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世纪晚期的研究路径
十四五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创新，在某些方面大大改变了我们迄今为止形成的中世纪战争图景，因此这里必须再划一道分界线。这些创新并不是逐渐脱胎于旧形态的新形态，彼此之间也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现象，或者再次消亡，如高度发达的弩手战法以及弩手和下马骑士的联合作战，或者几个世纪后才得到全面发展，如火器的兴起，或者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如市民和农民步兵战胜骑士军队，又或者是空前绝后的现象，如胡斯派。尽管这些事件本身都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为战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直到中世纪结束，我们在前文中了解到的主要特征或者一直保持不变，或者一次又一次以几乎相同的面貌重新出现。
因此，我会这样组织材料：从理论意义和历史特殊性、历史因果性两方面依次介绍十四五世纪的特殊现象，接着考察几场战役和会战，以表明军事事件是循环往复的，同样的事件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十二三世纪乃至更早，从而证明这些变化并不代表一个连续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系列独立的现象。
分析到最后，真正的历史进步只来自一地一点——瑞士。因此，我要将其从时间序列中拎出来，专辟一编来讨论。
2 方阵会战、城市军队与征召民兵
科特赖克会战
（1302年7月11日）
尽管我们已经见到了大量关于中世纪步兵的记载，但若是在胜利一方，步兵永远只能配合射手发挥次要作用，甚至莱尼亚诺会战也不例外，或者直接被骑士击败。第一场面貌一新的会战是科特赖克会战。
虽然弗兰德斯伯爵领属于德语区，但加洛林帝国分裂时，它成了罗马化的西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然而，历代伯爵一贯享有相当独立的地位，直到法王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128]驱逐伯爵并将其领地收归王室。于是，城市和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法国统治。颇有人望的布鲁日（Bruges）领袖彼得·柯尼格（Peter König）率众驱逐王室守军，引得小城市和农民团体纷纷来投。除布鲁日以外最强大的弗兰德斯城市根特（Ghent）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人称“鸢尾花党”（Leliaerts[129]）的贵族派忠于国王，但他们无力阻止扬·富尔鲁特（Jan Vorlut）领导的平民派前去援助布鲁日市民。但起义军的总指挥是被囚禁的吉多伯爵的幼子和孙子于利希伯爵威廉。威廉尽管做过牧师，但后来还是顺应了好战的天性。两位伯爵都是25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能接过指挥权似乎并非因为他是本土领主家族的代表，而是依靠与平民领袖的协议——这是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的一次奇特联合，让人不禁想起马拉松会战的统帅米提亚德。
当腓力国王的堂兄大将军阿图瓦伯爵（count of Artois）统率——大队援军逼近时，弗兰德斯人还在围攻法国人占领的两座城堡——卡塞勒（Cassel）和科特赖克。弗兰德斯人从卡塞勒撤围，集中全部兵力于科特赖克，该城市民也加入了起义。阿图瓦伯爵直抵城下，他无疑认为只要自己现身就能让弗兰德斯人的市民军队撤退，从而成功解围。但弗兰德斯人坚信必须打一场会战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土，而且下定决心在这里，在科特赖克城下应战。如果他们退走并解散军队，法国人不仅会收复城堡，蹂躏低地，更可能会攻占城市，甚至包括城防薄弱的布鲁日。与古时在阿提卡作战的波斯人相比，他们预期能获得的市民支持力度要大得多。
法国人试图解救的科特赖克城堡（或称“科特赖克要塞”）北依里斯河（Lys），位于科特赖克城区北角，与城市本身一样位于河右岸（南岸）。为阻断敌军与城堡的联系，弗兰德斯军列阵于城区与河流的夹角处，城区在其右侧，以窄长阵形向南沿河延伸。左侧是一座河岸上的修道院，正面是相当深且部分河岸为沼泽的格罗宁根河（Gröningen）。这是退无可退的位置；市民一旦战败，就会被赶进身后的河里。他们在这里应战是下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文献中是这样描述其阵形的：“一条很长也很深的战线”（“acies longa valde et spissa”），“将矛攒在一起，队形紧密”（“pariter adunati et densati lanceis adjunctis”）（《根特年鉴》Annales Gandenses）。“布鲁日市民只编为一个单位，前排是弩手，其余人有的拿矛，有的拿头部包铁的棍棒”（“Brugenses unam solam fecerunt armotorum aciem praemittendo balistarios deinde homines cum lancies et baculis ferratis alternatim postea reliquos”）（《弗兰德斯伯爵世系》Genealogia Com-itum Flandrensium），“组成深厚紧密的队形”（《圣但尼编年史》）。因此，他们的阵形类似于古希腊方阵（phalanx），长度无疑至少有600米，甚至可能更长。数量不多的弩手部署于一线，大部分人装备矛和goedendags（一种斧枪），而且很可能只有一部分人穿盔甲。两位伯爵统帅和10名左右的骑士随从都下马加入方阵，所以无人骑马。为了加强前方天堑格罗宁根河——据维拉尼称，该河宽5臂（ell，相当于英制的码，约90厘米）、深3臂——弗兰德斯人布置了陷阱，很可能还加深了水浅的河段。
图3 科特赖克会战
方阵后方有一支预备队，由久经沙场的骑士约翰·冯·雷讷瑟（Johann von Renesse）指挥。另一支由伊珀尔（Ypres）市民组成的部队面朝城堡列队，防止守军在战斗中攻击方阵后方。
文献中将阿图瓦伯爵描述为一位经历过五六次会战考验的勇猛战士。他知道敌军阵地的厉害，不仅难以正面强攻，又不能从两侧包抄。他犹豫了几天时间，设营于城南约1英里（约1.6千米）处。市民果真愿意承担风险，在退无可退之处交战吗？当然，为了将敌人引出阵地，法军统帅可以沿伊珀尔河进军或直奔布鲁日，沿途劫掠乡间。但科特赖克城堡守军有可能在此期间被迫投降，其他手段的成效也不确定，而在这里打一场胜仗就能奠定战争的结局，将敌军一举歼灭。于是，阿图瓦决定进攻。
他派热那亚弩手和西班牙标枪手在前，然后是各队左右排列的骑士，后方有一支小型预备队。
弩手和标枪手击退了敌方射手，并向似乎紧贴格罗宁根河的方阵射击。射击效果相当好，方阵抵挡不住，但两位伯爵率领方阵以良好的秩序后撤了一小段距离。法军射手没有为了再次接近敌人而随之渡过格罗宁根河，因为那样受到反击的危险太大了。于是，阿图瓦伯爵发信让弩手后撤，由骑士上前进攻。既然敌方步兵已经从前方屏障稍稍后撤，他便希望自己的骑兵渡河后会有足够的空间执行冲锋。尽管射手穿过前进中的骑士后撤造成一定的混乱，还有一批热那亚人遭到践踏，但这大概是骑兵与射手协同作战时的常态，对战斗的进程和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状况。正当骑士顶着水流、沼泽河岸和弗兰德斯人布置的障碍物艰难渡河时，敌军方阵突然向前猛冲，扑向骑士奋力砍刺。骑士的武器几乎派不上用场，自身的独特优势——通常能够将敌方步兵击溃和打倒的重装战马冲击——也无法施展。
毫无疑问，两位弗兰德斯伯爵教过市民这种战术，现在见到恰当时机就发出信号。骑士的数目无疑远少于对方，射手又撤了回去，于是每名骑士都同时受到多名步兵的攻击。骑士很快就被打败了，阵亡者甚多。弗兰德斯人先前有令，凡是战斗尘埃落定之前饶恕敌人或抢劫财物者，友军应立即将其斩杀。
只有在中路的骑士迅速渡过格罗宁根河，按照通常的方式攻击并击退了敌军方阵。但由约翰·冯·雷讷瑟统领，一直谨慎留后的预备队此时出手恢复了局面。战斗现在变成了彻底的灾难，就连最初取胜的骑士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不得不渡过格罗宁根河撤退，在河中被轻松打垮击溃。据说，阿图瓦伯爵本来要向武装修士祖弗廷根的威廉（William of Süftingen）投降，但他讲的是法语，于是弗兰德斯人大喊“我们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把他杀了。1
城堡守军试图出城突袭，被专门布置在城下的伊珀尔部队轻松击退。阿图瓦派圣波勒（Saint Pol）指挥的预备队没能前往救助或支援。
维拉尼记载了弗兰德斯人对科特赖克的胜仗是如何自豪到了极点，其中有一名装备goedendag（一种斧枪）的人竟敢直面两名马上的骑士。作者还说，他是因为此事新奇才记述得如此详细。
弗兰德斯人自称从阵亡骑士身上拿到了700副金马刺，于是将这场胜利命名为“金马刺战斗”。
班诺克本会战
（1314年6月24日）
这场会战的局面与福尔柯克会战（1298）完全相反，而类似于科特赖克会战。当年被爱德华一世降服的苏格兰人再次举事，奉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为王。爱德华二世陷入与本国男爵的冲突，长期无力干涉，但最后还是率领一支大军北上。在英格兰国王抵达之前，罗伯特稍稍后撤至福尔柯克以北若干英里的斯特灵城堡（Stirling）（当时仍然被英军占领）面前，列阵于小河班诺克本河的左岸高地，侧面有沼泽或森林庇护，不容易被包抄或包围。正面开阔地只有约1英里（约1.61千米）长，中部有一条罗马古路穿过深深的班诺克本河谷去往斯特灵。班诺克本河谷宽不足2000步，苏格兰人所在的高地与谷底有186英尺至240英尺（约57米至73米）的高差。
苏格兰人的阵形与福尔柯克会战中的阵形类似：4个矛兵大阵，身后有一小支骑兵。2
奥曼对会战经过的记述如下：多沼泽的深谷本就是令人生畏的天堑，罗伯特又在通往己方阵地的斜坡上布置隐藏陷阱，为正面突破造成更大的阻碍。
尽管障碍重重，英格兰骑士依然冲上斜坡，试图击溃苏格兰人的单位。但大队英格兰人马——大概有1万匹马和5万到6万名步卒——在狭窄地形中动弹不得，大部分根本没到敌人跟前，只是站着不动。但最重要的是，射手无法穿过骑兵上前面对苏格兰矛手。一支射手成功绕到苏格兰侧翼，结果被骑兵统帅罗伯特·基斯（Marshal Robert Keith）率领骑士击退了。最终决胜的行动来自从英格兰人侧面现身的苏格兰士兵。他们将彩布缠在矛上，给人一种生力军正打着战旗前来的印象，同时大声呼喊口号，让英格兰骑士心惊胆战。
最后一段转折不过是传说，只要讲出来就明白了。即便我们假设英格兰骑士胆小如鼠，这些苏格兰士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毕竟军队两侧都是不可通行的地貌。真正的问题是：英格兰人为什么没有仿效福尔柯克会战的战法，先让射手骚扰苏格兰矛兵阵，待其疲惫再派骑士攻击？有一种解释是苏格兰骑士赶走了射手，而没有像福尔柯克会战中那样逃跑。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因为班诺克本的英格兰骑士为什么不去援救射手，先把数量不多的苏格兰骑兵赶跑，而是徒劳地陷在矛兵那里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苏格兰人组成紧密的方阵，侧面保护得很好，最多有少数射手能执行包抄，骑兵做不到。但即便如此，英格兰射手也可以像黑斯廷斯会战中那样在正面射击。进一步讲，侧翼行动似乎并非全无可能，因为会战前日据说有800名英格兰骑士绕过苏格兰人的左翼，来到其中部后方的圣尼尼安教堂（Saint Ninian’s Church）附近某处，经过一番激烈交战才被打退。
黑尔斯勋爵（Lord Hailes）、林加德（Lingard）和保利（Pa-uli）[130]认为，苏格兰人并非正面朝南列阵于班诺克本河后方，而是左靠斯特灵悬崖，右倚班诺克本河。这样一来，左翼当然不可能被包抄，可右翼就更加暴露了。另外，东北——西南方向的阵形正面与“朝阳照到英军脸庞”的记载也不相符。在我看来，上文中奥曼的观点——苏格兰人列阵于班诺克本河后，背朝斯特灵——是有确凿地形依据的。
答案可能还是要到兵力中去寻找。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是英军规模大得多。福尔登（Fordun，1384年前后去世）撰写的苏格兰编年史记载英军有34万名骑兵和等量的步兵，共68万人。大部分近代历史学者接受的数字是至少10万。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谨慎如奥曼也认为英军有6万之众。这个数字甚至似乎有档案依据，即保存至今的爱德华二世发给一批郡督和男爵的征兵令。不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爱尔兰乃至加斯科涅也要为这次战争出兵。骑士征召令照例没有给出数字。但除骑士以外，“步卒”（pedites）也在征召之列，各地都规定了明确数目：约克，4000人；兰开夏，500人，等等。英格兰12郡、边境诸男爵及威尔士共计要出21540人。上述地区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奥曼论证道，如果我们再假设南方派往遥远北方参战的人数较少，那么全军大概不少于5万至6万人。
针对这一论证，我首先要指出文献中没说南方除了骑士及其随从外，为此战出了一兵一卒。威尔士人被征召的原因是，作为半蛮族，他们被认为特别会打仗，尤其是山地作战。但英格兰南部征召大量人员去苏格兰一事既无证据，也不可信。
但是，想当然地认为实际征召人数与纸面人数相去不远肯定也是错误的。现代政府的精确性连代入到16世纪都不行，14世纪就更别提了。国王要求约克郡督出4000人，这甚至不能证明郡督实际派出了此数的一半。
进一步研究征兵令会带来更多疑问。爱尔兰征兵令上的日期是3月22日。步卒征兵令是5月27日，且应于6月10日前抵达贝里克（Berwick）。当然，从语境来判断，它可能只是照搬了一份之前的命令。但从道理上推断，这些援军是临时决定征调的，因为命令中说之所以需要步兵，是因为苏格兰人已经在“坚固险要（骑兵难以接近）”[“in locis fortibus et morosis（ubi equitibus difficilis patebit accessus）”]之处安营扎寨。但不论它只是重复之前的一份命令，起到提醒重视的作用，或者它就是第一份命令，我们都不能假定命令发出14天后，这么多士兵就真的到苏格兰边境的指定地点集合了。事实上，它可能只是急迫地发出去了，但根本没有实际执行。因为如果这样一支兵力出现在班诺克本，他们肯定会有所表现，以某种方式做成某些事。他们被征召来是为了在骑兵无法通过的位置与苏格兰人展开近战。现在苏格兰人就在这样的位置上，而英格兰步兵据说却在骑兵身后无所作为，并没有穿过森林，绕过沼泽去包抄苏格兰侧翼。
当然，这就带来了另一处矛盾：步兵征召令已经发出，但将领不等步兵抵达就开战了，他们没有时间等待了。战役的目标是解救斯特灵城堡，而守军司令腓力·莫布雷爵士（Sir Philip Mowbray）已经与苏格兰人约定，若圣约翰日之前不能解围，他就会交出城堡。会战正是在那一天打响的。
关于要不要背上民兵这个包袱，国王的骑士随从中间可能自始至终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民兵只有很小的军事价值，而且可能有一批骑士的立场是民兵的用处没有麻烦大，于是尽管只有少数步兵报到，战事还是继续推进，没有多作迟延。
上述各点让我相信——尽管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英格兰军很可能还是以通常的骑士为主，占据数量优势的是本土作战，为保卫民族自由而真正征召了大批民兵的苏格兰军。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战斗过程就可以理解了。苏格兰人两侧的地形非常有利。英格兰骑士并未试图包抄，因为正面进攻就需要动用全部力量。只有射手进行了包抄，结果被方阵后方的苏格兰骑士击退。
进攻方输掉了这场决战——与黑斯廷斯会战和福尔柯克会战相反，而与科特赖克会战相似——因为多沼泽的溪流、斜坡和陷阱等正面障碍物对骑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惨重的伤亡，侧翼行动不可能实施，行动不便让射手不能像往常那样与骑士协同作战。还有最后一点，布鲁斯肯定率领数量占优、阵形紧密的大部队发起了反攻。
班诺克本会战并未证实苏格兰人或苏格兰军制具有相对于英格兰的理论优越性。奥曼正确地指出，即便在这次辉煌胜利之后，罗伯特·布鲁斯依然回避与英格兰人野战。1321年，他甚至放任一支英军重返爱丁堡，然后才用切断补给线的方式再次将其引诱到野外。
罗兹维克会战
（1382年11月27日）
正如希腊市民和农民曾击败波斯骑士一样，弗兰德斯和苏格兰人也通过巧妙利用地形而击败了英国和法国骑士。但希腊人很快就更进一步，不再回避与波斯人野战。而我们已经知道，班诺克本并不是苏格兰人占据上风的起点，科特赖克之后也再没有类似的胜利。相反，80年后的罗兹维克会战（battle of Rosebeke）证明，一旦市民失去了地形优势，占据上风的依旧是骑士。
这场会战的政治起因和特征不同于科特赖克会战的地方是，弗兰德斯伯爵如今不站在市民一边，而是支持国王。在阿蒂维尔达的腓力（Philip of Artevelde）领导下，根特市起兵反抗当地统治者路易伯爵，软硬兼施将其他弗兰德斯城市争取到自己一边，并赶走了伯爵。年轻的法王路易六世遂率军支援伯爵，镇压叛军。阿蒂维尔达的腓力试图与英格兰国王结盟，双方由弗兰德斯伯爵的女婿和日后的继承人勃艮第公爵腓力居间联络。我们从这一战略中也能感受到1382年与1302年政治局势的差异。
阿蒂维尔达围攻斯海尔德河边的奥德纳尔德（Oudenarde）城。该城位于根特上游25千米处，由一名法国骑士为伯爵坚守。直到6个月后的1382年11月中旬，法国国王才集结起一支援军并从阿拉斯（Arras）率军启程。
尽管阿蒂维尔达据说有强大的炮兵，但他并没有强攻奥德纳尔德，而试图用饥饿迫使守军投降，并挖了堑壕保护围城军免受外来攻击。
于是，11月7日法国军事会议[王室军队总司令奥利维耶·克里松（Constable Olivier Clisson）和国王的三位叔叔]于塞克兰（Seclin）开会讨论方略：是沿着斯海尔德河直扑阿蒂维尔达及其军队，解救奥德纳尔德，或是转移敌军注意力，使其放弃围城，离开建好工事的阵地，也许还能迫使或诱使其在别处进行决战。大概是记得科特赖克的惨痛经历，他们决定不直接进攻，而是转进西弗兰德斯，尽管奥德纳尔德城内的部队被围得很苦。假如阿蒂维尔达与弗兰德斯诸城有默契，靠得住的话，那么他大概就用不着撤出奥德纳尔德阵地了。如果城市关闭大门，法国人只能蹂躏延边平原，而不能攻击举事的市民，解救遭受围攻的同胞的话，那么阿蒂维尔德无疑会占据气势的上风。但弗兰德斯的世袭领主路易伯爵当然也在国王营中。由来已久的依附关系，对法国大军的恐惧，大概还有对根特城和阿蒂维尔德本人的嫉妒，这些因素加起来让诸城的气氛充满着不确定性。阿蒂维尔德似乎打算守北边的屏障里斯河，但法军从科特赖克上游的科米讷（Comines）顺利渡河，伊珀尔和一批其他市镇立即倒向王军。
如果阿蒂维尔德留在奥德纳尔德，那么法国人就会向布鲁日进军，夺取这座意见分歧严重的城市，阿蒂维尔德的军队也会随之瓦解。他现在别无选择，要么撤回根特，寄希望于坚守，但弗兰德斯的其余地方就要牺牲掉了；要么率军从奥德纳尔德迎战法军，祈求战神赐福。那会是一场单纯的、双方条件相当的野战。如果这位弗兰德斯领袖试图在伊珀尔和布鲁日之间寻找一处坚固的阵地——像先辈在科特赖克的阵地，以及他在奥德纳尔德城下巧妙布置的阵地那样——的话，那么首先这样的位置并不好找，而且就算运气好找到了，法国人也未必会强攻，大可以实施包抄，将弗兰德斯人从阵地调动出来，在更有利的位置发起攻击。米提亚德在马拉松，弗兰德斯人在科特赖克的有利阵地不仅需要统帅慧眼识珠，更需要整体的政治-战略局势迫使敌军进攻选定的位置。1382年入侵弗兰德斯的法军既然不去直接救援奥德纳尔德，他们就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任意选择路线，若觉得一处阵地过于坚固，不攻便是。于是，防御方不可能找到一处特别有利的位置布阵，然后对敌人喊话：“要么来这里打我，要么滚回去。”这一次是一场单纯的野战，而且只有双方都没有地利强援的情况下，仗才会打起来。当初市民和农民在地利的支援下打赢了科特赖克会战，如今被迫表明自己在同等条件下也有直面骑士的胆量，如果他们不愿意不打一仗就认输的话。
图4 罗兹维克会战
自称“弗兰德斯守护者”的阿蒂维尔德的腓力勇敢地要求发动决战，市民们也勇敢地追随他参战。
手持长矛和“goedendags”（一种斧枪），组成紧密方阵的弗兰德斯人没有像科特赖克会战中那样待敌进攻，而是坚决地向前，迎击前进中的敌军。必须说明的是，这是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与科特赖克会战不同，他们既无侧面屏障，又无骑兵掩护两翼，如果还是等着法军进攻，那从一开始就输定了。因此，阿蒂维尔德随机应变，主动采取攻势，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军事才能。11月26日至27日夜，两军在伊珀尔西北10英里（约16千米）处各自扎营，营地相距不远。次日早晨，两军侦察过对方的阵地后，于西兹维克（West Rosebeke）村列阵，列阵完毕后开战。
王军司令将步兵全都部署在中央，而且为了加强抵挡弗兰德斯人进攻的能力，他还命令所有部署于中央的骑士下马，只有年轻的国王及其亲随除外。3但中军的任务只是拖住敌军。主攻将由两翼的骑士实施，他们可没有下马。4这是万无一失的布置。“我们赢定了，我方的平民士卒就能打败他们。”王军司令据说在侦察归来，报告战斗即将开始时对国王如是说。
开炮过后，以紧密阵形从斜坡上冲下来的方阵起初让法军后退了一小段距离。傅华萨（Froissart）写道，“人群逼近，枪棒如林”，像野猪一样扑向敌军。这位圣但尼修道院的僧侣也承认，法军退后了一步到一步半。
但法军没有完全被击溃，落荒而逃。他们已经赢了，因为骑兵现在从两侧杀入弗兰德斯人的方阵，打断了正面的推进。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坎尼会战。弗兰德斯人没有取胜，遂遭屠戮。据说当惊恐的人群越缩越紧时，有许多人被活活挤死，其中之一就是阿蒂维尔德的腓力。他的尸体后来在战场死人堆中被发现，大概并无伤口。
罗兹维克会战中的双方兵力没有可靠记载，也没有做出估算的充分依据。
这场会战对欧洲历史极为重要，其意义主要是负面的，而非正面的。假如弗兰德斯人在罗兹维克取胜，那么本来已经造成很大麻烦的法国市民马上就会拒绝服从国王。一旦市民军队展现出在野战中击败骑士军队的可能性，类似事件肯定会接踵而起，从而赋予德意志-罗曼各民族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市民军队与征召民兵
罗兹维克会战向我们展示了全民皆兵的倾向——它对莱尼亚诺会战的胜利至少做出了一定贡献，更在科特赖克促成了一场完全由市民自身取得的大胜——为何没有产生任何长久的效果，让市民步兵长期占据优势，而不过是插曲而已。毋庸置疑，我们仍然会发现市民被征召上阵，编成部队，甚至偶尔会打几场胜仗。但中世纪临近结束时，市民的战斗力似乎不进反退，再次瓦解。德意志城市颁布了无数军事法令，但最后还是靠佣兵打仗。因此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详细列出法令条文纯属多余。5多芬根会战（1388年）是德意志城市战斗力的一次检验，成绩不尽如人意。为方便对照参明，我会在关于瑞士军队的下一篇中描述这场战斗。纽伦堡市民击败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的皮伦劳伊塔会战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了，它似乎纯粹是一场骑士战。意大利完全是佣兵的天下。英格兰民兵从来没有真正的军事价值。在法国，历代国王特别排斥市民兵，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据傅华萨记载，腓力六世于1347年解释说他以后打仗上阵只用贵族，不用别人。文中描述市民是累赘，因为他们在近战中一触即溃，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他们只有射手和金钱还有点用，其余的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妻儿，经营生计。至于打仗，唯一用得上的人就是从小学习军事技能、专门为战争培养的贵族。6
通过这些记载无疑能看到贵族的傲慢和骑士的妒忌。当时军饷确实比以前高了，骑士不愿意与市民分享。7但现实情况很可能与腓力国王怒气冲冲的描述相差不大。
尽管有罗斯贝克之败，但市民兵延续最久、运用最多的地区还是弗兰德斯，这是符合逻辑的。到了15世纪，最终与弗兰德斯一同归入勃艮第公爵治下的边境伯爵领布拉班特和埃诺（Hainaut）仍然为领主提供部队。但关键要素，那个带来科特赖克的胜利，那个在有前途的市民军队中必然充当中流砥柱的要素，也就是装备近战武器的大队民兵——消失了，市民部队以射手小队为主，因此只能是骑士的辅助兵种，就像在法国那样。8
3 下马骑士与射手
克雷西会战1
（1346年8月26日）
英格兰国王致力于让两座大岛臣服于自己的权杖之下，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并入自己的国土。法兰西国王同样试图真正君临封建诸侯，后者基本只是名义上从属于王室。但这两个相邻的王国从一开始就互相使绊子，以免对方变得过于强大。于是，一方的割据独立势力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另一方的保护，共同对抗压迫者。苏格兰人依附法王，弗兰德斯人则依附英格兰国王。英法两国在两地的连绵战争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斗争。这种对立关系又与接连不断的阶级斗争、王朝战争、合纵连横以无数种方式纠缠在一起。但是，在卡佩王室长支断绝，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为自己和后代索取法国王位，与瓦卢瓦家族的腓力发生冲突时，英法斗争达到了顶点。作为先王堂兄，腓力主张的基础是男系继承权。而爱德华是先王姐姐的儿子，从女系来看关系比腓力更近。加斯科涅是爱德华的祖业，无论如何都属于他。
1340年，英格兰在斯勒伊斯（Sluys）海战击败法国舰队，于是爱德华掌握了制海权，可以在任何地点登陆。1346年，在一名流亡法国贵族的劝说下，他选择在诺曼底登陆。由于法国先前将主力派到了加斯科涅的英格兰国王领地，所以英军毫不费力地劫掠并夺取了一批诺曼底村庄，分散了敌军在南部战场的注意力，也解救了危如累卵的当地英军。法国国王现正率军朝爱德华而来，于是英格兰国王决定走陆路去盟友弗兰德斯人的地盘。他的这个决策可能并非出于自愿。他曾允许手下的部分船长带着伤病员和战利品回国，但其他所有船只也都擅自踏上了返程之路，所以英军一下子与本国失去了联系，不得不从陆地上前往友军地区。腓力国王试图截住正在行军的敌人。他不等全军集结就派人毁掉了爱德华必经的桥梁，迫使其绕路，同时各路人马陆续来到法王身边。
凭借巧妙至极的机动和命运垂青，爱德华成功渡过了塞纳河和索姆河。当他向北走了足够远的路程，一旦战败也有退路时，他面对追兵摆下了阵势。
参加克雷西会战（battle of Crécy）的英军人数估计在1.4万至2万人之间。御库总管沃尔特·德·韦特万（Walter de Wetewang）为随后发生的加来围城战起草的花名册似乎提供了佐证。这份留存至今的档案给出的数字是3.2万人。扣除掉克雷西战后才抵达的援军，得出的结果就是2万人上下。这个兵力看起来太高了，以至于我对它的真实性心存怀疑，但它也可能属实。2
关于腓力六世在爱德华7月12日于诺曼底登陆之后的6周时间里是否集结起了一支兵力与英军相当甚或更强的军队，我们不得而知。先前在加斯科涅作战的部队正在急速赶来，尚未抵达。即便法军兵力少于英军，腓力的应战决定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骑士肯定多于对方，而且英军不断后撤也给人逃跑的印象，提振了法国人的信心。
如果两军相遇后打了一场普通的骑士战，那么法军肯定会取胜。
但爱德华三世天才地创造了一种新战术，顺应地形和战略局势，以中世纪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武器的威力，从而击败了勇猛的法国骑士。
英军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弓手。在通常的战斗记录中，射手是骑士的辅助。在相对开阔的地形，孤立的射手无法与数目相近的骑士抗衡。如果骑士迅速冲了上去，那么还不等弓手射出的箭让大量骑士或战马失去战斗能力，他们肯定就被骑士踏翻了。但在知道骑士肯定马上就会冲过来，那时自己就输定了的情况下，射手通常不会坚持射击到最后一刻，而是甚至在骑士还没进入有效射程时就逃跑保命去了。因此，战术家的任务就是让射手严守阵线到最后一刻，以便持续射击。为了这个目的，爱德华国王命令骑士下马，与步行作战的射手和矛兵编在一起。如果骑士在马上的话，他们个人可以在肉搏战开始时取得更多战果，但现在骑士的首要任务不是直接建功。在克雷西，骑士的主要使命是鼓舞和稳住大队平民士卒，而像平民士卒一样步行作战会让这个使命更好地达成。少量马上的骑士混在射手和矛兵之间不能给后者带来任何安全感。士卒们会感觉这么点骑士起不了大作用，而且一旦形势不利，他们就会拍马逃跑，留下老百姓去支付战败的血债。确实有不少中世纪会战留下了老爷逃出生天、步卒惨遭宰割的记载。这听起来好像不太骑士，但也不能简单地打上懦夫的标签；毕竟那时骑士已经挽救不了部下，只能陪他们一起死了。当时的氛围并不排斥这种办法。一旦仗打输了，就连勇敢的人也被允许逃跑和尽一切手段自救。骑兵逃跑当然要比步兵更容易。但是，每当步兵看到占尽优势的骑兵自愿放弃优势，他们的信心就会提升到顶点。骑士之所以叫骑士，是因为骑士愿意骑马作战，骑马作战时的威力也最大；他的技术优越性依赖于战马。在克雷西，与其他一些战斗不同，骑士放弃最强的作战资本并非为地形所迫。这是心理-精神因素与技术-物理因素的抗衡，前者压倒了后者。我们在古代的一些个例中能发现这种张力：当恺撒率领新兵军团第一次与赫尔维蒂人交战时，他让人把自己和所有高级军官的坐骑都牵走，亲自步行指挥作战。此举无疑为有序指挥造成了很大困难，却是让新征兵团面对赫尔维蒂人狂野冲锋时稳住阵线的最有效手段。在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阿勒曼尼人甚至要求本部酋长下马，与士卒一起步行作战。这样万一要逃跑时，酋长不能抛下民众先开溜。1170年，埃诺伯爵鲍德温（Count Baldwin of Hainaut）与勒芬伯爵戈弗雷（Godfrey of Louvain）交战时为了鼓舞部下士气而下马。3中世纪晚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行动。4
于是，通过把下马骑士安插在射手中间，爱德华对齐射的运用方式迥异于其他骑士战斗。弓手会持续射击到最后一刻，因为他完全确信一旦敌方骑士逼近，他可以向后撤几步，而身边的下马骑士必定会上前迎战。
但爱德华甚至做到了更上一层楼。他没有正好堵在法军前进的道路上，而是列阵于道路左边与路平行的一道山脊上，一片茂密的森林和右侧一道很陡的坡可在法军进攻时提供掩护。因此，为了与英军短兵相接，法军必须面朝英军左翼布阵，仰攻山坡。我们现在知道，爱德华当年也知道，骑士一旦面朝敌军就不好约束。前队由行军队列转为横队，面朝敌军保持不动，直到后队全部入阵，这是只有纪律极其严格的军队才做得到的事。因此，爱德华侧面对敌的打算是引诱对方零散地出击。如果是正面对敌，很远就能看见敌军正在接近，诱敌就难得多了。分次进攻有利于英军发挥齐射的威力，因为弓手不仅可以从正面向冲来的战马和骑士射击，也可以从侧面射击，威力还要更大。
图5 克雷西会战
最后，阵形的形状也值得注意。傅华萨记载，弓手站成“herse的形状”。这个表述让许多人感到迷惑，其实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国际象棋棋盘的形状。“Herse”的意思是“耙子”[131]，还有“城门吊闸”或“栅栏”的意思。我看不出吊闸和栅栏有什么可比之处，但“耙子”的形象特别贴切。耙子的齿不能挨得太近，那样翻起来的土会堆在齿的前面；前后排的齿也不能对齐，那样挖不出几条沟。相反，耙子要么每一排的齿都往一个方向偏，要么整体是斜的，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为了让多于一排弓手可以同时射击，爱德华没有横平竖直地布阵，而是让各排都错开一点，穿过空当射击。至于能不能多于两排弓手同时射击，我就不谈了。5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很可能只在大队密集敌军正在逼近但还有一定距离，可以被抛射的箭击中才会射击。随着敌军走近，后排弓手就射不到他们了，只能充当前排的后备力量，迅速将伤员替换下来和递送弓箭。
腓力国王前日夜宿于克雷西以南约12英里（约19千米）处的阿布维尔（Abbéville）镇内及镇郊。直到下午3点，他才在行军途中得知英军已经列好阵等他来了。他决定将进攻推迟到下一天，但前锋已经看到敌军了，后队得知消息后也往前挤。于是，国王决定立即发动决战。他先让热那亚弩手上前，但他们没占到山上的英军弓箭手便宜。直到法军骑士从弩手中间冲了出去（不少弩手被践踏），试图采用常规战法突破敌阵时，战斗才正式开始。假如法军骑士一开始就部署有序，全体同时发起冲锋，那么英军的箭恐怕挡不住攻势。但法军是到了一支部队，就冲上去一支部队，一次接一次地冲锋，因为地形有坡度，所以速度快不起来。亲历者说总共有十五六次进攻。英军的宽大正面每一次都将箭雨倾泻到一支小队上，尽管很多箭对骑士和战马的铠甲没有起到杀伤效果，但毕竟还是有大量的箭击中了目标，以至于仅有个别骑士突入敌军阵线。6突入以后，他们又被英军骑士和矛手击倒。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离法军行军纵队最近的右翼。右翼由年仅16岁、人称“黑王子”的威尔士亲王指挥。他的形势一度危急万分，竟让父王从中军调了20名骑士前去增援。这支小小的援军就足以将法国人击退，因为能进入肉搏战的人本身就很少。
腓力国王骑马来到近处，坐骑被射杀。他明白大势已去，便带着少数随从离开了战场。
发起进攻的法方贵族十分英勇，从阵亡名单中便可见一斑；为首者是眼盲的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伯爵、查理四世皇帝之父约翰。余者包括腓力国王的弟弟阿朗松伯爵（count of Alençon）和侄子布卢瓦伯爵（count of Blois）、洛林公爵拉乌尔（Duke Raoul of Lorraine）、弗兰德斯伯爵路易、阿库尔伯爵约翰（Count John of Harcourt）、萨尔姆伯爵西蒙（Count Simon of Salm）、桑塞尔伯爵路易（Count Louis of Sancerre）、欧塞尔伯爵约翰、格朗普雷伯爵约翰（Count John of Granpré），另有83名方旗骑士和约1200名骑士。
爱德华国王取得的是一场纯防御战的胜利，此类胜利在军事史上极为罕见。国王严令不许追击，甚至下令不得前进，以免步兵在谷中遭到敌军骑兵突袭。
如前所述，爱德华三世借以打赢克雷西会战的弓手是由他的祖父爱德华一世引入英格兰军事体系的。这并非理论创新，而是复兴和发扬了继承自过去的作战样式。事实上，征服者威廉当初的射手就很强，腓特烈二世皇帝的甚至要更强些。爱德华一世对这种武器的重视尽管让他征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但此举并未对作战方式带来任何变化，也没有长期为英格兰带来相对于敌人的优越性。爱德华二世有弓手，但还是输掉了班诺克本会战，随之丢掉了苏格兰。1339年初次与法军大战时，爱德华三世也完全想不到自己能靠弓箭手的数量和精度击败敌人。事实上，他与众多德意志诸侯和领主订立了盟约和雇约，如贝格伯爵、林堡伯爵、荷兰伯爵、行宫伯爵、勃兰登堡藩候、于利希公爵、盖尔登公爵（Duke of Geldern）和布拉班特公爵，甚至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为了支付这些贵族佣兵的薪水，英格兰不得不开征重税。除了国会批准的款项以外，国王强征的税费还要多得多。他对羊毛出口征税，还从汉萨同盟的商人手中大笔借款，作为回报授予有损本国臣民的特权。对于一批莱茵河下游的诸侯，他付不出现金，于是就用规定数量的羊毛出口协议抵债。富裕的修道院也要出钱资军。虽然他通过这种方式集结起了一支大军，但1339年入侵法国时还是一无所得。尽管腓力六世国王率领征召来的军队前来，但腓力一直避战，爱德华也认为自身实力不足以逼迫对手交战。腓力正确地估计到，英德联军不可能长期集结。没过多久，诸侯们就声称自己给的已经够多了，爱德华只得无功而返。
战争进入第七年，爱德华再次率大军渡海。这一次他没有带德意志骑士，而换上了人数更多的弓手。尽管这次的军队由英格兰本国人组成，但它依然是一支雇佣军。所需资源来自极为严苛的税收，重新采用了加洛林敕令中的征兵方式，即征召符合资格的男丁从军，然后允许其出资代役。
如果英格兰国王第一次入侵时就无力迫使对方决战，那么1346年手上的骑士大不如前，决战就更指望不上了。他起初或许曾打算直扑加斯科涅。而且不管怎么说，他都只有间接的目的，是为了将敌人引开，从而解救遭到围攻的加斯科涅城堡和当地军队。
最后会战之所以展开，是因为法国国王受到英军不断后退的鼓舞，对自身实力充满信心，于是决定向敌方阵地发起进攻，而没有像类似形势下的1339年比龙福斯（Buironfosse）那样只是对峙。
英格兰长弓在克雷西之所以发挥出空前的威力，我们已经归因于形势和统帅共同造就的特殊战术条件。文献里没有直说这一点，而是描述与强调弓固有的高射速优势和箭的威力。但克雷西的胜利不可能源于弓本身，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弩会与弓在重要性上并驾齐驱；不管是克雷西之前还是之后，也不能理解弓为什么在中世纪的前几百年里没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场会战的目击者中没有能够洞悉和深究战术关系的真行家，只留下了箭“像雪花一样”飞舞这类的笼统说法。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事实接受，解释就只能靠自己了。大量文献——包括维拉尼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显然也认为需要为现象给出解释——声称英军摆出了车营。也有人（吕斯托）将这一记载解读为英军在阵前修了一座小工事，向骑士射击时起到了保护作用。但经过比对所有文献，我们发现射手前方无疑没有任何屏障。因此，英军取胜只是因为爱德华国王指挥得当，果断组成弓兵阵，并让骑士和矛兵穿插其间，坚定其心。但反观对方，法国骑士战败不是因为没有决心，而是因为不守纪律，零散进攻，不能形成整体合力，结果在敌军箭下失败。
有一个问题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整体形势：据文献记载，腓特烈二世皇帝也有很强的弓手，他为什么从来没打过类似的仗呢？他肯定有过这样的想法。答案在于克雷西会战是一场防御战，打防御战要知己知彼。极其自信而强大的法国骑士向英军阵地直冲过去，正如他们1302年在科特赖克向弗兰德斯人冲去一样。但意大利市镇的骑士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在野战中击败皇帝，而只是拖住皇帝，不要被皇帝击败。只有卡尔卡诺会战和莱尼亚诺会战那样有利的机会出现时，他们才会应战。因此，主动权和进攻权完全在皇帝一边。但爱德华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蹂躏劫掠平原地带，以此伤害敌人，还有一次夺取了一座守备不足的城市。而且他等着由对方来攻打自己。
当然，英军在克雷西的阵形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弓手在通行不便地段打小型防御战无疑是常事。早在12世纪就有战例，如布林乌尔德战斗（1124年）和雅法会战（1192年）。克雷西会战似乎还有两位直系先驱。一是杜普林沼地会战（battle of Dupplin Muir）（1332年8月9日），爱德华·贝利奥尔（Edward Baliol）统率的一支苏格兰流亡者，在入侵苏格兰的英军和外国佣兵配合下，击败了由摄政王马尔伯爵（earl of Mar）指挥的一支苏格兰军队。二是贝里克附近的哈利顿山会战（battle of Halidon Hill）（1333年7月19日），爱德华三世本人击败了由摄政王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指挥的苏格兰军。7两场会战中都出现了下马骑士与弓手的组合，而且一份由斯温布鲁克的贝克（Baker of Swinbroke）撰写的英格兰文献更是明确写到：英格兰人在哈利顿山学会了一种不同于先辈惯例的步行战法，只有追击时才上马。在克雷西会战没有发生的骑马追击据说在哈利顿山上演了，于是从军事史角度来看，哈利顿山会战的重要性比克雷西会战还要大。但我觉得关于这两场会战的记载并不很可靠，还不值得军事史学界去重点关注。实际参战兵力方面的疑点尤其大，而且我们也难以理解苏格兰人怎么会在哈利顿山冒险进攻英格兰人。克雷西会战仍然是有可靠历史记载，由下马步兵和射手配合取胜的唯一一场大战。将战场选在敌人进军路线的侧面真乃神来之笔，如此谋划无疑是为了引诱敌军零散进攻，同时强化了弓手的威力。
挟克雷西取胜之势，爱德华围攻加来。加来最终投降，但之前进行了11个月的顽强抵抗。腓力国王曾率大军来解救这座忠诚的城市。但当法军逼近时，爱德华已有援军抵达，手下有3.2万人。腓力不愿冒险进攻，尤其是经历克雷西会战之后；他再次空手而回，让加来自生自灭。
但即便是军势强盛的爱德华，他除了夺取加来也没有别的想法。因为就算他极力从广大的王国压榨资源，成功集结起一支中世纪前所未有的3.2万人的大军，当长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并利用其实施行动还是超出了爱德华的能力范围。甚至在夺取加来后，英军还是和以前一样忙于劫掠、无暇他顾，于是苏格兰在此期间再次脱离了英格兰统治。
莫佩尔蒂会战
（1356年9月19日）
克雷西会战10年后，爱德华三世之子——黑王子爱德华对法国人取得了一场非常类似的胜利。但是，我们首先要再次排除文献中给出的巨大数字。根据卡尔·兰珀（Karl Lampe）得到公认的专著8，英军有1600名至1800名骑士、2000名弓手和大量步兵；法军则有3000名骑士。凭借骑士数目的优势，法军向着正深入卢瓦尔河并劫掠两岸大片土地的黑王子前进。王子退到一处合适的地点才停下。国王犹豫要不要进攻，因为援军正在陆续赶到，而且他以为王子或许是粮草不济才被迫撤兵。和谈开始了。接着，王子佯装后撤，诱使法军前锋立即发起进攻，结果遭到英军箭雨袭击，又被英军骑士击退，逃窜过程中还将恐慌情绪传给了后方扎营的法军主力。为了挽救荣誉，约翰国王命令法军骑士下马步战。在抵抗了敌军很长一段时间的进攻后，国王和随从成了阶下囚。
因此，莫佩尔蒂会战（battle of Maupertuis）是黑王子精妙地挑起和实施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与法国封建骑士相比，英格兰佣兵（尽管有一半骑士征自加斯科涅）更听从统帅指挥。因此，法国人的全部勇气都无济于事。
阿让库尔会战
（1415年10月25日）
从战略背景来看，阿让库尔会战（battle of Agincourt）比莫佩尔蒂会战更接近克雷西会战。这一次，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还是在诺曼底登陆，向弗兰德斯进发。法军再次试图阻止其渡过索姆河，并在河口处堵截成功，亨利被迫向上游多走了100多千米，来到一处河水拐向北流的地方，那里几乎已经到了河源。法军不得不绕着河弯走，英军则可以走较短的内线，赶在法军前面渡过了河。1346年，英军渡过索姆河后停下脚步，转身列阵等待追击的法军，从而发动了会战。1415年，法军沿着与英军平行的路线向北多走了五日路程，赶到前面堵住敌人去路，英军被迫出击。
因此，这场会战的态势与克雷西恰好对调，从战术角度看更是极有意义。英军在克雷西采用的下马骑士与弓手混编战术的强项在于防守；但现在的问题是，该战术在攻势中何以成功？法军将阵地选在两片森林之间的狭窄地带，有记载称其宽度不超过500米。亨利五世似有犹豫，可能还摇摆了半天的时间，不知要不要冒险进攻。但他估计告诉自己，如果他试图绕过法军，法军会再次列阵于英军前方，或者攻击行军中的英军，同时法军的援军也会增加，所以最好立即开战。
论述此战的首要任务是说明英军何以战胜英勇的法国骑士，即便英军这一次完全没有克雷西和莫佩尔蒂会战取胜的有利条件，而且包括法语文献在内的史料一致认为英军兵力远少于法军。前人论述都没有破解这个谜团。我的论述以弗里德里希·尼特（Friedrich Niethe）的专著为基础。9
第一点是：我们是否要接受法军占据数量优势，而不认为英军兵力更多。当然，史料众口一词地记载，法军人数大得多，但就连我们掌握的法语文献也对战败方也不是友好，而是敌视的态度。没有任何记载是代表奥尔良派（或阿马尼亚克派）的观点，所有文献都来自对立派系。此外，我们之后讨论胡斯战争时还会了解到，甚至己方作者在战败后有时也会夸大兵力，而事实显然表明阿让库尔会战就是如此。假如法国人真觉得自己的兵力足以发起进攻，那他们应该在亨利渡过索姆河后立即行动，当时两军正在佩罗讷对峙。但法国人放任亨利离开，只是挑动对方来一场骑士战斗，用这样笨拙的计策试图留住对方。此举唯一的解释就是法国人想争取时间，因为有大批部队还没到位。但亨利恪守英国战术，没有选择出击，于是两军几乎并排走了5天。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赛跑；如果亨利领先，他既可以不经一战就前往属于自己的加来，也可以效仿先辈的克雷西故事，转身迎击法军。但如果法国人占先，他们就会迫使英军打一场违背自身战术的进攻战。亨利的部队之前已经连续走了14日（10月8日从阿芙勒尔，Harfleur启程），现在国王一天休整时间都不给，又展开了艰苦的行军。最后法军脚程更快——但代价是援军在这样的行军条件下赶不上来。王军司令德阿尔布雷（d’Albret）或可聊以自慰的是，向北行军至少拉近了与布拉班特公爵的距离，后者正率援军赶来。毫无疑问，法军列阵于阿让库尔时每个钟头都在盼着公爵到来。但我们知道公爵直到最后一刻才抵达战场，而且只有他一人，手下骑士并未参战。上述各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英军渡过索姆河之后的6天里，法国人没有大批援军加入，因而在阿让库尔兵力占劣势，而非如文献所说占优势。至于亨利为何仍然对进攻心存犹豫，英国战术的防守性便足以解释。尼特估计英军兵力约为9000人，内含1000名骑士，法军兵力则在4000人至6000人之间。10他认为亨利没有步行矛兵，除了披甲骑士以外只有弓箭手，后者除了弓以外也会携带一些近战武器。
法军既然计划取守势，于是让部分骑士下马，与弩手和步兵混编。但在一场纯防御战中，这种阵形会让自身毫无保护地暴露于大量英军弓手之下，所以两队骑士没有下马，留在两翼策应，一旦英军弓手真要上前，骑士便可发起反击，将其击退。
上述阵形看起来布置周全，其实有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基本假设本身是相当正确的，即弓手在开阔地带挡不住骑兵的攻击。但问题是还要看两军兵力。预定攻击弓手的骑兵单位只是法军一部，前进时却会遇到英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己方主力在防守阵地消极等待。因此，法军作战计划的结果是分散兵力。战略形势让法军不得不采取守势。假如法军射手与英军相去不远的话，那么尽管法军总兵力较少，还是能够取胜的。但法军射手实力很弱，11同时防御战这种形式也大大不利于装备近战武器的军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英军射手走到足够近的地方时步骑齐出，主动进攻。法军似乎有一种必须尽量坚守的先入之见，所以没有这样做。不过，正因为一味防守在英军远射武器面前毫无胜算，法国人才留了部分骑兵用来进攻。而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进攻不可能成功。
更妥当的做法大概是前几天行军时发起进攻，因为法军的构成根本不适合防守。亨利也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为每名弓手配了一根约2米长的尖头粗棍，一旦敌军骑兵逼近就按栅栏的样子插在面前，迅速形成一道屏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英军现在尽管处于攻势，但这个权宜办法还是派上了用场。
之前，每当骑士与射手一同参战时，射手身后总会跟着马上的骑士。
现在，亨利国王命令骑士下马，与射手站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他就把已经在防御战中检验过的战法用到了攻势当中。变化的原因要到两个兵种的数量关系中去寻找。亨利手下的弓手大概有骑士的8倍多。如果骑士留在马上，那么从他们开始冲锋的那一刻，弓手就不能参与战斗了。当弓手的数目使其只能充当辅助兵种，胜负完全取决于骑士时，那样做是可以接受，也是符合逻辑的。但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弓手数量占全军的大头，骑士就必须与弓手紧密协作，而这就要求骑士必须下马，不管身穿重甲行军是多么难受。为了让骑士不至于完全喘不上气，他们前进途中停下来了一次。
当英军进入敌军射程之内时，弓手把尖头木棒插进面前的土里。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可能做到的，因为法国骑士随时可能发起攻击，而弓手能射箭的时间很短，一秒钟、一支箭都耽误不起。此外，木棒也会妨碍英军自身继续前进。但既然两份彼此独立的文献都记载了此事，我们也只能相信它，然后这样来解释：法国人执迷于防守，于是给了英国人足够多的时间从防守战术转换为进攻战术。另外，栅栏估计并没有插满全军正面，只是在两翼骑兵对面插了几段，可能还要靠后一点，没有真正进入法军射程。接着，英格兰中军上前，向法国步兵射箭，逼迫骑士进攻并将其引向靠后布置、有栅栏保护的英军侧翼，再以弓箭杀伤。
不管情况如何，数量庞大的英格兰弓手和下马骑士一起击退了几百名法国骑士的冲锋，一如当年的克雷西会战。然后，正当法军骑士或无人战马（其中很多都受伤了）冲回后方，在刚刚开始往前走，甚或还站在原地的己方步兵中间造成混乱和气馁时，英军坚决地杀入敌阵，就连弓手都掏出了近战武器。法军抵挡不住，被英军冲锋打垮。面对英军射来的箭雨，法军弩手刚开战就撤到了后排。失败的骑士在进攻和后来的步战——下马骑士身穿重甲，根本跑不掉——中都有许多大贵族战死或被俘。
与萨拉米斯会战和塔利亚科佐会战一样，关于此战也有人（沃尔辛厄姆）[132]说盔甲严密的法国骑士行动不便，因此被轻装上阵的英军轻松击败，于是我们必然得出穿盔甲的人战斗力不如不穿盔甲的人的结论。
结果
克雷西会战后，英格兰的弓手和下马骑士混编战术似乎只适用于防守。但在阿让库尔会战，亨利五世将同样的战术运用于攻势。不过，那只是在这一场会战的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的。没有新战术从中发展出来。有人认为英格兰步卒已经在向现代步兵转化，因而爱德华三世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开创者；这是不正确的。12恰恰相反，弓手骑士混编方阵尽管多次取得辉煌战绩，但一直只是插曲。现代步兵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没讲到的根源中发展出来的。归根结底，爱德华三世与亨利五世的弓手、矛手、骑士与中世纪的其他弓手、矛手、骑士并无区别。只不过由于弓手数量大大增加，骑士纪律性有所改善，这些兵种的某些特性被巧妙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骑士下马是这个过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技术进步。因为骑士放弃了战马的威力，而且骑士射手方阵在开阔地形依然无法抵挡马上骑士发起的强力攻击。骑士步行实在是困难，以至于到了后来，统帅如果有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向骑士规定好前进途中停下来的频率，好让他们喘口气。大胆查理的管家奥利维耶·德拉马什（Olivier de la Marche）写道，勃艮第骑士有一次走得太累了，必须由侍从托着胳膊，免得摔倒在地。13
虽然如此，到了14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骑士下马作战成了惯例。马匹好像只是他们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作战的资源，除了上马追击敌人，或者去取回一直由侍从牵着的马逃命的时候。这种做法并非基于技术因素，而只能到最初导致防守方下马的心理因素的增强中寻找原因。骑士下马的一个结果是战斗的严肃性升高到了顶点。骑士在战斗中下马是自断退路之举，是摆明了要不成功便成仁。斗志上的提升大概足以弥补，甚至超额弥补物理上的劣势——尤其是骑士日少，士卒渐增，而士卒会因骑士下马而使士气得以提升，估计还有可能由此注入新的信心。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平民佣兵数量远远超过骑士以后，骑士的物理杀伤沦为次要因素。于是，不再直接利用骑士的精神力量，而将其间接用于提升大队平民士卒的士气便成为可取之举。
当然，勃艮第骑士也曾拒绝下马（比勒涅维尔会战，battle of Bullegneville 1431年）。最后在皮卡第人（Picards）和英格兰人的威胁下，统帅决定所有人必须下马，否则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处死。14
我相信，骑士下马之所以在中世纪早期少得多，原因也在这里。
前面讨论的心理因素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在加洛林王朝或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同样可以运用。但释放这股力量有两个必要前提，首先是平民士卒，特别是射手的增多；其次是克雷西及英军之后取得的历次胜利带来的冲击。这个过程之所以发轫于英格兰，是因为英格兰骑士纪律性更强，更听从统帅号令，从而让统帅有能力开辟创新。而一旦取得巨大成功的下马骑士明显地标示出一种实践方法，那么所有人的观念自然会转到这个方向上。它不仅成为一种惯例，甚至成了一种模式，表明一个人的骑士精神可以脱离战马而存在。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阿让库尔会战的最后一刻，身边只有几名骑士的勃艮第公爵之弟法国贵族布拉班特公爵会立即下马，与其他人用同样的方式并肩作战，并随即被英军杀死。他的祖父法国国王约翰为纪念传说人物亚瑟王而创立星之骑士团（Order of the Star）。团规要求成员逃跑距离不得超过4个arpent[133]（个人估算）。15这条规定荒谬至极，现实中不可能执行，但它竟然能写进团规本身就表明，当时崇高武士的骑士荣誉观念已经近乎讽刺画。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它就达到日本骑士“侍”的切腹的地步了。为了理解骑士下马作战竟成为一种原则——甚至在进攻中也不例外——这样骨子里反自然的过程，我们必须牢记其中的过火之处。但这些做法说到底太违背天性了，并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仍然不时会看到一些马上交战，或者至少是有一部分骑士没有下马的会战。16至于有利于下马的自然条件——或是地形崎岖，或是骑士为步兵充当主心骨的欲望——在现实多久一次和多大程度达到，我们很难确定。因为文献往往会在骑士根本没有下马或没有普遍下马的场合说骑士下了马。17
即使骑士下马只是一段重要的插曲，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现代军队的先行者之一，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向后世军官团的过渡。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不再亲自拼杀，而只是通过纪律和榜样保证大部队作战。我们已经看到，骑士下马的首要原因当然也是这种对人群的心理作用。为此，他们放下了自己的一大利器，随之也放弃了一大部分个人成就。
4 奥斯曼土耳其
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人的天生勇武是如何在几百年后被塞尔柱突厥人[134]取代。甚至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前，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就已经席卷了东方世界。尽管成吉思汗和追随其脚步的帖木儿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在此处还是略过二人不谈1，不过从废墟中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独特军制倒是值得描述一番。
与塞尔柱人不同，奥斯曼人其实并不是突厥人的一支，而是混合了五花八门的部族，共同追随大军阀奥斯曼（1300年）和他同样好战的继承者们。当然，诺曼人同样会合了众多源流。
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开始与先前东西方的各个民族并无区别。他们是强大的骑马武士，攻城略地，然后作为一个军事共同体或武士阶层分散于征服的各地。阿拉伯人最初的制度（第207页）是被征服民族向国库交税，由国库供养武士阶层。后来阿拉伯人自己改成类似西方的封建制度，甚至越来越靠近西方。武士个人被授予封地，直接收取赋税，并行使一定的司法权。2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先后延续了这套制度。但它与西方制度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就我所知，区别如下：第一，奥斯曼封地一直要按照货币价值来评估和分配；第二，封地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变为世袭。由此引出了第三条，政府官职没有被封地主夺走，而是留在苏丹手中。因此，奥斯曼国家更接近于盎格鲁-诺曼人的国家，而非欧陆国家。前两者的封建制度都没有真正发育完全，但奥斯曼封建制度在最发达的时候也与盎格鲁-诺曼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按价值分等的奥斯曼封地“提马尔”（timar）其实只是多次封给同一个人，与其家族并无紧密关系，封地可以说是属于武士共同体“斯帕西”（sipahi）整体的。大封地主的年轻儿子不会继承父亲的产业，而要从普通战士的封地做起，日后表现出色再获赐更大的封地。即便苏丹对被叫作“提马里”（timarli）的授封武士有如此大的权力，我们依然会看到他们在应该应召出征时心存犹豫，甚至会彼此说出来。据估计，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地区，大约每40平方千米的土地会设置一名有封地的斯帕西。在提马里之外，苏丹还有贴身侍卫御门斯帕西，可类比于法兰克的斯卡拉卫队。除了骑兵，苏丹还有长矛步兵“阿萨班”（asaben）。但与西方一样，他们并无出色战绩。如我们所见，尽管这些制度自有其东方特色，但并不足以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制度明显区分开。假如奥斯曼帝国只以有封地和没有封地的斯帕西为基础，它就不可能生发出让先前的穆斯林国家黯然失色的蓬勃活力。
赋予奥斯曼人以鲜明特色，奠定和维持奥斯曼数百年霸权的部队是耶尼切里（janisaries）。3
耶尼切里意为“新军”（Jeni dscheri），成立于1330年前后。与同时期的英格兰弓手一样，他们是步行作战的弓箭手，但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英格兰弓手也是专业的战士，但他们是被雇来打短时间战争的，在战争各参与方和约缔结后就解散，或者回归平民生活，或者寻找下一任雇主，或者落草为寇。耶尼切里最初也是雇来的，后来则长期集体为苏丹效力。耶尼切里的兵源来自被征服的基督徒，他们自小就从父母手中被抢走，皈依伊斯兰教，经受严格的职业军人教育。他们不得娶妻成家，与战友生活在一起，不分彼此。耶尼切里既是军事单位，也是经济共同体。一列（file）10人，共居一帐，用同一口锅做饭，用同一匹牲畜载物。8列到12列为一连，号为“奥达”（oda），设连长一名。在14世纪，耶尼切里共有66个奥达，总兵力估计为5000人左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新增33个奥达，称“塞克班”（segbans）；后来又设100个奥达，称“贾加”（Jagas）。4
这支队伍的团结与品格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绝对可靠准时的后勤体系。奥斯曼苏丹不断从被征服民族榨取资源来供养耶尼切里，当时的基督教君主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从军官的奇特头衔中就能看到耶尼切里是何等依赖于后勤组织。奥达长官的名号是“乔尔巴基巴奇”（Tschorbadschi Baschi），意为“分汤人”；另一个名号是“大厨”；还有一个叫“军需长”。士官被叫作“赶驼人”。“奥达”的本意是“屋子”，也就是战友们一起睡觉的地方；它很可能也被叫作“奥尔塔”（orta），意为“炉子”，就是大家一起做饭的火灶。锅被视为队伍纯洁性的象征。除了每列的小锅以外，全连还有一口集体的大锅，御膳房每逢周五就会为安拉的勇士送来国菜羊肉抓饭。每名耶尼切里战士的毡帽上都别着一把木勺。
除了军人气质以外，耶尼切里还贯彻培育着伊斯兰教的精神。托钵僧性质的拜克塔什教团（Order of the Bektaschy）参与了这支部队的创立。托钵僧会作为牧师、歌手和滑稽艺人随耶尼切里出战。战士们戴着僧侣的毡帽，帽徽是一条挂着的白布，以纪念为战士献上祝福的托钵僧挥舞的衣袖。年轻新兵的教育大概主要也是由托钵僧负责。
这些战士忘记了父母，忘记了家园，只知皇宫，不知故乡，只认苏丹陛下，不认父亲长老，心中只有苏丹的意志，只求获得苏丹的垂青。他们只知道一种生活，那就是严守纪律和从不质疑的服从。他们只知道一种职业，那就是当兵打仗。他们没有私心，除了生前死后可能获得的报偿，按照伊斯兰教义，战斗会开启天堂的大门。
僧院般的军营生活纪律极其严格，任何人不得在外过夜。新兵要毫无怨言地服侍老兵。受刑者要亲吻蒙面施刑者的手。
在装备和单兵素质方面，耶尼切里与英格兰弓手大致相当，但纪律性让他们能够实现更大的功业。尽管有记载说矛兵（阿萨班）有时会配合耶尼切里作战，以抵挡敌军战马，但这显然只是例外情况。阿萨班不是骑士那样地位更高、能提振弓手士气的武士；相反，他们的地位更低。耶尼切里足够镇定，本身就能直面任何攻击——当然，他们还没到能够在开阔平原挡住骑士全力冲击的程度。弓箭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但他们知道如何在阵前修建小型工事和挖掘战壕，躲在后面等待敌军出击，而把进攻的任务留给了斯帕西骑士。
尼科波尔会战5
（1396年9月25日）
我之前已经指出君士坦丁堡的选址异常险要，既有天堑屏护，又享有贸易中心和交通节点的资财。这座城市的坚固还体现在一点上：土耳其人先拿下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然后才攻下君士坦丁堡。从1356年土耳其人首次在欧洲站住脚到1453年攻陷帝都几乎过了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定都于阿德里安堡，出兵降服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
当时，日后亲自戴上皇冠的勃兰登堡选帝侯——查理四世皇帝之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与匈牙利公主联姻，从而登上了匈牙利王位。他明白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他的王国，还有整个西方世界，于是发动自己的全部关系，从四面八方调集支援。身为卢森堡伯爵，西吉斯蒙德的祖上是一个说法语的家族，所以他一贯与法国人友好。他的祖父约翰国王在克雷西会战中被杀。现在，被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承认的教宗博义九世（Pope Boniface IX）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起动员，并传讲了十字架。[135]
此举大获成功，只有十字军东征可与之相比。一支强盛的法国骑士远征军由勃艮第公爵腓力之子、年轻的讷韦尔伯爵（count of Nevers）率领。威尼斯承诺出船。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踊跃投入匈牙利国王帐下。参加的德意志诸侯有行宫伯爵鲁普雷希特（Ruprecht）和纽伦堡城主约翰（Burgrave John of Nuremberg），随行者还有斯特拉斯堡城的骑士。当时以罗得岛（Rhodes）为大本营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ers）大团长率领骑士加盟。瓦拉几亚君主米尔恰（Mircea）也派出了援军。法国一家就出了1000名左右骑士和侍从，加上辅助部队可能有2500人。基督徒全军的骑兵总数可能在）0.9万至1万人，扣除行军损耗和留守驻军，真正参与会战的大概有7500人上下——这支大军是如此强盛，以至于远道而来的骑士们与异教徒战斗时的踌躇满志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文献里没写步兵的事。大军沿着多瑙河前进，河上有一支船队随行运输补给。
他们不仅要将土耳其人彻底赶出欧洲，甚至想夺回圣墓。据说西吉斯蒙德曾放话，就算天堂塌下来，他的大军也能用矛顶住。既然如此，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大军在铁门峡谷（Iron Gate）[136]渡过多瑙河，但没有朝后勤困难的内陆阿德里安堡方向进发，而是在辎重船队的陪同下继续沿着多瑙河走。他们占领了多座保加利亚城市，自信一定能吸引巴耶济德苏丹（Sultan Beyazid）率军前来，然后发动他们想要的决战。
维丁（Vidin）不战而降。5日后，拉霍瓦（Rahowa）的保加利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驻军，城遂失守。但尼科波尔（Nikopol）坚决抵抗，十字军打了16日都没有攻下来，而援军逼近的消息已经传来。
得知十字军来犯时，巴耶济德正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似乎花了一些时间准备，让基督徒继续深入。接着，他从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出发，经特尔诺瓦（Trinova）穿过希普卡山口（Schipka Pass），也就是转向东进，原因显然是他发现尼科波尔东侧的地形特别适合自己的战术。苏丹行军神速，信使前脚报告他即将抵达，他后脚就到了特尔诺瓦（与尼科波尔的直线距离为90千米）。9月24日晚，他在距离基督徒军仅有五六千米的地方扎营。基督徒的阵地位于城下的多瑙河谷，土耳其人则在河谷东南方的一处起伏不平的台地，宽度约为2英里（约3.2千米）多一点，左右两侧均为陡坡。
土耳其人的突然出现让基督徒大军的局势极为被动。哪怕仅仅提前一天得到消息，他们也能前往台地迎敌，但现在只能在土耳其人眼皮底下行动，顺着一道狭窄的山谷向台地走去。当然，他们当天已经撤围，因为先前就接到了几份敌军逼近的报告，但他们没料到对方贴得这么近，逼得自己要立即出动。直到当天深夜，西吉斯蒙德才找法国人敲定了部署和作战方案。讨论的主要内容估计是争论率先出击的荣誉应该给谁，但礼节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战术问题。西吉斯蒙德之所以想让自己的匈牙利军打头阵，最关心的大概不是荣誉，而是装备。匈牙利人历来保有弓骑兵，因此特别适合打响第一枪。但法国人坚称打头阵是自己的权利，而且说赢了。来自多国的各支部队依次顺着山谷上台。
耶尼切里严阵以待，身前有轻便的栅栏保护，就像阿让库尔会战中的英军弓手那样。要说英国人其实是照搬了耶尼切里的做法，那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英格兰骑士确实参加了这场战斗，亲眼看见了土耳其人的胜利。在其他方面，这场会战更像克雷西会战，而非阿让库尔会战。土耳其人占据了对弓手有利的防御阵地，引得基督徒一批一批地发起攻击，而没有集合后一齐进攻。巴耶济德在耶尼切里阵地前布置了小股骑兵，他则带着斯帕西骑士藏在一座山的后面。当法军走上台地，看见小股土耳其骑兵及其身后的弓手时便压抑不住，向敌军冲杀过去，要么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全部敌军，要么以为敌军布阵未成，自己赶上一场奇袭。西吉斯蒙德徒劳地派人传信说他们应该等全军就位再出击。
法国骑士轻易击退土军骑兵，结果被后者引到耶尼切里的射程内。当西方骑士和坐骑受到密集箭雨攻击后，苏丹率领斯帕西骑士从山上现身，带头向骄傲的法国骑士发起了势如破竹的冲击。我们可以假定耶尼切里两侧留足了空间，斯帕西骑士顺势而下时不会踩到己方的弓手。凭借极大的数量优势，他们从四面八方冲向法军，很快便将其团团围住。
当西吉斯蒙德率领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其他部队抵达参战时，法军已经完蛋了。土耳其人很快就大获全胜，击败了十字军。
关于土军总兵力是否多于基督徒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放在一边。文献给出的最高数字是40万（《埃斯特年鉴》Annales Estenses），没有给出任何估算兵力所需的可靠依据。6鉴于基督徒一方完全没有领导可言，土耳其一方卓越的协同配合和在战略、战术两方面富于创造精神的领导才能就足以解释土军的胜利。但土军可能也有相当的数量优势，所以不妨估计在1.1万至1.2万人之间。由于耶尼切里不需要骑士支持就能稳住阵脚，而且土耳其骑兵也发起了攻势，所以在技艺和威力方面，这次胜利甚至要比英格兰在克雷西会战和阿让库尔会战的胜利更加辉煌。
这三场会战不仅在战术行动上相似，就连取胜的终极原因都是如出一辙。它们都是强势君主麾下的军队击败了无法控御，只相信匹夫之勇的封建军队。西吉斯蒙德国王本人不必为领导不力负责，因为他都指挥不动手下的匈牙利人，更别提对法国人了。但苏丹的军队比爱德华和亨利的军队纪律好得多，听指挥得多，因此他的胜利比两位英格兰国王也要了不起得多。
身后是宽阔的多瑙河、敌人的国土和紧闭的城门，城内还发起了一次突袭，基督徒军就此被歼灭。7讷韦尔伯爵被土耳其人俘虏；西吉斯蒙德国王乘船顺多瑙河而下，最后经君士坦丁堡和达尔马提亚回国。
如果奥斯曼人的大潮没有在尼科波尔会战后立即吞没西方世界，君士坦丁堡甚至还能继续坚守，那是蒙古人帖木儿的功劳。8年后，帖木儿在小亚细亚安哥拉（Angora）[137]的一场大战中击败了勇敢的巴耶济德，并将其俘虏。
5 胡斯派
关于胡斯派（Hussites）的军事体系，我首先要复述马克斯·雅恩（Max Jähns）在《军事史手册》（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esens）从第891页开始的描述。
书中写到塔博尔派（Taborites）分为两支：一支留守家园；一支征战沙场。前者从事农业手工业，供给军需，后者只负责作战。但两者似乎会交替执行任务。
日什卡（Ziska）[138]的战法完全符合逻辑。他的军中绝没有骑士和纹章，也不练习比武和礼仪。但少了这些事物换来的是对地形特征的细心考究。
塔博尔派努力挖掘工事这门艺术的每一种资源，除了土垒以外，尤其擅用战车。攻守兼备的战车战法是日什卡最重要的手段，这种前所未有的高效战法引起了所有同时代人的惊诧。
车营是一座移动要塞，马车之间由锁链联结，以纵队方式行进。每辆车由两匹马牵引：一匹在前，由缰绳掌握方向；一匹在后，通过皮带固定在车上，负责出力。行动以旗为号，旗放在每列的首车和尾车上。塔博尔派掌握了种种实践中的微妙技巧，这些移动要塞也在不断进化，成就实在是非凡。车队通常会分成四“线”（纵队）；外面的两列叫“外线”（krajni）；里面的两列叫“内线”（placni）。外线的头部和尾部比内线长，伸出来的部分叫“边线”（okridli）。这样安排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只要一次移动就能从行军队形转换为严密的营地（tabor）。但车队也可以组成各种形状——甚至在移动过程中也可以——尤其是V形、C形、E形和Q形。
当移动要塞要转换为紧密的车营时，马具会被卸下，车把靠在前一辆车上，车与车之间紧紧拴在一起。马不能离车，以便随时可以开动，因为胡斯派喜欢突然从守势转为攻势。盾手（paveseni）会持盾遮挡马车之间的狭窄缝隙，掩护里面的战士。每辆车上站着4名打谷人，每分钟能挥舞包铁连枷二三十下，另外还有长钩兵、弓箭手、弩手和火枪手。每辆车下面挂着两条长木板，可以挡住小型投射物。车后有多排士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支援车上的战士。最后还有一批预备队待命，一旦被击退的敌人露出破绽，便从暗门冲出去。
与胡斯战争同时期的教宗庇护二世（Pope Pius II）（原名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为我们描绘了塔博尔派的战法，尽管不够充分，却相当生动。他说：
他们在田野里扎营，妻儿也随军同行，因为马车的数量很多，形成的工事简直像是一面墙。向战场移动时，他们会将马车编为两线，步兵在内，骑兵在外，但不会远离车队。如果战斗即将打响，车夫们会听从队长的信号，迅速将敌军一部围住，形成一个包围圈。接着，这些被战车向内挤压，与同伴失去联系的部队或者丧命于步兵剑下，或者被男男女女从战车上方射死。骑兵在车营外作战，但眼看要被敌军击败时，他们就会退入车营，下马步战，就像站在城墙上战斗一样。就这样，他们赢得了许多场会战，取得了胜利，因为周边民族不熟悉这种战法，而且波希米亚地势开阔平整，很方便车辆的集合、分散和重聚。
以上显然是最常用的战法，而且皮科洛米尼的另一段话写得更清楚。他写道：
战斗信号一旦发出，车夫们就会驶向敌军，按照先前的布置组成某个字母的形状。经过训练的塔博尔派很熟悉车与车之间形成的通路，敌人却落入了绝望的迷宫，找不到从哪里出去，仿佛被困在一张网上。如果敌军像这样被打散、分割和孤立，步兵就能轻松地用刀剑和连枷彻底将其击败，或者敌人会被站在车上的射手打倒。日什卡的军队就像一支有许多手臂的怪兽，出人意料地迅速抓住猎物，将它捏死，吞下它的碎片。即便个别人成功逃出了车营迷宫，他们也会落入外面列阵的骑兵手中，在那里被杀死。
1421年12月，日什卡被围困于陶尔刚山（Taurgang Moun-tain），似乎只有投降和死亡两个选择。他用锁链将战车拴在一起，让精锐战士上车，然后往山下走。敌人不敢冒险进攻移动要塞，退缩犹豫，放任他离开，日什卡遂得退入科林（Kolin）。
一年后，日什卡挥师进入匈牙利。匈牙利人避而不战，于是胡斯军撤退了。面对四面八方的不断进攻，几百辆装备无数枪炮战车的强大车营在平原和森林中翻山渡河，行军6日。尽管匈牙利人频繁试图进攻行动中的堡垒，但每次都被击退。
以上是雅恩的描述，作者说他的主要观点的依据是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教宗庇护二世）。后者不仅是胡斯战争同时代的人，而且与最熟悉胡斯派军事体系的人关系密切。教宗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表现活跃，与切萨利尼枢机（Cardinal Cesarini）亲近。枢机亲自领导了最后一次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征讨，并于和谈期间要求波希米亚将领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139]讲解了胡斯派军事体系。埃内亚·西尔维娅去过波希米亚，甚至去过塔博尔。后来，他还亲自与胡斯派运动幸存的领袖进行过谈判。
我们不能指望有人会比亲自动笔的教宗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就算教宗本人缺乏批判性，他的记载也经过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考辨。雅恩的主要观点并不直接来自教宗，而是通过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alacky）[140]的中介。就连最近介绍这一时期的作者劳瑟斯教授（Professor Loserth）在《晚期中世纪史》（Geschichte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第490页中也简要给出了同样的说法。后来，雅恩在《军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303）中继续坚持之前的观点，并提供了新的文献佐证。关于车营用于进攻一事，他专门引用了恺撒的两段话，他在前面介绍赫尔维蒂人和日耳曼人时已经讲过了同样的内容。1
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相信，尼古拉斯·冯·胡斯（Nicolaus von Huss）和日什卡“制定了一套有机融合罗马人的古老经验和原则与基于火药的最新战争艺术发展的新战法，或许也有其他专家的协助参与”2。
假如原始史料已经散失，那么在历史批判中反对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叙事当然是非常困难的。雅恩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和军事科学院教授，他的《军事史手册》是献给毛奇元帅的，他的《军学史》得到了慕尼黑历史委员会的赞助。他的著作基于水平极高的史料（谁能质疑恺撒在战争记录方面的权威？），他还有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为自己站台。尽管如此，他的叙事整个都是虚假的。从最开始研究军事史的时候起，我就坚信——依据客观分析——车营不可能用于进攻。但为了用史料反驳这种说法，我就必须找到一位懂捷克语的学者。我在每个学期的研讨课上都会问班上有没有斯拉夫学者。最后，我找到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马克斯·冯·武尔夫（Max von Wulf）先生。他懂俄语，自信也能掌握捷克语。他接受了这项任务，而且可以说出色地解决了问题。但我当时还不是教员，所以花了不少工夫才让他的指导教授通过了他的论文。3
雅恩对恺撒的引述从一开始就透着不靠谱，因为他引用的段落根本没有他读出来的意思。武尔夫接下来证明，就连雅恩引用的埃内亚·西尔维奥段落也是子虚乌有。娴熟机动和字母形状的记载最早出自17世纪耶稣会士巴尔比努斯（Balbinus）的著作。历史学家阿施巴赫（Aschbach）[141]的《西吉斯蒙德皇帝传》（Geschichte Kaiser Sigismunds）中有一段描述来自巴尔比努斯。迈纳特（Meynert）[142]在《军事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中原封不动地照抄了阿施巴赫，不仅没有注明原作者，而且错误地加上了“埃内亚·西尔维奥写道”。接下来，雅恩沿用了迈纳特的说法，而没有检查埃内亚·西尔维奥是不是真的说过那段话。
正如战车的熟练机动不能追溯到原始文献一样，车辆移动时用锁链拴在一起的说法同样没有史料依据，纯属帕拉茨基捏造。
但事实依然是，见多识广如埃内亚·西尔维奥确实写了车营用于攻势，而且雷根斯堡的安德烈亚（Andreas of Regensburg）对克拉托维会战（battle of Klattau）（1426年）的记载从正面佐证了他的说法。但武尔夫不仅证明这两则互相支持、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是基于误解，还发现了误解的来源。幸好乌尔姆军队司令海因里希·冯·施托费尔（Heinrich von Stoffel）寄回本城的克拉托维战报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得以纠正安德烈亚的记述。至于埃内亚·西尔维奥的错误，我们之后会更详细地讨论。
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条错误链以及这些错误最终是如何解决的：一是因为有史学方法的价值；二是因为军事史中多有类似情节。但在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从史料出发的澄清研究做不到同样的程度，所以学术界还是很难抛弃文献记载，哪怕行家一看就知道是错误。学者传抄千年，直到蒙森都不愿意抛弃的李维（8.8）对罗马支队战术的描述；至今依然有人相信的罗马军团士兵近战时彼此隔着6英尺（约1.8米）；查理曼的农民大军；步兵三角阵——我相信，这些记载和雅恩笔下的攻势车营——“移动堡垒”完全是一样的。当只有一匹马被敌人的矛或者箭击倒，这座“移动堡垒”会怎么样呢？敌军难道会放任胡斯军的车夫横行阵中，然后以旗为号，摆出复杂的形状？
正如李维将操练变为实战，埃内亚·西尔维奥也是如此——按照武尔夫的说法4——也没能区分马车行军纵队和战斗阵形。25年后记述当年情形时，他漫不经心地将两者融合为一幅虚假的车营进攻画面。于是，与李维一样，埃内亚·西尔维奥最初的记载原本是好的，只是后人传抄时产生了误解，将其扭曲成了从客观角度看骇人听闻的描述。但这些后世的评论者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而是试图用经不起推敲的答案和掩饰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实际有可能发生过的样子，如此必然会偏离了追求真知的目标。
在讲解胡斯派的特色战车战法之前，我要先简短介绍一下它的前身。
战车主要使用于上古时代，也就是本书的起点以前。它后来以镰刀战车的形式出现了几次，但成效不大。5在恺撒笔下，名为“埃塞迪”（essedi），用法与《伊利亚德》中一样的布立吞人（Briton）[143]战车非常实用而高效。但恺撒并未效仿，也没有像对待日耳曼骑兵那样招至麾下，所以战车的这种用法不过是军事史上的昙花一现，不值得多加考虑。既然现在讲到了战车无可置疑地大放异彩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回溯了一下它的过去。6
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战车与镰刀战车，与作用相当于马鞍的战车毫无关系，而是专门用来组成车营工事的。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认识到车营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Phoenician Women）（第450行）中写道，一方用车辆组成堡垒抵御对方。在日耳曼人携家带口地迁徙时，车营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阿德里安堡就是一个例子。
到了中世纪，车营同样不时见于史册。随行车辆平时可作为轻便的营地屏障，如有必要可用来堵路，这样的想法并不稀奇。有一份1413年（早于胡斯战争）由文策斯劳斯国王（King Wenceslaus）手下战将豪耶廷的哈耶克（Hajek of Hodjetin）发出的波希米亚军令中就对战车和车营做了规定。现在，胡斯运动突然又将这种传统的营地工事发扬到了新的高度。
胡斯运动具有宗教和爱国双重性质，是一场捷克民族主义运动。战争刚爆发时，布拉格市发布公告称德意志人是“捷克人的天敌”7。日什卡在一份檄文中宣称，他拿起武器不只是为了挽救神的律法真意，更是为了解放波希米亚和斯拉夫民族。8部分贵族、布拉格和许多其他城市的政府也加入了运动。但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觉醒的市民和农民。
我们都知道市民和农民征召兵的战斗力是何等低微。骑士把他们的队伍击溃，一点儿不当回事。纵使宗教热情与爱国热情的结合有着无俦的威力，能够在个体心中唤起澎湃的勇气，却还是无法将集体的战斗力提升到能打赢职业军人的程度——正如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妻子和子女而战的意识没能让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百姓成功抵挡维京人，也没能让罗马人战胜日耳曼人。
因此，波希米亚人起初也不能在野战中打赢西吉斯蒙德国王率领的德意志平叛军。国王兵临布拉格城下，试图发起围攻但失败了。十字军内部的不和让他无可作为，波希米亚人保卫家园又相当坚决，国王只得撤走。与他对抗的不只是无序的群众，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希米亚贵族领主，后者才是运动的领导者。战争第一阶段的大量战斗——德意志军还打赢了不少场——除了波希米亚领主和骑士得到了众多为这场宗教爱国运动而拿起武器的市民和农民的支持，给人的印象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战斗并无区别。
于是，战局很快进入僵持，胡斯派获得了适应战争并在实战中开创新战法的时间。最初支持运动的保守派很快就与激进派闹翻。激进派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占据上风，而且发展出了新的战法。但他们仍然没有大举进攻的能力。直到战争开始后的第八年（1427年），胡斯派才开始侵入德意志。这一过程与后来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当类似。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之所以能击败普奥联军的入侵，更多是凭借向共和国投诚的王室旧军和要塞堡垒，而非动员起来的志愿兵。9
胡斯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让士兵能顶住骑士冲锋。胡斯军的兵器是有什么就用什么——长矛、斧枪、斧头、刺棒、连枷——而且基本没有头盔、身甲、盾牌一类的护具。
想到将车营用来防御并付诸实施的人很可能就是日什卡，一位久历战阵的贵族。一开始很可能就是把普通的农家大车聚在一起，但后来就有专门制造的战车了。战车有结实的木板保护；车轮之间挂着长条木板，免得敌人爬进去；车队还会带着铁锁链，可以将车连起来，以免个别车辆撤出战斗时露出空当。一辆车配4匹马。每当有敌人在附近，战车就会尽量以多列平行纵队行进，方便迅速组成方阵。他们备着铲子、斧子和鹤嘴锄，必要时用来开路；当然，只有在最终选定阵地时才会这样做。战车前方经常会挖一道沟，土就扬到车轮上用来掩护。车的前后各有一扇打开的暗门，暗门一开始大概是用特殊的盾牌盖住的。只要有可能，车营都会在山脊上列阵，守军手持远程武器立于车后——标枪、投石器、石块、弓弩。每辆配10人的普通战车之间是火器车，当时军队使用火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0德军若要攻击这样的车营，骑士们先要下马，穿着沉重的盔甲爬山坡，期间不断遭到射击，尤其是来自火器的射击。即便他们来到了战车面前，要突破也不容易，白白蒙受损失又不能给敌人造成任何严重的杀伤。但是，一旦发现敌军有任何混乱或后退的迹象，整装待命的胡斯军预备队就会拿着近战武器从暗门里冲出去——当然，只有在群众被宗教热情点燃、斗志充盈、满怀自信和对头领的信任，而头领经过历练、成竹在胸、掌握驭众之道的情况下，这样的壮举才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注意和明白一点：并不是随便一支其他时代的农民起义军都能凭借临时拼凑的车营击败骑士军队的。胡斯军战术的成就不仅需要宗教和民族基础，以便形成良好的秩序、领导、组织、信赖和信任，也需要懂得如何组建和运用农民军的关键人物。
埃内亚·西尔维奥记载了重装士兵是如何在进攻高地上的车营时轻易丧命，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通俗历史叙事。11他将失败归咎于胡斯军的一个花招：妇女们将袍子铺在战车前方的地上，下马骑士走上去时马刺会被缠住，然后倒地被杀。这则小故事让我不禁想起波利比乌斯笔下一则罗马人讲述的故事，说高卢人赤身裸体，手持软剑；只不过在这里高卢人蠢笨，罗马人狡诈（参见第1卷）。
胡斯军运用火器取得了巨大战果，于是有人认为日什卡改良了火器技术。但我们看不到有这种情况；关键点要到别处寻找。胡斯军在火器数量或样式方面并不优于对手。火枪露天放在专门制造的火器车上，用铁条固定在结实的木台上。每次组成车营时，枪口都会朝外，但在这个位置上既不能抬高，也不能偏转。12装填复杂而缓慢。这种武器根本不能在行军和进攻时使用，却恰好适合胡斯军，因为他们的战术以等待敌人进攻为基础。敌人靠近便火枪齐发，这自然会造成深刻的印象，大概比实际效果还要厉害得多。因此，胡斯军火器的优越性主要不在武器本身，而在战术运用。
旧波希米亚年鉴中是这样描述1423年的霍日采会战（battle of Horic）的：
日什卡与众人驻扎在圣戈特哈德教堂附近，方便将火器布置在高地上，骑兵来攻时必须先下马，而且不仅没有地方拴马，盔甲也比步卒更沉重。他们爬上去冲击马车时已经没劲了。日什卡率众拿着火器以逸待劳，敌人冲击战车前会惨遭收割，等他们被打退了，日什卡又会放出生力军追击。
年鉴对1423年日什卡在匈牙利的战斗也给出了类似的描述：
但每当敌人开始攻打他，骑兵下马后步行发起冲锋，他们总会被他打倒。骑战和步战是两门不同的本领，骑兵不熟悉步战。13
用一份编年史的话说，日什卡也渐渐通过“拣选”组建了一支骑兵，挑出塔博尔派中最精锐的人，“如同骑士的士兵”，将被俘骑士的装备配给他们。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发挥重大作用，也不能独自对抗敌军，但依然起到了支援步兵和扩大战果的作用。他们通常在车营内面朝后列队，当步兵从前门杀出时，骑兵也由后门而出，环绕车营，或攻击敌军侧翼，或发起追击。
胡斯派作战的关键是出营时机要恰当。出营过早的情况曾多次出现，困于车营阵前的敌军那时尚未动摇，胡斯军在营外又没有任何保护，于是被敌军打垮。更有甚者，敌军会利用诈败将胡斯军引出车营，然后再用专门预备的伏兵将其击败。141427年，孤儿军（Orphan Army）一部在纳霍德（Nachod）经历过这样的事；1431年，塔博尔派在奥地利境内的魏德霍芬（Waidhofen）也经历过。
胡斯派教徒会在野战和留守之间轮换的记载是不正确的，正如罗马人当年对古日耳曼人的类似记载也是不正确的。相反，真正善战的那一部分教徒逐渐从最初的群众运动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成了一支常备军。对运动热情最高的人携妻带子聚集于波希米亚南部的卢日尼采河畔（Luschnitz），作为神的军队，他们建立了一座营地，从《旧约》中取了一个名字：塔博尔[144]。除塔博尔派以外，布拉格城也编成了一支军队。
日什卡在世时，塔博尔派就有过一次纠纷。1424年日什卡去世后，内部不和就成了常态。忠于日什卡的一派自称“孤儿”，因为日什卡死后，他们就失去了父亲。人称“牧师”或“秃头”的普罗科皮乌斯成了另一派的领袖，也就是狭义的塔博尔派。布拉格军始终保持着民兵的本色，但塔博尔派的两支队伍染上了终日群聚、互为兄弟的团伙色彩，不断向职业军人的方向发展，职业化的种种好处是有了，坏处很快也来了。他们代表了真正的胡斯派军事体系和胡斯派战争艺术，让全世界惊恐不已，在传说中活跃至今。两支军队都会不时从胡斯派占主导的村镇中征召专门的民兵，以此壮大实力。相对于当时被称为“大塔博尔”的正面作战军，地方征召的部队名为“乡团”，或者“老塔博尔”。15把所有队伍都算上，我们能分出5支部队——2支是常备军，3支是民兵，但从来没有五军合战的情况。一支部队的兵力估计有5000人到6000人，基本不会多于此数，但大概有时会远小于此数。三军合战出现过几次，例如1426年的奥西希会战（battle of Aussig）和1428年的格拉茨会战（battle of Glatz）。161430年侵入德意志时，据说所有胡斯派的军队，所有波希米亚的武装力量都聚集在了一起；1431年，波希米亚大联军据说在陶什（Tauss）吓退了十字军。每逢大军聚集在一起，到了行军时总会再分开。我们已经知道数万大军在一条路上行军的种种困难了，放到这里只会难上加难：不仅随军妇孺特别多，而且除了装载粮草辎重的车以外，他们还有一批战车。
一旦悍勇之气占据上风，完全成为胡斯派的主流，其结果就是人未到，杀气先至，以至于德意志人只要听见远方有战歌传来，便会作鸟兽散。胡斯派到了这个地步，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在，必然都肖似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行动，或者民族大迁徙时的军队。
胡斯车营战术的弱点显而易见。它本质上类似于英格兰国王发展出的战术——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防御。事实上，它要弱于弓箭手加下马骑士的英格兰战术，因为它要笨重得多，而且甚至不存在可用于攻势的例外情况。但车营尽管笨重，尽管只能用于防御，但依然有其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它有效利用了远程武器，包括不久前发明的火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赋予了出身平民、装备甚至包括刺棒和连枷在内的近战武器、没有装甲的步兵以有力而独立的地位。避身于车营之后，进而出营突击，最后赢得胜利——三步战法为胡斯军不仅带来了士气上的优势，更有进一步的影响——尚不足以形成一支组织严密、敢于在没有车营庇护的开阔地带直面骑士的步兵，这是肯定的——但足以使其在有利情势下偶尔发起攻势行动。考虑到对战双方的性质，这种行动已经能让胡斯军赢得关键决战，并不时为这群异端教徒带来不可战胜的名声了。
我们已经在无数地方发现，错误的兵力数字为正确理解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胡斯战争也不例外。但不同于有人可能会认为的那样，问题主要并不是夸大胡斯军兵力，因为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更令人惊讶的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意志编年史中夸大了被胡斯军击败的德军兵力。每当战败方承认自己输给了一支规模远逊的军队时，人们马上就觉得可信，这种倾向无疑是情有可原的。但此处无疑不是这种情况；在悲痛和对胡斯派的恐惧之下，德意志编年史作者沉湎于一种受虐般的快感，也就是夸大己方兵力，以此极言失败之惨痛。171421年经埃格河（Eger）入侵波希米亚的第一支基督教军队进至扎泰茨（Saaz），待日什卡率领波希米亚军前来时便不战而退。据一位亲历者称，基督军有10万骑兵和“车辆步卒”。18另一份文献与之大体相符，记载基督军估计有20万以上。19但一封偶然保存至今的信件中说，先锋官估算过这支部队的兵力，发现“我们约有4000名骑士和随从”20。这当然是一支大军，因为我们还要加上步兵。但扎泰茨人英勇抵抗了几周，有些围城军便自行离开，余部自觉无力与前来的波希米亚人一战，于是也撤围了。
在1426年的纽伦堡帝国会议上，西吉斯蒙德号召集结一支6000个枪队的军队。诸侯回应说，德意志集结不了这么多人，波希米亚也养不起这么多人。21他们愿意提供3000到4000个枪队，其中1000个枪队由城市负责。但后者愿意出的兵力甚至连1000个的边都不沾。22
德意志军败给胡斯军的最大一场酣战是1426年6月16日的奥西希会战。当时，德意志军前往救援易北河畔的奥西希城，该城忠于德意志，正被胡斯派围攻。援军几乎完全来自迈森和图林根，另有一支来自劳西茨（Lausitz）。有确切资料表明，德军主力的马匹和人数各为1106和8000，加上劳西茨的部队，总数不会超过1.2万人。关于胡斯军的总兵力，通行观点是2.5万人。尽管塔博尔派的两支兵力和布拉格民兵都包括在内，但这个数字或许太多了。不论如何，胡斯军的兵力都要大不少。萨克森女选帝侯曾训诫即将出征的战士，让他们“不要因为敌军势大而畏惧逡巡”。这话说得没有错，然而，编年史作者们却说萨克森军有10万人；马蒂亚斯·德林（Matthias Döring）宣称德意志军对波希米亚人有五比一的兵力优势。23
尽管兵力较少，但萨克森军依然试图强攻胡斯军的车营，甚至在一处成功突破阵地，但当普罗科皮乌斯率部冲出时，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损失惨重（3000人至4000人）。
1427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再次率军侵入波希米亚，据编年史记载兵力达16万到20万。24温德克（Windecke）在《西吉斯蒙德传》（Leben Sigismunds）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亲历此战的骑士海因里希·冯·施托费尔从军营中给乌尔姆市议会的报告中称军队规模“相当小”。当这支军队围攻小镇米斯（Mies）时，胡斯军抵进，于是尽管选帝侯和英格兰枢机主教勉力维持，但德军还是逃跑了。
1431年，德意志帝国会议决定召集一支不少于8200个枪队的大军。但这个数字从一开始就是泡影，因为部分兵额被派给了勃艮第、萨伏伊和条顿骑士团，而大家会前就知道这三家不会出一兵一卒。另一份决议还要更虚幻：各地要派出步兵参战，近者25抽1，远者50抽1。25我找不到依据来确定实际集结的兵力。从以前的教训来看，编年史给出的数字（例如步兵9万、骑兵4万）毫无可信度。尽管普法尔茨、黑森和帝国的其他一些地区也没有出兵，奥地利和萨克森忙着进攻别处，但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率领的帝国军规模可能还是要比1427年从米斯城下逃走的那一支大不少。不过，这支在陶什与胡斯军对峙，并重演米斯故事，临阵脱逃的军队到底是不是比胡斯军人数更多，我们就不能确定了。26
只要回想一下德意志帝国当时的组织形态，我们就不会惊讶于以帝国之实力，怎么竟然不能集结出一支更大的军队。就许多区域和城市而言，它们到底属于还是不属于帝国都不好确定。帝国本体完全瓦解，没有任何明确的常设机关。正当帝国会议决定对胡斯派用兵时，美因茨和科隆两位选帝侯对黑森领主宣战了（1427年）。1428年宣布征税以募集征讨胡斯派的军费时，以奥格斯堡主教为例，他向教士征收了3000盾税款，但并未上缴，因为他还要跟阿彭策尔（Appenzeller）打仗。光是派出使节，警告不从命者就花完了上缴中央的少许资金，因为诸侯、贵族、自由市全都一毛不拔——用一位当时人的话说，给的“不多也不少”27。
当时的编年史怎么竟然还是记载德意志兴起大兵，讨伐异端呢？
爱夸张是人类抹不掉的天性。如果一场失败惨痛到再怎样夸大都抹杀或掩盖不了的程度，那么对事实的歪曲就会朝相反的方向摆去：既然吹牛不再能带给人满足，那就沉溺于悲痛吧。胡斯军只进过一次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藩国；1432年，他们在贝尔瑙（Bernau）城下驻足一日，对这座墙壁坚固的城市发起进攻，没打下来也没有被打败，于是就撤了。28类似地，胡斯军只来过萨克森两次：一次在易北河右岸，一次在左岸，从没有走到瑙姆堡那么远的地方。
由于胡斯派从车营中获益巨大，德意志人便决定效仿。但两军以车营对战，于是都等着对方先动手，只是互相绕圈子那样有趣的戏剧性场面从未发生过。在奥西希，萨克森军立即发起了进攻；而1429年和1431年的两支十字军还没等波希米亚人过来就脚底抹油溜走了。但轮到波希米亚人侵入德意志时，那里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军队，只有要塞在坚守。
这样一来，纯粹的防御战术也能用来发动攻势战役。
传说和后世记述中的种种夸张虚构——用战车将敌人围住、复杂的阵形、行军途中将战车用锁链拴住、移动要塞——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初的谬论：车营曾被用于进攻。它只不过是——也只可能是——一种防御工具，用来保护还不敢在开阔地带直面骑士的步兵。正是因为车营过于笨重，不能用于进攻，所以车营战术才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战争艺术史上构不成一个发展阶段，而只是一段插曲。如前所述，当时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埃内亚·西尔维奥的著作中确实能找到车营进攻论的谬误。这位作者有能力收集到最优质、最准确的报告，却不觉得这种事情值得从史实角度出发去把握，去考证他那童话一般的叙述是否属实。按照当时的普遍精神——勇者就应该冲上敌人，主动进攻——西尔维奥以为鼎鼎大名、威力非凡的车营也是如此，并据此行诸文字。
胡斯派未尝败过，比如，他们没有让德意志人创造出一种更强的战法来应对。但他们没能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体，一个与周围的整个世界相对的宗教国度，这一事实在胡斯派内部引发了反作用。起初在内战中战胜温和派，并保有领导地位达10年之久的两支塔博尔军最终让本国人民都感到无法忍受，于是，贵族和包括布拉格在内的各城市联合起来，召集了一支军队，1434年在利帕尼（Lipany）消灭了两支彼此对立的塔博尔派军队。双方以车营对峙，最后是圣杯派（Ultraquists）[145]壮起胆子出击，被打退（或者是诈败），于是将塔博尔派从车营中引了出来。接着，圣杯派骑士赶走塔博尔派骑兵后扑向敌军，击破敌阵，连同己方步兵攻破车营，砍杀了营中的塔博尔派。29
自称“兄弟团”或者“泽布拉基”（Zebracki）的塔博尔残部继续以佣兵团的身份存在了很久，贯穿于整个15世纪，辗转于德意志各地乃至波兰、匈牙利的领主麾下。
6 意大利雇佣兵、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
中世纪战士分为三类：民兵、附庸、佣兵。三者之中，佣兵最强，而且越来越强，几乎要一统天下。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四个国家——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之间存在一些区别。佣兵制在英格兰兴盛最早，发挥的作用最强，但英格兰佣兵的主战场不是国内，而是法国。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与对手——法国卡佩王室的各大诸侯鏖战，同时迫使后者不断扩大佣兵规模。
德意志在13、14和15世纪同样充斥着私斗和内战，但程度不及法国和意大利，主要原因是德意志城市没有像意大利城市那样演变为独立城邦，而是保持了以经济为主，偏好和平的性质。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德意志城市联盟——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从来不曾大举交战。德意志城市之间的战争——有的是单个城市之间，有的是城市联盟之间——在激烈程度上还是不及意大利城市的彼此攻伐，或者城市与王侯间的战争。因此，哪里有仗打就去哪里的德意志佣兵大多效力于境外，参加英法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意大利的战争。1
大概在霍亨斯陶芬战争期间，意大利武士阶层就已经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佣兵了。高傲的弗赖辛主教奥托曾鄙夷地提到出身工匠家庭的意大利骑士，但他的话其实没什么依据。发生于战争最激烈的年代、后来偶有复兴的民兵运动只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斗争既有市镇之间竞争冲突的成分，也有市镇之内派系斗争的成分。因此，混乱局势并没有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灭亡而结束，反而在归尔甫党和吉伯林党这两个古老的名号之下代代延续。如此一来，市民自然厌倦了政治事务，愈发强大而独立的佣兵和佣兵头领逐渐掌握权力，并脱离了当初借以崛起壮大的政治势力。佣兵组成了紧密的团体，有的是兄弟会形式，总领及各级统领均由选举产生；有的则是由“团长”（condottiere）单独招揽部下，而成员追随团长一人。这些佣兵组织及其首领辗转于雇主之间，以独立势力自居。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的状况再次出现，那时日耳曼人或由首领统率，或结成氏族联盟横行乡间，有的烧杀掳掠，有的占地为王。正如当年统治罗马城的日耳曼佣兵领袖奥多亚塞和六七世纪的伦巴第公爵，14世纪的佣兵兄弟会总领或团长成了当初效劳的意大利城市的主人。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Visconti）、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Scala）、曼图亚的博纳科尔西家族（Bonacorsi）和后来的贡萨加家族（Gonzaga）、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Este）、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博洛尼亚的佩波利（Pepoli）家族都是如此。
其他佣兵首领则满足于勒索。一位施瓦本骑士——维尔纳·冯·埃斯林根公爵（Duke Werner von Urslingen）将勒索发展成了一整套体系。维尔纳在意大利被叫作“瓜尔内里奥”（Guarnerio），公爵头衔源于其祖先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当过斯波莱托公爵。比萨与佛罗伦萨争夺卢卡城时招来了他统率的佣兵团。交战双方的和约即将缔结时，比萨人琢磨着如何摆脱佣兵。他们想出的办法不是直接遣散，以免引火烧身，而是付给佣兵一笔遣散费，同时让他们去祸害敌人的地盘。佣兵对这项提议感到满意，于是决定不解散，组织起一支自由的军队，以维尔纳总领全军并设军校（constable）和军士（corporeal）（1342年9月）。他们自号为“大团”（la gran Compagna），半年间各地流窜，强迫居民交开拔费，不答应就放火抢劫，折磨落入他们手中的居民，逼他们交代财务藏在何处。大团长对请他约束手下暴行的抗议哀求置若罔闻，因为他自称“上帝、怜悯和同情的敌人”。凡是抢来的钱币、财物、兵器、马匹都要上交，然后按照明确的方案分配给众人，所以每名脱离组织的劫匪都能拿到一大笔财物。
百年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组织的大型佣兵团对法国的破坏几乎不亚于意大利。当时的法国成了周边各路土匪流寇汇聚的一个中心。
许诺给佣兵的报酬从一开始不仅是军饷，还有一份战利品，尤其是俘虏的赎金。正常军饷越少，士卒就越会想办法自己赚钱。他们拒绝将先前派驻的城市交还给国王。
许多佣兵团根本不为国王效力，而是依据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权利组建的。于是，佣兵团一旦出现就会自行发展，靠剥削所到之处谋生存，或者夺取险要之地，成为一方霸主。他们会单独敲诈各个社会团体和地方当局，承诺只要满足其要求，他们就会离开，否则就要劫掠城乡。若要他们出发攻打敌人，常常要先拿钱，后出征。但仗打完了，他们又凶相毕露，像维尔纳·冯·埃斯林根那样流窜抢劫，找到某位领主效劳，帮他对付敌人。布雷蒂尼和约（peace of Bretigny）（1360年）[146]缔结后，正当法国还不确定要如何送走这些“敲诈犯”时，同样受其威胁的阿维尼翁教宗乌尔班五世（Pope Urban V）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歪点子：号召他们去当十字军。他与查理五世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路易谈好了过境事宜。此举对基督教再好不过了：西方不仅有了佣兵去抵御异教徒，本身也从这群保护者手中解放了出来。但佣兵团对提议不认同。于是，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带到阿尔萨斯、瑞士（1375年）和西班牙。2哪怕是原本在英军麾下作战的佣兵团，如今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法国军队。不管出身英格兰、弗兰德斯、德意志或是法兰西，他们都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大战期间创立的佣兵团逐渐归于沉寂，佣兵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家安居乐业。但随着新一轮战争的爆发，马上就出现了旧军无力保卫国土的情况；而当和平降临时，又无法摆脱新军。
英格兰之所以免遭佣兵蹂躏，原因当然是战场完全在法国境内。法国佣兵团只是偶尔波及德意志地区。在意大利，如前所述，部分佣兵首领最终建立了长久的统治。而在法国，全盘改革势在必行。
为了摆脱佣兵团，法国国王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
据文献记载，建军发生于1439年。查理七世之前在圣女贞德的帮助下首次对英格兰取得大胜，于是在奥尔良召开的大型国会上，法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国王深受感动，倡议实施重大军事改革。国会通过了维持一支由15个团组成、每团100个枪队、每队6人的常备军所需的税项，共9000骑兵。一位富裕的市民和精明的政治家雅克·克尔（Jacques Coeur）带头出资，推动建军计划。旧佣兵团的精锐被纳入新的“敕令军团”（compagnies d’ordonnance），参与征伐形同匪类的其余佣兵，并迫使其解散。
尽管新近研究在总体方向上与文献记载差不多，但具体细节要复杂得多。常备军是慢慢才逐渐发展到上述形态的，而且之后仍然在演变。3
奥尔良国会最初并未批准长期征税，既没有达成建立平时常备军的明确共识，也没有规定全军共15团、每团100个枪队、每队6人的编制。这届国会只是否定了封建领主有维持军队并由地方供养的权利。从此之后，领主只许有城堡守军。除此之外，只有国王可以维持军队、任命军官、征收军费。军队长官要对部下负责；凡是不为国王服役的兵匪，人人均可捉拿归案。
在上述决议的道义感召下，得到地方豪族协助的各地渐渐聚集起大量资源，能够以足额军饷招募或编练出可靠的佣兵团，并逐渐击败其他佣兵团的抵抗。封建领主要被剥夺亲军，畏惧国王乾纲独断，而佣兵团自身也不希望被解散，因此两者都进行了抵抗。解决办法还是老一套——送出国境，送到洛林，送到阿尔萨斯，送到瑞士。瑞士巴塞尔附近爆发了血腥的圣雅各布战斗（engagement of Saint Jacob），人称“阿马尼亚克佣兵团”（Armagnacs）尽管取胜，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444年）。他们在下一年流窜于德意志南部，打了几场仗，期间损失了部分兵力，余部后来被查理七世——在杰出的王军司令里尚（Richemont）的帮助下——收服。国王将首恶处决，同时宣布余者既往不咎、遣送回乡、各安本业。最早写明建军日期的敕令颁布于1445年，也就是奥尔良国会召开的6年后。有意思的是，最早颁布的奠基性敕令原文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我们不知道初始编制在多大程度上指导了日后的实际行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点并不很重要。重点在于，尽管方方面面纷纷抱怨负担沉重、不堪忍受，但一套长期而明确的税制还是建立起来。就连最初有很大比例以实物形式由政府和地方供应的军需品后来同样换算为货币税，从而为定期发饷创造了可能，其他方面也随之有了改善。
在真实的中世纪，人们不知常税为何物，或者至少是不希望设置常税。那时只有补充性质的临时特别税。
既然没有税收制度，法国国王无疑只得采取权宜之计，即行使传统的征兵权，要求全体法国男丁入伍，但同时许其纳税代役，这就将征兵转化为了估税。415世纪出现的常税为建立常设、常备、由军饷维持的军队提供了基础，从而排挤和取代了只在战时招募无法无天的佣兵团。
按照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通说，“敕令军团”标志着常备军在法国乃至全欧的兴起。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前面讲过，加洛林王朝就已经有常备军“斯卡拉卫队”了。后世的皇帝和国王们手下也总有一小批部队作为城堡驻军或贴身扈从。但这些旧式警卫驻军是在以物易物经济的基础上组建和维持的，因此局限性很大。而法国敕令军团以征收常税、定期发饷为基础，不仅在素养和数量两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更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因此常备军始于敕令军团一说仍可保留。耶尼切里算不算常备军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早在13世纪圣路易统治时期，法国就设置了某些管理佣兵的官员和制度。代表国王的全军首脑号为王军司令（constable），下设元帅（marshal）、弩兵总管和军库官（trésorier de guerre）。
封建军队的合理编制是以领主旗号划分的多兵种混编单位。不管是单位人数还是武器配备都不可能强求一致，也没有强求的必要。有旗号的领主按照各自的利益和资产决定要带多少人上阵，怎样安排最有利于作战。到了佣兵那里就是领主换成了队长。5
腓特烈二世皇帝手下的佣兵以及伦巴第同盟招募的佣兵6已经分为由“队长”（capitaneus）或“队官”（comestabulus）指挥的分队7。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曾将佣兵分为百人队，每队设百夫长（centenarius）一名。自1382年起，由千夫长（millenarius，该词首次出现于1296年）统领的千人队也出现了。81264年，佛罗伦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位伯爵立约时明确规定，后者提供的200名骑兵要分为8个旗队，每队25人。9前面讲过，维尔纳·冯·埃斯林根的“大团”设有军校和军士。当法王查理七世创建“敕令军团”时，原有的佣兵单位“团”便融入了它的编制当中。
“军团”（company）一词源于“cum”（伙伴）和“panis”（面包），所以意思是“同吃面包的伙伴”。它起初与军事没有关系，只是“团体”“社群”“社团”的意思，就像今天商业领域中的“公司”一样。13世纪中期，佛罗伦萨为征召兵员物资而成立的市民组织就叫作“民团”；德意志城市也是如此，例如伯尔尼的市民组织号为“社团”（Gesellschaften）。该词首次直接用来指称“军团”似乎是在法国编年史作者腓力·穆斯克斯（Philip Mouskés）[147]的年代。10又过了100年，“军团”已经成了我们熟悉的佣兵单位的常用称呼。11
“敕令军团”的兵额和指挥架构似乎也是逐渐演变和明确下来的。最早的敕令中没写15团，没写每团100个枪队，也没写每队6人。相反，法令中要求长官是富人，“有所失去”，靠得住，能够为部下承担责任。后来才逐渐形成每团设团长一名，通常由地位崇高的领主担任；副团长一名，负责实际日常事务；掌旗官两名，分别称“enseigne”和“guidon”；另有军士（maréchal des logis）若干的惯例。
最重要的一点是，团并非由单个士兵组成，而是按照14世纪以来形成的惯例，由“枪队”（gleves）组成。枪队的人数变动不居，依时期、国家、领主、情势而定。12查理七世“敕令军团”的兵力同样有变动——有时是一名骑士、一名轻骑兵（coutillier）、一名见习骑士、三名射手，有时又只有两名射手和一名仆役（valet）。13所有人都骑马，但通常见习骑士（大多还只是孩子）和仆役不是战斗员，射手也只是将马匹用于运输，作战时要下马。
尽管组建“敕令军团”对法国军事史和法国国家的巩固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它的规模还是太小了，不足以满足大国法国的需求。除了敕令军团以外，战时征召全体骑士（贵族）和封地持有者的制度依然存在，也有过实践。但是，附庸们如今也被整编为军团，并根据装备水平给予相应报酬。14
尽管射手看似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英法战争期间的训练水平来看，该兵种的实力犹有不足。因此，国王试图单独建立一支庞大的射手部队。15
查理五世早在1368年就下令全国练习箭术，1394年又重申了命令。两次命令据说都被撤回了，因为贵族们害怕人民习武并对此予以压制。16更可能的原因是命令成效不佳，因为弓箭难以大批制造，人民本身的练箭积极性估计也很有限。因此，贵族根本没有理由担忧。现在国王不再要求全民习武了，而是于1448年下令每50户出一健儿，由地方选练为射手。健儿每逢假日都要练习射术，而且要发誓随时遵从王命上阵。起初健儿要自带装备，但后来加了一条说家境不富裕的人也可以出征，武器由地方提供。与骑士类似，射手被编为军团，由负责召集兵员、偶尔还会一同训练的团长统领。作为补偿，射手免交盐税和战争特别税的一切税费，因此有“免税射手”（francs archers）之称。应征参战时，他们有4镑的月钱。
实践证明，这种组织不堪大用。他们使用弓弩的操练强度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平民射手缺乏好战精神，应付不了战场上的种种危险。
查理七世的儿子路易十一就算没有正式废除免税射手，也是任其废弛。因此，将其视为法国现代步兵的源头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免税射手是一个建军失败的负面例子，就此而言，它与成功的正面范例同样有意义。
阐明免税射手失败教训的最好方式就是与一个学术界到今天还相信的观点做一番比较，即查理曼的军队是由轮流征召服役的农民组成的。与8世纪的民兵相比，查理七世的免税射手显然有着巨大的优势：查理七世只要求每50户农家出一人，而不是3户到6户出一人，因此选出身体强壮、有意从军者要容易得多。中选者不只是背上了一项负担，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平时不用交税，战时免于摊派。他还有团长负责训练和管理兵员。然而，免税射手还是不可用，据说他们只会杀鸡。那么，据说每隔几年就有义务自费出征，跋涉数百英里的征召兵又会是什么样呢？
下一卷会讨论取代免税射手的部队——法国现代步兵的真正前身。
尽管免税射手衰落了，“敕令军团”却维持了自身地位，并通过另一位法国诸侯大胆查理的组织才能而发展到顶峰。凭借勃艮第公爵的头衔，他将法德两国的一批封地、弗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卢森堡、勃艮第自由伯爵领（Free County of Burgundy）[148]和勃艮第本土统合在自己一人的统治之下。17
传统公认的封建武士在军事层面的缺陷——贵族们不能按时从命，不可靠，装备低劣，训练水平不尽如人意——已经大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18查理采取了两种补救办法。对于承诺随时准备上马出征，且集结时本人及装备状况尚可的贵族，他为其提供了一小笔定期发放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私募军”（soudoyers à gages ménagers）19，但他们还是不够用。
如果15世纪常有人抱怨封建武士装备水平、训练素质、可靠性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红胡子或查理曼的时代，但封建制度在这方面确实无法改变。佣兵制的发展不仅拉高了封建服役的报酬，也引发了封建制度的解体。查理颁布了大刀阔斧的法令，并凭借自己赢得的资源，以表亲法国国王为榜样，于1471年组建了自己的“敕令骑士”。20他规定了明确的编制：一个团最初由10个单位组成，每个单位有10个枪队；后来改成一团分4路（escadre），一路分4帐（chambre），一帐为6个枪队，路长另为一个枪队，因此一路共25个枪队。
各团团长的旗帜花色不同，下设单位以军旗上C的数目区分，绣着几个C就是第几路。
枪队不只有骑兵和射手，也有步兵。一个枪队包括一名骑士、一名轻骑兵、一名见习骑士、三名骑马弓手、一名骑马弩手、一名火枪手（culverin）和一名步行矛手，共计9人，而且常会再加几名志愿兵。21查理颁布了关于军粮、军饷、告假和军纪的条令。平时一路告假者不得超过5名骑士和15名射手，战时不得超过两名骑士和6名射手。每团随军妇女不得超过30人，且任何人不得霸占。
除了枪队以外，查理还实施了一种按武器划分的编制，这种编制在实战中常常是必要的。最后，他甚至颁布了多份详细的操练条令，其中一份如下：
为通过训练提高士兵在战时的武器运用能力，公爵有令：驻守镇堡或其他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团长、路长、帐长应时常率领骑士到操场训练，有时可以只穿上半身盔甲，有时须身穿全甲。在操场上，骑士应练习紧密阵形，放下骑枪发起全速冲刺，同时不得远离团旗，或者按照命令散开，然后重新聚合，互相支持，共同阻止敌军进攻。射手也要带着坐骑参加训练，要精通下马后开弓的技术。为此要向他们展示如何将马牵到后方，整齐地排好，每三匹马的笼头栓到一匹扈从坐骑鞍桥的钩子上。射手要快速整队开始射击，不得忙乱，最后还要让矛手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前方。但在发出指定信号后，矛手应单膝跪地，矛尖向上，举到马胸的高度，形成一堵墙，以便后方的射手放箭。发现敌军陷入混乱时，矛手应按照教导的方式发起冲锋。为了抵御两边的进攻，矛手还应练习贴背阵、方阵和圆阵。矛手永远应该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外侧，以便击退敌军骑兵进攻，同时还要将射手坐骑和扈从围在中间。军官一开始可以分小组练习，待一组熟练，再教下一组。这也是监督士卒，让他们不敢开小差或卖掉马匹装备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提前不知道军官何时要操练。如此一来，人人就会恪尽职守，为战争做好准备。
阅读这些操练条令时，我们会感觉中世纪被远远抛在身后，有些操课甚至会给人相当现代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是骗人的，世界史的时代转型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如前所述，法国国王费尽辛苦才将佣兵团改造为正规军团。同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现代骑兵和步兵脱胎于中世纪骑士和步卒的过程是相当缓慢而艰难的。大胆查理的操典甚至算不上迈向现代的一步，它产生于一个精干、聪敏、雄壮的灵魂，也恰好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它仍然没有迈进新时代，因为它凭借的要素很快就会被一股强大得多的力量压倒。这位末代勃艮第公爵的军制毫无现代色彩，相反，它是中世纪最晚出、最细致——甚至可以说最微妙——的产物。从后续发展来看，这套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有了兵种划分的萌芽。但操典是虚假的，最起码这些操典取得的成果与今天理解的操练没有半分关系。现代操典要求的兵力运用方式与查理条令完全不是一类事物，后者充其量是一些好的建议。本书之后还会用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就“敕令军团”全军骑马这一点来看，它确实是从骑士到现代骑兵转化过程中的一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说到头，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骑士。而“军团”中的步卒和射手就与欧洲日后的步兵完全没有关联了，后者的根源完全不一样。“敕令军团”之所以仍然属于中世纪军队的范畴，决定性因素在于组织形式，也就是以“枪队”为基础的编制。“枪队”的固有内涵是：骑士是战斗员，其余人都是辅助。事实上，辅助部队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将骑士设想为小队的军官。回想一下与平民士兵并肩作战的下马骑士确实发挥了提振众人士气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朝向现代军官概念的进步。但在敕令军团中，现代军官概念也只是有所暗示罢了；“枪队”中的骑士绝对不是我们和军事史中所说的“军官”，而仍然是主战兵力。此外，大胆查理划分兵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举措，但也抹杀了骑士的“军官化”，因为这时骑士和步卒根本不在一起作战。于是，“敕令军团”下的枪队只是中世纪编制的一种寻常改良，也就是通过引入辅助兵种和一定程度的秩序规范，从而为“混合作战”中的骑士提供支持。
崛起中的君主国在中世纪末期采取这套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但归根结底，它必然不会开花结果。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很快就要后来居上了。因此，我们不必像对待中世纪前中期那样深入探究15世纪军制的细节。一旦我们看到即将为骑士带来终结的新兴力量，末日前的改良努力便失去了意义。
7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坦嫩贝格会战
（1410年7月15日）
尽管坦嫩贝格会战（battle of Tannenberg）本身和结果都很重要，尽管时人有大量记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很不确切的记载。1
续写德特马（Detmar）《吕贝克编年史》的作者说波兰-立陶宛联军有510万人，甚至比历史之父笔下的薛西斯大军还要多。马格德堡《世俗法官编年史》的记载与其相符，说战死者总数为63万。编年史中给出的最小兵力数字是德军8.3万，波兰军16.3万。海威克（Heveker）[149]估计条顿骑士团的兵力为1.1万人左右，包括3850名重装武士、3000名侍从和4000名骑马行军下马作战的射手。此外还有少数步兵，他们没有上阵，交战期间一直守在车营里。
海威克估计波兰-立陶宛联军的兵力为16500名骑兵，大约比德军总兵力多一半。此战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波兰人德乌古什（Dlugoss）[150]也说联军兵力大得多。联军统帅是拉迪斯劳斯·雅盖隆国王（King Ladislaus Jagiello），但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国王的堂弟、立陶宛大公维托尔德（Witold）。
大团长乌尔里希·冯·永京根（Ulrich von Jungingen）将主动权让给了波兰人。当波兰人沿着维斯图拉河右岸行军时，他将阵地选在维斯图拉河支流德尔文察河（Drewenz）之后。据文献记载，德军似乎曾在库尔泽尼克（Kauernick）附近阻止敌军渡过德尔文察河。我很难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双方迟早会有一战。或许是因为普鲁士人尚未集结完毕，或者是他们有半渡而击的打算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波兰人都知难而退，转向东行，准备在德尔文察河的源头处渡河。
德军平行地跟着波军前进。接着由于德尔文察河急拐向北，德军决定渡河，然后在敌营眼皮底下的村庄坦嫩贝格附近摆开了阵势。有关德波双方的文献一致认为，条顿骑士团消极等待而没有趁波军列队未成之际立即发起进攻是一个错误。但这显然不过是事后诸葛。普鲁士后军直到会战快打完时才赶到，重型火炮来得也太迟了，只能安放守营而已。因此可以说，骑士团在开战时也没有部署完毕；文献记载，等了很久的人恰好站在前排，不理解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他们是夜里从刚下过大雨的卢巴瓦（Löbau）城郊启程，顶着7月的大太阳走过来的，直线距离不少于25千米。因此，部署自然要花很长时间。至于波兰人，他们早晨6点左右才出发，只走了7英里（约11千米），而且已经挖好了壕沟，只需要在军营前列阵即可。因此，突袭是想都不要想了。如果我们假定大团长的意图是打一场防守反击战，那么他的战略就是明智而前后一贯的。他的弩兵很厉害，甚至还有强大的炮兵；后者只有在防守中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倘若他计划在坦嫩贝格主动进攻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5天前在库尔泽尼克没有出击，又为什么会任由波兰人在普鲁士境内大肆劫掠那么长时间。但如果他打算迫使敌军进攻的话，那么一切就清楚了：他在本土等待敌军，列阵于德尔文察河之后，在坦嫩贝格让部下呆立了那么久。他的阵地紧贴着波兰人行军路线的侧面，堵住了对方的去路。他的右翼可占据格林费尔德森林（Grünfeld Forest）的有利地势，左侧是坦嫩贝格村，前方整体是一块平地，但有些许起伏，且有多条小的沟谷，因此仍然会为进攻方造成许多困难。2
第一次接到条顿军逼近的消息时，波兰人立即备鞍上马，要尽快列阵。这时，两名信使来到拉迪斯劳斯国王面前，代表大团长献上两把剑作为挑战。如果可以认为大团长的礼仪行为是为了争取时间的话，那么这一点同样符合我们对会战的整体概念。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条顿军的阵地位置与尼科波尔会战中巴耶济德非常类似。尽管文献中没说德军射手像耶尼切里那样在身前树起了栅栏（巧合的是，有记载专门说他们在库尔泽尼克这样做了），但他们在正面有一排火炮。
但战果与尼科波尔恰恰相反。火炮的作用本来就很小，加上开战时的雷雨打湿了火药，更是雪上加霜。弓弩手至少在左翼对立陶宛的轻装部队取得了不错战果。接下来骑士发起冲锋，将立陶宛人打到溃逃。但中央和右翼的德军苦战之后还是被优势巨大的波兰人击败了。波军没有重蹈法军在克雷西和尼科波尔的覆辙，分批零星地进攻，而是首先将部队完全展开，然后全军同时出击。在人多势众的敌军面前，普鲁士的弩手和火炮派不上用场，条顿骑士的勇猛也无济于事。就连从追击立陶宛人的行动中返回的骑士也不能扭转大势。骑士团内部后来有一个背叛致败的说法：来自库尔姆的骑士不服骑士团领导，降下旗帜，逃离了战场。
我们不必相信此说。在考察尼科波尔与坦嫩贝格的不同结局时，我们只能假定骑士团从境内征调的射手和骑兵，不管从军事素质还是奉献程度来看，都与巴耶济德的耶尼切里和斯帕西不可同日而语。穆罕默德的教诲和随之而来的纪律性都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好战气魄。再考虑到数量关系反转的因素——巴耶济德很可能具有兵力优势，永京根的兵力则肯定大大少于对手，而且开战时甚至还没有全军到齐——两场会战在相似的战场条件、相似的战术下产生了不同的结局就不再稀奇了。
列于阵后并安放重炮的条顿车营被追上来的波兰人攻破了。大团长和205名骑士团成员阵亡。3
蒙斯特勒莱对坦嫩贝格会战的记载
为了展现事件会被时间歪曲到何等程度，我这里要举出法国人蒙斯特勒莱（Monstrelet）[151]对坦嫩贝格会战的记载为例。他续写了傅华萨的编年史，是当时最重要、运用最广泛的史料作者之一。他写道：
1410年6月16日，普鲁士大团长率领大批骑士——包括骑士团成员和其他列国骑士——共计30万名基督徒侵入立陶宛，要将它夷为平地。立陶宛国王和萨尔玛提亚人的国王立即率领大约40万撒拉逊人迎战，双方打了一仗。基督徒赢得了胜利，大约3.6万名撒拉逊人阵亡，包括立陶宛海军统帅和萨尔玛提亚人的元帅，幸存者逃之夭夭。基督徒一方约有200人战死，但伤者甚众。
不久，普鲁士大团长的大敌、刚刚为了赢得波兰王位而假意皈依的波兰国王率领波兰人来援助前面提到过的撒拉逊人，鼓动他们再次对普鲁士开战。于是，上次战败8天后，双方再次针锋相对：一方是波兰国王和前面提到的两位国王，约有60万战士；一方是普鲁士大团长和其他几位基督徒大领主。后者被撒拉逊人打败，阵亡者达6万以上，包括普鲁士大团长、诺曼底贵族维厄维尔领主（seigneur de Vieuville）之子让·德费里埃爵士（Sir Jean de Ferrière），还有同样来自皮卡第（Picardy）的杜布瓦·德内坎领主（seigneur du Bois d’Annequin）之子。战败原因通常认为是匈牙利王军司令的过错，他在基督徒军的第二梯队，带着全部匈牙利人临阵脱逃。4
但撒拉逊人的胜利和荣耀也不是没有代价，因为据先锋官和名为亨贝伯爵（count de Hembe）的苏格兰私生子报告，除了1万名波兰人以外，还有12万名撒拉逊人被杀。
科米讷对蒙莱里会战的记载
（1465年7月16日）
沙罗勒伯爵（count of Charolais，即大胆查理）尽可能与父亲达成和解后便马不停蹄地率领骑士出征，身边有他的事务总管和最重要的将领圣波勒伯爵相随。他大概有300名骑士和4000名弓手，还有来自阿图瓦、埃诺和弗兰德斯的许多优秀骑士和贵族（écuyer，盾士）投入沙罗勒伯爵麾下。另外，克利夫公爵之弟拉瓦斯丁领主（seigneur de Ravastin）和勃艮第私生子安东两人也带来了数量相当的队伍（bandes），手下都有勇猛而受尊重的骑士。为免冗长，其他将领不再一一具名，其中包括两名深受沙罗勒伯爵敬重的骑士：年长的骑士奥尔布丹领主（seigneur de Haubourdin），是圣波勒伯爵的私生子兄长，扬名于英法战争期间。那时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统治着法国，并与勃艮第公爵腓力结盟。另一位是与前者年纪相仿的孔泰领主（seigneur de Contay）。两人都是有勇有谋的骑士，被委以军中重任。
军中也有充足的年轻骑士，包括名望甚高的拉兰的腓力（Philip of Lalain）。他出身的家族中少有不勇猛的人，几乎全都为领主战死沙场。军中有大约1400名装备和武艺低劣的骑士，因为这些人长期过着和平生活，自阿拉斯条约签订以来就基本没见识过长期征战。按照我的观点，他们已经过了至少36年的承平日子，只与根特城发生过几次时间短、规模小的战斗。骑士们兵强马壮，武备充足，大部分都有五六匹高头大马。军中还有8000名或9000名弓箭手。招兵时全都叫上了，等到动员完毕时，再想把多余的人送回去可就难了。
由于长期和平，且领主仁慈、轻徭薄赋，勃艮第臣民当时过得非常舒服。在我看来，勃艮第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更有资格被称为应许之地。他们享受着后来再也没有的安稳富足，于今已有23年。男男女女生活奢侈，衣着浮华。欢宴作乐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都要繁盛气派，男女混浴嬉戏司空见惯，靡费而无耻（我指的是下层女子）。总而言之，当年不曾有君王纵容臣民至此，当今也不知有一国悲哀至此，我认为他们的命运正是由昌盛岁月的罪孽带来的。他们尤其不懂得自己获得的一切恩典都来自神，悦神者方得恩典。
在大军整装待发——集结过程非常迅速——之际，沙罗勒伯爵便带着全员出发了。除了炮兵以外，全军都骑马。那时的火炮又大又笨重，还有无数车辆，将大部分军队包在里面。对伯爵而言，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他自己。
伯爵向努瓦永（Noyon）进发，围攻防守严密的小城堡内勒（Nesle），几日后攻下。法国元帅若阿钦（Marshal Joachin）从佩罗讷赶来，一直在伯爵不远处，但因为手下兵少，所以对他无可奈何。当伯爵逼近时，他就撤往巴黎。
伯爵一路有征无战。他的部下从不强抢，于是索姆河沿岸和其他城市都允许他率大军入城，花钱购置军需品。城市似乎都迫切地想知道哪一方更强，国王还是诸侯。
伯爵来到巴黎附近的圣但尼，其他诸侯准备在这里加入他的队伍，但还没有现身。布列塔尼公爵派来副相作为代表，给了他一张签好字的空白文书，许其按照需要填写内容。副相出身诺曼底，非常精明；鉴于有人诋毁他，精明正是他迫切需要的品质。
经过大规模的遭遇战，伯爵兵临巴黎城下，损害了市民的利益。就骑士而言，城中只有若阿钦的队伍和农杜耶领主（seigneur de Nantouillet），这位领主后来成为大团长、忠心侍奉法国国王不亚于任何臣民，却没有得到多少奖赏。农杜耶被苛待主要不是国王昏庸，而是对手无端诋毁。当时（我后来得知）巴黎城内有许多人吓得高呼道：“他们进城了！”但这话并无根据。然而，我前面提到过、从小在巴黎长大的奥尔布丹领主认为他们应该攻打巴黎，它当时的城防不似现在这样坚固。骑士们也愿意出击；他们看不起市民，一路打到了城门口。但攻取这座城市的希望很小。于是，伯爵撤回圣但尼。
次日，他们商讨是否要去找贝里公爵（duke of Berry）和布列塔尼公爵，布列塔尼副相说两人就在当地。副相向众人展示了两位公爵的来信，其实是他自己在空白文书上写的。事实上，他对两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许多人支持撤军，大家还是决定渡过塞纳河，因为其他诸侯没有践行承诺，而且他们可能觉得渡过索姆河和马恩河（Marne）就够了。许多人感到不安，因为身后没有一旦情势需要便可退守的要塞了。全军上下对圣波勒伯爵和副相满怀怨气，但沙罗勒伯爵还是渡过塞纳河，扎营于圣克卢桥（bridge of Saint Cloud）附近。抵达后次日，他收到一位法国贵妇人的来信，信中说波旁国王（即路易十一）正在强行军向他扑来。
国王看到沙罗勒伯爵正逼近巴黎，而且担心巴黎市民会向他打开城门，或者向已经加入公益同盟（League of Public Weal）[152]、正从布列塔尼赶来的国王之弟和布列塔尼公爵二人打开城门。更担心其他城市会效仿巴黎，于是率部强行军进驻巴黎，阻止两股敌军会合。他后来向我谈起当年情形时多次提出，他本无意交战。
如前所述，沙罗勒伯爵得知波旁国王出兵扑来，于是也决定率军迎击。他公布了信件的内容，没有指明信是谁写的，号召大家尽力而为，因为他已经决定冒险一战。他在巴黎附近的隆瑞莫村（Longjumeau）扎营，王军司令则率领全体先锋驻于上游14英里（约22.5千米）的蒙莱里。伯爵派出探子侦察国王进军路线。在圣波勒伯爵在场的情况下，交战地点选在隆瑞莫村旁。按照公议，当国王逼近时，圣波勒伯爵应撤回隆瑞莫。决策做出时，奥尔布丹领主和孔泰领主也在场。
正当沙罗勒伯爵驻于隆瑞莫附近，前锋接近蒙莱里时，他从一名俘虏口中得知曼恩伯爵（count de Maine）已经与国王会合，王室领地的军队都到齐了，约有2200名骑士。另有从多菲内（Dauphiné）征召来的队伍和四五十名萨伏伊贵族，而且国王正与曼恩伯爵、诺曼底大总管布雷塞（Breszey）、出身蒙托邦家族（House of Montauban）的法国海军司令和其他人磋商。最终，国王力排众议，决定不开战，只是进入巴黎城内，远离勃艮第军营。我认为他的谋划很好。由于误信大总管，国王问他之前可曾将总管印信交给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诸侯。总管像往常一样哈哈大笑，回答说已经给了，诸侯会把印信看管好的，但他的身体属于国王。国王对回答感到满意，于是派他指挥后卫部队并负责路线选择。因为前面已经讲过，国王希望避免战斗。接下来，大总管擅自对一位亲信说：“我今天要把队伍带到对方阵前，除非有特别聪明的人，否则谁也别想把两军分开。”他也这样做了，但头一个死掉的人就是总管自己。这些内容是国王对我讲的，因为我当时在沙罗勒伯爵一边。
1465年7月16日，王军前锋抵达圣波勒伯爵驻守的蒙莱里。后者火速向扎营于14英里（约22.5千米）外预定战场的沙罗勒伯爵派出信使，请求尽快增援。因为敌军骑士和弓手已经下马，离车营很近了。他说自己不能按照命令撤退，因为那样看起来像逃跑，从而危及全军。伯爵立即派出勃艮第私生子安东率大队人马前去。他犹豫要不要亲往，但最后还是跟着其他人出发了，抵达时快到7点。5队或6队王军已经到了，两军之间有一条长长的沟渠。
沙罗勒伯爵发现圣波勒伯爵下了马，其余人都已就位。射手已经下马，每人都在身前插了一根木棍。现场有几桶开封的葡萄酒供士兵饮用。就个人浅见而言，我从没有见过战意更盛的军队，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最初的决定是全体步战，无一例外，后来又改了，骑士还是在马上作战。但有几位勇敢的骑士被要求下马，包括科尔德领主（seigneur de Cordes）兄弟。拉兰领主腓力也下马了，因为勃艮第人最敬重与弓手并肩步行作战的人，其中不乏大领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步兵更好地安心作战。勃艮第人是从英军学会这一招的，后者曾与腓力公爵一同与法国交战，整整打了32年，期间没有一次停战。但那时的仗主要是富足而强大的英格兰人在打，统领他们的是勇猛非常的亨利国王。国王有好几位智勇双全的弟弟以及索尔兹伯里伯爵塔尔博特（count of Salisbury, Talbot）等优秀将帅。还有其他人我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与我不是一个时代，尽管我见过其中的不少人。当神厌倦了对他们的眷顾时，这位明主便殒命于万塞讷森林（Forest of Vincennes），他的疯儿子在巴黎登基为英法两国的王。英格兰的其他显贵变了心，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到今日乃至此刻的分裂。约克家族篡夺了王位，或者说合法占有了王位——我不知道依凭何在，因为王位归属是由上天决定的。
勃艮第人先下马，又上马，一来一去浪费了不少时间，也蒙受了伤亡。勇猛的年轻骑士拉兰的腓力因为盔甲不好而死去。王军排成一列纵队穿过托尔富森林（Forest of Tourfou）。我们抵达时对方连400人都不到，许多人认为要是立即出击的话，我们根本不会遇到抵抗。因为我已经讲过，敌军后面的人只能一个接一个地上来。不过，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多。高贵的骑士孔泰见状后立即去找沙罗勒伯爵建言，说要想打胜仗，现在就是进军的时机。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说若是早一些出击，敌人早就被打败了。因为他发现敌军之前数目很少，而眼下显然正越来越多。这也是正确的。
接着秩序大乱，不再有讨论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发表见解。另外，一场大规模遭遇战已经在蒙莱里村边打响了。双方都只有弓手。国王一方由庞塞·德里维耶尔（Poncet de Rivière）率领，全都是“敕令军团”的弓手，身着统一的金边制服，秩序严整。勃艮第一方则既无秩序，又无领导，这种人最容易挑起遭遇战。拉兰的腓力、雅克·杜马斯（Jacques du Mas）下马和他们在一起。雅克很有名望，后来担任勃艮第公爵查理[153]的马政总管。勃艮第人多，夺取了一座房屋，拆下两三扇门板当盾牌，开始向街道推进，还点燃了一间屋子。风向有利于他们，将火势吹向王军。王军遂开始后退，上马逃窜。听到这边的动静后，沙罗勒伯爵率军出击，丢掉了所有之前决定的部署。他们本来打算分三个阶段进军，因为双方之间的距离太大了。王军在蒙莱里城堡附近，阵前有一大片树篱和一条壕沟。田里的麦子、豆子等作物长得茂盛，因为那里的土壤很肥沃。伯爵的所有弓手都在他前面乱糟糟地走着。我认为弓兵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但人数一定要多，人少则无用。他们应该也没有好马，不会为丢掉坐骑而难过，甚至根本没有马。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证明自己，全体都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世界上最优秀的弓手，英格兰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前面讲过，伯爵决定行军途中休息两次，因为路途遥远，而且茂密的庄稼不利于行动。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仿佛他们是故意要毁灭自己。神在此事中表明，成败掌握在神的手中，胜利由神任意赐予。我认为，让这么多人摆出并维持整齐的阵形也好，让战局完全按照帷幄中的运筹也好，这都超出了人的智慧。我还认为，凡是相信这两件事的人都犯下了违逆神的罪，假如他思维正常的话。相反，每个人都要尽力而为，为所必为，明白胜败是神在掌握，神往往是通过小事和意外来操纵胜败的。而且神有时会将胜利赐给一方，有时又会赐给另一方。此间奥妙无比，能让王侯大国毁于一旦，又让其他势力崛起为霸主。
书归正传，伯爵马不停蹄地行军，弓手步卒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王军从树篱两侧出来，当双方接近到可以将骑枪放平的距离时，勃艮第骑士不等弓手射出第一轮箭就冲了出去，尽管弓手才是全军的精华和希望；因为我相信在1200名骑士中，会把枪端平的人不超过50名，身穿胸甲或有穿甲侍从的人不超过400名。这一切都是因为承平日久，加上历代勃艮第公爵为了不给人民造成负担，就没有维持一支常备军。从那天起直到现在，勃艮第就再没有过和平，如今更比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于是，勃艮第人自己毁掉了全军的精华和希望。但神是如此不可思议，令伯爵在正对城堡的右翼取胜了，没有遇到抵抗。那一天，我一直在他身旁，感到的恐惧比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少，因为我太年轻了，还不知恐惧为何物。但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人敢抵挡伯爵的锋芒，他在我眼里是最强大的人。缺乏经验的人就是这样，见解中混杂着糟糕的理由和贫乏的认知。因此，我们最好接受这种人的见解，他知道世人从不后悔说得太少，却常常后悔说得太多。
左翼是冯·拉芬施泰因领主（seigneur von Ravenstein）、圣波勒的雅克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骑士不足，似乎抵挡不住，但距离敌人已经太近，来不及换阵形了。他们确实也很快被打败，赶回车营内；大部分人逃进了2英里多（约3.2千米多）以外的森林。有几队勃艮第步兵在车辆附近重新集合。追兵中有多菲内、萨伏伊的骑士和许多武士。他们觉得仗已经打赢了，因为包括许多大领主在内的左翼勃艮第军大溃，纷纷逃往以为还在自己手里的圣马克桑斯桥（bridge of Sainte Maxence）。林中还有不少人。和其他人一起，圣波勒伯爵也带着大批护卫撤退了（车营离林子很近）。他后来明确表示，他到那时还不觉得大势已去。
再看沙罗勒伯爵一边。他只带着少量随从一路追到蒙莱里以外2英里（约3.2千米）左右的地方。因为大队敌军都不知道自卫，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一位来自卢森堡、名叫安东·勒布雷顿（Anton le Breton）的年长贵族想把他拉回去，告诉他法国人已经重新集结了，继续追的话肯定会吃败仗。尽管他反复说了两三遍，可伯爵还是没有停下。这时，我前面提到过的孔泰领主也匆匆赶来，跟他说了同样的话，语气相当强硬。于是他听从了建议，转身回返。我相信如果他再前进两箭之距，他就会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被俘了。穿过村庄时，他遇见了一支败逃的步兵。尽管他身边不过百骑，还是上前追击。但一名步兵转身用矛刺中了他的腹部，我当天晚上亲眼看到了伤口。其他人大多穿过园圃逃走了，但那人被杀了。当伯爵从城堡近前经过时，他看见国王卫队的弓手站在大门前。他惊讶极了，因为他还以为王军已经放弃了抵抗。他转向一旁，想要沙场决胜，结果在那里遭到十五六名骑士的攻击。（他已经与不少部下失散了。）敌人杀掉了他的同伴——手持一面伯爵纹章旗的腓力·德奥格尼斯（Philip d’Orgnis）。伯爵也深陷险境，多次被击中，有一次被短剑划到脖颈，因为绑得不牢的护腭早晨就掉了，结果留下一道终生不消的伤疤。我亲眼见到护腭滑落。一人将手放在他身上，高喊道：“投降吧，仁慈的大人！我认识你；不要把自己害死啊！”但他还是继续抵抗。就在这时，个子高、块头大、力气也大的巴黎医师之子约翰·卡代（Johann Cadet）骑着一匹雄壮的马赶了上来，把敌人驱散了。王军又撤回早晨列阵的战壕里，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这边有人来了。血流如注的伯爵来到田地中部相迎。勃艮第私生子的军旗被砍得只剩下一英尺（约0.3米）长，伯爵弓手的军旗下总共不到40人；我们身边不过30人。就这样，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会师了。后来出了名的伯爵侍从西蒙·德坎热（Simon de Quingy）送来一匹新马，伯爵毫不犹豫地骑了上去。伯爵在地里四处召集部众，但哪怕有100名敌人冲过来，我们这些还留在那里的人就只会想到逃跑。10人、20人加入了我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步兵们在艰苦的行军交战过程中受了伤，而且筋疲力尽。伯爵很快就回去了，但身边连100人都没有；不过，更多人渐渐聚了过来。半个小时前还高高的庄稼现在都秃了，田里尘土飞扬。四处都是倒地的人马，但烟尘太大，辨认不出死者身份。
没过多久，我们就看见圣波勒伯爵从林中出来了；他大约有40名骑士，军旗也在身边。他直奔我们而来，更多人朝他聚拢过来，但看起来还有很远的样子。我们三四次派出信使催促，但他并没有调整速度，一直慢悠悠地走来。他让人捡起被扔在地上的骑枪，整齐地走过来，此举令我们大为振奋。他来的一路上召集了很多人马，与我们会合后共有约800名骑士。他手下步卒很少——如果有的话——使伯爵没能大获全胜，因为两军战线之间有一大片树篱和一条壕沟将其隔开。
在国王一边，曼恩伯爵和其他一批人，约有800名骑士逃跑了。很多人说曼恩伯爵与勃艮第人结盟，但我不相信是这样。两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临阵脱逃，但两位统帅一直在战场上。在国王一边，有一位显贵马不停蹄地跑到了吕西尼昂（Lusignan）；在伯爵一边，有一位大领主逃到了孔泰河畔凯努瓦（Quesnoy-le-Conte）。两人都无意交战。
两军对面列阵，火炮开了几发，两边都有人被打死。谁都不想再打了。我军人数更多，但国王亲临前线，发言激励骑士的行动非常有效。我确实认为，从我在现场的了解判断，要不是有他在，他们肯定早就跑光了。我们这边有几个人想再次开战，尤其是奥尔布丹领主，他说自己看到有一列敌军在逃跑，只要我们能拉出100名弓手越过树篱射击，全军就会动起来。
尽管有这样的提议建言，但直到夜幕降临，双方连一场小规模战斗都没打。国王退回了科尔贝（Corbeil），我们却以为他露宿了一晚。国王先前所在的地方有一罐火药被意外引燃，接着烧了几辆大车，沿着树篱一路蔓延，我们还以为那是敌军的篝火。
圣波勒伯爵以实际统军者的身份出面，下令将车营推进到我们之前所在的位置，把部队围起来；奥尔布丹领主的态度甚至要更坚决。我们照做了。当我们再次摆好阵势时，许多先前追击我们的王军将士冲了上来，自以为胜券在握，结果被迫从两边撤退。有一些人成功逃脱，但大部分都被杀了。国王一边战死的显贵有王室总管圣贝林的戈德弗雷（Lord Godfrey of Saint Bellin）和队长弗洛凯（Flocquet）。勃艮第一方有拉兰的腓力阵亡，步卒和非显贵死得比王军更多。但王军的骑兵死得更多。王军从逃跑的人里抓到了更多俘虏。两边合计战死者至少有2000人。仗打得很漂亮，两边都有勇敢的，也有怯懦的。但在我看来，两军能在战场上重新集合，对垒三四个小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两军统帅肯定嘉奖了战场上的忠勇之士，但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出的是凡人的样子，毫无天使的姿态。一个人因为临阵脱逃而丢掉了官位勋荣，然后交给另一个比他多逃了45英里（约72千米）的人。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被剥夺了官位，主人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但过了一个月，他比过去还要受尊崇。
在车辆的环绕下，我们尽力搭起了营帐。我们有很多人受伤，大部分人灰心丧气，害怕巴黎市民和巴黎城内有200名骑士的若阿钦元帅会发起进攻，让我们陷入两面夹击中。那天晚上特别黑，于是50个枪队被派出去确定御营的位置；但出于偶然原因，只有20个枪队出动了。我军营地与我们以为的御营位置之间大概有三箭之距。同时，沙罗勒伯爵和其他人一样进了一点饮食，脖子也包扎了。我们搬走四五具尸体才给他腾出地方吃饭。那里有两小捆稻草，他就坐在上面。众人正要搬走一名倒在地上的可怜人，他开口要喝的东西。大家给他倒了一点伯爵刚喝过的药水，他就好了。他原来是伯爵卫队中的一位名射手，叫萨沃罗特（Savorot）。他接受了包扎和治疗。
现在，他们要讨论接下来的行动。圣波勒伯爵首先发言；他认为我们身处险境，建议天一亮就朝勃艮第方向走，烧掉部分车辆，保住火炮就行。除手下有10个枪队以上者，任何人不得带车上路。他说，部队没有粮草是不可能留在巴黎和国王之间的。接着，奥尔布丹领主说大家应该先听听探子回报。另有三四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最后，孔泰领主说一旦流言在军中传开，人人都会逃跑，走不到90英里（约145千米），俘虏就会被抓。他给出了几条好的理由，说在他看来，大家在夜里应该尽量休息好，等到破晓时分向国王发起进攻，奋战到底。他认为这样做比逃跑更稳妥。伯爵听取了康泰领主的意见，决定全军修整两小时，但号声响起时要做好战斗准备。然后，他派出几名领主去激励战士。
临近午夜，探子们回来了（可以想见，他们没有走太远），报告说国王就在刚才看见起火的地方附近。其余探子即刻被派了出去。一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可大多数人宁愿逃跑。快到早晨时，营中派出的人遇到一位我们这边的车夫。他前一天早晨曾被俘虏，当时正从村里往外送酒，对探子说敌人全都离开了。他们把消息送回军中，同时前去核实真假。他们发现情况正如车夫所说，于是回营报告，引得全军大悦，许多一个小时前还消沉不已的人现在说应该追击敌军。我的马又老又累，还喝了一桶酒。它是偶然把头伸到了酒里，我就让它接着喝了。我从没见过它像今天这样振奋和精力充沛的样子。
天亮时，大家纷纷上马，各队列好阵势。同时，许多躲在林子里的人也归队了。沙罗勒伯爵叫来一名方济各会修士，命令他说自己从布列塔尼军中过来，他们白天就会抵达。此举大大鼓舞了士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沙罗勒伯爵一整天都在战场上，心情很好，因为他认为当日局势是自己的功劳。这种看法之后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从那时起，他便师心自用，再也不听别人的建议。那天之前，他不曾统军，也不喜欢一切与统军相关的事物；但那天之后，他改变了心意，直到死去，因此丢掉了性命，家族覆灭了，即便家族没有全毁，至少是损失惨重。他之前的三位公爵伟大而聪慧，大大提升了家族的地位；除了法国国王以外，罕有国王像他一样实力雄厚，更无一位国王拥有更宏大、更美丽的城市。自视过高的人，尤其是君主不懂得恩典和幸福来自于神。关于他，我还有两件事要说：其一，我相信不曾有人能开创比他更大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成就；其二，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胆大。我连续7年随他出征，至少整个夏天都在一起，有时冬天也在，但我从没听他说过自己累了，从没见过他表现出害怕。他的设想是宏大的，他的决定是重大的，但没有人能做得到，除非有神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