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性格，一种教育[284]
阿尔贝·马迪厄还没有为我们的《年鉴》写些什么。这不是因为我们忽视他，也不是因为他对我们抱有成见。在法国，在经济社会史的广阔领域，研究力量铺得很广，往往有点过于分散，要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怎么能不想到马迪厄这股强大力量呢？他很快答应了我的约稿，后来就向我提供了一篇全面论述大革命时期法国无产阶级的文章。不巧当时《年鉴》的稿件排得有些满，必须推延到次日；而就在次日，1932年2月的这个悲伤的日子，这位斗士被击垮了，倒在岗位上。
尽管这位历史学家的名字从未在《年鉴》上出现，但我觉得，从它上面必定不难感觉到他的精神。首先，他拥有一本基本观念和《年鉴》的观念相同的杂志。一本杂志——也可能只是一个信箱：一些无法接近的作者，悄悄往里面塞进一些内容不一的手稿。一位公正的秘书就把它们投给出版社；有了四五篇，自然而然就组成一期，再由主编签上“可以付印”……我们说的是我后来所说的“撬棒杂志”（Revue-levier）。这是一种把破旧的藩篱，把由偏见、陈规、概念和内涵的谬误堆积起来的巨大土堆掀翻的杂志。这就是它的用途和价值，就是值得我们付出辛苦和努力的东西。阿尔贝·马迪厄知道这一点，他和我们一样，希望除了有个性特色的法国杂志，除了一些人们主编它们却不为它们担责的杂志，还要有一种优秀的联合杂志，而且多年来，他对大革命史学家坚持不懈的工作中存在的最有活力的内容进行了综述……
其次，马迪厄对于他的职责有另外的想法，这也使他和我们相近。人们一再提到过他易怒的性格，他对事物和人的强烈的抗拒态度。这是部分外省人一种性格的表现，我太熟悉这些性格了，不会对它们说三道四：有人曾经说过，我们这些弗朗什—孔泰人，几乎是不发脾气就不会说话的。马迪厄是圣日耳曼—勒—吕尔人，该地在孔泰北部，背靠孚日山脉，多条清澈的溪流流向奥尼翁河和索恩河；地势高低不平，常常经受人类和马的践踏；在那里只有人类能茁壮成长。
马迪厄有这种性格。他还坚持他的唯恐失去的独立性，坚持一种顽强的意愿，这种愿望是理性的，而且不是幻想着靠激发年轻人的精力，斥责年长者的头脑迟钝来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平，他非常珍爱这些历史研究，因它们而死，为它们而死。要坚持不懈地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主动担当。不但要无视个人利益，还要无视他人的看法，无视靠他人帮助、既得成就、年龄、私德这些观念，而这往往是冷酷无情的；可是那又怎样？我们不是不了解他这方面，而且马迪厄十分清楚，在他的《法国革命史年鉴》中，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课程中，有些事业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比同行间一般的利害一致的关系重要得多，或者比道德上的仔细斟酌重要得多；而马迪厄就是为了支持这些事业才显得暴躁、粗鲁、易怒。但是，他不会为了一己高兴，不讲公道、睚眦必报、无情无义，不会像18世纪人们所说的那样“恶毒”。
他的粗暴，就是一种道德的说教，就是一种使徒的使命。
在《法国革命史年鉴》的特刊上，人们将再次见到身为教师的马迪厄，在南锡、贝桑松、第戎、巴黎等地的生涯中，始终有十来个朋友或弟子追随他，对他很了解，也很理解。作为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他在非常出色的研究中对大革命作出的评价，观点客观、广阔、有说服力。我们的合作者和朋友乔治·勒费弗尔被指定来汇集这些研究成果，领导罗伯斯庇尔研究学会，并主编马迪厄的遗产《法国革命史年鉴》。乔治·勒费弗尔发起了大革命研究的最新变革。对后几代人来说，这些变革改变了人们对法国自1780年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传统观点。他没有小团体和小帮派的那种平庸的热情；此外还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倾向和一些挂虑，与包括马迪厄在内的同行迄今为止还在表现的倾向和挂虑不同。《法国革命期间诺尔省的农民》这篇大作的作者，辨明了马迪厄的早期思想的方向，即贯穿他那过于短暂的一生的方向。这些篇章内容非常充实，无须在这里概述。不过，在我看来，这些篇章非常精辟地表明，我们法国的历史研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陷：预备工作的方式陈旧，历史学家的技能水平低下。
如果一个人具有阿尔贝·马迪厄的智力、性格、工作和思考的能力，不但拥有19世纪90年代任何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都必定拥有的那种丰富的人文素养，而且拥有一整套的实用知识，能让他免除摸索、踌躇、优柔寡断的过程，那么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生涯，会对我们的研究有多么有效的促进作用啊！
乔治·勒费弗尔非常明确地指出，马迪厄最终在后半生从事经济和社会的研究，是因为受到外部重大事件的影响。简言之，战争让大革命时期的救国委员会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又再次大量出现了，终于迫使他注意饶勒斯的经济观点，即在《社会主义史》中向广大读者揭示的那种观点。我们20岁时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后来由马迪厄亲自重新出版。它的读者由受过教育的工人、自学成才者和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活动分子组成，比研究人员、正式的历史学家和教授要多得多。
马迪厄，一个很早就具有坚定的民主主义信念的人，一个在1895年到1914年间发生过那么多动荡、危机和悲剧的国家的公民，他从1915年起才开始撰写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在1927年把这些研究汇集起来，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史著作，我指的是《恐怖时期的昂贵生活与社会运动》，确切地说这是他首次试图对社会运动的某些政治方面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解释，这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吗？
这位具有卓越天分，能注意并识破警察的阴谋和党派的秘密诡计（这也许是他的拿手才能，他的特殊天分）的历史学家，受到迪尔凯姆社会学派影响，并且开始涉及宗教现象[285]，不再坚守纯政治史的阵地了，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尤其是，他对于从经济学与社会学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的愿望最终很快得到满足[286]；他曾经对农民的现实状况，用更宽泛的词说，甚至对乡村的现实状况的看法都很少——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确实很少有像他的著作那样完全不受维达尔地理学派影响的，他在贝桑松、第戎执教时，本来是该对这个学派的著作简述一下的——他的“阿尔芒·科兰丛书”的三卷本《法国革命史》，综合卓有成效，但前面一些篇章令我失望——例如关于封建权利（第16页的几行）的问题，或者关于他几乎没有谈及的大恐慌（第64—65页），或者后面的关于被称为出卖国家财产的一系列交易，他的评语都非常简短——但是这位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活力、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的老师，能让一些也完全没有受过“真正”历史学教育的学生觉得，他后期也能在一些伟大斗士、一些“英雄”、一些殊死相斗的党派分子的传统画像背后，把大背景描绘出来，其中有麦田和葡萄园，聚集着农夫和打短工的工人，还有蜷缩在里昂红十字街区的无百叶窗的住宅楼里，过着悲苦的生活的工人，而这种生活也被突然的叛乱打断，这不就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吗？
他们的直觉的确没有欺骗他们。马迪厄确实越来越希望把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不可抵御的推动力，连同由特性不鲜明的演奏者组成的强大合奏乐队一起，引入一场由大主角出演的纯政治的革命史剧中。他20岁时所接受的教育与众不同，没能让他掌握一些工具，50岁时他不得不马马虎虎来打造这些工具，可是他从未真正掌握它们，真令人惋惜！
但是，这种惋惜可能完全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我们别根据它来下结论。但这给马迪厄的历史研究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大的。一位重要推动者、一位优秀作家、一位特别有天分的教授，最后还是一位活动家，一位享有威望的人，英年早逝了。像他那样重要、那样坚强的人实在不多……我们要怀着悲伤把非常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且准备全力支持一些耐心勤奋的历史学家；从基础开始重新描绘从前已由饶勒斯画得十分精彩的草图；来为我们提供我们一直缺乏的一部这样的法国革命史，即群众的历史，不是大人物的历史；是眼睛朝下看的历史，不是朝上看的历史；它尤其具有不可缺少的背景，即经济现实这个至关重要的背景。首先，我们要全面协调地重新对货币进行分析，对价格、工资、外汇进行仔细研究，不但研究法国的，还要研究国外的。分析研究要非常清晰、精确和可靠，可以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和知识，以曲线和图表来表达。马迪厄那一代历史学家无从获得这些方法和知识，因为没人费心向他们传授这些。对于政治史、宗教史、道德史中用那些空洞大话表达的有关生活的背景的观念，这些方法和知识不会破除它，相反会使它从中摆脱出来——想把这些历史的背景与经济史或社会史的背景对立起来是无意义的。
这就是作用和反作用。无论过去和现在，它们之间既不存在密封的隔墙，也不存在物质的或精神的绝对优势。而是存在着一种使之协调一致的因素：生活。这便是人们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