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言：作者的评判未必一无可取，更不是一锤定音，读者应当通过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
——波利比乌斯《通史》第3章第9节
就历史学而言，学科专业化是沿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两个方向不断推进的。有的人研究某一段时期的各种现象，有些人研究多个时期乃至整个历史中的某一种现象。现在有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甚至有专攻具体社会制度，比如婚姻史学者。每一条支流都会融汇到通史的大海中，同时相互滋养。不论去掉哪一个分支，史学整体都会受到伤害。因此，通史中需要“战争艺术史”这一个分支。战争既能建邦，亦可亡国，独占史学的大片疆土，实在不容跳过。我们的使命不是复述史籍纪事，而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史料，得出具有专业准确性的论述。根据劳动分工的原理，研究战争艺术史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部专门史。
对历史学家而言，治专门史的难点在于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如果说一个人相信文学史研究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中，那么艺术史研究者完全掌握绘画和雕塑的全部技法，经济史研究者通晓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其难度会更大。当然，艺术史研究者无须亲自绘圣母像或修建大教堂，经济史研究者也用不着指导耕田、建立殖民地。尽管如此，业内人士或掌握实务技能者确实比历史学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喀琉斯为人所知要归功于荷马，但有人不禁会想，阿喀琉斯果真曾经高呼：“不难看出，你是一个从未掷过长矛的诗人，却怎么站在密尔弥冬勇士的前列！”
战略和战术史方面的专家的状况还要更糟。要是他能作为最低级别的义务兵亲身体验战争，那已经是优势巨大了。但是，他必须努力从纯理论出发掌握更高层次的军事事务，而且不能像诗人一样自由发挥。专业准确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志追根溯源的艺术家或军人一定有扎实地掌握史料的功夫，军事史研究者——特别是战争艺术史本身——必须研习战争的客观条件，从技术角度考察文献里记载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如有必要，一定要拥有十成把握。
原则上说，这条要求并不是新鲜事物。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破除一种认识：专门史——比如战争艺术史——需要运用某些其他史学领域中没有的特殊研究方法。诚然，本书或许需要基于对现实因素的批判分析，而不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但是两者并非对立，只是统一的科学批判方法的不同工具而已。因此，一名文献学家，不论他如何精熟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解读，都不能从原则上否认客观观察的效力；同理，一名技术专家，即便他能够用实证手段阐明历史事件的现实环境，也绝不能否认全部历史知识的根基正是文献记载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各自专业和个人视角的差异，一个人擅长文献学方法，另一个人擅长实证研究，差别仅此而已。一人有因袭谬误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发现史籍中的某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人有以今度古的危险，没有充分注意时代条件的变化。因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文献学与实证研究必须携手并进，共同考察每一个事件，相互启发、相互节制。没有通过语文学来把文献研究清楚，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客观分析，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本研究。唯有如此，方可找到一种完全严格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排除一切偏见，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盲目疑古。题记中波利比乌斯的那句话很精当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了解过去是人类心灵的一大需要。本书若能对此有所推动，那么不在于采用了新奇的方法，而在于切实地、系统地应用人们早已熟知的方法论原理。因此，我要斗胆一言：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如今的战争艺术史研究重任在肩，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开展这项研究。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做过一些战争艺术史研究，起因已经记不得了。1874年春天，我去维滕贝格演习，从当地一个团的图书室里看到了吕斯托（W.Rüstow）的《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一书，从此战争艺术史再也没有离开我的视线。
1877年，黑德维希·布吕尔女伯爵（Countess Hedwig Brühl）请我补完关于格奈泽瑙（Gneisenau，女伯爵祖父）[1]的传记，这本书原由不幸离世的乔治·海因里希·佩尔茨（George Heinrich Pertz）撰写。投入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史的海洋中，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事件进行客观现实的评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又必然要大大扩展视野，因为当时有两大对立的战略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大公（Archduke Karl）、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和威灵顿（Wellington）；另一派是拿破仑（Napoleon）和格奈泽瑙。这两种战略观必须历史加以检验。
歌德说过，有时一个字就能带来认识的一次飞跃，而有时最好的学习对象不是死的书本，而是与智者交流活的思想。我当时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段日子里，我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Kaiser Frede-rick）幼子瓦尔德马亲王（Prince Waldemar）的家教。小亲王于1879年去世，年仅11岁。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能听到德国王储和陆军元帅布卢门撒尔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Blumenthal）讲的故事，从中直接体会统帅决策的心理根源，更能随时向专家提问，明晰和填补自己的研究，其中第一位就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德国王储把他的著作拿给我看。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些地方理解不了，然后一个恰当的词映入眼帘，这才豁然开朗。20多年过去了，忆及当年诸君解惑传授，心里仍然会涌起感激之情，先将他们恭列如下：冯·戈特贝格上将（General Von Gottberg），死于陆军第一军军长任上；冯·温特菲尔德上将（General Von Winterfeld），不久前升任近卫军司令；冯·米施克上将（General Von Mischke）；冯·德雷斯基上校（Colonel Von Dresky）；冯·翁鲁上将（General Von Unruh），去世前的最后一项职务是亚历山大团团长。但是，给我帮助最大的当属冯·盖斯勒（Von Geissler），他当时的军衔是中校，担任弗雷德里克·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Frederick Leopold）的军事教官，去世时军衔为中将。冯·盖斯勒先生是天生的老师。我们看着两名学生去新皇宫的操场或格利尼克（Glienicke）附近的柏提安场（Böttcherberg）活动时，我会热切地问他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他会兴致勃勃地解答。他讲得很好，内容易于理解，大大增进了我的知识。言及此处，还有两位高级军官也不能不提。一位是冯·弗兰泽基上将（General Von Fransecky），1870年担任第二军军长，后转任第十一军军长，终及柏林市市长；另一位是时任总参少校参谋的波伊厄（Major of the General SB），死于索恩（Thorn）市市长任上。冯·弗兰泽基还是一名青年总参参谋时，便开始撰写《格奈泽瑙传》，我通过这本书与作者结缘，从此时常拜会探讨传主。波伊厄少校以前为德国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整理过1814年战役的原始资料。他将笔记交给了我，我们常常详细考究这场战役的各个问题。
完成《格奈泽瑙传》之后，我于1881年1月加入柏林大学，第一门课的主题是“1866年普奥战争”。同年的夏季学期，我又开了一门“封建制度推行以来的军事观念史与战争艺术史”课程。我当时还没有梳理完原始文献，不敢妄谈古典时代的情况。尽管我非常确信通行的罗马棋盘阵说必然是错的，但我尚且不能提出新说。直到两年后的1883年夏季，我才壮起胆子，开了一门“希波战争至今的军事观念与战争艺术通史”课程，之后又讲了很多次这门课。我还开过以下课程：“1870年普法战争”“战略战术文献选读（史学方向）”“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的主要会战”。最后，我还于1897—1898年冬季学期开设了“国家经济发展与军事思潮及战争实践的互动关系”课程。我发表了多篇关于“希波战争”“伯利克里的战略”“修昔底德与克里昂（Cleon）”“罗马支队战术”“日耳曼民族与地理分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因素”等主题的文章，以及基于原始文献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我的敦促下，新一代学人对上至汉尼拔、下至拿破仑的各个时代的军事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教学科研的过程里，本书第1卷的思路逐渐成形。请读者注意：目前发表的只是第1卷，而且从笔者的视角来看，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第1卷介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现当代世界史。
本书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文献学、文物学和政治学同仁们的辛勤研究梳理，这些工作构成了目前学界认知的基础。显然，假如要把惠及笔者的先辈学人一一列出——第一位显然是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2]——恐怕是永远都列不完的。因此，我只能笼统致谢。有一本书我要专门提出：《古希腊罗马人口问题研究》（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作者是尤利乌斯·贝洛赫（Julius Beloc h）[3]，出版于1886年。贝洛赫追溯了整个古代的人口数据，除文献学方法，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手段，与我近年来使用和完善的方法不谋而合。我越是研读这本书，就越是觉得它值得褒奖。如果说我对贝洛赫的个别数据进行了延伸，甚至提出了几处无伤大雅的异议，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把话说清楚：贝洛赫本人完全有可能已经提出了异议和订正。精准核实后发现有个别细节上的歧异，只是证明了作品整体主干的正确合理。
若无贝洛赫之前的工作，本书的许多部分根本无从下笔。实际上，兵力问题在本书中的分量极重，以至于有人可能会说，本书是围绕兵力展开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我必须承认，各项单独开展的研究每每会回到兵力问题，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对于之后几卷和历史学科整体来说，第1卷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或许就是恺撒高卢战争的数量关系及其逻辑推论。这一点是直到最后修订阶段才明确认识到的。诚然，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研究会有灵光一现，然后顺着逻辑迎刃而解的情况，但它同样有赖于一点一滴的实证研究，唯有徐图缓进，方可从根深蒂固的史籍迷宫中找出思想唯一的出口。
我相信，本书的题目已经准确地表述了其目标和方针。本书并不是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那样的话，我必然要进行对古代文物、操练与指挥细节、武器技术、战马训练与驾驭、防御工事、攻城术，最后还有整个航海技术的研究；而对于这些主题，我没有新的贡献，甚至并不了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有撰写一部实践手册意义上的“战争艺术史”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相信，战争史自有其内在价值——正如大军事家常说的那样，特别是拿破仑，他不厌其烦地提出，有志成为战略家的人都应当研究历史上的精妙战略。克劳塞维茨认为，理想的军事教育只需要讲授战例。但是，本书并无如此远大的志向。无论战争史对军人有怎样的实际意义，那都不是我的思考方向。我只是一名历史学家，只想为历史爱好者写一部书，为历史学家写一部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意义上的“历史手册”。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00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