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
在宗教和哲学的发展上，这一时期没有出现新的因素。罗马—希腊的国教和与之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斯多葛国家哲学，对每种政府——寡头制、民主制或君主制——来说，不仅是一种便捷工具，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缔造一个完全没有宗教成分的国教实属不可能，而发现一个适合取代旧宗教的新国教也不可能。因此，革命的扫帚有时确实非常粗鲁地清扫了占卜鸟独具眼光的蛛网，不过这腐朽的机器每一次结合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却能在那次葬送共和本身的地震中存留下来，并将它的死板和骄恣完好无损地传到新的君主国。无疑，它越来越被一切保有自由判断力的人所厌恶。确实，舆论对国教大体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从各方面来说，人们都把它看作一种政治便捷机制，除了政治文人和古文物学者以外，没有人会特别关心它。但对于同它休戚与共的哲学，在毫无偏见的公众中逐渐产生一种敌对态度，这种态度是虚无而又背信弃义的空头支票势必要激起的。斯多葛派（Stoa）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用，我们可以从它想用多种方法吸收一些新精神可以看出这一点。阿什凯隆的安条克（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世）承认曾把斯多葛体系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体系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竟真的成功地使他那畸形的学说成为当时保守派的时髦哲学，罗马贵族中的文雅之士和学者都本着良心加以研究。凡是聪明睿智、饶有气势的人都反对斯多葛派或对其置若罔闻。在这期间，主要由于罗马那些夸张烦人的法利赛派惹人厌恶，当然再加上人们日益倾向脱离实际而在懒散的淡漠和虚无的嘲讽中寻求托身之所，所以伊壁鸠鲁（Epicurus）体系传播更广，第欧根尼（Diogenes）的犬儒哲学也在罗马实现了归依。
无论伊壁鸠鲁体系在思想上如何苍白空洞，一种哲学若不改变传统名词以寻求智慧之路，而止于使用现有的名词，并且彻头彻尾地只承认感知是真实的，那便永远要优于名词盈耳但却概念虚空的斯多葛哲学。犬儒哲学在当时所有的哲学体系中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体系仅限于绝无体系并讥笑一切体系和体系制定者。在两个领域内，对斯多葛派的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且取得了胜利：对于庄重的人士来说，伊壁鸠鲁派的卢克莱修（Lucretius），以充满着诚挚信念和神圣热情的语调攻击斯多葛派对神和命运的信仰以及斯多葛派灵魂不死的学说，而对于容易发笑的大众，犬儒瓦罗以他那如飞镖一般、为人所广泛传诵的讽刺诗更加尖锐地刺向目标。这样一来，老一辈的能人攻讦斯多葛派，与此同时，与它毫无内在联系的年轻一辈如卡图卢斯（Catullus）也完全对其不予理会，对它进行更为严厉的责难。
东方宗教
但是，如果一种不再为人信仰的宗教出于政治方便而继续留存于世，那么人们就会在其他方面寻求充足的补偿。在当时的罗马世界，不信与迷信，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信仰，也都并行不悖。两者兼备而与伊壁鸠鲁派一同否认神祇，却在所有神祠前祷告献祭的人并不是没有。当然，只有来自东方的神祇正在兴起，而且因为人们继续从希腊流入罗马，所以东方的神也越来越多地迁入西方。弗里吉亚崇拜（Phrygian cultus）在当时罗马的重要性，可从瓦罗和卢克莱修等老人的论战中看出来，也可从时髦人物卡图卢斯的赞颂诗中看出来，此诗以一个独特的请求作结，即神可屈尊而仅仅扰乱其他人的头脑，却不扰乱这位诗人的神志。
密特拉（Mithra）崇拜
新加入的是波斯崇拜，据称这种崇拜最初是以自东方而来、在地中海相遇的海盗为媒介传到西方的，听说利西亚的奥林匹斯山是这种崇拜在西方最早的圣地。东方的崇拜传到西方，它们所蕴含的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高级要素便会大体流失掉，这一点已得到明证：在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纯正学说中，至高无上的神是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但在西方却几乎始终无人知晓，西方人特别崇拜的是在波斯旧国教里占首位、但却被查拉图斯特拉移至第二位的神，即太阳神密特拉。
伊西斯（Isis）崇拜
然而，在较为光明较为温和的波斯教天神抵达之前，埃及一大群乏味、神秘而奇形怪状的神灵就已来到罗马——自然之母伊西斯及其全部随员，其中有总是死而复生的奥西里斯（Osiris），凄惨的萨拉皮斯（Sarapis），沉默严肃的哈伯克拉底（Harpocrates），以及狗头的阿努比斯（Anubis）。当克洛狄乌斯解放各社团和秘密集会（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时，无疑又解放了平民，这批社团和秘密集会甚至准备进入位于卡庇托尔山的罗马朱庇特（Jupiter）古堡，人们历经艰辛才阻挡住它的入侵，把不可避免的神庙至少驱逐到罗马城郊。然而，在首都的下级民众中，没有哪一种崇拜像它这样受到欢迎。元老院下令拆毁城内的伊西斯神庙，没有一个工人敢先动手，执政官卢奇乌斯·保卢斯（Lucius Paullus）只得亲自拿斧头先砍第一斧（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我们可以打赌，一个女人越是浪荡，对伊西斯的崇拜便越是虔诚。抽签、圆梦和相似的人文科学，养活以此为业的人是理所当然之事。占星术已经是一门科学的研究，费尔蒙（Firmum）的卢奇乌斯·塔鲁提乌斯（Lucius Tarutius）是个受人尊敬且学识渊博的人，他是瓦罗和西塞罗的朋友，一本正经地计算罗慕路斯王和努马（Numa）王以及罗马城的生辰八字，而为了教化双方的信徒，他利用他对迦勒底和埃及的了解，证实了罗马年史上的记载。
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尼吉底乌斯·菲古鲁斯（Nigidius Figulus）
但在这个领域，我们最需要注意的现象，是首次尝试将粗俗的信仰和推测性思想杂糅在一起，即我们习惯称之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首次出现在罗马世界。这里最老的信徒是普布利乌斯·尼吉底乌斯·菲古鲁斯，他是个罗马贵族，属于贵族中最严格的层级，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担任执政官，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他身为被放逐的政治犯死于意大利境外。他以惊人的渊博学识以及更为惊人的信仰之力，在最为矛盾的元素中创造出一个哲学—宗教体系，至于这种体系的特殊轮廓，他在口头宣讲中所提及的，大概要比在他那些神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描写的多。在哲学上，他想摆脱时下流行体系和抽象概念的骨架，重溯被人们忽视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之源，那种哲学思想还仍然生动感人地出现在古圣人的心中。
自然科学研究得到合理对待，甚至现在能为玄妙的骗术和假借神灵的把戏提供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法。上古时代，人们对物理定律缺乏了解，便更容易注意到这种事物，我们可以感知到，它在这种情况下占据着重要地位。菲古鲁斯的神学大体基于这种离奇的混杂，与他志同道合的希腊人，已将俄耳普斯和其他或新或旧的本土学识，与波斯、迦勒底和埃及的神秘学说混合在一起，菲古鲁斯又将托斯卡纳研究的虚无结果与本地传统鸟飞学的虚无结果结合起来，以至于产生了更加协调的混乱状态。
整个体系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神圣化都源自毕达哥拉斯的名字。这位极端守旧政治家的最高准则是“促进秩序、防止混乱”，他有着神奇的事迹，也能招神驱鬼。他生于意大利，甚至与罗马的传闻交织在一起，是远古时期的圣人，罗马佛罗场上还有他的雕像。因为生与死互相关联，所以看起来毕达哥拉斯不仅作为英明君主努马的朋友和智慧之母埃格里娅（Egeria）的同事立于共和摇篮之侧，而且作为神圣鸟学的最后一位守护者立于共和坟墓之侧。然而，这个新体系不但神奇，它更能成就奇迹。菲古鲁斯在后来做皇帝的奥古斯都（Augustus）诞生之日，就告诉他的父亲：此子日后必成大器。不仅如此，这些先知竟唤起了信徒的灵魂，更重要的是，他们向这些信徒告知金子丢失的地点。这种又新又旧的学识深深触动了当时的人，属于不同党派的最高贵、最博学、最能干之人——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博学的马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和勇将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都参加灵魂召唤仪式，甚至还动用警察来干涉这些社团的活动。这些想保全罗马神学的最后企图，与加图在政治学领域所做的类似努力一样，给人们留下既可笑又可悲的印象。我们可以对教义和传教人一笑置之，但能干之人竟开始自甘堕落，这仍是件严重的事。
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教育和普通文理教育
青少年教育事业，理应遵照前一时期所划定的双语人文范畴。罗马世界的普通文化，也应更加符合希腊人为此目的所设立的形式。甚至体育也从球戏、赛跑和比武，进步到更加具有艺术发展性的希腊体育竞赛，虽然还未有任何公立的体育机构，但在贵族宅邸中，已可见建于浴室旁的体育场。
在罗马世界，普通教育的范围于一百年间的演变形式，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加图的百科全书和瓦罗相似性质的著作《论学校的学科》中看出。作为非专门教育的组成部分，加图所列的有雄辩术、农学、法学、军事学和医学；根据大致推测，瓦罗所列的是文法、逻辑学或辩证法、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天文学、音乐、医学和建筑学。所以在罗马纪元七世纪中叶，军事学、法学和农学，已从普通学科变为专门学科。另一方面，瓦罗的著作中已经完备地记述了希腊的青少年教育。除文法、修辞学和哲学等课程早已传入意大利外，现在又有属于特殊希腊课程的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特别是天文学在星宿命名方面，迎合了当时无思想而又好博学的罗马人的业余嗜好，在与占星术的关系方面，又迎合了当时盛行的宗教诈骗，因而受到意大利青少年的热情追捧。这一点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证明：在亚历山大城的所有文学作品中，阿拉托斯（Aratus）的天文启示诗，最早为罗马青少年教育所采用。除了这个希腊课程以外，还有罗马旧时教育留下来的医学，最后是建筑学。对于当时不种田而建房屋造豪宅的罗马贵族来说，建筑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希腊教学亚历山大主义
与前一时期相比，希腊和拉丁教育，在范围和学习严谨性上都有所进步，但在纯粹性和精美性上却也有所退步。人们日益热心于追求希腊学识，这赋予了教学本身一种博学性。荷马或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毕竟不能算作艺术，对教师和学者而言，亚历山大城的诗歌较为有利，此外从精神层面看，比起纯粹的希腊民族诗歌，这些诗歌更适合当时的罗马世界，即使它们不像《伊利亚特》那样珍贵，至少在年代上也足以让教师们奉它们为经典。欧福里翁（Euphorion）的情诗，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的“因缘”和“朱鹭”，吕哥弗隆（Lycophron）晦涩滑稽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都包含着大量适于摘录和解释的罕见词（glossae），及编撰和分析都很费力的语句和冗长离题、堆砌得莫名其妙的过时神话，一般来说，它们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学问。教学需要越来越困难的练习，这些作品大都是教师的模范著作，非常适合做模范学生的学习材料。因此，亚历山大城的诗歌，在意大利的学校教育中占据着永久性地位，尤其经常用作考题，它们确实促进了知识的传承，尽管是以牺牲鉴赏力和辨别力为代价。再者，这种不健康的求知欲，驱使罗马青少年尽可能从源头学习希腊文化。希腊教师在罗马教授的课程只够入门之用，但凡想要用希腊语会话的，就到雅典去听希腊哲学讲学，到罗得去听希腊修辞学讲学，并穿过小亚细亚，经历一场文学艺术之旅，在这里，希腊人大部分旧时的艺术珍宝都还留在原地。他们的美术培养虽有些机械化，但却能连续不断，反之，较远的亚历山大城因其严谨科学更负盛名，却很少作为求学少年的旅行目的地。
拉丁文教学
拉丁文教学的发展与希腊文教学相似。这一部分仅源于希腊教学的反作用，因为拉丁文教学的方法和动机，实际上基本是借鉴希腊文教学。而且，政治局势和平民党的活动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群前往佛罗场讲坛，极大促进了演讲练习的传播和强化。西塞罗有云：“不论人的目光投向何处，处处都是修辞家。”此外，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著作越退回到更遥远的过去，便越开始被人们毅然视作拉丁文学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因而基本以它们为中心的教学便取得更大的优势。最后，蛮族分子从各方迁入并扩张，凯尔特和西班牙的广阔地区开始拉丁化，自然就使得拉丁文法和拉丁教学，比昔日只有拉丁姆人说拉丁语时更加重要。自此，拉丁文学教师在科姆（Comum）和纳博的地位，开始与他们在普莱内斯特（Praeneste）和阿尔代亚（Ardea）的截然不同。
整体来看，文化教育在退步而非进步。意大利各城乡遭到毁坏，外来分子成群涌入，国家政治、经济和道德都在衰退，尤其是混乱的内战对拉丁语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非世界上所有教师所能修补。罗马青少年与当时的希腊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再加上受多言善辩的雅典智识以及罗得和小亚细亚的修辞学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所汲取的恰好都是希腊文化中最为有害的部分。
拉丁姆在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利比亚人中间担负的宣传使命——尽管这个任务值得骄傲——只会给拉丁语带来如东方希腊化给希腊语带来的相同结果。这个时期的罗马民众，为演说家层次分明、音韵铿锵的话语鼓掌，而对伶人语法上或韵律上的错误加以抨击，这无疑表明，母语作为学校教育的反映，对于它的洞察力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特质。但同时，有判断力的同时代人却在抱怨说：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前后，意大利的希腊文化水平远低于三十多年以前，人们很少有机会能听到纯正的拉丁语，只有从受过教育的老妇人嘴里才能听到。真正的文化传统，旧时美妙的拉丁母语，卢西利亚的优雅，西庇阿时代文明的读者圈，都在逐渐消逝。至于“温文尔雅（urbanitas）”这个名词和观念，即优雅的民族素养，也起于这个时期，这并不说明它很流行，而是说明它正在没落，说明人们深感这种“温文尔雅”在语言中、在拉丁化的蛮族或蛮族化的拉丁人的风俗中并不存在。在仍可听见文雅谈吐的地方，正如在瓦罗的讽刺诗和西塞罗的信札里，它就是在列阿特（Reate）和阿尔皮努姆（Arpinum）没有像罗马那样作废的古道遗风。
国立学府的萌芽
这样，以前的青少年教育大体保持不变，不过这主要是由于它本身的腐败而非由于民族的整体衰落，比起前一时期，这种教育带来的利更少而弊更多。恺撒也在这个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对于文化教育，罗马元老院最开始持抵抗态度，而后仅仅是多加容忍，新意大利—希腊帝国政府的本质是人文主义，只能效仿希腊模式自上而下地推进文化教育。如果恺撒把罗马特权赠与首都所有的人文科学教师和医师，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之后国家设立学府以供帝国青少年学习双语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也是新的人文主义国家最有意义的体现。如果恺撒又决定在首都建一座希腊和拉丁的公立图书馆，并任命当时最博学的罗马人马尔库斯·瓦罗为馆长，其中意图分明就是要把世界君主国和世界文学联合起来。
语言 小亚细亚的俗语
这个时期语言的发展，取决于文明社会的古典拉丁语和公共生活的俗语之间的区别。前者本身是特殊意大利文化的产物，甚至在西庇阿的阶层中，“纯粹拉丁语”已经成为口号，人们说母语不再是出于完全单纯的心态，而是有意识地与大众语言保持距离。本时期伊始，针对迄今为止盛行于高等交际语因而也盛行于文学领域的古典主义，发起了一场异常的反动，这场反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希腊同种性质的语言反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大约这个时候，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修辞学家和浪漫主义作家赫格西亚斯（Hegesias），以及依附于他的许多小亚细亚修辞学家和文学家，开始反抗正统的雅典主义。他们要求完全认可生活的语言，一视同仁，不管字词是源于阿提卡还是源于卡里亚和弗里吉亚。他们自己发言写作，不是为了学术派系的品味，而是为了大众的喜好。他们不能对这一原则持有异议，只是结果确实不会优于当时小亚细亚的民众，这些民众已完全丧失对作品简洁性和纯粹性的鉴赏力，只会追求哗众取宠的东西。姑且不论由此趋势衍生出来的各种虚假艺术——尤其是浪漫小说和浪漫小说体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亚洲人的风格是生硬的，没有抑扬顿挫的音节，装腔作势，孱弱无力，满是藻饰和夸张，彻头彻尾地庸俗和做作。西塞罗说：“谁知道赫格西亚斯，谁就知道何为愚蠢。”
罗马俗语赫滕希乌斯（Hortensius）反动罗得学校
然而，这种新风气也传入拉丁世界。希腊时兴的修辞学，在前一时期末就已侵入拉丁的青少年教育中，然后从本时期伊始便迈出了最后一步，苏拉时代最著名的律师昆图斯·赫滕希乌斯（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也踏上了罗马的讲坛，这时修辞学甚至在拉丁习语上也固守差劲的希腊审美。罗马民众接受的已不再是西庇阿时代纯粹严谨的文化教育，自然热情赞赏这位知道如何给俗语披上一层艺术外衣的革新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在希腊，语言斗争总是先发生在修辞学家的学府里，因此在罗马，法庭演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文学更能树立作风典范，于是，律师界的领导权似乎理所当然地与发言和写作的时兴模式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赫滕希乌斯的亚洲俗语，将古典主义逐出罗马讲坛，一部分也逐出文学领域。但是，不久希腊和罗马的风尚又发生了转变。在希腊，罗得修辞学家的学校不恢复阿提卡的纯粹严谨之风，而是试图在它和现代时尚之间开辟一条折中之道。如果罗得的教师不太考究他们思想言谈的正确性，那也至少要坚持使用纯正的语言和风格，审慎选择字词和节奏分明的句法。
西塞罗主义
在意大利，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罗马纪元648—711年，即公元前106—前43年）少年效仿赫滕希乌斯的作风，然后听了罗得教师的讲学，他自己的鉴赏力也更加成熟，因而归于善道，自此以后，他致力于严谨纯正的语言和彻底圆满而富有韵律的演说辞。在这一方面，他所效仿的语言模范主要是源于罗马上流社会中那些少受或完全未受俗语侵害的人，而且如上所述，这些人虽然正逐渐消失，但却仍有遗存者。无论优美的希腊文学对他演说辞的节奏有何重大影响，在这件事情上，古拉丁语和优美的希腊文学也只占据着次要地位。语言净化绝不是书本语言对交际语言的反动，而是真正受教育者的语言对未受教育者或半受教育者的俗语的挑战。
在语言领域内，恺撒也是冠绝当时的大师，他表达了罗马古典主义的基本概念，下令发言和写作时应避免使用任何外来词，一如船员应避开礁石。人们应摒弃古文学里的诗意词、废词以及取自公共俗语的乡间措辞，尤其要摒弃希腊字词和习语，就这一时期的信札来看，这种字词和习语已大规模渗入到交际语言当中。尽管如此，西塞罗时代这种学究式的人造古典主义，相对于西庇阿时代的古典主义，就如同忏悔相对于无罪，或如同拿破仑时代的古典派法语，相对于莫里哀（Moliere）和布瓦洛（Boileau）的模范法语。西塞罗时代的古典主义源自鲜活饱满的生活，而西庇阿时代的古典主义，就像是在恰当的时间抓住了一个即将灭亡且不可复生的民族的最后一口气。既然如此，这种古典主义当然迅速地传播出去。律师界的领导权以及语言和鉴赏的独裁权，都一并从赫滕希乌斯移交到西塞罗手上。西塞罗所著作品丰富多样，因而这个古典主义有了前所未有的长篇散文。于是，西塞罗成为新古典拉丁散文的开创者，罗马的古典主义始终与文体家西塞罗完全联系在一起。古典主义最有才华的代表如恺撒和卡图卢斯，都对他不吝赞美之词，这些赞词虽有些过分，但却不完全是空话，他们所赞美的并不是作家西塞罗，更不是政治家西塞罗，而是文体家西塞罗。
罗马新式诗歌
不久之后，他们又有所进展。临近本时期末，罗马新派诗人，将西塞罗在散文方面所做的成就贯彻到诗歌中去，这些诗人以希腊盛行的诗歌为范本，其中最大的才子就是卡图卢斯。在这里，高等交际语言将过去在此领域也很流行的古文驱逐出去。正如拉丁散文臣服于阿提卡的韵律，所以拉丁诗歌也逐渐遵守亚历山大诗体那严谨或称苛刻的诗律，例如自卡图卢斯时代开始，不再允许用单音词或者不是特别有力的双音词同时做一行诗的开头，又作始于前一行诗的句子的结尾。
语法科学
最后，科学也介入其中，确定语法，发展规则，这规则不再取决于经验，而是拥有决定经验之权。过去实词的词尾变化一部分是不定的，而今则完全一成不变，例如所谓第四种词形变化里，一向并行不悖的所有格和与格形式（senatuis和senatus，senatui和senatu），恺撒认为只有缩略形式（-us和-u）才属有效。各种书法改革使得书面语和口头语更趋于一致，例如，依恺撒前例，i代替maxumus一类词中间的u; k和g这两个字母已属多余，前者已被废除，而对于后者，至少也已有人提议将其废除。语言即便还未固化，也已经在固化的路上，它的确还未在不知不觉间被规则支配，但却已经感受到规则的影响。
在拉丁文法领域，此举从希腊大体汲取了它的精神和方法，不仅如此，拉丁语也依照希腊先例直接接受修正。这一点有事实为证，例如，词尾的s原来任由人们随意使用，有时做辅音，有时又不是，但新式诗人却按照希腊用法将它当作辅音语尾。这种语言的规整就是罗马古典主义的恰当领域。古典主义的领袖西塞罗、恺撒以极不相同的方式——也正因此更有意义——甚至在卡图卢斯的诗作中反复灌输语言规则，斥责违反规则的行为，反之，老一辈人极力反对语言界的改革，就如同他们反对政治改革一样。但当新古典主义，也就是受规则支配且尽可能与标准希腊语处于平等地位的标准拉丁语，源于对闯入上流社会甚至文学领域的俗语的有意挑战，即便它取得稳固的文学地位，且具有系统化的形态，俗语也绝不撤离阵地。我们不仅发现有人天真地将俗语用到偶然进入作家之列的次要人物的作品中，如恺撒第二次征伐西班牙的记载，而且在真正的文学、在哑剧、在半浪漫主义小说、在瓦罗的美学著作中，我们也或多或少会看到俗语的痕迹。还有一种显著的情形，那就是俗语恰好处在最富民族性的文学领域，能够自保，而像瓦罗这样真正的守旧之士也将它纳入保护。古典主义基于意大利语的消亡，一如君主政体基于意大利民族的没落，共和的遗老们竟继续将共和的权利赋予正在使用中的语言，为了它的相对活力和民族性，竟容忍它的美学缺陷，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一来，本时期的语言见解和趋势处处不同，卢克莱修的旧式诗歌旁边出现了卡图卢斯彻底的新式诗歌，西塞罗富有韵律的文句旁边立着瓦罗那有意不再划分的长句。语言领域同样也能反映出时代的分裂。
文学作品在罗马的希腊文人中
在本时期的文学领域，首先让我们吃惊的，是与前期相比，罗马文学的发展极为显著。希腊人文学活动的繁盛发展早已不在公民独立的自由空气中，而只在大城市尤其是宫廷的学术机关里。希腊的文人只得寻求大人物的照拂和庇护，又因为帕加马（罗马纪元621年即公元前133年）、昔兰尼（罗马纪元658年即公元前96年）、比提尼亚（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和叙利亚（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等国的王朝相继灭亡，拉基代王朝光辉日减，他们被人从先前的缪斯之位赶下来，再加上自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来，他们必然散居各地，至少在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中间，和在拉丁人中间同为异乡之客，于是这些希腊文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罗马。除了厨师、娈童和弄臣外，还有追随在当时的罗马贵族身边的一群希腊侍从，其中哲学家、诗人和传记家也居于显赫地位。
居于这种地位的著名文人我们已有了解，例如，伊壁鸠鲁派的菲洛泽穆斯（Philodemus），受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皮索之命担任首席哲学家，并偶尔以他庇护者粗鲁不文的享乐主义为主题，创作美妙的讽刺短诗来教诲新人。当时罗马的文学成就比任何地方都要丰足，越来越多极负盛名的希腊艺术代表和科学代表迁入罗马。在这些迁居罗马的人当中，有医师阿斯克雷庇阿德（Asclepiades），国王米特拉达特斯试图诱他离开罗马转而来侍奉自己，但却是徒劳；有米利都（Miletus）全知全能者亚历山大，又名波里希斯托（Polyhistor）；有来自比提尼亚国尼西亚的诗人帕耳忒尼俄斯（Parthenius）；还有叙利亚国阿帕米亚的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他在旅行、教学和写作方面样样闻名，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已达高龄之时从罗得移居罗马；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像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家那样的府邸是希腊文化所在，也是希腊文人聚集之地，就跟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差不多。在这些充满财富和科学的厅堂里，罗马财力和希腊鉴赏力，将古今大师无与伦比的雕刻和绘画作品，与一座选址慎重、装潢华丽的图书馆合而为一，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希腊人在这里都受到欢迎——人们经常看见府邸主人在精美的柱廊里走来走去，亲自与一位博学宾客谈论语言学和哲学。当然，这些希腊人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宝藏，同时也把他们的荒谬和奴性带到了意大利，例如，一位博学的游历之士，“谄媚术”的作者，尼萨（Nysa）的阿里斯托德穆斯（Aristodemus），竟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声称荷马生于罗马，以取悦他的主人。
罗马人的文学追求
希腊文人的事业在罗马兴旺到什么程度，罗马人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兴趣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甚至在西庇阿时代被完全排斥的希腊文章现在也得以复兴。希腊语现在普遍流行，一篇希腊文章自有与拉丁文章截然不同的读者群，所以罗马贵族如卢奇乌斯·卢库勒斯、马尔库斯·西塞罗、蒂乌斯·阿提库斯（Titus Atticus）、昆图斯·斯凯沃拉（Quintus Scaevola，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的保民官）与亚美尼亚和毛热达尼亚（Mauretania）的国王一样，也偶尔发表希腊散文甚至希腊诗歌。但是罗马本地人用拉丁文写作一直都是次要手段，几乎只是个消遣。意大利的文学派别和政治党派全都固守他们的意大利民族性，只是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希腊文化而已。在拉丁文写作领域，人们至少也不能抱怨它缺乏活力。
在罗马，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小册子，尤其是诗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诗人蜂拥而至，只有塔尔苏斯（Tarsus）或亚历山大才有这种景象。发表诗歌已成为生性活泼之人年少时常犯的过错，甚至一个人年少时所作的诗被慈悲的人忘记，因而得以免受批评，这在当时也算是幸事。任何懂艺术之人都可一口气写出五百行六韵步诗，教师无可非议，读者也无可赞美。妇人也积极参与这些文学活动，她们不限于舞蹈和音乐，而是凭借聪明才智掌握会话主动权，并且非常善于谈论希腊和拉丁文学。当诗歌灵感涌上心头，被围攻的堡垒用优美诗作订约投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韵律越来越成为成年男女的时髦玩物，书信体诗文、共同作诗练习、好友间的竞赛都是稀松平常之事，到本时期末，首都已开设了供羽翼未丰的拉丁诗人缴费学习作诗的机构。
由于书籍畅销，复制生产技术大体完善，发表工作相对迅速且便宜。卖书成为一个体面且赚钱的行当，书店也成为文化人日常的聚会场所。读书成为一种时尚，甚至一种狂热。宴会时，较为粗俗的消遣还未出场，阅读便已先行；旅行时，人们也几乎不会忘记带上途中阅读的书籍。人们看见高级军官在营帐里读希腊的淫秽小说，元老院的政治家则手拿哲学论著。相应地，罗马国内的情形，无异于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公民“从门口读到厕所”的情形。帕提亚的维齐尔（Vizier）把在克拉苏营中找到的浪漫小说指给塞琉西亚的公民看，并问他们是否依然视这种书籍的读者为可怕的敌人，此举不无道理。
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
这个时代的文学倾向是多样的，也不得不多样，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就有新旧风气的区别。在政治领域互相冲突的倾向，保守派的本国—意大利倾向，新君主制的希腊—意大利倾向或曰世界主义的倾向，也在文学领域进行着它们的斗争。前者依附于旧拉丁文学，这种文学在剧院、学校和学术研究领域都日益具有古典性质。鉴赏力不如西庇阿时代，党派倾向却比那时更强，于是恩尼乌斯（Ennius）、巴库维乌斯（Pacuvius）尤其是普劳图斯（Plautus），现在都被抬举得跟天一样高。西比尔（Sibyl）的书页越少，价钱便越高。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诗人民族性相对较强，成果较为丰硕，人们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这完全成熟的模仿主义，文学上的模仿主义如政治上的模仿主义一般，坚定地望着汉尼拔手下众勇士所处的那个世纪，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无疑，在这种对旧古典作品的崇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的守旧主义者所特有的空洞和虚伪。这里也不乏立场不坚定之人，例如西塞罗虽然在散文界是新倾向的主要代表，但是对于旧的民族性诗歌，他却几乎显示出对贵族政体和占卜课程的同等敬意。我们听见他说：“爱国主义要求我们宁可读臭名昭著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译本，也不读原著。”这样一来，甚至在恩尼乌斯的正统崇拜者中间，那与平民党君主制同根同源的新文学倾向，也能数出许多秘密党羽，与此同时，也不乏较为大胆的批判家，他们对本地文学与元老院政治一样不留情面。他们不但恢复西庇阿时代严厉的批判主义，重视特伦斯（Terence），只为了谴责恩尼乌斯甚至声讨恩尼乌斯派。而更为年轻也更为大胆的人大步向前，虽说目前还只是异端对文学正统的反叛，但却已经敢称普劳图斯为粗俗弄臣，称卢西利厄斯（Lucilius）为坏诗匠。这种新倾向不依附于本地文学，而依附于希腊的新文学，即所谓的亚历山大主义。
希腊的亚历山大主义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希腊语言和艺术的这种奇异再生现象多加叙述，以供人们了解这个时期乃至以后的罗马文学。
亚历山大文学是以纯粹希腊语的没落为基础，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希腊语就被一种下等俗语所取代，这种俗语是由马其顿方言与各种希腊部落和蛮族部落的语言相互接触衍生而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亚历山大文学大体起于希腊民族的灭亡，就其民族个性而言，是为了建立亚历山大世界帝国和希腊文化帝国，这个民族必须灭亡，而最终也确实灭亡了。如果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继续存在，那么之前的民族流行文学便会被一种仅在名称上属于希腊的世界文学取代，这种文学基本没有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贵族提倡而来，但它确实能主宰世界。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去世，他的国家也随之解体，与之对应的文学萌芽也迅速湮灭。不过，希腊民族及其所拥有的一切——它的民族性，它的语言，它的艺术——都属于过去。它只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圈子，这不是文化人的圈子，因为严格来说，这种人已不存在，但这是学者的圈子。希腊文学即便在消亡后依然受人珍视，它留下的丰富遗产被人们记录下来，或悲戚，或喜悦，或苦心钻研、不厌其烦，鲜活的怜悯之心或湮灭的学识也可能被蒙上一层生产力的外衣。这种死后的生产力，构成所谓的亚历山大主义。亚历山大主义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学究文学，这种文学脱离了鲜活的罗马民族性及其俗语，作为已逝的人为再生品，它于罗马纪元十五、十六世纪在一群世界性的哲学家中间发展壮大。无疑，狄阿多西（Diadochi）时代古典希腊语和庸俗希腊语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但严格说来，的确与马努提乌斯（Manutius）的拉丁语和马基亚维利（Macchiavelli）的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别相似。
罗马的亚历山大主义
过去，意大利对亚历山大主义基本敬而远之，它的相对兴盛期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后不久。然而，在一切体裁的诗歌作品中——甚至说教诗也不例外，奈维乌斯（Naevius）、恩尼乌斯、巴库维乌斯以及下至瓦罗和卢克莱修的全体罗马作家，都不依附于同时代或者不久之前的希腊人，而无一例外地依附于荷马、欧里庇得斯、米南德（Menander）和其他有生气、有民族性的希腊文学大师。罗马文学从来就不是新鲜的、有民族性的，但只要存在一个罗马民族，作家们便会本能地寻求有生气、有民族性的范本，然后加以模仿，即便这不是出于最好的目的，他们也不是最好的作家，但起码看起来像是原创。到了西塞罗和恺撒时代，才有人开始模仿起源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文学，因为马略时代的小小开端不能计算在内。
现在罗马的亚历山大主义传播得非常迅速，这种结果一部分是源于外部因素。罗马人与希腊人联系增多，特别是罗马人经常到希腊各地旅行，希腊文人聚集在罗马，这自然就使得希腊的时兴文学以及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史诗、挽歌、短歌和米利都轶事在意大利人中间拥有一个读者群。再者，如上文所述，亚历山大诗歌已在意大利青少年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又因为后者本质上一直依赖于希腊化的学校教育，所以亚历山大诗歌对拉丁文学更有反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发现新罗马文学和新希腊文学的直接联系。上文所提到的帕耳忒尼俄斯是个比较出名的亚历山大挽歌作家，似乎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他在罗马开办了一个教文学和诗歌的学府。按照著名的亚历山大范式，他把带有情色和神话色彩的拉丁挽歌材料交给一个贵族学生，这份材料中的一些节选至今仍在。但成就罗马亚历山大主义的，绝不仅仅是这种偶然的原因，相反，它是罗马政治发展和民族发展的产物，也许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完全不可避免。一方面，正如希腊分解出希腊精神，拉丁姆现在也分解出罗马精神。意大利民族发展过于迅猛，现在并入恺撒的地中海帝国之中，一如希腊的发展并入亚历山大的东方帝国之中。另一方面，希腊民族性和拉丁民族性两条大河，在平行河床分流已有数百年，如今终于汇合到一处，新帝国以这一事实为依据，因而意大利文学不仅要在希腊寻求一般性的根基，而且必须要使自己与现时的希腊文学，也就是与亚历山大主义保持平等地位。有了学院式的拉丁文，有了定额的古典著作，有了专门的文人古典作品阅读圈，民族性的拉丁文学便见陨落，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变质、人工培育的帝国文学。这种文学不依赖于任何定性的民族性，但却用两种语言来宣扬人类的普遍福音，在精神上彻底而有意识地依赖古希腊文学，在语言上一部分依赖古希腊文学，一部分依赖古罗马的通俗文学。这并不是个进步，恺撒的地中海君主国，固然是个伟大的更是个必要的创造，但它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因此是个更加年轻、更多限制也更加自然的国家，而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时意大利国家仍能体现出的精力充沛的民众生活和四溢的民族活力，在此却无迹可循。意大利民族性的消亡在恺撒的创造中得以完成，掐断了文学发展的希望。谁感受到艺术与民族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谁就要永远背弃西塞罗和贺拉斯（Horace），转而依附加图和卢克莱修。只有在这方面获得认可的、教师式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才能称始于新君制的文艺时代为黄金时代。然而，人们必定认为恺撒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希腊的亚历山大主义劣于那总不完美的古民族文学，而另一方面，这种亚历山大主义却绝对要优于狄阿多西时代的亚历山大主义，一如恺撒的耐久体系要优于亚历山大的短暂创作。我们之后还会指出，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与狄阿多西时代的同类文学相比，其语言学的性质远远少于后者，而其帝国文学的性质却远远多过后者，因此它在上流社会中的影响力，远比希腊的亚历山大主义深远。
戏剧文学悲喜剧的消逝
没有哪个领域的发展比戏剧文学更加凄惨。在本时期之前，悲剧和喜剧已消失在罗马的民族文学中，新剧本不再上演。在苏拉时代，观众仍希望看新剧本，这一点可以从本时期重演普劳图斯的喜剧但改换其剧名和人名看出来，对此有人说得好：“看好的旧剧本胜过看坏的新剧本。”自此，便已快到戏剧完全让位于死去诗人的地步，这一点可见于西塞罗时代，亚历山大主义对此并不做反驳。它在该领域的高产量比零产量更糟糕，亚历山大文学从不了解真正的编剧，它只能把那些原本用于阅读而非表演的伪剧本引入意大利，于是不久之后，这些抑扬格诗剧在罗马和在亚历山大同样流行，尤其是悲剧写作开始显露出惯常的青年病态。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件事对这些作品的性质得出颇为准确的观点，即昆图斯·西塞罗用顺势疗法消除身处高卢冬营的疲劳，在十六天内创作了四部悲剧。
拉贝里乌斯滑稽戏
只有在“生活画”，即滑稽戏中，罗马民族文学最后的、依然蓬勃发展的阿特兰滑稽戏，开始与希腊喜剧的分支相生相长。与和诗歌的其他流派相比，希腊喜剧的分支更多地受到亚历山大主义诗歌意蕴的滋养，发展成果也更加显著。滑稽戏起源于早已家喻户晓的笛子伴奏化装舞，这种舞蹈主要在剧院两场戏剧的间歇上演，有时也会上演于其他某些场合，例如宴请宾客的筵席中。不难想象，在这些舞蹈中，很早就采用语言工具的辅助，只要加入相对条理清晰的情节以及常规的对话，便可称其为小喜剧，这种喜剧与此前的喜剧乃至滑稽戏，仍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舞蹈以及与舞蹈密不可分的色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滑稽戏本来并非用于舞台表演，而是剧场，故而无需考虑任何理想化的布景，例如面具和戏鞋，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女性角色可以由女人扮演。这种新型滑稽戏似乎是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前后开始登上首都的舞台，随即迅速吞并罗马民族丑角戏，但在关键处也与之十分契合，依旧被用作幕间节目，尤其是与其他戏剧表演共同当作助兴节目[1]。当然，这种新型滑稽戏较之丑角戏，情节更加松散，内容更放荡且更荒诞，只要足够五彩缤纷，就能引起观众情不自禁地发笑，他们也不会诘责作者为何情节荒诞。
支离破碎，而不是解开结扣
新滑稽戏的主题以情爱为主，大多数属于放纵淫乱之流，例如，诗人和观众毫无例外地抨击为人丈夫的一类人，其所谓扬善惩恶不过是对美德的讽刺。其艺术魅力，恰如阿特兰滑稽戏，完全依靠对普通和下层民众生活方式的描写，它抛开乡村景象，转而展开对首都生活和事件以及罗马群众的描绘——正如同类希腊剧本对亚历山大群众的生活等进行发掘——并要求他们向自己熟悉的画面鼓掌喝彩。许多主题都取材于手艺人的生活，其中有戏剧中的“漂布匠”，还有“制绳匠”、“染匠”、“盐工”、“女织工”和“狗童”。此外有些剧本也刻画人物，比如“善忘者”、“吹嘘者”和“腰缠十万赛斯特斯之人[2]”；或描写异地的景象，例如“伊特鲁里亚妇人”、“高卢人”、“克里特人”和“亚历山大城”；或描写人们欢庆的节日场面，例如“户神节”（Compitalia）、“农神节”[3]（Saturnalia）、“安娜·贝伦那”（Anna Perenna）和“热水浴”；或模仿神话，如“地心游记”和“阿尔维尼湖”（Arvernian Lake）。恰当的口头禅和简短易懂的熟语都受到欢迎，不过每一句浅白的话语都具有某种意义。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人们向酒神巴克斯求水，向泉神祈酒。甚至罗马剧场昔日严厉禁止的讽喻时政的话语，在这些滑稽戏中也屡见不鲜[4]。
关于韵律的形式，这些诗人如是表述：“不桎梏于诗歌韵律。”甚至即将发表的剧本，其语言也充斥着通俗表达和低俗的新生词汇。显而易见，滑稽戏在本质上与之前的闹剧如出一辙，不过化装面具、阿特兰滑稽戏的固定布景以及乡村特色不复存在，被首都高度自由、狂放糜烂的生活取而代之，登上舞台。大多数这类剧本都是偶然编成，无意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拉贝里乌斯（Laberius）滑稽戏中满是尖锐的人物刻画，语言和韵律的处理方面亦有精彩之处，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史学家必然感慨万千：罗马共和制濒临瓦解之际的戏剧，已经无法再与伟大的阿提卡戏剧相提并论。
戏剧布景
随着戏剧文学发展每况愈下，舞台布景和奢华风气与日俱增。戏剧表演不仅在首都的公众生活中占据正统地位，而且在乡镇也是如此。现在罗马已经通过庞培获得了一座永久的剧场（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旧日里戏剧表演都是露天进行，此时坎帕尼亚的习俗，即演出时在剧场搭起帆布，为演员和观众提供容身之所，也传入罗马（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与此同时，希腊的布景方式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活跃于戏剧舞台上的，不是亚历山大戏剧家们不局限于黯淡的七巨头的创作，而是古典戏剧，尤其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所以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恩尼乌斯、帕库维乌斯和阿奇乌斯的悲剧以及普劳图斯的喜剧备受推崇。在前一时期，普劳图斯在喜剧领域的地位被特伦斯取代，特伦斯的喜剧趣味横生，然而其喜剧功底与普劳图斯相差甚远。现在罗斯奇乌斯与瓦罗合作，也就是舞台和语言的结合，特伦斯的喜剧，恰如莎士比亚戏剧得益于伽里克（Garrick）和约翰逊（Johnson）的联袂而脱胎换骨。但是观众受到简短粗糙的闹剧带来的影响，情感僵化，心绪急躁，甚至普劳图斯也深受其害，所以剧院经理自觉地有必要为普劳图斯喜剧进行长度辩解，甚至不得不进行删减和修改。现成的剧本越有限，剧院经理、演员和观众就越在意剧本布景的表现。
在罗马，一流演员和舞女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当。如上文所述，悲剧演员伊索普富比王侯，较之伊索普更为出名的同代人罗斯奇乌斯，年收入达六十万赛斯特斯[5]，舞女狄奥尼西亚（Dionysia）年收入估值二十万赛斯特斯（折合2000英镑）。与此同时，装饰和服装上的花费数额巨大，有时六百匹带鞍的骡子一行一行地走过舞台，特洛伊的剧场被用来向观众表演庞培在亚洲征服各民族的生动场面。剧中合唱时伴奏的音乐同样更加气势恢宏，且更具独立的重要性。瓦罗如是说：“如风牵起涟漪，技艺娴熟的吹笛人抑扬顿挫的曲调，让听众内心泛起波澜。”笛子的曲调往往节拍急促，导致演员不得不更加卖力地表演。
音乐和戏剧鉴赏随之发展起来，剧院常客能由第一个音拍识别任何曲调，而且对剧本烂熟于心，音乐和朗诵上的每一个失误都会引起观众的严厉指责。西塞罗时代罗马戏剧的盛况堪比如今的法国戏剧界。罗马的滑稽戏与当下戏剧中的荒淫场面相当，对于二者而言，事无优劣之分，故而能同时容纳传统古典悲剧和喜剧，受教育者有义务对此进行褒扬或至少鼓掌。人们在滑稽戏中观摩自己的生活，在戏剧中惊羡装饰之华丽，从而获得理想世界的总体印象，便心满意足。意趣高雅的人士在剧场中并不关心剧本，而只在乎其艺术表现。罗马的戏剧艺术在不同阶层之间周旋动荡，恰如法国的戏剧艺术在村舍和殿堂之间流转。罗马的舞女在谢幕之前，往往会脱去上衣，穿着内衣为观众献舞，但是根据罗马的塔尔玛（Talma），其艺术的最高法则不是自然的真理，而是和谐。
诗体编年史
在朗诵诗中，似乎不乏以恩尼乌斯模式为蓝本的诗体编年史，然而，或许是因为卡图卢斯所吟咏的女子的慈悲誓愿——只要神圣的维纳斯能够让她的爱人放弃卑劣的咏政诗，重回她的怀抱，她愿意烧最坏的史诗向他献祭——这些诗体编年史受到猛烈抨击。
卢克莱修
这一时期，在整个朗诵诗领域，代表罗马民族倾向的，只有一部名著，然而这部名著却是罗马文学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这就是蒂乌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罗马纪元655—699年即公元前99—前55年）的《物性论》。
作者本人出身罗马最上流的社会阶层，可是不知道是因为体弱多病，抑或是不醉心于此，他从未参与公众生活，并且在内战爆发前不久撒手人寰，当时还正值壮年。作为诗人，卢克莱修坚决依附恩尼乌斯，故而依附希腊的古典文学。他愤然脱离当时“虚空的希腊主义”，全心全意地自称是“正统希腊人”的学者，在罗马诗歌最负盛名的段落中，甚至连修昔底德的神圣热诚亦不无令人称道地回响。由于恩尼乌斯从道于埃庇卡摩斯（Epicharmus）和欧赫迈罗斯（Euhemerus），所以卢克莱修也从具有“得天独厚的西西里岛最瑰丽的珍宝”之称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形成自己的表现形式。至于题材，卢克莱修“搜集伊壁鸠鲁作品中的金玉良言”，“伊壁鸠鲁的光辉让其他人黯然失色，如太阳当空，众星皆黯淡”。和恩尼乌斯一样，卢克莱修也蔑视亚历山大主义将神学知识强加给诗歌的要求，他只要求读者知晓普遍流行的传说[6]。
虽然当时流行的语言纯洁主义拒绝将外来词融入诗歌，但是卢克莱修效仿恩尼乌斯，宁可使用含义丰富的希腊词语代替生硬晦涩的拉丁词语。罗马旧有的双声格，诗行和句子的划分不相符合，一般的旧式表达和行文方式，在卢克莱修的诗歌作品中仍然屡见不鲜，虽然他的诗句较之恩尼乌斯的更加朗朗上口，但是他的六音步诗却庄重迟缓，如同滞缓流动的金液，不像新派诗如溪流碧波荡漾般的优美生动。在哲学上，卢克莱修完全倚重恩尼乌斯，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在诗中赞美的本国诗人只有恩尼乌斯。鲁第亚（Rudiae）歌者信奉这样的宗教信条：天神自然是存在的，我说过了还要说下去，但在我看来，天神并不会理会人类的命运。这种信条完全彰显出了卢克莱修的宗教观点，所以他称自己的诗几乎就是恩尼乌斯诗的续篇，这不无缘由：
恩尼乌斯向我们歌唱，他首先从赫利孔
怡人的丛林里带来了不朽的挂冠，
使它照耀意大利的人民，光辉灿烂。
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所有诗人的傲骨和诗意的热忱，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卢克莱修的诗中引起共鸣，卢克莱修非凡的想象力，在可怕的迦太基人和壮美的西庇亚德交相辉映的罗马纪元第六世纪如鱼得水，却在他自己所处的堕落的时代里一无是处[7]。对于卢克莱修而言，他自己的诗歌是“情感丰沛的真挚流露”，与普通诗歌相比，“有如天鹅放歌比之野鹤鸣叫”。就他自己来说，听了自己创作的曼妙曲调，心中洋溢着崇高和光荣的希冀，正如恩尼乌斯禁止那些“从内心深处提前领略火热诗歌”的人们到他——一位不朽的诗人——墓前悼念那样。
但不幸的是，这位超凡脱俗的才子——其诗歌创作才能若不说远远超过同时期诗人，至少远胜大多数人——却生不逢时，曲高和寡，因此他在题材选取上犯了十分罕见的错误。伊壁鸠鲁体系将宇宙归结为原子的漩涡，并企图通过纯粹机械的方式，说明世界的起源和终结以及关于自然和人生的所有问题，其痴愚之极，几乎可以和将神话认定为历史，如欧希米鲁斯以及之后的恩尼乌斯所作的尝试等量齐观，但伊壁鸠鲁的体系并非锐意创新的产物，用诗歌来展现这种机械的宇宙观，在这种题材上，诗人只不过白白耗费生命和艺术而已。阅毕卢克莱修的说教诗，哲人批评它遗漏了伊壁鸠鲁体系的可圈可点之处，而且十分肤浅地提出辩论，组织存在诸多欠缺，时常循环反复。对此，诗人理直气壮地指责道，由于将数学韵律化，导致诗的绝大部分完全不可读。天资驽钝之人若犯了诸如此类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必然会身败名裂，然而卢克莱修却洋洋自得，声称自己从诗歌的原野中摘取了缪斯尚未授予任何人的崭新桂冠，他之所以能得到这顶桂冠，绝不是因为那些恰当的比喻，也不是因为附加了雄伟的自然景象描写和强烈的感情描写。卢克莱修人生观和诗歌上所特有的天赋，来源于他的不信奉神灵，正是因为不信奉神灵，卢克莱修满怀着真理的力量，因此也满怀着诗歌的力量，抵抗大行其道的虚伪和迷信。
当一位希腊人在地上见人生在世，
可悲地被对神灵的畏惧束缚着，
神从天空露出面庞，
狰狞的样子威吓下界的凡人，
卢克莱修竟敢率先投以凡人的眼睛，
抬头审视着它，站出来反抗它；
于是思想的英勇力量胜利了，
他大步流星地迈过宇宙的炎炎界限，
朋智的心跨过了无边的整体。
所以卢克莱修热衷于推翻众神，如昔日布鲁图斯矢志于推翻君主，“把自然从其严苛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不过这番激烈的言辞，并非指向早已坍塌的约维斯王座。和恩尼乌斯一样，卢克莱修所抨击的，实际上是荒淫的外国信仰和大众的迷信，例如对圣母的崇拜以及伊特鲁里亚人幼稚愚昧的闪电学。
卢克莱修生活在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里，并为之创作，他上面这首诗，正是由这个世界恐怖和谎言横行激发而生的。这首诗问世的时候，正处于寡头政治已经被推翻、恺撒的统治尚未确立的过渡时期，形势陷入绝境。在那些岁月里，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焦急而紧张地等待内战的到来。如果我们自认为可以从这首诗参差而焦躁的措辞中，体会到诗人无时不刻都在预想着，内战的爆发究竟会给他以及他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谈到他对人对事的见解，必须考虑到他的这些见解缘从何人、因何而起。在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流行着社会上层深有感触的一句话：最好从未降生于世，其次是杀身弃世。在与之相似的恺撒时代，慈悲而富于诗意的心灵所能触及到的最为高尚、最能使人向上的，是人们认为摆脱对灵魂不朽的执迷，就像恐惧侵袭暗室里的孩童，对神灵和死亡的畏惧也不断侵扰人们。正如夜间的睡眠比白日里更能让人恢复精力，故而死亡——脱离所有希望和恐惧，堕入永恒的睡眠——胜于生存，实际上诗人所信奉的神不过是永恒而幸福的安宁，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人受到地狱的惩罚并非在死后，而是活着的时候，跳动的心充斥着狂野、永不止息的欲望，人们要做的就是追寻内心的宁静，视紫衣罗裳无异于家常素服，甘愿留在被统治阶级阵营，不争先恐后挤进统治阶级的队伍；宁愿仰卧绿茵草地、溪流之侧，也不愿意在达官显贵富丽堂皇的宫殿尽享玉盘珍馐。这种既富含哲理又实际的理念，是卢克莱修诗歌真正的思想核心，一切粗浅的表现或许会将这个核心遮蔽，却不可能将其消除。这种理念的相对智慧和真实，或许正是以此为基础。
在本世纪里，卢克莱修对伟大先辈的崇敬和热情无与伦比，他以这种崇敬和热情宣扬自己的理念，用艺术的笔触加以点缀，可谓是个好公民，同时也是个伟大的诗人。这篇关于《物性论》的说教诗，无论引起多少诘难，在星辰寥落的罗马文学中，都不失为一颗璀璨的明星，这也难怪德意志最伟大的语言学家重新编订卢克莱修的诗歌，使之能够诵读，成为卢克莱修流传于世的最杰出的作品。
希腊的流行诗歌
虽然卢克莱修的诗歌才华和艺术才能为同时代的名人雅士所称赞，但他是晚成的诗人，所以成了没有学生的大师。与此相反，希腊的流行诗歌却不乏努力赶超亚历山大的大师们的学生。亚历山大诗人天资过人，以其高超的领悟能力，避免长篇累牍地创作纯粹诗体形式，例如戏剧、史诗和抒情诗等，和新兴拉丁诗人一样，他们最得意、最成功的是“短小精悍”的作品，尤其是与纯粹艺术形式接壤领域的，以及属于叙事诗和歌曲之间广泛领域的作品。他们创作了各式各样的说教诗。他们的半英雄半情爱的短篇叙事诗受到热烈追捧，尤其是一种博采众长的情歌，这是发展成熟的希腊诗歌所独有的，也是其语言学渊源赋予的特征。在情歌里面，诗人或多或少有些牵强附会地将自己的情感，主要是对爱情的描写，与从希腊传说获得的残缺不全的史诗穿插起来。欢宴诗歌的创作煞费苦心，且艺术水平很高，一般来说，由于缺乏自发的诗歌创作，应景诗十分盛行，尤其是短诗，成为亚历山大诗人最为成功之作。创作题材的贫乏，以及语言和韵律缺乏新意，是每一种非民族文学不可避免的弊病，人们试图竭力以奇特的题目、牵强附会的成语、罕见的措辞和矫揉造作的诗歌韵律掩盖这两种缺陷，总之，将其掩藏在语言和博闻强识以及技艺娴熟的整套体制之下。
这是本时期希腊诗歌向罗马童子宣扬的福音，他们蜂拥而至，前来听讲和练习。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欧福里翁的情诗以及同类的亚历山大诗歌，已经成为有文化的青年人的日常读物和朗诵材料[8]。文学革命应运而生，但这场革命起初的成果无一例外早熟或不成熟。“新式诗人”人数众多，可是有名的诗歌作品却寥如晨星，阿波罗不得不按照众人蜂拥至帕纳斯山（Parnassus）的常例，创作篇幅很短的作品。长诗从来都是一文不值的，短诗的价值也很少得到认可。甚至在这个文学时期，时尚的诗歌也成为众矢之的。有时，一个人的朋友出于玩笑，从书店买来一堆废诗，当作礼物送到他家，诗的价值，从其华美的装订和光滑的扉页来看，已然付诸东流。民族文学有读者大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的亚历山大派和希腊的亚历山大派一样，都不具备真正的读者大众。罗马新诗仅仅在一个小圈子或者说几个小圈子流行，圈子里的人紧密团结，对外来入侵者严惩不贷，他们在内部诵读和批评新诗，有时也仿亚历山大的方式创作新诗来庆贺成功的作品，不断相互吹捧，追求虚假而转瞬即逝的声名。
瓦莱里乌斯·加图（Valerius Cato）是拉丁文学界的名师，他也开始顺应诗歌新潮流进行创作，似乎成为以学术泰斗的身份统摄罗马新诗界最有名的人士，并对这些诗的相对价值有最终的裁决权。与希腊的流行诗歌相比，这些罗马诗人始终表现出不自由的、有时像学童一样的依赖性，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仍只是尚在学习过程中，还未有成熟的诗歌学习的结果。因为在语言和韵律上远比本民族的拉丁诗更契合希腊诗歌，罗马新诗在语言和韵律上确实发展到了更加正确、更加协调的地步，但是这个结果的代价是牺牲民族语言的灵活性和丰富性。关于题材，由于受到女性化模式以及道德沦丧的时代风气的共同影响，情爱主题获得对诗歌毫无裨益的惊人优势，可是希腊人偏好的诗体，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翻译过来的，例如西塞罗所译阿拉托斯（Aratus）的天文学著作，本时期末或者可能是下个时期之初，奥德（Aude）的普布利乌斯·瓦罗（Publius Varro）翻译埃拉托斯特尼斯（Eratosthenes）的地理指南，以及埃米利乌斯·马克尔（Aemilius Macer）翻译尼坎德（Nicander）的医药手册。
不足为奇，也不值得惋惜，在浩如星辰的诗人中，流传至今的名字寥寥无几，甚至这几个也多半被当作古董或者前代伟人见诸称述，例如演说家昆图斯·赫腾希乌斯（Quintus Hortensius）及其“五十万行”令人生厌的淫诗，更频繁受人称道的莱维乌斯（Laevius），他的“爱情笑话”（Erotopaegnia）仅仅由于韵律杂乱以及措辞矫揉造作受到一定的关注。甚至于盖乌斯·赫尔维乌斯·秦纳（Gaius Helvius Cinna，大约逝世于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的短篇叙事诗“士麦那”（Smyrna），虽受到世界的广泛褒誉，但是其中父女乱伦的题材，而且花费九年时间创作完成，刻上了那个时期最腐朽的印记。
卡图卢斯
在新派诗人中，只有几个具有独创性、令人欣喜的例外，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将新诗形式的简洁灵活，与共和生活，尤其是城乡生活中依然保留的重要民族元素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拉贝里乌斯和瓦罗，这种表述特别适用于前文所提及的共和反对派阵营的三位诗人，即马尔库斯·福利乌斯·毕巴库罗斯（Marcus Furius Bibaculus，罗马纪元625—691年即公元前129—前63年）、盖乌斯·李锡尼·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以及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罗马纪元667—700年即公元前87—前54年前后）。前二者的著作均已散佚，我们实际上只能推测他们的作品确乎如此，而关于卡图卢斯的诗歌作品，我们尚且能够做出评判。同样地，卡图卢斯在题材和形式方面也遵循亚历山大主义。在他的作品集里，我们可以找到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诗歌作品的译文，这些被翻译的诗篇并非最佳的，却是最难的。在卡图卢斯创作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精雕细琢的流行诗，例如歌颂弗里吉亚圣母的近乎矫情的双抑双扬诗（Galliambics，由两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诗句），甚至在其他方面堪称完美的忒提斯（Thetis）成婚诗，也因为按照地道的亚历山大风格，在诗的主体部分插入阿里亚德涅（Ariadne）的怨诉，艺术性大打折扣。
除了上述对希腊诗歌模仿学习的新诗，卡图卢斯的作品中还有哀怨沉郁的挽歌、完全立足于个人和戏剧技巧的宴会诗，更重要的是对上流社会进行的形象生动的描绘，赏心悦目、毫不保留的爱情传奇（吸引人的多半是其中关于爱情之神秘讨论和歌颂），年轻人身无分文却纵情畅饮的欢快生活，旅行和诗歌带来的欢娱，罗马的、尤其是维罗纳（Veronese）城中的奇闻轶事以及朋友圈子里的滑稽戏谑。可是他不仅像诗人轻抚里拉琴弦[9]，而且弯弓射箭，对令人生厌的诗人和破坏语言规则的乡下人乱矢相向、冷嘲热讽，不过最频繁受到严厉抨击的是威胁人民自由的强权者。卡图卢斯的诗篇幅短小、节奏轻快，且频繁使用叠句以加强语势，毫无疑问是尽善尽美的艺术品，同时没有长篇累牍带来的令人反感的圆滑和雕琢。这些诗交替着引领我们进入尼罗河流域和波河流域，不过诗人对后一处更加偏好。
卡图卢斯的诗虽然立足于亚历山大艺术，但同时也植根于公民尤其是城乡公民的自觉，维罗纳与罗马的对立，以及自治市与时常虐待其出身卑微的同仁的元老院贵族的对立，因为在卡图卢斯的家乡，在繁荣且相对富有活力的阿尔卑斯高卢，人们大概对这种对立感受最为深刻。
卡图卢斯最优美的诗歌，描绘了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的美景，他那情深意切的悼亡兄诗，妙笔生花、真挚素朴的祝贺曼利乌斯（Manlius）和奥伦库雷娅（Aurunculeia）新婚的婚庆诗，在当时的首都可谓一览众山小，无人能及。
卡图卢斯虽尊崇亚历山大城的诗人为老师，并且处于当时新诗和社区诗之间，但是在诸多资质平庸、不学无术的学生中，他算是个出色的学生，而且卡图卢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正如意大利自由公社的公民胜过希腊的世界主义文人。当然，我们或许在他身上找不到卓越的创造力和崇高的诗意，卡图卢斯是一位富于天资的高雅诗人，却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像他自己所说的，不过是“戏谑和痴语”罢了。然而我们认识到卡图卢斯无心创作的诗歌，不仅给同时代的人带来巨大震撼，而且奥古斯都时代的文艺批评家也把他和卢克莱修同称为本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所以卡图卢斯同代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属不谬。卡图卢斯将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高度完美地结合起来，拉丁民族诗人中再无第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卡图卢斯的诗集无疑是拉丁诗歌呈现的最完善的作品。
散文小说中的诗歌
最后，这一时期散文诗开始形成。此前纯粹、素朴的自觉艺术，遵循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则，即诗歌的题材和韵律的设置应该相辅相成，可是现在这个法则不复存在了，艺术的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且相互交织、界限模糊，这是本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当然，关于浪漫小说，本时期值得一提的，只有最负盛名的史学家西塞纳（Sisenna），他煞有介事地将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风靡一时的米利都（Milesian）故事集——愚不可及的流行淫秽小说——译为拉丁文。
瓦罗的美文
在诗歌和散文之间界限模糊的地带，产生了一个十分新奇、令人欢欣鼓舞的现象——瓦罗的美文。瓦罗是拉丁语言学以及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作颇丰、饶有趣味的美文作家。
雷亚特的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罗马纪元638—727年即公元前116—前27年）出身于一个平民氏族，该氏族原先定居萨宾，但近二百年来属于罗马元老院，受过严格的古训古礼教育[10]，在本时期之初已经长大成人。瓦罗在政治上理所当然属于宪政派，而且竭诚尽力，与宪政派同患难、共进退。他支持宪政派，一方面通过文学，例如创作小册子抨击第一次的联合政府，称之为“三头怪物”；另一方面通过更为严酷的战争，我们发现他曾在庞培麾下担任远西班牙的将军。共和大势已去的时候，瓦罗被征服者选任为首都即将建立的图书馆的馆长。随后乱象繁生，瓦罗再次被卷入漩涡，直到恺撒离世十七年之后，历经沧桑、劳碌一生的瓦罗才等来死神轻叩门扉，时年八十九岁高龄。
瓦罗的创作模式
瓦罗之所以名声大噪，凭借的是他的美文，这些美文是小品文，有些是简单的散文，内容相对庄重，还有些诙谐的描写，在散文的基础上，穿插入各种诗体。前者被称为“哲学—历史论述”（logistorici），后者被称为“梅尼普斯式讽刺文”。二者都不遵循拉丁文学模式，尤其是瓦罗的“萨图拉”，完全脱离了卢奇利乌斯的范式。其实总体看来，罗马的“萨图拉”并不是一种确定的艺术，而仅仅是消极地表示“这种五花八门的诗”不属于任何一种公认的艺术形式，所以对每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而言，“萨图拉”诗歌具有迥然不同的特殊性质。
我们倒不如这样说，瓦罗庄重的论述和清丽的美文，都遵循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哲学。庄重的论述仿效黑海之上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des，去世于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前后）所作的对话集，讽刺文则效法叙利亚加达拉（Gadara）的梅尼普斯（Menippus，活跃于罗马纪元475年即公元前279年前后）。这种选择意味深长。赫拉克利特作为一位作家，受到柏拉图哲学对话的鼓舞，醉心于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却完全无视其科学的内容，且本末倒置，将寓言诗的形式当作重中之重，所以他是一位备受推崇、读者广泛的作家，但绝不是一位哲学家。同样地，梅尼普斯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哲学派系最真诚的文学代表，该派哲学的智慧，在于否认哲学，嘲讽哲学家，这也是第欧根尼犬儒学派的智慧。梅尼普斯是庄严智慧的滑稽导师，他用实例和玩笑证明，除了正直的生活，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无用的，而且最无用的莫过于所谓圣人的辩争。这正是瓦罗的创作模式，他的身上饱含着旧时罗马人对世风日下的时代的愤慨，充满了昔日罗马人的诙谐，也绝不缺乏可塑造才能，可是一见到任何不类似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观念甚至体系的东西，便彻底茫然失措，在缺乏哲学意识的罗马人中，他或许是最缺乏哲学意识的[11]。不过瓦罗并不是一个奴颜婢膝的学生，他由赫拉克利特和梅尼普斯处获取创作的动力，同时取得创作的形式，不过他本性独特，具有显著的罗马特色。所以他的模仿创作，大体上依然不失其独立性和民族性。
瓦罗的哲学—历史散文
瓦罗的庄重论述文，议论道德格言，抑或是其他有普遍兴趣的主题。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不屑于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援引米利都小说，也不屑于向读者讲述例如阿巴里斯（Abaris）和死亡七日后复活的少女等幼稚的小故事。他只是间或采用更为崇高的希腊神话的形式，例如“俄瑞斯忒斯论疯狂”一文。历史，尤其是瓦罗祖国的现代史，通常为他论述的主题提供更加合适的框架，所以这些小品文同时也被称为颂词（laudationes），就是对罗马贵族尤其是对宪政派科里菲氏（Coryphaei）的歌颂。所以“论和平”一文，同时也纪念处于元老院长胜将军光荣行列里最末位的梅特路斯·西庇阿；“论神灵信奉”一文，同时有意怀缅备受尊崇的贵族和大祭司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论命运”一文涉及到马略；“论历史创作”一文，与当时有第一史家之称的西塞纳相关联；“论罗马剧场的起源”一文，与导演戏剧无数、有王者风度的斯考鲁斯相联系；“论数字”一文，则涉及到高雅的罗马银行家阿提库斯（Atticus）。西塞罗创作的“莱利乌斯友谊论”和“加图老年论”两篇文章，都以瓦罗的哲学—历史论述为范本，我们大概可以由此稍微知晓瓦罗处理这些主题时，所采用的半说教、半叙事形式。
瓦罗的梅尼普斯式讽刺
同样地，瓦罗也将新奇的内容和形式运用于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他大胆地把散文和诗歌结合起来，这是希腊原始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瓦罗的作品完全浸染着罗马人的特质，或者可以说浸染着萨宾的乡土气息。瓦罗的讽刺文和上述论文相似，也论述了一些道德或者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以下标题可以作为例证：“赫拉克利斯柱与论荣誉”、“壶与盖，论丈夫的义务”、“酒壶的容量与论酒席”、“天花乱坠与论赞颂”。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同样不可或缺，不过自然而然很少像“塞拉努斯与论选举”一样，从他本国历史中选取素材。反之，第欧根尼的犬儒世界在其中理所当然占据很大的比重，在瓦罗的作品中，犬儒学者、犬儒修辞家、骑士与狗、狗与饮水者、狗问答等意象此起彼伏。
此外，神话也成为诙谐幽默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草做的阿伊亚”、“苏格拉底派的赫拉克勒斯”和“一个半奥德修斯”，其中的奥德修斯在漫游中耗费的时间不是十年，而是十五年。在几篇残缺不全的文章里，例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六旬老者”、“早起的人”，戏剧和传奇的框架轮廓依然可见。瓦罗似乎通常将故事当作自己的经验来讲述，例如在“早起的人”中，故事中的人物登门拜访瓦罗，与他交谈，“因为他们知道瓦罗是一位作家”。至于上文提到的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其诗歌价值不容我们作任何确切的评判，在断章残简中仍有些许充满智慧和灵动的令人为之倾倒的表述，例如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主人公解脱枷锁之后，开了一个造人场，在造人场，富人金履（Chrysosandalos）用牛乳和米利都蜂采集百花酿成的上等花蜡，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少女，这少女无骨无筋，无皮无发，纯洁而细腻，身材苗条，冰肌玉体，温柔而魅惑。
这种诗歌的生命在于论辩——不是卢奇利乌斯和卡图卢斯所进行的那种政治党争，而是一般性的道德上的斗争，例如庄重严肃的老者对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寄居古典的学者对放荡鄙陋或者总是倾向于堕落的新诗[12]，循规蹈矩的旧式好好公民对新罗马的斗争。用瓦罗的话来说，新罗马如同猪圈，如果努马（Numa）回过头来看这座城市，再也无法寻觅到他昔日制定的、饱蘸智慧的法律遗轨。在宪政的斗争中，瓦罗履行了他认为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不过他无心于党争——他曾经如是抱怨：“你们为何要把我从清净的生活中召唤出来，拖入你们元老院的污浊中去呢？”瓦罗属于话锋急切、言辞激烈的美好的旧日时光，不过他的心智是健全的。
纯粹罗马精神的宿敌是希腊哲学家，瓦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论战只是对新时代精神的传统反抗的一个方面，但是犬儒哲学的本质以及瓦罗的性情，导致梅尼普斯针锋相对地鞭挞哲学家，引起哲学家们的无尽恐慌——当他们把新出的论集寄送给这位“苛刻的人”的时候，不免心有余悸。哲学论述当然不是艺术。若要主人训练奴隶成为面包师，或许需要花费十分气力，而训练他自己成为哲学家，可能只需一分气力，当然，如果面包师和哲学家一同被带至拍卖场，糕饼技工的卖价必然百倍于圣人。这些哲学家何其怪哉！一位哲学家命人在自己死后将自己的尸体葬于蜂蜜之中——幸好人们未按其遗命行事，否则哪还有剩下的蜜酒？另一位哲学家认为人像水芹一样，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声称发明了一个世界钻机（Kosmotorounei），未来终有一天世界会被这个钻机摧毁。
实际上，患病者所梦呓的荒唐，哲学家都曾述讲。
看起来十分可笑，一个长胡子——指的是一位讲词源学的斯多葛派人物——在称量金子的天平上小心翼翼地称每一个词，不过什么也比不上真正的哲学家的论战——斯多葛派的拳赛远远胜过任何力士的角斗。在讽刺文“马尔克城，论政权”中，马尔库斯按照自己的设想打造一座云中布谷之家，就像阿提卡在喜剧中让农民受益颇多，哲学家却备受磨难，斯多葛派成员安提帕特的儿子塞勒尔（Celer）用一端证（di'-enos-leimmatos-logos），以鹤嘴锄击碎敌人的头颅，显然是对哲学的两端论法（Dilemma）而言的。
瓦罗既有这种道德上的辩论倾向，又有尖刻而生动地将这种倾向表现出来的论述才能，这种论述才能，正如瓦罗在其八十高龄时创作的“论农业书”的对话形式中所表现的，到他极其苍老之际仍未丧失。而且瓦罗十分侥幸，同时对本国的风俗和语言知识了然于胸，这以随感的形式见之于他老年的语言学著作，不过在这些讽刺文中，其丰富性和新颖性表现得直截了当。瓦罗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何为乡土学者，通过多年亲身观察研究，瓦罗知晓罗马民族昔日的异质和与世隔绝，也了解它近代的变迁和瓦解，并且渊博地考证历史和文学文献，补充和深化自己对民族风俗和民族语言的直接认知。若他在我们所谓的理解力和学问上有任何欠缺之处，瓦罗的真知灼见、满腹诗书也足以补其缺漏。他既不拘泥典籍，也不寻求生僻的古词或者充满诗意的字眼[13]，可瓦罗是一位传统的老者，也几乎可以算是个乡下人，他钟爱于自己熟悉的民族古典文学，所以怎能不在他的著作中细述自己心之所向、了然于胸的先祖风俗？他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格言式的希腊成语和拉丁成语，以及昔日萨宾口语中的妙语及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尤其是普劳图斯的记忆。
我们不应该凭借瓦罗老年论述语言学、发表时或许尚未完成的作品，进而评判其早期美文的创作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从句理所当然地以关系句为主线，如同一条线上的诸多夜鸫。如上文所述，瓦罗不无原则地排斥力求严谨的创作风格和阿提卡式的整齐划一，而且他的美文虽然没有落俗到粗鄙和浮夸，但欠缺古雅之风，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句子组织不合常规，衔接十分生硬。与之相反，文中穿插的诗句不仅表明作者能够创作各种形式的节奏韵律，其工巧不亚于任何时下的诗人，而且有权身居“用诗歌和神圣的诗歌艺术排遣心中忧愁”[14]的行列。瓦罗的小品文，和卢克莱修的说教诗一样，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除了一以贯之的原因之外，还因为这些作品带有纯粹个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作者本人的高龄、田园气息，尤其是博学多知不可分离。
在瓦罗的作品中，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的数量和地位似乎远远超过庄重的文章，当时以及后世喜好独创风格、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士，无不为其优美别致和幽默诙谐所倾倒，虽然如今我们已然无法赏阅这些文章，但依旧可以或多或少从尚存的断句残篇中知晓作者“欢笑和戏谑都不无分寸”。作为旧公民时代高尚精神最后的余息，作为罗马民族拉丁诗歌最晚期的萌芽，瓦罗的讽刺文值得诗人写在自己的遗嘱诗中，把这些梅尼普斯式的作品介绍给每一个关心罗马和拉丁姆繁荣的人。因此，无论是在意大利人民文学，还是在他们的历史中，这些讽刺文章都地位尊显[15]。
西塞纳的历史创作
批判地进行历史创作，如古典时期的阿提卡作家之书写本民族历史，以及后来波利比乌斯之书写世界史，罗马人却从未真正做到。甚至在最适宜进行批判历史写作的场合——叙述当代和最近历史事件的时候——总体看来，罗马作家也只有或多或少的尝试。特别是从苏拉到恺撒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成就，甚至比不上前代的安蒂帕特和阿塞利乌斯著作表现出来的不甚重要的贡献。本时期唯一的批判历史著作，是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塞纳（Lucius Cornelius Sisenna，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副执政）的《同盟战争和内战史》。读过这部书的人都声明此书既形象生动又流畅易懂，远胜于此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不过此书的风格有失纯正，甚至落俗到幼稚，而且从所剩无几的断简残章看来，我们能见到的无非是对恐怖事物卑劣而琐碎的描写[16]，以及些许新造的或取自于俗语的词汇。再者，西塞纳的模范，或者说他唯一熟悉的希腊历史学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传》的作者克里塔库斯（Clitarchus），这本传记徘徊于史书和小说之间，仿照署名为库尔提乌斯（Curtius）的野史，如是，我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西塞纳的历史著作并非纯粹历史批评和史学艺术的产物，而是罗马人在希腊人热衷的、将历史和野史混合的初次尝试，这种混合作品本来意图利用虚构的详细情节，使历史事实演绎得更加生动形象，但是结果反而使其意味索然，真相佚失。所以西塞纳翻译希腊的时新小说，也不足为怪。
罗马城编年史
当然，对于一般的罗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凄婉景象远甚于此。考古研究日益活跃，人们期望可以通过利用文献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纠正时下流行的表述，不过这种希冀并未成为现实。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创作一部批判的罗马史书意义深远。研究和表述的困难已经很大，不过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学术层面。传统的罗马早期历史，为人传述和相信已有三百余年之久，与罗马民族的日常生活深刻交织，在任何深入而忠实的研究中，早期历史的详细情节须多处更改，与法兰克人关于法拉蒙王（Pharamund）以及不列颠人关于亚瑟王（Arthur）的古史一样，整个叙述体系都需要推倒重来。守旧主义的研究者，例如瓦罗，绝不会有意愿着手这种工作，如果一位自由思想家着手此事，所有良好公民必然会一同声讨这些极其败坏、甚至企图夺走宪政派的过去的革命党。所以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妨碍了历史创作的进展，而非指导历史创作。瓦罗和开明之士显然认为编年史无可救药，弃之不顾，或者至多像蒂乌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那样，将官方和氏族的人名录列成简单的表格形式——这使希腊—罗马的比较年代学最终确立，并流传后世。
不过罗马城历史的创作理所当然从未停止，诗歌和散文不断融入那些无聊人给无聊人写的大部头里，同时著书立说者已有一部分是获释奴隶，他们完全不关心所谓的研究。这些作品如今均已散佚，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作品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大多数甚至充满了偏狭和虚伪。当然，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利乌斯（Quintus Claudius Quadrigarius，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前后）的编年史依然仿照旧式传统，不过创作风格优良，至少在神话时代的叙述上，力求简洁，实属可嘉。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Gaius Licinius Macer，前副执政，逝世于罗马纪元688即公元前66年）是诗人卡尔乌斯的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平民党人，与其他史家不同，马克尔自称致力于文献的研究和批评，可是他的《床布书》（libri lintei）及其独特的其他作品令人十分困惑，而且为了平民党的利益篡改了所有的编年史——篡改的规模很大，一部分流传到后世的史家——这些都可以追溯到马克尔。
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
最后，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 Antias）创作的烦冗以及天真的叙述超越了前人。伪造数字大行其道，甚至连当代史都不能幸免。罗马上古历史本就意趣索然，重编之后依旧索然无味，例如圣君努马尊奉仙人伊吉里亚的指示，用酒抓住福努斯（Faunus）和庇库斯（Picus）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后努马和朱庇特神进行的美妙交谈，作者们十分迫切地向所谓罗马传说历史的信奉者推介，希望他们相信，或者至少大体上相信这些事件的存在。如果本时期的希腊小说家让这种仿佛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素材逃出手心，那就不免怪哉了。实际上，当时也不乏把罗马历史写成野史的希腊文人，例如上文提到的侨居罗马的希腊文人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创作的五卷本《论罗马》，该书把陈腐的历史传说与倾向于色情的琐碎的杜撰杂糅在一起，令人心生反感。根据我们的推断，波利希斯特或许是一事的始作俑者，即从特洛伊灭亡到罗马兴起的这段时间，按照二者的野史推算应该有五百年，时间上才可能联系起来，所以波利希斯特用一种埃及和希腊史家习以为常的无所作为的君主名录补其缺漏，因为综合看来，是波利希斯特塑造了阿文提努斯王（Aventinus）、第伯里努斯（Tiberinus）以及阿尔巴的西尔维氏（Silvii），所以后世若有其事地分别给他们附上姓名、在位年代，而且为了更加明确，给他们附上一幅画像。
如此一来，希腊的历史小说全方位融入罗马的历史创作中，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称之为罗马上古时期遗闻的，可能很多取自与高卢的阿马迪斯（Amadis）和福克（Fouque）的侠士小说相似的史料——对于那些通晓历史的诙谐幽默，并且能够领会公元十九世纪某些人对努马王依旧心怀虔诚和崇敬的滑稽，这是个启发心智的思想。
涅波斯与世界史
在这一时期内，罗马文学里出现了与本民族编年史并立的世界史，或者更准确地说，罗马史和希腊史的结合。提西努姆的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Cornelius Nepos，罗马纪元约650—约725年即公元前104—前29年）首先编纂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发表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以前）以及一部普通传记集，把罗马和希腊政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对两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按照一定的分类整理排列。这些作品与长期以来的希腊世界史同宗同源。希腊的世界史，例如加拉廷王德奥塔鲁斯的女婿卡斯托（Kastor）的著作，本来以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为时间终结点，现在又开始将此前忽略的罗马史收录在内。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一样，罗马的这些世界史著作也企图以地中海世界史代替相对地方性的历史，然而在波利比乌斯作品中某些来源于明达晓畅的概念、深邃历史洞见的内容，在这些编年史中却成为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必不可少的产物。这种世界史、学校教育的课本或提供参考的手册，以及一切与之相关、以后在拉丁语言里亦十分丰富的书籍作品，都不能归于具有艺术性的史学之列，尤其是涅波斯本人，他只是一个既没有独特的思想精神，又不具备系统协调布局的编辑家。
本时期的史学成绩斐然，且独具一格，但是和那个时代一样，远不足以令人心生快感。希腊和罗马文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历史领域的最为显著者，正是在这个领域内，两种文字在内容和形式上首先合二为一。从前，希腊—罗马历史统一的概念曾经使波利比乌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今这种统一概念，希腊和罗马的童子在学堂中就已习得。不过这个地中海国家在自觉存在以前，就已经有史家存在了，如今这种感觉已经落地生根，遗憾的是希腊和罗马却没有能够将其正确表现出来的人。西塞罗如是说：“罗马不具备历史著作之法。”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此言非虚。做研究的无心于历史创作，进行历史创作的人无心于研究，故而史书只能徘徊于课本和野史之间。一切纯粹的艺术——史诗、戏剧、抒情诗、历史——在这虚无的世界里终属虚无，但在其他艺术形式中，西塞罗时代的智力衰落，远远不及在史学上表现得这般明晰和可怕。
恺撒的军事报告——历史附属文献
另一方面，本时期的小史书籍，除了诸多微不足道、已被世人淡忘的作品之外，出类拔萃的一流著作，当属恺撒的备忘录，或者说是这位民主将领给向其授命的人民提交的一份军事报告。该报告已经完成的部分由作者自行发表，叙述从凯尔特战役到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为止的这一段历史，其目的显然是向大众极力辩护恺撒形式上不合法纪的行为，即没有当局授命，就攻陷一个大国，并为此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该报告写成并发表于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当时罗马反对恺撒的声音风起云涌，恺撒被要求解散军队，听候查办[17]。这份申辩书的作者如是表述，自己完全以军官的身份进行书写，并小心谨慎避免将军事报告扩展到政治组织和管理的危险领域。恺撒以军事报告体裁偶然创作的党派文章，和拿破仑的战报一样，本身就是历史作品，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却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作品，因为这篇叙述的客观形式不是历史的，而是公文形式。不过在这种质朴的文章中，这是一篇尽善尽美的杰作，非罗马文学的其他作品所能及。其叙述简洁而无遗漏，素朴而不随意，透彻生动而不矫揉造作。语言全无古词和俗语，是新式优雅文气的典范。在这部叙述内战的书中，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作者曾试图避免战争却不能如愿以偿，或许也能感觉到在恺撒的心灵深处，和其他人一样，怀着希望的时候洋溢着清新和纯洁，实现的时候却不复如是。不过这部叙述高卢战史的作品洋溢着光明、安宁和简单的美妙，这在文学上独一无二，正如恺撒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书信集
与上述相似的，还有本时期政治家和文人们的书信集，到了一个时期以后才有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予以发表，恺撒本人和西塞罗、卡尔乌斯等人的书信集就在此列。这些书信集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是史学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宝贵文库。而且在这个时期，过去诸多可贵的劳绩、思想精神和聪明才智都耗费在琐事上，这些书信集就是本时期最真实的写照。
新闻报纸
罗马从未形成今日所谓的新闻文学，文学论战依然局限于小册子和当时普遍流行的习俗，即用铅笔或墨笔把要通知公众的告示写在公共场所。另一方面，身份高贵者不在首都时，通常差使手下记录每日的事件和首都的新闻。为了能够即时宣布元老院会议录的梗概，恺撒早在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罗马穷酸文人的私人记载和官方的时事报告，兴起了一种首都新闻报纸（acta diurna），这种新闻报纸记载公众面前和元老院里讨论的事项纲要，以及出生、死亡及诸如此类的事宜。这些也成为十分重要的史料，不过在政治和文学上依然无关紧要。
政治演说辞写作的衰落
演说辞的写作也应当属于历史文学的材料补充。无论是否书写在纸张上，演说辞都带有临时性，不属于文学的范畴，但是与报告和书信一样，而且较之二者更加容易，由于发表的时间意义深刻以及演说人超强的感染力，可屹立于民族文学的永久宝藏之列。故而在罗马，在公民或陪审员面前发表的政治演讲记录，早已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演说辞，应该归于罗马古典作品之列。不过在这一时期，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特殊的变化。政治演说辞的写作与政治演说本身一样，每况愈下，其道式微。和上古国家的情形一样，罗马的政治演说也以公民大会上的讨论为高潮，因为在这里，演说家不像在元老院里那般顾忌同僚和繁文缛节，束手束脚，也不受在法庭为控诉和辩护上与政治本身无关的利益所束缚，只有在公民大会上，面对以他的唇齿为转移的整个强大的罗马公社，胸中方能汹涌起澎湃的豪气。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演说家似乎不缺乏，面向公众发表的演说辞似乎也并不缺乏，恰恰相反，政治写作开始丰富起来，宴会中开始经常出现一种怨言，埋汰主人向宾客诵读最近的演说辞，令他们心生懊恼。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命人将他对公众的演说制作成小册子发布，盖乌斯·格拉古也曾采用这样的办法。不过二人做了同样的事，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样一来，甚至连反对派的重要领袖，尤其是恺撒，也不经常向公民发表演讲，而且也不再公布他们的演说辞。实际上，他们一方面也在传统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但在演说辞（contiones）体裁之外，另寻一种临时的政治写作体裁，在这些写作体裁中，赞美和毁谤加图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盖乌斯·格拉古过去向公民发表演说，现在公民向平民发表演说，有什么样的听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演说辞。难怪声名显赫的争论作家，都避免用这种仿佛向聚集于罗马广场的群众致辞的文体。
西塞罗辩护文学的兴起
所以就其以往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价值而言，演说辞的写作与一切发源于国民生活的文学分支都走向了衰落，与此同时，一种奇特的非政治的辩护文学却开始形成。
罗马人从来不知晓，律师的演说辞不仅是为法官和官司双方所作，而且具有以文字启发当代和后世的作用。律师不会把自己的辩护辞令写下来发表，除非这些辩护同时具备些许政治演说辞的性质，以便适于用作党派文章进行流传，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甚至这一时期初最著名的罗马律师昆图斯·赫滕希乌斯（Quintus 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也仅公布了少许演说辞，而且他所公布的似乎都是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东西。
继昆图斯之后的罗马律师界领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罗马纪元648—711年即公元前106—前43年），此人从一开始就兼为作家和法庭演说家。他时常公布自己的辩护辞，甚至是与政治毫无关系或者仅存在些微关系的辩护辞。这不是进步，而是异常和倒退。在雅典，非政治的辩护辞成为一种新的问题，也是一种病态的征候，而在罗马更是如此，因为雅典过分讲究修辞学，似乎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畸形的东西，罗马则不然，罗马文学离经叛道，违背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任意从国外引进这种畸形产物。然而这种新的文学体裁迅速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它与之前的政治演说辞写作有诸多吻合和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作家毫无诗意、因循守旧，且喜用修辞，为新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即使在今日，律师的演说辞，甚至某种诉讼文学，依然在意大利占有一席之地。
西塞罗其人
如是，西塞罗之后，脱离政治的演说辞写作便开始进入罗马文学界。在上文，我们已经屡次提及这位多才多艺的人。西塞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目光短浅、心无主见且胸无大志，先后沦为平民党、贵族和君主的工具，自始至终都是个毫无远见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似乎有所作为之处，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不尚待解决，所以在维尔列斯（Verres）一案中，元老院的法庭已经撤销的时候，西塞罗才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他在伽比尼乌斯法的讨论中默不作声，却为曼利尼斯法而奔走呼告；卡塔利纳已经决定离开罗马的时候，西塞罗才对此人大发雷霆，诸如此类的事一再发生。西塞罗勇猛抵抗糖衣炮弹的攻击，轰然打倒许多纸糊的墙，但无论是与非，没有任何一件大事是他解决的，尤其是卡塔利纳党羽被杀一事，是由于他的默许，绝非因为他的主使。
关于文学，我们已经有所提及，西塞罗是新拉丁散文的开山之人，他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熟谙文体，只有作为文体学家，他才能胸有成竹，反之，西塞罗作为作家和政治家的身份都无足轻重。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创作，用长篇累牍的六步诗歌咏马略的丰功伟绩，赞美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就，用言辞疾厉的演说在战场上击退德摩斯梯尼，以哲学对话败退柏拉图，只是因为时间不足，未能打败修昔底德。实际上，西塞罗自始至终都只是广泛涉猎，却又浅尝辄止，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他带来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西塞罗是一位极其糟糕的新闻记者，他曾坦言自己言辞过多，思想却不可思议地贫乏。在任何文学领域，他都能够借助少量书籍，翻译或编撰一篇可读的文章。
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最真切地反映出他的性格。人们常常称赞这些书信读来趣味横生、耐人寻味，真实反映了贵族的城市或别墅生活。不过在作者被迫自力更生的时候，比如在被放逐的途中，在西利西亚以及法萨卢之战以后，他的书信变得索然无味且虚无空泛。只有当一位通俗文艺栏的作家被驱逐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他的心灵才会受到如此重创。西塞罗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一个寻常之人，除了稍加浮饰的浅薄和冷酷无情，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无需赘述。
我们还需要继续描述这位演说家吗？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信念或激情从内心深处汹涌而出，有如一条澄澈奔腾的河流，非其他众多有名无实的演说家所能比肩。西塞罗既无信念亦无激情，他只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并不高明的律师。他知晓如何通过奇闻轶事把案情叙述得深刻动人，知道即使听众不能领会其意也会激起情感上的共鸣，懂得如何用大部分对个人的戏谑和妙语连珠，排遣司法事务的枯燥。西塞罗相对优美的演说辞，虽然远不及同类的绝佳著作自然优雅和深中肯綮，例如包玛榭[18]备忘录（Memoirs of Beaumarchais），但却是晓畅易懂的读物。不过在严谨的批评家看来，上述的优点未必是难能可贵的优点，任何阅读西塞罗演说辞的读者，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演讲中绝不会有政治的认识，法庭演说绝无法学上的推断，将义务的利己主义抛之脑后，永远只关注律师本人，却对诉讼案不予理睬，其中思想枯燥贫乏，令人心生不悦。
西塞罗主义
如果说有任何惊异之处，其实并非西塞罗的演说辞，而是演说辞引发的赞赏。对于西塞罗其人，任何心无偏私的人都很快知根知底，不过西塞罗主义却委实令人费解，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人性的深邃奥秘，即语言及其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备受推崇的拉丁语，作为民族语言即将凋亡之际，仿佛再次被这位炉火纯青的文体学家从死亡线上攫住，应用于自己丰富的著作中，语言所激发的力量，唤起的虔诚，为这些著作倾注了些许活力。罗马没有伟大的拉丁散文作家，因为恺撒和拿破仑一样，成为作家纯属偶然。因为罗马缺少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人们便把西塞罗这位伟大的文体学家当作拉丁语言的大师，也难怪西塞罗的读者和西塞罗一样，从不过问写作的内容，而仅仅在意写作的方式，之后语言力量发轫的，习俗和教师就能够完成。
反西塞罗主义：卡尔乌斯及其追随者
不难想象，西塞罗同时代的人绝不会像后人那般陷入所谓的偶像崇拜。虽然西塞罗风格影响了罗马律师界整整一代人，正如臭名昭著的赫滕希乌斯风格带来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过最为举足轻重之人，如恺撒，却永远不会沾染这种风气，而且在后辈中，年轻活跃的有识之士无不斩钉截铁地反抗这种鱼龙混杂、孱弱无力的演说方式。他们认为西塞罗的语言既不简洁，又不严谨，诙谐有失生动，布局不够明白晓畅，没有明确的组织，尤其是他的雄辩之才完全缺乏演说家具备的激情。人们开始舍弃罗德斯的折中主义，回归真正的阿提卡人，特别是回溯到吕西亚斯（Lysias）和德摩斯梯尼，意图将一种更加铿锵有力、气魄雄健的辩论术引入罗马。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严肃而呆板的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罗马纪元669—712年即公元前85—前42年），宪政党的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Marcus Caelius Rufus，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和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逝世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后面二人都是慷慨激昂、朝气蓬勃的演说家，以诗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卡尔乌斯成为这些青年演说家的领导人物，还有严正守义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罗马纪元678—757年即公元前76—公元3年）。
不可否认，这种后期的演说文学更加趣味横生、精神昂扬，即使把赫滕希乌斯和西塞罗的演说词联合起来，也不能与之平分秋色。可是革命风潮突起，在这群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中，除波利奥外，其余的很快都不复存在，我们无法知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本可以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取得了何种程度的发展。他们历经的时间太过短暂，新的君主制一开始就打击言论自由，随即彻底禁止政治演说。自此以后，虽然属于次要类别的纯粹律师辩护辞仍留存在文学之中，但是更为高雅的、完全依附于政治活动的演说艺术和辩论文学，必然会和政治活动同归于永寂。
西塞罗将虚拟对话应用于专门科学题材
最后，在这一时期的美文中，兴起了一种按照艺术方式处理专门学术题材的对话体文章，这在希腊广为流传，罗马亦早有些许迹象。尤其是西塞罗，他曾屡次尝试采用这种对话体裁论述修辞学和哲学主题，让专业丛书读来简明易懂。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演说家》（De Oratore，作于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罗马辩论史》（论《布鲁图斯》的对话，作于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以及其他关于修辞学的小品文；另有《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作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该书联合了以柏拉图著作为蓝本的《论法律》（De Legibus，约作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这些都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毋庸置疑，它们是使作者长处得到最大展现，而短处得以最好隐藏的作品。
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较之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其说教之精辟、思想之深刻方面，都远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些著作却收录了许多叙述轻快而有趣的法庭经验和法庭轶事，而且确实解决了寓教于乐的问题。《论共和国》以一种异常复杂的历史和哲学混合的结构，论述了一个根本思想：罗马现有的政体大致就是哲学家们所追求的理想政体。当然这种思想既非哲学又非历史，甚至并非作者本人所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可以想见，这会成为流行不衰的观念。
西塞罗的这些修辞学和政论作品，其科学基础自然完全来自于希腊，而且其中许多细节，例如《论共和国》宏伟壮丽的结尾、西庇阿的梦境，直接取自希腊作品，不过在论述当中极力表现罗马的民族色彩。如此说来，这些作品可谓具有相当的创造性，而且在政治上的优越感，对希腊人而言，诚然是罗马人无可厚非的权利，所以西塞罗甚至以某种独立的姿态对抗希腊的作品。毫无疑问，西塞罗的对话形式既不是大多数希腊虚拟对话的纯粹问题辩证，也不是狄德罗或莱辛（Lessing）的那种真正的对话，然而聚集在克拉苏和安东尼周围的众多律师、西庇阿派的政治家们可谓少长咸集，为西塞罗提供了灵活高效的架构，和引用史实和奇闻轶事的适当渠道，以及方便进行学术探讨的立足点。其风格之精巧优美，堪比最出类拔萃的演说辞，所以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作者本人对此也很少无故的感慨。
如果说西塞罗的这些带有哲学色彩的修辞学和政论作品不无可取之处，那么与此相反的，他晚年被迫赋闲（罗马纪元709—710年即公元前45—前44年），投身于哲学研究，匆忙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编撰了一部丛书，却是绝对的失败。原因十分简单，亚里士多德的通俗著作主要采用对话形式叙述和批评各种旧有的学说，西塞罗大胆地加以模仿，将讨论同一问题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以及综合学派的著作，只要是他接触到的，都相互联系起来，编成一篇所谓的对话录。西塞罗要做的，不过就是从现存给将来著作使用的大量引言中，任意挑选一篇作为新书的序言。注入某种通俗化的特质，把罗马的事件和典故穿插其中，并不时旁征博引一些毫无关联、作者和读者却熟悉的事物，例如在《论伦理》（De Officiis）中，提及演说家的行为举止，揭露某种拙劣。一位文人未能企及哲学思想的高度，甚至不具备哲学知识，便急切而果断地投入写作，意图模仿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大错在所难免。当然，通过这种方法，诸多大部头作品很快批量制造出来。作者的友人惊叹其著述颇丰，作者写信回答道：“这些作品都是毫不费力抄下来的，因为我只需倾之以字句，而字句俯拾皆是。”对此我们无需赘述，不过若有人意图通过这种抄抄写写造就经久不衰的作品，我们必然要劝其在文学上尽量保持体面的缄默。
瓦罗与拉丁民族语言学
科学中唯一表现出勃勃生机的便是语言学。西洛（Silo）已经拟定了拉丁民族范围内的语言和文物研究计划，尤其是其学生瓦罗，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该计划。随即出现了语言总库的综合论述，尤其是菲格拉斯（Figulus）的文法广注和瓦罗的长篇著作《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在文法和语言史的专著方面，有瓦罗《论拉丁语惯用法》《论同义词》《论字母的产生时间》《论拉丁语起源》等文章。古典文学的注解方面，有普劳图斯作品的注解，还有关于文学史著作、诗人传记，以及关于古代戏剧、普劳图斯喜剧的分幕、普劳图斯喜剧真伪等的研究。
拉丁考古学以全部古史以及除实用法律以外的礼法制度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网罗于瓦罗的《论古代的人事和神道》一书中，该书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发表于罗马纪元687—709年即公元前67—前45年之间）。该书的前半部分“论人事”叙述了罗马的原始时期，城乡的划分，年月日的知识，最后叙述境内和战时的国事；后半部分“论神道”，对国家的神学理念、专家院、圣地、宗教节日、供献和献祭以及神灵本身的性质和意义都有简明的解释。此外，除了一些专著——例如论罗马民族的起源、论出自特洛伊的罗马氏族、论部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独立的补编，即“论罗马人民的生活”，这是罗马风格历史著作值得一提的尝试。该书简略叙述了王政时期、共和初期、汉尼拔时期以及最近时期罗马的家庭、经济和文化的状况。瓦罗这些著作的基础是关于罗马及其邻近希腊的经验知识，他的这些知识与其他罗马人——不论前人还是后来者——相比，都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他对事物的积极观察和文学的研究都给这些知识裨益甚多。同代人对他的赞誉可谓实至名归，他们称颂瓦罗让那些在自己世界里毫无存在感的国民知晓了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教导罗马人认知自己的身份以及立足的这块土地。但如若人们欲从中寻求批判和组织，则必然将无果而终。
瓦罗对希腊的认知来源似乎些许混乱，有迹象表明，甚至关于罗马的知识见解，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小说的影响。毫无疑问，瓦罗只是将这些信息材料堆砌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框架上，却并未进行分类和梳理，使其井然有序、条理清晰。尽管瓦罗极力促使传说和亲身阅历协调一致，但他的科学著作依然带有盲目信仰传说和不切实际的经院哲学的弊病[19]。所谓以希腊语言学为依托，不过是模仿其缺点，却对其优点置若罔闻。例如瓦罗和当时其他的语言学家都把谐音当作字源学的依据，如此一来，他们必然陷入纯粹的猜想，继而无法避免地直入谬误的深渊[20]。无论就其经验的准确和丰富，还是其经验的缺乏与方法的不足而言，瓦罗派的语言学和英国民族语言学十分相似，而且前者与后者一样，都以古戏剧为研究中心。我们在上文提到，君政时期的文学，发展出和语言经验主义背道而驰的语言规则。饶有兴味的是，新文法家的领导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恺撒，他首先在“论类比”一文中论述迫使自由语言服从于规则的权威。
其他专门科学领域
与语言学领域的风生水起相比，其他学术领域并没有多少声息，实在令人诧异。哲学领域稍许重要的东西——例如卢克莱修采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的襁褓诗体，论述伊壁鸠鲁和西塞罗较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带来影响，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因为其哲学内涵，而是因为跨越了这些哲学内涵，纯粹因为其形式之华丽。伊壁鸠鲁的文章和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都有许多译本，如瓦罗的鸿篇巨著《论数的要素》，以及菲古鲁斯更加宏篇巨制的《论神灵》，毋庸置疑，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形式上的意义。
甚至专门科学也鲜有人问津。瓦罗用对话体创作的《农业论丛》，无疑比加图和萨赛尔纳的著作更加条理清晰，所以瓦罗时常对二位前辈进行斥责和抨击。不过总体看来，瓦罗的著作是埋头研究、伏案书写的成果，而不像较早期的作品源自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关于瓦罗和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Servius Sulpicius Rufus，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法律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为罗马法学贡献了一些辩证法和哲学的点缀。此外，除了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论烹饪、腌制和贮藏的三本书之外，无需赘述——据我们所知，这是罗马最早的关于烹饪的作品，而且因为是出自贵族之手，所以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君主政制日益倾向于希腊化和实利主义，促进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由于数学和物理学在少儿教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以及二者在各方面的实际应用来看，此事显而易见。在实用方面，除了改良历法，可付诸笔墨的还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地理挂图、造船和乐器的技术进步。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瓦罗所描述的鸟房、恺撒部下工兵在莱茵河搭起的板桥，甚至还有两个半圆形的预备拼接在一起的木架——使用的时候先分成两个戏场，而后合成一个半圆形的戏场。
举行人民节庆的时候，经常会公开展览外国的天然奇物，恺撒在其战报中夹叙的稀奇罕见的动物。如此看来，如果亚里士多德再世，定能再次遇到将其奉为上宾的君主。不过在这个领域里，见于表述的著作大多以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为依据，例如菲古库斯对希腊和蛮族（即埃及）天文观测的比较研究，以及他论述动物、风和生殖器的著作。希腊的物理学研究已然偏离正轨，从亚里士多德的在万物中求法则的努力，日益转入依靠经验、不加批评地对自然界的外在和奇特现象的观察，一旦自然科学作为自然神秘哲学而存在，它带来的不是启迪和激励，而只能是愚昧和麻痹。面对这种研究，人们不如满足于西塞罗奉苏格拉底名言的陈词滥调——自然研究所追寻的不是无人能认知的事物，就是无人需要认知的事物。
建筑艺术
最后，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回到艺术，这一时期的艺术依然一片惨淡，精神生活遍布乌云。共和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国家的建筑事业几乎完全陷入停滞状态。罗马贵族建筑之奢华，我们在上文已提及，由此建筑师学会了在云石上大费周章——数种有色大理石，如努米底亚的黄云石（Giallo antico）等，都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卢那（Luna，即卡拉拉）的云石矿也在这一时期被开采——他们开始在房间的地面上镶嵌花饰，把云石板砌在墙上，或者把隔间的墙壁绘成云石的形状——这是之后壁画的雏形。然而这种奢华对艺术毫无裨益。
造型艺术
在造型艺术上，鉴赏和收藏水平与日俱增。一位鉴赏家在他人面前提起某件“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的艺术作品，他们若还像加图那样毫不知晓，那便是纯粹的装模作样。人人都去旅行和考察，艺术导游，即当时所谓的exegetae，成为不错的职业。人们开始郑重其事地搜寻古代的艺术品——当然，他们很少搜寻雕像和绘画作品，却十分热衷于各种精巧的器具以及室内装饰品和餐桌装饰物。在那个时候，卡普亚和科林斯的希腊古墓就已被人发掘，侵盗其中殉葬的青铜器和陶器。一个小铜像卖价四万塞斯特斯（折合400英镑），一对价值不菲的地毯卖价二十万塞斯特斯（折合2000英镑），一架精美的铜质烹饪机，价值竟然高于一份田产。
在这种狂热追求艺术的氛围中，多金的艺术爱好者必不可免地时常受到报信人的欺骗；不过小亚细亚拥有丰富的艺术品，特别是因为这个地方经济遭受重创，许多真正古老而珍稀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辗转于市场，所以从雅典、叙拉古、希俄斯、波加梦、开俄斯、萨摩以及其他古代艺术的发源地，所有出卖品甚至许多非卖品，都流入罗马贵族的府邸和庄园。例如我们在上文叙述的，卢库勒斯的家中藏有诸多此类的艺术珍品。卢库勒斯确实遭到指控，或许是不无缘由的指控，原因是他曾为了满足对美术的追求，玩忽职守，弃将军的责任于不顾。美术爱好者们成群结队赶赴卢库勒斯的府邸，一如现在人们蜂拥而至鲍格才庄园（Villa Borghese）。彼时，他们就开始抱怨这些宝物都被收藏于显贵人物的府邸和庄园，他们必须大费周折，争取到主人的许可，方能一睹珍品。与之相反，罗马的公共建筑并没有大量出现希腊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而且首都很多神庙里依然只立着昔日木雕的神像。至于艺术的应用，几乎没有值得表述的内容。这一时期罗马的雕刻家或画家，除了一位名唤阿雷利乌斯（Arellius）的，无人见于记载。阿雷利乌斯的画作之所以畅销，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高，而是因为这个狡猾的酒色之徒，将女神像画成他当时恋人的模样。
音乐和舞蹈
在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音乐和舞蹈的地位日趋重要。在这一时期戏剧的发展中，舞台音乐和舞蹈剧已经取得独立地位，我们在上文已有叙述。可以补充一点，现在的罗马，希腊音乐家、舞蹈家和演说家已经频繁登上舞台公开表演，正如在小亚细亚，总而言之，这在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里已然成为惯例[21]。此外，音乐家和舞女在宴会或者其他地方奉命表演，贵族自己家中有管弦乐器并蓄养乐队，都已经不足为奇。不过从音乐被收录为公认的教育课程来看，贵族界本身也对奏乐和歌唱十分热衷。至于舞蹈，暂且不说女子，前执政官都因此受到斥责，人们控诉他们在小型集会里表演舞蹈。
君主政制的早期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末，随着君主政制的开始，艺术的繁荣时期也开始初见端倪。由于恺撒的倡导，首都的建筑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整个罗马帝国的建筑事业极大繁荣，这在上文已有表述。甚至铸制钱币的模具雕刻，也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得到显著变化，此前铸制的钱币大都粗糙且不拘小节，此后则更加精致和仔细。
尾声
至此，我们已然抵达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经见证了它五百年来统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国；见证了它并非受到外力的侵扰，而是由于内部的腐朽，在政治和道德，宗教和文学上陷入毁灭，被恺撒的新君主制度取而代之。
恺撒所承袭的这个世界，有诸多过去历史的丰厚遗产，有无限璀璨的壮丽和光荣，但精神陷入疲乏，风雅颓丧殆尽，生活中纯粹的喜悦也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已然垂垂老矣，甚至满腔爱国之心的恺撒，亦不能使其再次焕发青春和生机。
黑夜完全侵入之后，黎明方能复归。因为有恺撒的存在，地中海上历经风雨的人们，才能在闷热的午后享受到一个舒适的夜晚；漫漫历史长夜之后，新的一天再次在人们面前绽放曙光，各新兴民族在自发的活动中，开始自由地向更高的新目标进发。其中诸多民族带着恺撒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因受到恺撒的影响而获得其民族性。
* * *
[1]根据西塞罗的说法，与他同时期的滑稽戏已经取代了阿特兰戏，表演滑稽戏的男女演员在苏拉时代开始出现，这两点不谋而合。可是“mimus”一词有时被误用以形容一般喜剧演员。因此罗马纪元542—543年即公元前212—前211年现身于阿波罗的所谓滑稽戏演员，显然只是平常的喜剧演员，因为当时罗马剧场的发展还未给后世所谓的滑稽戏留下相应的空间。
[2]塞斯特斯（古代罗马的货币名），十万塞斯特斯是第一级选举人需要具备的资格，其继承受到沃克努斯法的约束，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塞斯特斯，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
[3]于12月举行为期一周的农神节（Saturnalia），期间学校放假，奴隶可和主人同席进食，大家交换礼物，并举办市集，很像现在的圣诞节。——译者注
[4]在拉贝里乌斯的“地心游记”中，知晓奇闻异事的人抛头露面，邻人对一夫二妻的现象表示，这比最近占卜算卦者梦见有六位市政官还要糟。根据当时的流言，恺撒的确有意在罗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他推举的市政官的确是六位，而非四位，由此可见拉贝里乌斯对操纵弄臣的特权了然于胸，恺撒也纵容弄臣。
[5]他每演一天戏，可以从国家领取一千第纳尔，此外戏班子也有工资。到了晚年，他辞谢了自己应得的酬金。
[6]香料产地潘凯亚（Panchaea）似乎是例外，因为卢克莱修的这番表述或许已经通过欧赫迈罗斯的游记小说进入恩尼乌斯的诗歌中，至少已经进入卢奇乌斯·曼利乌斯的诗中，所以卢克莱修的读者对此了如指掌。
[7]这种情形在战争描写中展露无遗，其中有写横扫千军的狂风，有践踏自己军队的战象队，这些都是布匿战争的场景，可是却宛如浮现在眼前。
[8]西塞罗提到恩尼乌斯时说：“诚然，这位光荣的诗人为今日朗诵欧福里翁诗歌的人们所鄙视。”他写信给阿蒂古说：“顺风将我们从伊特鲁里亚漂洋过海吹将过来，我已经平安抵达。这些诗句，你若愿意，可以当作你自己的卖给新式诗人。”
[9]里拉琴（Lyre），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弦乐器，琴身为U字形。——译者注
[10]瓦罗曾在某处如是说：“童年时期，一件单薄粗糙的袄和一件单衬衣，有鞋无袜子，有马无鞍，已然满足；没有条件每天洗热水澡，也很少在河里洗澡。”在抗击海盗的战役中，他率领一支舰队，由于他英勇奋进，被授予海军挂冠。
[11]世界上没有比瓦罗的“哲学要览”更幼稚可笑的，他首先简略地声朋，一切不以造福人类为终极目标的哲学都是不存在的，而后基于这一假设，统计哲学共计二百八十种。瓦罗才华出众，不肯承认自己不能也不愿意成为哲学家，所以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终生在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和第欧根尼派之间周旋动荡。
[12]瓦罗曾经如是写道：“你是否愿意，比如去掉克洛狄乌斯的辞藻和诗句，放声疾呼命运啊命运！”在另一处，他又如是说道：“昆图斯的家奴克洛狄乌斯胸无点墨，却创作了如此多的喜剧作品，我不应该借用恩尼乌斯的话，‘制造’一本小书吗？”在其他地方，名不见经传的克洛狄乌斯必然是一位拙劣的特伦提乌斯的模仿者，因为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命运啊命运”，见之于特伦提乌斯的喜剧。
下面是瓦罗“对驴吹笛”里一位诗人的自白：
“人们说我是帕库维的弟子，帕库维是恩尼的学生，恩尼是缪斯的门徒，我自称为庞庇利。”
这种很可能是模仿卢克莱修的序言，因为瓦罗既然与伊壁鸠鲁公开为敌，便不可能对卢克莱修有好感，便不可能援引他的话。
[13]瓦罗曾经如是表述，他不是很喜欢古词，但是经常使用古词，他很喜欢诗意的词汇，不过几乎不用诗意的词汇。
[14]以下是“马尔库斯家奴”中摘录的描写：
“忽然之间，大概时已半夜，
远处天空纹织闪烁的火焰，
我们看见空中群星载歌载舞，
天宫金阙笼罩着一层薄纱，飘渺的云彩携来清爽的雨露，
大雨瓢泼倾洒于凡人之身，
狂风挣脱冰雪封冻的北极，
呼啸着向大熊星狂暴吹袭，
将层瓦树枝和尘土一同刮起。
但我们的行船已漏，
如同群鹤的翅膀在双股叉的点火上烧焦，
我们摔将出来，一头栽倒在地，黯然神伤。”
在“人类之城”中有如下几句：
“金玉满堂不能使你敞开胸膛，
对于凡人而言，波斯的金山亦不足以消遣
心灵的忧愁和恐惧，
甚至富人克拉苏的客所亦是如此。”
但是瓦罗也善于表达轻快的情调。在“酒壶有其容量”中可见如下雅
致的酒赞词：
“酒仍是老少咸宜的饮品，
它是使病人复原的妙药，
它是滋生欢乐的好田地，
它是团结朋友的黏合剂。”
在“世界钻机”里，还家的游子如此结束与船夫的对话：
“让缰辔被轻风拂去，
直到狂风护送，
送我们回温馨的家。”
[15]瓦罗的小品文在历史上，甚至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但是因为时至今日相关记载残缺不全，知情者甚少，难以解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供其中几篇的纲要，为了便于阅读，同时增加一些不可或缺的修改。
讽刺文“先驱者”（Manius）中，叙述乡间治家的方法：太阳一出，曼尼乌斯就叫人起来，亲自带领手下前往工作地点。少年劳动后铺整自认为柔软的床榻，并自备水壶和灯盏。他们饮清冽的泉水，食面包，吃葱头。层宅和天地一派兴旺景象。层宅不是美术的建筑物，不过有一位建筑家也观摩学习其协调规整。人们照料土地，使其不至于荒芜，或因疏忽而致毁坏。谷神大悦，不使灾害侵袭，禾束高高堆起，农人喜上眉梢。这里仍然不忘款待宾客，每个生而为人者都受到欢迎。面包房、酒桶、梁上的香肠库和房间钥匙都供旅客使用，美味佳肴任由享用，客人馨享美食，心满意足，无需瞻前顾后，在厨房炉灶边打盹。温暖的双毛羊皮铺就卧榻。在这里，人们以良好公民的规约要求自己，服从正当合理的法律，既不心生妒怨、伤及无辜，也不徇私饶恕有罪之人。在这里，人们不中伤毁谤邻人。在这里，人们不会将腿伸到神圣的炉灶边，他们虔诚献祭、致敬神灵，将小块肉投到家中供奉神灵的固定的小碟子里。一家之主亡故时，他们以其父亲和祖父出殡时所用的祈祷伴送他的灵车。
在另一篇讽刺文中，讲述了一位“老人之师”：这沉沦的时代需要他，较之对少年之师更为迫切，他解释“从前罗马万事都纯粹而虔诚”，如今一切都变了。“我的眼睛出毛病了，还是我果真看到奴隶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主人呢？以前不主动应征入伍的人都要被卖到外国去当奴隶，如今监察官任由懦夫和其他人逍遥法外，却被贵族称为伟大的公民，而且因为他不会叨扰国人、沽名钓誉，竟然博得赞美。从前罗马的农人每星期找人剃须一次，现在田间的奴隶剃须，还嫌不够考究。从前，田庄的谷仓可以容纳十次丰收的产量，宽敞的地窖里放着酒桶和配套的榨酒机器，现在主人在这些地方养起了几群孔雀，并命人用非洲柏木装点他的门面。从前主妇需用手转动纺锤，同时照料火炉上的锅，以免烧煳饭菜，现在已然另一幅景象。”另一篇讽刺文中如此表述：“女儿请求父亲给她一磅重的宝石，妻子请求丈夫给她一斛珍珠。从前丈夫在新婚之夜总是表现腼腆，如今为人妻者委身于捷足先登的车夫。从前儿女的幸福是母亲最大的慰藉，现在若丈夫想要小孩，妻子便回道：‘你不知道恩尼的话吗——我宁愿在战场上三度拼命，也不愿被生下一次。’从前如果丈夫让妻子每年一两次乘坐没有垫子的车子旅行，她也十分满意，现在，丈夫可以说下去，如果丈夫去到乡间的田庄而不带着妻子，妻子必然噘起嘴来，旅行的太太们常常带着一群时髦的希腊奴仆和音乐队去别墅。”在一篇比较严肃的文章“加图与论儿童训练”里，瓦罗不仅按照古代风俗、为了孩童的安康应该供奉的神灵，来指教那些为此前来问道之人，而且论及波斯人较为朋智的育儿方式和自己年少时期遭受的苦难，他告诫大家不可饱腹耽眠，不可食用甜味面包和名品佳肴——这位老者认为当时喂养小狗的方式比喂养小孩的方法更为朋智——也不可在抱病之时照旧请巫师作法和祈祷而不延医诊治。他奉劝人们务必让女孩学会刺绣，目的是让她们今后能够正确分辨绣制品和纺织品。他劝人不要过早脱下儿童的服装，不可带着孩子去观看角斗戏，避免他们的心肠过早变得坚硬和残忍。在“六旬老者”中，瓦罗扮演一个名为埃庇米尼德斯（Epimenides）的罗马人，他十岁时入眠，五十年后才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的头已经从剃光的童子头变成老人的秃头，嘴角长上了杂乱的硬毛，如同一只刺猬，心中惶惑，但他见到罗马的变化之后，更是大吃一惊。
卢克里的牡蛎从前是婚庆宴席上的菜肴，现在出现在寻常百姓的饭桌上，破产的老饕们不声不响地准备放火的火把。从前父亲对儿子具有绝对的权威，现在本末倒置，儿子毒死自己的父亲。大会场成为交易场所，刑事审判成为陪审员牟取暴利的手段。除了“无所受就无所授”这个定则之外，人们不再服从任何形式的法律。所有美德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亵渎神灵、背信弃义和纲常丧乱。“唉，你太惨了，马尔库斯，如此坠入睡眠又这般苏醒过来！”这篇文章所描写的似乎是卡塔利纳时代，应该成文于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前后），结尾近乎牢骚的口吻隐含着这样一段实情：“因为马尔库斯不合时宜地谩骂、沉迷于过往不能自拔，他被当作无用的老人拉到桥上，投在台伯河里。”这种戏谑的笔触写出了一种罗马原始的规范。毋庸置疑，这种人在罗马不再有容身之所。
[16]在一篇演讲词中有这样的表述：“破晓时分，你在高高耸立的河岸边，拉去手脚颤抖的无辜者（你令他们被宰杀）。”这里的若干表达可以轻易插入一本通俗小说里。
[17]人们对这部《高卢战记》是全书一次发表的猜测由来已久，事实证朋，第一卷就已经有波伊部与埃杜伊部平等的表述，但在第七卷里，波伊部仍然以埃杜伊部纳贡附属国的资格出现，显然只是由于在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的表现，波伊部才开始获得与旧日宗主国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任何细心研究本时期历史的人，都能在米洛之乱的叙述中找到这篇文章确乎发表于内战爆发以前的证据，并不是因为其中有赞美庞培的表述，而是因为恺撒赞成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的特殊法律。彼时恺撒力求与庞培达成和平协议，此举他是有能力的而且还不得不为之，但在协议破裂之后则不然，一些以对他有害的法律为基础的判决被他悉数推翻。所以这部作品的发表时间被推算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部著作对每一场战争行为都加以辩解，并不时加上——最朋显的或许是征讨阿奎塔尼亚部——牵强附会的辩解，所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卫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洞见这部书的用意。恺撒的仇敌尤其指责他无故攻击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此事人尽皆知。
[18]法国剧作家，擅写戏剧，著名剧本有《费加洛的婚礼》（Mariage de Figaro）。——译者注
[19]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在论农业一文中，有一段畜牧通论，将畜牧理论分为九九八十一节，叙述“难以置信的事实”的奥利西波（Olisipo，即里斯本）的牧马因风受孕。总而言之，把哲学历史和农业知识相互混合，令人心生奇异之感。
[20]所以瓦罗认为facere源于facies，因为人无论造什么，总想突出某种重视。根据西洛的说法，volpes（狐）源于volare pedibus 即“飞足”的意思，当时的法律哲学家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Gaius Trebatius）说，sacellum源于sacra cella，菲古库斯说frater源于fere alter，依此类推。这种风气并非个别的事例，而是这一时期语言学著作的主要成分，类似于不久之前，语言有机体的认识还未禁止经验派的行为，这是比较语言学所用的研究方法。
[21]这些“希腊戏”不仅时常在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上演，尤其是在拿波利，而且当时也经常在罗马上演。十四岁的李锡尼·欧加里斯（Licinia Eucharis）的著名墓志铭大约是在这一时期末端，它如是表述道：“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艺术上受过缪斯亲自指点的女孩子”，以舞女的身份在贵族的私下表演中崭露头角，首次公开现身希腊舞台。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她是第一个现身罗马公开舞台的希腊女子。当然，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时期，女人才开始能够在罗马公开表演。罗马的这种希腊戏剧似乎并不是真正的舞台剧，而是属于纷繁杂陈的以音乐和演说为主的类别，这种戏以后在希腊也屡见不鲜。这种见解的证据是：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吹笛开始出现；苏埃托尼乌斯叙述恺撒举行的赛会中，有小亚细亚的武装舞蹈，舞蹈的重要性也更加朋确，在欧加里斯的墓志铭中，舞蹈的地位尊显；筝杆（citharoedus）的描写必然也是源自于这种希腊戏。在罗马，还有把这些表演与希腊的勇士比武合并举行的，这也很重要。戏文朗诵并未被排斥在这种杂戏之外，因为在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应卢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之召前来罗马的伶人当中，朋确有悲剧家的存在。不过狭义的表演剧并不存在，只有单个艺人朗诵或者伴随笛声歌唱的整个戏剧，更加常见的是单个艺人朗诵或者歌唱其中的几段。那么，在罗马必然也是这样。然而由于综合来看，对于罗马观众，这些希腊戏的主要成分是音乐和舞蹈，大概戏文对他们的意义，正如意大利歌舞剧对如今伦敦人和巴黎人的意义。这种杂戏及其纷繁复杂的音乐，与希腊的真正舞台剧相比，更加适合罗马的观众，尤其适合非公开的表演。还有人以为罗马也有希腊语的真正舞台剧，对于这个见解，我们不能驳斥，亦无法证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