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战术
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曾经击败波斯人的重装步兵方阵仍然是希腊的基本战术阵形。
对非职业公民军队来说，重装步兵方阵符合逻辑的战术阵形。它对单兵的要求很简单，需要的训练也少。每个人都要学会身披重甲移动，使用长矛，坚守纵队，保持规定方向。复杂操练是不需要的。全体士兵组成一个封闭的阵形，直行向前，接近敌军正面时跑步发起进攻。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种接近后跑步进攻的战法首次出现于马拉松会战。
在一场普通的重装步兵战斗中，双方都会往右偏，而左翼略微落后，因为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的右手侧没有盾牌保护，相对薄弱，于是就会努力从右侧打击敌军。因此，两军接触之后——双方的右翼很容易发生部分重叠——右翼都会战胜对方的左翼。接下来是两军右翼再次交战。此时，之前的正面往往已经成了背面，而背面现在成了正面。这才是决定胜负的时刻。
无论如何，这一特点并未引出任何战术意义上的结论，战斗的基本样式仍然是面对面互冲，没有任何谋略。
纵然这种战术的弱点早在希波战争前便已为人所知，纵然人们意识到它有缺陷，但它还是被延续了下来。早在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就在雅典不远处的平原败于帖撒罗尼迦人（Thessalonian）的骑兵（希罗多德，第5卷第63章）。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都很惧怕波斯骑兵。甚至在普拉提亚会战中，希腊军队的几支分队还被底比斯骑兵追上，损失惨重。
然而，我们从未听说过希腊人试图从原则的高度，通过采用新阵形或新战术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重装步兵方阵以外的骑兵、弓箭手和其他轻装士兵一直是辅助性力量，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发挥有力的作用，但并不被认为是军队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希波战争期间，情况基本就是如此。如果说在希波战争期间，我们从未听说过希腊一方骑兵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将其理解为希腊人没有骑兵，只是数量稀少的希腊骑兵不敢冒险骑马与波斯人对战而已。于是，大部分骑兵估计都把马匹留在了家里，作为方阵里的重装步兵参战。
不管是斯巴达还是雅典，条件都不适合组建一支真正强有力的骑兵部队，1哪怕在某些情况下，骑兵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雅典发动的西西里（Sicily）战役。2
在我看来，与骑兵一样，雅典的弓箭手必须被视为精锐部队。3哪怕他们的装备不如重装步兵昂贵，但弓箭手真正形成战斗力所需的训练却要多得多。一名重装步兵很快就能训练完毕，加入方阵，大家会裹挟着、推动着他向前进。而为了接近敌军，并在受到攻击时迅速撤回，弓箭手不仅要射术精湛，更要行动敏捷、协同有序。因此，他们必须有自立意识、警惕性高，有判断力、头脑清醒。在有尚武传统的民族中，人们小时候就通过训练获得了这种品格。在高度文明的国家，比如当时的雅典，这种品格是在中上层阶级内形成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闲暇来锻炼武艺。因此，我会在一个特定的雅典公民阶层中寻找弓箭手，这些人的儿子养不起马匹，但与大多数公民相比，他们能够投入军事训练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要多一些。另外，真正的良弓也不便宜。
除了弓箭手，远程兵种还包括投石手和掷矛手。操作投石器需要很高的技巧，只有某些地方的人才能掌握这项技能，当地的年轻人从小就遵照传统而练习使用它。比如，罗德岛（Rhodes）就有这个传统，罗德岛投石手是很抢手的雇佣兵。
如果掷矛手像投石手一样没有自卫武器，掷矛手就比不上弓箭手，也比不上投石手。但是，掷矛手的武器有可能是用作轻型防具的。因此，掷矛手部队主要是在北方的半希腊部族中组建的。在这些部族中，人们没有能力大量制造全套盔甲，于是就成立了特殊的投矛手部队，即轻盾兵（peltast）。轻盾兵装备一面轻型圆盾、一顶帽子（很可能是皮革或夹层亚麻布材质的硬帽）、几支投矛、一把剑。今天的班图人（Bantu）和苏丹黑人（Sudan）能把矛投出40步远。
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轻盾兵自然不会正面对抗重装步兵。但是，组建一支数量占优势的轻盾兵部队很容易。4而且，在复杂地形下，轻盾兵行动更灵便，能够对重装步兵方阵侧后发起非常有效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弓箭手和投石手对重装步兵甚至能构成更大的威胁；但轻盾兵也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在危急时刻可以正面一战。重装步兵和弓箭手的运用范围都相当狭窄，而轻盾兵什么都能干。轻盾兵可以从远处投矛，而且进退自如。由于装备盾牌，他们的防护水平刚好足以参与近战。
无武装的随军仆役或辎重队维持着希波战争时期的特点。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剧中（第441行），雅典人在决定发动萨拉米斯海战后渡海登上普斯塔里亚岛，先是向被孤立的波斯人投石，然后才投入近战。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1章第106节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迹：雅典重装步兵堵住一个被切断联系的科林斯作战单位，然后“轻装士兵”*用石头将科林斯人杀死。在这里，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点变化：无论如何，在雅典军队中，上战场充当仆役的奴隶越来越多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不管这一变化带来了怎样的弱化效果，经过专业训练的轻装士兵带来的更广泛贡献都足以将其抵消。
在战斗阵形中，骑兵、轻装士兵和轻盾兵均布置于重装步兵方阵的侧翼。
在有利条件下，骑兵或轻装单位有时会在战斗中有力地支援重装步兵，决定战局胜负，甚至独自击败一支重装步兵。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战术阵形看上去或许已经很简单了，但工事和攻城技术还要更加原始。希腊人建起的城墙相当简单。就算守军数量只是勉强够用，城墙似乎也被视为坚不可摧。哪怕攻城方占绝对人数优势，他们既不懂也不敢强攻，而只会等待守军耐不住饥饿，自己出城。
2 伯利克里战略
如前所述，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战术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如此，后一场战争依然提供了审视前一场战争的全新角度。希波战争的主要特点是，作战双方的装备和战术差异巨大。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人的内战，装备和战术都是一样的，特点在于一方占据海上优势，一方占据陆上优势。这种状况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问题。希波战争的基础是大规模决战，胜负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万王之王击败并降服希腊人，要么是惨败。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长达27年，陆战或许有几场，但并无重要的决战。直到意外发生，斯巴达人建成一支堪与雅典匹敌的海上力量，战争才真正结束。
战争爆发时，双方都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一方有陆上优势，一方有海上优势，而且双方的差距那么大，较弱的一方就绝不会冒险发动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术决战。于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战略态势：久拖不决的消耗战。
现在，我们遇到了世界史中最复杂却也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正常情况下，“战争”这一概念要求一方主动抓住并打败另一方，以使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集中全部力量，毕其功于一役；或者继续猛击，直到决出胜负。战略的任务就是为决战做好准备，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战争，各种原因导致其不能发生这样的决战。之后还会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一方还是找到了屈服敌方意志、达成战争政治目标的方法。
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会战一样，希腊又出了一位人物，他把握住了新使命最深刻的内涵，并凭借第一流的笃定精神完成了使命。
伯利克里是一名雅典人。他明白，母邦的陆上力量比不上伯罗奔尼撒-维奥蒂亚联盟。他从这一事实得出了必然的逻辑结论：要彻底疏散阿提卡乡村地区的人口，交给敌军处置。“如果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们亲手毁掉自己的田地。”他对雅典人说道。农村居民必须搬到城内以及连接城区和两座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法勒隆（Phalerum）]的长壁之间。敌军固然蹂躏阿提卡乡间，但雅典海军也还以颜色，封锁敌方港口，切断敌方城市之间的一切贸易，而且四处登陆，发起突然袭击，破坏敌方的乡间，不逊乃至胜于敌军对本国的摧残。这种战争行为——几乎可称之为“无为战”——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压倒性的决战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哪一方首先忍受不了痛楚，哪一方首先精疲力竭。我们可以设想出完全不流血的战争方式；但是，对某处强力一击并非不值得考虑，这有利于软化敌方意志。向雅典公民解释自己的方案时，伯利克里提出了上述方针。但是，他还补充了一个事实：必须抓住“不待之机”，这可谓先见之明，庙算详备。究其本质，消耗战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将帅过分谨慎的危险随之而来。凡是战争，总有紧要关头，唯有勇者方可把握。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敌方兵力到底有多少，又有哪些不可预料的相关因素，都是指挥官不可能确切知道的。就在犹豫、估计、研判形势的当口，时机便再次溜走。如果他总是抱着战争结果不在于冒险决断，而在于逐步消耗的念头，那么决定是否行动就要加倍困难，乃至10倍困难。在消耗战的大原则以外，伯利克里还提出必须利用“不待之机”。要想透彻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将理论继续运用于后世的战争（我们会反复看到，指挥官常会耽于消耗战略，避免做出有风险的决策）。
雅典人断定，伯利克里指挥过9场胜利的战斗。我们对这些胜利所知甚少，无法据其判断伯利克里的战略才能。但是，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整体进程和无数次捷报，我们必须认为他不只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军事家。为他赢得殊荣的并非作战计划（名将不在论兵，而在战功），而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决断力和个人权威。他从不半途而废，而是全神贯注，不吝惜任何必要的牺牲，哪怕是整个阿提卡乡间。面对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他能够让群众听懂他的决策，并获得他们的认可。这一决策的执行是不逊色于任何胜利的战略行为。公元前480、前479年，随着波斯人的逼近，雅典人不仅让出了阿提卡乡间，连城市也一并放弃。这一决定本身或许更甚于伯利克里的决策，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绝望的行为，如果不想被征服，雅典人就别无选择。收复故土的战斗没过多久便打响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疏散同样无可避免，其必然性却并非一目了然。恰恰相反，唯有通过反思性的战略判断方可澄清；而且，该战略并非暂避一时，而是经年累月的长期战略。即便在今天，偶尔还有学究否认疏散的必要性，从而更加证明了伯利克里心智之强大：这项战略如此难以把握，他却说服了掌握主权的雅典公民接受它。
雅典人长期践行了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最初的一年半里——或者伯利克里担任城邦领袖期间——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明智而积极的贯彻，各项措施配合无间。哪怕伯利克里下台，去世后，雅典人动力依然不减，但其行动却不再协调和规律，而是随着偶然的时事压力和演说家们的想法而摇摆。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明显保持着优势，就连夺去了全城四分之一公民生命的多次可怕的瘟疫，也没有将它摧折。最终，持续的游击战甚至带来了大胜的契机。420名拉西第梦人（Lacedaemonians）被困在斯法克特利亚岛（Sphacteria Island）[33]上，部分阵亡，其余292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120名斯巴达人。
凭借这次胜利，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终于在本人去世5年后达成。当然，我们不应该假定雅典人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就像罗马人征服全意大利那样。伯利克里和任何雅典政治家都没有这般念头，雅典还是太弱小了。要想征服全希腊，不仅要多次取得陆战大胜，而且最重要的是围攻并夺取底比斯、迈加拉、科林斯等敌方城邦。与现代欧洲战争一样，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目标以彰显自身地位、维持力量均势、扩张势力范围为限。
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再没有出现有能力、有影响的政治家，因此错失了以有利条件议和的机会。但是，哪怕安菲波利（Amphi-polis）[34]负于天才的斯巴达指挥官伯拉希达（Brasidas），雅典仍然能够缔结和约。雅典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而雅典本就没有其他必须达成的目标。
8年之后，战端再起。这一次，雅典人战败了，因为他们把伯利克里的一条重要建议抛诸脑后。他曾警告雅典人，“交战期间，不要试图征服新的目标”。
早在公元前424年，雅典人便被斯法克特利亚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计划发起大规模的陆上行动，结果却在第力安（Delium）[35]遭遇惨败，至少损失了1000名重装步兵。但是，雅典人在缔结了实为停战的和约之后，又出兵攻打西西里，损失了约6000名公民，1还赔上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及其装备。转折由此开启。爱奥尼亚人敢于脱离雅典，伯罗奔尼撒人渡海而来，更与波斯国王结盟。雅典人不是联军的对手，最终海战落败，只得屈服。
3 雇佣兵
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由征召的公民组成；而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全民皆兵”*，征召全体公民上战场的情况极少发生。正常情况下，城邦会派出指定兵力的陆军或舰队，以雅典为例，征兵过程大体如下。公民分成10个部落（tribe）；每个部落又分成三个三分部（trittyes），分别在城市、沿海、内陆；每个三分部又有若干区（demes）。征兵总数摊派到各个单位，根据规则，男性轮流上阵。不过，这样的常规轮流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平等。每次出征的时间长度和困难程度差别很大。重装步兵由有产阶级充任，出征的频率比舰队水手低得多。早期战役时间不长，给养由公民自备，参与作战还不会完全打乱本职工作和商业贸易。往往发生于海外的长期战争就截然不同了。为了让长期战役成为可能，城邦开始给士兵支付薪水。实际上，薪水还是很高的。1这笔钱来自雅典的盟国。因此，盟国免服兵役，至少负担要轻得多。2雅典公民代替他们出战，在此过程中培养了极高的军事素养。尽管他们仍然是公民，但已经具备了职业军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第一次叙拉古（Syracuse）[36]之战前夕，雅典指挥官尼西亚斯（Nicias）提醒手下将士：他们与对方的公民兵是大不相同的。3因此，我们不妨设想，每当雅典要为一场战役征兵时，总不会缺少雅典人或外邦人主动报名，或者奴隶会被迫上舰服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水手服役名单。紧急情况下，全部无职人员都要应征入伍。4重装步兵服役就不同了。当然，服役不仅是履行个人义务，也是征税的一种形式，因为重装步兵的昂贵装备要个人负担。因此，重装步兵有一套专门的征召流程。而且，在全体公民名单以外，还有一张符合重装步兵资格的公民名单，叫作“兵册”（Catalog）。尽管如此，我们不妨设想，即便有人不愿意上战场，找人替补也并非难事，5而城邦也不会拒绝合适的替补。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公民可以各行本业，而替补兵员并不一定会损害作战效能，甚至会改善作战效能。当然，重装步兵服役本身并不是严格的个人义务，而是每户出一丁加一名随从。因此，由父亲还是儿子，哥哥还是弟弟，乃至远亲还是邻居筹办重装步兵的装备，为全家服兵役，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家族内部事务。而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为了加强征召重装步兵的实力，城邦用公有装备武装了一批日佣级公民。6如果西西里远征登陆的重装步兵里有1500人名列“兵册”，另有700名日佣级公民，那么这意味着，要么只有1500名上层等级的公民报到参战；要么雅典认为不应该派遣太多有产公民去海外，于是每个部落只征150人，另募700名日佣级公民，由城邦提供装备。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早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除普遍征兵的情况，雅典的海军水手就完全由雇佣兵担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重装步兵也逐渐雇佣兵化。
其他城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几年，反雅典联军的大部分城邦只派出三分之二的公民重装步兵入侵阿提卡，他们在抄掠乡间几周之后便回国了。反雅典联军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是不能让雅典屈服的。最后，斯巴达将军伯拉希达率部北上色雷斯，通过雅典的殖民地和结盟城邦来打击它。这支部队不能由暂时放下本业，自备给养出征的公民兵组成。斯巴达人向来自诩为纯粹的军人，无民务缠身。但是，这支部队也并非由他们组成。这样一场长途跋涉的战役若要带走一半，哪怕只带走四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斯巴达人（不过五六百人而已），都是完全背离斯巴达城邦的组织架构和斯巴达人的观点和主张的。斯巴达人的做法是：召集身材结实的农奴黑劳士，将他们训练为重装步兵。为了确保其忠诚，斯巴达人自然要为他们提供给养，还有一定的报酬。于是，由于发动战争的内在必然性，斯巴达走上了与雅典相同的道路。
4 公元前4世纪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伯罗奔尼撒战争纵然旷日持久、过程曲折，却依然没有催生新的战争艺术形式。它确实为希腊带来了职业军制。希腊人对专业雇佣兵早有认识。僭主手下有卫队，而卫队正是其威权所系，如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s of Samos）和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 of Athens）。1据说，波利克拉底甚至有一支1000人的弓箭手部队。2埃及法老和吕底亚（Lydia）国王都有希腊雇佣兵。但是，这些部队毕竟达不到决定性的规模。雇佣兵制真正成为希腊民族、希腊历史的重要因素，基本上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产物。但是，值得考虑的不只是数量庞大的私兵，更重要的是雇佣兵首领取得了全新地位，职业军官由此出现。
这一转折是由雅典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7]、拉马库斯（Lamachus）和斯巴达的伯拉希达、吉利普斯（Gylippus）以及莱山德（Lysander）带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结束，时任小亚细亚总督的波斯王子居鲁士就起兵反叛兄长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居鲁士雇佣了至少1.3万名希腊士兵，他们只受经验丰富的各级军官统辖。
当然，公民兵逐渐转向雇佣兵的一个结果是完善和强化了训练。换言之，斯巴达人的训练纪律同样适用于其他希腊城邦的军队。修昔底德写道（6.66），斯巴达的军队里几乎全都是指挥官（“统治者的统治者”*）。《拉西第梦政制》（State of the Lacedaemonians）的作者写道，斯巴达以人人跟随排长（enomotarch）为训练原则，因此很容易就能摆出最复杂的阵形。训练方法的具体发展过程已不可考，但这种发展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而万人远征军回国途中的若干迹象也表明确有进步。某些情况下，军队的下级行政单位能够作为小的独立战术单元行动，而且凝聚力很强，以至于在一次与法那培萨斯（Pharnabazus）的战斗中，仅有少数骑兵掩护侧翼的重装步兵竟敢进击波斯骑兵[《长征记》（Anabasis）6.3.30]；唯有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凝聚力。为了代替骑兵，方阵后30米处布置了几支规模为200人的重装步兵分队（6.3.9）。因此，为了配合之前讲到的增加的骑兵数量，步兵的军事素养也有所提高了。
此外，我们还能发现另一种崭新的作战阵形。科尔基斯（Co-lchian）[38]人据守于万人远征军面前的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常规的紧密方阵不会奏效，因为崎岖地形必然会导致方阵在前进过程中瓦解。于是，根据色诺芬的建议，部队被分成80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每队约100人。纵队狭长，大约是五乘二十人，两队之间留有一定空隙。这样一来，各纵队可以自行探索道路，外侧的纵队更可以包抄敌人。轻盾兵分成左、中、右3队，中队伴随重装步兵前进。如果对面是希腊方阵，他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前进方式。除了中部是轻盾兵、重装步兵混编，各自独立的重装步兵纵队不可能挡住紧密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两军接触时，每个纵队前部的左右两边会同时被打垮，还没等我方对敌方两翼的包抄发挥任何作用，我方中央各纵队早就尽数落败。沉重、紧密的正面自然要强于稀疏的正面。但是，针对依赖山势掩护甚于武器自卫、统率力不足以选择恰当时机发起协同攻势的蛮族，在这样的地形，面对这样的敌人，小规模、大纵深、稀疏排布的纵队就是最适合的战术阵形。科尔基亚人不敢插入空隙，因为他们害怕邻近纵队攻击后方，切断自己的退路。这是灵机一动的临场发挥，虽然达成了目标，但不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从理念上推动希腊战术的发展。
雇佣兵建制对轻盾兵特别有益。优秀的轻盾兵比重装步兵要求更高。方阵战法死板，中等训练和中等勇气的人都可以加入，方阵会把他们整合起来，提升他们的价值。但是，一名并非优秀战士的轻盾兵基本没有价值。每当装备更好的重装步兵迫使他后退时，轻盾兵都必须瞅准时机，再次出击。一切都取决于此。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名士兵都必须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长官也必须对手下完全信任，把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此能力的指挥官能凭借它做成很多事，而通过实战经验和长期训练部属，这样的领导者已经出现了。
雅典雇佣兵首领伊菲克拉底（Iphicrates）指挥轻盾兵取得了赫赫战绩，以此闻名。轻盾兵过去一向被视为半蛮族性质的兵种，伊菲克拉底却使其成为希腊军事专业化的真正代表，同时对其武器装备进行了改良，原来的短剑换成长剑，短标枪换成长矛。这两种加强的轻盾兵与重装步兵近战能力的变化据说就是由伊菲克拉底引入的。但是，按照尼波斯的说法，重点不在于器物的创举——严格来说，根本算不上创举——而在于由伊菲克拉底在部属中推行的优秀军纪规章。伊菲克拉底借此令向来不受重视的轻盾兵大放异彩。色诺芬告诉我们[《希腊史》（Hellenica）4.4.16]，由于惧怕伊菲克拉底的轻盾兵，阿卡迪亚（Arcadia）[39]的重装步兵竟然不敢走出城墙。但是，面对冲过来的拉西第梦重装步兵（青年兵置于前排），这次轮到轻盾兵害怕了，他们不愿走近到标枪能击中的距离。于是，尽管青年拉西第梦重装步兵的负重较大，但他们接受过良好的跑步训练，仍然上前击败了轻盾兵。
不过，有一支过分自信的拉西第梦大队（mora）在科林斯城下行军时，走到勒豪姆（Lechaeum）[40]遭到伊菲克拉底的优势兵力突袭，并被打垮。轻盾兵不断朝行军中的重装步兵射击，待对方发起攻击时，又退向己方的重装步兵阵营。赶来支援拉西第梦人的骑兵队兵力太弱，毫无战果。色诺芬谴责拉西第梦军犹豫不决（《希腊史》4.5）。
在阿拜多斯（Abydos）[41]，伊菲克拉底赢得了一场类似于勒豪姆的胜利。当时，拉西第梦重装步兵正在下山，排成稀疏的长队，结果遭到伊菲克拉底的轻盾兵突袭（《希腊史》4.8.37）。
不久之后，阿格西莱（Agesilaus）在阿卡纳尼亚（Acarna-nia）[42]遭到了类似的攻击。在骑兵支援下，伊菲克拉底对敌方轻盾兵造成重大损失，并驱逐了对方的重装步兵预备队，于是他继续上路，畅通无阻（《希腊史》5.6）。
早期作为雇佣兵出现的色雷斯（希腊北部）轻盾兵的武器装备很可能并不统一。佩戴长剑还是短剑，穿胫甲、皮靴还是普通凉鞋，全看个人。武器装备首次统一，大概要等到伊菲克拉底等希腊人统率的常备雇佣兵役制确立时。
我们不能确定骑兵在这一时期是否也取得了进步。最重视骑兵的是维奥蒂亚人，他们还发展出了骑兵与快速轻步兵（hamippen）混合作战的理念。3根据色诺芬的说法，阿格西莱意识到，在亚洲开阔地带作战，没有骑兵什么都干不成，于是组建了一支骑兵单位。4色诺芬本人为这支部队写过两部作品。骑兵问题要放到下一篇介绍马其顿军队时详述。
这一时期，希腊人在攻城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早在埃及人和亚述人的壁画浮雕中，我们就能看到攻城器械。但是，即使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希腊人也还不擅长运用攻城器械。诚然，伯利克里攻打萨摩斯时就建造了攻城器械。在普拉提亚围城战中，伯罗奔尼撒人也尝试过筑坝水攻、攻城锤攻、火攻等手段，但无一奏效，最后只好封锁城市，采用饥饿战术。希腊人第一次真正学会攻城术似乎是师从入侵西西里岛的迦太基人。公元前409—前405年，迦太基人利用坑道、攻城塔、攻城锤5拿下了塞利努斯（Selinus）、希米拉（Himera）、阿克累加斯（Acragas）、盖拉（Gela）诸城。叙拉古僭主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是攻城器械大师，这门技艺从西西里传到了希腊。
大约同期，石炮、弩炮开始被建造。叙拉古发明了扭力投石机（petrobols）。三层桨战舰也扩大为五层桨战舰（pentereme）。据狄奥多罗斯记载，狄奥尼修斯在叙拉古聚集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技师，他亲自参与建造，激励匠人，奖励精勤，并邀请他们一同用餐。6于是，他们殚精竭虑，设计出了种种新式投射武器和攻城器械。7
5 色诺芬理论
作战技术的进步孕育了军事理论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起源大概是观察到武器各有优点。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为雅典人对此话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线索。作者并没有讨论军事理论的现实必要性，而只是用诗句的形式再现自己的话语，以此娱乐大众。他笔下的莱库斯（Lycus）将赫拉克勒斯贬损为一名头脑简单的弓箭手，莱库斯因此与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43]发生争执。
莱库斯说[转译自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德语译本]：
赫拉克勒斯到底算什么？
搏击野兽，博得勇名。
他或许勇敢，但仅此而已。
毕竟，他无盾牌蔽体，
亦无长矛在手。
他的武器是懦夫才用的弓箭，
他的长技是逃跑。
没有一个弓箭手展现过男子汉的气概。
男子汉要双脚站定，长矛紧握，
从不向旁边迈出一步，
只盯着前方挺拔的枪林，
全身肌肉动都不动一下。
安菲特律翁答道：
弓箭是最合逻辑的发明，
你竟然也反对。请你听好。
矛手是长矛的奴隶，
一旦矛头断裂，他便门户洞开，
因为他只有一件武器护身。
如果战友不是好汉，
邻人的怯懦也会令他落败。
再来看弓箭手，
他有一大优势，而且是最大的优势：
哪怕已经射出了一千支箭，
他仍有自卫的武器。
他从远处射箭，敌人感觉自己被射中
却看不到射箭的人是谁。
但是，他站在隐蔽的位置，
不会把身体暴露给敌人。
这是在打仗。
最了不起的本领，就是无论运气好坏，
也要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大约在同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名智术师开始讲授战争艺术。但是，要说系统分析战争行为的本质，并将自己的发现呈现出来，色诺芬当属第一人。他已经认识到并反复强调，战争不是技艺，它要求发挥整个人的全部能力。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说道：“战术只是战争艺术中很小的一部分。”[《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3.1]。战地指挥官还必须了解装备的方方面面，为士兵提供生活所需。“他必须精明、活跃、认真、耐心、专注，既严格军纪，又爱兵如子，既直来直去，又巧计百出，既警觉，又善诈，既愿意孤注一掷，又渴望只赢不输，既慷慨，又贪婪，既用人不疑，又藏着心眼。”他必须融合先天品格与后天培育为一体。另一个段落（3.4.3）写道，渴求荣耀对指挥官是有益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是一部历史小说体例的兵法和政道教科书。尽管它是重要的文学著作，许多实战军人也读过它，但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战争艺术的历史，就此而言，该书教益不大。心理和士气因素是战争永恒的主题，虽然色诺芬给出了卓越的论述，但是对于易变的、历史的作战样式，色诺芬的文字相当简略，乃至荒诞不经。因此，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小说当成现实。色诺芬时代的战争样式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好说的。色诺芬也并非那种穷究现实、阐发并解决新问题的开创性人物。每欲开创，他总会失败。他是一名实战军人，提出的理论却极不现实。
每一名希腊将领总要思考一个问题：方阵纵深和宽度的关系。比如，1万名重装步兵是排成1000排，每排10人好，还是500排，每排20人好？一个适合包抄，一个冲击力强。1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古代文献中完全找不到针对这个问题的现实观察。实际上，连方阵的常规样式都没有确切记载。8列纵深频繁出现，我们之前都将其视为常规样式，可能实情也是如此。但是，放到个例就是五花八门，不仅是因为特殊需要，还有任意性的因素。修昔底德写道，曼提尼亚（Mantinea）会战[44]期间，分队长官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出各异的纵深，殊为费解。在第力安会战中，底比斯人的方阵纵深为25人；其他部队纵深各异，不过纵深都要小得多。色诺芬利用一场居鲁士和克劳苏斯（Croesus）之间的虚构战斗，讨论了这个问题。居鲁士得报，埃及军队的纵深达100人，而他的部队纵深只有12人。一名下属担心，对方的方阵纵深这么大，己方能不能顶住压力。居鲁士答道：“如果方阵的深度超过了武器的攻击范围，武器就不会造成更多伤害。”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句反驳都不能令人满意。哪怕纵深只有8人或12人，半数以上的武器也不能直接击中敌人。大纵深的优势在于冲击力，色诺芬这样的人绝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还要亲身体验这种优势，别人也会请他回忆往事，验证方阵的威力，叙述它的发展。
另一个希腊军人肯定会考虑的问题是，重装步兵与远程武器如何协调。实际上，到此时为止，不同兵种还是各自为战，没有相互配合的战术。投射武器有效支援友军以对抗重装步兵的战例极少。色诺芬要居鲁士把投矛手置于重装步兵后方，弓箭手在投矛手后，两者分别越过前排士兵的头顶射击（4.2）。他告诉我们，远程兵种在近战中是撑不住的，但有了重装步兵的掩护，他们就可以越过重装步兵投矛和射箭。
假如这种配置有现实可行性的话，自然会威力极大，也会有真实运用的战例。但是，这纯属纸上谈兵。越过重装步兵，呈抛物线轨迹投射出的矛箭最多是用处不大；2在重装步兵方阵高速冲锋的时候，更是完全用不上矛箭。若要投射武器在短兵相接之前切实杀伤、削弱敌军方阵，距离就一定不能太远，或者重装步兵方阵自带远程火力。色诺芬是一位实事求是、头脑清晰的作者，怎么会有“射手要置于方阵之后”这样的天方夜谭呢？理论很容易脱离实际，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若非如此，色诺芬的行为还真是不好理解呢。伟大的战争实践者拿破仑一世在《七年战争论》（Seven Years’ War，评论2—11，第12章）中写道：第三排步兵的软木鞋跟高达3英寸到5英寸（合7.62厘米到12.7厘米），这样就能越过前排士兵的脑袋开枪。试问：他们是开火前才把鞋穿上，还是说，他们要穿着这样的鞋行军？简直跟色诺芬如出一辙。不仅我们的老朋友荷马会打瞌睡，最伟大的将军有时也一样。
有一条规定似乎要更现实：宪兵应该安排在最后，确保无人畏葸不前，在极端情况下击杀逃兵。但是，细审之下，这同样是空谈，现实中也没有指挥官会采纳这个规定，因为宪兵的勇气由谁来确保呢？若真是值得完全依赖的勇士，放到前排无疑要比后排更好。
色诺芬触及的第三个问题是预备队。希腊重装步兵进攻时，会结成一个紧密的方阵。在后方留下部分士兵可备不时之需，但初次攻击的力道也会随之削弱。前面讲过，凭借对现实需要的天才辨别力，色诺芬对战法那培萨斯时留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预备队，目的是反击波斯骑兵可能发起的侧翼攻势。预备队理念的影响无远弗届，但《居鲁士的教育》中却没有提及，书中最接近这一思想的段落是以一场虚构大战为背景讨论骑兵布置（7.1）。居鲁士起初命令骑兵按兵不动，等敌方骑兵包抄我方侧翼时才投入战场，进行反包抄。
不过，色诺芬对镰刀战车的评价倒是详细得多。他还建议（6.1.30），方阵后面安置高大木塔，每塔20人，由八轭十六牛拖入战场。他还讲到自己做过实验，证明木塔运输方便。他解释道，一辆辎重车的牛队可以拉动25塔伦特（talent）[45]（约650千克）的货物，一座木塔只有15塔伦特（约390千克）重，更是不在话下。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2.3.17），本意是表明近战武器远远优于投射武器。单凭这个故事，便足以补偿上面那些不妨视为虚构的细枝末节。一名连长（taxiarch）将手下分为两队，一队持棍棒，一队持泥丸，令其交战；次日交换武器，再战。居鲁士请连队士兵吃饭，问他们身上的包是怎么来的，战况如何。他们一致同意，投丸手用泥丸确实把他们身上打出了淤青，但后来他们也用棍棒痛打投丸手，开心极了。根据色诺芬的说法，居鲁士因此决定采用近战武器，直接攻击敌军士兵（2.1.7—2.1.9；2.1.21；2.3.17）。但是，在作品的末尾，波斯人的习惯据说又变了。有报告称，他们再次成了投射武器战士，而且虽然装备弯刀，却仍然避免与敌人近战。
考虑当时的希腊军队正处于轻装兵种——尤其是轻盾兵——发展和完善并多次击败重装步兵的阶段，色诺芬依然确定无疑地强调短兵相接的近战兵种要更强，他的话便更显分量。我们不妨设想，善于反思和分析的希腊人或许也会经常论证说，重装步兵方阵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彻底击败和消灭。
但是，历史传统令希腊人不能忘记一点：在希波战争中，长矛兵打败了弓箭手。希腊人在实践中没有偏离方向，色诺芬也没有。方阵一直是希腊陆军的主力，而其他兵种无论取得了怎样的进步，从来都是辅助性的。
除了《居鲁士的教育》，色诺芬的军事专著中也包含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包括关于拉西第梦城邦的著作，还有两篇与骑兵相关的论文，主题分别是骑术和骑将。
第一部直接面向实践、不包含任何文学色彩的综合性军事理论著作来自斯廷法利斯湖的埃涅阿斯（Stymphalian Aeneas）。他是阿卡迪亚人，该著作创作于公元前357年前后，其中将色诺芬的著作作为引用来源。该书原有多部，仅存一卷，主题是守城，内容不是很丰富。全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防叛、计谋、密文、通信、总述等。不过，现存部分基本只讲了攻城器械和守军反制手段；而且，即使这点内容可能也是伪托。
6 伊巴密浓达
前文中自希波战争以来，希腊战争艺术的一切拓展与完善都不构成原则上的变化或偏离。但是，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却做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创新。
这项创新与传统方阵战术的一个纯属偶然的外部现象相关，即方阵会往右偏。此事本无重大影响，不过是因为左手持盾。但是，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结果是，两军方阵的右翼通常都会取胜。
于是，伊巴密浓达强化了左翼，加大纵深——留克特拉会战[46]中是50人——而命令通常跑在前头的右翼向后退。因此，通常会取胜的右翼碰上了得到巧妙加强的敌方左翼；而左翼同样没有战果，因为左翼接近敌人时，习惯性地犹豫不决，再加上敌方右翼退后，这一侧不会爆发激战，或者进入后程才发挥全力。
纵深加大，正面宽度必然会变小。于是，在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敌方右翼就可以包抄底比斯的左翼，造成正面和侧面同时遭到攻击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加大纵深是否更优便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敌军正面顶住冲击，交叠部分又完成侧翼包抄，大纵深的纵队便会受到两面夹击，很难守得住。因此，大纵深阵形一定要有骑兵配合，以掩护缩短的侧翼。但是，伊巴密浓达将步兵和骑兵进行了有机而有效的结合。现在，左翼虽然缩短，却无被包抄之虞，因此能够全力抵挡敌方右翼，甚至可以反守为攻。评论曼提尼亚会战时，色诺芬说道：底比斯的大纵深纵队冲破了斯巴达方阵，就像撞击敌舰的三层桨战舰一样。
伊巴密浓达的阵形叫作“斜形方阵”。前面讲过，方阵对冲时原本就会斜行。但是，斜形方阵成为一种战术理念要归功于伊巴密浓达，他巧妙地命令通常会往前压的右翼后退，同时加强和前置左翼。之前，两军方阵的右翼都会往前压，方式是一样的，因此尽管队列倾斜，双方接战时仍然是平行的。然而，按照伊巴密浓达的布置，双方接战时不是平行的，而是呈一个锐角。于是，过去的平行交战变成了侧翼交战。只有一翼承受对方冲击，另一翼甩在后侧，尽可能拖延参战时间，凭借其存在和威势牵制一部分敌军，使其不敢盲动。此目标所需人数较少，省下来的士兵可以加强实施攻势的一翼，以形成兵力优势，从而击溃敌军右翼。而敌军左翼本来就自以为实力较弱，再看到溃退的右翼，自然便会屈服。
第力安会战中，上述战术的特点显示得淋漓尽致，即大纵深和骑兵保护底比斯方阵两侧。伊巴密浓达阵形包含的新观念可以从两翼中看出来。如果这位底比斯将军缩短、加深右翼，不会有任何结果。两军右翼原本就是通常取胜的一翼，不需要专门排布。斜形方阵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能确保己方左翼战胜敌方右翼。
然而，新观念通常会迅速传开，不拘一格。留克特拉会战中，维奥蒂亚军很可能精心选择了左翼有自然掩护的位置，令敌方难以包抄。曼提尼亚会战中，掩护骑兵则得到了专门训练的轻步兵（hamippen）支援。
为了表现色诺芬的军事洞察力，我们还应该提到一点：他认为，伊巴密浓达的意义绝不限于发现了新的战术，而且特别赞美了伊巴密浓达：“让手下将士惯于不避艰险、不舍昼夜，哪怕给养微薄，军纪丝毫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