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书刚刚问世，它不说有三分之一没完成，也有四分之一没完成。这本书有个出色的书名，更确切地说，有两个书名：《为历史学辩护》，或《论历史学家的职业》。[336]无愧于“出色”这个词的是第二个书名，不过当作者把它们都写在手稿封面上后，就不再觉得要明确指出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了。作者，马克·布洛赫，1944年6月16日，德国人以大规模屠杀法国爱国者来“清空”监狱，他未经审判就被他们枪决。马克·布洛赫是当时最严谨的智者之一。[337]他通过学习时期的非凡努力（古代和现代语言的学习、特殊技艺的学习、惊人的广泛阅读、对各种来源的文献深入研究、在国外游历和调查），学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些伟大著作就像是自己从大师的笔下诞生出来。法国在1940年至1945年间遭受的所有人才损失中，马克·布洛赫的死，也许是最令人痛苦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在别处说过，在休战后，他经过敦刻尔克、伦敦、雷恩的艰险之旅回到法国，可是他的笔记藏在远在巴黎的一处安全地方，而他小心翼翼装进箱子里的书籍，也被德国占领军盗走——这个闲不住的人便开始动笔把他对历史学的思考写在纸上。首先是对其合法性的思考，不论是从历史学家本人方面进行思考，还是从争论中直接涉及的我们的文明方面进行思考。
因为这文明本质上和起源上就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一种文明。它和其他那么多文明不同，尽管其他文明中也不乏一些重要的文明，如印度文明。[338]而能在文明中表现自己多个方面的基督教，也确实是一种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宗教。“我相信童贞女玛丽亚所生的耶稣—基督被本丢—彼拉多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就是推定了日期的宗教。对信徒来说这些基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他如果不接受这些断言，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宗教在信仰萌生之初，提出了那么多有确定时间的事实。同样，如果他本人不和社会、文明、帝国一起，处在“堕落”这个起点与“对所有生活在尘世的人进行审判”这个终点之间，那么他也不是基督徒。这就是同时既把自己又把世界包括在这个时间内——从而也就是包括在历史内。
然而，最近这几十年，许多承载着西方文明的人突然放弃对历史的年深日久的爱好，对一些过于相信他们喜欢称之为“课程”的东西的人非常失望；技术革命的节奏越来越快，每十五年到二十年，我们的社会就会发生一些真正的心理转变，以此来适应新变化：铁路，然后是汽车，接着是飞机，以及物件渐渐越做越小巧；蒸汽，然后是电力和正在被人类驯服的原子能，以及其他需要一些篇幅来一一列举的成果。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影响了人的感觉器官的反应。[339]动荡的节奏惊人地加快，每次都打破传统，使人们的代沟扩大：这些无须多长时间就能得到证明。其后果之一，就是对历史的强烈蔑视。这种蔑视来自陶醉于自己的成就的人，他们没有时间根据这些成就建立一种持久的东西，因为明天又有别的成就对这一切提出质疑。他们自豪地宣称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过了气的前辈获得成就的。譬如说，伏打跟发电厂建造者有什么关系？伊卡洛斯[340]跟飞机制造者有什么关系？那些都老掉牙了。偏见越来越严重：如今有那么多富有成果而且“有丰厚回报”的工作需要他们全神贯注地去做，哪有时间去研究什么历史啊？
我们难道要阻挡这些趋势吗？如果它们可能动摇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文明的基础，那肯定是要阻挡的。布洛赫写这篇著作，就是出于这种严重关切。第一个书名就鲜明地表露了这种关切。但是还有第二个书名，我说过它是出色的书名，它同样充满希望。
一位有马克·布洛赫这种智力水平的历史学家，当他的创作力如日中天，而且所从事的事业让他脱不开身时，是很少会在生前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把它明确提出来，传授给同时代人的。米什莱本人就是历史，他没有这样做；甫斯特尔也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朱利安没有；皮雷纳也没有。他们教过书，因而向别人传输过他们的一点想法。但是，在工作现场零零散散向学徒提出的建议，一些工作指示，和从事脑力工作的领导者所拥有的那种人类秘籍，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意味着他要向不一定是同行的读者解释他的艰苦劳动在他看来体现了什么，向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要在什么意图支配下来实现它，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当作传授教义的教书先生，而是力求让别人完全理解自己。在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中，人们首先领略到的比为历史学辩护更多的东西，就是那些宝贵的秘籍，是一位巨匠对一种精湛技艺的思考。这是一些自由的但是有条理的思考，却没有任何书本上的教条，也没有从别人那里继承的遗产。
我认为，在这本著作中，尤其可能首先让渴望了解当代各种学科的活跃观点的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这一点。不管怎样，从哲学批评方面看，让我们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这一点。难道说，哲学批评通常也许不会为我们提供我们可能希望的所有帮助？[341]无疑，哲学家一直有点像历史学家的牺牲品——我想说的是他们中间太多的人继续在传播的偏见，那些从久远的过去继承下来，在争论中被一些实践者接受的偏见。这些实践者很少倾向于运用一些观念，而且准备同意贝玑的意见，却没有感觉到其中的味道有点酸。“一般来说（请原谅我凭记忆来援引），历史学家过多思考历史学并不好。他在专心思考历史学时，就中断了他自己的工作，而哲学家（思考历史学是他的职责）也无事可干。这样两人都不工作了。”……贝玑这话说得妙不可言。事实上，1940年，题名为《史学研究引论》或《史学研究入门》的小书，更多的是反映1880年前后这个学科的状况。而它们呈现的历史学图景，难以为它博得理解力强而且爱思考的人的欢心。
此外，不只是他们。大家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1880年到1890年间，已经有那些顽固的方法学家，发现历史学说到底只是一种方法。历史学的方法，不过是考证方法而已，因此根本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结果历史学消失了，丧失了任何内容和任何实在性，顺带也使历史学家不再面临“什么是历史学？”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了。
社会学家们沉浸在其最初的征服狂热中，兴冲冲地攻击一门防守太差的学科。迪尔凯姆的追随者倒没有让历史学灰飞烟灭，而是把它占为己有，俨然成了它的主人。他们认为历史科学领域中可以进行纯理论分析的一切东西都归于他们。残留下来的就是历史，它至多是按年代描述的表面的事件，往往是偶然的结果，是一种记述。[342]
于是人们理解了这些名流的态度和他们的嘲笑。有保罗·瓦莱里帮着说话的这些名流振振有词地挑起对某种历史学的责难，我们不幸成了一些不愿在这种历史学中辨认出我们所关心的对象的人——瓦莱里则教训我们这些愚钝的人，没有人比他先发现像电的发明这种事件是比寻求暂时解决措施的外交会议更重要的历史事件。这让我们觉得很好笑，这显然表明，这些指责我们的人在历史阅读方面是贫乏的。简言之，表明他根本没有读过亨利·皮雷纳、马克·布洛赫、戈蒂埃，以及写了《高卢罗马编年史》的朱利安的文章、论文和著作，或者没有读过朱尔·西翁在法兰西公学院的《地中海研究》公开课程。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典，我们的必读书——我当然只提已经作古的人。为首的是米什莱，历史学的化身，我们不断从他身上发现一些惊人的预感和一些探求一种奇异力量的思想。我们，米什莱的朋友——从我的老导师加布里埃尔·莫诺到他的学生亨利·奥瑟，从马克·布洛赫到勒诺德……，我们的人太多了。他们肯定都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学。有时，一些（自称）知道什么是历史学的人，硬要我们接受指责，我们还得洗耳恭听；他们教训我们说，米什莱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历史学家，有据可查。我们别再提这件事了——直到这一天，米什莱的私人日记躲过阿泰纳伊斯·米亚拉雷[343]的剪刀，得以公之于众，他又引起大家注意了。加布里埃尔·莫诺不是写过，谁都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坦诚地谈论他的内心生活吗？这就是到时能为他博得特别同情的东西，也是出版商关心的东西。
我们撇开这个不谈。一段时间以前，关于一种“另类的历史学的构想方法”，我提了一些简短的看法。关于我们的方法，马克·布洛赫为我们作了陈述，可惜没有说完，可那是对我们的方法进行一种怎样的清理啊！
这本书并非没有丝毫论战性，不过它的客观公正是不容置疑的。马克·布洛赫留给我们的，在他以那么崇高的尊严、英雄的决心度过的1940年到1943年期间所写的一切著作，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关于他的令人赞赏的《精神的遗嘱》和最后的谈话，我曾经写道，它们本身无愧于“圣洁”这个词。当人们回忆起这个伟大法国人的激情和就义的情况，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个词。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却平静地把它当作近乎命中注定的结局来看待，这种平静使他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显得高尚和纯洁。他的风格似乎也改变了，多了朴实，少了狡黠。由于它所包含的东西彻底摆脱了日常交往的小气和吝啬，因而更令人感动。可是，正如我说过的那个词，“清理”，它是更全面的，而且是更有决定意义的词。
这本书说的是一种历史学方法吗？绝不是。是一些关于历史学的伪哲学[344]的思考吗？更不是。是对错误的或过时的观念的纠正吧？你可以这么说。这本书首先是一篇评论，是对一些错误的思考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批判，不过是以有教养的人之间自由闲谈的一种形式，卖弄学问的学究在此无事可做。
举一个例子：
在著作开头，马克·布洛赫要为历史学下“一个冗长而呆板的定义”吗？历史上当然不乏下这种定义的先例。哪位历史学家没这种毛病？可是马克·布洛赫克制住了。他不为历史学下定义，因为下任何定义都是画地为牢。而科学跟人一样，首先需要自由。
为历史学下定义？可是下什么定义呢？我的意思是说，在什么时期，在哪种文明的范围？新技术和新观点层出不穷，一些问题的提法也需要经常纠正，因此对它们进行的研究是持续变化的，历史学会一成不变吗？我们整天唠叨着“下定义，下定义”，但是最准确的定义，经过最缜密的思考后下的定义，不是常常也可能被更好的历史学超越吗？这种喜欢定义的怪癖，只对一种时代有用，在那个时代，每个有产者靠国家债权人总名册，靠完全适合拉普拉斯体系，靠装满了保值的拿破仑金币的小钱袋生活，而在那些动荡的、变化的、破坏的时代，定义又该怎么下？它们让人想起一句话，一句有趣而深刻的话。这句话谈到一所高等科技学校的学生，说他们“无所不知，但也仅此而已”。下定义，就是要刁难历史学家嘛。“注意哦，朋友，您要超出历史学了。……您再瞧瞧我的定义，说得多么明确！……你们要是历史学家，就别在这儿插足，这是社会学家的领地。也别在那儿插足，你们会侵犯心理学家的地盘的。右边？别想了，那是地理学家的势力范围，左边，是人种学家的”……真讨厌，真愚蠢，弄得支离破碎。推倒藩篱，拔掉界碑吧！历史学家就得踩着边界，跨越边界，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无拘无束地工作，有效地工作……
这本书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写成的。马克·布洛赫不攻击别人。他走自己的路，笔直走，步履踏实。他谈起事物就如他亲眼所见，并且简洁地解释这些事物为什么会真实地出现在他眼前。“历史学就是关于过去的事物的科学。”可是过去的事物因此就这样成了科学的研究对象吗？那么，就算它不是关于将来的事物的科学，为什么就不能是关于现在的事物的科学呢？历史学不是这样定义的：“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前辈，米什莱，甫斯特尔，就已经教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是人。”而布洛赫一度却改了口，援引了一位朋友的话：“不是人，绝不是人，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群体。”[345]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句话有把对个人的研究排除在历史学之外的意思。人们实在不能太把这些说法当真，这是一些调不准的导弹，总是不在预定的目标上爆炸。但格局、机构、制度、信仰、作品等材料都存在着：在所有这些让历史学感兴趣、作为历史学研究材料的东西后面，历史学家想要抓住的就是人。“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传说中的食人妖魔，他嗅得出人肉在哪，知道猎物在哪。”
这样我们就脚踏实地了：只剩下再补充一个特性，但这也是最主要的特性。历史学不仅仅思考“人”。他所处的自然环境就是时间的特性。历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不过是研究处在时间中的人。而时间这种连续体却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来自这两个属性的对比。”
我不准备这样从马克·布洛赫最初的思想追踪到这本著作结尾所反映的他现在的思想。我已说得不少了，足以说明他的思想的精神和方式。至于其余方面，我希望他还能涉及现实情况的限制，涉及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尤其是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方式；希望他谈到观察，谈到它的一般特征，谈到证据的观念及其包含的内容；谈到批判；谈到谎言和谬误，进而谈到历史的真实性；谈到分析的特殊问题，首先是分析所追求的目的，也就是判断或理解——关于所有这些问题，关于那么多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在这本未写完的书里，人们都将找到这位大师以罕见的简易、朴实、人文情怀表达的见解。
“您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对此我常常自信。您有时会斥责我。而这一切在我们之间又将构成一种联系。”马克·布洛赫就这样结束了“以题献方式”在手稿第一页上专为我写的几行珍贵的文字。事实上我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些话。唉！倘若布洛赫就站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见到我不会“斥责”他，眼睛流露出好奇和高兴，那该多好。我只会感谢他这么好地表达了长期为我俩所共有的思想，而且关于这些思想，他曾经非常真诚地写道，他常常实在无法确定“它们是他的思想，还是我的思想，或者是我们俩的思想”……但是，我还想对布洛赫所说的再补充一点。
如同如今的任何科学，历史学也在迅速发展。有些人越来越倾向于集体工作，但是踌躇不前，并且屡屡受挫。有一天，人们会认真地谈到“历史学实验室”，而且不会发出讥笑。经济学家没有日趋完善的成套工具，他们的工作就不再能被人理解；而没有训练有素、管理有方的团队，没有协调一致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工作同样也不能被人理解。按照这个与历史学非常接近的例子，一些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开始产生一种新的设想，这种设想只要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就会实现。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先生，身后是他的细心保存的卡片，只供他个人使用，还小心翼翼地提防竞争对手的觊觎，还有一个文件夹收藏在保险柜里——阿纳托尔·法朗士老先生和其他那么多人，都将结束他们的渐趋衰落的生涯了。他们将让位给一个头脑机灵的小组领头人，这个人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受过训练，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要素来解答生活每天向社会和文明提出的重大问题；能划定一项调查研究的范围，正确提出问题，准确标明资料来源；并在做完这些后，评估开支，调整机构的运转，确定小组成员人数，以及发动他的人去探索未知。两个月，或者三四个月之后，资料收集结束。他们开始利用这些资料。阅读缩微胶卷，制作卡片，绘制地图和统计图表，将严格历史学意义的文献与语言学、心理学、人种学、考古学、植物学的文献进行核对，等等，这样做可以方便认识。经过一年半载，调查结果就可以公布于众。一位单干的工作者花十年时间也可能做不到这么丰富、这么广泛、这么有说服力，哪怕他把主意设想得非常充分也做不到。
“一切都完了！不再有技艺了，不再有个性了。做学问都机械化了，还将永远是这样。这是另一种历史学！”你们以为呢？至于我，我认为，将来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强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更开阔的思想，总之，更广泛的智力范围，才能纠正一个传统上提得糟糕的问题，把它重新正确地提出来——尤其是最终会提出一个从未提过的，而且对我们的理解力很重要的问题，不论是通过过去理解现在，还是通过现在理解过去——而且谁会妨碍提出问题的人，研究的领导者，拥有写作才能呢？并且妨碍他利用这种才能来推广研究的所有成果呢？
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这个。我说过，按我的意见，这个对历史学的未来最重要。他没有说不是因为他不准备赞同这个意见。1933年，我在获得法兰西公学院现代文明史教授职位后，在名为“一种历史学及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省”的公开课中，仅仅阐述了当时对未来的一种看法，他的确没有对我表示任何异议。但是，时局在变化，1940年的战争发生后不久他所经历的那种反省，背井离乡；以及他宁可要求自己冷静下来，也没有再拓展自己，这一切无疑解释了他沉默的原因，而这种沉默一点没有消磨他思考的能力和效率，但还是使他的思考落伍了。目前，自1945年以来，我们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年代。这位自以为是先驱的人不知道，他的大部队已经遥遥领先了……
所有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再没有别的了？的确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你们若是带着轻蔑态度这么说，我实在不能苟同。既然已经说到这方面了，就允许我补充说一点意见吧。这个意见不太重要，但是有其价值。如果有文字文献，历史学家无疑就靠文字文献来研究。可是，如果没有文字文献，他们也可以而且必须不靠它们来研究。如果找不到通常所用的花朵，历史学家就凭他的创造力，利用一切东西来酿他的蜜，即用一些词语、一些符号、景观和瓦砾、田野和荒草丛、月食和拉车牲口的项圈、由地质学家写的石头鉴定书和由化学家作出的金属剑的分析报告。总之，利用所有那些属于人类，依赖人类，服务于人类，表现人类，表示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生存方式的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在于一种坚忍不拔的努力，让不会说话的事物开口，说出有关人类、有关产生这些事物的社会的东西，并且最终把它们织成相互关联的网，来弥补文字文献的缺乏。
没有统计学资料，没有人口学资料，也没有其他资料，我们就得认命，就得徒唤奈何吗？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从不知难而退。我们要进行一切尝试来填补资料的缺乏，就是要动脑筋，想办法。这样做会碰壁，更确切地说，在无数次满怀热情踏上充满希望的路之后，走到头也许会发现，走错了，南辕北辙了。没办法，再从头开始吧，耐心地把断掉的、纠缠起来的、散开的线头再拾起来。跟非常久远古老的文明的关系？文献？别指望那么多。但是现在的一些船的形式还和这种那种器具有关联，和这种那种文化习俗，某个数字、某个词、某种礼仪有关联吧？有时从人们所发现的东西就能出乎意料地推断出日期，就是这些东西能让人们带着那种在虚实之间、想象与证实之间那条狭窄的山脊上缓慢前行时产生的兴奋，去准备一张地图的资料，譬如说印度洋的资料，也许在地中海文明的各方势力经历第一次调整，开始第一次飞速发展之前，印度洋就是伟大的文明发祥地……
离我们再近一点的时期呢？比如说中世纪社会。没有地籍册，没有土地平面图。那么我们就无事可做了吗？就说“不知道”了？别这么说。有一些别的文件，表明存在食利阶层，有土地赋税簿籍，有封臣写给君主的“效忠书”。我们拂去这些文件上的灰尘，阅读、思考、编写，然后不仅弄到一块已知领地的一份小块土地资产负债表，还弄到更多的其他资料，注明了时期的家庭统计资料、农作物分布情况的资料，等等。
我们不要低估那条古老禁条的生命力：“你只能靠文献研究历史。”假如有位绘画史学家专横地定义：“绘画嘛，就是用画笔在画布上涂抹油彩。”那么，人们就不跟此人提帕多瓦阿雷纳礼拜堂的壁画了，不跟他提卢浮宫的“好人让”的肖像，不跟他提文艺复兴前所有那些不在蒙着画布的框子上涂抹油彩的艺术家和外国画家，也不跟他提步日耶神甫在岩穴中发现的杰作。“那是绘画吗？不。那是考古学！我们别随便一步就跨越神圣的界限好不好。这边是历史，那边是史前史……”
确实，无须证明，研究史前滨湖民居遗址的行家，必须具有研究19世纪的铁路的历史学家用不到的知识，无疑还要有能力。反之亦然。无论如何，史前史观念是人们所想到的最离奇的观念之一。研究那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传播年代的人，就像编制1948年远东电话局分布图的人那样研究历史。两者都以同样的思想，为着同样的目的，专心研究人类创造性天才的表现，差别是在时代上，也可以说在功效上，但肯定不是在创造性上。对这一切，马克·布洛赫和我一样清楚。我受命运垂顾，从1945年起，得以把他的努力，和在我们俩1929年同心协力创建的《年鉴》这座大厦里，跟我一起重新开始工作的那些人的努力结合起来，这时我在思考他是否没有感觉到，除了他说得非常准确的这一切外，还需要补充一些细节。可是要补充的东西多吗？
的确，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我重申，我在这里谈历史学，是以实践家的身份，绝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我不是哲学家；我重申，我认为这几页文章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适当地把1949年我们构想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时所采取的方式，并且泛泛地把历史学的作用和前途，告诉我们的哲学家朋友），是组织问题。
难道还要说说历史学？历史学这个词是有歧义的，这仍然会是不用它的一个理由[346]，要是有人能造出一个更好的词就好了，可是，是什么词呢？这个词无论如何得有两层意义：它既要表示一门科学，又要表示这门科学的内容。有人会对我说，事情通常就是这样。也许越是没有什么结果，就越难以坚持。然而，在我们的有关方法的著作或小册子中，我们通常是将科学作为智力机制来论述的。关于内容，关于对内容进行清点，然后进行组织的必要性，我们根本不说，或者不当回事。
我们关于方法的论著，往往都仅限于区别那些致力于处理历史材料的人的精神活动。作者很少有逻辑头脑，却执拗地不断重写历史学研究工作的逻辑。这是一种表面的和学院式的逻辑，他们几乎都一致这样告诉我们：历史学家首先要确立事实，这是第一步。随后对它们进行利用，这是第二步。之后就是两段展开详述：“确定事实，就是……；利用事实，就是……”——我不是要说这种论述不好，但是除了这些，它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而且就这些分析而言，它还缺许多东西：尤其是缺关于历史学家必须或者本该寻求的东西的观念。在我15岁时，伯吕纳吉埃尔打算这样来抨击贝尔纳·帕利西及其具有乡野风格的陶瓷器：“艺术是一种伟大的意图——而一件陶器中并不包含这种意图。”我不想抨击任何人，我只是为历史学没有意图而烦恼，为它停留在马让迪的偶然发现上而烦恼：“我像一个拾荒的，在那里面闲逛，每走一步都发现了值得放进背篓的东西。”对此达斯特反驳说：“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就不知道所找到的是什么。”——在马让迪的时代，历史学一直就是这样的……
这些书，这些入门指南，花了很大篇幅谈论事实，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确定事实，利用所确定的事实，可是他们所说的事实指的是什么？他们对历史事实是怎样理解的？人们很快发觉，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它依旧是一种材料，未经加工的材料。[347]尽管实际上它就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1949年，他们对事实保持一种迷信的敬重，盲目崇拜那种事实，即最怪诞、过时最久的事。学者们“眼睛盯在显微镜目镜上”，一些事实马上跳入他们的眼帘，这些事实非常清晰，还着了色，我敢说其说服力能让人如愿以偿。以前我们的老师最喜欢用的这种隐喻，五十年前曾让我白白高兴一阵（因为最终在我朋友的显微解剖实验室里，人们“盯着目镜”，看到显微镜里所显示的事实，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获知的，即使人们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这不是我碰到的情况，而是我的朋友碰到的情况，我曾听到他们就某种可能的解释争上几个钟头。再说我的这些朋友还要花许多时间制作“标本切片”，给它们着色，而这就跟“完全现成的材料”的观念不一样了……）——这个著名隐喻中的“学者”，如果他还有部分市场，我很担心是在我们其他历史学家那里。哦！可能大家都抗议说：“我们已不再相信了……”但这只是顾忌舆论不承认而已。因为您听到他们说：“这是一个事实！”而且看到他们在用两根手指夹着事实挥动，就像黑市珠宝商人向顾客炫耀一颗假宝石那样，您就明白了。
在这里老讲事物的这一方面于事无补。历史学家还在害怕听人谈及的东西，长期以来被哲学家当作了知识。我还是回到我的话题上来。人们可以修改教科书大纲，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编成体系；可以对它进行调整，把它弄复杂，改变它的次序；可以增添新的操作步骤。人们可以做这些，但这不是全部，这也不是目前最要紧的事情。历史学家必须做的事，就是别再漫无目标地在构成历史学这个词第二层意义的大堆的观念和事实中闲逛了。马上停止，刻不容缓。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情况。篇幅有限，人们会允许我在此不用细述如何去做。要仔细论述需要写一本书，而且我设想是一本集体写的书。不过毕竟已经出现了一些预兆，显露了新时代的曙光。
最近有一部非常出色的论著，《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348]在索邦大学进行了答辩（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是两位伟大程度不同的人物，前者的成就已经算是伟大创新了，后者并没有超越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这篇论著给我们展示了一份全新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性的计划。他决定把西班牙的最广义的、宏大的政治版图，重新置于他们的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下。他首先研究了作用于人的意志的持久力量，这些力量影响这些意志，使它们朝这个那个方向改变，而它们却觉察不到。这是一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分析，对象是一种事物，以一种力量体现，这种力量能引导、阻碍和抑制，或者相反，激发和促进人类力量的运用。这种事物，我们随意地用一个词来命名，就叫地中海。在这之后的第二部分，他求助于一些特殊的、不过是受某种坚韧激励的力量，是一些非个人的、集体的力量，而这次这些力量作用的时代，可以严格地定在16世纪下半叶，即在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第三部分，就是事件，纷繁杂乱的大量事件。这些事件常常受到第一本著作中所研究的持久力量同化，受到第二本著作所列举的稳定力量影响和指引，但偶然性也对它们起作用，在连串的底布上绣出它们的变化多端的最辉煌、最意外的图景。
提纲大胆，但是简单，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浮夸的宣告，也没有自负的声明，这本书是一篇宣言、一个信号。我还毫不犹豫地说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人们不会指责作者在研究哲学——你们没有听错，这在历史学家的口中，意思就是滔天大罪了。他的巨著在篇幅和内容上至少能扩充到目前这部的两倍，只是由于印刷厂难找，排字费用太高才作罢。他的著作是一个博学的奇迹，是十五年不间断的艰苦工作，是在所有有关地中海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尘封的历史档案文献中的寻觅获得的成果，因此更有说服力，更具有代表性。不过，我没有说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我一样，他也不会这么说。这问题就是按照可推测的重要性来组织纷繁杂乱的事件，就是稍微整理一下大量有关连续性、相关性和偶然性的混乱模糊的观念和事实。没有更多的考证要求，也不加以更多的辨别，就依靠历史学来做，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它将永远存在。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是他独自一人写的，是一篇论文，即大学行会要求所有想从老师那里闯关的人呈交的一件手工杰作。虽然作者坚定支持集体性的工作，但他还得遵守制度，这种制度还长期不承认通过组织、计划、实施来进行这种工作的令人信服的效力。不过希望我们想一想：历史学家进行集体调查研究，能让我们十分操心的这种历史学的组织工作变得多么容易啊？这就是假说的富有成效的作用，它通过不容置疑的结果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由于这种集体工作能在时间、财力、人力方面获益，因此使历史学本身的作用更加突出，让一些对历史学抱有顽固成见的人感觉到。这些人原本认为历史学只是一种无理由的猎奇游戏、一种记忆术的消遣——总之是一种无意义的娱乐。
如今，甚至在一个拥有一所优秀的培养历史学家的学校的国家，如果平均算起来，以丰补歉的话，每年勉强能够计划出版四五部比较新颖的原创著作，而且其作者可能还想打破他们的职业规则，或者不想激起喜欢不费气力读史的读者的求知欲。然而，这四五部作品论述的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十分久远的主题。我猜，其中一部论述古代的一种宗教信仰，一部论述中世纪的一种技艺的问题；这一部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货币改革，那一部分析19世纪的一个欧洲大国的社会结构——它们能够激发读者的求知欲，能够让读者称赞作者：“他们多么机敏啊。”或是夸奖他们的结论：“它们多么新颖啊。”这样他们就满足了一些理解力强的读者的求知欲，这些读者难得有机会听到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朋友建议：“您读读这本，亲爱的朋友，还有这本……”——就这些，而这无疑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些正经书籍毕竟是零零散散地问世的，发行量极小，又不太著名，几乎像秘密宣传品。可想而知，在日常生活中，它们难以让人们像感觉到数学、化学或生物学的存在那样，明显感觉到历史学的存在。
不过请想象一下，如果在一年内，或者两年内，连续发表十到十二个研究主题，这些研究很出色，而且涉及的问题与有学问的人有直接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显然对他们的生涯，对指导他们的事务，对他们必须在政治或文化范畴作出的决定至关重要。这些集中的研究、整体的思考，是同时发起的，以便能像我想象的那样，在同样的意愿支配下，对或者在时间上相距久远的文明中，或者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文明中的像货币流通、运输、移民、集体心理这些重要现象进行研究。那么，读者关于历史学可能有的所有观念都会发生改变。
我们就不再会既好笑又好气地听到一些天真无邪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阿纳克莱教皇或马赫穆德苏丹去世的日期吧？”
希望人们别搞错了，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来自外界的劝告，也不是哲学的一些忠告，而是一些历史学家先驱的警告，他们决心在历史学家界引起思想和态度的改变，从而使历史学发生深刻转变，但在像我国这样的国家，大学传统使得这种转变很难发生。这需要人们不断重复地行动。要让当代人离不了历史学，离不了一种可靠的，而且变得能被所有人认识的历史学。一开始有人会欢呼，也有人会嘲笑，接下来就会思考，于是争论就可以进行，这种历史学就流行开来。
人们明白刚才我为什么那么重视历史学的集体工作的观念了。普通人没上过学者的课，只有接受他们的成果，才能了解历史学的作用、重要性和意义。
什么作用，什么意义，什么重要性？最后，除了马克·布洛赫的著作，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最后一点，因为可以说我们从未谈论过这些问题。我很理解马克·布洛赫在其生涯开始时问他父亲：“爸爸，跟我解释一下，历史学有什么用啊？”他父亲解释了，但是也许有点过多地停留在历史学方法的范围，不愿深入未曾探索的无主之地，因为历史学家认为在那里无事可为；而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则认为只有历史学家该去那里探险……
假如我们把无数前辈一代接一代召唤到跟前，我们的祖先就从一种符合“智人”定义的生灵（这种生灵代表了大自然的繁殖力）开始，逐渐展开并扩大所产生的无数生命形式：所有这些生命形式，其图景如今在我们这里渐渐代替了先辈所喜爱的呈线性的旧图景，那种旧图景呈现出一种从兽到人的进化过程，被认为是沿着单独一根不折断的线延伸的。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上之前，在老祖宗身上曾经发生过一连串多么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事啊。物种的记忆要把它们的标记保留多长时间啊？而人类有着漫长的经历！他们组成过多少种有天壤之别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社会学意义的“制度”，在离我们最近的先辈和我们自己身上留下了多少标记啊！它们突然再次出现，意外地显露出来，往往会令我们吃惊，而且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更专心仔细地观察自己，经常还会更加吃惊！但是我们的天性不让我们这样做。它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过去吸引和迷惑。它告诉我们，人类群体、社会想要生存下去，能够生存下去，忘却是必需的。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被老祖宗遗留的越积越多的一大堆事实压垮，不被那种死者压迫生者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压垮，这种压力会把现在压扁，直到它完全丧失抵抗力……
从历史上说，人类社会是如何避免这种危险的？最不发达的社会，精神需求最低的社会，就把一切都抛进忘却的深渊，这种不值一提的东西，谁会在乎呢？可是其他社会呢？它们采取了两种解决方法。当然，关于这两种方法我们一点都不清楚。究竟谁敢研究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呢？
传统社会一劳永逸地对它们的过去进行组织，这种组织中规中矩，而且讲求实效。它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集体的目的、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道德的图景背后，投射了一种现实的预示：是简化的，但是几乎是放大的，而且装点了一种传统的威严，这种传统的令人敬畏的神圣特征是宗教赋予的。难道说直到现在，对于“传统”这个重大问题，人们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吗？应该说当历史学将来有一天能够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时，这肯定是一个有组织的协调的集体研究的好主题。那么，许多谬见都会消除了，首先会消除的，是“认为总是在变的事物是不变的”这个谬见：因为毕竟为何各个省会出现那些题为“习俗史”的大作呢？保持不变的事物就没有历史吗？——不时会有一位谨慎的研究者掀起盖在它们身上的面纱。关于中国人编纂历史的传统，葛兰言写了一些非常出色的文章，完全符合我刚才的大致的描述。杜梅齐尔也写了同样出色的文章，分析了罗马正史的结构。但他们都没有对我们可能需要的传统进行过研究。
有传统。有历史。它们最终都满足相同的需要——不论这需要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历史学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事物进行组织，以免人类负担过重的方法。我在前面说过，历史学无疑不会容忍人们对成堆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而且还会一直想方设法来增加事实，我们的文明就利用这些事实来编纂历史。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历史学不是把一堆孤立的事实呈现给人们。它组织这些事实，并解释它们，而且为了解释它们，它把它们组成一些事实系列。这些事实系列受到的关心程度并不相同，因为不管愿不愿意，它都得根据现实需要去系统地收集过去的事实，然后进行分类。这是根据活的东西来查考死的东西。
人们愿意考虑到这点吗？多少年来，大量可以用来编写人类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被保存下来，它们就躺在箱子里、柜子里、城堡的塔楼里睡大觉，成了一堆废纸。没人想到要把这些古老文件上的灰尘掸一掸。只有当我们的社会开始不再关心其他范畴的事物，转而关心经济范畴的事物时，历史学家这才想到这些故纸堆可能有用，这才开始掸掉它们上面的灰尘。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新方向，一系列工作应运而生，这些工作早在一个世纪、一个半世纪前就该顺利进行了。——谱系史所提供的东西与之相当。在我们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对谱系几乎苛求的时代，谱系史很流行，但是自从世系身份（在它不包含一种跟旧制度意义上的“出身”的利益毫无关系的经济财产继承权时）对那些“命中注定的”人不再有过去那种重要性，它就几乎不再存在了。我相信这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
根据现在来组织过去，人们可以把这称作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我们工作的这个方面也没有人研究过。人们研究了历史学的理论，却没有从社会学的层面上研究过它。这样的理论实在不能临时充当历史学。但是，如果我们在大致提出很好的方法规则之后，接下来却不去揭示历史学家的工作的这个方面，我认为对在20世纪中期工作的一帮法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真正历史学的重新审视将是很不完整的。不带偏见，又不过于宽容地对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会发现情况也许有点令人担忧。这种重新审视如果不完整，各种后果都会随之产生。尤其是关于那个客观性的问题，我们绝不想作为理论家或哲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无疑是我们的实践以新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也许是以意外的方式提出的。
穿越这个所谓历史学“拓荒地带”的领域进行短暂的游览，必须先进行一番很简单的介绍，人们完全会理解这种简单。因为不介绍就无法深入下去。并非没有地方，也不是缺乏时间，是因为不宜把一些预言性的指导意见从外面强加给一门正在组织或重组的学科。我们让历史学去探索，去形成它的流派吧。不要试图预先为它制定一些说教性质的规划，这样也许会阻碍它发展，而且也会很快被事实否定。我们想想圣拉扎尔火车站的老职员吧，他知道每个星期日应该准备多少张去沙图的车票，大约有二三十张的出入。售票窗口前的人数大致是恒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个星期日我们是否会出现在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可以谈论历史学向另外的目标、另外的成就发展的总趋势。至于它具体是否成功，那就由命运决定了。
1949年7月20日于里约热内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