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历史的历史学[55]
我仔细地，当然也是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老朋友路易·阿尔方的一本小书。这本书是他利用维希政府强塞给他的闲暇时间，远离他的被“占领者”偷去的书和扔掉的文件，仅凭他的经验，在寂寞中写成的：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经验，这位历史学家自1900年以来工作不辍，时而为个人工作，时而督促并指导别人工作。我自然而然想到那部《民族与文明》丛书，在署有萨尼亚克名字的同时，也附有他的名字。
这本小书被阿尔方题名为《历史学导论》[56]。但是，与其说是“导论”，不如说是为他所从事的历史学“辩护”。他对我们说，“人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怀疑过历史研究的用处……我的目的不是为一件能自行辩护的诉讼案辩护……”哎呀！正是这样，我们应该相信；如果没有它，抨击本来早就中止了。路易·阿尔方料到这一点，他立即进行辩护，为所采取的立场进行辩解，这立场早就众所周知，毫无奥秘可言。
纪德的《托词》（第97页）写道：“在全部忠诚中，对自己的那份忠诚，一旦不再是自发的，那就是最愚蠢的。”阿尔方这位研究查理大帝的历史学家，对自己的思想观念的忠诚完全是自发的，从而也是最合理的。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坚信这种历史学形式的游侠骑士，在年轻就学时是这样，离开巴黎文献学院也是这样。亨利·贝尔把这种形式叫作唯历史的历史学，很贴切。路易·阿尔方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这上面。他如今送给我们一本《历史学导论》，请听清楚，这可不是献给博学的克利奥女神的供品，因为在她的无袖长衣的褶子下，她庇护着历史学派的所有形式、所有变种、所有差异，正如慈悲圣母在她的斗篷下庇护着所有有资格的基督教徒代表一样。阿尔方更平凡，也更骄傲，他只思考一种形式的历史学，即他努力研究的那种形式的历史学；他还请我们考虑认定它是唯一有价值的形式。“历史学导论？”“为历史学辩护？”不，是为唯历史的历史学辩护，1911年贝尔谈到过这种历史学：“有一种形式的历史学，它自我满足，也认为能满足历史认知的需要。”这句话让我高兴。仅这一句话就足以成为对路易·阿尔方的这本书的批判的书评了。[57]
一个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亨利·贝尔用1911年阿尔方本人一封信中的词语作出了大致的回答：他是一个对由他本人确认的特殊事实进行加工的人，他企图把这些事实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协调一致，然后（我援引阿尔方1911年的话）“分析文献所揭示的特定时刻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变化”。是特殊的变化，请听清楚了，因为作者认为，历史学被定义为一门研究特殊事物的科学。[58]
现在我们翻开1946年的《历史学导论》。全书主要分三章：一、事实的确认；二、事实的协调；三、事实的陈述。教理没有变，还是构成历史学两种活动的老教理；首先确认事实，然后运用事实。有人说，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是这么做的；甫斯特尔和蒙森就是这么做的；如今我们也都是这么做的。就假定是吧。可是，确认事实，然后运用这些事实：就是这些大白话，让所有好学的人伤透脑筋，而且战战兢兢……
因为毕竟您把什么叫作事实？您认为“事实”这个小词有什么含义？您认为事实就是作为基本的现实被提供给历史学吗？时间把它们埋得多少有些深，问题只是去发掘它们，清理它们，让它们重见天日，呈现给同时代人吗？要么您自己就复述贝特洛的话，他刚获得成就就颂扬化学——他骄傲地说，化学，他的化学，是所有科学中唯一能制造它的对象的科学。贝特洛在这点上就错了。因为所有科学都制造它们的对象。
这对我们的前辈，像奥拉尔、瑟诺博斯、朗格卢瓦之类的同时代人来说是对的，对那些对“科学”敬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来说是对的（不过他们对科学的实践及其方法一无所知），对那些认为一个组织学家只要把小白鼠的一片脑组织标本切片放在显微镜下就万事大吉的人来说是对的：他马上就获得了一些原始的事实，无可怀疑的事实，我敢说是就“铁板钉钉”的事实；他不过是把它们摆放在抽屉里而已。天分嘛，不是米什莱的，而是大自然本身的……当有人告诉这些历史学家，我们的前辈，一个组织学家实际上首先用大量精湛的技术和灵敏的染色剂来制作他的研究和假说的对象时，他们就会感到惊讶。他以一种照相的方式“揭示”这个对象。然后就来解释。“看懂他的标本切片”，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描述所见到的东西还行，但是要对必须描述的东西进行观察，这可是令人生畏的事情！当有些人，如当代的一位哲学家，把事实定义为“一些上面挂着理论的钉子”时，我们的这些前辈就会感到惊讶。钉子先要经过锻造，才能钉在墙上。这里既然说到历史学，那就由历史学家来锻造钉子。这不是像他所说的“过去”。或者按照一种奇怪的套套逻辑，说这就是“历史”。
您同意吗？同意就说同意。您不同意？那就来辩论吧。但是行行好，别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个小问题，却是个最重要的问题。
您闭口不谈，这就使我们产生了第一个分歧。瞧瞧后果吧！
您多次听到过我们的前辈喋喋不休说的话吧：“历史学家无权选择事实。以什么权利选择？根据什么原则选择？选择就是违背‘现实’，也就是违背‘真相’。”他们始终抱着这种观念；事实就像一些方形锦砖，很分明，很均匀，很光滑。发生了一次地震，震散了它们；方形锦砖被埋进土里；我们再把它们挖出来，尤其注意不要漏掉一个。我们要把它们全都收集起来。不要挑选……我们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样说，好像说的是破坏了这一处遗迹，保护了另一处遗迹的唯一的偶然事实（此刻我们没有说到有关人的事实），所以任何历史都不是一种选择。而要是只存在这些偶然的事实呢？——其实，历史学就是选择。不是随意选择，而是预先设想好的选择。亲爱的朋友，这一点也使我们产生分歧。
假说，研究计划，甚至理论：我在您的导论中寻找这些东西，可是都没有找到。
然而，没有事先准备的理论，没有预先设想的理论，就没有可行的科学的工作。理论是满足我们对理解的需要的思想构造，是科学的经验。科学的经验不把发现法则当作最高目标，而是把能让我们理解当作最高目标。任何理论都必然以大自然可以理解这个公设为基础。而人，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之于历史学，就像岩石之于矿物学家，动物之于生物学家，星星之于天文物理学家：是要解释的对象；是要让人理解的对象；因此也是思考的对象。历史学家，如果不愿思考有关人的事实，主张无条件服从这些事实，好像这些事实不是他制作出来的，好像它们不是他事先挑选出来的（而且不能被他选择），那么他就是一位技术助手而已，也许很出色，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59]
我以严重不满结束这一段。历史学的导论、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的理论、为历史学的辩护……可是，历史学到底是什么？
我来告诉您。您要搜集事实，为此您就要去档案馆，那是事实的库房，那里事实俯拾即是，筐子都装得满满当当的。您把上面的灰尘掸掉，把它们摆在桌子上。您做着儿童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忙着用一些“六面画拼木”拼凑漂亮的图画，人们事先已把这些图画打乱。拼成后，就是一幅画。历史研究完毕。您还要什么？——没有了。不对，还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因此要知道历史是什么？
您不告诉我？那么我继续往下说。您让我想起了那些可怜人。大学由于一种可悲的阴差阳错，把当时所有任务中最艰难的任务，交给这些可怜人，让他们对我们这些四五六年级古典班的小“文科生”进行数学启蒙。他们多么成功地阻止了我学习数学啊！因为他们把数学简化成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一些解题的小方法、小技巧、小秘诀。有些像我们的小学生黑话里所说的“小玩意儿”，如今早已过时……
但是现在我对这些“小玩意儿”没有一点兴趣。人们给我一些“有用的资料”，要我去做某种事情，却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事情为什么值得做。人们为什么想出这些事情？而且是怎样想出来的？最后是，做这种事情管什么用……好有朝一日能让你考进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可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本身又不是目的。而且从这时起（对我来说太糟了），我有一些精神上的基本需求……于是很简单，我不学数学了。而那些对此没有那么多要求的同学，数学成绩就很优秀……
唯历史的历史学要求很少，非常少，在我看来太少了；除了我，在许多其他人看来也太少了。这就是我的全部不满。但是是强烈的不满，是那些认为观念是人的一种需要的人的不满。观念，就像尼采所说的，是一些正派的女性，是不会被懦弱的男人占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