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研究方法
在战争艺术史中，第二次布匿战争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粗线条地阐述罗马战术的第一次大变革，即从重装步兵方阵这个总体形式中，发展出了具有罗马特色的支队战术，却不能将其放到现实战例中进行具体的理解，也不能确定年代。通过几次大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战术最后的辉煌登场、它的失败和不足，以及新一轮的战术转型。凭借新的战术，罗马只用两代人的时间便征服了世界。幸运的是，我们对这些事件同样有着透彻和具体的认识。正是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为波利比乌斯赢得了史学大家的盛誉和权威地位。从此处开始，他终于有真正的史料可用了。在罗马一方，他最重要的向导是法比乌斯·皮克特。法比乌斯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同时代人和参与者。战争期间，他是元老院的成员。不过，在迦太基一方，他的信息来源是一名希腊人，此人是汉尼拔的随从，记述了后者的行迹。关于坎尼会战的记述水准极高，作者必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坚信这段记载出自汉尼拔本人，或许是他亲自口述。
我在后面会阐述这一揣测的理由。它或许只是揣测而已。然而，翻阅史册时，连这个简单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充满敬畏。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整个民族被斩草除根，没有任何遗迹或档案留存在人的记忆中，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唯有史书记述着哈米尔卡如雄狮般的儿子汉尼拔的生平——从他9岁许下誓言直到辞世，那时的他已垂垂老矣，饱受世事困扰，厌倦了人世。我们手中的文字记述着他最伟大的一次胜利，我们想象着这位大英雄通过这些文字来直抒胸臆。这些文字是当年强盛无比、问鼎世界霸权却被雨打风吹去的迦太基人留下的唯一一页，有了它，人类的精神财富似乎便丰富了一些。
这份文献对战争后期的叙述要差一些。但是，波利比乌斯作为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圈子的一员，仍然能够亲口听他讲往年的事。相对前一部分，该文献后一部分的水准有所下滑。我们再次发现，波利比乌斯比表面看上去更依赖自己的材料。1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这部分叙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经过认真的批判分析，史实能够水落石出。
在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前者在海上的劣势要大于在陆上。于是，以哈米尔卡·巴卡为首的迦太基爱国者在思考如何打赢下一场与罗马的战争时，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对古老的贸易城市迦太基来说，要做的最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争取完全的制海权。但是，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告诉迦太基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无数意大利海滨城市与罗马结盟，迦太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真正取得制海权。雪上加霜的是，罗马主导的同盟握有拥有众多贸易中心和港口的西西里岛。即便迦太基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就像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那样，如果不能通过陆战直接打败罗马，利用既有的战果，那也不会有多大进展。为了彻底打败罗马，而不只是守护本土，迦太基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一支优越的陆军，在罗马的力量中心打击它。
为了组建这样一支陆军，也为了找到一个地方以替代西西里——迦太基人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他的儿子汉尼拔继承了父亲的理念，正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继承了父亲腓力的理念一样。汉尼拔多次大胜罗马，几乎让罗马陷入绝境。但是，在海上，罗马仍然是较强的一方。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一点对战争结局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战争艺术史的使命不是详述事件经过——那样会导致研究范围不断泛化——而只是考察并确定这一时期显示出了哪些战争艺术形式的新发展，以及这位迦太基战略天才是如何利用并发展传统战争样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逐次介绍了每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之所以有能力而且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史料刚好能够满足明晰阐述的需要。从现在开始，流传下来的史料要丰富太多，我们只要选取典型事例介绍即可。此外，在这样一个英才迭出、难分伯仲、斗智斗勇的时代，战争行为变得极其复杂，若要探究每一个事件，必将永无止境。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选择性的讲解。
我们必须搞清楚战术问题。汉尼拔军队与罗马交战时表现出的优越性的基础是什么？这一战术因素——在正面战场打败罗马人的信心——必定是汉尼拔战略的主导因素。正如我们从战术关系出发，厘清米提亚德、特米斯托克利、保萨尼亚斯、伯利克里的战略决策一样，我们现在也要从战术角度寻找汉尼拔先胜后败的关键。因此，我们不会遵循年代顺序，而要首先探究迦太基军队相对于罗马军队一目了然的战术优势，表现得最明显的特定军事事件——那就是坎尼会战。至于其他大小战斗，则只需要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我们从坎尼会战中获知的典型特征即可。只有通过上述比较，确定了真正的特征性要素，即交战双方的战术，我们才能够转向战略的研究。
2 坎尼会战
罗马人与汉尼拔首次交锋是在特雷比亚河（Trebia）[72]，他们试图依靠阵地战阻挡汉尼拔。而到了坎尼会战中，罗马投入了相当于迦太基人两倍的兵力：至少8个罗马军团和相应的同盟军，总数为16个军团；减去营地守军和不参加战斗的预备队（rorarii），兵力为5.5万名重装步兵、8000名到9000名轻装步兵、6000名骑兵。数量庞大的重装步兵没有被用于加宽正面，而是加大了阵形的纵深。由于军团是按照年龄划分的，年轻人不能排在家长后面，所以各个军团不是前后依次排开。波利比乌斯写道，为了达到增大纵深的效果，每个支队的深度远远大于宽度（“令支队的深度达到正面的许多倍”*）。而且，为了适应狭窄的正面，支队之间的空隙被缩小了。我认为，步兵的正面宽度最多八九百米，而纵深估计为70人。1下令如此布阵的人是执政官特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 Varro）。据说，他曾在战前对罗马人民发表讲话，指出他们对敌人几乎有两倍的兵力优势。瓦罗大概估计，正面越宽，行动就越迟缓不便，而且考虑迦太基的骑兵优势（另一名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反复强调这一点，表达了极大担忧），罗马人也不可能迂回包抄敌军。于是，一切都取决于大纵深方阵势不可挡的冲击。
骑兵分为两翼，右翼驻扎于奥凡托河（Aufidus River）河畔。
战场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开阔平原。
汉尼拔有3.2万名重装步兵，略多于对手5.5万人的一半；射手兵力大致相当，各有8000人。但是，他在骑兵上享有同样比例的优势，即10000对6000。他同样将骑兵分为两翼，用两万多名伊比利亚和凯尔特（Celt）士兵组成方阵。阿非利加士兵平分为两部，每部约6000人，排成大纵深阵形，分别位于一翼后侧的步骑兵交界处，类似于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的布置。这样一来，若有必要，阿非利加士兵可以向一侧展开，支援和加强中军，也可以向另一侧移动，加宽步兵正面，以便迂回包抄敌人。
波利比乌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种阵形。一开始，所有单位一字排开：骑兵、阿非利加步兵、伊比利亚和凯尔特步兵、阿非利加步兵、骑兵。接着，中央向前移动，纵深逐渐变浅，形成了半月的形状。
读者应该小心，不要像波利比乌斯本人那样，被这幅阵形图的魅力迷住，以为汉尼拔真的排出了一条弧线，或者以为中部方阵在前进过程中是逐渐自然散开的。在向敌方行军的过程中，弧形确实很容易出现。但是，弧线不是战术安排的结果，而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必须努力去应对的变形，是一种要尽可能避免的情况，以便保持战线平直。
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接受波利比乌斯的描述，阿非利加步兵仍然在中部方阵和骑兵之间，而骑兵应该位于半月阵的两端，因此距离敌人最远。但是，书里后面又写道，最先交战的正是骑兵，因此骑兵肯定距离敌人最近。然而，包抄罗马方阵的是阿非利加步兵。只有一种情况能说得通，即两军首次冲击时，阿非利加步兵位于骑兵后方。最合理的布置情况是这样的：各单位依次沿直线排布时并未展开。因此，正面是由6列纵队的排头组成的，相互之间留有距离，以便之后展开。在18世纪的战术中，这种阵形叫作“侧移成线”（der flügelweise Abmarsch）。但是，汉尼拔没有命令所有纵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而只让骑兵以及伊比利亚-凯尔特方阵展开。后者展开后的纵深很浅，虽然只有两万人，宽度却几乎与对面的5.5万名军团士兵相等。正面之后的各单位仍然是纵队。在骑兵与中央方阵相接的部位，阿非利加步兵组成了两翼。今天，我们通常将这种阵形叫作“蹄铁阵”（借用骑兵的词汇），加上预备队就和半月阵形状相同了，也就是说，阵形原先并不是呈弧线，而是呈直角。宽大正面前进的过程中，中部很容易跑在前面，于是就凸出了一块，从位于中部的观察者角度来看，大概确实更像半月形（也就是说，从最高统帅的角度看）。不过，从战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为方阵正面是平直的，哪怕现实中没有这样协调。
双方阵前的众多轻装步兵开始小规模接战后，左翼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指挥的迦太基骑兵首先沿河前行，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当然，汉尼拔在骑兵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此外，他把全部重骑兵都集中到了左翼。2罗马骑兵一触即溃，被赶下了河，退出战场。
与此同时，右翼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装骑兵只是与敌周旋。现在，哈斯德鲁巴尔派兵绕过罗马步兵后面去支援右翼。等到那里的罗马骑兵也开始逃离，哈斯德鲁巴尔率领全体骑兵从后方攻击罗马方阵。
骑兵还在交战的时候，罗马方阵已经与对方步兵接触，而且凭借着5.5万对两万的巨大优势将其击退。但是，汉尼拔的骑兵随后从后方杀来，使向前推进的敌人停了下来。伊比利亚、凯尔特步兵和努米底亚骑兵不可能冲入庞大的罗马军团并将其击溃，却用标枪攻击敌军，很快布匿（即迦太基）轻装步兵也加入了他们。标枪、箭矢、投石从后方落到罗马人身上，迫使方阵后排转向应对，从而对整个方阵的前进造成了影响。现在，布匿的中部方阵顶住了敌人，两个没有展开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向前，来到罗马方阵的侧翼，分别转向左右，包围之势遂成，罗马人从各个方向同时受到攻击。
尽管骑兵已经脱离战场，但罗马人的总兵力优势依然很大。“向心行动不适合较弱的一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Vom Kriege）中写道。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现在，较弱的一方不仅包围了两翼，而且把后方也封死了。两名执政官可以命令三面支队持守势，第四面强力突击实力较弱的敌军正面，从突破口出发席卷敌军。但是，这样的行动对战术的要求超出了罗马公民军队的能力。各个支队不是独立的战术单位，而只是整体战术实体，即方阵的组成部分。军团也不是战术单位，既不能，也不习惯独立行动，它们只是管理实体罢了。如果罗马军团采取二乘八的配置，我们不妨设想，当此危急关头，后排的军团可以转向对敌，两侧的军团朝外阻挡敌军骑兵和阿非利加步兵，而其余6个军团就能彻底打垮敌军正面的伊比利亚人和高卢人，后者本来已经被击退了。但是，罗马人没有采取这样的布置，而是一字排开。只要一个军团独立行动，整个方阵就破裂了。通过增大每个支队的深度，罗马人做到了大纵深——这是罗马战术的最典型特征——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彼此不可分离。对我们来说，各个支队的老年兵持矛转向敌军，抵挡哈斯德鲁巴尔的骑兵；青年兵和壮年兵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恢复之前已经开始的进攻，这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是，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这样的战术调整是不可能临场决定的，老年兵更没有能力转向后方持矛作战，因为支队之间的空隙非常大，无法立即组成有序和闭合的正面。罗马步兵的通常战法是，结成紧密队形向前推进，直到敌军屈服后退。现在，当“敌人从后面来啦”的大呼声响起，后排士兵不得不转向对敌，推动人群向前的压力就消失了，于是整个方阵也停止了。此时，罗马已经回天乏术。数量优势无处发挥。若要发挥，显然完全取决于后排施加的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凡是方阵，实际能使用武器的士兵总是极少数。后方遇袭让这种压力消失了，只有最外侧还能算作战斗员，但仅能防守而已。
胜券在握，战利品就在眼前，于是迦太基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涌来。罗马士兵那么密集，只要投射物射出，肯定能击中。惊骇之下，罗马人越是往一起挤，就越难运用自己的武器，而敌军刀剑的杀伤力也就越强。
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被生擒。从肉搏战中逃离的人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决定性因素是从后方发起攻击的迦太基骑兵。就这个方面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矛盾。他写道，战斗开始前，汉尼拔对士兵发表讲话，表明迦太基人寄希望于凭借骑兵优势在平原战场一举破敌。波利比乌斯还在结论中点明，迦太基取胜的基本因素正是骑兵优势。然而，他在行文中更加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侧翼进攻。实际上，从他的文字来看，骑兵的行动似乎并非出于汉尼拔的将令，而是自作主张的哈斯德鲁巴尔。他说，正如汉尼拔战前谋划的一样，罗马军团最初与迦太基突出的中部接触并将其击退后，队伍便向中部压缩，逐渐落到阿非利加步兵之间，罗马士兵向中部压缩是很正常的。侧面的支队很可能超过了迦太基中部方阵的侧翼一定距离，但并没有转向内侧攻击对方，因为他们肯定看到了前方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一旦他们这样做，阿非利加步兵肯定会插入他们的侧翼。他们继续向前，但是距离敌人最近的罗马士兵奋勇争先，仍然希望直接打垮凯尔特和伊比利亚步兵，导致侧面支队向中部挤压。此外，最外层的支队无疑前进较慢，因为身旁骑兵正在交战，而罗马落于下风，这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罗马军团被阿非利加步兵包抄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挤压。罗马方阵中部的突击停顿也不可能是因为阿非利加步兵的包抄。只要把己方阵形拉长变薄，然后让侧翼前出，攻击对方侧翼就能打败一支勇敢且人数占优的敌军，那么这条计策肯定会经常运用。但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敌方固然会被包抄，但己方正面也必定会被削弱，从而可能会被击穿。然而，坎尼会战并没有发生上述情况，这才是此战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唯一的解释就是迦太基骑兵从后方发起的集团进攻。因此，波利比乌斯在结论中认为迦太基的骑兵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显然，哈斯德鲁巴尔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统帅的作战方案。
不论“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这条兵法多么合理——因为这样做必定会过分削弱中军——汉尼拔还是打破常规，敢于用5万人包围7万人，以铁圈之势，将敌军一个个杀掉。这场可怕的屠杀肯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迦太基阵亡者仅有5700人，而4.8万名罗马人的尸体铺满了战场，除1.6万人逃脱，其余都被俘虏。
一切都取决于布匿中军撑到了他们的骑兵将罗马的骑兵赶走的时刻，从而完成包围。汉尼拔为什么不把更可靠的阿非利加步兵放在中央，又为什么命令中军向前推进呢？中军抵抗的时间越长，开始交战的时间越晚，骑兵及时达成使命的机会就越大，而中军过早屈服的危险也就越小。汉尼拔为什么没有把骑兵推到前线，置于两翼步兵之间——借用波利比乌斯的词——摆出一个“反半月阵”呢？
只要正确地观察局势，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部的方阵前进时并没有跑到骑兵前面；恰恰相反，在轻步兵还在正面周旋的时候，骑兵已经向前移动了。不过，他们也要小心别跑得太远，以免妨碍大局。迦太基统帅肯定明白，罗马执政官若是看到己方骑兵被消灭，就有可能尽快带领步兵退回坚固的营地。直到罗马全军接战，不能撤退的时候，迦太基骑兵才发起冲锋。这就是骑兵与步兵保持平齐，而用于包抄的阿非利加步兵列阵于骑兵之后的原因。
因此，兵力较弱的迦太基中军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去独立对抗罗马军团的庞大压力。这不禁更令我们好奇，汉尼拔竟然会把不太可靠的高卢盟军放到这个位置。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中部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位置。至少有4000名高卢人阵亡，而伊比利亚人和阿非利加人的损失合起来不过1500人。汉尼拔必须顾惜最忠诚的单位，他们构成了在意大利打击罗马的长期核心。把“老禁卫军”投入到需要绝对顶住的地方！——这种念头该是多么强烈。如果分析到最后发现，罗马人会在哈斯德鲁巴尔从后方杀入的几分钟之前突破迦太基正面，那么，统帅就只能感慨：“阿非利加步兵一定能坚持抵抗更长时间。没有把他们放到那个位置真是大错特错！”——这个结果又是多么不可估量。
军事的艺术不是每件事都能计算、权衡和测量的。在计算落空的情形下，统帅一定要凭着坚定的信念，果断做出决策，以免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汉尼拔冒险把这个关键位置托付给了高卢人。其次，保险起见，他又将他们与伊比利亚士兵混编，并在战前动员的时候阐明己方优势骑兵在开阔平原必有神效。最后，他还有一道保险，就是亲临中军侧近指挥。亚历山大当年亲率骑兵肉搏杀敌，汉尼拔则将骑兵交给亲信将领指挥，他本人与参谋留在中军，幼弟马戈（Mago）也在身边，一方面是想居中指挥，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格力量将柔软的“熟铁”炼成“精钢”。高卢人看到统帅就在身边，听到他高声呼喊，遂产生了必胜的信念，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压倒性的敌军面前退而不败，顶着最惨重的伤亡坚持战斗，直到另一边的援军带来希望。任何没有专门注意汉尼拔位置重要性的战记都是不完整的。汉尼拔不仅是坎尼会战的精神中枢，更位于现实空间的中点。他既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挥剑砍杀，其指挥的战斗也没有被分成多次不同的行动，以至于统帅要忙于调度下令。战斗全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在这里，汉尼拔只要出现在特定的位置便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既有主动的作用，也有被动的作用。
发出开战信号后，汉尼拔只需要给出一个命令：两翼的阿非利加步兵向前。由于阿非利加步兵起初仍然是纵队，汉尼拔自然会想到，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不去包围敌军方阵。如果在中军挡不住罗马人的压力，撑不到哈斯德鲁巴尔达成包抄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支援中军。我们发现，坎尼会战的作战方案与高加米拉会战有相似之处。与亚历山大一样，汉尼拔帐下也有希腊文人负责纪事。不难设想，希腊文人在侧，任何人都不免分享希腊的文化，吸取希腊的经验。不论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克桑提普斯向迦太基献策打败雷古卢斯的传说是真是假，汉尼拔无疑研究过希腊马其顿的战争艺术。冬夜的军营中，希腊学者西勒诺斯（Silenos）必定给汉尼拔读过托勒密国王讲述亚历山大大帝事迹的著作，而迦太基则效仿亚历山大这位宙斯之子的光辉范例，形成了自己的战争构想。
迦太基之所以能凭借蛮族雇佣兵打赢坎尼会战，是因为骑兵优势，是因为军官团、将领和参谋人员将士兵牢牢掌握在手里，而且知道如何进行战术指挥，也是因为天才的统帅将各部力量结合为高效的有机统一体。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以及李维的记载）中读到的关于此战的记述同样源自这位统帅本人。这一点从文字本身不太能够看出来——从内容出发的话，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记述固然精妙，但战场上或许还有其他能人——却在遗漏之处及其投射出的微妙光影中显现。
真正奠定胜局的是后方的骑兵，文中却并未特别强调。实际上，骑兵的行动似乎根本不是由汉尼拔的命令决定的，而是由自作主张的骑将决定。通篇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两翼包抄，却没有提及他们前出的动机。对指挥官来说，有意暴露某些部队——尤其是盟友的军队——更惨重的损失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汉尼拔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他的计谋，或者他是何时定下这条计谋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有这样的动机。外人都会觉得如此假定是合理的，动机昭然若揭，绝不会轻描淡写。但是，我们手中的记载只字不提该动机，一方面，只谈包抄战术，因为包抄才是原本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骑兵突击隐入以下背景中：这一行动是指挥官的常用手法，并无特异之处。此次会战其实只靠这招就够了，甚至绰绰有余。假如汉尼拔没有命令阿非利加步兵组成这样的阵形，而只是让其支援中部方阵，他依然胜券在握。但是，他想要的不只是取胜，更要把敌军全部消灭，所以才削减中军纵深，将阿非利加步兵置于两翼，方便其包围敌军。这样一来，罗马军便不能从任何方向逃跑，而只能被合围。因此，甚至在战记里，汉尼拔也对被分配去执行此任务的阿非利加步兵偏心，于是隐没了骑兵的战绩。
阵形记述得极其详尽，被形象地描绘为半月形，罗马方阵向中间挤压、阿非利加步兵从两侧向内攻入、薄弱的中军发生动摇、统帅高声呐喊的情形都讲到了。因此，即便在今天，读者仍然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那个纵览全局的观察点，同时他们也会明白，这段文字的要点不在于现实层面谁最重要，而是统帅心中最牵挂谁。
3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只有确切了解双方的战术优劣，思考战略问题才有根基。毫无疑问，迦太基在战术上占据上风。他们只有一位统帅，而罗马人每年都要选出两名兼领军队的执政官。执政官们对指挥大规模军队的原则所知甚少，要么每人统领一半军团，要么单双日轮流指挥。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这种手段简直骇人听闻。于是有些人说，单双日轮流指挥的意思只不过是轮流主持作战会议，以为这样就能缓和矛盾，其实只会使其更加尖锐。因为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就根本没有个人统帅，而是集体决策了。沿用“轮流指挥说”要更准确一些。不过，作战会议当然是存在的。统帅优劣在军官团中也有反映。首先，迦太基一边是哈米尔卡·巴卡军校培训出来的专业军官，而罗马公民兵的素质全凭老天安排，参差不齐。其次，如有必要，迦太基将领可以灵活运用步骑等不同单位，而罗马军团只能并排直线前进。最后，迦太基骑兵的数量远远多于罗马骑兵。
面对敌人的这些优势，罗马人只有一个优势：拥有几乎取之不竭的、有军事素养的可靠兵源。1
双方强项的差异可类比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不能决出胜负，因为雅典人的海上力量更强，而斯巴达有陆战的优势，双方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抓住对手。在第二次布匿战争里，对比没有那般强烈，而且罗马人是慢慢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起初，罗马只是鲁莽地寻求正面决战，经过一系列大败，他们才终于改弦易辙。但是，汉尼拔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点。
若以击败对手为宗旨，发动战争的一方就必须在寻求并打赢正面决战之后，还有能力穷追不舍，围攻并夺取敌人的都城。如果攻下都城仍未议和，那就必须继续作战，直到彻底击败敌人。汉尼拔的实力太弱，做不到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哪怕取得多次辉煌胜利，他也没有能力攻占罗马城。
在坎尼会战中，虽然他击败并消灭了8个罗马军团，但是被击败的军团数却不到总数（18个军团）的一半。而且，罗马很快便征募新兵，填补了损失，甚至没有把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的海外军团调回国内。因此，如果汉尼拔在战后立即向罗马进军，威吓敌人的打算就也会落空。此外，这次无益的示威行动更会抵消坎尼大捷其他在士气方面的影响。迦太基的骑兵统领马哈巴尔（Maharbal）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汉尼拔懂得如何打赢战斗，却不知如何利用战果。如果马哈巴尔果真说了这句话，那也不过表明这位勇猛的将军只是单纯的战士，而不是真正的战略家。迦太基军队花了很长时间才杀光被围的罗马军团，5700人阵亡，至少有两万人负伤，伤员要等几天乃至几周时间才能继续行军。假如汉尼拔战后立即开拔，那么抵达罗马城下时最多有2.5万人，而罗马人哪怕惊骇到极点，也不会向这么少的人屈服。
等到伤员恢复，援军抵达，汉尼拔或许会有足够的兵力——比如五六万人——考虑围攻罗马的事。但是，罗马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大城。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Servian Wall）周长超过5英里（约8千米），很可能营建于萨莫奈战争期间。墙内有大片开阔地带接纳进城避难的乡民。作为国都和大型贸易中心，罗马拥有各类充足的物资。假如汉尼拔掌握了制海权，首先夺取奥斯提亚港（Ostia），从海路保障补给，那么凭借五六万人围攻罗马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罗马的海上力量更强。为避免分兵，汉尼拔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了陆军。因此，围城部队的补给只能走陆路。他必须建立规模庞大的补给线，穿过满怀敌意的乡间，途中更有无数城市和要塞阻拦其运作。一大部分迦太基部队都要去当辎重队，每一个孤立的单位都会随时面对来自罗马或其盟友军团和军团下大队（cohort）的威胁——可能是驻守乡村的原有部队，也可能是新组建的部队。余下可用于围攻的迦太基军队会被台伯河隔开，很难顶住人数优势巨大的守军突袭。迦太基的主力骑兵也帮不上什么忙。
在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o）[73]和坎尼取胜后，汉尼拔并没有进军罗马。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一开始，他就构思了另一种击败敌人的方法。
他不可能彻底打垮罗马，让罗马退出世界大国的行列，于是便决定以让罗马人厌倦战争为目标，直到他们愿意求和。战略成为政略，即政治战略。坎尼一战似乎已经奠定胜局，但这位迦太基统帅还是传信给罗马人，说他发动的战争无关国家存亡，并非灭国之战（non internecivum sibi esse cum Romanis bellum——李维，22.58），提出要议和。罗马人回绝了议和请求。但是，哪怕没有决定性的大事件，说服敌人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和约也是可能的。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
汉尼拔刚到意大利就宣布，他的目标不是与半岛人民交战，而是将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每次战斗之后，他都会释放罗马盟国的战俘，并不收任何赎金，好让他们回国传扬迦太基的政治目标及其统帅的慷慨大度。罗马公民不到意大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意大利人组成了独立程度不等的大小社区。罗马之前收服了他们，而现在他们可以决定不再服从罗马人的领导，组成了一支由独立单位组成的联军。就连罗马人建立的殖民地或许也会觉得脱离母邦有利可图。
坎尼会战后，意大利的倒戈者甚多，包括仅次于罗马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卡普阿（它甚至享有罗马公民权，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许多乡镇小城。最后，意大利第三大城市塔兰托也归顺了汉尼拔。北边的高卢人早已支持迦太基，现在南边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也站了过来。如果汉尼拔能够持续施加压力和威胁，保持这股势头，那么罗马人迟早会筋疲力尽，被迫求和；或者，等到在意大利打下广阔稳固的基础，他就能够围攻罗马城了。
讲完坎尼会战之后，波利比乌斯加入了两段插叙，先是希腊历史，再是罗马制度，然后才回到布匿战争。这是真正的史学大家风范。制度的抽象形式和行政过程本身是多么无聊啊！但是，在波利比乌斯手里，它们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先后在提契诺（Ticinus）、特雷比亚河、特拉西梅诺湖打了败仗，然后又遭受坎尼会战这样的惨败，它是怎么挺住的呢？至于这些事件带来了何种影响，这个最大的悬念留给了读者。波利比乌斯的绝妙之处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因为他如此布篇并非故作高深，而是顺理成章，用天才的表达将事物的本质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欲效仿波利比乌斯，运用同样的反思手法，令死板的数字变得鲜活起来。盟友纷纷背叛，罗马人竟能岿然不动，与天才统帅汉尼拔相抗衡，这项成就到底有多了不起呢？细致的评估要等到以后，不过，现在可以给出一些从史籍中得出来的最主要的数字。数字诚然不能完全确定，但也足够可靠。
根据官方人口统计报告，罗马（不包括盟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时约有100万自由人。开战初期，罗马动员了3.4万人左右加入陆军。海军肯定也补充了一部分，不过人数无法估计，因为大部分船员都是由盟友和奴隶充任。
战争第一年罗马有七八个军团。尽管在特雷比亚河与特拉西梅诺湖战败，罗马依然于公元前216年将军团总数扩充到了18个，主力军团的兵额也增加到了5000名步兵。与汉尼拔作战的主力军团有8个，西班牙军团有两个，西西里岛军团有两个，撒丁岛军团有一个，有两个军团对付山内高卢人（Cisalpine Gauls），两个军团驻守罗马城，兼任补充兵员，还有一个军团上舰。除主力军团和西班牙军团外的8个军团肯定是不满员的。参加坎尼会战的每个军团按4800人估计，西班牙的两个军团按4000人，其余8个军团按2500人，那么总数就在6.6万人左右，相当于全体自由人的6.5%。如果考虑到公元前218年和公元前217年战死的人数，比例更是达到7.5%。2
由于坎尼参战残部编为两个新军团，我们可以认为此战损失了6个军团。不久之后，高卢人又消灭了两个军团。罗马没有能力完全填补损失，尤其是在拥有公民权（无投票权）的大城卡普阿转换门庭之后。通过尽释囚犯，征召17岁以下的少年，罗马组建了两个军团，还有两个军团由奴隶编成，并承诺赋予他们自由。于是，罗马又有了14个军团，之后几年里每年都有少年成年，遂逐步增加到22个。公元前212和公元前211年达到了兵团数的顶峰，即22个。但是，总人数一直远远达不到公元前216年的水平，因为每个军团的人数都要小得多。直到公元前216年为止，战俘都会通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存在的特殊协议赎回。但是，为了树立榜样，元老院拒绝了汉尼拔交回坎尼的战俘、换取赎金的提议，而选择组建奴隶军团。于是，战俘被卖到国外。半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罗马人还能看到许多同胞在希腊为奴。于是，公元前194年，弗拉米纽斯执政官（Consul Flaminius）向希腊人提议赎回战俘，仅亚该亚（Achaian）一地就释放了1200人。36年后，在克里特据说又释放了一批罗马人回归故土。4
交战期间，一旦罗马公民落于敌手，国家便会抛弃他们，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尽管官方不会出面，但许多战俘还是由家人单独赎回了。毕竟，除了卖个好价钱以外，从迦太基军营里把战俘带走的奴隶贩子留着他们也没有别的用处。公元前210年，罗马公民对赎金愤懑难平，说他们连赎回一个战俘的钱都没有了（李维，26.35）。因此，个人赎回战俘是一种应当考虑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的损失或许能够减少几千人，但罗马仍然面临着无可比拟的困境。哪怕是1813年的普鲁士也只把总人口5.5%的人送上了战场，而且这些人服役期连一年都不到。雅典很可能也会不时地大规模征召公民作战，比例要高于罗马，但持续时间总是很短。然而，罗马现在却把几乎全部符合服役资格的人都派去打仗了。他们远离家乡，经年披甲，甚至有很大比例的奴隶被抽调到军团或舰队中。这段时间竟然还能维持经济财政运转，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除了征税，罗马还在一次议和后强制公民认购国债，尤其是承包商。据说，罗马曾极力压迫西西里为战争提供支援。罗马还降低了偿还债主钱币的成色，导致货币贬值。有史以来，只有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超过了罗马人。
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将人民的全部力量交给了国家支配。不过，以这座台伯河畔城市为首的、构思巧妙的联盟体系同样证明了自己。诚然，一批盟友叛离投敌，怠慢拖延。但是，罗马殖民地和全体拉丁人以及不少希腊人的城市依然忠于罗马。5汉尼拔意识到了这种状况，而它也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早在坎尼会战之前，特雷比亚河会战和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之后，独裁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74]便希望避免战术决战。但是，几乎只有他一人持此看法。而且，反对他的人渴望集结两倍于敌人的大军，在战场上打败这位可怕的敌人，这也无可厚非。坎尼惨败后，“拖延者”法比乌斯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有了一个积极的目标。坎尼会战之前，“拖延者”法比乌斯并没有积极的目标，因此也不可能贯彻始终。一场胜利若不能使胜利一方完全打败敌人，恢复和平状态，便会成为反击和报复的基础。这是战争的本质属性。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汉尼拔已经到达了胜利的顶峰。罗马人从此回避正面决战。6一方面，只要大量罗马军团仍然在场，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汉尼拔就没有打大规模围城战的实力；另一方面，汉尼拔没有能力阻止罗马人围攻叛离的城市，也无法重新使其降服并对其加以惩处。从这时起，罗马的核心作战方针就是围城。执政官围攻城市时会筑起坚固军营，纵然迦太基有军事优势，亦无法强攻得手。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冲击和多兵种战术协同都没有意义，而罗马军团坚韧的勇气会占据上风。7围攻收复卡普阿是战争的关键点。这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尽管一方拥有无可置疑的野战优势，但另一方还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消耗性围城战。我们只能用不同寻常的兵种差异来解释，即双方军队的构成并不相似，而是各有其独特的兵力：一方是骑兵；另一方是数量庞大的步兵。
据说，汉尼拔尝试过与卡普阿人内外夹攻罗马围城部队。但是，这条信息来自一份罗马人的捷报！若是真有大举进攻又被打退的事情，定有余波，而波利比乌斯全没提到。汉尼拔从一开始就明白绝无成功的可能——罗马围城部队大概有四五万之众——诱敌野战失败后，他又试图通过纯粹的威慑达成目标。他直奔罗马而去，兵临城门。但是，罗马人没有被吓倒，汉尼拔只得再次退出拉丁姆。此次行动唯一的结果就是在沿途劫掠和展示兵威之下，卡普阿陷落了。
从这一刻起，汉尼拔再也不可能征服罗马了。早在收复卡普阿之前，罗马就攻下了叙拉古，塔兰托姆很快也会重归怀抱。汉尼拔原本将最终取胜寄希望于当叛离潮散播开来，越来越多意大利城邦会背弃罗马。可惜天不遂人愿，罗马开始了新一轮的霸权扩张和巩固；而汉尼拔的作战部队从母邦获得的支援不足，部队逐渐发生动摇，部分努米底亚人和西班牙人甚至投奔敌方。在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等次要战场，罗马人无须惧怕军事天才汉尼拔，迦太基的主力兵种骑兵一来数量较少，二来战果不佳，战局摇摆不定。在收复卡普阿的同一年（公元前211年），已经夺回西班牙大部的罗马人遭遇大败，但再次恢复了元气，召集援军，重新转入攻势。鹿死谁手，仍难预料，不过迦太基在战争头几年凭借几场大规模野战取得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双方力量又达到了均衡，谁也不能迫使对方加入决战。罗马人不敢冒野战的风险，汉尼拔的实力又不足以围攻罗马城。
既然理解了战略和政治态势，我们就应该将其与大众记忆里的解释做一个比对。大众将战局逆转与卡普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正确的，但动机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据传，在这座沉迷声色的城市里，汉尼拔手下的坚强战士变得软弱、无力、怯懦（李维，23.18）。这则传说没有说明一个问题：敌军如此纪律涣散，不堪战阵，却继续在意大利坚持了12年，罗马人为什么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呢？客观态势对传说不重要，传说完全处于人物的性格和个人动机的领域里，从而完全扭曲了真实的关系。作为被腐化的军队的代名词，“卡普阿”已经进入了所有文明民族的语言中，就像“薛西斯”代表大军一样，之后也会延续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我们有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作为文献来源，很容易分辨出各种心理状态。他讲述了“卡普阿”这个城市名对这场战争真正的重要意义，后人复述即可。就要点而言，本章的内容早已是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载则尽为传说，自然更难考辨真伪。
4 战前战略态势回顾
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战前的双方态势。约瑟夫·富克斯（Joseph Fuchs）最近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多份优秀研究成果，我大体表示赞同。1
汉尼拔之所以取道陆路，是因为这条路线能让他接触到高卢人，他们会马上加入汉尼拔的反罗马大业。假如他从阿非利加出发，乘船到西西里岛，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能依赖自己的资源了。此外，渡海远征容易受到占据优势的罗马海军攻击，建立一支足以装载1万匹战马的运输船队更是毫无现实可能性。这很可能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首先率领无疑占有优势的骑兵出现在罗马人面前，打赢第一场战斗，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
汉尼拔有信心在意大利建立新的基地，于是他不再与本土持续联络，而是将舰队限制在最低的必要规模，将全部力量投入到陆军中，而且出征时就备足了军饷。如果他在海上无法取得实际优势，那么一支中等力量的海军就不如随身携带的军饷有用。他可以用这笔钱按期给雇佣兵支付报酬，来到高卢人的地盘和意大利时也不必给希望争取的盟友造成过大的负担。波利比乌斯正确地指出，汉尼拔远征时随军携带着钱币（3.17.10）。
在我们看来，罗马人的思路不如汉尼拔逻辑清晰。总体感觉是思虑不周的、完全不像罗马人的优柔寡断，以及不明所以的游移不定。连富克斯也是这样认为。
罗马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采取攻势，趁着汉尼拔还在围攻萨贡托（Saguntum）[75]的时候到西班牙作战呢？
正如迦太基人后来在坎尼会战中表现出了战术上的优越性，任何罗马可能派往西班牙对抗汉尼拔的军队——哪怕兵力和对方相当——都会被轻易击败。毕竟，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远远强过它在意大利的势力。
假如罗马立即大举进犯迦太基城，汉尼拔便会从西班牙渡海回援，甚至只需要派遣一部前往，便能令罗马重蹈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雷古卢斯的覆辙。
假如罗马兵分两路，同时攻打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情况只会更糟，会被迦太基各个击破。趁汉尼拔在西班牙与罗马作战的时机攻占迦太基，这无疑是做不到的。迦太基城固若金汤，打下来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汉尼拔用不了多久便能解决派去攻打他的罗马军队。
根据李维记载（《建城以来史》21.6），罗马元老院相信“兹事体大，不容轻率”（non temere movendam rem tantam），富克斯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而我们也必须附议。尽管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人数并非之前认为的13万（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得出），而只有8.2万左右——下面会具体来谈——但是与巴卡父子在西班牙组建的迦太基军队相比，罗马并不适合采取攻势，于是优柔寡断、长期不能下决心、放弃萨贡托就都很容易解释了。
上述认识似乎与罗马最终出战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之前的计划存在矛盾。他们以为，只要6个军团就够了。实际上，罗马最早似乎打算仅用4个军团作战，那时他们还没有忙于镇压山内高卢[76]波伊部（Boii）的起义。其中两个军团由森普罗尼乌斯执政官（Consul Sempronius）率领前往西西里岛，以便渡海攻打阿非利加；另一名执政官西庇阿则要率领两个军团去西班牙。如果罗马人以为只靠两个军团，共计2.24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李维，21.17），就能对抗西班牙的汉尼拔，那么他们之前没有援救萨贡托就真是不可原谅了。
富克斯从文献中得出了下面的一段解读，从而厘清了问题。罗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汉尼拔的作战方案，只是心怀疑虑。从埃布罗河（Ebro）启程，翻越比利牛斯山，来到阿尔卑斯山区，沿途又都是满怀敌意的部族。与汉尼拔本人相比，这段漫长征途面临的自然困难在罗马人看来要大得多。罗马人盘算着，还没走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汉尼拔便已损失惨重。于是，他们不想在此之前——或许在罗讷河（Rhone）[77]畔——对阵汉尼拔，而要组织阿尔卑斯山区的土民来对付他。从一开始，西庇阿的出征目标就是此地，而西班牙只是次要的目标。森普罗尼乌斯只是到西西里岛提前布局，直到汉尼拔深陷高卢战事，不可能突袭迦太基城下的罗马军队为止，他都不会继续进军阿非利加。
但是，即使考虑到上述计划，两名执政官麾下兵力之弱仍然引人注目。如果两人各自率领两倍的兵力（4个军团）出征，那么在罗马元老院看来就是清楚迦太基人的兵力，于是采取先守后攻的战略，先让汉尼拔动手，牺牲萨贡托，然后审慎开战。
两名执政官之所以分别只带了两个军团，大概可以通过渡海远征来解释。大军海运需要的资源非常多，而且之后也不好处理庞大的舰队：没有那么多港口可以把它们全部装下，海风会扰乱阵形，落单者很容易落到敌人手里。当时，罗马人还完全不了解汉尼拔在战场上的神威。他们虽然明白不能在西班牙或阿非利加与其正面交锋，但或许还有一定的信心，觉得一名执政官率领的整建制部队镇守罗讷河，驻于对罗马友好的马赛（Massilia），又与不能容忍迦太基过境的高卢人结盟，他们有能力把仗打下去。
这样来看，罗马人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软弱犹豫、自相矛盾了，他们的失败是元老院一贯治国方针的自然结果。
汉尼拔克服行军途中障碍的速度要比罗马人的预估快得多，收先声夺人之效。当西庇阿率领2.44万名士兵于马赛附近登陆时，他们还以为汉尼拔仍然在比利牛斯山中跋涉，结果后者已经兵临罗讷河，未及西庇阿阻拦便抢先渡河。
有人在这里可能会提出疑问：汉尼拔为何显然忧心忡忡，要回避与罗马人交战，而不是觉得西庇阿抵达是好消息呢？凭借数量和质量远远胜过对手的军队，他只需将西庇阿围住，便可将其消灭。罗马人毫无防备，汉尼拔必能得手，大获全胜。这一点恰恰充分展示了年轻的迦太基统帅的天才之处，他集最高的勇气和最冷静的算计于一身，因为他忍住了诱惑，没有摘取手边的桃子。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胜利总是有好处的”（une Victoire est toujours bonne a quelque chose）。不论这句话看起来多么无可反驳，它都是有例外情况和局限性的。假如汉尼拔为了打赢西庇阿而耽误行程——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他就无法在年内翻越阿尔卑斯山了。哪怕迦太基人胜券在握，罗马每次交战还是会换回不少敌人的命。损失是可以承受的，但迦太基人既不能把大批伤员抛在敌境，又不能催促伤员翻越眼前的阿尔卑斯山。当时已是深秋，几周之后便会大雪封山。但是，假如迦太基人在高卢过冬，等到来年开春再南下意大利，那么迦太基人刚从阿尔卑斯山路里走出来，估计就要面对一支严阵以待的规模大得多的罗马军队了。罗马人在得知第一支派出的军队战败后，变得警觉和恐慌起来。这是汉尼拔战略方案中最危险、最薄弱的地方。如果罗马一开始就守住山口，迦太基人刚出来便予以迎头痛击——部分由于人困马乏，部分由于地形不利，迦太基骑兵不能发挥全力——那么汉尼拔就很难攻入意大利了。但是，富克斯精妙地阐述道，汉尼拔凭借对人心的敏锐把握预见到，由于古老的勇猛进攻精神，罗马人不会允许自己在边境等待敌军。即便罗马人没有深入西班牙——这或许是汉尼拔最初希望的情形——他们也肯定会进至高卢。
汉尼拔可能还掌握了利好消息。有各个民族的人涌入罗马，我们不妨假定，汉尼拔在城内有线人，他还组建了一支情报队伍。罗马虽有盛德，但像元老院这样庞大的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很难密不透风，隐藏实际准备工作就更难了。公元前216年，罗马宣称在城内发现了一名潜伏两年的迦太基间谍，把他的双手砍掉赶了出去，以儆效尤（李维，22.33）。
因此，汉尼拔有很好的理由估计会在进军途中遇到罗马军队。如果他回避交战，或者打完之后立即上路，翻越阿尔卑斯山，那么他在山路另一端的出口仍然不会遇到有准备的守军。就算他在西班牙打了那一仗，或许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此战威名会大大方便他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区域。那样一来，汉尼拔从埃布罗河出发，进入波河谷地[78]（两地直线距离约550英里，约885千米）可能就不会花费5个月的时间，只要3个月就够了。但是，我们不必穷尽每一种可能性，而只需要认识到，汉尼拔合理地预期自己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途中不受罗马人阻拦，并运用符合逻辑的思考，没有在罗讷河就打一场胜仗，免得付出牺牲几千名伤员的代价，节外生枝，确保顺利进军波河流域，与山内高卢人结盟，在当地建立新的基地。
事实证明，汉尼拔的预期都是对的，而罗马人的预期全部落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苛责罗马人。他们的对手可是汉尼拔，计胜一筹，谈何容易。元老院不能通过天才的直觉做决断，只能按照先辈的方式来行动决策。罗马人在当时正是这样做的——无所畏惧地遵循常规。但是在许多的历史时刻，这是不够的。
5 罗马占据上风
汉尼拔主宰野战，而凭借依然效忠或被收复的设防城市，罗马人得以阻挡其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于是，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了某种平衡状态。后来，由于罗马人在各个次要战场完全占据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也夺回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胜利的天平逐渐导向罗马一方。作为最后一搏，汉尼拔弃守西班牙，命令弟弟哈斯德鲁巴尔统领当地驻军沿着以前的路线，越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但是，这股部队尚未与汉尼拔会师，便在梅陶罗河（Metaurus）[79]被罗马人击败消灭，时为公元前207年。1必须指出，即便哈斯德鲁巴尔赢得了梅陶罗河会战，罗马人也未必会失败。考虑到罗马舰队有可能将西班牙、撒丁岛、西西里岛的胜利之师运回本土，汉尼拔就算与弟弟合兵一处，也没有能力围攻罗马城。那么，罗马人会不会愿意主动求和呢？谁又说得清？
不论罗马人已经取得了多大优势，他们也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打赢最终的决战。为此，罗马必须在野战中击垮迦太基主力，摧毁其力量。只要罗马人不愿向汉尼拔本人出击，汉尼拔也没有离开意大利，那么迦太基就不会被降服。形势突变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西班牙各部族掀起反罗马大起义的浪潮、马其顿国王腓力出兵干预，或者罗马财政彻底崩溃。如果罗马遭逢这样的不测又没能将其克服，那么它固然有可能迫使迦太基接受不利的议和条件，却仍然不能完全摧毁迦太基的独立大国地位。假如迦太基得以在这样的独立条件下延续，那么罗马就不可能统一整个古典世界。正如波利比乌斯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罗马击败了马其顿和叙利亚，从而基本奠定了世界霸主地位。假如迦太基仍然可以出手支援马其顿和叙利亚，那便会建立起某种力量平衡，让人不禁想起1914年之前的现代世界。毕竟，力量平衡之所以能维持，只是因为每到关键时刻，弱国便会联合起来抵抗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古典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就蕴含于一个事实：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终于发展出了一套能够在野战中击败汉尼拔的战法，随之粉碎了迦太基的力量。在世界史领域，没有一个课题比这个课题更重要：坎尼会战至扎马会战（Battle of Zama）的14年间，罗马军事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和以前一样，最好的研究方法不是把散落于文献的难以核实的线索按年代顺序拼起来，而是观其大略，分析事件中的这一变化如何以完整的、清晰的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事件也就是汉尼拔落败于西庇阿的最后一战：扎马会战。至于中间的各个阶段，或者文献语焉不详，遂略过不提，或者会在研究过程中自然明晰起来。
比较扎马会战时的罗马和坎尼会战时的罗马，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区别不妨说与政治学有关。坎尼会战时，罗马军队由两人统率，两人同时又是共和国的最高官员。到了扎马会战的时候，罗马军队则是由一名将军指挥。惨痛的教训让罗马人明白，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传统的轮换制是行不通的。军队统帅不能像其他官职一样，由地位最高的元老们每年轮流担任。特拉西梅诺湖战败之后，罗马人尝试过任命一位独裁官，这个办法从此再未用过。根据法理和常理，独裁官是临时职务，最长6个月。假如一个人不断连任或终身任职，那便会直接通往君主制。罗马人采取了另一个办法：不惜违背法律和惯例，尽可能把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等最成功的统帅选为执政官，并授予其“代行执政官”（proconsul）的头衔，执政官任期满后延长其统帅任期。
但是，这项折中还不够。有能力领兵的人很罕见，一个好办法是赋予其长期统率权，而非每年轮换。公元前211年，罗马军队在西班牙遭遇惨败的消息传来，人民便选举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为将军、代行执政官，负责西班牙战区，一直任职到迦太基人最终被打败，完全退出西班牙为止。西庇阿拜将一事比以往更加逾制，因为他当时只是一名营造官（aedile），甚至没有达到出任将军的法定年龄下限。坎尼会战后，罗马人民曾赋予时任裁判官（Praetor）的马塞勒斯执政官之权，可视为这项创举的先例。2要想打败迦太基，使用超常手段是必然的，但这意味着打破共和国的制度：一人以其不可或缺之天才，凌驾于大众之上。统军作战的西庇阿是日后恺撒身兼统帅与独裁者的先声。在元老院，当年主张拖延战略的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批判西庇阿维持纲纪的方式如同国王，可谓一语成谶。3共和制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也起到了部分作用。罗马制度框架相当强韧，足以承受长期的张力，以合法的形式赋予能力卓绝的个人发挥空间。西庇阿从西班牙凯旋后补选为执政官，后担任代行执政官，统领阿非利加军队。但是，旧的形式下已经出现了新的精神。执政官、代行执政官再也不能简单地称为一市之长了。公元前203年，4罗马元老院做出公开决议：西庇阿的阿非利加统帅之职不再有任期限制，而是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donec debellatum foret）。
漫长的战争不仅产生了统帅，还形成了一支军官团，而军队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到坎尼会战为止，罗马军队的士兵还保持着自带装备从军的公民性质。在此之前，共和国的野战军团很少超过4个（1.8万人，盟友除外），往往只有两个。
公元前217和公元前216年应征入伍的人开拔时，大概觉得很快就能回家。但是，14年过去了，西庇阿手下军队的核心仍然是坎尼会战残部组建的两个军团，公元前214年5和公元前209年6两次获得其他军团残部组成的大规模援军。此外，他还有一些志愿军单位。
诚然，我们不免会怀疑，各邦提供志愿军与其说出于善意，不如说是赢回之前因中立和犹豫而失去的来自罗马的青睐。但是，这并没有排除一个可能性：对大部分征募新兵来说，一旦战争让他们成为远离平民生活的军人，服役的目标便成了服役本身和战利品。
于是，西庇阿的军队便具有了一切职业军队的特征，包括其优点，也包括嚣张跋扈、苛待平民同胞的缺点。7
如果公元前204年的罗马军事组织仍然是公元前216年的样子（公民士兵、公民军官、公民将领），那么罗马绝不会冒险渡海前往阿非利加，在那里与汉尼拔作战。战争会以议和告终，罗马对迦太基做出某些让步，而汉尼拔则放弃意大利的土地。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重大结果是，罗马发生了一场极大增强自身军事潜力的内部转型。扎马会战的过程能让我们明晰这一点。
6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梯队战术
西庇阿渡海带到阿非利加的部队规模不算大。但是，与汉尼拔当年在意大利一样，西庇阿在阿非利加寻求并获得了援军。最初两年里，汉尼拔没有离开意大利，而西庇阿也是行事极其谨慎，最大的成就是争取一部分努米底亚人背弃迦太基，加入罗马一边。西法克斯（Syphax）是亲迦太基的努米底亚部落首领中势力最大的一位，结果被罗马人抓起来，由其对手马西尼萨（Masinissa）继任首领。在马西尼萨率领6000名步兵和4000名努米底亚骑兵援助之前，西庇阿一直回避与汉尼拔决战。由于努米底亚人的支援，罗马在扎马和那拉加拉（Naraggara）之战中占据巨大的骑兵优势。我们手头只有罗马方面的文献，其中甚至说汉尼拔只有2000名至3000名骑兵。
迦太基的步兵兵力很可能要强一些，还有若干战象。罗马人没有战象。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战象没有起到真正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双方兵种对比类似于坎尼会战，只是倒了过来而已。然而，军队内部的结构却是截然不同的。
与坎尼会战一样，双方都将骑兵布置于步兵的两翼。骑兵率先开战，强势一方的罗马骑兵将兵力较弱的迦太基骑兵驱离战场。
坎尼会战的时候，1万名迦太基骑兵不仅要击退和打败6000名罗马骑兵，之后还要立即重新集结，杀入罗马步兵方阵的后部，如此方可全胜。这一行动的难度特别高。有许多次战斗，一方骑兵取胜后——哪怕是最高统帅亲自指挥——没有转过头攻击敌军步兵，而是对落败的敌方骑兵穷追不舍。从会战的整体结果来看，这样的胜利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伊普苏斯（Ipsus）会战中的德米特里（Demetrius）[80]是这样，拉菲亚（Raphia）会战中的安提柯（Antiochus）[81]是这样，曼提尼亚会战中的马卡尼达斯也是这样。之后千百年里不乏重蹈覆辙的状况，比如摩尔维茨（Mollwitz）会战[82]中的奥地利骑兵。将勇悍的骑兵重新集结起来所需要的军事训练程度是很难达到的，更不可能一夜间完成。因此，坎尼会战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人数优势，更是因为哈米尔卡·巴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官团，哪怕在战斗期间也能驾驭部队。马西尼萨为西庇阿提供的援军是直接从阿特拉斯（Atlas）山脉和沙漠绿洲里领出来的。根据罗马人的记载，除了骑兵，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我们知道战象对骑兵的效果是最好的，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为了抵消罗马人的骑兵优势，汉尼拔完全可能尝试过将骑兵和象兵混编。但是，汉尼拔并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他的战象数目远远没有罗马人记载中的那样多。无论如何，战象的数量都不足以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相反，开战的时候，汉尼拔将骑兵按通常方式布置于两翼，而没有仿效特雷比亚河会战的做法，为其提供战象支援。罗马骑兵轻松取胜，以至于我们不妨假设，迦太基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有别的结果。汉尼拔曾给骑兵下令：主要目标不是交战，更重要的是逃跑，引诱敌人追击，远离战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两翼的努米底亚骑兵，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盟邦的骑兵得胜后穷追不舍，将决战地点远远抛在了身后。
起初，双方轻步兵在中央发生小规模战斗，激烈程度比通常更高，因为汉尼拔这一次将象兵布置于此处。我们都知道，战象面对结成紧密阵形的优秀步兵不会奏效，受伤发狂后还会往回跑，对己方步兵造成威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汉尼拔怎么会决定采取这样的阵形呢？我相信，他是为了争取时间，延后步兵接战。只有骑兵走远之后，他寄予厚望的取胜战法才能施展。假如敌方骑兵尚在侧近，迦太基人是不可能打赢的。我们不妨假定，汉尼拔为营地修筑了工事，而且布置成不会被立即包围的样式。这样一来，只要战象还在主战场正面纠缠，如果汉尼拔认为有必要的话，他就可以撤出战斗，退回营地。在坎尼会战中，汉尼拔中线前出是为了尽可能展开肉搏战，消除敌军有序撤退的可能性。而在那拉加拉，他巧妙地运用象兵延长了前哨战的时间，以便尽可能将决战与否的掌控权握在自己手里。有一个办法可以降低战象受伤发狂，转过头来践踏己方士兵的风险：象夫有一根楔形尖头铁棒，战象一旦失控便可从脖颈刺入，令其倒地身亡。1
战斗初期的情形正如这位大军事家所料。双方骑兵已经远离战场，而射手与象兵仍然在战斗。之后，两军方阵向前推进，前队便绕过方阵侧面，或者顺着方阵内部的空隙撤回了。
现在似乎又成了简单的老式方阵战，由人数和勇气决定胜负，而非指挥官。接下来，前所未闻的新情况发生了。
汉尼拔将重步兵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迦太基公民组成，面对可怕的敌人，他们要亲自保卫自身的生存。第二梯队是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老兵，他们当年追随他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20年的征战已经将须发染白。
那拉加拉会战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场将梯队战术作为新发现的重要原理应用于实战，并取得显著决定性成果的战斗。
梯队战术下，各个战术单元前后排列，间距远足以独立行动，间距近足以直接相互救援。
如前所述，方阵的本质就在于：实际能够参战的士兵只有前几排，甚至只有第一排，占总兵力的比例多则四分之一，少则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乃至更低。方阵整体的价值完全在于以下方面：方便替换死者伤员，维持战线连绵不断，以及后排对前排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如果将方阵的后半部分分离出来，与前半部分拉开距离，上述方面的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身体压力更会完全不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二梯队现在可以独立行动，既能够抵挡敌军可能从侧后发动的攻击，又能够转移位置，打击敌军侧翼。
汉尼拔将第二梯队置于第一梯队之后超过1道（stadium，超过300步）的距离，他亲自指挥第二梯队。假如罗马骑兵没有追击逃跑的迦太基骑兵，而是立即回过头来攻击迦太基步兵，那么第二梯队就可以掩护第一梯队的后方。罗马骑兵是不敢冒险插到两个梯队之间的。那样一来，趁着象兵将罗马方阵拖住的当口，迦太基军可以将罗马骑兵四面合围，而此时——据我估计——罗马方阵已经要撤回军营了。
不过，敌方骑兵已经无影无踪了，于是汉尼拔立即将第二梯队分为左右两股，以便趁第一梯队与罗马青年兵短兵相接的时机，迅速从两侧出动，攻击罗马军的侧翼。坎尼会战中的阿非利加步兵也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不过有以下几点区别：（1）由于需要走的距离更长，侧翼攻击开始的时间更晚；（2）没有骑兵同时从后方出击；（3）这一次，罗马不仅没有步兵数量优势，反而可能远远弱于迦太基。于是，第一梯队的迦太基公民兵很轻易就守住了。假如再加上“老兵”从两翼发动攻击，罗马人就肯定会被打败。这样一来，尽管敌军有骑兵优势，汉尼拔仍然会赢得战斗。
但是，罗马也出了一位明辨时势的天才人物，如同两千年后对阵拿破仑的格奈泽瑙一样，凭借自己的兵法打败了当时的战神。
罗马旧制，军团按照年龄分成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依次前后排列，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而到了那拉加拉会战中，根据波利比乌斯的报告，西庇阿将壮年兵和老年兵的支队“隔开”（en-apostasei）布阵。于是，罗马方阵也分成了两个梯队。坎尼会战中的壮年兵、老年兵仍然紧贴青年兵；现在，西庇阿注意到布匿人的第二梯队之后，马上效仿应敌。公民士兵和公民军官没有这样行动的能力；但是，战争本身不仅让罗马出了帅才，更使士兵和军官能够临阵机动，丝毫不亚于对手。汉尼拔的老兵没能冲击罗马方阵的侧翼，而是发现对方的战线拉长了。于是，战斗回到了老样子：平行作战。
尽管如此，面对迦太基公民兵来自绝望的勇气、老兵的昂扬斗志和丰富作战经验，可能还有对方的人数优势，罗马军团陷入了苦战。就在罗马骑兵放弃愚蠢的追击，回头杀向迦太基军后方的那一刻，罗马军团似乎已经到了落败的边缘。短短几分钟，世界历史便转变了方向，岂非天命！
战败的迦太基军在逃亡过程中被消灭。幸运的是，汉尼拔本人逃到了哈图麦特（Hadrumet）。2
梯队战术的前身
梯队战术体系在战争艺术史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人们不禁会希望确定它走过的每一个发展节点。但是，文献太少了，我们只能在黑暗中蹒跚前行。汉尼拔和亚历山大一下子便同时实现了这项创举。梯队战术的前身是斜形阵，汉尼拔的阿非利加步兵在坎尼会战里用过，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中也用过，将小股部队置于两翼后方。再往前追溯的话，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指出色诺芬与法那培萨斯交战时采用的预备队（第二篇第5章）；另一方面，罗马人的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方阵尽管不是梯队战术的直接前身，却依然为西庇阿提供了便利，帮助他引入了这种新体系。
但是，上述相似案例与军队组织原则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罗马青年兵第一次发现壮年兵没有紧随其后的时候，无疑会感觉自己中途遭到了背叛。只有深受爱戴，士兵对其深信不疑的统帅才敢冒险变阵。不管分出第二梯队的好处多么显而易见，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这种阵形带来的巨大损失。那么，为什么还要将这么多人投入战场呢？前面已经看到，庞大兵力用于延长战线的机会远远少于加大纵深。人们认为人群造成的压力会带来胜利。于是，如果方阵后半部分被分离出去，此举乍看起来是与方阵整体原理相悖的。由于三线之间的距离较大，方阵行进途中便更难填补空隙，当初引入支队阵形的意义正在于此。后排对前排造成的压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而梯队战术对其带来的损失可不止一半。
军事训练抵消了这一矛盾。罗马分队阵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体士兵知道也相信身旁、身后的支队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同理，如今士兵的军事素养已经进一步提高，第一梯队无须后排士兵紧随其后，施加身体的压力便可应敌如常，士兵们满足于心理的信念：遇到危急时刻，他们一定不会孤立无援。公民士兵不可能像这样内心笃定，非要具有多年作战经验的专业士兵和军官不可。早已存在的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各单元之间到底拉开了多大的距离，是一百英尺（约30.48米），还是几百英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然而，在这样的间距下，上至统帅，下至军官与士兵，作战类型、军队气质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公民军队的将领不可能施展梯队战术，最了不起的统帅也没有本领让公民兵采取这种战术。
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是两个重叠的概念。预备队要完全听从统帅的支配；而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离得很近，无须专门下令，便可以全部或一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战斗过程。出于这个原因，当作战单元布置得比较靠后，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可以按照第二或第三梯队的方式列阵时，我们会使用“预备队”这个词。
无论如何，那拉加拉会战并不是西庇阿首次尝试的新战法。在之前打败哈斯德鲁巴尔和西法克斯（公元前203年）的“大平原”战斗中，波利比乌斯就写道（14.8.11），敌军中央的步兵被壮年兵和老年兵从两翼包抄。这就意味着，此战中罗马壮年兵和老年兵的行动方式颇似那拉加拉会战。最可能的情况是，西庇阿在西班牙发展出了这套新战术。据文献记载，他在西班牙对士兵曾严加操练。由于诸般控诉传回了国内，元老院就向驻于西西里岛、尚未渡海前往阿非利加的西庇阿军派出了视察团。当时，西庇阿在叙拉古附近为视察团举行了一次陆海军联合演习，3展示士卒的训练和准备情况。但是，这些演习阵形在多大程度上是实战阵形的预演，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确切信息。
罗马人当时可能已经仿照伊比利亚人的样式，改进了己方前排支队使用的标枪。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皮鲁姆（pilum）标枪的引入也是西庇阿军制的产物。4
7 汉尼拔与西庇阿
西庇阿从西西里岛渡海前往阿非利加时，汉尼拔尚未被击败，他率领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作战。有人会问，西庇阿在南意大利能够轻易集结起一支人数大得多的军队，他为什么不到那里击败汉尼拔，结束战争呢？回答是：汉尼拔很可能会避免被优势敌军攻击，最终率军返回阿非利加。但是，假如他赶在西庇阿前面抵达阿非利加，后者就很难在阿非利加立足，赢得努米底亚人的效忠了。1因此，我们最好把问题反过来：汉尼拔既然没有希望在意大利大获全胜，他为什么没有早一些离开呢？答案很可能是，汉尼拔不再有攻下罗马城的雄心壮志了，而是以取得可以容忍的、有利于迦太基的和平条件为目标。他觉得，罗马人愿意为自己从意大利撤军而付一笔钱。哪怕西庇阿已经登陆阿非利加，汉尼拔也没有马上尾随而去。他知道自己的罗马对手不会取得多大成就，而且他最起码会计划进军迦太基城。迦太基城的城墙周长足足相当于当时罗马城墙的3倍（26905米）。如果同胞们能够在没有自己的情况下打败西庇阿，而罗马人也不能把迦太基人赶出意大利，那么双方就达成了某种力量均衡。在此基础上，和约就可以签订了。
直到西庇阿已经抵达阿非利加两年，而且凭借多次幸运的出击和行动——特别是将西法克斯赶下台，得到了马西尼萨这个强力盟友——出乎意料地赢得了一席之地，汉尼拔才率领余部离开意大利，前往阿非利加，走向自己的最后一战。在汉尼拔现身的激励下，迦太基人打破了之前订立的停战协议。于是，谁会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就成了一个问题。除了汉尼拔的老兵，他的弟弟马戈还率领巴利阿里人（Balearics）、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凯尔特人组成的部队前来助战。汉尼拔在阿非利加各部落招兵买马，迦太基公民自己也拿起了武器。他的一大损失是绝大部分努米底亚部落，他们就驻扎在附近，在马西尼萨的召唤下为罗马人而战。
双方都尽了最大努力备战。通过精心算计，汉尼拔没有将大本营设于迦太基城，而是选在南边的海滨小城哈图麦特，距离迦太基城有5日到6日的行军距离。在这里，老兵不会因首都事务而分心，新兵可以继续操练，汉尼拔可以从后方拦截西庇阿朝向迦太基城的任何行动，也能获得迦太基城的侧翼掩护，以免在完成准备之前遭到罗马攻击。汉尼拔似乎在此地停留了近9个月，2然后才向罗马人进军，手头的骑兵依然很弱小。他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西庇阿尚未与马西尼萨会师，因此如果他能赶在对方合兵一处之前与西庇阿决战，或者插入敌军之间，将其分隔开来，胜利必将属于迦太基。西庇阿当时手头连一处港口都没有，他将基地设在由提卡城（Uttica）附近半岛修建的一座堡垒（克奈里乌斯堡，castra Corneliana）上。他试过封锁由提卡城，结果没有成功。从克奈里乌斯堡出发，他曾行军数日杀入腹地，直到肥沃的巴哥拉达斯河（Bagradas，今迈杰尔达河）河谷，在那儿大肆劫掠，让乡间沦为废墟。
在那里，西庇阿接到报告说汉尼拔已经从哈图麦特基地出发，直奔自己而来，现抵达扎马附近（扎马村分东西两部分，此处是西扎马村）。西庇阿所面临的情势很严峻。
如果西庇阿坐等于巴哥拉达斯河谷，而他在努米底亚援军抵达之前就遭到汉尼拔攻击，结局唯有大败。
如果撤回海滨营地，西庇阿就会被切断联系，彻底与马西尼萨分隔。面对汉尼拔的统率本领，他毫无改变命运的希望。远征阿非利加就此失败，能把部队比较完整地运回西西里岛就不错了。
图3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
按照传统说法，两军统帅此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面谈判，其中汉尼拔是求和者的形象。正如康拉德·莱曼（Konrad Lehmann）所指出，这次会面无疑是恩尼乌斯（Ennius）[83]的虚构。当时的汉尼拔绝不会想到向罗马人祈求议和，而重重顾虑之下的西庇阿也绝不是高高在上、胜券在握的样子。据记载，西庇阿在军营里抓到了3名布匿间谍，非但没有处罚，反而向他们展示了全军军容，然后骄傲自信地将其送还汉尼拔。这段话是恩尼乌斯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述中抄来的，几乎一字不易，3接着通过恩尼乌斯的著作进入了罗马人的传统中，波利比乌斯也不能免俗，最终使希罗多德的著作获得了确定的史籍地位。我们发现史书记载是必须仔细考辨的。与这些天马行空的臆造相比，我们下判断时一定要更为严格地遵循实际。在这个过程中，西庇阿和汉尼拔都没有受到贬损。这与我们之前讲过的希波战争类似：通过真实确切的认识，我们认为波斯军队的兵力远远没有希罗多德笔下那样庞大，而希腊人的英勇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诗歌传说为事物蒙上了不同于史实的色彩，这不代表它们就是错的。它们只是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罢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语言正确地翻译成历史的语言。
西庇阿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加入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也让恩尼乌斯为他编造的诗化形象具有了内在的真实性：他放手一搏，切断了海上联系，放弃了一切失败后逃跑的可能性；而且再也不冒险等待马西尼萨，于是他向内陆进军，主动与其会师。当西庇阿开拔时，汉尼拔肯定已经来到离他不远处了。在那拉加拉镇（位于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边界处），西庇阿与马西尼萨成功会师，就地等待汉尼拔到来。汉尼拔别无选择，只能尾随而来，发动决战。
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开战前的最后一刻，天平的指针仍然在摇摆。汉尼拔下令向那拉加拉进军，同时以毫不动摇的冷静来掌控下一场战斗的种种细节，我们很难彻底地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理解不了这些事情，除非先衡量下面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是会战所处的战略形势；二是从如同刀尖上的平衡局势角度理解战略决策。
罗马统帅的抉择有孤注一掷的成分。有趣的是，“扎马会战”这个战记传说中采用的错误名字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并流传至今。即便是取胜之后，西庇阿在写给国内的战报里也不敢将整体战略局势，以及他从海岸向内地进军的事情和盘托出。他没有用交战地点给会战命名，而是以汉尼拔最后一次驻扎的总部位置命名，令战略局势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让人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扎马到底指的是东扎马村，还是西扎马村。我们可以将西庇阿的进军与1813年10月奇里乞亚军团从穆尔德河（Mulde）出发渡过萨勒河（Saale）的行动，以及1815年从利尼（Ligny）退往瓦弗尔（Wavre）的行动作一对照。后两场行动要为拿破仑的失败负有战略性责任。西庇阿没有吹嘘自己的决策是弥天大勇，而宁愿隐瞒他成功克服的凶险境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奇。面对责难，毛奇将自己最精妙、最大胆的战略行动，即分兵进军波希米亚，称作“补救不利的局势”。
即便是在那拉加拉会战取胜后，实力单薄的西庇阿依然不能考虑围攻和夺取迦太基城。连年战争耗尽了罗马的经济实力和士气斗志，他不能也不愿投入大量资源。而且马其顿和希腊诸国已经准备联合干涉，一场新的战争很有可能爆发。罗马先知当年就不同意西庇阿出征阿非利加，预言会有灾祸；如今赢得了胜利，他们马上又跳了出来，只不过论调和之前完全相反，声称要将胜利进行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与罗马作对的迦太基城为止。但是，那拉加拉会战的胜利者表明，正如他能够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一样，他也能够判断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当时有人谴责西庇阿，说他已经与汉尼拔讲和，以免让继任者抢了此战的功劳。这完全是出于嫉妒心理，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附和了。西庇阿的继任者要想继续对战汉尼拔，攻打坚不可摧的迦太基城墙，那还要花很长时间。西庇阿更清楚怎样做对母邦有利，于是接受了汉尼拔提出的议和请求，与一年前汉尼拔尚未抵达时，西庇阿签订并得到罗马人民批准的和约内容相差不大。因此，那拉加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正面——罗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而在于反面——迦太基的最后一次上升期被打断了，迦太基公民失去了未来的希望。新和约添加的最重要条款是：如无罗马允许，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从而实际上放弃了完整主权。
该条款到底是空文，还是果真终结了迦太基政策的独立性，和约签订时无人确知。被征服的迦太基城邦是否会长期遵守该条款，取决于世界形势、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政策、罗马和迦太基的国内发展。历史已经表明，那拉加拉战败永久地摧毁了迦太基的实力。6年之后的公元前195年，迦太基遵从罗马人的要求，将汉尼拔赶出了母邦；在此之前，罗马人已经击败了马其顿，而迦太基并未干预。现在，驱逐汉尼拔终于让和约板上钉钉了。
汉尼拔和拿破仑是世界史上的两位伟大统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最终虽被击败，却无损其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是的，他们太伟大了，以至于与对他们相比，历史对打败他们的人容易给予更苛刻的评判，以免有人会以为打败他们的人比被打败的人更伟大。罗马人看待西庇阿的方式与英国人看待威灵顿如出一辙，只要不是涉及民族荣誉的场合，总会对两名统帅的伟大程度有所保留。实际上，威灵顿无疑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功劳都给了格奈泽瑙。就击败拿破仑的战略而言，格奈泽瑙将军居功至伟。此处我完全无意与拿破仑对比，因为普军统帅不是格奈泽瑙，而是布吕歇尔。就后者而言，从没有人提出他是堪与拿破仑比肩的战略家。
在历史书写中，即使有人会倾向于偏爱失败者——因为胜利本身已经为胜利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本书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衡量每一个方面。之后会有机会讨论更晚近的统帅。不过就西庇阿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综合前面的阐述，西庇阿的地位固然不高于汉尼拔，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人堪称并驾齐驱。罗马制度冷静持重，统治方式严格而崇尚权威，与希腊不同，不许活跃生动的个人出乎其类。纲纪主宰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至于人们不敢提及天才二字。归根到底，天才必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但是，对于这位赋予罗马军队新的战术样式，冒险前往阿非利加，从巴哥拉达斯河谷径往那拉加拉，胸有成竹地对阵汉尼拔，挺过最危急的时刻，最后又没有漫天要价，而是缔结了恰如其分的和约的人物，我们真要说一声“天才”。事件本身已经展现了西庇阿抽象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们还能在他身上发现其他特质。蒙森从文献出发，用一支妙笔描绘了西庇阿的形象，我们因此能够面对面地观察这位统帅。我要用蒙森的这段话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作结。当然，我希望本章前面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位军事家、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这才是他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特质。蒙森描述了罗马军队被击败，西庇阿站在罗马人民面前，争取西班牙统帅之职的情境。
9年前，他曾在提契诺之战中救了自己父亲一命。如今，他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他年少英武，一头长发，面庞羞得通红，请缨就危，只因别无更好人选。以区区军事保民官的身份，他竟被百夫长推举为最高的职位——如此种种，必定为罗马城的公民和农夫留下了精彩而难忘的印象。这位潇洒的英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西庇阿周身散发着昂扬自信的激情，半是虔诚，半是精明，好似整个包裹在炫目的光环之下。他既有恰到好处的激情，足以温暖人心；又计算精当，足以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至于忽视常理。他不像天真的群众那样相信自己蒙受天启，不屑于掩饰对这种看法的鄙夷，但内心里却默默坚信自己受到神的特别宠爱。简而言之，他具有真正的先知的性质。他立于人民之上，又没有脱离群众。他言出必行，思想如真正的王者般高贵，相信接受王位是对自己的贬低，却不明白共和国的体制同样束缚着他。他对自己的伟大坚信不疑，从不知嫉妒和怨恨为何物，别人的优点会衷心认可，别人的错误则是同情宽宥。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两种职业在他身上从无相互妨害。他兼具希腊人的文化与最完整的罗马民族特质，口才绝佳，仪态优雅。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赢得了士兵和妇女、同胞和西班牙人、元老院里的对手和比他更伟大的迦太基对手（这是蒙森的看法，我不能苟同）的心。很快，他的名字便会万众传扬。他是一颗明星，似乎注定要为祖国带来胜利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