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过渡1
我们已经发现，中世纪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现代步兵的创立，也就是组成战术单元的步行士兵。
在16世纪，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了骑马部队身上，也就是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转变。
前文已经反复说明，两者在概念上的区别是：骑士以精锐单兵为基础，现代骑兵则是由骑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尽管这一区别确实在骑兵和步兵身上都存在，但个体与团体的两级对立在骑兵身上表现得不那么极端。与步兵单位相比，骑兵单位建立和维持外在凝聚力的难度更大，而且骑兵间的单挑总是比步兵间规模大得多。对步兵来说，与整体步伐和压力相比，单挑往往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比如，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骑马部队到底是中世纪式的骑士还是现代式的骑兵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存而不论。
我们在过渡期首先观察到的变化就是骑兵的兵种划分更鲜明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中世纪的主流配置是骑士为主要战力，轻骑兵和射手是骑士的辅助，各兵种很少独立行动，而现在这三个兵种独立编组，独立作战的情况频繁得多了。以1512年的拉文纳会战为例，双方的重骑兵在一侧交锋，轻骑兵在另一侧交手。
文明民族中不容易找到大量高素质的合用轻骑兵。威尼斯人率先招募阿尔巴尼亚人做轻骑兵（stradioti），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为不同领主效劳。到了16世纪下半叶，他们就遍布各地了。
15世纪出现的匈牙利骠骑兵（hussar）与阿尔巴尼亚轻骑兵类似，他们在16世纪更常受到点名表扬，甚至在德意志地区的战争中也是如此。2他们装备矛和盾。
因此，重骑兵的战力由骑士的地位保障，而轻骑兵则招募自野性未驯、天生好战的半野蛮民族。
射手逐渐将弓弩换成了火器，一种2.5英尺至3英尺（约0.76米至0.91米）长的钩铳。卡米洛·维泰利被认为是专门组建骑马钩铳手的第一人，时为1496年。我们后来在瓦尔豪森（Wallhausen）和其他文献中发现了全速冲锋的骑兵用钩铳开火的图画，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能击中目标。
杜贝莱写于1548年的《军纪指南》（Discipline militaire）中区分了四类骑兵：重骑兵（men-at-arms）、轻骑兵（chevaux légers）、巴尔干雇佣骑兵（stradioti,estradiots或ginetères）、钩铳骑兵（har-quebuisiers）。3作者补充道，年轻人直到17岁才可以当骑兵，之后可以按照规定的顺序逐级晋升，每一级2年到3年。他还说所需马匹质量同样是逐级升高。骑士必须多服役3年到4年，然后准予回到封地，但必须随时响应征召。
不过，除了这种截然区分的骑兵兵种以外，我们在16世纪下半叶还发现了骑士、射手、轻骑兵混编的情况，与当年的敕令军团如出一辙。杜贝莱的《军纪指南》中说100名重骑兵、100名轻骑兵、50名钩铳骑兵和50名巴尔干雇佣骑兵编为一队，由一名队长指挥。1552年，击败梅斯（Metz）市后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城门前举行了一场盛大阅兵。目击者拉布廷（Rabutin）在日记中写道：
1000名至1100名骑士骑着法国、西班牙或土耳其种、披着各队队长旗帜的高头大马，从头到脚都是盔甲，带着骑枪、长剑、短剑或战锤。骑士后面是起辅助作用的射手和兵卒，长官们身穿最华贵的镂空镀金盔甲，上面还绣着金银图案。射手骑在轻马上，带着轻矛，手枪放在马鞍上。所有人都尽量摆出气派的样子。
次年（1553年），拉斯廷明确写道（第594页）当时没有组建专门的骑射手连队，但国王曾要求每个重骑兵连的长官招募同等数量的骑马钩铳手。据说，钩铳手在骑士遇到不利地形时特别有用。但他们在会战中会分离出去，组成专门的单位（第600页）。
如果将钩铳和手枪替换成弩，那么这段16世纪的描述完全可能出现在13世纪。我们从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进步迹象。
骑兵兵种划分之所以更加鲜明，只是因为军队更需要轻骑兵了。与笨重的骑士相比，轻骑兵能够通过突袭和追击对行军中的强大步兵、炮兵造成更多杀伤。而且轻骑兵的数目更多，那么相应地，他们在会战中的行动独立性也提高了。
与我们观察到的骑兵兵种分化现象相反，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拉平的过程。随着骑士、类似骑士的军人、普通士卒以同样的方式编入了同样的单位，具有了一定的集体性，于是骑士与辅助骑士的部队逐渐合流，武器装备逐渐趋同。我们从查理五世皇帝对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最后一场战争（1543—1544年）中动用的军队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据伊奥韦斯记载，1543年皇帝军在攻打迪伦（Düren）期间编成了两个德意志步兵方阵和两个“骑兵纵阵”（quadrata equitum agmina）来抵挡援军。4他在另一段中强调了德意志骑兵走得慢（无疑是密集阵形的缘故）。5威尼斯使节纳瓦吉罗（Navagero）向上级汇报说，德意志骑兵（cavalleria）的稳步推进吓坏了法国人。6
在3年后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这一现象甚至更明显了。
亲历此战的威尼斯使节莫塞尼戈（Mocenigo）区分了皇帝军的两类骑兵——重骑兵和骑射手（archibusetti）。他说后者穿盔甲，持轻矛和簧轮手枪，密集列阵，秩序严整。7
记载了上述事件的西班牙史家阿维拉写道，皇帝的骑兵排成纵深只有17人的方队（squadron）[24]。他写道：
这使正面非常宽阔、显得人多、气势甚盛。按照我的判断，只要地形允许的话，这是更好的阵形，更安全。因为宽大的方队不容易被包抄，窄长的方队则容易被包抄。另一方面，17排纵深的冲击力是足够了，也经得起对面方队的冲击。1543年在锡塔德（Sittard）发生的尼德兰与克莱夫的重骑兵对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纵深只有17人的说法表明，当时甚至还有纵深更大的骑兵方队。如前所述，皮伦劳伊塔会战（1450年）中的骑士及辅助士兵摆出了宽约14人、深约20人的方队。81532年有一部理论著作建议6000名骑兵应摆出纵深为83名骑兵的队形。9
中世纪骑兵有两种基本阵形：要么是骑士一字排开，后面跟着步卒和射手（上前担当散兵时除外），要么是排成窄长的方队。尽管两种阵形看似有根本区别，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因为这里谈的不是战斗阵形，而是接敌阵形。窄长方队在战斗时会自动展开，而骑士数量比较多，从一开始就一字排开是不现实的。
前面引用过一本题为《一位久经考验的百战老兵的真诚建议与反思》的书，它写于1522年前后，作者可能是弗隆斯贝尔格。10书中建议采用“多个宽阵”，“这样真正交手的人就多，可以从前后四面进攻敌人”。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一本内容全面的“兵书”（成书于1555年）中也有类似表述，要求军队“正面宽大，众立小阵”11。
有人可能会认为，与查理五世那些令人惊诧的17人纵深的方队相比，这些表述比较早地体现了现代骑兵的发展方向。但事实并非如此。弗隆斯贝尔格与阿尔布雷希特的多设小阵仍然属于骑士阵形，只是接近敌人时用的阵形而已，而17人骑兵纵深的方队则包含了日后演化的种子。
17人骑兵纵深据说是阿尔瓦公爵算出来的结果12：一名骑兵占据的纵向空间大约是横向的3倍，那么正面为100人、纵深为17人的骑兵方队的长宽比就是一比二。所以，此阵是用心遵循了伊奥韦斯所提到的大大扁平化了的且所有文献一致强调的“纵阵”。为了做到这一点，骑兵必须像步兵早就在做的那样进行操练，而通过操练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性和自信心之后，阵形就可以进一步摊薄。塔瓦讷（Tavannes）会战有10排纵深的记载，13而德拉努似乎认为六七排纵深是骑兵方队的常态。14因此，16世纪末的骑兵阵形已经接近当代骑兵了。15如果浅阵这么好，它怎么没有一开始就采用呢？原因大概与步兵相同。骑兵和步兵的阵形最初纵深都很大，后来才逐渐扁平化——换言之，原因是大纵深的阵形不容易散。直到操练和相关的军纪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方队才有可能在秩序不失的情况下变得更宽大。之所以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的17排纵深方队比弗隆斯贝尔格的“多个宽阵”在历史发展上更进步，原因正在于此。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反抗皇帝的德意志诸侯军队中仍然出现了征召附庸和随从装备五花八门的贵族募兵。16黑森领主腓力认为尽可能提高贵族胸甲骑兵在骑士中的比例很重要，但与皇帝麾下骑兵相当的普通雇佣骑兵的数目还是更大。尽管封建底色尚在，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骑兵还是以素质高、守秩序闻名，尤其是谨遵吹号指令。17
这些进步看起来仍然不大。如果我们在中世纪骑兵身上发现了类似的记载，从中是得不出任何结论的。但后续发展表明，这里确实是某种崭新之物的种子。
就像国土佣仆一样，早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就有此名号的“黑衣骑兵”继续存在。以劫掠哗变闻名的黑衣骑兵参加了德意志的各种内战和外战，时而为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Albrecht Alcibiades）[25]效力18，时而为萨伏伊领主伊曼纽尔·菲利贝尔（Emanuel Philibert）服役，时而为施瓦茨堡领主金特（Günther of Schwarzburg）打仗。黑衣骑兵的继承者是“德意志骑兵”（German Horsemen）。德意志骑兵在胡格诺战争中曾为双方效力，被法国人叫作“reîtres”，被意大利人叫作“raitri”[26]。他们应当被视为欧洲现代骑兵之父，正如与德意志人同族的瑞士人被视为欧洲现代步兵之父。新式兵力是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却不是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当时的德意志正处于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承平达60余年，法国却经历了胡格诺战争[27]的30多年混乱期。正如法国在16世纪上半叶主要凭借国土佣仆和瑞士步兵作战，到了胡格诺战争时期，天主教和新教阵营的主战力量还是德意志骑兵。在法国的土地上，德意志人发展出了新的骑兵战法。
以德意志骑兵为榜样，西班牙也建立了由国民组成的骑兵力量，以军装得名“斗篷骑兵”（herreruelos或ferraruoli）。他们取代了直到当时还在使用的阿尔巴尼亚骑兵。19
莫克尔荒原会战（battle of Mooker Heide）（1574年）的亲历者西班牙将军门多萨（Mendoza）写道，此战中的骑兵排成密得看不穿的方队推进。20
当然，中世纪骑兵进入战斗时也会排成深且密集的阵形，而方队队形的重要性取决于能否保持密集状态。新武器手枪大大提高了保持密集的可能性，尽管只是间接作用。16世纪50年代的“黑衣骑兵”用的还是骑枪，但之后这种武器就消失了，德意志骑兵只用手枪和剑。法国骑士则依然使用旧式的骑枪。
德意志骑兵使用的簧轮手枪又名“小拳头”，又长又重，点火也不可靠。簧轮用不了多久就会卡住，清洁也困难。燧石会逐渐消耗。但手枪的巨大优势在于单手使用，点火不可靠的问题只要一人多带几把枪就能弥补。手枪不仅挂在悬带上，靴子里也有。21
尽管在马上开枪并不容易，22但需要的练习还是比骑士长矛少多了。此外，手枪骑兵也不像骑士那样需要健马。
瓦尔豪森说骑枪是进攻武器，手枪只是防御武器。只要回想一下骑枪长达18英尺至21英尺（约5.5米至6.4米）23而手枪的有效射程非常近，瓦尔豪森的界定就很明白了。教材在手枪上的建议都是几乎能碰到敌人时再开火。因为盔甲不容易打穿，所以射手应该瞄准对方骑兵的腰部或战马的头肩。德拉努说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步远。
在萨克森选帝侯莫里斯（Maurice of Saxony）和勃兰登堡藩侯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锡沃斯豪森会战（battle of Sievershausen）（1553年）中，选帝侯在会战当日写给维尔茨堡主教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双方的骑兵接近到了连敌人的眼白都能看见的距离，24然后手枪（sclopetos）开火，杀入敌阵。沙特林·冯·布尔滕巴赫在自传（第103页）中写道：“骑马射手在此战中造成了重大杀伤。”
为了让手枪发挥最大的威力，骑兵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蜗牛”（Schnecke或limaçon）机动方式——前面讲到步行射手也有一种同名步法——用在骑兵语境中的叫法通常是“回旋”（caracole）。锡沃斯豪森会战中显然尚未应用此法。我能找到的最早记载是塔瓦讷元帅回忆录中对10年后的德勒会战（battle of Dreux）（1562年）的记述。25他说自查理五世时期手枪发明以来，当年与国土佣仆并肩作战的德意志贵族转为骑兵，组成15排和16排的方队作战。他们以方队进攻，却不会穿透敌阵。“第一排向左转，露出第二排开火”，接着立即组成蜗牛阵装填。但作者又说，德意志骑兵在德勒会战中其实用不着往边上拐，因为他们只需要对付排成浅楔形阵的法国骑士。法国骑士也学会组建方队后轻易击败了德意志骑兵，因为他们是直接杀入敌阵，并不回旋转向，而敌军的后排只有普通士卒。
还有记载说德意志骑兵受到了萨克森选侯莫里斯和勃兰登堡藩侯阿尔布雷希特的训练。26他们的首领黑森领主说，为了军饷，他们会进攻一次，为了国家，他们会进攻两次，而为了宗教，他们会进攻3次。但在德勒会战中，他们据说为了法国的胡格诺教徒进攻了整整4次。
下一场有记载提到回旋战术的会战是1569年的蒙孔图尔会战（battle of Moncontour）。记述出自胡格诺教徒波普里尼（de la Popelinière）1571年出版于科隆的法国内战史。27他的记述与塔瓦讷略有不同。波普里尼说骑兵可以向左或向右回旋，具体取决于哪边有空间，塔瓦讷则只提到向左回旋，因为骑兵是用右手射击，在后面的一段话里更是声称他们只能向左回旋。28
波普里尼还指出，前排是选出来最优秀的骑兵，只要有伤亡，后面的人马上会递补。
回旋战术一直用到了三十年战争。与有人可能会以为的不同，当时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门类的操典中对回旋战术并无详尽规定，因为与众多人为构想的机动方式一样，回旋战术在操练场上或许很威风，但几乎没有实战可行性。29德拉努《军政论集》第18章中有言，骑兵前后排通常会在同一时间开火，也就是放空枪，“只为了制造响声”。因此，我要提出一个假说：常常被提及的回旋战术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实战直接杀伤，而在于操练过程本身，也就是任何一种规范操练都会附带的纪律性提升。但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转折正是纪律性的提升。显然，一名能让部下精准做出回旋动作的骑尉是有掌控力的，他的单位是确实有纪律的。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非要骑手和坐骑共同付出巨大努力，非要全神贯注和意志力，非要熟练掌握武器和养成习惯不可。如果一队骑兵能凭借精湛骑术和精准火力做出回旋动作，那么队里的所有人就必然结合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头脑和灵魂是他们的首长——骑尉。
下述因素便是回旋战术实际适用范围有限的明证。
如果一队回旋骑兵撞上了一支企图贴身近战，直接冲上来的骑兵，那么复杂的逐排轮转动作就无法施展，战斗会演变成混战——肉搏战。波普里尼写到了这种情况。就连德拉努都取笑过这种战斗，说它让人不禁想起抓俘虏游戏[28]，而不适合打仗（《军政论集》第18章）。
回旋骑兵对密集步兵方阵能造成很大杀伤，比如1562年德勒会战中的瑞士方阵。但步兵肯定是有步行射手相随的，这些射手的火绳枪弹在射程和可靠性上要强得多，远胜于射程近的手枪，常常能让骑兵不敢近身。1588年遇刺的吉斯公爵亨利（Duke Henry of Guise）[29]对布朗托姆说的话证明了这一点：“要想击败德意志骑兵，必须要有秩序井然的优秀火绳枪手和钩铳手……；一招足以制敌，就像一勺酱能毁掉一盘菜。”他解释说，尽管他当时只有少数步行射手，但是1575年他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不远处的多尔芒（Dormans）就是用此法击败了德意志骑兵。30
因此，回旋战术最适用于双方都是回旋骑兵的情况下。这时胜负自然取决于哪一边的回旋更精准和流畅，换句话说，哪一边的骑兵训练得更好，哪一边的手可靠性更高，维护得更好。
由于骑兵是用右手开火，所以回旋时天然偏向左边。塔瓦讷因此说道（第118页），将骑兵置于右翼是错误的，因为回旋时会对左边的士兵造成混乱，而在左翼执行回旋就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装备手枪的骑兵被叫作“胸甲骑兵”（cuirassiers），从而带来了词义的转变。31“胸甲骑兵”一词过去指的是骑士或采用骑士装备的人，现在的意思则是轻骑兵，也就是人马都披重甲的骑士的对立面。后者现在被称为重骑兵（men-at-arms或gendarmes）。于是，军队被分成了重骑兵、轻骑兵和步兵。32
尽管也有不少胸甲骑兵是贵族，但大部分还是平民雇佣兵，还有一部分是以前的骑士随从，他们装备铠甲、进攻时用的重盔和手枪。方队的前排和外侧是贵族和最靠得住的士兵。但由于方队的紧密性，方队逐渐均一化。33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军任命团长和队长，授予其募兵权时仍然对步骑有所区别。步兵是逐个招募，骑兵则保留了封建色彩，仍然是以一名骑士及其随从为一个单位。34
与胸甲骑兵一样，骑马钩铳手也是组成方队，也采用回旋战法，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时就是这样了。
到了16世纪中期，龙骑兵也成为专门的兵种。火器毕竟只有士兵站在地上才能发挥全部威力，而为了结合火器的优势与马匹的速度优势，步兵配上了不适于进攻、丢了也不心疼的廉价驽马。35因此，龙骑兵的本意就是骑马步兵，而且尽管他们已经逐渐向骑兵转化，但是直到今天还是戴着步兵盔。
当然，骑兵兵种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正如前面提到的胸甲骑兵，同一个称呼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不总是相同的。36
瓦尔豪森在《骑兵战的艺术》（Kriegskunst zu Pferd）第2页中写道，枪骑兵和胸甲骑兵是重骑兵，骑马钩铳手和龙骑兵是轻骑兵。但枪骑兵其实可轻可重。
就我所知，第一场史有明载的手枪骑兵取胜的大型会战于1552年10月28日发生在南锡不远处的圣樊尚（Saint-Vincent）。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手下的德意志骑兵遭遇了奥马勒（Aumale）指挥的法国骑兵。在德意志骑兵的手枪弹丸面前，法国的轻骑兵和骑马钩铳手都败了，最后就连重骑兵也败了。许多战马被杀。肉搏战中有一大批大领主被杀或被俘。奥马勒本人也吃了几发手枪，最后当了俘虏。37
1572年，威尼斯使节孔塔里尼（Contarini）在回国的报告中声称，法国重骑兵的战斗力有所衰退。他说，在与手枪骑兵对战的过程中，他们起初试图增强盔甲，以至于人和马都承受不住重量。但后来有一大批重骑兵采用了敌人的战法。孔塔里尼又说，从前威名赫赫的德意志国土佣仆水平大减，“新式骑兵”的声望则日渐升高。38
作为火器的新发展和新用法，手枪引起了时人的反感，与当年的火炮和钩铳手如出一辙。德拉努有“恶魔般的手枪”之语，塔瓦讷则控诉手枪让战场变成了杀戮场。39塔瓦讷之前写道，过去一场仗要打三四个小时，500人里被杀的不到10人，如今所有战斗都是一个小时内解决。
尽管如此，手枪骑兵方队并没有直接取代骑士及其辅助兵力。相反，两种战法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一场彼此纠缠的双重对抗：一重是窄长方队与单排线形阵，也就是“楔形阵”的对抗；一重是手枪与骑枪的对抗。文献中经常将两者分别称为德式战法和法式战法。40
18世纪末再次出现了枪骑兵，被称为“乌兰”（Uhlans）。由于他们使用骑士的主要武器，所以有人可能将他们视为骑士的继承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来自波兰。世事变迁之下，几代人不用的骑枪又被捡了起来，只是情势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关于骑士战法向现代骑兵战法过渡过程的主要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出自胡格诺战争的记述，有的出自军事理论著作，其中的纷繁抵牾生动地体现了骑兵领域探索中的不确定性。
第一位论述当时骑兵战法的重量级作者是加斯帕尔·德索-塔瓦讷（Gaspard de Saulx-Tavannes）（出生于1505年）。他当骑士侍从时就在弗朗索瓦国王麾下参加过帕维亚会战，后来在胡格诺战争中担任天主教一方的元帅。他去世于1573年。他的侄子以传闻（可能还有元帅的笔记）为基础出版了《一位真正的军事统帅的教诲》（Instruction d’un vrai chef de guerre），该书没有多少价值。他的儿子让（Jean）依据父亲口述写成的回忆录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可惜对军事问题的零散评述不似出自父子二人的手笔。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憾，因为老元帅去世的1573年正是骑兵转折如火如荼的时代。
塔瓦讷（第203页）中写道，为了抵御手枪子弹，骑士的盔甲越来越重。但骑枪对重甲是无用的。枪轻则会断裂，毫无效果；枪重则危及自身，以至于持枪者往往宁愿弃枪也不愿戳断。
骑枪只有在平地全速冲锋，而且骑手和坐骑都体力充沛时才有威力。过重的盔甲会让战士无力战斗。因此，塔瓦讷反对骑枪，主张骑兵用手枪。
《塔瓦讷回忆录》中称，他于1568年率先改变了天主教军的战术阵形，仿照德意志骑兵编成了手枪骑兵方队，还要求重骑兵连队从原先的30人扩大到80人至100人，从“楔形”阵改成方队。他认为400人规模的方队是最佳的。他说，德意志骑兵的方队规模为1500人至2000人，但3个400人方队能击败一个这样的大阵。他相信方队过大会造成混乱，而且能用上武器的人也太少。他解释说，德意志骑兵组成特大方队的原因是普通士卒的比例占到四分之三。因此，一旦前两排被打穿，大阵中剩下的人就没有多少威胁。41
他在第291页写道，德意志骑兵起初凭借方队阵形击败了法国重骑兵。但重骑兵一旦采用方队阵形就击败了德意志骑兵，方法是趁后者回旋时发起猛攻的。42
因此，塔瓦讷主张方队阵形和使用手枪，但反对回旋。他认为进攻要打肉搏战，要打穿敌阵。
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骑枪多余。他的侄子补充说，他之所以在最前一排和最右一列保留了枪骑兵，只是出于血气和荣誉（sa vogue）的考虑。
塔瓦讷（第116页）提出了一个问题：快步出击和待敌来攻哪个好？进攻能给骑手和战马提气，但也更容易让不愿肉搏的人逡巡不前。他由此认为，至少对新兵和可靠性存疑的部队来说，阵列严整地等待敌人进攻更好，就算要进攻，也要到20步距离时再转快步或袭步，因为这样胆怯者就不能擅离职守，骑校也能迫使他们勇敢起来，哪怕不符合他们的意愿。43
塔瓦讷在其他几段话（第122页、第123页、第203—205页）中重申了不要快步进攻，以免懦夫掉队的告诫，结合其他观察作了详细阐发。用袭步速度[30]跑了15步而不观察士兵的骑校有孤身冲入敌阵、结果被包围的危险。懦夫会在离敌6步远的敌方停下。但如果用慢步或低速快步前进，他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了，后排会推着他们往前走。以袭步接敌则人寡而阵乱。因此，方队应该徐徐前行，经常停下，队伍前面和四角的骑校应该呼喊手下的姓名，后排的一等军士应该驱策胆怯者前进。手下靠得住的长官可以在15步距离发起袭步冲锋。先缓缓前进，直到10步距离时才以高速快步或低速袭步出击的人永远不会独自接敌。
作为塔瓦讷生动描绘的紧密方队进攻的对立面，我们来重温一下赖斯纳《弗隆斯贝尔格传》笔下比克卡会战中的一段情节。它证明塔瓦讷的话绝无夸大。
交战开始后，一名法国胸甲骑兵一直冲到了弗隆斯贝尔格骑兵方队的第三排，正当士兵要将其砍杀时，弗隆斯贝尔格高喊：“放了他吧。”他通过译员问那人为何要鲁莽地冲进来，又是如何做到的。答曰：他是一名贵族，之前有70名贵族发誓会追随他攻敌，他只想着众人紧随自己身后。
塔瓦讷还在多处建议骑兵列阵于自然屏障之后，比如水沟，然后等着敌人进攻。
胡格诺阵营中的队长德拉努与天主教统帅塔瓦讷有许多相似之处。
德拉努（生于1531年）在一场战斗中失去左臂后换成了铁臂，于是士兵们称他为“铁臂”（bras de fer）。在被西班牙人俘虏的5年（1580—1585年）里，他写下了著名的28篇政治与军事论文，1587年在巴塞尔出版。
他说，职业军人都认为一队枪骑兵必然击败一队手枪骑兵。他宣称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都认同这个观点，但德意志人有异议。就算是在贵族组成的一队重骑兵中也总会有胆小的人，如果以“楔形”阵进攻，阵线上很快就会出现窟窿。即便勇士——他们通常占少数——奋力进攻，心无斗志的其余人也会落在后面。这个鼻子流血了，那个马刺断了，还有个人的战马蹄铁脱落了。简言之，往前走了200步，长长的队伍会越来越稀疏，出现一个个大窟窿。这会大大激励敌人。100名骑兵中往往只有不到25人真正接敌。看到后面再无援兵时，他们会折断骑枪，用剑刺几下。接下来，如果他们没有被打垮，肯定就掉头跑了。
因此，德意志骑兵的长处在于阵形紧密。据德拉努说，他们好像被胶粘起来似的。经验告诉他们，坚阵总能击败弱阵。哪怕被打退了，他们也不会散开。但当他们实施回旋，为了手枪齐射而在20步外将侧翼暴露给敌人，然后回到后方装填或换枪时，他们常常会被击败。毕竟，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步，要想击退一整队敌人，进攻必须要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行。
德拉努接着说，不仅战斗时必须保持良好队形，行军时也一样。法国人在这方面有欠缺，德意志人也坚持认为，就连行军时也要各就各位。44
有人可能反驳道，“楔形”阵可以包抄敌军方队的侧翼，但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因为深深楔入厚实的方队是不可能的。
如果枪骑兵组成纵深更大的阵形，那么能用得上骑枪的还是只有前几排。后排在肉搏中用不上骑枪，只能弃枪拔剑。但到了肉搏战中，手枪骑兵最是危险；枪骑兵刺出一枪的同时，手枪骑兵能开六七枪，而且方队能发出密集火力。
上述言论可能会让我们认为德拉努建议抛弃骑枪，以较大的队形纵深确保队伍行进途中的紧密，手枪在近战中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且不应采取回旋。但从他反复具体的观察结果中得不出如此清晰的结论。不管他如何强调手枪比骑枪可怕得多，但他依然重视骑枪，并明确抗议说他不打算抛弃骑枪。他尤其不建议法国贵族使用手枪，因为他们会将手枪保养和装填的工作交给仆人，于是手枪免不了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下面要引用德拉努第15篇论文中对同时代盔甲的评述，原文出自1592年雅各布·拉斯格本（Jacob Rathgeben）的德文译本。他说法国贵族好夸张：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目前通常是如何用盔甲护身的。如果说因为手枪和火绳枪的威力和威胁，所以他们将盔甲做得比以前更坚固，用上更优质的材料或许不无理由的话，但他们的做法还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大部分人简直不是穿盔甲，而是带了一整个铁砧在身上。于是，骑马披甲的潇洒形象变成了丑陋的怪物。头盔形同铁锅。左臂是延伸到肘部的硕大铁手套。右护臂很是寒酸，只能护住肩膀。胸甲通常是不穿的。罩衫让位于钟形短上衣。枪矛都不用。在其他时候，亨利国王麾下的胸甲骑兵和轻骑兵都要潇洒雅观得多。他们戴着自己的头盔、臂甲、手套和罩衫，手持顶端有旗帜飘扬的枪矛。全身盔甲轻便灵活，24小时穿着也是轻轻松松。但现在常用的盔甲极其沉重不便，以至于35岁的贵族穿上后肩膀就压得动不了了。我当年亲眼见过两位生命卓著的长者埃圭伊阁下（Sire Eguilli）和匹格豪菲尔骑士（Puigreffier）从头到脚穿着盔甲，率领连队骑了一整天的马。换作现在的一位年轻得多的队长，他是不愿或者说不能如此坚持区区两个小时的。
在《军政论集》第15篇第345页，德拉努说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楔形”阵中的每个人都能参战，而方队中最多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前几排的人——能与敌军接触。但德拉努说，问题不在于个人战功，而在于突破敌阵，这就要用到方队。方队会击退敌方战线上军旗、队长或精锐所在的位置，接着全阵就会瓦解。最勇猛的人会放在方队的第一排，第二排也是勇士。其余人会有安全感，于是跟着往前冲，因为取胜时危险由前排承担，但所有人都能沾光。100名装备完善、指挥得力的士兵组成的方队会击败100名贵族组成的“楔形”阵。
但就连德拉努也主张在两种特殊情况下保留“楔形”阵：一是小队独立作战；二是面对步兵时分成小队四面夹击。
布莱兹·蒙吕克（Blaise Monluc）（死于1577年）起于行伍，最后做到法国元帅。他在1569年的回忆录中称赞了德意志骑兵的军事素养。他们会规避可能遭遇的奇袭，会妥善保养马匹和武器，战斗力也不俗。他们作战时全员持冷热兵器上阵，每一名小马夫都会发给装备，锻炼成为战士。
当时最重要的西班牙军事理论家是贝尔纳迪诺·门多萨（Bernardino Mendoza）。他在1592年写了一部尼德兰战史。1595年《战争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des Krieges）面世，该书有多个德文译本。
门多萨没有确切规定方队的深度，而认为指挥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或深或宽的阵形。但无论如何，长宽比不得超过三比一。（《战争理论与实践》第1卷，第42章）。
在骑枪和手枪孰优孰劣的问题上，门多萨偏爱骑枪（第1卷，第44章和第49章）。据他称，一个100人或120人的枪骑兵连队若从多个方向猛攻，可击败400名到500名斗篷骑兵。但他补充道，在枪骑兵左翼部署钩铳或手枪骑兵为辅助是有益的（第43章）。如果有许多人偏好手枪骑兵，那是因为手枪骑兵及其坐骑所需的训练远远少于枪骑兵。45
在他对1574年莫克尔荒原会战的记述中——他的记述在其他方面并不完全清晰——门多萨解释道，一队枪骑兵的规模不应超过100人至120人，而且进攻必须凶猛；那样一来，德意志骑兵的手枪在肉搏战中就派不上用场了。46
格奥尔格·巴斯塔（Georg Basta）1550年出生于意大利，是一名伊庇鲁斯贵族的儿子。早年在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ase）帐下统领一支阿尔巴尼亚兵，后来成为西班牙将领，指挥皇帝军队对抗土耳其人。除了一本关于一线指挥官的著作《行军大总官》（il maestro di campo generale），他还写了一本关于轻骑兵的著作（1612年），该书也有多个德文译本。
与塔瓦讷相仿，巴斯塔相信在战斗中保持阵形稳固不止要靠勇气，也要通过严格的纪律。他在第4卷第5章中规定，在接敌过程中，队长应当在连队前方两三个马身远的地方，尉应当持剑在队尾，如有必要，则当场斩杀“任何行为不端者”。
巴斯塔在书的末尾专辟一章比较胸甲骑兵和枪骑兵的优劣，认为胸甲骑兵更好。他写道枪骑兵需要精良马匹、大量操练和坚实地面。枪骑兵只有前两排能发挥武器的威力，因此必然要分成多个小队分别进攻。但我们不清楚胸甲骑兵为何优于枪骑兵。作者多次自相矛盾，最后甚至不清楚他讲的是类似骑士的重装枪骑兵，还是无甲的轻装枪骑兵。
巴斯塔论述的欠缺招来了当时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泽城卫队团长约翰·雅各比·冯·瓦尔豪森（Johann Jacobi von Wallhausen）在《骑兵战的艺术》（1616年）一书中的尖刻嘲讽。他轻蔑地嘲笑优秀骑兵巴斯塔（巴斯塔当了40年骑兵，以骑兵为业）的理论，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骑枪一边。两位作者都认为枪骑兵应该以不超过两排的小队进攻，且两排之间要留出距离。瓦尔豪森说（第21页）：
枪骑兵适合小队，最多两排，而且要留足间隙，不可密集。如果一匹马进攻时绊脚或倒地，它不会干扰或拖累后排骑兵，却还能起身后赶上队伍。
但胸甲骑兵必须保持密集的大方队，与后面和侧面的人贴得很紧，若是前两排的马绊脚或受伤，骑手是不能自行复原的。即便骑手本人没受伤，后面同列的人都会撞上他，人马都压到他身上。因此，对许多枪骑兵来说，被后方战友践踏的威胁比敌人还要大得多。只要前中排有人倒下，后面的人便不能进，不能退，不能左，不能右，因为他后面的人看不到或不知道有人倒下了，于是会推着他往前走。因此，许多健全的、没有受伤的人和马会被砸死和踩死。换句话说，踩踏造成的杀伤更大，因为这种倒霉事往往比敌人更能打乱队形，让队伍先入混乱。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况，所以才能描述出来，而巴斯塔先生经历和目睹这种事肯定有一千次不止了。因此，我认为枪骑兵在这种情况下也优于胸甲骑兵。
瓦尔豪森接着说（第31页），如果把枪骑兵的良马和骑枪收走，换上体格小一点的马，他就成了胸甲骑兵。因此，胸甲骑兵不过是半个枪骑兵。
之后（第32页），瓦尔豪森甚至声称第二排骑兵会妨碍第一排骑兵，因为一旦进攻失利，前排就不能从左侧或右侧撤出了。因此，如果空间不够让全队排成一线，前后排应该保持20步至30步的距离。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漏掉了一个重点——回旋。为了评判手枪和骑枪的优劣，我们必须考虑枪骑兵是真正的进攻力量，而手枪骑兵只是扰敌。因此，后者肯定打不过前者，但不仅巴斯塔只字不提，就连瓦尔豪森也不讲，明明这一点正是他最有力的论据。不过，双方的逻辑都经不起推敲，因为两人都没有真正理解事态的发展。
在瓦尔豪森写下这些话的1616年，枪骑兵基本上已经被废弃了。事实上，早在1595年门多萨倡导骑枪时就是如此了。
即便瓦尔豪森的反对意见无疑是有客观依据的，但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骑枪被废弃了，胸甲骑兵在历史上取得了胜利？瓦尔豪森本人不得不承认，同时期的伟大统帅奥兰治领主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已经抛弃了继承自父亲威廉一世的枪骑兵。瓦尔豪森却不知原因何在。
于是，我们又发现有不少优秀实干家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自身时代的问题但却不能如愿。他们还无法清晰合理地解释自己的见闻和认识。当巴斯塔说胸甲骑兵的耗费远远少于枪骑兵，因为胸甲骑兵只需要会穿盔甲、会跟着队伍行动时，他已经走近了真相。瓦尔豪森回应道：“会骑马的庄稼汉比训练有素的绅士骑士多得多。因此，庄稼汉优于骑士。”按照巴斯塔本人的措辞，他的论证确实不合逻辑。但他本来可以得出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结论，假设双方数目相等，那么组成两排阵形的枪骑兵，尤其是同时装备骑枪和手枪的枪骑兵确实优于组成大纵深方阵的胸甲骑兵。但枪骑兵依赖于贵族或其他武艺高手，这种人总是很少的。而胸甲骑兵对人马的要求都低得多，能召集的人多得多。于是，即便枪骑兵素质更高、阵形更优，胸甲骑兵还是可以凭借数量优势击败枪骑兵。
因此，“楔形阵”与方队，骑枪与手枪不只是技术之间的对抗，更是两个时代的碰撞。在这一点上，中世纪被火器打败的神话里包含着一点真相。但历史发展往往不是一往直前，而是缓慢曲折的。若要从骑士直接发展到现代骑兵，就需要轻甲、快马和纪律。但我们发现端平长枪出击这种真正的骑士战法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战法似乎与今天的骑兵完全相悖：许多排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用手枪而不用冷兵器，行动缓慢甚或等着敌人进攻。47尽管看起来丝毫不像今天的骑兵，但这仍然是做到骑士做不到也不可能直接从骑士发展出来的事情——组成有纪律的战术单元——的唯一方法。现在，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回望一下中世纪，好明白那些声称从骑士团中看出现代骑兵的人错得有多么离谱。
通过比较，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现代骑兵史的起点为什么是纵深极大的方队。队形越密集，行动越不便，但组成队形所需的能力水平也越低。随着士兵能力和纪律水平的提高，队形也逐渐变薄。现代骑兵不是骑士战法的完善，而是取而代之的一套新体系。
当然，大纵深队形在中世纪就有了，而且只要有一定数目的骑士领着披甲骑马随从上阵，他们自然就会组成这样的阵形。因此，将变迁过程追溯到我提出的时间点很久以前也是可以的。但直到16世纪中期至1575年前后，转折才真正发生，新战法取代了旧战法。
《塔瓦讷回忆录》第204页中对骑术的一点观察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此语似乎出自小塔瓦讷。他说，与过去一样，结成“楔形阵”以枪矛刀剑作战的骑兵依然需要掌握“六艺”[31]，但现在的普通士兵已经不用掌握了。人和马只需要训练3个月就能上战场。在他看来，骑术只会将人引入歧途，而且除了骑马决斗以外毫无用处。就连耶稣会士的学习时间都从10年减到了3年，后来连3年都不到。
两种战法一度发生激烈冲突。在胡格诺战争中，法国人沿用骑士战法，但天主教和新教阵营都将德意志骑兵引为支援，于是德意志人在法国土地上发展出了新的骑兵战法。法国骑士太顽固，无力开创新境界。文献一致指出，傲慢的法国骑士不肯组成方队，因为每个人都想到第一排，没有人想跟在别人后面，而且他们全都对手枪深恶痛绝。纪律和武器都与骑士相矛盾。但平民佣兵愿意组成队列，而且凭借人数打垮了骑士。
随着紧密方队的形成，骑士为主、步卒为辅的混编战法自然就消失了。据我所知，这种战法最后一次见于史册是伊奥韦斯笔下的1543年朗德勒西（Landrecy）城下战斗。48
在胡格诺战争的最后两场会战——1587年的库特拉（Coutras）会战和1590年的伊夫里（Ivry）会战中，我们所说的新式骑兵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自瑞士人登场以来一直占据主导的步兵地位回落。作为一名将军，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称得上正确理解和充分利用了新式骑兵。在库特拉会战中，尽管亨利四世手下的骑兵较少，但还是凭借火枪手的配合、紧密的阵形、恰当的指挥取得了胜利，天主教阵营的贵族则依然采用没有人指挥的骑士战法。在伊夫里会战中，亨利表现出了同样的战术优势，而且追击敌军数里，进一步扩大了战果。
200多年后，骑士与现代骑兵再次交锋。1798年，波拿巴将军率法军计划征服埃及，当时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是世代从军的马穆鲁克。马穆鲁克骑马作战，身穿链甲衫和头盔，装备一支卡宾枪和两对手枪，每人都有数名仆从和好几匹马。因此，尽管他们有火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其称作骑士。拿破仑有言，两名马穆鲁克能打过3名法国骑兵，但100名法国骑兵不必惧怕100名马穆鲁克，300名法国骑兵胜过300名马穆鲁克，1000名法国骑兵必能击败1500名马穆鲁克。这一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因为法国根本没有把真正的骑兵运到海外，但其中的描述却很生动地表现出了骑士与现代骑兵、单打独斗的精锐武士与战术单元之间的区别。
2 射手数量的增加与步兵战术的完善
瑞士战术传遍欧洲后就陷入了停滞。按照只要发现敌人就摆出三个方阵出击的战法，取胜的先决条件是即便某个方阵一开始遇到了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宽大的攻势总能在某个点突破敌军战线，从而为其他方阵扫清道路。但如果敌军占据了一处既不能正面突击，又不能侧面包抄的阵地，那么再勇猛的进攻也是无能为力。比克卡会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帕维亚会战中，作为法军一部的瑞士人自己找了一处被认为牢不可破的掩护阵地。随着火器的逐渐传播与改进，找到易守难攻的阵地越来越容易了。我们后面会了解若干导致大战极少发生的战略因素。但以长矛闻名的大型方阵只有在会战中才能发挥全力。但如果不能发动决战，或者统帅认为决战无益，那么战争就仅限于彼此试图通过小型战斗、突袭、夺取城堡和围城战来耗死对手。于是，远程武器就比长矛更有用处和必要。除了射手应用更广，轻骑兵行动的可能性也提高了。
因此，世事变迁之下，射手数量不断增多，武器也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骑士逐渐转化为现代骑兵。
16世纪初，射手的比例大概是近战步兵的十分之一。1526年弗隆斯贝尔格的部队是八分之一。据记载，1524年的西班牙射手比瑞士射手多，训练也更好。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国土佣仆的射手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黑森领主腓力征兵时要求射手占到一半。多梅尼科·摩罗（Domenico Moro）（1570年）和兰多诺（Landono）（1578年）认为射手占一半是正常比例。1588年，迪克海军上将（Adr.Duyk）估计是60名射手配40名枪骑兵，后来也是这个比例。1
理论家反对过分增加射手。德拉努（《军政论集》第14篇）主张将射手比例控制在四分之一，矛兵（corcelets）的军饷应该更高。蒙吕克相信士兵宁愿开枪，不愿肉搏。无论如何，趋势是不可逆的。1570年将一本书献给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的多梅尼科·莫罗预言道，未来戟兵的比例会减少到三分之一，组成两个并排而立的6排方阵。2
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射手本质上都是散兵。有纪律的英格兰弓手和土耳其耶尼切里在技艺层面已经达到了密集火力的水平，比散兵要优越，但并没有产生有机的发展，那不是弓箭的威力所能达到的。就连新式火器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能提高散兵效力而已。只要能击中目标，钩铳的威力就很强大，火绳枪的威力还要更强大——但火器的精度还是太差了，而且除非有掩护，射手要很久以后才具备独自对付骑兵、斧枪兵和矛兵的能力。那么，掩护要从何而来呢？
第一种办法是射手要相互保护。早在1477年阿尔布雷希特·阿喀琉斯（Albrecht Achilles）征讨汉斯·冯·萨根（Hans von Sagan）[32]的命令中就规定钩铳队应交替开火，确保随时都有一队可以开火。1507年，一名威尼斯使节送回国的报告中称交替开火是德意志人的惯用战法。31516年，希梅内斯枢机（Cardinal Ximenez）在西班牙组建了一支民兵，规定周日训练“列阵和回旋”，4也就是射手开火后退到其他士兵后面装填，如此往复。
据伊奥韦斯记载，在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会战中，法国国王的射手从掩护阵地中用“蜗牛”战法对付瑞士人，效果很好。5据目击者拉布廷的记述，“蜗牛”战法在1532年的维也纳阅兵6和1551年出任香槟总督的讷韦尔公爵举行的阅兵中多次使用。7
不过，这种射击方法还不足以让射手在开阔地带面对敌方骑兵，甚至连近战步兵都打不过。在会战中保持有序回旋是很难的。至于射手相信敌人听到开枪声就会被吓倒，还有最后排的射手等不及上前瞄准就朝天射击的说法，我们当坊间传言听听就好。8
德拉努说，密集阵形的步兵只有用长矛才能挡住骑兵进攻，“因为没有掩护的钩铳队容易被打败”。9射手大胆上前迎战骑兵的例子无疑是存在的，比如1524年佩斯卡拉率领法军发起追击，用火绳枪击毙巴亚尔。10射手独自抵挡骑兵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据阿维拉记载，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就有一例。11但这些都只是例外。射手通常必须有其他兵种掩护才行，要么是骑兵赶上来驱逐敌军，12要么是射手退入矛兵大阵中，可以一开始就把射手布置在大阵四周，也可以将射手编成小蜗牛阵，像“翼”或“袖”似的附在大阵旁边，13一旦火力挡不住敌人就撤到矛兵里面。14
上述观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据一边倒的地位，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则与其有所不同。土耳其人没有长矛兵，只有骑兵和弃弓改用火绳枪的耶尼切里。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远胜于西方，以至于征服匈牙利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下。但在1526年莫哈奇（Mohacz）会战中轻取匈牙利人之后，他们在这一时期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15土耳其人回避决战，皇帝与各大王国也无法长期集结军队，逼迫敌方决战。双方的战争耗在了围城战、强攻城堡和掠夺敌境上。在1568年至1664年的百年间，除了1593年到1606年有过一场战争外，皇帝和苏丹相安无事。从1578年至1639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都在与波斯大战。等到1664年土耳其人与德意志人再兴战端时，长矛方阵已经几乎消失了。
但现在还是回到16世纪和射手与矛兵关系的问题上来。能退回矛兵大阵的射手数目自然是有限的。长宽相等、总数1万人的方阵正面只有100人。就算四边各有两排射手可以退入，那么也只有800人能受到掩护。按照西班牙理论家的说法，至多有5排士兵可以爬回矛兵里面，但那也不过是2000人，而且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据说在一场会战中，火枪手开火后从长矛底下往回钻，结果让长矛抬起，敌军骑兵趁势破阵，整个方阵都被打散屠杀。16
多设小阵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缩小矛兵方阵自然可以掩护更多射手，同时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火炮时目标也更小。17但方阵数目一直不多，仍然只能掩护少量射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法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
理论家们发明了交错布阵、空心方阵、八角阵和类似的其他阵法，全是为了保护射手，但当然全都不可行。18步兵作战阵形一直是方阵，同时上阵的方阵数很少，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被西班牙人称作“三阵”（terzios）的步兵阵形是怎样部署的呢？19马基雅维利就称赞瑞士三阵特别精妙，因为三阵既不横排，又不竖排，而是排成品字形。这种刻板描述并无内在价值；瑞士方阵的数目、布局、推进方式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和地形。在比克卡会战中，因为没有包抄的可能性，于是瑞士人就摆出了左右布置的两个方阵，“因为哪个方阵都不想在后面”（安斯赫尔姆，Anshelm）。
但方阵数目更多的话，比如在平原列阵向敌军进发，或者等着敌军来攻，那我们就必然要问，各阵是一字排开，还是用其他排列方式。简单的一字长蛇阵可确保全体部队同等协力，而且接近古罗马军团方阵。但我们知道完全的平推是很难的，而且还有一点必须考虑：方阵的任务不只是进攻，还有掩护人数众多、远程威力巨大的射手的重任。引领当时战术的西班牙人发现，正确的做法是棋盘式布局，将方阵排成两线或三线，方阵之间留出相当大的距离。我认为这还算不上梯队。吕斯托用“西班牙旅”（Spanish brigade）来称呼它。这个词在文献里没有，是吕斯托自己造的。第一线方阵的可观兵力足以发起会战，却不足以战斗到底。因此，后面的方阵必须跟进，而且与其一开始就站在一线，从后方推进更能达成目的，因为他们可以去最需要的地方，也能根据地形和敌方动向展开最有效的攻势。这样一来，各个方阵很快就会进入同一战线。因此，“西班牙旅”并非战斗过程中要保持的一种阵形。它其实并不重要，只不过意味着每个方阵要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尽可能独立行动，而且各个方阵要互相支持。
分割原始的步兵大方阵再次提出了步兵和骑兵孰强孰弱的问题。旧式大方阵守可击退骑士，攻可打垮骑士。西班牙三阵这样的单位也能做到吗？利普修斯（Lipsius）明言，骑兵冲散步兵的情况在罗马时代很少见，在他的时代却司空见惯。德拉努也表示利普修斯的说法是主流观点，但他依据古罗马的情况并引用当时西班牙人的两个例子来证明，密集阵形的步兵能够抵御数量更多的骑兵。但他又说，当时的法国步兵可不能冒险抵挡骑兵，因为他们既无长矛，又无纪律。20
既然骑兵愈发火器化，与矛兵配合的射手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利普修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问题本身还在，但形式变了。
骑士变成现代骑兵，战术可控性提高了。除了击破步兵阵、清扫单个步兵，骑兵多了一个新任务：从两侧夹击步兵，使其动弹不得。后面会详细讲这一点。达维拉（Davila）在《胡格诺战争史》（Geschichte der Hugenottenkriege）第十一篇第3章中记述了伊夫里会战（1590年），说亨利四世将骑兵分成小队，从四面攻击国土佣仆。
3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在与尼德兰开战的前20年里，西班牙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尽管奥兰治领主威廉（William of Orange）[33]和他的兄弟们集结了一支雇佣兵，但这些佣兵要么缺乏纪律性，打不赢野战，要么就是凑不起军饷，一次又一次解散。尼德兰人之所以能继续作战，只是因为坚城对西班牙人紧闭城门，而且尽管入侵者夺取了不少城市并进行了严酷的惩罚，但依然并未拿下所有城市。阿尔瓦最后不得不在小城阿尔克马尔（Alkmar）面前撤军，于是被撤职。经过一番复杂的且战且谈，再加上英法两国的干涉，起义各省的城镇和乡村成立了同盟，有能力维持一支常备野战军。1585年，沉默者威廉遇刺后，西班牙人将全部兵力用来围攻安特卫普（Antwerp）。接着，西班牙又将全部资源投入到无敌舰队和1588年的对英作战上。亨利三世遇刺，改宗天主教的亨利四世登基在法国造成了一场危机，立即招来了西班牙和尼德兰联军对法国内斗的干涉。低地地区南部最终留在了西班牙手中，但北部各省愈发团结，要争取自由，而且找到了一位能将现有军事资源熔铸为新的形态从而取得更大成就的领袖，他就是沉默者威廉之子，年轻的莫里斯。
回想马基雅维利，他立志要通过复兴古人的伟大遗产来更新当时的军事体系。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他都失败了。但他去世后过了两代人时间发生的军事改革不仅与古代相关，更与他、他的思想、他的研究直接相联。于是，我们显然必须要承认他的天才。
1575年，奥兰治领主威廉特许莱顿城（Leyden）成立大学，作为英勇抵抗围城军队的报偿。莱顿大学吸引了一批当时的杰出语文学家，其中就有于斯特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他于1589年出版了《政治六论》（Civilis doctrina），其中第五论题为《论军事智慧》（“De militari prudentia”）。1595年，已经移居鲁汶的利普修斯又发表了《罗马兵制论》（De militia Romana）。这些著作纯粹是语文学性质的，但作者身为马基雅维利的门徒，免不了也要观察当下。照利普修斯看，他所处的时代简直不能说是纪律涣散，压根就是毫无纪律。但他说，一个人只要懂得如何建立起当时的军队与古罗马战争艺术的联系，则必将统治世界。“我们不能制定规范，只能给予鼓励”（“gustum dare potuimus,praecepta non potuimus”），他补充道，“于是事情就发生了。”1
1590年应当被视为现代步兵史上的关键年份。在那一年，本来只是荷兰和泽兰两省总督的莫里斯兼任了海尔德兰、乌特勒支、上艾瑟尔三省的总督。
尼德兰联省首脑莫里斯身边还有他的堂兄，担任弗里斯兰总督的拿骚伯爵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威廉似乎比莫里斯还要热衷于复古军改，这两位有血缘关系且关系友善的领主在改革事业中相互影响。借助保存至今的两人通信和忠实同僚的著述，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事业。2
奥兰治家族的两兄弟特别仰赖利奥皇帝的经典著作《战术》，该书拉丁文译本于1554年面世，之后出了意大利文本，1612年默尔修斯（Meursius）在莱顿出版了希腊文原版。318世纪有了法文本，后来有了德文本。利涅领主（Prince of Ligne）称其为“不朽之作”，说利奥皇帝与腓特烈大帝相当，优于恺撒。这本书以系统摘录前人著作为主，尤其是埃里安的，尼德兰人也一直在直接研究和运用埃里安的著作。
现在回想一下，富有哲学气质的古代理论家们对军事实务的了解是多么少，尤其是李维（8：8）著作中关于罗马支队战术的重要段落，这段话基于完全不懂军事的史家的一项严重误解，直到现在还在扰乱人们的观念。那么问题就来了，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怎么可能从这些混乱错谬的文献中得出切实的教益呢？但其实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们不会单纯照着书里的内容去实践操作。尽管古代文献有种种不足，但宏观层面的真理还是有的。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运用这些真理，莫里斯和威廉做到了。事实上，他们与马基雅维利相比是有优势的，因为他们既无须也无意创造新军制，只要完善继承来的军制即可。凭借优秀的洞察力，他们从古代文献中发现了可资当下之用的要素。
外在的关键是操练，内在的关键是纪律。马基雅维利认为古代军制在于普遍兵役，他相信只要偶尔操练武器用法，拉来的老百姓就能变成可用的军队。奥兰治兄弟从古代作者获得的教训是通过持续训练达到阵形稳固，两人更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开创了新的操练法。如果复兴失传技艺是有可能的，那么此处就是了。诚然，创立方阵的瑞士人已经习惯了某种秩序。据伊奥韦斯说，1494年，瑞士人是踩着鼓点开进罗马城的，也就是说，他们努力做到一定程度的步调一致。西班牙人大概更重视保持方阵队形，4而且步兵和骑兵的“蜗牛步法”都需要一定量的操练，但那只是维持人群秩序的必要手段。新兵只要领会了基本步法就被认为万事俱备，无须再练了。直到奥兰治的部下开始组成浅阵、实施千变万化的机动动作为止，他们当然只知道极其简单的方阵。据记载，奥兰治方阵的纵深通常为10排，但也有五六排的说法。5奇怪的是，除了不见于别处的“鹤舞”（Kranendans），它指的是像鹤一样僵硬地走路，应该理解为“步调一致”，文献中从未直接说动作是分步的。6
浅阵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变革。之前已经有人将旧式方阵增加到3个以上，此举自然会导致一开始有的方阵要留后，不能使所有方阵从同一个正面出发。新式浅阵则可以在一线后有序地布置二线，甚至可能还有三线——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梯队。如果所有单位都在一个正面上，那么正面就太容易被击破或击穿了，而在缺乏纵深的情况下，打穿正面的单位可以轻松席卷整条战线。射手配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势，莫里斯将射手与矛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二比一左右。7我找不到直言采用新阵形的原因是难以融入方阵的射手增多的文献记载。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必然要认为射手增多至少是创设新阵形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如何，新阵形带来的结果是矛兵能够为大量射手提供支援。射手分为火绳枪手和钩铳手，分别部署于长矛阵左右。吕斯托称之为“尼德兰旅”。射手开火后从长矛阵旁边进行回旋，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在矛兵前面散开。8但若受到敌军骑兵或矛兵的直接攻击，他们就会撤到长矛阵后面，同时第二或第三梯队的矛兵上前堵住空隙，抵挡敌军。9因此，从这里也能看到浅阵需要部署后方梯队。
操练中包括先散开然后听鼓号迅速重新集合的内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尼德兰人以只用22分钟到23分钟就能组成2000人的队伍闻名，而其他人要用一个小时才能让1000人列队完毕。10
除了矛兵，军中还有斧枪手和盾牌手（Rondhartschiere）。但他们很快就消失了，因此无须赘述。
新阵形有一个比编排方式本身更具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每一个新式小型战术单元都有极佳的机动性，而且哪怕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长官依然能确实掌握部下。因此，长官随时能将部队带到任何需要的地点并保持良好秩序，用拿骚领主约翰（John of Nassau）[34]的话说，“目的是救援友军，迅速转向和回转，同时从两三处出乎意料地攻击敌军”11。
我们越是熟悉这些因素，就越会意识到要想让新的战争艺术变成现实，所需要做的远远不是认清形势、做一个决定、下一道命令那么简单。威廉·路易的传记中写道，他不辞辛苦、不避花费地研究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运用过的所有军事技艺。他的秘书雷德（Reyd）和团长科尔皮（Cornput）协助他研究古代军艺，一起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在训练部下之前，他们首先用铅兵在桌面上编排阵形。为了确知长矛无盾好，还是古罗马的剑盾装备好，莫里斯于1595年进行了一场实验。12口令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过来的，士兵在操练过程中必须保持静默，免得听不到口令。他们从古人那里学到并实行了口令中的特殊性内容（预令）必须放在一般性内容的前面（要说“向右——转”，不能说“转向右”），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动作执行不可能准确。操练不仅在戍守期间进行，还在野战营地中，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恶劣天气里也要进行。13有的士兵因为要求太高而逃亡。
老兵们嘲笑和讥讽这些技术，认为在实战中无法贯彻，就连莫里斯领主的军学教师霍恩洛尔伯爵（Count Hohenlohe）也一样。但奥兰治的两位领主不为所动。在冬季，军官要巡察各处驻军。新制度启用于1590年，我们有一封1594年威廉·路易寄给莫里斯的长篇报告。他建议不要让长矛阵太浅，因为长矛兵必须随时能够抵挡骑兵进攻。他说利奥皇帝为此制定的规范是正确的（16排纵深）。他还指出了利奥《战术》一书中包含应当遵循的规范的各章，14最后列出了他以埃里安为依据创制并已经实行的口令。口令约有50条，其中有几条他自称尚不明确，还有不少沿用至今。他补充道，口令数应以必要为限，以便士兵充分掌握执行。他说让士兵理解横排与竖列的区别，保持间距，列阵行进时尽量密集尤为重要。因此，他们必须学会紧靠着走步、排列合并、向左转、向右转、左转弯走和右转弯走。15报告中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前文已经部分讨论过。信中最后表示，如果莫里斯要笑话这封信，请务必限制在“四壁之内，朋友之间”（inter parietem ende amicos）。16
用瓦尔豪森的话说，莫里斯是一名“操练探索者”，但他不仅与堂兄携手创制了新操术，而且认真贯彻操术的先决条件：按时发饷。从国土佣仆诞生之初，这套体系最阴暗的一面就一直是军饷问题。
巴斯塔将军一本论骑兵的专著中说道：“只要给我一支拥有全部这些资源（军饷、口粮、分享战利品）的军队，哪怕它再败坏，我也能努力整顿，使其恢复战斗力。反之，如果一支精兵没有这些必要的资源，我就实在保证不了军纪。”
我们已经明白，就连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按约发饷。如果士兵的军饷还欠着，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卖力进行这些老兵们所认为的毫无必要的且只是可笑把戏的艰苦操练。联省总督具有审慎专业的商人精神，他明白按时支付的重要性。战乱期间发展起来的商贸，以及严厉的、将一切奢侈视为罪恶的加尔文教派的节俭又让他有了支付的资本。西班牙国王坐享美洲金银，却仍然无力完成他为自己制定的无数政治使命。1574年的莫克尔荒原会战之后，3年没拿到一分钱的西班牙军队拒绝服从命令，选出一名统帅，自行驻扎在安特卫普城内，直到市民愿意支付40万枚克朗金币为止。士兵们终于拿回了欠饷，部分是钱币，部分是实物。这种事发生过多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混乱与暴行。士兵常常要过几个月才会重新听命。在1576年的安特卫普“暴行”中，全城惨遭劫掠，部分城区被夷为平地，大批市民被杀。当然，这与战争也有关系。
尼德兰军队没有这样做。联省总督建立了有序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军队开销极大。一队旧式国土佣仆通常是300人至400人，经常高达500人。莫里斯将一队减到了100人出头，但没有裁撤军官。瓦尔豪森在《骑兵战的艺术》（第97页）中对这项变化的重要性有精彩论述：
莫里斯领主是最出色的战争英雄。他的一个连队人数常不满百，17配置的军官如下：队长、副队长、掌旗官、2名或3名军士、3名一般军士长、3名传令兵、1名军械官、1名指挥贵族士兵或一等兵的小队长、1名文书、1名宪兵、10名一等兵和2名鼓手。这些军官的月薪几乎和全连士兵加起来一样多。因此，如果将连队规模扩大到200人或300人，军费就能节约一半，所以这么小的连队似乎不合道理。但我们要知道，这位出身高贵的领主在意的不是让连队和团队兵力达到别处的通常水平，而是决心让1000人的团顶住3000名敌人。他经常以这种阵形出击，百战百胜，做到了看似不可思议的以一敌三，这就省下了大笔费用。兵少官多则指挥灵便。
旧式国土佣仆的队长走在前列，是领头人和一线战士的角色。尼德兰队长有其他高阶士兵的辅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他们不只是领头，更要创造；先练兵，后领军。作为操术改革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军纪之父，奥兰治领主莫里斯也是军官地位的创立者，尽管军官在很久之后才具有了特殊的排外性。
基于操练的新式军纪本意是让小纵深、小规模的矛兵阵和射手阵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迎战旧式方阵（他们确实做到了），同时也立即赋予了尼德兰士兵另一项能力。从实践角度看，这项能力一开始甚至比战术水平提高更有意义。那就是：军官要求士兵挖掘工事变成可能的了。这种事之前无疑就偶有发生，但如今被提升到了制度。古代榜样也发挥了作用。利普修斯的文字中专门强调了“设防营地”（castrametatio）。当然，罗马人自己懂得也说出来过，他们战胜敌人除了勇气（virtus）和武器（arma），还有勤奋（opus）。以前的国土佣仆太高傲，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不愿屈尊挖沟。两位尼德兰领主则意识到凭借足额军饷和军纪，士兵们应该愿意干这种活。他们也贯彻了这一点。1589年威廉·路易将自己的计划呈献给联省总督，强调最要紧的事是按时发饷，同时提出高额军饷一定会打消士兵以挖沟为耻的错误观念。他说，挖好壕沟能保护士兵免受伴随着战争的种种危险。他说，设防营地中的士兵不会被迫出战，如果营地临河的话，补给也不会被切断。如此一来，他们应该围攻要塞——他点名了奈梅亨（Nijmegen）、海牙（The Hague）、芬洛（Venlo）、鲁尔蒙德（Roermond）、代芬特尔（Deventer）和聚特芬（Zutphen），可以不战而取，免于厄运风险。他说，士兵以工事自保，帕尔马（Parma）[35]根本想不到解围之法。如果首先夺取了沿河的城市，其他城市因为缺乏补给也坚持不了多久。18
我们从三十年战争中能得出上述言论的一个反例。1620年夏，本来应该修建营地工事的波希米亚军人觉得苦工贬低身价，拒不出力，还要求付清军饷。19
莫里斯发起攻势，通过突然炮击夺取了奈梅亨和一批小城镇，又采用堑壕和地道的正规围城手段拿下斯滕韦克（Steenwyk）、库福尔登（Coeworden）、海特勒伊贝赫（Gertruidenborg），最后将格罗宁根（1594年）也收入囊中。据说围攻斯滕韦克期间，威廉·路易本人日夜守在城下工事中。20被困守军用轻蔑的语言嘲讽那些“工人”，说他们将自己从士兵贬低成了种田刨沟之徒，不用长矛用铁锹。但无论是他们的言辞，还是他们的射击或出城突袭都没有延缓工程进度。
据说，莫里斯曾让士兵带着木桩沿河行军，每人扛两根或三根。在木桩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在敌人近前将阵地保护了起来。21
1593年，尽管沼泽地形大大提高了施工难度，莫里斯还是在海特勒伊贝赫城下用内外两圈壕沟保护阵地。曼斯费尔德（Mansfeld）率领9000人来解围却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城市投降。胜负已分之际，威廉·路易给赢家莫里斯写信说：
这次围城战堪称阿莱西亚会战第二。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恢复了至今被无知之人看轻和嘲笑、就连当代最了不起的将军也不理解或至少没有践行的古代兵艺与兵术的一大部分。22
在夺取代尔夫宰尔（Delfzyl）之际，莫里斯绞死了两名士兵，分别是因为偷了一顶帽子和偷了一把匕首。在围攻许尔斯特（Hulst）期间，他在全军面前枪毙了一名抢劫妇女的士兵。
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威尼斯使节吉罗拉莫·特雷维萨诺（Girolamo Trevisano）从尼德兰回报称，联省总督甚至在平时也养着3万名步兵和约3600名骑兵，皆为善战之士。23他说不管情况如何，发饷连一个小时都不曾拖延，军纪极其威严。他接着记述了城市抢着驻扎军队，市民争着留宿士兵，因为他们都指望着由此赚一大笔的奇景。一间双床空房可以住6名士兵，因为随时都有两人在外执勤。他说市民会毫不犹豫地让妻女和士兵独处，这是别处都没有的现象。
莫里斯打过的唯一一场野战是1600年7月2日的尼厄波尔（Nieuport）会战。吕斯托详细讨论了此战，但还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也有未尽之处。参加我的研讨班的库尔特·格贝尔（Kurt Göbel）对此展开了专门研究。1914年10月底，他在迪克斯迈德（Dixmuyden）为国捐躯，那里与尼厄波尔战场离得很近。
4 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完善了莫里斯的战争艺术，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新战术，还建立一套为宏大战略打下基础的新制度。
中世纪末期，就像同时期的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瑞典几乎与丹麦、挪威合并为一个国家，但瑞典人抵制统一，并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实力前所未有的军事国家。瑞典全国包括芬兰和爱沙尼亚在内的人口不超过100万（大致不超过萨克森选侯国和勃兰登堡之和），但平民、议会（estates）和国王团结一心。而德意志地区却由于领主与议会的对立而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哈布斯堡家族与霍亨佐伦家族的领地都是如此；平民则是麻木不仁，漫无目的。瑞典瓦萨（Vasa）王朝的源头与德意志领主观念完全不同，不是封建世袭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与君主一样，瑞典议会与欧洲其余的德意志列国和罗曼列国中常见的代议制等级会议也有很大不同。瑞典国会是一个职业代议机构，它不代表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支持国王而由国王自行召集的。为此，国王不仅会召集贵族、教士和市民，也会召集农民，此外，军官、法官、文官、矿工和其他行业都有代表出席。1后面的这些团体最终退出了国会，军官代表与贵族代表合并，于是形成了四院定制。议会与君主关系密切，一致对外。1611年，古斯塔夫·瓦萨之孙古斯塔夫·阿道夫践阼，时年17岁。在与俄国、波兰的战争中，他夺取了卡累利阿（Karelia）、因格曼兰（Ingermanland）和利沃尼亚（Livonia），军队增至7万人以上，军队占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1813年的普鲁士。2为了维持大军，贫困的瑞典必然已经将财力搜刮到了极限。这并非长久之计，但战能养战。瑞典军队一旦存在，便在被征服的国家就地自养，甚至规模还扩大了。
国民兵员不止源于自愿应募，在教士协助下，瑞典编制了全国所有15岁以上男丁的名录，征兵由地方官酌情处理。因此，瑞典是第一个组建国民军队的民族。瑞士人尚武，有国民兵而无国民军。国土佣仆具有鲜明的德意志色彩，但与德意志国民无关。法国“军团”的分量不足以称之为国民军。西班牙军队倒是近了一些，尼德兰军队又是纯粹的万国派佣兵。但瑞典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服务于本国防卫、本国疆土、本国荣誉的军事组织。平民子弟充实行伍，本土贵族组成军官团。当然，即便国民性在战时无法保持，军队也会招募大量外国士兵。就连战俘都有大批入伍，外族军官也被接纳。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德意志时手下有许多苏格兰人，而且随着在德战争的拉长，瑞典军中的德意志官兵也逐渐增多。
瑞典军队采用了尼德兰式的军纪和训练方法。陶皮茨（Traupitz）在1633年出版的《瑞典王国军队的战争艺术》（Krieg-skunst nach königlich schwedischer Manier）一书中写道，尽管“士兵在德意志像牛群猪群一样四处游荡”，但队列必须整齐，间距必须精确。他和其他作者描述的瑞典军阵往往很假，不可能在实战中执行。不过，只要有人认为瑞典军人能做出这样的动作，这就已经表明了积极操练蕴涵的能量。
苏格兰人门罗（Monro）这样描述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和吕岑（Lützen）两场会战中麾下的一个苏格兰团：“全团纪律严明、如同一体、行动一致，每一双耳朵都以同一种方式听从口令，每一双眼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移动，每一双手都像同一双手那样动作。”
吕斯托在《步兵史》中生动描绘了“瑞典阵形”。每个团都是一个由长矛手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名为“旅团”（brigade）。旅团的基础是6排纵深的线形阵，长矛手和火绳枪手左右交替排布。这样就解决了如何让长矛手保护火绳枪手的问题：有骑兵来攻时，火绳枪手就退到矛兵线的后面，正面暴露的空档由一线矛兵后面的第二梯队矛兵填补。
但经过准确比对，我们会发现吕斯托的文献依据并不支持他的描述，其他记载的说法也很不一样。从客观角度来看，火绳枪手面对来袭的敌军迅速退到旁边的长矛手后面，然后第二梯队的长矛手上前填补空档，这种操作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在初始阵形中，第二梯队的火绳枪手被第一梯队挡住，武器派不上用场，我们也看不出他们要如何、在哪里发挥作用。
不过，我此处不会深入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毕竟是技术性问题，而且瑞典军阵在军事史和世界史上的要点是毋庸置疑的：火绳枪手增多加上武器进步，我们在莫里斯军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这一点。火绳枪重量大大减轻，用不着木叉支撑了，这意味着射速的提升。今天还有人认为火绳枪手自身挡不住骑兵进攻，但纯火绳枪团已经出现的事实反驳了这一看法。早在1630年，钮迈尔·冯·拉姆斯拉（Neumair von Ramssla）就在《军制回忆录与规范》（Erinneurngen und Regeln vom Kriegswesen）3中写道：“长矛更像是削弱敌人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脊梁。火器赋予长矛以力量。”4
苏格兰中校马斯卡姆（Lieutenant Colonel Muschamp）参加过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担任一个火绳枪营的指挥官。他这样描述步兵战斗：5
我首先命令我前方的3门小炮开火，还命令火绳枪兵必须等到进入敌军手枪射程内再齐射。然后，我让前3排士兵齐射，再让后3排齐射，接着发起冲锋，用火绳枪或弯刀杀伤敌人。
尽管我们已经与敌军展开肉搏，但敌军还是齐射了两三轮。我们刚出击时，敌军步兵前方有4队斗志昂扬的骑兵攻击了我方长矛兵，冲到近前齐射了一两轮手枪，射死了所有苏格兰旗手，于是许多军旗一下子同时落到地上。我们的人适时发起反击。一名身穿绣金红衣的勇敢军官就在我们正前方。我们看着他用弯刀敲打手下的脑袋和肩膀，催促他们前进，因为他们不愿意往前走。这位绅士让战斗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但他被杀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矛兵和单位全都发生动摇，彼此踩踏，他的人纷纷逃亡。我们一直追到了天黑。
一份英格兰文献也清晰描绘了类似的步兵战斗场景，出自詹姆斯二世国王的传记，内容如下：
在1642年的埃奇希尔（Edgehill）会战中，当王军进入敌军火绳枪射程内时，两边步兵开火了。王军推进，叛军严守阵地，双方离得非常近，以至于有几支部队的长矛都能刺到对面了，尤其是威洛比勋爵（Lord Willoughby）统领的禁卫团和其他几个团。威洛比勋爵亲手用长矛杀死杀埃塞克斯勋爵团军官各一名。当步兵展开激烈近战时，有人可能会觉得一方会溃败，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双方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交替后退几步，站稳脚跟后继续开火，就这样一直打到夜里。此举实在是不同寻常，若非有许多目击者在场，简直难以置信。6
步兵采用线形阵之后，火枪兵最初仍然是回旋战法。火绳枪兵线分为几队，队与队之间有一条“走廊”。第一排开火后从“走廊”退到后方装填火绳枪，第二排上前开火，如此往复。当推进时就是把回旋方向倒过来：前排开火后不动，后排上前。这套流程发展到了两排可以一边后退、一边开火的程度。当然，边退边开火需要很高的装填速度。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苏格兰部队通过两排并一排的方式将6排的阵形减为3排，然后第一排跪下，3排就可以同时齐射。我们不能假定初始阵形的宽度达到了允许直接并排的程度，因此他们一开始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拉大间隔。7
长矛单位已经变得太小了，不复雷霆万钧之力，但这并非全部。骑兵战术的发展对长矛产生了反作用。灵活的骑兵方队现在可以轻易冲击推进中的矛兵侧翼，通过两面夹击逼停对手。接下来，长矛阵就会暴露在骑兵的手枪火力下，几乎无抵御之力。于是，长矛兵降低成了火枪手的辅助兵种。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仅增加了步兵火器，还增加了火炮数量。他引入一种用皮带加固的轻便火炮，名为“皮炮”（leather cannon）。皮炮何时出现，使用了多久没有确切记载。无论如何，瑞典国王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有大量轻型火炮。8
古斯塔夫·阿道夫也重组了骑兵。如前所述，16世纪骑兵是将之前的骑士和骑马兵卒组成明确的单位，以手枪为主要武器进行回旋作战。这样一来，骑兵就放弃了进攻。将方队纵深减到5排或6排的尼德兰军队同样使用回旋战法。现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规定骑兵只有3排，以袭步速度和冷兵器攻击敌军，最多是前两排先抵近射击一轮后再进攻。吕岑会战之后，华伦斯坦也废除了回旋。9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以及三十年战争时期军队整体的纪律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军队对土地人民肯定是极其残暴的，但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军纪要比国土佣仆更好更严。当然，这是军人常年服役、长官严厉约束的自然结果。古斯塔夫·阿道夫据说发明了夹道鞭笞的刑罚，目的是施加严惩又不至于让受罚者不能服役，因为被行刑官施加肉刑的士兵会“丢尽颜面”，不被战友们待见。但夹道鞭笞是由战友们实施的，所以不被认为是丢人的刑罚。10
正如祭祀卡彼托山诸神的仪式与严苛的刑罚在罗马军队中并行不悖，古斯塔夫·阿道夫军中士气的基础也不只是长官权威，更有宗教观念的滋养。如前所述，这支军队以瑞典国民为根基，但更重要的是官兵有一种特殊的路德新教的心态。据一位英格兰目击者的详细描述，维特施托克（Wittstock）会战胜利后，巴纳将军（General Baner）举行了持续3天的谢神仪式，用军鼓、风笛、小号、火枪齐射和雷霆般的炮声代替管风琴奏乐。11
布赖滕费尔德之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正如坎尼之于汉尼拔：艺术打败了技术，技术尽管水平很高，但过于笨拙。坎尼会战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甚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有相似性。于是，我们从对战斗过程的一系列描述中得出了对这场决战的一种叙事，这一叙事在世界历史中极为重要，通过新式瑞典军制与旧式西班牙军制的碰撞让两者完全明晰了起来。我们之后会结合战略发展的总体语境来探讨古斯塔夫·阿道夫战略家的一面。
最后谈一谈这位瑞典国王的非凡品性，出自腓力·博吉斯拉夫·开姆尼茨（Philip Bogislav Chemnitz）[36]所写专著的第1卷第四篇第60章：
因为他不仅关心国王的威严和权力，而且更加看重王国和臣民的福祉，所以他扫除了一切内乱和不团结的根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个相异乃至几乎相反之物合为一体，即臣民自由与国王威严。
此外，他的军制远胜于前代统帅的地方不只是战功赫赫，而同样在于他更懂得战争艺术，创立了良好的法度。我们不要以为他的功绩全是靠单纯的、盲目的运气，除了上帝恩典，他靠的是美德、智慧和善行。他能够精妙地营造有利的对敌态势，从敌人面前全身而退，在野地里安心驻扎，迅速地建起设防军营。没有人比他更擅长修建或攻打工事。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评估对手，正确判断战争中的偶然状况，在紧要关头迅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列阵方面更是无人能及。他对骑兵的原则是不后转、不回旋，摆出3排阵势，一往无前，直插敌阵。只有第一排，最多是前两排会在能看到敌人眼白的距离开火，然后抽出佩剑。最后一排根本不开火，直接拔剑冲击，两把手枪都是留着肉搏时用的（前两排骑兵也有一把备用）。步兵分成团（regiment）和连（company），连又分成明确的队（squad）和列（file），各有长官和副官。编制井井有条，每一名士兵提前就知道自己的站立和战斗位置，甚至不需要军官下令。国王发现，以前那种窄长的营（battalion）中的前排士兵会妨碍后排作战，而且能打穿一线的炮火也会对他们造成重大杀伤，所以他的步兵阵形只有6排，交火时还要两排并一排，于是就只要3排了。这样一来就削弱了敌方火炮的威力，末排士兵也能像前排一样发扬火绳枪的火力。这是通过第一排跪地、第二排俯身、第三排直立的方式实现的，每个人都搭在前排的肩膀上开枪。他发明了一种长矛兵掩护火枪手、火枪手支援长矛手的特殊步兵阵法。同理，各队、各旅都能相互支援，如同一个个小型移动要塞，正面和侧面都有掩护，各部守护彼此。于是，各旅也形成了明晰的梯队，旅侧有旅，旅后有旅，旅与旅之间留出了充分的距离。类似地，步兵旅的侧后方也有骑兵保护。骑兵也与精锐火枪手混编，一方可以退到另一方身后，也可以去救援另一方。国王创造性地使用了猎野猪矛，尽管瑞典军队在德意志作战中没有用这种武器，但在与大队凶悍波兰骑兵对战时取得了优势。他还用皮炮对付普鲁士地区的波兰人，也占据了上风。他在德意志战争期间使用了炮身短、炮口粗的轻便团炮，主要用榴霰弹，而非实心弹。在瑞典军击败蒂伊[37]军的莱比锡会战中，团炮的威力尤其显著。
从其他方面看，他也是一名战斗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的决策，更因为他的行动。他思维缜密、决策果断、心志沉稳、精通武艺，既能号令指挥，又可披坚执锐。他既是英明统帅的榜样，也是勇猛无畏的士兵典范。于是，许多人几乎认为他品性不佳，特别是那些既无见识，又没有充分思考的人，他们看不到国王不避危险、不惧死亡的品性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这种热爱是超越凡人的，所以眼里容不得凡人的弱点和罪行，而大英雄的品格是卑贱平凡的灵魂永远都比不上的。
5 克伦威尔
有人可能会怀疑克伦威尔是否应该在战争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战争艺术连续发展的链条中说不上有他的名字。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威猛煊赫，他的军队的不同凡响，实在不容略过。1
如前所述，英格兰凭借强势集中的王权在中世纪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军事制度。而在玫瑰战争中[38]，这套制度耗尽了自身的能量。大军阀们同归于尽。终结内战，君主几乎有无限权力的都铎王朝的根基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完善的警察和密探。
当时出现了常备募兵军队的萌芽，尤其是为了镇压爱尔兰人，但这种军制得不到发展，因为国会担心会进一步强化国王的专权，所以不给军队批钱。
在三十年战争中，英格兰本来可以成就援助德意志新教徒的大业。但正如伊丽莎白女王当年为了不让臣民背上过重的税负，所以只为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斗争提供了少量援助，如今她的继承者们也没有干涉德意志，尽管波希米亚人专门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普法尔茨选侯立为国王，指望着以此获得英格兰援助。但英格兰只提供了少量援军，装备还是募捐来的。
前面讨论中世纪时就说过（第3卷第二篇第5章），英格兰有保卫国家和维持国内秩序的民兵。每个郡都有与规模对应的一支民兵，有建制和军官。武器存放在专门的仓库里。他们也有一定的训练，夏季每个月抽一天进行。但如前所述，这些民兵单位被称作“练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应该训练，而不是他们真的练了。与我们了解的德意志多处的地方民兵一样，他们的军事价值很小。
法理上讲，这些民兵不应该出国作战，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应该离开本郡。大约150年间，英格兰无疑偶尔会发动战争，但战功寥寥。尽管与德意志和法国一样，英格兰贵族身上还留存着先辈的武士传统，但现在靠征召骑士已经打不赢战争了。如果要招募佣兵，英格兰又缺少赋予国土佣兵战斗力的德意志传统。尽管英格兰冠绝所有新教国家，但由于欠缺军事组织，不管是胡格诺战争，尼德兰独立战争，还是三十年战争，它都不能在欧洲政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结果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领袖的位子终于被物质资源较少的瑞典夺走。
缺乏高效军事组织的现状当然也主导着内战进程。不管是聚集在查理一世国王身边的军队，还是国会征召的军队，尽管他们势不两立，但组织性还是太差，打不了大决战。双方大概各有六七万兵力，但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市和城堡里，参加野战的人数不过一两万。两边都有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在尼德兰或瑞典军中服役过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把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阵形带到了英格兰，但没过几年就被大众同化了，于是正如世界史中的其他时期（前有胡斯战争，后有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军队是在战争本身中锻炼出来的。
完成军队改革、用精兵取代松散的征召民兵和志愿兵的核心人物是克伦威尔（Cromwell）。他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在战术上运用又如何在战略上领导这支他手创的军队。作为国会议员，他曾提议将民兵指挥权从国王转到国会。当内战因此爆发时，时年43岁的克伦威尔自封为骑兵队长，在本郡组织了一个骑兵方队。他之前没当过兵。1642年10月23日，国会军在第一场大型会战埃奇希尔会战中失败。撤退途中，克伦威尔对汉普登[39]（Hampden）说：
你的部队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仆人、酒鬼和类似的废物。敌军则是绅士子弟和有身份的青年。你觉得这些平庸无能的人能比得上内心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人吗？你必须去找那些心志单纯的人——请不要怨恨我说的话——那些心志不亚于绅士的人。
他接着说，讲荣誉的人只能被有信仰的人打败，他还说自己知道那些人生活在哪里。他还有一次说义人未必在上层，在这一点上，律师比军人更有发言权。
他按照上述精神先编练了一个骑兵队，然后发展成骑兵团。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645年），他决定以此为模范建立一支新野战军。之前完全没有一支统一的国会军，只有多股由某个郡或某几个郡组成的同盟维持的部队。最强大的同盟由东部的几个郡组成，之前就已经与克伦威尔和他出身的郡联手，现在则提供了“新模范军”的骨干力量。国会承诺为新军定期发饷，军饷不再由各郡负责，改由国库承担。尽管新军人数不过两万人，但国会还是凑不齐军需，于是将余额摊派给了地方当局。
如前所述，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军队还是非常相似的。双方都有在尼德兰军中或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军官，双方军官团都是由贵族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国会军偶尔有表现突出的士卒被任命为军官，但还是无关宏旨。新军共有37名团长和将军，其中9人是大领主，21人是乡绅，只有7人出身平民。直到后来，接替先前因为政治宗教观念而拿起武器的贵族的职业军人才多起来。因此，两军的区别不在于一方是贵族派，一方是平民派。“骑士党”（Cavaliers）和“圆颅党”（Roundheads）的称呼会误导人，好像后者在嘲笑对面的老爷们用来装点自己的假发似的。“圆颅党”领袖和军官在画像里全都是长发，包括克伦威尔在内。清教徒剃光头出征的事只发生在内战初期，用当时的一位贵妇人的话说，他们好像要等头发长回来才会再次出征。
内战前几年，反抗军的统帅是两位地位崇高的国会议员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随着新军的组建，一位新统帅也上位了。国会一方的将领一直指望打着打着，最后能与国王达成和解。曼彻斯特伯爵说过：“哪怕我们打败了国王99次，他还是国王，他的继承者也会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击败了我们一次，我们都会上绞刑架，我们的后代会沦为奴隶。”于是，国会通过了“弃权法案”（self-renunciation acts），内容是议员不得统军，将军务和政务分离。国会应任命一位最高统帅，国会选择了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将军（General Thomas Fairfax）。他被赋予委任所有军官、团长和队长的权利，但仍然需要国会批准。假如克伦威尔和其他人一样的话，这些手段必定会葬送他的前程。他是一名议员，本来是必须放弃军职的，但他当时已经升到了副将。结果恰恰相反，克伦威尔在军中有崇高威望，没有人敢让他弃权。但费尔法克斯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克伦威尔身兼议员与军职，对小自己12岁的费尔法克斯将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尽管克伦威尔名义上是二把手，却是实际上的大帅。
新模范军的基础是彻底革除民兵习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但他们的军纪的基础是宗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支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它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既是军队，也是教派。有人恰当地将其比作十字军或骑士团。因此，我们打个比方，英国革命军与后来的法国革命军完全不同，与德意志国土佣仆也完全不同。它与法国革命军的共同点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观念而团结在一起，但它恰好是后者的反面，因为它不是被征召起来的大众，而是选民的团体。国土佣仆也是选出来的团体，但他们是最低下的那一种战士，徒有蛮勇，毫无理想，而独立派（the Independent）[40]的军队是服务于理念的。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形成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统一军队。这场战争经常被和平协议和停战协议打断，交战的军队仍然属于贵族或市民征召兵和佣兵团。
与三十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一样，克伦威尔军中的骑兵比例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大多自备马匹装备。丰厚的薪水让他们能过上绅士的生活，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当骑兵是一个好差事。
一位保皇党的老军官曾对一名清教徒军官说：“我们的人，有男人的罪，爱喝酒，爱追逐女人；你们的人有魔鬼的罪，也就是高傲和叛逆的精神。”
由于军官来自委任，而非选举，所以军中一直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原则。克伦威尔说过，“我下令，所有人都要听命令，不听就解职”，“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的反驳”，“制服统一”——这里讨论的是制服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人经常因为制服不一样而打架”2。就连最高层也要服从命令。尽管统军将领经常与手下团长开军事会议，但会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约束力，下令还是将军自己看着办。
用克伦威尔的话说，军纪“根植于信仰的激情和真理”。通过操练和演习，军纪被用来组建牢固的骑兵战术单元。内战之初，埃塞克斯伯爵相信自己不必全面操练，他觉得士兵了解最基本的内容就足够了。克伦威尔则不仅要求校官由能者担任，还要求给校官操练部下的时间。
为国王效劳的骑兵并不缺少勇气。查理一世手下还有一员曾长期参与三十年战争的著名骑兵将领——普法尔茨领主鲁普雷西特（Prince Ruprecht of the Palatinate）。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也是“一冬之王”（Winter King）[41]的儿子。埃塞克斯伯爵一度灰心丧气，觉得永远都组建不成一支能与国王匹敌的骑兵。但是，克伦威尔“铁骑军”（Ironsides）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仅基于勇气，也基于纪律，纪律让他们能够在进攻后立即重新集结。赫尼希（Hoenig）[42]（II，2，435）提出，在鲁普雷西特统领骑兵的最后一战内斯比会战之前的4场战役中，他的骑兵一直有进攻后不能立即重新集结的弱点。赫尼希的结论是，鲁普雷西特不理解重新集结的必要性。我们能相信这个结论吗？一名骑兵将领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怎么会不知道进攻后收拢部队是何其必要，散乱追击乃至劫掠又是何其凶险呢？我相信他是明白的，但明白不等于贯彻。问题在于练兵，这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的艰苦工作，清教徒凭借宗教带来的精神力量做到了，保王党就不行了。在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正是双方骑兵的这一点差别。当然，与早先的估算相反，国会军在纳斯比还有巨大的数量优势。3
对于克伦威尔的具体战役和会战记述可以略过。他的长才不在于统军，而在于前面讲到的建军。4不过，我还是要讲几个有趣的细节，放到当时的整体军制上同样成立。
内战爆发时，长矛阵和火枪阵还是挨着的。我在文献中没有找到两者具体位置关系的记载。长矛兵在战斗中击退骑兵进攻和长矛兵互冲的记述经常出现。与欧洲大陆一样，火绳枪在英格兰也渐渐超越了长矛。经常有记载说火枪兵在近战中把枪当棍子用。弗思（Firth）在其著作[43]第108页指出，火枪兵不穿盔甲，所以行军能力更强，这是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战的第一年，强度最大的行军距离不超过10英里到12英里（约16千米到19千米），最远的一次是13英里（约21千米），也就是不到20千米。后来行军时不穿盔甲了，行军路程远了一些，但还是不超过3德里，也就是23千米左右。
英格兰直到1705年才最终弃用长矛。
支撑火枪的木叉在内战初期还在用，但新模范军已经不用了。
在内战的第一阶段，每次会战前双方都会公布区分敌我的战场标识和口号。在埃奇希尔，国会军的标志是橙色头巾；在钮伯里（Newbury）是帽子上插嫩绿树枝；在马斯顿荒原是帽子上的白布或白纸。由于这些标识物在激烈的战斗中很容易丢失，所以士兵们还有口号，比如“神与我们同在”（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瑞典军一样）；马斯顿荒原会战中的王军口号是“神与国王”。
克伦威尔在战争期间确定了统一的红杉制服，在英格兰军中沿用了两个半世纪。
英格兰人进攻时习惯大声高呼，苏格兰人则是沉默地向敌人走去。苏格兰人门罗取笑皇帝的军队进攻时高喊“沙、沙、沙”（Sa,sa,sa），他说这是土耳其作风，好像叫喊就能吓住勇士一样。丹麦人和瑞典人前进时也不说话。5
如果清教徒军队的特性在于宗教，克伦威尔的成就在于利用宗教精神为建军立功服务，那么我们最后也不能忽视这支军队的特性对政治的反作用。
统军权最初在费尔法克斯将军手里，接着由继任的克伦威尔掌管。但从军事层面转向政治领域时，做决定的就是军官委员会了。1647年，军队反叛国会，普通士兵也选出了号为“鼓吹会”（agitators）的士兵委员会，目的是递交诉状。国会想在全国推行长老派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建制，通过教规保障统治阶级的权力。6军队反对此举。军队的民主观念抵制传统国会制度的贵族气质。他们不想臣服于主教，同样不想臣服于长老派。他们捍卫政教分离，支持自由的独立派体系。最终，军队的团结精神占据了上风。国会想在军队完成使命、打败国王后就解散军队，但军中各团不愿意被解散。军官倾向寻求折中方案，但士兵不同意。军官最后不得不顺从士兵，这样才保住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就连克伦威尔也在压力下屈服了。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几个带头哗变的人，恢复了服从秩序。但军队的意愿完全得以贯彻。国王被处死，国会先被清洗，后被废除。这一套确实完成后，士兵委员会就消失了。不过，我们发现后来有不少“鼓吹者”当上了军官。军队统治国家，军队首脑克伦威尔也成了国家元首。尽管这样一支小规模军队提供的政权基础非常狭隘，但克伦威尔依然拥有保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大王国的统治权，因为他运用权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并在与竞争对手尼德兰和宿敌西班牙的争斗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据说克伦威尔有言：“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要什么，但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因为直到我想要的事情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句话恰好可以形容他自己。
6 战例介绍
锡沃斯豪森会战
（1553年7月9日）
锡沃斯豪森会战（battle of Sivershausen）中的双方骑兵都用手枪，靠近到“能看见对方眼白”的时候才开火。这里还没有用到回旋。双方兵力都很多，莫里斯大概有7000名至8000名骑兵，阿尔布雷希特少一点。不同记载之间有巨大的矛盾。或许从客观层面分析文献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战斗描述。
圣康坦会战1
（1557年8月10日）
腓力二世集结的兵力不少于5.3万人和70门大炮，对科利尼守卫的圣康坦（St.Quentin）城展开围攻。法军主力远在意大利。法国援军企图入城时被敌军优势兵力击败。西班牙军用炮火先轰击德意志和法国步兵，然后派骑兵击破敌阵，圣康坦随之陷落。但此战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腓力无力乘胜追击，因为他付不出军饷了。11月，他只能解散大军，或者分兵驻守。
希弗林根会战
（1558年7月13日）
在丢掉圣康坦后，亨利二世将大军从意大利撤回，重新占有了兵力优势，因为腓力之前被迫解散军队。于是，亨利夺取加来，蹂躏了弗兰德斯地区。西班牙人尝到了前一年极端行径的报应，如今无可作为。但局势在6个月后再次逆转。法国分兵并入侵卢森堡（Luxembourg），埃格蒙（Egmont）统率的西班牙军凭借两倍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打败了正在围攻加来和敦刻尔克之间的希弗林根（Gravelingen）城的法国军队。此战依然是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双方都有德意志国土佣仆参战，也都受到了缺乏斗志的批评，指责他们的原因或许是大家都是国土佣仆，不愿意给同胞造成太大杀伤。但法军麾下的国土佣仆并未因此获益，而是与其他人一样被消灭了。除了少数骑兵逃脱，法国全军覆没，多名大领主被俘。
胡格诺战争
德勒会战
（1562年12月19日）
在德勒会战（battle of Dreux）中，新教一方骑兵多，天主教一方则有相当的步兵（瑞士人、国土佣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火炮数量优势。双方都有几个步兵单位被骑兵击破。胡格诺一方的“黑衣骑兵”猛攻瑞士方阵，但最后还是被击退了。2法军的一个营用长矛兵前布置3排钩铳手的方法顶住了敌方轻重骑兵的进攻，钩铳手起到了迟滞敌军的作用。天主教一方最终胜利。
蒙孔图尔会战
（1569年10月3日）
天主教一方有相当大的骑兵和步兵优势。科利尼企图凭借正面障碍物来掩护部队，却被天主教军迂回绕过。索要欠饷的国土佣仆发起哗变，拖慢了胡格诺军退兵的速度。一个由4000人组成、侧面有大车为屏障的瑞士营不寻常地顶住了胡格诺骑兵的进攻。胡格诺骑兵被驱离战场后，国土佣仆遭到四面夹击，全军覆灭。天主教一方自称只损失了300人到400人，而据普费弗尔（Pfyffer）[44]记载，瑞士军只有20人阵亡。从文献来看，国土佣仆甚至在死前都没带走几个敌人。3
库特拉战斗
（1587年10月20日）
库特拉（Coutras）战斗是亨利四世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双方兵力都不超过六七千人，而且似乎只有骑兵和钩铳手真正交战了。亨利让钩铳手结成一个个密集的小单位，站在骑兵之间，还让他们等敌方骑兵距离20步以内再开火。
伊夫里会战
（1590年3月14日）
伊夫里会战（battle of Ivry）的相关记载给人一种传奇故事的印象，目前还没有批判性的专门研究。尽管战场上有长矛兵大方阵，但真正交战的只有骑兵、钩铳手和炮兵。天主教联军的骑兵被击败后，亨利四世下令开炮轰击敌方步兵。瑞士人投降了，国土佣仆和法国人则惨遭收割。
白山会战4
（1620年11月8日）
波希米亚的战事拖了将近3年时间，没有爆发一场大决战。波希米亚人具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摩拉维亚人、西里西亚人和一大批奥地利人站在他们一边，匈牙利人也赶来支援。但领导决策上的优柔寡断，让他们以现有的兵力依然不足以夺取维也纳，终于让获得大批援军的皇帝得以转入攻势。教宗出钱，西班牙和波兰国王出兵，天主教同盟首脑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Duke Max of Bavaria）亲自统领这支威武雄壮的大军。
尽管如此，决战直到最后关头才打响。巴伐利亚公爵坚持主张利用合兵一处的皇帝军与同盟军的巨大兵力优势，从上奥地利直取布拉格。但之前成功实施过机动和游击战略的皇帝军统帅布阔伊（Buquoi）对深冬时节冒险打会战有很深的疑虑。他宁愿将目标局限于通过机动将敌人赶出下奥地利。但马克斯公爵非要逼迫敌军决战，在布拉格城下夺回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布阔伊屈服了，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次大胆行动本来是很容易失败的。
波希米亚军由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Anhalt）指挥，企图在敌军正面占据一处易守难攻的阵地，从而拖延其进军。意志坚决的联军向北绕了过去。沿着这个方向，来自巴伐利亚的辎重也可以通过波希米亚森林的各处关口被运到前线，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波希米亚军注意到敌军确实是直扑布拉格之后进行强行军，这才再次截住敌军，于布拉格以西约两英里（约3.2千米）处的白山（White Mountain）布下防御阵地。
阵地位置极佳，右侧是围场和一座坚固堡垒，左侧是陡峭的地陷。战线正面是沙尔卡溪（Scharka），它所经之处是湿地草甸，敌军只能从一座桥过河。
蒂利大胆地命令巴伐利亚部队过桥后面对敌军列阵。波希米亚人这时意识到，胜负之机在于扑向巴伐利亚军，赶在皇帝军渡河支援之前将其打垮。施图本福尔（Stubenvoll）和施利克尔（Schlieck）两位团长提醒领主克里斯蒂安注意眼前的有利形势，他想要采纳。但将军霍恩洛尔伯爵表示反对，他指出巴伐利亚军会派火枪手坚守桥近侧的伦普村（Rep）能为主力争取足够的过河时间，而波希米亚人一旦出击就放弃了防御阵地的巨大优势。安哈尔特听从了伯爵的意见，放弃了趁敌军列阵未成出击的大好机会。他或者是决定打一场纯粹的防御战，或者指望着易守难攻的阵地能让敌军在最后一刻知难而退。如果真是那样，波希米亚几乎肯定可以不经一战便赢得战役。
事实上，布阔伊明白山脊上的敌阵不容忽视，他不知道敌军提前挖好了怎样的堑壕，己方进攻时可能会遭遇根本挡不住的枪炮火力，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后方只有一条狭路，大军就全完了。因此，他主张从南侧包抄，逼迫敌军撤出阵地。
但马克斯公爵和蒂利两人都想决战，他们最终在列阵完毕后于阵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占据了上风。“凡是想打野战的人，”蒂利后来说道，“只能将正脸朝向敌军，让自己暴露在炮火的危险之下。”毕竟，包抄行动的可行性很低，撤出现有阵地的危险性则很高，这是显而易见的。天主教一方无疑具有数量和士气的双重优势。他们有2.8万人，波希米亚只有2.1万人。他们不断将敌人逼向布拉格城下。5另外，天主教部队在前一晚成功突袭了匈牙利人，让波希米亚国王麾下的这支不少于5000人的力量大惊失色，完全失去了斗志。
趁着敌方将帅开作战会议的时间，波希米亚人在奋力加固阵地。安哈尔特领主在之前行军时就预备列阵于白山，下令在那里挖掘战壕。他曾请求赶在大军前面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国王本人监督白山工事。但他们取得的成果很少，因为大军携带的工具已经用完了，首先要向议会政府批准600塔勒的锹铲采购经费。要是多加一把劲，多上一点心，再多几个钟头的时间，白山工事完全可能做到固若金汤，让布阔伊担忧的事情变成现实。
但不仅战壕工程推进不力，他们也没能利用地形优势。右侧有围场的墙和陡坡，是非常坚固的天然屏障，只需较少守军即可。于是，坡度较缓，更易通行的左侧理应加强兵力或布置一支预备队用于反击。但整个阵地一律布置了两个梯队，每个梯队都是由一个个交替布置、间隔相当大的小型骑兵和步兵单位构成的。5000名匈牙利骑兵本来应该一部留作预备队，一部在最左侧列阵，但他们觉得最左侧会暴露于炮火之下，所以不敢去那边，于是全在最后面当第三梯队。由于前一晚遭受了袭击，他们显然士气受挫。
会战期间在布阔伊身边的耶稣会士菲茨西蒙（Fitzsimon）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优秀的战记。他说波希米亚的军阵太单薄了，还学究气地援引了李维的观点。右侧围场与左侧山坡的间距约为1.5英里（约2.4千米），6而波希米亚全军不超过2.1万人。如果统帅坚定英明，将部队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么正如前面所说，他可以派较少的兵力把守围场和右侧，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防万一，这样就可以弥补地阔人少的问题。但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并非这样的统帅。之前，当巴伐利亚部队孤立无援时，他还会犹豫要不要进攻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他个人能力更强，富有自信，但他并不能掌控部将，更不能通过他们控制各部。
天主教军没有利用数量优势进行包抄，比如他们无疑可以包抄波希米亚军左翼，那里没有匈牙利部队。相反，他们由两侧进攻时的正面宽度似乎还不如敌军，于是纵深就更大了。皇帝军和同盟军分别组成了5个步兵大方阵，按照棋盘样式排成二线或三线推进，骑兵在步兵侧后方。皇帝军的骑兵组成了小方队，同盟军骑兵的单位则很大。7
双方在展开期间都开炮了，但无疑并未造成重大伤亡。天主教一方的火炮在山谷中，只能仰射。波希米亚人则只有6门大炮和若干小炮。
如前所见，尽管先展开的是巴伐利亚人，但第一波进攻是由右侧的皇帝军发起的。巴伐利亚军确实必须沿着陡坡佯攻，但与克雷布斯（Krebs）的看法相反，这不可能是他们较晚参战的原因。假如他们与皇帝军同时列阵，那他们不会因为坡陡而晚几分钟参战，结果让皇帝军自己打了胜仗，以至于公爵手下的大部分团根本没交上手，毕竟开战的决策主要是公爵做出的。仗之所以打成了侧面战斗，是因为联军存在意见分歧，于是达成了妥协。他们决定首先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散兵行动，看看敌军阵地是不是像某些将领害怕的那样牢固严密。这场行动必然要放在更能看清地貌的右侧。因为初步侦察活动立即引发了会战，决策是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来的，所以天主教军中最先部署、求战最迫切的部队几乎无事可做。
联军本来没有下定战斗决心，这可能也是他们采用窄长阵形的原因。他们不想第一波就投入太多人，而是希望保留大批兵力。
皇帝军沿着缓坡迅速接近波希米亚军左翼，最初遇到了多支骑兵团的反击。但经过一番你来我往，骑兵很快就在敌军的优势兵力面前败下阵来。图恩伯爵（Count Thurn）的步兵团这时也展开行动，但只是在300步到400步远处开枪，然后就转身逃跑了。波希米亚一方的统帅在战记中只看到士兵的胆怯，但史家指出先前有玩忽职守和欠饷的情况，以至于士气低迷，这便能解释这支部队的糟糕表现。局势但无疑还是有一些异样。如前所见，波希米亚军的梯队非常单薄，每个单位都很扁平，间距又很大。这种阵形方便各阵根据具体情况穿插运动，相互配合，但必须有人认清和利用具体情况才行。换句话说，薄阵需要自信而卓越的指挥，上至统帅，下至各团。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之前已经看到阵形是平均摊开的，没有真正因应地形。现在只有站在第一梯队的图恩伯爵部上前，8而且上前时相邻的骑兵已经溃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都没有一齐前进。于是，第一梯队的图恩团前进时撞上了兵力多好几倍的敌军步兵和骑兵。难怪他们停下脚步，转身逃跑了。为什么图恩不先等敌军进入火绳枪的射程之内、可以发挥火枪的全部威力时再把部队带出去，配合附近骑兵发起反击呢？考虑皇帝军的数量优势，反击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可疑的；前面的两支步兵后面又有三支，还有骑兵队相随。尽管如此，孤零零的一个团上前又没有提前利用防御阵地和防御火力的优势，如此行动对部队的要求太高了，就算再勇敢也不可能成功。令人称奇的是，包括图恩团余部在内的第二梯队没有立即参战，反而在第一梯队顺着间隙往后逃跑时不动如山。
波希米亚军统帅之子，时年21岁的安哈尔特少主克里斯蒂安统领着一支勇敢的骑兵，从第二梯队大胆上前，突袭得手。皇帝军前锋在前进途中遭到波希米亚骑兵攻击，大概本来就陷入一定的混乱。现在克里斯蒂安突然杀了进来，途中遇到一支骑兵，驱策其返身再战，一度击破了一个步兵方阵，用马刀砍倒了一部分敌军。其他几支部队跟了上来，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也往前走了。但敌军人数太多了。蒂利将同盟军的骑兵派去支援，很快打垮了安哈尔特的骑兵。匈牙利人甚至没有发起一次真正的进攻。面对天主教军的不断推进——其中波兰人表现很突出——波希米亚的一个个团纷纷逃跑或退入右侧的围场，在那里遭到四面合击，迅速被消灭。
战斗从中午打响，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侧的一大批巴伐利亚部队根本没用上。
不仅多名亲历者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两军阵形的信息，还有名为《日志》（“Journal”）的巴伐利亚官方战报（作者是拉斐尔·萨德勒，1621年刊行于慕尼黑）以及领主克里斯蒂安写给腓特烈国王（收录于1787年的《爱国文献集》，Patriotic Archives）的报告中的草图。
《日志》中写道，双方步兵都是方阵，唯一的区别是天主教一方的射手围在方阵四周，包括后方，而波希米亚一方的射手有的在方阵周围，有的在长矛兵单位两侧组成斜向的长队。
在天主教一方，同盟军的骑兵方队要比皇帝军的方队大得多，这样做是恰当的。
在安哈尔特报告的配图中，波希米亚一方的步兵和骑兵都组成了扁平阵形，但射手和长矛手的关系没有说明。巴伐利亚草图中的波希米亚军阵大概是虚构的；巴伐利亚人听说过射手两侧长队的事，据此画了草图，但他们不知道扁平阵形这个关键点，而从波希米亚统帅本人的草图可知其确实采用扁平阵形。
但是，克里斯蒂安为什么摆出稀疏扁平的阵形呢？草图给人的印象是，他首先让所有部队（匈牙利人除外）排成一线，然后一支部队不动，一支部队往前走300步，以此类推。如此一来，第一梯队各部的间隔恰好等于第二梯队各部的正面宽度。因此，与敌军正面接触时，除非第二梯队及时上前堵住缺口，否则第一梯队的每支部队马上会受到两面夹击。按照这种阵形，敌军骑兵对波希米亚步兵的威胁特别大。这样做的解释大概是敌军也没有组成连续正面，而是以间隔很大的窄长纵队行进，克里斯蒂安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克里斯蒂安很可能指望着第一梯队受到夹击威胁时，不远处的第二梯队能迅速冲上来支援，同时巨大的间隔能赋予每一支部队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将各部隔离开来的巨大间隔难道不应该为战败负责吗？假如波希米亚各部没有组成松散的两线梯队，而是组成紧密的一线梯队等待敌军进攻，尽可能高效地发扬火力，9在最后关头尽可能整齐地发起全线反击（当然，匈牙利人还是留作二线预备队），那么取胜的机会当然要大一些。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古人所误，受到了罗马军团当年利用了空隙之说的余毒[利普修斯根据李维（8：8）得出的棋盘阵]影响？无论如何，下一个时代的军人转向了密集阵形。
一份很可能出自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本人之手，内容是波希米亚军队不足之处的回忆录[刊载于《爱国文献集》，7（1787）：121]中抱怨说，许多军官能力不足，还嘲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的尼德兰战法。假如克里斯蒂安对尼德兰战法的理解和运用果真如文献记载和他本人所绘草图中一般，那我们就不应该太苛责那些有排斥心理的老兵了。身为统帅，克里斯蒂安的问题显然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小。他还埋怨手下团长太少，因为将军们都是自行任命团长（第119页）。这或许是实情，却再一次反映了统帅的优柔寡断。
此战不同寻常地有许多民族参加。波希米亚一方有波希米亚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尼德兰人；天主教一方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瓦隆人和波兰人组成。
布赖滕费尔德会战10
（1631年9月17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后过了大约15个月，他才与身兼皇帝军、同盟军统帅的蒂利在萨克森决战。皇帝一开始派不出足够兵力对付瑞典国王。尽管将同盟军算在内的话，他可动用的兵力确实很多——瑞典国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警告说，皇帝的兵力不少于15万——但为了把守开战至今夺取的无数堡垒，这些部队分散于各地。此外，皇帝还在意大利与法国争夺曼图亚公国。然而，皇帝之前在众选侯和天主教同盟的劝说下将瓦伦斯坦撤职，此举拖延了准备反击的工作。9月，也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踏上德意志土地两个月后，皇帝用撤职令通知了瓦伦斯坦。
因此，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时间一座接一座拿下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区的要塞，期间常常会遇到激烈抵抗；他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与新教诸侯盟友磋商，争取他们。1631年2月，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首次与蒂利面对面，但两位统帅都无意求战。通过奔走来回的急行军，古斯塔夫·阿道夫抢在蒂利援兵抵达之前先后夺取了自己右侧的代明（Demmin）和左侧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兰茨贝格（Landsberg）。但接下来，蒂利于5月20日强攻夺取了之前宣布支持瑞典的马格德堡，令人惊叹。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直奔对手而去。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等待援军抵达并与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联络。蒂利则相信身边都是瑞典国王占据的要塞，他不可能压迫对方应战，于是满足于在中欧四处镇压瑞典的支持者。直到蒂利进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率军与瑞典结盟时，会战才就此展开，地点在莱比锡以北约5英里（约8千米）处。
据文献记载，古斯塔夫·阿道夫甚至到此时依然反对应战，只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国土成为两军来回烧杀掠枪的战场的选侯敦促，他才同意。果真如此的话，瑞典国王独具战略眼光的名声可就要受损了。他指望不上更多援军了，而且躲开蒂利也没有其他重要目标要夺取。蒂利则恰恰相反，他还在等待一支由奥尔德林格（Aldringer）统率的南德意志援军，援军已经抵达耶拿（Jena）近郊，因此几天内便可到达。蒂利本来大可以列阵于埃尔斯特河之后，大概能够拖住敌军足够长的时间。11因此，他本人对此应该毫不犹豫，但连胜而骄的手下将士觉得敌军来到莱比锡平原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应该与之会战。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再次避战可能是因为什么呢？拖延下去的话，他一无所得，只会丢掉萨克森，丢掉萨克森则万事皆休。如果仔细看他发回国内的9月15日杜本（Düben）重要作战会议报告中的措辞，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没有说反对会战，只是给出了不应浪战的理由。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不想表现出一心求战的样子，而是把这个角色安排给了最关切本土不要再受战祸的选侯。如此一来，萨克森人在战斗中会更加卖力，而且出了问题也是他们担责任。
瑞典萨克森联军兵力估计约为3.9万人，皇帝军和同盟军有3.6万人。因此，前者兵力略多，骑兵比对方多2000人（1.3万人对1.1万人），火炮也多（75门对26门）。但蒂利寄希望于靠质量优势弥补数量劣势，对面的1.6万名萨克森部队大多是征来的新兵，顶不住蒂利的部队。
蒂利出了莱比锡城，命令大军在开阔平原停下并列阵于布赖滕费尔德村右侧的一处小丘，那里在洛伯河（Lober）后方约2千米处，河从阵地正面流过。洛伯河今天只是一条小溪，但从记载来看，在当时肯定很难渡过这条小溪。军阵没有天然界限，左右两侧皆无依凭，但考虑有大纵深的步兵大方阵（terzio）保护侧翼，所以天然障碍物也不是必然要有的。
联军似乎是在远处就展开为宽大正面，从平原上走来，发现敌军阵地时就转向右边并派出前锋在战线之间游击。瑞典国王和霍恩元帅（Field Marshal Horn）在报告中都说，右转的原因是避免敌军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这句话含义不是很明确，尽管从韦格蒂乌斯开始，阳光和风向的优势就是军事理论家葫芦里的老药，但弗隆斯贝尔格自称对其一无所知。战阵的正面方向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决定，而且在展开状态下转向的难度极大。拿骚伯爵约翰写道：“在战斗中试图转向是很危险的，这算是半个逃跑，而且给了敌军侧面进攻的机会。”12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明言转向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必须要在敌人眼皮底下越过一道天堑，也就是洛伯河。但向右运动的结果是两军没有正面碰撞，联军伸到了蒂利军左翼以外。联军不只是物理上延伸出去一块，还潜在地进一步拉大了与敌军的距离，因为除了荷尔斯泰因的一个团，蒂利将全部步兵放在了中间偏右的位置，13骑兵有12个（11个）团在右翼，只有6个团在左翼。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瑞典军几乎只会遇到骑兵，而骑兵必然布置得非常稀疏，也就是间隔很大，因为整条战线的长度达2.25英里（约3.6千米）以上，一步的距离内不超过5个人。排成一线的4个步兵密集大方阵应该也有很大间距。
蒂利或许可以趁着联军正在渡过洛伯河的机会出击（类似于白山会战中安哈尔特的处境），但他没有那样做，大概是为了让己方炮兵能首先向展开过程中的敌军开火。敌军渡河期间，蒂利左翼被包抄的状况显现了出来。左翼指挥官帕彭海姆（Pappenheim）向左移动，于是左翼的骑兵和右翼的荷尔斯泰因团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双方都想包抄对方，于是战斗在缺口处爆发了。帕彭海姆远远地绕到了敌军侧面，以至于瑞典第二梯队可以直接上前迎击他。14
蒂利军主力对此无法袖手旁观，尤其是瑞典萨克森联军的炮兵现在也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火炮数量远多于对手，威力更大。于是，蒂利命令右翼投入战斗，特别是全体步兵。他的4个步兵大方阵齐头并进，配合骑兵击退了萨克森部队。不光是老兵打新兵，还是以多打少，萨克森人怎么可能顶得住呢？帕彭海姆的左翼和蒂利亲自指挥的右翼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战线上的瑞典主力对面几乎没有敌人。联军向右行进时，瑞典军和萨克森军之间可能也形成了一段空隙。这或许是瑞典人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右转是为了避免敌方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批评。
由于帕彭海姆所部骑兵向左运动，萨克森部被击退，所以瑞典军遭到了两面包抄。事实上，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指挥的一个骑兵团已经绕到了瑞典军后方。既然近1.5万名萨克森人已经被驱离战场，蒂利现在拥有了近3.6万人对不到2.5万人的数量优势。但瑞典部队的战术灵活性，以及瑞典国王及其将领的高超果断指挥弥补了数量上的差距。
甚至在萨克森人败退，皇帝军完成对瑞典军这一侧的包抄之前，帕彭海姆的骑兵就被击退了。与火枪手紧密配合的瑞典骑兵在战术上优越于皇帝的骑兵。15他们放任敌方骑兵来到近处，接着火枪手一轮齐射，瑞典骑兵随之冲上去，一举将敌军击退。就连来到瑞典军后方的菲尔斯滕贝格部骑兵也被转过身来的瑞典第二梯队击退并歼灭。
但决胜的位置还是在瑞典军左翼，皇帝军的4个步兵大方阵占据了萨克森人原来的阵地。如果大队步兵配合骑兵向左攻打瑞典军的暴露部，他们要如何抵挡呢？古斯塔夫·阿道夫一看到萨克森人在逃离阵地，就从第二梯队抽调两个步兵旅来掩护侧面，又从另一翼抽调了一个骑兵团来支援，对敌军骑兵发起进攻；敌军骑兵只有6个团，如果减掉之前跑到瑞典军后方的一个团，那就只剩下5个团了。与另一翼一样，骑兵和火枪手在进攻中密切配合，击败了蒂利的骑兵并将其驱离战场。还没等追击萨克森人的皇帝军步兵大方阵重新集结整队、转到新的行动方向，骑兵已经一败涂地。事实上，有一个方阵跑得太远，扬起了漫天尘土，以致于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它在待命期间无所作为，没有参加之后的战斗。但其他3个方阵被己方骑兵抛弃，又受到瑞典军多个方向的攻击和威胁，无力施展真正的强项，也就是雷霆般的突击。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兵力那么多，各部应该可以相互支援，击退敌军骑兵，然后转入进攻。但这并没有发生。果决领导下的瑞典骑兵肯定不断从四面同时进击，萨克森步兵大方阵被迫消极防御。我前面说蒂利军两面包抄了瑞典军，这句话现在必须重新检视。早在蒂利军左翼形成威胁之前，右翼包抄的部队就已经被击退了，而当瑞典军发起积极抵抗时，左翼的威胁也被解除了。我们可以说瑞典骑兵将步兵方阵钉在了原地，这时瑞典火枪兵也发起进攻，特别是向密集的敌阵开火、几乎发发必中的轻炮兵。16除了更强大的远程武器大大提升了瑞典军歼灭被围敌军的效率这一点，此情此景肖似坎尼会战。
古斯塔夫·阿道夫后来写道，他的7个步兵旅中只有3个实际参战，主要是对付蒂利大方阵的两个旅以及参与击退帕彭海姆部、歼灭菲尔斯滕贝格部骑兵的步兵。
帕彭海姆手下的骑兵尽管数量大得多（可能是7000人对4000人），但还是一无所获，因为瑞典骑兵与近战步兵密切配合，且得到了火枪手的有效支援。帕彭海姆没有被彻底击败。他自称重新集合了部队，但无法率领他们回身再战，而到了次日，“他在刺眼的阳光下从敌人面前退走了”。另一侧的皇帝军骑兵处于兵力劣势，不到4000人对至少5000名瑞典骑兵，后者还得到了姗姗来迟的两个团的加强。皇帝军步兵的火枪队薄弱，没有做好再次进攻的准备，支援力度很小。于是，皇帝军的两个兵种没有达成战术协作，被步骑协同的敌军各个击破，先是骑兵，再是步兵。
蒂利多次受伤，勉强保住性命，决定退向哈雷（Halle），路线大致是从瑞典军后方，沿着瑞典战线平行方向回退。他身边可能还有菲尔斯滕贝格骑兵残部。该残部绕到瑞典军后方，结果受创。帕彭海姆和没有参加第二阶段会战的第四方阵早已向莱比锡而去，直到次日才与蒂利会合。因为蒂利在德意志西北部还有相当的兵力，所以这次看似诡异的撤退行动其实是他一早就计划好的，一旦战事不利就退兵。类似地，萨克森选侯逃跑时不是朝向后方的杜本，而是向侧面的艾伦堡（Eilenburg）而去。
被俘的蒂利部步兵立即加入了瑞典军，以至于后者战后的兵力比战前还要多。
吕岑会战17
（1632年11月16日）
吕岑会战（battle of Lützen）之前，瓦伦斯坦侵入萨克森并夺取了莱比锡。古斯塔夫·阿道夫从南德意志赶来驱逐他。瓦伦斯坦得到了从马斯特里赫特远道而来的帕彭海姆支援，兵力之盛令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敢立即出击。同时，国王还指望着格奥尔格公爵统领的一支吕讷堡与萨克森联军来支援，后者在易北河另一边的托尔高（Torgau）附近，于是瓦伦斯坦被夹在了两股敌军之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萨勒河畔瑙姆堡（Naumburg）以北设下守御完备的大营，人数虽居劣势，但瓦伦斯坦还是不敢贸然攻打。两军就这样对峙数日，饱受11月寒冬之苦。最后，瓦伦斯坦决定将部队撤回萨克森诸城的冬季营地。古斯塔夫·阿道夫刚刚发觉便主动出击，希望与格奥尔格会合，或者在敌军集结之前将其击败。瓦伦斯坦派轻装部队拖住瑞典前锋，然后精明地选择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瓦伦斯坦部没有直接堵住瑞典人的去路，而只派了右翼过去。不过，右翼边上是小城吕岑和难以通行的沼泽，易守难攻。因此，为了与皇帝军交手，瑞典人必须花时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不仅给了对方集结更多兵力的机会，也让对方有时间奋力挖掘战壕，加固本来正面就有天堑保护的阵地。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进军第一日（11月15日）得知敌军在正面不远处设立阵地时，他命令部队转向敌军，准备次日清晨发起进攻。他有16300人，包括5100名骑兵和60门火炮（包括轻便的团炮）。瓦伦斯坦最初只有1.2万人，包括4000名骑兵、21门重炮和数目不详的轻炮。18但迷雾让瑞典军直到上午10时才出击。正午时分，1400名骑兵加入皇帝军，两时到3时之间又有1500名步兵抵达，于是总兵力就成了14900人对16300人。
早期文献说，吕岑会战中的皇帝军依然采用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那种笨拙阵形。这是不正确的。瓦伦斯坦已经抛弃了步兵方阵，改行10排纵深的阵形。他还采用了轻便的团炮，并将火枪手配属给骑兵。19尽管如此，瑞典军仍然具有质量优势，他们使用没有木叉的轻型火绳枪，纵深只有6排，更有对新募军队来说总是具有优势的老练军队。
最后，尽管皇帝军阵地坚固，但瑞典人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还是占据了上风。瓦伦斯坦的中军步兵一直没有被击败，但骑兵损失惨重，以至于他不敢次日再战了，尽管夜幕降临后抵达的4000名帕彭海姆部步兵让他具有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假如这支步兵早几个小时抵达，当日战局或许会有利于皇帝军。另外，纯粹从战术角度来看，瓦伦斯坦在次日未必不能再战，未必打不赢，至少还可以防守。瑞典人在夜间也稍稍退后，但他们当然还在等待从托尔高来的吕讷堡萨克森联军，20而这正是瓦伦斯坦放弃交战并撤出萨克森的决定因素。
有学者称，瓦伦斯坦明知瑞典军近在眼前却依然命令部队退入冬营的做法不可理喻。但他们不可能冒着11月的严寒继续在旷野中扎营了。佣兵们可能会逃亡。他要么退入冬营，要么不经一战便撤出萨克森，让波希米亚境内的皇帝领地供养军队。通过警戒侦察，他排除了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且敌军毕竟尚未合兵一处。最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本人也没有必胜把握，战斗也是来回拉锯。如果瓦伦斯坦为了规避会战的潜在风险便直接牺牲萨克森，打算退往波希米亚，那他的思想也太狭隘了。
如前所见，他选择以侧面对敌看似不同寻常，其实赋予了他巨大的战术优势。如果真打了败仗，他去波希米亚的道路就被堵住了，只能撤往西北德意志。他有胆量选择这处阵地必须被视为壮举，证明他具有战略胆识。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场会战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其他会战都大。古斯塔夫·阿道夫当然打算天一亮就进攻皇帝军。假如他做到了，必然会打一场大胜仗。但迷雾让瑞典军推迟了进攻。在此期间，皇帝军不仅奋力挖壕加固阵地，而且赶来的援军也让双方兵力几乎相等。反过来看，皇帝一方的最后一支援军，帕彭海姆的4000名步兵尽管前一天晚上就接到警报，从约19英里（约31千米）以外的哈雷赶来，但这支本来会赋予瓦伦斯坦数量优势的部队还是迟到了，入夜后才抵达，那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最后，尽管瑞典打赢了，但国王的去世还是抵消了战果。
会战期间，阿尼姆（Arnim）统率的萨克森主力还在西里西亚，对付马拉达斯（Maradas）和加拉斯（Gallas）的两支部队。天主教一方还有一支可观的兵力供巴伐利亚选侯动用。尽管吕岑是一场重要会战，但双方都只投入了部分兵力，而且参战兵力数目也是非常少的。
讷德林根会战21
（1634年8月27日/9月6日）
1634年瓦伦斯坦遇刺后，由斐迪南皇太子（Crown Prince Ferdinand）任统帅、将军加拉斯伯爵（General Count Gallas）实际指挥的皇帝军与巴伐利亚军联军转进巴伐利亚，围攻雷根斯堡。伯恩哈德（Bernhard）[45]从上普法尔茨赶来解围，与来自康斯坦茨湖的霍恩在多瑙河南岸会合。令人惊讶的是，伯恩哈德留了一支部队围攻福希海姆（Forchheim），霍恩也在康斯坦茨湖和布赖斯高（Breisgau）留下兵力，以至于两军会合后的兵力似乎还是不足以直接进攻雷根斯堡的围城部队。围城军仍然在奋力攻打，同时弗赖辛（Freising）、莫斯堡（Moosburg）和兰茨胡特（Landshut）也被拿下，雷根斯堡终于陷落了。
皇帝军取胜后分兵两路，斐迪南率军前往正被一支瑞典和萨克森联军威胁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与天主教同盟的部队则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等待一支正从蒂罗尔赶来的庞大西班牙援军。与我们预想的不同，伯恩哈德与霍恩没有直扑巴伐利亚军，趁西班牙部队抵达前将其击败，而是同样也分了兵，好让部队休整。现在萨克森部队撤出了波希米亚，于是斐迪南再次转向，与巴伐利亚军会合后夺取了多瑙沃特（Donauwörth），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围攻讷德林根（Nördlingen）上。瑞典人难道要让这座新教重阵也落入天主教一方手中吗？
伯恩哈德之前在雷根斯堡就主张尝试解围，如今更是积极请战，尽管他并不否认敌军兵多。霍恩表示反对，事实上直接进攻讷德林根围城部队的决心最终也没有下定。他们原先在讷德林根以西10千米开外的博普芬根（Bopfingen）等待援军，后来决定向围城军逼近，扎营于乌尔姆与讷德林根之间的道路上，既方便从乌尔姆和符腾堡给瑞典军运送补给，也能切断从多瑙沃特向皇帝军前线的粮道。部队从讷德林根正西的博普芬根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到城西南的阿恩斯贝格山（Arnsberg），全程近10英里（约16千米）。前锋指挥伯恩哈德去往的敌方地点似乎比霍恩预料中更接近讷德林根，因为只有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即对皇帝军补给线施加压力。但这条路线从博普芬根出发后要经过崎岖的山谷和森林，而且还没等伯恩哈德后面的霍恩部越过这些障碍，皇帝军已经占领了奥布赫（Allbuch）高地，那里本来是联军预定阵地的一部分，是要构成阵地右翼的。正当争夺高地的战斗期间，天黑了。次日上午，霍恩全力攻打奥布赫，左翼的伯恩哈德却按兵不动。22瑞典军尽管英勇，还是敌不过敌军的巨大优势兵力。联军终于把之前留在福希海姆城下和德意志南部的大部分部队派了过来，但皇帝军也等来了期盼已久的西班牙部队。如今皇帝军占有数量优势，至少达到4万人对2.5万人的程度。23
霍恩元帅现在意识到自己既不能夺取奥布赫，继续打也坚持不到傍晚，于是快到中午时就在一队先遣骑兵的掩护下退兵了。伯恩哈德还守着自己的山头，但现在轮到皇帝军进攻了。伯恩哈德部也只得撤走，途中撞上了退下来的霍恩部。通往乌尔姆的道路在左翼伯恩哈德部正后方，霍恩部也没有抵达预定地点，后军沿着路且战且退，于是恰好与伯恩哈德部形成了一个丁字。在种种不利因素之下，新教军全面崩盘，步兵几乎全军覆没，霍恩被俘，伯恩哈德力战得以逃脱。
我们可能会设想伯恩哈德之所以推进到山上敌营炮火范围内的近处，是他知道此举将引发会战，逼迫指挥部中的霍恩元帅不情愿地投入战斗，因为霍恩明白讷德林根危如累卵，随时可能陷落。如果再考虑两位瑞典统帅不知道敌我兵力的巨大差距，这种看法似乎并非全无可能。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如果伯恩哈德果真急于战场决胜，那么他从一开始就会避免分兵，而且会趁着斐迪南还在波希米亚时求战。即便瑞典军大胆的迂回行动成功了，不经一战便能占据城市西南方向的有利位置，或者在首日夜晚或次日清晨夺取奥布赫，这也未必就会引发会战。伯恩哈德无疑知道皇帝军有兵力优势，但优势不大。最起码他会假定敌军不敢冒险攻打易守难攻的瑞典军阵地，于是选择撤军，放弃讷德林根。只不过穿过山谷用的时间太长，瑞典军没能全部抵达伯恩哈德预定的位置而不得不夺取之，所以才爆发了战斗。因此，我们必须将此战划为遭遇战，而非酣战。24
瑞典方损失了全军的一半以上，约为1万人至1.2万人。步兵基本被歼灭。天主教一方的损失据说不超过1200人至2000人，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奥布赫争夺战中新教方付出的代价无疑要多于对方，但瑞典军的大部分损失，尤其是被俘，是在撤退途中造成的。
现有报告中没有详细说明各个兵种的活动及其配合，乃至整体战术局势。但有一个重要且有趣的战略因素应当重申：双方都没有交战的企图或计划，战斗只是在争夺一处高地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机动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行动成功，则天主教一方要么放弃围攻讷德林根，要么只得攻打占据极为有利阵地的新教军。
维特施托克会战25
（1636年10月4日）
1636年夏，皇帝军与萨克森军联军经过长期围攻夺取了马格德堡，当时巴纳统率的瑞典军还在城北边的韦尔本（Werben），而且自觉兵力不足以解救马格德堡。
现在两军相向而行，都盘算着从威悉河或波美拉尼亚调集援军，但都没有发动决战的坚决意愿。巴纳想侵入萨克森，联军则计划逼退对手，以便依次夺取瑞典手中残存的城池。最后，一度被逼退回梅克伦堡的巴纳绕过敌军，从敌军南边发起进攻，于是会战在普里格尼茨（Priegnitz）地区的维特施托克（Wittstock）爆发了。
此战若真如普遍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会是世界史上最令人惊诧的战斗之一。
巴纳的兵力据说只有1.6万人多一点，至多再多1000人。对面则有2.2万人至2.3万人，而且阵地在天然屏障之外又有工事加固。眼见敌军正面坚不可摧，巴纳决定分兵两路，同时发起夹击。如果再假定双方训练程度和战术水平相去不远，而且瑞典军发起进攻时是背靠敌境，那么从计划的大胆程度和胜利的伟大程度来看甚至比坎尼会战还要高。汉尼拔当年之所以能违背兵力弱的一方不能分兵夹击的规矩，是因为他确信己方骑兵有绝对优势，有充分理由寻求决战，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巴纳为什么觉得有希望打赢，也看不出他为什么非要在此时不惜一切代价打会战，因为他明明可以继续机动而不承担太大风险。
巴纳的优势在于敌军两侧阵地没有天然屏障，不用绕太远即可包抄。另外，敌军正面的森林也使瑞典军的行动变得隐蔽起来。于是，由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指挥右翼的巴纳部队突如其来地杀进了敌军战线左侧的萨克森部侧面。但萨克森部稳住阵脚并形成了新的正面，哈茨费尔特元帅（Field Marshal Hatzfeldt）指挥的皇帝军迅速从另一侧赶来支援，于是向那一侧包抄的瑞典纵队和菲茨图姆（Vitzthum）指挥的中军预备队白等了。按照通说的兵力对比，萨克森军与皇帝军联军的兵力必然要有托尔斯滕松的两倍多，我们真是不知道后者怎么能激战3个小时，打得有来有回。
除非假定瑞典兵力至少与联军相等，甚至可能略多，否则这场战斗的计划和行动便无法理解。巴纳在战前几周时间里调来了人数可观的援军，包括1000多名勃兰登堡守军——守军献城后，萨克森听其去留——而联军还有占领勃兰登堡的克利青将军（General Klitzing）部5000人没有与主力会合。因此，尽管皇帝军自称以1.2万人对2.2万名瑞典军的说法是遁词，26可能与事实差得很远，但瑞典方也不是不可能占据一定的数量优势。
瑞典军右翼就这样逐渐将几乎全部的敌军吸引了过去，虽不能取胜，但尚可坚持。随着夜幕降临，瑞典军左翼现身于联军身后，于是各部已经混杂不堪的联军不敢继续交战，而是趁夜撤出，丢下了大炮，单位也打散了。蒙泰库科利（Montecuccoli）有一句评语（《作品集》2：58）说巴纳取胜靠的是“日落时终于现身的12队生力军，当时皇帝军全都精疲力竭了”。
即便巴纳没有以少胜多，他作为一线指挥官的声誉也不会受损。他的主要目标绝不是引发决战，但当敌军为了次要目标而力量削弱，而他又觉得力量与敌方相当时，他便抓住了机会。他果断绕过敌军，不怕背对敌境，同时意识到掩护敌军正面的障碍也使其不能发起反击，于是他大胆地分兵合击。他的机动成功了，由此显然占据了上风。前后夹击自然是有优势的，哪怕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瑞典人最后还是达成了这个目标。防守方避免被夹击的唯一可能性是适时发起反击，赶在另一部干预前将敌军一部歼灭。皇帝军没有做到，于是最终必然失败。但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见好就收，完成次要目标，夺取勃兰登堡后就集结全部兵力，寻求沙场决胜。当然，联军由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和皇帝的元帅哈茨费尔特二人同掌，做出大胆决策确实是很难的。另外，攻陷马格德堡后，联军因为缺乏粮饷弹药而无所事事达4周，部队拿不到钱就不上阵。
讲到腓特烈大帝的托尔高大捷时，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