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米尔·德穆兰：是历史，还是控诉？
历史学家，就是寻找圣人的人。今天的圣人，就是卡米尔·德穆兰。圣人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老科德利埃报》。[51]寻觅者是阿尔贝·马迪厄。[52]
“《老科德利埃报》并不是一种痛苦的叫喊，而是一位穷途末路的小册子作者的工于算计的诡诈。”他的“皮卡底人和巴黎人的讽刺”的才智，往往就是一个“没名气的苏格兰报人”的才智（请听听戈尔东所说的，他是1728年的《论塔西佗》和《论萨卢斯特》的作者，著作多次在英国重印，并多次被译成法语：马迪厄证实，德穆兰在某些期的《老科德利埃报》中大量利用了它），“德穆兰作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学生，作为为生计所迫的记者，从他的书橱里的一本著作里，匆促地摘抄并汇集一些只言片语”。这么说，“这位最伟大的丹东派门徒的真诚就可想而知”了？
我从引言中援引的这些话，让我们了解到有关这份刊物所处的“氛围”。它当然是最有学术性、最严肃、最精致的刊物。它向我们提供的文献，是一种经常被援引并且一直被品读的版本。经过考证，它的真实性是可靠的，而且作者认真加了注，并加上了丰富的附录。至于我，我更愿意看到有人把这些附录收集起来，融入一种先行的初始研究。不过，这些附录，即使原封不动，也含有丰富的知识，用途广泛；它们极为清晰地揭示了这份刊物的状况，它的兴趣、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尤其揭示了它所服务的运动的真正的政治意义。
说实话，我非常反感一个历史学家——马迪厄——经常采用检察官的那种语调。他披着好公民的外衣，擅取一种有点幼稚的事后审判权，这种审判权无论如何都十分令人困惑，因为它只建立在它的本义之上：“被告德穆兰，请起立……您要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吗？您声称自由（第6期，第187页）就是博爱；就是神圣的平等；就是在地球上，或者至少在法国，唤醒所有淳朴的美德的方法。”——可是，您“有理由颂扬淳朴的美德吗”？（原文如此；注5，第187页）
我们不往下说了。整个一代历史学家都热衷于这种行为。他们像诉讼电影中的检察官那样站着，一心要以一种原则可变的道德，并且以一种时而受“左”时而受“右”的意识形态激励的政治的名义，要求对历史的主角或配角实施最严厉的惩罚：左派检察官和右派检察官还互相生气，而且还是发自内心地生气。是时候该结束那种事后质询，那种检察官辩才和那些黑袖效应[53]了。
历史学家不是法官。阿尔贝·马迪厄在结束第一期《老科德利埃报》的再版（第48页）时加了旁注：“这一期的结尾不太谦虚。比如德穆兰要当一个思想家的抱负令人可笑，等等。”也许是的。但是，第五期的《老科德利埃报》（第164页）上有一句：“在这个战争时刻，我的两个兄弟都已经为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断头台算什么，不就是大刀一劈吗？一个议员，为他的勇气和共和主义牺牲，不是最光荣的吗？”在读了这一页后，我发现了这页下面的评注：“阅读这段大无畏的话时，我想起卡米尔·德穆兰在被处死时表现出的态度，心里感到难受”，我多半也感到不舒服。我也斟酌词句，对在第48页上劝人谦虚的人说：“我们都要谦虚。不要评判他人。”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评判不是我们分内事。其次……
怯懦、勇敢、勇敢、怯懦：这些词，这些贫乏的词在您看来那么明确，而且那么容易理解；您以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们使用这些词时，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我知道我这一代中有许多人，因为有过（马迪厄所没有过的）经历，就永远不再有兴致去扮演情节剧中的富基埃——坦维尔，把它们说出来。
历史学家不是法官，连预审法官都不是。历史学不是审判，是理解，并且让别人理解。我们要不断重申这一点，我们学科的进步就是以此为代价的。
二、一本在大革命问题上装模作样唬人的书
您给我们带来了新东西。确实是新东西。谢谢。但是凭这个您就该像大公鸡一样，站在屋顶上，声嘶力竭地喔喔叫，大肆宣扬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来好好看一看它，还要来说一说它。您不妨就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说说它，如何？
您真的该含蓄地自称是唯一聪明的和唯一有洞察力的人吗？是唯一值得让人去读、去听、去称赞的人啦？而对于走在您前面的倒霉鬼，那些既没有您那种超群的天赋，也没有您那种确实非凡的英雄气概的可怜人，便说他们“不是傻瓜，就是出卖灵魂的人”，您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合理吗？
《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阶级斗争》一书的作者达尼埃尔·介朗先生在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靠装模作样来唬人，一开始（第368页）就提醒他的大革命史学前辈，说托洛茨基把他们叫作“篡改者”。而且是巴奴日所说的具有西塞罗辩术的那一类家伙。介朗先生则把他们叫作奸人，试图“奸诈地”“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证明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正当理由”。啊，不错，他们统统都是奸人。所有那些未能挣脱“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之茧”（为这个茧叫好！）束缚的民主历史学家都是奸人。首先是饶勒斯，这个假社会主义者，从未剪断“使他和资产阶级相连的脐带”（第371页）。这个可怜人只能“部分地领会”真正的唯物主义方法。他声称自己“既和马克思一样是唯物主义者，又和米什莱一样是神秘主义者”。这说得一点都不对，因为饶勒斯只是写过：“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将既和马克思一样，是唯物主义的；又和米什莱一样，是神秘主义的。”达尼埃尔·介朗先生在第370页还对我们说，而且说得不错：“这还不算太差，因为米什莱的天赋比所有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强得多。”可是您不明白，米什莱和马克思之间的这种私通，是一种乱伦行为，只能生下杂种。还是让我们保持纯正为好。
我们对饶勒斯可能还有些尊重……相对的尊重。但是现在谈到马迪厄了。可怜的马迪厄！他如果不是傻瓜，就是出卖灵魂的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关于唯物主义方法，他似乎曾经大力推广过（第376页）“其中他能够理解的东西”，是经过选择的东西。因为，“其中他所理解的东西”，就是这种方法所提供的“对统治阶级危险比较少的”东西。您大声嘲笑这位马迪厄一门心思要尽量避免伤害正直的统治阶级，那您就错了。您甚至都没有必要提出：“他这是无意识的；不过他诚实……”冷酷的达尼埃尔·介朗先生会跟您说到诚实，在这里我们不用这个词也罢！这些民主历史学家最终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他们都受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影响”。诚实不诚实？做个精神分析吧，人们期待着，可是好不容易才在第2卷的第388页看到开始进行这种分析了。难道精神分析没有使所有这些过时的区分消除吗？确实没有，因为所有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除了达尼埃尔·介朗，都在“说假话”。作为个人，他也许是无意识地这样说的；但是作为他所处阶级的人，“他就是有意说假话，是为了更好地奴役人民”（第388页）。然而，至于马迪厄（还是来谈他），您不会认为，身为“第三共和国官员，资产阶级民主的忠实公仆”（第378页），他没有全身心地投靠资产阶级吧？骗谁呢！至于乔治·勒费弗尔，他也（第379页）“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之茧的束缚”（幸运的茧啊，可以用那么多次还不坏！）；当然，人们应该向他的努力致敬，但也要“为他的胆怯惋惜”……
他胆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研究16世纪的人来说，这可是纯粹的笑话啊！历史上已经有一个“胆怯的勒费弗尔”，现在又多了一个。对于埃塔普勒的勒费弗尔，400年来，严格奉行教规的所有新教空论家都指责他怯懦，害怕自己被当作烟熏咸鲱鱼放在柴火堆上烤，不去指责法雷尔。因为在这些空论家看来，人们只有出于恐惧才会对他们的教义表示反感；按理说恐惧感是难以抑制的——这不，就有一个里尔的勒费弗尔来与埃塔普勒的勒费弗尔为伍了；这个人名字叫乔治，而不是雅克；他擅长讽喻，这些讽喻要是“把谨慎的面纱揭掉”，就“容易转变成明确而有力的结论”（第379页）。因为毫无疑问：乔治·勒费弗尔不像达尼埃尔·介朗本人那样说话，仅仅是因为他害怕。简单的心理。真诚的心理。微妙的心理。各个时代所有盲信的人的心理。
关于这一点，有一小段关于“客观历史”的论述（第379—382页），它具有中学哲学科目毕业会考的清新气息。而当人们急切地读它时，发现是一段雷蒙·阿隆的漂亮的引文——原来他也没有能力论述“客观历史”。很快，他又回到那个基本话题：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们都有东西要藏着掖着。”（第386页）只有介朗先生“没有东西要藏着掖着”（第389页）。他们满手握的都是真相，可是要他们打开，绝无可能。他们这样就给“历史学”（但这是什么历史学？）造成了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害。总而言之，这些说假话的人“欺骗了我们”。
哦！介朗先生是一位善良的君主。如果有人强烈恳求，他会同意说：“他们要么是自己欺骗自己，要么是欺骗我们。”（第388页）他觉得这么说话“对于……的大师不是那么失礼”，等等。可是，亲爱的先生，您和托洛茨基这些大师一样，把他们说成篡改者，说成说假话的人；然后又说成编造讽喻的人，出于“谨慎”，这些讽喻晦涩难懂；您写到您“当场撕掉他们的假面具”——这就是礼貌？您怒火填膺。——“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生气？”（第389页）哦！您有权利。完全有权利。您生气吧。像度申老头[54]那样，呸；可是，他这个小市民，呸；气极了比您还古怪呢，呸。愿他永远快活，也希望人们别跟我们提作家的这种过分激动的情绪，这种情绪劳力伤神。他不必“赤膊上阵”的。
至于这种腔调嘛，它让我想起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来。啊，对了！是乔治·索列尔，他早就跃跃欲试要对饶勒斯挥舞他的“菜刀”了。亲爱的索列尔，拉葛德尔和墨索里尼的索列尔。——度申老头万岁，呸！
最后一句话。既然我们全都要么是傻瓜，要么是出卖灵魂的人——这在预料之中——那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资产阶级”杂志，我们的“有东西要藏着掖着”的杂志，我们的说假话和掩盖真相的杂志，为您的书效劳呢？不是您，是出版者吗？唉，人们以好教义的名义，吊死了许多没有进行过这些违背良心的勾结的正直的人！
尽管如此，还得说一说（而且我恳求读者认为我幸亏不是大革命史学家；认为我几乎不了解马迪厄，而且是很不了解；从而认为我介入这种争论纯粹是无理取闹，是从另一个世纪过来的老傻瓜，对什么都一窍不通），如果我们开始讨论达尼埃尔·介朗先生的这本书本身，能从中发现什么？
它是一个研究，是一次二手的，但深入而生动的调查研究，主题是：“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它也是另一种东西：一根导火索，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我们试着来证明。我们特别专心地研究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即便它很零碎，即使它是萌芽状态……”
这里，我禁不住要反驳：“哎呀，亲爱的先生，您研究吧，悉听尊便。您认为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缺陷呢？”我还要说。我禁不住要反驳：“这是当然的！您给我们带来一个意外情况。您把您的伟大计划委托给我们，好像它很神奇。我是否要对您表明，我并没有看出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而且还要表明，我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来相信您吗？我跟其他一些人完全一样，读过一些文献，如巴贝夫在1789年以前写的那些信，这些信总是给我强烈感受。而我为什么会不愿接受您提供给我们的事实呢？”
——“唉，因为您满脑子都是阶级意识。您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亲爱的先生，我对此一无所知，您也是。这些都是我的小事。而且就算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是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是教皇主义者，或者是佛教徒，这对您能有什么好处？我在研究历史时，我就是历史学家。”——“傻瓜！您在为控制着您的利益服务……而且傻得连自己都感觉不到。要不然您就是非常卑鄙，干得就像……您瞧，我的理由多简单；就看您在任何情况下作出的选择：要么是傻瓜？要么是出卖灵魂的人？要么两者都是？别想破了头……”
我们来严肃地说吧。在众多缺陷当中，达尼埃尔·介朗所采取的讨论方法的缺陷，就是它们几乎阻止你们说“我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人们有点自尊心的话（可是，毕竟经过他的精神分析，还有必要说自尊心吗？）。人们觉得不舒服。要是有人反驳他的意见，达尼埃尔·介朗会说，这是出于利益考虑，要不就是因为害怕。要是同意他的意见呢？就不是因为害怕，或者就不是出于利益考虑了？
人们同意吗？这不是关键。讨论大革命史是专业历史学家的事，事关努力和尝试。至于我，我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阻止我同意。我通常把历史学定义为人类的一种需要：各个人类群体在其演变的各个时刻，觉得需要探索并且利用过去的事实、事件、趋势。这些事实、事件、趋势酝酿了现在的时代，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个时代，并且帮助人们生活。我还要补充的是：历史学就是要再现过去人们的精神面貌；让自己从头到脚都处于他们的境地，以便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成就；但是不要认为，一旦一个人的事业开始在世界上传播，能否在某一个点上停止这项事业，将取决于这个人；相反，要注意经常发生在伟大人物、伟大探索者、伟大发明者、天才身上的那种悲剧，他们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丧失他们的事业了——有的被歪曲了，有的变了质；有的虽然被民众采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挥作用，但是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看看路德和路德教吧）。——那么，亲爱的先生，您的尝试中，可能妨害我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找呀找，没找到。我只发现一些侮辱人的话。让我看着不舒服。不要把我当成懦夫。我会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对你说……不。我可不吃电影里的检察官气势汹汹挥舞胳膊那一套。不认他们的那种指控。不认他们的轻蔑的言语或态度。对不起。我就是一个很卑微的老历史学家。要是我这种态度能成为风气，我的后继者将会有许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