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苏前往叙利亚
多年来，马尔库斯·克拉苏一直被认为是“三头怪物”的首领之一，却有名无实。他只是作为一个充数的人，调整真正统治者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站在恺撒这边对抗庞培。这个角色并没有太多荣誉，但是任何荣誉感都无法阻止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是个商人，会公开与人做生意。他所获得的并不多，但当没有更多可以获得时，他也会接受，并试图在他所积累的金山中忘却让他烦躁的野心，忘却那近似有权力却又无权力的地位带给他的苦恼。但是，卢卡会议也让他的形势发生了转变，为了在做出巨大让步后仍然能保持对庞培的优势，恺撒给了自己的老盟友克拉苏一个机会，让他通过帕提亚战争，在叙利亚取得和自己通过高卢战争在高卢获得的地位一样。我们很难说清这些新的机会是对他的贪财欲更具有吸引力，还是对他的野心更具有吸引力。现年六十岁的他，贪财欲已经位居次席，每次新获得的百万财富只会让他变得更加贪婪，而这位老人胸中长期压抑着的野心已经越来越难以抑制，现在开始燃烧起躁动的火焰。早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初，他就抵达了叙利亚，甚至不等执政官任期届满就出发了。他充满着迫不及待的热情，渴望挽回他所失去的每一分钟，渴望搜刮除西方财富之外的东方财富，渴望像恺撒一样迅速获得权力和荣耀，或像庞培一样不劳而获。
出征帕提亚
克拉苏发现帕提亚战争已经开始。我们曾经介绍过，庞培不遵守约定的界限幼发拉底河，为了亚美尼亚的利益，强夺了帕提亚帝国的几个行省，这种行为是对帕提亚人的背信弃义。现在，亚美尼亚成了罗马的一个属国。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曾屈服于此，但后来他被自己的两个儿子米特拉达斯和奥罗德斯所杀，新任国王米特拉达斯立刻向亚美尼亚国王即已逝的提格兰[1]之子阿尔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宣战。这同时也等同是向罗马宣战，所以叙利亚英勇能干的总督盖比尼乌斯（Gabinius）刚平定了犹太人的叛乱，就率军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不过，与此同时，帕提亚帝国却发生了革命，贵族们在年轻有为的维齐尔的英勇领导下，推翻了米特拉达斯国王并拥立他的弟弟奥罗德斯为王。因此，米特拉达斯国王与罗马人联手，他还亲赴盖比尼乌斯的军营求助。一切都预示着罗马总督的野心将获得最好的结果，不料此时，他却接到命令用武力护送埃及国王返回亚历山大城。盖比尼乌斯必须服从军令，但预料自己很快就能回来，所以，当被废黜的帕提亚国王向他求助时，他说服国王先行开战。米特拉达斯依计而行，还获得了塞疏西亚和巴比伦的拥护，但是维齐尔攻陷了塞疏西亚，亲自登上城垛。在巴比伦，米特拉达斯因为弹尽粮绝而被迫投降，他的弟弟下令将其处死。显然，他的死是罗马人的损失，但这并未结束帕提亚帝国的动乱，而亚美尼亚的战争也将继续。埃及战役结束后，盖比尼乌斯正准备借此良机，继续对帕提亚的战斗，而此时，克拉苏来到叙利亚并接手了前任的作战计划。克拉苏满怀不切实际的妄想，轻视了行军的困难，也低估了敌军的抵抗力。他不仅满怀信心地要征服帕提亚，而且已经开始想象在此之后攻下大夏古国和印度。
作战计划
不过，这位新亚历山大倒是不慌不忙。在他实行这些宏伟计划之前，还抽空进行着枯燥乏味但利润丰厚的交易。他下令掠夺位于班比昔的海拉波里斯的德尔克托神庙、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庙和叙利亚行省其他富有神殿的财宝，向所有属国征招分遣队，或更准确地说是以出资代替出兵。克拉苏第一个夏天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广泛侦察。罗马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在伊克那厄（Ichnae，位于拉卡北面的比勒卡河）打败了帕提亚总督，并占领了邻近的城镇，其中包括尼科福留姆城（Nicephorium，即拉卡）的一个重镇。随后，罗马人留下守兵后返回了叙利亚。一直以来，罗马人都在前往帕提亚的路线上犹豫不定，是绕行亚美尼亚更明智，还是直接穿过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更可取？罗马人值得信赖的盟友控制着第一条路线所通过的山区，更为安全可靠，而且阿尔塔瓦斯德斯国王还亲自来到罗马司令部提议采取这个作战计划。但侦察结果则支持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线，有很多繁荣的希腊和半希腊城镇，尤其是重要的塞疏西亚城，而这些城镇都不愿接受帕提亚的统治。现在，所有这些希腊城镇都和罗马有所往来，就像早先卡莱城的市民一样，他们几乎都无法忍受异族的统治，准备摆脱束缚，迎接罗马拯救者，几乎将其视为同胞。阿拉伯王子阿布加鲁斯（Abgarus）亲自来到罗马军营表忠心。这位王子控制了埃德萨和卡莱的沙漠地区，因此也就控制了通常由幼发拉底河到底格里斯河的道路。看起来，帕提亚人毫无防备。
渡过幼发拉底河
于是在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罗马人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比拉德吉克附近）。从此地到达底格里斯河有两条路线：要么军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向下行至塞疏西亚，在这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仅相距几英里；要么他们在渡河后，立刻走捷径穿越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抵达底格里斯河。前一条路线将直达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它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塞疏西亚相对。在罗马人的军事会议上，有几个重要人物支持这条路线，尤其是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指出，沙漠行军困难重重，而且据罗马守兵传来的可疑消息称，幼发拉底河左岸的帕提亚人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但与此相反，阿拉伯王子阿布加鲁斯声称，帕提亚人正忙于从西部行省撤离，他们已经携带财宝向赫卡尼亚人和塞西亚人的地区逃去，只有快马加鞭走近路才能赶上他们。但这样行军，罗马人至少有可能歼灭西拉凯和维齐尔的殿后部队，成功缴获大量战利品。友好的贝都因人所提供的情报决定了行军方向。由七个军团、四千名骑兵、四千名投石兵和弓箭兵组成的罗马军队，离开幼发拉底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不毛之地。
沙漠行军
目之所及的地区看不见一个敌人，只有饥饿和干渴，还有那好似把守着东方大门的无垠沙漠。最后，在经历了多日的辛苦跋涉后，罗马军队在必须渡过的第一条河流巴利梭河附近，首次遇见了敌人的骑兵。阿布加鲁斯和他的阿拉伯人前去侦察，帕提亚骑兵撤退并渡过河，然后消失在远方，阿布加鲁斯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后追赶。罗马人焦急地等待着阿布加鲁斯带回更确切的消息。罗马统帅希望在此处能最终追上不断撤退的敌人，他那年轻勇猛的儿子普布利乌斯追随恺撒，在高卢作战时立下赫赫战功，恺撒派他率领一队凯尔特骑兵参加帕提亚战争，渴望参战的炙热火焰在他的胸中燃烧着。还未收到消息时，罗马人便决定冒险前进。出发的命令下达了，军队渡过巴利梭河，晌午时分未作充分休整便立即快步前行。忽然之间，四周响起帕提亚人的战鼓声，到处都挥舞着他们绣金战旗。在中午炎热的太阳下，他们那身铁盔铠甲闪闪发光，而维齐尔的身边站着的，正是阿拉伯王子阿布加鲁斯和他的贝都因人。
罗马和帕提亚之战
罗马人发现中了圈套时，已经为时已晚。维齐尔准确地看出了罗马军所面临的危险，并找到了应对之策。东方步兵无法对抗罗马步兵，所以他摒弃了步兵，将主战场毫无用武之地的大量步兵交由国王奥罗德斯率领，前往攻打亚美尼亚。他阻止国王阿布加鲁斯向克拉苏提供允诺的一万名重骑兵参加战斗，这是克拉苏目前所急需的援军。另一方面，维齐尔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术体系来应对难以超越的罗马战术。他的军队全由骑兵组成，持长枪的重骑兵排成一行，人和马用金属铠甲和皮衣或类似胫甲保护着，军队大部分是弓骑兵。相较而言，罗马军队在数量和水准上都完全处于劣势。他们的步兵在近身搏斗时非常出色，无论是短距离的重标枪搏斗还是刀刃下的短兵相接，但他们不能强迫自己同一支仅由骑兵构成的军队交战。即使两军进行肉搏，他们认为这些身穿铁甲的枪骑兵就算不强于他们，也和他们势均力敌。与一支像帕提亚这样的军队相比，罗马军队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因为骑兵控制了交通；在战术上没有优势，因为在近距离作战中所使用的武器必败于远距离作战所使用的武器，除非是一对一的肉搏。所有罗马军队的战术都是以密集阵为基础，当遇到这样的攻击时就使危险增加。罗马的队列越密集，它出击的威力肯定越大，但是被武器射中的概率也就越大。通常情况下，城镇的防御需要考虑地势的险峻，永远也无法完全采用这种只用骑兵迎战步兵的战术。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军队犹如海中行驶的船舶，在数日的行军中，既遇不到任何障碍物，也看不见一处战略要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可以充分发挥这种战术的威力，让其所向披靡。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让外国步兵在与本地骑兵的对抗中处于下风。负重步行的罗马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过沙漠和草原，在人迹罕至、远离水源的地区，人们很难找到饮用水，有些士兵死于饥饿，更多的则死于干渴。帕提亚的骑兵自幼就习惯骑马或骆驼，甚至是骑在鞍上过生活，他们早已熟知如何减轻或忍受沙漠行军的艰苦，从而轻松地穿越沙漠。沙漠之地没有雨水，酷热让人无法忍受，敌方弓箭手和投石者的弓弦和皮条却变得松弛。很多地方都是厚厚的沙地，驻扎营地时简直无法修建普通的壕沟和壁垒。人们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形下，战争中的一方占尽了优势，而另一方完全处于劣势。
这种新型战术首次让国家军队系统，在合适的地形下优于罗马军队。对于这种源于帕提亚人的战术，是产生于何种情况之下，则无从考究，只能靠推测。长枪手和弓骑兵在东方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盛行于居鲁士和大流士。但至今为止，这种武器只作为辅助，主要用来掩护一无是处的东方步兵。毫无疑问，帕提亚军队在这方面和其他东方军队如出一辙，据说军队中步兵人数占了六分之五。另一方面，在这一次同克拉苏的战斗中，骑兵首次独立出战，这种武器获得了全新的使用，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这让世界各地的罗马敌人，在遇到近距离作战具有绝对优势的罗马步兵时，都会采用骑兵和远程武器来应对，同时都取得了相似的胜利。在不列颠，卡西维劳努斯取得了完胜，维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有过一些胜利记录，甚至是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也曾尝试过这种战术，而奥罗德斯的维齐尔不仅使用的范围更广，而且也更为彻底。对于这种战术，维齐尔具有特殊的优势，因为他采用让重骑兵排成一列的方法。弓箭在东方是一种国民性的武器，使用起来相当熟练，这为他在波斯地区进行远距离作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武器；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独特性也让他可以自如地实现自己完美的想法。在此地，罗马的近距离武器和罗马的密集阵，首次败给了远距离武器和展开阵；在此地，开创了军事革命，直到枪炮输入时才始告终结。
卡莱战役
在这种情形下，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沙漠之中进行了第一次战役，战场位于卡莱城（即哈兰）以南三十英里处，伊克那厄北面不远的地方，卡莱城驻扎着一支罗马守军。罗马的弓箭手首先发力，但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而且灵活性和射程都远强于自己的帕提亚弓箭，他们很快就退了回来。虽然深谋远虑的军官建议要尽可能展开队形来迎战敌人，但罗马军团还是采用每面十二阵的密集方阵，很快就被从侧翼攻来的骑兵包围起来，遭到弓箭的猛烈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敌人的射击没有特定目标，罗马士兵也无力反击。罗马人希望敌人的弓箭终有用尽的时候，但看见源源不断的骆驼驮着弓箭前来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帕提亚人仍然在延长他们的战线。为了让侧翼包围最终不会演变为被团团围住，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提议由他率领一支精锐的骑兵、弓箭手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团出战。事实上，敌人已经放弃了完全包围的意图，并不断撤退，这位鲁莽的罗马将领却穷追不舍。但是，当普布利乌斯所率领的军团完全脱离大部队时，却遭到重骑兵的抵抗，帕提亚大军从四面快速涌来，像一张网似的将罗马军团包围。普布利乌斯眼看着自己的军队在弓骑兵的箭下纷纷倒下，枉送了性命，绝望的他率领一支凯尔特骑兵，没有穿任何防护性的铠甲，便冲向了敌人的铁甲枪骑兵。但是，勇猛的凯尔特人虽然视死如归，手持长枪跳下马来，与敌人兵刃相接，却还是无力回天。剩余的军队和手臂受伤的将领被逼到了一座小山丘，沦为敌人弓箭手更易射击的目标。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人对这里了如指掌，他们恳求克拉苏与其一起逃命，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要与那些被他的鲁莽所害死的勇士们同生共死，便命令自己的持盾卫士将他刺死。很多还活着的军官都纷纷效仿他自杀。大约六千壮士的整支军队，被俘虏的不足五百人，其余的无一人生还。同时，罗马军团的主力部队所遭到的攻击有所缓和，军队重获休整。由于派出的军队一直杳无音讯，终于让他们从佯装的镇静中惊醒过来，为了解队伍的状况，他们便向附近的战场移动。克拉苏这才看见自己儿子的头颅被挂在杆子上，而敌人再次向主力部队发起恐怖的杀戮，凶猛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的态势。克拉苏的队伍既不能冲破长枪阵，又无法靠近弓箭手，只是因为夜晚降临，敌人才鸣金收兵，停止杀戮。如果帕提亚人在战场上安营扎寨，那么罗马兵恐怕无人生还。但是，他们习惯于在马上作战，因此害怕遭到偷袭，所以绝不会在靠近敌人的地方安营扎寨。他们用嘲笑的口吻向罗马人喊道，他们将给遭受丧子之痛的罗马将领一个晚上来为儿子恸哭，明早再来取他们的性命。
退往卡莱
罗马人当然无法等到天明。克拉苏已经完全失去了决断力，副将卡西乌斯和屋大维命令仍能行动的士兵，尽量悄悄地立即出发，以便前往卡莱城寻求保护。所有的伤兵和落队者被留下，据说总数达到四千人。事实上，当帕提亚人在次日返回时，首先就是寻找和屠杀这些留下的罗马散兵，而卡莱城的守军和居民早已从逃兵那里得知惨败的消息，匆忙赶来迎接败军，这才让这群残兵败将免于全军覆没。
撤离卡莱 辛纳卡的意外
帕提亚的骑兵并未想过要围困卡莱。但是，罗马人很快就离开了，或者是迫于缺乏粮食，或者是由于统帅意志消沉的缘故。士兵们本想拥护卡西乌斯来取代克拉苏的帅位，但并未成功。罗马军队向亚美尼亚山区行进。屋大维率领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日伏夜行抵达辛纳卡要塞，这里距离可以作为庇护所的高地只有一天的行程。一个向导将罗马军统帅引入歧途，将他交给了敌人，屋大维冒着生命危险将统帅救出。随后，维齐尔以国王的名义，骑至罗马军营前，提出与罗马人讲和，并建议双方的统帅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士气低落的罗马军恳求，事实上是强迫他们的统帅接受和谈。维齐尔照例款待了这位执政官和他的随行人员，并重新提出缔结一个友好协议。只是，当他想起卢库勒斯和庞培关于幼发拉底河边界所订立的协议，便愤怒不已，所以要求即刻立字为据。帕提亚人牵来一匹盛装打扮的骏马，将它作为国王送给罗马统帅的礼物，维齐尔的侍从簇拥着将克拉苏扶上马鞍。罗马军官看到这儿，以为他们要擒拿统帅，手无寸铁的屋大维拔出一位帕提亚人的佩刀，将它刺向马夫。在随后的混乱之中，罗马军官全部丧命。这位白发苍苍的罗马统帅也像他的叔祖父一样，不愿被敌人当作战利品活捉，而以死了却残生。留守军营的大军群龙无首，有些被俘，有些逃散。卡莱开战的日子和辛纳卡结束的日子，这两天都可以和阿里亚、坎尼和阿劳西奥战役的日子相提并论。幼发拉底河再也没有罗马军队，只有从卡莱撤退时，与大部队走散的一支由盖乌斯·卡西乌斯率领的军队，还有其他一些走散的士兵和个别逃兵，成功躲过了帕提亚人和贝都因人而返回叙利亚。大约四万人的罗马军团渡过幼发拉底河，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士兵返回，近一半人牺牲，又有约一万罗马士兵被俘。胜利者将俘虏们发配到该国最远的东部地区（即梅尔夫绿洲），作为奴隶按照帕提亚的模式被迫服兵役。这是自罗马军团使用鹰旗以来，首次在同一年两次成为外族的战利品，几乎是同时在西方败给日耳曼部落，在东方败给帕提亚人。不幸的是关于罗马人战败对东方的影响，我们没有获得详实的史料信息，但肯定是深远而持久的。当维齐尔的捷报传来时，国王奥罗德斯正在庆祝儿子帕科鲁的婚礼。按照东方的惯例，一同送来的还有克拉苏的首级，而国王儿子所娶的正是新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的妹妹。喜宴已经撤下，一支来自小亚细亚的巡游戏班，正在给观众表演欧里庇得斯的《巴克赫》（Bacchae）。那时有很多这样的戏班将希腊诗歌和希腊戏剧传播到远东地区。扮演阿伽夫的演员正在酒神的狂欢节中肢解她的儿子，从西塞隆回来的她用神杖挂着儿子的头，这里他们用克拉苏儿子血淋淋的头颅来代替。她开始唱起那首众所周知的歌曲，让半希腊化的野蛮人陷入无限的欢愉：
我们由山中拿来，
带到我们家里去。
这个顶好的礼物，
这个带血的野味。
这是自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s）时代以来，东方世界首次对西方世界取得重大的胜利。事实上，它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庆祝这场胜利，西方世界最优美的产物——希腊悲剧——被堕落的代表拙劣地模仿成极其丑陋的滑稽戏。罗马的市民精神和希腊的天才，同时开始让自己去迎合苏丹主义的枷锁。
战败的结果
这本身就是一场惨败，结果看起来同样也很严重，它动摇了罗马在东方的势力基础。现在，至少帕提亚人对幼发拉底河对岸拥有了绝对统治权；脱离罗马盟友的亚美尼亚，甚至早在克拉苏惨败之前就已经完全依附于帕提亚；帕提亚新任命的卡莱之主对忠诚于西方的城民施以重罚，而这位名为安德罗马库斯的城主，就是曾经背叛罗马人的向导之一。现在，轮到帕提亚人认真准备，打算渡过幼发拉底河联手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将罗马人逐出叙利亚。犹太人和其他各类居住在西部的人群，都等待着从罗马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急切的心情，并不亚于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古希腊人想要摆脱帕提亚的统治。而罗马内战迫在眉睫，在此时此地遭到攻打真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对罗马而言，幸运的是双方都更换了统帅。苏丹·奥罗德斯非常感激这位英勇的贵族维齐尔，是他第一次让自己戴上王冠，肃清敌人，但如此功高震主，所以不得不赶紧让刽子手将他铲除。叙利亚侵略军统帅的位置由国王的儿子帕科鲁（Pacorus）担任，由于年轻的王子经验不足，便让贵族奥萨克斯（Osaces）来辅佐他，担任军事顾问。另一方面，克拉苏的位置由稳重果敢的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接替，担任叙利亚的临时总督。
帕提亚人被击退
帕提亚人就像此前的克拉苏一样，并不急于进攻，只是在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至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之间，派出了一支不强的闪电行动军渡过幼发拉底河，轻易就被罗马人击退了，这让卡西乌斯因此获得了些许时间重整军队。克拉苏曾用武力掠夺神殿，这让犹太人心怀怨恨，有赖于罗马人忠诚的追随者希罗多·安提帕特的帮助，才迫使犹太人臣服。罗马统治者本有充裕的时间，派遣新军前往受到威胁的边境进行防御，但在社会动荡的革命初期无暇顾及此事。最后，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当入侵的帕提亚大军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时，卡西乌斯除了两支由克拉苏的残军所组成的薄弱军队外，仍然没有援军。这样，他当然无法阻止帕提亚人渡过幼发拉底河，也无法守卫叙利亚行省。叙利亚遭到了帕提亚人的蹂躏，这让整个西亚为之颤抖。但帕提亚人不懂围城之术，卡西乌斯率领军队进入安提俄克，帕提亚人不但被击退，没有达成目的，还在撤退到奥龙特斯河附近时，被卡西乌斯的骑兵诱入埋伏中，遭到罗马步兵的屠杀，奥萨克斯王子也惨被杀害。于是，敌人和朋友都意识到，在普通地形由普通统帅所领导的帕提亚军队，并不比西方军队更善战。不过，帕提亚人并未放弃进攻，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至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冬天，帕科鲁仍然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齐赫斯提卡（Cyrrhestica）安营扎寨。叙利亚的新任总督是马尔库斯·毕布路斯，这位无能的政客也是位昏庸的将领，除了关城躲避外毫无作为。一般人都认为战争会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重燃战火，但是，帕科鲁没有将自己的武器对准罗马人，转而攻击起自己的父亲，甚至因此而和罗马总督达成共识。因此，污点并没有从罗马人荣誉的盾牌上抹去，也没有恢复罗马在东方的声望，但是帕提亚人结束了对西亚的入侵，幼发拉底河的边界暂时安静了下来。
卡莱战败对罗马的影响
同时，罗马的革命就像一座定时火山，翻滚着浓烟。罗马人开始不再用一兵一卒、一分一毫去对付国家共同的敌人，不再考虑民族的命运。克拉苏死后的两个月，某党派领导人克洛狄乌斯被杀死。那时的政客们所想所谈的，更多的是此事所引起的阿庇亚大道上的动乱，而不是巨大的国家灾难卡莱和辛纳卡战事，这是最严重的时事征兆。人们早就感到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决裂不可避免，且常常认为即将发生，而现在这一事态的形成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正如古希腊船上的水手故事，现在，罗马共和国这艘大船发现自己正位于两块浮动的礁石之间。海浪不断上涨，船上的人时刻担心会发生碰撞，忍受着一种无名痛苦的折磨；每一次微小的晃动都会引起众多人的注目，不敢左顾右盼。
理解执政者
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的卢卡会晤后，恺撒同意向庞培做出巨大让步，这让两位统治者大致上势均力敌。王权本身是不能分割的，就这种分割式的王权而言，如果外部条件不能持久不变，那么他们的关系根本无法维持。至少在当下，两位统治者是否决定联合，毫无保留地承认彼此间的平等地位，则是不同的问题。如前所述，恺撒就是这种情形，他以和庞培势力均衡为代价，来获得征服高卢所需的时间，但庞培对于这一计划甚至连暂时的诚意都没有。他生性狭隘卑鄙，对其施以宽宏大量是危险的行为。他那狭隘的心灵是第一次有机会谨慎地取代他所勉强承认的竞争对手，他那卑鄙的灵魂渴望报复恺撒的放纵所带给他的耻辱。但是，按照庞培愚钝懒散的性格，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同意让恺撒与自己平起平坐，然而，他只能逐渐考虑破坏盟约的计划。无论如何，公众对于庞培的想法和意图，比他自己看得更清楚。他们能想到，至少美丽的尤丽娅之死，会让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的私人关系破裂。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秋天，尤丽娅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逝去，不久她唯一的孩子也随她一起死去。亲戚关系的纽带被命运所割断，恺撒试图想要重建这种关系。他请求迎娶庞培唯一的女儿，并且让自己目前最近的亲属，他姐姐的女儿奥克塔维亚（Octavia）嫁给庞培。但是，庞培让他的女儿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即执政者的儿子福斯图斯·苏拉，而他自己则娶了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的女儿。这时庞培收回了手，让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开始出现破裂。人们预料紧随其后的就是政治破裂，但这一次大家错了，在公开事务上，同僚之间的相互谅解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原因在于，恺撒在完成征服高卢的事务前，不想公开解除这种关系，而庞培在被授予独裁者从而完全掌控政府和意大利之前，也不想解除这种关系。这事有些反常，但也不难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之间需要相互支持。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冬天，在阿杜亚图卡惨败之后，庞培把自己解散休假的意大利军团借给恺撒，另一方面，恺撒同意并在道义上支持庞培其后镇压顽固的共和反对派的措施。
庞培独裁 庞培隐秘地攻击恺撒
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初，庞培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成为了唯一的执政者，并且在首都的影响力也完全超过了恺撒。终于，意大利所有能入伍者都以他的名义，向他许下军人的誓言。直到此时，庞培才下定决心尽早与恺撒正式决裂，这一意图也变得日渐显露。阿庇安大道上的动乱发生后，法院恰恰只对拥护恺撒的老平民党提起诉讼，这种做法或者只是让人感觉不适。此外，针对竞选舞弊所制定的新法，其所具有的追溯效力直到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这让恺撒竞选执政官时的可疑行为也包括在内。虽然很多恺撒的追随者都意识到这是庞培想要决裂的明显信号，但也觉得暂时无碍。但是，当庞培没有顺应时势的要求挑选自己的前岳父恺撒作为共同执政者，而是联合了他的新岳父西庇阿时，人们就算再不愿承认决裂的事实也无法视而不见，因为西庇阿就是一个完全依附于庞培的傀儡。同时，庞培将自己西班牙两省的总督任期延长五年直至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并从国库中支取了一大笔款项用来支付他的军饷，而他不仅没有延长恺撒的任期，也没有拨付相同的军饷，甚至还在此时颁布关于总督任期的新规来提前召回恺撒，这一切让决裂的事实再清晰不过。显然，这些侵犯行为，是计划先动摇恺撒的地位，最后再推翻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卢卡会议上，恺撒之所以对庞培做出让步，只是因为万一与庞培翻脸，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将会加入恺撒的阵营，因为自苏拉时期开始，克拉苏就和庞培誓不两立。一直以来，克拉苏在政治和私人方面都和恺撒联合在一起。总之，恺撒一直都认为，就克拉苏的个性而言，如果他自己不能成为罗马国王，他也乐意成为新晋国王的金主。恺撒根本就不用担心克拉苏会联合自己的敌人来对付自己。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6月的惨败，让统帅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全军覆没，这对恺撒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就在高卢地区的暴动看似即将被完全镇压时，这里爆发了比以前更为猛烈的民族叛乱，恺撒第一次在这里遇见了和自己水平相当的对手，即阿维尔尼部落（Arvernian）的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命运又一次帮助了庞培。克拉苏死了，整个高卢地区正在叛乱，庞培实际上是罗马的独裁者，元老院的主人。如果他现在立刻迫使公民大会或元老院马上从高卢地区召回恺撒，而不是在这么遥远的地方暗算恺撒，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但是，庞培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机遇。他已经明确表示会违背约定，在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的行为也让人确信无疑。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的春天，他公开表示将和恺撒决裂。但是，他却没有和恺撒决裂，让几个月的时间白白流逝，毫无作为。
党派和觊觎者
但是，不管庞培怎样拖延，受形势所迫，危机不断地促成二人之间的决裂。即将发生的战争可能不是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几年前解决了，而是庞培和恺撒争夺罗马王权。但是，两位王权的觊觎者都没有坦白真实的理由，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市民想要维持共和制并相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这样做会把他们直接驱入对手的阵营。被格拉古和德鲁苏斯、秦纳和苏拉所高举的老口号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但对于争夺唯一统治权的两位统帅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目前，庞培和恺撒都正式将自己归为所谓的平民党派，但毋庸置疑的是，恺撒宣称的是平民和民主的进步，庞培宣称的是贵族和正统的政体。
平民党派和恺撒
恺撒别无选择，他自始就是一位非常忠诚的平民党。他所了解的君主制与格拉古的平民统治之间，其表面差别比实际差别更大。作为一位品德高尚且学识渊博的政治家，恺撒会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只为自己而战。无疑，这个战斗口号并不能立刻给他带来优势，主要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可以缓和他直接称王所带来的不利。这种让人厌恶的说法会让那些冷漠的市民和恺撒的追随者感到惊恐，平民党的旗帜很难产生更积极的效应，因为格拉古的理念已经被克洛狄乌斯弄得臭名昭著和荒唐可笑。现在，或者除了波河北岸的人之外，哪还有什么重要的阶级会响应平民党的口号来参加战斗？
贵族党派和庞培
这种情形决定了庞培在即将到来的争夺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事态还不明朗，他只能以合法共和制的统帅身份参与进来。如果有人天生就是贵族，那么这个人就是庞培，只是出于很自私的动机，让他意外地脱离了贵族派而加入平民派的阵营。现在，他要重返苏拉的传统，不仅符合当前的情形，而且从各方面看，都大有益处。既然平民党的口号已经失去了活力，那么保守党的口号如果由合适的人喊出来，反而更具影响力。大部分的市民，至少其中的精英人员还是属于宪政派，在两位觊觎者即将爆发的战争中，他们的人数和道德力量将介入其中，发挥强有力或是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所需的只是一个领袖而已。马尔库斯·加图是他们现在的领导人，他依其所知履行职责，在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可能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忠于职守的品格值得尊敬，只是作为敢死队的最后一员，若是一个战士则值得嘉奖，若是一个统帅则并非如此。为了被推翻的政府，一支后备军应运而生，加图既没有能力组织军队，也没有能力在适宜的时候发动战争。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将取决于军队，而他却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成为军事统帅。此人既不懂如何担任党魁，也不懂如何担任统帅，如果取代他的是庞培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标志性人物，就能举起当前政体的大旗。意大利各城镇会聚集到庞培麾下，助其抗战，就算不是为了庞培夺得王权，至少也是反对恺撒称王。
此外，至少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庞培的特点是，即使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但还是不能将其付诸实施。他或许知道如何指挥作战，却不清楚如何宣战，而加图派虽然不懂得作战，却很擅长也很乐意为反对建立君主制的战争提供理由。按照庞培的意图，他将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置身事外，有时说要立刻动身前往西班牙属省，有时说要准备接任幼发拉底河的统帅之职。合法的统治机构即元老院将和恺撒决裂，向他宣战，并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庞培。随后，庞培服从大众的意愿，作为宪法的保护者，反抗蛊惑君主制的阴谋者，作为正直的人和现有秩序的捍卫者，反抗放纵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元老院正式任命的统帅，反抗坊间的皇帝，再一次拯救这个国家。于是，庞培和保守党联合，获得了除自己的追随者外的第二支军队。当然，和自己有原则性冲突的党派结合，提出一个合适的宣战口号，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结合包含很多弊端，当时只有一个弊端暴露出来，但也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就是庞培放弃了由他来决定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宣战的权力，这个决定性的权力，完全听命于贵族集团的偶然想法和反复无常。
共和派
多年以来，反对党共和派只能被迫作壁上观，鲜有谏言的机会。现在，两位掌权者之间即将决裂，这让他们再一次重返政治舞台。他们主要是以聚集在加图周围的一群人为主——这些共和主义者决心为了共和国而战，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君主制，而且越快越好。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他们曾尝试反抗，但以惨败收场。这让他们明白，仅凭一己之力不仅无法指挥战斗，甚至无法号召人民。众所周知，在元老院，除了少数之外都是反对君主制的人，但大部分元老只想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恢复寡头统治。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静候时机。加图派不惜一切代价要获得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和平。一方面是掌权者，另一方面是散漫的大众，他们不愿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尤其是与其中一位掌权者彻底决裂。所以，加图派想要恢复旧秩序，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危害最小的统治者结盟。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体，与恺撒作战，那么反对党共和派将会也必须承认他是统帅，联合庞培迫使怯懦的群众向恺撒宣战。确实，所有人都知道庞培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忠诚于宪法，但是他对一切事情都犹豫不定。他决不像恺撒一样拥有明确而又坚定的信仰，知道确立新的君主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坚决彻底地铲除寡头政治的拖累。无论如何，战争将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共和派军队和共和派将领，战胜恺撒之后，他们不仅能顺利地将其中一位君主铲除，还能消灭正在形成的君主制本身。虽然寡头政治让人失望，但是庞培提出结为盟友，还是最可行的建议。
共和派与庞培结盟
庞培和加图派的结盟可谓一拍即合。早在庞培独掌大权时，双方就已开始向彼此靠拢。在米罗危机中，庞培的全部行径都说明了这一点：他断然拒绝民众让他独裁的请求，明确表示只会从元老院接任这个职位；他严惩扰乱和平的滋事者，尤其是极端的平民党；他对加图及其同党的殷勤行径让人惊讶；显然这些行为都是意图讨好守秩序的人，攻击恺撒为首的平民派。另一方面，加图及其拥护者没有像往常一样，猛烈地抨击让庞培独裁统治的建议，还将它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想法。庞培从布鲁图斯和加图的手中接过了唯一执政官的大权。所以，早在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初，加图派和庞培之间就已经心照不宣，达成了共识。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双方才正式结盟。虽然，当选的并非加图本人，却是他的一位坚定的拥护者，也是元老院多数派中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马塞卢斯不是一个政治的狂热者，也不是一个天才，但却是一个坚定而又严肃的贵族派。如果要对恺撒宣战，他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按照当时的情形，这次选举之前对反对者共和派实施了镇压，没有罗马执政者的同意或默许，选举很难进行。庞培向来行动迟缓愚笨，但这次他坚定不移地向着决裂的方向前进。
恺撒的积极反抗
另一方面，恺撒并不想在此时与庞培产生争执。他确实不想永远都和任何同僚共同分享统治权，更不用说和庞培这样稍逊自己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早已决定征服高卢后就独揽大权，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不过，像恺撒这样完全隶属于政客的军官，他不可能不知道，用武力来管理政治机构的结果，就是让它深陷长久的混乱之中。所以，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至少不要发动内战。但即使内战不可避免，他也不想在此时参战。因为反对恺撒的庞培和当政者掌控着意大利，而在罗马纪元701—702年（即公元前53—前52年）的冬天至罗马纪元702—703年（即公元前52—前51年）的冬季，维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重新挑起战事，让恺撒忙于应对，无暇顾及国内事务。因此，他试图维持与庞培的关系，不破坏和平，如果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成为执政官，这是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的卢卡会议上就曾承诺他的事情。如果他最后解决了高卢战事，就会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家领袖。显然，与军事才能相比，恺撒作为政治家的才能更是让庞培望尘莫及，他能充分运用智谋，轻而易举地在元老院和古罗马广场击败庞培。或者能给这位笨拙、优柔寡断而又狂妄自大的对手安排一个有头有脸的职位，让他可以碌碌无为地安享晚年。恺撒一直试图与庞培保持姻亲关系，就是要谋划解决之道，通过与两位竞争者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成功继承事业，来最终解决持续已久的争执。但是，反对者共和派还是群龙无首，或者因此才会相安无事，维持着和平的状态。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当然有可能最终需要通过武力解决，那时恺撒将会以罗马执政官的身份对付绝大部分顺从的元老。他能够阻碍或者挫败庞培和共和派的联合，比起现在他以高卢总督的身份下令向元老院和统帅进军，将会更合适更有利。当然，这个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庞培是否会和气地按照卢卡会议的保证，仍然让恺撒成为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但即使是失败了，对于已经多次做出最大限度忍让的恺撒而言，通常也是有利的局面。一方面，这将为恺撒在高卢达成目标获得时间，另一方面，首先破坏关系并导致内战的憎恶将落在对手身上，这对于恺撒和元老院多数派与实利派，尤其是和自己士兵的关系，都非常重要。
恺撒便按照这个想法行事。他当然要武装自己，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至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的冬天，通过招募新兵，他的军团数量达到了十一个，其中包括从庞培那里借调过来的士兵。但同时，他公开赞赏了庞培在执政期间的工作和首都秩序重建的效果，拒绝听取好管闲事的朋友所提出的警告，把这当作诽谤，认为把灾难推迟一天就能获得一份利益，忽视他所能忽视的，忍受他所能忍受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坚决要求当他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高卢总督任期结束时，按照共和国法律和他的同僚能依照的约定，允许他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
准备攻击恺撒
正是这个要求现在演变成了外交战争的战场。如果恺撒被迫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2月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督职务，或者延迟到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1日之后才前往首都任职，那么在总督和执政官之间，他将有一段时间没有担任公职，因此可能遭到刑事诉讼。按照罗马的法律，只能对无公职人员提起诉讼，公众有理由相信他将遭遇和米洛一样的命运，因为加图早就准备对他提起控诉，庞培很可能就是那个可以的保护者。
阻止恺撒担任执政官
现在，恺撒的对手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按照现行选举法，参加执政官选举的每位候选人，有义务在选举前即就职前半年，亲自向负责官员报名，登记在官方候选人名单上。这项纯属形式上的义务通常可以被免除，在卢卡会议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恺撒可以免于履行此义务。但是，相关法令并未颁布，现在立法机构由庞培掌控，所以关于此事，恺撒全得依赖竞争对手庞培的好意。让人费解的是，庞培放弃了这个确保他稳赢的方法。在他专政期间（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经其同意，通过保民官法令免除了恺撒亲自报名的义务。然而，很快新的选举法颁布，用一般条款重申了候选人必须亲自报名的义务，对于此前由人民决议所免除该义务的人员，并未附加相应的例外条款。严格说来，这部后颁布的通法废除了给予恺撒的特权。恺撒抗议道，这个随后附加的条文未经特殊人民法令的批准，所以仅仅是在已颁布的法律中插入的条文，在法律上只能视为无效。因此，庞培本来只要依法办事就行，他却先要主动让步，然后又反悔，最后用背信弃义的方式来为反悔找借口。
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
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间接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同时颁布的关于总督的法规，是要直接达到这个目的。最后，根据庞培和克拉苏所提议的法律，恺撒的任期确定为十年，按照通常的方式计算，即从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3月1日，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2月末。然而，按照以前的惯例，执政官和法务官在任职期结束后，可以立即担任行省总督和地方行政官员，所以恺撒的继任者不能从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而只能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官员中任命，因此不能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1日前就职。所以，恺撒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最后十个月还拥有军权，不是基于庞培—李锡尼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旧例，即定期的统帅在任职期满后，仍然拥有军权直至继任者到来。但现在，自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新法颁布之后，不得任命在外的执政官和大法官为总督，但已经在外五年或五年以上者则可以担任总督。因此，以前首都官员可以立即担任统帅，而现在规定首都官员和担任统帅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隔。那么，每一个总督依法出现空缺时，很容易直接从别处找人来填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高卢行省的统帅更换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1日，而不是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1日。显而易见，在这些规章制度中，庞培极度的虚伪和拖延伎俩，与共和派狡猾的形式主义和法律学识结合了起来。多年前，当国家法律武器还不能运用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按部就班地准备着，一方面迫使恺撒在庞培向他允诺的任期届满时辞去统帅职务，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3月1日，并安排继任者，另一方面，将选举中把他选为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执政官的投票视为无效。恺撒无法阻止这些活动，只能保持沉默，顺其自然。
商讨召回恺撒
因此，一切依照宪法的程序逐渐缓慢地发展。按照习惯，元老院必须讨论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总督人选，对于前执政官，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初讨论，对于前大法官，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初讨论。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初，元老院首次讨论关于任命两高卢地区的新任总督问题，这让由庞培推动的宪政派和元老院里恺撒的支持者，第一次公开发生冲突。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卢斯提议，让自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3月1日起一直担任行省总督的盖乌斯·恺撒，将他的两个行省交给那一年即将担任总督的两位执政官。水闸一旦打开，长久压抑在胸中的愤怒立刻喷涌而出，在这次讨论中，加图派将把恺撒的想法全部和盘托出。他们认为特别法律所赋予的总督恺撒不用亲自前来报名参选执政官的权利，已经被随后所颁布的人民法令取消，那么人民法令中所写的保留项就是无效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征服高卢的事务现在已经结束，元老院应该让恺撒立即解散服役期满的士兵。他们宣称恺撒在上意大利所授予的公民权和建立的殖民地是违法的和无效的。下面这件事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此问题：一位受人尊敬的元老来自恺撒的殖民地科莫，即使那里没有公民权只有拉丁权，但此人有权要求罗马公民权，执政官马尼利乌斯命人对他施以鞭刑，而这只允许用于非公民。
当时，恺撒的支持者中要属盖乌斯·维利乌斯·潘撒（Gaius Vibius Pansa）最为出名。他的父亲曾被苏拉剥夺公权，而他还能进入政坛，曾担任恺撒军团的军官，此时为保民官。支持者们在元老院宣称，从高卢的现状和公正的角度考虑，都不能提前召回恺撒，而应该允许他兼任统帅和执政官。他们还明确指出，几年前，庞培就是这样同时兼任西班牙总督和执政官，甚至在当下，他除了担任首都粮食供给的监管要职外，还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事实上，所有适龄的参军人员都向他宣誓，而且还未解除誓约。
一切开始走上正轨，但它的进程却没有因此而加快。元老院中的多数派看见破裂在即，几个月也不召开一次颁布法令的会议，另外几个月就消磨在庞培一本正经的拖延之中。最后，庞培终于打破沉默，用他一贯的冷漠和犹豫，但非常明确地站在宪政派一方反对他曾经的盟友。他立刻坚决地拒绝了恺撒党让他们的领袖兼任执政官和行省总督的要求，并直接粗鲁地指出，在他看来这个要求就好像让儿子鞭打自己的父亲。就庞培不允许恺撒直接兼任执政官和行省总督而言，他在原则上同意了马尼利乌斯的提议。虽然没有做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但他暗示，或者可以允许恺撒无需亲自前来报名参选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并且可以留任总督最长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1月13日。但同时，恺撒的代表请求推迟任命继任者直到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2月的最后一天。这可能是依据庞培—李锡尼法律的条款，即禁止在恺撒任总督的最后一年之前，在元老院讨论任命继任者的事宜。这位积习难改的拖延者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因此，元老院据此颁布了法令（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7月25日）。高卢总督的填补问题被安排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3月1日，但是他们甚至从现在就开始企图解散恺撒的军队——正如以前通过人民法令解散卢库勒斯的军队一样，他们劝说恺撒的老兵向元老院申请退伍。实际上，恺撒的支持者尽其所能，利用保民官的否决权来取消这些法令，不过庞培非常明确地宣称，官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元老院，说情或类似的陈旧陋习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现在，庞培让自己成了寡头党的喉舌，他们的意图显露无遗，就是一旦获胜，就要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宪法，甚至一切稍微涉及的人民自由也要被废除。毫无疑问，他们攻击恺撒时，完全不利用公民大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庞培和宪政党正式宣布联合。显然，已经通过了对恺撒的判决，只是把颁布日期推迟了。次年的执政官选举也证明完全对恺撒不利。
恺撒的安排
当他的对手利用党派策略进行备战时，恺撒已经成功扑灭了高卢的叛乱，恢复了整个被征服地区的和平。早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夏天，恺撒就以边界的防御为借口，将其中一个军团调往北意大利，而事实显然是如今高卢开始不再需要驻军了。如果先前他没有注意到，现在无论如何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刀必须对准自己的同胞。然而，因为刚刚平定了高卢，他很想把军团留在这里一段时间，甚至尽量拖延下去。他知道元老中大多数人都非常爱好和平，尽管宣战的压力来自于庞培，但他仍然不想放弃制止他们宣战的希望。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做出巨大牺牲，只要能避免和最高管理层公然对抗的局面。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春天，元老院应庞培的建议，要求庞培和恺撒分别提供一支军团参与即将开始的帕提亚战争。当双方同意这个建议时，庞培要求恺撒归还几年前借给恺撒的军团，以便将其派往叙利亚。恺撒遵从要求，提供了双倍的兵力，因为不管是元老院法令的适宜性还是庞培要求的公正性，它们本身都没有争议，而且对恺撒而言，遵守法律和行为忠诚比几千个士兵更重要。两个军团没有延迟，立即交由政府指挥，但是他们没有将军团派往幼发拉底河，却将士兵们留在卡普亚，准备为庞培所用。这让公众再一次有机会，将恺撒为避免决裂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他的对手背信弃义的备战行为进行对比。
库里奥
为了和元老院论战，恺撒不仅成功收买了当年两位执政官之一的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收买了保民官盖乌斯·库里奥。库里奥可能是当时众多放荡不羁者中最为声名显赫的人士，优雅的风度，流利机敏的辩才，诡计多端、精力充沛但堕落的性格，更加刺激他在懒散的生活中变得强大，但是他的生活非常放荡，喜欢借贷，而且道德和政治上缺少原则，据估计，他的债务高达六千万塞斯特斯。他以前曾向恺撒毛遂自荐但被回绝，后来他的才华打动了恺撒，最终让恺撒将他收入帐下，虽然价格昂贵，但物有所值。
关于召回恺撒和庞培的争论
在库里奥担任保民官的第一个月，他装作独立的共和派人士，怒斥了恺撒和庞培的行为。他利用手段让自己表面上看来是个中立人士，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3月，当关于高卢总督填补的提议再次提交元老院讨论时，他完全同意这项法令，只是要求该法令应该同时适用于庞培和他的特别统帅。他的理由是只有废除一切特殊职位，才能让国家事务符合宪法，庞培仅仅是由元老院任命为行省总督，和恺撒一样不能违抗命令，如果只免除两位统帅中一人的职位，只能是增加宪法的危险。他的理由让肤浅的政客和广大群众深信不疑。库里奥声称，他将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投票权来阻止任何针对恺撒的单方面行动，这得到了元老院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同。恺撒立刻宣布他同意库里奥的建议，只要庞培同意，他将随时响应元老院的召唤辞去总督和统帅之职。他这样做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只要庞培失去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兵权就不足为惧了。庞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法拒绝，他回复说，恺撒必须先辞职，他才会迅速效法。但这个答复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他没有明确自己离任的具体时间。当这个决议又推出了数月后，因为庞培和加图派注意到元老院中大多数人员都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投票表决库里奥的提议。恺撒利用夏季恢复了他所征服地区的安定，在斯凯尔特河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在途经完全效忠于他的北意大利行省时，举行了凯旋式。秋天，他来到了拉文纳，这里是他所管辖行省的南部边陲。
召回恺撒和庞培
库里奥的提议不能再拖延了，最后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庞培党和加图派彻底失败。元老院以370票对20票，决定要求西班牙和高卢的行省总督同时辞职，善良的罗马市民们听到库里奥大功告成的喜讯时都欢声雷动。因此，庞培将和恺撒一起被召回，然而恺撒准备服从命令，而庞培却断然拒绝。主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凯卢斯（Gaius Marcellus）是马尔库斯·马塞卢斯的表兄，他和后者一样同属于加图派。他向奴颜婢膝的多数派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在自己的阵营里被一群懦夫击败肯定让人恼羞成怒。但是，一个领袖不能简单明确地命令元老们，而是在年老时，再次借助雄辩师的指示，用重新改进的口才来迎战青年才俊库里奥，在这样的领袖领导下，胜利从哪里来？
宣战
联合派在元老院遭遇失败，处境被动。加图派曾让元老院追随于他们，推动决裂的发生，现在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大船，用最棘手的方式搁浅在这片大多数人都无所作为的沙滩上。在会议上，庞培言辞激烈地指责他们的领袖，他用整个司法体系强调假和平的危险性。虽然，只能依靠庞培来快刀斩乱麻，但他的同伴清楚地知道永远也不要指望他了。是他们自己违背了诺言，让事态变成危机。在宪法和元老统治的捍卫者宣布公民和保民官的合法权利是无意义的形式后，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必须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元老院本身的合法决议，合法政府既然不让人未经它同意来拯救它，他们就只能违背它的意愿来拯救它，这种做法既不新鲜也不偶然。苏拉和卢库勒斯就曾经被迫为了政府的真正利益，而强硬实施他们所想出的每项有用决策，这正如加图和他的朋友现在所打算做的一样。事实上，宪法的机构已经完全衰落，现在元老院就如几个世纪以来的公民大会一样，不过是一个脱轨的破车而已。
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10月，有传言说恺撒已经从山外高卢地区调集了四个军团到山南高卢地区，驻扎在普拉森提亚。军队调动本来就是行省总督的特权，此外，库里奥也在元老院明确澄清了这次谣言属于无稽之谈，所以当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凯卢斯下令庞培攻打恺撒时，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数人员的反对。然而，前面提及的这位执政官，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选出的两位执政官一起投奔了庞培，这两位执政官也属于加图党。这三位人物利用自己的权力，要求这位统帅率领驻守在卡普亚的两个军团，并且可以自行决定征召意大利所有的适龄男性公民入伍。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随意的方式来授权发动内战，但是人们无暇顾及这些次要的事情。庞培接受了命令。军队准备作战，开始征召士兵，为了亲自率兵出征，庞培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12月离开了首都。
恺撒的最后通牒
恺撒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将发动内战转移给了对手。虽然他自己遵纪守法，却迫使庞培公开宣战，不是代表合法的当权者，而是代表元老院中的少数派，作为革命者的将军，他们公然威胁元老院中的多数派。事实上，战争所涉及到的不只是正式的法律问题，还有其他事情，虽然此刻大众凭借着直觉不可能也不会被这些所欺骗，但这样的结果还是有重要意义。现在，当战争已经宣布开始，恺撒的兴趣转移到了尽快发动攻击上。他的对手正开始着手准备，甚至连首都还没有派兵驻守。十到十二天之内，他们就能在罗马集结一支军队，兵力是恺撒北意大利人数的三倍。但是，恺撒仍然不能偷袭这座没有守军的城市，甚至无法在冬季迅速控制整个意大利，或者切断对手最好的资源补给。精明强干的库里奥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12月9日辞去保民官之职后，就立即前往拉文纳投奔恺撒，他向自己的领袖详细汇报了首都事态。不过，就算没有这些汇报，恺撒也相信现在要是再拖延就只能带来危害。但是，为了不给对手留下控诉他的机会，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有把军队调到拉文纳。目前他只能命令全军迅速出发，而他必须等到驻守北意大利的军队至少有一支到达拉文纳。同时，他向罗马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份通牒就算没有其他任何作用，在公众看来，恺撒仍然是用一种极端的顺从向对手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甚至因为他本身可能看起来有些犹豫不决，所以让对手攻打他的备战出现懈怠。在这份最后通牒中，恺撒放弃了所有先前针对庞培的要求，自愿按照元老院确定的日期辞去山外高卢总督之职，并解散十支军团中的八支队伍。他声称，如果元老院可以让他保留山外高卢及伊利里亚总督之职和一支军团，或者仅保留山外高卢总督之职和两支军团，而且他可以不必留任到就职执政官，只要到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执政官的选举完毕时，他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在开始讨论时，元老派甚至庞培自己都宣布对和解协议满意，那么恺撒也同意这些和解协议，并表示自己准备从当选执政官到就职时都没有公职。我们不能断定，恺撒是否真的愿意做出这样难以置信的让步，是他相信自己就算做出巨大的让步也能顺利战胜庞培，还是他认为对方不可能接受和解协议？这只是证明恺撒认为和解本身不会成功。可能恺撒所犯的更严重的错误是行事过于大胆，而不是他不准备履行自己的承诺，如果他的建议被意外接受，他应该会说到做到。
元老院的最后一次辩论
库里奥将再次代表他的主人亲自前往元老院，他用三天的时间，从拉文纳来到了罗马。当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卢奇乌斯·伦图卢斯（Lucius Lentulus）和小盖乌斯·马尔凯卢斯[2]首次召开元老院会议时，库里奥在全体会议上递交了恺撒写给元老院的信件。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因一系列丑闻而被人熟知，库里奥是他的密友也曾参与其中，但同时他还是埃及和高卢战役中出名的骑兵官员。现在，他和庞培的前财务官昆图斯·卡西乌斯两人都替库里奥在罗马为恺撒办事，他们坚持要求立即宣读恺撒的信件。恺撒用严肃明确的言辞陈述了战争的迫在眉睫、他希望和平的总愿望、庞培的骄傲自大、他自己屈服让步的立场和所有一切不可抗拒的实情。他所提出的缓和形势的妥协建议，毫无疑问让他自己的支持者都感到惊讶。他所发布的确切声明，是他最后一次伸出寻求和平的手，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虽然庞培的很多士兵涌入了首都，让大家心生恐惧，但大众的情绪不言而喻，执政官也不敢让他们发表看法。关于恺撒重申责令两位统帅同时解除兵权的建议，关于他在信中所提议的一切妥协计划，关于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和马尔库斯·卡利狄乌斯所提议的，应该立即催促庞培前往西班牙。作为主持会议的执政官有权发起投票表决，但他们却拒绝实施。甚至他们中一位最坚定的支持者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此人不像他的同党一样对军事情况不知所措，他建议将决议推迟至意大利的征兵都入伍，能够保护元老院再做决定，而这也不允许进行投票表决。庞培照旧通过他的喉舌昆图斯和西庇阿宣布，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承担元老院的事务，如果他们再拖延，他就撒手不管了。执政官伦图卢斯直言不讳地说，甚至元老院的法令都已经不再重要，如果他们不改奴性，他将独自和有权势的朋友采取必要的步骤。因此，多数派被吓坏了，他们依照命令颁布法令：恺撒应该在距今不远的确定日期，把山外高卢交给卢奇乌斯·多阿埃诺·巴尔布斯·米提乌斯，把山南高卢交给马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诺尼亚努斯，否则将被视为叛变。当恺撒派的保民官利用否决权反对这个决定时说，他们不仅在元老院遭到庞培士兵的持刀威胁，为了保住性命，被迫穿着奴隶服逃出首都，而且现在受到巨大惊吓的元老们竟将他们正式合法的干预视为革命企图，宣布国家有难，照例号召所有公民入伍，所有忠于宪法的官员率兵响应（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7日）。
恺撒进入意大利
现在，时机成熟了。当恺撒从逃到他的军营里寻求保护的保民官口中，得知首都如何对待他的提议，他便召集当时从特格斯特驻地来的拉文纳的第十三军团的全部士兵，向他们说明事态。这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深谙人心的天才，在他自己和世事的命运变迁中，把他出色的口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位慷慨的统帅和常胜的将军，向受他征召入伍、八年来追随着他的旗帜、热情不断高涨的士兵发表的演说。这位精力充沛、始终如一的政治家，二十九年来，不论时势的好坏，他都捍卫着自由。他曾为了自由勇敢面对刺客的匕首、贵族的刽子手、日耳曼人的刀剑和未知海洋的风浪，永不退缩或动摇。他曾撕碎苏拉的法律，推翻元老院的统治，通过阿尔卑斯山外的战斗，为没有保护、没有武装的平民党提供保护和武装。他的话不是说给克洛狄乌斯派听的，因为他们的共和热情早已熄灭成灰烬，他是说给来自北意大利城乡的年轻人听的。他们仍然受到公民自由的强大影响，感觉到它的新鲜和纯粹，仍然能为理想而战，为理想而死。他们曾以革命的方式，从恺撒那里获得了政府拒绝赋予他们的公民权，若恺撒倒下了，他们必将再次受到政府的摆布，寡头党打算无情地用这些年轻的躯体来对付波河外的人民已经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一切。这样的一位演说者，对这样的听众陈述事实：贵族准备发给平定高卢的统帅和士兵的犒赏；公民大会轻蔑地驳回；元老院受到惊吓；五百年前，他们的先辈曾手执武器从贵族手中夺回保民官职位，他们拥有保护它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先辈曾代表自己和子孙后代誓言人人都将誓死保卫保民官，他们也有遵守古老誓言的神圣义务。随后，这位平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号召人民的士兵说，现在和解的方法已经用尽，让步已经达到了极点，最后请他们跟随自己前去，和那些可恨又可鄙、无信又无能、荒唐可笑而又不可救药的贵族阶级，进行不可避免的、决定性的战斗。
当时，没有一个军官或士兵表现出犹豫。出征的命令下达了，恺撒率领着他的先锋部队渡过一条狭窄的河，这条河将他所管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隔开，是法律明令禁止高卢总督渡过的河。离别九年后，他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同时也踏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事已至此，木已成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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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2月，提格兰仍然健在，另一方面，阿尔塔瓦斯特斯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以前就已经在位。
[2]此人与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具有相同名字的执政官不同；马尔库斯·马塞卢斯是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的执政官是他的堂兄弟，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是他的亲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