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查士丁尼军制
尽管二三世纪的相关史料稀少，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考察从斯特拉斯堡会战到阿德里安堡会战的4世纪历史。5世纪的史料再次变少，但6世纪又出了一位文采斐然的史学家，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再加上他的追随者阿加西亚斯，我们得以了解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征战史，以及汪达尔人与东哥特人的覆灭。
普罗柯比是贝利撒留的秘书，作为幕僚参与了这位统帅的大半征程。他不仅见识广博，更以先贤希罗多德与波利比乌斯为师范。他的分析能力不强，但这对他的史料价值影响不大；当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希罗多德，就连波利比乌斯也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发现波利比乌斯的分析能力远不如过去普遍认为的那么强。如果说除了这个缺点，普罗柯比的著述还多有遗漏，留给我们的史料没有我们希望得多和明确，那么就他这本书目的而言，其根源不在于不诚实（当然，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或心存偏见。1然而，即便他不再像塔西佗那样文胜于质，以至于从军事史角度来看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史料价值，普罗柯比身上还是遗留着非要描绘生动画面、失掉客观性也在所不惜的倾向，而不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读普罗柯比时经常会想起希罗多德；如果他能这样一以贯之，他的史料价值将会远远超过史学之父。毕竟，希罗多德的信息来源只有民间传闻，普罗柯比却能亲身直接观察关键人物，也就是他身边的将军们。但归根结底，希罗多德往往比普罗柯比更接近真实，因为希罗多德只记录实际发生了什么，普罗柯比却觉得有必要凭自己的见识建立关系和呈现图景，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舞台场景”。我们不妨将两人的文字比作描绘动植物的图画，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风格化的：前者是尽画家所能去重现自然，后者则有具体的形式规范，观者只能间接地感知自然。尽管普罗柯比贴近事件本身，尽管他的作品价值很高，但作为史料运用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极其谨慎和小心。2
在4世纪，我们能窥见和推测出古罗马帝国军团向雇佣兵单位的转变，但由于文献的状况，还是好像隔了一层帷幕。到了6世纪，多亏了普罗柯比的记述，这一过程在史籍明载之下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3前人的评断颇为恰切，当时的将校们兼具了后世佣兵队长的性质：他们身边的部队是凭借统兵者自身名号的响亮程度招募而来的；兵卒被称作“持盾护卫”（hypaspists）或“家丁”（buccellarii）。他们实在不能称为“保镖”，因为常常有数千之众。这种编制的含义也不是“警卫”；它取决于一个事实：佣兵制在队长兼管经营、充当军事服务的中间人时更容易管理。指挥官真正的随从是由“亲兵”（doryphori）组成的，也可以叫参谋、副官、僚属和保镖。除了民族构成不明确的卫队，查士丁尼帐下还有花样繁多的部族单位：匈人、亚美尼亚人、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波斯人、赫鲁利人、伦巴第人、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人、安特人（Antes）、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摩尔人、马萨革特人（Massagetae）。
现役军队的规模很小。530年，贝利撒留在达拉斯（Daras）打败波斯人时有2.5万人。他登陆阿非利加时只有不到1.5万人，而且单凭这1.5万人中的5000名骑兵就足以在开阔战场击破汪达尔人。11年后，贝利撒留趁狄奥多里克去世之际进军意大利，意图消灭东哥特王国时的兵力甚至还要更少：不超过1万到1.1万人。算上5年间的全部补充兵力，他最多只用了2.5万人左右的兵力就在539年颠覆了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哥特人再度兴起之后，纳尔西斯渡海远征托提拉时的兵力也不会多于此数。在塔吉纳决战（Taginae）中，他手头可能只有1.5万人左右。
据同时代的阿加西亚斯估计（5.13），罗马总兵力曾经有64.5万之多，但查士丁尼实际可用的兵力只有15万。4前一个数字可能是基于《百官志》一类的古代名册得出的，对我们毫无价值；如果我们还记得奥古斯都时代的兵力是22.5万左右，塞维鲁时期可能是25万左右，而且帝国失去了一半疆土，那么第二个数字看起来似乎并非不合理。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实际上战场的兵力——这些数字的记载是可靠的，而且彼此之间对得上——我们就会意识到，就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而言，15万还是太多了。如果这是有根据的原始估计值，那我们只能认为不适合上战场的边防军也被算了进去。5
当时的军队民族构成复杂，且不采用数字或其他形式的番号，而是以统帅名讳相称，这些特点在普罗柯比（4.26）对纳尔西斯动员大军意图击溃，也确实击溃了托提拉的军队的记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内容如下：
纳尔西斯从塞隆纳（Salona）出发，率领规模宏大的罗马全军征讨托提拉和哥特人，皇帝之前为他配备了相应的大量物资。因此，他现在能够一方面集结大军，满足其他各项军需；另一方面能够还清意大利将士的欠饷，皇帝按规矩应该从国库发放谈好的军饷，之前却常年不发，任由其累积。他甚至有足够的资本让先前投奔托提拉的人回心转意，在叮当响的钱币吸引下，这些人重回帝国帐下。因此，尽管查士丁尼皇帝起初对这场战争并非真心实意，现在终于下了血本。当纳尔西斯发现应当进军意大利时，表现出了与统帅相称的雄心抱负。被皇帝召见时，他解释道，要想让他实现皇帝的愿望，他就必须获得足够多的资源。于是，他从皇帝那里拿到了符合帝国威严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然后不知疲倦地集合一支雄师：他从拜占庭获得了大量兵士，也从色雷斯和伊利亚库姆招募了许多人。类似地，约翰内斯（Johannes）率领本部继承自岳父日耳曼努斯的将士加入了他。此外，伦巴第王奥杜因（Auduin）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厚礼和盟约说动，从亲兵中选出2500名精锐支援纳尔西斯，另有3000多名随从。纳尔西斯得到的支援还有：赫鲁利部的3000多人及杂部，由费勒慕斯（Philemuth）指挥；大批匈人；专门从狱中放出的达厄斯特乌什（Dagisthaeus）及其随从；由卡巴德（Kabades）统领的大批波斯流亡者，卡巴德是扎姆斯（Zames）之子，波斯王卡巴德之孙，我们前面讲过，他之前在查纳朗（Chanarang）的帮助下避开了叔叔霍斯劳（Chosroes）的迫害，于是投奔罗马；勇武非凡的格皮德（Gepid）少年阿萨巴德（Asbad）和300名同样勇猛的同族；赫鲁利人阿鲁斯（Aruth）——他从小就接受罗马式教育，还娶了蒙杜斯（Mundus）之子毛里蒂乌斯（Mauritius）的女儿——他本人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手下有众多同样勇敢的赫鲁利人；最后还有约翰内斯，诨号“贪吃者”，前文多有提及，手下有一队精干的罗马战士。纳尔西斯本人性格慷慨，有人来求，必与厚赠。如今皇帝给了大笔资源，他就更能发挥自己大度的倾向了。许多军官和兵士原本就奉他为恩主，于是纳尔西斯受命总管征讨托提拉和哥特人的消息刚刚传开，他们马上就怀着真正的热情争相为他效劳，一部分是为了报答大恩，一部分是希望跟着他得到丰厚的报偿，这是自然的。赫鲁利人和其他蛮族对他尤其忠心，他早已通过特别优厚的待遇而赢得了他们的青睐。6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有罗马人参与，但只要把名字换一换，我们肯定会以为这是华伦斯坦（Wallenstein）再次被皇帝召见，率领大军去征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
至于指挥的军事水准，这些五花八门部队的战绩，那就没什么好期待的了。除了人数少以外——前面讲过，纳尔西斯的军队被描绘得这样强大，其实加起来不超过2.5万人——他们的根本弱点就是缺乏纪律。
自从古罗马军队开始蛮族化，就有人抱怨士兵索求和祸害乡里的问题。佩森尼尔斯·奈哲尔皇帝（194年去世）曾下过一道命令，意译的话就是要求“士兵满足于发给他们的面包”。（“buccellato jubens milites et omnes contentos esse”：“命令士兵和其他所有人安于硬面包”）。7奥勒良皇帝（275年去世）也做了类似的事（“Nemo pullum alienum rapiat, ovem nemo contingat.Uvam nullus auferat, segetem nemo deterat, oleum, sal, lignum nemo exigat, annona sua contentus sit.”：“不能抓走别人的鸡，不能顺走别人的羊，不能偷葡萄，拿麦子，索要油、盐和柴火。应该安于发放的口粮”）。8在6世纪的军队中，再也没有人关心士兵抓鸡顺羊，拿走几串葡萄，或者索要油盐柴火这种小事了。
普罗柯比认为，罗马军队秩序良好地进入迦太基近乎奇迹，是贝利撒留了不起的成就，“而在其他情况下，罗马军队进入本国城市的时候总会带来混乱，哪怕只有500人”。但打下汪达尔人的营寨后，同样的这支军队纪律大坏，完全忘了要服从统帅，以至于普罗柯比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担忧：一旦敌人来攻，他们谁都跑不掉。后来，日耳曼努斯皇子的军队同样不知约束与服从为何物。贝利撒留麾下军队在那不勒斯的军纪散漫让他不禁战栗；纳尔西斯得胜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回伦巴第人的辅助部队。9
据普罗柯比记载（3.30），公元548年，贝利撒留留在罗马的守城部队谴责长官克农（Konon）私吞贡品，损害士兵的利益，于是将其杀害，然后派了几名神职人员去觐见皇帝，说除非赦免他们并在指定日期前付清欠饷，否则他们就要投奔托提拉和哥特人。皇帝同意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事实上，贝利撒留被撤职后，罗马统治再次崩溃，托提拉建立了哥特王国，这时就有很多当年追随贝利撒留征服意大利的士兵投奔哥特人。
当托提拉于549年围攻申图切利（Centumcellae）时，他对罗马守军宣称，皇帝不会提供任何协助和援军，而他允许他们自由返回拜占庭，或者加入哥特军队，与他自己的部队同等地位。这些雇佣兵不肯叛逃，因为他们有妻子儿女在罗马帝国，不愿与其分离。他们也不同意立即投降，因为没有这样做的有力理由，毕竟他们还想继续给皇帝当兵。不过，他们同意会派人去见皇帝，说明他们的处境，如果指定日期前没有支援抵达，他们就开城。
皇帝的雇佣兵大部分是日耳曼人，他们不仅会投奔日耳曼人，甚至还会投奔波斯国王。普罗柯比记下了两次这样的事情（《波斯战记》2.7；2.17）。只要还在罗马帝国境内，日耳曼军人总有希望与同胞乃至老家联系上；叛逃波斯则表明这些雇佣兵切断了与民族或社会背景的一切纽带。
另一方面，维蒂吉斯和托提拉手下的哥特人有时也愿意回归皇帝麾下。毕竟，他们正是以帝国军人的身份征服了意大利。就连狄奥多里克也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是皇帝的臣属。对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俘虏，皇帝最好的处置办法就是送他们去美索不达米亚，替他与波斯人打仗；10意大利则有波斯流亡者与哥特人交战。
这些战士是无根之萍，只能靠自己。一个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当哥特人意识到再也顶不住贝利撒留时，竟然向敌军统帅献上了王冠。如果有人说献给贝利撒留的不是哥特王冠，而是西罗马帝国皇冠的话，那也没多大区别。他们不仅以为帝国统帅会倒向自己，还以为哥特人也会奉他为主人，接受他的领导，这都表明他们毫无政治思维。当然，忠诚而明智的贝利撒留告诉自己，这样的领袖地位如同空中楼阁，不可能持久，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奉献王冠给他的好处是拿下了哥特人的最后一个坚固据点。
古迦太基的军队构成就类似于查士丁尼的军队。汉尼拔的军队由阿非利加人、西班牙人、贝利阿里人（Balearics）和高卢人组成，汉尼拔也经历过一部分努米底亚骑兵倒向罗马一方的事，而且要返回阿非利加时，高卢人不愿意跟随他，他只得将其处死。如果这些只是偶然事件，伟大的迦太基统帅通常能牢固控御手下蛮族，那不只是因为他的个性，也有其他条件的因素。如果将他抛弃，这些蛮族人能指望得到什么？一小部分会成为罗马的辅助部队，但大部分很快就会被罗马遣送回国。因为当时罗马作战靠的还是本族士兵，而且元老院很清楚不用本国的军团，只派蛮族上战场的后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是罗马本族军团逼得迦太基一方的蛮族士兵坚守职责，一直忠诚于当初慕名投奔的统帅。一支军队的内部状况会对另一支军队，也就是敌军的内部状况作出反应。4世纪之后，军团消亡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蛮族雇佣兵现在觉得自己才是主人。有胆量严肃军纪，引起佣兵不悦的王子或将军要有祸了！
下属酋长不听军令几乎比士兵不可靠、不守纪律还要危险。统帅无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酋长，因为部队当然通常不是直属于统帅，而是属于酋长，不管他们是部族酋长还是自筹资金募兵的佣兵队长。普罗柯比一再告诉我们，贝利撒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意大利都曾因为下属不听命令而无法实施作战计划。
在古典时代的军队中，我们发现兵种存在基本和明确的划分：有构成军队核心的重装步兵，有弓箭手或投石手这些轻步兵。步兵以外有骑兵，以近战骑兵为主，弓骑兵较少。查士丁尼的军队使用同样的武器，也有战斧等各部族自己的武器，但兵种划分已经没有了。与骑兵一样，全体步兵都装备弓箭；投射武器与近战武器，轻步兵与重步兵现在都混了起来。事实上，步兵和骑兵不再完全分离了；步兵会上马，骑兵也会下马作战。但是，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兵力是骑兵。就连贝利撒留被围罗马、计划出城偷袭时，他也希望只用骑兵。因为据普罗柯比记载（1.28），他手下的大部分步兵都从战利品中分到了马匹，而且更愿意骑马作战。余下的步兵数量太少，组不成一个真正的方阵。只是因为两名酋长专门要求，贝利撒留最后才带上步兵参战。但在塔吉纳，纳尔西斯将下马作战的骑兵布置在战阵中心。
普罗柯比知道，古代人重视近战武器超过弓箭，偏爱近战士兵多于弓箭手。他不愿意接受这种偏好（《波斯战记》1.1），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弓箭手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骑上了马，穿戴全套护甲，除弓箭以外还会带刀，可能还会带矛，最后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箭的威力也比以前大多了，因为弓箭手现在是把弦拉到耳后，而非只到胸前。他在另一段话（1.18）里写道，尽管波斯人的射箭速度远远超过其他民族，但弓弦太松，威力太小，因此与罗马人不同，波斯人射出的箭对甲士造不成任何伤害。上面所写的见闻全是事实错误，不能接受：它与波利比乌斯讲的高卢人剑太软，每砍一下都要掰直的说法（参见本书第1卷）属于同一类。亚洲弓箭手向来闻名于世11，射箭一直是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国术，我们不能假定自冈比西斯时代以来，他们射箭的本领就不如其他民族了。迪奥·卡西乌斯明确记载（40.22），波斯人的箭也能穿透盾牌和护身甲。在一幅霍斯劳二世（ChosroesⅡ）的打猎图中，国王是将弓弦拉到耳后的。12
普罗柯比的见闻反映了营中士兵的对话，他们吹牛是一把好手，论目光敏锐和历史知识就不行了：这些记载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哪怕是最优秀的弓箭手配上最优质的弓，不管是罗马人还是波斯人，将盔甲射穿都是很罕见的事，而且要离得很近才行。当时的《射术入门》（Introduction to Archery）一书写道13，射箭不应该正对敌军阵线（除非是瞄准马腿），而应该斜射，因为阵中每个人正面都有盾牌保护，所以不容易射穿。因此，真正的问题是：重装武士何以全员装备弓箭？这个被称为“装甲骑兵”（cataphractes）的兵种并非新鲜事物，早在大流士和薛西斯时代，波斯战士就是其同类。自帕提亚王国建立以来，这种早就被打败的战法是怎么愈发占据上风的？我们之后会专辟一章讨论这个话题。
查士丁尼在位时期的卓越统治不仅是对外积极、广泛地重新显示帝国威力，还有大建防御工事。我们已经了解早期帝国的长城了，它们在没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形成了边界线。查士丁尼则以完全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加固了收复的边境线。彼此相连的防线不再发挥主要作用。但是，皇帝修建的大型堡寨和要塞村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以至于它们的遗迹都令我们震惊。这些堡寨不只是军队驻地，同时是周边全部人口及其财物的避难所。皇帝手头没有太多常备军占住它们，但亦兵亦农的边境民团“边防军”被认为有能力在坚固高大的城墙后面保卫自身和帝国。这些堡寨起于摩洛哥的休达（Ceuta），横贯整个阿非利加，以抵御蛮族部落；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堡寨面朝波斯人；多瑙河以北及黑海沿岸的堡寨则是抵御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或匈人。工事体系、兵员构成、武器装备、战术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之后会有机会讨论。
2 塔吉纳会战
我们准备全文引用普罗柯比对此战的记载（4.29-4.32），在段落之间插入自己的分析和解读。1
哥特军由托提拉统率，从罗马出发；拜占庭军由纳尔西斯统率，自拉文纳启程。两军在亚平宁山脉相遇，在一处四周是丘陵的平原对面安营扎寨，距离不超过两倍弓箭射程。普罗柯比原文的译文如下：
这里有一座山丘，周长不大，两军都愿意驻扎于此，因为罗马人很想从上方射击敌军，而在这片我们前面描述过的丘陵地带，哥特军要走山右侧的一条乡间小路才能绕到敌军后方发起进攻。于是，这个点位必然对双方都极其重要：对哥特人来说，是方便在战斗过程中包抄敌军，同时从两侧射击；对罗马人来说，则是阻止对方这样做。纳尔西斯先发制人，从步兵团中选出50人，派他们前去抢占。他们途中没有遇到敌人，抵达后就建立了防御阵地。
前面讲过，山前靠近小路的地方有一道溪流，正对哥特军营寨。50名罗马兵士停在溪前，紧靠在一起，彼此空隙很窄，组成了一个方阵。破晓时分，托提拉刚发现他们就准备将其逐走。他马上派出一队骑兵，命令是尽快赶走他们。骑兵大吼大叫地朝他们冲去，要一举将其冲垮；但那50人阵形严密，盾牌靠在一起，等待着冲锋时互相挡路的哥特人发起的进攻。同时，他们用盾牌发出很大的声响，惊吓对方的马匹，骑手们面对矛头也退缩了。马匹由于挨得太近和盾牌的声响而发狂，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是用后腿站立起来。面对既不动摇，也不退缩的紧密阵形，骑兵无可奈何，用马刺催马也无用。于是，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第二次也没有成功。又过了几次，他们终于放弃。这时，托提拉又派了一队骑兵去，命令和第一队一样。当第二队也被击退时，第三队又顶替了上去。就这样，托提拉派了好几队骑兵，但都没有任何战果，最后只得放弃。那50人在战斗中赢得了不朽的名誉，但其中有两个人最突出，保卢斯（Paulus）和奥西拉斯（Ausilas），他们从方阵的最前列冲出，彰显了最灿烂的勇气。
我们之后还会讨论这次初步接触。现在，普罗柯比要记述两位统帅对士兵们的讲话了。他接着写道：
但是，两军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双方都摆出了尽可能深而长的平直正面。
这里的表述（“双方都摆出了尽可能深而长的平直正面”*）似乎很有问题：阵形可以深，但那样就会变短；阵形也可以长，但那样就会变浅。既要长，又要深是不可能的，除非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双方把所有可用兵力都派了上去。即便我们翻译时死抠字眼，认为“尽可能”讲的只是阵形的纵深，意义和逻辑错误还是在那里。
“纳尔西斯和约翰内斯站定于山丘旁的罗马军左翼（原文为“amphi to geōlophon”，直译是山丘附近*）。”
按照上面对山丘争夺战的记述，我们会以为山丘大约在两军中间的位置。普罗柯比之后又说，罗马军左翼从这里向前折进。因此，山丘肯定更接近罗马军营。事实上，由于两军的距离只有弓箭射程的两倍，所以罗马军营肯定离山丘非常近。哥特人之所以赶不走50人，原因正在此处。
两人身边是罗马军的精锐：除了普通士兵以外，两位将帅还有一批精选出来的扈从，有亲兵，有卫队，也有匈人。右翼是瓦勒良（Valerian）、贪吃者约翰内斯、达厄斯特乌什和其他罗马人。两翼有步兵团的约8000名弓箭手。纳尔西斯将伦巴第人、赫鲁利人和其他蛮族布置在中间，而且要求他们下马，这样就只能步战，以免他们在战斗中胆寒怯战或不服将令，迅速撤出战场。
我们果真要相信纳尔西斯是因为不信任蛮族，所以才让他们步战？正是这些部队后来击退了哥特人的所有冲击。纳尔西斯果真对部下这么不了解？如果这些日耳曼人真的是骑兵，纳尔西斯果真可以在没有实际根据的情况下命其步行作战？这个故事实在是匪夷所思，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他们的本业就是步兵，结果被普罗柯比说成是下马作战的骑兵，要么是出于某种误解，要么摆出这种阵形其实有明确和现实的理由，只是普罗柯比的信源自己也不懂，或者因为营火旁的故事讲得天花乱坠，所以没有提到这些理由。
纳尔西斯只命令罗马军最左侧的部分，1500名骑兵略微往前折。其中500人接到的命令是只要罗马军有某处失利，就要尽快赶往救援；1000人的命令是只等敌方步兵动起来就上去包抄夹击。
接受随处救急任务的预备队不应该布置在最边上，尤其不应该向前折，而只能布置在中军后面。不过，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做的意图。山丘周围的谷地太高太陡，不可能从这里包抄罗马军。唯一能进行包抄的位置就是这座山和周边山丘之间的乡间小路，从哥特人的角度看就是山丘右侧、通往山顶的上坡路。纳尔西斯将1000名骑兵布置在这条深谷小路的后方，等敌方步兵来攻我军正面时就击其侧面。这1000人后面又有500名亲自指挥的预备队。侧翼向前折进的角度很小，因此，500名这样布置的骑兵也可以在危急时刻援救中军。
托提拉为全军作了相应的部署。他从阵前骑马而过，用言语和手势激励战士。在另一边，纳尔西斯也做了同样的事：他让人将金臂环、金链子、金笼头挂在杆子上，举到他的身前，展示给战士们看，还有其他一些被认为能让他们在战斗和危险中更勇敢的物件。两军面对面呆立了一段时间，都在等待敌方发起进攻。
接着，一位名叫柯卡斯（Kokas）的勇士从哥特阵中跃出，冲向罗马军的战线，口中高呼：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单挑？这位柯卡斯以前是罗马士兵，后来投奔了哥特人。纳尔西斯的亲兵马上出来一人迎战，此人也骑在马上，名叫安札拉斯（Anzalas），出身亚美尼亚。柯卡斯一马当先，矛尖照着对方腹部扎去，但安札拉斯立即把马一偏，躲过这一击，正好闪到对手左侧，一枪刺出，柯卡斯当场坠马身亡，罗马军中大呼喝彩。尽管如此，两军还是不动。不过，托提拉独自打马上前，来到两军之间的空地，他不是为了找人单挑，而是要争取时间。因为他接到报告说，有2000名没来得及加入他的哥特人已经到了附近，所以他不想在这批人抵达之前开战。他是这样做的：首先，他想向敌军展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全身的盔甲都有黄金装饰；头盔和长矛上飘扬着美丽的紫羽，一派王者气象。他骑着高头大马，在空地上精熟地演练起兵器来。他先是做出了漂亮到极点的马术转跃，接着将长矛全速抛向空中，长矛旋转着落下时握住中间，先抓在左手，再转到右手，转换娴熟，尽显身手敏捷。他又从马上跃下，后前左右，在马周围绕了一个圈，然后跳回上马，技艺精湛，仿佛从小就在练马术。为了进一步拖延时间，他差人到罗马军中要求谈判。但纳尔西斯拒绝了，说之前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谈，而托提拉一直表现得求战心切，如今到了战场中央，他又想起来谈判了，这一切可骗不过纳尔西斯。
既然哥特人只想拖延时间，纳尔西斯又没有被这般伎俩骗到，那他为什么不发起进攻？柯卡斯单挑安札拉斯与哥特王阵前演武都写得很精彩。托提拉想要拖延时间也是完全可信的，因为他在等着2000名骑兵。但是，一方争取到时间；另一方就是损失了时间。如果不认为整段叙述都是无稽之谈，那我们就只能假设纳尔西斯采取守势，将进攻的主动权留给对手有战术上的理由，只不过普罗柯比没有告诉我们。
同时，2000名哥特人到了。托提拉得知他们在他的营地中，于是就去了自己的军帐，因为午饭时间到了。哥特人将阵形散开，随之撤回营中。他回帐时发现2000人已经等在那里，就下令全体士兵吃午饭。
这里还是那个问题：纳尔西斯为什么不利用哥特人撤阵回营的大好机会，率领自己部署好的军队发起进攻？哥特人的行动真的发生在罗马军阵近前？
我们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同一个概念澄清。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答案，也指向整体经过中漏掉的一环，所有漏洞都能被这一环补上。那就是：我们必须假定纳尔西斯占据了绝佳的防守位置，而且确信托提拉必须从这里攻击他。因此，他把步兵布置在中央，或者由下马作战的骑兵组成，或者得到其加强；因此，他愿意等待敌军进攻；因此，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哥特王表演马术。不过，哥特王上午不发动突袭或佯攻也是有意为之，以便等待援军到达，同时让主力与敌军保持距离，一旦敌军进攻，亦可有序撤退。这样做是合乎实际的，因为他的骑兵实力更强。
他本人换了一套盔甲，集合全军，准备战斗，紧接着便率军出击，寄希望于攻敌不备，一举击破。但是，罗马军绝非毫无防备，因为纳尔西斯料敌先机，之前就下令不许做饭，不许午休，不许脱下铠甲，也不许放开马的缰绳，以免敌军奇袭。不过，士兵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他们在阵中吃了饭，喝了水，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敌人的动向。此外，罗马军还变换了阵形：纳尔西斯让左右两翼各4000名弓骑手展开，摆出了新月阵。
无疑，托提拉有可能希望当哥特军主力没有发起进攻，而是回营时，罗马军也会撤出阵地。但是，他的预期不可能是纳尔西斯会大意到让己方遭到对面的敌军奇袭。尽管这种事情有时确实也会发生，比如1476年的穆尔滕会战，但算计时不能指望意外，这种情况也是特例而已。
罗马弓箭手向前展开新月阵的解释大概是这样的：他们向前移动到了平原周边的山丘上。距离不可能很远，因为这样延伸出去的“角”如果太孤立的话，肯定会成为敌军进攻的牺牲品。
哥特步兵全都部署在骑兵后面，一旦骑兵被打败，溃退的部队后方还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于是能和步兵一起返身再战。
如果哥特的全部步兵真的只是充当预备队，没有其他用处，那么其力量一定非常薄弱，哥特军以骑兵为绝对主力。
所有哥特人都接到严令，此战只许用矛，不许用弓箭和其他一切武器。于是，托提拉被他自己的不理智打败了。他从开战时就让己方在兵器上与敌军不对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罗马人则是见机行事，一会儿射箭，一会儿搠矛，一会儿劈刀，抓住每一个机会；有的马战，有的步战，一处将敌军包围，另一处则等待敌军进攻，用盾牌抵抗住了第一波冲击。哥特骑兵则将步兵远远甩在后面，盲目信任长矛的威力，发起野蛮的冲锋；由于他们进攻的方向是敌方阵形的中部，于是全都毫无防备地冲到了8000名弓箭手之间——此前面说过，这些弓箭手提前向两侧展开了。被两面夹击的哥特骑兵登时大乱，还没与敌军接触就损失惨重，马匹的伤亡甚至还要更大。迎头痛击之下，他们最后陷入了与敌军的肉搏。
从这一段讲述的罗马基本战术和所用兵器来看，他们与古代罗马军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之后会讨论这一点，此处只做一点评论：归根结底，罗马弓箭手对哥特骑兵造成的损失不可能很大。罗马人是从战场周边的山丘上射击的；弓箭手绝不可能布置在平原上，因为那样马上就会被哥特骑兵的凶猛冲击打垮。尽管居高临下射击有很大的优势，但对于进攻中的哥特骑兵纵队来说，受到严重威胁的主要还是只有侧面而已。平原不会很狭窄，而箭矢远射的威力是比较小的。哥特骑兵人马俱甲（普罗柯比，1.16），而且是全速冲过罗马弓兵阵地的——在重甲允许的范围内，这一句必须补充上。
在另外一段，普罗柯比声称哥特骑兵根本不会射箭，只会使用刀剑和长矛。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更应该敬佩罗马人还是罗马人的蛮族盟友？我说不好，因为他们在击退敌军进攻时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和勇气。两军突然开始运动起来——哥特军逃窜，罗马军追击——此时已经是黄昏了。哥特人的进攻完全失败了，他们屈服于罗马军的压力，掉头逃跑，在罗马人的优势兵力和严整纪律面前溃不成军。
哥特骑兵以紧密阵形冲击敌方步兵。从种种表现来看，罗马步兵占据了一定的地利；普罗柯比没有提到地利，但我们可以从前面几点中得出结论：第一，纳尔西斯让骑兵下马作战；第二，他严格保持守势。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这无疑是大大的夸张。哥特人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哥特人把胜算全部压在了大队骑兵冲锋的威力会撕开罗马中军，做不到这一点，哥特军败局已定。在没有生力军支援的情况下，骑兵冲击不会重新变强，而只会变弱，因此结果在第一次接触时就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几个小时的战斗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骑兵冲击成功打穿敌军步兵，那就占据了优势地位，必定能够将步兵迅速打垮。如果没有成功，那么骑兵靠纯粹的正面进攻讨不到半点好处。由于普罗柯比将战斗描述成连续几个小时的恶战，我们也看不出罗马人为何最后被命运垂青。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夸大的描写，将注意力集中在罗马人以“优势兵力和严整纪律”制胜，击退了哥特军进攻这一事实上，那么战况描述便清楚而显然了。（“全军都受到敌方的凶猛冲击并将其顽强击退。两军突然开始运动时已经是黄昏了——哥特人撤退，罗马人追击。哥特人的正面冲击没有成功，而是被打退了，进攻变成了溃逃，因敌军的人数和阵线而恐惧不已。”*）
我们不清楚纳尔西斯布置在左侧谷中，计划发起侧翼进攻的1000名骑兵到底有没有行动。当然，这支骑兵的目标是哥特骑兵，而且他们没有参加战斗。由于他们被置于后方，因此假设纳尔西斯最后派遣骑兵攻击哥特骑兵侧面并非不合逻辑，奠定战斗结果的可能正是这一行动。
他们不再想着抵抗，逃窜时好像他们在与鬼神交战。当他们不久后退到步兵那里时，恐慌情绪不减反增，而且传播开来，因为他们不是有序撤退，以便重整旗鼓，返身再战，而是朝着后方狼奔豕突，以至于践踏了己方的步兵。
因此，步兵没有打开阵列，将骑兵放过去，也没有严守阵脚，为骑兵提供保障，而是全部作鸟兽散。由于当时是夜战，步兵与骑兵彼此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罗马士兵趁着敌方恐慌，无情地砍翻了每一个还站着但不敢自卫，也不敢抬头的人。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喉咙暴露给了敌人的刀剑。哥特人的恐惧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可能增加了。在这场屠杀中有6000人死去；许多人投降了，他们起初被安顿下来，但后来被杀了。除了哥特人以外，大多数先前脱离罗马军、投奔托提拉和哥特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的罗马士兵也死掉了。哥特军中没有阵亡，也没有落入敌手的人躲藏了起来，有的骑马，有的走路，视运气、形势和当地情况逃生。
从这段描述中得出的战术行动可以这样表达：当哥特军的攻势陷入僵局时，纳尔西斯下令全线转入进攻，将敌方骑兵赶回了步兵阵地，最终使其全体溃逃。
战斗经过进一步表明，哥特军的步兵必定实力薄弱，完全派不上用场。当哥特骑兵被打败时，步兵既没有顶上去支援，也没有迎战敌军，保护骑兵。此外，根据敌方阵形的结构，哥特步兵本来有可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爬上周围环绕的山丘，攻击敌方前出的一翼弓箭手，通过侧翼的成功影响整体战果，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哥特步兵很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有充分战斗素养的单位，而只是由老幼病残组成的乌合之众，那么，此战中的哥特军其实就只有骑兵。有一种并非全无可能的理解方式是：哥特人或许有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步兵，但骑兵进攻迅速决定了战斗结果，因此步兵来不及进入战斗。步兵还没等真正组成战线，便被身后有罗马军猛追、如潮水般退回来的哥特骑兵裹挟散乱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普罗柯比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战斗持续的时间，当然，战斗时长无论如何是被夸大了。不过，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而且哥特步兵没有上前参战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得出托提拉统兵极其无能的结论。
普罗柯比本人解释说，他不太了解托提拉的个人命运。他说，一个人讲托提拉在逃窜过程中被杀，但另一个人讲托提拉在战斗中被箭射中，受重伤落马，令本就弱于罗马军的哥特人心惊胆寒，于是开始逃窜。托提拉到底是在战斗中还是逃跑时受到了致命伤，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放在一边。不管哪一种情况对战斗结果都不会有直接影响，因为一旦肉搏战开始，大部分士兵就不会注意到统帅是否落马了。
对于哥特人有6000名阵亡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也必须将其略过，这种说法确实极尽夸张。
罗马军明显具有极大的总体数量优势，总兵力估计在1.5万人左右。
3 维苏威火山会战
尽管在塔吉纳战败，哥特人仍然在新选出的国王领导下继续战斗。双方对峙了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只有位于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附近、河岸陡峭的小河德拉孔河（Dracon，又称萨尔努斯河，Sarnus）。由于纳尔西斯之前集结了全军参战，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哥特人如今在避敌锋芒，采取拖延战术，寄希望于罗马人手下不可靠的佣兵军队发生某种意外或法兰克人出手干涉。纳尔西斯并未试图直接将哥特人逼出阵地，但为哥特人运送给养的船队叛逃到了他这一边。看一看地图，我们或许会认为罗马统帅还将哥特人包围了起来，并切断了对方的一条可能的退路。普罗柯比没有明说，但他确实表示，哥特人第一次退入乳山（mons Lactarius）时宁愿战死，也不想活活饿死。尽管这段话很有名，常有人拿出来反复说，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这场战斗的记述意义不大。原文如下（4.35）：
维苏威火山矗立于坎帕尼亚（Campania），山脚下有多条可饮用的溪流，汇成了从诺切拉城（Nuceria）旁流过的德拉孔河。当时，两军各自在两侧河岸扎营。尽管德拉孔河确实是一条小河，但骑兵和步兵都不能渡河，因为河床深且狭窄，河岸又异常陡峭。造成以上情况是土质的原因，还是水力的原因，我说不出来。哥特人占据了河上的桥梁，将营地驻扎在附近。桥有木塔和各种器械把守，包括弩炮，这样一来，哥特人就可以从上方射击骚扰敌军。肉搏战是不可能的，因为前面讲过，河流将两军分隔开来了。双方只是尽可能接近河岸，向对方射击。零星有战斗发生，哥特人会走到桥对面叫阵。就这样，两军对峙了两个月。只要哥特人掌握着制海权，能用船输送补给，他们就能坚守下去，因为哥特军营离海不远。但没过多久，哥特舰队总指挥就叛逃了，让纳尔西斯占有了敌军的船只。此外，从西西里岛和帝国其他地方驶来了无数船只。纳尔西斯还在河岸建起了木塔，此举必然让哥特人灰心丧气。于是，早已受补给不足之苦的哥特人失望透顶，便撤到了附近一座被罗马人称作“乳山”的山上。由于地形不利，罗马人追不上去。但蛮族很快就后悔上山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忍受比之前严重得多的短缺问题，而且完全没有办法为人员和马匹获得任何给养。于是，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想活活饿死。
我们要问的是：哥特人当时就没有撤走的可能性？
他们出乎意料地突袭了敌军。罗马人依据地势展开自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排成队列，听从通常的团营指挥，建制都打乱了，战士们甚至听不到发出的命令。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拼尽全力，打了一场漂亮的自卫战。哥特人之前将马匹都赶走了，全部步行作战，摆出大纵深的方阵直面敌军。罗马人看见后也下马，摆出了同样的阵形。
哥特人为什么要赶走马匹？普罗柯比没有给出原因。但是，罗马人为什么也要跟着下马？哥特人步行本来更应该让罗马军至少留一部分人作为骑兵，以便从侧翼攻敌。
如果我们假定哥特人被罗马人用野战工事团团围住，那一切就清楚了。哥特人试图突破工事——所以他们才会步行——罗马人同样也要步行守卫。
现在，我要讲述一场非凡的战斗和一个人的英勇气概，无论是哪一个方面，他都不逊于任何所谓的英雄。我要讲的人是泰阿斯。绝望的境地催发出了哥特人的勇气；哪怕罗马人已经注意到了哥特人的绝望，罗马人还是全力与之抗衡，因为他们耻于在力量弱于自己的对手面前屈服。两边都凶猛地攻击着最近处的敌人，一边是求死，另一边是争夺胜利的桂冠。战斗开始于清晨。泰阿斯和几名侍从站在方阵前列，他手握着矛，以盾牌蔽体，从远处就能认出来。罗马人看见他时以为，只要泰阿斯阵亡，战斗就会马上结束，于是组织起一大群最勇猛的战士，排成紧密阵形迎上前去，个个朝他投矛或刺矛。但是，他用护体的盾牌接住了所有的矛，只见他动如闪电，将许多敌人杀死。每当一面盾牌扎满了矛，他就递给搬运武器的人，再拿一面新盾，就这样持续战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时间。
普罗柯比说哥特人组成了大纵深的方阵（“哥特人下马，第一次全体进行步战，形成了深方阵正面。”*），又说泰阿斯只带着几名侍从在方阵前面单打独斗，还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这是诗歌，但不是战斗。哥特人的整个大纵深方阵干什么去了？他们害怕上前？罗马人竟连几个人都打不过？这在特洛伊城下的那种战斗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人们学会了如何组成方阵以后就不可能了。哪怕是最强壮、最勇敢的哥特王及其侍从也必然会被古代罗马的一个支队打败，即便那个支队全由新兵组成。要么两军并没有排成严格意义上的方阵对战，要么泰阿斯没有单打独斗，两者必居其一。答案可能是，当哥特人试图突破罗马阵线时，勇冠三军的哥特王被杀死了，传奇故事又对他的死作了美化渲染。
后来，他的盾上插了12支矛，他再也无法行动自如，再也不能用盾牌击退敌人了。他大呼搬运武器的战士，没有放弃自己的位置，没有放弃哪怕一寸的阵地，一刻都不曾让敌军近前。他没有转身用盾牌掩护身后或侧面，而是仿佛扎根在地上，立于盾牌之后，右手杀伤敌人，左手将敌人推开——于是，他大声呼喊着搬运武器的人的名字。后者拿着盾牌冲了上来，立即换下了插满矛的盾。这时，他的胸膛在片刻之间暴露了出来，一支矛戳中了他，他倒在地上，死去了。几个罗马人将他的头颅插在一根杆子上，展示给两军看：给罗马人看是为了激励士气，给哥特人看则是希望他们气馁弃阵。即使他们知道国王已经死了，但是哥特人毫不气馁，继续奋战到夜幕降临。天黑之后，双方各自脱离，枕戈待旦。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起身摆出了同样的阵形，再次战斗到入夜。两边都没有放弃哪怕一尺阵地，尽管双方都有很多人死去。他们继续着令人胆寒、如同屠场的恶战；哥特人完全明白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战，罗马人死战则是因为他们拒绝被这样的对手打败。最终，蛮族派了几名酋长去见纳尔西斯，说他们感觉神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印象是，有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在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认清了败局已定的真实境况，于是回心转意，不想再打了，但不是为了成为皇帝的臣民，而是为了与其他蛮族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请求罗马人放他们和平地离开，同时考虑他们的合理诉求，发还他们先前囤积在意大利各堡寨的钱币作为路费。纳尔西斯考虑了此事。但约翰尼斯——维塔利安（Vitalian）的外甥——劝服他同意了哥特人的请求，不要再与这群不惧怕死亡的人交战，不要去考验他们的困兽孤勇，这股气概不仅会带来自己的死亡，也会带来对手的死亡。“节制的智者，”他说，“会满足于取胜，而极端手段很容易引来失败。”纳尔西斯赞同他的看法，于是同意其余的蛮族带着全部财产立即撤出整个意大利，不许对罗马再兴刀兵。同时，我前面讲到过的因道尔夫（Indulf）等人领着1000名哥特人冲出大营，前往波河远侧的提西乌姆城（Ticinum）及周边村落；剩下的哥特人都发誓遵守协议。
罗马人又以同样的方式拿下了库迈（Cumae）和其他所有城镇，从而结束了普罗柯比叙述的18年哥特战争。
普罗柯比就到此为止，其文笔斐然，但从史料角度看并不尽如人意。1000名哥特人是如何又为何与其他人分开呢？他们是怎么从维苏威去帕维亚的呢？我们不妨假设，有一大股哥特人曾成功突破了罗马人的包围圈，于是最后投降的不是哥特全军，而只是其大部。
阿加西亚斯的史著紧接着普罗柯比往下写，他写道：“当泰阿斯——托提拉之后的哥特酋长——再次率领全军与罗马开战，正面攻击纳尔西斯时，他头部受创，死于阵中。其余哥特人被罗马人穷追猛打，既受到不断的打击，又完全被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于是最后与纳尔西斯立约求和，同意只占据本土故地（“他们会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必恐惧。”*），还说从此愿意臣服于罗马皇帝。”历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如何调和上述两段记载的方法。
4 卡西林努斯河会战
从军事角度来看，阿加西亚斯（Casilinus）对法兰克人败于卡西林努斯河畔的记载还不如普罗柯比对维苏威火山会战的记载。他甚至从一开始的战略背景就出了错。
法兰克人之前就曾多次干预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战争，暗藏着为自己捞好处的动机。现在哥特人被赶走了，一支法兰克军队就在两名阿勒曼尼公爵——布切林（Buccelin）和洛泰尔（Lothar）兄弟的率领下出现了。纳尔西斯当时还忙于攻取哥特人占领的城市和驻防地段。得知法兰克人入侵时，他显然别无他法，只能立即率军迎战，将其击败并赶回阿尔卑斯山的对面。阿加西亚斯给出的法兰克兵力（7.5万人）是虚言，我们不应该受其误导。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坚定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支翻山越岭，并且甚至不是来自整个法兰克王国，而只是来自其一部的援军，它肯定要远远弱于刚刚被纳尔西斯打败、在本土作战的东哥特军。罗马军刚刚击败了哥特人，杀死了两名勇猛的哥特王，士气正盛，如果能集结起来迎击入侵者，必定能够击败法兰克人。
如果纳尔西斯做到了这一点，打败了法兰克人，那么意大利再也不会有一座堡垒继续反抗。但按照阿加西亚斯的说法，他只是派遣赫鲁利人富尔卡里斯（Fulcaris）率领部分军队去拖住敌人，只有在胜算大时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令人追悔莫及的错误：富尔卡里斯被打败了，而且由于他战败后不敢再去面对纳尔西斯，于是在战斗中主动寻死。阿加西亚斯将战败归咎于赫鲁利人粗心鲁莽，但如果他接下来讲的情况属实，也就是纳尔西斯本人起初认为敌军占据优势兵力，那么真正的责任显然在统帅身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纳尔西斯其实低估了法兰克人的兵力，告诫富尔卡里斯要谨慎云云是后加上的，目的是推卸统帅总领之责，因为他派出的兵力不足。
尽管富尔卡里斯被打败，纳尔西斯还是继续围攻卢卡（Lu-cca），但当他最后拿下这座城市时，他只是将冬季大营的部队分散到各个城市中，再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如果我们设想是恺撒处在同样的位置，哪怕是在当时，他也会从四方集结军队，尽可能形成优势兵力直接迎击法兰克人。但按照阿加西亚斯的说法，纳尔西斯认为当时是冬季，又相信在老家熟悉了严寒气候的法兰克人在冬季特别善战，于是将冬季大营的军队分散到各个城市中。罗马军在城墙后面耐心等待，法兰克人则纵横全意大利，直至墨西拿海峡，劫掠乡土，甚为可怖。事实上，法兰克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合兵一处，反而分兵两路。许多哥特人重振勇气，加入了他们。
我们不能相信纳尔西斯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便让托付给他的帝国陷入这样的困境。如果法兰克人特别擅长冬季作战，罗马军队毕竟也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
有一件事或许透露了真实事件经过的线索：当几支部队被派去前线时，他们指出自己还没有拿到军饷。但这带给我们的只有猜想而已。我们只需要知道直到开春，法兰克人从半岛南部回返的时候，纳尔西斯才集结起军队，在卡普阿城附近的卡西林努斯河（今沃尔图诺河，Volturno）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据阿加西亚斯称，纳尔西斯有1.8万人；而法兰克尽管只带了一半兵力，但也有3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毫无可信度。
部署开战前夕，统帅与辛杜尔（Sindual）手下的赫鲁利人因纪律问题发生冲突，于是该部拒绝参战。但当纳尔西斯在军前高呼想要分享胜利荣光的人都应该跟着他走，然后下令开拔时，赫鲁利人终究还是耻为人后，因为那样会被别人理解成怯战，于是说他们也会来。纳尔西斯派人传信说，他不会专门等他们，但会在阵中为他们留下空位。
阿加西亚斯对战斗本身的记述如下：
到达预定战场时，纳尔西斯立即让军队组成方阵，两翼骑兵都配有标枪和圆盾，弓箭和刀剑挂在身上，少数人还有长矛。统帅本人在右翼，身边是家丁总管赞达拉斯（Zandalas）和擅长作战的一部分家丁。两翼分别由瓦勒良和阿塔巴努斯（Artabanus）指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隐藏在森林边缘，趁敌军发起攻击时突然冲出来，两面夹击。中间的空档完全由步兵填补。正面是从头到脚都包裹在铁甲中的前列战士，他们组成了一道护墙，其余人编成紧密阵形，直到最后一排。轻步兵和投石手在他们身后活动，等待时机发挥远程武器的威力。方阵中部给赫鲁利人安排了位置，当时还空着，因为他们尚未赶上来。两名不久前叛逃的赫鲁利人不知道辛杜尔之后的决定，于是敦促蛮族尽快攻击罗马人，“你会发现他们秩序大乱，”他们说，“因为赫鲁利部坚拒参战，看到他们不参战，其余人也会军心动摇。”布切林希望两人说的是真话，轻易就被说动，于是率领部下进军。他们求战心切，朝罗马军蜂拥而去，步履不稳，队列不整，好像生怕动作不够快，看他们急匆匆又胸有成竹的样子，仿佛第一次突击就要打垮敌军。这种阵形形如楔子，就像希腊字母中的Δ（德尔塔）一样：正面突出，形成一个顶点，盾牌像屋顶的瓦片似的紧贴在一起，形似野猪的头部。两翼是由一个个梯队组成的，分别呈陡峭的梯度，于是由前向后逐渐变宽，中央则形成一片空洞，行列中士兵们裸露的脊背都能看到。这就是说，他们的正面是分岔的，两面对敌，战斗时有盾牌掩护，同时后排被认为能够自动地保护前排。
一切正如纳尔西斯所愿。他兼具运气和能力，以一种了不起的方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当蛮族战士伴着骇人的大喊初次与罗马军冲撞时，他们突破了中部的前列战士，杀入赫鲁利人尚未顶上来的空档。楔形阵的顶端打穿了罗马军阵，一路冲到后排，没有造成多少伤亡；有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好像打算强攻罗马军营似的。然后，纳尔西斯命令两翼逐步弯折延伸，向正面靠拢，并命令两翼的弓骑兵从后方向敌军射箭。这项任务轻易地完成了，因为敌军是徒步作战，骑兵很容易从远处向展开的兵线射击，后者的后方却不能自卫。在我看来，两翼的骑兵很容易越过正面近前的敌人，直接射击对侧的敌军后方。这样一来，法兰克人就受到了各个方向的攻击，因为右翼的罗马人能射到楔形阵一翼的内侧，左翼的罗马人能射到另一翼的内侧。于是，箭雨从四面八方落下，中间的一切都不能幸免，蛮族既不知道箭实际是从哪里射来的，也不能抵御射来的箭。他们的正面正对罗马人，眼睛也只盯着这个方向，与前方的重甲战士争斗，几乎看不到后方远处的弓骑兵，而且最后被射中的地方不是胸膛，而是后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伤口来自何处。再说了，大部分法兰克人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因为几乎每一箭都是致命的。由于倒下的总是最后一排的人，所以倒数第二排的人不受保护的后背就露了出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是庞大的法兰克人如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与此同时，辛杜尔与赫鲁利人也到了，迎击之前打穿罗马军阵中部、继续向前的法兰克人。赫鲁利人立即发动了攻击；但法兰克人深受震动，以为自己中了埋伏，于是转身逃跑，将那两名逃兵斥为叛徒。不过，辛杜尔和他的手下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对手要么被打死，要么被投入翻滚的流水。于是，当赫鲁利人补上了自己的空位，组成封闭方阵时，好似陷入罗网的法兰克人惨遭屠杀。他们的阵形完全垮了，形成一个个不知该转向何方的小群。
罗马人不只是用箭将他们射倒，重步兵和轻装部队也用枪矛、棍棒和刀剑攻击敌人。骑兵完成了包抄，从后方发起进攻，切断了敌军每一条可能的退路。凡是从刀剑底下逃脱的人都被追到河边，不得不跳入河中溺死。蛮族的哀号从四面八方响起，他们正在以最悲惨的方式被屠杀。布切林酋长和他的全部军队都从地表被抹去了，叛离帝国的人也死于阵中。除了5人通过各种方式逃脱大劫，这些日耳曼人中没有一个能再看到家园和炉火。日耳曼人在这里的遭遇岂不是对他们恶行的惩罚？将他们击败的岂不是大能者？全部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所有与其同来参战的人——他们都被消灭了；罗马一边只有80人阵亡，他们的任务是挡住敌人的第一波冲击。在这场战斗中，几乎所有罗马部队都打得很出色。在蛮族盟军中，最出色的当属哥特人艾利根（Aligern），因为他也参与了战斗；还有赫鲁利酋长辛杜尔，他的表现无人能及。但是，每个人都赞扬和崇敬纳尔西斯，他的优秀领导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阿加西亚斯就说这么多了。我不禁要怀疑这一整段叙述都是天马行空的虚构，是从“野猪头”这一个表述衍生出来的。
显然，纳尔西斯有巨大的数量优势，特别是在骑兵方面；他的战线从两翼包抄了法兰克军。最边缘的部队起初是不是躲在树林中，这一点不重要。法兰克人将宝押在了野猪头阵形能够打败敌军中央强大的、大纵深的步兵战阵并形成突破上，以此奠定胜局。
如果法兰克人的阵形是尖头的，那么顶端马上就会被包围；如果它还是个空心阵，那么就没有后方施加的压力（参见本卷对日耳曼楔形阵的论述）。换句话说，尽管它当然不会有阿加西亚斯说的尖头和空心的两大缺点，但它依然没有突破敌阵。或许赫鲁利部在最后时刻赶到，或许加强了罗马军动摇的中部，让法兰克军的攻势陷入僵持。
这时，装备标枪和弓箭的罗马骑兵向冲击中的法兰克纵队发起两面射击，大概很快也从后方进行了攻击。这让我们想起了坎尼会战。
骑兵一直进行高倾角抛射，越过敌军阵形的近侧，攻击对侧士兵后背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在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时，许多法兰克人自然会在背后被击中。按照阿加西亚斯描述的空心阵，不能太靠近敌军正面的罗马射手必须射出几百步的距离才能击中对面的敌军楔形阵一翼，因此他们的箭矢和标枪不可能有太大的威力。
如果有人要抨击我对文献描述的怀疑，我要请其说明：为什么他认为阿加西亚斯的这段描述比阿庇安对坎尼会战和扎马会战（那拉加拉会战）的描述更可信？
5 战略
527年查士丁尼登基时，整个西部都脱离了帝国，一部分已经脱离了一个多世纪，其余部分也有半个世纪。查士丁尼收复了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差点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片意大利领土仍然由拜占庭统治。当我们想起查士丁尼政权取得的灿烂文化成就——《民法大全》和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东部帝国势力的暴涨就显得更加令人惊讶和伟大。
查士丁尼的战争有3个不同的战场——美索不达米亚、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其面貌大相径庭：对波斯人是拉锯战，没有任何显著或最终的决定性成果；对汪达尔人是只派了一支先遣军，一击即破；对东哥特人是一场18年的战争，局势反复，大起大落，最终拜占庭一战定乾坤，大获全胜。
过去，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学者们知道两人麾下兵力不多，而且依然相信汪达尔人和哥特人数量庞大。他们的数字是从拜占庭史家那里来的，写到维蒂吉斯率领15万大军将贝利撒留围困于罗马城。两年后维蒂吉斯向贝利撒留投降时，这一群哥特人在做什么，又居于何处呢？要知道，贝利撒留将维蒂吉斯围在拉文纳城内时的兵力不超过2.5万人。
既然我们澄清了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兵力，汪达尔人不敢对区区1.5万人开战的奇迹色彩似乎就不如哥特人能在2.5万人面前长期坚守了。
与任何时代一样，这里同样是政治决定了战争行为，规定了战略方针。
当贝利撒留渡海征服意大利时，他首先在西西里岛登陆（535年底），手中的兵力很少。接着，他不经一战便拿下了那不勒斯、罗马和斯波莱托（Spoleto）。哥特大军直到此时才出现，将他困在城中，围攻了整整一年。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我们无法解释这一行动：如果哥特人果真有围困敌军的实力，那么之前没能与敌军对阵和阻止多座大城市失陷肯定有特殊的原因。
诚然，查士丁尼同时有几支部队在达尔马提亚[51]（Dalmatia）威胁哥特人，另一边法兰克人的进攻似乎也很紧迫，但这仍然不能满意地解释哥特人为什么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无所作为。
查士丁尼之所以冒险派贝利撒留带那么少的人去意大利，是因为东哥特王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狄奥达哈（Theodahat）国王起初只是共治者，后来派人谋杀了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独揽大权。拜占庭军是打着为王位合法继承人报仇的旗号出现的，而狄奥达哈也不是那种鼓起精神和勇气迎战的战士。直到哥特人为避免跟着狄奥达哈一起被打败而将他赶下台，按照古老传统由军队推选维蒂吉斯为王，新王又娶了阿玛拉逊莎的女儿以巩固地位之后，哥特人才上阵出征。这时，随着贝利撒留及其部下被困罗马，拜占庭资源的捉襟见肘就显现了出来。
但我们知道，哥特人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没有能力围攻罗马这样的城市。贝利撒留守住了城池，君士坦丁堡意识到哥特本族的兵源多于汪达尔人后也派出了援军。援军出现在围困罗马城的哥特军后方，并在取得市民许可的情况下占据了敌军身后的要塞城市。此举不仅迫使维蒂吉斯撤围，最后使其更退回了拉文纳，因为他感觉自己无力在野战中击败会合后的罗马军。
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这一次是维蒂吉斯不经一战便被贝利撒留围困在了拉文纳。
在哥特人为贝利撒留奉上王冠这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后，维蒂吉斯最后在拉文纳投降了。贝利撒留将他带去了君士坦丁堡，就像他几年前对汪达尔王格里马所做的那样。经过4年的有征无战，哥特人似乎终于被拜占庭降服了。
但形势很快再度反转。哥特人复叛，另立新王，并在托提拉的领导下很快收复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全境，甚至建立了一支舰队。在数年的时间里，托提拉的统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直到希腊舰队击败哥特舰队，查士丁尼在战争的第十八年派纳尔西斯率大军出征，并于552年的塔吉纳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次年又发生了两场交战，一场是维苏威会战，托提拉的继任者泰阿斯被击败，另一场是卡西林努斯河会战，布切林率领的法兰克军被击败。
在这段时间里，罗马五度易手：536年入贝利撒留之手；546年被托提拉攻取；547年复归贝利撒留；549年为托提拉占据；552年为纳尔西斯所有。
于是，我们发现战争第一阶段的经过，也就是形势大起大落而没有战术意义上的决战，在整场战争中反复发生。直到战争末尾才发生了开战时就自然会预期到的事：尽可能集结最大兵力攻击、打败和消灭敌军的企图——会战。
原因在于，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同样内部虚弱。通过与波斯人议和，查士丁尼无疑有了先后对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发起大规模攻势的能力，但这段时间很短。与两个敌人的国土面积和城市规模相比，罗马人投入两边的兵力一直很小。
托提拉统治时期，哥特势力之所以能发生令人吃惊的恢复，是因为一大批罗马方的雇佣兵对拜占庭的体制，尤其是军饷不满，于是投向了哥特人。同样地，起初欢迎拜占庭人的意大利城市很快就对新的管理制度和税金索取感到幻灭，发现自己的日子在哥特国王手底下不仅不会更糟，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因此，哥特战争的方略是由一个事实决定的：与要争夺的广大领土相比，双方可用的兵力都很少。哥特人要么根本无法占领意大利的无数要塞城市，要么占领得很不充分。市民们维持了一种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对两边均无好感，很容易随风倒，或者至少不排斥转换阵营的立场。
当维蒂吉斯向贝利撒留进军时，后者自觉力量远不及对方，于是不愿意在开阔地应战，而宁愿被围困于罗马城中。1万名援军——实际数目大概就在1万左右——就足以扭转战局。因此，进行战争、决定战局的方式就只是围攻城市和让城市投降。
托提拉上台时，下令拆掉了所占城市的城墙。其他统治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希望通过修建工事来保护本国的财产。
一名现代学者表达了如下观念：“占据极大数量优势的哥特全族军队在罗马城墙下被打垮；这就解释了他们对一切城墙的仇恨，走到哪里，拆到哪里。”1但是，托提拉的举动绝非仅仅出于仇恨；相反，他是一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战略家。汪达尔王盖塞里克当年夺取阿非利加时也拆掉了全部城墙。日耳曼国王们的兵力不足以充分占据广大领土内的所有城市；市民不可信任，一旦为敌军打开城门，城市就变成了敌方的要塞。
现代历史中有一段相当类似的经历。1813年秋，反法同盟兵临莱茵河时，格奈泽瑙敦促大军继续前进，切勿拖延，不要被著名的法国三重工事地带吓退。他指出，众多的工事如今只会对拿破仑不利，因为他不再有足够的兵力守卫它们。如果守卫工事，他就没有军队用于野战；如果撤出守军，要塞马上就会落入同盟之手。在那个特定时刻，如果拿破仑有可能迅速拆毁大批工事，让守军充实野战军的话，那才是最有利的战略选择。看到托提拉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是有战略洞察力的。
因此，只要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哥特战争就会来回拉锯。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治因素：不只是意大利本土居民的支持度问题，还包括拜占庭无力要求己方雇佣兵服从。当查士丁尼第二次真正派遣大军出征，同时夷平工事让哥特人自信拥有和集结了足以进行野战的兵力时，战争就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哥特人在决战中失败了，随之彻底输掉了战争。
查士丁尼煊赫武功的根基不是形成前所未闻的新兵力，而是对既有兵力进行既精明又顺应运势的编排。与帝国的辽阔幅员和丰富物产相比，这支兵力是很小的，它之所以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只是因为对手甚至更弱小。在这些辉煌胜利的同时，先后有匈人和斯拉夫人渡过多瑙河入寇，横扫巴尔干半岛，远及希腊，一路烧杀抢掠，帝国竟没有部队去打败他们。
帝国在西部取得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是同时期的东部处于和平状态。贝利撒留去阿非利加之前，帝国与波斯达成了和议。日耳曼人明白这一情况，于是维蒂吉斯国王在危急之中希望让波斯王库思劳（Chosroes）再次发起攻势。查士丁尼不得不预先付出极大牺牲，尤其是大笔欠款以重新安抚波斯，然后才能派纳尔西斯率领充足的军队对哥特人发起最后的决定性一击。但我要再说一遍，即使在另一个战区做了如此多的让步，集结起来的总兵力仍然不超过2.5万人。
查士丁尼自信有能力击溃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各自驻扎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游离于当地、数量稀少的外族武士罢了。从一开始，他对波斯人就没有这样的意图。与罗马人一样，波斯人也有雇佣兵，特别是匈人雇佣兵。事实上，罗马佣兵确实经常叛逃波斯。尽管如此，波斯人的内核依然是占据本土的部族，这是他们的强项。于是，这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
我们在战争史上经常能遇到某些情势，这种情势让双方并不汲汲于相互摧毁，而只是想打消耗战，甚至是通过避免大规模决战的方式。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首次以大手笔做到了这一点，后来“拖延者”法比乌斯（Fabius Cunctator）也是同样。现在，普罗柯比通过贝利撒留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战略的制定过程（《波斯战记》1.18）。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论点偏颇极端，以至于违背了战争的本质。
当时，这位罗马统帅的士兵要求他攻击已经败退的敌军，与其进行会战，于是他这样对部下们说：
罗马人啊，你们急着要去哪里？或者说，你们被何种激情所点燃，以至于想要让自己暴露于不必要的险境？敌人对你造不成伤害，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如今，命运已经赋予你们这样的好处，敌军已经被恐惧压倒了。享受手边的好处岂不胜于追寻天边的好处？波斯人怀着巨大的期待来打罗马人，现在，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已破碎，于是就逃了。
如果我们逆着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放弃撤退的想法，与我们进行会战，那么即便我们打赢了，也得不到更多的好处。打败了逃跑中的人，这有什么意义？但是，要是我们时运不济，我们就是自己扔掉了到手的胜利。我们不是被敌人赶走的，而是自己白白地浪费了成果，而且必然会让皇帝的土地更遭劫掠或无人守卫。还有一点是你们要考虑的，神会在危急关头相助，却不会站在自寻险境的人身边。此外，无路可逃的人是非常勇猛的，这是不由自主的反应，而我们则有许多不利于作战的条件。我们大部分是徒步至此，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空着肚子。更不用说还有相当一批人没有赶上来。
与这篇演讲呼应，普罗柯比还表现了贝利撒留在达拉斯战胜波斯人后约束士兵不要追击（《波斯战记》1.14），因为对他来说，打赢就足够了，而波斯人被逼到绝境的话有可能会转身击退戒心不足的追兵。（“他们害怕逃跑中的波斯人一旦被逼到死角，便会对他们无意义的追击发起反扑，他们认为保全胜利果实就够了。”*）同样地，一名同时代的匿名理论家告诫人们，哪怕有两倍于敌的兵力，也不要将其完全围住，因为敌军看到所有退路都被堵死时可能会爆发出新的勇气。2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以大获全胜的统帅身份登基的莫里斯（Mauricius）皇帝在《战争的艺术》一书中建议尽可能避免野战，哪怕是形势占优的情况下，而应该通过小动作疲敝敌军。3普罗柯比（1.17）笔下贝利撒留的波斯敌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原则。萨拉森酋长阿拉门达鲁斯（Alamundarus）对波斯王进言：“打仗不应该依赖运气和偶然，哪怕己方的力量远远强于敌方，而应该运用谋略和计策，静待敌军动向。直接冲入险地绝不能确保取胜。”（“没有必胜自信的人不会刚开战就寻求会战，哪怕自诩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过敌军，而是会努力用欺诈和谋略去迂回打击敌人，因为直面对手是危险的。胜利从不是坦途。”*）
我们后面还会碰见这种观点。它们从16世纪到18世纪曾发挥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命运的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关注。当然，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都不是依据这些原则才发动战争的。这三位统帅中，没有一个相信战胜已经逃跑的敌人不是真正的胜利；也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避免己方损失上。亚历山大追击波斯人时没有约束手下，而是一直追到马匹力竭倒地。汉尼拔几场大战的基础都是将罗马人团团围住。恺撒的取胜之道是在阿莱西亚切断维钦托利的退路，他在伊莱尔达对阿非利努斯和彼得雷乌斯也是如法炮制；法萨卢斯会战取胜后，他没有放跑敌人，而是迫使其全部投降。这三位统帅的最高原则是：击败和摧毁敌人，尽管该原则在汉尼拔身上仅限于战术层面的决战，而不能延伸到战略行动的层面，最终决定战争胜负。
至于贝利撒留是不是完全与那三位大征服者背道而驰，按照前面提到的原则行事，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回答。以摧毁敌人为目标的战略基本原则简单明确，表述起来容易。但是，消耗战略的原则包含两个对立面，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解决。就连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的腓特烈大帝都不能为自己的观念给出一个完全清晰的、全面的理论表述。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依据普罗柯比笔下贝利撒留的话，或者同时期其他理论家的言论来评判贝利撒留。文献对其行动动机和细节的记载不够扎实，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完全可靠的结论。贝利撒留的名声是基于他击败了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他打败并降服了这两个好战的部族，将其国王格里马和维蒂吉斯献俘于君士坦丁堡。两场战争都没有引发大型会战，但从中得不出关于贝利撒留战略的结论，恰恰是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回避会战。直到托提拉接受会战时，纳尔西斯才终于对东哥特人打了一场歼灭战。
普罗柯比说，贝利撒留对波斯人打了两场真正的会战。第一场发生在530年，当时波斯人试图阻止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尼西比斯（Nisbis）城以北、山脉向平原过渡地带的达拉斯修建要塞。贝利撒留在精心预备的防御阵地迎战，付出惨重损失后将波斯人击退，但没有追击（《波斯战记》1.14）。如果这次胜利果真如普罗柯比所述般巨大，那么不追击无疑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追击行动必然会战果丰硕。但此战有没有那么重要，它会不会仅仅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遭遇战，或许是值得怀疑的；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波斯的兵力两倍于罗马，也就是5万对2.5万。普罗柯比后来又说（1.16.1），波斯人甚至没有放弃达拉斯附近的阵地，其对北边（亚美尼亚）和南边（叙利亚）的罗马领土的劫掠不可禁止。
波斯入侵叙利亚引发了第二场会战，地点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林尼康（Kallinikon，亦称尼柯弗瑞姆，Nicephorium）。贝利撒留尾随撤退的敌军，本无意发起进攻，但由于部下心切而被迫出战，结果被打败了。
我们从上述事件中必须得出结论：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波斯在这一战区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罗马从来没有机会取得持久的、大规模的成功。这种政治与军事彼此制衡的关系正是消耗战略思想发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