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门透过参考书目了解的学科
埃马纽埃尔·德·马尔热里与汝拉地质学[268]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介绍和评价一部地质学著作。而《综合评论》的思想无论多么开阔，都不适于追踪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我们要它的读者去关注一部优秀著作，即埃马纽埃尔·德·马尔热里刚刚在鸿篇巨制的丛书《用于说明法国地质学明细地图的论文集》[269]中发表的第一部，《有关法国和瑞士的汝拉地区的简要文献目录（山志学、构造地质学和形态学）》，但这并不是要介绍或评价这部地质学著作。
在具体阐述、内部章节安排和参考书目的精准方面，这部著作都很可能算得上杰作。尽管这些优点这么突出，但是并不能证明我们有理由在此要人们去关注埃·德·马尔热里的工作。我们想指明的是它的典范价值。参考书目数量繁多，各种各样。其中极少数参考书目堪称无与伦比的科学进步的证明。这是一些“精选”的参考书目，是精通一个问题各个方面的大师的著作集。它们既通过沉默标明了没有用处的著作，也通过明确描述指出了那些真正有用的著作。以抄写书目卡片为生的人，通常用一个B字母表示轻视这类著作。因为这些参考书目是经过挑选的，所以是不完整的。以抄写书目卡片为生的人不进行挑选，原因不必多说，但他们力求完全。因此就有了参考书目的那么多葬仪汇编，那么多拉雪兹神父公墓[270]，这个拥挤不堪的迷宫让生手摸不清方向，让熟练能干的工作者不耐烦。
马尔热里的参考书目不是第一类的，显然也不是第二类的。它是“完全的”，如果这个词在目录学中有意义的话。但这不是清点尸体。这是一部还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中的真正的一章，而且是特别充实和有启发性的一章：这是专注于一种特殊科学对象的人类精神的活动的历史……
表面上看，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把年代学方法精确运用于严格意义上的目录学工作就够了。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从技术上说，这种运用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它意味着增加工作量，以免参考文献太少，无法按连续顺序来进行有价值和有启发性的分类，而只好按字母表顺序进行机械的分类。这种分类对无知与懒惰很有利。我们要立即补充说，马尔热里在按年代顺序有条理地编排，此外以极其可贵的细心确定的一系列书单中，分类的不只是书名。地质学家马尔热里读过文献学家马尔热里盘点的书籍、论文集和文章。而且是以最聪明的考证方式来读，意在尽可能少地摘录资料，我不说是基本资料。此处不涉及那些像原著缩微摄影那样的摘要——更明确地说，摘录的是被编入参考书目的著作中的使之在问世时成为创新之作的东西，也就是新观念，往往是比科学的连续进步超前二十年、三十年的天才观念。况且，地质学家的观念不是抽象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以略图、简图或地图的形式表达出来给人看。对于这些略图、简图或地图，每当有必要，马尔热里并不仅限于把它们分类，甚至不只是把它们标出来，颂扬一番。他做得更漂亮，而且令人赞赏的是，他从这套插图中复制了183幅图，几乎为每一页文字都增添了光彩，使之显得生动活泼。他常常甚至代替一些已经作古的作者进行回顾，用图来概述他们的工作，这比词语更简短，也更直观……我们随便把书翻到某个重要章节，都能看到地形测量图、地质图、地质构造图；区域的地质描述；关于汝拉地区的河流沿线的专用工程、水文学和洞穴学、湖沼学、地震学。人们每每看到的不是一个书目，而是一个小结；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一门科学从起源直到现代的历史的非常有趣的一章。因为这种书写得客观，是根据“发现者”的工作本身写出来的，因此人们更喜欢读。在这种对一些总体观念和细节的假说进行的回顾性的点名检阅中，每个发现者按照他的年代出现，也可以说按照他的次序复活。
要记住这个典范。无疑要让“科学家”记住，但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者，对所有脑力劳动者来说，同样如此。我们没有令人满意的各种科学史。近来人们从几个方面觉察到这种情况。常常会有经验丰富的学者，自告奋勇地想方设法来尽量弥补这个缺陷，结果却不容乐观。为什么？因为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来支撑一些永久建筑。如果某一天，一部地质学观念史有机会以马尔热里刚刚向我们提供的，而且一举成为一种典范的这四五部“可演变的”参考文献专著为基础，那么届时它可能是一桩无须太多顾虑，而且几乎肯定值得努力尝试的事业。同样，某一天一部医学观念史，或者一部语言学观念史，或者一部考古学观念史，也可以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尝试，那么，其他范畴的其他著作就能问世，其哲学和方法论的意义无疑也不会小。因为几乎这种专著的每一页，都可能为不仅关心研究一个专门领域的科学理论的进步，也关心研究人类精神的一般活动的人，提出值得在彼此间进行最有启发性的比较的课题，无论其应用方面是什么，也不管各种思考的对象是什么，人类精神总是一样的。
我们所指出的尝试，说实话不是一种尝试，而是一种成功。在这种尝试中，我重申一遍，重要的不是作者的辛勤劳动本身，他的努力，他的简明和概略的意识，他的书所体现的时间与辛劳的出奇的节省，也不是它在智者身上维持的那种持续的感悟，这种感悟是在同一本著作的区区几百页的篇幅中，从对那么多的假说、观念、思想进行的比较中产生的，这些假说、观念和思想在出现时，常常在时间上，也在空间上，相隔了无限距离，但是可以说，通过一位求知欲特别强、知识丰富而又凭直觉行事的学者的关心，彼此立即相互作用，相互启发，相互加强，相互完善，并且以一种极有效的能力，在我们面前再现一门科学的生动的戏剧，说实话，它只是人类思想的永恒的戏剧。
埃马纽埃尔·德·马尔热里的著作是孤立的，但依旧是当代博学者能为我们提供的真正最完美的著作之一。但是，要让它全部意义发扬光大，那它就不该是孤立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衷心希望人们关注这部著作，也就是说，希望人们拿它当作榜样。
2.人类精神史的一章
从林奈到拉马克和乔治·居维叶[271]
去年，两部互相有联系的著作[272]以两个截然不同的书名出版了，这两个书名揭示了这种联系的双重性质：它们非常值得历史学家、科学家、文人关注；同时也非常值得好奇心既不同又趋同的普通读者注意。第一部追踪约从1740年到1790年，从林奈到朱西厄之间，这段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植物学和动物学中的分类方法和分类观念的历史。第二部专门论述紧接其后面的时期，大致从1790年到1830年，作者亨利·多丹认为这一时期受到居维叶和拉马克的影响。他论述了居维叶和他的研究小组中的解剖学博物学家们的那种非凡而富有成果的构思，论述了一些关于动物分类的重要概念所发生的一些连续的，或者毋宁说相关的转变，这个概念被拉马克重新采用，并且最终被他的强大的哲学思维能力转变。
这些工作特别深入，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某种典范意义，我不希望人们看到一位历史学家分析这些工作会感到惊讶，也更不希望人们对此一点不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关于这两部著作的真实性质，人们会产生一些很有害的错觉，而从各方面考虑，这两部著作只能算作一部。
它们不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是一位深受这些自然科学滋养的哲学家的著作。二十多年来，他努力钻研并分析自然科学中互不相关的方法和学说。虽然作者和我们一样，毫无疑问把科学史当作人类社会通史的主要组成部分，认为它有一天也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但是他的目标并不是要让他的研究成果迎合一门这样的学科的假设或猜想的需要。更确切地说，他无疑想到了奥斯瓦尔德关于科学史的名言：它是一种用来扩大科学成果的研究方法。还有，对研究系统的科学知识的理论家来说，像他所做的研究，在一种明智思想的持续控制下，最终都产生有教益的成果，而在一种科学环境中，而且在一定的时代，这些成果就靠严格意义的研究和学说的关系来支撑。
亨利·多丹不曾考虑到我们历史学家。但这不是我们不去掌握他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的理由，我们决意要从中获得有益的东西。
一
亨利·多丹对他的著作的产生明确作了解释。他是从一个愿望开始的，他想要弄清楚达尔文的著作；以及受这些著作启发产生的著作；在1860年前后在自然科学中引起深刻变化的根源、意义和范围。要实现这样的计划，就应该直接领会在19世纪上半叶，一些为动物学研究确定了一种真正有效和有成果的方向的人的思想。他们是不是拥有那样的观念和概念，可以使他们称得上是历史上真正走在达尔文前头的人？他们是不是还拥有其他一些观念和概念，虽然被达尔文主义革命排挤出了科学领域，却还值得以一种适合目前科学认识状态的形式来重生？人们发现，寻求这两组问题的有把握的答案，必定让人们对作为新学说存在的达尔文主义，产生明确的概念。
这是探求观念吗？无疑是的。不过，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青春躁动和雄心勃勃的兴奋当中并肩成长，为自己提出那么多过于宏伟的研究计划时——打算完成这种棘手的调查研究的亨利·多丹，没有兴趣像药农一样在观念和事实的荒原上漫步，只满足于采撷一些绚丽的花冠，却不管它深深扎在土壤中的根，也不管它赖以生长的沃土。采到的东西也许是观念。但是人们在科学家的正式橱窗里，经常碰到这些观念和其他观念混在一起，如果头脑简单的人不想跟随这些工作者，耐心参与他们的日常劳作，很单调地而且往往徒劳无功地运用一些专业技术，那么他们就会上这些观念的当。亨利·多丹并非对这些观念一点不重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不想忽略它们——因为它们存在，而且它们的存在有其益处——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只有通过彻底认识它们，而且可以说，人们只有通过尽力发挥经过适当调整的想象力，既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理论的概念，自己重新通过日常工作来研究、观察和比较，才能评价它们：在所有历史时期，这种解放概念，同时又产生概念的工作，都是科学家们在干活时在头脑里完成的。
因此，亨利·多丹的著作反映了双重的努力。一种是复原尽可能深远的观念的演变关系：在空间上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根源。另一种是恢复一种体力活。这种体力活需要耐心，令人同情，它没有表面的荣光，也不产生辉煌的轰动。这是科学家的体力活，他们和事实的实在性缠斗，也通过这种接触，把传下来的更多是预想的理论概念跟他们每日的观察结果进行比照，以便对它们进行修改。
这也许是两团不同的麻线。但是，一团麻线不断地与另一团麻线混合，相互纠结，相互交织。但亨利·多丹绝对不会为了满足书生气的要求来割断一些微妙的联系，给人一种清晰的假象。在这期间，他时刻都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注意这两种活动，用其中一种来理解、解释、阐明另一种。希望涉及居维叶和拉马克，或者涉及上一代中，在林奈创立其方法以后成长并工作的一些博物学家和理论家，即莱布尼茨和查尔斯·邦纳；布丰、道本顿及其小组；最后是从事早期工作的拉马克和朱西厄。因为，由于我们已经说过的原因，为了准确评价后来的发展，他决定回顾蒙贝利亚尔的伟人乔治·居维叶以及被他的方法和观点直接吸引的所有博物学家，追溯他们的思想和所做的顽强努力；同时他似乎还觉得，有必要对他们的前辈进行一番研究，找出他们的出发点。因此他写了第一部著作，他的博士论文：从林奈到朱西厄，然后再专心论述居维叶，以及创建了博物馆之后的拉马克。一位有才智的人不要想留下任何粗制滥造的即兴之作，这是符合逻辑的做法。
在博物馆成立之前，以及乔治·居维叶来巴黎之前，博物学家们关于他们的科学、指导方针和划分的流行观念是什么？有一些普通著作对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十分有用，如拉朗德的《天文学》及其《概论》，或布里松的《物理学》，它们迅速而准确地向我们传授一个时代的大众的科学概念，我们可向其中一本请教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就向孚克劳的《博物学和化学的基本概念》[273]求教。
在共和二年版（1794）的第5卷之首，孚克劳在论及“有系统的分类和动物的形体”的重要问题时，以下面一段话开头：
遍布地球的动物无以计数，如果大自然不以多样化形式让这些生物显示出一些显著差异，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区分和完全认识它们。根据这些差异，区分它们就变得容易。博物学家一直知道这些差异的作用，并利用它们把动物划分成数量有点多的纲，形成人们所称的分类方法。尽管这些分类被证明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也尽管大自然创造的所有个体形成了一根连续的没有分支的谱系，人们却不能否认，这些分类有助于记忆，而且很适于指导博物学的研究。
孚克劳仿效道本顿的观念，列举了动物的八个“目”，对整个动物界进行划分：胎生四足动物目、鲸目、鸟目、卵生四足动物目、蛇目、鱼目、昆虫目和蠕虫目，珊瑚虫被划归蠕虫目。他指出，“这些分类也许还可以增加更多。但是，”——而这个意见暴露了这个时期分类的真实含义——“分类增加，困难也增加，而人为的方法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简易和明晰是人为的方法的唯一优点”。
这是在1794年说的。然而，十年后，在共和十二年（1804），还是这位孚克劳，在为莱弗罗出版社的《自然科学词典》撰写引言时，针对1794年他用创造物的“连续的没有分支的谱系”这句话表达的概念写道，有些著名的博物学家——我们理解为居维叶及其弟子——“否定形成这种谱系的可能性，并确信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连续；它只形成一些相互分离的群；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无数根相互独立的谱系，每个谱系是连续的，但是它们之间有分歧或者不连贯，即不可能发生结合。”
虽然1794年文本和1804年文本发表的日期十分接近，但通过对它们之间的全部观念和事实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估摸出在创建博物馆和居维叶来巴黎后的几年里，变革发生的规模和速度。
1794年文本简述的是法国博物学家的全部流派，以及从1740年到1790年间他们进行思考和分类所获得的知识。在1804年文本中，是经过七到八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劳动得出的一些与过去完全相反的结论；概述了以对官能的研究为基础建立一些分类的努力；最后是从早期的解剖学工作合乎逻辑地推断出的一种结论，即，从一个动物群到另一个动物群，机体的每种器官都经历一种退化过程；但是不同器官“所依照的退化顺序不完全相同”；这一种器官在一个物种内处于至臻状态；那一种则在另一个物种内处于至臻状态：因此有多少控制器官，就要形成多少系；可是随后怎样由这些不同的系产生像1794年孚克劳所说的，那种“连续的没有分支的谱系”，那种在18世纪，人们还按照17世纪的传统相信的单系的创造物呢？
其实，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内容却大相径庭的两个文本中，就存在着多丹的两个论题。先是他对18世纪的系的观念和分类方法的研究，然后是对从1790年到19世纪前25年居维叶的著作的仔细研究，并且通过比较对拉马克的著作的仔细研究。
对这三本内容如此丰富的著作，我要是打算从细节上进行分析，或者特别是根据它们的结论来评论，我可能会贻笑大方。所有读了多丹著作的人都会说，不管他们对这些复杂问题有多了解，读这些著作都让他们受益匪浅。我充其量会就一个由于其他原因未被作者直接关心的问题，发表一两条意见。
亨利·多丹指出，在他所研究的活跃时期，这种分类工作正按照各种原则进行，命运各异。他力图追溯它的起源，自然首先要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274]最好从中寻找个人努力的结果，或者寻找只是某个时代的知识的教学专科全书，不管怎样人们会在其中碰到一种重要的分类准则，居维叶后来不无奉承地说，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分类，只留下“很少的事让他后面的一些世纪去做”了；更确切地说，后面这些世纪实际上是相当惬意地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舒服的枕头上。但是，同样，亨利·多丹在探寻一种在其原理上与系统分类学完全无关的概念的起源时，也再次拉着我们和他一起，追溯到久远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这种非常有影响的概念，即一个生物界构成一根形态链，这些形态的生命力一点一点不断地从最大降到最小的概念。
可是，到了那里，他向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他提供了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些特别重要的问题的概念的一种研究，审慎但是很认真的研究。相当好。可是我从中发现两个缺陷：一个来自亨利·多丹的著作本身。另一个更普遍，仍然属于一个方法问题。不过仔细一想，这两个缺陷本质上只是一个缺陷。
我们翻开第一部著作。第一章，“分类”。有些宽泛的附注，然后紧接着一节：“亚里士多德与动物分类”。之后是林奈。第二章，“系的概念”。然后紧接着一节：“亚里士多德与生物的系”。之后是林奈。这就是我们几乎不可避免的“职业偏离”[275]产生的作用吗？这个如此遥远的历史开端促使我身上的一种反射机制无法抑制地发挥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没问题；可是我们就拾级而下，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走到“现代人”吗？——绝不是，多丹会反驳。亚里士多德不是自己在那儿的。他根本没有产生系的概念。我并不打算在解释过去的事时越过林奈。只是由于林奈所处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的博物学家们都在专注分类这项工作，而且受到系的观念影响，因此我当然要寻找这种观念的来源，而且要探寻这项工作是由谁首先开始的。
确实如此。在涉及自文艺复兴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植物学和动物学分类的工作时，也确实如此，第一章第三节涉及植物学，同一章第五节涉及动物学，其中还包含许多有用的历史标示。显然不像多丹可能希望的那么完全，也不总是像他可能希望的那么明确；如果说人们在自然科学史的广阔领域耕耘少而不善，致使我们没见到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积极的科学活动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没见着这些关于系的观念的居间的标示。人们从拥有现代注解手段的多丹在1926年这样理解和解释的亚里士多德，转到18世纪的人所拥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从亚里士多德引出的概念，跳过了一长串世纪中的一连串环节，一下子就把第二十个环节和第一个环节接起来，在其开端和中期之间建立联系，这岂不是显得十分突然吗？
换句话说，我寻思，在这种工作中，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要的亚里士多德？出于措辞方便，我把他说成“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由于他们多少有点自觉地让那位亚里士多德符合他们的需要和精神状态，因此，那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影响更深刻。
我向亨利·多丹提出我的顾虑，因为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科学的学说知之甚少，因此在提出顾虑时，我没有畏畏缩缩，我明显觉得，除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系的观念外，我们还应该给其他观念留出位置，也可以说给其他想法留出位置，它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许仍然对那些半形而上学、半科学的概念施加了一种长期的影响，亨利·多丹在他自己的领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概念的某些过时的表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从亨利——科尔内耶·阿格里帕和帕拉塞尔斯，到那些帕多瓦人及其弟子，从蓬波纳齐到克雷莫尼尼，从卡尔丹到乔达诺·布鲁诺，从瓦尼尼和特勒肖到康帕内拉，为了超越充满陈腐事实的经验主义，为了让自己好歹形成一些观念（这当然有点操之过急，但是，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永远都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想自己来理解事物，每个人终究都必须适应这种暂时性），他们做出了积极勇敢的努力；而为了尽量形成一种严密的关于宇宙的表述，不只是由《创世记》得出的神学所提供的那种表述，他们做出了既虚幻又有力，而且确实感人的尝试。在这些努力和尝试中，他们曾经大胆表明，他们相信存在着生物的相互关联性、生存相关性、运动连贯性，在他们看来，这些能够构成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念来替代不完整和不协调的表述。
这是把一个仍然捉摸不定，但已可觉察到的通用机械论的概念，运用于大自然的现象吗？倒不如说这是对自然统一体深刻预感的结果。这个统一体和一个生物机体相似，各部分受到同等的激励，通过它们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协力达到同一个目的。一位在这些领域作出过有效努力的非凡的观念史学家，研究康帕内拉的历史学家，莱昂·布朗歇，十分清楚地在这种预感的深处注意到[276]，在器官和心理相互关联的观念与连贯性和机械决定论的概念之间，尚不存在任何区分。因而凡是有运动的地方就存在意识，凡是有意识的地方就存在运动，这种对应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本质同一性，它就像一条岔路，引导自然科学要么走魔力论解释的途径，要么走完全不同的机械论解释的途径，在所有这些人看来，两者都合理，都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广博的概念，也是扎根在那么遥远的过去的，而且在16世纪，它们无疑比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更有生命力、更有效，它们对16和17世纪的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艰苦工作产生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吗？这有待观察。似乎是没有，而多丹在研究之后，在其阐述事实的方式上也很可能没什么要改变的。这里，我觉得理当向他提出另一种顾虑，他如今不就是一位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顾虑的非凡人才吗？
二
此外，希望像他那些进行得很出色的研究，不应忽视或低估一种深刻自省的，并不断专心思考自然进程及其连贯性的思想在任何技术性劳动之外可能获得的成果，而这正是多丹在他的第二部著作的引人入胜的章节中所表明的内容，这些章节专门论述了拉马克的思想，专门论述了他对关于单一的和渐进的系的观念所做的修改，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且失去了影响，但他在赋予这种观念此前还未曾有过的含义时，突然又赋予了它一种能力，能产生成果，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即一种物理进程的物质现实性。
人们把拉马克和居维叶面面相对地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在说到其中一人时，往往要涉及另一人，在某些时刻，他们的那么多思想和著作就通过互相呼应混在一起。人们读了多丹先生的第二部著作的两卷后，了解到这两人的活动、思想和创作，作者时不时要描绘一下两位主角之一的肖像或心理，使得他们的差别越发鲜明，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以灵巧的简洁性、严格的准确性、入微的专注性，抓住或指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易被疏忽的细微差异，表达和展现都确实很出色。
下面说说拉马克，他是一位勤勉的老派植物学家，先是在皇家植物园从事采集植物的普通工作，后来在新博物馆中接受了昆虫和蠕虫博物志教授职位。他在研究动物界时，可能隐约发现了一个领域，更适合运用和利用一种已渐渐摆脱了他的前人的工作约束的指导性观念？这个观念即生物构造全面发展的观念，这种发展在种和属之间也许难以觉察，或者有争议，但是在类之间很明显、很确定。这是非常有思辨性的观念；但是确切地说，拉马克作为工作者，从1795年开始，由于不懂一些新的解剖技术，而处于明显的劣势和相对无能的地位。这些解剖技术是由一位新秀居维叶使之流行并熟练运用的，但拉马克不做解剖。他从未做过解剖。他严谨地坚持这一点，甚至毕生都坚持着18世纪的博物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方式：依据成套的标本，考查、描述和比较动物的外部特征。他（这次他从一种理论的观点，即他的生物器官用进废退的理论）跟拉瓦锡及其弟子的“新化学”做斗争，同时还在不断反复思考事物的起源、构成的共同的问题：终于由此产生了关于生物渐进生成的整套学说。
这位拉马克，是非常大胆的思辨家，又是非常胆怯的因袭传统的人。他在思想领域勇敢无畏，在研究领域却又畏首畏尾，而乔治·居维叶跟他截然不同。
首先，乔治·居维叶的出身不同。他是蒙贝利亚尔人。亨利·多丹要是写过一本历史著作，他就会注意花更多气力来强调这种素质意味着什么了。他就会注意到蒙贝利亚尔这个小镇的地方特色中所包含的一切原始的、强烈的和粗野的东西。这个小镇不是法国的，而是受具有德国祖先血统的君主统治，生活安宁幸福。多丹说居维叶是“坚韧、明智和能干的汝拉人，为了完成所从事的工作，控制着他的举止、交际、友谊，从不沉湎于一种情感，也不完全信赖一种观念……”[277]汝拉人，不对！这个修饰语普遍包含的天赋和缺陷，居维叶没有任何理由要继承它们，因为他和汝拉人有太大的差别。而且，要是汝拉人想把居维叶占为己有，蒙贝利亚尔人也会抗议因为他和他们的关系太深太密了。
首先是因为他的早期阶段。因为他是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卡罗林学院完成学业的。这个小城既因为它的地域，又因为它的路德教而与法国隔离，所以它的神学家都在蒂宾根大学学习。初出茅庐的学者，必定都要去斯图加特学习，因为自从1699年1月6日起，佩利萨讷的步兵和骑兵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占领了那里，在那里恢复了天主教的礼拜场所，但不包括城里的一个新教支持者团体——蒙贝利亚尔学院，一所很有前途的学院的雏形。作为蒙贝利亚尔人，居维叶的研究方向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可以说三个世纪没出版过一本文学著作，法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倒是层出不穷。尤其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传承：从《植物志》的作者让·博安、他的弟弟加斯帕尔[278]、他的女婿谢莱、他的同时代人尼古拉·托勒吕，直到莱奥波德——埃马纽埃尔·贝多、P.弗雷德里克·贝尔纳、解剖学家乔治·迪韦努瓦，以及其他许多人。
同样，居维叶来法国，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偶然原因。他曾在诺曼底，在德里西家接替另一位蒙贝利亚尔人担任家庭教师。那位蒙贝利亚尔人就是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帕罗，担任了多尔帕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家庭教师往往是蒙贝利亚尔人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尤其是在俄国的流亡生活中的一种民族职业。至于居维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多丹在一条注释中，通过援引居维叶1792年写给普发夫的一封信暗示了：“记住，对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来说，所有形式的政体都有自由。”这里再次看出，居维叶的确是蒙贝利亚尔人；几个月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非常准确地复述了蒙贝利亚尔的士绅雅克——弗雷德里克·费朗的一句话。国民议会议员贝尔纳·德·桑特辉煌地“征服”了这个毫无抵抗之力的小城时说：“我为你们带来了自由！”这位与居维叶是同代人的老乡回答：“您错了，我们拥有自由已经很久，而且是最完全的自由……”[279]
这是乔治·居维叶相对来说可以忽略的次要方面。最重要的是，他从很年轻时起，就在蒙贝利亚尔或符滕堡的乡野观察了大量植物和动物，并且相当忠实地进行描绘，增进了他博物学者的素养，同时让他初步掌握了解剖技术。当时的博物学家对这种技术还完全不了解，以至于当人们发现他掌握了它，就想当然地推测他当过医生，认为只有医生才会这样做。孚克劳夫人就曾经坚信他是医生，以至于在很久以后的一天夜里，竟把他叫去为她丈夫看病。此外，居维叶刚从事研究时，就以非凡的洞察力，觉察到了拉瓦锡的发现以及他的竞争者和后继者的精密分析在创立现代化学时进行的革命中所具有的巨大意义。而且他已经觉得，未来的博物学必定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一整套的特殊应用。
这样，当拉马克还在坚持采用旧的研究方法时，居维叶却经常专心于解剖小动物，而且为了使血管系统显示更明显，他采取了精密的着色注射技术。而拉马克发起一场令人困惑的反现代化学的斗争，使自己的声望大跌，当康多尔来请教他有关植物学的问题时，他“以只是勉强了解化学和气象学”来答复，令康多尔大失所望——而居维叶则在致力于确定各种动物群中同样的官能器官发生的变异的程度和意义，对所用的物质和得到的物质进行称重、测量、计算和比较，通过精确实验来进行这种研究……他要获得成功的意愿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利用了自己的一些非凡才干，使他一下子声名鹊起，这位创新者很快就使各界不得不接受一种观念，即不必也不能根据观察被剥下的动物皮，按照它们的外部特征，来对动物进行分类了，只有对它们的内部构造进行解剖学研究，才能决定大动物群的构成和分界。从器官行使的官能中找到它们存在的理由——并且从用精确解剖方法全面研究的器官中，找到决定官能作用方式的条件。他认为这就是通过一些新方法深入钻研、阐明的博物学的双重目的。
这是一种技术对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强大作用。这种技术在某些方面尚属初级水平，因此更引人注目：阿米西的消色差显微镜直到1827年才传入巴黎。我们要立刻指出，多丹非常正确地指出一些实用的研究方法对科学概念的作用和影响，之后却拒绝贸然从中得出结论。他虽然可以跟随居维叶作出结论，但又觉得拉马克不让他这么做。
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还有哪种说法比第二部著作的一条注释的末尾暗含的说法更中肯。[280]多丹提起居维叶专为拉马克的学术论文写的科学院颂词，从许多方面看都很令人不快，他说：“作者在一个主要问题上肯定是对的：要是拉马克会解剖的话，他就决不会那样思考了。”但是他立即又补充道：“人们在此并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的思想没有价值，而是得出结论，一位积极真诚的思想家，在路径尚不明确的自然科学中，可以靠智力上的努力很好地弥补他在技术上的劣势。”在观念与事实的关系的这些重大问题的各个方面，人们实在找不到比这更确切、更细腻的表达了。
亨利·多丹这些非常可靠和杰出的著作再现了拉马克的最新观念的产生，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对它一一追踪，况且这么做也无益，读者只有去参阅亨利·多丹的著作。
拉马克靠着维持一个单一的和完整的动物的系的存在，靠着不让这种系的观念引发对器官的比较分析，最终捍卫了他的传统博物学的工作方式的科学的独立与尊严。他无疑非常仔细地关注居维叶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参与。而由于缺乏适用的技术，因此任何对机体的直接和深入的研究，任何对生理机制的实际的分析，他都无法进行。他要对所感兴趣的生物进行有效的确定，只剩下一种方法，就是在一种对生物界的全面阐释中，确定它们的位置……
还要说一句。如果以为多丹随意简化问题的已知条件，仅致力于阐明居维叶和拉马克这两位巨擘的个人的观念和贡献，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相反，他始终关心的，是带着对一种科学工作的条件和必要手段的很确定的意识，证明他所注意到的进步为何是巨擘和普通学者的共同成果，是所谓天才与其他大多数工作者的坚韧而认真的、值得尊重的见识[281]之间，一种富有成果的合作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折中的结果；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能力的人们的共同见解，只要是充分自由地形成的，那么它们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总归是一种真理的保证”。
按照一种更保守的观点，我们应该指出亨利·多丹固有思想的这个方面。正是由于他注意不专断地把两人和两种成果分离开，才使得他所论述的主题充满了新意。
对于以同样方式向居维叶和拉马克这两位巨擘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给出了两个答案，是由两种容易理解但截然不同的方法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答案，一个是单一的系，一个是一些不完全的系。——还是这个问题，以同样方式向拉马克和达尔文提出。先是得到一个不完整的答案，是拉马克的；然后是一个最终的答案，是达尔文的。对于这种幼稚的考虑事物的方式，亨利·多丹的整部著作明确予以否定。他否定它，是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而又趋同的“历史”。一是过去的历史，是一些在年代上走在前面的博物学家其著作中的一些观念的历史，这些观念后来被居维叶和拉马克重新采用了。二是现在的历史，是在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一些技术的和实际的探索的历史，植物学家，尤其是动物学家，从1790年开始致力于这些探索。最后是关于环境的清晰而确实的观念的历史，这种环境就是在所考虑的整个时期内，科学思想与探索所需的一些一般条件。
当亨利·多丹顺利完成了他的三重研究时，他表示还想解决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或“居维叶主义”的关系的问题。《物种起源》的基本论题是非常新颖和独创的，但是，要解释它们的成功与传播，就要说明整个前期工作，以及19世纪初大博物学家们的全部事业的重要意义，这项事业由他们的合作者和后继者重新开始进行，并加以完善。与大众的偏见相反，比起达尔文，拉马克和居维叶的工作即使不是更多，也是完全一样多的。他们两位，以及他们身边所有耐心而审慎的工作者，都通过他们的工作，预先让这个领域摆脱了困扰他们的观念和概念，他们已经依靠集体的强大力量，把“必要条件”的变化的部分与达尔文结合起来。有独创性，但是也有连续性，这是艰苦的科学工作的两个方面，多丹先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这观点与在集体的科学事业中重视天资和重视热忱的观点，或者在大博物学家的个人事业中，认为观念重于事实的观点，同样敏锐和开阔。
我们不要匆忙就作出结论。毕竟，这种深厚的理解力一定是一位自然科学史家必需的天赋。就算情况并非如此；就算一些十分杰出的学者也曾缺乏这种与一个智力的“能力”和“水准”都平平的人毫不相关的天资。
我们也不缺一流的作品来证明这一观点，但是其历史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歪曲的，因为过于专一地重视某些人或某些研究自身的工作，导致这种观点脱离了它们的时代，而且过于抽象。这里我们是否应该提到一位叫皮埃尔·迪昂的人的工作吗？他的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权威性，但从整体看，往往有点令人困惑，不太踏实可靠。只需去参阅阿贝尔·雷伊多次说过的看法就知道了。[282]
在本文的开篇，为了避免误导读者，我们曾指出：亨利·多丹写这三本著作时，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历史学家。难道我们应该在文章结束时，怀着完全不同的意图，再提一下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读他的论著之前，读了不久前（1909）他曾在现已停刊的《自由篇章》杂志上发表的两篇十分生动的文章，其中对达尔文的一些早期著作进行了真正引人入胜的概述；如果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在这些论著中欣赏到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和外省社会环境中整体的科学活动的描写；如果我们读了他对19世纪初博物馆——在这座创新的博物馆大建筑里，汇集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我们一直满怀热情为探索、扩大和深化世界做的艰巨工作所获得的可供人利用的成果——在自然科学史中起的重要作用的那些充满见解的评价；如果我们还在他的一些简练的文章中，碰到一些关于社会史的非常有启发性的评语，例如关于那些年轻人的评语，“旧的社会环境的解体，由制度、观念和习俗的危机引起的不安和希望，流传非常广泛的要求实证科学指示新路的意向”，在一个学习和思索的无私愿望中结合起来——我们就禁不住要表明一个愿望。
亨利·多丹想写的书，他完美地写出来了，其计划的严密性和实施的坚定意志，都是非凡的。如果我向他承认，我作为历史学家，有时会控制不住我的思想和想象力，想在他的文章的页边上，连续添加一些历史方面的评注，或者也可以说，很想再构思一本同样富有成果的著作的提纲，也非常渴望得到人们的感激，他会责怪我吗？
按照这种想法，为他研究的每个时代重新组织当时人们的精神材料；通过博学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复原他的上一代人物理的、智力的和精神的完整世界；培养一种很强烈、很确定的意识，即事实观念的不足和理论的相应贫乏，有可能在有关世界、生活、宗教、政治以及历史集体性所形成的各种表述中产生缺陷和曲解；从而防止产生那些糟糕的年代错误，像那种虽然鲜为人知，但却是最严重的年代错误，不是向参加福尔诺沃战役的战士赠送滑膛枪，或者向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送玛丽——路易丝的照片这类错误，而是不假思索地把拉伯雷变成一个自由思想家……或者把拉马克变成一个达尔文时代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这种错误。经过我的思考，依我看，防止产生这种年代错误，是历史学家的最高理想、最终目的。
这也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如果我们确信它不会名不副实；如果我们意识到它就是我们的目的，意识到它确实值得我们献出一生来探究它的结局，那么我们至少要明确认可它，以便逐渐使工作者们的分散的、盲目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正确方向上……
然而，如果在一个智力探索者毕竟很少的世界里，没有人操心去协调、组织这种力量；如果那些专注于一些基础工作的人，不想付出他们的全部努力，不赋予他们的知识全部有用的意义，那么这个理想要怎样才能实现呢？“可这是你们历史学家的任务；赶快干吧……”多么过分的嘲讽啊！我们刚刚定义的历史学，不是靠一帮无所不知，从而也一无所知，竭力想抓住在虚空中嗡嗡叫的吐火怪物的人，靠他们百科全书般的艰苦工作创立的。历史学是靠不同出身、不同文化、不同禀赋的人共同努力创立的；因为所需的培养，是跟描述16世纪的一种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描述蒸汽机的发明过程，或者描述让——雅克·卢梭的同时代人所拥有的有关科学的概念所需的培养是不同的。
而且我完全理解，人们如今为了潇洒优雅地摆脱麻烦，不对历史学家实行任何特殊培养（大概是出于好意，为的是不让他们的判断力受到任何影响）；不过，尽管这样做很精明，终究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最终会显得十分荒谬。此外，希望人们能够设想，让具有很特殊的才能和很强的文化素养的工作者，来负责协调和综合由一些名副其实的专家获得的结果，但要控制好这批人的数量。这当然很理想，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就目前而言，还是要让深谙银行之道和交换问题的人来负责撰写富格尔家族史；让研究19世纪前四十年的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人注意，不仅要把多丹所说的东西，而且还要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们。除了他们没人能做；如果他们做了准备，付出了努力，却在任务仅仅完成一半时就放下工具，想在二三十年后，让另外某个人随随便便重走他们走过的路，勉强自己来写一部历史，而他们也不会生气，这确实很说不过去——关于这部历史，他们拥有要提供给我们的一切，而且从明天起就要提供给我们。
我在读这部著作时，常常禁不住要把其中的日期进行对照。瞧！我们面前有拉马克的作品的详细书目，也有居维叶的论著的详细书目。其中一人的著作发表年份分别是1791、1792、1794、1795、1797；另一人的著作发表年份分别是1792、1795、1796、1797。他们就在这些上演过无数场悲剧的年份里，一心扑在被解剖的或被观察的动物标本上，为动物学确定了一个新方向吗？而且是第一次确定了“现代”的方向？可是，当大革命开始时，这些人，这些知识最渊博的法国人，他们所掌握的，关于自然和整个动物界形成的概念，怎么还是孚克劳在其《化学的基本概念》的开头表达的概念呢？从这些观念流传出过那么多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而其中最有知识的、思想和才能最“科学的”的人，怎么在动情地说到大自然时，却把这些如此陈旧、如此缺乏批判精神的拙劣观念，置于这个神奇的词下？谁来明确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产生的任何性质的影响呢？谁来开始为我们编写科学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史呢？如果不是那些从这些观念的起源、各种表述以及许多年来它们产生的后果来研究它们的人，不是那些评估了它们的演变关系、可能的影响和局限性的人，那应该是谁呢？
可是，他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啊！啊，谁是这方面的历史学家呢？如果不是知道这些的人，那会是谁？而且我还希望亨利·多丹除了向我们提供内容如此丰富、日期如此精确、表达如此细腻、对方法论学家和科学家同样重要的著作外，另外还能独自非常出色地提供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社会史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