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瑞士地方共同体的形成
当法兰克王国的伯爵领从行政区变成封地进而变成世袭产业时，它们也就逐渐瓦解了。国王先是赐予个别家族，但尤其是主教和修道院，不受伯爵管辖的豁免权，最后直接将伯爵的权力交给了他们。随着公器化为私产，许多城市也争取到了政治独立。此外，一批幅员广大的村社和村庄也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成为帝国的直辖领地。
这些城乡的独立一部分是因为有利的特殊情况，比如公爵绝嗣，于是它们就被解放了。一部分是因为它们获得了王室领地的特殊地位，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百户自择首领，百户长（hunno或tunginus）的古老权利尚存。尽管这一官职在别处已经沦落为伯爵任命的下属，但它在一些地方还保存着某种群众对首领的批准权，从这个内核就可能生发出新的独立形式。
皇帝直辖村社存在于从迪特马申（Ditmarsh）到弗里斯兰的北海海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摩泽尔河两岸、韦特劳（Wetterau）、阿尔萨斯、施瓦本（平原和阿尔卑斯山谷都有分布）。有的村社发展为完全独立、长久存在的共和国，如迪特马申。有的被暴力推翻，如威悉河下游的施泰丁根（Stedingen），它于1234年在阿尔滕内施（Altenesch）被不来梅大主教及其佣兵击败。有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1803年。[154]但在世界史上留下长远影响的当属阿尔卑斯山区的自由共同体。
8、9世纪，武士阶层与农夫阶层的区别在法兰克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同样逐渐形成，阿尔卑斯山区也不例外。阿勒曼尼公爵领（Duchy of Alamannia）或施瓦本各世袭伯爵领境内的山谷中也产生了拥有城堡和武士的伯爵家族、骑士家族和自由程度千差万别的农夫。在原先面积广大的边区（march）中，随着农业的传播，地势较低的部分被分割为一个个新建的小村庄，但山谷中却保留了大片公有边区——尽管人口有所增长，还有新兴的城镇。因为就算在中世纪，山谷中的农业规模也比现在大，但当地的主要经济活动一直是在大片公有土地（allmende）上放牧。与公有边区一同保存下来的是边区全民大会；在大会与传统政治体百户重合的地方，这种组织尤其强健。施维茨（Schwyz）就是如此，区内公地长10时[155]（48千米），宽5时（24千米），至今尚在。施维茨镇东南方是“自由会场（Weidhub），常用于开庭”，也是地方百户成员大会的会场。1217年，康拉德百户长（Konrad Hunn）代表共同体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monastery of Einsiedeln）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不管他当时担任百户长的官职1，或者祖上当过百户长，便以百户长为姓氏。从13世纪起，“从官”（ammann）成了百户长的通称。有人认为，施维茨边区——在古日耳曼人的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百户”或“宗域”——14世纪的人口密度已经不亚于今日。因此，边区共有约1.8万人2，意味着成年男子有4000多人。其中3000人可随时由从官征召，几个小时内就能有序集结，保卫家园。施维茨也有一些农场属于外人，有的属于伦茨堡伯爵（count of Lenzburg），有的属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但绝大部分居民都是自耕农，公有边区也将疏离者与社会整体结合在一起。
公有边区的凝聚力很强，就连乌里（Uri）这样居住着属民——有的属于苏黎世女修院，有的属于阿丁豪森男爵（baron of Attinghausen）等贵族——的地方也以边区形式保留了紧密的共同体。从现实角度看，远方修道院的所有权效力微弱，属民和自由民没多大区别。
如果地理经济因素为一些地域共同体的强大组织性提供了基础，它同样也维系和滋养着这些共同体的尚武精神。我们知道，骑士阶层在十二三世纪越来越贵族化，人数也越来越少，愈发需要平民精锐士卒的补充。在不列颠群岛，威尔士山区一直是英格兰国王的一大募兵源泉，阿尔卑斯山区对德意志国王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与从事农耕的低地相比，山区牧人猎户的生活更适合培养冒险尚武的精神，而贫苦生活也逼得山民向外求取利润或军饷。
13世纪的文献中提到了施维茨人和乌里人当雇佣兵。31289年，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征讨勃艮第的军中就有不少于1500名施维茨人。这些战士无疑可以追溯到史籍留名之前很久。施维茨人与最主要的邻居爱恩西德伦修道院反复发生摩擦，可见其好斗的性格。早在亨利五世皇帝时期（1114年），他们就与修道院产生了一次边界纠纷，而这场纠纷又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亨利二世时期，施维茨人动不动就因之寻衅。
在乌里和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自耕农沦为世袭农奴的状况比在施维茨更严重。但在腓特烈二世时期，乌里（1231年）和施维茨（1240年）先后取得了自由状，规定当地居民不属于任何伯爵或其他封建贵族，而由帝国直辖。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灭亡，帝国彻底无力化，皇帝颁发的自由状对各州（canton）不再有实效；自由状反映和证明的是争取自由的努力和意志，而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决定性因素在于，这些农民团体手里有武器，有能力对抗骑士的统治。早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末期，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和卢塞恩市（city of Lucerne）便自行结盟。尽管它们与完全独立还差得远，但我们仍然会发现，伯爵领主对待他们是小心协商的态度，甚至登上王位后也是如此。我说的是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他的家族将女儿们嫁到伯爵和领主家，等夫家逐渐绝嗣后，领地便由哈布斯堡继承。通过这种方式，哈布斯堡将瑞士和阿尔萨斯的大片土地连成一片。在鲁道夫去世的鼓动下，3个农业州结成“永久联邦”（1291年8月1日），只接受由本地人或同族人担任的法官。他们尚未提出从官由本地人选本地人当的要求，但阿尔布雷希特国王预料到了他们的愿望，于是只从阿丁豪森家族、施陶法赫尔家族（Stauffacher）和其他本土豪族中选任从官。
1308年，阿尔布雷希特被侄子谋杀，这些未经明确界定、以相互谅解和约束为基础的政治关系产生了动荡。在局势鼓动之下，农民团体开始考虑彻底拒绝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选侯们选择卢森堡伯爵亨利七世为王，于是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王位。1309年，亨利宣布联邦脱离哈布斯堡家族。亨利去世后，王位人选产生了分歧，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和巴伐利亚的路易两方面各有人支持。这时，联邦公开支持后者，对故主发起了攻势。
如前所述，施维茨与如今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的爱恩西德伦修道院有宿怨。施维茨人原本就经常到爱恩西德伦的地盘抢掠，哈布斯堡派来的总督尽管有权力管，却不敢插手。现在施维茨人有了自己的从官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他们将修道院洗劫一空，还抓了一批修道士俘虏。4于是，腓特烈国王的弟弟利奥波德公爵要惩罚这些农民。他们在王朝内战中是巴伐利亚的路易一党，因此加倍危险。
2 莫尔加滕会战
瑞士早期的历史掩埋在无数如同瓦砾的传说记载底下，必须先费力搬开它们才能研究。莫尔加滕会战（battle on the Morgarten）（1315年11月15日）就是如此。有的传说是关于个人的，比如奥地利骑士胡嫩贝格（Hünenberg）。据说他将一张写着“小心守卫莫尔加滕”的纸条绑在箭上，射给瑞士人报警。还有战况描述让学者搞错了战场位置，以为在莫尔加滕以南半小时路程的菲格勒富鲁湖（Figlerfluh）边上。因为这座在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湖没有那么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假设当时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真相是两名业余学者发现的：一位是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滕（Christian Ithen）；一位是皮革厂老板卡尔·比尔克里（Karl Bürkli）。他们面对所有职业军人和专家学者坚持己见，最终得到了认可。早在1818年，伊滕就向祖尔劳本将军（General Zurlauben）说明湖的水位不曾变化，这一点得到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两方面的检验。比尔克里回溯了当时的文献，借助军事知识和地形考据进行解读，从而发现了战略和战术的正确关系，如今他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我是通过他写的《真实的温克尔里德》（Der wahre Winkelried）一书关注他的。该书面世时，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Perse-und Burgunderkriege）正要出版。1888年，我途经苏黎世时拜访了他，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先生。他自述年轻时曾跟随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érant）[156]赴得克萨斯州，要在那里建立一座乌托邦社区。尽管资金充足，社区还是失败了。他又去墨西哥军队服役，经历了无数冒险，然后才回国。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他一直是公众人物，同时无疑也是一位争议人物，除了政治理念以外，还因为他对本国军事史的若干问题持有异端看法，所以瑞士学术界都不愿意听他说话。但他不仅阅读量很大，而且天生具有历史批判的本能，对过往时代也有惊人的观察力，尤其在军事史方面。他有时会被奔放的想象力引上歧途，发表一些不能直接从文献中推导出来的言论，但他很少讲本身不可能发生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不是一个原本和平的农民被逼到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久经战阵的长官指挥，由属于自己的政权统领的好战共同体精心策划的一场战争。既然他们是有军事经验的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关于他们的现存个别记载和行为迹象串联成一套有计划、有条理的行动，并以此为遵循。
从远古时代开始，山民就会建造工事阻绝谷口，强化天然屏障。在瑞士，这种障碍物叫作“letzi”或“letzinen”（关卡），与“lass”（放行）一词相关，最高级形式是“letzt”；至今可确认的尚有85座。1勒艾伊本关卡（Röuschiben letzi）据说源于前罗马时代；瑟维尔泽关卡（Serviezel letzi）源于罗马时期，奈福尔斯关卡（Nöfels）的地基也一样；另有4座据说始建于4世纪。施维茨有6座经过确认的关卡，不仅覆盖了入境口，还有几座在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Lake）和楚格湖（Zuger Lake）岸边设置了树篱，阻止敌人登陆。当然，部分工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乃至更早，比莫尔加滕会战早得多。如今摆脱伯爵统治的决战即将爆发，施维茨人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加固关卡。2有一份文件显示，边区共同体（施维茨人）于1310年将几块土地卖给了一对兄弟，所得款项用于“阿尔特马特的罗腾海姆关卡”（an die Mur ze Altum mata），其中一座塔楼至今尚存。但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施维茨人于1315年从罗斯山（Rossberg）[位于楚格湖与埃格里湖（Aegeri Lake）之间]到里吉山（Rigi）修建了一条长达5千米的雄关，将整个楚格湖南端和湖岸道路全部封死。尽管最早记载具体修建日期的文献写于1571年，但一份1354年的文献已经确认了它的存在。从逻辑来看，它的修建必定与解放战争的局势有关。它不可能早于解放战争，因为施维茨本土没有到那么远，而只到劳瓦兹湖（Lowerzer Lake）为止。但战争爆发时，原为哈布斯堡领地的阿尔特边区（Arth）加入施维茨一方，因此必须要保护。工事主体至今尚存，直到1805年的规模还非常大，时人精准地描绘了关卡的样子。那是一道长5千米，高度不小于12英尺（约3.7米）的厚墙，有多座大门和三座雄伟的塔楼。
在阿尔特马特和阿尔特的出入口之间还有一条沿埃格里湖东岸，经莫尔加滕、绍尔努（Schorno）和萨特尔（Sattel）至施维茨的道路。3有人由此会以为这条路也有关卡把守，但现存文献告诉我们，直到1322年，施维茨人才用卖出5块土地的所得款项在绍尔努附近修了一座关卡。假如那里1315年就有关卡，1322年只是修缮加固的话，那么施维茨当时就已经是一座大型要塞了。但1315年施维茨人是有意不修绍尔努关卡，让埃格里湖门户洞开，这种情况也未必全无可能。4不管每一处天堑或工事有多么牢固，把守这么长的连续防线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一支敏锐而坚韧的敌军轻易就能发现薄弱地段，突破后便可从后方攻击守军。希腊人在温泉关就经历过这样的事。由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从官指挥的施维茨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计划，有意让出绍尔努的道路。
利奥波德公爵将本部骑士集结于楚格（Zug）附近，会同苏黎世、楚格、温特图尔（Winterthur）和卢塞恩来的援军。他们没有走楚格湖左侧或右侧途径阿尔特的道路，因为施维茨人已经在那里树起了高墙，而是沿着埃格里湖东岸行军。利奥波德公爵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沿线确实没有工事，也可能是他认为那里的工事更容易包抄或突袭。他的兵力可能在2000人到3000人之间，放在当时相当可观，面对区区一群农民更是非比寻常的大军。5
乌里向施维茨派来了援军，翁特瓦尔登则存疑。出于谨慎，利奥波德公爵让手下的一名伯爵从因特拉肯（Interlaken）出发，翻越布吕尼希山口（Brünig Pass）[157]同时对施维茨发起进攻。不过，联邦军——统帅大概是维尔纳·施陶法赫尔6——的兵力估计在3000人至4000人之间。7
图6 莫尔加滕会战
即便不是预先算计好的，施陶法赫尔肯定预见到公爵会走莫尔加滕。施维茨派出去的侦察兵和观察员带回奥地利军正沿莫尔加滕进军时，施陶法赫尔便立即率军赶往马特里古什（Mattligütsch），一道俯瞰埃格里湖的山脊。瑞士人可以隐蔽于此，很难被发现，因为面对敌人的右侧有一道树木葱郁的深沟，名为“哈泽马图斯”（Haselmattruse）。从马特里古什出发，顺着几条草坡可以下到湖边，坡多少有些陡，但大体可以通行。山在南侧贴着湖边陡升，只要一根树干就能轻易将路阻断。
施陶法赫尔派出一小队人把守这处布赫维尔德里（Buchwäldli）附近的狭径，这些人是他手下的先锋，大概以弩手为主。8
尽管利奥波德公爵了解施维茨人的战斗力，指望着打一场恶战，但他没料到这么早就会遇到敌方，因为布赫维尔德里附近的这处狭径在施维茨境外。联邦军不在本土御敌，而是进入楚格镇境内，到敌人的地盘迎敌，这是够大胆的了。毋庸置疑，施陶法赫尔对整片地区进行了长期研究，才选出这一处合宜的战场。
当奥军前锋发现布赫维尔德里附近道路受阻，又不能用射手和散兵驱散敌军时，一批步卒或下马骑士大概就开始爬左侧的草坡了，目的是包抄临时搭建的关卡，从上方赶走守军。这需要时间，同时骑士纵队越走越近，挤在路障面前，紧贴在一起，向草坡上比较平的地方散开。施陶法赫尔等的就是这一刻。骑兵身后的陡坡上突然滚下石块圆木，联邦军全员排成紧密阵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山脊扑来。接战前夕，瑞士人大力将“满手”的石头投向骑士和马匹，随即以绝对优势兵力杀入乱作一团的骑士和士卒，又是砍，又是刺。他们的主战武器是斧枪（halberd），不久前才初次见于史册。这个词的意思是“Halmbarte”[158]，也就是装着长柄的斧子，还有一个铁尖，结合了斧和枪两种武器。它是对骑士盔甲越来越坚固，只有沉重的长柄斧才能击穿这一现象的回应，因此是无甲步兵对抗重甲骑兵的武器。后来，斧枪演变为后侧带钩的形态，目的是勾住骑士的盔甲，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斧枪有时还配有尖头锤。
骑士要如何对抗这些手持骇人兵器的农民发起的疯狂冲锋呢？他们不能上山仰攻，身后是湖水，也无路可退。在肉搏战中，他们无法控制因滚石和投石而受惊的坐骑。不能行动的坐骑对骑手有害无益，因为一部分体力和注意力必须放到马身上，一旦马匹发狂，骑手也就根本无法作战了。
因此，施维茨人战斗计划的威力不仅在于狭径突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路障和埋伏于布赫维尔德里两侧高地造成的拥堵。假如施维茨人从莫尔加滕山进攻行进中的奥地利军侧翼，他们肯定会取胜，但只会是小胜；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部队会尽快撤离，就连跑到前面去的人大多也会绕远路或走野路脱逃。但攻击前的堵塞吸引了就算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奥地利军，使其既不能后退，在拥挤的狭径中又不能作战。比尔克里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正确认识了上述过程。这种分析不仅与军事头脑相关，也与他从内心完全摆脱了传说束缚有关，即施维茨人是和平的农夫和牧民。只要抱有这种看法，那自然就不可能认识到施维茨人会深谋远虑、运筹精妙。但交战频仍的施维茨人已经采用了农民对抗骑士的特殊武器：斧枪。他们还有取胜所需的自信心和施陶法赫尔的领导——他当得起将军之名——激励联军为自救而战，同时写下了世界史上的重要一笔。
正从后方往前赶的奥地利军无力援救挤作一团的战友，很快也被大溃逃所裹挟。前队中挤作一团的骑士兵卒大多被瑞士人屠杀，或落入湖水溺亡。利奥波德公爵仅以身免。记载此战的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John of Winterthur，又名维托杜兰，Vitoduran）讲述了儿时亲眼见到公爵骑马逃入温特图尔、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他似乎因极度悲伤而丢了半条命”。
我讲到了一个比尔克里没有讲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强调施维茨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领导统筹。有后世传说和虚假记载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人：一是胡嫩贝格骑士，他据说让施维茨人注意到了莫尔加滕的位置；二是贵族伊特·雷丁（Itel Reding），他据说给了好的建议，比尔克里对此大为光火。他的愤怒有点过头了，因为传闻中的偏误绝没有减损群众所获得的成就，而只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心理因素：用精彩的个人故事替代难以理解的史实。但比尔克里认为一场莫尔加滕这样的会战是群众的直接行动，或者说是民众本能的表达，这就完全错了。他很好地指出施维茨人早有预谋，但这是领袖做的事。不管施维茨农民的军事经验有多么丰富，但归根结底，这个上万人的共同体原本未必干得成。他们必定有一套运行良好的侦察通信手段；哈布斯堡军队的集结地楚格与施维茨边境只有三小时路程。维托杜兰写道，施维茨人是通过吐根堡伯爵（count of Toggenburg）得知了利奥波德进军的消息。这段记载完全不可信；伯爵的叛逆之举会把自己害死，因为作为一名忠于国王的骑士，他在莫尔加滕被杀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是在斡旋过程中无疑泄露了公爵的计划。即便真有此事，那也不紧要——哪怕在出发的那一刻，谁能保证公爵不会改走阿尔特或阿尔特马特？施维茨统帅肯定对这种可能性也做了预备。楚格附近的侦察员和信使肯定也足够警惕机智，不会被佯攻骗了。维托杜兰明确说利奥波德不止走莫尔加滕一路，而是多路并进；得知主力战败后，其他几路纷纷掉头逃跑，避免了损失。利奥波德为何要多路并进，而不合兵一处呢？他当然是考虑打一场恶战，若能一举决胜，其余几路也就无所谓了。旁支兵力不会很多；骑士肯定全在公爵身边。利奥波德大概是这样预计的：如果他遇到激烈抵抗，位置可能在绍尔努附近的关卡，那么当施维茨人得知左侧或右侧也有敌人时会退兵。或者，利奥波德认为分兵能从源头上误导敌人，使之将兵力分散于各处关卡。而对施维茨人来说，足够早地辨明真正的主攻方向，从而尽可能集中兵力对敌是至关重要的。不能靠撞大运，必须有周详果断的领导。接到敌军正沿埃格里湖东岸行进的报告时，统帅必须对自己的信使和计划满怀信心，立即下令进军。不管是在阿尔特附近的关卡集结，还是在施维茨附近的关卡，他们的行军路程都不比公爵短多少。假如他们晚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假如布赫维尔德里关卡已经被攻克，奥军主力已经通过，那便是满盘皆输，施维茨很可能就不保了。
因此，施维茨统帅不仅要明辨地形、耳目灵通、领导得力，更要有对部下彻底的掌控力，兵士信任他的领导，得令便立即动身。战士大会实施不了如此依赖雷厉风行的作战计划，随意选定的带头人也做不到。我们不妨将他与马拉松会战中的雅典统帅米提亚德相提并论。但米提亚德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普通雅典市民，只要他被选为将军，群众自然就会服从他。而莫尔加滕会战中的施维茨统帅农民施陶法赫尔的权威源于别处。我们在日耳曼古代史中已经对此有所了解——施维茨统帅也是共同体（边区人民的联合）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管理者，他的军权源于以他为首的群众整体。在莫尔加滕会战中，民众之所以能击败骑士，只是因为原初意义上的古日耳曼宗族在施维茨依然活跃，因为个人的战斗力融入具有统一意志的强大集体，因为他们的民主是有统帅的民主。
莫尔加滕会战的主要史料是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又名“维托杜兰”）写于战后25年至30年间的长篇记述。温特图尔当时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向利奥波德派出了一队人马，其中只有一人身亡。因此，约翰有来自目击者的报告，最重要的一位是当时也在场的约翰之父。但从记载明显看得出他也掌握了施维茨方面的信息。9
3 劳彭会战
强大的策林根家族于1218年绝嗣时，部分领地转到神圣罗马帝国名下。当时正值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皇帝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权威正在瓦解，于是在施瓦本公国和勃艮第王国的边界地带出现了一批由帝国直辖的独立小块土地和城市（有一些特别小），包括不久前由策林根末代领主建立的伯尔尼城。上级权威在这片山区消失带来的结果就是相邻势力间私斗不断。在一个世纪的私斗中，伯尔尼赢得许多次胜利，不仅收服了乡村，还迫使贵族连同其土地城堡加入这座城市的政治体。伯尔尼有一套专门适合于征服政策的体制：有一个凭借贵族的政治直觉和主政意识来施行统治的贵族议事会，还有另一个议事会作为辅助，后者并非真正自由民主的机关，但仍然足够接地气，能够将全体公民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共同为政府方针效力。
终于，伯尔尼人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四面出击逼得它的主要对手、相距仅18英里（约29千米）且同样由策林根家族创立的弗里堡（Fribourg）出手，与格吕耶尔（Greyerz）、诺伊恩堡（Neuenburg）、瓦朗然（Valengin）、尼道（Nidau）、沃州（Waadt）、阿尔堡（Aarburg）诸伯爵和其他周边小势力联合，第一个目标是将位于萨讷河（Saane）附近森瑟河畔（Sense）的小镇劳彭（Laupen）从伯尔尼手中解放出来。
面对浩大的联军，伯尔尼人有些气馁；只有索洛图恩（Solothurn）一城站在它一边，但凭借富有远见的政略，他们有能力应付局面。伯尔尼的扩张政策已经推进至布里恩兹湖（Brienze）对面的高地（Oberland）一带，与翁特瓦尔登和乌里取得了联系。莫尔加滕会战以来，这两个森林州威名远播，伯尔尼遂主动上前拉拢。伯尔尼现在请求援助，有回报的援助；劳彭之争又与林地诸州的政治利益完全无关。1于是，仍然发生于瑞士境内的劳彭争夺战正是日后发展壮大的瑞士佣兵（Reisläufer）的先声。一份偶然保存至今的档案显示，乌里战胜后获得了重量为250磅的便士银币。当时的伯尔尼地盘还很小，但意志坚决的市政府依然竭尽民力，凑出雄厚资金，从而将有经过实战证明的军事实力却无力自行制订政治目标的农民纳入麾下。争夺战有一层更深的政治背景，尽管它无疑只是幌子：伯尔尼不承认巴伐利亚公爵路易的帝位，而与教廷联手。教区神父迪博尔德·巴塞尔文（Diebold Baselwind）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和激发群众的斗志。
关于争夺过程和劳彭会战（1339年6月21日）经过，一份显然出自教士圈子的作品《劳彭战斗》（Conflictus Laupensis）有详尽的描述，但它被誉为“军事史文献中的重大成就”是名不副实的。2在关键的军事问题上，我们从中只能得到相当不确切、不直接的答案。写于战后约80年的尤斯廷格（Justinger）《伯尔尼编年》（Bernese Chronicle）明显充斥着传闻野谈，可用于参照的另一方记载又付之阙如，因此考虑到劳彭会战在军事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希望能把它讲得确切一些，结果却不能如愿。
联军包围了由600名伯尔尼人守卫的劳彭并发起进攻。到了第十二天，伯尔尼及其盟友终于率兵来救（1339年6月21日）。《劳彭战斗》说围城军有1.6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尤斯廷格更是宣称总兵力达3万人。这些数字当然毫无意义。假如弗里堡和联军各势力能凑出4000人上阵，那就已经很可观了。《劳彭战斗》说伯尔尼军共有6000人，其中1000人来自林地诸州。这个数字似乎相当可信。3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假定地盘较大，又有森林州援军的伯尔尼能拉出的兵力大于对手，因为只有弗里堡一城能大规模征兵，与之结盟的伯爵们只能带来本部骑士和兵卒，数目必然很少。4联军的胜算自然不在于兵多，而在于步骑武士的素质优于对面的普通市民农夫。
伯尔尼军走出本城与劳彭之间的森林，来到布兰贝格（Bramberg）的高地，俯瞰朝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的联军。尽管战场与劳彭只有2千米到2.5千米的距离，但被围的守军在城中还是看不到战事发展。
伯尔尼人并未立即出击，而是列阵于高地，显然是想引诱敌军（尤其是骑士）向占有地利、有天险可资的伯尔尼人发起进攻。他们可以假定联军要么出击，要么撤围，因为联军若不先击退近在眼前的援军，继续围困劳彭，侧翼便会暴露于突袭之下。因此，形势与尼科波尔肖似。
伯尔尼军大概列为三个方阵。前锋是林地诸州的1000人，长宽各约30人。大阵有2500人，长宽各约50人。后卫有2000人，长宽各约40人。阵前都有游击射手。5射手和方阵之间是骑士及其骑马随从，尽管数目很少。6
伯尔尼人占据地利，联军犹豫要不要直接进攻，于是先派一部分人从侧面包抄，同时让骑士在敌军阵前耀武扬威，还临时授封年轻贵族为骑士。包抄完成时已经快到傍晚，伯尔尼后卫见状马上就跑了。但面对弗里堡人发动的正面进攻，大阵岿然不动，发弩投石迎击，继而转入攻势，向敌军势如雷霆地冲杀上去，打散了弗里堡人。先锋与大阵同时发起冲锋，但刚下山就遭到骑士攻击，战况陷入胶着状态，旋即四面被围。即便骑士无法突入矛尖朝外，排成一圈的严密“豪猪”阵，但只要敌方射手赶上来，林地军马上就会落败。但与此同时，伯尔尼大阵已经取胜。林地军将骑士吸引了过来，让伯尔尼军只需要对付弗里堡军，这就算完成使命了。伯尔尼人解决战斗后立即转向，从后方扑向骑士。骑士无法应对，只得逃之夭夭，被杀者甚多。先前击败伯尔尼后卫的联军部队从未重新参战。他们估计要么不听长官号令，要么根本没有真正的长官，只顾着追击败逃的敌军，抓俘虏，抢东西。
伯尔尼人在劳彭会战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战略和战术思维，让人不禁想问：如此壮举是哪一位将军的手笔。先占据富有威慑力的防御位置，然后由守转攻的操作让我们回想起了马拉松会战；而且奇怪的是，有一份文献笔下的伯尔尼人将军很像米提亚德。当然，同时期的《劳彭战斗》全未提及统帅一事，但这份记载从军事角度看完全不合格。而尤斯廷格则写道——当然，史实和传说在他的记述中已经难解难分了——统帅是骑士鲁道夫·冯·埃拉赫（Rudolf von Erlach）。此人深受尊重，广有家财，既是联军成员尼道伯爵的附庸，又是伯尔尼市民。战争阴云酝酿之际，他脱离了封建领主，为伯尔尼人效力。他的父亲曾于1298年指挥了发生于多恩比勒（Dornbühl）的一场遭遇战，他则“在六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伯尔尼人相信他是统帅的合适人选，“他会示范善始善终之道，因为打仗斗智不斗力”。但埃拉赫起初犹豫要不要接受，因为市民过于傲慢，而且有意严厉治军的统帅不得不担心市民会秋后算账，为自己带来损害和羞辱。经过长时间的恳求，最终全体市民同意向他宣誓万事服从。若有不从号令者受罚，即便统帅伤了他乃至杀了他，市当局或受罚者的朋友都不得把账算到统帅头上，也不得日后报复。
于是，埃拉赫接过原本属于市长（Schultheiss）的统帅权。时任市长约翰·冯·巴本贝格（Johann von Bubenberg）也是一名骑士，而且出身名门；他的儿子负责指挥劳彭守军。尽管同时代文献只字不提埃拉赫统军一事值得注意，但这段记载不可能纯属虚构。对伯尔尼人来说，此战是命脉所系，因此，他们会寻求最有能力的军人来担任统帅。在多年后的穆尔滕会战中，指挥权也是交给了一名骑士——当然是出于别的原因——而编年史几乎完全掩盖了这个事实。因此，鲁道夫·冯·埃拉德骑士指挥劳彭会战的记载尽管晚出，尽管富有传奇色彩，但未必全无可信度。我们从此战中能感到有一位真正的将军在指挥。假如他同时担任市长，那么肯定会在伯尔尼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劳彭战斗》的作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从教士视角出发，对军事缺乏兴趣，也不了解军事，可能单纯忘记了统帅的姓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那位纵马奔腾于劳彭原野的卓越战士就是鲁道夫·冯·埃拉赫，我对此毫不犹豫。尽管同时代的编年史作者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的胜利者身份还是保留在了世世代代的记忆中。
他的核心举措是专门要求市民正式向自己宣誓服从，而且能凭借他的人格力量使之有意义。次年，他有一次部署埋伏弗里堡人时，8名士兵为偷马擅自出击，结果被敌人围住。他禁止别人去援救，任由他们被活活捅死，“因为他们是发伪誓的无赖，比起伯尔尼的荣誉，他们更在意自己的战利品”7。他对部下控御如此，所以在劳彭才能收住取胜的主力，率其从后方攻击敌军骑士。如果没有这样的将领，仗会打输的，因为林地军被击败后，骑士无疑也会击败阵形不整、无力抵挡骑士的伯尔尼军。
4 森巴赫会战
莫尔加滕的胜利固然辉煌，计谋和奇袭的成分还是太重，不足以一举决定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和独立农民军之间的胜负。条顿堡森林会战之所以让日耳曼人赢得了独立，并不是凭借会战本身，而只是凭借它与罗马帝国内部状况的相互作用。莫尔加滕会战也是如此，它的完整意义只在于它是政治大格局中的一环。林地诸州当初获得帝国直辖的法定地位是有背景的，先有腓特烈二世时期教会与帝国相争，后有大诸侯争夺帝位。现在，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没有报莫尔加滕战败的仇，是因为它的全部力量都用来与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交战。而后者确认了3个州的帝国自由领地地位，并颁发了相应的令状。但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与林地诸州签订和约，而只是停战，以免永久失去领地。停战逐年续签，一时有冲突，过后又恢复停战，从而让联邦得以巩固自身的独立地位。联邦在劳彭会战中为伯尔尼提供的强力支援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就连苏黎世和卢塞恩都来交好结盟（1332年与卢塞恩结盟；1351年，林地四州与苏黎世结盟）。最终，联邦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实力，无疑也受到伯尔尼扩张霸权的鼓舞，于是转入攻势。至此仍为奥地利地方市镇的卢塞恩想要彻底摆脱枷锁，遂将周边奥属乡村和小镇森巴赫（Sempach）纳入羽翼之下，脱离了领主利奥波德三世公爵的统治。哈布斯堡家族在当地的城堡被击毁，忠于旧主的地方化为丘墟。公爵徒劳地试图绥靖宁人；联邦则连连攻取。
于是，利奥波德最终决定集合全部兵力，以图挽救家族的领地和荣誉，若能取胜，或许还能夺回早已失去的地盘。他将意大利的城市拿去换钱，还四处寻求与骑士领主和佣兵结盟。他甚至获得了来自蒂罗尔和米兰的援助。我们可以假定他的军队比他叔叔利奥波德一世投入莫尔加滕的兵力大得多，但林地四州的军队很可能也有当年的两倍之多，不仅因为卢塞恩加盟，还因为施维茨的大大扩张。参加森巴赫会战（1386年7月9日）的利奥波德军估计有3000人，可能有4000人，联邦军则在6000人至8000人之间。文献中给出的瑞士兵力从1300人[尤斯廷格和鲁斯（Russ）]到3.3万人（德特马）不等。
瑞士人一开始以为苏黎世会受到威胁，于是林地诸州向其派出援军，深入奥地利领地。但利奥波德起初明智地没有将军队集结于苏黎世或卢塞恩两大重镇，而是攻打卢塞恩以北约9英里至10英里（约14.5千米至16千米）的小镇森巴赫，该城镇叛逃到了瑞士一方。他告诉自己：不论他攻击何处，瑞士人都会前来救援，从而引发会战。若在苏黎世或卢塞恩城下交战，形势将不利于奥地利，因为看住大城会消耗一部分兵力。但森巴赫这样的小镇只需少许兵力围困，全军几乎都可投入野战。
利奥波德遂将军队集结于森巴赫下游约5英里（约8千米）处，湖出口处的苏尔塞（Sursee），并于抵达当日（7月9日）包围森巴赫，然后立即向援军预计方向前进。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方面看，在紧靠湖岸的森巴赫接受会战都是错误的，奥军在那里会遇到类似于莫尔加滕的状况。然而，公爵没有直接向南去卢塞恩，而是转向东边。因此，他肯定已经知道敌军正从东边来。这个方向是可以理解的。联邦军一部来自苏黎世，自东北方向而来，若要从南边去森巴赫，那就要绕一个大圈子。鉴于从东侧进攻对公爵尤为不利，因为奥军一旦战败就会被推进湖里，撤退也只能走侧面，所以从南面进攻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假定，林地四州将兵力集结于吉斯利康（Gislikon）的罗伊斯河（Reuss）桥，并从这里出发。
于是，两军估计分别从东面和西面而来，瑞士人大概以为会在背靠卢塞恩湖的森巴赫城下遇上敌军骑士1，奥地利人则不清楚何时会遇到对方，是白天，是晚上，甚或要拖到第二天。“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位置。”奥地利诗人苏臣沃特在战记中写道。临近中午，两军距离在森巴赫不到半小时路程的希尔迪斯里登村（Hildisrieden）会面。老教堂证实了战场位置。
湖东岸的地势迅速抬升，呈阶梯状，有许多条沟壑。希尔迪斯里登村正面是一块小台地，接着朝向村子再次陡高。两军最早看见对方大概是在台地上。瑞士先锋大概占据了最陡的地方，那是一处制高点，路在下面，两侧皆有小河，易守难攻。树木或畜栏也会加大行进难度。骑士来犯时先要下马，然后强攻骑兵极难通过的高地。奥军射手以强大的火力压制瑞士人。利奥波德公爵大概以为面前就是瑞士全军，于是不等行军中的后队赶上来，他便鲁莽地亲自投入战斗。骑士深入敌阵，以至于卢塞恩军旗倒在地上，可能还被缴获了。但他们交战的对象只是联邦军的先锋，而先锋应战的原因很可能是占据了一处很有利于防守的阵地，而且之前可能迅速修建了强化防御的工事。先锋一直在等待主力的抵达，后者可能比预计延误了些。最终，主力由行军纵队展开列阵，伴随着大吼从侧翼突袭骑士，还投出了一阵石块。文献中未明说是否有第三路人马，也就是后卫部署，但不妨假定有。
图7 森巴赫会战
凶猛的进攻一下子打垮了步行作战的骑士。不光在后面牵马的士兵被吓得逃跑了，就连还在马背上前进、尚未展开和发起进攻的骑士也被溃兵裹挟。公爵与一大批贵族和骑士被杀。
叛徒引发恐慌的托词可以归入马拉松会战以来便司空见惯的叛变故事一脉。从形势来判断，还在马上的骑士逃跑即便不值得称赞，也是可以理解的。
温克尔里德的传说
凭借不偏不倚的学者精神，比尔克里取得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那就是发现了温克尔里德传说的起源。翁特瓦尔登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Arnold von Winkelried）是16世纪初的一位著名瑞士雇佣兵。他死于1522年的比克卡会战（battle of Bicocca），当时他正试图突破已经采用瑞士战法的国土佣仆（lansquenet）[159]的矛林阵。比克卡会战是瑞士人第一场彻底的惨败，伤亡比之前的所有胜仗加起来还要多。国土佣仆在歌中嘲笑瑞士人在此战中的耻辱。瑞士人则以夸耀先前武功的歌谣回应。这些歌谣中不免有移花接木和混同拼合的情况。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传说层累的过程。最早90多年的歌词中连温克尔里德的一件事迹都没有提到，名字或类似事件都没有。实话说，它们不可能包含这种内容，因为当时没有适当的条件。一份1476年制作的早期苏黎世编年史抄本首次插入这样一段记载：瑞士人在森巴赫战况不利，手持长矛的贵族老爷击倒了装备较短斧枪的瑞士人。这时一名忠义之士抓住许多支长矛，将对方推倒，好让联邦军上前用斧枪攻击敌人。同时，忠义之士喝退了后面的敌军。这段话没有给出主人公的名讳，也没有说他阵亡。当时广为人知的森巴赫战歌（收录于1480年的《鲁斯编年》，Chronicle of Russ）依然完全不包含此事。直到50年后（1531年），经过无数次修改而且经常重写的战歌中才再次出现了关于温克尔里德的歌词。那是比克卡会战后的第九个年头。但歌中最初的称呼是“一位温克尔里德”，然后是“一位出身温克尔里德家族的翁特瓦尔登人”，最后在丘迪的第2版（约1570年）歌词中写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到了这时，比克卡会战已经过去了很久，于是把主人公搬到森巴赫，将惨败的悲伤记忆换成瑞士人最辉煌的胜利已经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了。比克卡会战的阵形很快也随着主人公一起转移了，在丘迪的版本中，害死温克尔里德的国土佣仆的整个阵形乃至工事都被搬到森巴赫。两场战斗之间的穆尔滕会战（1476年）留下的鲜明回忆肯定也为生动的歌词做了一些贡献。在穆尔滕，勃艮第人的炮弹打断了树枝，树枝落在瑞士军阵的前方。这个情节也被安到了根本没有火炮的森巴赫会战上。就连战前的祈祷词都能看出这首歌的晚出；词中不提圣母玛利亚一事足以证明它来自宗教改革时期。在之前的时代，圣母玛利亚不可能漏掉。
从大众心理、文学史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过程同样是重要而有意义的，正如从考据方法的角度看。与《尼伯龙根之歌》一样，歌中混在一起的情节事实上可能隔着好多代人，从1386年一直到宗教改革传播开来以后。但一名军事史研究者若是轻信了这些记载，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淆啊！传说故事将国土佣仆的战术安到了骑士身上，可谓南辕北辙。此外，国土佣仆的战术与瑞士人并无分别。于是，瑞士人的传说将自己的战术说成是敌人的战术。火炮和祈祷文格式也与森巴赫时期大相径庭。
既然用矛尖朝外的紧密阵形交战的不是骑士，而是瑞士人，那么温克尔里德多少有史实为证的功业也是由骑士创下的。最早的一件是1271年由约翰·冯·温特图尔（Johann von Winterthur）写下的，讲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名骑士试图突破一队伯尔尼军队，结果死于阵中。21289年的施洛斯哈尔德（Schlosshalde）会战也有一则类似的故事，说哈布斯堡国王鲁道夫的一个儿子奇袭伯尔尼军并将其击败。此战的主人公是路德维希·冯·洪堡-拉珀斯维尔（Ludwig von Homberg-Rapperswyl）伯爵。1332年，奥地利骑士施蒂林格·冯·雷根斯堡（Stülinger von Regensberg）在一场面对伯尔尼人和索洛图恩人的战斗中创下了同样的英勇壮举，将敌阵击破，虽身死却为己方赢得了胜利。3在格朗松会战（battle of Grandson）（1476年）中，勃艮第人吉永堡（Chateauguyon）骑士同样是拍马冲入敌军主力当中，但没能突破敌阵，反而被杀。瑞士人的记载——其中多次不无钦佩地提及敌方事迹——中将他称为查特古（Tschättegü）。除了比克卡会战中的阿诺德·温克尔里德外，文献中唯一创下同样壮举的联邦人士是乌里佣兵头领海尼·沃勒本（Heini Wolleben）。据皮克海默（Pirkheimer）[160]记载，海尼在1499年的弗拉斯坦茨会战（battle of Frastenz）中用长矛压下帝国军的多支长矛，为部下打开了通道，但自己却被火枪击倒。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肯定翁特瓦尔登的骑士世家温克尔里德家族有人参加了森巴赫会战。至少一次有人试图保留阿诺德·温克尔里德的森巴赫阵亡者身份，因为他的名字大概确实名列《施坦斯年鉴》（Jahrzeitbuch von Stans）中的阵亡名单首位，结果这是不成立的。4这份名单只存在于1560年前后编制的抄本中——那时讲述温克尔里德“壮举”的虚假歌词已经成了瑞士人的常识。每名抄写员都觉得应该把他的名字加到死者名单中，当然，他的名字有可能只是偶然被遗漏了。
5 多芬根会战
多芬根会战（battle of Döffingen）（1388年8月23日）通常被认为与森巴赫会战存在对应关系。假如符腾堡伯爵（count of Württemberg）在此战中像另一场会战中的哈布斯堡伯爵一样被杀的话，那么下施瓦本公国的领主统治和骑士制度就会像上施瓦本公国[161]那样终结。因此，在这里打断对瑞士军事史的讲述，插入一段对多芬根会战的探究是恰当的。1
声势浩大的城市联盟早在1月就集结起军队，1388年一整年都在四处焚烧抢掠敌对领主的村庄，尤其是符腾堡公爵治下。施瓦本被夷为平地，用柯尼希斯霍芬（Königshofen）[162]的话说，在45英里至55英里（约72.4千米至88.5千米）的范围内，除了城市和要塞以外，地上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座房屋。
符腾堡农民带着财产进入魏尔（Weil）附近坚固的多芬根墓园避难，遭到城市联军围困。接着，艾伯哈德伯爵（Count Eberhard）到场，还有行宫伯爵鲁普雷希特、巴登藩候鲁道夫（Margrave Rudolf of Baden）、纽伦堡城主腓特烈、维尔茨堡主教（bishop of Würzburg）和厄廷根（Oettingen）、黑尔芬施坦因（Helfenstein）、卡岑埃尔恩伯根（Katzenellenbogen）三位伯爵也赶来会合，于是对联军发起进攻。编年史记载联军有700至800个枪队和1100名至2000名步兵2；贵族军有600至1100个枪队和2000名农民，或者2000名至6000名步卒。3这些数字并无真凭实据。这么多诸侯只征召了600个枪队，似乎是相当少了。若要发动决战，39城联盟——包括纽伦堡、奥格斯堡、拉蒂斯邦、乌尔姆、康斯坦斯和巴塞尔——当然能集结起一支庞大得多的军队。但既然这支部队一直在野外，那么2000人至3000人的数字应当很接近实情了。
会战开始时，艾伯哈德伯爵之子乌尔里希伯爵和大部分骑士都下马了，文献中没有写明原因。
当比奇（Bitsch）和罗森费尔德（Rosenfeld）两位领主带着100个枪队生力军抵达，奠定符腾堡伯爵的胜局时，乌尔里希伯爵和一大批贵族已经被杀了。有人指责纽伦堡和莱茵地区的佣兵带头逃跑，甚至谴责纽伦堡军首领海嫩贝格伯爵（Count von Henneberg）有意叛逃。4尽管柯尼希斯霍芬特别提到许多农民也被杀了，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农民在会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不管是墓园中被围的农民还是艾伯哈德统率的农民。
纽伦堡统帅背叛的记载没有多少可信度，属于众多用来解释战败原因的故事之一5——尤其是文献中还说海嫩贝格伯爵曾在森巴赫统率没有下马的哈布斯堡骑士，然后逃之夭夭。
但是，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的《纽伦堡编年》中有一处特别值得注意：“符腾堡伯爵艾伯哈德骑马立于阵后，鞭打驱策步卒自卫，于是城市同盟输掉了战斗。”有人可能会想把这段记载与乌尔里希伯爵下马的记载结合起来——他率领一批骑士在排成紧密阵形的步卒农民前方，他的父亲在阵后大声叱骂，维持队伍稳定。施特罗默未提到战斗过程中突然到来的符腾堡援军，但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两方面因素都起了作用。换言之，步兵坚守阵形，骑士预备队一举决胜。6艾伯哈德驱策的不可能是骑士。因此，多芬根会战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布阵——由农民补充数量、由骑士稳住阵脚的大队步兵——思虑周全而有远见。而且这样的战术不是由瑞士人，而是由贵族采用的，因此更显得有趣。城市联军就是寻常的中世纪军事组织：贵族与佣兵参半的骑士，纯属辅助的步卒，还有与城市品格相符的佣兵，即便佣兵里面包含市民和市民子弟。联军中缺失的农民则由伯爵统率，与伯爵并肩作战。艾伯哈德可不可能是有意照搬了瑞士人在森巴赫的战术？毕竟每一位诸侯的府上、每一位骑士的圆桌旁肯定都会谈论多芬根会战中的骑士军队怎么会弱小到如此可耻的地步。最高统帅不让手下一马当先，反而骑马留后，这样的安排在整个中世纪都闻所未闻，与所有的骑士规范都相悖。假如真是如此，那肯定不是偶然现象。
大自由市的同盟在多芬根战败，伯尔尼和卢塞恩这两座小城反而战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两个同盟的政治品格完全不同。德意志自由市以贵族为主，希望靠佣兵作战，至少要以佣兵为主。事实上，瑞士城市也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尤其是伯尔尼，但贵族体制中融合了大量的民众成分，大型农业村镇的加入更为整个联邦带来民众的品格，以至于瑞士军队可以说是由民众征召而成的。即使城市同盟在多芬根取得了胜利，其也绝不会成为瑞士联邦，因为少了民众的成分。因此，多芬根会战并不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而只是表现了自由城市的军事力量本质上是多么脆弱。就连德意志诸侯也有农夫这一层民众成分，并在这批“坏脾气”的征召兵的帮助下击败了高傲的市民。
艾伯哈德伯爵到底有没有像上述记载中那样，以如此精明的方式来组织和运用手下的步卒，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揣测。文献记载相当不确切，不足以证实其事，而我们也缺乏核证不确文献的手段，即关于后续事态的记载。即便施瓦本贵族果真在多芬根会战中率领农夫取得了胜利，那依然无疑只是军事艺术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恰恰是这一点为整个假设罩上了疑云。如此巨大的胜利肯定会鼓励符腾堡伯爵故技重施，我们在日后的会战中也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要说蛛丝马迹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后会看到。但在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也就是胡斯战争中，这样的痕迹完全找不到。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1
奠定瑞士荣光的三场大战都是由创始各州的农民打的：莫尔加滕会战只有他们自己，劳彭会战加上了伯尔尼人，森巴赫会战有卢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边山地社区也赢得一些小规模的类似胜利。格拉鲁斯（Glarus）挣脱了哈布斯堡统治。森巴赫会战两年后，它在奈福尔斯关卡击退了一支奥地利侵略军（1388年4月9日），具体战况只在传说故事中流传。
阿彭策尔市民反抗圣加仑修道院长（Abbot）的统治，向施维茨求援。后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挥官（从官）并率领辅助兵进军，正好碰上前来降服反叛农民的修道院长及其盟友。沃格林赛克（Vögelinseck）遭遇战（1403年5月15日）与莫尔加滕会战相当类似，因为修道院长的军队试图冲破关卡时也是侧面遇袭，约有200人被杀。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战况类似于沃格林赛克。只不过侧翼突袭没有发生在敌军关前交战之时，而是在敌军刚刚在无人把守的关卡打开一个小缺口，正要从缺口过关之际。文献中专门提到阿彭策尔人是用一阵石雨拉开战幕的。
1419年，瓦莱军（Valais）在乌尔里兴（Ulrichen）击败了一支伯尔尼大军，手段是趁敌人行军时发起攻击——又是一次莫尔加滕式的胜利。
联邦各州的军事组织都是原始的日耳曼兵制，全境征兵，全民皆兵。征兵制的观念和痕迹广泛遗存于日耳曼各族，甚至在日耳曼与罗曼混合的民族中也有。但要论实际运用、实际效果和最终取得的大发展，唯有阿尔卑斯山区而已。
1438年，施维茨州当局做出决议，规定所有男子都要根据自身财力置办优良的武器装备。2每年例行的全州大会上将为每个区选出三名检查员，负责考察各户的武器盔甲，判定其是否与住户的财力相符，并酌情予以处罚。在1362年的诸圣节上，乌里也通过了一部类似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城市的常规现象。
兵役期最初定为14年，后来延长为16年。
我们可以假定，全体身体合格的施维茨男丁都参加了莫尔加滕会战。即便有人没上阵，肯定也守在边境，而且带上了离家两天、三天或最多四天所需的干粮。战场越远，战事越久，这种自带装备粮草的军制就越难以实行。于是，州当局要决定征召多少人，各个村镇分别要承担多少兵额，3然后具体征召哪些人由村镇自行决定。按照最古老的策林根法律，未报到者要被拆房。有时征兵似乎是由抓阄决定的。但因为有战利品可拿，所以通常应征人数会超过规定兵额，多出的人就作为“自由兵”一起进军。1494年，一批参加那不勒斯战役的普通士兵将100枚至300枚金币带回了家，这笔钱放到今天最高可值5万法郎。4
村镇还要为征召兵和所需驮畜供应粮草。为筹措“出征开销”（Reiskost）而征收的税金经常引发摩擦。5
即使在城市里，征兵征粮也是分散进行的。伯尔尼有17个兵厅（chamber），或者说军团，要为成员提供口粮，补全装备，尤其是要支付名为“出征钱”（Reisgeld），自1337年见于史册的现金军饷。各厅要对全市为本厅成员负责。6
除了发放给士兵的口粮以外，当局还要采取措施确保有商贩随军出售食物。7
勃艮第战争期间，爱恩西德伦修道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给法王路易十一写了一封介绍瑞士情况的信。信中估算伯尔尼本城就能集结2万人，八州联邦能拉出5.4万人，算上依附从属者则共计7万人。这些兵力应该是实数。穆尔滕会战中，伯尔尼及属地确实将8000人左右派上了阵，大约占总人口8万的10%。
他们的阵形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那一种——后面会返回来讲——长宽相等，四面均一的紧密方阵。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就是前一卷详尽讨论过的古日耳曼楔形阵或野猪头阵。它是自然形成的阵形，不仅方便步兵移动，受到骑兵威胁时也能自卫。四角在防守时多多少少会偏向圆角。瑞士人取其四面矛出如刺，将此阵命名为刺猬阵。中世纪别处也能发现这种阵形。它之所以没有更频繁地出现，当然是因为步兵极少独立作战。步卒总被认为是骑兵的辅助，要为骑兵散开阵形，除非摆出此阵是为了让骑兵能重整旗鼓。伯尔尼、卢塞恩与苏黎世市民惯用此阵无疑是因为农民的加盟。有迹象表明瑞士城市最初的军事组织与其他德意志城市别无二致，尤其是伯尔尼：骑士主战，步行矛兵和弩兵辅助。直到与林地诸州结盟，考察过林地诸州的战绩后，伯尔尼高层才明白这种战术的威力——不只是依靠散兵游勇性质的步卒辅助骑士，更要凭借紧密人群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人群不仅来自市民，也来自从属的农民。我们可以说，保留了部分古日耳曼战法的创始诸州农夫才是瑞士战法之父。8
集体操练在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现实中肯定也没有。9每个人要自行练习简单的矛和斧枪握持及投石技术，还有比较难的射弩，这门技术需要大量练习，但有弩的人一般不会轻忽，如果他还用弩打猎的话，那就更加不会了。就连少年也会练习。1507年和1509年，乌里和卢塞恩的小伙子曾互相邀请参加弩术比赛。
许多征兵文书中规定武器检查员要确保士兵“懂得如何使用携带的武器”10，但这很可能不过是禁止把那些不会使用的人登记为弩手，尽管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搞到一把弩。近战步兵只需要练好一条：靠近军旗，从长官规定的位置出发，夹在两侧战友之间，跟着前排往前走，因障碍物与队伍分开后要知道归队。
他们是随着鼓点行军的，因此有一定的节奏和步伐，“步随鼓点有常规”（“justis passibus ad tympanorum pulsum”）。11当然，它未必能够与受过训练的现代步兵相提并论。就连远古时代的日耳曼人对节奏步伐肯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第2卷）。
各地皆有旗帜。战斗期间，所有旗帜会集中置于大方阵的中心。穆尔滕会战中的主力大阵共有27面旗帜。如此一来，旗帜在战斗中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在行军途中和营地中，每名士兵都被要求紧跟旗帜，擅自远离者要追责。
与民事当局的关联为瑞士普遍征召兵赋予军事服从的基础。在骑士军队中，封建领主或佣兵头领虽有权威，但服从的习惯依然非常薄弱。原因在于，这种武士完全以个人的武艺、勇猛和对荣誉的热爱为基础，战斗中根本谈不上领导指挥。即便瑞士人在行军、扎营或劫掠时可能与同时期的佣兵团同样野蛮，但到了以紧密阵形接敌的战斗中，他们会听从号令。他们还会通过正式宣誓的手段强调危急时刻更有义务服从，就像劳彭会战中埃拉赫要求的那样。尤斯廷格撰写的《伯尔尼编年》（约1420年）中一再指出不听号令、不守秩序在战争中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书中告诫统帅不要款待“发伪誓者”和抛弃军旗的可耻之徒。12伯尔尼人因为“选任士卒用命、令行禁止的杰出统帅”（第73页）而受到赞扬。
凡临阵脱逃或高呼逃跑者，人身及财产都要受到处罚，身旁战友也可将其当场击倒。131475年初，卢塞恩公民大会做出决议规定，每逢战前，领队都要让部下宣誓战斗结束前不得劫掠。阵后会预留若干人观察有谁不遵守誓言，可以当场击毙。14
曾目睹1490年苏黎世征召兵出征的米兰大使博恩哈尔迪努斯·英帕里瑞斯（Bernhardinus Imperialis）生动地描述了瑞士军入阵的场景。他写道：15
于是今天……18名旗手整齐地迈入四面有围墙的大广场；按照传统，他们在那里立下了忠于职守的誓言，承诺服从领队。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宽恕了彼此的罪过，放下了彼此的仇恨。
他们以行军队形走了出去；先是12名身穿制服，出身贵族的骑马弩手；接着是两名骑手，骑手后是几名手持战斧的先锋官，然后是鼓手和500多名长枪手。领队都是骑士子弟，全都是步行，排成三乘三的队伍，武备鲜明。领队后面依次是200名火枪手和200名斧枪手，握持方式和我们的短矛（spedi）一样。接着是敲大鼓的鼓手和吹笛手，然后是一名打旗的美男子。这些人都是步行，他们的装备不能骑马携带。旗手身边有两名司法官，手中的杖代表执法身份。他们可随意将人送进监狱，只要把手按在那人的胸前；无人会有异议。接着是——我是怀着敬意写下这段话的——刽子手和他的3名助手，以及市当局筛选和雇佣的6名营妓。这群人后面是400名排好队形的斧枪手，他们是从最强壮的人中选出来的，武器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据说是军旗卫队。他们的武器给人一片密林的感觉。接着是400名弩手，其中不乏贵族子弟，也有来自各阶层的人员；每个人都迈着大步。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矛手。总计约4000人，包括来自从属于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的兵力。全军有20多面鼓，末尾是3名骑马的号手，他们的衣服和号上都有市徽。出身骑士的统帅康拉德·施文德阁下（Seigneur Konrad Schwend）紧随其后，只见他怒马鲜衣，许多器物上都有金色家纹，手中是统帅节杖，头上戴着一束花。他身后是侍从，侍从手中举着他的骑枪，枪尖上的横旗有镀金的纹章，盾牌上也有。两人身后是6名将骑枪搁在腿上的贴身侍卫和12名着装整齐，坐骑雄壮，同样持枪的弩手，以及他们的仆从。全军以白色十字为号，有的在盔甲上，有的在帽子或裤袜上。
统帅后面又有一名骑士，负责维持战场秩序，还有身着类似制服的若干枪队和骑马弩手。炮车和弹药车大概有30辆。50磅、60磅和70磅的重炮有四门。
这些人（来自苏黎世）的后面是同盟（联邦）其他成员的部队。好一支善战的大军。
中世纪武士的特征就是阶层划分，由领军者构成贵族。但瑞士军队是一支民主军队，不管从起源还是性质来看都是如此。从莫尔加滕到击败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瑞士人都觉得自己在与“老爷”斗争，而老爷们最不悦的事莫过于被“粗鄙村夫”打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就连瑞士联邦也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贵族，正如高度民主的雅典城邦也有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到伯利克里这样的世袭贵族。他们虽无政治特权，但仍然非常重要，是事实上的领导者。瑞士的贵族成分甚至还要更强大，因为联邦各州的机构一直实行贵族制，辅以不强不弱的民主基础，尤其是最后成为众邦首强的伯尔尼。新老骑士家族掌握伯尔尼政府，总领全局。市当局将农民视为对市政毫无影响力，也不要求影响力的下等人。伯尔尼城内的世家像封建领主一样统治着乡民。尽管如此，农民依然怀着爱国热忱为主子作战，这可以由历史发展和瑞士军制来解释。即便起初行动意愿不强的应征农民也可以安插到大型步兵方阵中。屡次的胜利、战绩和战利品将城乡融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政治军事单元。基堡（Kiburg）伯爵、尼道伯爵、格吕耶尔伯爵、魏森堡男爵、巴本贝格家族（Bubenbergs）、林根堡家族（Ringenbergs）、沙尔纳赫豪尔家族（Scharnachthals）、埃拉赫家族单凭征召来的自家农民打封建式的正面作战肯定一事无成。但作为伯尔尼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农民凭借群体的力量和充盈的精神取得了无以复加的战功，同时也不想摆脱领主的领导。事实上，就连纯粹务农的创始各州——它们被称作“田地州”（Länder），与城市州相对——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贵族成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痛恨贵族制。当然，这些农民凭自己的力量打赢了瑞士人所有胜利的“原型”——莫尔加滕会战，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战斗的精妙绝伦。但它只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除了外出劫掠以外，农民团体的力量跨不过本州边境。而要想最终达成政治目标，彻底将哈布斯堡家族赶出阿尔卑斯山区，建立瑞士国家，则必须有政治视野宽广、掌握多方面经济军事资源的城市加盟方才可能。伯尔尼“两大人”（Twingherrn）之争的故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1470年，勃艮第战争前夕，伯尔尼骑士家族对治下农民的封建领主式索取引发了一场冲突。心怀民主、以屠宰为业的市长基斯特勒（Kistler）要削减封建特权并整体上打压一下骑士家族，包括太太们颐指气使的做派。有人提议请联邦各州仲裁，但市长（Schultheiss）拒绝了，具体原因就是他认为联邦各州偏袒豪族。他说：16
他们不尊重伯尔尼人，只尊重贵族。他们来访时，我与他们见过三四次面。我比任何伯尔尼人都更渴望与他们为伍。但他们不问任何人的事，他们不关心任何人，他们不感激任何人。除了伯尔尼贵族以外，从来没有人帮助过他们、给过他们恩惠。事实上，他们乐于承认，在苏黎世与皇帝、与奥地利人的战争中，如果没有骑兵和伯尔尼贵族的援助，他们不可能取胜。他们坦言并不需要你们的步卒，因为他们自己的步卒就够多了，但骑兵和领队是需要的，他们从贵族手中也拿到了。他们称颂贵族供应粮草，阻挡敌军，告知情报——他们承认这些要紧事都是贵族办的，而不是余下的我们办的。
基斯特勒的对手——司库弗兰克利（Fränkli）只能表示认同：联邦各州成天谈论当年的战争，对伯尔尼骑士和领队不吝称赞，说要是没有这些人，他们肯定会经常蒙受耻辱。17
赴外服役的佣兵业务
山民以佣兵为业由来已久，随着战争经验越来越多，佣兵也逐渐增长。最后，当局亲自接手了佣兵洽谈。18第一份此类协议签订于1373年，对方是米兰领主维斯孔蒂家族，这份协议相当于德意志诸侯和骑士拿出自己的兵力，从外国国王或自由市换取报酬的佣兵协议。
据丘迪记载（2：197），苏黎世于1430年为乌尔姆提供了1100名“装备精良的部队”去对抗胡斯派。我认为此事可疑。
不过，1388年，伯尔尼确实派出100个枪队——无疑是骑士——和1000名甲士协助萨伏伊公爵与锡滕主教（bishop of Sitten）作战。1443年，338名骑兵和981名步兵前往支援公爵对抗劫掠的法国佣兵团“剥皮军”（écorcheurs）。1448-1449年，伯尔尼与公爵就派遣佣兵攻打斯福尔扎家族（Sforza）一事进行了多次谈判。但谈判无果，因为公爵拿不出钱。他的父亲菲利克斯五世教宗告诫他，如果他之后付不起钱，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是好友的瑞士人就会成为他的敌人。
大约在同时（1449年），正与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交战的德意志城市同盟要求卢塞恩提供一支由“800名装备齐全并懂得如何打仗，且参加过你们的战争的人”组成的部队。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批瑞士援军。
1453年，查理七世想雇瑞士人与英军作战，但议会回绝了，理由是他们不习惯派遣士兵为异族人作战。但许多瑞士人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报酬，以至于议会于1455年1月做出决议，要求各地禁止居民出境，违者将处死并没收财产。话虽如此，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454年（原文如此），约3000名伯尔尼人前往帮助萨伏伊公爵对抗法国王太子。但此行并未发生战斗。
在路易十一与大胆查理的交战（公益同盟，1465年）中，联邦再次颁布禁止为异族当佣兵的法令。蒙莱里会战有瑞士人参加的说法有误，直到战后才有一支瑞士军加入了勃艮第公爵。但当他们返乡时，伯尔尼市政府决定从每名违反法令的佣兵军饷中没收3盾用于修建圣文森特教堂，并在监狱塔中关押8日。军饷不足3盾者则要一直关押，每日饮食只有面包、清水，释放时间由政府酌情决定。
当然，佣兵出征为培养瑞士人的尚武精神和作战经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便国内不打仗时也能如此。另外有迹象表明，瑞士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独特军制向外地传播了。当然，前文提到的奥利弗·德·拉马尔什（Olivier de la Marche）对大胆查理麾下佣兵（旅军，Reisläufer）的描绘主要是证明瑞士人能力全面，作战勇猛，这并非瑞士人的独特秉性。19他说，在散兵作战中，他们总是一名戟兵、一名弩手、一名火枪手一起出动，彼此支持，因此不惧骑兵。毫无疑问，奥利弗的主旨是不能指望单独的弩手或火枪手对抗骑兵。瑞士人的特质在后面几篇中确实有所体现。
为纽伦堡效力的经历
回头来看前面提过的乌尔姆市民写给卢塞恩的信。我们发现纽伦堡尽管在1450年延揽了德意志和波希米亚贵族，但同时也招募了瑞士佣兵来对抗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征兵官汉斯·米勒（Hans Müller）的任务是招600人，但很快就有1000人应聘。他签订的合同保存了下来：月薪5莱茵盾，赏钱2盾。此外，佣兵会领到口粮和一部分战利品，伤员薪酬口粮照发。开战前，士兵们必须宣誓遵守某些军规，包括承诺在一定限度内不得骚扰乡村和居民，彼此要和睦共处。佣兵头领有权对吵闹者科以罚金，但合同里规定的规训权也只有这一条了。
引言中提到的皮伦劳伊塔战斗（第275页）无疑值得做进一步的考察。诗人汉斯·罗森普拉特（Hans Rosenplüt）的《纽伦堡战记》（Nürnberger Rais）（收录于利林克龙，Lilienkron，《古代民歌》Historische Volkslieder 1：428）中包含了关于此战的重要信息。罗森普拉特反复提到“瑞士长矛手”，但这支由800人至1000人组成、地位举足轻重的部队与其他部队如何配合，我们就不清楚了。罗森普拉特笔下的藩候在进攻纽伦堡军之前说道：“瑞士长矛手，我们首先要将他们打散。”这样听来，他们似乎组成了紧密的阵形。
瑞士领队海因里希·冯·马尔特斯（Heinrich von Malters）受任统领全体纽伦堡步兵，出发前还检阅了包括市民、农民和佣兵（环卫军，Trabanten）在内的步兵。按照检阅报告，他要求每人有一把良弩、一支火枪或一杆斧枪。他不许士兵带“短小的劣矛”，意思大概是要么带斧枪，要么带长矛。接着，他还试图让纽伦堡本城步兵采用瑞士装备。除了主兵器以外，每人还要携带一件近战短兵——短刀、剑或斧——挂在身侧。
但马尔特斯并没有随意将他们带上平原，同时也摆出了车营。
纽伦堡军派遣28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出发，抢夺一番后班师，结果正要从汉巴赫（Hembach）渡过雷德尼茨河（Rednitz）时遭到阿尔布雷希特攻击。两边对射了半天，但未决出胜负。
塞肯海姆会战
（1462年6月30日）
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of the Palatinate）当时有11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在内卡河与莱茵河夹角处的塞肯海姆（Seckenheim）遭到正在蹂躏其领地的巴登藩候、符腾堡伯爵、梅斯主教和施派尔主教的突袭。他先前从当地征召农民参军，数量优势相当大。骑兵首次冲撞，选帝侯就落马了，他的部下稍稍后退。但步兵——文献中明确记载他们组成了长矛方阵，而且有一批由苏黎世人汉斯·瓦尔德曼（Hans Waldmann）统率的瑞士佣兵——坚定不移地顶住了敌方骑士的进攻。20这时，先前没有参战的其他普法尔茨骑士出手，一举决胜。
普法尔茨一方只有8人被杀，敌方则折损了45人。藩候、符腾堡伯爵及梅斯主教被俘；藩候和他的弟弟梅斯主教均受重伤。因为联军后方正对内卡河与莱茵河的夹角，所以退路完全被切断了。
7 勃艮第战争
起因
尽管打赢了森巴赫和奈福尔斯两场仗，但联邦并未像希腊人战胜波斯王后那样转向大举征服的政策。他们早在1389年就与哈布斯堡家族订立和约，第一次为期7年，第二次为期20年（1394年），最后一次是50年（1412年）。旧主在这些条约中无疑暂时放弃了对某些地盘和权利的主张，但仍然保留了大片如今在瑞士境内的领土。将和约与联邦的胜利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一时间会感到困惑：瑞士人的军事优势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最终只拿到相当有限的成果就满足了。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确实比征召骑士参战的旧式军队优越。1至于新兴力量未能提出更强硬政治诉求的原因要到政治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中寻找。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松散八州联邦（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卢塞恩、楚格、苏黎世、伯尔尼、格拉鲁斯）不适合大兴征讨。希腊人当年是在雅典主导下，也多亏了雅典才能趁萨拉米斯与普拉提亚大捷之威，一举将波斯人彻底赶出希腊，甚至扩大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的地盘。假如瑞士联邦采取大兴征讨的政策，那么各州很快就会陷入内斗，因为除了联邦有一套共同的互利政策，各州自己也有一套政策。考虑到这种状况可能引发的内斗风险，而且内斗确实偶有发生，各州只得对征服活动严加限制，谨慎从事。除了武力以外，各州也会试图以和平手段扩张领土，尤其是城市州。按照现在的币值估算，苏黎世在1358年至1408年间用于租购周边骑士和诸侯领地的资金达200万法郎。2直到利奥波德三世幼子，空兜公爵腓特烈（Duke Fredrick of the Empty Pocket）鲁莽地陷入与康斯坦斯市政府的冲突，沦为法外之徒并遭到四面合击时，瑞士人才再次拿起武器，吞并了阿尔高（Aargau）（1415年）。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1460年），他们才夺取了托尔高（Thurgau），随后立即渡过莱茵河，对黑森林南部和阿尔萨斯境内的奥地利领地发起进攻。
奥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无力应付兵锋日进的瑞士人，终于向勃艮第公爵求援。作为法国王室旁支，勃艮第公爵将法兰西和德意志境内的大批封地纳入自己的管辖，是当时中欧地区最强大的势力。西吉斯蒙德将剩下的阿尔萨斯以及与瑞士接壤的黑森林领地都卖给了大胆查理，希望查理有实力守住这些地盘，进一步还希望强大的勃艮第能在由此引发的冲突中击败瑞士人，从而帮助哈布斯堡家族收复旧领地（1469年）。但这项外交策略的实际结果远非如此。大胆查理是瑞士联邦的老朋友，根本不想被拖入与联邦各州的冲突。他谋划的扩张方向完全相反，是夹在两块领地——北边的尼德兰，南边的勃艮第公国和勃艮第伯国——之间的莱茵河下游和洛林一带。因此，西吉斯蒙德公爵很快意识到这项策略的结果是旧领永久割让给勃艮第，换取对方承诺支付的5万盾，仅此而已。为了收回领地，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勃艮第不帮他打瑞士，那就让瑞士帮他打勃艮第。在大胆查理的死敌法王路易十一的斡旋下，奥地利与瑞士联邦达成了协议。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的和约都规定了具体期限，因此只是停战协议。现在，西吉斯蒙德公爵终于愿意放弃对瑞士土地的权利，以为“永久不易之策”（1474年）。作为让步的回报，瑞士人在某些条件下有义务为其提供佣兵，并在公爵遭受攻击时予以支援。
从这份防御条约开始，联邦就逐渐被卷入了对抗勃艮第公爵的包围网。战争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正如当年与哈布斯堡的冲突一样，瑞士人乐于将自己打扮成就算没有直接遭到进攻也是受到威胁的一方，哪怕只是勃艮第占领阿尔萨斯这样的间接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创始各州当年起兵对抗哈布斯堡时就不是一群原本和平、一朝出征的农人牧民，而是一个有战斗经验和军事素养的共同体；如今，联邦的军威更是令四邻敬畏。他们对自身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白勃艮第乃至任何势力对瑞士构成威胁的看法都是无稽之谈。众多文献或谈判记录中压根没提到这一点。相反，只可能是瑞士挑起对大胆查理的战争，一直打到公爵最终失败为止；或者出于自身的政治动机——扩张、战利品和征服——或者只是给外国势力当佣兵，也就是法国国王的势力。瑞士人只是作为佣兵参战的观点很早就在瑞士本土产生了。经过反复研究，我确信这一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并不能算完全正确。阻止勃艮第在阿尔萨斯和黑森林立足确实符合联邦的利益，联邦也感到有援助“下方同盟”（Lower Union）诸城——斯特拉斯堡、科尔马（Colmar）、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和巴塞尔——的义务，该同盟希望将勃艮第从大门口赶走，但先前缔结的防御条约就已经满足了瑞士人的利益，而且东七州也拒绝继续推进，因为与勃艮第交战只对伯尔尼扩张有利。因此，联邦政策遇到了前面已经看到的障碍：瑞士人确实有军事实力、好战热情和征服的念头，但因为各州彼此嫉妒的制约而不能全面开动。创始各州认为要翻过圣哥达山口（Saint Gotthard Pass），到意大利去追寻荣耀和战利品。但伯尔尼人打算向西扩张，征服属于勃艮第盟友萨伏伊的汝拉山区和沃州。如果没有路易十一的金援，伯尔尼永远不能让其余各州同意自己的征讨方案。就连伯尔尼本身的政界上层都在领法国的钱，但法国的资助与伯尔尼的政治理念恰好重合，因此不能单纯说伯尔尼卖身给了法国国王。然而，其他七州无疑只有与勃艮第交战时才会听从伯尔尼的领导，领取法国的金钱。
因此，瑞士人打的都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战争，甚至不仅仅是防御战，而是采取了攻势，不管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伯尔尼的征服构想或是其理论上的对立面，即勃艮第势力在当地的崛起，抑或是路易十一的金钱——他收买的对象不光有政界上层人物，还有整个的州。政治因素对这场战争的战略也有重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多说几句。
但战争的实际发展与瑞士人当初的设想大不相同。瑞士的宣战文告中专门强调，他们以为要打的是一场风险小而收益大的战争，并非“主要参战方”，而只是作为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家族、“下方同盟”和法国国王的盟友从旁辅助。可他们很快得知腓特烈三世皇帝和法国国王与勃艮第议和，渴望复仇的勃艮第已经将头转了过来。
战争就以这样的形式发动了。它之所以极为重要，不仅在于政治和军事意义，从史学方法和大众心理的角度看同样如此。除了同时期的史料以外，还有一份写于两三代人之后。作者是宗教改革家布林格的记述，书中重复了民间的传说。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引用了一段布林格的未发表史料，不是因为我们能从中得出某些与战争经过相关且不见于其他史册的信息，而是因为它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相映成趣，很有启发性。虽然不至于说是模仿希罗多德，但一条条线索表明两者同样充斥着虚构之处。就连被流放的斯巴达王德马拉特（Demarat of Sparta）与波斯王在温泉关前的对话都没有落下。大胆查理俘虏了瑞士军官布兰道夫·冯·施泰因（Brandolf von Stein），后者不得不向公爵讲解瑞士人的战法，结果令公爵大惊失色。通过布林格的这段记述，我们能学到如何从史料分析的视角去评估希罗多德式的民间传说。
埃里库尔战斗
（1474年11月13日）
宣战后，趁着大胆查理及其主力还在莱茵河下游，瑞士、阿尔萨斯和奥地利立即派遣1.8万人围攻埃里库尔（Héricourt）。一支勃艮第援军从北边逼近，但兵力肯定远远弱于围城军（不可能达到文献记载的1万人）3，因此其真实意图难以看清——或许只是想示威。联军出动迎击，勃艮第人未经大战就逃跑了。有记载称，勃艮第骑兵面对坚定不移地攻杀过来的纯步兵很不习惯，大感惊诧。这种说法不过是瑞士人的想象虚构出来的。4
从史料分析的角度看，伤亡数字很有意思。
索洛图恩领队的回报中称敌军有600人被杀。比尔（Biel）领队的回报中写道：“约有1000名敌军被杀。”
伯尔尼人给法国国王的报告中说，战场清点敌军尸首计1617具5，另有大批敌军因失火而死在了一个村子里，于是敌军损失估计达3000人。
另一份官方报告说2000人被杀。
伯尔尼编年史作者迪博尔德·席林（Diebold Schiling）给出的数字是阵亡者2000人，烧死者1000人。
乍看起来，我们无疑会倾向于认可伯尔尼人的说法，即战场尸首1617具外加烧死者。现代学者试图调和它与会战后当晚寄回本城的索洛图恩报告中的估算值，提出联军在战后次日才发现实际战果比最初看起来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发生，但与战斗的性质和联军的伤亡并不相符。
巴塞尔市政府书记员尼古拉斯·吕施（Nicholas Rüsch）6和伯尔尼编年史作者席林都声称瑞士联邦无一人折损，只有几人受伤，后来也痊愈了。其他文献列出了3名战死者；7比尔领队报告说本城有两人死亡。罗特（Rodt）声称在一份未具名的文献中看到过70人阵亡的数字。8
即便瑞士损失了70人，对方损失2000人乃至更多的说法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勃艮第人并非侧后遇袭，逃跑路线上也没有障碍物。另外，虚假的瑞士伤亡数字就列在敌军伤亡数字旁边，所以就更不可信了。但如果我们决定采纳联邦无一人折损，或者最多有两三人阵亡的说法，那么上千名勃艮第人被杀的记载就真是天方夜谭了。因此，看似精心清点出来的1617名敌军阵亡数字绝不能当真。
俘虏中有18名伦巴第佣兵被指控在入侵阿尔萨斯期间犯下了玷污教堂或其他渎神的罪行，于是惨遭折磨并被活活烧死。但联邦议会之后做出决议，规定今后要按照联邦先前的做法，俘虏一律处死不留。
格朗松会战
（1476年3月2日）
公爵当时缠身于莱茵河下游与洛林，直到整整一年半后才来到瑞士边境，保卫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瑞士人接连出征，让邻近的勃艮第和沃州地区的人流尽了鲜血。诺伊恩堡湖畔的安宁小镇施泰菲斯（Staffis）的人民进行反抗，结果被夷为平地。最后瑞士人强攻下了城堡，将活着的守军从塔顶扔下。更有甚者，他们后来发现四处躲藏起来的人时就用绳子捆住，扔进湖里活活淹死。这时，弗里堡来了100辆拉布的大车；这座小镇以织布为富源。妇孺留了一条性命，财物则被洗劫一空。据说，就连这群强盗自己都对犯下的暴行心怀戚戚；伯尔尼市政府温和地谴责了领队们的“不人道苟行”。9
通过将坚固据点占为己有，尤其是汝拉山的各处关口，伯尔尼人经常外出劫掠。但如今公爵率领大军前来，他们便放弃了这些城堡，因为东方各州显然不再愿意像之前那样为伯尔尼征战了。伯尔尼人敢于保留的最前沿据点是格朗松，为其配备了500名守军，预计足以自守。如果形势危急，联邦终归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对这场战役非常了解，不仅有瑞士和勃艮第双方的编年史，尤其是还有帕尼戈罗拉（Panigorola）的报告。帕尼戈罗拉是米兰公爵派来的大使，当时在查理近旁，他每隔几天就会向主人做详尽的汇报。他的报告以印刷本的形式保存了下来。10
勃艮第公爵进军瑞士的最短路线是穿过汝拉山区，大概是通往纳沙泰尔（Neuchâtel）或比尔。但查理没有走这条路。他设定的首要目标不是入侵瑞士，而是解放被瑞士人征服的萨伏伊领地沃堡，遂朝沃堡而去，并将大本营设在那里。因此，实际交战时，他是面朝东北方向的。
公爵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收复格朗松。格朗松不仅不在行军路线上，反而会直接将他引向最大的敌人——伯尔尼市。但查理选择这样行动的原因无疑正在于此。他的盘算很可能与伯尔尼市政府在同一条轨道上，只不过方向相反。他知道各州绝非一致认可伯尔尼的政策。假如他直扑伯尔尼而去，那么尽管各州与伯尔尼有种种分歧，估计也不会置之不理。但查理攻打的是格朗松，于是各州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有理由帮助伯尔尼守护它的征服成果吗？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各州可能只会派出一半或者微不足道的兵力，乃至一个人都不出。接下来，伯尔尼不管是甘冒风险，只派本城和最亲近盟友的兵马解围，还是任由格朗松及其守军自生自灭，局势对勃艮第来说都是极其有利的。
事态发展正如公爵的预料。勃艮第军逼近的报告也好，伯尔尼日日的恳求也罢，东部各州都不为所动，没有立即出兵。直到三周多时间过去，勃艮第军已经开始翻越山岭，联邦军才做好了出动准备，尽管兵力远远达不到全额。与此同时，格朗松守军已被迫无条件投降，并被愤怒的公爵处死，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惩罚。
对公爵来说，最稳妥的做法无疑是坐守位于格朗松附近平原且有大炮保护的完备营寨，等着瑞士人来攻。他的兵力约为1.4万人，包括2000名至3000名重骑兵，7000名至8000名射手，其余为下马矛手。瑞士兵力约为1.9万人，肯定比他多几千人，但未必会冒险攻打营寨，因此查理决定出寨相迎。凭借手下的职业军人和火炮，他对击败一群民兵有十成的自信。他沿着诺伊恩堡湖边的道路行进，其中有一段山体朝湖面延伸，从而形成了一处隘口。为确保部队安全通过隘口，查理首先夺取了对面出口（北侧）处的沃马库斯（Vaumarcus）城堡并派兵驻守（3月1日）。11
此举也决定了瑞士人的动向。他们先前确实在犹豫要不要进攻坚固的勃艮第军营。现在，他们决定立即转向沃马库斯。查理肯定会立即前往救援守军，这样就有机会在勃艮第人没有提前准备，尤其是没有火炮驻守的位置交战。3月2日上午，两军开始向对方进发。瑞士人去北口的沃马库斯，勃艮第人去南口。查理只想推进到距格朗松约为5英里（约8千米）的这个位置。结果约2.5英里（约4千米）宽的山脊仍然横在两军之间。但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出乎双方的意料。
瑞士军一部（主要是施维茨、伯尔尼和弗里堡）与山路上的一处勃艮第哨所开打了。这场战斗将一支又一支部队吸引到了山路上，等瑞士人一路追到山的另一侧时才发现敌方全军正在眼前的平原上。先锋已经抵达并开始扎营；大部队还在行军。
公爵和前锋在一起，主要凭借射手与涌出山口的瑞士人交战。
图8 格朗松会战
从理论角度看，局势对勃艮第再有利不过了。双方都在行进中，但勃艮第人走在平原上，瑞士人则要通过崎岖的山口。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勃艮第军可以比瑞士人更快地集合与展开，可以趁着敌军还在列阵时发起攻击。瑞士人一旦被击退，必然会挤作一团，困在山路的入口处，蒙受巨大的损失。
上述做法本身是合理的，但双方的构成和战术特点决定了勃艮第人不可能这样做。瑞士军走的路并非刚出山林就是一马平川，而是经过一系列种着葡萄藤的矮丘逐渐下降。身处这样的地形，查理最倚重的两张王牌——骑士和火炮都派不上用场。如果他只派大批射手上前进攻，或许可以迫使瑞士人退回山口，但射手本身不能真正击败对手，因为他们不敢过于靠近敌人，也不能打肉搏战。于是，查理决定在平原展开军队，等待瑞士人发起进攻。有人会认为他这样做是丢掉了局势赋予他的最大优势，也就是赶在敌军未聚齐时加入战斗的机会。但他还是做了相应的布置。他派出几队射手继续战斗；他的射手比瑞士射手厉害，估计对正在矮丘上列队的瑞士方阵造成了很大的骚扰。于是，大约有8000人、连全军一半都不到的瑞士方阵不等其他人抵达就出击了。
小批骑兵12和伯尔尼军中的少数射手也一同进攻。如果勃艮第军此时已经部署完成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象不出更好的局面了。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假定当勃艮第全军都在平原上了，但后方还有一部分正要从行军纵队转为战斗阵形时，瑞士人就逼近了。瑞士人或许正是看准了勃艮第人列阵也没有完成，所以才不等聚齐就出击。
不管出击的原因是什么，公爵依然相信自己占尽优势。如果瑞士方阵下到平原，勃艮第骑士可以攻其侧翼，同时正面有炮兵和射手开火。随行的少数骑兵和射手没有能力保护方阵侧翼，更不用说公爵还可能从后方发起攻击了。为了自保，瑞士方阵只得驻足，终究会屈服于四面合击。
于是，查理命令几队骑士从山体一侧攻击敌人侧面，又让其余骑士从正面撤出，为火炮留出空间。炮弹射进瑞士大部队，骑士奋勇进攻。联邦散兵逃回了方阵内部。勃艮第骑士一直来到矛头面前，但无法突入长矛朝外的大方阵。吉永堡领主打马入阵，结果被杀，其他骑士纷纷掉头。进攻被击退了，攻势在坚定不移的瑞士方阵和伸长的长矛面前自行瓦解。
这一天的胜负就这样决出了。恐慌在勃艮第军后排——大概是正在列阵的士兵——和纵队中爆发了，而且在持续蔓延。随着“逃命去吧”（Sauve qui peut）的呼声，勃艮第军一队接一队地逃跑了。帕尼戈罗拉说，恐慌的原因是后排部队将前排为了给火炮留出空间而后退的动作理解为溃逃。瑞士人则认为是源源而来的两路己方部队（一路翻山，一路沿湖）让勃艮第人恐惧不已。这两点原因可能都有，加上吉永堡统率的骑士被击退，三者共同促成了最后的结局。13无论如何，大战并未爆发。当然，勃艮第军主体由射手组成，而射手在近战中是打不过斧枪手和矛手的，他们也没有能防止单兵被恐慌情绪感染的坚定的战术单元。勃艮第兵败如山倒，查理徒劳地四处努力阻挡退势。瑞士人发起了追击，但他们的骑兵很少，也不敢单独上前，因此无法扩大战果。有人说勃艮第军损失了1000人，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太高了。帕尼戈罗拉说只有少数几人被杀，这显然是符合战斗性质的。战后次日，圣加仑修道院军的领队彼得·冯·赫文男爵（Baron Peter von Hewen）向院长报告说，战场上只留下200具勃艮第人的尸体。14
在瑞士人一边，被勃艮第的炮弹箭矢杀伤者不在少数，而且不光是前锋，就连主力方阵也有损失。例如，卢塞恩伤员达52人。大部分受伤者估计是追击过程中被敌军回头射中的。各队估计都有一些人跟着前锋走，有些人可能在交战过程中就受伤了。15
穆尔滕会战
（1476年6月22日）
不管伯尔尼如何强烈要求，联邦仍然不愿意趁热打铁，发起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各州士兵甚至没有越过格朗松大营，而是立即带着战利品返回故乡。16于是，查理得以在距离伯尔尼约50英里（约80千米）的沃州重整旗鼓。他将大本营设在洛桑，用两个月时间备战，集结起了一支比格朗松会战时强大得多的军队，兵力大概在1.8万至2万人，然后再次出征。17
这一次，伯尔尼没有冒险坚守格朗松那么远的据点，在萨伏伊境内只保留了穆尔滕一地。穆尔滕距离伯尔尼约14英里（约22.5千米），挡在洛桑与伯尔尼之间的两条道路中的北路上，南路则有弗里堡把守。因此，查理不得不首先攻取两地之一。越过两地，直取伯尔尼没有任何好处。伯尔尼人不会接受野战，公爵只能围城，然后同样会受到援军攻击，但与穆尔滕和弗里堡相比，在伯尔尼城下交战的条件要恶劣得多。因此，公爵必须首先拿下两城之一。伯尔尼政府预料到这一点，于是“增兵”1000人加强弗里堡防御。穆尔滕位于敌境，市民态度暧昧，伯尔尼人派出身经百战的军人阿德里安·冯·巴本贝格（Adrian von Bubenberg）率领1580人前往守卫。
勃艮第公爵决定攻打穆尔滕。不管做出这个决策可能有哪些军事方面的具体考量——例如方便撤退或地形有利——决定性因素和他上一次攻打格朗松是相同的。格朗松战后，东方各州的反对依然强烈。18因此，尽管伯尔尼人发出了抗议，尽管他们显然能赢得军事上的种种优势，但各州还是刚取胜就班师了，让勃艮第人得以将集结地域设在瑞士家门口。各州甚至不愿意协防穆尔滕，而希望以守卫联邦本土为限。若攻打弗里堡，各州会立即全员出动。若攻打穆尔滕，则可能重演春季的格朗松故事。
如果公爵在援军抵达前夺取了穆尔滕，他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这很难说。尽管他曾对帕尼戈罗拉说过直捣伯尔尼，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他会守在坚固营寨中等待瑞士进攻。更有甚者，俘虏穆尔滕的1500名守军并作为人质或许就足以达成战争目的。如果他像在格朗松那样将守军处死，那他根本不用去伯尔尼，瑞士人自己就会扑上来野战，这正中他的下怀。
于是，查理不紧不慢地朝穆尔滕前进，6月9日开始围城，同时修建了对外工事，防备可能出现的援军。他没有凭借工事紧贴着城市扎营，因为敌军可以从高处看到那里，而是推进到距离城市1.5千米到2千米远的旁边一道山脊。山下是地势相对平缓、从布尔格（Burg）和明兴乌勒（Münchenwyler）向东延伸的乌勒原（Wyler Field）。此地很适合打援，敌人在远处时可以开炮，接着用弓弩弹丸打击，最后出动骑士和步兵，转入攻势。19
图9 穆尔滕会战
在另一处，大概在蒙泰利埃（Montellier）附近，查理修坝拦路。按照瑞士编年史的说法，工事由一道木桩和网状栅栏混合而成的“绿墙”（Grünhag）组成，建于高处，有兵把守。墙上留有开口，方便外出反击。文献中没有说它向东延伸了多远，但无疑最多没有把营地南边围上，甚至可能完全围住了。明兴乌勒以南的森林可以伐木为障，屏护营地南侧。瑞士人的正常集合点在东北面，大概不至于跑那么远。
眼见营地如此巩固，公爵确信瑞士人连主动上前的勇气都没有。会战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也就是看他出不出坚固的营寨。20
补给线上的易守难攻之处安插了士兵把守，保护运往大营的粮草。
放了防备援军突袭，最好的办法是占领由南向北流、大致位于伯尔尼与穆尔滕之间的萨讷河各处渡口，尤其是劳彭和居默嫩（Gümmenen）两处。他确实很早就试图占领渡口（6月12日），但被击退后就放弃了。他很可能并不想占据可能被敌军攻占的外围据点，也不想因为它们而出兵救援。
现在，瑞士人得以紧临萨讷河集结军队，等主力聚齐后渡河，前往距离勃艮第绿墙不到五六千米的乌尔米茨（Ulmitz）（6月12日）。除了瑞士人，洛林公爵勒内（Duke René of Lorraine）也带着几百名骑兵来了，还有奥地利骑兵、斯特拉斯堡的部队，以及阿尔萨斯的其他几路人马。但直到围城开始后的第十三天（6月22日），兵员才大体聚齐。联邦各州没有在得知勃艮第出兵时召集军队，甚至在穆尔滕被围的消息传来时也没有，直到伯尔尼旧地受到侵犯时才动员——那是6月12日，萨讷河畔爆发了前哨战。
在此期间，勃艮第人对穆尔滕城猛攻不下。他们曾在城墙炸开口子并突入城内，但被赶了出来。守军长官巴本贝格奋力守城，十分机警。他控制住了市民的敌对情绪，又用呵斥和严厉的手段来提振低落的士气。援军也从湖对岸赶来支持他。于是，勃艮第将佐建议公爵停止攻城，保持轰击即可，将全部兵力投入即将到来的会战中，而会战成败将决定穆尔滕的命运。
得知瑞士人逼近后，公爵就带着几名将佐前往侦察，那是6月21日，会战的前一天。他们来到离敌军很近的地方，竟引来了开火。他们讨论是否暂停围城、先打野战会不会比较好。21但公爵不同意。瑞士人将集结地域选在乌尔米茨附近，那里内有沟壑，外有丛林，勃艮第骑士无法进攻，也不能观察敌人，估算兵力。公爵认为对方集结的兵力不会很多，于是更不愿意中断迟早会成功的围城了。他似乎没考虑过分兵之策，一边继续围城，一边在乌尔米茨附近攻击敌军（如腓特烈曾从布拉格前往科林迎战道恩）。[163]这种做法同样不明智，因为公爵不清楚乌尔米茨附近的敌军有多少，而且敌军有地势为屏障。于是，公爵维持了继续围城并等待援军出击的原定方案。帕尼戈罗拉告诫公爵道，瑞士人是在瞒天过海，随时可能突然现身。但勃艮第军先前已经多次在墙后列阵迎敌，接连数日不见人影，公爵遂认为敌军不会再发起进攻了。哪怕发生了最坏的结果，即敌军发起突袭，他也安排了自卫的手段，也就是在面对乌尔米茨一线日夜不息地布置了2000名步兵和300个枪队。大部队保持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战斗阵形后，公爵让他们回营了。
夜里下起了大雨，整个上午都没有停。早晨，瑞士军派人侦察，但很快就退了回去，之后便没了踪影和消息。公爵至此完全确信敌人不会冒险进攻了。
但瑞士人前几天其实就打算进攻，只不过是在等苏黎世的部队。后者一路强行军，最后甚至在夜里从伯尔尼出发，总算于周六上午抵达乌尔米茨。苏黎世政府想压迫伯尔尼接受自己对于征讨沃州的看法，直到6月18日才出兵，那时勃艮第军从洛桑出发已有3周多，围攻穆尔滕也有10天了。另外，按照当时的状况，苏黎世征召的兵员是非常少了，只有145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2000人。
然而，集结后的联邦军仍然有兵力优势，优势比格朗松时还要大。联军约有2.6万人，如果算上穆尔滕守军——他们拖住了勃艮第军一部，最后还出城突袭，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总兵力就会接近2.8万人。如前所述，勃艮第兵力为1.8万至2万人，而且还要扣除补给线上的守军。
瑞士文献在格朗松会战时就说勃艮第军有10万之众，到了穆尔滕更是多至此数的3倍。
公爵的兵力少得多，战略上也处于劣势，因为后方被围的城中还有一支强力守军。但勃艮第军最大的危险来自工事。为顺应地形，绿墙修在了军营前方超过500米的位置，因此周长很大，遭到攻击时全靠勃艮第人及时在墙后就位，而且必须守在无法预知的、瑞士人提前攻打的墙段。
为将者必须敢于冒险，勇于决断，也要明察秋毫，随时洞察敌人的计策与欺诈。1742年5月17日，奥地利军计划在查图西茨（Chotusitz）发起突袭。普鲁士军之所以没有被击败，只是因为指挥官王太子安哈尔特领主利奥波德（Crown Prince Leopold of Anhalt）日出时就上马，得知敌军逼近的消息后叫醒部下并列阵展开。1745年9月30日，奥军自以为能在苏尔（Soor）打腓特烈一个措手不及，结果却遭到反击，这是因为国王每日4点起床，得知敌军行动时已经和当值的将军在一起了，就连腓特烈也在霍赫基希（Hochkirch）遭到过突袭。假如格莱森瑙能提前几个小时注意到拿破仑的动向，他估计在利涅就能打赢好友宾馆会战[164]。全军出动的动静那么大，似乎不可能注意不到，但现实中，敌方全军近在眼前时才被发现是战争史上常有的事。这一点只有反复举证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要多列几条。1813年10月16日，法军在瓦伦（Wahren）构筑好阵地等着西里西亚军来攻，但后来以为西里西亚方向短期内不会有敌人来了，便放弃了阵地。紧接着，敌人的消息就来了，而且离得非常近，法军没办法返回阵地，只能在刚刚落脚、位于阵地后方1英里（约1.6千米）多一点的默肯（Möckern）列阵。一个更狼狈的例子是柯尼希格雷茨会战，奥军右翼直到普鲁士王太子的部队杀入阵中才注意到对方。1870年8月4日，普鲁士第3集团军全员向魏森堡行进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被法军巡逻兵发现。据巡逻兵报告，当外围战突然打响时，杜艾将军（General Douay）正让部下做饭。1866年，普军在陶特瑙（Trautenau）没有意识到奥军主力的到来；1870年，法军在博蒙（Beaumont）遭到普军突袭。这两场战斗也属于那种没料到敌军会来，所以就没发现敌军的反面例子。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870年8月，德军花了17日和18日整个上午才发现法军右翼驻扎在区区5英里（约8千米）外的圣普里瓦（Saint Privat）。
如果及时发现敌军接近——此处还有树林掩护——本身确实并非易事，不能视为理所应当的话，那么应对这种局面所需的将领素质更是勃艮第公爵完全缺乏的。他对瑞军营地当然是熟悉的，但他并未密切观察瑞士军，既没有亲自关注其动向，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大事，交给最可靠的部将去执行，而是固执地认为敌人不敢进攻。哪怕到了中午时分，敌军接近的报告已经传来了，他仍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表示不信，无动于衷。
瑞士将领认真考虑了进攻方案。军事会议之前做出的决定是不打临湖而建的穆尔滕以北的围城军，而要进攻乌勒原上的勃艮第阵地中央。一旦得手，路上的大批敌军肯定会被赶到后方，从而实现切割。伯尔尼编年史中对这一致命决定的论述值得摘录：
各城各乡及盟友的军民官员聚在那里，日复一日地思考和讨论要如何进攻，如何行动才能赢得荣耀，因为他们总是害怕公爵和他的罪犯部将们像格朗松会战时那样逃脱。经过商谈，他们以神的名义，凭借神的帮助选好了先进攻右军，而且要拖住对方，不使其逃脱，如果他们相信先击败扎营于穆尔滕右侧一处坚固阵地的雷蒙伯爵（count of Remond），那么公爵和其他罪犯部将就会被迫撤军。
于是，瑞士军从乌尔米茨出发，穿过布尔格村和布尔格以南约1英里（约1.61千米）处的萨尔文纳赫村（Salvenach）之间的小高地，直扑勃艮第工事。工事大约从明兴乌勒附近开始向北延伸，朝向布尔格或阿德拉山（Adera Hill）。不少于1800名骑士和射手布置于3队矛手和斧枪手之间。22
联邦内斗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最高统帅并非瑞士人，而是3年前还势同水火的奥地利公爵的手下威廉·赫脱（Wilhelm Herter）骑士。伯尔尼编年史中未记载这一事实，文中根本不提统帅是谁，就连指挥主力部队的苏黎世人汉斯·瓦尔德曼的名字都没写，而只表扬了来自伯尔尼的先锋官汉斯·冯·哈尔维尔（Hans von Halwil）。除此之外只提到后卫指挥官卡什帕·哈尔滕施泰因（Kaspar Hartenstein）一人。23
有意思的是，这支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军队行军途中在树林里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提尔施坦伯爵（count of Thierstein）将包括苏黎世市长瓦尔德曼在内的许多人授封为骑士。仪式拖得太久，大家最后都不耐烦了。
尽管拖沓如此，但当大队骑兵、射手、雄壮的方阵伴着飘扬的旗帜先后从林中走出来到乌勒原时，勃艮第人依然没有警惕起来。“绿墙”上的守军不比夜里更多，还是2000名步兵和300个枪队。
守军虽弱，但还是打退了第一次进攻。双方在这一点上的记载相同。从伯尔尼人席林的记述来看，我们只能假定瑞士军冲到了勃艮第墙下，没能突破，然后就转身回去了。更可能的情况是，慑于勃艮第大炮的威力和墙上射手的身影，进攻部队半路就停下来了。另一位目击者卢塞恩人埃特林（Etterlin）写道：
敌人加强了阵地，大型重炮向联邦军方阵和骑士——他们当时在方阵旁边的一小块田地里——发出精准而致命的炮弹，最终造成了重大伤亡。有几名骑士和骑手被击中腰部，上半身不见踪影，下半身还在马鞍上。这是笔者彼得曼·埃特林和许多教士的亲眼所见。另有数人的头被轰飞了，不过感谢上帝，这样的人并不多。
假如瑞士人一直冲到墙下，然后被迫退回敌军火炮射程外，那么伤亡肯定会相当惨重。因此，进攻部队停下的原因更可能是骇人的创伤对士气的打击，而非实际的死亡人数。
帕尼戈罗拉记载道，雅各布·加廖托领队（Captain Jacob Jalioto）和其他所有领队都告诉他，瑞士人转身退回树林时，要是勃艮第人列好了阵，他们无疑会击败对手。24我们或许会怀疑瑞士方阵是否真的受到了重创，但这确实是勃艮第人转入攻势的合适时机。
有几名胆子大的骑士杀向瑞士人25，但人数太少，并未取得战果。勃艮第军也没有列好阵。查理公爵在下面的军营里，刚刚传话给号手，让他们吹号传达披挂盔甲、备鞍上马的命令。帕尼戈罗拉上了山，亲眼看见了瑞士军队——骑兵、密密麻麻的枪林、飘扬的旗帜。他赶忙下山去找公爵，帮公爵穿戴盔甲。但到了这个时候，公爵竟然还有怀疑。等他最后上马时，胜负早已决出。
战场高低起伏，瑞士人不难找到一处躲避炮火的坡地。此外，火炮装填和转向的速度并不快。一份巴塞尔的文献写道，施维茨从官提出了转移的建议，而且自己拿着斧枪到了一处坡下。26
等猝不及防的勃艮第军人——骑士、弓手和矛手——从营中分批赶到前线。“绿墙”已经被攻破了，溃兵朝他们涌来，身后是大群瑞士人，尽管瑞士人的队伍已经拉长了。27公爵好不容易才保住自己的命，没有努力让部下到一处新阵地驻足。瑞士人的巨大兵力优势和凶猛攻势再加上勃艮第军的混乱瓦解，所有这些让一切努力都归于无用。只有少数人骑马逃脱。步兵被敌方骑兵打垮了，包括大批闻名天下的英格兰弓手，他们大部分都被杀了。穆尔滕镇周围的所有部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退路便被切断，他们或者被杀，或者溺毙湖中，无一生还。只有驻扎在镇北的罗蒙伯爵（Count Romont）部逃过一劫，绕着敌人走了一大圈，沿着萨讷河退走。
为了说明文献记载的不可靠——从信息来源来看，它们本应该给出令人满意的证据——我要举几个例子：洛林编年史说瑞士军统帅是勒内公爵；勃艮第御用史官莫利内（Molinet）说瑞士人修建了“绿墙”工事，勃艮第人试图强攻但失败了；霍伊特鲁斯（Heuterus）[165]说查理将步兵组成了一个大方阵，骑兵在两旁，射手在后方。
在一份报告中（7月8日），帕尼戈罗拉将包括辎重队在内的损失人数估计为0.8万至1万人。他后来又说（7月13日），在1600个枪队中，公爵保住了1000个枪队和200名贵族。意思大概是有1000个完整的枪队，另有200个枪队只有坐骑最好的贵族逃了出来。队中的士卒，尤其是射手都死了，最后还有400个枪队被完全消灭。据此，全军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也就是6000人至7000人，与前面给出的数字大致吻合（当然，辎重队必须扣除掉）。在第三份报告（7月27日）中，帕尼戈罗拉写到了查理清点幸存者。查理集合起了11个军团，枪队应有1100个，但兵员几不满半。这样看来，损失数目就要远远大于前两份报告中的说法。但帕尼戈罗拉补充道，不见的人并非都被杀害，许多意大利人和勃艮第人是回家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查理带出去的2万名士兵里面，除去2000名萨伏伊人，约有0.8万人至1万人幸存，6000人至8000人阵亡，另有大批辎重队和随营人员被杀。
瑞士一方的损失没有可靠记载。28逃亡途中，帕尼戈罗拉亲眼见到有勃艮第军人在绝望中倒地不起，束手就戮。他后来大段讲述了从赎回的俘虏和救回的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说杀伤了瑞士人的勃艮第人如何被砍掉双手。
这一说法得到了莫尔宾格（Molbinger）信件29的佐证。他说自己知道有德意志士卒——其中甚至不乏瑞士逃兵——在被杀前“寸步不移”并“像骑士一样保护自己”。尽管如此，帕尼戈罗拉说瑞士一方损失了3000人，这个数字肯定是太高了。
南希会战30
（1477年1月5日）
由于在穆尔滕取胜，洛林公爵勒内在下方同盟的帮助下收复了公爵领，并在短暂的围城后夺回了首府。当洛林的消息传来，将查理公爵的注意力全部转移过去时，他还在勃艮第盘算着继续与瑞士较量。洛林将他与他拥有大片领地的尼德兰隔开，对他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重要。他整顿从穆尔滕撤下来的残部并召来援军，对南希（Nancy）展开围攻。勒内公爵不得不再次闻风而走，因为没领到军饷的佣兵和下方同盟的友军发动哗变，拒绝作战。但同盟诸城担心查理再次君临洛林，继而进入阿尔萨斯，遂同意为勒内公爵提供经济援助。他向瑞士人先后开出每人每月4盾和4.5盾的价码，取得了在瑞士官方指导下招募瑞士兵员的许可。于是，勒内纠合了一支近2万人的部队；士兵来自洛林、阿尔萨斯、奥地利、法国和瑞士。与他对阵的查理最多能派出1万人。
南希城已经因为饥荒而陷落在即，查理不舍得放手。在继续围城的同时，他集结主力至城南墙下迎战援军。因此，他不得不分出一军守营，防备守军杀出。他身后是敌城，天然退路也被堵死。31
他是不知道来犯敌军的巨大兵力优势吗？32或者他固执地想要证明穆尔滕战败后，他在米兰大使面前的愤怒言语，说这一次部队表现太差，他会好好整顿，下次作战肯定不成功便成仁？33
他还对米兰大使说，下次与瑞士人交手时，他会让一半枪队下马步战，组成一个大阵。做出这个决定时，他估计自己的步兵方阵会有2000个枪队，1万人。有人声称，从此阵中能看到查理对瑞士人迟来——实在太迟了——的模仿。34吕斯托在《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1：186）中又说，这一点表明查理根本没有理解瑞士步兵战术的真意。瑞士军的主体是近战步兵纵队，凭借突击打垮敌人，只有零星少数射手相随。查理的枪队则被认为包括3名弩手、3名火枪手、3名矛手和骑士本人。35因此，枪队以射手为主，不可能顶住斧枪手和长矛手组成的强大而密集的单位。但指责查理不懂瑞士战术是没有道理的。他根本没说要全面照抄瑞士人，而只是说要将步兵组成一个大阵，因为瑞士人也是这样做的。36由此来看，他对原有教范的改动只在于：以前只有彼此独立，内部各兵种配合的枪队；现在要让一半兵力组成更紧密的阵形，同时让骑士下马，更密切地融入射手和矛手。这种作战样式早已有之；查理的举措并非理论创新，他也无意创新。假如格朗松会战和穆尔滕会战能够展开，而不是一上来就因为恐慌和突袭而溃败，战况也会相当类似。区别只有一条：由于骑士下马和强调枪队集中，所以阵形从一开始就会更紧密一些。
现在，查理按上述方式布置数量占劣势的步兵，将其夹在左边的默尔特河（Meurthe）和右边的森林之间，正面朝南，前方通行宽度不大；骑兵在步兵左右两侧。因此，他估计敌军会和以前一样，在前进时受到箭矢尤其是炮弹的强烈影响。然后可能会因此停下脚步，接着被骑士击退。步兵正面还有一条小河屏护，部分人前面还有浓密的树篱。
但联军对正面进攻公爵的坚固阵地心存犹疑。在侧翼掩护方面，查理肯定有自欺欺人的想法。联军分为三阵，后军只是在道路中央装装样子37，主力中军和前军则分别从左右两侧同时对勃艮第军发起包抄。当时刮起了暴风雪，既加大了行军的难度，也起到了隐蔽作用。穿越树林并渡过勃艮第军右侧部分封冻的河流难度很大，也很消耗体力，但瑞士军主力及随同的骑兵和射手因此得以插入敌军侧面。勃艮第骑士对洛林军发起大胆进攻，起初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最终被射手火力和矛兵方阵粉碎了，尽快向这个方向转过来的火炮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于是，瑞士主力迅速推进，席卷了勃艮第军。
在另一侧，兵力大致相当的前军也是如此行动。他们以紧密阵形紧靠河流，一直处于勃艮第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暴风雪对前军的隐蔽作用可能比对主力还要大。
只要占据极大数量优势的两军抵达勃艮第阵地，仗就算已经打赢了。他们消灭了大半敌军，查理公爵阵亡。
8 中世纪军事理论
按照我的计划，第五篇最后要讲述瑞士步兵向周边低地的扩散，以此为中世纪军事史作结。接下来还有第六篇，我本来打算集中介绍各类宏观论述，它们或者不太好放进时间序列，或者源于历史发展过程。但本卷内容已经太多了，于是我调整了安排。我原本想讲讲兵器发展和要塞修建，从全书背景来看，其实可以完全略过。我在前文谈到了骑士盔甲是否在1400年前后再次轻型化的问题[布塔里克（Boutaric）也谈过，第286页]，但仍然没有得出一个完全确切的结论。最关键的一点我会放到下一卷讲解，即火器的起源。当然，从年代来看，这个问题属于中世纪。但我们已经看到，火器在1477年之前从未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它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投入使用了。至今还有人重复的火器击败骑士论是错误的，骑士是被近战步兵击败的，尽管骑士最后确实试图用火器增强自身实力。1因此，我们有理由等等再介绍这种新武器，等到火器开始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仅仅像先前那样是一种与弓、弩和重力抛石机（blide或trebuchet）并列，构造不同但效果类似的武器。至于其他的细节研究，比如文献兵力与实际兵力对照表、重复出现的传说故事及类似问题，我会略过不谈，只讲与中世纪军事理论相关的内容。
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哪怕在古典时代，除了色诺芬的一些反思外，军事理论也一直是非常罕见的。而到了中世纪，武士阶层与培育文化的教士阶层基本是隔离的，军事理论就更指望不上了。
富尔达修道院长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死于856年）曾献给虔诚者路易之孙洛泰尔二世国王一篇灵魂论，文中附带讲了罗马军制的典范意义。诺曼人为加洛林帝国分裂出的各个独立王国带来了种种苦难。这无疑会鼓励人们寻求救济之道，甚至会到文字中寻找。由于这位博学的大主教出身于一个法兰克人——因此是战士——家族，所以他正好身兼这项事业所需的品格与知识。当然，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节录韦格蒂乌斯的作品，而韦格蒂乌斯的写作动机和他其实是一样的。既然拉巴努斯只是重复了韦格蒂乌斯说过的话，所以并无新意。但是，当我们比对拉巴努斯的作品，她摘抄了什么、删掉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时，他的小书就有意思起来了。2在韦格蒂乌斯介绍罗马军队操练的部分——当然，他讲的本来也不多——拉巴努斯只抄了一句，那句内容是罗马军在肉搏中会保持阵形，保护军旗[“ordines seruare scirent et uexilla sua in permixtione bellica custodirent”：“他们知道在战斗中如何维持队列、保卫军旗”（第13章）]。韦格蒂乌斯对新兵体能和各类武艺的评述大多被保留了。关于骑兵操练，大主教加上了法兰克人骑术精湛的说法（第12章）。但最有意思的一条（第3章）讲的是有志从军的年轻人必须从小培训锻炼。到了笔者的时代同样如此，训练地点在王公府中。（“Legebantur autem et assignabantur apud antiquos milites incipiente pubertate: quod et hodie seruatur, ut uidelicet pueri et adholescentes in domibus principum nutriantur, quatinus dura et aduersa tollerare discant, famesque et frigora caloresque solis sufferre.”：“另外，他们会在青春期初期接受筛选并分配到老兵家中。甚至今天也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男孩和小伙子被养在王公家里，学会承受艰苦逆境，忍受饥饿、寒冷和烈日。”）
下一位中世纪理论家出现于450年之后，他也是一名神职人员，名叫埃吉迪乌斯·罗马努斯（Aegidius Romanus），出自意大利的克鲁姆努斯家族（Columnus，又称“Columnis”）（生于1247年，死于1316年），是奥斯定会会长、巴黎大学教授、布尔日大主教、枢机主教。他为王太子时期的美男子腓力国王写过一本《论君道》（de regimine principum），书中对军事制度也有讨论。3埃吉迪乌斯主要也是摘抄韦格蒂乌斯，而且他没有能力删掉不符合其时代的内容，也不能写出合理的替代章句。与他所效仿的古罗马作家一样（第1卷第26章），他为我们描述了（第12章）步兵和骑兵的操练科目：士兵要熟练掌握单线阵、双线阵、方阵、三角阵、圆阵等——有些阵从未存在过，不管是韦格蒂乌斯的时代还是其他任何时代，更不用提中世纪了。4但埃吉迪乌斯用文采飞扬的叙述丰富和完善了灰色的理论，在其中他说道三角阵并不难，只要把方阵沿对角线切开，然后把边内折即可。可就连最负盛名的1806年时旧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大师冯·萨尔登将军（General von Saldern）都会觉得执行该条令有困难。
当然，埃吉迪乌斯也抄录了韦格蒂乌斯笔下最有名的7种阵法（3.20）、圆阵、楔形阵、蹄铁阵。他只是省掉了他认为“无用”（magis inutilis）的斜阵和四边形阵（quadrangularis forma），显然是因为它们不像火钳或马蹄铁那样好看。
这位作者遇到了一点尴尬（第5章），因为他以之为宗的韦格蒂乌斯说，“乡民”（rustica plebs）最适合作战。埃吉迪乌斯抬出市民（urbani）和贵族（nobiles）表示异议。他最后还说，打仗不仅需要长老茧的手，也需要“以战功为荣，以脱逃为耻”（“belle honorari ex pugna et erubescere turpem fugam”）以及“勤勉谨慎，精明狡诈”（“industria et prudencia, sagacitas et versutia”）。贵族拥有这些品质，因此优于乡民——尽管韦格蒂乌斯不这样看——对于有战马纾解劳苦的骑兵更是如此。这位中世纪学者没有分清骑士和罗马军队作战是两个路数，因此他的犹豫和反思才为我们贡献了有意义的见证。
最后，我要考察埃吉迪乌斯笔下的兵家十二事，字里行间都能发现中世纪的战争观。他认为（第13章），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节制、谨慎、机警、勤勉”（sobrius, prudens, vigilans, industrius），需要关注的事项有：
1.兵力。
2.操练（exercitatio）：“事实上，有手臂而不知劈砍，有肢体而不习战斗者”（nam habentes bracchia inassueta ad percuciendum et membra inexercitata ad bellandum）毫无实效。他这里讲的只是个人练习武技，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集体操练。
3.坚韧耐劳。
4.勇气和“肉体紧实”（duricies corpois）。
5.机智勤勉（versutia et industria）。
6.雄壮气魄（virilitas et audacia mentis）。
还有以下几项：
1.马匹务多务精。
2.射手（sagitarii）务精。
3.粮草务多。
4.战场“位于高处，利于作战”（qui sunt in altiori situ, vel meliori ad pugnandum）。
5.太阳与风。
6.预计援军务多。
不管在此处，还是在之后继续讲作战执行的一章（第14章），他对战术都是只字不提，除了阵形严整优于阵形混乱这一句。对于我们最想了解的内容——各兵种之间的配合，如重骑兵与轻骑兵，步战矛手与射手——埃吉迪乌斯一点都没讲，尽管韦格蒂乌斯谈过很多。埃吉迪乌斯只是说弓箭和投石器杀伤效果好，甚至在两军接触前也适用。
大约在同时，卡斯蒂尔国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编纂了一部法典（1260），其中也包含战术条令，5而且还是借用自韦格蒂乌斯。与照抄古书相比，添加的空心方阵一节更加体现出法典与当时实战的脱节。智者王说，国王可以退入方阵躲避敌军——读到此处，我们还会想到中世纪步兵的实际任务——但他又说，士卒的脚要绑在一起，以免逃跑。当然，阿方索国王接下来说这种阵形无法乘胜追击，但不动如山恰能显示出对敌人的蔑视。这是玩笑话吗？完全不是。语气完全是严肃的，而最严肃的是：两位当代的实战军人，即科勒将军（3：2：264）和雅恩中校6都对绑足一说信以为真，在著作中加以复述。在这一点上，雅恩明确认同德尔佩什，认为绑足完全不是“学究的鹦鹉学舌”，而确实是13世纪的常用战法。法令不仅将拉丁文表述都换成了卡斯蒂尔文，“而且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手段，要求军官遵守战术条令，强制力与军纪无异，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士兵确实能按照条令操作”。既然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防止士兵逃跑，不光是13世纪，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那么即便在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试着再把士兵的脚绑起来，而且为了防止士兵把绳子割断，最好把武器也收走。这样一来，敌人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是多么蔑视他们了。
想一想那些博学的教授们，他们说薛西斯率领百万大军穿过希腊狭窄的山口，他们对马其顿方阵或罗马军团士兵间隔的估计值会推出不可思议的结论。
毫无疑问，那个熟悉韦格蒂乌斯，为阿方索国王编写军规的人不是军人，而是拉巴努斯和埃吉迪乌斯那样的教士。他之所以将上述谬论加入法典，恰恰是因为他熟悉古典作家韦格蒂乌斯。
下一位可以与教士相提并论的中世纪兵家也不是军人，而是一位女子——克里斯蒂娜·德皮萨（Christine de Pisan）。7她出生于1364年，父亲是一名被召到法国宫廷的意大利医生兼占星师。因此，克里斯蒂娜生活在贵族环境中，与英格兰、勃艮第和法国宫廷都有联络，是一位很受尊重的学者、作家和诗人。去世前不久，她写了一首赞颂和欢迎圣女贞德出世的诗歌。她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篇是讲军事史的，题为《勇武骑士传》（“Faits d’armes et de chevalerie”），写于1404年至1407年。8该文同样以加工古典文献为主，尤其是弗洛纽斯和韦格蒂乌斯。与埃吉迪乌斯和阿方索相比，克里斯蒂娜对古今差异有更深的认识，但她仍然写道（第1卷，第24章），古人会防止武士（hommes d’armes）在列阵期间被呼喊声惊吓，呼喊声有时来自老百姓（gens de commune），有时来自害怕的人。于是，古人会用号声发令，控制局面。
她支持年轻人参加军事训练，但对贵族和平民做了区分。贵族要从小学习骑士的全套本领，而平民子弟只需要练习投石和射箭。
阵形一章（第23章）开篇说道，当代骑战多于步战。这表明她认识到了她的时代不同于韦格蒂乌斯的时代。但可惜的是，她接下来没有展开介绍当时的情况，而说她只会略谈几句，因为那是以兵戈为业者的常识。
让·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是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代人（死于1477年），是查理七世手下一位受人敬重的领队。晚年时（1461年至1466年），他创作了一本相当于《居鲁士的教育》的小说——部分亲自执笔，部分提供思路——目的是指导年轻贵族的军事教育。书的题目是《青年》（Le Jouvencel），兼有史书和论文的性质9，因为作者以化名记述了德比埃伊的战争回忆（阿米达斯即查理七世国王）。实际作者似乎是领队的3名随从，他们无疑也添加了一些古人言论，以显学问。《青年》的用意是教导年轻贵族“由服从而战斗，由战斗而统领”，吊足了我们的胃口。我在书中也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点。例如，一位王公据说把三分之一的开支用于谍报（en espie）；他还急切敦促读者步行时不要发起进攻，而要等待敌军进攻，并举出许多例子佐证。10
系统梳理《青年》、克里斯蒂娜著作和其他几篇短文中包含的15世纪战略、战术思想，并与现实进行对照是一个很好的专著题目。出于我之前给出的原因，我认为本书可以略过不谈。这样做的收获也不会特别大。
大约与克里斯蒂娜·德皮萨同时期，出身法兰克尼亚地区艾希施泰特（Eichstädt）的贵族康拉德·基泽尔（Konrad Kyeser）在波希米亚撰写的《军用工事》（Bellifortis）一书则截然不同。它完全是技术导向的，包含大量配有拉丁文释义的插图，释义大多采用六步格。插图的原型要古老得多，一部分可能来自拜占庭样例。在整个15世纪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这种插图兵书迎来了昌盛期，有扩写的，也有新撰的。此类文献的动因来自新兴的火药技术，但也与当时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层的联系，雅恩对此有过精彩论述：11
为古代典籍——尤其是拜占庭时期的兵学通志——制作的配套技术图纸与中世纪末期的潮流特别契合。毕竟那是一个人们将揭示一切奥秘的希望寄托于“杠杆和螺丝”的年代。那时的人幻想自己能够开启通往超自然力量的大门，只是锁钥相当“弯曲”。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越是不可理喻，越是会精心传承。老传统和新发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混入占星学、神秘学、炼金术的成分。火药更是构成了神秘知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且在那段时间里，这种带有妖术性质的技艺主要用于战争，因此显得更加突出。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火药和火枪制作仍然笼罩着一层奇异的光晕。这层光晕也折射出一些诡异的光芒。于是，了解火药的人仿佛是最杰出的智者，尤其是天选的秘密武器承载者。
这段论述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会更精心地被传承下去。时人添加的内容也是类似的性质——雅恩在另一段中讲得很精当（第291页）。这些内容掺杂着经验与想象，常有天真无知之语。因此，从战争艺术史角度看，我们从这一大堆书里基本学不到什么，原因不仅在于它们讲的是本书会探讨的技术问题，也在于它们偶尔谈论其他问题时完全不可信。之前介绍古典时代时，我们已经知道理论著作的价值是何其微薄，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现实。古典时代的理性思维教育毕竟比中世纪强太多，如果连古典兵书都是如此，那么到了全无批判性思维的中世纪，情况只会更严重。15世纪的技术读物充斥着奇闻逸事。因此，在我们确信有可靠依据之前，哪怕是书中乍看起来并非全然不可思议的方面也不能采纳。基泽尔笔下有镰刀战车，有穿上就能游泳的靴子，有绑着燃烧木条惊吓敌人的马，还有一种火炮据说能射出直径1.5英尺（约46厘米）的石头，但其炮身单薄，显然是什么都射不出去。前文提到过的“磨坊主和火枪手”达申贝格（Dachssberg）也属于同一类，他计划用组成楔形的车营向敌人出击，还建议在海战中向敌人泼滑石粉，使其目盲；向敌船投掷装着细长皂条的木桶，使其甲板打滑。他还写到一种炮弹会拐弯的大炮，名字倒是恰如其分：“奇迹武器”（machina mirabilis）。
战术规范主要见于1450年前后的一份无名氏著作12，以及1480年前后的一份未发表作品，作者是塞尔登耐克的腓力（Philip of Seldeneck）。13但它们的基本思想与插图手稿是一样的：不切实际，读之毫无收获的玄思。塞尔登耐克值得表扬的一点是，他至少没有像无名氏那样提出让步兵组成三角阵，用顶点划开敌人。
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的作者是意大利人罗伯托·瓦图利奥（Roberto Valturio），写于1460年前后，刊行于1472年，可能是意大利的第一部印刷书籍。雅恩的《军学史》认真全面地编订了此类作品的目录，此处不再赘述。
9 结语
在中世纪，纪律严明的古典军团被完全依赖个人勇气、个人武艺的武士取代。同时，古代的战术单元瓦解了，特色鲜明的专门兵种也在彼此混同中不见了踪影。精锐武士或马战，或步战，依据形势交替使用枪矛、刀剑和弓箭。中世纪逐渐重新出现的兵种是分化形成的。作为军人各自为战程度最高的时代，中世纪一方面发展出了盔甲极其厚重、坐骑也有马甲的骑士；另一方面由于骑士占据压倒性优势但缺乏灵活性，从而产生了各种次要的马步兵种。他们从不曾脱离辅助地位，成为独立兵种。
步战矛兵尤其在野战中挡不住骑士。他们会被骑士的进攻——如有必要，骑士会有射手相助——冲散，自己也没有进攻的能力。单独的射手在野战中同样敌不过发起进攻的骑士。
这些骑士和步卒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骑兵（cavalry）和步兵（infantry）。尽管装备相当类似，但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思维观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来看装备近战武器的步卒。一群中世纪矛兵不同于一个古希腊方阵、古罗马军团或大队之处在于，它不构成战术单元，也就是由一个意志结合起来的若干战士组成的军阵。唯有这样组织起来的步卒才称得上步兵。检验标准就是在野战中对抗骑马武士。
在车营的帮助下，胡斯军成功地凭借步兵挡住了骑士军队。但这只是一段插曲。车营过于笨重，不能满足普遍的作战需求。胡斯战法毫无持久影响。
直到瑞士称霸时期，真正的步兵才再次出现。在劳彭、森巴赫、格朗松、穆尔滕和南希会战中，我们再一次见到了堪比古希腊方阵与古罗马军团的步兵。
在德意志阿尔卑斯山区的这个部分，一系列巧合因素带来新的技能和力量。山地天然有利于保持原始的战斗力。施瓦本公国解体，掌握公爵之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灭亡，强大的策林根家族绝嗣，于是当地涌现大量直属于帝国的小势力。正如许多个世纪之前的希腊小邦一样，彼此征伐，连绵不绝，随之锻炼和提升了军事实力。另外，由于多山的地形，当地的乡村城镇从一开始就能通过精心利用地势来应战并击败骑士军队。
他们在实战中摸索出了适宜的武器和阵形——早期是投石和斧枪，之后是长矛，排成多列，枪尖向前，阻止骑士破阵。学界对长矛投入使用的时间意见不一，甚至有人争论它是不是瑞士人的创举，声称长矛不是农民的武器，而适合市民。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断言，也不是很重要。据文献记载，古代日耳曼人就会用长矛了（塔西佗《编年史》2.14，参见本书第2卷），后来夸迪人（Quadi）和萨尔玛提亚人（阿米阿努斯，17.12）、萨克森人[维度金德，1.9；科斯马斯（Cosmas），4.27]、意大利人[《日内瓦年鉴》（Annales Januenses），1240年]也用过。1在任何时代，个别人都可能为了避免敌人接近而选用比较长的枪矛，也有人会为了握持方便而选择比较短的枪矛。20英尺（约6米）以上的超长矛极不灵便（参见第1卷），只适用于紧密阵形，特别不适合打猎。只要人群能保持相对紧密的距离，那么10英尺至12英尺（约3米至3.7米）的矛就足以击退重装骑士的进攻了。因此，我们不必假设瑞士农民在莫尔加滕会战乃至更早的战斗中用了长矛。直到这种战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瑞士人意识到击退骑兵是多么至关重要的时候，他们才会为方阵最靠外的几排士兵配备尽可能长的矛。凭借劳彭会战的经验，他们很容易明白更长的矛有利于守阵。但不管从战斗经过，还是文献记载来看，我们都不清楚森巴赫会战是否有长矛。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一种假设：超长矛直到勃艮第战争之后才被采用（第4卷第一篇第1章）。
用斧枪和长矛则不能持盾，因为两者都是双手武器。斧枪手也不穿铠甲。他们被布置在方阵内部，以此避免伤害。直到密集方阵“占据压力优势”、将敌人击退、散开追击时，斧枪手才会派上用场。这时他们也不需要护甲了，因为敌军已经没有实际战斗力了。但负责击退和反推敌方骑士的外侧长矛手会配备头盔和身甲，他们不仅要抵御骑士的枪矛刀剑，还要应付敌军射出的弓矢、弩箭和子弹。长矛和盔甲天生是搭档，以至于用不着专门说，理所当然而已。2
射手随行于方阵侧面，担当散兵，遇到攻击则退入方阵内部。
一个密集方阵越大，它就越难被骑兵冲破，推进的力道也越强。但全军摆成一个方阵仍然是不智之举，因为这样的大阵很容易被两面夹击逼停，就像劳彭会战中的林地军那样，接下来便大势去矣。于是，瑞士人形成了不论人数多少，总要排成三个方阵，互为犄角的战法。三个方阵不会排成纵向或横向的一字长蛇，而是排成品字形，以免相互干扰。后阵比前阵晚一些投入战斗，直到最后关头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便是万人大阵，行动也是相当灵活的，因为正面很窄，只有100人。三阵战法直到15世纪才有明证。在莫尔加滕和森巴赫会战中，文献具体只提到了两阵：一阵坚守，一阵从侧面发起进攻。但或许还有第三阵也说不定，而且劳彭会战确实出现了第三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阵法很可能在14世纪就已经是常规了。
瑞士城乡居民有适宜的武器，有合适的阵形，也有懂得如何利用山地优势的老练统帅，由此产生了自信心，全民都当起了兵。
即便在今天，瑞士人的爱国情怀都有一些难以剥离的执念。除了威廉·特尔（William Tell）[166]和温克尔里德的传说以外，还有他们的先辈是天真虔诚的牧人，只是为了抵抗统领大军，欺压小国的外族暴君——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后是勃艮第公爵——才变得好战的观念。这些观念全然不顾历史一致性，压抑了一切理解实情的可能性。当然，通俗观念只能这样描绘。我们在希腊人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除了以微小兵力战胜数都数不过来的波斯大军以外，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表现希波战争的威名。不管是希腊或瑞士，学者都必须纠正此类观念，这样做不会对英雄壮举造成丝毫减损，只是将名誉转移到了另一个方面。
与古代日耳曼人一样，瑞士战士具有劫掠乡间和凶狠暴力的特征。一旦辉煌战果为瑞士人注入了自信心，那么在不存在补给问题的邻近地区作战时，哪怕面对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能将优势兵力投入战场。骑士军队的本性决定了它的规模一定很小，甚至算上仆从和佣兵也一样。从莫尔加滕到南希，联邦军的兵力总是大大多于对手，有时甚至多达两倍。正因如此，他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威力，个体的力量被放大到了极致。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军。在施瓦本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贴近自然的环境、取得的战绩、遍及全民的操练造就了职业军人的品格与可用的兵源；而庞大的可征召人群反过来又增强了军队的自信心和必胜的信念。瑞士高层有意要造成人还没有到敌军已被吓破胆的效果。欧洲职业军人——包括骑士和佣兵——有彼此饶过性命的风气，除非非杀不可，否则俘虏就够了；而瑞士人从一开始就逢人必杀。抓俘虏被严令禁止，就算抓了俘虏，俘虏之后也会被杀掉。甚至在联邦各州的一场内战——旧苏黎世战争中，林地军会同伯尔尼及其他各州军队攻占格赖芬塞城堡（Greifensee），来自苏黎世的守军在“敌人毫不慈悲”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后也被杀害（1444年）。血洗和平小镇施泰菲斯，屠杀全体居民的野蛮行为据说在联邦内部引起了一片谴责之声。但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人不留原则的运用，是常见之事。联邦最早的通行军事条令《1393年森巴赫通告》不得不明确规定，由于“所有男子福祉之更新与延续皆有赖于女子”，因此不得殴打、刺伤或虐待敌人妻女。如此严厉的最大动因在于，抢东西和抓俘虏会为军事行动本身带来危险。之所以起草森巴赫通告，正是考虑到在这场会战中，假如瑞士人得胜后不急着抢夺战利品，他们肯定能消灭多得多的敌人。但是，完全不许抓俘虏的极端措施也让敌人更加恐惧。森巴赫会战中的奥地利后卫部队，格朗松和穆尔滕会战中的勃艮第军队，都是战局刚刚出现不利，乃至只是出现转向不利的迹象时就爆发了恐慌，这或许亦可视为瑞士人著名的残忍传统的一个后续影响。
大胆查理率军从南希出发，迎击瑞士人时对部将发表了一次演讲3，说敌军照例会立即列阵于边境。他接着说，如果他们被瑞士人击败，哪怕只是略微受挫，那么从那一刻开始，仗就打输了。表达有些夸张，但思想基本正确。换言之，瑞士人的勇猛源于战绩，而战绩又赋予他们一往无前的信心：不管敌军的骑士与佣兵个人有多么勇敢，都要打垮敌人松散的小方阵。
我们之前将当时的瑞士人与古日耳曼人做过比较，现在要把他们和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比一比。阿提卡半岛的居民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勇敢、更擅长航海。但历史发展和政治进步将雅典全民凝聚成一个在陆地和海洋作战的战士群体，使他们的平时生活有了显著的职业军人色彩。雅典人与叙拉古人大战之前，尼西亚斯将军的讲话中重点谈了这一点。他说，叙拉古人不过是征召民兵，而他的部队是熟习战争的精锐之师。4瑞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区别同样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历史发展和政治教育。大部分哈布斯堡军人与林地人同样是优秀的瑞士人。在格朗松和穆尔滕打了胜仗的人有一大批就是在莫尔加滕、劳彭和森巴赫被打败的人。落败者半自愿、半强制地加入胜利者的群体，因而也具有了后者的特征。
作为步兵，瑞士方阵敢对骑士军队发起攻势，甚至敢强攻营寨，这是自古典军队没落、封建军制兴起以来的全新现象。晚至1475年勃艮第战争初期，联邦步军从弗朗什孔泰撤退曾组成车营抵御勃艮第骑士，之后再也没有此类行动的记载了。
一支不仅是骑士的辅助兵种，而且敢与骑士争锋的步兵，一支并非必有战壕才敢应战，而对自身实力满怀信心、敢于面对任何敌人的步兵再次出现了。阵形（方形战术单元）、武器（长矛和斧枪）、普遍征兵形成的大军、连年战争培育的好战精神，这些因素彼此配合，成效显著。1444年，当法国的阿马尼亚克佣兵团威胁要入侵瑞士时，1500人在巴塞尔郊区的比尔瑟河畔圣雅各医院（Saint Jacob on the Birs）奋起迎敌（8月26日）。尽管战斗的结果是瑞士人全军覆没，但他们坚持打到了最后一刻，令敌人肃然起敬。
瑞士佣兵闻名于四方，各国纷纷延揽。
打赢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当然，偶然因素和勃艮第将帅的失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最终成就了瑞士人的善战之名和瑞士联邦的自信心，使其达到了巅峰。他们不再被视为拿钱打仗的寻常佣兵，而是一支独特的全新军事力量。于是，他们走出大山，打赢了南希会战。与弗兰德斯人在科特赖克的胜利不同，这次胜利不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翻开了军事艺术史的新篇章。到了穆尔滕会战时，军事史意义上的中世纪已然终结，勃艮第公爵及其军队代表的中世纪战法输了，在根本的理论层面输了——不是因为偶然，不是因为一时的弱小，不是因为军备废弛。恰恰相反，他们正处于他们能想象到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有新式火器的支持。我们可以假设，一位比勃艮第公爵更优秀的将领会大大增加瑞士人取胜的难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最终一定属于瑞士人。因为弓手、弩手和火枪手不足以挡住在队长带领下穿过有利地形并凶猛扑来的斧枪手和长矛手大阵，而骑士也不能通过侧翼攻击同时打垮或逼停3个方阵。单凭射手是打不过近战兵器的，单凭全无战术章法的骑士也不能通过协调机动让方阵瘫痪。瑞士步兵组成了战术单元，中世纪骑士、射手、矛手则无。瑞士人不仅有防御力，有进攻力，还有领导力。100年前的弗兰德斯人就有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萌芽，但罗兹维克会战表明，他们的程度还不够。在150年的时间里，大山之间的瑞士联邦逐步提升并验证了自身的实力。他们已经取得了确证无疑的战绩，如今又走出大山，即将刷新整个欧洲的战法。现在，我们来到一段新旅程的起点，与当年的马拉松会战类似。正如希波战争中那样，近战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击败了骑士和射手组成的军队。这场胜利必将引发全面的变革。当时的各种战法在瑞士人身上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瑞士一隅的重大变化会反作用于其他所有地区。如前所见，那个时代只有步行作战的兵卒，没有近代步兵，这是骑士制度天然的另一面。如今，步卒已经变成了步兵，这种状况很快就会传播开来。接下来，骑士就必然会转变为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