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城邦的人口[106]
希腊有大片地区肯定无法供给任何粮草，或者只能供给极少粮草，如维奥蒂亚、阿卡迪亚、拉西第梦、麦西尼亚（Messnia）[107]。对于这些地区在希波战争时期的农业发达程度，我们没有确切的调查值。但是，我们可以从已知的数量关系进行类推，估计出这些地区最大能维持多少人口，然后表示实数与估计最大值基本相当。底比斯的规模肯定不小，而除了底比斯，维奥蒂亚还有不少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拉西第梦的人口密度必然不会大大低于希腊其他地区，否则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基于上述基本原则，辅以历史文献中的数字，贝洛赫在《古希腊罗马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拉科尼亚（Laconia）和麦西尼亚共有23万人口，每平方千米27人；伯罗奔尼撒半岛整体有90万人口，每平方千米36人至40人，因为科林斯、西息温（Sicyon）、特洛伊森（Troezen）、埃皮道鲁斯（Epidaurus）这几座商业城市人口相对较多，但也不会太多，因为这些城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完全断绝了海上谷物输入，只得依靠陆运来的少量粮食。
贝洛赫估计，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维奥蒂亚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6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奴隶。在我看来，这个奴隶比例对于一片只有乡村小镇的区域来说实在是太高了；维奥蒂亚人是从什么地方获得又用什么资源购买了如此多奴隶呢？奴隶的自我延续能力很弱，需要不断补充才能维持数目。到了公元前5世纪，贝洛赫也认为维奥蒂亚是一个自由民的区域，因此每平方千米约有40人。这就与伯罗奔尼撒的数据对上了，因为维奥蒂亚的土地确实要肥沃得多，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贸易城市——科林斯、西息温等——拥有大量奴隶，一加一减，正负相抵。
作估算时，贝洛赫假定成年男子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还认为古希腊人口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基本稳定了，“与今天的法国相当”。我不能苟同。
如今（1898年），德意志帝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97人，但食品不能完全自给，谷物进口量占消耗量的四分之一多，农林产品进口量平均恰好占消耗量的四分之一。[108]因此，在马铃薯和种种现代农业技术的加持下，德意志帝国能供养的人口密度不过是每平方千米74人左右，或者每平方千米73人。
从本土面积是不可能得出任何关于阿提卡人口的结论的，因为雅典早在希波战争很久以前就大量进口谷物了。不过，我们拥有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完整可靠的数字，让我们能反推出希波战争时期人口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与贝洛赫观点相差很大，因此专辟一节研究。
据修昔底德记载（2.13），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公元前431年），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说，雅典有1.3万名重装步兵，还有1.6万名卫戍部队，兵员来自老人、少年和有义务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外邦人。另有1200名骑手、1600名弓箭手和300艘三层桨战舰。（“我们有1.3万名重装步兵，不算驻守要塞和城墙的人。因为在敌军入侵时，这些守军是最早交战的，他们由老人、少年和拥有重步兵装备的外邦人组成。”）*
不幸的是，这段记载看似言之凿凿，却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在野战军只有1.58万的情况下，老人、少年和外邦重装步兵是不可能有1.6万人的。雅典野战部队的兵役年龄是20岁至45岁乃至50岁，因此，20岁以下和45岁以上适役人员的数目肯定要远远小于野战部队。另外，修昔底德完全没有算上300艘三层桨战舰的船员，按满员计算，300艘船要配备不少于6万名船员。除了野战军以外，雅典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野战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小？野战军是全部由上层公民组成吗？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中下层不计入？
为了解释这些疑点，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假说。贝洛赫不知如何解决，只好将1.6万名卫戍部队改成了6000名，又加上1.2万名公民做船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充分显示了流传至今的文献的特点：在所有古希腊文献中，只有这一段似乎对希腊征兵状况做了完整而系统的描述，但为了让人们理解该材料，我们不得不这样歪曲它。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埃夫罗斯读过这段话，其内容和流传至今的手稿大体相同；狄奥多罗斯抄了埃夫罗斯的话，说野战军数目为1.2万人，卫戍部队为1.7万人，其佐证了修昔底德的观点，但略有差别（野战部队1.2万人，而不是1.3万人；卫戍部队1.7万人，而不是1.6万人），又一次突出了文献的不确定性。
不久前，贝洛赫在《克里奥》[109]（第5卷1905年第341页）中提出，1.6万不应该被改成6000，那是编辑自己加的，应该完全忽略。
修昔底德的记载疑点重重，除非有其他估计数据作为解读的线索和可靠的参照，否则它就毫无用处。
事实上，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现了一则之前没有人重视，甚至贝洛赫都不曾关注的信息，我相信它是有助益的。
修昔底德记载了两次雅典的非常征召，每次都是全力全员动员。战争第一年（公元前431年）秋季，雅典派遣1.3万名重装步兵入侵麦加里斯（Megaris），另有3000人驻扎于波提底亚（Potidaea）城下。同时海上还有一支规模为100艘的舰队（波提底亚可能还有几艘）100艘船上有2万名船员，加上重步兵就是3.6万人了。但修昔底德又说当时还有数目不小的“轻装部队”*，因此我们不能得出雅典总兵力的确切结论。
第二处（3.17）的情况有所不同。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了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岛（Lesbos）反叛后雅典的军备情况。雅典当时有70艘船在海上（40艘在勒斯波斯，30艘在伯罗奔尼撒），还有1000名重装步兵在米提里尼（Mytilene）城下。斯巴达人由此相信雅典人已无余力，于是策划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为了向斯巴达人证明他们想错了，雅典人动员按纳税额衡量的下两个等级的公民，又武装起了100艘战船。
修昔底德将这项成就与开战首年的成绩相提并论，说两者性质相似，前者规模犹胜。因为在那一年（公元前431年），雅典有100艘船守卫阿提卡半岛与优卑亚岛，100艘船封锁伯罗奔尼撒半岛，50艘船在波提底亚和其他各处，共计250艘。本土守备的100艘船自然不必一直在海上，因为还没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但它们是做好战斗准备，船员配备待命的后备舰队，随时可以出海。当然，个别船只会不时地试航检验，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元前428年的成就确实比较大；当时雅典有170艘船外出执行任务，而公元前431年的250艘船中，只有150艘船在外执勤。按照伯利克里的说法，雅典有300艘三层桨战舰。但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他的话：开战时，雅典实际只能为250艘船提供船员，其余50艘是后备船只。而到了公元前428年，修昔底德明确说雅典配备了170艘船的船员，手段是征召通常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第三等级公民上船。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估算公元前428年雅典公民数目的基础。170艘船需要3.4万名船员，另有1000名重装步兵及其随从。除了这3.6万人以外，雅典本城和几座要塞还有约4000名至6000名守军。首先，这个数字肯定要打一些折扣，因为临时配备的100艘船大概并不满员，要么根本没有专业水手，要么让专业水手充任划桨手，所以船员数约为1.8万人，而非2万人。其次，莱斯博斯岛舰队和机动舰队中肯定有一大批雇佣兵。最后，划桨手中奴隶的比例也存疑。尽管估算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还是能给出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船上肯定有相当多雇佣兵，可能还有大批奴隶；但同样肯定的是，舰队船员整体以征召的雅典公民为主。如果全员配置，那么总额就是4.2万人。但很可能只有3.8万人，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中至少有1万名雇佣兵和奴隶，甚至可能高达1.8万人。因此，在公元前427年，适合服役的雅典公民和外邦人总数约为2万至3.2万人。
从修昔底德的记载来看，大体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但从雅典政策的整体性质来判断，2万是太少了，我们可以肯定地将下限定为2.4万人。另一方面，假如雅典在公元前428年拥有远超3.2万名适合服役的公民和外邦人，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出征莱斯博斯岛就会让其他希腊城邦认为雅典已经耗尽了人力，这场行动只需要1万人，当然还要加上一半以上雇佣兵；出征后临时武装100艘船基本上需要动员余下的全部兵员。170艘船（30+40+100）和1000名重装步兵这两个基本数据可以直接采信修昔底德，基本不可能出错，而且通过比对公元前431年的其他相关数据，上述手稿数据也得到了佐证。
公元前424年，雅典人“倾城而出”*（第立安会战），全军有300名骑兵、7000名重装步兵和“远远超过1万名‘轻装部队’*”；所以，加起来有2万至2.5万人。此外，雅典还有70艘至80艘船在海上，水手约1.4万至1.6万人。总计3.5万至4万人，与公元前428年大致相同，只是兵力要弱得多，因为几乎有一半是“轻装部队”*，随军出征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修建临时工事。于是，我们可以肯定雅典在公元前428年有2.4万至3.2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外邦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开战时的兵力。直到此时，雅典阵亡者还相当少，但因瘟疫死于“阵中”*者甚多——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4400名重装步兵这个数字并不确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是只包括上阵的公民重装步兵，还是也包括外邦人和卫戍部队。不过，300名骑兵无疑属于伯利克里所说的1200名骑兵之内。住在城中的人里面，下层市民的死亡率可能还要更高，但许多市民已经到城外殖民地生活了，受瘟疫危害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下层市民的死亡率为25%。如果说雅典在公元前428年还有2.4万至3.2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外邦人的话，那么公元前431年就应该有3万至4万人；再算上25%的老人和伤残老兵，雅典当时的公民和外邦人总数就在3.75万至5万之间，其中3万至4万人为公民，2.25万至3万人应服兵役。下限基本不用考虑。我们给应服兵役的上限多加了1000至2000人，这是为了安抚最坚决的质疑者，免得日后有人拿来说事。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组基准值，凭借它可以来衡量伯利克里讲话中的数字（修昔底德，2.13）。伯利克里的估计是：1.3万名野战重装步兵、1.6万名卫戍重装步兵、1200名骑兵、1600名弓箭手，共计3.18万名军人。扣除其中包括的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2.31），剩下的公民数为2.88万。
这个数字之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包含全体应服兵役的雅典公民，还是按照字面理解只包括地面部队，所以公民数目还要再加上全体船员。除了外邦人、雇佣兵和奴隶，上船的雅典公民至少有1.5万人，甚至可能有2.5万人。这样一算，应服兵役的雅典公民数目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如果应服兵役的公民不是连3万人都不到，而是约有5万人乃至更多，雅典取得的全部功绩就要重新看待，对于雅典人实施的战役和行动的分析也会大不相同。这些疑问如今一扫而空。我们从公元前428年的数据得出了应服兵役者的上限为3万人出头，由此可以完全肯定伯利克里所说的2.88万名应服兵役人并没有遗漏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或者全体船员——大约有2万之众——他指的就是全体公民。
经过深思熟虑，这也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看法。修昔底德说的应该就是雅典全国的财力、战舰和应服兵役者总数，而且上一处伯利克里的讲话中确实包含了有义务作为重装步兵上阵的外邦人。
除自带装备者，额外为多少公民提供重装步兵的装备纯粹是钱的问题。从理性视角来看待雅典的可用兵力，这里所说的“钱”绝不能与公民个人财力相混淆。正因如此，伯利克里给出的估计数目完全不可能包括外国雇佣兵。
公元前431年秋季征召的总兵力与伯利克里给出的总数相符，我们估算为3.6万人以上，外加大量“轻装部队”*。总而言之，极限兵力应该在4.5万至5万人之间。雅典完全有能力达到极限，因为除了2.88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3000名外邦重装步兵，他们还有约5000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外邦人士兵，余数可由雇佣兵和奴隶填补。
通过确定雅典公民总数，我们就有了一个坚实的探究基础，可以驱散围绕着伯利克里演讲的其他谜团了。
如前所见，修昔底德的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因为他说野战军有1.58万人，卫戍部队有1.6万人，但同时又明确说后者是由老人、少年和外邦人重装步兵组成的。这个比例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别处记载外邦人重装步兵有3000名，所以剩下的1.3万人就是老人（45岁或50岁至60岁）和少年（18岁或19岁）。老人和少年的年龄段跨度加起来最多是17岁，而野战部队是25岁至30岁，两者的数目不可能几乎相等。
但疑点不止于此。修昔底德说，每当敌军进攻时，负责守卫城墙和要塞的都是那1.6万名野战军以外的部队。但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野战军也在国内，很少应召出征，出征时间也很短，如果是远征，远征军规模肯定相当小。敌军入侵国土时不出动全军精华，让五六十岁的老汉上城守卫，却让20岁至40岁的壮士待在家里，这合理吗？此外，从修昔底德的文字来看，似乎雅典城墙完全是由重装步兵守卫的。就守城而言，盾牌和重甲是累赘，甚至是妨碍。城垛提供了掩护，士兵只需射箭、扔标枪、投石即可击退敌军。重装步兵应该在后方待命，一旦敌军突破城墙再出击肉搏。
因此，修昔底德的记载无疑是有错误的。我们已经证明，修昔底德本人没写错是后人抄错了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修昔底德在别处给出的数目已经充分说明和验证了这一点。贝洛赫最新的解释是修昔底德本人没有犯错，是出版商擅自加上1.6万这个数字，所以造成了混乱。当然，此说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是，只要有可能做到，那么纠正史料中的明显错误时就应该尽量温和，不要大改。因此，在我看来，我还是认为我的假说——这位古希腊史学宗师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认的权威性的减损要远远小于贝洛赫的假说，即出版商不经认真思考便擅自订正。分析到最后，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犯的这个错误其实只是个小错。不管我在其他场合是多么乐于以修昔底德的崇拜者自居，但我依然认为，我给出的解释并非无稽之谈。哪怕是最严谨的考据学者在数字方面也难免犯错，而且澄清错误后好像是不可能犯的一样。近代学者中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毛奇不啻是一代人杰，而他写的1870年普法战争史中估计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会战（battle of Gravelotte-St.Privat）德军仅有5万人参战，因为他把军官、骑兵和炮兵全都漏掉了，而计算敌军总兵力时又算了进去。只要将他写作时摆在桌前的《总参谋部战史》（Generalstabswerk 2：234，附录）和他自己写的那段话（第63页）比对一下，他一眼就能看到错误。此外，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数字，而是一个重要结论的基础。如果毛奇——当然，他写作时年纪已经很大了——都干过这样的事，那么认为修昔底德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也算不得不公平。
修昔底德犯错的根源在于他说卫戍部队由“老人、少年和外邦人重装步兵”组成，而忽略了从整体语境来看不能被忽略的一类人，即没有被安排去当重装步兵的适役公民。
从1.6万名卫戍部队减去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剩下是1.3万名公民，恰好与野战军数目相等。这肯定不是单纯的巧合。相反，我们可以假定这段话的意思是：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半适役公民要穿戴重装步兵的装备，接受重装步兵的训练。18岁和19岁的新兵（“卫队”*）被分到要塞守军中，同时进行训练。因此，雅典人会说——伯利克里在演讲中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就算1.3万名野战军全体出动，他们还有同样数目的部队在守卫城墙和要塞，此外还有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汇总数字时，伯利克里只提到了老人、少年和外邦人，却忘记了其他人。
于是，为了正确和充分地理解这段话，现代读者必须清楚以下几点：
1.3万名野战重装步兵不全是自带装备的高等级公民（那样一来，雅典公民总数就要高得多了），也包括由城邦提供装备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
卫戍部队有1.6万人不是说敌军入境时，真的就是这些人上城守卫，而是说即便1.3万名野战军全体出动，雅典还有1.6万人可以守城。
1.6万人中包括：3000名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外邦人；新兵；45岁或50岁至60岁的老人；残疾者；最后还有未分配到野战部队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
此外，修昔底德的数字没有计入不当重装步兵的外邦人。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最严重的一处省略，但我们在后文（2.3）中会看到，略过这批人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估算出的3.6万名雅典公民中包括军事殖民者（cleruch）。他们曾经且一直是雅典公民，但有些人住得非常远，比如利姆诺斯岛（Lemnos）、伊姆罗兹岛（Imbros）和斯基罗斯岛（Skyros）[110]。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修昔底德之后讲到参战部队时总是将他们与雅典人分开。此外，修昔底德给出的公元前431年参战兵力为1.6万名重装步兵，与伯利克里演讲中的数字相同。但我们必须假定，雅典发动这场战役时没有征召遥远殖民地的人。
据此，我们可能会得出和贝洛赫（第82页）一样的结论，即伯利克里的数字不包括军事殖民者。但如前所见，伯利克里声称自己给出的数字是全体可以服役的雅典公民，与上述结论相悖。假如他真的漏掉了全体殖民地，那么，他的话就完全无法理解了。贝洛赫估计殖民者数目高达1万人，这大概是太高了，而且有些殖民地离得远，但也有殖民地离得近，比如萨拉米斯岛和优卑亚岛上的奥雷奥斯（Oreos）。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28年战事的记载直接排除了雅典还有这么多兵力的看法。公元前431年，雅典派1.3万名重装步兵攻打麦加拉，又派3000人列阵于波提底亚的记载容易解释。当然，比较远的殖民地没有被征召参战，但确实有一支殖民地部队及舰队参加。修昔底德没有给出具体兵力，而只是重复了伯利克里演说中的数字，并未深究到底有多少人可能因为偶然因素或不管什么原因而缺席。因此，缺席者很可能不仅来自遥远的殖民地，也包括大量一直在外经商的雅典人，而修昔底德并没有把他们扣除掉。
最后，我还要对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给出的估算值加以修正并说明原因。在那本书中，我顺着东克尔（Duncker）的思路试图破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13）中的矛盾，于是将全部有义务出征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计入重装步兵，而将远方殖民地居民计入卫戍部队。严格来说，这样理解是最贴合修昔底德原文的，因为对野战部队和卫戍部队做了严格和一致的区分。
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卫戍部队有1.6万人的说法绝不能按字面理解，于是，尽管殖民地居民充当守军的观点看起来很合心意，但并不成立。此外，假如伯利克里一方面根据全体适役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都是重装步兵这样纯属纸上谈兵的看法，便提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真正承担重装步兵职责的殖民地居民，那实在是不可理喻。
因此，我提议将殖民地居民和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得出的公民总数就会多出2000人。这是因为我不得不从修昔底德给出的数字中扣除担任卫戍部队的外邦人——我当时估计有1500人——以便确保前后一致。现在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整体理解都推倒重来了。于是，公民人数要增加1500人，不适合服役的比例按25%计算，总共就要增加2000人。
我给出的雅典公民估算值从3.4万人增加到了3.6万人，贝洛赫却在《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1893年面世，见1：404脚注）中从4.5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3万人居住在阿提卡半岛，1万人在殖民地）。于是，我和他的差距就缩小到了4000人。
我目前的估算明细如下：
1200名骑兵；
1600名弓箭手；
1.3万名重装步兵（包括殖民地居民）；
1.3万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适役雅典公民（包括殖民地居民）；
7200名不适合服役者；
总计：3.6万名雅典公民；
另有约6000至8000名外邦人。
从这些数字依然不能得出公元前431年阿提卡半岛总人口的确切结论，因为奴隶数目缺乏估算的依据。我们只能说，奴隶数目无论如何是相当高的。
斯巴达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贝洛赫估计它的人口相当稳定，这是正确的：人口外迁填平了人口增长。雅典并非如此。除殖民以外的外迁人口数肯定相当少。在公元前490年，雅典只有很少的外邦人，但经历了5世纪的繁荣期，外邦人大大增多。至于自然增长率，我们毫无头绪。正常来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人口大约每60年会翻一番。对雅典不能照搬此数，因为它在这段时期的战争中遭受了大量伤亡（例如出征埃及的战役）。人口的主要增长来源无疑是迁入的外邦人和奴隶。尽管如此，公民数目大概并不稳定。如果公元前490年按1.8万至2.6万人估算的话，那么假定公元前431年有2.88万名适役公民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可能还有2000名外邦人。
2 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111]
我后来得知阿梅代·奥韦特（Amédée Hauvette）撰写的《希罗多德笔下的中古战争》（Hérodote, Historien des guerres médiques）（巴黎，1894年）一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8道的问题。我的根据在于，跑那么远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我还引用了普鲁士军队条令的规定作为依凭。奥韦特（第261页）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些规定对训练新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同样存在于我军条令中，但它们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像雅典士兵那样身体强健、训练有素的人的要求。拉乌尔炮兵上尉（Captain of Artillery de Raoul）便是明证。通过一种新的步行和跑步方式，他最近达到了惊人的成效：在1890年第11集团军的大型演习中，他指挥的排在携带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以跑步的速度行进了15千米。参见菲利克斯·雷诺博士（Dr.Felix Regnault）在《自然》（La Nature）第1052期（1893年7月29日）发表的文章。
对照来看，两种说法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提出：像马拉松会战中那样人数众多、阵形严密的重装步兵最多跑100步至150步（跑步的步幅，相当于步行的150步至200步），否则一定会筋疲力尽，阵形解体。奥韦特回应道：“拉乌尔上尉和他指挥的排携带武器装备跑了15千米（也就是2.4万步，按步行步幅算）。”但我们的分别还不止于此。奥韦特从根本上反对我借以考证希波战争史料的客观分析方法。他的书有相当大篇幅是针对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奥韦特不承认我从瑞士通俗史籍——尤其是布林格对格朗松会战和穆尔滕会战的记载——类推得出的证据，即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度极低。恰恰相反，奥韦特认为希罗多德基本上是可信的，不管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学者的任务仅仅是纠正文献中可能出现的个别错误、疏漏和矛盾。他运用上述原则时可谓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尽管他并不完全排斥客观考据，但还是更信任文字记载。
就此而论，客观分析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客观分析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就算是专家也很难通晓发生在其他时代的其他人身上的事件实际或可能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影响，更不用说专家们往往对各种理论心存臧否，于是得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
一切历史知识的基础总归是写于同时期，或接近同时期的史料。但历史解释学越是发展，我们便越是确信：甚至同时期的记载也常有错误或笼罩在各种妄说的阴云下，而在现存史料不足以彼此参照时，我们还有客观分析这最后一招。只有把方方面面都想到，对相关主题有深厚的专门知识，我们才不至于因类比不当而误入歧途。事实上，就连奥韦特引用拉乌尔和雷诺的例子来反对普鲁士军队条令时也是在进行客观分析，但这样一来，他便落入了根本性的悖论。他不承认客观分析是一种基本史学方法，但他本人做客观分析时所用的事实却那么随便。这种半客观分析当然不可靠，只会带来谬误。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复述史料还要更好些。通过奥韦特这个特例，我们能看得更加清楚。因此，我接下来要多讨论他的几个论点。首先是8个问题。
奥韦特引用的文章作者是雷诺，发表于1893年7月29日出版的大众期刊《自然》。当时，雷诺和奥韦特合著，由M.马雷（M.Marey）撰写导言的《行军方法论》（Comment on marche）（巴黎：亨利-查尔斯-拉沃泽勒出版社，188页及之后）一书已经面世，对行军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
在该书中，拉乌尔少校自称于1889—1890年冬季对第16步兵团的一个排进行了3个月的全面训练，使其在1小时46分钟内走完了20.5千米，休息2小时后又用3小时5分钟原路返回。每人携带配发的步枪、军刀、100发弹药和口粮。道路并不平整。费伊将军（General Fay）视察了该排，未发现力竭迹象。
两天后，在科洛尼厄将军（General Colonieu）的观察下，该排在80分钟内携带野战装备完成了11千米越野，之后立即进行打靶训练并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其他单位纷纷效仿。事后9天，一位名叫费伊的少校致信拉乌尔称，他指挥的连用45分钟走完了7千米。
拉乌尔认为，在良好路面上，一支从容行军的部队走完两千米后就能达到每千米5分钟的速度，而且能保持这个速度好几个小时。
我的立论出发点，普鲁士军队跑步速度是每分钟165米至175米，因此1千米大约要用6分钟。拉乌尔还要快六分之一，与战马快步速度相当。
在这样的速度下，现代军人可以跑几个小时，雅典人怎么连9分钟都做不到呢？
但是，普鲁士体能训练条令为什么要禁止部队整装奔跑2分钟以上呢？
首先，拉乌尔少校取得的成绩是值得怀疑的。
他本人指出，如果部队日后能达到他承诺的行军和跑步速度，那对战事必将有不可度量的意义。常有人说战争是靠双腿赢得的，此语不无道理。现代步枪的发明不如45分钟内走完4.5英里（约7.2千米）而且能连续数小时、数日保持这个速度行军的士兵重要。如果拉乌尔的观念正确的话，那么当代所有的宏观战略思想就都要全盘改写了。那么，法军为什么没有采取拉乌尔的行军法呢？那可是百战百胜的不二法门。测试是在1890年进行的，而且据说有多位将军作见证。毕竟，发明者本人观察常常会有幻觉，人们不免会怀疑拉乌尔少校的成果中会不会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他的结果没有得到中立第三方的验证，而只有他本人和同僚的证词。
拉乌尔少校指挥的单位不是团，甚至不是连，而是一个只有34人的排，估计是从全团精选出来的。训练时长达3个月。
这样一支精英小队的成绩绝不能被视为大部队的标准水平。然而，这里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跑步，而是整个方阵要以秩序严整、战力不减的状态来到敌人阵前，因此，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不行的。团队的表现不取决于跑得最快的人，而取决于跑得最慢的人。如果大家跑得太快，哪怕只有几个人跑不动掉队了，队伍没有散掉，但是从士气角度来看，局势已经是极其凶险。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和平》（Peace）（1.78n.1171ff.）中生动描述了一位出征上阵，结果在附近的树丛中被揪了出来，连武器都丢掉的士兵，还有一位吹嘘自己的紫袍是上好的萨迪斯货（Sardis），其实是上阵时吓得尿了裤子染的，然后脚底抹油，当了逃兵的将军。每支军队中都有这样的胆小鬼，一旦有了喘不上气当借口，有几个人掉了队，他们的影响很快就会扩散到全军。就此而论，雅典人与其他民族并无区别。如果奥韦特以为他们的素质比现代士兵高，我们很容易就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马拉松会战中的雅典军队是一支民兵，是由20岁至45岁的男性市民组成，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操场上锻炼过。大部分人不住在城内，而在距离雅典一两日路程的地方，城外的人基本完全不锻炼。终日忙于生计的人——比如阿提卡农夫、渔民、烧炭工、陶工、雕工——通常既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力气保持跑步能力，上了岁数就更不用想了。即便是在学校里上过体育课的上层青年，他们的体能训练强度也不可与现代士兵同日而语；后者要经历几年的严厉管教，生活完全由体能和军事训练构成，必须完全遵守作息规律，不会彻夜狂欢，也不能有丝毫懈怠。不过，即便有人非要觉得古希腊体育水平相当高，那对民兵整体的意义也不大，评判民兵水平不能把特殊培训考虑在内。
因此，通过对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进行真正的客观解读，我们只能得出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第56页）的结论。普鲁士颁布的《步兵训练条例》（Vorschriften über das Turnen der Infanterie）规定（第21页）：
单次跑步和步行训练的时长不得超过下列标准：
不带装备：跑4分钟，走5分钟，跑4分钟。
带野战装备：跑2分钟，走5分钟，跑2分钟。
步频为每分钟165步至175步。
由此可得，带装备的情况下，一次连续跑步的最远距离是350步。中央军队体能训练学校校长曾亲口告诉我，他认为在携带野战装备且保持全部战斗力的情况下，士兵最多跑2分钟，也就是300步至350步。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希腊重装步兵的装备重量要比普鲁士步兵沉重得多（后者是58磅，前者是72磅）。而且，一支或可多达1万人的大军跑起来可比一支小部队难多了。
恺撒对法萨卢斯会战的记载正面证明（《内战记》3.92—3.93），哪怕是训练最精良的古代士兵也做不到更好。面对发起两倍距离冲锋——按照《内战记》（1.82）的说法，相当于600英尺至700英尺——的恺撒军，庞培命令部下坚守不动，等着敌人筋疲力尽。但是，恺撒的百战精兵注意到了对方的意图，于是中途歇息片刻，喘匀气息，然后继续进攻。参见斯托费上校（Colonel Stoffel）写的《尤利乌斯·恺撒传：内战篇》（Histoire de Jules Cesar, guerre civile）（11：339）。
3 著名战例[112]
（1）与波斯人的所有战斗一样，研究库纳克萨会战（battle of Cunaxa）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兵力数字挤水分。波斯帝国是大帝国，所以波斯军队一定是大军的观念已经成为古希腊人的思维定式，就连色诺芬这样一位头脑清醒的思想家和讲求实际的军人也只是人云亦云，好像被催眠了似的。库纳克萨会战时，阿塔薛西斯据说有四路大军，每路30万人，其中战场上有三路。就连居鲁士麾下的10万军队外加1.3万名希腊雇佣兵的记载都有人提出了合理的质疑，如L.霍伦德（L.Hollaender）在《1793年瑙姆堡宗座教堂预科学校年度报告附录》（Beilage zum Jahresbericht des Domgymanasiums zu Naumburg，1793）中所述。其实参战兵力应该不多。
此战中，提萨弗尼率领波斯骑兵冲击重装步兵方阵侧面的希腊轻盾兵。轻盾兵给波斯骑兵让开了一条通道，等他们冲过来时从两面射击。波斯骑兵不敢冒险杀入方阵，尽管他们现在可以从后方发起进攻，而且在原本位于侧翼的居鲁士统领的波斯人部队逃跑后，他们也可以从侧面出击。希腊人担心遭到袭击，于是想将原本右靠幼发拉底河的阵形变成背对河水，以此掩护侧后方。这就需要旋转90度，对于已经展开的长蛇阵而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清楚如此转动的逻辑性和可能性何在，而且他们似乎并未付诸行动。
波斯军回到原有阵地集合，希腊军——不管波斯军是否有意进攻——再次发起进攻，一举将其击退。波斯军估计并没有奋战到底，因为他们的步兵早已离开了战场。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波斯骑兵为何不攻击希腊侧翼。
与马拉松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相比，战况的重大变化一目了然。此时的希腊方阵由职业军官指挥的雇佣兵组成，比雅典公民组成的民兵要团结得多。公元前4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希腊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赋予了他们士气上的优势。相应地，希腊方阵进入战场时昂扬自信，波斯人则相形见绌。最后，方阵还得到了高素质远程部队的辅助。因此，希腊步兵现在有了与波斯军打野战的能力。
上述因素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退走。波斯军大概是有能力打败希腊军的，但他们可能不想蒙受太多损失，而且指望着希腊人会在卡尔杜齐山脉（Carduchian Mountains）中不战自溃。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希腊步兵优于波斯骑兵的结论。哪怕是50名上马作战的希腊人都不能吓退波斯人。前面已经提到过，色诺芬亲口说，阿格西莱与提萨弗尼意识到骑兵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他想在野战中与波斯人较量的话（《希腊史》3.4.15）。
玛丽·潘科里图斯博士（Dr.Marie Pancritius）在毕业论文《库纳克萨会战研究》（Studien über die Schlacht bei Kunaxa）（1906年于柏林大学通过，导师为亚历山大·东克尔，Alex.Dunker）中成功否定了近年来许多学界提出的关于色诺芬和万人远征军的错误观点，但她并未推动我们对战略态势和战术状况的进一步认识，因为她的起始假设是错误的。
（2）色诺芬记载了阿格西莱与波斯骑兵的一场战斗（《希腊史》3.4.23）。他想用步兵来辅助己方明显弱得多的骑兵。为此，他让10名最年轻的重装步兵打头阵，接着是轻盾兵，最后是方阵主力，目的是不仅让轻盾兵，甚至重步兵也能迎击敌军骑兵。因为许多年纪比较大的人速度太慢，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能坚持跑步更长时间的年轻人就被派到了前面。
（3）诚然，关于公元前394年的科林斯会战，我们有色诺芬的记载（《希腊史》4.2）和其他几份记述，但凭借它们不足以得出正确的认识。两边都加强了右翼，通过包抄将敌军左翼击败。接着，得胜的拉西第梦军右翼转向左侧，接连打败了从追击中返回的敌军各队。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必然要假定斯巴达军拥有卓越的纪律和秩序，取胜后没有松懈，而是完成了高难度的90度旋转（他们有6000人），一举奠定胜局。但是，许多细节仍然模糊。
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科林斯、维奥蒂亚、雅典联军有1550名骑兵，拉西第梦军只有600名；此外，联军的轻步兵也有很大数量优势。如果雅典军骑兵也多，轻步兵也多，试问拉西第梦重装步兵怎么可能包抄对方侧翼呢？柏拉图的《梅尼克齐努士》（Men-exenus）（转引自格罗特）中写道，雅典人据说将战败归咎于地形（“因为他们所处的地面不平”*）。这或许能解释骑兵不出手的原因，但他们为什么要在优势骑兵不能发挥作用的地形交战呢？
据色诺芬说，联军还有2.4万名重装步兵，斯巴达军只有1.35万名。后者起初取得局部胜利时是用6000人击败了3600名雅典人（6个部落），其余部队则被击败，只有一小支别军除外。于是，现在就是2.04万名得胜的联军对抗6000名得胜的拉西第梦军，联军据说被一支接一支地击败，最后全都败了。但这听起来不太可能发生，尤其是考虑联军还有骑兵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不知道骑兵之前的位置。另外，狄奥多罗斯（14.82.83）也记述了此战，说双方各有500名骑兵，但斯巴达军有2.3万名步兵，联军只有1.5万名步兵。因此，我们能得出的最好结论显然是战况的确切信息太少，不足以分析细节。
（4）科林斯会战几周后，战败方为堵截从亚洲前来的阿格西莱，不得不在克罗尼亚（Coronea）再次列阵。这一次的双方兵力甚至在色诺芬笔下也是大致相当。我们对骑兵和轻步兵的动向还是一无所知，而且又是双方的右翼都取得了胜利。但与前一次战斗不同，得胜的两翼现在面对面展开了激战，战斗力极其顽强。底比斯军最终迫使阿格西莱部退到一旁，从而打开了撤退的通道，但也蒙受了惨重损失。色诺芬说，此战是“当代未有之事。”*原因大概是后续交战异常激烈，因为正常情况下会有一方一触即溃。《阿格西莱传》（Agesilaus）中还描写了战后次日战场被鲜血浸染，敌我双方的尸体并排躺着，破碎的盾、折断的矛、只剩下刃的剑丢在地上，插在尸体上，或者握在死者的手中。
4 坎尼会战参战兵力与伤亡数字[113]
坎尼会战的罗马参战兵力通说为8.6万人，其中6000人为骑兵。1万人留在营中，所以就是7.6万名罗马人被包括1万名骑兵的5万名迦太基雇佣兵打败了。波利比乌斯、李维和阿庇安给出的数字大致相符。8万名步兵有8个各5000人的罗马军团和数目相当的同盟军。
直到最近，P.坎塔鲁皮（P.Cantalupi）在收录于贝洛赫出版的《古代史研究》（Studi di Storia Antica）第1辑中的《罗马军团与汉尼拔交战经历》（Le Legioni Romane nella Guerra d’Annibale）一文中，才对上述数字提出了质疑。
坎塔鲁皮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李维明确记载了另一则史料，即罗马在公元前216年并没有新建4个军团，而只是征召了1万名后备兵员。处理数字有一条通则，小的数字更可能为真。因此，尽管波利比乌斯说有7万名罗马人战死，但是坎塔鲁皮估计罗马军只有4.4万人。经过艰苦的比对，坎塔鲁皮得出的双方兵力是1.05万人对1.6万人。如果认可他的数字，这场会战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是，坎塔鲁皮给出的理由没有多少说服力。他相信，汉尼拔是凭借坎尼一战才令罗马人闻风丧胆的，这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坎塔鲁皮认为，罗马人之前一直没有动员超常的兵力。提契诺会战只是一场骑兵战，而在特雷比亚河会战中，罗马人成功撤军，并未蒙受惨重损失。在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中，执政官是不慎遭遇奇袭的。独裁官法比乌斯只有区区4个军团，罗马舆论要求他凭借这些兵力打一场会战。因此，时人普遍相信在领导得力的情况下，4个军团就足以匹敌汉尼拔。当新任执政官率领援军抵达时，他们在旧寨之外另立新寨，拨一个军团和2000名同盟军把守。由此可见，援军数目不会很多，因为除了这支分队，其余援军都在旧寨住下了。
与波利比乌斯的正面证词相比，这些论证的意义并不大。独裁官法比乌斯的战略证明，罗马人早在坎尼会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认为汉尼拔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了，而且如果说有一批反对派要求他出战的话，文献中也没说他们要求法比乌斯凭借4个军团出战。“主战派”很可能会要求独裁官先补充必要兵力，然后再战。此外，援军主要来自原有阵营这一点并非确凿无疑，罗马一方的阵营或许有所扩大，只是李维或他的信源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当然，李维给出了相差巨大的数字这一点仍然值得玩味，而且正如坎塔鲁皮指出的那样，幸存者中只提到4个军团的军士保民官。但考据结果总是表明，罗马兵力必定远远大于4.4万人。
为了让他的观点看起来可信，坎塔鲁皮还不得不大幅调低波利比乌斯记载的迦太基兵力。罗马不缺人力，不会在没有巨大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对汉尼拔发动决战，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白的。若非如此，坎尼战败根本不会令罗马惊骇；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执政官战前对部将讲话时特别指出，罗马人集结了两倍于对手的兵力。波利比乌斯给出的迦太基兵力（4万步兵加1万骑兵）源自公认的迦太基良史西勒努斯（Silenos），我们对会战全局的把握都归功于西勒努斯。西勒努斯有什么理由夸大迦太基兵力呢？如果我们必须假定罗马一方有8.6万人的记载也来源于他，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觉得，战况让通常极为谨慎的西勒努斯震撼不已，以至于同时夸大了两边的兵力。但阿庇安证明，8.6万人的数字源于他自己一方，也就是罗马人。接下来，我们还会细致考察迦太基军的构成，从而表明我们没有客观理由怀疑罗马军队的兵力数据。
如果汉尼拔军有5万人，那么罗马军就不可能只有4个军团。史书的正面记载——罗马出动了8个军团，且有盟友参战——当属无疑。当时，一个军团是5000人，于是罗马方的步兵就有8万人。但是，我们不能将此数与迦太基5万雇佣兵直接比较。每个军团有1400名轻步兵，他们在战斗中只发挥次要作用。汉尼拔的8000名巴利阿里雇佣兵（投石手）和轻盾兵无疑是训练有素、不折不扣的军人；2.24万名罗马轻步兵则完全缺乏作战技能，大部分在会战中毫无作用。波利比乌斯（3.72.2）明确记载，在特雷比亚河会战中，方阵正面有6000名小规模作战的轻步兵。塞普罗纽斯（Sempronius）执政官如今手握4个军团，加上盟军，扣掉战损，至少还有1万名轻步兵。于是，他将一部分兵力留在了营中。特雷比亚河会战中的重步兵方阵宽度大概是1000人左右。如果两翼各部署2000名轻步兵的话，那么正面还有2000人，也就是两排，轻步兵布阵不可能多于两排。坎尼会战中的方阵正面大概不会更宽——但取最大值的话，2000人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正面留给轻步兵的空间有2000人，最多4000人。两翼按分别有2000至3000人计算，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实际参战的罗马轻步兵在8000人上下，最多不超过1万人。方阵后方还有一批轻步兵执行抬担架或类似任务。余者留在营中。
据记载，留守部队共有1万人，包括常备的几千名重装步兵。重装步兵总数为16乘以3600人，也就是5.76万人。据此，我估计罗马参战部队有5.5万名重装步兵、8000名至9000名实战轻步兵、6000名骑兵，总计约7万人。
我们不清楚汉尼拔在5万人以外是否也有留守营地的部队，或者5万人是总数，实际参战兵力是扣除留守部队的。
我们估算兵力时没有计入罗马轻步兵，但伤亡数据里自然有他们一份。因此，8万步兵加6000骑兵的基数中肯定要带上他们。据波利比乌斯记载，罗马军一方有7万人被杀，3000步兵和370名骑兵逃脱，1万人被俘。1万名俘虏是留守部队，战斗中曾攻打迦太基军营，后来被围投降。但波利比乌斯语焉不详，通常很难正确解读。他的意思甚至可能是，留守部队以外还有1万人被迦太基军在战场上俘获，此说符合常理。要说罗马军大部已经阵亡，铺满战场之后，杀人都杀烦了的雇佣兵们依然不愿意绕过余者性命，以供奴役或索取赎金，这样的假设未免太不合理。
当然，这种解读方式与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数字不符。他写下的7万人被杀显然是从战前的8.6万人中减掉约1万名俘虏，再减掉几千名逃兵和溃兵得出的。
但7万人被杀之说并无依据，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人用幸存者编成了两个满编军团，而且史料中专门说是罗马人军团。此外，当时肯定还有数目相当的盟军逃脱。因此，7万这个数字没有真凭实据，而是草率的错误估算，因此毫无价值。
据李维记载，罗马一方损失了4.5万名步兵和2700名骑兵。尽管李维的权威程度总体上远不如波利比乌斯，但从各方面来看，他在此处记下的是真正可靠的官方数字。波利比乌斯声称罗马骑兵几乎全部阵亡，此说成立的可能性极小——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不是被包围，而是被打退了。再说了，敌人甚至都没有追得很远或很卖力，因为迦太基骑兵主力很快就掉头去对付罗马军团了。因此，即使是2700名骑兵被杀、1500名被俘的数字也是相当高了，这也为李维笔下的步兵伤亡数目增加了几分可信度。
按照李维的说法，约有1.4万名步兵逃出活命；3000人在战场上，2000人在坎尼村，1.3万人在营中被迦太基俘虏，另有1500名骑兵被俘。
加总上述数字，再考虑5000人编制的军团不可能满员，可得下表：
战前兵力：
因此，8.6万人中有2500人大概是失踪了。
5 “萨里沙”长度与队列间隔[114]
萨里沙长枪不仅见于马其顿，蛮族部落中也常见。色诺芬（《长征记》4.7.16）记载，沙利伯人（Chalybes）使用长达15埃尔的长矛，莫叙诺依科伊人（Mosynoeci）的矛又长又粗，一个人都搬不动（5.4.25）。埃托尼亚人也使用萨里沙长枪（李维，38.7）。之后日耳曼各部中同样会看到它的身影。最后还有瑞士兵和国土佣仆，后文会对国土佣仆对长枪的用法作更准确的观察。
我们不清楚“sarissa”这个词是一贯专指长枪，还是原为枪矛类兵器的泛称，与众多其他名目（dory、lonche、aichme、kontos、xyston、akontion、saunion、hyssos、palton）并列，就像德语中那样（Spiess、Speer、Lanze、Pike、Ger、Gleve、Pinne）。斯特拉波（10.1.12 XC448）说：“枪矛有两种用法，一为肉搏，一为投掷；戟（pike）也是如此。后者可用于近战，也可掷出伤敌，“萨里沙”和标枪同样如此。”*如果将这句话理解为“萨里沙”也可以投掷的话，那就不可能太长。
据狄奥多罗斯（16.3）记载，腓力二世国王创立了马其顿方阵。但他只说方阵以严密为特征，并未提到长枪，但方阵更加紧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枪的长度加大。假如腓力二世只是要求加密阵形，却依然使用希腊人的兵器，那我真是不明白他能占到什么便宜。希腊人常年以重装步兵攻伐，经验丰富，肯定早就得出了最佳的阵形密度。如果马其顿人将密度加大到单兵无力施展的地步，其意图必然是强调密集集团冲击或消极防御，这两者都需要使用比对手更长的枪。我们可以假定，12英尺（约3.65米）左右的枪仍然可以单手操用，或许14英尺（约4.27米）也可以，而且希腊人有时可能也会用这种长度的枪。克奈里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在《沙布雷传》（Chabrias）第1章中写道，这位雅典统帅“教士兵迎击敌军进攻时将盾牌绑在膝盖上，枪尖朝外”（obnixo genu scuto projecta hasta impetum excipere hostium docuit）。希腊重装步兵常用的枪肯定不会超过8英尺（约2.44米）长。
然而，我们不能肯定枪的实际长度，尤其是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期。阿里安从未明言“萨里沙”是长枪，而且记述克利图斯（Clitus）之死时对该词的用法不包含“长枪”的含义。他写道，一份记载说亚历山大夺过一名副官的矛（logchen）捅死了克利图斯[115]，另一份记载说是夺过了一名哨兵的“萨里沙”。事后，有人说亚历山大懊恼不已，竟要冲向抵在墙壁上的“萨里沙”。如果“萨里沙”是长枪，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行的，18英尺至21英尺（约5.49米至6.40米）长的长枪是很笨拙的兵器，需要很大空间才能施展，找准重心也需要很长时间，在高朋满座的宴会厅里是用不了的。
据阿里安（3.6.5）记载，亚历山大死前不久接纳蛮族参军时，他“优先发放马其顿人的矛，而不是蛮族人用的标枪。”*阿里安的信息来源没有用到“萨里沙”这个词，但在我看来，“马其顿人的矛”的用语表明各类枪矛的差别不大。
阿里安笔下似乎是用“萨里沙”一词来指代长枪的段落只有一处，那就是描述高加米拉会战中方阵突进时的场景（3.14）：“紧密的马其顿方阵开始前进了，“萨里沙”在他们手中抖动。”*但读到海达斯佩斯河一节时，阿里安又专门说方阵由持盾护卫组成（5.17.7），“他[亚历山大]向步兵发出闭合盾牌的信号，队形尽可能紧密，结成方阵发起进攻”*，于是，上一段似乎确证的结论又不成立了。波利比乌斯（4.64.6及之后几段）甚至对轻盾兵使用了“闭合盾牌”和“以盾封阵”的说法。*据克罗迈耶（Kromayer）在《古代野战》（Antike Schlachtfelder 2：321）中考证，珀尔修斯国王手下的轻盾兵装备的是“萨里沙”。
阿里安频繁提到（1.27.8；3.23.3；4.28.8）“轻装重步兵”（“装备较轻的重步兵”，“马其顿方阵中装备最轻的士兵”，“从方阵中选出装备最轻，但也最精良的士兵”）*，有时（2.4.3）又说重装重步兵（“凭借装备沉重的几排步兵”）*。说到底，方阵内部在其他武器装备方面的差别不会很大，他的意思大概主要是前排用的是顺手的短矛，其余人用的是笨重的长枪。
狄奥多罗斯的战记中找不到能确切推断出萨里沙方阵特征的信息。在描述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时（16.88），他写到了装备“萨里沙”的马其顿人是如何击倒了战象之间的印度步兵。我们通过阿里安（参见前文对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的分析）知道当时马其顿一方只有轻盾兵，没有步从，于是可直接得出结论：持盾护卫所用的枪矛也叫“萨里沙”。
狄奥多罗斯（17.100）为我们描述了雅典人迪奥科西波斯（Dio-xippos）与马其顿人克拉格斯（Korragos）之间的一场单挑。迪奥科西波斯效仿赫拉克勒斯，只拿了一根棍子。克拉格斯先朝他扔去一支矛；迪奥科西波斯侧身避开：“接着，前者拿平马其顿人的‘萨里沙’，冲了过去，但等他靠近时，他的对手用棍子击碎了‘萨里沙’。”*此处的“萨里沙”无疑应理解为长枪。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哲学家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写的植物学手册中有一处注释（3.12.2）：“茱萸树雄株最高可达12埃尔，相当于最长的‘萨里沙’。”提奥弗拉斯托死于公元前287年，他提到的历史事件最晚发生于公元前307年和前306年。因此，该书写于公元前306年至前287年，属于继业者时代。如果当时最长的“萨里沙”有18英尺（约5.49米）长，那么亚历山大和腓力二世时代的“萨里沙”应该就不会更长。但是，即便到了提奥弗拉斯托的时代，文献中依然找不到方阵步兵使用18英尺（约5.49米）长枪的记载。或许，这位哲学家提到“最长的‘萨里沙’”时脑子里想的不是野战兵器，而是守城器械或者海战用具，这也是有可能的。我向植物学家求证过，当地的茱萸树（表面有节的齐根海恩手杖就是茱萸木材质）确实最高能长到18英尺（约5.49米）。因此，提奥弗拉斯托向我们证明：就连紧随亚历山大其后的继承者的方阵里也没有波利比乌斯笔下21英尺（约6.4米）长的长枪。
普鲁塔克《菲洛皮门传》（Philopoemen）第9章中介绍亚该亚人对“萨里沙”用法的段落不可用。按照他的说法，亚该亚人好像在菲洛皮门[116]之前根本没有真正的重装步兵似的。
克里昂米尼（Cleomenes）[117]据说曾在拉西第梦推行“萨里沙”（出自普鲁塔克《克里昂米尼传》第11章和第23章）。文中没说他们看中了“萨里沙”的什么优点，毕竟，拉西第梦人很难组成波利比乌斯笔下的那种方阵。在塞琉西亚会战中，恰恰是马其顿凭借其方阵和装备击败了克里昂米尼（第28章）。
波利比乌斯对马其顿方阵的详细描述（18.28—18.32）造成了很多疑难：一是因为他给出的“萨里沙”长度——按规定是16埃尔，实际中是14埃尔——从实践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二是因为波利比乌斯既说罗马和马其顿军阵的每列宽度均为3英尺（约0.91米），又说一名军团士兵占据的宽度是一名方阵士兵的两倍。鲁道夫·施耐德（Rudolf Schneider）发表于《文献学周刊》第20期（1886年5月15日）的一篇大体观点正确的文章，以及埃德蒙·拉默特博士（Dr.Edmund Lammert）发表于《莱比锡皇家预科学校学报》1889年刊（Programm des Königlichen Gymnasiums zu Leipzig 1889）的《波利比乌斯与罗马战术》（Polybius und die Römische Taktik）一文给出了答案。
就列宽而言，波利比乌斯的两个说法中显然有一个必须抛弃。传统看法是一名方阵士兵占地3英尺（约0.91米），而军团士兵需要用剑，每人宽度为6英尺（约1.83米）。就连斯托费撰写的恺撒传中都采用了此说。但通过客观观察和全面史料考据，施耐德和拉默特清楚地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早年反对过每人只占1.5英尺（约0.46米）的观点，因为一个人的宽度就有1.5英尺（约0.46米）左右，连拿枪的空间都没有。但经验告诉我，我的反对意见并不成立。承蒙柏林多家体育研究会支持，我得以利用其资源进行了一次“萨里沙”演练活动。我们首先在申霍尔茨（Schönholz）的大操场上摆出了一个方阵，每人手持一根长约20英尺（约6.1米）的长棍，然后试图确定在能够行军的前提下，阵形最多能紧密到什么程度。实验结果是，在长棍放平的情况下，每人占据宽度不到2英尺（约0.61米）的情况下仍然能轻松行进。长棍确实很难握持，但它们是由水分还很大、韧性相当强的云杉木制成的。当然，方阵士兵间隔为1.5英尺（约0.46米）的说法不必严格当真，尤其是野战条件下。不过，如果士兵训练有素，长枪由晾干的木头制成，那么在1.5英尺（约0.46米）的间隔下列阵行进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又按照拉默特的提议，不给前排的人配最长的枪，而是配短枪，枪的长度逐排递增。实验效果好得出奇。第六排的枪尖都能透到第一排，全队行动灵便，甚至可以跑步走。
这次实验还彻底打消了佐尔陶（《赫尔墨斯》20：362）针对拉默特发表于《德国文学》杂志（Deutsche Literarische Zeitschrift）1890年第37卷的文章提出的驳难。佐尔陶这样解读波利比乌斯的话：罗马军阵一开始的每列宽度为3英尺（约0.91米），但支队间的距离会在行进过程中拉大，然后在发起进攻的前夕散开队形，让每人占据5英尺（约1.52米）至6英尺（约1.83米）的宽度，从而填补支队间的空隙。按照佐尔陶的说法，波利比乌斯又一次提到3英尺（约0.91米）时没有把士兵本人算上（“散开行进”）*。如果我们掌握的证据只有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只看这段话本身，他的解释或许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只要好好看看这种阵形，认真考察一番，便会发现它绝无现实可行性。列宽3英尺（约0.91米）的阵形已经相当松散，不能视为密集阵形了；列宽6英尺（约1.83米）更是完全谈不上凝聚力，为了预备进攻而行进间散开的做法更是纸上谈兵。因此，拉默特通过精心考察所有相关段落得出的解读方式还是可以认可的。此外，利尔斯在《古代军事组织》（Kriegswesen der Laten）第45页合理地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71）中的描述让我们对希腊重装步兵的密集阵形产生了混淆。
顺便说一句，拉默特认为波利比乌斯记述中的矛盾不是作者的错，我们看到的那段话出自他人之手。细节详见原文。
为了回应吕斯托和克希利的反对意见，即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不能握持，因为重心太过靠前，拉默特提出了枪尾有金属配重的假说，我一开始也觉得有道理。然而，通过与最接近“萨里沙”的武器、瑞士人和国土佣仆使用的长枪——其实就是一回事——做比较，我改变了看法。德明（Demmin）在《武器发展史》（Die Kriegswaff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第3版第779页提出，这种长枪长达7米至8米，“所以比5米至6米长的马其顿“萨里沙”长了2米至3米”。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错的。我们知道，“萨里沙”可长达24英尺（约7.32米），超过了7米，但德意志地区似乎并没有这么长的枪。文德林·博海姆（Wendelin Boheim）在《兵器手册》（Handbuch der Waffenkunde）一书的第319页写道，德意志长枪的“平均长度”为4.5米，最长可达5米。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博海姆把它们说得太短了。
这些古老的德意志长枪如今非常罕见，柏林兵器博物馆（Berliner Zeughaus）之前连一把都没有。不过，冯·乌毕申馆长（Director von Ubisch）在我的要求下获取了一件。此外，我还垂询了馆藏长枪数量最多的两家博物馆，位于萨尔茨堡的卡洛琳-奥古斯特博物馆（Carolino-Augusteum Museum）和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博物馆，均得到了管理人员的热情回应。最后，本校植物学系同事、无薪讲师赖因哈特博士（Privatdozent Dr.Reinhardt）为我对木材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协助。
柏林兵器博物馆的长枪长17英尺（约5.15米）；卡洛琳-奥古斯特博物馆共有31件长枪，最长的一件略长于17英尺（约5.15米）；瑞士国家博物馆共有18件，最长的4件略长于18英尺（约5.4米至5.44米）。尽管它们比波利比乌斯所说的实战“萨里沙”还是短了3英尺（约0.91米）左右，但已经相当接近，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了。
按照拉默特的计算，一根6.5米长（约14埃尔或21英尺），上部直径5厘米，下部直径3厘米，由晾干的白蜡木制成的“萨里沙”重量为5.6千克，另外还要加上铁制枪头的270克重量。步行握持的情况下，他估计配重应该有2.4千克。
我对松木、白蜡木、茱萸木做了同样的计算，结果与拉默特全都一样。白蜡木的比重是0.59，优质松木是0.63，茱萸木是0.81。因此，茱萸木是重得离谱的一种木材，但制造超长枪时也不会考虑用它。松木质地受土质影响很大，上等品种比白蜡木还要轻。不难推想，与瑞士一样，土壤贫瘠干燥的希腊也出产特别适合造枪的木材。不管马其顿人当年用白蜡木还是松木，区别都不会很大。再看木材强度，柏林的那支枪上下基本一样粗，平均直径为3.5厘米。萨尔茨堡和苏黎世的藏品都是中部强度最大。萨尔茨堡的长枪中部周长为13厘米，末端为8.5厘米，枪头处为7.5厘米，因此，中点直径略多于4厘米。苏黎世藏品里面强度最大的一把是中部直径4厘米，顶端3.1厘米，末端3.2厘米。博海姆（第312页）给出的直径是4.5厘米。因此，平均来看与拉默特的设想相符。然而，这些德意志地区的长枪全都没有配重，连末端的套筒都没有。只有瑞士国家博物馆的几支17世纪的短矛有配重。
因此，如果德意志人能握持无配重长枪的话，马其顿人应该也可以。前文提到的申霍尔茨实验也支持这一论点。
另外，这次实验给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行军途中扛着长枪太别扭了，比平拿冲锋还麻烦。
6 罗马兵役[118]
对于罗马兵役的发展过程，我与当前主流观点有几点重要分歧。我认为当罗马最初还是一个小国时就实行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普遍兵役制，而主流观点认为兵役是逐步扩大的，直到布匿战争时期才达到普遍兵役制。按照主流观点，最初财产不满1.25万阿斯（或1.1万阿斯）者均无须服役，后来下调到4000阿斯乃至更低，最穷的人要到船上服役。而在我看来，既然普遍兵役早已实行，那么上船服役就不是从无到有，专门为穷人创设的项目，反而是为富人免除了原有的义务。凡是财产达到4000阿斯都只需参加陆军，无须上船服役。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下层民众无须参加陆军。罗马在坎尼会战后甚至编成了两个奴隶军团，这就是明证。假如罗马还有一大批可供征召的公民，自然就不必采取如此极端的权宜措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肯定宁愿将武器发给公民，而让奴隶去划桨。这种看法很贴合波利比乌斯的记述（4.17.1—4.17.3）。他说，46岁以下的所有人都有从军义务，“除了财产不足400德拉克马者；这些人都要上船服役”*。在波利比乌斯写下这些话的2世纪，罗马只需要一部分应服兵役者参军，通常是很小一部分。对陆军而言，大部分情况下志愿兵应该就够了。富人无须服役，或者能争取到优惠条件。对水手和划桨手这样不受欢迎的岗位，征兵只得更加严苛。因此，入选者以无产者为主。波利比乌斯给出的400德拉克马（合4000阿斯）估计不是法定界线，而是行政措施，是根据情况调整的元老院命令。于是，尽管波利比乌斯说界线是4000阿斯，但格利乌斯（Gellius）把无产者（1500阿斯）和赤贫者（capite censi，字面意思是按人头算的人，引申为只有身体，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也算了进去。底层公民（aerarius）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也要服兵役——蒙森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罗马公法》3：252）——李维的几处记载（24.18；27.11；29.37）也给出了直接的证明。这些记载完全可信，没有留下任何疑点。如果底层公民身份与法定免役权挂钩的话，作者们的意思完全不可能是人们一边被打成底层公民，一边被送上战场，也不可能是监察官威胁要将全体公民划为底层公民。
主流观点与我的看法有一点相近之处，它承认在紧急和例外情况下，当局会无视阶层和人口调查数据征兵。用蒙森的话说，马略改革的要义就是将非常手段变成了常规措施。在我看来，这种权宜手段是不可行的：（1）因为我相信自己已经证明，哪怕是在早期，罗马也不存在基于“阶层”的兵役界线；（2）因为无论如何，第二次布匿战争从头到尾都在实行普遍兵役制，它已经成为法律观念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难以设想这种义务——或者权利，随你怎么称呼——会重新局限于上层公民。陆军的社会地位确实比较高，因为无产者主要上船服役，而且能否配齐装备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太穷的人是不能直接充任重装步兵的。但是，如果一名无产者首先以杂役身份参军，然后以受过训练、守纪律的老兵身份再次申请参军，我们自然不能认定他当不成重装步兵。
如果罗马确实存在普遍兵役制，那么它在整个2世纪的贯彻显然是非常松懈的。2世纪的罗马人口数从24.3704万增长到了33.7452万（公元前164—前163年），因此，每个同岁人群至少有1万至1.5万人。常年征召的陆军由4个军团组成，也就是1.8万至2万人。可以肯定的是，大量——很可能是大部分——参军者会坚持服役16年、20年乃至更久。有鉴于此，平常每年最多需要征召1000至2000人，换言之，并非所有应服兵役者都要入伍，实际征召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参加10场战役才能出任公职的规定早就沦为具文。然而，在这样一个尚武的国家，有意从政者肯定要有军队经历。除了钟爱军旅本身的人，无疑还有不少年轻人出于政治考虑，愿意在军中度过几个夏天。因此，罗马很容易找到既愿意从军，也有战斗力的充足兵员。当然，在西班牙与努米底亚人交手的那场无功之战中，据说军官和士卒都很难找到人，这进一步证明定期按额征兵已经不是常事了。
波利比乌斯（6.19）写道，全体应服兵役的罗马人每年都要到罗马城集合应征（“如果他们打算参军入伍，就会在全体适龄罗马人必须出席的年度集会当日公开宣告”）*，选人由部落各自进行，然后分配到各个军团。
他描述的是理想情况，实际过程肯定有所不同。应服兵役的罗马人总共有15万至20万人，不可能每年在同一天从意大利各地汇集到首都。
因此，我们必须这样设想：为了满足需求，各个部落要分别提供兵员。不会核查有哪些人没到，也不存在全体适役者出席的大会。凡是需要更多兵员且志愿兵不足时，当局才会真正执行征兵，从应服兵役者中择丁入伍。实际操作方式未知。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是先让所有应服兵役者聚集到罗马城，挑出最适合从军且可以放下其他事务的人，再从他们中间抽签决定人选，也不是直接征召最年轻的一批人。部落内部大概会先进行初筛，圈定合格人选，这样真正去罗马应征者的数目就比较可控了。
上述论点可以与主流观点相协调。但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到了2世纪，罗马军队的新兵来源是基本局限于中产阶级子弟，还是说它已经变成了一支事实上的职业军队，只是保留了一定的市民——农民色彩（海军会征召无产者入伍）。如果是前者，那么马略改革就是彻底改换了军队的基础，开创了前所未有之举；如果是后者，改革不过是为既成事实赋予了一套规范，市民——农民色彩并没有完全被扫除，甚至马略都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逐渐消亡。
我的观点是基于流传下来的人口和兵额数据，但它与一则史料不相吻合。这则史料是主流观点的有力基础，至今仍被视为真正理解罗马军制史的一块基石。它就是撒路斯特乌斯（《朱古达战争》第86章）对马略军事改革的记述：“他自行征募兵士，但不是像祖先那样按照阶层征募，而是允许任何人自愿参加军队，大部分是无产者。”（Milites scriber, non more majorum neque ex classibus, sed uti cujusque lubido erat, capite censos plerosque）。按照字面和自然的理解，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直到当时，征兵还是分阶层的——也就是古老的塞尔维乌斯财产分等法——无产者无须服役。人们早就认识到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波利比乌斯当然也知道，根本没提分等征兵的事情，只是说财产不满4000阿斯者要上船服役。有人提出一种解释，认为塞尔维乌斯最初规定的第五等资格已经从1.25万阿斯降低到4000阿斯，撒路斯特乌斯的意思不是按照5个不同的等级征兵，而是将“等内公民”算作一边，将无产者算作另一边。
我认为这是歪曲文意。撒路斯特乌斯确实相信自己说的话，也就是直到马略时代，按照塞尔维乌斯五等法征兵的制度仍有残余，但是，尽管按照塞尔维乌斯五等法征召的士兵数目可能很少，但按照公元前179年创立的分等法征召的士兵同样少。撒路斯特乌斯不过是和西塞罗一样生活在由论述古代罗马制度的“塞尔维乌斯国王评论”营造出的幻觉中，他思索古代制度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灭亡的，而他找不到别的答案，只能认为是马略干的；当然，马略时代确实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这种错误有可能出现在史学名家的作品之中，我马上就能举出几个显著的例子。
所有人都相信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19]或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是普鲁士军队发展史的行家。只要两人都认同的观点，后人就会认为质疑它是放肆之举。但是，两人都认为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时期就有普遍兵役制的思想了，尽管我们都知道，普鲁士直到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120]在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才实施普遍兵役制。西贝尔在《德意志帝国创立史》（Begründung des Detschen Reiches 1：32）中将1733年的分区征兵法令称作“通往普遍兵役制的第一步”。特赖奇克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1：75，另见153）中认为，早在弗雷德里克大王时期，“民族结构的支柱之一，普遍兵役制就开始隐约可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甚至能确定错误的来源。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在早期著作《克内泽贝克与舍恩》（Knesebeck und Schön）（第284页）中写道，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已经看到了普遍兵役制的观念，即便不是洞若观火，至少一半照亮”。这句评语在当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西贝尔和特赖奇克当然是相信只要复述一遍就够了，但因为表述的缘故，他们犯的错误要比原文严重得多。没有什么能比马克斯·莱曼本人的近著更让人们认清了这一点。他的《沙恩霍斯特传》（Scharnhorst）一书的基本观念是，普遍兵役制不仅不是旧普鲁士军制的延续，反而是整个旧普鲁士国家的对立面。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的目标是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平民身份和军人身份。在他眼中，普遍兵役制的含义与当时列国——法国、奥地利、俄国——既有的观念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统治者有权任意征召臣民当兵。但我们今天理解的普遍兵役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更是一套普鲁士——只有普鲁士一国——从1813年来推行的现实制度。
按照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我们必须说法国和奥地利在1870年之前就实行了普遍兵役制，这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但是，西贝尔和特赖奇克这样的大学者正是被这种可能产生的歧义蒙蔽——假如有人提醒他们，两人自然会马上意识到错误并大方承认。
希望读者原谅我冗长的说明，但上面的类比具有极大的方法论意义。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屡次陷入这样的境地：按照批判分析，我不得不驳斥古代作者对本国战绩兵制的明确记载，比如希罗多德所说的雅典军在马拉松会战中一路跑了8道的距离，比如李维对支队战斗的描述，比如修昔底德记录的雅典公民数目，现在又有撒路斯特乌斯对罗马征兵情况的记载。不管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多么坚固可靠，但我有时还是不免担心，高耸的塔楼能不能经得起所有驳论的风暴，于是，我会努力用坚不可摧、如磐石一般的事实建成扶壁，支撑我那如同哥特式大教堂的轻薄墙壁的理论。
李维（10.21）中的记载也表现出了后人对最初的分等级制度的认识：公元前295年高卢人入侵，令罗马人惊恐不已之际，当局在森提努姆会战（battle of Sentinum）前下令“征召所有等级从军”（omnis generis hominum dilectum haberi）。另外，奥罗修斯《反世俗的世界史》（4.1.3）中引用李维的话，说公元前280年皮洛士逼近罗马时，罗马编成了两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军团。据说，为了给国家生产后代，无产者一直住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