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世纪盛期

1　种姓骑士

民族大迁徙既不意味着一个强健、自然质朴、拥有正直传统的民族更新了一个堕落衰朽的民族，也不意味着日耳曼自耕农取代了罗马依附农，而意味着以市政官职、财富和教育为基础的罗马贵族被目不识丁，以彻头彻尾的战士体制为依托的日耳曼贵族取代。这种贵族与塔西佗笔下原始日耳曼部落的大人（nobility）[45]没有多少关联；纵观法兰克帝国，只有墨洛温王朝还保留了早期的酋长阶层。新贵族最重要的根基是这样一些家族：他们通过国王赏赐和战争财获得了大片田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伯爵或伯爵副手掌握了政府大权。但在法兰克帝国中，这批新贵起初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种姓。在当时的法兰克文献中，“nobilis”和“ingenuus”都是指自由民，本质上就是法兰克人，或者说战士。一小撮新贵就是从众多社会经济地位底下的酋长当中产生的。

在萨克森人中，古老的日耳曼“大人”以不同于法兰克人的方式继续存在。当查理曼击败他们时，他们形成了一个悬隔于下层群体的种姓，以至于“nobility”一词在萨克森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在狭义的法兰克王国境内。但这只是过渡阶段，随着萨克森“大人”也承担起法兰克伯爵的职责，他们也具备了治民者的特征。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伐利亚，一部分原有的“大人”家族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因此，归根结底，贵族意义上的“nobility”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权能。从加洛林帝国整体来看，他们是由掌握宫廷高位和伯爵领地的大地主组成的。下层大人则与自由民合流。于是，“nobility”的概念逐渐失去价值和含义，不再是战士的同义词：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非自由民具有了战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由民放弃战士地位，变成了农民。直到11世纪为止，不管身份是自由民或非自由民，战士在日耳曼-罗马国家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困窘的一群人，换句话说，他们与广大普通市民农民阶层没有两样。一部分战士生活在国王、公爵、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长宫廷和府邸中，直接归领主调遣，或者戍守要塞；另一部分生活在乡下，靠封建制度下的小农庄生活。

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这些关系，其中不仅笼统地提及战士阶层（militaris ordo）或骑兵阶层（equestris ordo）2，还区分普通战士（gregarii milites）和上级战士（primi milites）3，甚至会将战士分为一、二、三等。4尽管如此，这些词汇并不是专业术语，也不是法律概念。5我们甚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底层都是非自由民：最底层肯定也有自由民，而非自由民中也有升至高位，荫及子孙，同时没有摆脱非自由民身份的人。

所有从下级战士阶层向上攀登的人都在靠近贵族身份——甚至可以说是掌权贵族。征服了英格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人并不都是北欧血统，而是由来自于不同族源和依附于诺曼人组成核心的战士们。德意志国王在意大利权势的扩张为许多德意志骑士带来争取更高地位和更大产业的机会。在持续的东方殖民活动中，德意志人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统治者家族。法国人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最多的兵力，而这场行动同样包含殖民成分。西班牙人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向摩尔人所在地区推进。

当年拥有大片田产的骑士非常少，现在依然如此。这里有一个证据：甚至在今天，旧德意志地区的骑士庄园数目也很少，绝大部分在殖民地区，或者按今天的叫法，是东易北河（Ostelbien）地区。

西方骑士的持续扩张也提升了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我们发现，过去只存在于事实层面的社会分化现在开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过去变动的边界区域如今被界定为清晰的边界线。首先是上层“大人”形成了明确的分层，之后下层“大人”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2世纪几乎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

除了寄居领主门下者，骑士阶层的经济基础都是封地。封地是不可世袭的，仅限附庸终身占有，领主去世时亦可收回（第2卷第四篇第4章）。但如果有合适的继承人，封地自然会传给他。从这种做法发展出一种世袭的主张，世袭的主张又越来越演变为一种世袭权利，于是巩固和提高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康拉德二世传记的作者威博（Wipo）告诉我们，这位皇帝“不再褫夺先祖长期领有之封地，深得骑士（mmilitum）之心”。按照同样的思路，他在意大利正式颁布法律，规定封建领主不得将骑士封地分成生息或收租的地块（佃产），也不得对封地持有者提出超出常例的服役要求。骑士法庭的陪审团由地位相同的骑士组成，且有权向皇帝或行宫伯爵提出申诉。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可能与继子施瓦本公爵恩斯特（Duke Ernst）的连续反叛有关。因为施瓦本的附庸不听从公爵号令，皇帝在冲突期间一直占据上风。

“我们不否认，”据说他们这样对公爵说，“我们明确发过效忠于你的誓言，除了那一个将我们赐予你的人以外，要为你对抗所有人。如果我们是国王也就是皇帝陛下的仆从，而他将我们赐予你，那我们就不能离弃你。但我们是自由人，认国王也就是皇帝陛下为我们的自由在地上的最高守护者，因此如果我们离弃他，我们就会失去自由，古人说，哪怕要赔上性命，勇者也绝不放弃自由。”

这段记载大概不是很可靠，因为勇者宁死也不放弃自由的说法引自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施瓦本的伯爵和骑士们不可能了解这本书。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也就是在封建国家的层级架构下，各个等级为彼此的地位和特权提供支持和担保。皇帝施政要咨询诸侯，诸侯施政要咨询骑士。这样一来，权力与自由就应当平衡。骑士对诸侯的权力发挥有限的影响，诸侯又对皇帝的权力发挥有限的影响。因此，维护骑士地位对皇帝是有利的。

下层贵族是通过授封仪式（dubbing）的形式获得完整社会地位的。如果说授封的做法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入伍”（Wehrh-aftmachung或Schwertleite）传统有关联的话，那么随着军制的整体变化，授封也具有了另外的特征。入伍仪式的对象是首次获得兵器的青年男子，只要他看起来能用兵器了就举行。由于军事领域的发展，重装备和高大战马逐渐产生了，要将它们分配给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似乎不太可行。他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学习、操练和考验，锤炼身体，这样才穿得起重甲，骑得了战马。古老的入伍仪式可能在14岁乃至12岁就举行了，而授封仪式大概要到20岁开外，往往比这还要晚得多。入伍仪式和授封仪式或许曾在一段时期内并存。但前者失去了意义，后者却发展为极受重视的仪式。全体基督徒骑士构成了一个兄弟会式的组织；每一个加入的成员都要发誓遵守骑士义务，甚至教会也常常会专门献上祝福。骑士的标志是肩带、骑士腰带（cingulum militare）和金马刺。我们发现，早在日耳曼人取代罗马军团时期的文献中，肩带和腰带就是战士地位的象征。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有一位殉教者，名叫阿基劳斯（Archelaus），他被颂扬的一桩事迹是让许多士兵皈依基督，士兵们接着就把骑士腰带（cingulum militare）放到了地上。6834年，虔诚者路易被迫在兰姆大教堂公开悔罪并成为修道士，记载中特别写到他将骑士腰带解下，放到祭台上（“cingulum militare deposuit et super altare collocavit”）。7每位骑士都有权为一人举行授封仪式，将其提升到与自己相同的地位。只要这项权利不受限制，当上骑士就不难，骑士阶层也就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了限制，只有骑士出身者才可授封。法国国王路易六世据说曾下令（1137年），凡非骑士出身而授封者，应夺其马刺并将马刺扔到牛粪堆上。81187年，红胡子腓特烈禁止牧师和农家子弟领受骑士腰带。9他的舅舅、历史学家弗赖辛主教奥托（Bishop Otto）曾以轻蔑的语气谈到意大利城市（1158年），说那里的工匠之子都会被封为骑士。10从13世纪起，圣殿骑士团规新修规范就不允许让非骑士出身者披上白袍，而且如果有非骑士出身者因失察而被接纳，则应开除团籍。11同时，封建法还确立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实质性规则，规定凡父亲或祖父非骑士出身者不得领受封地。12

“Heerschild”（封建阶梯制）这个词既表达了领地持有资格的概念13，也用于表达领地持有资格的等级。任何人都不得从同阶者处领受封地，因为那样一来，前者宣誓后就低于后者了（“Hulde”：受惠于他；“Mannschaft”：与其同列）。第一阶是皇帝，第二阶是行宫诸侯，第三阶是世俗诸侯，第四阶是伯爵，以此类推。次序在德意志南北有所不同，末尾是第七阶。不过，严格的阶梯制很快便被打破，到了14世纪就已经过时了。

于是，授封（也叫“赞授”，“accolade”）的意义并非肯定社会地位，而只是肯定个人名望，因为获封是基于个人的条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有额外条件，即祖上也必须是骑士。这就创造了一种世袭的品位。世袭的情况或许之前就现实存在，但并没有法律的依据。14

红胡子腓特烈即位之初（1156年）颁布的《维和令》（constitutio de pace tenenda）是授封资格限制导致阶层形成的先声，规定只有出身骑士家庭者才允许决斗。15

现在，新观念完全取代了早已混淆的自由民和非自由民的区分和价值。出身骑士家庭，属于骑士这个新种姓的非自由民跨入骑士阶层，非自由民的身份逐渐模糊，以至于大批原本是自由民的骑士自愿成为非自由民。16尽管直到中世纪结束时，某些地方依然遗留着非自由民身份的痕迹，但这一区别最终还是完全消失了。如果德意志地区曾经存在过虽然不是战士，但地位仍然高于非自由民骑士的自由民，那么从12世纪起，骑士——不管是不是自由民——都无条件地高于普通自由民。17

因此，要想当上现代意义的“贵族”，传统日耳曼武士必须经历一个“化蛹成蝶”的特殊过程，首先要认清自己处于不自由的状况，从而与那些真正的非自由民打成一片。接着，这个非自由民武士官员阶层就将自身提升到了掌权种姓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向非自由身份转变的过程。事实上，它只在德意志地区才有确实存在的证据；它在法兰西的重要性极低，以至于有人完全否定它的存在。18英格兰根本没有“役人”群体，英格兰国王事实上对骑士施加的苛政要远胜于德意志诸侯对役人的权力，役人尽管理论上是非自由人的身份，但他们形成了一个身份意识很强的兄弟会，不仅索要甚多，捍卫自身权利也极为坚决。

不论这个阶层的形成有多么重要，我们还是难以用准确的语言，在它自身的演变过程之中去把握它。按照当代的理解，骑士是出色的、通常拥有土地的战士，正是12世纪开始形成并发展为下级贵族的那个阶层。但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至少是可以——将骑士阶层认定为一个复杂的战士群体，它是由从民族大迁徙之后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部落发展而来的，也有图尔（Tour）会战后通过附庸制与封地制产生的。但这就带来一个尴尬的状况：自12世纪之后，“骑士”一词的指称范围大大窄化。这个问题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中世纪在这方面的用语本来就很不确切。究其要点，自12世纪之后，过去并不显要的战士阶层越来越突出，“骑士”一词从此就局限于一批社会地位相当高的人身上。下层武士被称作“军士”（“serviens”或“Knecht”），于是骑士与军士（Ritter und Knechte）经常用于指代全军。偶然因素在这些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从一件事里就看得出来。在德语中，普通的“Reiter”（骑手、骑马者）演变成了显贵的“Ritter”（骑士），“Knecht”则下沉为底层士兵；英语的情况恰恰相反，“knight”（骑士）显然与“Knecht”是有关联的。“Knecht”有一个同义词是“Knappe”，两者的词源是相同的，因为“Knappe”就是“Knabe”（男孩），而“Knecht”的本意也无非是年轻人。但是，“Knappe”的意思渐渐变成了随身服侍和帮助骑士的年轻人，尤其是出身骑士家族、以学徒身份为主人做事的年轻人。最后，我们还应该记得德语里还有第三个原意与“Kechet”和“Knappe”相同的词：“Thegen”（瑟恩武士）或“Degen”。

因此，骑士种姓在罗马-日耳曼化的欧洲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作为入侵者和征服者的日耳曼人认为完全的自由民只有战士，也就是他们自己。但这并没有真正发育出种姓，原因恰恰在于这个群体过于依赖族群对立。基于族群的武士集团被基于附庸制和封地制的武士集团所取代，扩大了集团的基础，后者也因此跨越了自由与非自由的对立。但本质上世袭的职业武士阶层与非武士阶层的对立依然存在，高级贵族和下级贵族都是从武士阶层中发展出来的。

于是，这批出身骑士家庭，通过授封仪式加入兄弟会性质的骑士团体的“新骑士”形成了战士阶层中的战士阶层。理解此事何以发生并不容易，却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武士种姓的成形与确立不仅要有法律上的名义，更要有沙场上的实效，也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确实技高一筹。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日耳曼人在一个时期打败了罗马人那弥漫着市民与和平风气的世界帝国，也不难理解后来维京人为何能大杀四方，自立为武士种姓。然而，新生的骑士阶层彻底脱离周边环境，最终成为掌权贵族，这何以成为可能？除非进一步深究，否则答案不能显明。军人天性、强健体魄、勇猛之气都是不能直接遗传的，而通过教育的塑造也不能避免同族其他阶级的子弟中经常涌现出不亚于乃至优于骑士后代的人才，特别是骑士阶层身边就有同样世袭的军士阶层。军士当中肯定常有体力、武艺和勇气不亚于任何骑士的人，这是自然现象。

由于授封仪式与圣职任命有关，而且年轻骑士的誓言中有为教会服务的字句，有人大概就认为这个新阶层源于教会。骑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普遍的基督教修会，尽管其组织是如此松散，以至于“修会”一词似乎是极度的夸大。但一直有人相信，骑士制度应当视为对货真价实的骑士团——不久前在东方组建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效仿，普遍意义上的骑士基督徒修会则是宗教热情高涨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的产物。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误入歧途。假如这一切的意义不过是某些武士说了一些仪式性的宗教誓词，往战袍上加了某些宗教徽记，那么这些现象就既不会有任何军事艺术史层面的意义，也不会导致一个在数百年里坚守自身地位的强大贵族阶层的形成。显然，这种现象存在着一股战争艺术史意义上的极强力量。除非我们完全沉浸到中世纪军事状况的本质里，探求其中的驱动力，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一演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技术层面开始。

如前所述，直到查理曼时期，武士的护具——头盔、盾牌和锁子甲——都不是特别重。头盔没有面罩；锁子甲只保护上身，颈部没有防护。在整个中世纪，我们会发现装甲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沉重。19古时候，战士经常与主要防具盾牌并称（“scutati”：盾士）；到了11世纪末，新的称呼“甲士”（loricati）取代了盾士；最后，从13世纪起，兵力计算的基准成了披甲战马（dextarii或falerati cooperti）。20

在罗马军团的时代，战场决胜靠的是维持阵形坚固、巧妙机动和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战术单元的合力，而在中世纪靠的则是单兵武艺和勇气。但是，精良的武器对精湛的技艺大有助益。不开裂的长枪、可透铁甲的刀剑、坚不可摧的盔甲盾牌——胜仗是它们带来的。

与《荷马史诗》一样，当时的歌谣不仅颂扬英雄人物，也夸耀战无不胜的神兵、圣剑巴姆鲁克的来历与神异。不仅刀剑经常有专门的名字，而且骑士的其他兵器也是如此。

武器精良、全身重甲、练过这些装备的人在单打独斗中就是比盔甲差劲的人厉害。尽管如此，军队里不能只有他们，因为重甲战士对许多必要的战争活动是无用的。他们步战很不灵便，只能离开固定位置很近的距离，另外上马、下马、从地上起身都很困难。21他不能长时间追击敌人。他不能使用任何远射武器。事实上，他只用一匹马是不够的，为避免沉重负载将战马累垮，他必须将战马尽可能留到最后关头。行军时，他必须骑别的马，因此不能只有一匹马，而是要有两匹乃至三匹（这在11世纪以来的文献中看得很明白）。22到了12世纪下半叶，战马开始披甲了，这种做法早在东哥特人与贝利撒留交战时就偶有记载。23

因此，从加洛林王朝到奥托大帝的时代，尽管有许多细小的区别，军事技术和武器方面还是相对一致的。与此同时，从广大战士中逐渐产生了一批愈发显要的精英武士，他们有能力购置和演练最昂贵和最完整的盔甲，供养多匹战马和仆人。这些骑士不能单独参战，他们身边需要各种各样的协助——不仅是仆役和侍从，也要有轻装步兵和射手。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阶段，我们发现各个步骑兵种消失并彼此融合。同一批人既上马作战，也步行作战，既使用远程武器，也使用近战兵器。现在，步骑兵种再次出现了，但与古代完全不同。重装骑士身边有轻骑兵、弓骑兵、步行的弓手和弩手，还有近战步兵。如果只看表面，只看兵器，那么古今差别似乎并不明显：攻击用的兵器是一样的，防具也类似。但相似的外在表象在更深层处是本质的概念差异。

最相似的是轻装步兵，特别是弓箭手。与过去一样，他们只是辅助兵种。征服者威廉将他们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直到那时，这些兵种在德意志地区还用得很少，但其重要性从12世纪开始就稳步提高。

西欧原本是没有弓骑兵的，弓骑兵在罗马人中间也很少见。弓骑兵是东方民族，是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传统兵种。就连十字军最初也都是通过敌人才了解他们的，或至少是学会了害怕这个兵种，然后自己也雇佣起弓骑兵。

近战步兵似乎曾一度完全消失，尤其是德意志地区，那里有许多场战斗的记载根本没有提到骑士下马战斗，纯粹是骑战。24在第一次和历次十字军东征中出现了许多下马武士，但原因大概往往只是马没有了。但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近战步兵逐渐在西方出现，并形成了与古典军队的根本区别。近战步兵是古典军队的中坚力量，结成大阵，后来阵形变得更加精巧，同时也没有丢掉集群的威力。中世纪没有这样的步兵。即使装备了防具和穿刺劈砍的兵器，步兵在战斗中还是完全没有独立性，只是骑士的辅助。

因此，骑士也变得不同于古代重装骑兵。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王伴”（hetairoi）概念或许很接近中世纪初期的骑士。到了中世纪晚期，真正意义上的“骑士”的装备无疑要比任何古代骑兵都要重得多。汉尼拔和恺撒从蛮族雇佣的骑马作战单位更接近近代骑兵的概念，而非骑士。骑士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兵种，因为任何一个其他兵种——轻骑兵、步兵和弓手——面对面都挡不住他们，因此他们决定了战斗的胜负。骑士能不能击溃人数众多的罗马军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中世纪步兵肯定挡不住骑士。因此，凭借其武器的类型和威力，骑士构成了军队的骨架。不管从哪个方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骑士，他是普通士兵的榜样，他的精神激励着后者，他的影响力也指导着后者。出身、训练、团结精神和社会地位将骑士的荣誉感和雄心强化到了极点，他必须做到勇猛非凡，否则就会受到鄙夷。我们能够看到，骑士既是兵种又是世袭阶层这一点不单纯是人造的概念，也不是偶然状况。如果没有这样一支社会中坚力量——或者更恰当地说，没有这样深厚的社会根底，那就难以集结起中世纪重骑兵所必需的精英集团。常备军曾存在于古代，到了现代又再次出现，他们通过集体生活和纪律被训练成战果卓越的队伍，中世纪是没有这种常备军的。军事训练只是家族和阶层内部的事情。于是，兵种就会变成世袭阶层，世袭阶层也会变成兵种。

腓特烈二世皇帝不无正确地写信给儿子说，他应该派更多骑士来，“因为帝国和皇帝本人的权力寓于骑士群体中”（“cum specialiter in multiudine militum decus imperii et potentia nostra consistat”）。1368年，科隆市与于利希伯爵（count of Jülich）续签起始于1263年的盟约时专门加了一条，规定伯爵在9名骑士以外提供的15名骑士侍从必须“是出身本阶层的良人”（“guder Lude, zum Schilde geboren”）。25

一个事实鲜明地体现了这个兵种的重要性，即拉丁文作者仅仅称呼骑士为“miles”——只有骑士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战士。这个词在古典拉丁文中指的是普通士兵，现在指的是最杰出的军人。10世纪末的里歇尔（Richer）首次使用了“milites peditesque”（骑士和步兵）这个短语，时间是995年前后。从此以后，这个用法就经常出现，26好像步卒根本不是正经士兵一样。当然，这个词从来不是一个定义稳定明确的术语。当一份中世纪文献记载一支军队的兵力是多少milites时，我们绝不能在没有进一步探究的情况下得出它还包括一定数目的其他兵种的结论，即轻骑兵、骑士侍从、普通士兵、弓箭手或其他步战兵种。至少在12世纪，如无特别说明，则“milites”也有全体骑兵的意思；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支军队到底是全由骑兵组成，还是也有步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miles”一词越来越仅限于真正的和狭义的骑士。27

旧武士阶层大体上也是世袭制，而且以内部通婚为主。不过，勇猛的年轻市民或农家子弟，乃至非自由人也可以加入这个阶层并成立武士家庭。反过来看，这些家族的子弟有时也会转变为农民或市民。现在，随着上层成员脱离开放的武士阶层，混迹于诸侯、伯爵、主教府邸和庄园这些培育特殊教养和优雅举止的社交中心，武士阶层的地位就下降了，分化最终也明确了下来。

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注意本作第1卷（第四篇第1章）中介绍的上古时代罗马政治制度的一件事。上古史的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城市贵族——希腊的Eupatrids和罗马的patricians——的起源问题，更进一步讲，为什么罗马的城市贵族比任何一个希腊城邦的城市贵族都要强大和持久得多。我给出的办法是联系中世纪文献来考察古代文献，正如我曾利用勃艮第战争的文献来澄清希波战争的情况。在中世纪，军功导致贵族阶层的形成；同理，一切资料都指向一个事实，即远古史前时代也发生了类似的变迁过程。一段时间以来，“远古中世纪”已经成了常规的提法；在意大利，对骑士阶层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骑战也比在希腊显著得多。

但到了有史以来的古典时期，骑士阶层——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决定战争胜负的战士种姓——就不复存在了。罗马贵族（起初是patricians，后来是optimates）是凭借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来统治的。与日耳曼公爵和伯爵不同，罗马执政官的首要身份不是战场上最优秀的战士，而是市长。哪怕到了职业军人观念和常备军完全取代古代罗马公民兵的时代，军队统帅也不以军人自居，而依然主要是政府官员。作为行省总督，卸任执政官和卸任裁判官也会统领军队。与此相反，日耳曼国王和王室官员原先是战士，保持了战士的本色，甚至是在他们凭借军事地位，完全掌控和治理民务时也是如此。中世纪的皇帝和国王都是骑士，他们的朝廷整个是由骑士组成的。占有土地的诸侯和伯爵是骑士，就连主教和修道院长也有骑士相随，而且经常亲自披挂上阵。按照艾因哈德（778年）的说法，查理曼让廷臣（aulici）担任军队首长。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非骑士即教士，不存在两者以外的人。于是，摘下骑士腰带的国王或其他贵族就完全放弃了世俗生活，准备到修道院出家了。28就连《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厨房总管鲁莫尔德（Rumold）都是一位“精挑细选的骑士”。一切不归教士行使的高级职能都由战士负责。凭借优越的职位、财富和收入，在国王、诸侯、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宫廷和府邸中当差的人构成了骑士阶层的最上层。

罗马显贵只需要做官员就可以了，因为凭借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能够掌控驾驭民众。到了罗马-日耳曼化的中世纪，领袖们可以没有训练有素的支队和大队，他们之所以成为人民的领袖，只不过因为他们同时也是胆子最大的斗士和力量最强的军人。

在这些圈子里，塔西佗描绘的古老日耳曼英雄观念延续了下来，并在故事和歌谣中维护和发扬：一方面，原本悲壮的英雄观念在这个时期变得更轻松了；另一方面，在资历较浅的家族中兴起了美的意识，而且最终激发出了理想化的骑士美学。通过自我施加的自律，骑士们变得高雅了。宫廷规矩和理想化的宫廷爱情就是骑士们的导师。29他们用自己的勇气为教会代表的永恒观念服务。

身居社会地位顶层的骑士阶层是中世纪盛期特有的战士阶层，但并非当时唯一的社会阶层。尽管出身地位是骑士的一个重要而合理的基础，但普通士兵中自然也一直存在着许多能够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担任官职的小块封地持有者往往并没有进入骑士阶层，但这些家族毕竟属于世袭战士阶层。30不管他们是不是只有小块封地，是不是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位军事首领本人如果知道某些普通士兵可以胜任职务，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为他们提供骑士级别的装备。31

从现实角度看，一支军队除了真正的骑士，肯定还有许多——往往是极多——其他装备类同骑士的战士。32既然有未经历授封仪式的战士像骑士一样作战，也可能有出身骑士阶层的人充任低级兵种，或者穿的盔甲不是自己的，而是从领主那里借来的。另外，尚未授封骑士的年轻骑士阶层子弟，也就是侍从，表面上似乎也会融入轻骑兵队伍，与出身普通的轻骑兵并肩作战。社会地位和兵种地位的转换都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现实角度来看，各兵种和阶层之间不像理论上那么容易区分。33

起初，骑士阶层是从转化为田产贵族的上层市民中逐渐分离出来的。战士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认为罗马化地区的日耳曼部族居于乡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伯爵的随从，他们本来就大多住在城里。行商不仅要会做买卖，也要有武艺，他们是兼职的战士。在城中伯爵和主教手下的战士里，似乎又有不少直接进入商界。在750年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颁布的敕书和不来梅主教的法令中，我们发现“经商”（qui negotiantes sunt）战士是一个单独的名目。在依然从军的战士当中，财产足够多的人当上了城里的官，还与富商家族共同形成了城市贵族阶层。34红胡子腓特烈禁止农民和牧师子弟授封为骑士的敕令中，没有专门触及市民阶层的问题。

不管转化过程在各个方面的可能性有多么千变万化，中世纪军制的核心根本上是由世袭的战士种姓制度形成的。由此产生的摩擦和困境以一种务实的方式得以调和。在骑士子弟中，承袭的品性与后天训练达不到骑士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高要求者，会被强迫进入教会和修道院。如果其他阶层中的小伙子被发现具有优秀骑士的品质，他们可以从军士和侍从干起，然后作为没有骑士身份的骑士服役。最后，就连规定只有骑士出身者才能当骑士的法律也是能违背的。皇帝和国王们自然会将任何他们认为配得上这份尊荣的人封为骑士，而早在腓特烈二世皇帝时期，我们就发现有一套允许皇帝破格提拔合格人选为骑士的程序。35从当时的文献对加封平民为骑士表示的愤慨来看，这种事情大概并不罕见。维恩特·冯·格拉文堡（Wirnt von Gravenberg）在创作于1204年至1210年之间的《维嘉罗伊斯》（Wigalois）中就抱怨道：“愿上帝击败赐剑给配不上骑士生活和非骑士出身者的那些人。”13世纪下半叶，赛弗里德·黑尔布林（Seifried Helbling）[46]打趣道，将农民封为佩剑持盾的骑士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就像在复活节上午的教会赐福仪式中用老山羊肉而不是羊羔肉当祭品一样。“这一刻，让盾牌变为犁的土板，让剑变成犁铧，让骑士的丝袋变为种子包，让腰带的镶边变成麻制的辔头。”奥托卡尔·冯·施泰尔马克（Ottokar von Steiermark）笑话“铁板鞋改成了铁帽子”。萨克森封建法汇编中有如下解释：“如果一名农民受到国王青睐而被封为骑士，获得骑士的身份和权利，则国王的行为非法。农民若成为骑士，仍不具有骑士的地位。”36

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一名骑兵作战特别英勇，于是红胡子腓特烈皇帝想要封他为骑士[1155年在托尔托纳（Tortona）[47]]，但他回绝了这份荣耀，说自己出身低下，而且愿意保留原先的阶层。37因此，早在那个时候，在习惯和整体生活方式方面，真正的骑士肯定已经与普通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以至于性情谦卑的平民会觉得进入骑士圈子是一件痛苦的事，自己在那里肯定会形同异乡人。

沿用了约800年的公式——“百姓存在是为了劳作，骑士是为了战斗，牧师是为了祈祷”——的第一次表达是在一名法国主教献给卡佩王朝君主虔诚者罗伯特（Robert the Pious）的诗中：

因此，上帝之室三分而一体。

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

（Triplex ergo Dei domus est, quae creditor una

Nunc orant, alii pugnant, aliique laborant.）38

中世纪的军事训练几乎完全是针对个人的。39步兵什么都不学，射手学射箭，骑士从小就学习骑术和运用武器，先在家里学，之后到主人家服役。以阶层为基础的训练过程完全是围绕武器展开的。

英格兰编年史作者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记述了亨利二世国王是如何将第三个儿子布列塔尼公爵戈德弗雷封为骑士，雄心勃勃的戈德弗雷又是如何修炼骑士的本领，与兄长亨利和狮心王理查德一较威名。

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是在武艺上超过其他人。他们知道，除非提前操练，否则武艺到用得上的时候就使不出来。一拳都没挨过，上擂台都没底气。见过自己流血，感受过自己的牙齿被敌人一拳打松，经历过被敌人压倒在地上却依然不失胆气，一次次被抛到地上，一次次更加顽强地站起身来，这样的人上擂台才有希望。非有触动，德行不兴。屈服于恐惧的灵魂只会有片刻的荣耀。力量虽不足，心志却急迫于承受重担的人是无可指摘的。经年辛苦的奖赏就在胜利神庙静候。40

主要训练场所是诸侯的宫廷，豪族子弟会被送去那里接受训练。41

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48]在《维勒海姆》（Willehalm）中描述了城堡前方广场上的操练：“在宫殿和椴树之间能看到贵族子弟在练习用矛和盾攻防，有的两人一组，有的四人一组，有的像波涛一样向对面的人冲刺，有的用棍子做假动作。”

《沃尔夫迪特里希》（Wolfdietrich）是这样描述训练场景的：

三位王子学到了许多骑士的本领：盾术、剑术、打靶、跳远、紧握骑枪、稳坐马鞍。他们全都技艺精湛。

11世纪末，西班牙人佩特鲁斯·阿芳西（Petrus Alfonsi）在《学士规范》（Disciplina Clericalis）中将学士的自由七艺与骑士七术（probitates）——骑术、泳术、箭术、拳术、诱敌术、棋术、歌术——进行了比较。42（奇怪的是，最重要的剑术不在其中，而在其他地方，上菜、侍桌都被列为年轻骑士学徒的课程。）43众人之前进行的马上长枪比武是骑士训练的顶点，尽管这项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塔西佗介绍登科特里人（Tencteri）时就提到过（“lusus infantium, juvenum aemulatio”：“孩子的玩耍，青年人的较技”）（《日耳曼尼亚志》第32章）。据记载，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宫廷中也有这种活动。44842年，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在斯特拉斯堡共同举办的比武大会留下了详细的描述。两人在那里进行了庄严的盟誓。45参赛者分成小队，放平长枪向对面直冲过去，但不会真刺，因此没有人受伤。随着武器重量逐渐加大，这些模拟战斗也进了一步：参赛者真得刺矛挥剑，不过会把武器弄钝。旧式比武叫作“Buhurt”，起源于法国的新式比武则叫作“迎击”（Tjost）或“刺击”（Stechen）。如果是大队人马同时向对方冲击，那就叫“团战”（Turnier）。这些比武活动和与之相随的一整套宫廷生活最早在法国确立，然后从那里传播到了包括德意志在内的其他地区。中世纪公认的团战创始人是1066年被杀的法国骑士戈德弗雷·德普勒伊利（Godfrey de Preully）。团战的主要目标是用钝头长枪将对手戳下马，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活动。不仅重伤是家常便饭，致死也并不罕见。以至于教会不仅三令五申禁止团战，还颁布了严厉的主教会议决议，规定违犯者将被开除教籍。第一次禁令发布于1131年的兰斯（Reims）大公会议。46然而，骑士阶层绝不允许这项独有的活动被剥夺，团战最有力地彰显了骑士阶层的精神，也最清晰地将其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哪怕只是为了一场游戏，既然来到这里，那就一定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骑士，谁不仅武艺精湛，更能在危险面前眼睛都不眨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武的条件和形式似乎越来越严厉了。他们不仅用钝头长枪，也用上了尖头长枪，金属横档可能会避免枪头刺入过深，或者指望细的枪杆会裂开，而不会穿透对手坚硬的盾牌和盔甲。但当时也有人用坚韧的枪杆，甚至有彼此为敌的人在赛场上叫嚣着要决一生死。

当两队人——偶尔也有两个人——同时向对面直冲时，目标是正面向对方冲过去，然后从对方身边绕过去，至少会造成严重的擦伤。

冲刺前的距离总是非常短的，而且就连集体冲锋——举个例子——也不能与现代骑兵中队的集群进攻相提并论。集群攻击需要的先决条件与之大不相同，尤其是要进行长时间的共同训练，而不只是电光火石的碰撞。因此，中世纪团战不过是个人比武的扩大版而已。47

城市同样喜爱团战，也举办团战。腓特烈二世皇帝曾禁止吕贝克市民举行团战，48理由是会带来混乱乃至“侵犯老妇和处女”（“violationes matronarum et virginum”）。但据《世俗法官编年史》（Schöppenchronik）记载，马格德堡市民曾邀请全体商人参加一场骑士们希望举办的团战。1368年，康斯坦斯市民去苏黎世参加“刺击”活动。49直到15世纪，城市贵族才被禁止参加团战，原因大概是随着公会的胜利，他们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他们被迫服从市议会（议会中的公会成员往往要多于贵族）的命令，要交税，还要像其他市民一样履行警卫义务。许多失去统治阶级地位的高傲贵族就此离开城市，移居乡下。50

这种军制的一大弱点就是纪律。事实上，我有些怀疑此处到底能不能用这个词，因为对我们来说，“纪律”有着强烈的技术性意味。骑士没有纪律体系的传统。中世纪武士阶层的根基是迁入罗马境内并定居下来的日耳曼部族军队。我们在讲日耳曼部族军队的组织与层级时就说过，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军纪，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整体社会政治架构确实产生了类似军纪所起到的效果。因此，封建国家中也存在某种特别的层级与组织、命令与服从，否则各个部分——如果你愿意，或者叫“人群”——根本无法调动。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纪律，不是古代的罗马军团具有过的现代军队又重新获得的纪律。纪律基于惩罚的权力。惩罚的权力源于命令的权力，要求个人意志的无条件服从，从而让下属产生恒久有效的习惯。在任何纪律体系中，最难的不是让兵众服从，而是将军如何让下属服从。现代军事史充斥着军队之间的内斗，其来源是将军不服统帅。然而，与现代军队层级相比，中世纪诸侯对手下最重要的附庸所行使的权力是多么薄弱！就连附庸对领主的效忠誓言都不包含无条件服从的概念。1158年，红胡子腓特烈收复意大利领土，要求意大利市镇和主教向自己效忠，当时的誓言格式流传了下来。51比如，他们宣誓要听取、接受和执行每一项命令，但必须是皇帝行使权利的命令。诚然，拒绝服从命令有可能导致封地被收回，但那有可能会引发内战。附庸期望获得主人的“慷慨”赏赐，也可能因为叛逆不从而失去赏赐，但害怕失去赏赐和惹主人发怒的效果要比对惩罚的恐惧差得多了。惩罚是直接而严苛的，严厉程度是分等级的，甚至可以立即处死，就像被我们称为军纪的组织体系所保障的那样。毫无疑问，骑士知道自己应该服从主人，但这一武士阶层的根本精神里就有反骨，轻易便会打破服从的约束。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当沃尔夫哈特提到主人有令时，沃克尔嘲笑他说：“凡是不许他做的事就不做，这样的人太胆小。”这种想法当然是符合真正的骑士精神的。

一位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妨碍有纪律的战术单元形成的独立不逊精神最早出现于骑士衰落的时代，“直到寻求享乐、唐突自私、背信弃义、工于心计和种种不忠行为取代了美好过去的熠熠生辉的美德，将不服从任何人乃至最高权威的骑士视为理想的错误观念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翻阅过德意志史册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即便在这里，“美好过去”的想法也是误导人的。当然，只要强力君主查理曼还在，尽管谋逆还是会有，甚至并不罕见，但既有的权威会采取有力行动并压制反抗。然而从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即便有致力于重振乾纲的君主，我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不服从任何人乃至最高权威的独立不逊的精神”。早在查理曼孙辈统治时期，儿子反对父亲、公爵反对国王、伯爵反对公爵的叛乱就接踵而起，还有宁愿被开除教籍、投奔异教徒也不愿意屈服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贵族。因为家族中旧友艾伯哈德公爵（Duke Eberhard）及其手下的法兰克人破坏国内安定，奥托大帝不得不降罚公爵同时又花大力气安抚他，他的努力是多么徒劳。在颂扬施瓦本公爵恩斯特与父亲交战的歌谣中，恩斯特的形象里融入同样反抗过父亲奥托国王的前任施瓦本公爵卢多尔夫的形象，这种做法或许算不得错。希望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上述事件都与最高层和最尊贵的贵族有关，中下层武士可能有不同的主导思想。纪律先起于上，后及于下，这是不可违背的定律。将校动辄哗变，士卒也会如此。伯爵对国王权威是怎样的看法，骑士对伯爵的军事权威就是怎样的看法，不会有两样。从红胡子时代开始，不仅有诸侯不尊皇命的例子，普通骑士也有这样做的。52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处处都告诉我们，哪怕最迫切需要的领导和组织都要费大力气才能实现。

法国主教阿达尔贝罗（Adalbero）这样歌颂身为战士（bellatores）的贵族（nobiles）53：“如果有人逃避自己约束王权的罪行，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Quales constringit nulla pote-stas, Crimina si fugiunt quae regum sceptra coercent”）我们或许可以效仿席勒，将这句诗译为“只有军人是自由的人”。前面已经看到，骑士阶层的中坚力量役人在法律和社会上都是不自由的。这是不是说明骑士阶层内的各个部分，或者法国骑士与德意志骑士之间有区别呢？完全不是。但人就是这么复杂，名与实可能是完全相悖的。

无论如何，骑士团中仍然存在着极强的服从关系，团内有严格的惩罚制度，还有规范战时与平时的精确规则，例如为了节约马力，圣殿骑士如无特别许可，不得转入袭步（gallop）（第315次团会）。凡不将链甲衫穿在身上而是放在袋子里的人，都要拎着一个开口的皮袋或铁丝袋（不可用布袋），未经许可不得扎上（第322次团会）。处罚手段包括：坐在地上吃老百姓的饭；剥夺白袍；监禁；开除。有一次，一名团员接到长官命令时答了一句“等等，我一会儿就干”（“espoir, je le ferai”），就被团员大会全票开除，因为他没有立即服从命令（第588次团会）。

在普通士兵（Knechte）当中，纪律无疑是通过棍棒实施的54，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为这更多是仆人服从主人，而非下级服从上级的标准。

1158年，刚刚继位的腓特烈一世皇帝发布了一份战场规范。该规范保留到了今天，有时也被称为“战争条令”，尽管它配不上这个名号。它完全不包含纪律规范，大体上不过是针对军中失序和争吵的禁令而已。争吵中不得发出战吼，呼唤同伴来帮忙。跑去劝架时不可拿刀剑，只可拿防具和棍棒。发现酒桶不可独自喝光，要给其他战士留一点。它明确了猎货的归属，还规定军人不能带女人随军，违者将没收盔甲（“omne suum harnasch”：“本人全部装备”）；女人则要割掉鼻子。但军纪规定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强大的皇帝也犯愁。就在皇帝庄严颁布这份“安军书”的同一年，腓特烈就不得不将大批妓女赶出了军营。55

如果没有一整套操练体系，真正的军纪就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建立。建立纪律的最佳手段是屡试不爽的训练，通过训练，一名士兵和他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由长官掌控。这种训练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战士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军阀的附庸乃至役人的过程表面上严格，但就连这也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军事服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级关系。

以掌权者自居，不受严格纪律约束的战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劳动阶层接触乃至与同阶层交往时，也会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个战士阶层由蛮族演化而来。在民族大迁徙时期，蛮族不屑一顾地毁灭和践踏了古代文明世界。到了封建列国内战和私斗的时代，对流血和战争破坏的认同心理依然存在。11世纪初沃姆斯主教布尔夏德（Bishop Burchard of Worms）的服役准则（Dienstrecht）中记载，仅仅一年内，主教区内就有35名无辜的部属被同僚杀害。辱骂别人时，歪曲法律是司空见惯的常规。56势力更强的封建领主会为自己修建要塞，就连伯爵和主人的命令也可以不听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种种诱惑——欺压周边农民、向商旅征税或者直接抢光他们。57朝向宽裕生活的社会发展进程缓解了这种状况，因为上层阶级为自己提供了一定的教育，促进和建立了经济秩序，迎来了繁荣的新式文化生活。《尼伯龙根之歌》是在红胡子腓特烈、狮子亨利[49]和两人的儿子统治时期的骑士氛围中孕育出来的。作为世界文学中完全独立的一支，吟游诗人（troubadors和Minnesang）的歌谣正是这一武士阶层的思想产物。兰克有言：“如果说战争唤起了每一种可能爆发的激情、粗粝和野蛮天性，那么相应地，骑士的使命就是拯救真正的人类，用习俗和女性的影响来调和勇武，通过宗教追求来变化蛮力。”但是，骑士阶层教育的教化力量往往会失效，甚至在骑士身上也是如此，四处游荡的浪人骑士经常变成盗匪。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创造出齐格弗里德和帕西瓦尔这样理想人物的阶层，同样产生了瓦尔特·冯·德冯格尔魏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50]和强盗骑士。这个悖论也反映到了传统和历史中：一方面是抱怨、谴责封建制度的粗鄙和不自由；另一方面却浪漫化和崇高化骑士制度。事实上，不管从哪一个历史视角去看，这两种观念都是彼此关联的。英国人丹尼森中校（Colonel Denison）写过一本《骑兵史》（History of the Cavalry）；普鲁士王国战争部的布里克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rix）出了一本带注释的德文版（1879年）58，书中有一段对骑士的描述（第126页）引自一本更老的书：

10世纪中期，几名有正当防卫之必要，又苦于受到无数主人苛待的贫苦骑士联合了起来，将百姓的苦难与泪水放在心上。在上帝和圣乔治的见证下，他们彼此发誓，要投身于保护被压迫者的事业，用手中的剑保护弱者。他们衣着朴素，行迹严谨，有功依然谦卑，不成亦稳健镇定，很快便赢得了不起的名声。在淳朴而轻信的喜悦之下，心怀感恩的民众为给他们取得的战功增添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说法，夸大了他们的勇气，还在祷告词中加入了这些手握神力、宽宏大度的解放者。受压迫的人会神化解救自己的人，这是自然的道理。

我们已经明白了，只要蛮族敌人——维京人、撒拉逊人、马扎尔人——达到一定的规模，封建国家就会变得软弱。哪怕是在国内，当我们认清王权的威力和执法能力是多么弱小，特别是在镇压私斗和抢劫方面时，这种软弱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实行封建制的德意志王国在亨利三世时期达到了权势和扩张的顶点。他是雄主康拉德之子，康拉德则是柳特加尔德（Liutgarde）——奥托大帝的女儿——的曾孙。亨利三世时期，列日座堂总铎安塞尔姆（Anselm）为列日主教沃佐（Wazo，1041-1048年在任）写传，其中专门有一章讲沃佐对教区内强盗骑士采取的手段。哪怕在最有力的领主治下，这段记载也让我们全面认识到了帝国境内的安全状况，由此引发争斗的性质，以及建立切实有效权威的难度，因为骑士是如何对待诸侯的，诸侯就是如何对待国王的。因此，我要全文引用安塞尔姆的文字59：

出于虔诚、对无助者的同情、对穷困者的怜悯，主教从原本平和安宁的生活中挺身而出，扶危救难，坚信最神圣、最让神喜悦的事莫过于阻止强盗压迫无辜民众的暴行。大群强盗在沼泽或悬崖修建了牢固的贼窝，以其为基础劫掠周边，奴役民众至不可忍受的境地，为祸甚广，令乡里沦为废墟。贼窝一向肆虐，今日尤甚，主拣选的器皿决心一举荡平，解救乡间于久苦之匪患。我们的英雄充盈着撒母耳击败亚玛力王亚甲、以利亚打倒巴力先知的精神，只带着少数骑士随从，便开始逐个攻打贼窝。起初，强盗们信任墙壁和沼泽的力量，不相信有任何危险，辱骂我军，说他们想要攻克天险是痴心妄想。但我军在杰出领袖的激励下，一个比一个努力地堆砌土墙，制造束棒，打开前进的通道。凭着辛苦和努力，他们征服了自然，将一向只有鱼蛙的沼泽改造成坚实的地面，建造消灭盗匪所用的器械。接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向贼窝投掷石块，主教也在现场颂歌祈祷，鼓舞士气。很快，因为没有援军能进来，强盗们在自身不受伤害的条件下投降了，贼窝也被夷为平地。就这样，贼窝一座接一座被打下来了。但我也要提到一点，围城军队的人数通常有1000人——往往会多于此数，很少会少于此数，而主教一直按照古罗马的传统向骑士发放军饷（“cottidianos sumptus praebebat”：“他为其供应日常所需”），允许普通士兵（gregario militi）屠宰不是耕地必需的牛并全价赔偿牛的主人，即便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他也没有做任何不义的事。

安塞尔姆就说了这么多。60在甚至不存在一个强大王国的法兰西地区，教会试图改善现状，于是发布了“上帝休战”（Treuga Dei）运动，规定至少在圣史中的神日，也就是周四傍晚至周一上午期间，一切私斗都要中止，让平安统治大地。“上帝休战”运动接着传播到了勃艮第和部分德意志地区。后来不时有宣布特定时间内全境不许私斗，以此确保国内和平的法令，或者至少是立法规定私斗必须提前三天公布（红胡子腓特烈于1186年前后颁布）。但“永久和平”直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时才实现（1495年），而那时骑士制度、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已经全部落幕了。

2　骑士制度的军事特征

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本卷前两篇主要是从军制史的角度来考察中世纪军事的，并通过一系列战役和会战来聚焦讨论。

在第三篇第1章中，我们探讨了骑士制度下独特的阶层分化，从而进入一个军事体系和军事行动的复杂程度远胜以往的时期。转变是逐渐发生的，但差异是巨大的，让我们得以将中世纪分为不同的时期。写到此处，我们也应当插入一宏观的研究，从理论上把握骑士制度下的战法与战略。当然，这项任务不仅在前一章中已有触及，而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因为骑士阶层地位的根基正是战法。但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要全面地、从相反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也就是从现有阶层构成的角度来审视，并详细考察其过程。这项任务要比本书先前对应的部分更加困难，因为先前的各个时期和发展阶段可以轻易分开，进行明确的断代，各自的特征也很明显。中世纪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划分。

我们先前基本上把划分点定在12世纪，但一个时期的特征有时也会出现在另一个时期，而且发展是连续进行的。于是，一个世纪与另一个世纪无疑是可以区分开的，但这种方式仍然做不到明确的断代。最广义的整个中世纪（从民族大迁徙一直到15世纪末）都有着同样的基本特征。最后一场有详尽记载的真正的骑士战斗是1465年的蒙莱里会战（battle of Montl’héry），交战双方是大胆查理和路易十一，类似形式的战斗完全可能发生在亨利四世皇帝与各位反王，乃至克洛维与狄奥多里克之间。我一度曾考虑要不要把时间顺序放在一边，将极其生动的蒙莱里战记——作者是亲身参战的科米讷（Comines）——与亨利四世皇帝的征战史合起来讲，以此表明15世纪与11世纪的事件是何其相似。最后，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细节上毕竟有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只能在研究的过程中才会变得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读者从这里跳到蒙莱里会战的一章，从而对相似之处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并通过一个更好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初期的事件，那些事件留下的记载不如科米讷写实和生动。

在整个中世纪军制中，除了相似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有不少差别、变动和呈现出面貌迥异的特殊情况，以至于相似点在全面考察事件后几乎消失不见。但我们必须努力把握相似性。为此，我们要考察十二三世纪的情况，但也要牢记一点：许多类似的事情之前就发生过，而且一直延续到15世纪，尽管那时雇佣兵盛行，武器也有了进步。至于界线要划在哪里，如果有可能划出界线，那就要到具体战例和本章之前和之后的研究中寻找。当考察具体战例时，我们必须不断记住一点：要将十字军东征的特殊情形及其在西方引起的反响纳入考量。

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识到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的战士主要由骑兵组成，他们有着良好但并不很沉重的装甲保护，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下马步战。步兵或射手基本是没有的。11世纪以来，武士阶层分化出更明确的不同兵种，于是各种兵器在战斗中如何配合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两种可能的编组方式：一种是各兵种分别组成的单位，比如重装骑兵、轻骑兵、下马射手、下马近战武士；另一种是将辅助兵种围绕在主力兵种骑士的身边。

两种情况都发生过，但第一种只是便宜之计。原则上来说，第二种占主导地位，即围绕骑士布置辅助兵种。这一点在战记中是很清楚的，且源于武器的性质。其他三个兵种都不能与主力兵种骑士抗衡，在正常和同等情况下他们会一触即溃。

骑着轻型马、身披轻甲乃至近乎无甲的骑兵根本不敢与骑着重型披甲马、从头到脚是坚不可摧的铠甲的骑兵正面对抗。

弓箭手或弩手或许能指望自己射出的箭击中冲锋中的骑士（或战马）无防护的位置或盔甲的薄弱点，使其失去作战能力。但成功率是相当渺茫的，向来射出多支箭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射手不会等到敌军骑兵靠近时才逃跑，那样几乎肯定小命不保，而是隔着老远，趁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就逃命去了。因此，一队独自列阵于开阔地、没有特殊地形保护的步射手是不能对抗骑兵的。关于中世纪后期英法战争期间的射手问题，我们会专辟一章讨论。

西方本身没有发展出弓骑兵，首次遇到该兵种是在匈牙利人身上，但在之后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见识到了它的厉害。我们后面会讨论弓骑兵特殊的优势和劣势。这里只提一点：总体来说，他们竞争不过装备枪矛和刀剑的骑士。

最有可能正面抵挡骑士的是近战步兵，他们沉稳而灵活，可以躲过对手的冲锋，然后从侧面攻击骑士或战马。但这只适用于一对一作战的情形。大批步兵可以结成密集长矛阵挡住骑士。但如果阵形不是很紧密，或者在任何一处出现了骑士可以通过的口子，步兵就输了。如果步兵阵形确实紧密，那么问题就在于骑士有没有射手。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大队会主动出击，唯此方可活命。但中世纪步兵做不到（步兵发起进攻的记载非常少，只是特例），因为他们缺乏密集行进所需的训练与团结性。在胡斯派和瑞士人之前的整个中世纪，我只找到了一两个步兵（非下马骑士）向骑士发起进攻的确凿战例：1302年，弗兰德斯城市联盟在科特赖克会战（battle of Courtrai）击败了法军；1314年，苏格兰人战胜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班诺克本会战（battle of Bannockburn）有可能也是。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步兵都属于辅助兵种，不管是作为射手，是混编作战，还是以紧密阵形消极防御。

骑士是中世纪战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已经多次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必须一再指出其重要性。在古罗马，骑兵被认为不及军团步兵（“nequaquam par habetur”：“绝不能视为平等”）。1中世纪的说法则是：“百骑可当千步卒。”2与轻骑兵或射手一样，步兵在中世纪只是辅助兵种。

正常情况下，辅助兵种的最佳运用方式是尽可能支持主战兵种，而决定胜负当然是主战兵种的事。步兵从侧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效果最好的办法还是步骑混编，我们从古代就知道了这一点。因此，自从多兵种形成以来，混编作战就是中世纪实际常用的作战形式。

在进一步考察混编作战的各种可能性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战术发展与军制发展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辅助兵种的起源和社会性质。

辅助兵种有三个来源：一是没有上升为骑士，而是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古代武士阶层；二是独立意识觉醒，新加入战士阶层的市民，他们使用远射武器和枪矛作战；三是随从，他们是未成年的武士、学徒期的骑士、骑马的仆人，直到12世纪才成为战斗员。即便在那时，他们也不是手无寸铁，偶尔也会执行次要的作战任务，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轻步兵（psiloi）那样，但他们在野战中是不计入实际兵力的，也不会随主人一起上阵。随着骑士阶层内部的分化，情况发生了改变。尽管重装骑兵是强大的战士，但依然有相当大的局限，有轻装部队参战是很受用的。如果这些人是特殊单位，那么骑士随从中的仆人同样是特殊单位，尤其是盾士。我们发现“盾士”一词（“scutarius”“escuyer”和“esquire”的词源）常常指的是下层武士，因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该兵种是从两个来源发展来的：一是本来不打仗的骑士随从；二是没有上升为骑士的传统武士阶层。前者是从非战斗员变成了战斗员，后者或者保持了原有的地位，或者地位下降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他们拿着武器上阵只能换来别人分剩下的战利品。如果我们明白骑士从来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某位领主的陪臣，是一个团体的成员，那么上述两类人的差别就更小了。平民士卒是要集中起来为己所用的，还是分给骑士做盾士和辅助兵，这都是封建领主说了算。

古典时代常有人提到步骑混编作战。维奥蒂亚人用过这种战法，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前专门临时编成一支混编单位。3韦格蒂乌斯（3.16）声称，就连最优秀的骑兵也打不过混编单位。恺撒在《高卢战记》（1.48）中这样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混编战法：“他们有6000名骑兵”——他说的是阿里奥维斯塔的军队——“还有同等数量的步卒，是从全军精选出来的敏捷勇敢之士，一名步兵掩护一名骑兵，两人如同一体。遇到危急情势，骑兵会退回来，后方步兵急速上前支援。骑兵落马重伤，步兵会围起来保护他。如果需要快速前进或后退，受过专门训练的步兵会抓住马鬃，以此赶上马的速度。”

中世纪不可能有这种作战样式。骑士装甲太重，过于笨拙。步兵缺乏训练，与骑士没有战友情谊，只有从属乃至陌生人的关系。尽管如此，协作方式也是类似的。

萨巴·马拉斯皮纳（Saba Malaspina）[51]记载了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52]于1266年贝内文托会战之前对战士的讲话。这是一段常被引用的经典发言，点明了骑士混编作战的性质和意义。国王的建议是打马不打人，身披重甲的骑士落马后行动不便，步兵就能料理了他们。因此，每名骑士都应该配一两名步卒，人手不够可以找雇佣兵，因为久经考验的雇佣兵知道如何攻打马匹和落马的骑手。4

步兵首次以这种方式参与骑战的实例是1126年的莫尔迪-塞菲尔会战（battle of Merdy-Sefer），记载者是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之后经常有这样的战例，比如1191年的阿苏夫会战（battle of Arsuf）[53]、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 of Bouvines）[54]和1237年盾士（armigeri militum）将落马的敌人俘虏和捆绑的科尔泰诺瓦会战（battle of Cortenuova）[55]。

射手或者跑到骑士前面，或者留在骑士两旁，作为散兵尽可能在骑士冲撞前杀伤敌人。史籍中有一次（1264年）步兵和骑兵相互支援的例子。5这次战斗发生于普鲁士战争中，纳坦根部落（Natangi）首领亨利·蒙特（Henry Monte）在哥尼斯堡城下与骑士交战，他用矛刺伤了正要给弩（balistam）上弦的骑士亨利·乌伦布施（Henry Ulenbusch）。乌伦布施手下的一名步卒（famulus）用短矛（“cum modica lancea”）刺伤了蒙特，于是蒙特不得不撤退。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典型，因为骑士亲自当了射手。但是，英格兰编年史家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在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1188年前后）的战记中对各个兵种的价值及其配合有过一番理论思考。6

他说，高卢人的战法——在他的概念里也包括诺曼人带到英格兰的战法，尽管它在英格兰颇受青睐——与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截然不同。英格兰人喜欢找开阔地，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则喜欢破碎的地形；一边是平原，一边是森林。一方以盔甲护体，另一方面则不想要沉重的负担。一方靠稳固取胜，一方以敏捷制胜。在平原，武装紧身衣外再穿铁甲的全装重甲能提供防护，但在狭窄的区域，不管是森林还是沼泽，步兵的适应性要强于骑兵，轻装士兵占有极大的优势。因为无甲部队总是打不赢就跑，对付他们只用轻兵器就够了。但若要到狭窄崎岖的地形中追击敌人，重甲必然会妨害行动。骑兵穿着繁复的盔甲，坐在高高拱起的马鞍上，上马和下马都很麻烦，步行更是困难极了。

因此，在所有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的战役中，这些经历过地方械斗锤炼的战士都是最优秀的。与爱尔兰人作战时，骑士一定要有弓箭手配合。因为如果爱尔兰人先朝重装骑士扔石头，然后敏捷地后撤，接着再回来时，我们就必须射箭予以还击。

文献中对重装骑士与轻装骑士如何在实战中配合语焉不详。在只有少数骑士参加的小型遭遇战中，轻重装骑士的配合不难，但人数越多，辅助兵种占用骑士的空间就越大，能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小。当然，圣殿骑士团团规（第179次团会）规定，当骑士进入战场时，一部分扈从要将驮畜牵到后方，另一部分要在旗手（gonfalonier）指挥下随主人上阵。但从其他两次团会来看，让装备不足的扈从参加骑士战斗是一项过分的要求。第172次团会和第419次团会规定：凡是骑士团的骑士和重装士兵，战旗未倒而擅自撤离战场者都会在羞辱中遭到开除，无甲人员则可以选择撤退而不受指责；如果良知告诉他，他既帮不上忙也守不住阵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条顿骑士团团规无疑都不要求扈从参战。但条文中规定扈从应集结在战旗下，等候主人从战场归来。7他们对战斗虽然不起什么作用，却也省掉了一种危险：如果扈从顶不住压力而撤退了，恐慌情绪也可能会感染骑士。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步兵都能多帮忙、少捣乱。他们能为主人提供各种帮助，遭到敌方骑士直接攻击的风险小了，而且溃逃时也不至于影响到骑士。8

科勒将军（General Köhler）[56]在作品中多次提出，13世纪的骑士随从中完全没有骑马武装的仆人，即便有也不是战斗员。科勒在这一点上说得过头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或多或少是存在的，而且一直存在。他们也是战斗员，因为他们会承担次要任务，比如武装劫掠、蹂躏敌国领土之类。他们在小规模战斗中也会实际参战，辅助骑士。但是，扈从跟随骑士上阵是逐渐才发展为常规的。

接近14世纪中期时，为骑士单独配属辅助兵种的做法终于发展出了“gleve”，或者叫“枪队”（lance）的概念，意思是一名骑士加上他的随从。战场上当然仍有被称作“独队”的个体骑士出现，但兵力核算的通常单位已经是枪队了。当然，这个概念很不明确。一个枪队可以多达10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但军队兵力按“骑枪”来核算这一点再次证明了骑士作为决定性兵种的有利地位。骑队准战斗员的多少不是很受重视。另一方面，枪队中的骑士不仅仅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骑士，即天生的骑士、参加过授封仪式的贵族，而且也可能是加入骑士队伍的贵族，或者装备等同于骑士的兵卒。社会地位的划分越是严格，下级贵族群体越是成形，纯正的骑士就越少。尽管许多在十二三世纪以军士身份参战的武士后代如今进入贵族阶层，但也有许多没保住封地的人沦落为平民百姓。于是，真骑士总是不够用的，需要从士卒中选出精锐来填补空缺，承担或多或少与骑士相当的工作。“骑士”一词的含义在12世纪还没有完全失去弹性，现在已经仅限于真骑士了，于是征召来的全体骑兵就用“骑士与军士”这个短语来表示。

混编作战的理论自1126年以来得到了文献佐证，但我们无疑可以假定混编作战是古已有之，只要有多个兵种就会存在。现在，混编作战催生了无数种特殊的兵种编排方式，有按照类型和适用场合划分的，也有来自统军者的具体构思和命令的。作战行为本身的发展和催生了各样阵形和兵种构成。

有一种阵形是置射手于骑兵身前，以便在两军接战前造成尽可能多的杀伤，然后在最后关头从战马之间留出的宽大空间中撤回。这种辅助方式有人使用，但不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战斗根本没有射手参加，因为实际能射箭的时间肯定很短，成效也不会很大。另一方面，只要射手偶然聚集成团，或者没有迅速从缝隙和两侧撤回，他们就会妨碍骑兵前进。

装备枪矛的步兵大概只有在有拒马等障碍物时才会上前。他们通常会跟在骑士身后，战斗中从后方杀出。埃尔斯特河会战（battle on the Elster，1080年）的情况——为了从骑兵难以通行的侧面接近敌军，部分骑士下马作战——当然完全不同，和我们说的不是一码事。除了这种特殊的组合以外，枪兵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在危急时刻结成紧密阵形，为骑士提供掩护。首次提出步兵具有这一功能的理论著作来自韦格蒂乌斯9，之后的利奥皇帝也有同样的看法。利奥在《战术》（第14章，第20段）中提议，如果敌军由骑兵组成，而我军的步兵相当薄弱，那么我军就应当将步兵布置于骑兵后1英里到2英里（约1.61千米到3.2千米）处。这样一旦骑兵被打退，他们不应该沿直线逃跑，而应该从步兵两边绕过去，并在步兵后面重新集结。10

这种战法的第一个实例似乎出自一首讲述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的诗中。11另外，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多里莱乌姆会战（1097年）的描述中也有一个可能性很大的疑似实例。当然，多里莱乌姆会战中的步兵可能以失去战马的骑士为主，但历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种战法都得到成体系运用。安条克公国摄政罗格（Prince Roger of Antioch）手下的宫相戈蒂埃（Gautier）留下的记载极具价值，他在对哈布会战（battle of Hab，1119年）[57]的记述中写道，步兵列阵于三队骑兵之后，以便彼此掩护。12十字军采用这种战法的原因是叙利亚的步骑比率和西方大不相同，从老家带来的大部分马匹在路上就死掉了，替用马又很不好找。根据领主们给教宗的报告——当然，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极度夸大的——安条克的骑士只剩下100匹马可用了。马匹的需求量显然非常大，因为日志中经常提到马匹作为战利品，骑士团团规中也频繁提及老家送来的马匹，如果叙利亚有足量可用的马匹，那肯定就犯不上花大价钱运输了。因此，长枪步兵在十字军中的作用之所以远大于在西欧军队中的作用，既不是出于某种原则，也不是那里发展出了技艺超群的枪兵，只是迫不得已罢了。

我们既不能证明，也不应假设十字军的经验对西方产生了直接影响，尽管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战场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力量，他们就是市民，尤其是意大利市镇的居民，这股力量似乎很适合支援骑士。但对于这种值得怀疑的现象，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确凿的成功战例，那就是莱尼亚诺会战（battle of Legnano）。这场战斗会在之后关于霍亨斯陶芬王朝与意大利征战史的一章中讨论。

布汶会战（1214年）有一段类似的记载，但只是插曲，并非决定性因素，而且显然诗人夸大其词了。13

诺萨勒顿会战（battle of Northallerton，1138年）是一次特殊但类别相似的事件。当时，一支英格兰民兵将一批下马骑士放在第一列，借此击退了苏格兰军的冲锋，但终究没有转守为攻。

总体来看，步卒作为射手或枪兵与骑士混编作战，为骑士提供直接支援的战法一直是存在的。1262年，斯特拉斯堡市民在豪斯贝根（Hausbergen）击败本城主教的战斗就是一个典范案例。

如果护甲不足的扈从和步卒加入了肉搏战，他们仍然未必会失败。要是骑兵攻击他们，他们可以逃跑而不失荣誉，圣殿骑士团就是一个例子。但骑士总是会优先攻击骑士，因为这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办法，所以是关乎荣誉的事。据记载，布汶会战中弗兰德斯骑士遭到300名轻骑兵的攻击，但骑士们觉得不值得为此转移阵地。他们击倒了敌方没有防护的马匹，接着拍马上前，找到敌军的骑士交战。黑吕（Heelu）写过一首颂扬瓦林根[58]会战（battle of Worringen，1288年）的诗篇，诗中有一位军士呼道（第4954行）：“人人都找敌方的领主厮杀，杀死那人才罢休。哪怕敌军一直排到科隆那么远，领主一死，他们就败了。”

尽管辅助兵种，尤其是射手和步行枪兵，有时似乎为骑士提供了重大支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辅助毕竟是辅助。骑士是决定性兵种这一基本事实并未改变。不论何时提起，下述命题的重要性都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按照中世纪的观点，最优秀的军队，理想的野战的军队永远是清一色的重装骑兵部队。如果说尽管重装骑兵占据优越地位，但各辅助兵种的重要性似乎还是不断提高，那只是因为他们比重装骑兵更易得罢了。尤其是在只养得起少量重装骑兵和真骑士的小势力、小领主和小城市之间的争斗中，辅助兵种往往占到了战斗员的绝大多数。但国王发起的大规模决战似乎往往是纯粹的骑兵战，例如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59]、马希费尔德（Marchfeld）[60]和格尔海姆（Göllheim）会战[61]。文献中甚至经常会专门提到，来到战场上的步兵不会参战，而是留在后方。

问题依然在于骑士本身是什么阵形。相关的记载差别很大。拜占庭皇帝利奥在《战术》（第18章，第88段）中说，法兰克人作战粗疏，缺乏技巧、预见性或警惕性。因此，他们不关心阵形有序与否，骑兵尤甚。但有序和无序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同一位作者在前一段就说法兰克人进入战场时正面平齐，阵形紧密。14若是阵形完全无序，那么法兰克人或继之而起的各个民族根本不可能将部队带到敌人面前。

当我们读到亨利一世国王在与匈牙利人交战15前对萨克森将士下令，不许任何人试图跑到包抄部队的前面，于是全军在同一刻与敌军接战时，这段记载内容和拜占庭皇帝的说法是一回事。它不应该被视为非凡成就或创新之举，而是代表军纪重新得到了重视。尽管军纪是符合逻辑的，但还是容易被忽略，也经常被忽略。

一位阿拉伯军事史学家的著作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警告（第209页）。圣殿骑士团团规中重新出现了军纪的概念（第162次团会）：“骑士团成员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Ne nul frère ne doit poindre ne desranger sans congié）条顿骑士团也有类似的规定。16

但对完全以个体，以个人荣誉、个人名声和个人勇武为基础的骑士制度来说，秩序与整齐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恰恰相反，个人从阵中擅自发起冲锋才是自然的倾向。因此，我们经常在史诗中发现与亨利国王的命令完全相悖的情节：一位非凡的英雄带头杀入敌阵，手下随之上前。17

但诗歌中颂扬的内容并不符合事实上采用的战术。因此，与诗歌不同，历史文献有时会赞扬以良好秩序进入战斗的部队，而且经常指出败仗是源于缺乏秩序。18

史诗中时常有领队或队长，他们的任务似乎是确保骑士守秩序，而真实历史中从来没有这种人。19我们在众多场合了解到，骑士进攻时不像现代骑兵那样依赖冲锋，其常规做法是缓缓上前。20

当然，较大的分队和完整的大军必须按照封建制度下的等级拆成多个单元，即便各个单元的规模往往差别很大。21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单元有的纵深大，有的纵深浅，有时排成横队，有时摆出纵队。尽管战斗记述有很多，但文献中关于阵形的直接信息非常少。事实上，对阵形准确详尽的描述只有一处，而且它所属年代的战争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以至于在没有进一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从中得出关于中世纪鼎盛期的正面结论时必然会有所犹豫。这场战斗发生于1450年的皮伦劳伊塔（Pillenreuth），交战双方是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藩候（Margrave Albrecht Achilles）和纽伦堡市民。当时火药早已运用于战争，弓弩交锋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骑战的状况依然与13世纪很类似，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此事来研究中世纪骑士战斗的一系列特点，而没有植入错误观念的危险。

皮伦劳伊塔会战

（1450年3月11日）

纽伦堡市长埃哈德·许尔斯塔（Erhard Schürstab）22详尽描述了这场战斗。他不仅亲自指挥了此战，而且很了解敌方信息，因为阿尔布雷希特麾下的大批贵族作为俘虏被带回纽伦堡。

战前，阿尔布雷希特向纽伦堡市民发出挑战，宣布要在皮伦劳伊塔的市属湖泊捕鱼。湖在城南，从市里过去要走两个小时。藩候欢迎市民来帮他捕鱼和吃鱼，他会等着市民。纽伦堡发起了总动员，到场者共有5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兵，装备弩、火枪和枪矛。23当时纽伦堡有2万名市民，还接纳了9000名到城内躲避兵祸的乡村属民。城市还请了雇佣兵，包括日后有“匪王”之名的骑士金茨·冯·考丰根（Kunz von Kaufungen），以及时任纽伦堡总司令的海因里希·罗伊斯·冯·普劳恩（Heinrich Reuss von Plauen）。藩候有500名骑兵。24

列阵和战斗的细节略过不提。我们关心的是双方骑兵主力的阵形。海因里希·冯·普劳恩唤来“高贵阳刚”的海因茨·岑格（Heinz Zenger）和其他四位骑士，让他们组成阵形的矛头，“这五人是排头兵”。第二排有7名骑士，第三排9名，第四排11名。接着是大批平民士卒，最后是14名纽伦堡的“荣民”（贵族），他们负责“保持阵形完整”。前排骑士都给出了姓名。全阵共300人。我们不清楚后排是每排11人、13人还是14人，这一点也不要紧。无论如何，战斗单位的纵深是22排至25排。

按现代规制，它大致相当于一个三中队编制的枪骑兵-胸甲骑兵团。中队宽度为4列，团长、中队长和副官领头或压阵。

一名现代骑兵若是听说有个上校团长这样领着部下参战（应当指出的是，这不是行军阵形，而是战斗阵形），他肯定会说，那个上校要么该上军事法庭，要么该进疯人院。

这段记载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越是认真研究它，就越能认清并证明一支现代骑兵与一群骑士的根本区别。证据来源可确保此事并非虚构，也不是海因里希·冯·普劳恩的心血来潮，因为我们从同一份文献得知，阿尔布雷希特藩候的主力也是同样的列阵方式。（而且单独成排的骑士也留下了姓名。）其他一些篇章也记载或规定了类似的阵形。25

上述阵形的独特之处是正面窄（最多14列）和有尖端。我们先来看窄正面，对应的就是大纵深。设想对面敌军兵力相同，摆出2排、3排乃至4排的横队。那么，两军接触时，我们会受到敌军的两侧夹击。纵队中的骑兵不可能突然转向应敌，侧面被敌军刺击却无法自卫。纵深优势能抵消这一损失吗？就大队步兵来说，大纵深能造成向前的压力，可以击退或打穿兵力较弱的敌人。但放在骑兵单位身上是不行的。古代兵学家就知道这一点了。埃里安（Aelian）在《战术》（第18章，第8段）中说，步兵摆出大纵深阵形有优势，骑兵则没有，因为后排步兵能推着前排走，骑兵则不能。前后紧贴在一起不会让骑兵变成势大力沉的铁板一块，反而会让战马受惊，陷入混乱。

出于以上原因，现代骑兵条令规定的阵形与皮伦劳伊塔的骑士们恰恰相反：26“骑兵唯一的紧密战斗阵形是横队。因此，骑兵不得以纵队发起进攻（除非是时间、空间不允许展开的情况下的权宜办法），因为同等兵力且摆出横队的敌方骑兵会占据优势。”“进攻成效主要取决于冲击力度和冷兵器。横队可以同时发挥全部武器的威力，纵队却只有一小部分可用。横队相对于同等兵力的纵队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即正面更宽大，伸长的两翼可以包抄敌军，攻击其最薄弱的侧面。骑兵侧面受攻击与坐守待敌同样是取败之道。”

因此，即便皮伦劳伊塔那样的纵队凭借尖端突破了敌军正面——甚至未必能突破——那也占不到便宜，因为全团的大部分人无力抵御两侧攻击，同时也被消灭了。

但骑士战斗与现代骑兵交战完全不同。

与现代骑兵战一样，侧翼制胜在骑士战斗中也具有特殊意义，但真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骑士的行动要慢得多。骑士队伍直到距离敌人非常近时才会加速，而且加速后也没有快到哪里去，骑士仍然可以侧转应敌。因此，皮伦劳伊塔中的纵队本就不指望在战斗中维持住阵形，那会让大部分人用不上自己的兵器。但我们必须假定纵队向敌军前进的过程中，后排会向左右散开，所以也算是在前进和接触的过程中展开了。与现代不同，这种安排在当时不仅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战马速度相当慢，而且是有优势的，因为它能保证进攻时的阵形紧密。理论上看，完全展开后再进军当然是更好的，但这就要求骑士们以宽大正面前进，那太难了，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培训和操练，而这正是松散的骑士单位所不具备的。尤其是以宽大正面前进会让空隙拉大，让军队陷入危险。

前文引用过的《战术指导概要》（Themes for Instruction in Tac-tics）一书中提出（第46页），骑兵必须有强机动性。“横队则不具备，因为横队改变方向时很笨拙。此外，可供横队通过的开阔地形并不是到处都有。因此，骑兵行军时需要排成纵队。除了要在行军中保持机动性以外，纵队还必须以最快捷、最简便的方式展开为横队。”这段话要求骑兵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由纵队转为横队，而“骑士和军士”（Ritter und Knechte）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训练和机动能力，于是，他们采用了慢速纵队的行进方式，大概直到与敌军接触时才会自行转为横队。

我们现在也能理解不同寻常的“尖端”了。如果队伍排成方正的纵队——比如，每排12人，每列25人——那么敌方的阵形要是更宽，我方前几排马上就会陷入被夹击的险境。但是，每排多加一个人的话，他就能保护前一排的侧面，同时不必担心自己暴露于同样的危险。然而，最多前面五六排会有这样的危险。两军接触的那一刻，后排自然就会展开，迎上敌军侧翼。如果要将逐排加宽的做法一直延伸到队尾，那么窄长阵形就会失去其最大的优势：方便控制，不易变形。

因此，以窄长纵队接近敌军的用意是，将全军以整齐紧密的阵形带到敌军面前。队尾的骑士也能镇住那些不太可靠的平民士卒。直到交战开始或交战前夕，大队人马才会展开，以便个人发挥。第一排仅有5人的好处是方便控制纵队，逐排加宽为前排提供了侧翼掩护，正如现在的第二梯队会与第一梯队交错分布，以保护其侧翼。

面对这种纵队，横队的劣势极难控御，其阵形松散且有空隙。而横队侧翼包抄的优势则无法发挥，因为敌军纵队的后排一直在散开，本来就在横队的对面，而且双方速度都很慢，于是后排有足够的时间顶上去。唯一真正暴露于侧翼攻击的前几排有尖顶阵保护，尖顶阵自然会使后排向左右两边延伸。

现代骑兵是作为一个整体战术单位，凭借尽可能紧密的冲击发挥威力的，侧翼攻击尤为奇效，因为排成紧密阵形的单位对侧面攻击毫无还手之力。骑士纵队的本意并非以紧密阵形发起冲击，以势大力沉为能事。它只是为了接近敌人，然后各自为战罢了。

如果说这确实就是双方在皮伦劳伊塔摆出上述阵形的用意，那么尖端的构成似乎就有点太理论化了——甚至可以说是教条。因为每排左右掩护前一排的两个人不可能正好与前排保持一匹马的身长，这是显而易见的。等到两军接触时，左右掩护的人早就跑到第一排去了。战马有驯有烈、有快有慢，骑士有着急的，也有不着急的，完全不可能保持直线。因此我们不用管这一点，它对于实际操作来说是过于精致了，不过是短暂流行的玩法罢了。27决定性的要点是以窄长纵队向敌军行进（文献中叫作楔形阵和尖顶阵），这是与现代骑兵理论差异最大的地方。

即使我们将前排依次收窄这一点视为缺乏现实意义的空文，但向敌军接近的纵队仍然是相当深的。这种做法已经得到来自骑士战斗性质的佐证，于是我们不需要进一步探究即可假定，骑士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纵队不是唯一的常用阵形。尽管这种优势不能决定胜负，宽浅横队有利于侧翼包抄这一点却从未被忘却。另外，有证据表明人们认识到了纵队与横队的对立关系，而且横队有时甚至会优于纵队。伊安·冯·黑吕告诉我们（第4918行），瓦林根会战（1288年6月5日）中，利德凯尔克领主（Seigneur von Liedekerke）前进时高呼：“敌军正向侧翼延伸，我们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要被包围了。我们应该散开一些，让队列浅一些。”但黑吕不敢苟同，认为那是比武大会的做法，不适合实战。他表明最优秀的骑士之一利布雷希特·冯·多梅尔（Liebrecht von Dormael）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听到“浅一些”的呼声时，利布雷希特怒斥道：“要深，要深，浅什么浅！人人彼此贴紧，今天的光荣属于我们！”于是每个人都喊了起来：“阵形紧密！紧密！靠拢！”

在布雷顿人威廉（William the Briton）对布汶会战（1214年）的记述中，有一位法国人将手下骑士排成一字横队，然后对他们说：“战场宽阔，大家要散开，免得被敌人包围。一名骑士不应该把另一名骑士当作挡箭牌。”28

最后，宽浅阵形有一个我们必须提出的特点：只有它才有可能实施步骑协同作战。如果骑兵像在皮伦劳伊塔那样排成紧密的纵队，射手或枪兵都不可能发挥支援作用，只会被己方骑兵践踏。在皮伦劳伊塔，纽伦堡的大量步兵都是组成单独的单位，远远甩在骑兵后方，因此只是充当后备军。若要步兵实际参战，骑兵阵形必须相当稀疏，而只要他们以宽大正面前进，阵形自然就会稀疏。但如果他们排成20排到30排的纵队，人人推挤向前，那么后排骑兵看见前面有空就会顶上去。29

尽管尖顶纵队和横队（en haye）在理论上差别很大，但两者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可以在同一场战斗中同时运用，因为——我要再说一遍——两者只是接敌阵形，而非战斗阵形。即使接敌时是窄长纵队，战斗开始时估计也就展成横队了，因为每个人都想用用自己的兵器。仅有的区别在于：与先展开为横队，然后从远处开始冲锋相比，先以纵队接敌，然后自然散开形成的横队要窄长得多、紧密得多。

当然，大军必须分成多个并排的纵队，彼此有一定间隔。如果是首尾相接，那么末尾的纵队肯定要很晚才能与敌军接触，甚至根本接触不上。

前期与后期的区别可能是因为到了15世纪，骑士与平民士卒的比率已经非常低了。因此，组建以士卒为主体、以骑士为骨干的大军成了大势所趋。

从早期开始的文献中就反复提到对“打头阵”的争夺，这似乎与并列纵队的观念相矛盾。早在温斯特鲁特河会战（1075年）中，施瓦就抢到了头阵，说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此说有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兰贝特和贝特霍尔德），因此可以认为是准确的。森帕赫会战（battle of Sempach，1386年）[62]前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各地的骑士都说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权利。30如果来自各地的单位是并排部署的，那么获得这项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案大概是：战斗常常在各路人马尚未完全展开时就打响了。这种情况下，第一支出营迎敌的队伍就会抢先进入战斗，尽管其他各路不会跟在后面，而是从各自的行军纵队或营地出发，尽快赶到头阵队伍的旁边。因此，各路人马是分梯队接敌参战的。实际参战的往往只有最先赶到的部队，原因在于战斗常常不会进行到底，而是初次交手就分出了胜负，因为认识到自己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认为已经输了。因此，对追求名誉的骑士来说，即使并排布阵是最有利的安排，布阵时担任前锋也是令人艳羡的好差事。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文献为下列观点提供了支持——并排纵队中依然有“头阵”，因为进攻是分梯队的——当然，此处梯队指的是并列的各纵队是逐渐展开的。据戈蒂埃记载，在阿塔勒布会战（battle of Athareb，1119年）中，圣徒彼得（Saint Peter）[63]手下的一支部队（acies）有打头阵的权利，并率先与敌军交手。31接着是戈弗里德（Gaufrid）和吉多（Guido）的部队，但他们没有去支援头阵，而是看到头阵取胜后就转而攻击敌军的其他单位，也打了胜仗。这段记载只能解读为三支部队分梯队进入战斗。32

十字军东征期间，梯队进攻很可能成了公认的常规战法，因为这里的敌人以弓骑兵为主。弓骑兵自然会尽快投入战斗，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敌军正在展开的时候。如果在西方，对最先展开的单位率先出击常常是因为单纯的不耐烦和骑士固有的不守纪律，那么到了东方，这样做是有实实在在的理由的——如果不尽快与敌军交手，弓骑兵必然会对各单位造成杀伤。在阿苏夫会战中，当狮心王理查出于合理原因没有发出进攻信号时，骑士们大倒苦水，说自己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被牺牲了！再来看突厥人，根据记述萨拉丁事迹的史家柏埃丁（Boaeddin）的相关记载，他们被骑士的长矛杀得四散奔逃。早在933年就有一则类似的记载：当时亨利一世与匈牙利人交手，结果萨克森人冲得太快，敌人连发出第二轮齐射的时间都没有。33根据奥托·冯·弗赖辛（Otto von Freising）[64]的记载，1146年，“亚索米尔格特”亨利公爵（Duke Henry Iasomirgott）[65]与匈牙利人交锋时攻势如风，消灭了对方的弓箭手，但之后又被匈牙利国王的骑士击败。34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已经掌握了骑士与弓骑兵之间关系的要点。

弓骑兵是中亚民族——波斯人、帕提亚人、匈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的传统兵种。从这些民族不断取得胜利来看，弓骑兵是一个可怕的兵种，但必须有特定的条件。要不是弓骑兵最后除弓箭外也装备了近战武器，那么与装备枪矛刀剑的十字军骑士对战时，他们的抵抗能力就要弱得多了。于是，他们在装备上与西方骑士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凭借人数优势，他们也可以实施近战。骑射手只有在开阔平原上才能发挥全部威力。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后撤，等到敌人累了，放弃追击时马上杀回来。因此，弓骑兵的起源必须到大草原上寻找，弓箭在草原上优势极大，所以军队才会不辞辛苦，不避繁难地训练和练习，直到掌握所需技能。一旦某地掌握了骑射技艺并作为传统承袭，这个兵种就可以移植到其他地区了。十字军很早就吃到了弓骑兵的苦头，于是开始将突厥人招至麾下，想靠他们提供保护。最早关于“突厥之子”（Turcopoles）的记载来自1115年，但耶路撒冷开城后，投奔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并为其守卫大卫堡的部队可能就是一支弓骑兵了。[66]腓特烈二世皇帝征讨意大利期间，手下就有撒拉逊步弓手和弓骑兵。西方没有独立发展出弓骑兵，因为弓骑兵在山地、森林和沼泽中作用有限，组建起来也很费力。35

有人提出骑士军队的惯例是按照三层梯队编成和作战的，尤其是科勒将军，他有一整本书都是以此为基础。36这种观念应该被淘汰，因为它绝不适用于骑士军队。等到后面追溯了骑士发展为现代骑兵的变迁过程，并确定了“梯队”的技术含义时，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骑士间的战斗往往在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刻就决出了胜负，失利的一方会承认战败并撤退。如果没有决出胜负，交手拉长成了战斗，那么骑士的使命和荣誉就要看“Kêre”了。这个日耳曼英雄史诗中的词指的是杀到敌军身后，然后转身杀回，期间不断与敌人交战，就像恺撒笔下的高卢骑士那样（《高卢战记》7.66）。37但若是将这种出入敌阵的行为延伸到整个分队（梯队），说他们前赴后继，“轮回不绝”（“roulement perpétuel”），那就是虚构夸大了，与“梯队”是多排纵队的认识绝不能相容。38还有一些说法是传奇色彩多于历史真实：战斗过程中偶尔会宣布休战，好让战士有机会恢复体力，39或者一名骑士中断战斗，为对手献上颂词。40按照骑士战斗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有多少个单位左右并排或前后相继，每个单位有多少排或多少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决定性的因素有人数，有武艺，还有自信，即骑士本人和相邻的人相信己方能够以比较整齐的阵形接敌。阵形几乎是凭借战士人数多少、地形空间大小而自动生成的。有记载称，某个单位的用途是在需要时提供支援，也就是预备队的功能，这些记载从战术上看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其与现代“预备队”相混淆，后者是用来决定最终胜负的。如果有两支兵力相当的现代军队相遇，一方的指挥官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对面的指挥官则留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他打的算盘是己方三分之二的兵力尽管弱于敌军，但足以支撑相当长的时间，破坏优势敌军的阵形，然后他派遣留下的兵力有序地加入战斗，一举奠定胜局。而对一支骑士军队来说，破坏阵形的作用要小得多，不能抵消初次交手时缺一个单位造成的劣势。主力颓势已显时才投入的预备队起不了多大作用，指挥官也会遭到添油战术的指责。因此，预备队在骑士军队中的目的与现代预备队大不相同，之所以暂时不许一个单位出战，是等着己方一旦出现薄弱点——而敌军或许恰恰在此处兵力强且紧密——这时再派上。所以从现代角度看，这更多是一个后发梯队的问题，而不是预备队。

确实有一些战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原本取胜的一方因为对方预备队突然出手而最终落败，比如塔利亚科佐会战；可这些文献本身不确定性太强，不能得出原则性的结论。这些案例很可能不是谋定后动，而只是偶然事件。尤其是这一条：任何指挥官都不会先放任主力被击败，而寄希望于之后派出预备队，击垮取胜后凌乱无序的敌军。这种计划的基础只能是在胜负未分之际，派出手头最后的部队去干预。

派出最后一支梯队是统帅所能做的最后的指挥行动。一旦统帅下令，或者将领合议确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位置，那么国王和公爵本人就会像骑士一样参加战斗，追求荣耀，而不再行使指挥权。41

一场典型的中世纪战斗和会战不过是众多骑士间的个人决斗，只能表面上做一定程度的驾驭，同时有其他辅助兵种的支持。但这种典型情形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我们可以设想出在一些情况下——也能找到实例——骑士认为下马步战更适当，或者辅助兵种发挥了超出平常的特殊威力。

这种战斗形式应不应该视为骑士的战术呢？这不过是文字游戏。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术是为会战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按照这个定义，骑士军队无疑是有战术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阵形需要做一定因地制宜的布置，有预备队引而后发，有关于射手或步兵如何部署、何时出击的命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射手或步兵甚至会被派去执行特殊的任务，那么中世纪军队是有某种将道上的战术的。但这些成就微乎其微，以至于从实践角度看，认为骑士军队完全没有战术的人也是正确的。

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67]说过：“断言封建军队没有任何战术，就好比一个人不懂某个国家的语言，于是就说这个国家没有文学。”42因此，这位法国学者相信，学者们只是暂时还不懂如何在文献中找到和解读中世纪战术的秘密。从那以后，学界投入巨大精力试图破解他提出的问题，填补知识的空缺，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产生出来。

当然，我们不难从中世纪文献中推测出这样或那样的概念。但就本书目的而言，这些文献的性质是非常可疑的。

大多数中世纪作者一旦涉及细节，就没有陈述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他们认为可信的情况的意识，而是绘声绘色，不吝文采，尤其是在描述最紧张和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也就是战斗的过程。而对于实情，他们或许根本懒得陈述。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声称自己讲的是真事——换一个说法，他们声称自己讲的真假参半。当然，古典时代不乏同类历史文献，现代学者也漫不经心地拿来用，但毕竟还是有几个让我们获知实情的求真史家。至少对于一场战斗，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场战斗——坎尼会战——来说，我们有两类史料可供参照。我强烈建议读者详参阿庇安对坎尼会战的描述，以此锻炼史料对读的功夫，为缺乏真实史料的情况做好准备。这门功夫对中世纪尤其必要，因为那时的时代精神就是随意而不加批判。作者少有地位崇高的人。最后，他们写作用的是一门外语——拉丁文，这更是一个尤其危险的歪曲现实的根源。他们在描述中经常引用古典时代作家的著作，而古典作家的用词会引入时代错位的概念和意象。拉厄文（Rahewin）记述了红胡子腓特烈的事迹。他对克雷马围城战（siege of Crema）的记载直接照搬了约瑟夫斯（Josephus）[68]对提图斯围攻耶路撒冷的描写，包括各种细节如全军分为7路等。10世纪的法国修道士里歇尔（Richer）用优美的语言详尽描绘了一系列军事事件，例如892年奥多国王（King Odo）与诺曼人的会战。但他的描述纯属虚构。

作者既然是这种态度，那么个别文献不论看起来如何精确，其意义都是很小的。唯有相互参照整个中世纪的各种记载，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当时的典型情况。

认清了骑士的作战方式，我们还能明白中世纪的人为什么从来没考虑过建立真正的军纪，因为就直接的军事目的而言，军纪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毕竟，会战的胜负取决于骑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骑士能顶住，他们就是中流砥柱，是军队的精魄，也是其他兵种的骨架。但骑士制度的基础是发达到极致的个人荣誉观，严苛的纪律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对骑士来说，全军取胜是不够的。他希望也需要胜利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个人卓越是骑士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这种与纪律相悖的观念让骑士成了单打独斗的战士。拜占庭皇帝利奥说，法兰克人不论骑战步战都凶悍坚韧，势不可挡，缘由正在于此。43毫无疑问，骑士在一些战斗中因为头脑固执、不听号令而落败，但那是例外情况，就连纪律最优良的军队也不能幸免。如前所述，骑士军队能接受的统率手段极其有限，有鉴于此，打败仗也算不得大事。军纪不严的首要缺点大概是追击时秩序混乱，忙着抢东西，而不是追敌人。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一次判决，凡是我军完全取胜之前就开始劫掠的人，都要割去耳朵和鼻子。44布汶会战之前，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宣布已经立起了一批绞刑架，大获全胜之前就被发现抢战利品的人都会被绞死。45

贪求战利品还刺激了抓俘虏的行为，俘虏可以换来赎金。骑士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骑士会认为对手是同一个团体内的兄弟，几乎可以说是同志，自然从情感上就想保全对方，饶其性命。这种人性的敏感意识构成了对纯正好战精神的极大威胁，而且我们从很早就能看到这种意识了。奥德利克写道，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击败法王路易六世的布雷缪会战（battle of Brémule，1119年）中，被杀的法国骑士只有3名，被俘虏者则有140人。“因为他们全身包裹在铁甲中，而且出于敬畏上帝和同志情谊，两边都饶恕了自己的敌人。”46100年后，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以类似的方式写道，除了种种其他区别，威尔士人与骑士不同的一点是，前者热衷于杀戮，后者则对俘虏更感兴趣。再后来到了奥地利骑士与瑞士人交战时，骑士又抱怨粗鄙的农夫会把敌人杀掉，而不是俘虏。

骑士团的许多规章条目清楚地展示了骑士的军旅生活和战争活动，尤其是圣殿骑士团。47

一支部队要扎营时会用绳子圈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然后会定好大团长、食堂、地方指挥官和军需官的地面。直到有人高呼：“尊敬的弟兄们，以上帝之名，扎营吧！”其他人才可以开始选择自己的位置（第148次团会）。

骑士团成员不得远离营地，以免听不到呼声或铃声。两名扈从中一人外出找柴火和草料时，另一人必须留守（第149次团会）。

骑士接到命令前不得备鞍或上马。骑士要仔细检查装备，不得遗漏。行军途中，每名骑士身前要有扈从骑马携带盔甲，身后要有扈从牵马（因为每名骑士都有3匹或4匹马），48而且任何骑士不得脱离行军纵队，短时内检验马匹气力除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违者开除（第162、163、166次团会）。进入战场时，元帅（marshal）应手持军旗，命令5名至10名骑士紧紧围在自己身边，保护军旗。护旗者应尽力驱逐敌人，不得与军旗分离或走开，而其他骑士可以向前、向后、向左和向右发起进攻，简言之，只要能杀伤敌人，不拘方向（第164次团会）。49一名副帅（commander）应将备用军旗卷在骑枪上，主旗若有不测，则立即展开。因此，该副帅即使看到机会，也不能刺出卷有备用军旗的骑枪（第165、241、611次团会）。

骑士即便身负重伤，没有命令也不许放弃军旗（第419、420次团会）。即使打了败仗，只要军旗还在飘扬，骑士就不得退出战场，违者开除团籍。如果本团旗帜丢失，他可以聚集到医院骑士团或其他基督徒的旗帜下。除非所有旗帜都倒了，骑士才可以跟从神意，寻地避难（第168、421次团会）。

正如前述皮伦劳伊塔战场上的纵队阵形一样，通过与现代条令进行比较，骑士团的法规条文也能让我们明白中世纪骑士与现代骑兵的整体区别。在骑士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紧密行进、展开和回旋科目的操练。仅有的管制是不许擅自出列或出击——这种事情在现代骑兵条令中根本用不着提——和关于保护军旗的规定。因此，对战斗的管制不过是为了整齐地接敌，以及战斗开始后让旗帜高高飘扬，激励战士奋战到底。

现代骑兵的战术恰恰相反。今天的规范是：“骑兵的实战运用只有突破敌阵，一举决胜。50只有在突破未必成功的情况下，后续肉搏战才会带来特殊的形势反转。”现代条令接着写道：“骑兵最脆弱的时刻莫过于攻击成功之后。”同时特别强调迅速重新集合的必要性，而且如有可能的话，每个单位自始至终都应该保持紧密队形。51对骑士来说，护旗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样的目的。但战斗过程中是不可能集合、发信或下令的。关于侧翼进攻或防御敌方侧翼进攻的内容付之阙如，我们也找不到第二梯队或预备队的影子，因为胜负是由近身肉搏战决定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统御了，完全是骑士各自为战，不管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杀伤敌人就行。

现代骑兵的本质就是由长官控制的紧密阵形单位。因此，“集合”信号在操练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当战马听到“集合”就会自动跑向信号发出的位置。骑士完全没有这种操练和信号，号声也与其无关。52

关于中世纪战争行为的早期研究总有一种自然的主导倾向：以今拟古，以今度古。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说明中世纪军事与所有现代战法，以及与古代军事的根本不同。一个骑士单位与一个装备长矛的胸甲骑兵中队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们要再次说明为什么古典时代军事史中的常见概念到了中世纪就消失了。

古典将道在于善用攻守各自的优势、每种武器的长处和地形特点。古典将领懂得如何将这些因素化为优势，同时回避其害处。

在马拉松，我们看到指挥官命令全军坚守，直到特定时机才出击。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统帅安排一部分军队防守，以便加强另一处，达到优势兵力。马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骑手不能防守，只能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地形的战术也不见了。骑士军队只能在平原作战。53在特定条件下，将一支部队埋伏于侧面地形的做法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重要性微乎其微。54骑士战斗会迅速演变为全面肉搏战，让侧翼和正面的区分失去了意义。长官的任务不是占据有利侧翼地形，而是为骑兵单位获取足够的行动空间。尽管中世纪和古典时代一样有兵种间的互相支持，但只不过是射手、步卒和轻骑兵协助骑士罢了。配合战术完全谈不上，因为三个辅助兵种没有独立价值。与古希腊方阵或古罗马军团不同，中世纪没有射手或步兵迟滞敌军进攻，为骑士争取迂回时间这种事情。辅助兵种比古代弱得多了。

因此，中世纪骑兵的战术任务与古希腊罗马完全不同。兵种混编不是为了相互支持——唯有相互支持，真正的多兵种配合战术才能施展——而是其他所有兵种都为唯一的决定性兵种服务，也就是骑士。战场和交战行为纯粹是由骑士的需要和特性决定的。既然骑士没有防守能力，对地形的利用方式也非常片面，所以完全不可能有巧妙的战术配合。

这一切所围绕和所指向的中心就是近战步兵价值很低。吕斯托曾说：“步兵变得不重要是因为不受尊重。”但不受尊重的原因是什么？在古罗马，军团步兵被认为比骑兵更重要。一旦步兵失去了古代的地位，他们的名誉自然就会进一步降低。现在，步兵不仅得不到特殊关注，而且对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也失去了吸引力。但上述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战术单元的失落。中世纪的步卒是散兵游勇，而不是团结紧密和纪律严明的罗马大队成员。因此，谴责步兵毫无价值是不公正的。他们发挥不了比实际更大的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也不被认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是明摆着的，骑士被认为是唯一的决定性兵种。因此，步兵绝不能被认为是多余的，哪怕在步兵数量很多时也不多余，他们是骑士有益的和不可或缺的帮手，甚至在会战中也是；到了战场外，他们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力量，尤其是在围城时。

写到这里，我们要再梳理一下十字军对西方骑士战法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基本上全新的兵种——骑射兵。另外，当十字军骑士不能换马时，他们只好步行参战，而且战法完全不同于当年在老家惯常也必然要采用的方式。这两点必然带来深远的后果。他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发展兵种配合。混合作战的实践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培育，弓骑兵也进入军队。为了抵御弓骑兵的突然袭击，十字军不得不认真考虑行军队形，认真程度远胜于西方骑士的通常情况。文献中经常提到十字军行军时采用三列平行纵队，以便各个方向都能立即投入战斗，当然，这只适用于有所需道路网络和行动自由的区域。55

3　雇佣兵

我们已经认定，个人自负成本出征的看法是错误的。这只在时间短、距离近的地方性冲突中才有可能，而在我们讨论的大国战争中是不可能的。从克洛维的时代起，出征军士就必须由大机构或大领主提供装备和粮草。组织出征的主要负责人是伯爵，至于他带的人是有封地的附庸，还是没有封地的附庸；是祖上传下来的军人，还是前来投奔他、看起来可用的浪人骑士和兵卒，这些人在实际表现上都没什么区别。除了口粮，领主很可能一直都要发现金报酬，甚至对自己人也是一样。自12世纪以来，这笔钱的数目很是不小。前文已经给出了一个例子，说明役人出征罗马应得的报酬。因此，尽管征发附庸役人和雇佣兵从概念上看是两个对立的类型，但从实际角度看，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过程要容易得多。一定程度上，两者可能一直是并存的。据记载，早在10世纪就有一位威尼斯公爵——维塔利斯（Vitalis）或奥尔赛欧洛（Urseolo）——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招募了一支佣兵，并因此被威尼斯市民杀害。1992年，安茹伯爵富尔科（Count Fulco of Anjou）派出一支由“本部兵马和佣兵”组成的军队去攻打布列塔尼公爵柯南（Duke Conan of Brittany）。2亨利三世皇帝[69]时期，教宗利奥九世在德意志募兵，攻打南意大利的诺曼人。31066年，征服者威廉渡海攻打英格兰时的部队就以佣兵为主，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封建制度的成分——当然，诺曼人带到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本就不全——很快就完全转化为佣兵制度。我们很快会在欧洲大陆看到同样的现象。在亨利四世[70]的历次战争中，钱的作用已经是举足轻重了。君士坦丁堡皇帝付给亨利四世津贴是为了让后者约束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结果德意志皇帝却用来支付自己的军费。我们还经常看到国王借钱、城市替他还账的记载。到了他的儿子亨利五世时期，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御库贪婪无度”（“regalis fisci os insatiabile”）的记载。41106年，洛林公爵派游荡团伙（Gelduni）去解救科隆；5到了红胡子腓特烈时期，布拉班特佣兵（Brabantines）是皇帝手下的一支重要力量。1158年，热那亚雇佣射手对抗皇帝。借用德意志编年史家拉厄文的说法（4.20），拜占庭则在意大利征募“名为佣兵的骑士”（milites qui solidarii vocantur）。这些佣兵的主要来源不只是德意志地区，阿拉贡人、纳瓦拉人、巴斯克人[71]被提到的也特别多。他们的其他名号包括：“coterelli”、“ruptuarii”（劫掠者）、“triaverdini”、“stipendiarii”、“vastatores”（劫匪）、“gualdana”（或“gelduni”：“游荡团伙”）、“berroerii”（军士、武装仆从）、“mainardieri”、“forusciti”（流亡者）、“banditi”（被逐者）、“banderii”、“ribaldi”（流民，无赖）和“satellites”（随从）。6

封建兵制是以物易物的产物。除非货币经济重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否则佣兵制不可能重新从封建兵制中再次产生并与之并驾齐驱。另外，一定数量的流通贵金属也与这种变化有关联。

民族大迁徙时期，正常采矿活动完全停止，贵金属供给必然是持续减少的，至加洛林时期达到最低点。7但早在8世纪时，贵金属的新来源应该就已经被发现了。法、德两地的河流中有人淘金。从加洛林时代起，普瓦捷[72]就开采出了大量白银。进入9世纪，阿尔萨斯和黑森林[73]发现了白银，从10世纪起蒂罗尔、施泰尔马克、卡林西亚，尤其是波希米亚和萨克森境内的克鲁什内山区陆续发现了白银；970年哈尔茨山区[74]也发现了白银。与此同时——甚至可能要更早一些——波希米亚、萨尔茨堡、匈牙利和锡本布尔根[75]发现了黄金，主要是在当年罗马人采不出多少黄金，或者根本无法开采的地区。

即便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开采活动开始的具体日期，而真正有大规模产出也是后来的事，但12世纪以来的贵金属增速已经相当之快，以至于提速过程必然早已开始。修道士阿波（Abbo）[76]记述巴黎围城战（886年）时已经在抱怨（第2卷，第605-609行）骑士只肯穿绣着金边的衣服了。奥托大帝之弟布鲁诺大主教的传记中也描绘了类似的景象，说大主教的骑士身着金紫，大摇大摆（“inter purpuratos ministros et milites suos auroque nitidos vilem ipse tunicam induxit”：“在身穿紫衣的官员和金光闪烁的士兵中间，他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袍”）。8

从单个文献不可能确定佣兵是步兵，还是像骑士一样马上作战。9无论如何，最严格意义上的骑士从很早就开始当佣兵了。10据编年史记载，1158年波希米亚国王拉迪斯劳斯征召部属出征意大利时，他们起初非常不满意。但是，当国王解释说不愿出征者可以留下，同时承诺授予愿意出征者报酬和荣誉时，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在早期，一块贫瘠的封地或者寄住宫廷内，朴素伙食就是兵役的报偿，但现在金钱多了，富足程度总体上也提高了，于是兵役就有了获得更大收益的可能。德、法地区的封建基础不像英格兰消亡得那么严重，但还是有逐渐靠近英格兰的情况。封地和骑士阶层不再是兵役的直接承担者，其首要意义仅在于代表和维持了一个不断产生优秀兵源的阶层，一个招募佣兵的理想源泉。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根基的重要性和骑士一脉的阶级基础最有力的表现在于，尽管军事体系愈发转向佣兵，任何强健勇猛和经验丰富的战士都一样好用，但骑士作为一个阶层还是被保留下来，而且正是在这个时期演变为下级贵族。

与此同时，有封地的骑士向单纯的大地主转化的趋势趋于增强。

在写于1283至1299年之间的《小卢西达留斯》（Little Lucid-arius，又称“赛弗里德·黑尔布林”[77]）中，扈从告诉骑士主人说，宫里的人都不谈帕西瓦尔和加姆雷（Gahmuret）[78]了，而是谈奶牛和粮酒贸易了。11到了下一个世纪，奥地利诗人苏臣沃特（Suchenwirt）笔下一名从没离开过家乡的骑士说道：

像另一头奶牛，我留在这里，

其实，我是一个恋家的孩子。

早在12世纪，佣兵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著名的佣兵头领，他们可以视为日后佣兵队长（condottieri）的先驱。第一位是伊珀尔的威廉（William of Ypres）[79]，他似乎是弗兰德斯伯爵腓力的儿子。他娶了教宗加理多二世（Calixtus II）的一名亲眷，成为斯勒伊斯（Sluys）[80]领主，后来被英格兰国王斯蒂芬任命为肯特伯爵。在他率领下四处征战的队伍有骑兵，也有步兵。据编年史记载，他“仿佛是他们（手下）的公爵和君主”（“quasi dux fuit et princeps eorum”）。12如果说伊珀尔的威廉是一名优秀的骑士；另一名佣兵头领以前是牧师，他就是布拉班特佣兵团团长康布雷的威廉。但大部分佣兵头领大概都是骑士出身，或者至少是通过获取封地和名望而提升到了社会上层。狮心王理查从囚牢被释放后，佣兵头领普罗旺斯人梅卡迪耶（Mercadier）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而且两人据说私下里也是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兵制与佣兵制之间发展出了关联机制：国王或城市等大势力出钱，诸侯和领主出人，双方立约，定好价码。这意味着诸侯和领主——他们有一支固定的自募自养并提供武器的军队骨干，也有统军的经验和权威——有义务提供指定数目的军人，不论是某次具体的战役或是应急调用。第一份此类协议签订于1103年，征服者威廉之子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弗兰德斯伯爵罗伯特约定，伯爵有义务向国王提供1000名骑士，每人配3匹马，报酬是每年400马克的白银。协议规定得非常详细。国王不得要求罗伯特攻打其领主法国国王。伯爵应在收到通知后40日内备好骑士，英格兰国王负责派船运输。弗兰德斯骑士在英期间，英格兰国王应为其供应口粮并按照国王侍从（“家臣”）的标准更换损毁物料。为强化协议效力，弗兰德斯伯爵手下的男爵和城主要另签一份文件，承认自己对英格兰国王负有义务。50年后的1163年（原文如此），双方的继承人进行了续约。13

这类协议之后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德意志自由市与周边封建领主之间。14

只要君主凑得出钱并及时发放军饷，雇佣骑士就完全听从指挥。相对于封建骑士，率领雇佣骑士参战对君主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好处——以至于在13世纪的法国，封建领主宁愿将空出来的封地卖给市民，而不是封给另一名骑士，换取其提供兵役。15

我们看到，富有的真骑士很容易变成强盗。无家可归的普通佣兵自然更容易胡作非为。军纪涣散的佣兵在行军途中本来就对沿线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最糟糕的是战后解散各走各路的时候。全副武装的佣兵们聚而不散，骚扰劫掠，无以复加，连教堂或修道院也不放过。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人群中最凶狠和最粗鄙的分子，安居乐业不符合他们的本性。他们应征入伍，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无法无天，丢掉了一切约束和同情心。编年史作者赖谢瑙的赫尔曼（Hermann）[81]讲述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佣兵军队之一：1053年，严厉而精力旺盛的教宗利奥九世征募了一支由冒险家和逃犯组成的军队攻打诺曼人。哪怕是国王用完佣兵之后，也要想办法让国土摆脱他们的蹂躏。1171年2月14日，腓特烈皇帝与法王路易七世签订了一份条约，其中说到两人曾与许多男爵会面，并互相保证绝不会容忍国内有“败德之人”，也就是布拉班特佣兵或coterelli。国王的附庸也不得接纳这些人，除非他在当地娶妻，或者长期为附庸服役。背约者将被主教开除教籍且不得参加圣事，应赔偿全部损失，邻人可武力迫使其服从。如果背约者势力强大，邻人不能迫使其服从，那么皇帝将亲自惩处。16

1179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对全体“布拉班特、阿拉贡、纳瓦拉、巴斯克佣兵和triaverdini”以及所有心存犹疑，不肯讨伐者施加了最严厉的宗教处罚。

史籍中也记录了几次佣兵被武力解决的事例。以牧师康布雷的威廉为首、曾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服役的布拉班特佣兵夺去了利穆赞[82]地区的博福尔城堡（Beaufort），并以其为基地蹂躏周边地区。1177年，他们终于被阿德马尔伯爵（Count Ademar）[83]和利摩日主教（bishop of Limoges）打败并全部杀死。17

1183年，一个大型布拉班特佣兵团在沙朗通[84]被消灭。为了消灭他们，之前在奥弗涅成立了声势浩大的“和平同盟”，由木匠杜朗指挥。

但是，和平同盟转而对抗领主，于是领主又与布拉班特佣兵联合，消灭了这些反叛的平民。

4　战略

我们前面针对战术说的话也适用于战略。战略——为战争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当然是存在的，但战略艺术是极少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封建国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军事成就。军队规模小，纪律约束少，甚至没有无限期服役的义务。

查理曼威势的根基是帝国幅员辽阔，皇权乾纲独断。他真正的军事成就是非常小的，这从进展缓慢而有限的撒拉逊战争和旷日持久的萨克森战争就能看出来。这些战役基本谈不上战略，而继承他的各个王国很快就完全失去了力量。萨克森王朝有亨利和奥托两位雄主，通过向其他大诸侯家族和诸侯自治权妥协，他们在加洛林帝国的东部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奥托集结了整个王国的兵力，在莱希菲尔德大败匈牙利人，这确实是他的成功。但是，新王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很大，甚至也不太可靠，因为半独立的大诸侯经常挑战国王权威，危害国土安宁。莱希菲尔德会战中，奥托的军队估计不会超过6000人至8000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数目的意义，我们才能理解异教民族为何屡屡得手。北方海寇、南边亚洲游牧骑兵的威胁之所以被解除，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王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但诺曼人和马扎尔人进入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区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世纪战争的特点在978年奥托二世皇帝和姑表哥法国国王洛泰尔之间的争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奥托是强大的德意志国王，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人的皇帝，可当几乎毫无力量的西法兰克国王突然逼近时，奥托却不得不逃离都城亚琛。尽管他很快就集结大军复仇，兵临巴黎城下，但面对城防无可奈何，只得班师，途中还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1

到了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85]，皇帝的军队比奥托大帝在莱希菲尔德的军队也大不了多少——这个时期的多个可靠消息来源佐证了我们对查理曼军队规模的估计，因为考虑到几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军队规模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缩减。

这一时期战争行为的变化与政治发展有关。

随着封建国家逐渐定型，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各个半独立层级——包括领主和城市——都致力于通过建设工事来确保自身安全。城市加固了城墙，丘陵和高山上建起了几乎坚不可摧的城堡。国王的城堡也发生了转变。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王室城堡位于开阔的平原，而萨克森王朝、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国王们则将城堡建在山上或有其他屏障的地点，以便防御。2

因此，防守的力量相对上升，进攻则相对下降。兵力较弱的一方可以轻易回避决战，而兵力较强的一方即便打了胜仗，也更难从中获益。因为城堡和城市数不胜数，而且每一座围攻起来都要下苦功夫。在得到大批意大利人支援的情况下，强大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还是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攻下小城克雷马（1160年）。

进攻方常常不打真正的围城战，而是采取比较松的封锁：用堡垒围住敌方城市，切断其与外界联系的商路。通过这种方式，诺曼人让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城市不得不投降，3红胡子两次没有发动强攻就拿下了米兰。但这种行动需要将军队长期集结在一起，而中世纪的封建军队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所有大战中，哪怕是红胡子击败狮子亨利，以及两人的儿子——腓力和奥托——的争斗中，决定最终胜负的主要因素也不是军事行动，而取决于大诸侯和大城市的向背或阵营转换。站队无疑会受到军事胜利的影响，但并不受其支配。因此，这一时期有几次调配兵力和引而不发的计策中产生了真正的战略。比如奥托大帝发动莱希菲尔德会战，又如亨利四世对抗反王施瓦本公爵鲁道夫的战争。由于战争中的各个因素——政治、战略、战术——不断影响着彼此，这些会战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战术因素。而后来强大的霍亨斯陶芬诸国王时期尽管战事数不胜数，但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形了。诺曼人打了黑斯廷斯一场胜仗便征服并长久统治了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与英格兰政治上的落后有紧密关联。而德意志国王之所以不能在意大利建立类似的统治地位（尽管对手们不敢冒险发动野战），是因为意大利尽管是罗马化地区，但它的独立市镇和普适教宗蕴含着比日耳曼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更强的抵抗能力。最终，意大利人甚至在野战中打败了敌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莱尼亚诺会战（1176年）并没有一战定乾坤的意义。它的爆发是偶然的结果，起因是皇帝过分自信，想要率领德意志诸军穿越米兰地区（从科莫到帕维亚），中途与米兰城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于是，米兰及其盟友守在路口，凭借数量优势击败了德意志军队。但真正决定性的一点是：与狮子亨利关系破裂后，皇帝能从德意志带来的兵力相当有限，而米兰得到其他意大利市镇的支持，实力远在以往几次战争期间之上。米兰人尽管取胜，但还是愿意对皇帝做出多点让步，这就表明米兰人并未高估胜利的意义。

1237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大败米兰和伦巴第联军的科尔泰诺瓦会战也没有产生实际后果。

中世纪的人或许不知道野战是真正决定性的行动，因此战略的首要原则是将全部兵力集中到战场呢？有意思的是，骑士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洞见。在法国编年史《历代安茹伯爵事迹》（Taten der Grafen von Anjou）中，当1041年戈弗雷·马特尔（Godfrey Martell）伯爵围攻图尔城，一支援军正在逼近时，伯爵管家莱西阿努斯（Lisaeus）对主人说：

与其被各个击破，我们不如集中兵力一战。会战是短暂的，胜利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围城旷日持久，而且很难达成目标；会战则能让人民和城市臣服于你，战败者会在胜利者面前烟消云散。如果你打赢了会战，击败了敌人，那就掌握了局势，也掌握了图尔。4

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大军逼近时，萨拉丁以同样的精神拆除了许多叙利亚城市的城墙，用守城士兵加强野战军。东哥特王托提拉也做过同样的事情。5但这些情况是例外，而且一直是例外。纵观整个中世纪，我们发现相反的原则才是主流，即利用防御优势坚守城堡，因为真正从野战胜利中获益的条件非常罕见。封建军队人数太少，实力太弱，不能克竟全功。甚至救援被围城市——援军是有优势的，可以在对围城军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的会战都很少见。

从战术角度看，会战不过是多场小型战斗的集合，能做出的决定只有开战而已；同理，战略考量也不过是执行政治决策。既然“如何”进行会战方面通常没有什么好决策的，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统帅是否认为己方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开战？如果认为不够强，统帅就会寻找坚固工事，而敌军只能决定要不要围攻。这可能取决于许多情况，下决心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些考量并不真正是更高意义上的战略，不是战略艺术。器械装备、行军秩序、粮草补给或许对审慎和精力有相当高的要求，但要说它们是战略行动，那还差了点意思。

在中世纪，就连发动会战的终极决定也不是战略决策，因为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统帅做出的决定。纪律严明的军队发动会战是因为统帅下了令。中世纪统帅对军队的控制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不光他自己，全军必须都愿意发动会战，他才能发动。即便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士兵主体对会战结果有信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对中世纪军队来说，没有信心更是根本就打不起来。这个现象非常典型，维杜金德就记载过两次（1.36和3.44）：一次是萨克森人与斯拉夫人会战之前；一次是与匈牙利人的莱希菲尔德会战之前，战士们首先宣誓支持统帅，然后庄严地宣誓会彼此协助。我们在别处也发现了类似的战前宣誓，甚至穆斯林那里也有。统辖全军的统一意志并不来自以统帅意志为依据决定一切的组织架构，每次行动都要单独创造，单独确保。

这种状况——统帅极大依赖于部下的心情和意志——无疑是中世纪战争中罕有会战的一个原因。战争几乎看不到尽头，打了许多年也没有一场会战，因为会战打响需要双方同时认为自己占据优势，除非一方迫不得已，再也不能回避战斗。胜算不大时，就连现代统帅通常也不会开战。但即便对方占有无可置疑的兵力优势，他还是有可能开战，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将道和对地形的利用能抵消劣势。由前文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见，中世纪统帅没有这样的希望，只有当他本人和全军都确信己方有优势时，他才会开战。

有一个现象体现了骑士战争的特点，也反映了以之为基础制定战略是多么困难，即战术失败的一方往往仍然能达到其战略目的。从常理来看，首先击败敌军的一方应该也能达成其战略目标。但统帅对骑士军队的控制力非常小，取胜后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本是常事，结果一松就紧不起来，尤其是在敌方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于是，统帅不得不放弃乘胜追击的计划。前面讲亨利四世的征战史时，我们已经多次确证了这一点，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实例。

中世纪找不到马拉松会战的米提亚德、普拉提亚会战的保萨尼亚斯、留克特拉会战的伊巴密浓达、坎尼会战的汉尼拔、那拉加拉会战的西庇阿、法萨卢斯会战的恺撒那样的英雄统帅，或许莱希菲尔德会战是一个例外。诺曼公爵威廉登陆英格兰后决定不立即进军伦敦，而是集中兵力于海岸待敌。这或许也可以视为一次根基扎实的战略行动，因为随后发生的会战战果辉煌且影响深远。然而，我们是琢磨了一会儿才认识到上述情形配得上“战略”这个词的。我们在亨利四世与鲁道夫的战争中无疑能看到一些战略思考，但从中并没有产生大决战，因此我们对此提不起太大兴趣。有一些布置精妙的突袭战可以考虑纳入战略的范畴内，比如腓特烈二世在科尔泰诺瓦对米兰人的袭击，但它们缺少莱希菲尔德会战中的那种高瞻远瞩。

如果有人因此得出个人品性在中世纪军队中相对不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误解。相反，恰恰由于中世纪没有扎实的艺术层面的战术和战略，所以统帅的个人品性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理论上说，战略家的才能体现于成功发动会战，并凭借战术技巧打赢会战。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在敌人也想发动会战时，会战才会发生。双方都急于求战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统帅需要的是其他方面的本领和才能，第一条就是维持松散的封建国家的统一。

随着皇帝的在位、离开和回归，德意志帝国一次又一次崩溃，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品性意味着一切。

5　意大利市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

加洛林帝国崩溃后，意大利和法兰克尼亚产生了多个名为“藩侯领”（margravate）的强大地方势力，类似于德意志地区的公爵领。但是，城市在意大利发展成独立政治势力的速度要比阿尔卑斯山对面快得多，势力也要强得多，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要远胜于意大利诸侯。

在意大利，大量武士阶层成员一直住在城里。这种情况甚至在法兰克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起来后也没有改变。998年摩德纳主教的一份文件中，除了提到教会同意以外，还明确提到了骑士和市民也同意。1亨利三世皇帝时期，米兰的骑士（milites）和平民（plebs）之间爆发了一场长期内战。骑士被迫离开城市，然后在6座城门外建起了6座碉堡，对城市发起攻击。最后，亨利威胁要派4000名骑士来弹压，这才平息了冲突。米兰市民也赦免了被赶出城的人。2

1067年，米兰各方缔结和约并规定了违约者的罚金：大主教违约应缴纳100镑；上层市民（ordo capitaneorum）20镑；附庸（vassorum）10镑；商人（negotiatorum）5镑。

在伦巴第[86]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独立市镇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君主实力还太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本身，各阶层的团结性还太弱。直到9世纪末，王权的松弛解体不仅让地方领主势力得以产生，也让独立城市成了可能。独立地位生发出了公民的团结意识，爱市情怀将各个阶层联合为一体，也唤醒了原本不尚武的阶层中的尚武精神。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去考虑独立最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取得的。3对我们而言，要点是各个阶层的团结与融合，尤其是武士阶层和市民阶层。无论如何，共居一市必然会产生多个方面的融合，武士干起了平民的行当，同时没有丢掉自由民和武士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知道早在伦巴第人统治时期就有经商的武士了。另外，在封建制度下，全民征召对于放哨站岗、守卫城墙等防御目的是有用的，现实中也这样做了。

根据一份无疑出自后代可信度很低的记载，早在8世纪初，拉文纳和总督区[87]内的其他三座城市就是全民皆兵，对抗拜占庭皇帝。4到了奥托大帝时，路易德普兰杜斯（Luidprandus）竟然还有伦巴第统治民族的骄傲，如是写道：“我们憎恨罗马人，以至于想不出比‘罗马人’更严重的辱骂敌人的方式，它是一切粗鄙、懦弱、邪恶的代名词。”5但是，民族间的矛盾——同时也是职业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消散了。伦巴底语的痕迹在北意大利一直存在到11世纪，但之后就不见了（参见第2卷）。罗马人曾被伦巴第人视为半自由民，后来逐渐进入了自由民的行列。6市民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捍卫市镇的自由。

意大利的城市军制就是这样发源的，要考察其成就，我们就必须去研究市镇与霍亨斯陶芬诸帝的战争。

一征米兰

（1158年）

霍亨斯陶芬王朝初期，德意志几乎就已经失去了在意大利的霸权。康拉德三世甚至没能加冕为皇帝。[88]他的继承者腓特烈一世一上台就与归尔甫党（Guelphs）[89]和解，并在狮子亨利的支持和陪同下再次取得了皇帝头衔。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很快就不得不通过武力维持在意大利的统治。市镇领主之间的内斗让皇帝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一大批人从一开始就会加入他的阵营，以便躲避身边的敌人。例如，1158年，皮亚琴察（Piacenza）市承诺为皇帝提供100名骑士和100名弓箭手全程参加米兰围城战，另出100名弩手服役一个月。怀着报酬和权力唾手可得的希望，德意志诸侯与骑士欣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大战发生于新王上位的第七年（1158年）。全军分为四路：奥地利公爵、卡林西亚公爵、匈牙利人一路，出弗留利（Friaul）；皇帝、波希米亚人及多名诸侯主教一路，出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策林根公爵、上洛林人及勃艮第人一路，出罗讷河谷，越过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aint Bernard）；余者出莱茵河谷，越过施普吕根山口（Splügen Pass）。全军规模无疑是相当大的，但有人认为有1万名骑士，与意大利人会合后更是达到1.5万名骑士，总兵力达10万之众，这就太夸大了。7尽管意大利人不敢冒险与其野战，尽管他的军队按当时标准来看相当强盛，但数目还是不足以对米兰发动真正的围攻，甚至连完全包围的米兰都做不到。8他若是有10万人、5万人，或者哪怕3万人，团团围住都不是难事。尽管他有过几次突袭的尝试，比如强攻城门，但都没有成功。大军不得不采取蹂躏乡间和切断补给的手段，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迫使米兰降服。（皇帝8月6日来到城下，米兰9月7日投降。）

二征米兰

（1159年至1162年）

1158年9月被迫降服后，米兰于1159年初再举反旗。皇帝必须等待德意志来的援军，然后才能真正采取军事行动。他决定先围克雷马，但尽管这个镇子很小——周长不过1英里（约1.61千米）多一点——皇帝还是用了足足半年时间（1159年7月2日至1160年1月26日）才将其攻下。这段时间里都没有足够兵力实施大规模行动。城下有皇帝御驾、狮子亨利、韦尔夫公爵等一批德意志大诸侯，但克雷马人不仅奋勇抵抗，击退了多次进攻，还主动出城袭击。皇帝对米兰城只是打了几次草谷，其间打赢了若干场战斗。最后，克雷马还是投降了，皇帝许其居民自便。

就在腓特烈全神贯注地围攻小镇克雷马时，米兰人决定冒险围攻科莫湖畔的马内尔比奥城堡（Manerbio）。9皇帝于是派出500名骑士，再加上马蒂萨纳（Martesana）和塞普里奥（Seprio）两伯爵领的兵力，将米兰人驱逐。从克雷马到马内尔比奥（位于埃尔巴市境内）有62千米的距离，行军需要两到三日。腓特烈从克雷马很容易就能切断马内尔比奥围城部队与米兰之间的联系，他的力量是有多薄弱，米兰人才敢冒险围城啊！

但是，占领克雷马已经达到了骑士军队的极限，他们无法立即投入下一场战斗。皇帝不得不首先将军队遣散。1160年夏，米兰人发起攻势，征服了一批皇帝的城堡，从而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野战。

卡尔卡诺会战

（1160年8月9日）

等到先前迫降克雷马的德意志部队大多已经归国后，米兰人围攻了米兰城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科莫湖以东约5英里（约8千米）的卡尔卡诺城堡（Carcano）。米兰出动了全部兵力，另有来自布雷西亚和皮亚琴察的骑士。为援救卡尔卡诺，皇帝率领德意志军和意大利援军上路了，准备在卡尔卡诺与米兰之间集结军队（各部正从相反方向赶来），以便切断围城军与本城的联系。他甚至不等全军集结就鲁莽地出击，几乎直接冲进米兰人的军营，显然是不想让敌人毫发无损地离开。但他低估了对手。米兰人意识到自己与大本营的联系一旦被切断，仗就输了，于是决定立即攻击援军。

米兰步兵向德意志骑士进攻，结果挡不住后者的攻势，阵形被击破，损失惨重，丢掉了军旗战车（carroccio）。但在另一侧，也就是帝国军的左翼，米兰骑士及其盟友——可能还有另一支步兵的支援——击败了腓特烈手下的意大利骑士和步兵。当得胜的两翼分别重新集结时，皇帝意识到己方兵力太少了，不能冒险再战。米兰人的兵力无疑从一开始就要强得多。战斗结束时，皇帝据说只剩下200名骑士了。尽管如此，米兰人也不愿意立即冒险发起新的进攻，尤其是因为大雨下了起来。他们撤回营地，皇帝未遇抵抗就离开了，接着退往科莫湖，他被打败的部队往那个方向去了。

当然，这样一来，败走的皇帝就与280名从洛蒂（Lodi）和克雷莫纳（Cremona）过来与他会合的骑士分开了。米兰人抓住机会，趁他们赶到皇帝近前时突然出击并重创之。腓特烈亲自出马相援，救下了残部。

米兰人尽管取胜，但几天后就撤围而去（8月20日），因为他们害怕皇帝卷土重来。于是，我们看到卡尔卡诺会战属于中世纪司空见惯的战斗，战场上的输家依然达成了战略目的，对皇帝来说就是解救卡尔卡诺城堡。读者可与梅尔利希施塔特会战与弗拉希海姆会战作一对照。

为了提醒读者文献记载要慎用，这里要加一段库达涅鲁斯（Codagnellus）写的米兰编年史中的记载，直到今天为止，史学界还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靠的著作。会战发生约70年后，作者写道（SS.，18.369及之后）：1160年夏，米兰人和皮亚琴察援军出发去攻击正在蹂躏米兰乡下的皇帝。据说，他们带上了军旗战车和100辆由纪尧姆斯大师（Master Guilelmus）打造的100辆正面侧面都装有镰刀的盾车。盾车据说被摆在最前面，军旗战车和射手在第二排，骑士（milites）、大军旗和其他旗帜在第三排（“大队”，cohort），皮亚琴察人在第四排（quarto loco）。皇帝得知后恐惧不已，趁夜逃遁。

在卡尔卡诺会战中，米兰人将全体40岁以下的战士放到第一梯队（acies），共1500人。40岁至50岁者在第二梯队，也是1500人。战斗经验特别丰富的其余老兵在第三梯队，共1000人。皮亚琴察和布雷西亚的援军被摆在平民士卒旁边，起巩固支撑的作用，同时也为了保护军旗战车（“juxta populum, qui confortarent et manutenerent populum et auxilium praestarent populo ad carocium manutenendum et defendendum”：“在人群旁边，为其提供加强和支援，帮助其守护战车”）。米兰人的前两个梯队被打败了，皇帝接着向紧紧围住军旗战车的步兵（populus）施压。这时，之前埋伏在山谷中的老兵冲了出来，战车周围的部队也随之像战马一样发起疾攻（“populus cum caroccio qui impulsus a pupulo ita velocissime currebat ut destrarius”），一举转入攻势，杀得皇帝及其手下落败而逃。10

围困米兰

直到次年（1161年）春天，皇帝才有了足够的从德意志返回的援军，有能力与米兰正面开战。各路人马兵力的记载比较可靠。11施瓦本公爵腓特烈有600多名骑士（“ultra sexcentos milites bene armatos”），科隆大主教赖纳德有500多名，波希米亚王子及其公爵叔叔有300名（equites）。

尽管围城开始时狮子亨利也在意大利，但战记中没有提到他，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在米兰陷落前就回德意志了。但作为参照，我们要指出，根据一份可靠的记载，狮子亨利两年前率领1200名骑士参加克雷马围城战，他的叔叔韦尔夫有300名骑士。12

施瓦本公爵和科隆大主教都是亲近皇帝的大诸侯，也是皇帝的坚定盟友，他们不过能出500名或600名骑士。狮子亨利手握两个公爵领，实力远超其他所有德意志诸侯，他也不过提供了1200名骑士。由此看来，德意志军的总兵力不会超过几千名骑士。1158年的大军很可能还要强于1159年或1161年。无论如何，对历次战役的比较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之前的判断，即1158年参战骑士达1万名是四舍五入出来的上限。

尽管意大利各市镇和领主派来了许多股兵力加入皇帝，但再次围攻反叛的城市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腓特烈在一场十日的战役（1161年5月至6月）中彻底扫荡了米兰邻近区域，他认为这就够了。接着他遣散了意大利人的部队，并以阿达河（Adda）畔的大营为基地切断了米兰的粮道。他威胁要砍掉给米兰运粮者的右手，而且确实于一日之内对25名皮亚琴察市民执行了这项处罚。部分德意志诸侯和骑士在秋天回国了，余下的部队足以将米兰人控制住，并防止大量补给运入城内。为了加强威慑效果，皇帝不惜残酷地将高级俘虏弄瞎致残后送回城内。于是，坚守9个月之后，米兰城终于在饥荒、恐惧和绝望中无条件投降了（1162年3月1日）。

图斯克鲁姆会战

（1167年5月29日）

罗马人派遣步骑大军攻打科隆大主教赖纳德占领的图斯克鲁姆（Tusculum），而皇帝当时还在围攻安科纳（Ancona）[90]。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前往救援。随之发生的战斗毫无战术意义。据圣布拉辛的奥托（Otto of Saint Blasien; M.G.SS.，20）[91]记载，克里斯蒂安规定了哪些人率先出战，哪些人攻敌侧翼，哪些人作为预备队援助友军（“qui primi committunt, qui consertos hostes a latere irrumpant, qui subsidia pondere proelii laborantibus ferunt”）。这不过是夸张的修辞。它与多份水准更高的文献相悖，按照后者的说法，长途行军后筋疲力尽的克里斯蒂安部队遭到罗马人突袭，起初落于下风，多亏科隆军攻击罗马军后方，才替克里斯蒂安解了围。面对合兵一处的帝国军，罗马人开始逃跑，先是骑士，接着是步兵，损失非常惨重。德意志人得到了几位意大利伯爵的支援。

这场战斗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有史料确证罗马人尽管数量优势巨大，但还是被打败的原因是——用本身是意大利人的洛蒂城编年史作者的话说——他们“害怕德意志人超过其他所有人”。13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当年的贝利撒留，尽管罗马市民志愿参战，但他还是拒绝率领他们与哥特人交战，因为怕他们坚守不住。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同一份史料中还写道德意志人照例高呼着“基督复活”杀入战场。尽管这位洛蒂城的作者是一位优秀、可靠的记录者，但我内心对这条记载的可信度依然有所怀疑。当然，这些骑士与远征解放圣墓的武士，与《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角色是同一类人。因此，在某些场合下，由主教率领的骑士进入战场时高呼“基督复活”是有可能的。十字军东征中或许确实有这样的惯例，但若说德意志骑士在皇帝与教宗间的战争中也是如此，那就很难想象了。原文如下：“signo dato maximis vocibus cantum Teutonicum, quem in bello Teutonici dicunt videlicet‘Christus qui natus’et cetera omnes laetantes acriter super Romanos irruerunt.”（“信号发出后，全军都不再说其他的事情，齐呼着德意志人在战斗中的口号‘基督复活’，凶猛地打垮了罗马人。”）

埃赫蒙德修道院远在北海海滨，受乌特勒支主教管辖，那里的年鉴也记载了这场胜利，还说德意志骑士进攻时有“条顿人的凶悍”。这个短语古已有之，是诗人卢坎描述古条顿人时首创的。进入中世纪，埃克哈特于1096年首次使用该短语，而且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它后来有时表示狂乱愚蠢，有时又表示勇敢。14

赖纳德大主教给国内写了一份捷报，15这个例子表明我们必须谨慎运用史料。他一会儿说罗马兵力有4万，一会儿说是3万。他说对方有9000人被杀，5000人被俘，还者不过2000人。科隆来的骑士（milites）数目不会超过106人（据《科隆年鉴》第140卷记载）。主教说己方一人未损（“nostros omnes sano et integro numero recepimus”：“全军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同时代对此战的其他记载各不相同，罗马一方的损失人数显然都是主观臆断的。16

罗马人数量优势巨大且损失惨重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博索枢机（Cardinal Boso）在《亚历山大三世教宗生平》（Life of Pope Ale-xander III）一书中有类似记载。17赖纳德的骑士不超过106名（或140名）大概也是实情。克里斯蒂安手下无疑也只有几百名骑士，再加上两位主教都有军士和佣兵（布拉班特佣兵团），总兵力最多几千人。但是，说罗马一方有三四万人也是极大的夸张。赖纳德一人未损的说法让整场胜利都显得有些可疑，即便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在吹嘘。洛蒂城编年史家也说罗马军的兵力是帝国军的20倍，但他说双方都有大量伤亡。

赖纳德捷报中有趣的一点是对阶层有明确区分，他说骑士将丰厚的战利品让给了佣兵和军士，而自己获得胜利的荣耀就足够了。

这场胜利的结果是皇帝夺取了罗马城。

圣布拉辛的奥托对整场战斗的描述纯属虚构。为强化批判分析思维，我下面会全文引用（转译自德文著作《早期德意志史家文集》Geschichts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它也是罗伊特[92]《亚历山大三世教宗史》（Geschichte Papst Alexander III）和格雷戈罗维乌斯[93]《罗马城史》（Geschichte der Stadt Rom）中对此战描述的基础。原文如下：

如前所述，腓特烈皇帝平息了诸侯冲突，恢复德意志秩序。之后，在耶稣诞生后的第1166年，他从帝国各地调集军队，第四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开进意大利。他接着穿过亚平宁山脉，率军进入托斯卡纳，18转向安科纳边区，对反叛的安科纳市展开围攻。同时，先前因帝国事务离开皇帝的科隆大主教雷金诺德（Reginold）去往罗马附近的图斯克鲁姆城堡，他当时正带兵重新与皇帝会合，以便解决意大利问题。信使将消息带进罗马城后，拥兵3万的罗马人为了羞辱皇帝，从全城各处出发，突然将大主教困在了城堡内。皇帝在安科纳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诸侯，问他们是否应该放弃对安科纳的围攻，以援助大主教。有几位诸侯，大多是世俗诸侯，害怕撤围会引来不利的流言，于是表示反对。庄严的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对诸侯合议愤愤不平，因为世俗诸侯看不起他和其他主教，弃之于险地，于是他召集本部兵马，同时恳求并利诱其他人加入。19他集合了500名骑士和800名佣兵，武备齐全，要去图斯克鲁姆攻打罗马人，解救大主教。当他抵达战场并在罗马人对面下寨时，他送信给对方要求停战一日，好让他的人休息一下，信中还提到了罗马古人的高贵情操，希望对方能同意自己的请求。但在这方面和其他所有方面，罗马人都完全不像他们的祖先。他们不接受主教的请求，还威胁说当天就要送他和他的全部人马去喂天堂里的鸟儿和地狱里的野兽。20罗马人放弃围城，摆出3万人的大阵对抗500名德意志骑士。但收到回复后，大主教完全不为所动——因为他绝非不习兵事——又是奖赏，又是威胁，热情澎湃地激励手下参战。尽管与对手相比，他的兵力非常少，但他知道他们都是百战精锐。他用高贵的语言警告道，他们不能寄希望于逃跑，因为他们与家乡和皇帝的军队离得太远了，但他们应当记住自己是天生的勇士，而敌人是天生的懦夫，为了自己的性命，他们应该拼尽全力。

但当他看到骑士们充盈着条顿人的凶悍（“animo-sitate Teutonica”）——的训诫向他们心中注入了某种势不可挡的勇气——时，他便开始排兵布阵，规定了哪些人率先出战，哪些人攻敌侧翼，哪些人作为预备队援助友军。主教处于能够支援全军各处的位置，身边是最精锐的战士。现在，他竖起旗帜，展开各队，向罗马人出击，将希望放在神的手里。科隆大主教也披上戎装，让城堡守军和全部手下——估计有300名装备精良的骑士——拿起武器，随之做好支援准备，直到开战都一直在城内安静等待。战斗打响后，长矛在第一次冲撞时就破碎了。双方接下来用刀剑继续战斗，两边射出的箭遮天蔽日，像雪花一样落下。看啊，科隆大主教带着求战心切的骑士们冲出了城堡，从后方攻击罗马人，勇猛地将他们击退，四面合围，前后夹击。罗马人打仗只凭人多势众，克里斯蒂安主教率部从侧面突破敌阵，从中间将其斩为两段，接着奋力拼杀，娴熟地将其隔离为三股。在许多人被杀被俘之后，落败的罗马人开始逃跑，结果被胜利者一直追到罗马城内，惨遭最血腥的屠戮。将正在屠杀的骑士们唤回后，两位主教返回战场，入夜后欢庆胜利。

次日上午，罗马人急匆匆地到战场上回收阵亡者的尸体。他们被主教派出的骑士赶走，回城途中又被追杀，几无生还。最后，他们派出使节，恳求主教为了圣彼得的博爱，为了对基督教的尊重，恩准他们接回死者。主教同意了，条件是罗马人必须清点战斗中被杀或被俘的人数，然后亲自向主教报告并以书面形式承诺数目属实；他们必须同意此条件才能和平地收回遗体安葬。清点后的结果是，被杀或被俘人数约为1.5万人。他们接回遗体时放声痛哭，然后在主教准许后将其下葬。

莱尼亚诺会战

（1176年5月29日）

经历了无果的和平与对和平的期盼后，1176年春，红胡子在等待德意志援军以再次与米兰交战。除了在米兰以南约18英里（约29千米）的帕维亚（Pavia）等待的私人随从，他在意大利还有一支由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统率的雇佣兵，当时正在阿普利亚边界与诺曼人交战。我们可以假定皇帝招来了这支部队，并于3月16日在罗马附近的卡尔索利（Carseoli）打了一场胜仗，因为决战地点是在北方。由于狮子亨利这一次拒绝相助，让德意志军队规模大不如前，于是进一步提高了上述假定的可能性。但文献中没有记载克里斯蒂安得知北方南下的军队逼近时到底在何处。他可能已经在帕维亚附近了，但也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如何，皇帝的任务是会合正在经迪森蒂斯（Disentis）、贝林佐纳（Bellinzona）和米兰北郊的科莫南下的大军与南方的各支部队，或者至少要与帕维亚的部队。假如德意志大军不走卢克马尼尔山口（Lukmanier Pass），而是走东边的某条路，比如布伦纳山口来通过阿尔卑斯山，那么集合诸军就不会有困难。文献里没有说皇帝为什么要下令走卢克马尼尔山口，大概是因为南下的各路诸侯——科隆、马格德堡两位大主教，维尔茨堡、沃尔姆斯、明斯特、费尔登、奥斯纳布吕克、希尔德斯海姆、勃兰登堡7位主教，弗兰德斯、荷兰、萨尔布吕肯的3位伯爵、策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21、图林根领主（landgrave of Thuringia）——中除了3位以外都来自西德意志，而且霍亨斯陶芬家族自带的施瓦本骑士也不想绕远走东路。于是，敌方大本营米兰正好卡在德意志军的集合地点上。

腓特烈决定亲自指挥南下部队，于是绕过米兰，急往科莫与其会合。接着，他打算原路返回，将大军带回帕维亚。但米兰人意识到，一旦皇帝集合了全部军队，他们就危险了。此时的局势有点类似于卡尔卡诺会战之前，米兰人再次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赶在皇帝集结全军前主动出击。他们劝说同盟诸城派出援军，向德军进发，堵住通往帕维亚的道路。

双方在行军路线上的莱尼亚诺遭遇，该地位于米兰西北约14英里（约22.5千米）。于是，会战爆发了。走在纵队最前面的米兰骑士被德意志军击退，而且有一批逃到原本跟随骑士的步兵后面。当逃跑的骑士逃回来、德军紧随而至时，米兰步兵可能刚刚从夜宿营地中出来，或者正准备出营。但他们没有被溃兵裹挟，而是站定脚跟，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大阵，高举盾牌，用矛头对准德意志人。部分从马上跳下来的骑士也加入大阵。根据一份文献的记载，军营似乎有堑壕或沟渠围住，大概不是完全围住，但肯定是有几面，这对防御大大有利。无论如何，紧密阵形的步兵击溃了追兵。皇帝有可能带了射手上阵，但文献中没有提及，或者是因为数量太少，或者是因为科莫市民——他们正与皇帝走在一起，包含射手——还离得太远。

正当德意志骑士徒劳地试图打穿米兰步兵大阵时，远道而来支援盟主的布雷西亚骑士刚好撞上逃跑的米兰骑士，便止住了他们的退势。米兰骑士意识到战斗胜负未分，步兵仍在酣战，于是决定回去支援正遭受强大压力、若无援军迟早会被击败的步兵兄弟。德意志骑士本来正与米兰步兵交战，现在发现又有人攻了上来，而且是从侧面，是敌方的骑士。受此激励，米兰步兵可能也转入攻势，他们原本就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于是，德意志军被击败了，加上科莫人，总数可能在3000人至3500人之间。22皇帝费了一番辛苦才逃回帕维亚，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之前消失了一段时间。23

施瓦本的腓力

我们已经看到，在雄主红胡子的历次意大利征讨中，一场又一场战斗的实际参战兵力是相当少的。3个大王国的主人要攻下区区一座要塞城市都是极其困难的。

当反对派推举狮子亨利之子奥托为帝，反对红胡子之子腓力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霍亨斯陶芬家族有绝大部分德意志诸侯的支持，但还是不能压倒对手。

战役只是简单的蹂躏敌方领地。到了开战的第八年（1205年），几乎所有德意志诸侯都承认了腓力的地位。于是腓力对仍然站在奥托一边，且由奥托亲自守卫的科隆发起了征讨。尽管腓力身边有数名公爵，但还是无力围攻科隆。

1206年，腓力二征科隆，据说率领着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但是，科隆市民在奥托的领导下竟然敢于出城野战，而他们的兵力不超过400名骑士和2000名下马骑士。甚至当这支军队在瓦瑟贝格（Wasserberg）被帝国军消灭时（1206年7月27日），科隆依然没有立即投降，腓力也没有去围攻这座城市。相反，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他给了科隆尽可能温和的条件。

他这样做的原因无疑在诸侯身上，既然科隆人已经表达了停战的意愿，诸侯就不会再参与围城了。在他们看来，科隆人的行为不是叛乱，叛乱是原则问题，一定要惩处，而是选王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的私斗——与其说只是单纯的事故，不妨说是制度性的事故。

经过10年的争斗，腓力似乎终于占据了上风，却恰恰在此时被暗杀了。

腓特烈二世皇帝

在伦巴第争端中，腓特烈一世皇帝与其孙腓特烈二世的区别在于，后者很少能得到来自德意志的支援。但反过来看，通过母亲的血缘关系，他在意大利有自己的势力根基，即两个西西里王国。德意志诸侯不再愿意耗费大量自己的资源，向阿尔卑斯山对面派出大批兵力了。因为自红胡子以来，通过为帝国效力赢取奖赏和荣耀的思想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家族自身的利益也取代了帝国观念，领主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家一室。腓特烈二世逐步将南意大利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亨利六世皇帝驾崩后（1197年）的摄政时期，南意大利曾陷入无政府状态。接下来，腓特烈试图恢复帝国在北意大利的权利，身为意大利国王和罗马人的皇帝，这些先前被漠视的权利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如果他的政策成功了，其结果估计就是形成一个独立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意大利王国。

1226年，腓特烈第一次试图再次控制北意大利市镇，结果失败了。10年后，通过向德意志诸侯让渡地方主权以换取其支持的手段，他营造出了有利的态势，要一战定乾坤，结果大业未成而身先死。

每当红胡子或之前的皇帝率领德意志大军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南时，意大利人都不敢冒险野战。每当战斗发生时，尤其是红胡子在卡尔卡诺和莱尼亚诺被击败时，皇帝手头的部队都只是全军的一部分，米兰人的打算是趁着其他几路德军没到，便熟练地摆出密集阵形发起进攻，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通常来说，伦巴第人总是仰仗坚固城防。他们会和盟军一起向位于开阔地带的腓特烈二世进发，但目的不是野战，而是通过机动以及占据有河流、运河隔开的地形来阻止皇帝围攻和夺取要塞。在第一年（1236年），这种机动让他们取得了成功。到了第二年，皇帝亲自返回德意志，秋天带着2000名骑士经布伦纳山口再次南下。他说服曼图亚退出伦巴第同盟，同时从东南边向布雷西亚进军，对其施加威胁。为了掩护布雷西亚，伦巴第军布阵于马内尔比奥附近，背靠小河鲁西尼亚罗河（Lusignolo River），在溪流的保护下，皇帝也是无可奈何。11月底，他只得解散驻扎在忠于帝国的城市中，再也不愿意待命的各支部队。

但是，皇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形势，在最后关头成功发动了他想要的决战，并对敌人发起了致命一击。

科尔泰诺瓦会战24

（1237年11月27日）

伦巴第人见皇帝解散了城市驻军，皇帝也有条不紊地向西渡过奥廖河（Oglio），似乎是要回克雷莫纳的冬季营地，于是他们也决定回家。包围布雷西亚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伦巴第人从当前位置直接回米兰和克雷马的途中要经过一条河，与皇帝先前渡过奥廖河的地点（蓬泰维科）只有一日的路程。为免遭遇敌军，他们谨慎地将行军路线向北移动了行军一日的距离，几乎是贴着阿尔卑斯山走。但是，皇帝立即率军沿河而上。伦巴第人本来平静地扎营于贝加莫（Bergamo）地区的科尔泰诺瓦镇，结果发现自己遭到突袭。由于帝国军长途跋涉而来，所以会战直到傍晚才打响。伦巴第人的前锋被皇帝的骑士击退。惊骇之下，没有马上逃跑的部队聚集在军旗战车周围。与莱尼亚诺会战时一样，战车也有堑壕保护，腓特烈的骑士无法强攻。为骑士打开通道的任务落在了撒拉逊弓箭手的头上。据多份文献记载，撒拉逊弓箭手参加了战斗，而且把箭都射光了。但保存至今的皇帝的战报中没有提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战果应该并不很大。可能是他们数量不多，或者很晚才抵达战场。无论如何，当天是不可能决出胜负了。皇帝命令骑士披甲过夜，明日再战。

但伦巴第人可没有等着再战。越来越多的人趁夜逃亡，最后发展成了大溃逃。他们将军旗战车丢弃，只带走了从旗杆上拆下来的十字架。但他们后来连十字架都不要了，皇帝军将它捡了回去。整个营地落入敌手，逃亡中又有许多伦巴第人被杀或被俘。

根据一份署名威内斯的彼得（Peter of Vineis）的官方公报性质的文件《帝国忠臣通谕》（Encyklika an die Getreuen des Reiches），帝国军开拔时的兵力超过1万人。25因此，之前的兵力肯定要大不少，因为一批城市驻军已经被解散了。从先前我们对骑士军队的了解来判断，这个数目显得非常高，而且从文献整体来看，我们也不能排除作者为了彰显皇威而夸大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此处肯定不是相反的情况，即为了增添胜利者的荣耀而故意缩小数目。既然作者没有说这1万名“本部兵马”（sui exercitus）是骑兵，也没有其他限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最宽泛意义上的全体战斗员来理解。

1231年同盟续约之时，伦巴第诸城同意盟军规模应为1万名步兵、3000名骑士和1500名射手。26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上限果真达到过的话——或许只有一半，尤其是步兵，盟军在11月底战役结束时的实际兵力就远低于盟约规定的上限。27因此，盟军回避野战也是自然的，因为皇帝的军队有数量优势，估计还有质量优势。

既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场双方都投入全部力量的大战，因此对双方兵力有一个正面的、足够可靠——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方战斗人员的总数都不超过1万人上下——的估计值就非常有价值。

科尔泰诺瓦会战后战事延续

（1238年至1250年）

尽管皇帝在科尔泰诺瓦会战中大破伦巴第人，但这场战斗并未带来决定性的成果。尽管米兰确实提出求和，但不愿意接受腓特烈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于是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受到科尔泰诺瓦会战多大的影响。到了次年，腓特烈连布雷西亚都打不下来，更不用说围攻米兰了。

尽管皇帝在两西西里王国实施严厉的统治，从而掌握了大量资源，尽管有不少意大利大市镇和大诸侯站在他一边，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尽管德意志地区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他的兵力依然不足以采取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仅限于蹂躏敌境、突袭和强攻城堡，偶尔会围攻中等规模的城市，而且除非城内有一派人心向围城军，在城内采取有效行动，否则围攻通常达不到目的。胜负不取决于军事成就，而取决于阵营转换，让城市与诸侯一会支持这边，一会支持那边。但由于大部分城市都有派系的权力之争，各个派系或向皇帝寻求支持，或向城市同盟和教宗寻求支持，于是阵营转换就更容易发生了。因此，年年不同、岁岁有变的时事主要取决于政治动机，而非军事动机。小规模冲突、战斗乃至大型会战经常发生，但成果往往很小，哪怕是在一方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依然如此，因为各方的兵力不足以实施宏大的围城战。

帕尔马围城战

（1247年至1248年）

科勒以为帕尔马当时约有8万人口。这个数目当然是太大了。帕尔马今天的人口都不超过5万。科勒说，当时左岸城区要比今天小得多，而右岸城区肯定也不会比现在更大。28[94]根据《帕尔马年鉴》，腓特烈二世皇帝率领1万人，29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这份敌方记载给出的数字肯定是上限。

为了实施围城，腓特烈在较小的左岸城区对面建起一座坚固营寨，取名为“维多利亚”（Vittoria）[95]，以其为基地蹂躏帕尔马周边区域并阻拦援军。30但主城区没有被围，被围的城市本身也有不少战力。它的盟友，尤其是乘船来到波河[96]河畔的曼图亚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因此，皇帝并不指望真正击败它，最多能逐渐消耗罢了。科勒估计，若要完全围住这座城市，皇帝需要修一圈周长约5英里（约8千米）的墙和4万名守军。如果说周长数估计不算太高的话，那么守军的数字无疑是过分了，因为围墙不需要处处安置等量兵力。他只需要在各处要道建起坚固城寨，再挖一圈壕沟，壕沟旁安上栅栏，阻止城内的人自由行动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皇帝也不需要专门在瓜斯塔拉（Guastalla）[97]安排一支掩护兵力了。腓特烈毕竟是有作战经验的，而他没有那样做，只是封锁部分城区了事，这似乎足以证明他的兵力不足以实施围城，因此他的部队规模肯定是相当有限的。

入冬后，皇帝解散了贝加莫、帕维亚、托尔托纳和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的驻军，并抽调本部兵马去特雷维索（Treviso）和亚历山德里亚。皇帝身边还剩下1100名骑士、2000名克雷莫纳步兵和数量不明的撒拉逊部队，总共不会超过5000人。

皇帝后来又派出去1000人。而且帕尔马人于2月18日发动突袭时，皇帝已经带着500名骑兵出去打猎了。

科勒明确表示，这次突袭是没有预谋的。帕尔马人只是想去波河攻打恩齐奥国王（King Enzio）[98]，安排了大约一半兵力去执行这项任务。另一半兵力出城只是为了掩护其后方。恰在此时，无人指挥，装备也不全的皇帝部队偶遇出城的帕尔马人并展开肉搏。这场仗打得很糟糕，皇帝的人一直被追到维多利亚营寨内，营寨也被追兵占领了。根据帕尔马人的记载，他们杀死了1500人，俘虏了3000人。但《普拉真提内年鉴》（Placentine Annals）的记载——100名骑士和1500名步兵被俘——无疑更接近真相。

假如皇帝在维多利亚有更多的兵力，这样的进攻大概不会成功。但对于腓特烈当时的战略计划来说，一支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不算太少。即便帕尔马守军可能要多一些，他们依然不会有攻占维多利亚敌营的能力，敌军却能以营寨为基地骚扰他们。诺曼人当年围困巴黎，米兰骑士围困被敌军攻占的米兰也是类似的手段。就连红胡子也不曾真正将米兰团团围住，而只是扫荡周边地区和堵住出入要道，用了9个月左右就迫使米兰投降了。腓特烈二世的实力要弱得多，甚至与帕尔马这座与米兰结盟，但当然要比米兰小得多的城市相比也是如此。红胡子当年在北意大利势力强盛，以至于他确实通过切断补给迫使米兰投降，而敌方完全没有认真试过救援米兰。但到了1247年，众多市镇拿起武器反对腓特烈二世，逼得他同时要与米兰及其盟友交战。尽管如此，要不是皇帝偶然外出期间，他那些不守纪律的愚蠢部下给了帕尔马人发出致命一击的意外机会，他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皇帝的过错不是战略层面的谋划失当和统率失职，而是没有先见之明，在营内兵力因外调而大大削弱的那一天，他竟然还离开了营地。

这一结果与先前事件也有重要关系。假如皇帝在1247年秋依然能集结大军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抓住科尔泰诺瓦战胜的机会，夺取最后的胜利。他在1247年根本没有生力军了，反而是减员严重。但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兵力大不如前这一事实，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尽管这次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战败严重损害了霍亨斯陶芬王朝一时的事业，但也没有造成长久的影响，就像皇帝在科尔泰诺瓦的胜利一样。

回顾

从战争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将近100年间的历次战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意大利城市并没有产生出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那样的古典步兵单位。尽管步兵有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莱尼亚诺会战中，但步兵依然不是决定性力量。不管数量有多大，步兵仍然是骑兵的辅助。即便关于莱尼亚诺会战经过的一手史料有不明确的地方，也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但我们从后续事件中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定论。假如莱尼亚诺会战中的步兵有古代步兵的能力，他们肯定会扩大战果，但事实上并没有。米兰人完全没有从胜利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现在掌握了一种优越的新战法，再也不用惧怕德意志皇帝了。相反，他们以最温和的条件达成了和议，而且之后一代人——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之后几代人也是如此——的战法与其他国家前后几百年间的战法别无二致。

因此，意大利市镇并未形成古代雅典和罗马那样的公民兵，不是全体公民集体出征，实施严格的普遍兵役制。我们完全撇开他们有没有所需的武艺这个问题，意大利市镇缺少古典共和国特有的实施公民兵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统一体，市民和农民的团结精神。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的主体是阿提卡半岛的农夫、挖炭工和渔民，是罗马周边的农业部落成员，而不是住在雅典和罗马城里的人。但尽管意大利乡村无疑是由城市统治的，但两者并不构成统一体，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同胞。市镇本身虽然有共和体制，但大多仅限于骑士团体。文献中没有记载兵役的具体指派方法。通常大概不过是召集志愿兵，但遇到重大危机或政治动荡，市镇很可能也会征召大批市民入伍，至少是短期服役，特别是用来守城。守城时或许也会全民皆兵。

但要打野战的话，市镇会派出由射手、枪兵配合，采用骑士装备的马队。

随着天生有尚武倾向的市民加入传统武士的行列，一同上阵，一同锻炼，那么只要爱国精神还活跃在集体心中，从中就会产生一支技艺高超的高效军事团体。即便高傲的德意志骑士会取笑这些被封为骑士的意大利木匠和工匠，但是他们还是甚至敢于面对由国王带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德意志骑士。

军旗战车

我们知道意大利市镇实行且一直实行骑士类型的军制，但其特点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步兵在混合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要更强，有时甚至要强得多。但意大利步兵还没有达到希腊方阵、罗马军团那样真正的紧密战术单元。我们可以将军旗战车视为缺失的战术单元的替代品。它是一部由8头公牛拉的重型战车，车上立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杆上挂着军旗，往往还有主保圣人的圣像。车上还站着多位牧师。这种神圣的战车一向与以色列人的约柜相提并论，倒也不无恰当。我们知道松散的步兵面对骑兵是脆弱的。于是，将军旗战车置于前排后侧是为了充当集合点，一时被击退或陷入混乱的人远远看见它就能重新整队。伤员也会被转移到车上，伤重不治者也能在死前由牧师免去罪孽。我们可以假定，意大利人每逢战前都要重申不应丢弃手持的军旗，但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们应该聚集在圣车周围，车在人在，车亡人亡。组织严密和统率得力的罗马军团本来自然就具备的坚定精神和胜利信心（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鹰徽），现在要由军旗战车来人为激发，并通过符号的宗教属性来强化。史料中首次提及军旗战车是在1039年的米兰，恰好是意大利市镇在阶层融合的作用下形成的，长期不习兵事的市民再次拿起武器的时代。用文献里的话说，黑里贝特大主教（Archbishop Heribert）[99]将所有人武装了起来，“从农夫到骑士，从贫民到富人”（a rustico ad militem, ab inope usque ad divitem）。31因此，早在作为城市象征的军旗战车第一次出现（至少是第一次记载）时，教会就是它的支持者。后来教会与市镇的盟友关系更进一步强化了军旗战车的宗教属性。战车也出现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特别是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军队中。1086年布莱希菲尔德会战（battle of Bleichfeld）中，亨利四世的对手有军旗战车；1138年诺萨勒顿会战中，约克大主教统率的英格兰民兵有它；1191年，狮心王理查在叙利亚征战时也有它。另外，1214年布汶会战的奥托四世军中，1288年瓦林根会战的科隆军中，1298年阿尔蔡围城战（seige of Alzey）的美因茨军中都有军旗战车。在整个十二三世纪，只要意大利市民上战场，军旗战车无疑都是标准配置。32

塔利亚科佐会战

（1268年8月23日）

讨论完霍亨斯陶芬诸帝与意大利市镇的斗争，我现在要探讨一下伟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康拉丁的战败经历。不过，打败他的不是市民，而是安茹的查理。这位法国王子是应教宗召唤，前来将霍亨斯陶芬家族逐出世袭领地那不勒斯王国的。

人们通常记述这场会战时，最重要的一手史料来自法国修道士普利马图斯（Primatus），他大概是在巴黎附近的圣但尼修道院写下的。维拉尼（Villani）的记述主要取材于他，所有后世学者——劳默尔（Raumer）、席尔马赫尔（Schirrmacher）、德尔佩什（Delpech）、科勒、比松（Busson）、汉佩（Hampe）、奥曼（Oman）[100]——的记述同样以其为基础，只是细节上略有差别。但近年来，罗洛夫（Roloff）[101]根据更早也更好的史料表明，普利马图斯的记载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可靠的。33关于这场会战，具有历史准确性的文献主要是皮亚琴察的《吉伯林年鉴》（Ghibelline Annals）和安茹的查理本人的简短报告。

在以上所有战报中，双方似乎都只有骑兵。因此，偶尔被提及的步兵发挥的角色很不重要，或许根本就没参战。

由于《普拉真提内年鉴》也说康拉丁及其盟友罗马元老（市长）卡斯蒂尔的亨利（Henry of Castile），两人的总兵力多于对手，对此我们似乎只能接受。但是，我不愿意完全信赖这个说法，因为完全没有步兵的记载让我生疑。罗洛夫认为康拉丁有5000名到6000名骑兵，查理有4000名骑兵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骑兵称为骑士，那就偏离了“骑士”一词的真正含义。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并没有骑士身份，而只是普通的骑马士兵，尽管他们或多或少有重甲，但终归不是骑士出身。

会战经过是这样的：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组成的康拉丁军一开始打赢了，但随后分散开来，完全放弃了密集阵形，于是被查理国王亲自率领的法国预备队出手击败。[102]

文献中没有说明查理的意图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显然之前没有被发现的预备队是怎么埋伏的。当然，查理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打算先让主力战败，然后派出埋伏好的预备队，凭借严整阵形一举击败取胜后陷入混乱的敌军。如果靠如此简单的计策就能以少胜多，那么这种情况肯定会经常发生。引而不发的意图只能是于胜负未分之际投入预备队。战败后再出击很容易被击退，即便后方有一个规模可观、保持严密阵形的待命单位，能为一时被击溃，但数目仍然比对方多好几倍的己方部队提供一个重整旗鼓的凝结核。

罗洛夫对骑士军队取胜后的状况有一段清晰的描述：

设想有两支骑士军队开战。几千名各自独立的战士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了肉搏战。过了一段时间，兵力较弱的一方开始败逃。这时，胜利一方有人顺势追击后撤的敌军，也有人会下马包扎伤口，整理战斗中受损的盔甲，杀死或俘虏落马的敌人，或者抢夺敌人身上值钱的盔甲或武器。当然，统帅也没有下令不许擅自掳掠和休息，或者要求骑士整装待发。骑士军队取胜后必然会是这样的状况，对战斗力无疑大大有害。一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进攻的部队肯定会占据巨大优势，哪怕兵力要少得多。众多下马骑士在杀过来的骑兵面前几无还手之力，而且被攻击的人散布于一大片区域，攻击者起初可能都碰不上同等出身的对手，于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吃掉对手。突袭过后战况的发展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被攻击一方数目远远超过对手，他们是有可能应战并坚持战斗到胜利的。因为骑士是独立的战士，转向很方便，所以突袭位置在身后还是侧翼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永远是：突袭发生时，被攻击方有多少骑士不能战斗，他们散开的程度又有多大？

罗洛夫接着说，查理肯定是在霍亨斯陶芬军刚开始陷入混乱时出击的。那样做确实优势很大，但我要再说一遍，胜利仍然是一个巧合，原因或许是安茹军主力溃逃的速度比查理预料得要快。接下来的战斗无疑仍然是一场硬仗，但我们不知道最后获胜的为什么是法军，因为面对数量优势巨大，且因为先前的胜利而士气高昂的敌军，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因素，单凭生力军的突然性和组织性并不足以奠定胜局。或许正如罗洛夫认为的那样，康拉丁的军队由3个民族组成，彼此很不信任对方，当敌方生力军突然现身时，他们都怀疑军中有内鬼，于是爆发了恐慌。

无论如何，这场会战在军事史方面的教益很少，因为文献没有说明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安茹的查理为何又如何布置预备队或埋伏，以及他为何取得了成功——纯粹的猜测复无益处。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反面的结论：梯队布阵不是当时的常规做法，因为假如康拉丁的军队有第二梯队，必不得无序至此。

为了更好地批判性看待中世纪史料，接下来是罗洛夫的一些具体论述。据说，卡斯蒂尔的亨利及其西班牙部队追击得太远，以至于回到战场时，查理已经打败了德意志部队。尽管这样将会战分段好像能解释以少胜多，但罗洛夫基于文本分析和客观考据指出，分段是虚假的。在所谓的第三阶段中，西班牙人的阵形据说像城墙一样坚固，法军无法突破。但这段传奇的主人公瓦勒里的埃拉尔（Erard of Valery）知道该怎么办。他带着30名骑士诈败，西班牙人以为所有法军都要逃跑，于是开始追击，打散了紧密的阵形。然后，法军杀入大批敌军之中捉对厮杀，但毫无效果，因为西班牙人的盔甲砍不坏也穿不透。接着，法国人冲到跟前，抓住敌人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了下去。西班牙人的板甲沉重，身穿锁子甲的法国人则更轻便灵活，所以取得了胜利。经历了一番奋战，西班牙人被彻底击败。

凡是对传奇战争故事有警惕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轻甲部队如此轻易就能击败重甲部队，那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记载，重甲武士也不会在军事史上存在那么长时间了。但罗洛夫还通过文本分析表明这条记载纯属传说，因为普利马图斯对两年前的贝内文托会战也有非常类似的描述，只不过那时的人墙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在塔利亚科佐为什么不用在贝内文托的战法呢？我们不清楚。而且，几年后详尽描述了贝内文托会战的匈牙利国王安德烈（Andreas of Hungary）也不知道如此有趣的细节。它的缘起很单纯：凡是与法国人打得最激烈的对手，或者最后一战中的对手都是同样的说法，而关系最近、年代最早的意大利本地文献则完全没有该细节。这一传说是后来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才产生的。圣丹尼的普利马图斯听到的传奇故事来自从意大利归国的骑士，他们自称凭借计谋和努力先打破了强大敌人的阵形，然后展开近距离肉搏战，这才征服了对手。而且与所有添油加醋的故事一样，他们对西班牙人盔甲牢不可破的吹嘘其实是贬损对手的武艺，毕竟什么样的敌人是徒手就能打败的呢？有人要抓他们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下去，久经沙场的西班牙人难道不应该用长短刀剑砍掉那人的手指头吗？面对轻甲或无甲战士，一名骑士只有遭到多人围攻时才会被打败，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是因为穿了好盔甲所以被打败，而是尽管穿了好盔甲，还是被打败了。塔利亚科佐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形。

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因为盔甲沉重而行动不便的战士形象古已有之。希腊人自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以少胜多，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们说，在所有民族中航海经验最丰富的腓尼基人建造的舰船太重太大，以至于转向操控不灵。

如果我们将罗洛夫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经过的结论，与那些彼此只有细节差异且迄今为止都被普遍接受的各家记载做一比较，这就再一次证明单纯分析书面文献，不做客观批判分析是何其无益。我们的史学界是多么以分析中世纪文献的种种精微方法而自豪啊！精微确实是精微，但当代的批判学者们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的描述依然充斥着虚构，一如古人对薛西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记载。

6　德意志城市

与意大利城市类似，德意志城市的军事体系以居于城中的骑士为基干，又有愿意与武士阶层融合的富商群体为补充。罗斯·冯·史莱肯斯坦因（Roth von Schreckenstein）[103]的说法是正确的1，骑兵最初是由住在城里的骑士担任的，但后来包括了家产足以供养骑兵的全体。我们或许会怀疑有家产能不能确保会打仗，但我们一方面必须考虑保存了骑士荣誉观念的阶层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商人阶层本就有武士色彩。那时的公共法律提供不了多少安全保障，最终让骑马武士自行执法成了可能。市民被称为骑士的例子非常多。2阿诺德[104]在《德意志自由市宪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städte）第2卷第186页中写道：“一半人是骑士，从世俗或教会领主那里领受封地，披甲骑马服役，享有骑士的一切特权。一半人是市民，居住在城中，以商贸为业，为城市的利益效劳。”3

在斯特拉斯堡、马格德堡、苏黎世和其他城市，作为骑兵服役的市民被叫作“Konstafler”或“Konstofler”（相当于英语里的“constable”、法语里的“connétable”和拉丁语里的“comes stabuli”，意为“马厩伯爵”）。1363年，斯特拉斯堡的“Konstafler”提供了81个枪队，行会21个，船夫5个，小店主4个，酒商4个，等等。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 the Bavarian）要求各自由市“按照古老的传统”提供骑兵，随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进行加冕。4

我们已经看到，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长期斗争并没有在意大利产生真正的公民兵。让一群市民做到如臂使指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他们本性如此。而在德意志，从市民中发展出尚武精神的机会和条件甚至还要更少。即便到了行会开始与豪族争夺权力和议员席位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多少军事方面的成就。与周边诸侯和骑士没完没了的私斗对发展出具有城市特色的高效军事组织同样少有助益。市民群众无疑也有武装，具有或逐渐养成了某些尚武风气，但他们依然一直只是骑士的辅助，尤其是作为射手，5并以射术为皇帝效劳而闻名。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105]的编年史中称赞过常年演练、武艺高超的市民。6市民们也经常出动，尤其是攻打强盗骑士，但这些都是小型战斗，而不是战争。在14世纪，行会成员曾乘坐大车出征，每车6人。但早在1256年，美因茨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做出决议，要尽可能招募佣兵。7城市不仅招募平民士卒或骑士，也会与周边领主和骑士签订协议，出钱换取后者持续提供协助的义务。

这种佣兵协议成了各地城市军事体系的一大特点。1263年，科隆与贝格伯爵阿道夫（Count Adolf of Berg）签订了攻守同盟协议。伯爵成为科隆公民，有义务为城市提供9名骑士和15名扈从，战马均应披甲，每天的报酬是5马克，以科隆自铸的钱币支付。作为回报，科隆要为伯爵提供25位人马俱甲的名门子弟。于利希伯爵威廉和瓦罗姆（Walrum）与卡岑埃尔根伯根的迪特里希（Dietrich of Katzenellenbogen）之间也有类似的协议。甚至到了100年后，这份协议仍然在续约，几乎一字不易。8沃尔姆斯市与莱宁根（Leiningen）历代伯爵也有类似的协议。9当科隆和沃尔姆斯市民要求这样的协助时，他们肯定自己都觉得手无缚鸡之力！你想一想，这种协议只要求二十四五个人！但这些人是骑士，25名骑士不算太小的数目。我要提醒读者：当年查理曼的法令可是细致到了规定某位伯爵可以留2名还是4名战士在家。除非我们明白加洛林军事体系也是基于骑士阶层，而不是征发农民，否则查理曼的法令就是不可理喻的。大众的不习兵事与骑士阶层构成了天然的互补，所以科隆人也承诺为盟友提供协助，但不是征发市民，而是——举个例子——出披甲战马。

如果市民真要出城，他们也不愿意超出当天晚上即可返回的距离。1388年，莱茵兰和施瓦本地区的城市明确做出了这样的决议。10城市当局经常颁布法令要求市民必须常备武器，规定武器种类，宣称要举行阅兵以确保法令得到遵守。这些法令从来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有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科隆市的历史档案——比如戈特弗里德·哈根大师（Master Gottfried Hagen）[106]的韵体编年史11——常常会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图景。但是，在传说中被歌颂为科隆市民战胜科隆大主教及其骑士的瓦林根会战（1288年）不在此列，因为科隆市民在这场战斗中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弗雷兴会战

（1257年）

1257年，科隆市与科隆大主教康拉德·冯·霍赫斯塔登（Conrad von Hochstaden）爆发了冲突。打了几仗之后，大主教堵住了所有通往科隆的道路，切断了水陆运输，要用饥饿迫使城市投降。以盟友身份为城市效力的领主迪特里希·冯·福尔肯堡（Dietrich von Falkenburg）是市民的统领，他号召市民出城击退敌人。他说，被区区400名敌人堵住所有道路是科隆的耻辱。市民承诺跟随他，并在弗雷兴（Frechen）攻击了大主教的军队。按照哈根的说法，科隆赢了。福尔肯堡起初将本部兵马留在手里，然后出击，一举取胜。但如恩嫩（Ennen）[107]所说，后续事件里看不出科隆确实打赢的样子。如果大主教的部队真的不超过400人，那就显得科隆市民的军事能力相当差劲。我们或可假定，为了激励市民，迪特里希口中的敌军兵力远远小于实际情况。但这仍然表明科隆的军事成就是很小的。

科隆内斗

从市民内斗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康拉德的继任者、福尔肯堡的恩格尔贝特二世大主教（Archbishop Engelbert II of Falkenburg）煽动下，行会一度要反抗豪族的霸权。他们聚集在一起，计划袭击贵族的宅邸。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巷战，贵族占据上风，血洗街道，织布工损失尤其严重。尽管科隆街道狭窄，骑士还是在马上交战。哈根多次写到他们奋马向前，冲破了行会成员用来堵塞街道的锁链。由于骑士及其支持者的数目肯定相当少，这更突出了他们的个人武艺远超市民大众。

几年后的一场街头巷战也是类似的性质，对战双方是科隆的两大豪族——奥弗斯德伊岑（Overstolzen）家族和魏森（Weisen）家族。争斗结束后，战败被逐出城外的魏森家族谋划突袭夺城。一名家住城墙拱门下的穷修鞋匠被一笔钱收买，同意在城墙下挖一个足够一名骑手通过的洞。林堡公爵瓦尔拉姆（Duke Walram of Limburg）、克利夫伯爵和福尔肯堡领主承诺将于1268年10月14日率领500人穿洞进城。公爵依计行事，顺着地下通道进入城内，打开最近的一座城门，然后带着全部兵马入城。但奥弗斯德伊岑家族及时接到警报，市民也加入了他们，双方展开激战，大批贵族家庭成员被杀，最后进攻者或被赶走，或被俘虏。

豪斯贝根战斗

（1262年3月8日）

这次战斗非常有意思，交战双方是斯特拉斯堡市民和本城主教瓦尔特·冯·基豪尔赛克（Walter von Geroldseck），两边各自留下了一份记载。主教一方是里歇尔（Richer）写的孚日山瑟诺讷修道院（monastery of Senone）史（M.G.SS.，25.340），他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因为他的作品于1265年结尾。另一份记载作者不明，与事件隔了一代人的时间，年份大约是1290年。它是在斯特拉斯堡写成的，显然不具备一手史料的可信度，而且我们看到的版本有多处篡改痕迹，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样子了。但从军事史角度出发，这本书——过去被叫作《豪斯贝根会战》（Conflictus apud Husbergen），现在改为《瓦尔特战争》（Bellum Walterianum）——仍然是一份极有价值的证据。因为尽管有个别点属于传说性质，但作者显然有亲历者作为信息来源。这份记述在某些方面相当清晰具体，只可能源于对会战发生时代的生活方式、交战方式的真实反映。最早用德文写史的人之一，14世纪斯特拉斯堡编年史作者弗里切·克劳奇纳（Fritsche Closener）在记录瓦尔特主教的争斗史——后来登上帝位的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Rudolf of Hapsburg）也有参与——时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将这份旧拉丁文本翻译成德文而已。12

斯特拉斯堡市民与主教间的战争照例打了很长时间，因为双方都在乡村烧杀抢掠，主教还堵住了通往城市的路口。编年史作者里歇尔写道，阿尔萨斯全境荒无人烟，百姓陷入悲伤之中。由于乡间的有产骑士都站在主教一边，所以他提前布置了警报，见市民出城就召集骑士。如果斯特拉斯堡城西14英里（约22.5千米）的莫尔塞姆（Molsheim）响起钟声，村子要由近及远依次敲钟，直至响遍全境。13

有一次，市民出城捣毁了斯特拉斯堡城北约5英里（约8千米）的曼德尔塞姆（Mundolsheim）附近通往阿格诺（Hagenau）和察伯恩（Zabern）的道路上的一座塔楼。主教拉响警报，率军在市民回城途中发动袭击。于是，留在城内的市民启程去救援出城的同胞，并在城西北偏西约31.5英里（约51千米）的豪斯贝根会合。“措恩领主，我亲爱的同志，”斯特拉斯堡市长、先前出征带队的老骑士赖姆博尔德·李本泽勒（Reimbold Liebenzeller）对带队增援的尼古拉斯·措恩（Nicolaus Zorn）说：“以神的名义，欢迎你。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急着见到你。”14

市民摆出战斗阵形（“ordinantes acies suas”：“整理战斗线列”），彼此激励，尤其是对步卒说：“今天要拿出强健的精神，为了城市的荣誉和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长久的自由，无畏地战斗。”两名骑士专门被派去指导步兵（“populo seu peditibus”：“大队步卒”）如何作战，市民承诺听骑士指挥。

据说，主教的骑士看见敌军势力很大就犹豫起来，不愿冒险进攻。但当他们警告主教时，主教斥责他们是懦夫，还说他们想走就走吧。于是，他们为了自身荣誉留了下来，尽管预料到会战死，但依然上阵，编年史作者如是说。

尚未成为骑士的年轻斯特拉斯堡贵族艾克沃塞姆的马库斯（Marcus of Eckwersheim）稳端长矛，率部一马当先冲向敌人。主教座下骑士拜克莱里乌斯（Beckelarius）上前应战。两人的矛都成了碎片，冲撞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两人都被甩到地上，两匹战马都死了。两边的友军都冲上去支援，市民的部队成功救下马库斯并杀死了对手拜克莱里乌斯。

现在，双方的骑士大战开始了，斯特拉斯堡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大批市民步兵端着长矛冲了上去，专刺敌人的战马，主教的骑士很快就全部落马。赖姆博尔德·李本泽勒之前教他们只管不停地刺，刺到友军的马也没事，因为市民毕竟离家近，可以走回去。文献中不吝笔墨，相当严肃地强调了这段话，而老骑士本来大概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它描绘的骑士与矛兵混合作战的场景对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

主教的骑士之所以被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和步骑配合击败，是因为他们的长矛步兵没有上来。斯特拉斯堡没有让弩手辅助骑士作战，而是将他们从大部队里抽出来，没等开战就列好队，阻止主教的步兵上前支援骑士。可惜，文献中没有说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据说，当市民为了绕过一道壕沟而朝回城方向运动时，主教就以为他们打算撤军，于是派骑兵先上，不等步兵赶上来就发起进攻。

然而，斯特拉斯堡弩手不可能插到敌方骑士和步兵之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他们抢先占据了位于己方军阵前方的一处高地，主教的部队要沿着山脚前进。即便弩箭挡不住骑士，但却把步兵吓退了。当然，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上述看法似乎也不太站得住脚，因为斯特拉斯堡人占据的高地肯定只是一座小山，主教的部队完全可以避开它行军，何必要走低洼的山口。我们只能认定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尤其是文献中说弩手只有300人，而主教有5000名步兵。即便步兵实际只有800人或1000人，远离大部队的300名弩手怎么能打得过呢？要是一群矛兵竟然没有信心在野战中击垮人数不如自己的弩手，那他们肯定差劲得不得了。或许这段记载的核心是斯特拉斯堡弩手列阵于大部队两侧，向紧跟着骑士的敌方步兵射箭，后来被夸大成了弩手完全阻止敌方步兵参加骑士战斗。

无论如何，重点是斯特拉斯堡占有极大的数量优势，而出身骑士家族、作为“虔诚骑士”亲自下场参战、期间有两匹坐骑被敌军杀死的主教觉得数量优势没什么好怕的。

主教战败了，60名骑士被杀，76名被俘。斯特拉斯堡只损失一人，而且起初只是被俘，后来才被恼羞成怒的主教部队杀害的记载，与会战的整体性质太不相称，不可采纳。假如勇士主教手下的骑士果真预料到自己会阵亡，但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杀入敌阵，那么被杀的60名骑士就不会去白白送死。此外，这场战斗时间并不短，因为主教的第一匹坐骑死后换了一匹，第二匹死后又换了一匹，最后才骑着第三匹逃离。对斯特拉斯堡人来说，打了胜仗不流血会减损他们的名声。虚假记载的原因无疑是文本写于事件发生一代人之后。斯特拉斯堡当地对此战的口述史中特别强调屠夫比尔格林（Bilgerin）的命运，言语间透着义愤，说敌军将毫发无伤的他抓了俘虏，然后将其杀害。故事将重点放在比尔格林身上，掩盖了其他被杀的人，于是他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死者。

7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在十字军、教会和西欧的历史中，骑士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书也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比如书写了战争艺术史上特殊的一页，或者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作战形式。

我们或许会以为他们发下了服从的誓言，有严格的纪律，因此表现上会与同时代的通常状况有所不同。但我们到处都看不到不同。恰恰相反，骑士团的团规最清晰地体现了骑士开战和战斗方式的特征。骑士团中被视为战斗人员的真骑士一直都太少了，不足以开辟新的战法。他们的意义和成就源于组织，而组织的力量源于拉丁教会各国为圣地征战而不断输入的人力和物力。

但是，这些骑士团中的一员，条顿骑士团，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无比重要的长远成功。

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用了整整三百年时间——或者从亨利一世算起，是200多年——才彻底征服和同化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弱小的斯拉夫部落。记住这漫长的时间，那么对于波兰人无力征服北边的异教徒邻居——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梅默尔河（Memel）之间普鲁士人，最后只得召唤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来帮忙一事，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1

对于这一转折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建国和殖民史，我们的了解并不很准确。直到100年后才有彼得·杜斯贝格（Peter Dusburg）[108]以求实精神记录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条顿征服期间的基本军事原则。

恺撒征服高卢凭借的是常备军，常备军立于高卢中央，以万钧之力击败和镇压每一次反抗。骑士团没有常备军。它也没有查理曼那样由附庸组成的军队，可以像大帝那样在必要时发动远征，配合政略逐渐消磨和挫败萨克森人的反抗。在征服普鲁士，顺便占据利沃尼亚（Livonia）和库尔兰（Courland）[109]的时期，这支德意志骑士团的直属兵力非常少。直到成为三地的统治者之后，它才成为一股强大势力。奇怪的是，任何时期的骑士团成员数目在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因此无法确定。213世纪时肯定不过几百人，最多不超过1000人。骑士团的力量源于一个事实：骑士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崇高思想，是教会与骑士的有机结合，而且作为教会和骑士的捍卫者，骑士团身后不仅有德意志，更有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一边是教廷颁布通谕，发表布道鼓动十字军；一边是诸侯和骑士好战的天性和对冒险的渴望。这两个因素为骑士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最终使之有能力完成了当年耗尽皇帝和国王的力量，吓得波兰不敢动手的功业。以耶路撒冷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没有带来长久的政治成功，但从这条大河中分出的流向波罗的海一角的小溪却结出硕果，对世界历史造成了延续至今的显著影响。

骑士们首先在维斯图拉河畔的波兰边境荒地建立了坚固的托伦城堡（Thorn）（1230年或1231年），接着顺维斯图拉河而下，建立了其他要塞：库尔姆（Kulm）、马林维尔德（Marienwerder）和埃尔宾（Elbing）（1237年）。之后，他们沿着弗里斯泻湖（Frisches Haff）东进，在岸边修建了拜尔加（Balga）（1239年）。有学者认为骑士团沿边境行动是为了包围普鲁士人，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从不曾计划由两个基地分别出发，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行动。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据点都邻水，彼此之间能保持联系，还能通过水路与德意志地区相连。他们一旦顺着诺加特河（Nogat）抵达波罗的海，就与德意志海港建立了联系；埃尔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吕贝克的殖民地。因为领地新发现的厄尔士山银矿而成为诸侯首富的迈森藩候亨利（Margrave Henry of Meissen）拜访过骑士团。在一次十字军征讨中，他为骑士团提供的“朝圣”号和“弗里德兰”号两艘战舰比他提供的骑士贡献还要大，让骑士团得以控制弗里斯泻湖。

从水滨城堡出发，骑士团开始在内地修建堡垒，最重要的是雷登（Rheden）、巴尔滕斯坦因（Bartenstein）和勒塞尔（Rössel）。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与查理曼征讨萨克森时完全不同——并不来自某条抽象的战略原则，而是与骑士团的特殊状况和强项相适应的。骑士团本身的实力不足以发起攻势，但十字军经常来到这里，而且常常是带着骑兵随从的大诸侯——迈森藩候、勃兰登堡藩候、图林根领主、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aunschweig）、梅泽堡（Merseburg）的一位主教、安哈尔特（Anhalt）地区的一位诸侯。每一次援军都被用来打击异教徒，向内地推进一步，建立永备工事。骑士团就这样以城堡为基地依次征服了维斯图拉河沿岸的普鲁士人、波梅萨尼亚人（Pomesanians）、波吉萨尼亚人（Pogesanians）和厄莫兰人（Ermelanders）。据文献记载，1236年在索尔格河（Sirgune，又称“Sorge”）畔也有过一次战斗，但我们或许会怀疑它重不重要，乃至是否发生过。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是修建城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切殖民征服活动中，决定性的因素往往不是通过突然袭击和欺骗敌人就能轻易成功的初次征服，而是有效地处理随之而来的起义。一旦被征服民族熟悉了外来的统治者及其带来的变化和压力，他们马上就会揭竿而起。1242年，征服后的第十二年，第一场大起义爆发并持续了11年，直到1253年才结束。骑士团不是凭借野战军和野战坚持下来的，而是因为普鲁士人打不下来坚固的据点，所以没能将骑士团赶走。远方的战士一次又一次前来援助骑士团，一起发动攻势，还帮助他们深入内地，在克里斯贝格（Christburg）修建了一座新的守备后勤基地。最后在教宗特使列日的雅各布（Jacob of Liège）的斡旋下，骑士团与部分起义军缔结和约（1249年2月7日），和约文本保存至今。后来冲突再次爆发，骑士团甚至在克鲁肯（Krücken）打了一场大败仗（1249年11月23日），54名骑士团成员被杀。但最后所有起义军还是接受了和约。

骑士团立即恢复了扩张活动。1254年，在奥托卡尔国王（Ki-ng Ottocar）亲自率领的一支波希米亚部队支持下，要塞柯尼斯堡（Königsberg）在普列戈尔河（Pregel）河口处建了起来。为了与库尔兰建立通路，骑士团之前就在库勒舍斯泻湖（Kurisches Haff）湖口处建立了梅默尔（梅默尔堡），在内陆建立了克罗伊茨堡（Kreuzburg）。接下来是库勒舍斯泻湖旁的拉比亚乌（Labiau）（它有可能是更晚才修建的），以及内地的普列戈尔河畔的威劳（Wehlau）。以上述及其他几处城堡为基地，骑士团完成了对东普鲁士的征服；那时当地的大部分居民已经不是真正的普鲁士人，而是立陶宛人了。

6年后的1260年，当骑士团在杜尔班（Durban）大败于立陶宛（1260年7月13日），以利沃尼亚团长布尔夏德·冯·霍恩豪森（Burchard von Hornhausen）和元帅亨利·博特尔（Henry Botel）为首的150名骑士被杀后，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了。这一次，维斯图拉河沿岸的波梅萨尼亚区忠于骑士团，但内地的5个区——萨姆兰（Samland）、纳坦根、厄莫兰、波吉萨尼亚、巴尔滕——都起事了，起义军有完善的计划，也选出了头领或者叫公爵，领导人民坚定斗争了15年。与早年在罗马城生活的阿米尼乌斯一样，这些头领中的一位——纳坦根的亨利·蒙特曾在马格德堡受过教育，就连他的基督教名字很可能也是在那里取的。普鲁士人在正面作战中频频占据上风，尤其是在勒包（Löbau）一举全歼基督徒的军队，击杀副团长黑尔梅里希（Helmerich）和40名骑士团成员（1263年7月13日）。总体来说，两边交战的方式是不断出兵烧杀抢掠，普鲁士人一度兵临托伦城下，还毁掉了马林维尔德城。但与上次一样，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对城堡的争夺。除克里斯贝格以外的全部内陆要塞都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尽管普鲁士人从敌人那里学到了一些攻城器械的用法，但攻城能力还是很弱。然而，通过在骑士团城堡外修建工事，轮流派兵驻守，封锁内外交通的手段，普鲁士人成功用饥饿将敌人赶出了城。正如当年阿里索要塞内的罗马守军和瓦卢斯残部曾面对日耳曼人在城内坚守数月，等到粮草耗尽又悄悄出城，行军90英里（约145千米）抵达莱茵河一样，普鲁士要塞的骑士团守军最后引开围城军的注意力，秘密撤走，这才保住性命。

海伊斯贝格（Heilsberg）和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的守军以这种方式逃回埃尔宾，魏伊堡（Wiesenburg，拉斯滕堡以北）的守军穿越荒野逃回波兰或萨森（Sassen）。发现他们要跑，巴尔滕头领迪万（Diwan）便带着13人，骑着专门为长途行动备好的马匹追了上去。他们最后追上了，但他本人在打斗时受伤，其他人就不再追击了。

克罗伊茨堡守军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趁夜逃跑时被发现并被斩杀。

巴尔滕斯坦因在封锁下坚持到第四年，最后形势极其危急，其守军只有秘密逃亡才能活命。他们为逃亡做了巧妙的准备，数日间躲在墙内一声不出，好让普鲁士人以为城堡已经被放弃了。普鲁士人靠近时突然遭到射击，退走时损失惨重。守军撤退时分为两股：一股去了40英里（约64千米）外的柯尼斯堡；一股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埃尔宾。一名眼盲腿瘸的骑士留守，定期在指定时刻敲钟，以此欺骗因为最近的损失而更加谨慎的敌人，让他们以为城内依然有人把守。等他们终于认定德意志人真的走了以后，后者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两股守军分别成功抵达柯尼斯堡和埃尔宾。

对于上述所有要塞，骑士团都无力救援。但是，梅默尔堡、柯尼斯堡、拜尔加、埃尔宾等邻水要塞都岿然不动。起义军不敢冒险接近托伦和库尔姆。拜尔加，特别是柯尼斯堡都遭到强大敌军的围攻。在柯尼斯堡，普鲁士人甚至试图在普列戈尔河上修桥以封锁河道，但骑士团毁掉了桥，给养和援军通过水道送入城内，最后甚至成功解围。有一次，于利希和贝格两位伯爵赶走了普鲁士人（1262年1月22日）。1265年，不伦瑞克公爵和图林根领主抵达柯尼斯堡，让骑士团得以从城内重新发起攻势。

第二次大起义的结束方式似乎与第一次类似；普鲁士人并没有被真正打败，而是在等待时机。两位酋长（或者称公爵）——纳坦根的亨利·蒙特和厄莫兰的格拉佩（Glappe）被骑士团欺骗抓获并处以绞刑，其中可能也有同族背叛的因素。另一位酋长——巴尔滕的迪万在围攻申塞城堡（Castle Schönsee）时被杀。普鲁士人意识到，尽管他们对征服者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夺取和摧毁了那么多城镇、村庄、要塞并将居民杀害，但还是不能赶走敌人。于是，领地位于东南角的苏道恩部公爵斯库曼（Skumand, the duke of the Sudauens）在奋战多年，一度将战火烧到库尔姆地区后决定放弃。万念俱灰的他率部出走立陶宛，但之后又返回，放弃异教信仰，承认了骑士团的统治。其他酋长也是这样做的。1283年，托伦要塞建成后的第五十年，骑士团终于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征服。

我们可能会问：罗马人当年有没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统治日耳曼，并引入罗马的政治制度。罗马人与条顿骑士团的第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的任务要艰巨得多。毕竟普鲁士比日耳曼尼亚小得多，而且就算日耳曼尼亚人口稀疏，普鲁士只会更稀疏。甚至最深入敌境的据点离大海和维斯图拉河这两个安全的基本盘也不太远。在整场斗争中，波兰人一直是骑士团的盟友。尽管波美拉尼亚公爵（dukes of Pomerania）有时与骑士团关系恶劣，与普鲁士人直接结盟，但凭借军事实力和外交手段——公爵已经是基督教文化圈的成员了，前来参加十字军征讨的各地诸侯会出手干预——公爵最终被安抚下来。如果我们将德意志，部分程度上还有波兰和整个西欧，用于征服普鲁士并使其基督教化的资源加起来，那么与普鲁士一隅相比当然就显得极为庞大了。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斗争总共持续了53年，而恺撒只用8年时间就征服并平定了莱茵河以西的庞大高卢全境。通盘考虑下来，恺撒征服高卢那样高烈度的速战速决成本更低。骑士团做不到是因为实力不济，而且外界资源总是一滴一滴地流入。于是，罗马人为什么没有用骑士团的方法征服日耳曼尼亚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对日耳曼尼亚志在必得且愿意投入必要的资源，他们肯定会用恺撒的方法。罗马皇帝绝不会用耗费巨大的骑士团的方法。第一次失败后，他们会立即发动全面战争。但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全面开战在日尔曼尼库斯被召回后便不复可能，以及为什么日尔曼尼库斯被召回了。

8　英格兰箭术与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

弓箭在中世纪早期战争中的重要性很不清晰，从文献中看不太出来，就算能看出来其说法也是犹豫和多变的。对于最早的日耳曼人，史料中基本没有提到弓箭（第2卷），但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族又好像广泛使用弓箭，以至于韦格蒂乌斯会说罗马人败在日耳曼人的箭雨下（第2卷）。加洛林王朝的法令中有弓箭的规定，但同时期的记述中很少提到弓箭，而且德意志骑士肯定是几乎只用刀剑枪矛的。另一方面，诺曼人在黑斯廷斯会战中对弓箭的运用极其熟练。但十字军与突厥人打交道时发现对方的射手素质更高，于是仿照突厥人组建了弓骑兵。我们知道撒拉逊弓箭手是腓特烈二世皇帝在意大利的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文献记载，在腓特烈的儿子和孙子与安茹的查理交手并失败的历次会战中，射手并未发挥积极作用。1

除了弓以外，弩也渐渐流行起来。2“弩”在德语中叫“Armbrust”，与“手臂”（arm）和“胸膛”（breast）都没有关系，而只是中世纪拉丁语词“arcubalista”和“arbalist”在民间流变的结果。古典时代的弩似乎已经不只是大型投射武器，而也有小型手持版本了。现藏于勒皮博物馆（museum of Le Puy）的一幅4世纪浮雕中有弩，韦格蒂乌斯、阿米阿努斯和约达尼斯似乎也有提及。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弩首次出现在路易四世御用《圣经》的小幅插画中，时间是937年。安娜·科穆宁据说以“Tzagra”的名字提到过它，说它是一种西方人特有的武器。113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的决议中以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提到了它。3但既然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110]的传记作者宣称是狮心王理查首次将弩带给了法兰克人，而且据说命运女神希望狮心王死在这种武器之下，所以弩在12世纪肯定还是一种相当少见的武器。4

护甲的强化导致武器的相应变化。早在查士丁尼时期的《箭术入门》（Anleitung zum Bogenschiessen）5一书中就建议抛射，因为平射出去的箭不能穿透敌人的盾牌。弩箭的穿透力远胜于弓箭，因此弩似乎是对付重甲骑士的理想远程武器。尽管如此，弩的流行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从未完全取代单体弓，只是与弓并存而已。弩最后甚至还被弓打败了。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偶尔被提及，接着情形在十四五世纪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弓在英格兰军队中突然具有了压倒性的意义。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种有几千年历史，技术水平大概不可能有进一步提升的古老武器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重要？

奥曼在《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一书中已经认识到，弓箭复兴的缘起要到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威尔士战争中寻找。之后，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写了一本全面探讨当时战争军事的极有价值的书，书中对弓箭的源起做了彻底的介绍。6与之前的奥曼一样，莫里斯的出发点是这样一条记载：先前的通行方法是只将弓弦拉到胸前，现在却要将长弓的弓弦拉到耳侧。7我不想逐字重复说一遍，因为弦拉得越远箭的力道越强，不是什么新发现，而且以前肯定也有臂力强的人。此外，我们在700年前的普罗柯比著作（参见第2卷）中发现了一模一样的记载，作者的意图是证明弓箭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既然有一些时代和民族善用短弓、不用长弓，而且有波斯人和帕提亚人这样以射术闻名的民族也这样做，那么弓体形制的差别肯定不是特别重要。优秀的射手当然一直都会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将最硬的弓拉到最远的位置。但是，莫里斯的观点只需稍加改动就会变成真理。我们可以从弓箭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箭术也不可能有突破这一点出发，但箭术并不总是维持在高水平上。如果说箭术在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和某些民族中默默无闻，而且有些大战没有射手参与，这无疑意味着制弓和射箭的技艺都退步了。莫里斯指出的一点非常好：19世纪末，随着赛艇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艇这样古老的器物也迎来重大的生产技术进步与完善。对一门技艺的热衷总是与相应器具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伴而行。因此，不管是长弓还是将弓弦拉到耳侧的惯例，它们都不是一个引入全新事物的问题，而是从一定的基础起步，改进弓箭制造和使用技术的问题。随着这种过去被忽略的武器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重视，进步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于是，使用弓箭的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无疑曾经有人达到过，只是在当时的人眼中好像是新奇事物。因此，箭术进步不是弓箭复兴这一军事史现象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当然，它对其原因也会有反作用：弓箭取得的成就越大，人们就越愿意使用这种武器。

于是，真正的问题就是：箭术在这个特定时期，在英格兰这个特定地域再次被接受的动因源于何处？

源起是爱德华一世国王（1272-1307年在位）的威尔士战争，最后威尔士人被征服，威尔士并入英格兰。在英格兰土地上发生的前两次决战——刘易斯（Lewes）会战和伊夫舍姆（Ewesham）会战，交战双方是爱德华一世之父亨利三世和国王手下的男爵们——依然基本看不出射手的用处，与同时代的贝内文托会战和塔利亚科佐会战没有区别。爱德华曾以王太子的身份参与了这两场会战，之后又去圣地参加十字军，他大概是在那里了解了突厥弓箭手及其威力。根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文献，他甚至被突厥人射伤过。登上王位后，他给自己设定了征服威尔士人的目标。凭借凯尔特遗风和古老的蛮族战法，山寨中的威尔士人历经风雨而不倒，先后到来的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都不曾征服他们。爱德华要为接连不断的边境冲突和周边郡县的苦难画上一个句号。北威尔士人沿袭古代传统，仍然以矛为主要兵器，就像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那样；南威尔士人则已经受到英格兰-诺曼人的统治和影响，发展出了完善的箭术。早在爱德华一世两代人之前，政治作家和历史学家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又名杰拉德·德巴里，“Gerald de Barri”，死于1220年前后）曾提出过击败威尔士人的方略。杰拉德本人的祖父是诺曼人，担任彭布罗克（Pembroke）治安官，祖母则是一位威尔士首领的女儿。他为父系和母系都感到骄傲，而且对两边的成就都表示了赞赏。他称赞了骑士，也描述了威尔士人的战法，指出轻装上阵的威尔士人有时攻势如火，有时又会隐秘灵巧地退入道路不行的山林。因此，杰拉德建议从归顺或结盟的威尔士部落获取辅助部队，让弓箭手与骑士联合作战：“弓箭手永远应该编入骑士的队伍。”（“Semper arcarii militaribus turmis mixtim adjiciantur”）。8爱尔兰不久前正是通过混合作战被征服的。事实上，更往前的征服者威廉也是这样打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但杰拉德认为自己提出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建议，他也承认法国人只有长矛骑士这一种战法，从而进一步证明征服者威廉时代的战法确实已经衰落了。1181年亨利二世颁布的《国防法令》根本没有将弓箭列为兵器。9

因此，爱德华一世之所以会捡起和发展箭术——这门有过流传，但后来被忽视，当时已经少有人知的技艺，是因为山地作战的迫切需要。箭术复兴最初主要是在临近威尔士的各郡，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和传统的战争，另外威尔士人也会为英格兰人服役，领英格兰的军饷。尽管边郡的远程武器使用率较高，但纯粹靠封建制度下的征召服役不会有更大的进展。附庸义务仅限于服役40天的规则在当时还是实行的。实际服役期还要更短；有时只要求服役3周，也有记载称服役期以随身携带口粮耗尽为限。他会带上一条火腿，尽快吃完，然后回家。10但爱德华知道，只有发动一场尽可能重大的战争才能实现他的目标。我们知道，在诺曼人的国家，佣兵一直是征召附庸的补充乃至替代品。爱德华作战全靠雇来的佣兵，只让征召兵执行次要任务，或者与佣兵混合作战。11例如，他命令所有有产骑士（财产达40镑以上）做好应征服役三周，并在第一期服役结束后继续为国王作战，同时从国王处领取报酬的准备。“除此之外，如我有意，应继续为我有偿服役三周，期间开支由我负担。”（“Ad eundum in obsequium nostrum et morandum ad vadia nostra ad voluntatem nostram quandocunque super hoc ex parte nostra per spacium trium septimanarum fuerint premuniti.”）12在本郡或本边区服役是没有报酬的，但出境行动会立即发放报酬。如有大规模行动（例如一场重要的围城战），等到最初的无偿3天服役期结束后，本郡作战的征召兵也会领到报酬。13爱德华还从加斯科涅调来经验丰富的战士与英格兰佣兵并肩作战，而且他会连续作战，冬季也不例外。莫里斯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国王御令、佣兵工资单等，详尽说明并生动描述了这场战争，读来总会想起罗马人的日耳曼征讨和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战役。爱德华首要关注的是维持交通线和后勤给养。与日尔曼尼库斯和德意志骑士一样，他利用包括河道和海洋在内的水路来达到这两个目的，从5个港口调集船只。图密善当年在卡狄人的地盘里铺设了180千米长的道路，从而征服了这个部族（第2卷）；爱德华也是如此，雇来伐木工人在威尔士丛林中开辟道路。14

尽管爱德华的战争有全国的鼎力支持，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召集的军队规模并不比我们之前了解的中世纪军队更大。根据一份详细的记录，1277年开战时，国王的战马是从法国带回来——有100多匹。15我们注意到，这个数目证明100组“战马和优秀骑手”（dextrarii et magni equites）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莫里斯（第80页及之后）认为爱德华一世手下最多有2750名骑士，包括全部有义务成为骑士的人在内。因此，他假定按每名骑士另配两名骑手计算，英格兰的最大可用兵力——但当然不会同时全员征召——约为8000名骑手。

莫里斯估计（第132页），1277年的步兵数目上限是15640人，但其中最多有6000多一点是英格兰人，威尔士盟军则有9000人以上。这样庞大的军力只能集结很短的一段时间。

在1282年的第二次战争中，步兵兵力为8600人，包括约1800名威尔士人。包括骑士和侍从在内的骑兵总数为700人到800人。16

入冬后，部队因伤亡和逃亡而减员严重，但从加斯科涅来的佣兵弥补了损失。战争爆发时，爱德华继承的国家的大总管（senesc-hal）还只需要提供12名骑马弩手和40名步行弩手。17但现在来了一支210名骑兵和1313名步兵的军队，这是莫里斯根据军饷名册得出的确切数字（第188页）。援军的主要武器是弩，而且用桶和筐带来7万支弩箭。从国王支付的高额军饷来看，这些弩手被视为精锐部队。18凭借这支援军，爱德华一直战斗到了最终取得胜利。

据莫里斯估计（第105页），威尔士战争中两场较大的会战的总参战人数不会超过2000人到3000人。19

回顾当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和征服者威廉的时代，两人手下都有大批射手。这表明每当一位卓越统帅凭借强大中央政权召集军队时，军中总会有射手。但封建征召兵与射手气质不和。统帅明白射手的价值，也重视射手，但必须花钱才能雇到（至少要有付钱的承诺，如征服者威廉）。附庸和单个骑士不会训练射手，也不愿意随从里有射手。他们倒也不是不重视这种武器的技术层面和实战威力，但我们已经认识到封建骑士的观念与射手的运用之间有着显著的张力，因为后者与上层统帅和佣金支付有关，而这种关系与骑士制度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文献中没有直接说明爱德华最终为什么选择了弓，而不是当时颇受重视，他也大量使用的弩。法国学者吕斯（Luce）[111]在《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的第160页写道，你只要看一看博物馆里14世纪“如此笨重难用”的弩，就能明白它为什么比不过英格兰长弓了。但我认为这样说太过分了。尽管英格兰用长弓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弩在与弓的竞争中还是获得了认可，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一方的长处是操作简单，射速更高；另一方面的长处则在于穿透力大得多。因此，这不是一个某方占尽优势的问题，而是各有不能相抵的利弊。有学者将弓弩同时并存的局面与19世纪上半叶的来复枪和燧发枪之争相提并论，恰当确切。燧发枪装填和开火速度高得多，但精度低；有膛线的来复枪装填困难，但精度更高。这个问题直到装填快，精度也高的后膛装填器出现才得以解决，但弓弩之间的两难一直没有化解。20朱韦纳尔·德·于尔桑（Juvénal des Ursins）[112]这样描述1414年的布拉班特公爵约翰：“他有4000名弩手，每人配两把弩，有两名强壮的士兵配合，一人持大盾，另一人备弩，确保弩手随时可以发射。”

我认为爱德华一世发展弓，而他的前任狮心王理查青睐弩的原因在于，理查的对手是骑士，而爱德华的对手是护甲微不足道的威尔士人。我们会看到，一旦弓在威尔士战争和接下来与苏格兰人的冲突中证明了自己，历代英格兰国王就将弓沿用到英法战争中，而且找到了最能发挥其威力的方式。

在大量辅助骑士作战的娴熟弓手帮助下，加上让长期开战成为可能的积极官署，最后还有监管有序的后勤补给体系，爱德华一世只用几年时间就彻底征服了威尔士山民。凭借在这次战争中建立的军事力量，他接下来又战胜了苏格兰人。

福尔柯克会战

（1298年7月22日）

以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为首的苏格兰人占据了一处前方有沼泽庇护的阵地。苏格兰军有4个人数众多、射手穿插其间的矛兵单位。数目不多的骑士留在后方。

爱德华率领一支以骑士和射手为主的强盛军队迎击，也有一些苏格兰人为他作战。苏格兰人前方的沼泽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因为英格兰人从左右两边绕了过去。面对冲杀过来的优势敌军，苏格兰射手的阵形立即崩溃，骑手也不战而逃。接着，英格兰骑士扑向矛兵单位，但没能突破厚实的枪林，却被对方缠住。爱德华国王命令骑士撤退，让射手攻击苏格兰人的密集大阵。英军矛兵也捡起石头朝无助的人群扔去，支援弓手作战。苏军单位很快就耗尽力气，无力继续抵抗，骑士遂得以打破其阵形。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按照最小的估计，苏格兰有1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其他地方理智而可靠的吉斯本修道院司铎沃尔特·亨明福德（Walter Hemmingford）——给出了30万人的数字。奥曼认为3万是有可能的，即便我们假设大队枪兵以乡村民兵为主，但在我看来也是太夸张了。

科勒以为苏格兰人把自己拴在一起是误读。原文是“Scotos lanc-earios, qui sedebant in circulis cum lancies obligatis et in modum silvae condensis”（“苏格兰矛兵围成一圈，矛紧靠在一起，密如丛林”）。“obligatis”只是说矛“紧靠在一起”“合在一起”罢了。

莫里斯估计英格兰一方的骑兵总数为2400左右，而不是一份编年史中说的7000。21英军有率军前来的8名伯爵和一名主教，另有各色佣兵，尤其是加斯科涅人和刚刚归顺爱德华、如今为其服役的威尔士人。

科勒认为，此时英军这样的步骑混编在军事史上前所未见。这个观点可能要推翻。骑士军队通常都是步骑混编的，与希腊对战的波斯人是这样，民族大迁徙以来乃至整个中世纪都是这样。但福尔柯克会战中的弓手之所以大显神威，首先是因为爱德华的弓手实力强悍，其次是因为苏格兰人的4个大阵完全是防御阵形，成了弓手前所未有的好靶子。说到底，苏格兰大阵与哈罗德手下的盎格鲁-撒克逊军没什么不同，后者同样在黑斯廷斯被威廉的弓手和骑士打败了。此中有一个区别是苏格兰人并非完全没有骑兵，但我们看到这些骑兵马上就跑了，所以其实也没区别。另一个区别是，哈罗德摆出了一个宽浅的紧密阵形，苏格兰人则分成4个窄长的阵形。这个区别可以由方便在场骑士前出来解释，可能还因为弓手数目众多，不能全部置于单一方阵前方，最后一个因素是矛兵素质不同。哈罗德的手下是职业军人，而苏格兰一方至少大部分是民兵。后一类单位必须是大纵深，不然阵形不稳；职业军人采用宽浅阵形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参与战斗，而且其中很多人不是用矛，而是用更高效的战斧。较深的苏格兰单位一直是矛尖向外，围成一圈的纯防御姿态。

因此，福尔柯克会战的不寻常之处更多在苏格兰一方，而非英格兰一方。中世纪从来没有这样大队步兵被骑士攻击，而没有立即崩溃的情况。但规模较小的情况下，紧密步兵单位没有被骑士打垮，而是被射手击败的现象无疑是经常发生的，例如1214年的布汶会战和1237年的科尔泰诺瓦会战。

9　战例介绍

我接下来要简要介绍若干关于会战、战斗的报告或战略态势。这些内容有的是我认为在史实方面，或者是文献分析方面有特殊的意义，能够夯实前几章提出的观点，也有的是为了避免读者可能得出的误解和错误结论，尽管这些事件本身不值得全面讨论。

坦什布赖会战

（1106年9月28日）

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其兄长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间的坦什布赖会战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人们误读了文献，于是认为双方的骑士都曾下马作战。果真如此的话，那可是当时的一大奇观，值得予以最高的关注。但是，德拉蒙德（Drummond）[113]的详尽专著表明，坦什布赖会战无疑只是“一场完全正常的12世纪战斗”。1因为亨利国王正在围攻一座罗伯特赶来救援的城堡，所以亨利军中肯定有步兵。但他并没有让步兵直接参战，而是让他们作为预备队守在骑士后方，显然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骑兵逃跑，步兵可以发挥主心骨和骑士集合点的作用。为了巩固步兵，国王及其亲随下马并与步兵站在一起。尽管如此，他的骑士由于有数量优势，直接就打赢了，步兵没派上用场。

按照上文解释（第277页），骑士分为一、二、三线（prima, secunda, tertia acies）的记载就不需要考虑了，因为各个单位是前后挨着的。

布雷缪会战

（1119年8月20日）

布雷缪会战（Battle of Bréule）也有英格兰国王亨利让骑士下马的记载，这支部队寸步不移，于是击败了法王路易六世。德拉蒙德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但他最后不得不说：这条记载并不是一种多年后才出现的状况的早期实例，而可能是纯粹的虚构。据说参战的900人（亨利500人，路易400人）中只有3人被杀，却有140名法国人被盎格鲁-诺曼人俘虏，因为双方的骑士都饶过了对手的性命。

布林乌尔德战斗

（1124年3月26日）

布林乌尔德战斗（Engagement at Bourgthéroulde）的起因是亨利一世的部队在狭窄山口堵住了反叛骑士的去路，后者试图强行突破但没有成功，马匹被守军射死，80人被俘，但没有一人被杀。

当然，守关的王室骑士肯定要下马。从文献分析角度看值得注意和有趣的一点是，记录者奥德利克·维塔利斯说他们下马是为了断绝退路和振奋士气。2

诺萨勒顿军旗会战

（1138年8月22日）

苏格兰国王大卫入侵英格兰，为此征召了低地地区的德意志附庸和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蛮族。受到威胁的诸郡号召民兵拿起武器，对抗烧杀掠抢的入侵者。

年迈的约克大主教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四处激励民兵，振奋士气。他们备好了一辆军旗战车，上面有约克的圣彼得、贝弗利的圣约翰、里彭的圣威尔弗雷德三位圣徒的旗帜。旗杆顶部有一个银制圣物匣。所有人都做了斋戒和祈祷，由牧师赦免罪过和发放圣餐，并向彼此发誓坚定忠诚。他们列阵于约克城北诺萨勒顿（Northallerton）附近的一座山丘，等待敌军进攻，由下马骑士组成民兵方阵的第一排。英格兰国王斯蒂芬不在场，但派了骑士来支援。方阵中站着许多弓箭手。一部分弓箭手可能原本站在前面，接着退到骑士身后，以便从骑士后方，或者说越过骑士的头顶射击。3

我们有四份记载，作者与会战相距都不远，而且内容基本相符。一位是苏格兰边境附近的赫克瑟姆修道院长理查德（Richard the prior of the Abbey of Hexham），写于1154年之前。另一位是里沃修道院长埃尔雷德（Abbot Aelred of Rievaulx，死于1166年），他早年曾住在苏格兰国王大卫的王宫里，居所离会战发生时的战场很近。

会战过程大体如下：在盖尔人（Gaels）[114]的疯狂冲锋和苏格兰王子亨利指挥的骑士攻击被击退后，其余苏格兰人便不再进攻，没等敌人反击就撤走了。亨利王子和他的几名骑士有可能打穿了英军方阵的左翼，但力量不足以从后侧发起进攻。

此战在英格兰传说中非常有名，有神话和夸张的成分。据说苏格兰人占有极大的兵力优势，战死者达1万到1.1万人。我们可以假定兵力更多的其实是英格兰一方，因为不管在什么时代，民兵只要成功集结起来，人数肯定相当多。民兵的弱点通常是缺少军事素养。这场会战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通过主教的口才、教会的资源（军旗战车）和骑士站在第一排，与群众并肩作战等因素，民兵真的坚守住了阵地。当然，这些因素的效力仅限于让民兵坚守阵地，击退敌军进攻——可类比于莱尼亚诺会战，但比不上马拉松会战中冲锋杀敌的雅典民兵。

林肯会战

（1141年2月2日）

林肯会战（battle of Lincoln）引人注目的原因也是双方都有步兵：一方是市民；一方是受到下马骑士鼓舞的农民。斯蒂芬国王下马作战不幸战败并被反叛男爵俘虏，大概是因为叛徒。4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会战与战斗

奥托·黑尔曼于1887年在马尔堡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军队在东方战况研究》（“Die Gefechtsführung abendländischer Heere im Orient in der Epoche des ersten Kreuzzuges”）中已经做了细致系统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我就不再赘述细节了。不过，与前文讨论过的迪特里希对伦巴第战争的研究一样，该文基于对客观事实的错误假设，理论上也有问题。黑尔曼说十字军中有步兵，有骑兵，有团，有中队，有军官，因此他对当时的基本军事概念有误解，不了解骑士军制与纪律严格的现代军队的根本区别。这不单纯是用语问题，例如黑尔曼本来可以不用现代术语，但他还是用了，或者他赋予现代术语比通常更宽泛的含义。相反，两者的独立是在绝对的、客观的层面，它不仅仅是影响到了文献中每一句话的解读方式，更从头到尾主导着文献。黑尔曼基于他对军事单位的假定，从文献中读出来的巧妙阵形和机动方式——在一定的限度内，他可以这样解读——必须直接排除，因为问题恰恰就出在理论假设上。骑士不是“现代骑兵”，尽管两者有一些外在的相似性，但差别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从单场会战的记载中得不出这个结论，而只能去看从古典世界没落直到近现代的整个发展历程。

不过，如果我们排除黑尔曼文中的错误图景、概念、假设和结论，它的内核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我要挑出几个对我们特别重要的因素来讨论，作为对黑尔曼的补充。

黑尔曼文中第105页的一处评论特别恰当：当时的会战时间很短。当然，他的总体论述与此有些矛盾，而且当然是不正确的（第121页）：

反复拉锯，多个单位或梯队被击破，全军被四面合围或部分围住，然后最高统帅带着预备队赶来救援，对我军受到最大压力的地方发起进攻，最终赢得胜利——这些特征反复出现于大部分会战当中。

黑尔曼是被突厥人占有巨大数量优势的看法引入了歧途。在这一点上，基督徒作者的记载完全不值得相信。

多里莱乌姆会战

（1097年7月1日）

十字军是在行军途中遭到攻击的。骑士被突厥人的优势兵力击退，在弓骑兵射出的箭的追赶下，他们逃向已经在后方安营扎寨的步兵那里。步兵保护了骑士（“militaris fugae impetus pedestrem conclucat tarditatem, isque vic-em densissima pedestrium hastarum sylva nunc fugam impedit, nunc extinguit”：“往回冲的骑士践踏了行动缓慢的步兵，步兵浓密的枪林反过来在一处拖慢了骑士，在另一处则堵住了骑士”）。5挤作一团，混乱不堪的大队步兵和骑士受到突厥人的猛烈攻击。防御由试图突围的骑士领导（“jamque nobis nullla spes vitae ... tunc proceres nostril ... pro posse illis resistebant et eos saepe invader nitebantur, ipsi quidem a Turcis fortiter impetebantur”：“我们无望生还……接着，首领们……奋力抵抗，往往还努力反攻。他们自己当然也受到了突厥人的猛烈袭击”）（富尔彻）。

最后，本来在2英里（约3.2千米）外分开行军的另一半部队急忙赶来，他们这才逃出生天。援军靠近时，突厥人也离开了。

安条克湖畔会战

（1098年2月9日）

基督徒在围攻安条克城，有一支敌军前来解围，仅有700人的基督徒骑士决定出营应战，步兵留守。6

凭借强大的冲击力，这支小小的骑士军队击退了敌军。

黑尔曼强调，基督徒分散在当时肯定不太宽阔的整个平原上，以免数量占优的塞尔柱突厥人（雷蒙德[115]的记载是2.8万名骑兵！）实行包抄。但文献中又说，基督徒排成了三列梯队。可他们只有700人。这里就有矛盾了。科勒（3：3：159）已经提出了异议，指出更好的文献中根本没提梯队的事，而且他们是依靠5个单位（博埃蒙[116]另率一队留后）同时出击取胜的。

安条克吊桥行动

（1098年3月初）

这场战斗起于基督徒的一次突围行动，他们刚刚夺取安条克，现在反被敌军困在城内。步兵的参战尤其值得注意。据雷蒙德记载，跪地祈祷过后，普罗旺斯骑士盖吉亚的伊苏安度斯（Isuardus of Gagia）鼓动起150名步兵的斗志。接着，他大喊一声：“冲啊，基督的精兵！”带头杀出，据说其他部队也随之上前。

安条克城下决战

（1098年6月28日）

尽管目击者留下了众多记录，但此战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晦暗不明，军事价值很低。

正当基督徒攻占了主堡以外的全城时，摩苏尔的埃米尔[117]卡尔波加（Karbogha, the emir of Mosul）率领一支庞大援军逼近。基督徒没有发动野战，而是任由自己被围在安条克城内。粮食吃尽时，他们终于决定孤注一掷，全军出城，结果毫不费力就取胜了。根据一名僧侣在梦中得到的启示，他们在一座祭台下发现了圣枪，全军遂再次满怀信心和胜利的意志。我们或许可以强调这是一个彰显骑士军队特征的实例：与只靠服从命令就能战斗的纪律严明的军队不同，他们必须每个人都具有或被激发出适当的情绪时才能作战。但即便圣枪的故事很典型，它本身或许也不足以解释当时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对面的卡尔波加军中存在严重的不和、不信任和背叛行为。因此，这可能才是基督徒迟疑许久后一击得手的决定性原因。

按照济贝尔（Sybel）[118]、库格勒（Kugler）[119]、黑尔曼、奥曼和科勒（3：2：170）等人的通行解释，基督徒走过了奥龙特斯河（Orontes）大桥，但接下来不是背对大桥，而是侧面对着大桥，各队鱼贯而出，面朝右侧列阵（济贝尔说是面朝左侧）。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完全不可信，最起码是不能理解。卡尔波加的部队就在附近，他们怎么会让基督徒在自己眼皮底下这样部署？当然，卡尔波加没有在敌人刚上桥时就出兵是正确的、符合逻辑的做法，但他为什么放任对手全部过桥，而没有趁着尚有一半敌军在渡河，忙着执行侧对大桥的笨拙部署时派骑兵出击呢？那样一来，他肯定能击败敌军，将他们赶回桥上，消灭挤作一团的基督徒。卡尔波加有不这样做的特殊理由吗？基督徒又怎么会让自己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呢？

此战的兵种配置方式很出名。以弓手为主的步兵在前，凭借从城中缴获的马匹而增多的骑士在后。但骑士后来冲到前线，决定了战斗的胜负。

我们不必像黑尔曼那样重视各单位的兵力、次序和相对位置，更别提8排分成4个梯队这档子事了。各单位并排分布，从离河最近的单位开始分梯队出击。但这一点并无更多意义。

军阵正面从奥龙特斯河延伸到山下，长为两个miliaria——至少合2000步，也有可能是4000步。因此，他们要么展开为只有几排的一字长蛇阵，因为基督徒最多有2000名骑兵，要么各单位之间留有很大的间隔。

一份文献（雷蒙德）说他们彼此间隔很大，就像游行中的神职人员一样。7科勒的理解是单位的间隔，黑尔曼则认为是骑士的间隔。我认为黑尔曼的说法更符合逻辑。

所有文献都说步兵走在骑士前面。但我们发现在战斗中，步兵遭到骑士身后的突厥人攻击。于是，黑尔曼在论文的第121-122页得出了一个很可能正确的结论：步兵穿过骑兵，回到后方集结。但他错误地认为，弓手从后方越过骑士头顶将箭雨射向敌军。那样对肉搏中的己方骑兵和战马来说太危险了。

雷蒙德还记下了一段特别有趣的插曲：被突厥人从背后袭击的步兵单位收缩阵形，挡住了敌军，“步兵组成圆阵，顽强地挡住了敌军进攻”（pedites facto gyro impetum hostium sustinuerunt viriliter）。

阿什凯伦会战

（1099年8月12日）

征服耶路撒冷后不久，十字军就要去迎战一支在阿什凯伦附近登陆的埃及军队了。为应对来自各个方向的突袭，十字军排成平行的3路，分9队行军。与德尔佩什一样，黑尔曼认为这里的“队”是细长纵队，但那样不仅行军不便，更会带来一种显然要避免的情况：侧翼比正面薄弱得多。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将每支队伍设想成皮伦劳伊塔会战中的那样。根据最好的文献（雷蒙德），全军共1200名骑兵，每队平均133人。准备开战时，后队已经赶了上来，与前队并排而立。《法兰克人史》（Gesta Francorum）中明确记载，诸侯们是并排在一起的。穆斯林没有迎战，而是立即逃跑了。8为了与这条记载调和起来，认为3路行军，每路3队本身就是3梯队的战斗阵形（而不只是行军阵形）的黑尔曼提出，3个梯队不是前后排列，而是呈品字形：一队在前；一队在其左后方；一队在其右后方。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它们未必称得上“梯队”，而只是部署尚未完成罢了。科勒（第178页）也反对黑尔曼的看法，但他自己的看法也不清晰，大概是笔误造成的吧。（他在注释6的开头说各队前后排列，末尾又说是左右排列。）根据科勒的记述（3：3：339），由于步兵的情况，十字军在东方不可能采用梯队阵形和战法。

雷蒙德认为，除了1200名骑兵以外，十字军还有9000名步兵。步兵由射手和矛手组成，行进于骑兵前方，骑兵随后前出发起进攻。9

我们很难想象骑兵如何能穿过这么多步兵，也很难理解在如此悬殊的步骑比率下，为何还是只有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文献中给出的步兵数目估计是太高了。当然，十字军诸侯给教宗的信中确实说基督徒一方有5000名骑兵和1.5万名步兵。但这封信中还说巴比伦国王（即埃及苏丹）有10万骑兵和40万步兵，而且我们也想不出十字军在安条克城内只剩下几百匹马，他们现在又从哪里变出来5000名合格的骑士坐骑？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雷蒙德——他本人在战场，负责高举圣枪——的估值（步兵数目甚至还要再减掉一些）。诸侯信件中给出的数字证明，就连官方文件的数字也未必总是可靠。10

拉姆拉战斗

（1101年9月7日）

黑尔曼（第58页）试图从拉姆拉战斗（engagement at Ramleh）的文献记载中解读出某种精巧的品字形结构，尽管鲍德温国王[120]率领的基督徒军队只有260名骑士和900名步兵，而且步兵还被留在后方，没有实际参战。文献中提到了“前阵”（anteriores acies），用“头部”（in capite）来表示胜利，用“尾部”（in cauda）来表示战败。所以从史料来看，步兵确实没有参战。不过，科勒已经正确地反对和驳斥了这种解读方式；当然，科勒在别处（3：2：186）依然支持梯队阵形。

拉姆拉战斗

（1102年5月）

鲍德温国王只带着骑士就去攻击一支兵力大得多的埃及军队，结果被打败了。富尔彻批评他阵形散乱，而且不等步兵赶上来。由于十字军单凭骑士就打赢了1098年的安条克湖畔会战，黑尔曼就得出“步兵”从那时起变得更加重要的结论，尽管他驳斥了德尔佩什更加极端的解读方式（第66页、第124页）。我们不能采纳这个结论，两次战斗结果的不同也可能是因为拉姆拉的敌军素质更高或人数更多。

战败的指挥官常会遭到口诛笔伐，我们从中得不出什么定论。

拉姆拉战斗

（1105年8月27日）

黑尔曼在此处同样试图从文献中读出他的品字阵，但他也承认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萨明会战

（1115年9月14日）

阿塔勒布（贝拉斯）会战

（1119年6月28日）

黑尔曼认为萨明会战（battle of Sarmin）和阿塔勒布会战[battle of Athareb，或称贝拉斯会战（battle of Belath）]两场会战都有分梯队进攻。科勒表示同意。安条克公爵罗杰（Prince Roger of Antioch）的宰相留下了一份非常好的文献，其著作还提供了“初次交手”或“前线战斗”并不意味着各单位前后排列的文本证据（参见第280页）。

哈布会战

（1119年8月13日）

与阿什凯伦会战一样，哈布会战（battle of Hab）中的基督徒军队依然是3路行军，每路3队，而且同时遭到多个方向的攻击。有几队被击溃，但基督徒最终赢得了胜利。全军有700名骑兵和几千名步兵。

十字军分成9队行军，横竖均为3队，目的是同时应对四面进攻。黑尔曼将其描述为窄长纵队。按照本书提出的理由，那是不可能的。阿什凯伦会战中一队平均有133名骑兵，这是黑尔曼自己的估计；而到了哈布会战中，一队平均不到100名骑兵（另有步兵），阵形肯定同样类似于皮伦劳伊塔会战。科勒也这样认为（3：2：211）。

哈扎斯会战

（1125年）

在黑尔曼的哈扎斯会战（battle of Hazarth）示意图中，步兵在骑士后方，理由不明。而且在其正文第98页中说，骑士发起进攻时，步兵已经在交战了。

迈尔杰-萨法尔会战

（1126年）

据提尔的威廉记载，在迈尔杰-萨法尔会战（battle of Merdj-Sefer）中，步兵用剑杀死了倒地受伤的敌人，堵住了敌军的退路，还帮助摔下来的友军上马。

哈丁会战

（1187年7月4日）

格罗（Groh）1909年于柏林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Der Zusammenbruch des Reiches Jerusalem”）对哈丁会战（battle of Hattin）有详细叙述，佐证了我关于骑士与步卒侍从之间关系的看法。

阿克会战

（1189年10月4日）

弓手和弩手移动至骑士前方。

阿苏夫会战

（1191年9月7日）

在这场会战中，沿海岸从阿克（Acre）去往雅法的狮心王理查于行军途中遭到萨拉丁攻击，结果打了一场大胜仗。科勒（3：3：234）和奥曼（第305页）对其进行了详尽讨论。科勒的主要史料基础是彼得伯勒修道院长贝内迪克特（Benedict of Peterborough）[121]的记载。奥曼则表明，经过对战场地形的考察，贝内迪克特的说法与3份最贴近事件本身的证据——理查国王的行纪、国王写给明谷修道院长的信、萨拉丁传的作者巴哈阿丁（Boha ed din）——对不上。因此，我们只能不予采纳。

这样一来，科勒的记述似乎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必须立即否定科勒给出的十字军兵力——10万。即便他的叙述本身无懈可击，我依然觉得他的一个观点缺乏依据，即这场会战是确证其中世纪战术观的绝佳例子。

雅法战斗

（1192年8月5日）

狮心王理查遭到一支兵力据说有7000人的马穆鲁克人和库尔德人军队攻击，而他只有55名骑士，其中有15人骑马；另有以下船的热那亚弩手和比萨弩手为主的2000名步兵。他让矛兵排成一线，单膝跪地，矛尖指向战马胸部。后面是弩手，与矛兵穿插排列，两人一组：后面的人负责拉弦、装填、递弩；前面的人只管放箭。这样就能做到不间断射击。穆斯林一队接一队地冲上来，但都不敢冒险进攻。他们骑马上前射出的箭毫无效果，自己却损失惨重。最后，理查率领骑士发起攻势，突入敌阵，左劈右砍，亲自救出了被敌人包围、险些被俘的莱斯特（Leicester）伯爵和拉尔夫·莫莱翁（Ralph Mauléon）。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突厥人最后抛下700人和1500匹马撤走了，十字军只损失了两人。11

将史料复述了一遍之后，奥曼写道：“他们的阵形起到了极好的保护作用。”我对这一结论不能苟同。要是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挡住规模大得多的敌人，它的运用肯定会更加广泛。我们一看到突厥人的伤亡数字就会明白，这是一段极具夸张色彩的描述。即便有两排弩手为后盾，一排矛兵还是太弱小了，不可能吓退一支意志坚决、装备优良的骑兵。而萨拉丁的战士既有勇气，又不缺好盔甲。如果说7000名突厥人这个数字不是完全离谱的话，这段记载依然不能证明理查的阵形牢不可破，而只是表明这些敌人当天并无斗志。来袭者大概只是一支规模有限、以轻骑兵为主的部队，试探性地进攻几次，很可能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吓退基督徒，没准再造成一点恐慌，但他们并不敢真的去强攻。

除了奥曼用到的《行纪》（Itinerary）以外，目击者科吉舍尔的拉尔夫（Ralph of Coggeshale）也留下了一份报告（S.史蒂文森编，罗伊斯书系，第45页）。根据他的记述，国王有80名骑士，但只有6匹马和一头骡子。

（国王）命令同行的骑士……紧紧靠在一起，每个人旁边都挨着另一个人，这样队伍在战斗中不会有空隙，免得敌军插进来。他还命令每人前面摆几块木头作为拒马，木头是从搭建军帐的同一个地方找来的。

最后，理查一面让弩手保持在前排，一面发动突击，以损失一名骑士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十字军中的步兵

与黑尔曼一样，科勒（3：3：209）相信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战争这所学校锻炼出一批精干的步兵。他说，继在多里莱乌姆会战的拙劣表现之后，步兵在安条克和阿什凯伦的战斗中已经赢得了关注，而当时的西方完全没有可用的步兵。他接着又说，步兵得以发展的原因要到抵御突厥弓手的必要性中去寻找。在我看来，他提出的历史关系并不成立。

没有证据表明多里莱乌姆会战中的步兵一文不值。不管他们是失去了战马的骑兵，抑或从一开始就是射手和矛手，我们都可以也必须认为发动征讨、揽他们的领主们当初选的都是将来到了战场上有用的人。事实上，西方到处都有足够多的接受实战教育的机会。12战斗打响后，博埃蒙自然会率领骑士，一马当先。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他出击时可能根本没带上步兵，因为富尔彻明确记载突厥军全是骑兵，而基督徒一方则既有步兵，也有骑兵。

国王的骑士们被打败了，可能有步兵支援，也可能没有。他们向后方退去，然后被矛尖向外的步兵主力挡住了去势（拉道夫）。现在大部队稳住了阵线，然后骑士从中发起突击，稍作前进。

即便到了更晚的时代，矛兵在战局不利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这种状况直到瑞士人和胡斯派时才有了变化。

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基督徒军中的远射武器肯定只是偶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作者要努力浓墨重彩地描绘博埃蒙遭到突厥弓骑兵四面合击的危险处境。要是提到基督徒弓箭手挡住了敌军，那么他的处境就不会显得万分危急，戈德弗雷等人的救援也不会显得无比神奇了。我们知道诺曼人在其他场合善用弓箭，之后的十字军会战中也有射手参加，因此射手必定不会完全缺席于多里莱乌姆会战。

最后，科勒认为十字军是为了在突厥弓手面前保护己方骑兵，所以才不得不发展步兵，这表明他完全不理解重视中世纪各兵种的性质。除了盔甲以外，近战骑兵面对弓手——不管是步弓手，还是马弓手——的唯一自保手段就是尽快杀过去，通过逼近来威胁对手，只给他射出一支准头很差的箭的机会。许多场合都证明为骑士配备矛手与射手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不只是十字军东征。但我们不能说步兵的辅助作用是保护骑兵。

步兵在叙利亚的重要性确实要高于在西方，而这无疑只是因为缺马。

米雷会战

（1213年9月12日）

阿拉贡国王彼得（King Peter of Aragon）前来支援图卢兹伯爵，后者是一名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正受到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统率的十字军紧逼。[122]彼得围攻图卢兹上游加龙河畔的要塞城市米雷（Muret）。西蒙进城后发起突击，一举打跑了正在睡觉的围城军。

因为这件事恰好留下了大量记载，所以历来有人从各个方面来讲述和研究它。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要不是有许多关于中世纪战术的有趣理论都以它为具体依据，这场会战其实并无特殊价值。

据文献记载，西蒙将骑士分为三队（有叫“ordines”的，有叫“acies”的，也有叫“batailles”的），以“圣三一”命名。另有一份文献写道，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在布汶会战中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科勒（1：144，第105页）据此得出结论：“从对于圣三一命名的评论来看，‘ordines’绝对就是梯队。”除非梯队阵形（即前后排列）和圣三一的类比关系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否则我们必然会怀疑科勒的分析是不是板上钉钉。

这位作者还认为蒙福尔只有不到800名骑兵，其中骑士的比例不到一半，而彼得有4万人，其中3.8万是步兵。他在第101页补充道：“尽管如此，我们说话一定要小心，不能说他（蒙福尔）是800骑兵对4万，因为步兵几乎算不上参战。威廉·布里托（William Brito）[123]的说法更离谱，甚至讲异端诸侯手下有20万人。”

最后，科勒还说（第116页）十字军损失了1名骑士和7名军士，敌方则折损2万。

对于秉性轻信的他来说，埋首书斋或是戎马一生都没什么区别。

迪厄拉富瓦（Dieulafoy）在发表于1899年《法兰西文学院院刊》（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第36卷的“米雷会战”（La bataille de Muret）（从第44页开始）一文中讨论了这场交战。基纳（Kiener）在1900年6月23日出版的《德国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第26期发表了对该文的评论。

斯代普战斗

（1213年10月13日）

科勒（3：3：283）和奥曼（第444页）详尽讨论了布拉班特公爵与列日主教之间的斯代普战斗（Engagement at Steppes）。双方中线都是矛兵，列日一方的矛兵是市民。不过，他们直到骑士已经决出胜负时也没有参战，其任务是为撤退中的骑士提供保护。

科勒与奥曼的区别是，科勒说列日的骑士在两翼都取得了胜利，奥曼则说只有左翼取胜。

布汶会战

（1214年7月27日）

关于此战的旧说已经被C.巴尔豪森（C.Ballhausen）的博士论文（1907年通过于耶拿大学。指导教师为J.W.施密特）推翻了。因此，我删掉了第一版中的相关讨论，但我在若干关键点上与巴尔豪森有分歧。德尔佩什在《13世纪战术》第1卷（La tactique au XIIIième siècle）中的详尽论述尽管看似旁征博引，但莫利尼耶（Molinier）发表于《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第36卷第185页的文章已经将其彻底否定。

奥托四世皇帝及其盟友集结于布鲁塞尔以南的尼韦耶（Nivelles），法王腓力则集中于佩罗讷（Péronne）。两军起初擦肩而过，竟然绕着对方走了一大圈，最后腓力反而到北边的图尔奈（Tournai）附近，奥托则在南边的瓦伦谢讷（Valenciennes）附近。上述行军路线无疑可以用两边都对敌方动向一无所知来解释。（巴尔豪森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不能苟同；他为腓力前往图尔奈给出的理由不够充分。）得知对方位置后，两人便各自掉头。腓力沿着先前北上的道路从图尔奈南下，经布汶去往里尔（Lille）方向，所以他是要离开敌军。而奥托则是向敌人追去。

腓力自东向西行进，正要在布汶附近的小河马赫河（Marque）过桥时得到消息，说德意志人正在向他赶来，并与腓力朝那个方向派出的分队展开遭遇战。腓力立即命令已经过桥的部队掉头，因为他想要应战。我们不能假定腓力若要送主力过桥，便可能会与敌人激战，因为尽管他很可能有大批部队尚未过桥，但皇帝的军队也需要相当长的部署时间。巴尔豪森认为奥托计划切断腓力的退路，这在我看来并不明确。就战略角度而言，腓力的决策极其凶险，因为他几乎完全背对着敌人，而且身后的退路只有那座桥，史料中明确记载马赫河没有其他渡口。然而腓力依然决定在此应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有十成胜算了，因为他有排兵布阵的时间，而且史料中专门提到，他至少在决定性兵种——骑士——上有相当的数量优势。

国王在上午明明要撤军，而不是应战皇帝，现在又改变心意，这当然是值得玩味的。尽管如此，此处并无绝对的矛盾。因为腓力上午的决定只是既不留在图尔奈，也不向皇帝出击。但现在形势变了，皇帝正在向他赶来，而腓力在上午并不知道这一点。

反观奥托方面，他之所以尽管兵力占劣势，但还是决定出击，大概是因为他希望趁法军过桥过到一半时发起攻击，他也相信自己能做到。文献中明确写道，皇帝看到敌军已经列好阵时发出了惊呼。

皇帝接下来没有撤出战斗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因为他可以假定一旦德军掉头，法国人就会扑上来，这样他就必败无疑了。因此，这种情况下更好的办法是最起码保住进攻方固有的士气优势，打一仗看看，没准会有好运气呢。

如果基本战略形势就是如此的话，那么会战结果也可以依样解释。皇帝战败的原因是他半渡而击的设想失算了。国王取胜的原因是他的兵力大大强于对手，且迎敌时阵形严整——事实上比进攻方还要严整，文献中专门说明皇帝行军队伍散乱。

双方兵力没有可靠的估计值。过去的学者（例如席尔马赫尔）认同桑斯的里夏尔（Richard of Sens）给出的数字，即奥托有2.5万骑士和8万名其他战士。霍尔臣斯基（Hortzschansky）[124]相信腓力的兵力为5.9万（骑士2000名，骑士随从7000名，步兵5万名）；奥托为10.5万（骑士5500名，骑马的骑士随从19500名，步兵8万名）。他还纳闷（第41页），皇帝有这么大的兵力优势怎么还会输呢？

科勒认为法军有2500名骑士、4000名轻骑兵和5万名步兵，而德军只有1300名至1500名骑士，但其他兵种的数量非常大。奥曼给出的估值要小一些，但他同样相信腓力可能有2.5万到3万名步兵，奥托有4万名。

在上述所有估计中，连奥曼也算出，步卒兵力无疑都被大大高估了。我们已经从无数例子中了解到，编年史作者的笼统描述和“无数大军”根本毫无意义。26日上午，奥托从斯海尔德河边的莫尔塔涅（Mortagne）出发，为绕开直线路径上的森林而取道维勒茅-弗鲁瓦蒙（Villemaux-Froidmont），走了整整14英里（22.5千米）才到战场。哪怕是一支行军纪律卓越的5万甚或是4万大军，在同一天内完成行军、部署、开战也是一项实打实的成就。而对于一支由佣兵、市民和骑士组成的纪律涣散的军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做到，正如莫利尼耶已经观察到的那样。

巴尔豪森认为双方兵力都不超过8000人，我对此表示同意。奥托的骑士肯定不超过1300名到1500名。腓力方面确实要多一些。两军可能都只有5000人左右的兵力，因为文献中多处给出的各单位兵力都非常小。

最重要的是，战况本身就否定了步兵数目超乎寻常的假设，因为双方的步兵都没有任何成果。温克尔曼（Winkelmann）提出法国市民“为火炉与家园”（pro aris et focis）而战，因此士气高昂的说法是空穴来风。文献里完全找不到证据表明腓力得到了市民部队的大力支持。各城估计确实为国王提供了一批射手，按照通常的方式配合骑士作战。弗兰德斯城市也以类似的方式为奥托派去了援军。

法方的损失似乎很小。稍晚写成的英格兰文献《梅尔罗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Melrose）甚至声称只有3名法国骑士被杀。我们只能认为法军伤亡确实很少，因为否则的话，史料中肯定会记下更多地位高的战死者。皇帝一方据说有70名骑士和1000名步兵被杀，被俘者甚众——一份史料说有127名骑士被俘，一份说是131名，还有一份说是220名，包括5名伯爵和25名方旗骑士。13如果塞浦路斯的约翰（John of Cyprus）因此说这场会战“极为激烈，但为时不长”（durissima pungna, sed non longa）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奥曼认为会战持续了3个小时就有点过分了。我倾向于认为胜负几乎在第一次交手——不过，各处开战时间并不统一——时就决出了。在这一点上，胜利者微小的损失数字是比所有作者的陈述都更有力的证据。史家给出的战斗持续时间一贯可信度很低，因为战斗开始和战斗结束都不是非常确切的概念，为天然的夸大倾向提供了一片特别肥沃的土壤。威廉·布里托有一段写道（《行传》311），市民未开战时就来到中央，然后从骑士之间走到前面充当射手。他在另一段（《行传》312）又说市民直到战斗开始后的第四个小时才抵达。我们是不是要设想双方的中军站着围观侧翼的交战？甚或是一边正在布阵，另一边就友好地等着对方完成？即便一支骑士军队中的各个单位往往不会同时出击，但假如双方不急着从行军队形直接依次展开攻击，出击间隔肯定是很短的。

此战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威廉·布里托，他当时以法王御用牧师的身份在场。他留下了两份记述：一份是续写里戈尔（Rigord）的散文体编年史《法王腓力行纪》；一份是他的史诗《法王腓力行传》。科勒完全不同意的记载，一方面高度认可他的史家风范（第118页）；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战术，从而强化了单挑在中世纪会战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印象（第135页）。事实上，错误出在科勒身上。奥曼（第471页注释）正确地指出，科勒从威廉的记述中读出来的三个梯队不仅没有原文依据，更是被威廉专门排除的阵形。科勒对这场会战的整体看法随之崩塌，就像他对黑斯廷斯会战的理解那样。

皇帝一方的布洛涅伯爵手下有700名（另说400名）布拉班特步兵，另有骑士若干。他让步兵组成圆阵，好让自己打累了进去休整。当皇帝战败，其余部队纷纷逃窜时，这个单位依然在坚守。法国骑士不敢冒险往矛尖上撞。但援军抵达后，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布拉班特人惨遭屠杀，伯爵也成了俘虏。

由于上述场景出自英雄史诗《法王腓力行传》，其中的个人因素或许不能太当真。但如果这些因素属实，那就更加说明当时步兵的弱势。一份编年史盛赞布拉班特佣兵，说他们的武艺和勇气与骑士相当（“pedites quidem, sed in scientia et virtute bellandi equitibus non inferiores”：“他们当然是步兵，但作战的见识和勇气不亚于骑士”）。然而，他们的行动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尽管他们人数相当多，但任务不过是为几名骑士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至于他们是直接被骑士击溃了，还是之前就被射手消耗过，我们只能略过不谈。要点在于：哪怕是这支在文献中被誉为精锐的部队，它在战斗中也不发挥任何独立、积极的作用。

但事实上，我们大概不能把话说得这么满。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假定：上述情景只是战斗的最后一幕，仗已经打输了，战败方的士兵只是想临死前多杀几个人罢了。而在战斗的开头，他们完全有可能随骑士进军。

根据文献的明确记载，奥托皇帝中军步兵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击退法国市镇派出的射手，从骑士中间冲将进去，直到腓力·奥古斯都国王面前，还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是步兵孤军深入，骑士止步不前，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步骑共同发起的总攻。

巴尔豪森毫无真凭实据地认为，奥托的军队（包括英格兰人在内）兵力与法军大致相当，皇帝落败的首要原因是跋涉疲惫。但我不相信皇帝真的绕了一大圈，也不认可巴尔豪森主张的战斗地点。

博恩赫沃德会战

（1227年7月22日）

乌辛格（Usinger）在《德丹关系史》（Deutsch-dänische Gesc-hichte）（第428页）中整理了相关文献。有可信度的文献都完全看不出博恩赫沃德会战（Battle of Bornhöved）的经过。丹麦文献将丹麦国王瓦尔德马（Waldemar）的失败归咎于迪特马申人（Dithmarschen）的背叛，他们站在丹麦一边，却突然从背后袭击。

赫尔曼·科尔纳（Hermann Korner）[125]和兰贝克（Lambeck）[126]的《汉堡史记》（Rerum Hamburgensium libri）（2.37）对此战的记载中颇有神话色彩：正当吕贝克市长发誓时，阳光突然照射得丹麦人目不能视物。

哈塞（Hasse）发表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历史杂志》[127]（Zeitschri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第IIV卷的《博恩赫沃德会战》（“Die Schlacht bei Bornhöved”）一文没有得出任何军事方面的重要结论。

阿派托山会战

（1260年9月4日）

在800名德意志骑兵的支持下，锡耶纳人在阿派托山会战（Battle of Monte Aperto）中打败了佛罗伦萨人。

科勒的记述（3：3：289）可指摘之处甚多，特别是他根据文献得出佛罗伦萨一方有3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这数字显然是太高了。随着战斗的进行，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分为4队，每队200人的德意志骑兵。要是敌军真有3.3万人，那么4支各200人的队伍是不可能决定整个战局的。文献中说佛罗伦萨一方有1万人被杀，1.1万人被俘，这肯定也是极大的夸张。

科勒认为步行作战的市民主要充当射手，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刘易斯会战

（1264年5月14日）

以西蒙·德·蒙福尔为首的英格兰男爵击败了国王亨利三世。一同指挥王家军队的还有亨利之弟、曾被德意志人选为国王的康沃尔伯爵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is）和亨利之子，即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

双方都有步兵和骑兵，但文献中未提到步兵发挥积极作用。此战似乎是一场骑兵战。

对于文献中夸大到无可救药的兵力数字——一边有4万人，一边有5万人（科勒认可这些数字，3：3：303）——奥曼（第415页）做了精彩的剖析并正确地予以驳斥。

瓦林根会战

（1288年6月5日）

围绕林堡伯爵继承权爆发了一场争执，形成两大对立联盟：一方以布拉班特公爵约翰为首；一方以科隆大主教齐格弗里德为首。两人是争夺下洛林主导权的老对手。战后不久，伊安·凡·黑吕（Ian van Heelu）为纪念胜利者布拉班特公爵而创作了一部韵体编年史，详尽描述了这场战争以及最终决定胜负的瓦林根会战。

科勒在这场会战中发现了最了不起的战术现象。公爵的部分兵力（贝格伯爵的骑士）等到后面才参战这一事实被说成是最天才的将领也不过如此的壮举（第176页），还是一种后来进入德意志地区的战法的起点，因此愈加重要。当然，他在下一页就写到同样的事情在米雷和塔利亚科佐就发生过；再往下看几句还会发现，这种战法可以回溯到12世纪。

这场会战绝对没有什么新战法。由于骑士单位的一种机动方式和双方步兵采取的行动，它确有可观之处。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可能是：尽管有军旗战车坐镇，大主教的步兵还是没有守住阵脚，对面的科隆市民和山民则向着大主教骑士的侧后推进。但这一点尚不明晰，因为黑吕这唯一的详尽文献显然将聚光灯打在布拉班特公爵身上。理查德·雅恩（Richard Jahn）敏锐而细致地进行专门研究（1907年通过于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试图通过黑吕的诗句来建构会战的图景。但我还是不免怀疑，一场骑士战斗中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谋划和行动。即使作者从诗句中读出的“战术”可能有点过头了，但站在今人的角度，从战术视角出发尝试重构这场会战，详尽而富有时代气息地叙述了一场骑士战斗，无论如何是非常有价值的。雅恩的研究做得非常用心，对主题具有值得赞赏的了解和完整的把握。尽管我在前面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但我衷心推荐学者以雅恩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榜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达到对中世纪战斗的更完整认识。

黑吕说骑士分成了多个konroots，雅恩将其解释为真正意义上的骑兵中队编制。但由于骑士的观念与这样严整的阵形截然相悖，所以“konroots”应该并无实指。

按照雅恩的结论，黑吕不加区别地用“扈从”“军士”“仆从”（“Knappen”“serianten”“Knechte”）来指称所有骑士以外的人。

黑吕的两个表述对我们很有价值，前面总体介绍骑士战争行为时其实已经用到了：一个具体证实了骑士是缓步接近敌人，“仿佛新娘走在马的前面”；另一个是关于应该“厚”（dick，即大纵深紧密阵形）攻“薄”（dünn，即散开阵形）攻的对话。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故事：后来战败的齐格弗里德大主教是带着锁链上阵的，本来想用来捆绑俘虏。（参见第2卷）

切尔托蒙多会战

（1289年6月11日）

科勒（3：3：329）将佛罗伦萨与阿雷佐之间的切尔托蒙多会战（battle of Certomondo）称为意大利军事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我看不出依据何在。一部分步兵布置在骑兵侧面、一部分布置在后面的做法被科勒（第337页）视为创举，其实并无特别之处。科勒说阿雷佐的步兵手持长刀伏地，从下方划开佛罗伦萨战马的腹部。除非他能解释佛罗伦萨的战马为什么没有越过或践踏趴在地上的人，骑手又为什么没有用矛刺底下的人，否则我只能将其当作不经之谈。佛罗伦萨人最后在前线后方组成车营的做法也是其他场合的常见现象。就车营的战术意义而言——让部队“严阵以待”，或者用大白话讲，没有夹着尾巴逃跑——它与兵士趴在地上，用长刀划破战马肚子的故事是相同的。

马希费尔德会战

（1278年8月26日）

科勒（2：106）认为，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麾下的德意志军有2000名骑兵，内含300名人马俱甲的骑士。匈牙利人至少有3万名骑兵，其中1000人有马甲，另有23500名步兵。由于他同时又认为步兵留在营中，没有参战，于是鲁道夫享有巨大的数量优势，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战斗会来来回回那么长时间，奥托卡尔又为什么一度接近胜利。但是，上述数字全都来自不可靠的编年史记载。此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关于它的众多记述中全都没有提到双方的步兵，于是它好像是一场纯粹的骑兵战。匈牙利人大部分是弓骑兵。

科勒的详尽叙述是博采各路史料后描绘出的一幅虚构图画。

关于这场战斗的其他著作同样不如人意。读者可参阅奥托卡尔·洛伦茨（Ottocar Lorenz）发表于《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42卷（1879）的文章和《13世纪至14世纪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3.und 14.Jahrhundert）第2卷；奥斯瓦尔德·雷德利希（Oswald Redlich）《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Ruf-olf von Habsburg）（1903）。或许未来会有新的专著能把这次重大事件讲得更清楚。

康韦战斗

（1295年1月）

牛津郡多明我会修士尼古拉斯·特里维特（“Nicolas Trevet or Trivet”，死于1328年）记述了1295年1月英格兰人在康韦（Conway）战胜威尔士人的经过。原文如下：14

沃里克伯爵得知大批威尔士人集结于两座森林之间的某处平地，于是带着精锐武士和弓弩手趁夜发起攻击，将威尔士人团团围住。威尔士人将矛尾插在地上，矛尖对准来攻的骑兵，以图挡住突击。但伯爵在每两名骑兵之间布置一名弩手，当大部分威尔士矛手被弩箭射倒后，伯爵率领骑兵对残敌发起进攻，并让对方蒙受了重大伤亡，据说，这个伤亡比先前交战都要大。

格尔海姆会战

（1298年7月2日）

从记载来看，这场德意志国王拿骚的阿道夫（Adolf of Nassau）和反王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布斯堡-奥地利（Albrecht von Habsburg-Austria）的决战好像纯粹是一场骑士间的战斗。我们对步兵或射手的情况一无所知。双方兵力未知。

据说阿尔布雷希特曾下令杀死马匹。于是，马匹尸体就多得堆成了一堵堵墙，巴伐利亚骑士在墙后由领主带头继续步行作战。这大概与阿尔布雷希特命令手下将剑刃磨利，以增强刺击威力的记载同样是虚构。15另一段描述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反映：巴伐利亚战士虽然不能行动，但至少可以歇息片刻，因为他们的马被杀死了。16坐骑被杀的骑士不会静观事态发展，即使他们躲在死马后面，敌人也不会给他们歇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