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恺撒历次征战的批判性分析
到目前为止，本书并未严格遵循时间或事件顺序，而是或者从制度入手，或者详细讨论某一次会战，以此对当时的战术形成可靠的认识，然后再从这个坚实的基础出发进一步研究战略问题。对恺撒而言，我们无须如此行文。恺撒将道的每一个要素都是我们所了解的，本书只需要说明：他究竟如何运用这些要素让古典时代战争艺术达到了巅峰，并因此必须被视为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
纵然恺撒本人的战记卓越透彻，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即缺乏恺撒对手方面的文献。即便是罗马内战，与恺撒及其支持者的大量记载相比，庞培和元老院一方留下的报告也明显稀少和模糊；而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争方面，我们更是只有胜者罗马人的报告。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刻都不能遗忘的。我们不能说过去的学者们都把它忘了，但他们也是无能为力，无望解决。关于恺撒历次征战的描述性文本可谓汗牛充栋，但在批判性分析方面尚未真正取得突破。这些学者缺少把握这位自述其史、笔力不逊战力的伟大统帅和通过自己对恺撒的理解直达事件根源的手段方法。所需的工具只能通过漫长的、相继的步骤逐渐创制：编制学、战术学、术语含义、地理学、地形学、确定军队兵力。今天，通过几代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军事学家的努力，通过现场考察、遗址发掘和方法比对等手段，这些先决条件已经大致完备，批判性学者或可冒险直面这位巨人，通过直视他的双眼，迫使他揭露真实的自己。
2 赫尔维蒂战役
我们假定读者熟悉《恺撒战记》中对赫尔维蒂（Helvetian）战役的描述，接下来会直接检验其中的疑点、空缺、矛盾和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根据恺撒的记载，赫尔维蒂人[97]决定带上妇孺、包裹和行李，举族迁移，志在赢取整个高卢（1.30.3），对他们来说，故土实在太小了。
对于赫尔维蒂人所居区域的大小，我们可以直接认为是恺撒估计有误，不去管它。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如何将恺撒所说的迁移动机和赫尔维蒂人的迁移方式协调起来？如果赫尔维蒂人确实想要征服其他高卢人，他们并不需要带着家人、牲畜和财物迁移，这样做必然会大大牵制他们的军事行动。
赫尔维蒂人看好的新家是塞农人（Santones）的地盘，即拉罗谢尔（La Rochelle）和加龙河口之间的大西洋沿岸。这片区域并不特别适合作为征服高卢的基地。如果赫尔维蒂人是因为故地人口过剩而另觅新居，他们也并不需要举族迁移，白白让出原先占据的优良土地。假如赫尔维蒂人确实有计划移居海滨，驱逐或消灭原住民，另起炉灶，而不是从故土出发，将势力拓展到邻近地区，那么，这个意图不仅本身很难实现，更无法与统治其他高卢部族的计划同时结合起来。另外，高卢已经有一位统治者了——本书至此尚未提及，但很快恺撒就会亲自告诉我们——即日耳曼首领阿里奥维斯塔（Ariovistus）。此人之前便征服高卢人，强迫他们送人质、纳贡赋。有鉴于此，赫尔维蒂的双重计划就更加不可能了。诚然，我们不是很清楚阿里奥维斯塔的实际统治范围有多大，因为在有些地方，他好像只征服了埃杜伊人（Aedui）、塞夸尼人（Sequani）[98]及其附庸，而在别的地方，几乎整个高卢都派遣使节，请求恺撒帮他们对付阿里奥维斯塔（第30章）。但是，无论情形可能是怎样，赫尔维蒂人的任何高卢征服计划都要首先把阿里奥维斯塔考虑在内，而且必然会与其发生碰撞。恺撒对此不置一词。在他对赫尔维蒂战争的记述里，阿里奥维斯塔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赫尔维蒂人为其大规模征服战争所做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与邻邦达成和睦。我们的问题是：哪些邻邦？西边是赫尔维蒂人要征服的，北边是阿里奥维斯塔，东边的情况没有讲，南边是罗马人。
恺撒接着写道，赫尔维蒂人离开故土只有两条路：一是沿着罗讷河北岸，穿过塞夸尼部领地；二是沿着罗讷河南岸，取道日内瓦，穿过罗马行省。此处应加上一个条件：“如果他们要去塞农部领地的话。”不然，如果他们想要征服高卢，穿越汝拉山脉（Jura）有不少山路可以走，山北也有不少路。
根据恺撒的记载，赫尔维蒂人提前谋划了两年之久，该计划肯定已经众所周知。尽管如此，罗马人似乎不仅对赫尔维蒂人意图迁移一无所知，而且都不担心他们要从罗马行省过境。恺撒抵达这片危险的边境地区时，当地只有一个军团驻守。他只得一面以计谋拖延时间，一面迅速在日内瓦和勒克鲁斯要塞（Fort l’Ecluse，此地有多处罗讷河渡口）之间布置了一条长约18英里（约29千米）的防线，安排所部一个军团和从当地居民征召的地方保卫队驻守。
据报告，赫尔维蒂人多次试图突破这道防线，均告失败。
对这一主张，我们必须报以最强烈的怀疑。赫尔维蒂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他们的军队即使没有9.2万人——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一点——规模肯定也相当大。恺撒之前征召的地方保卫队在军事上几乎不值得考虑。一个军团怎么可能守住18英里（约29千米）的防线？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现代化武器出现之前，如果敌方真想攻下来的话，数倍于己的敌人从三处同时进攻匆忙构筑的18英里（约29千米）野战工事，在任何条件下总能将防线突破。恺撒说，在战胜赫尔维蒂人之后，他在敌军营帐中发现了各部落人口列表，总数为36.8万人。由于能够大致估算出赫尔维蒂各部落占据的区域面积（1.8万平方千米），1我们可得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人。贝洛赫正确地宣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恺撒还给了我们一个数据：他将赫尔维蒂人押回时做了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是11万人。那么根据恺撒本人的说法，赫尔维蒂人迁移和交战期间的损失不会很大，贝洛赫遂以11万人为起点，加上4万人损失数目，得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7.5人。
如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恺撒确实进行了人口普查，而且所有赫尔维蒂人都离开了故土，那么这一结论不会受到有分量的反驳。就此而论，由于4万人的损失数目似乎还是非常高的，有人甚至可以得出比贝洛赫更低的结果。但是，有鉴于基本数据的不确定性（之后还有机会谈到），此处先讨论到这里。我们只能也必须更明确地断定这个问题的反面，即赫尔维蒂人起初的总数绝不可能接近36.8万人。我们也拥有断定其所需的手段。
恺撒声称，赫尔维蒂人出发时的总人数是36.8万，随行携带3个月的给养。根据拿破仑三世要求进行的研究，仅面粉一项估计就需要6000辆大车，每辆车有4匹驮兽；假设每人有15千克行李，那就需要2500辆大车。一条道路上有8500辆大车，每辆15米，总长度就是77英里或78英里（约124千米或126千米）。2上述数字基于的假设是，每匹驮兽能负担500千克的重量。不过我最近才确信，古典时期的驮兽负重只有500千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此，大车车队的估计长度就不是77英里或78英里（约124千米或126千米），而是180英里（约290千米）左右。按照我们对当时高卢道路状况的设想，几辆大车并排走的时候肯定很少。假如遇到只能有一辆车通行的狭窄路段，整个车队都必然会被拖住。即便有可能分散从野地里走，行进过程当然也是毫无纪律的，分批上路经常会导致堵塞和大段间隙，主要是用牛车。当然，按照这样的移动方式，至少要40分钟到55分钟才能走完1英里（约1.6千米）。即使是盛夏时节，凌晨3点即可启程，车队末尾晚上9点抵达营地就行，而且里程以414英里（约666千米）为限，那么最多也只有2500辆大车可以走完。如果每天的可用时间为15个小时（凌晨3点到晚上6点，最后一批大车于晚上6点出发），那么每3个小时的区间内就要有500辆车出发。即便我们估计1英里（约1.6千米）只需要25分钟多一点就能走完，每个小时仍然只能有250辆车出发。这样算下来，4000辆大车即便每天行进16个小时（凌晨3点到晚上7点），也不过只能向前4.5英里（约7.2千米）而已。3但是车队里不止有大车——令人惊讶的是，拿破仑三世竟然没有提到这一点——还有全部落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驮兽以外还有兽群、幼崽和小型禽畜。
根据恺撒的记载，提吉林尼人在索恩河（Sâone）与赫尔维蒂人分开，于是后者的车队少了一些，4从渡口[位于里昂以北9英里到18英里（约14千米到29千米）处，特鲁瓦或蒙美尔附近]抵达布克拉特（Bibracte，位于欧坦附近）[99]，总共用了15天，直线距离为63英里到72英里（约101千米到116千米），这就意味着每日行进速度为5英里到7英里（约8千米到11千米）。这段路程只有开头是宽阔的索恩河谷，之后就要穿过马贡（Maconnais）和夏洛莱（Charolais）山区，车队肯定经常要单列行进。即便有些装补给品的车已经空了，赫尔维蒂人无疑也不会将其抛弃。大车是珍贵的财产，收集战利品和补充给养都用得着。由于车队是在敌境内移动，他们不可能——举个例子——让女人和孩子往前赶一天的路程以便分开行进。恺撒的叙述表明赫尔维蒂人一直是整体行进的，没有分开过，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赫尔维蒂人出发时的总人数不可能有36.8万。即便只有这个数目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人畜随行的车队还是太长了，不可能在一条道路上单列行进。于是，恺撒给出的数字就不能打折扣后使用，而只能完全抛弃它，就像希罗多德给出的薛西斯兵力一样。
趁着恺撒还在从北意大利调集包括两个新编军团在内的5个军团时，赫尔维蒂人穿越汝拉山脉，来到索恩河畔，在里昂上游渡过索恩河。等到恺撒击溃正在渡河的殿后队伍时，其余人已经沿河北上了。
恺撒没有讲赫尔维蒂人走这个方向的原因。毕竟，恺撒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前往塞农部领地，也就是应该向西走。多名学者以各种方式填补这一空缺。蒙森、戈勒（Göler）、拿破仑三世相信，恺撒将赫尔维蒂人驱离了原定路线。拿破仑三世还补充道，取道罗阿讷（Roanne）直趋塞农人地盘的路线上有几乎不可逾越的山区。他指出，即便是在19世纪，里昂至拉罗谢尔的邮递路线仍然要绕道欧坦和讷维尔（Nevers）。
但是，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按照公认的假定，当恺撒率领3个军团在特鲁瓦自由城（Trévoux-Villefranche）一带攻击正在渡过索恩河的赫尔维蒂人时，他所在的位置是里昂附近塞古西亚维人（Segusiavi）的地盘，位于罗讷河与索恩河的夹角内。恺撒之前把另外3个军团留在了后方。即使假定后方军团驻于索恩河右岸，他们都不可能截断赫尔维蒂人的去路，不管后者要向南进入罗马行省，还是向西进入山区。后方一共有3个军团，其中两个全是刚征召的新兵，在任何情况下，罗马人都不会派他们去跟赫尔维蒂人交战。赫尔维蒂人最多有希望攻击后方罗马军一部，就像前一天恺撒袭击了赫尔维蒂人一部那样。恺撒留在后方的3个军团很有可能根本不在河对岸，即使在河对岸，肯定也是躲在工事后面不敢出来。5赫尔维蒂人至少比恺撒领先一日路程，恺撒当时正忙着在索恩河上修桥。西边正对的山岭或许陡峭，但并非如拿破仑三世所言不可通行。
比亚尔（Bial）在《高卢古路》（Chemins de la Gaule，第289页及之后数页）中提出，塞文山脉（Cévennes）可能有多条翻山路径。梅西亚（Maissiat）在《恺撒在高卢》（Jules Cesar en Gaule 1：349）一书中指出，穿过在特鲁瓦自由城附近汇入索恩河的阿泽尔格河（Azergues）河谷很容易翻越塞文山脉；接下来进入卢瓦尔（Loire）河[100]谷更是不仅有一道河谷，而是有三条支流河谷可供选择，分别经过绍夫埃伊（Chauffaille）、塔拉尔（Tarare）和圣富瓦（Sainte-Foy）。这条路线有两个好处，不仅可以从卢瓦尔河和阿列（Allier）河的源头附近渡河，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遭到罗马人攻击。一旦赫尔维蒂人进山，只要一小股殿后部队就能拖住罗马人。但是，他们没有走这条路，而是沿着行动更方便的索恩河谷前进，恺撒在这里可以轻易追上行动迟缓的车队。赫尔维蒂人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抵达山区，而且很快就又要渡过多条宽阔的大河。
即使假定赫尔维蒂人没有迅速做出撤退的决定，给恺撒留下了充足的时间从索恩河下游渡河，堵住通往阿泽尔格河谷的入口，我们依然无法解释赫尔维蒂人为什么没有直接从夏洛莱山区进入卢瓦尔河谷，然后试图在布列农（Briennon）或迪关（Digoin）附近渡河。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恺撒本人本来就预计赫尔维蒂人必然会沿河行进，因为文献里之后写道，他走水路运输补给，而且没有准备大车。
从以上情节判断，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质疑：赫尔维蒂人未必真的想要去塞农部领地。
恺撒杜绝了赫尔维蒂人取道罗马行省的可能性，而埃杜伊人首领杜诺列克斯（Dumnorix）则让他们平静穿过塞夸尼部领地成为可能。从塞夸尼地区出发，他们又进入了埃杜伊地区。由于上述情况，我们必然会假定赫尔维蒂人与埃杜伊人是友好关系。但是，两者似乎是敌对的，赫尔维蒂人破坏了埃杜伊人的土地，于是后者向罗马求援对付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肯定还发生了某些恺撒没有叙述的背景事件。
接下来，恺撒告诉我们，赫尔维蒂人一部在索恩河被击败后便提出求和，说愿意移居恺撒指定的任何地区。恺撒要求人质遭到拒绝，于是谈判破裂。但是我们怎么能以为恺撒完全没有答复最主要的问题呢？毕竟他很可能对赫尔维蒂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既然已经承诺，我让你们去哪里你们就会去哪里，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回归故土。”事实上，文献里并没有这句话，于是整场谈判及其语境就很令人怀疑了。
恺撒没有具体说明赫尔维蒂人接下来去往何处。我们借以得出结论的依据，一是恺撒的一段话，说他不能通过索恩河获得给养，因为他紧追不舍的赫尔维蒂人离开了索恩河；二是会战最终于布克拉特附近的勃弗来山[Mont Beuvray，欧坦（Autun）以西20千米处]爆发这一事实。恺撒一度试图实施迂回战术，从两翼攻击赫尔维蒂人。由于偶然因素这次行动失败了，于是他转向布克拉特行进。恺撒自述此举为迫不得已，因为埃杜伊人请援对付赫尔维蒂人时许诺提供的给养并未抵达。但是，此次转向却成了会战的导火索，因为赫尔维蒂人或者将其理解为恺撒心怯，或者希望切断罗马军的补给线，所以主动向恺撒出击。
一方面，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赫尔维蒂人竟然认为罗马人转进布克拉特的动因纯粹是怯战吗？同样是这些人，不久前还提出愿意接受恺撒划定新家园的所在地，而且为了躲避恺撒，整整走了15天，现在情况刚有转变，他们怎么就突然胆子大了起来，敢于直面恺撒，向其发动攻击呢？另一方面，我们要怎样理解他们的另一个动因，即切断罗马补给线呢？假如赫尔维蒂人想要切断恺撒与之前补给线和基地之间的联系，那么无须出击，也无须会战就能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是想截断恺撒去往布克拉特的道路吗？这样的话，切断补给和发起会战两者就是互斥的：如果赫尔维蒂人战胜罗马人，后者就用不着补给了；如果打败了，那么他们就不能切断罗马人和任何地方的联系。赫尔维蒂人为什么要接着往前走呢？如果他们想要去塞农部领地，那么我们只能假定他们之前是向西北方向走，离卢瓦尔河谷很近了，如今罗马人转向东面，他们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继续前行了。如果他们想要报索恩河战败的仇，为何要等到最后关头？他们为什么不沿途选择适当的防御地点，以逸待劳呢？
其他罗马人著述中有关赫尔维蒂战役的只言片语并没有让情况更加明晰。假如我们只能依赖一份显然多处有意隐瞒真相的著作，或许永远没有希望得到这些事件的正确图景。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单纯抛弃《恺撒战记》，又无他者替代，从而将研究的脚步停下。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不能简单地接受和复述恺撒的说法。拿破仑一世有言，赫尔维蒂战役根本无法可解，6即使是最信任恺撒的历史学家，依然感到有必要在若干要点处加以补充和修正。蒙森给赫尔维蒂人迁徙加了一个理由，即恐惧阿里奥维斯塔，而这一点大概与征服高卢的欲望并不相容。此外，恺撒还说过正好相反的话，好像阿里奥维斯塔不存在一样：赫尔维蒂故地山川环抱，其人不侵攻邻国就深感不便。蒙森对索恩河和谈更是只字不提。拿破仑三世则认为，迁徙和意图收复高卢两件事不是同时产生的计划，而是先后发生的，而且他忽略了赫尔维蒂人在和谈中要求恺撒分给他们一片土地的情况。最后，与蒙森一样，T.莱斯·霍尔姆斯（T.Rice Holmes）相信赫尔维蒂人是在日耳曼部落的压力下决定另觅家园。他还将征服高卢的计划说成仅仅是赫尔维蒂首领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计谋。这种观点与恺撒的说法背道而驰，但是这些修正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依然欠缺一个解释：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赫尔维蒂人想要对阿里奥维斯塔取何种姿态？另外，以区区一个军团和地方保卫队就试图守住匆忙构筑的18英里（约29千米）野战工事，这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情状。赫尔维蒂人从索恩河渡口北进，之后突然掉头发动会战的动机也是付之阙如。为了得到一幅即便不可确证至少胜在不无可能的、可以理解的图景，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谬误，填补空缺。
纲要如下：
阿里奥维斯塔统治着高卢中部。7高卢人不情愿地忍受着身上的枷锁，缴纳年贡。一名埃杜伊首领狄维提亚库斯（Divitiacus）早已秘密倒向罗马，向其请求援助。这是恺撒告诉我们的，当然不是在第一部战记中，而是在之后的一本里（6.12）。罗马人并无回应，恰恰相反，他们曾试图与阿里奥维斯塔交好。在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他们还曾将阿里奥维斯塔称为国王，并授予其“罗马盟友”的头衔。尽管如此，埃杜伊人仍没有放弃由外人解放自己的观念。以狄维提亚库斯的弟弟杜诺列克斯为首的一派则认为高卢人要自己解放自己。8高卢还有一支强大好战的部族没有屈服于阿里奥维斯塔：赫尔维蒂人。于是，双方结为同盟。揭竿而起，寄希望于赫尔维蒂派出援军是不可能的，因为与塞夸尼和其他高卢部族一样，埃杜伊的各大家族都有人质在阿里奥维斯塔手里。于是，他们定了一条计策。赫尔维蒂首领奥尔及托列克斯向部众提出要迁居。他可能提到了人口过剩，或许还指出如果赫尔维蒂人留在老家，不久便要步其他高卢部族的后尘，屈服于日耳曼人的统治。以移居海滨前往塞农人地盘为借口，9赫尔维蒂大军会在阿里奥维斯塔起疑心之前，来到埃杜伊地区。接着，在赫尔维蒂人的支持下，高卢派便有希望克服一切疑虑，掀起一场反对日耳曼人的大起义。与之后的农民军一样，妇孺自然也要随行，为了增强欺敌的效果，赫尔维蒂队伍中的妇孺数量可能仍然比通常情况多一些。连奥尔及托列克斯暴死也没有让他们停下脚步。
通过狄维提亚库斯和埃杜伊内部的罗马派，恺撒对此洞若观火。恺撒绝不希望这条计策实施，因为他的计划是高卢人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要在罗马的帮助下摆脱日耳曼人的枷锁，然后换上罗马人的枷锁。仅凭赫尔维蒂人询问能否借道罗马行省这一条，便足以让恺撒加强兵力，向边境移动了。赫尔维蒂人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只是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他们要前往塞农部的假象。为了执行原定计划，在恺撒拒绝借道之后，他们刚刚渡过索恩河，却依然选择了尽可能靠南的路线，以便前往真正的目标，即埃杜伊部。以犯境为借口，恺撒攻击了正在渡河的赫尔维蒂殿后部队。与此同时，埃杜伊部罗马派——估计得到了罗马的财政支援——占据上风，说服部众向恺撒请求援助以抵抗侵略，而不是欢迎赫尔维蒂人来解放自己。现在，赫尔维蒂人处境极其尴尬，便遣使恺撒，请他给他们分配一块土地，其实就是回归故土。正如恺撒的解说，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就是因为人质问题。但是恺撒在这个条件上绝不松口，倒不是因为赫尔维蒂人不能信任，其根源在于这是恺撒征服全高卢的起点。赫尔维蒂人不愿受辱，于是转向北方，想绕一个大圈，从上游渡过索恩河，然后返回故土。但是他们没有继续在罗马人可以追上队伍、从四面发起攻击、将其迅速了结的河谷中前行，而是尽快转移到山里，留下一支有力的殿后部队，在两道河谷之间拖住罗马人。恺撒尾随而至，还得到了埃杜伊骑兵的支援。尽管初次交战是在平原，但埃杜伊骑兵也没有完成任务，而是从赫尔维蒂人面前跑掉了。恺撒怀疑原因不只是地形不利，而且是有意拆台，因为这支部队是由杜诺列克斯指挥的。
尽管恺撒有能力每天攻击赫尔维蒂后军，使其交战不暇，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隔着一段距离尾随其后，保持最大的谨慎，注视着每一个能够重创敌军的机会。
终于，机会似乎到来了。拉比努斯（Labienus）指挥两个军团成功包抄了赫尔维蒂人，但是一次偶然的误报导致计划失误，拯救了敌军。接着，恺撒开始远离赫尔维蒂的队伍，径直向不远处的埃杜伊首府布克拉特而去。正如他本人所说，这是因为补给困难的不得已之举。我们或许还可以假定，对埃杜伊人的不信任也是促成此行的一个原因。若不能确保稳固的行动基地，这位罗马统帅是不能深入高卢境内的。但是，这次转向引发了决战。
当然，赫尔维蒂人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赶路，穿过友好的塞夸尼部领地，回到故乡。但是，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就要把布克拉特、埃杜伊人乃至整个高卢中部抛给罗马人。毫无疑问，最大的压力来自当初邀请赫尔维蒂人入境，而且估计一直与其保持秘密联系的埃杜伊部高卢派。高卢派肯定赫尔维蒂人的帮助，甚至可能提出让他们在交战期间倒戈的希望。尽管恺撒与赫尔维蒂人保持着紧密的距离，但并未发起进攻，因此赫尔维蒂首领可能希望恺撒最后会自行离去，不再管赫尔维蒂人。他们从相好的埃杜伊人那里得知恺撒的补给不日将尽，埃杜伊人也不会继续供养他。但是，恺撒转向布克拉特的行动将这些希望全部打碎了。无论如何，赫尔维蒂部原本就有一批人认为，同族兄弟在索恩河畔遭到阴险的罗马人袭击和屠戮，此仇不报便回归故土，实属可耻。这一派如今得势，于是赫尔维蒂人决定掉头攻击行军中的罗马人。
恺撒在战记里想要隐瞒的是赫尔维蒂人此行的目标：对抗阿里奥维斯塔。于是，整场战役的叙述里只字不提阿里奥维斯塔的名字。他还给赫尔维蒂人安上了君临高卢的野心，就好像高卢原本并无一位令人恐惧的日耳曼战士国王统治一样；还轻描淡写地说赫尔维蒂人要携家带口移居塞农部，这分明与统治高卢的野心矛盾。恺撒不得不搬出犯境的借口，不得不隐瞒埃杜伊部背盟之事，不得不对和谈语焉不详，没有给出赫尔维蒂人转向北进的任何合理动机，而且徒劳地寻找他们突然决定与罗马交战的动因。一切都只因为一点，他不想说出赫尔维蒂此次出兵的真正意图。但是，一旦把这个关节搞清楚，其余便迎刃而解。
我要再说一遍：我并未主张上面的论述就是准确的实情。我的主张只是：恺撒的叙述经不住批判性的考究，笔下之事绝无可能，而我希望给出另一种可以设想的、可能发生的叙述，这一叙述不仅与恺撒的叙述大相径庭，与蒙森、拿破仑三世、T.莱斯·霍尔姆斯的解读也是截然不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超越军事史本身，更深入地探讨真正的政治面向。然而，这是必要的，因为军事与政治在此处不可分离地勾连着，也因为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提醒史学工作者，运用《恺撒战记》为史料时必须多加小心。
布拉卡特会战
从一般性考虑出发，我们已经得出了必然的结论：恺撒说赫尔维蒂部有36.8万人启程迁居，是极大的夸张。考虑到此次行动的政治性质，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怀疑，赫尔维蒂人到底有没有全族出动，还把盟友都带上了？诚然，一部分妇孺肯定要随行，这是计划本身的要求。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赫尔维蒂人真的把家人和全部家当都带上，将茅屋和村庄付之一炬，毅然出发。当然，他们每日行进的路程并不是特别短，但也算不上长，10这似乎表明有部分辎重随行。根据会战的记载，辎重队规模不可能很大。恺撒原本跟在赫尔维蒂部身后两三英里扎营，后来不再尾随，而是转向布拉卡特。赫尔维蒂人从几名逃兵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于是改变方向发起会战，时间是将近第七时（相当于今天的12点到下午1点）。全部车辆都跟在赫尔维蒂人后面，组成车阵。因此，首先上路的是赫尔维蒂人，全部车辆跟在其后面，然后他们改变方向，开始追击恺撒。尽管如此，车队在当天上午肯定已经走了7英里到9英里（约11千米到14千米）。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战斗打响时，赫尔维蒂人已经把全部车辆都摆了出来，即便恺撒当然不会讲出来。具体人数无法估计，但能这样行动的队伍肯定不会超过中等规模。
恺撒有6个军团和包括4000名骑兵在内的土著辅助部队（第15章）。正常情况下，6个兵团是3.6万人，其中恺撒当时可用的兵力可能有3万，包括两个置于后排没有实际参加战斗的两个新兵军团。因此，加上土著辅助部队，11恺撒当时应该有3.6万到4万人，占有相当大的战场人数优势。
当恺撒注意到赫尔维蒂人接近时，他立即派出骑兵尽可能拖住对方，同时将4个老兵军团排成3列梯队，布阵于一处山坡，并命令两个新兵军团和全部辅助部队于战线后方设营驻守，辎重悉入营内。12
赫尔维蒂军向罗马人选择的极其有利的阵地发起攻击，但被罗马人击退。当罗马人乘胜追击时，其两翼遭到波伊人和图林格里人（Tulingeri）的攻击，原因可能是两部刚刚抵达战场，也有可能是赫尔维蒂人的诱敌之计，将罗马人从有地形掩护的初始阵地里引了出来。受到令人振奋的侧翼突击，正面的赫尔维蒂人再次向前推进。鉴于高卢士兵非同一般的勇气，若非梯队战术证明有能力抵挡正面和侧面的同时进攻，罗马人必将危如累卵。恺撒命令第三梯队转向抵抗两侧的波伊人和图林格里人，然后亲率部队发起攻势，“罗马人像轮子一样转向迎敌，分成两部发起攻击”（Romani conversa signa bipartite intulerunt）。高卢人慢慢不支，罗马人直到夜幕降临才攻破车阵。恺撒没有下令追击，而是在战场上停留三日，按他本人的说法，是为了治疗伤员，埋葬死者。赫尔维蒂向东方（具体说是东北）逃窜，进入林贡斯人（Lingones）的地盘，几天之后投降。
有意思的是，恺撒根本没有动用两个新兵军团，只用第三梯队就把波伊人和图林格里人都打退了。他特别强调，当罗马胜势已定时，赫尔维蒂人仍然奋勇抗争，最后是被迫向后退的，没有一人转身逃离。那么，他为什么不投入预备队呢？
解释很可能是：恺撒看到赫尔维蒂人突然迎面而来，便疑心埃杜伊人准备叛变，趁他与赫尔维蒂人拼杀时，突然从后方攻击罗马军。他之所以没有说，既是因为此事并未发生，也是因为他归根结底要尽可能模糊埃杜伊人和赫尔维蒂人的整体关系。他接下来只告诉我们误导部众的杜诺列克斯的事情。但是，按照我们的看法，杜诺列克斯一派的力量要强得多。这种认识还得到了一个事实的进一步加强：若非如此，恺撒把全部射手和整整三分之一的重装步兵置于后方的做法就无法解释了。
3 阿里奥维斯塔
在收服赫尔维蒂人之后，恺撒召见高卢各部首领的使节，众人请求他将高卢人从阿里奥维斯塔的统治中解救出来。恺撒遂发兵出征，在贝尔福特（Belfort）或上阿尔萨斯一带遭遇日耳曼军队。
地点不可能确知。阿里奥维斯塔没有直接进入决战，而是从罗马军营外绕行，距其两英里（约3.2千米）左右依山摆下车阵，方便派遣骑兵出击和截断罗马人运送补给的道路。由于阿里奥维斯塔绝不会认为不经一战便可解决问题，或者能甩开恺撒15英里到20英里（约24千米到32千米）的距离，因此他这样做必定是为了迫使恺撒因补给不继而撤兵，然后再于途中袭击。阿里奥维斯塔军的优势在于训练有素、令人生畏、配合无间的骑兵和轻步兵。恺撒一边的高卢骑兵不敢撄其锋芒。
骑兵和轻步兵的这种配合关系——日耳曼军队独特的兵器组合优势——必然也是阿里奥维斯塔此举成功的一个解释。否则，（除非我们认为恺撒的战略水平远远不及阿里奥维斯塔）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在距离罗马军营这么近的地方布置车阵防御，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还要从罗马军营面前绕行。即便恺撒的描述过分夸大，日耳曼各部没有携妻带子、全体出动，而只有一股规模小得多的、机动性很强的战士，仅有少量辎重、相随妇女和几百辆大车，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行军或布置车阵期间是不可能暴露于敌军有序进攻的。只有假定阿里奥维斯塔在绕营行军的同时，巧妙地利用地形和轻步兵加以掩护，这一行动才能够理解。在营前行军成功之后，阿里奥维斯塔便居高控制了平原，将运送补给的通路截断。不管罗马军向哪个方向进军，都可能遭到悍不畏死的蛮族从各个地点发起的袭击，自卫和保护辎重队的压力非常大。阿里奥维斯塔行动敏捷，但恺撒还要棋高一着。一方面，恺撒多次列阵于平原，向阿里奥维斯塔邀战。阿里奥维斯塔警觉地躲在车阵之后，并未出击。罗马士兵将日耳曼人的不愿出战理解为胆怯，于是士气大振。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重新打通了补给线。恺撒命令部队结成战阵，转移到一处能够堵住日耳曼军下山袭击罗马补给线的位置，以两个梯队保持战斗阵形，其后的第三梯队修建足够两个军团使用的营垒，然后就地驻守。当罗马主力回到大营后，阿里奥维斯塔猛攻其小营，但没有成功。恺撒对工事和守军信心十足，甚至没有派遣主力救援。但是到了第二天，他集结全军出战，直抵日耳曼车阵前。阿里奥维斯塔终于决定接受挑战。现在，恺撒占据了更有利的态势。罗马确保了补给线安全，而日耳曼军再拖下去亦无益处。当然，阿里奥维斯塔筹备开战必定已有数周乃至数月，肯定是先集结了全部可用兵力，然后才向罗马人进军的。否则的话，他当然可以长距离撤退，让恺撒轻易地追着他跑，恺撒也不会遇到多大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性远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罗马人肯定也不会上钩，向车阵发起攻击。罗马人是发出挑战的一方，更长时间的等待会提振他们的士气而削弱日耳曼军的士气。因此，阿里奥维斯塔率军走出车阵，以部落为单位分别结阵迎战。
罗马梯队战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左翼受到强烈压力时，骑兵的实际指挥官小克拉苏率领第三梯队前往支援左翼，取得了上风；恺撒在右翼用同样的方法取胜。
恺撒没有描述日耳曼骑兵的位置或行动。这些令人生畏的战士每人配一名步兵，他们去哪里了呢？在逐走高卢骑兵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那样，从侧翼攻击罗马人呢？当时完全不可能出现导致骑兵无法施展的异常情况，因为若是那样，阿里奥维斯塔是不会在当天杀出车阵的。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恺撒对此不置一词。我相信，答案要到最有资格评注《恺撒战记》的人即拿破仑一世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的口述、评述中寻找。他提出，日耳曼军队不可能对恺撒占有数量优势，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所有人都不同。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推断，日耳曼骑兵在此战中落败的解释只有一个：阿里奥维斯塔步兵实力太弱，不得不把通常伴随骑兵作战的轻步兵编入普通步兵，从而削弱了骑兵的力量，让高卢骑兵有可能抵挡日耳曼骑兵到一定程度，以阻止其攻击罗马军团侧翼。恺撒完全没有讲这件事，因为他不想明言己方对日耳曼军队占有人数优势，也不想宣扬盟友高卢骑兵的配合与战绩。
《高卢战记》（1.40）中记述了阿里奥维斯塔之前征服高卢人的方式，也能够支持这位日耳曼国王兵力其实很少的假设。恺撒说，阿里奥维斯塔会连续数月躲在有沼泽屏护的营寨里（“阿里奥维斯塔却一连好几个月躲在沼泽中的营寨里不出来，不给高卢人战斗的机会”）。即使实际上没有几个月，而只有几个星期，这一点仍然决定性地消除了阿里奥维斯塔有数万大军的可能性。另外，当然还有随军妇女、儿童、马匹和牛群需要供养。我们不妨设想——尽管看似不可思议——日耳曼军队携带的粮草可能比赫尔维蒂人大车里的粮草要多得多，因为赫尔维蒂人在不断移动，可以从乡间就食，而日耳曼士兵守在营中，只能用积蓄的粮草喂养战马。当然，在对阵罗马人时，阿里奥维斯塔的兵力要多于最初征服高卢的时候，但部队的核心还是原来的那一批人。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其兵力是之前的两倍，但绝不会暴增10倍。
现在，我们知道罗马人很可能有巨大的数量优势，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也就更能理解阿里奥维斯塔的绕营行军，也能够明晰这场战争中的另一处著名情节了。
在恺撒追击阿里奥维斯塔到贝桑松（Besançon）时，部队发生哗变，拒绝继续追击令人恐惧的日耳曼军队。恺撒用宽慰的语气对军士讲述了阿里奥维斯塔之前的战役，在结尾时宣布，如果其他人不愿跟随，他就算只带着第十军团也要前进。
假如日耳曼军队果真比6个军团还要多的话，那么恺撒竟然宣称只用一个军团也要继续作战，这恐怕不会对士兵们产生什么好的印象。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的统帅好说大话。但是，尽管战记里没有写，他很可能还补充了一句：日耳曼人兵力很少，他有信心只凭第十军团就把他们打败。高卢人大概对罗马士兵确认了这一点，于是罗马人鼓起勇气，同意跟随统帅进入遥远未知的荒野，对抗桀骜不驯的日耳曼战士。
倘若能够比较确切地了解两军的行军路线和战场，这场战役可谈的东西就要多得多，也能更加拿得准。这不仅对认识恺撒和古罗马的战争艺术有好处，对认识他们的敌手亦然。阿里奥维斯塔肯定不只是一位强人，更有战略天才。但他遇到了一位更强的人，结果被击败。作为辛布里人和阿米尼乌斯（Arminius）之间的一位人物，他是初始日耳曼民族善战品质的有力见证者。对于辛布里人，除了他们曾击败过罗马人然后被击败，我们几乎对其一无所知。我们原本会想象辛布里人只有蛮勇而已。然而，见过阿里奥维斯塔精明大胆，乃至绝妙的行动，而且不久之后阿米尼乌斯便博得世人瞩目，我们不会怀疑：日耳曼精神从最初开始便不止拥有战争的野蛮性，也有层次更高的计略。如今无法更完整、更确切地认识阿里奥维斯塔的将道，可不惜哉！
4 征服比利其人
作为拯救高卢人于日耳曼统治的解放者和高卢的领袖，恺撒在打败阿里奥维斯塔之后，便取代后者成为整个高卢的霸主。到了下一年，他进军北上，征服被他统称为“比利其人”（Belgae）的当地土著。
比利其人预感到危险即将到来，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联军，恺撒在入境后便前往迎击。
但是，文明国家拥有蛮族不具备的战争资本。毫无疑问，比利其人有能力集结大军，可他们既不能凝聚一心，也无力供养。当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不得不分兵进击意大利，结果被马略各个击破；恺撒也是如此，他没有立即与敌军——规模与己方相当或者大得多——决战，而是想办法分化、瓦解比利其人，这样每次就只需要对付一个部族了。与此同时，恺撒组建了两个新的军团，总兵力达到8个军团；再加上努米底亚、克里特、巴利阿里的辅助部队和高卢骑兵，战斗员总数很可能有5万之众，总人数多达8万到10万。如此多的人集结在一处，若要长时间提供补给，必须有可靠有力的组织、运输、供给和财政体系。罗马人有这样的资本，而比利其人没有。
恺撒手里的资本还不止如此。他于恩河（Aisne）北岸安营。工具齐备，兵卒服从号令，技艺精熟，用最短的时间树立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营垒。根据戈勒提示的地点，拿破仑三世展开了多次发掘活动，确认贝里欧巴克（Berry au Bac）村附近有一处大型军事据点遗址。这座村庄位于渡口处，在1814年的战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遗址壕宽18英尺（约5.5米），深9英尺到10英尺（约2.7米到3米）；由木栅和胸墙组成的围墙高12英尺（约3.7米）。于是，壕底至墙顶就有21英尺到22英尺（约6.4米到6.7米）的距离。军营位于山脊之上，营前有一条泥泞的小溪梅耶河（Miette）。
直到此处，一切正常。但是，恺撒详细描述的壕沟方向以及军营与布阵地点的空间关系与发掘结果不符。因此，一批学者假定，恺撒写下这段记述时已记不清当时的情形了，1也有学者提出军营和交战地点在恩河下游（西边）大约5英里（约8千米）的绍达尔德（Chaudardes）村附近，2但该村尚未开展发掘活动，此说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整体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要点依然是：（1）恺撒驻扎于恩河北岸；（2）他建起一座桥头堡，翼护身后（不是正后方，而是略偏的方向）的渡口；（3）他在南岸也建起了一座堡垒，由6个大队驻守，负责掩护补给线。
恺撒背河对敌，一旦开战，身后便是流水。但是，坚固的堡垒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以使他敢于冒此风险；而且此处很方便发起攻势。
罗马军营位于雷米人（Remi）领地，这是一支已经归顺罗马的比利其部族。起初，比利其联军对雷米部边境的比布拉克斯[Bibrax，今拉昂老城（Vieux-Laon）或比耶夫雷（Bievres）]发起进攻，这无疑是希望将恺撒从军营里引出来，因为攻取这座小城对一支大军来说不是难事，本身也没有特别的意义。然而，恺撒抽调弓箭手和投石手前往救援，守住了小城，比利其军遂撤围，直奔罗马军营而去，而恺撒之前便下令出营列阵。但是，双方只是示威而已，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意越过泥泞的河谷发起进攻。
接着，比利其人试图从下游以小股轻装部队渡过恩河，以切断罗马军的补给线。但是，恺撒妥善安排了河岸巡逻人员，而且接到第一份揭示敌军企图的报告时，便马上派遣骑兵和射手从身后的桥过河，从而阻挡了敌军渡河。假如比利其人派遣主力渡河，那么罗马轻装部队当然不能阻遏，但这种做法实在是超出了比利其的战略能力。诚然，主力渡河可以切断罗马人的交通补给线，但比利其人也会与本土分隔，令其任由罗马侵攻。那么，他们该做什么呢？由于罗马人不出营野战，比利其人可以四面围住他们，使其断粮。按照恺撒给出的比利其军兵力（30.6万），3他们有着极大的人数优势，足以胜任。比利其人可能根本没有人数优势；即使有，供养大军的种种难处也超越了他们的能力。比利其人已经达到了自身军事能力的极限，如今又接到报告，说在恺撒授意下，与罗马结盟的埃杜伊部在另一处入境劫掠，于是比利其人决定班师回国。他们别无选择。比利其人自称，若恺撒入侵一部，各部会施以援手。这不过是完败的遮羞布。恺撒的军事能力使其能够将罗马的普遍征兵制运用于蛮族各部，从而首先几乎不流血地离散敌军，然后轻松地各个击破。恺撒取得的成功太大了，连他自己一开始都大惊失色，以为比利其大军撤退是耍花招。比利其人是夜里开始撤退的，而罗马-高卢骑兵直到次日上午才出发追击，对奔逃的比利其人施加了巨大压力。
罗马人把高超的攻城器械运上来以后，连比利其人的各处堡垒都会立即投降。
内尔维（Nervii）、维洛孟都依（Veromandui）、阿特雷巴特（Atrebates）三部合兵一处，将勇气和计策结合起来，要为比利其人的自由最后一搏。罗马人在桑布尔河（Sambre）畔的一处林地扎营，趁巡逻兵不察之机，三部攻杀上来。高卢友邦的骑兵、轻装部队和辎重队开始逃跑，但严守纪律的罗马军团没有陷入恐慌，很快便重新列阵迎敌。进入相持阶段后，罗马人就已经赢了，因为他们对面只有3个高卢部落而已，即便盟军先行逃离，罗马人的优势依然巨大，甚至可能有两倍的人数优势。恺撒有6个军团，其中两个一度情势危急，4很快便被另外两个取胜的军团解救，同时剩下的两个军团已经启程急进了。
先是赫尔维蒂，再是日耳曼，如今是内尔维，通过这三场战斗，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认识：罗马军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在赫尔维蒂战役中，我们通过战前赫尔维蒂人的动向得出了罗马军人多的结论；在与日耳曼人的交战中，该迹象来自他们之前与高卢人作战的经历，以及战斗过程本身；而对于内尔维部，证据则来自人口数字。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证据只是揣测而已，但是即便每次的证据都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却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因此这个揣测的分量也会随着每一次出现的证据而不断加重。我们还发现——长期以来，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用恺撒自己的话便能表明他给出的数字夸大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据说内尔维人原本有600名头领和6万名有资格服役的战士，而投降时只剩下了3名头领和500名战士。尽管如此，在恺撒笔下，内尔维大军3年之后再次登场（5.39）；又过了两年，他们派出5000人参加阿莱西亚会战，而且不是全族出动，只是一支别军而已。如果说不加质疑地相信恺撒给出的上述伤亡数字显然是虚假的并不符合史学方法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正面的估计数字来加以反驳。
罗马的人口统计资料为估算恺撒时期意大利的人口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可靠的基础。意大利半岛（不包括附属诸岛）当时的人口约为350万到400万，相当于每平方千米有25人到28人；上意大利（山内高卢）人口为150万到200万，相当于每平方千米14人到18人。阿尔卑斯山外行省的人口密度应该比山内高卢低一些，因为当地参与文明世界的经济生活还不久，而且不归罗马统属的自由高卢各部互相攻杀不断，人口总数肯定也要更少。因此，自由高卢地区的人口密度最多在每平方千米9人到12人之间。
通过与日耳曼尼亚（Germania）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下限。鉴于日耳曼部落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就，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太少。在下一卷里，我们会给出更准确的论述，指出其人口密度不会低于每平方千米5人。无论如何，在当时，比利其人居住的地区就比日耳曼尼亚人口稠密，而高卢中部又要甚于比利其。因此，高卢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最低在每平方千米7人到8人。在桑布尔河会战中的内尔维等三部领地的面积约为1.8万到2.2万平方千米（8250平方英里），其中1.1万平方千米属于内尔维部，因此内尔维等三部总人口最多为15万人，其中成年男子4万人，再减去老弱病残和奴隶，三部掌握的兵力最多为3万人，可能还要少得多；而罗马一方仅军团就至少有4万人。
5 维钦托利
恺撒用一套迅猛大胆的“组合拳”征服高卢，但其行动的同时伴随着极大的谨慎，乃至谨小慎微。从一开始，他就与部分高卢人结盟，尚未交手便将其分化。在夺取广大高卢的三场大战（对手依次是赫尔维蒂部、阿里奥维斯塔、内尔维部）中，恺撒总能占有显著的人数优势。
初胜之后，他不仅没有缩减兵力，反而不断大量增兵。恺撒在打赫尔维蒂人的时候有6个军团，最后征服高卢时有10个军团；1另有两个军团又两个大队防守山外行省，山内高卢大概还有8个大队。这样算下来，总兵力就有13个军团。2
在上述大胆行动的同时或之后，恺撒还对不列颠和莱茵河对岸发起了局部战斗，此处略过，直接跳到恺撒出任行省总督第七年的决战，当时全高卢在阿维尔尼部（Arvernian）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领导下团结起来对抗恺撒。
高卢肯定有100万合格兵员，于是有人会觉得，维钦托利集结一支大军，在一场决战中打垮罗马人并非难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维钦托利反而建议同胞利用骑兵优势切断罗马补给线，甚至要主动破坏自己的家园，以此逼迫罗马撤军。假如维钦托利只有这点战略思维，我们只能认为他的头脑太不够用——毕竟，即便罗马因为补给困难而暂时撤军，这对高卢人又有什么好处呢？罗马人很快会卷土重来。光靠游击是不可能解放高卢的，如果高卢人真的想要摆脱罗马统治，他们就必须痛击敌人，使其完全失去卷土重来的欲望。若有可能，他们便要将敌军消灭，就像条顿森林战役中的切鲁西人那样。事实上，维钦托利正有如此想法。这是恺撒告诉我们的。当然，这是他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谈到高卢战略（7.66）时讲的。由于恺撒笔下的维钦托利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杰，我们不妨也必须假定，这位高卢民族英雄从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战略洞见：一切都在于击败罗马人，而不是迫使其撤军。我们应当将切断补给线的行动视为预备性手段，目的是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维钦托利要争取两个有利条件。其一，将最初仍然站在罗马人一边的高卢部落争取到民族解放的事业中来，特别是埃杜伊人。其二，对罗马行军纵队发起突袭的机会。
第一个目标达到了。由于高卢人不肯集结起来作战，恺撒只好去攻城。他首先全力强攻，夺取了比图里吉人（Bituriges）的都城阿瓦利库姆（Avaricum，今布尔日）；接着分兵攻打各个部落，攻取其城镇。他派拉比努斯率领4个军团攻打巴黎，亲率6个军团围攻阿维尔尼人的中枢日尔戈维亚（Gergovia）。但是，两支部队的兵力都不足以实现目标。恺撒本人试图在日尔戈维亚城下发动奇袭，惨遭挫败；拉比努斯费了很大劲，才穿过沿途截击的高卢人，与同时向拉比努斯行进的恺撒汇合于塞纳河流域。受到此次胜利的鼓舞，几乎所有高卢部落都加入了阿维尔尼人。
尽管两军会合后，新招募的日耳曼骑兵也赶来增援，但是恺撒在高卢中部仍然无以为继，被迫退到罗马行省，以确保补给。他率军穿过依旧与罗马结盟的林贡斯部领地[今朗格勒附近（Langres）]向塞夸尼部领地而去。戈勒和拿破仑三世都相信，恺撒的目的地是贝桑松，他将这座城镇作为坚固的大本营。
戈勒由此认为，假如恺撒留在偏北的塞农部领地，他能够更容易地支援罗马行省，而且至少不必退出整个高卢。拿破仑三世补充道，恺撒绝不会考虑直接穿过起义的焦点，也就是埃杜伊部领地。果真如此，我们面前可真是一幅奇景：两支敌对的军队同样地、直截了当地试图避战。
战局是否真的如此恶劣，以至于恺撒不仅被迫撤出高卢，而且野战未尝一败，便要消极避敌？即便他确实不得不退回行省边界，倘若趁敌军避战的机会，直接穿过敌境展示军威，而不是像戈勒和拿破仑所说的那样悄悄溜走，情势也必定大有不同。
但是戈勒和拿破仑的解读无疑是错误的。对罗马人来说，塞夸尼部与埃杜伊部的领地同样是敌境；而且，恺撒也完全没说自己要直趋贝桑松。贝桑松地势险要，我们也不能假定当地有罗马守军，因此如果恺撒想要在此设立据点，他首先要攻取这座城市。不仅如此，贝桑松作为据点不仅没有特别的益处，反而有大害。
那么，恺撒进军塞夸尼部领地就必须通过别的方式来解释。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取道塞夸尼是为了方便援救行省。维钦托利不满足于直接对付罗马大军，更进入罗马行省境内劫掠，希望以此将恺撒赶出高卢。但是对恺撒来说，比援救行省更重要的是行省提供的支持，也就是常规补给。少数依然忠于恺撒的高卢部落不可能长期为大军提供给养。现在，恺撒需要的是一处既能供给大军又能保护行省，同时还能对高卢人持续施加压力的地点。因此，他的目的地不是贝桑松城，而是索恩河；具体来说，他要穿过朗格勒高原、金丘（Cote d’Or）以东的平坦地带。到了索恩河畔，他就不容易遭到突袭了，而且可以重演当年降服比利其人的行动。如果他在欧索讷（Auxonne）或者更下游的杜河（Doubs）汇入处安营，高卢人就不可能把他赶出去。身居索恩河右岸，他既可以威慑周围的部落（特别是埃杜伊部），使他们一直处于遭受突袭的恐惧中，又可以派出几个军团重新收服左岸的塞夸尼部和赫尔维蒂部。维钦托利不能提供任何支援，因为他既不能冒牺牲埃杜伊人的风险，又不敢渡过索恩河和杜河，从而将自己暴露在罗马全军的攻击之下。如果整个索恩河左岸重新被平定，恺撒便确保了自己与行省之间的交通线。实际上，只要采取若干保护措施，他就能利用最方便的给养运输方式：通航河段直至格雷（Gray）的索恩河。
我相信，这无疑就是恺撒的战略意图。维钦托利亦有预感，觉得决战唯有趁恺撒正在行军尚未抵达索恩河的时机。他相信，凭借骑兵可以割断地方的行军纵队。3但是，此计并未成功，恺撒利用结成紧密阵形的步兵来支援刚刚得到新募日耳曼单位加强的骑兵，而维钦托利没有让步兵投入战斗。高卢人被彻底击败。罗马军没有继续向索恩河行进，而是调转方向，展开追击。为阻止己方部队的士兵奔逃，维钦托利别无他法，只得于设防城镇阿莱西亚[Alesia，今阿利斯圣雷讷（Alise Sainte Reine），位于夜丘（Nuits）与第戎（Dijon）之间的奥索瓦山上]暂避。恺撒马上展开围城战。由于高卢人已经从乡间撤出，恺撒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围城部队寻找补给，哪怕他遇到了一些困难。4
现在，所有高卢部落集合起一支大军，解救阿莱西亚城内的部队。如今必须打一场大战了，非此无以决胜负。但是，维钦托利之前就不愿意让己方步兵在野战中对抗罗马军团，如今取胜的难度只会更大。
利用包围守军与援军抵达之间的五六周时间，恺撒构筑了内外两层工事。根据拿破仑三世下令进行的发掘活动，这些工事的遗迹几乎全部显露了出来，而且与《高卢战记》的记载完全一致。内层周长约16千米，外层约20千米，开阔地带均设有各类人工障碍物：蒺藜、陷阱（底部有8排按照国际象棋棋盘样式布置的尖刺）、树干。
可惜，对于这场防御战的评判而言，我们对至关重要的兵力对比所知极少，甚至还不如之前的几次战斗。恺撒拥有11个军团、努米底亚和克里特射手、日耳曼骑兵和轻步兵，总数大概为7万人。至于高卢人，按照恺撒的说法，阿莱西亚城内有8万人，援军有25万步兵和8000骑兵。我们早就知道恺撒惯于夸大敌方兵力，所以上述数字的准确性也不能信任。许多学者已经表达了质疑，尤其是城内有8万人的说法；守住阿莱西亚城，2万人足矣，而且维钦托利坚守不出是极为不明智的，因为他的粮草相对较少。此外，恺撒还告诉我们，维钦托利仰赖己方骑兵的优势，并未采取任何手段去集结可用的步兵；而且在罗马人建成工事之前，维钦托利还有多余的骑兵可以被派出城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就步兵而言，他身边同样只留下了必要的数目，最多2万上下。
乍看起来，恺撒给出的援军兵力（25万步兵加8000骑兵）并非不合理。几乎整个高卢都卷了进来；高卢总人口至少400万，甚至可能有800万，其中成年男子就有100万到200万。对这场民族解放的终极大决战，高卢人完全有能力派出25万名战士。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25万大军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是此前的世界史上可确认的最大规模的一支大军（坎尼会战罗马参战部队）的3倍。假如一名高卢统帅有能力动用25万人的话，那么维钦托利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完全不可理解的错误：他没有一开始就集结这支大军，然后凭借巨大的优势兵力寻求正面决战。
然而，我们还有必要再走一步。不仅没有一名高卢统帅能指挥25万大军作战，而且高卢人能轻易征召25万大军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之前介绍波斯军队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点：一个民族能集结的士兵数目不仅取决于可用兵源的多少，更取决于该民族的军事观念和社会状况。我们如今对中世纪诸王国的历史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在这些国家，军队兵力与全国合格兵源的总数完全没有关系。兵力不是由总人口决定的，而是由一个特殊的战士阶层决定的。但是，按照恺撒对高卢人的记述，他们的军事传统和作战编制正是中世纪的样子。他告诉我们（6.13），高卢平民的生活状况与奴隶相差不远；战士群体则由骑士及其随从组成。我们应当假定，并非所有高卢部落都是如此。赫尔维蒂部和比利其各部平民大众的尚武精神很可能并未衰落如斯。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中世纪列国与高卢部落之间的类比，而是应该牢记两者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尽管细节之处未必总能辨明，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高卢社会中，统治者是特殊的战士群体，而被统治者是大量不善兵事的平民。
要想召集恺撒笔下的庞大军队，我们只能设想，高卢人把地方守卫队都征入了野战军。但是，对大规模战争来说，不习惯打会战的地方民兵毫无用处，而且肯定会对补给方面造成损害。因此我们之后会看到，哪怕是在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中，中世纪军队的规模也是非常小的。
但是，阿莱西亚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迫在眉睫的决战，所以长期提供补给、多线作战、实施战术机动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那么，一定数量的民兵——哪怕是地方守卫队——似乎也能派上用场。但是从作战经过来看，完全看不出高卢一方有人数优势。对一切实际事务极其敏锐的拿破仑一世早已提出了这一点。他同样认为，阿莱西亚城内的维钦托利手下最多有两万人。他还说，从扎营和行军路数来看，援军的规模不像远大于对方的样子，而兵力似乎是相当的。那么，我们必须从战斗本身的过程来努力把握高卢人的大致兵力。
援军抵达后驻扎于城东南方向，根据恺撒的记载，其当天就与得到罗马步兵大队支援的日耳曼骑兵交战，罗马一方取胜。高卢人此战的意图可能只是掩护步兵行军而已。
经过一天时间的准备，高卢人夜袭宽度约3千米的洛莱姆（Laumes）平原一带罗马军工事，没有成功。次日夜间，又遣一军登上北侧的瑞阿山（Mount Réa）。罗马的外圈工事延伸到了此山的下坡处，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俯攻。正午时分，城内外发起夹击，维钦托利与前几日一样，从城里对内圈发起冲击。瑞阿山上的高卢军攻势如潮，罗马军几乎要落败。接着，拉比努斯奉恺撒之命，率领若干大队和一支骑兵从瑞阿山更高处的堡垒出发，可能是沿着拉布廷溪（Rabutin Brook）前进的，从侧翼和后方打击正在强攻工事的高卢纵队，5一锤定音。此处的高卢军首先败逃，接着溃势蔓延到洛莱姆平原。维钦托利率兵回城，然后投降。
如前所述，内圈和外圈工事的周长加起来约为36千米。那么，如果恺撒手里有7万人，如果每个人负责半米长的胸墙，那么全军就都要投入进去，直到最后一个人。
高卢军第一次只攻打洛莱姆平原地段，其宽度为3千米。假如他们真有25万人，大概会排成正面宽度2000人、纵深120排的方阵发起突击，两翼由骑兵掩护。如果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支大军竟然能运动起来，大概任何工事都挡不住他们，因为敌军矢石根本打不到的后排士兵会压迫前排士兵前进，使其填满每一条壕沟，冲过每一道阻碍，最终踩着尸体突破敌军防线。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25万大军是不可能结成紧密阵形行动的。对于这样的大军，自然的、符合逻辑的运用方法是分批多次发起攻击，尤其适合夜袭，因为此时的敌军分不清猛攻和佯攻。
直到第二天，高卢人才想到分兵的主意，但只是分成了两股，而非从沿线所有可能的地段同时发起攻击（至少是佯攻）。
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高卢人并没有人数优势，事实上很有可能反而居于劣势。假如再有1万人部署于拉布廷河谷，便可掩护瑞阿山侧翼，令拉比努斯不能发出决定性的一击。如此明显的漏洞不能仅仅归咎于疏忽，因为按照恺撒本人的说法，高卢人的第一次夜袭在破晓时分就停止了，因为他们害怕罗马军出动并攻击他们的侧翼。
图4 阿莱西亚围城战
拿破仑认为两军兵力大致相等，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高估了高卢一方的兵力。我们必须牢记，恺撒的防线有几十千米长，他一处都不敢不守，而且每一处都要有方便救援的预备队。他别无选择，只能分兵。敌军则可以选择集中突破的地点，而且无论攻击何处，城内守军肯定都会配合夹击，令罗马士兵处于后方受到威胁的精神压力之下。因此哪怕双方兵力相等，围城打援也是难度最高的战略任务之一。许多将领都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交战，认为围城打援是兵家大忌。之后几卷里，我们还会多次回到这一点。
如果双方参加阿莱西亚之战的兵力大致相等的话——恺撒7万人，城内守军两万人，高卢援军5万人——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尽管高卢地域广大，但绝不可能集结一支有如此规模，且确实由战士阶层组成的大军。但是，我们不妨假定：在这次十万火急的大决战中，为了加强自身力量，高卢骑士阶层从形同农奴的普通农民中间招募有勇力的年轻人，就像后来撒克逊人对抗亨利四世时那样。恺撒写道，维钦托利有1.5万名骑兵，而援军只有8000名骑兵，由此可推断，许多高卢骑士下马作为步兵参战。中世纪战争史中有许多骑士下马，带领步兵（或者说普通人）上战场的例子。
如果对高卢援军兵力与构成的上述描述是准确的，那么维钦托利在前一场战役中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就此破解：在阿莱西亚之战中，高卢步兵以绝大的勇气猛攻罗马防御工事，而维钦托利却不敢派步兵在野战中对阵罗马军团。
我们可以认为，高卢人投入阿莱西亚的军队代表了他们能够集结一处的最大兵力。这样也仅仅与罗马军队兵力接近，最多相等而已。但是，无论运用何种机动或战场运动，罗马军都要比松散的高卢军优越。6罗马的作战单位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再加上严格的纪律，有能力维持补给；而高卢一方的乌合之众很快便会耗尽补给。因此，维钦托利不得不放弃正面决战的想法。他并没有胜券在握的兵力优势；假如他有这样的优势，恺撒也会像开战第二年对付比利其人那样，不是立即展开决战，而是以拖字诀迫使高卢大军分兵。因此，维钦托利起初并没有全面征兵，加强兵力，而是只带了大约2万到3万步兵，将希望主要寄托于规模可观且善战的高卢骑士。哪怕他一直谋划的奇袭时机到来了，维钦托利也没有投入步兵，不愿使其暴露于远胜于斯的罗马军的攻击之下。整体思路是不错的，但是秩序井然的罗马军明白如何保护行军纵队中的辎重队，同时让步兵积极配合和支持骑兵作战，从而让维钦托利的计划归于无效。现在，维钦托利别无他法，只能将城内守军和城外援军联合起来，做最后一搏。这一战法的好处在于，高卢方可以投入更大的兵力参战，而恺撒再也不能辗转腾挪，只能将攻击地点的选择权交给高卢人，其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但是作为回报，恺撒构筑了固若金汤的工事，最终将高卢人勇猛的冲击成功瓦解。
6 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
恺撒的高卢战略基于一个事实：他明白如何避免与兵力完整的高卢军对战，也总是知道如何以罗马之长攻高卢之短。高卢一方的强项在于，数量庞大、或多或少具有军事素养的兵源。假如恺撒将军团分散开来，同时与高卢各部作战，然后分别守御、控扼要塞和大城，那么罗马人肯定会走向失败。战争进入第四年，由于收成欠佳，恺撒出于补给考虑，便将部队分驻多个冬季营地。在此期间，一个半军团遭到厄波隆尼部（Eburones）[101]突袭，因为军团领导意见不合，指挥无能，结果全军覆没。加上辅助部队和骑兵，这一个半军团的战斗员大概有9000人之多。
与维钦托利交战期间，恺撒发现高卢人有意避免野战，再次尝试分兵破敌，结果再次失败。恺撒本人率领的主力不足以攻下日尔戈维亚城，发起的一次失败突袭也造成了惨重损失。罗马集结全军围攻阿莱西亚，方才成功。
但是，在攻陷阿莱西亚城之后的后一年里，将仍然在抵抗的部落各个击破就不难了。但是，恺撒最杰出的战略，大概要属开战第二年对比利其各部的征服。假如没有内尔维部的那一次突袭，面对强盛的罗马军，好战的比利其各部定会不经一战便全部降服。原因并非恺撒避战，而在于接受会战之前，他已经通过分化敌军，为罗马一方创造了有利态势，在战场上享有极大的人数优势，以至于比利其各部不敢将局势升级为会战。
当现代民族与蛮族发生冲突时，其武器技术水平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果。在古典时期，交战双方的关系不像这样简单。
我们会思考：罗马军事制度究竟比蛮族优越在哪里？面对文明民族，蛮族的优势在于无拘无束的动物本能和原始的粗犷。文明让人民变得高雅而敏感，不适合当兵，体力不足，也欠缺血气之勇。这些天然的缺陷必须以人为的手段加以抵消。沙恩霍斯特或许是第一位提出如下观点的人：常备军的主要功用在于，通过纪律规训让文明的民族能够抵抗不文明的民族。如果让一群普通的罗马公民或农民与同等数量的蛮族人对战，前者无疑会落败，而且实际上很可能会不战而逃。只有结成紧密阵形的战术实体——大队——才能势均力敌。
我们不能从恺撒的记载中直接地、确定地了解到高卢人当时的发展阶段。1高卢人早已不是纯粹的好战蛮族。他们有城市，有工商业，也有对外贸易。国教德鲁伊祭司已经形成了某种阶层。恺撒说（6.13），普通人的待遇形同奴隶：通过放贷、收税、欺凌的手段，有权势的人让平民自贬为农奴。有权势的人是战士阶层，即骑士及其附庸。独立于大众的特殊战士阶层是不可能组成庞大军队的。但是，人数的不足有人的品质来补偿。恺撒描绘了各个部族的区别。他将赫尔维蒂人、内尔维人、俾洛瓦契人（Bellovaci）列为特别勇敢的部族。当然，这种区别确实存在，但阿尔维尼人、比图里吉人、卡尔努特人（Carnutes）也没有完全失去尚武的品质。毫无疑问，最终走上战场的、迎击罗马人的队伍必须被视为单挑无人能近的勇士，其勇猛精神部分基于特殊战士阶层所具有的荣誉感，但也有一部分是蛮族残存的好战本能。
罗马军队也并非完全由最文弱优雅的成员组成。恺撒的军团主要征募自山内高卢和纳尔波行省（Narbonnese Province），大多肯定是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如果说罗马军队之前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逆转。参军成了一种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途径，而罗马军队也失去了与其根基的联系，即源源不断的天然兵源。
但是，除了附属于罗马军队的纯蛮族单位——主要是令人畏惧的日耳曼骑兵，这是罗马军队与高卢军队唯一接近的地方。与罗马军团相比，高卢人仍然是纯粹的蛮族；以单兵而论，罗马军团并不比高卢勇士优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相似的条件下，一个600人的罗马大队能够打败同等数目的高卢人。我们已经看到恺撒是如何避免与数量占优势的敌军交战的，相反，他总要确保自己占有人数优势。因此，只要蛮族军队占据人数优势，罗马人精妙的大队和梯队战术就并不足以抵消敌军之悍勇。对于接下来的时期来说，这一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在世界史中与此完全不同的多个时期，我们仍然有机会回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罗马战争艺术优越性的基础在于整体军队组织，一套能够将许多人集中于一点的，使其有序行动、获得补给、合为一体的制度。高卢人恰恰连一件事都做不到。罗马人并不比高卢人勇敢，高卢人也不是被勇气而是被罗马的人力所征服——而且高卢的人口并不比罗马的人口少太多，然而他们却没有行动的能力，缺乏生气。蛮族精神是被罗马文明征服的，因为唯有高等文明才能赋予庞大的群体以行动的能力。蛮族做不到这一点。罗马军队不只是群体，更是有组织的群体；而它之所以能形成群体，正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复合有机体。罗马军队不仅是由士兵和武器、骑兵和步兵构成的，还有副将、军事保民官、百夫长、军团、大队、支队、百人队；不仅有自下而上的纪律，还有自上而下的领导；不仅有先锋、殿后、巡逻、战报、布营，更有财务官和手下的文书、会计，有技艺娴熟、工具齐备、架桥垒墙、筑堡造船、制造攻城锤和各种投射机械的工程师，有军需官和辎重队，有供应商和代理人，有军医和野战医院，有军需和军械仓库，有轻便锻炉，最后还有全军的首脑：统帅。统帅必须将内在的、原始的力量与灵活的、精微的头脑融为一体，后者在最高等的文化中才能形成。于是，他能够用思想把握全局，从唯一的顶点，以唯一的意志统领全军。
这些因素全都被一种观念所掩盖和模糊：被恺撒打败的高卢大军总比罗马军队要多好几倍。我要在此处重复之前提过的一点，恺撒用这样的笔调来描写自己的胜利无可厚非，因为在大众的心目中，英雄事迹和战略天才基本都是以少胜多。穿透这层外壳，抵达史实的内核是科学知识的任务。研究的成果绝非贬低自述其史的罗马（或其他民族）统帅，而是真正认识统帅伟大之处的唯一方式。我们只要仍然认为恺撒用7万人打败了30万人，或许就能在公众心中唤起勇猛无匹、将道无双的笼统概念，但并没有使他们对战局形成理性的认识。直到我们告诉自己，一名高卢人完全能够对抗一名罗马人，甚至1万名高卢人也能对抗1万名罗马人，方能认识到恺撒面临的战略任务是如何重大。现在，我们不仅能看到恺撒打败了阿里奥维斯塔和维钦托利，更能看到罗马征服了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文明征服了野蛮。
为了达到这种认识，首先就要有限度地对待恺撒本人的作者权威。许多学者可能不愿意接受对恺撒的这种批判，不愿意批判的程度甚于对希罗多德。他们心怀疑虑，会从原则上反对得出此类结果的批判性分析。因此，恺撒本人至少在一个段落中透露了真实的人数关系，向批判性分析伸出了援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关于恺撒在高卢蒙受的最惨重失败，即一个半军团被厄波隆尼部消灭，他补充道，双方的勇气和人数不相上下，但罗马一方统领失当，又遭厄运，遂遭劫难（5.34）。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这句话与恺撒对其他所有战斗的描述不相协调。海勒（Heller）在古典学期刊《语文学》（Philologus，1872年总第31期，第512页）发文称这句话“毫无意义”。他惊叹道：“怎么会？怎么会？罗马人怎么会与高卢人的人数相当？厄波隆尼人并未投入远多于对方的兵力，怎么会攻击最坚固的营寨？经历了5年苦战的惨痛经历，他们怎么还有胆量攻击规模相当的罗马军队？没有军人会相信，只有学童才会被蒙蔽。”
“两军在勇气和战士的人数上相当；然而，我方被自己的统帅和命运抛弃了”（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 pares nostril; tametsi abduce et a fortuna deserebantur）。海勒论证的基础是，手稿中将“pugnando”写作“pugnandi”（战斗的），于是认为“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勇气和战士的人数）应为“virtute et studio pugnandi”（勇气和战斗的热情）之误。在最新版的《高卢战记》中，编者穆塞尔（Meusel）也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便把“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i”一句删掉了事。现在，我们发现这句话所言非虚，也就是说，加上骑兵、本土守备队和部分援军，厄波隆尼部总共能够集结起大约9000人，因此兵力与罗马军相当。在此处，我们不必完全抛弃恺撒给出的兵力估计，而是可以从相互冲突的多个估计里择其善者。我们同意海勒的论证，但要把他的观点倒过来：因为恺撒在此处写道，只要罗马一方指挥失当，高卢人就能够打败同等数量的罗马人，所以在其他战斗中，罗马人不可能总是打败人数是己方两到四倍的敌人。恺撒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他的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同胞。罗马人习惯了苏拉式的捷报。苏拉宣称，在喀罗尼亚会战中，他指挥1.65万人打败了12万敌军，损失只有12人。据说，卢库勒斯在泰格拉诺塞塔会战以1.4万人2打败了包括5.5万名骑兵的25万敌军，阵亡5人，负伤100人。当然，与色诺芬（或者篡改他的著作的人）1.3万希腊人打败90万波斯人的记载相比，这些数字还是相当克制的。但是这仍然表明，与之前的希腊人一样，至少当涉及蛮族军队时，罗马人就会处于一种“数字催眠”状态，连最聪慧的人也难以明辨。如果说恺撒多少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有意识地对其让步，那么在他对于高卢和日耳曼兵力的所有估计里面，唯有关于厄波隆尼部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只有在罗马与蛮族的单兵军事素质大致相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衡量双方军事成就的关系。
这一点发现实在太重要，以至于我要从反方向重述一遍。
文献传达的观念是：凡是蛮族，必为大军。而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蛮族没有能力集结起庞大的军队。哪怕如高卢这样无疑拥有充足合格兵员的蛮族，同样也不可能集结大军，高卢人既不能运动，又不能作战。调动大军的能力是文明的产物。人群并非死气沉沉的材料，可以由蛮力任意整合。结成群体需要算计和组织。乍看起来，大军获胜意味着通过纯粹的自然力量取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它的本质恰恰相反，其意味着当人群数量庞大的时候，需要通过组织和领导的思维力量取胜。
7 内战记：意大利与西班牙
我们已经通过恺撒征战高卢的历程明白，战略包括避敌锋芒，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内战中，恺撒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军事条件的变化，相同的原则要求的行动却不同。恺撒的对手也是罗马人，同样明白这些道理：布置坚固的军营、补给有序不断、抢占有利地形和机动。一方是原有的全国政权，一方是宣布独立的将军，前者的物质优势实在太大了，以至于罗马的当权者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真正交战的意识。恺撒原有13个军团，之前把两个交给了庞培，所以手头仍然有11个军团。1庞培在西班牙有7个身经百战的精锐兵团；在意大利，除了恺撒交给他的两个军团，还有一个军团在训练。仅凭这些军队，庞培几乎已经与恺撒兵力相当，而他背后更有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力和物力，可以任意组建新军团。恺撒只有一个优势（除了广泛而热烈的民望和他扯起的民主大旗），那就是敌军尚未会合。一旦敌军合兵一处，恺撒便毫无希望重演比利其故事，通过计谋将其分散。恺撒更不能寄希望于庞培无法在一点聚集起占优势的大军——如果留给庞培足够多时间的话。因此，恺撒唯一的取胜机会就是趁敌方现有兵力尚未会合，而新建军团尚不能抗衡老军团之前将其打垮。如果说在高卢，战略在于从空间上分离敌军，那么如今就在于从时间上隔绝敌军。
恺撒只率领一个军团进入北意大利时便展开和谈，好让庞培觉得还不着急备战。但是恺撒旋即调来了两个军团，凭借这支力量开战。他现在有3个军团，加上辅助部队在内，总数约两万，足以在当时的意大利取得兵力优势。当然，庞培在意大利也有3个军团，但其中两个是恺撒旧部——庞培不敢冒险命其直接对战老长官——还有一个刚刚组建，尚未做好战斗准备。恺撒遂长驱直入，有征无战。庞培新组建的各个大队要么直接投降，要么被俘后加入恺撒。以庞培为首的贵族派元老逃往希腊。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统率的贵族派军队在科孚岛[102]被恺撒围攻，庞培却见死不救。庞培长期以来因此受到谴责。斯托费上校（Colonel Stoffel）合情合理地指出，倘若庞培真去救援，只会重演1870年麦克马洪（MacMahon）的错误，即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救援困于梅斯的巴赞将军。这样一来，他只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他对战略有足够的理解力，也明白贯彻战略的意义，能够认清当时的局面，于是只能任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只能自生自灭，保留核心兵力，为最终的决战做打算。
现在，恺撒转向西班牙。他本来可以直奔庞培而去，把高卢的军团经陆路调到伊利里亚。那样一来，他不会遇到激烈抵抗，便能拿下备战工作刚刚起步的整个东方。但是，如此便会牺牲西方，使其落入西班牙的共和国军团中。毫无疑问，庞培本人会奔往西班牙，亲率当地大军，采取攻势。恺撒还没到安条克，庞培没准已经重返罗马了。恺撒遵循了一条基本原则：无论敌军在何方，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都是寻找并消灭敌军。
恺撒在意大利新组建的部分兵团前往撒丁岛、西西里岛、阿非利加，其余守卫半岛本土。在9个来自高卢的百胜军团中，有3个围困投向共和国一方的马赛，其余6个被派往西班牙。
庞培在西班牙有7个军团，分别由3名副将指挥。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和彼特雷乌斯（Petreius）两部于西班牙北部会合，抵挡来自北面的威胁。第三名副将是著名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瓦罗（Varro），他率领两个军团留守南部。吉夏尔（Guischard）怀疑，瓦罗或许是有意逃避决战。他后来与恺撒和解，并受其尊崇。无论如何，从军事角度看，我们都不可能找到瓦罗未与其他两名副将会合的原因。保护南西班牙的最好方式，便是在比利牛斯山区挡住恺撒的军队。
只有5个军团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从一开始就觉得实力不如攻方。尽管最初恺撒一方只有3个军团攻来，庞培一方的两名将军仍然准备采取纯粹的防御姿态。这5个军团之前在西班牙无事可做，或许并不满员。恺撒声称，庞培一方的西班牙军团有80个大队。与恺撒笔下的高卢军兵力一样，这个数字或许也要被认为是极大的夸张。我们可以肯定，恺撒麾下有日耳曼、高卢的强力骑兵和其他高卢辅助部队，其实力要比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强不少。
因此庞培一方的战略不能立足于决战，而是将恺撒拖住，以争取时间，直到庞培本人在东方整备完成，驰援西班牙战场，或者进攻意大利，迫使恺撒退兵。
恺撒军在比利牛斯各隘口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庞培军很可能甚至来不及占领隘口；但是即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温泉关之战的故事也已经告诉我们，堵口是多么危险且无望的做法。罗马人同样熟悉这条原理。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3章《马略》中写道，辛布里人刚出布伦纳关（Brenner Pass），罗马将军卡图鲁斯（Catulus）便放弃了占领关隘的想法，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分散兵力，而他宁愿在平原等待敌军到来。
比利牛斯隘口以南约90英里（约150千米）、埃布罗河以北22英里到27英里（约35千米到43千米）、波涛汹涌的西克里斯河（Sicoris，今塞格雷河）右岸的山脊矗立着伊莱尔达城（Ilerda），河上有一座石桥。城南不远处有另一道临河山脊，很适合构建罗马式军营，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便驻兵于此。首先，这是一处强攻不可能拿下的天险。其次，恺撒也不能绕过它，因为那样一来，通往马赛和意大利的道路便向敌人打开了。最后，围困的难度也很大，因为西克里斯河很不安定，时有河水暴涨冲垮桥梁之事。那么，围城部队便被分为两部分，而城内守军有坚固的石桥，但有需要便可通行两岸。城内囤积了大量物资，以备长期坚守。
守军或许还可以在埃布罗河北岸找到一处身后有坚固桥梁的类似地形，在那儿既可以随时发起进攻，也可以控制对岸，如恺撒在恩河发生的故事。但是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大概觉得没有必要退那么远。身居伊莱尔达，他们仍然覆盖了西班牙行省的广大区域。如果最后被迫进一步后撤，我们也不妨假设，他们有能力在西克里斯河的某一侧打开一条通道。埃布罗河南岸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随时可以架起一座浮桥。敌军的反应不可能那么快，因此他们可以在埃布罗河畔迅速找到一块有掩护，能确保其自由行动的新阵地。
由于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是在庞培特使维布里乌斯·鲁弗斯（Vibullius Rufus）来过之后占据伊莱尔达城的，战役方案和驻扎地点很有可能是庞培本人——他对西班牙当然是了如指掌的——制订的。
伊莱尔达城满足了庞培军对地形的一切要求。法比乌斯统领的3个先锋军团抵达4周后，恺撒全军到来，又白等了6周时间（约为公元前49年5月17日至6月24日），一无所获。2
法比乌斯的营地位于伊莱尔达以北约2.5英里（约4千米），同在西克里斯河右岸。他在河上架起了两座桥，相隔约6千米。有一次，河水冲垮了下游的桥，当时正好有两个军团在河对岸征集粮草。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立即率领3个军团渡河，正要压倒这两个军团，法比乌斯及时率领两个军团，从另一座未被冲垮的桥赶来解围。
还有一次，当时恺撒已经接管全军，结果两座桥同时被河水冲垮。庞培军已经占领了左岸，再加上高水位，恺撒无法重修浮桥。他正在盼着从高卢来的一批补给，恺撒的辎重队现在无法渡河，道路不行，被庞培军赶回了山里。军营周边的物资被搜刮殆尽，再也找不到一粒粮食。西边的多处渡口也被洪水摧毁，恺撒的情形好似困于孤岛。他的部队缺衣少食，庞培军却能享用早已囤积于伊莱尔达城内的充足补给。
然而，由于庞培的两名副将不敢出营太远进山去追击并消灭恺撒的辎重队，补给最后还是送达了。恺撒在河流上游超过18英里（约29千米）处远离所有敌军前哨的地方架起一座新桥，从而重新与老巢高卢建立了联系。
这条补给线太长了，不足以支持恺撒同时在两岸围困庞培军营。刚刚抵达时，恺撒曾发起过一次失败的大胆行动，通过石桥插进伊莱尔达城和敌方军营之间。现在，庞培军似乎依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仍然决定开拔。新桥固然距离远，却足以让恺撒的优势骑兵前往西克里斯河左岸，阻止庞培军征集给养。多个西班牙部落已经投向恺撒一方，包括埃布罗河下游两岸的亚克塔尼人（Iacetani）和伊路加弗南西人（Illurgavonensi）。等到洪水最终退去，伊莱尔达上方不远处就会出现一条徒涉地带，恺撒大军可以直接来往于西克里斯河两岸，完成对庞培军阵地的包围。这是可以预见的。恺撒甚至下令挖了好几条宽阔的沟渠，试图人为地降低水位，让徒涉点尽快出现。
庞培军带着全部辎重静悄悄地启程，开始向埃布罗河撤退，之前在奥克托格萨（Octogesa）城附近修建的一座浮桥可以使其通过该河，这座城位于埃布罗河与西克里斯河的交汇处。除了三更出发（12点至凌晨3点），他们没有任何专门的防备。毫无疑问，行军纵队遭到了敌方骑兵的袭击和骚扰，前进速度很慢。但是，一旦穿过相对开阔的丘陵地带，抵达伊莱尔达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崎岖多山的埃布罗河流域，骑兵便不会继续袭扰，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庞培军渡过埃布罗河了。大约走了18英里（约29千米）路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敌方军团正在强行军而来。
西克里斯河水有所下降，但伊莱尔达城外徒涉点依然水深及胸，因此步兵仍然难以通过。但是，恺撒告诉我们，应将士自己的要求他冒险下令渡河；骑兵等在下游，营救脚下不稳被冲下来的步兵，全程没有损失一人。抵达对岸后，军团继续行军，没有辎重，也没有休整，终于在傍晚赶上了敌军。如果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不想在断后行动中损失大量人马的话，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全军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当然，他们在白天已经走了很长的距离。
当时的局势仍然不至于绝望。首先，毕竟只要再走4.5英里（约7千米），便能进入山区避险，然后再走4.5英里（约7千米）就是埃布罗河与桥梁。其次，庞培军放弃了夜间行军的想法，害怕途中遭到袭击。最后，哪怕在敌人眼皮底下，他们也并非不可能走完剩下的短短路程。
由于非凡的斗志，恺撒军成功迂回了庞培军，越过几乎无法通行的地形，将再次被骑兵袭击拖住的敌军驱赶到峡谷，占据了制高点，从而截断了庞培军通往埃布罗河的道路。
恺撒本人雷厉风行，再加上将士用命，能力卓越，他们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庞培军的意图是从一处天险撤到另一处天险，结果被堵在了短短的路途中，眼前就是目的地，却不能抵达。如今必须果断决策，要么迎战，要么投降。面对固若金汤的防守，持续的、坚定的攻势展现出了优越性。无疑，庞培军实力弱于敌方，但并没有弱太多。他们拖住了敌军几个月，却付出了最终覆没的代价，具体经过尚有许多疑点。毫无疑问，在此最后关头，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的意见分歧也可能促成了恺撒的成功。局势凶险如此，一切都取决于果断定策，而庞培军的两名将军却需要协商才能一致，由此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庞培军被恺撒赶上之后，整整一天按兵不动，只是派出斥候巡逻。假如他们果真相信能够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直接向奥克托格萨道路前进呢？这实在难以理解。无疑，他们并不指望恺撒会放他们走。3恺撒之前确实没有携带军械给养，但辎重队肯定已经带着必需物资在路上了。正是这一天的耽搁，让庞培军走上了绝路。除了庞培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和犹豫不决，我们找不到别的原因。但是，这一点并未减损恺撒及其部下的成就。毕竟，庞培军之所以会犯错，本身就是因为不断施加压力的敌军士气更加高昂。情势如此，一名将军若能不犯任何错误，他就必定是一位伟大的统帅。
图5 伊莱尔达围城战
当敌军向伊莱尔达折返时，恺撒感到大获全胜已是板上钉钉，无须一战。将士觉得胜券在握，请求出战，但恺撒只是布阵于开阔地带，让敌军决定要不要进攻。连决心奋战到底的猛将彼得雷乌斯也不得不认清现实：会战必定是毫无意义的屠杀。终于，他万般无奈地决定投降。
恺撒没有打一场会战，只是通过调动和几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彻底消灭了敌军，这无疑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篇章。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军队、1806年的普鲁士军队、1870—1871年的3支法国军队都是全军覆没，但都经过了激烈的苦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恺撒的战略和伯利克里的战略混为一谈。一方面，后者完全明白雅典陆军处于劣势，于是从一开始就定下原则，不打大规模陆战；另一方面，敌军也不打决定性的海战，于是伯利克里试图通过消耗的手段结束战争。恺撒呢？他最想要的就是庞培的两名副将来打一场战术决战，好在将其解决之后，尽快去对付庞培本人。正是由于两名副将回避战术决战，仗才打成了机动战。直到决战已无必要的最后时刻，恺撒才放弃决战。但是有一点应当注意，恺撒放弃的只是会战，而不是会战的目标，即消灭敌军。
假如一名统帅能够准确地估计敌方的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么，会战几乎就不会发生了。若从一开始就确定自己会被打败（除非是列奥尼达那样的情况），他就会努力回避会战。伊莱尔达战役是罕见的不经一战、胜负即分的例子，因为双方都准确地分析了当地形势，以至于庙算结果无须实战验证。
两名副将明白己方的人数劣势，于是回避决战，选择了一处易守难攻的驻守地点。在意识到敌军阵地不能强攻之后，恺撒便准备包围敌军营地。两名副将从围城中溜了出来，于合围之势将成之际开拔。接着，由于双方再一次认清了形势，一方认为无须再战，另一方认为绝无胜算，于是战役便以较弱的一方不流血地被消灭而告终。
8 希腊战役
由于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恺撒在陆地占据了上风。除了开战时的11个军团，他陆续又组建了17个军团，这些军团主要由战败投诚的庞培军士兵组成。1库里奥（Curio）统率的两个新建军团在阿非利加失利；C.安东尼乌斯（C.Antonius）的一个半军团在亚得里亚海的伊利里亚沿岸地区落败。恺撒集结了12个军团和1万名骑兵于布林迪西姆（Brundisium）[103]附近，相当于剩余兵力的一半左右，意图渡海前往伊庇鲁斯，将战火烧到庞培的地盘上；其余部队分别驻于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高卢和西班牙。
庞培最初乘船前往伊庇鲁斯迎敌时只有9个军团，后来西庇阿率领两个兵团从叙利亚赶来助阵。无论是人数还是人员素质，这支部队都不是恺撒的对手。其中有两个军团是恺撒旧部，不能完全靠得住；其余要么是新组建的军团，要么以老兵为骨干，以希腊、亚洲招募的新兵为主体。自西班牙的陆军主力丧尽后，若非庞培占有绝对的海上优势——如同恺撒占有绝对的陆上优势——他便只能放弃一切成功的希望。除了原有的罗马舰船，东方附属国的舰队也赶来助战。当然，恺撒已经下令建造船只，但他没有一支核心舰队。原有领地内最重要的海港马赛曾投向敌方，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围城战后才被夺回。亚得里亚海舰队被庞培的海军击败并摧毁。凭借上述状况和事件，庞培取得了极其巨大的优势，令恺撒望尘莫及。恺撒来到布林迪西姆的时候，他掌握的舰船甚至不足以把他意图发动攻势的部队全部运到海对面。
如今，从战略角度看，一支陆军渡海却没有至少暂时掌握制海权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尽管连运输船的数量都不够，恺撒还是毅然决定渡海。假如他要等到集结起足以运载全军的舰船才出发，大军调动就仍然是一件麻烦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静静地停泊于各个港口的敌方舰队在这段时间里会有警觉。庞培当时尚未率军抵达伊庇鲁斯，囤积大量物资的海岸城市没有陆军保护。兵贵神速。通过削减辎重，恺撒将大约一半兵力运上了船，包括7个军团和一定数量的骑兵。渡海一举成功，因为当时正是隆冬，敌军完全没有防备。2有论者言，风向改变也对恺撒的行动非常有利。此地平常刮南风，但每年的这个时节经常会起北风，接下来往往会数日无风。舰队乘着北风，用12个到15个小时抵达某处既能避风又适合尽快登陆的滩头。3
恺撒直到现在才遇到了真正的困难。诚然，他迅速夺取了伊庇鲁斯的几座海岸城市，尤其是奥里库姆（Oricum）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但就在恺撒军抵达前夕，庞培抢先率军进驻首府底拉西乌姆（Dyrrhachium）并守住了这座城市。同时，庞培的海军赶上并烧毁了返航途中的部分恺撒军运输船，而且提高了警惕，恺撒剩下的一半陆军不能再走海路了。恺撒和手头的一半陆军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在伊庇鲁斯动弹不得。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此受到直接的威胁。虽然庞培的步兵比恺撒多两个军团，骑兵更是强得多，但素质较差，显然不敢正面进攻恺撒麾下的老兵，也不敢围攻恺撒的坚固营垒。
于是，两名统帅就这样对峙，没有进行战斗。庞培在等待西庇阿的军团以确保优势，也在等待便于舰队发挥的夏天。恺撒则寄希望于手下将领把另一半军队从布林迪西姆运过来。
有人可能会问，恺撒为什么不让必要的援军走陆路，经伊利里亚赶来呢？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带领来自西班牙、高卢的军团走这条路呢？既无须危险的渡海行动，路程实际上还要短一些。答案很可能是，隆冬时节穿过崎岖多山、富有敌意的伊利里亚乡间会为大军带来不可逾越的补给困难，最起码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预备工作。而穿过意大利抵达布林迪西姆的路程却是安全的，也无须迁延时日。如前所述，即便跨海进军是大胆的行动，但绝非不可理喻的。但是恺撒竟然命令后方部队继续准备渡海，而且竟然取得了成功，这确实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一定要明白，古典时期的战舰有众多划桨手，划桨手排得很密，不能长期持续停留在海上。
因此，封锁布林迪西姆这样的行动就不可能被执行。诚然，庞培一方的海军司令利博（Libo）做过尝试，而且为此占领了港口前方的一座小岛。但是岛上淡水不足，而布林迪西姆的司令官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命令骑兵在大片海域巡逻以阻止敌军船员上陆取水。因此，庞培一方只得放弃封锁，从伊庇鲁斯海港密切注视海上动向，一旦情况有变，再去攻击逼近的恺撒运输船队。然而，如果刮起风向有利于恺撒一方的强风，划桨的战舰可赶不上扬帆的运输船。航行仍然风险很大，因为完全要看风向是否作美。整整两个月就这样过去，安东尼和诸将在多次接到恺撒本人的命令之后，决定冒险出海。他们的运气真是不错，不仅整个舰队顺利到岸，没有损失一艘船，试图拦截的敌舰还因为风向突变而触礁。
鉴于海运的不确定性，恺撒似乎也开始调动军队通过伊利里亚前来增援。但是，这支援军被敌对的山地部落绊住，没有赶上决战。4
安东尼带来了4个军团，还有骑兵，从而无可置疑地占据了兵力优势。但是恺撒要拿这支部队做什么呢？他以强行军从庞培和底拉西乌姆之间穿了过去，却并无多大收益。庞培守在滩头，手中的船只维持着部队与主要补给点——物资充足的底拉西乌姆——和世界各地不间断的联系。通过海路，庞培可以轻松供给军需，恺撒却只能依靠千辛万苦经陆路送来的给养，而且给养来源地的物资本来就被消耗了不少。尽管兵力占优，恺撒还是不适合发动决战。
他决定分兵，将总算盼来的援军大部（3个半军团）派往伊庇鲁斯腹地。两个军团去找西庇阿，将其困住；若有可能，将其击败。一个半军团转进希腊，尽可能争取或征服城市与乡村。恺撒亲率主力围困庞培的陆军。就当时来看，地形是有利于围困行动的。当地原本就有山坡，只要挖得更陡峭一些，再零星布置前哨即可。但是工程量依然相当大，而预期收益却很小。按照恺撒本人的说法，他在围困过程中有3个目标：面对庞培的优势骑兵，保护己方补给线；断绝庞培战马觅食的可能性，以此打击和削弱敌方骑兵；散播庞培遭到围困不敢出战的消息，打击敌方士气。恺撒没有说自己相信围困能让庞培投降，甚至迫使他求和，完全无须考虑这两种可能性。庞培随时可以让部队上船，前往任何地方，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问题在于庞培为什么不听从多位朋友的建议，直接前往意大利。他有很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做。如此一来，恺撒也可以率军经伊利里亚返回意大利，或迟或早，他至少能带着一部分部队回来。到了那时，即便庞培已经掌握了意大利，决战仍然会立即爆发，庞培毫无胜算，因为他只有9个军团，而恺撒有11个军团，以及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沿海诸岛的兵力。
对庞培来说，上策不是立即返回意大利和罗马，而是首先在努米底亚国王朱巴（Juba）的协助下收复西西里岛、撒丁岛和西班牙，然后从这些行省获得援军，实力大增之后再与恺撒决战。凭借舰队的帮助，上述行动可以同时或相继进行。恺撒在西班牙的4个军团主要由庞培旧部组成，或许可以将其争取回来。我们不知道庞培作何打算，没有可靠材料来了解庞培总部的细致内情。5由于各方面报告都说庞培希望回避会战，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假定他会采取纯粹的消极战略，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庞培的谋划正如本段所述。
但是，恺撒的行动很可能让庞培觉得，在此处决战胜利的机会还要更大。实施围困的恺撒军规模比庞培要小。在船只的帮助下，后者随时可以从后方攻击围城方。庞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认识到恺撒勇敢的冒险行为为自己带来了怎样的优势，于是决定放弃其他远期计划，尽可能利用眼下局势，将陆军和海军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赞誉的。纵然恺撒的老兵善战，最后也挡不住庞培海陆联合的攻势。恺撒遭到庞培军营、海滩、后方的三面夹击，遭遇惨败，延伸至海滩的南侧防线被突破。
这个结果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恺撒试图从陆上围困一支规模更大的、未尝一败且掌握制海权的敌军是严重的错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胜不会取得多大战果，败则必损失惨重。但是在交战期间，庙算与运气都会起作用，而恺撒将成败交给了天命。这不是他傲慢，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此外，他还希望通过里应外合掌控底拉西乌姆。如果他没有实施围困，而是随全军进入内地，成果也不会比别军更多。海港不会向他投降，他也不会打败西庇阿，西庇阿肯定会与敌军主力保持安全的距离。与此同时，庞培却能渡海远征，他能够取得的成功远胜于恺撒进军所取得的成功。海上优势之前让敌军得以回避决战，之后更能被证明具有长远的价值。
诚然，围困庞培军不仅没有任何成果，而且吃了一场败仗。但是正因为受到这次打击，才有了恺撒盼望的反击机会。
取胜后的庞培军踌躇满志，肯定是愿意在此地决战的。然而，恺撒明智地估计部队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受挫的士气，遂避战。通过一次精明的计谋，他甩开了敌军，向色萨利前进，与之前派出的部队会合。之前的部队已经赢取了大片内地；最大的一支别军由多米提乌斯率领，跟在西庇阿后面绕圈子，却徒劳无功，因为西庇阿一直避战。6
对庞培来说，如今最稳妥的策略仍然是不直接发动决战，而是凭借底拉西乌姆大捷的威势，首先收复西部各行省，然后再以双倍的兵力攻击恺撒。但是，即便庞培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恺撒就说庞培依然倾向于回避决战——他对本派人士的掌控力却不足以迫使其接受这样的长线战略。恺撒写道，他考虑过敌军的3种策略：回师意大利；围攻恺撒囤积物资、驻兵防守的伊庇鲁斯诸港口；直接追击恺撒。在这3种可能性当中，第二种无疑是上策。恺撒写道，他当时本来想要围住西庇阿，逼庞培赶来救援。但是西庇阿有可能退到一处海港，可能是萨洛尼卡（Thessalonica）或拜占庭（Byzantium）[104]，没有舰队的恺撒只能望洋兴叹，而庞培却可以从陆海两个方向攻击恺撒一方的要塞。因此，两边的力量绝非不相上下。但是庞培一方现在过于自信，不屑于采用这种迂回渐进的取胜之道。庞培试图切断多米提乌斯部与外界的联系，后者当时正在马其顿跟西庇阿绕圈子。此计功亏一篑，多米提乌斯率领两个军团成功脱出，与恺撒会合。这时，庞培军又尾随进入色萨利平原，发动会战。两军统帅在这一战区各有11个军团的总兵力。恺撒有8个大队留守之前占领的伊庇鲁斯诸港，庞培则有15个大队留守底拉西乌姆。但是，恺撒先前派往希腊的一个半军团还没有回归，所以庞培军不仅刚刚取得大捷，士气正盛，而且有相当的人数优势。
按照恺撒自己的说法，他只有2.2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而庞培有4.5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现在我要马上补充一点：恺撒声称，他只损失了200人，而战败的庞培军只剩下1.5万人。只有一个人总是愿意不加质疑地复述文献里的数字，他才会觉得这些数字可信。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今天，这些数字仍然有人坚决维护。上述数目本身不仅毫无可能，更与恺撒自己的说法相悖：他写道，直到最后一分钟，庞培都不希望发动会战，只是因为盲目的自信，以及身边人的不断施压，他最后才交战。如果庞培有两倍于敌方的步兵，7倍于敌方的骑兵，却仍然不想决战，那他算是个什么人呢？我们都知道恺撒的陆军总兵力远比他多，他怎么还能指望再次遇到如此有利的交战条件呢？从庞培的行动路线判断，我们不妨假设，他有一定的人数优势，但尚不足以让他有自信在底拉西乌姆一带正面交战，对抗恺撒麾下占有素质优势的老兵。庞培在底拉西乌姆附近攻击敌营得手，己方士气大盛，他又轻易相信了敌方士气低落，于是第一次决定冒险发动决战。但是直到最后时刻，他仍然想从地形上讨一点便宜，因此推迟了会战时间。如果结合其他流传下来的材料[来源可能是恺撒手下的将领阿西尼乌斯·伯里奥（Asinius Pollio），他也写过一部内战记]，同时承认这份材料未必十分精确，那么我们就可以估计出当时的兵力：庞培可能有4万名军团步兵和3000名骑兵，而恺撒有3万多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双方都有轻步兵，庞培一方很可能要强一些。
我们完全不能采信庞培直到此时仍然对会战有所保留的说法。一旦他跟随恺撒深入腹地，犹豫迟疑便不再有任何好处。恺撒可以在黑海到地峡之间的丰饶乡间畅通无阻，沿途能够得到补给，庞培对此无能为力。庞培军固然有接近海港和从远方海运补给的优势，却不足以抵消一项劣势，即长期拖延会消磨掉此前胜利提振的士气。此外，希腊的一个半军团和经伊利里亚赶来的两个意大利军团也可能会与恺撒会合。7如果庞培确实有过犹豫的话，那也肯定是停留底拉西乌姆尚未决定尾随恺撒的时候，最迟是在攻击多米提乌斯部失败的时候；等到与恺撒在色萨利正面相对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再犹豫了。两军再次到了目视范围之内，会战之所以没有立即打响，只是因为双方都以为敌军终于做好了决战的准备，于是努力寻找有利地形，希望将敌军引来交战。8
终于，庞培率军出营，进入平原，不再占有任何地利。恺撒本来便整装待发，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增援而是接受挑战，出兵迎战。
我们将努力描绘出一幅大决战之日的情景，与目前的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一点重要的差别，因为我相信人们通常采纳的恺撒自述需要根据其他材料进行相当深入的修正，就像他对兵力数量的描述一样。
9 法萨卢斯会战
庞培将右翼布置在深谷中，谷内有一条小溪流过。在此基础上，庞培决定变换阵形，而且与通常的计划有一个重要区别。他相信小溪足以保护右翼的侧面，于是几乎将拉比努斯指挥的全部骑兵和轻步兵转移到左翼。拉比努斯是庞培手下最优秀的将领，曾为恺撒部下，后来投靠贵族派。如果骑兵能在左翼占得上风，将对面的恺撒军驱离战场，庞培的军团接下来就会马上攻击敌军侧后。为了尽可能拖后步兵接战的时间，等待骑兵取胜，庞培的军团没有像通常那样发起冲锋，而是等待敌军进攻。庞培这样做大概还希望取得一项特殊的优势，因为恺撒的部队料想对方会主动出击并在战场中部与他们相遇，所以恺撒的部队会过早起步，等到短兵相接时早已气喘吁吁，队形不整。
恺撒没有专门讲自己是否也将全部或绝大部分骑兵布置到平原上的一翼，但料想是如此。因为他肯定已经从远处看到了敌军阵形，如果把骑兵布置在溪谷一侧，对面只有步兵，不会取得任何战果。
鉴于敌军的骑兵优势，恺撒还仿照马其顿人和日耳曼部落常用的混编战法，挑选年纪较轻的军团士兵和身手最敏捷的旗前兵（antesignani）作为轻装步兵配合骑兵作战。在会战几天之前的一场遭遇战中，恺撒军就凭借这种协同战术取得过胜利。但是，他的手段还不止如此。两军相向而行期间，恺撒把6个精锐大队（共3000人）从第三梯队里调到右翼，与骑兵成一定角度，支援骑兵作战。另外，第三梯队的其余兵力没有跟随前两个梯队前进，而是留作总预备队。庞培的3个梯队纵深皆为10排，共为30排，最初与其交战的恺撒军方阵没有第三梯队，纵深只有对方的一半。但是，恺撒的军团经受过战火考验，他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能够长时间顶住敌军。庞培拖延步兵接战时间的布置直接帮了恺撒的忙。
庞培的骑兵和射手赶到了方阵的前面，当他们发起进攻时，日耳曼和高卢骑兵遵从命令，不战而退。但是当庞培军追上来的时候，侧翼的6个大队却对其发起攻击，恺撒一方的骑兵配合轻步兵翻身杀回，将敌军击退并展开追击。
尽管没有任何具体记载，我们依然不妨假定庞培、拉比努斯这样的将领明白面对恺撒骑兵的侧翼包抄，他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措施。两人从第三梯队中抽调部队，试图在侧翼组成一条斜线，以免被包围。但是形势发展得太快了。像恺撒那样提前将第三梯队留作预备队是一码事，而直到溃逃的己军和追击的敌军已经冲了回来，不得不勉力调整正面的时候才下令就是另一码事了。当时，两军方阵也只是刚刚接触，双方的第一梯队开始了短兵相接。
在这种情况下，庞培军的力量不足以发起反击，将侧翼包抄的恺撒军骑兵和步兵大队击退。尽管骑兵和射手败逃，庞培军的人数仍然与对手相当，甚至要超过对手。但是，恺撒的包抄和协同战法要更加有效。恺撒动用后方的第三梯队加强方阵，而庞培军在正面和侧面受到双重打击，又失去了己方骑兵和射手的支援，先是左翼逐渐不支，最后是全军溃败。
法萨卢斯[105]会战的布阵采用了传统的侧翼交战方案，却从梯队部署和先守后攻两方面对传统战法进行了极大的完善。两军统帅都对负责进攻的一翼做了相应的部署。庞培将全部骑兵和轻装步兵集中到左翼，尽可能予以加强，这是非常恰当的做法；正常情况下，这一翼肯定会强于对面的敌军。但是，恺撒料敌先机，采用非常手段加强骑兵一翼，同时命令骑兵首先后退，等待有利时机。假如他只是命令3000名军团步兵跟随骑兵前进，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骑兵若是被击退至后方——此事不难预料——步兵也可能被裹挟溃退。因此，恺撒让步兵与骑兵成一定角度，一份文献表明就是伏击。步兵首先让己方骑兵从身旁跑过去，然后从侧翼打击敌方骑兵，此时己方骑兵杀回来，与敌交战。
重步兵前进支援己方骑兵对抗敌方骑兵的战法是支队战术方面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成就。只有经过充分训练，以绝对的信心所统率的战术单元——不是整个方阵，而只是规模较小因此灵活机动的大队——才能如此行动。
当年，恺撒曾运用同样的混编战术击败了维钦托利骑兵，当时并没有步兵梯队配合后者；而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局部胜利立即演变成全面胜利，同时恺撒战胜了敌军步兵。全军组织纵然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但波利比乌斯的一句话（35.1）仍然是真理：一个因素便能决定胜负。
如同坎尼战役中的汉尼拔中军，恺撒的方阵顶住了规模大得多的敌军所带来的压力，直到侧翼支援到来。但是此战的成就犹胜于坎尼，因为没有刚开战便展开侧翼行动，而是起初采取守势，逐渐转为攻势。
与军团步兵一样，恺撒的骑兵和随行轻步兵肯定也是士气高昂，对统帅和军官的领导有着绝对的信心。有一事为证：起初是敌军进攻，他们后退；等到步兵大队出手，扭转战局，他们又能立即回头冲杀。这些骑兵可都是高卢和日耳曼人。
于是，凭借更高的素质，再有一名懂得如何以最精妙的方式运用优势的统帅领导，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打败了性质类似、规模更大的敌军。
就本身而言，庞培推迟步兵交战开始时间的命令并非失算。但是，当敌方统帅采取反制措施时，该命令必然有利于敌军，帮助敌军组成了第四梯队，借以赢得骑兵战。
法萨卢斯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假如庞培军有序退出战场，据守营寨，那会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像阿莱西亚的维钦托利、伊莱尔达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雷乌斯那样遭到围困。由于不可能有援军到来，他们迟早要被迫投降。这是士卒的状况，将帅却并非如此。贵族派的事业并没有因为这场战斗的结果而最终失败；不少地方仍然有反对君主制的强大力量，恺撒接着又打了两场大战才彻底降服对手。文献众口一词地谴责庞培顶不住战败的压力，完全崩溃，过早逃回营寨却没有布置防守。恺撒只是写道，庞培回到帅帐，等待尘埃落定，当敌军士兵冲进军营时，他便抛下节杖，骑马逃离营地。普鲁塔克和阿庇安的描绘更详细：惊魂未定的庞培静坐于帅帐，直到敌军士兵蜂拥翻过营墙，他最终逃之夭夭。实情可能就是这样，但我有必要指出一点：胜负已经分明，庞培便没什么事好做了。军队固然无力回天，将帅若能自救，仍有易地再战的可能。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普鲁塔克笔下庞培的作为似乎表明，他已经忘却了“伟大的庞培”的尊号，就像宙斯曾对埃阿斯所做的那样，宙斯迷乱了他的五感。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行为可以通过“将帅与军队的利益不再重合”来解释。阿庇安写道，恺撒派传令兵到战士中间高呼罗马人不打罗马人，只打外国兵。就字面意义而言，这条记载不可能是真的，因为短兵相接的时候不可能传达这样的命令。此外，庞培的军团（因为当时只剩下他们没有解决了）里不可能分清谁是罗马公民，谁是外邦人，都是混着的。但是，即便这条记载不能当真，它仍然准确地表明了当时的状况。在庞培的军团里，约三分之一直到不久前还尊奉恺撒为统帅，连剩下的三分之二也与他们为之战斗的贵族派没有内在联系。他们忠于誓言，恪守军规，于是奋战到底；但是他们并无理由继续进行无望的抵抗。
于是战斗结束，庞培逃之夭夭，营地经过短暂的防守后陷落，败军最初逃往山中自救，结果遭到恺撒军无情的追击和包围，于当日夜晚投降，没有做进一步的抵抗。
10 内战末期诸战役
希腊战役和法萨卢斯会战是古典时代战争艺术史的高峰。在两位最负盛名的罗马领袖统率下，罗马人自相残杀。恺撒之后的几场战役中不乏生动的事件，但并没有原则层面的新事物，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军事史角度看，如果说之前的文献太不确切，评议不甚可靠，那么时至此刻，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个缺陷已经不存在了。结合地形学研究和精细的文献分析，韦斯（Veith）为阿非利加战役提供了一幅明晰而完全合理的图景。对于他的精妙论述，我只有一点持异议，那就是他对我进行的多次无端讥讽。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只不过我认为他在个别地方的笔触过于尖锐。
恺撒本人的战记至法萨卢斯会战而止，没有再谈之后的战役。但是这项工作由他的几名才智参差不齐而且远比恺撒偏颇的部下完成了。《阿非利加战记》由一名视野狭隘的一线军官写就。但是我们可参照迪奥·卡西乌斯和普鲁塔克的文字加以补足，两人保留了善于辨明战略关系的阿西尼乌斯·伯里奥的记述。
恺撒意图围攻塔普苏斯，这座城位于地中海与一座湖泊之间的地峡上。西庇阿尝试从两面封锁地峡。尽管恺撒掌握了制海权，但由于围城战开始于2月初，胜负尚在两可之间。假如他的陆上联系被完全切断，情势便会万分危急。但是，恺撒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探知敌军正在南下，于是趁对方营寨未立发起攻击。打败北路的一半敌军后，恺撒立即扑向10千米以外，位于地峡南侧入口的另一半敌军，没等到北路败兵与其会合便杀到面前，令南路不战而溃。
具体细节参见韦斯的著作。就整体而言，他最有意思的一个揣测是，西庇阿只是挂名总司令，实际负责指挥的是拉比努斯。恺撒曾拿西庇阿的能力不济打趣。这个揣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如果说法萨卢斯会战表现为当代两大名将的对决，那么阿非利加战役饶有趣味的地方就在于，恺撒本人遭到了高卢战争中首功将领的反对。韦斯的判断是，拉比努斯完全是恺撒的学生。这显然是有充分依据的。拉比努斯作战既勇猛果决，又谋划精当。如果说他最后还是被打败了，那是因为他的对手不仅是恺撒，更是恺撒的军队，他新组建的阿非利加军团完全不能与之匹敌。从战术角度看，塔普苏斯之败最多是不胜而已，之所以最后演变为大溃，是因为未被打败的南路军惊悚不已，弃营而遁。北路败兵抵达时本来指望暂避一时，却发现战友早已离开。他们随后希望投诚，却被杀红了眼的恺撒军消灭。两边都是罗马军团，其性质却是雇佣兵作战。我们在之后几章里会看到，雇佣兵与雇佣兵作战是不会留情的。在伊莱尔达，恺撒尚可阻止一场屠杀，如今却已无能为力。
11 战象
塔普苏斯会战是大象在古典时期战争史中的最后一次出场。因此，现在或许是总结评论这种动物在古典战场上的历次运用的恰当时机了。
关于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我们认为马其顿人打败战象肯定很艰难，因为吃了这个教训之后，他们自己也采用了这一“兵器”。但是，如果从战果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连一场战象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凿战例都找不到。恰恰相反，战象较强的一方往往会被击败。流传下来的著名象战都是传说或者逸闻的形式，实在可惜。唯一有史学意义的战例还是最早的那一次，即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继业者战争、皮洛士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历次战斗都给不出可靠的记载。在扎马-那拉加拉会战和塔普苏斯会战中，文献里写道有大批象兵参战，但完全没讲战象取得了什么战果，而且有战象的一方都被打败了。如果我们把记载原原本本地汇总起来看，战象的胜负记录可不太好看。有战象参加的胜利战斗包括：安提柯打败高卢人的伊普苏斯会战、皮洛士打败罗马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会战和阿斯库鲁姆（Asculum）会战、哈米尔卡雇佣兵战争的突尼斯（Tunis）会战、汉尼拔打败西班牙人的塔霍河（Tajo）会战、1汉尼拔打败罗马的特雷比亚河会战、罗马打败马其顿的库诺斯克法莱会战和皮德纳会战。但是在下列会战中，有战象或战象数量远多于敌军的一方仍然落败了：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继业者战争中的帕莱塔西奈（Paraetacene）会战、伽比埃奈会战（Gabiene）、加沙会战和拉菲亚会战、皮洛士战争中的贝内文图姆会战（Beneventum）、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阿格里琴托会战（Agrigentum）和帕诺尔姆斯会战（Panormus）、迦太基进攻西西里的希米拉会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巴埃库拉会战（Baecula）、梅陶罗河会战和扎马会战、2罗马击败塞琉古帝国的马格尼西亚会战、穆图尔会战（Muthul），3以及塔普苏斯会战。文献中没有一场战例是战象突破了密集步兵阵形，仅有库诺斯克法莱会战勉强算数，而且记载里也明确写道，罗马发起进攻时，马其顿军尚未排好阵形，便被战象击溃了。
在扎马会战中，罗马一方的支队之间据说留出了空隙，好让战象从空隙里穿过去。突尼斯会战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罗马步兵排成了深度很大的阵形，波利比乌斯（1.33.10）专门赞扬了这种阵形，说它特别适合对付战象。我们知道，这两条史料的来源都不尽如人意，最有价值的一个观点大概就是波利比乌斯的判断，他赞成采用大纵深阵形，因此不认为战象有能力将其突破。可波利比乌斯又说，战象仍然对方阵前排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但是归根结底，这条记载只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否则我们肯定会经常看到日后战场上运用战象的记载。
战象只有对付骑兵（让战马受惊）和轻步兵才有确证的战果。
然后，战象确实有效的最有力证据仍然是：有名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战象，特别是汉尼拔和恺撒。根据西塞罗的《反腓力辞》（Philippics 5.17.46），恺撒至少在帕提亚战争中有过战象，尽管并没有实际用过。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与努米底亚国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者提供了战象。整个公元前2世纪，罗马一直在使用战象，不过只是将其编入盟邦军，而且数量也不大。4罗马对付马其顿人、西班牙人5和高卢人的时候都用过战象。尽管战象据说帮北方蛮族取得了良好战果6，但奇怪的是，与辛布里人作战，以及恺撒在高卢作战的时候都不再有战象出现了。在阿非利加，当努米底亚国王朱巴动用战象与恺撒作战的时候，恺撒将大象运来西西里，以便让士兵和马匹熟悉这种“巨兽”的外貌，训练反象兵战法。
通盘考虑古典时代战争史，我们或许可以说，战象的作战效用和实际参战情况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高估的。面对完全不熟悉战象的敌人，或者骑兵和射手，战象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以皮洛士战争为例，败者会极度地夸张战象的战果，将其作为失败的借口。7熟悉战象，不惧怕战象，知道如何躲避和有效攻击战象的军队是能够对付它们的——在海达斯佩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就成功过——不是通过耍花招，不是通过射火箭，也不是通过惊吓大象，而是通过娴熟地运用本身的武器。参阅描述大象习性的自然科学著作，我们就能辨明当年他们是如何巧妙运用武器打败战象的。
根据这些著作，大象绝非坚不可摧，反而有着很敏感的皮肤。即便矛和箭不能直接杀死大象，仍然能够透入其体内，一直留在里面。8疼痛之下，大象便会逃跑，失去控制。常有记载说大象冲入己方后排，造成混乱，遂至失败，有一次罗马人与努米底亚人作战就是这样。9本书前面讲过，应对这种情况的最后手段就是每人手持一根尖利铁锥的象夫，他会用锤子将铁锥打入大象脖颈，将其杀死，以免其造成伤害。
12 结论
恺撒达到了古典时代战争艺术的巅峰。这并不是说，恺撒这个人比米提亚德、亚历山大、汉尼拔或西庇阿更伟大——此类比较或评论不仅荒谬，而且无益——而是说，在这些大军事家中间，只有恺撒最完整、最广泛地同时掌握了古典时代战争艺术的所有手段。与古老的、简单的方阵乃至三线方阵相比，恺撒时期的大队不知优越几何。
重步兵大队与训练有素的射手、重骑兵、野战工事和严谨的后勤体系构成了一个有机协调的整体。这便是恺撒以其个人勇武和战略帅才统御的军队。它本身并没有全新的元素。早在恺撒之前，各个要素及其配合形式都已经出现了。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战争艺术史中完全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米提亚德、伯利克里、伊巴密浓达、亚历山大、汉尼拔、西庇阿、马略——他们都贡献了崭新的统率道术。无论是手段还是思想，恺撒之前都已备齐。但是恺撒把这些要素发挥到了极致，以最多变、最充分、最完善的形式融会贯通。
史书有言，恺撒有一句最喜欢说的话：他宁肯用饥饿而非钢铁征服敌人。1通常的解释是，他更喜欢单纯运用消耗战屈敌而非正面败敌。从他统帅生涯的每一步来看，这句话绝不能这样理解。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2消耗战略只在一种情境下是合理的，即意志和力量不足以进行大决战时。但是恺撒总是处于意志和力量都始终处于彻底击败敌人的状况，自然合理的方略是打击敌军主力，即发动决战。恺撒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那句名言才并非虚言。发动决战绝不仅仅是莽撞蛮干，更要巧妙地营造有利条件。因此，是饥肠辘辘还是粮草充沛在任何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而对恺撒来说，后勤的意义尤其大。实际上，在看待恺撒关注后勤的问题时，不应该认为这是削弱了消灭敌军的意识，反而应该认为这是加强了消灭敌军的意识。在考察恺撒作为战略家的一面时，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观点。
在高卢，正是罗马优越的后勤体系让恺撒不必直面高卢大军，而可以各个击破，奠定胜局。就此而言，他可以说自己主要是用饥饿而非钢铁征服了敌人。
内战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时，恺撒所用战略的特点在于野战工事。显然，他对技术手段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是一名天生的工程师。他在《恺撒战记》中富有热情地描述了自己建造的器物工事：与赫尔维蒂人作战时修建的罗讷河沿岸工事、恩河畔的军营、与维内蒂人（Veneti）打海战时发明的勾杆、莱茵河上的浮桥、围攻阿杜亚都卡（Aduatuca）、阿瓦利库姆、马赛利亚三城的攻城器械、阿莱西亚城周围的障碍物、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城的水渠、西克里斯河的人工徒涉点，还有将庞培困住的宏大底拉西乌姆围墙。但是这些事物之所以在恺撒的战争生涯中大放异彩，不仅仅是因为统帅的个人才能和偏好，而是水到渠成。如同一切技术和传统的罗马筑营术会随着新的创制而拓展完善。筑营术为防守方带来了极大优势，哪怕人数较少，也能在开阔地带自守。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除非双方都想打，否则会战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较弱的一方回避决战，试图拖延，那么较强一方的应对手段就是围困对方军营——又是以饥饿为手段。饥饿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罗马人相对于蛮族的文化和组织优越性的表现；另一种是攻方因应守方技术优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种战法都不与追求大获全胜的战略相悖，反而是执行这种战略的一种最活跃、最完全的方式。以恩河军营离散比利其大军、迫使庞培军因补给问题而退出伊莱尔达城，这两场伟大的战略胜利表面看有相似性，但分析到最后发现，它们的根源并不相同。在恩河，恺撒不愿冒险与比利其联军正面决战，他明白罗马优越的筑营术和后勤体系能够迫使敌军首先分兵。在伊莱尔达，他占据力量上的优势，避战的是敌军，因此他用围城来威胁敌军，打击敌军的补给线，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当会战之机到来时，仗已经无须再打了。
假如汉尼拔当时能这样行动，围困罗马军队，迫其缺粮出营，古典世界也不会是拉丁人的天下了。但是汉尼拔的战争资本不足，他一上来就到达了胜利的巅峰，接着便缓慢下滑。恺撒的攻势比最有力的防守方还要强大，成功将其击破。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恺撒打仗好似无须时间，战略如光速运转。通过剑与饥饿的结合，他总能用一场会战结束每一个战场的每一场战争。他的创举在于极大地改进了这种战法，与近现代的火器发展历程相映成趣。最初，火器的发展似乎对守方有利；面对近代步兵和炮兵，攻击方不可能在开阔地带打败守军——就像罗马军团不可能攻破罗马野战工事一样。但是，随着火器威力的提高，现代的进攻方能够随意延伸战线，甚至可以从多个方向以大间隔纵队发起攻击，通过迂回包抄的手段来赢得火力优势。于是，优势从守方转向了攻方。罗马的野战工事同理。营垒的初衷是保护不愿出战的军队，后来却让攻方有了前所未有的强迫对方接受决战的手段，即围困军营。优势由此转到了攻击方一边。（本段写于1908年）
世界大战表明，上述发展阶段甚至可以再次被超越。理论家从未预见到的情况发生了：战线一直延伸到绝对不可逾越的边界方止，从而杜绝了包围行动的可能性：西边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瑞士边境，东边从波罗的海延伸到罗马尼亚。于是，包围战术不得不再次让位于正面进攻和突破防线，优势从攻方回到了守方。（本段写于1920年）
恺撒的思维一直非常活跃。他曾求学于罗德岛，一度专心研习语法学，并著书立说。毫无疑问，他也研读过各方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文献中散见恺撒读过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3和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多部著作的记载。4但是，他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理论反思，以至于腓特烈大帝有过一句名言，说军人从恺撒身上学不到任何真东西。5拿破仑固然建议人们研究恺撒，有一次也抱怨恺撒的文字云山雾罩，连会战的名字都不给起。当然了，要是其著作连一场战役的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它对战略研究肯定不会有多大价值。除此之外，《恺撒战记》中的人数关系同样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缺陷都可以由恺撒著述的政治性目的来解释，对整体的意义只是稍有损害；而且它们也能够通过研究来填补和纠正，实际上已经有考订成果了。腓特烈之所以在恺撒问题的表态上远比拿破仑强烈，可谓良有以也，之后讲到这位大军事家的时候再谈。恺撒的写作意图并非军事专著，因此省略了军事专著所需的细节、动机和反思。我们要从事实本身中吸取经验，而不是字句篇章。不过，透过流畅的文笔，这位思想家的哲思精神仍然在少数几处表现出了理论思维，我们在色诺芬、波利比乌斯这两位具有反思精神的军事作家身上还看不到如此的深度。在讲述法萨卢斯会战中庞培命令士兵等待敌军进攻一事时，恺撒对此表示了谴责，而且——用今天的话说——强调了攻势对士气的作用。他以清晰的古典文风，这样写道：
我以为庞培此举不理智，因为每个人都有激情和血性，战斗能够把它激发出来。统帅不应压抑这些感情，反而应当强化。阵前双方都要呐喊吹号的古老传统并非毫无用处，其令敌军胆寒，壮我军气势。
恺撒特别喜欢强调偶然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另一条有理论意义的思考。过去常有人将战略比作下国际象棋，从恺撒的观点看实在大错特错，因为象棋讲究的是算无遗策，而战略还依赖于对不可测算之事的把握。因此，指挥艺术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整全的人格：下注豪赌，要根据新的信息调整，从而驾驭变幻无端的运气，将它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修昔底德首次澄清了战争行为中的这一面。本书前面引用过他笔下的伯利克里的一个词：不待之机。但是，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1.22）：“……战争只有极少的部分遵循确定的法则；大部分都遵循战争为自己创造的法则，取决于一时一地的形势。”在另一个场合，他笔下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2.11.3）说道：“……战争的进程是隐藏的，许多都来自最微小的细节，而激情会带来成功。”6这些正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基本思想的首次呈现，即认识到战争包含着非理性的要素，指挥官必须敢于相信自己的命运。西塞罗有言，除了“军事知识、勇气和权威”（scientia rei militaris, virtus, auctoritas），“好运”（felicitas）也是名将的一大要素。7恺撒在《内战记》3.68中写道：“但命运在一切事物上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尤其是战争。命运只需轻轻摇动，世事便会发生巨变。”
恺撒经常说他把自己全都交给天命，像赌徒一样挑战运气。与拿破仑一样，他肯定相信自己有上天相助。有一则故事说，恺撒在海上遇到风暴，宽慰水手说船上不仅有恺撒，还有恺撒的好运气。此事虽然不见于恺撒本人的著述，但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看待拿破仑一样，如果只在恺撒身上看到胆子大——不论褒贬——那就错了。我们逐渐相信，他的这种品质总是与明察战况与权衡局势相配合。古人早已明白此节。苏维托尼乌斯（第58章）如是称赞恺撒：“……踏上战场前，总能判明是勇猛还是谨慎为上。”与现代统帅一样，恺撒战略的最主要依据是己方占人数优势还是劣势。如前所述，他在高卢和西班牙伊莱尔达城都是占据优势的。塔普苏斯会战不是酣战；蒙达会战（Munda）没有可靠数据，但当时恺撒已经登基称帝，与手中只有一隅的敌手相比，他无疑能够调集更多的兵力。如果不考虑埃及的特殊情形，以及与法纳西斯（Pharnaces）的那场持续五日但意义不大的战役，那么法萨卢斯会战就是唯一恺撒兵力远少于对手却依然取胜的战斗。他其实可以不打这场会战，等待援军（希腊和伊利里亚分别有一个半和两个军团）的到来。但是，假如他这样做了，庞培肯定不会接受会战，而是将军队经海路运到别处，另择交战地点。毕竟，从一开始，敌军的海上优势就让恺撒理论上的陆地优势得不到发挥。他只得利用数目较多——尽管战力显然较低——的新建军团去守卫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早在底拉西乌姆围城战期间，为了取得正面战果，他就把大批部队派了出去，以至于自己身边的兵力还不如庞培。从各个方面来看，明确恺撒在这场战斗——而且只有这场战斗——中凭借人数劣势发动决战的事实和原因是很重要的。庞培的海上优势间接地为恺撒的作战行动牢牢戴上了枷锁，让恺撒无法自由选择。但是，恺撒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尽管他极其看重人数，却能够审时度势，把数量不如人的担忧甩到一边，相信麾下将士的素质和自己的将道，决定打这一场决战。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古罗马战争艺术在恺撒身上开花结果，并作为恺撒的遗产在罗马世界延续了下去。恺撒之后，罗马帝国继续征服了广大的土地，特别是阿尔卑斯山区、多瑙河以南诸国和英格兰。罗马人征服世界的脚步在两个民族面前达到了极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帕提亚人，另一个是日耳曼人。本书第2卷就要从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和战争行为讲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竟能与罗马战争艺术比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