役作一比较。17

托尔斯滕松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接手瑞典军指挥权后突然出兵（1642年），穿过西里西亚进入摩拉维亚，夺取格洛高（Glogau）和奥尔米茨（Olmütz）两座要塞并留兵驻守后再次启程，于1642年11月2日在莱比锡击败了一支皇帝军。次年，他二入摩拉维亚，没能发动会战便撤回，接着遵照本国政府命令击败了丹麦。加拉斯统率的皇帝军一直尾随他到荷尔斯泰因（Holstein）。这时，托尔斯滕松再次返身侵入波希米亚，意图“夺取多瑙河畔的据点”，接着“奋力返回”基地（“交通线”）。几路皇帝军集合了起来，萨克森军和约翰·冯·沃特统率的巴伐利亚军也加入了进来。于是，扬考会战于1645年3月6日爆发了。双方兵力大致相当；哈茨费尔德（Hatzfeld）指挥的皇帝军有5000名步兵、1万名骑兵和26门火炮；瑞典军有6000名步兵，9000名骑兵和60门火炮。双方打得都很英勇。瑞典军凭借将领素质和服从号令取得了胜利，因为皇帝军在不利于发挥己方骑兵优势的地形上接受了会战，而且诸将各行其是，不听统帅调遣。18

托尔斯滕松进抵维也纳门户，夺取了桥头堡狼穴（Wolfss-chanze）以及多瑙河畔的两座要塞——科尔新堡（Korn-neuburg）和克雷姆斯（Krems）。但他手里只有不到1.5万人，无力夺取维也纳，甚至围攻布吕恩4个月后也失败了。克雷姆斯和科尔新堡之后分别留在瑞典人手中数月和一年半时间，奥尔米茨直到战争结束都属于瑞典。因此，托尔斯滕松达到了“插入皇帝心脏”的目的，但这不足以直接迫使皇帝议和。与腓特烈一样，托尔斯滕松明白自己比敌人善战，也追求决战，但他并不比腓特烈更能利用决战的成果赢得战争。两人都只能依循消耗战略的原则行事；托尔斯滕松取得的成绩比腓特烈大，但腓特烈还是更快地达到了目标。这要如何解释呢？

如前所见，托尔斯滕松的军队比腓特烈的军队灵活得多，既有兵少的原因，也有兵种构成——以骑兵为主——的原因。但托尔斯滕松之所以进退举止比腓特烈大胆得多，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腓特烈明白军灭即国破。因此，他的行动更为谨慎。1741年的时候，他没有强攻固守坚垒的敌军。1742年，他只打防御战。1744年，他最远只敢走到布德韦斯，而且之后不经一战便撤出波希米亚。1745年，尽管打赢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但他只走了3天就又停下了。托尔斯滕松敢在波希米亚腹地作战，敢一路推到多瑙河，是因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或许确实冒着丧军的风险，却没有亡国之忧。当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渡海时，瑞典国会就得出了丧师于德意志无损国防的结论，因为本国手里还有30艘大船和民兵。19开姆尼茨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前的作战会议上表达了同样的想法。20“瑞典与这里相距遥远，还隔着大海，本土危险不大，也没有险要的障碍要越过。”因此，腓特烈的速胜不能只用战绩来解释，还要看政治局势。经过一年半的战争，玛丽亚·特雷莎愿意将一个广大富庶的省份割让给他，好腾出手来抵御其他更强大的对手。腓特烈的前两场西里西亚战争都必须综合战略和政治两方面来解释。如果说一贯有人认为，腓特烈时代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倾向于不打持久战、短促痛击对手、尽快达成有利和议为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看法更多反映了普鲁士国王的真诚愿望，而非实际行动。人们以为他追求的短促痛击在哪里呢？在莫尔维茨，他是因为断了退路而不得不战；在霍图西采，他是被攻击的一方；在1744年，他根本没打会战；在索尔，他也是被攻击的一方。短促痛击只有两次，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和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但1745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完全称不上有利，而只是承认了占领状态。要想正确评价腓特烈作为战略家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牢记一点：他的宏图伟业以政治为决定性因素，大胆却谨慎的战略只是权宜之计。

蒂雷纳

三十年战争期间，与托尔斯滕松同时期的法军统帅是蒂雷纳。讲述战争艺术史必然要提到他，因为传统上认为他是第一个将后勤摆到决定性地位上强调的统帅，他宁愿放弃一次有利的行动，也不愿危及军需供给。因此，他大体上被视为机动战略的创始人，精明主动但避免交战。克劳塞维茨对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评语（9：193），说他的战争艺术恰好只适合他那个时代，而放到当代战争中就像廷臣的阅兵用剑摆在骑士用剑里面一样扎眼。尽管这段描述和比喻既生动又恰当，但还是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蒂雷纳的母亲是奥兰治家族的公主，他本人信奉尼德兰的军事思想，将按时发放粮饷视为最神圣的战争准则之一。因此，他只是因循而已。但在三十年战争的统帅中，他或许确实比同时代的人更多考虑后勤体系。1644年，当他已经迫使梅西将军退出弗赖堡，积极追击大有可能成功的时候，他决定放弃。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与常年在德意志服役的老兵们一样，我们的全体步兵都习惯直接领到烤好的面包，不习惯自己烤面包，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着敌人去符腾堡，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准备好军需站。因此，我们没有渡过莱茵河。”

在回忆录的其他地方，他也一再强调后勤，1654年阿拉斯解围战就是一个例子。

蒂雷纳的统帅生涯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三十年战争末期和投石党战争至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后期一直到他1675年去世为止，包括路易十四亲征之初的前几场战争。如前所见，后期的军队规模达到了前期的两三倍大，于是后勤体系逐渐成为重中之重，腓特烈大帝时期也是如此。因此，沿用克劳塞维茨的修辞，当时所有统帅手中的实战用剑都变成了阅兵用剑，但阅兵用剑也是锋利尖锐的，放到勇猛精干的击剑士手中也是凶器。蒂雷纳也懂得如何运用这把剑，发挥杀敌的威力。他没有巴纳的维特施托克会战那样的大战，也没有托尔斯滕松那样的长途远征，但他在1674年通过机动战将大选侯逼出了阿尔萨斯，正如1744年特劳恩以同样的方式将腓特烈大帝赶出了波希米亚。如果遭受失败，他会立即占据一处易守难攻的阵地，让敌军不敢再靠近（例如，1652年投石党战争期间进驻奥尔良），在这一点上消似腓特烈大帝。他偶然谈过一次会战的重要性（针对1646年的战事），说会战胜利的主要成果是掌控了一片地区，从而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因此，蒂雷纳虽在战略发展史和伟大统帅的行列中占据一席之地，却不能被视为某种特殊战法的模范。我们更不能认为他代表着一种与腓特烈对立的理论，毕竟后者从未自称与法国元帅们有原则上的分歧。

查理十二

关于查理十二，我计划另写专著，这里只给出几条思路提示。就战略而言，查理十二仍然属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因为他统率的军队人数少而多骑兵，能够驰骋于广大地域，且动机中的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1707年，查理离开萨克森，此时的他站在权力的巅峰，手下有16200名步兵和20700名骑兵（包括龙骑兵）。他在波尔塔瓦（Poltawa）会战中共有16500名战斗员，上阵者12500人。与三十年战争的情况相反，瑞典国王面对的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敌军虽素质低劣，但人数却大得多。俄军尚在组建过程中，且苦于本国士兵与大多来自外国的军官之间的对立。波兰国王的军队是一支缺乏纪律的中世纪征召军。指挥萨克森军的舒伦贝格（Schulenberg）将军向国王汇报说，他的部下一看到瑞典人就溃散了。21考虑部队素质的差异，再加上作战地域的广大以及当地的农业、道路、气候状况，那么对查理十二的征战史就必须要用完全不同于路易十四或腓特烈的标准来看待。出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旁支，头戴瑞典王冠的他不仅是世界史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也是一位会战指挥得当、以个人的风姿与绝对的信心激励部下的伟大将军。不过，若说他是一位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腓特烈、拿破仑并列的战略家，则还是有所欠缺，光靠“不屈不挠”或“冒险家”这样的词是不能奠定战略家地位的。问题在于寻找并确定客观形势与主观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前面讲过的双方军队差异和瑞典政治状况都必须纳入考量。强大的瑞典领土遍及波罗的海沿岸，甚至在北海边也有大片疆土，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方略，以至于老首相奥克森谢尔纳（Oxenstierna）竟然于1702年建议国王与波兰国王兼萨克森公爵奥古斯特（August of Poland-Saxony）议和，然后把军队租给外国君主，以为这样会增添国王的声誉。

事实上，当年强悍的瑞士兵卒也是在这种状况下没落的。

1756年

腓特烈的权势与功业在七年战争达到了顶峰。他的战略原则一如过往。

他参战时知道自己占据无可置疑的优势。在10年的和平期，他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规模和素质，远远超过了对手。他加固了西里西亚的要塞。他的国库里有1600万塔勒现金，而且他预计可以立即征服富庶的萨克森选侯国，合普鲁士与萨克森两国之力每年有750万塔勒的盈余，而腓特烈估算一场战役的开销不会超过500万塔勒。政治上，他明白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向来彼此嫉妒，于是估计法国只会给予奥地利微薄的援助，没有能力输送大量资金。他相信自己有英国相助，足以拖住俄国，即便拖不住，俄国也取得不了多大的战果；俄国与奥地利加起来都不能与他争锋，因为两国的经济太弱了。即便考虑弗朗茨皇帝拥有耶路撒冷皇帝的头衔，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妻子预支一笔钱，那也用不了太久。

按照国王的估计，他的形势简直太有利了，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这难道不正是转向歼灭战略的恰当时机吗？普鲁士各团6天内即可完成动员；萨克森还没等集结军队就会遭到突袭；奥地利当时可以说毫无预备，而且先要填补平时空架子单位的缺额。1756年7月底，政治条件已经成熟，腓特烈本来有能力以压倒性的优势冲入波希米亚。在他兵临维也纳城下之前，我们看不出奥地利要如何做出普军无法克服的抵抗。

但国王甚至连考虑过这些想法的迹象都没有。起初，当法军威胁要立即出兵时，他将进攻推迟了4周。这便给了奥地利备战的时间，也让萨克森得以将军队集中于坚固的皮尔纳大营。但腓特烈的算计是，如果他直到8月底才开战，那么法军当年便不能出动了。他之所以愿意接受以上劣势，是因为他本无意打一场歼灭战，只打算占领萨克森和北波希米亚一部。若非如此，法国的威胁自然会迫使他不要推迟进攻，反而要尽快动手，赶在法军长途跋涉到萨勒河之前解决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短促痛击，尽快以有利条件议和”（10年后便发生了这样的事）的原则是恰当的。但腓特烈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要求普鲁士参战应短促主动的要求不能按照现代意义去理解，而必须联系前一个时代那种延绵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战争。

因此，腓特烈在这一年只是在皮尔纳俘虏了萨克森军队（1.8万人）并控制了萨克森就满意了，不仅拒绝与奥军决战，甚至再次撤出了波希米亚。他通过这第一次战役发现，战争要比他设想中更艰难。由于普鲁士骑兵违反国王命令，擅自出击导致失败，10月1日的罗布西茨会战实际上一开始是败了。国王本来已经离开战场，后来又被叫了回来，因为普军经过苦战从奥军轻步兵手中夺取了一处前哨阵地，普鲁士将军们以为那是奥军的主阵地。他们当时就以为会战打赢了。事实并非如此；奥军主阵地毫发无损，奥军与普军打得旗鼓相当。但普军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布朗（Browne）没有意识到己方占优，于是就不接着打了。他的计划不是与普军交战，而是突然进至易北河对岸，也就是通过机动给萨克森军创造突围的机会，突围后来没有达成。22

10月16日萨克森军投降后，腓特烈当年对奥地利发起一场歼灭战役不能说是一丁点可能都没有。他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10万以上对8万。但这纯粹是教条的看法。腓特烈根本没考虑过，普军的内部结构也不允许采取这样的战略。

1757年

1756年冬至1757年春，奥地利、俄国、法国三大国针对盛气凌人的普鲁士结成了令人畏惧的同盟。反普同盟酝酿很久了，但腓特烈不曾料到会以这种形式达成，而且直到腓特烈本人出兵时同盟才完全形成。

起初，腓特烈打算保持守势，放弃没有坚固要塞掩护的西里西亚，将主力有序地调入萨克森，视具体情况待奥军或法军于某地逼近时再扑上去。因此，与之前在霍亨弗里德堡一样，他将主动权让给了敌军。这时，温特费尔德（Winterfeld）建议国王自己抓住主动权，4月就入侵波希米亚，在法军现身前击败奥军。国王反驳了他。奥军兵力可能不亚于普军，且与普军一样分为四路驻守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边境。这个季节的野外找不到人马所需的粮草，所有物资都要随军携带，普军的处境很艰难。若是一路奥军，尤其是位于埃格河下游、正对厄尔士山脉的布朗一路在坚固的要塞里，要是国王率军从德累斯顿前来，顿兵坚城，最后因粮草不继而被迫折返，那么其他几路普军就都危险了，整场行动也就失败了。于是，腓特烈完善了温特费尔德的计划，命令什未林迫使敌人向他靠拢，从永本茨劳（Jung-Bunzlau）出西里西亚，威胁布朗部身后，从而使其撤出坚城并为国王打开道路。这样一来，腓特烈便有望夺取奥军仓库，深入敌境，估计还能找到机会击败某路奥军。

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料想的方式不同。什未林抵达永本茨劳时运气不错，刚好保住了城中的奥军仓库。若非交了这次好运，他必将陷入绝境。尽管如此，他现在依然无法按预定方向前往利托梅日采（Leitmeritz）或梅尔尼克（Melnik），因为奥军在另一侧威胁着他，他也不能丢掉夺过来的永本茨劳仓库。23因此，国王的计划证明是不可行的，但其实也不必实施，因为布朗被突如其来的敌军吓坏了，已经放弃了帕什科波尔河（Paschkopol）畔埃格河后侧的坚固阵地，向布拉格撤军了。

于是，四路普军得以在布拉格城下顺利会师，奥军没能合兵一处趁着普军尚未会合发起进攻。恰恰相反，布拉格城中只有四路奥军中的三路，普军却集合了全部兵力。

奥军现在决定寸步不退，在布拉格城东列阵会战，结果被击败并困守于布拉格城内（5月6日）。但在他们即将被迫投降之际，援军到了。这支援军切断了普军与西里西亚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普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会战。6月18日，普军在科林战败。

考虑腓特烈在这场战役中明确有寻求会战之意，而且最终意图是包围敌军主力并一举将其全部消灭，于是我们可能会以为国王在这场战役中转向了歼灭战略。那看起来可能很了不起，但细究下来，上述看法不会抬高反而会贬低国王的声望，既没有正确看待国王作为统帅的伟大之处，也不尊重事实。

假如腓特烈意在歼灭，那就不免会受到转变思想太迟的批评。在战争的第一年，奥地利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或许有能力通过歼灭战达成自己的目标；但到了1757年，普军的数量优势已经不够大了，实际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假定国王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计划的性质和规模。开战前不久，他将计划透露给了盟友英国国王和在普鲁士统军的莱瓦尔德元帅（4月10日和16日），但只字不提决战，只讲了自己准备夺取奥地利的军需仓库。他希望借此将奥地利人完全赶出波希米亚全境，或者按照他在另一封信中的说话，他希望将奥地利人赶到布拉格城南的伯劳恩河（Beraun）对面。对他来说，整场战役就是一场“奇袭”，打算在5月10日之前就解决战斗，以便调头对付法国或俄国。

再次，假如他心口不一，其实是打算一击打垮奥地利，那么腓特烈在估算双方兵力上就犯了大错。因为即便他打赢了科林会战，也俘虏了被困在布拉格的军队，他能不能迫使无所畏惧的玛丽亚·特雷莎议和也是极大的未知之数。24

因此，1757年战役应当与腓特烈的所有其他战役一样，也就是从消耗战略的视角去理解，再加上一个补充条件，即腓特烈在此役中最接近会战一端，因而最接近歼灭战略。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没有突然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有人批评他最初的战役方案“怯懦”到不可理喻，他的弟弟亨利则在科林会战后讥讽他“法厄同[66]陨落了”，两种批评意思相反，同样无理。如前所见，腓特烈最初的计划是让敌人先出手，然后他再各个击破。普军自己直扑向最近的敌人，也就是奥地利军，于是越出了计划的限度。最后又发生了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奥军主力在布拉格会战后被困城内，让普军有可能将这支部队全部俘虏。腓特烈甚至在会战当日早晨都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奥军面北列阵，左依布拉格，因此正常情况下战败后应该穿过布拉格往南跑。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腓特烈让基斯带着三分之一军队去布拉格城西，这支部队堵住了奥军从这个方向穿城撤退的路线。腓特烈还命莫里斯公子带着3营步兵和3队骑兵从布拉格上游方向渡过莫尔道河（Moldau），以便继续攻击撤退中的奥军。25这项行动由于浮筒不足失败了，但腓特烈本人也没抱多大希望，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有提及这道命令。由于奥军预计的撤退路线距离莫尔道河近4.5英里（约7千米），莫里斯手下的4000人大概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不过，腓特烈的这道命令证明他想要尽可能发扬战果，这一意图也近于歼灭战略。但当奥军的正面显然不可能从北面击破，普军只能绕弯从东边进攻时，战局整个就变了。奥军的应对手段是背靠布拉格城组成新的正面，最后被赶回了城内。普军直到次日才意识到这一点，自己都觉得惊讶，那时才意识到前日的胜利竟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于是，迫使奥军因饥饿而屈服，进而俘虏奥地利全军的想法萌生了。但国王仍然在消耗战略的框架下行动，因为他考虑的不是得手后进军维也纳，逼迫奥地利求和，然后全力对付法国。相反，他的假定是自己要继续与奥地利交战，只计划派3万人去对付法国。

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困住敌方全军的大好运气到头来是命运的恶作剧。腓特烈后来在文中将战役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布拉格会战完全是靠军队赢得的，将查尔斯公子全军赶进布拉格，而围城也化为泡影”。因此，认为腓特烈从一开始就准备围歼敌军，并为此提前派出基斯到布拉格城西的看法完全是误解。按照国王的作战原则，基斯部最初的真实目的与他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留在易北河北面的目的是一样的。他那时是为了保护去往柏林和西里西亚的道路交通，现在则是为了掩护与萨克森的交通线。由于他没有过河，所以他还有阻止奥军从这一方向撤退的任务，而且如果奥军沿着设想中的路线从莫尔道河对面撤退，他还要派兵去支援那边的莫里斯公子。26

因此，战役并不是按照预定方案实施的。方案的基本思想竟然证明是不可行的，即什未林从西里西亚赶来，威胁布朗侧翼，从而迫使其撤出埃格河畔的阵地。尽管如此，军队素质和战略最后还是带来了胜利，不单纯是交了好运。普军大胆的行动达到了突然性，成效惊人，一举令敌军丧胆，将帅不敢直缨其锋，放普军进入国境，丝毫没有抵抗。吊诡的是，敌军后来又在布拉格寸步不让，让入侵者如愿有了打一场会战的机会。

这位御驾亲征的国王有他一贯的逻辑，计划中容不得任何幻想，而现在正有人批评他怎么不去幻想。如果他最后去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后失败了，后人就不会去苛责他，而会说：“我就是喜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如果他竟想用小心谨慎浇灭命运赋予他的天才之火，他怎么可能还是那个不断挑战命运，不在任何厄运面前低头的英雄呢？

另外，他打科林会战的原因不是“让困守布拉格的敌军胆寒”，也不是他以追求会战为原则，而是因为道恩已经逼近到眼前，腓特烈再也不能一边围城，一边保护通往西里西亚的道路沿线的仓库[位于布兰迪斯（Brandeis）和尼姆堡（Nimburg）]了。一个事实展现了腓特烈战略与歼灭战略的整体根本区别：甚至是离开布拉格去迎战道恩时，他也没有主动出击的愿望或计划，而只打算通过机动逼退奥军。奥托·赫尔曼有一个说法特别贴切，他说腓特烈认为自己有必要为在科林出击道歉。换作另一位统帅，他或许就要为没有出击而道歉了。因为腓特烈没有仓库就坚持不下去，也不能像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必须让道恩继续靠近，以便抽调围城部队来加强兵力。他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攻打道恩已经设好的营地，要么从布拉格撤围而去。万分紧急之下，腓特烈决定冒极大的风险攻打道恩。

但科林会战不是因为某个个别失误才失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打赢，我们今天已经能看明白了。道恩是5.4万人对3.3万人而且占尽地利，不仅难以接近，而且从远处就能发现进攻方的一举一动。腓特烈曾先后在索尔会战（2.2万人对3.9万人）和洛伊滕会战（4万人对6万人）以少胜多，但索尔会战是一场奇袭，敌方或者在整条战线上，或者在成功突破的位置上完全没有料到普军会进攻，且奥军将领没有及时应对。而到了科林会战，奥军将领有能力也确实采取了及时应对，尽管是最后一刻才反应过来。腓特烈自以为再多4个营的步兵就能取胜，这是不可采信的欺人之语。27

普军撤出波希米亚后，腓特烈又想起了最初的战役构想，即不在冬季主动出击，等敌军靠近再动手。假如他自始至终贯彻这一构想的话，他在艰苦的战争中无疑会过得好一些，因为攻势战略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但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损失的数目可以用新兵替换，老兵的素质却补不回来。因此，现代评论者批评腓特烈的首次行动，执着于贯彻战役计划的看法似乎是完全错误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将首次行动称作“怯懦”当然是大错特错。战役方案甚至上升到了战术攻势的程度，而且如前所见，采取战略攻势不过是腓特烈一直都有的想法更进了一步。即便实质成果得而复失，但士气上的收获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敌军将领对普鲁士国王做出的决策怀着非同寻常的尊重和真诚的敬畏。科林的失败并未损害腓特烈的声望，就连胜利者道恩元帅都没有看轻对手。事实上，腓特烈的声望反而更高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愈发确信机动不足以取胜，必须努力逼迫敌军打会战。

于是，他向法军挺进并在萨勒河不远处的罗斯巴赫击败了他们，然后转向奥军并在下西里西亚的洛伊滕败之。在罗斯巴赫会战中，他打败了具有两倍兵力优势的敌军。他本人找了很长时间战机而不得，这时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苏比斯决定先出手。正当两人包抄对手的途中，普军突然从营中冲出，杀入敌方行军纵队侧面。法军和皇帝军还没列好阵就输了。

在洛伊滕会战中，面对6万到6.6万名奥军，4万名普军悄无声息地来到部署完毕的奥军左侧面前，尽管没能直接冲进去。腓特烈将军队排成4个梯队，因此正面很窄，而奥军为了利用两侧的地势屏障而连绵5英里（约8千米）。因此，普军在进攻地段具有数量优势，还没等奥军右翼来援，左翼已经被击败。守势思想为奥军招来了灾祸。当普鲁士国王忙着对付法国时，奥军在布雷斯劳（Breslau）城下击败贝沃恩公爵（duke of Bevern）并夺取了这座城市，还拿下了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要塞。但他们没有凭借数量优势在冬季再接再厉，逼迫敌军决战，反而计划进入冬季营地，当普鲁士国王逼近时，他们觉得只要在合适的防御阵地对峙即可。他们没料到国王竟敢攻打阵地（12月5日）；他们本来以为普军会撤退，而且会满意于这个结果。28于是，诸般情势有点像索尔会战；那时奥军也相信只要摆开阵势就能达到主要目标，根本不用实际交战，或者之后才需要交手。这就给了更坚决的对手以可乘之机，抓住侧面进攻的战术优势，化人数较少的劣势为局部的兵力优势。坚决战胜了麻木。假如奥军在洛伊滕会战中攻击正在向侧面移动的普军，就像腓特烈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对法军做的那样，人数占优的奥军肯定会取得胜利。他们在理论上并非没意识到这一点。1757年春，弗朗茨皇帝就是这样建议即将赴任的皇帝军总司令，他的弟弟查尔斯的。29但他没有果断实行。在布拉格，奥军再次放任普军向侧面行动而没有干预。在科林，奥军也没有干预，但普军的机动还是失败了，因为奥军及时注意到了普军朝向侧翼的动向，于是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延伸了正面宽度。

在洛伊滕会战中，决定性因素还是指挥，但普军军纪为指挥提供了合适的工具。秩序好、速度快、战术机动性强的部队确保了每一条命令的执行。腓特烈国王能够先以四列平行纵队向奥军中部行进，等到逼近时再决定攻打敌方左军还是右军。接下来的转向和展开进行得非常迅速，奥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遭到了攻击。除了普军，当时没有一支军队能做到这样。

腓特烈与对手们的区别不在于理论，而在于执行，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俄军在这一年的指挥表明，腓特烈的对手们绝非缺乏理论洞见。

圣彼得堡“大会”向奥普劳克辛（Apraxin）下令：“我们认为，如果莱瓦尔德顺利离开该国（东普鲁士）并与国王会师，那么占领普鲁士乃至更远的区域都毫无价值。”因此，奥普劳克辛的目标是击败莱瓦尔德。据此，斯比尔斯基将军（General Sibilski）指挥的俄军游击队接到了包抄并拖住普军、直到大军赶到将其击败的任务。30

1758年与奥尔米茨会战

腓特烈发动1758年战役时的基本构想与前一年如出一辙。他之前入侵波希米亚是为了在法军现身之前尽可能沉重地打击奥军，现在，法军的直接威胁已经没有了。英国在罗斯巴赫会战的鼓舞下在德意志组建了一支军队，足以拖住法军。但俄军不久前逼了上来，情势危急。正当普军转身对付瑞典时，俄军于冬季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东普鲁士，预计仲夏前后便可饮马奥得河。因此，腓特烈的想法是通过某种方式让奥军留在远处，以免其与俄军会合，那样他就能放开手脚，等俄军来到近处的平原地带时尽快将其击败，而奥军却帮不上忙。

腓特烈不可能像前一年那样入侵波希米亚。普军主力在西里西亚，要做的头一件事是夺回施韦德尼茨要塞，那是敌军手中仅存的前一年战果。奥军驻扎于工事守备完善的斯卡利采（Skalitz）阵地，与紧靠山口的普军主力正面对峙。假如腓特烈计划进入劳西茨山区乃至萨克森，再从那里发起入侵的话，奥军肯定会有所察觉并再次选择适当地点，挡在他的面前。于是，腓特烈不打算去波希米亚，而是经上西里西亚去摩拉维亚，围攻奥尔米茨。国王曾多次想到，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入侵摩拉维亚比入侵波希米亚对自己更有利。31但这些考量与1758年战役无关；我们尤其不能以为腓特烈计划以劣势兵力进军维也纳。与手握15万大军的前一年不同，他现在只有12万野战部队。32另外，如果他像前一年那样夺取了布拉格，他就不得不想办法将摩拉维亚北部也收入囊中。他现在的想法是，如果他拿下奥尔米茨并将奥军主力引出波希米亚，那么他的弟弟亨利——亨利在萨克森统率着2.2万部队——或许就能夺取布拉格。因此，这一年的战略构想和前一年一样并非攻打敌方首都，而是占据靠近普鲁士边境的区域和要塞。如今波希米亚守备森严，于是普军侵入了另一个几乎边界洞开的奥地利省份，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敌人，让对方决定是要立即上前迎战，还是严守阵地，来日再战。波希米亚也好，摩拉维亚也好，地理并非决定性因素，突然性才是。腓特烈通过入侵摩拉维亚调动了敌军，使其离开守备完善的斯卡利采阵地。现在，他相信在有利态势下引发会战的机会已经到来，或者甚至都不用打会战，单凭夺取奥尔米茨就能长时间拖住奥军，而他则趁此时机转向俄军，凭借主力将其击败。

1757年，他对布拉格只能围而不攻，因为城中的大军让他不可能挖壕逼近城墙。如今，腓特烈有望用正规攻城手段拿下奥尔米茨。

该计划相当类似于前一年的计划，只是做了因地制宜的妥善调整，而且与前一年一样，终究在敌方因地制宜的应对之策下失败了。

与前一年一样，最初的奇袭取得了成功。为了弥补洛伊滕会战中的损失，奥军与普军同样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当腓特烈夺取施韦德尼茨后于4月19日突然离开要塞，5月4日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现身奥尔米茨城下时，普奥两军都没有做好准备。但为了达成奇袭，普军不仅没能带上，甚至都没有准备好重型攻城器械。直到过去了两周多（5月22日），富凯（Fouqué）将重炮和弹药带上来时，攻城才正式开始。普军在此期间无所作为，因为道恩没有为了解救奥尔米茨而匆忙进入会战，只是从斯卡利采大营转移到摩拉维亚边界，于5月5日占据了利托米什尔（Leitomischl）的一处坚固阵地。尽管那里距离奥尔米茨只有50英里左右（约80千米），腓特烈从原地只要两三天就能赶过去，但他并没有像现代军队自然会做的那样直扑利托米什尔的奥军，事实上他也做不到。道恩的阵地用普鲁士战术攻打似乎难度很大，而且即便道恩觉得阵地不够牢固，他也可以再退一步，将不得不等待攻城器械到来的普军引离真正的目标奥尔米茨。

因此，尽管近处就有一支未被击败的敌军，腓特烈还是得尝试攻城。

他的尝试失败了。有人认为是攻城器械部署过程中出了几项失误。这或许是实情，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大规模军事行动总会有类似的困难发生，奥军才是决定性因素。腓特烈早先携带的军需弹药不足以展开攻城。据滕佩尔霍夫（Tempelhof）估计，仅运输攻城器械30天之用的弹药车就需要26580匹马，其余物资另算。腓特烈不可能凑齐这么多马，因此只能分批往前线运送补给，同时奥军主力就在附近，四处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普军。

腓特烈本人认为，他之所以被迫于7月1日撤围，是因为奥军在奥尔米茨以北14英里（约22.5千米）的多马施塔尔（Domstadtl）抓住了普军的一支大型辎重队。事实上，道恩元帅当时已经成功实施了另一次国王尚不知晓的机动，此举会让普军无法夺取奥尔米茨，哪怕他们庞大的运输队顺利抵达了前线。攻城战刚刚打响，已在利托米什尔停留17日的道恩元帅便向前移动到了距离奥尔米茨只有一天路程的几处精心选择的地点，先向东去耶维奇科（Gewitsch），再往南去多布拉米利采（Dobramilitsch）和切利霍维采（Weischowitz）。国王兵少，无力攻打这些地方。但就在普军辎重队于多马施塔尔被消灭当天，道恩夜行军加强行军在24小时内走了28英里以上（约45千米），占领了流过奥尔米茨城的莫拉瓦河（March）左岸（即东岸），国王完全没料到敌军会有这么一手。普军在这一侧的围城部队一直很薄弱。奥军出现时，普军不得不完全撤出左岸，过河后甚至把桥都毁了。33道恩现在就在奥尔米茨边上，随时可以增援城内，因此普军不可能发动强攻了。但腓特烈得知此事前就因为多马施塔尔的惨重损失而下令并实施撤军了。

按照现代战略观，腓特烈没有理由不在某处渡过莫拉瓦河，集结兵力攻打道恩。毕竟，他迟早会找到某个步兵和骑兵单位可以发起进攻的位置。但我们发现腓特烈甚至不曾考虑过这个想法。从当时的情况看，会战胜利带来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与预期损失的规模无法相比。因为他已经损失了庞大的辎重队，就算打赢了也不能接着攻城或继续进行摩拉维亚战役了。

道恩不流一滴血，只靠精明的行军机动和阵地选址便挫败了腓特烈，此举必得称赞。他既没有让国王得偿所愿打会战，又使其不能继续攻城。

但正是这种作风，这种让奥军统帅通过巧妙机动挫败普鲁士国王的本领，让他无法利用命运伸长手臂去拿送到他眼前的胜利果实。

腓特烈经波希米亚退往柯尼希格拉茨（Königgrätz）。他不知道道恩已经到了莫拉瓦河对岸，与他近在咫尺，还分兵两路，自领一路在前扫除可能出现的拦路奥军分遣队，另一路在后保护庞大的辎重队，由之前负责攻城的基斯元帅统率。我们今天看当时的总体局势，会觉得道恩没有抓住机会全力出击简直不可理喻；普军花了7天时间才走到直线距离37英里（约60千米）外的斯维塔维（Zwittau），而且已经受到了奥军分遣队的严重威胁。我们看不出普军如何才能逃脱惨败。国王与后面的基斯部有整整一天的路程，无力救援。普军怕极了奥军追上来，这从军中流传的奥尔米茨守军指挥官马沙尔将军（General Marschall）说的一句话就能看出来，将军接到追击撤退普军的任务时说：“这些人已经够不幸了，让他们平静地离开吧。”34

但战争讲的是风险，道恩打算发挥无险而胜的本领。这项本领刚刚为他带来了一次漂亮的胜利。前一年，兵力占优的他不敢为了解救布拉格而攻击普军，而是逼近敌军，断其粮道，引诱敌军出击，然后在科林大败之。这一次连会战都没打一场，他应该孤注一掷，冒着普军及时反应过来、集结兵力迎击的风险，或者那位能立下不世之功的国王刚注意到奥军前进便突然转身，在奥军再次找到良好防御阵地前就发起进攻的风险出手吗？道恩对普鲁士国王分兵的做法——这该说是大胆还是愚蠢呢？——没有确切的了解。对信奉现代战略的人来说，道恩似乎行为迟钝，而且如果他有大将之风的话，那么即便从当时的战略原则来看，他必然会意识到决定性地击败普军的时机已经到来，须甘冒大险乃至投入全部筹码出击。当然，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两极战略的本质就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谨慎机动或大胆会战，但只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突然从一端转向另一端；道恩并非兼通两道之人，如果他一味进攻的话，那就自求多福吧！这一次在普军从奥尔米茨撤退时，进攻会让他大获全胜——但4周或6周前，要不是他老成持重，他就会为了解救奥尔米茨而攻击普军了。换句话说，他会正中腓特烈下怀，很可能遭到失败。为了正确评价一位统帅，我们不能只看一次孤立的行动，而必须从整体上考察他的品性，必须合理看待他的那些在一种情况下不利，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为他带来成功的品性。

由于奥军没有追击，所以普军毫发无损地抵达了柯尼希格拉茨，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现在占据的阵地大体上就是3个月前奥军大营的位置。即便是现在，腓特烈已经把全部辎重翻山送回了西里西亚，他也愿意邀战道恩，但奥军总是将阵地设在腓特烈不愿冒险攻打的位置。玛丽亚·特雷莎写信给前线统帅说，他现在可以冒险开战了，有失败的风险也没关系，因为普军正要转身对付俄军，奥军一定要提前削弱普军。这句话是多么震撼，又是多么独具雄风啊！为了杀伤敌军，协助友军，玛丽亚·特雷莎愿意自己承担损失，而且可能损失比敌人还要大！有人可能会觉得双方必然会交手了，因为腓特烈当然同样渴望会战，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以便抽出更多部队对付俄军。但在维也纳写下豪言壮语容易，在敌军面前做出英勇决断就难了，而且女皇将道恩誉为通过拖延行动挽救了祖国的当代法比乌斯，还为纪念他而铸造了印有“Cunctando vincere perge”字样（意为“他发扬了拖延制胜之道”）的硬币不是没有道理的。道恩收到女皇的信后无疑加快了脚步，还研究了普军的阵地位置，结果却发现普军阵地过于坚固。他也认为其他的一些做法不可取，比如率军来到野外向普军挑战。对腓特烈来说，时机似乎也不是非常有利。于是，双方在柯尼希格拉茨和纳霍德之间又兜了将近4周的圈子之后，腓特烈离开了波希米亚，转身对付俄军。

柯尼希格拉茨物资吃紧时（普军逼近时，奥军将利托米什尔仓库中剩下的物资付之一炬），国王命令士兵自己收割庄稼，自己给谷物脱粒，自己捡麦穗，然后送去烤炉。每个团每天都具体规定了上交谷物的数目。35

对腓特烈来说，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战役无疑是以战略失败告终，而且阿兴霍尔茨（Archenholtz）写道，国王自己的军官们都认为整场奥尔米茨行动是一个错误。要是他像1757年春天制定的原始方案中那样按兵不动，带领主力在劳西茨山区或下西里西亚等待奥军或俄军来到近前的平原地带，然后再出击，那岂非再妥当不过？

既然战役最终失败了，那么说干脆不打这场仗最好的事后诸葛之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很容易说出口。哪怕浪费的资源和直接的伤亡不算太大，36哪怕班师过程的顺利弥补了撤围奥尔米茨对士气的损害，但要是采取守势的话，普军根本不会有伤亡，而且腓特烈在曹恩道夫会战中的兵力也会更强。因此，腓特烈不实施摩拉维亚行动确实会更好。

客观因素就谈这些。但战略问题从来不是只靠客观因素就能解决的。统帅的主观认识也必须考虑。当道恩没能抓住普军撤退的机会时，我们的解释是道恩就是道恩；现在腓特烈也是同理，只不过方向反了过来。假如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胜利后按兵不动，等待次年7月再看敌军来不来，那他就不是腓特烈了。他看到入侵摩拉维亚有机会取得正面战果，所以他不可能不去试试运气。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一份证词写道，普鲁士国王“终究会通过机动迫使道恩接受会战，不管道恩布阵于何处，而我们知道普鲁士国王的机动水平一贯高于我军”37。腓特烈难道应该因此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道恩不会被拖入会战，而且由于奥尔米茨距离普鲁士边境只有37英里（约60千米），所以道恩肯定会切断围城部队的补给吗？毕竟，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发展的，而且普鲁士国王有不会放过一个机会的观念——事实上，归根到底正是这个观念让哪怕数量优势巨大的敌人也对他敬而远之。正是在这个时候，劳登（Loudon）给朋友写信说世界上几乎没有普鲁士国王办不到的事。38前面讲道恩的时候说过，成功将腓特烈从奥尔米茨调动出来的是道恩，后来不懂得抓住腓特烈退兵时几乎穷途末路的机会的还是那个道恩；同理，就算胜率渺茫也要发动摩拉维亚战役的是腓特烈，凭借积极作风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在战役失败时几乎毫发无损的也是那个腓特烈。

1758年8月25日的曹恩道夫会战也没有如腓特烈所愿一锤定音。俄军稳住了阵脚，沿着普军正面退走，腓特烈却不敢再次发起进攻。另外，俄军尽管放弃了诺伊马克（Neumark），却又去围攻科尔贝格（Kolberg）了。假如国王没有发起进攻，而是听从鲁蒂斯将军（General Ruits）的建议，抓住与大军分开的俄军辎重队，那么国王是有可能成功的。他在会战后确实尝试这样做了，还说了一句与他的其他言论矛盾的话，“那比会战要好”，但他的尝试失败了。曹恩道夫又打了一场虽无实质成果，却有士气方面的好处的会战：敌军一直处于害怕遭到攻击的恐惧中，于是意志陷入了瘫痪。

但当腓特烈过分依赖士气因素时，道恩却成功鼓起了勇气。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尔希（Hochkirch）向营地选址不慎的腓特烈发起进攻并大败之。腓特烈这一次亡羊补牢的办法也不是打赢另一场会战，而是精心规划，快速行军，令奥地利人无法利用和保住占领西里西亚、萨克森境内多处要塞的优势。

1759年

腓特烈在战争的第四年转变了战略，决定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他其实在1757年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他现在打算留在包括萨克森在内的国境之内，让敌军自己过来。我们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两场宏大攻势分别在布拉格和奥尔米茨失败了，但之后的防守行动都成功了。腓特烈在1758年底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失败的原因是奥军防守能力提高了。据说奥军已经凭借筑营术、行军战术和炮火成为防御大师。奥军布阵通常是两侧皆有依凭，周围由无数火炮支撑，部队排成三线：一线正面有缓坡，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二线在高处的战壕中，是战斗最激烈的位置，骑兵夹杂其中，只要来攻的敌人有动摇迹象便立即上前出击；三线的任务是增援敌军重点进攻的地段。火炮放在两侧，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样。骑兵在开战前夕发起进攻的做法仍然常见，但在这样的阵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可行性。现在，骑兵一开始会留在手里，等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和追击时再投入战斗。

腓特烈现在寄希望于奥军因为要夺取西里西亚，迟早会被引到平原地带，从而带给他翘首企盼的进攻机会。谨慎的道恩没有这样做，于是腓特烈最后不再管他，试图去攻打诺伊马克城下的俄军。他尝试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库诺斯道夫（Kunersdorf）。1758年曹恩道夫会战的结果已经是不如人意；普军在之后的卡伊会战和库诺斯道夫会战更是彻底被击败。

库诺斯道夫会战39

（1759年8月12日）

俄军和劳顿部布阵于奥得河右岸的法兰克福城下。腓特烈自南边来，从俄军身边走过，然后在俄军阵地以北渡过奥得河。由于俄军北边有低洼地掩护，他又绕了俄军一圈，以便从东南边包抄进攻。

普军计划纯粹从侧面进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军战线似乎注定要被席卷了。但攻势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俄军正面的南侧也有多处池塘和溪流掩护，普军的进攻正面非常狭窄，尤其是1.3万名骑兵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为免阵形分散，国王不愿意让左翼绕过正面障碍物进攻。于是，俄军一次又一次从没有受到攻击的半边战线投入有生力量，终于凭借数量优势打垮了普军。克劳塞维茨（10：99）有言“或许可以说，国王在这里掉进了他自己挖的斜线阵的陷阱里”，总参谋部著作证实了这一点。

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侧面进攻比洛伊滕会战时还要明确，因为普军将全部兵力展开于俄军东翼。两场会战中的兵力对比情况大致相同。令普军在洛伊滕取胜，而在库诺斯道夫落败的区别有四点：第一，洛伊滕会战中的奥军正面非常长，受到攻击的一翼无法得到未受攻击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俄军阵地要有利于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军已经占据阵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于正面有屏障，俄方中军没有受到攻击，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击的一翼。

国王因此经常被人批评，尤其是拿破仑，批评他没有在库诺斯道夫动用更多兵力，毕全功于一役。总参谋部著作（10：84）罗列了他没有那样做的理由，却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些理由只有在腓特烈确实且必须依照消耗战略原则行动的假设下才适用成立。假如腓特烈愿意让事态发展到暂时放弃萨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会战中派亨利王子率军支援韦德尔（Wedel）。假如他愿意冒失去一部分西里西亚的风险，他本可以将富凯调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这样在库诺斯道夫决战时就能兵力大增。但总参谋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第85页）是，它说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势发展到让道恩有可能“带着大部队跟在自己后面”。事实上，这句话或许应该整个倒过来。如果道恩直接尾随腓特烈，他就会离开自己的坚固阵地，最终给普鲁士国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机会，也就是在野战中攻击奥军。俄军无法干预，因为他们还在奥得河对岸。这样一来，局势便类似于1815年的拿破仑，他当时希望在两天之内用同一支军队先后击败普军和英军。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队达成这样的功绩。曹恩道夫会战前的事件也应当这样来评判。

普鲁士挺过了库诺斯道夫会战的失败

我国考察七年战争时往往几乎只从腓特烈国王的功绩和战略角度出发。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七年战争真正的根本问题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库诺斯道夫战败后存活下来？这个问题不能用敌人的无能、不团结、“愚蠢透顶”挽救了他来解答。萨尔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绝非行事没有理由的无能之辈，这些理由值得我们去理解。

腓特烈国王预计敌军打赢会战并会师后会发起追击，攻打并消灭他的军队，占领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也是这样要求的。委员会致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让敌军脱离双眼与双手所及的范围，应奋力追击并彻底消灭敌军。但尽管普军遭遇惨败，达成这一任务也绝非易事，更非理所当然。腓特烈本人的证词不够可信。哪怕他确实相信万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统帅权交给芬克将军（General Finck），但那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一个比诸如拿破仑这类人敏感得多的人，惨败给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为评判局势和对手行动的客观准绳。

库诺斯道夫战场上的普军有近5万人。尽管会战当晚国王身边只剩下1万人，但大半部队其实保全了下来，而损失固然足够惨重，但也仅限于1.9万人和火炮。除了这些人外，国王还有亨利王子和富凯手下的两支部队，外面还有几股小部队，加起来约有7万人。因此，尽管普军遭受了骇人的失败和重大的损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战可走。会战后敌军没有直接发起追击，于是失散人员在之后几日里重新集结于战场28英里（约45千米）外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这并非稀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追击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在当时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军也是如此，而且俄军和奥军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也蒙受极大损失（1.7万人）。40

如果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恢复行动，那就必须攻打国王在施普雷河（Spree）后面的阵地，而且国王后面还有劳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队。鉴于俄奥联军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因此攻打无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两军统帅同心同德，坚决果断。经验表明，盟友之间极难实施这种合作；不仅是将军们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对俄国人来说，针对普鲁士国王的战争只是一场外交战，他们没有任何承受无止境的风险和损失的内在驱动力。他们不愿意为了奥地利人牺牲自己。而向腓特烈国王发起进攻总是有风险的。

萨尔特科夫有过他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总参谋部著作，11：82）、甚至不愿意与敌人再有半分瓜葛（总参谋部著作，10：305）的惊人之语。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两场会战的胜利已经让俄军精疲力竭，不再有大举行动的充沛士气，而如果俄军不配合，奥军本身尽管仍然具有数量优势，却还没有强大到能让奥军觉得继续进攻风险不大的地步。因此，道恩只是秉承了个人品性和从一开始拒绝重拳出击、速战速决时就设定的原则。虽然攻打腓特烈国王、攻打亨利王子或进军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复考虑，但这些冒险行动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奥军统帅宣称，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获，因为奥军在物力耗竭的马尔克地区没有冬季营地可驻扎。因此，两位统帅同意先等待皇帝军占领普军撤出后的萨克森，夺取德累斯顿（事实上也做到了），继而占领西里西亚的冬季营地，攫取大捷的果实。

趁库诺斯道夫大捷之威彻底降服普鲁士的想法必须被视为另一种看法的对应物，即腓特烈国王应该将亨利王子的部队也调来攻打俄军。这两种行动都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与思维框架。如果我们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两人都没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被击败的不是普鲁士全军，而只是普鲁士的一半军队。联军现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了，联军可以假定下一场战役就能迫使普鲁士屈服。

计划无法付诸行动，因为联军意见不统一，腓特烈国王则积极大胆地运用仅存的兵力，于是敌军最后退回了前一年占领的冬季营地，只保留了德累斯顿一城。不理解两极战略性质的现代理论家通常对机动评价不高。让他们研究一下普鲁士在霍基尔希会战失败后是如何通过机动保全下来的吧，库诺斯道夫会战后也一样。战后3周后，局势发展到了俄奥两军真的计划攻打国王军残部和柏林的地步，这时亨利王子没有从南方背刺联军，反而向南而去，远离联军，其目的是攻击联军交通线并夺取联军仓库。道恩立即折返，放弃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俄奥两军再次远远隔开了。

现在夺取西里西亚的计划实施了，奥军主力正在萨克森。要想能留在西里西亚，俄军至少必须占领格洛高。但在俄军抵达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国王已经强行军赶到了一处让俄军必须先攻击他，然后才能展开围城的阵地。尽管俄军有很大数量优势（劳顿部还在），但他们无意挑起攻势，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在同意征服西里西亚的整个计划时就不太情愿。对他们来说，西里西亚距离他们在维斯图拉河下游和东普鲁士的基地太远了。奥地利人把他们拉到这么远的地方主要不是为了议和时获得西里西亚，而是因为它对奥军行动来说距离最近、最方便，后勤也有保障。但俄国人觉得不仅让他们长途跋涉，还要让他们暴露于来自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侧面攻击之下，这个要求实在是过分无理。他们认为前进这么远甚至可能丢掉东普鲁士。41因此，萨尔特科夫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奥地利提出的围攻格洛高的建议。要不是腓特烈国王最后鲁莽地派芬克插入奥军后方，导致芬克在马克森（Maxen）投降的话，那么库诺斯道夫战败的影响肯定就完全消除了。42

1759年秋，国王怀着最大的真诚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爱打决战的倾向是不是正道。他反思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命运，写下了前文引述过的观察成果。他说，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他接着说没有智慧的勇气一无是处，而且从长远来看，思虑周全的头脑胜过不假思索的大胆。

因此，他从那时起不再想着与俄军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他执拗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寻找奥军破绽，但我们通过细致考察会发现在战争的前五年里，他在洛伊滕会战后其实只与奥军有过一场激战，那就是托尔高会战。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采取主动的不是他，而是敌军。

列格尼茨会战与托尔高会战

（1760年）

在维也纳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终于决心攻击普军了。奥军和俄军分别从两侧进入下西里西亚，中间现在只隔着一条奥得河。

腓特烈只有3万人，奥军有9万人。7.4万名俄军被亨利王子的3.7万人拖住了。腓特烈自觉兵少不足以一战，只打算继续机动，保护布雷斯劳和施韦德尼茨两城不被围攻，就这样熬过夏天。就在这时，奥军的进攻计划挽救了他。在维也纳的催促下，道恩构思的方案不只是进攻战，更是一场歼灭战。奥军要趁夜三面合围，一举打垮国王的军队。普军自己也在夜里扑向劳顿指挥的2.4万人，在清晨时分奥军主力抵达前将其击退，于是这一路军再也不敢继续按计划完成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认为道恩完全不懂歼灭战思想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想打歼灭战容易，但道恩比谴责他的人更明白，对普鲁士国王实施这个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列格尼茨会战的胜利让国王摆脱了眼前万分危急的形势。随着这一年走向终点，他再次试图通过一记重拳扭转命运，遂于1760年11月3日进攻托尔高阵地中的道恩。他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试着从敌人手中夺回萨克森，而且好像是要为自己开脱似的。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必须用这一战赌普鲁士的国运，因为他之前没能将道恩从托尔高阵地中调动出来。胜利付出的代价极大，成果却依然有限，因为奥军只后退了3天路程且继续控制着德累斯顿。

斜线阵的进一步发展

斜线阵可以理解为侧翼战法的一个子类，也就是按照当时的基本战术，以密集单一战线实施的侧翼战法。它只成功过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说，它只有一次是胜利的充分条件，那就是洛伊滕会战。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之后只打过三场大规模阵地战，两场是对付俄军——1758年的曹恩道夫会战、1759年的库诺斯道夫会战——还有一场是对付奥军，即1760年的托尔高会战。国王在洛伊滕会战后发展了自己的战法，不只是沿着敌军正面行进至敌军一翼发起侧面进攻，甚至会整个绕过敌军侧翼从后方进攻，如果敌军没有同样转向的话。但由于敌军转过来了，所以机动的目的就没有达到，事实上打成了正面战。在曹恩道夫会战中，双方甚至这样来回转了两次。

在库诺斯道夫，俄军侧翼——我们简直不知道该叫它左翼或是右翼——被完全围住，但由于国王谨守正面必须严密的原则，所以一大部分俄军并未遭到攻击。这部分俄军不断向遭到攻击的友军派出增援，最终磨尽了普军进攻的锐气。

在托尔高，腓特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法，我们仍可称之为侧翼战法的发展产物。他放弃了严密的正面，将大军分为两路，亲率一路沿着半圆形路线包抄位于北侧的奥军右翼，前后夹击奥军。这样做的难点在于，他不能确保前后两路同时发起进攻。他们既不能约定具体时刻，因为包抄行动的用时没有办法准确估计，又不能依赖会受到风力和天气影响的信号。国王率领的外侧纵队要走的路程不小于18英里（约29千米），还要途经森林。不管是国王进攻早了，还是齐滕进攻迟了，两路没有在同一时间出击。43但仗还是打赢了，因为拉齐（Lascy）指挥的一大批奥军由于不确定齐滕会从何处进攻，于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军奋战。与国王一路交战已经深深震撼了奥军，现在齐滕又从另一面攻来，奥军再也顶不住了。

两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of 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尔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办法攻击法军，他将部队分为间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敌人的后路。尽管法军统帅克莱蒙王子兵力优势极大，处事却不够果断，没能亲率部队去迎击孤立的某一路敌军。他甚至在主力没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44

拿破仑严厉批评了克雷菲尔德和托尔高两场会战中的分进合击，说这种做法违背了战争艺术的所有法则。孤军是有可能被打败的。他还说托尔高会战是腓特烈唯一一场没有显示出天才的战斗。

而我们会发现拿破仑的判断完全可以反过来看，认为分进合击恰恰是创造精神，它让一种已经失去活力的传统作战样式得以回光返照，拿破仑的批评忽略了不同时代战术的区别。道恩在托尔高会战中趁着国王绕路包抄时攻击齐滕，这确实并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这一决策并迅速实施的概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概率大。

1761—1762年

尽管在列格尼茨和托尔高打了胜仗，但腓特烈在1761年的处境比库诺斯道夫会战和马克森会战后还要恶劣。

他无力再战；他让部队躲在野战工事后面[博莱斯瓦维茨（Bunzelwitz）]，逐渐丢掉了格拉茨（Glatz）、施韦德尼茨和科尔贝格要塞。诚然，奥军也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于是玛丽亚·特雷莎决定裁军（1761年12月），她供养不起钱粮了。每个团裁掉两个连；军官半薪解职，在其他连找到空缺职位者除外。45尽管如此，奥地利依然有信心赢得战争，而1762年1月5日女沙皇叶卡捷琳娜（Czarina Elizabeth）的驾崩彻底改变了局势。俄国不仅退出了与奥地利的同盟，还站到了普鲁士一边。

由于俄国转换阵营，腓特烈现在具有了数量优势。但他不再寻求决战，而是从一开始就以成功的机动为战役的基础。1761年底，奥军夺取了施韦德尼茨要塞，并以其为基础设立了西里西亚冬季营地。普军被推回了布雷斯劳。国王没有动用就是山这一侧集结的部队向奥军发起孤注一掷的进攻，而是派出一大批部队（1.6万人）去上西里西亚，通过包抄行动迫使道恩撤回施韦德尼茨后面。46

腓特烈试图将敌军引出阵地，一开始是通过攻打左翼的一处哨所，但被打退了。接着他又北出特鲁特诺夫山口，入侵并蹂躏了波希米亚。但道恩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及时保住了位于布劳瑙（Braunau）的仓库，同时留守施韦德尼茨。入侵波希米亚本来很容易招来马克森会战那样的失败。

于是，腓特烈退出了波希米亚。这表明他绝不单纯是因为实力虚弱和不够果断才采取机动战的。

他将部队交给维德（Wied）指挥。维德之前一直在与奥军左翼周旋。经过连续3天的夜间行军，普军绕过施韦德尼茨后扑向奥军右翼，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比克斯多夫（Burkersdorf）和洛伊特曼斯多夫（Leutmansdorf）两地的哨所，它们与奥军主力距离约为2.5英里（约4千米），负责掩护主力侧面。奇袭取得了成功，尽管路途极为崎岖。道恩此时不得不远遁山中，普军终于能对施韦德尼茨展开围攻了。由于围城战一直延续到10月9日，所以它标志着战役的结束。腓特烈此举绝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而是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可以让他免于风险和成本巨大的会战，于是便顺势而为。6年前，他为了夺取萨克森而开战，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无论如何是达不成了。现在的问题只是维持现状罢了，不打会战似乎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会战胜利能加快最终的决断，但经历了那么多的腓特烈现在已经很靠近他的战略中的机动一端了，于是他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打会战的机会。他早已放弃了普鲁士打仗必须“短促主动”的观念。

1778年

普鲁士入侵波希米亚的路线几乎与88年后（1866年）完全一样。腓特烈从西里西亚出纳霍德山口，亨利王子从北面的劳西茨山出发。1866年，这次向心攻势引发了柯尼希格拉茨决战；1778年，列阵于易北河上游和伊萨尔河（Isar）之后的奥军让普军陷入了僵持。1866年的奥军也一度占据了同样的阵地。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战略也随之变化，这从事件的反差中就能看出来。1866年，普军能够发动一场决战，结束了战争；战斗总共打了7天。1778年，双方只是对峙观察和小规模推进，普军3个月后越过波希米亚边境的山地回去了，还将这场战役称作“马铃薯之战”，因为它依靠的是采收当时才大规模种植的马铃薯。与1866年一样，双方兵力大致相当。

国王统帅腓特烈留给后人的印象自然主要是，他不得不与兵力优势巨大的敌人交手，不仅稳住阵脚，还击败了对手。而为了理解他的战略，我们当然也必须考察那些他与敌军兵力相当或多于对方的战役，这些战役其实是占多数的。在他的12次战役中，他有4次（1741年、1742年、1756年、1762年）显著兵力占优，有三次半（1744年、1745年、1778年和1757年前半段）大致与敌军兵力相等，剩下的四次半（1757年后半段、1758年、1759年、1760年、1761年）中敌军兵力占优。

7　战略家腓特烈

尽管战术从文艺复兴至腓特烈大帝之间发生了深入乃至地动山摇般的变化，但战略原则还是原样。大纵深的密集步兵方阵变成了窄长的线阵；长矛兵和斧枪兵变成了火枪手；单打独斗的骑士变成了紧密团结的骑兵方队；稀少笨重的大炮变成了数不清的炮组。但将道在几百年间保持了同样的样貌。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同样的情形，见到在同样的动机下、以同样的方式做出的决策。双方很少直接向敌人扑过去决一胜负；双方或者自觉较弱的一方常常要寻找难攻不落的阵地；会战打响或者是因为一方认为时机有利——比如在敌方修好野战工事前发起进攻（1620年白山会战；1704年赫希施泰特会战），或者是围攻要塞时。1512年拉文纳会战、1634年讷德林根会战、1709年马尔普拉凯会战都是由此而起：较强的一方计划围攻要塞，对方为了阻挠围城而在附近占据有利位置，结果遭到攻击。科林会战与上述会战的区别只在于围城军往外走了一段距离去打援。反过来的情况也有，援军攻打兵力更强但忙着围城的敌军：1525年帕维亚会战、1706年都灵会战。七年战争多是围绕攻城守城展开的，如布拉格、奥尔米茨、德累斯顿、施韦德尼茨、布雷斯劳、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尔（Kosel）、科尔贝格、格洛高。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争斗、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都是如此。在做出决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赖滕费尔德、吕岑会战的决定与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尔高会战的决定如出一辙。每一个时期、每一场战役、每一位统帅的决策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个人素质，这是值得深思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攻击瓦伦斯坦是不想让他在萨克森过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尔高攻击奥地利人分别是不能允许他们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过冬。尽管形势有类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因为腓特烈两次面临的危险都比瑞典国王大得多。另一方面，远征与灵活性为托尔斯滕松的战略赋予了别具一格的风味，但基本原则与古斯塔夫·阿道夫并无差别。甚至统帅个人的征战经历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点：欧根和腓特烈的最后一场大战都是损失惨重而战略价值有限，前者是马尔普拉凯会战，后者是托尔高会战，于是两人在之后的战役中再也不主动寻求决战了。用一个古已有之的典故来形容，马尔普拉凯会战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托尔高会战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从世界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提的问题不是腓特烈为什么在1760年以后如此靠近机动战一端，而是为什么明明有伟大统帅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会战的激情。我们已经看到，是普鲁士军队素质的提升及其战术机动性最终引发了看似可行的斜线阵思想，同时让一位天才而大胆的统帅看到了发动决战的希望。

如果说会战本身最大的战术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达成和议，但会战的附带好处却非常重要，令统帅无法忽视它们，甚至可以为了这些好处而保存兵力，回避大会战。在三十年战争中，绝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来把守无数座设防的城池，参加会战的兵力都很小。在欧根和马尔伯勒身上——腓特烈也一样——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决战有兵力缺席的现象，而从理想角度看，这些兵员本来是可以参加决战的。腓特烈在1748年的《战争原理》中阐述了一条原则，说同时受到多面进攻时，“必须将一个省份牺牲给一方敌人，同时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敌人，迫使其参加决战，用尽全力击败之，然后再派兵去打别的敌人。”当他预料到的形势在1756年真正出现时，他却不愿牺牲一个省份，因此也没能集中全部“力量”。他在《战争原理》中还说：“这种战争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军，令士卒疲惫，由此会将军队毁掉。而且这种战争旷日持久，结局不会好看。”因此，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后世理论中所说的“内线作战”原则。尽管他特别看重以会战决胜负，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歼敌，因此保护本国省份和具体行动中的仓库对长期战争的意义并不小于会战。因此，当他又一次提到集结全部兵力于一处的理论观点时，那对他来说只是绝望中的最后手段，目的是光荣地死去。1761—1762年冬是形势危险到极点、外部支援完全断绝的关头。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几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说给了弟弟亨利王子听，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于一处就是将别处的所有省份和仓库都牺牲给敌人。国王本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尽管他的基本原则是会战兵力要尽可能大，但他总是只用部分兵力打会战，因为还要有掩护部队。假如他不考虑防御因素的话，那么他原本可以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凯塞尔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的战场上。在他围攻奥尔米茨时，俄军进抵奥得河畔，威胁到了柏林。亨利王子想率领萨克森的部队与多纳伯爵部会合，与俄军作战，夺回莫拉瓦河流域。但保护萨克森对国王来说太重要了，于是该计划没有执行。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表明这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原则问题。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视为畏途，因为兵力越大，驾驭越困难。二三十个营一字排开，整齐前进的难度高到无可衡量。1人们考虑的不是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而是应不应该给军队规模定一个上限，加大兵力会不会成为最好不要的累赘。人们会思考最优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军队正常应该有多少人。马基雅维利当年认为是2.5万人至3万人。他说，这么大的军队能够安居阵地而不至于被迫出战，因此能够拖垮兵力更大的军队，大军毕竟不能持久集结。2蒂雷纳只想指挥兵力不太大（最多两三万人），但骑兵占到一半的军队。3类似地，蒙泰库科利不想指挥3万人以上的部队。“会战斗智多于斗力，”他写道，“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过分庞大的军队是无用的。4兵力上限后来有所增加。萨克森元帅说是4万。弗莱明（Fleming）写于1726年的《德意志军人全说》（Der volkommene Deutsche Soldat）第260页写道：“一支坚定守纪的四五万人的军队无不可为；说实话，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兵力再多就是赘余，徒增麻烦和混乱。”半个世纪后，吉贝尔（Guibert）将上限加到了7万。5甚至到了拿破仑时期，莫罗（Moreau）据说还讲过正常兵力是4万的话，圣西尔元帅（Marshal St.Cyr）则宣称统领10万以上的大军非人力可为。6

正常兵力的观念与集中全部兵力打会战的原则是南辕北辙的。

不靠兵多的话，会战怎么打赢呢？假设双方的能力和勇气相当的话？

克劳塞维茨后来强调的主旨是：最好的战略是兵力务多，首先是总体兵力，其次是投入决战的兵力。传统兵家绝没有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以至于迪特里希·冯·比洛（Dietrich von Bülow）认为有必要专门论证数量优势的好处：这从避免被包抄的重要性就能自然得出来。“如果一方兵多且懂得如何妥善运用这一优势，那么敌军就算更精锐、更勇敢也是无济于事。”7

由于训练更精良，作战更积极，军国一体的普鲁士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优于奥地利；同理，腓特烈的战略归根结底也优于道恩。普鲁士军队的机动素质更高，步兵开火更快，骑兵冲锋更猛，炮兵更灵活，行政制度也更可靠——从5个边境军区先后拓展到7个和9个。这一切都统合于一位身兼统帅之职的国王身上，他既不对更高的权力者负责，也不对高于自己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负责，总能凭借大胆灵活夺取战略优势。

我们知道领袖能造成怎样的奇迹。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偶然这个完全盲目的、无法算计的因素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偶然因素在本卷考察的时代中愈发重要，到腓特烈时代达到了顶点。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Theodor von Bernhardi）在《腓特烈大帅》（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Feldherr）取笑了腓特烈同时期那些视决战为偶然的人。他认为腓特烈国王与对手，以及他与亨利王子和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这些部下的标志性区别正在于此。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腓特烈本人参加会战时经常称之为碰运气，与同时期的所有其他将军别无二致。8这位作者还忽视了偶然因素在18世纪条件下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比任何时代都大，不管是之前或之后。

为了发挥火器的威力，指挥官们将步兵线列拉得极窄极长。但窄长的线列非常脆弱，任何地形起伏障碍——山坡、沼泽、水沟、池塘、树林——都能轻易打散扰乱。此外，它们的侧面也是敏感部位。阵形的纵深越大，士兵转向侧面御敌就越容易。阵形越浅，则火力越强，但前进转向都越难。

因此，会战胜负主要取决于进攻方能否顺利实施包抄，并在良好秩序下将线列推到敌军阵前。此外，进攻方必须尽可能做到奇袭，否则敌军可能会组成新的正面。

这一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由地形决定，指挥官无法预先准确掌握，通常也不能彻底侦察清楚这个要素。若要借夜行之便，部队在黑暗中也难以找到正确方向。

普军对敌素质优势的一大基础就是凭借更大强度的训练、更优良的纪律，从而更容易克服上述困难。因此，腓特烈才敢说一旦侧面机动成功，3万人便可击败10万人。他在索尔和洛伊滕确实以这种方式击败了兵力优势极大的敌军。

然而，预测前提条件有利或不利到什么程度是不可能的。

奥军打输了霍图西采会战只是因为夜间行军耽搁了太长时间。成功的夜间行军则为普军带来了霍亨弗里德堡的胜利。

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我们必须承认普军赶在奥军抵达前向萨克森军发起进攻是纯粹的运气好。

在罗布西茨会战中，奥军本来其实已经打赢了，只是布朗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趁夜撤军，普军这才免于覆灭。

布拉格会战时，道恩正在率军与主力会合的途中。战斗过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战场，这支部队就在普军后方7英里（约11千米）的地方。部队有9000人，在这场拉锯战中本来可能对普军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在洛伊滕会战中，由于一连串山丘的存在，普鲁士军得以隐蔽迂回至奥地利军左翼，而之前的科林会战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在曹恩道夫会战中，一支1.3万人的俄军已经到了战场以北两天路程的地方，本来有机会与俄军大部队会合。

假如应该从南侧大迂回俄军的冯·卡尼茨将军（General von Kanitz）纵队成功渡过爱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话，普鲁士原本有可能打赢卡伊会战。

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腓特烈顺利率全军杀入俄军侧面，但由于地势易守难攻，他只得将优势拱手放弃。地形问题是他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的。

在托尔高会战中，一切都取决于彼此完全隔离的国王部和齐滕部之间的配合；两军直到最后关头才配合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着手理解普鲁士国王特殊的了不起之处。读了兰克的《普鲁士史》（Preussische Geschichte），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General Leopold von Gerlach）在1852年的日记（1：791）中写道腓特烈的“战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议，但也有光辉时刻”。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议的战功正是消耗战略的本质，而19世纪的军人已经不能理解消耗战略了。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断语。如果一个人认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歼灭战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错误的轨道；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得出结论并付诸实践的软弱者。只有将他视为消耗战略的信徒，我们才能充分认清腓特烈的伟大之处。如前所见，腓特烈对决战作用的评价与前人和时人并无不同。他完全是消耗战略的心态，但他在军事生涯的顶点非常靠近决战一端，因此有人会认为他是歼灭战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仑的前身。他们以为这是给腓特烈套上了光环，其实对他大为不利。腓特烈的国家和军队中缺少遵行歼灭战略原则的若干必要条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达不到歼灭战略的要求。如果我们认为他信奉歼灭战略，那就没有用适合他的标准去衡量他，于是即使最辉煌时刻的他也会显得渺小而局限。他的晚年生涯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放在正确的框架下，以消耗战略为基础来看待的话，我们会看到勃勃生气与神妙鬼才。如前所见，消耗战略的本质里有一种不可去除的主观成分；要我说，腓特烈的军事行动比世界军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统帅都更具主观性，我相信这样说是合理的。他一再禁止手下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甚至在让多纳伯爵总领对俄作战时以死相威胁（1758年8月2日信）。他相信懦弱的一派总会在军事会议中占据上风。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势不明时也要勇于冒险。军事会议懦弱正是因为太客观。如果可以用艺术来比拟的话，我们会想到十七八世纪是幻想如天马行空、任由主观心理驰骋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时代，古典艺术则局限于客观的格式。就此而论，我们不能说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为“洛可可”一词必然会带有雅致媚俗的味道，那与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这个说法更适用于七年战争期间的法军统帅们。对腓特烈来说，上述比拟只适用于反对一种观点，即他的将道处处尽显严谨章法。这么说吧，他的决策完全出于个人意志，从来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规定。他本来可以不在1757年大举入侵波希米亚，而是取守势，将主动权让给对手。他经常有本可以进攻，结果却没有进攻的情况，9而在罗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他本来也可以不主动出击的。理论上看，拿破仑的决策当然也可以说是这样；但从现实角度出发，拿破仑的决策是被一种内在法则决定的，决策的目标是法则的必然逻辑推论。算计过程中的主观性越强，决断的责任就越重，难度就越大。英雄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决断是理性算计的结果，而视为对命运的、对机会的挑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的决断往往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他真的要通过危险的决断来彰显自己的伟岸，那么他就必须用失败不移志来证明自己。我们比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欧根亲王就会发现，普鲁士国王的统帅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欧根亲王的经历有一定的“黏性”，往往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巅峰；腓特烈则在一年内打了四场胜负交替的大战——布拉格、科林、罗斯巴赫、洛伊滕——而且走出败仗带给他的声誉比打胜仗还要大。毫无疑问，他在布拉格俘虏奥地利全军的企图是用力过猛，在科林向两倍于己的奥军发起进攻的做法也是极为鲁莽。但这种虽败犹胜的仗有着超出军事领域且几乎独立于军事领域的意义，那就是敌方统帅对他的深深敬畏。他明明经常露出破绽，可敌人为什么很少抓住有利机会呢？他们是不敢。他们以为他无所不能。如果说决胜须谨慎确实是两极战略的题中之意的话，这种谨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对手道恩身上已经达到了懦弱的地步，每当他知道自己在与腓特烈本人交手时都是如此。战争不是下棋，而是一场体力、智力、精神力的较量。即便是考察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与法军交战的经历，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位腓特烈思想的门徒比敌人优越的地方只是在战略上更加大胆，愿意承受敌军回避的风险。1759年，斐迪南以6.7万人对10万人；1760年以8.2万人对14万人。决战的规模与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对抗俄奥两国的主战场，但对战双方的区别是一样的。

以亲弟弟亨利王子为首，当时有一批人对国王大加批判，因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们说他的战争艺术总是以搏杀为要。吉贝尔认为（1772年）他取胜靠的不是会战，而是行军。10后人则宣称他的天才之处正在于他是同时代唯一一个认清了会战的本质并借此为自己赢得优势的人。其实，国王后来承认同时代批评他的人是对的。他宣称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错的指挥官；他在最后几场战役中放弃了会战原则；他在记述七年战争时说道恩的战法是正确的。我们也已经看到，七年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会战结果决定的。假如腓特烈没有先后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这四场会战，他本来更容易在战争中挺下来。但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见解。这几场仗确实可以不打，它们的缘起确实不是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而是个人判断，是统帅的主观心理。但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滕会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决定打这两场仗的统帅看来，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会战也是必须要打的——这是主观的必然性没错，但也是内在的必然性。科林战败后，亨利王子用“法厄同陨落了”这句话来讥讽他。假如普鲁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国王没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么亨利的比拟就是正确的。但因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仅可以冒险驾车环绕太阳，他也必须这样做。假如他不与命运交手，他就不是他了。尽管从客观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后采取的稳健防御战略更有利，但从内在来看，他不可能在发动七年战争时就采取这种战略。其实他在1757年本来考虑过采取守势，但当温特费尔德让他看到攻势有可能取得辉煌胜利时，这般灿烂前景便让他按捺不住了——事实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他，也必须从这个视角去解读对他的种种矛盾评价。同时代的流俗之见只看到他英雄的一面，于是将他封神；同时代的专业人士对他大加鞭挞；后世军事史家无疑感觉时人的鞭挞是荒谬的，却被自己的认知引进错误的范畴，于是得出了无法可解的内在矛盾。

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史著的导言中写道，他有时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寻求决战的。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的观点恰恰相反，说必然性迫使国王回避会战。腓特烈百年之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详尽的腓特烈战史，可他们不再能理解他的战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经进行了很久，已经有多卷付梓时才发现整套书的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难道还有比这更惊人的事吗？惊人固然是惊人，这却是事实，甚至并不违反常理。一门艺术的历史观察与实践状况常常会有这样的歧异。

对实践者来说，历史研究尽管有价值，但也是危险的，因为历史研究会让许多实践者眼中的绝对律令看起来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为了在行动中有完全笃定的信念，实践者必须有这些绝对律令。只有精神极为强健之人才能综合两者。因此，我想要用布卢门塔尔元帅（Field Marshal Blumenthal）的观点来结束本章。他当然是歼灭战略最坚定的拥趸（1870年时，他从一开始就要求在围攻巴黎的同时大举进攻法国内地），而他有一次表示赞同我对腓特烈战略的看法，还说腓特烈的战略有复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