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从自己的许多文章中挑出这么几篇汇集成册，只是要以此为自己树立一座纪念碑，那么这部文集就该是另一个名字了。过去我曾为历史学的殿堂做过一些类似于起装饰作用的大家具的东西，以后我还想再做一些——这些“家具”至少暂时布置了克利奥女神的宫殿中某些被腾空的房间，而我现在收集的这些文章，只是我在做这些“家具”时落在工作台下面的一些“刨花”。但我收集这些刨花，这些流水账一样单调乏味的作品，并不是要炫耀什么，而是要为同行们，尤其是为那些比较年轻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因此我选的书名会让人想起我的生活中那些与战斗有关的活动。我那是为自己而战斗吗？当然不是。我从来不为我自己战斗，也从来不和某个个人战斗。我是为历史而战。我毕生都在为历史而战。
记得我在早年的时候，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只是为了取乐或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也就是说当时我做历史并不是很用心、很专业。我的父亲本来是学历史的，后来在亨利·韦伊和蒂罗的影响下改了行。韦伊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语学者，曾先后在贝桑松文学院和高等师范学校供职，而语法哲学家蒂罗当时的名声也极其显赫。但我父亲从未失去对历史的兴趣。我的叔叔也教了一辈子历史，而且在我的孩提时代就教我喜欢上了历史。我于是有机会在父辈的书斋里浏览，放在按序排列的多卷本词典《达伦姆贝格与萨格利奥》（Daremberg et Saglio）的下方，出类拔萃的阿歇特出版社的杰作，维克多·杜卢伊的巨著《古希腊罗马人史》。这是两本绘图十分逼真的画册：由最优秀的版画家画的当时已知的全部古代艺术品、神殿、胸像、神祇和器皿；尤其是怀着经久不息的热情，如饥似渴地阅读著名的黑泽尔出版社的米什莱《法国史》——该书由特别喜欢想入非非的达尼埃尔·维尔日绘制了插图，该插图非常契合那些引人入胜的文字，以至于我现在还有些纠结：是不是真有必要再读一读该书的另一个被一些人称作“定本”的枯燥乏味的版本？为那些谆谆教诲所滋养，为博览群书所充实，我的心已经插上了梦想的翅膀——这一切，教我怎能不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这些就是我的老师，我的真正的老师——往后，在我16至25岁之间，还要加上埃利泽·勒克吕及其《世界地理学》的深邃的人文精神，加上布克哈特及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加上库拉若及其关于《勃艮第和法兰西文艺复兴运动》的卢浮宫学院课程。从1900年起，还要加上写《社会主义史》的极富有经济和社会直觉的饶勒斯，最后尤其还要加上写《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意大利艺术史》《旅人札记》《书信集》的司汤达。这么多学习心理与情感史的入门书，多年来一直摆在我的床头。我几乎是意外发现它们的，在那些逝去已久的年代里，这些惨遭科隆出版社糟蹋过的书，由卡尔曼出版社印在包烛纸上，用老式钉子装订起来……
这就是我的“纸魂”。另外还有我的“乡魂”——大地是我的又一位历史老师。我生命的头二十年是在南锡度过的。我就在那里进行知识储备，游遍了阿伊的高高矮矮的树林，发现了一条又一条轮廓分明的海岸线和洛林高原，获得了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印象。而当我每年重访我的真正故乡弗朗什—孔泰时，我心里那个美啊！首先是气候温和的瓦尔德索恩，是驰骋在这片曾为蒲鲁东再次带来幸运的草甸子之上的格赖小君主[1]；其次是古老的汝拉山脉，它的林边牧场和冷杉，它的绿水和峡谷，两边延伸着广袤的石灰质沙滩，就像居斯塔夫·库尔贝用壮烈笔法描绘过的一样。弗朗什—孔泰，我从小就乘坐布韦运输公司古老的拖着黄色车厢的公共马车游遍了它：车子上的旧皮革散发出浓烈的香气，怒气冲冲的马儿也散发出刺鼻的气味，驶入村庄时，欢快的铃铛声和马鞭声不绝于耳；孔泰像洛林一样，也有一些荒僻而神圣的胜地：如穆捷的上皮埃尔，萨兰的普佩山（Poupet）山顶就在此遥向勃朗峰致意；更远处是多尔，一处文学的胜地，以及许多别的不太出名的地方；这些是精神随风吹拂的宜人之地，是你在整个一生中，即使远在天涯，也会感到有必要去发现、去体味的境域。我们弗朗什—孔泰人不墨守成规。库尔贝在画《在奥南的葬礼》或《画室》时，就一点儿也不遵守常规。当耍阴谋的科学院狂叫着反对巴斯德的真理时，他也没有遵守常规。当箍桶匠之子蒲鲁东把他的《财产即盗窃》献给贝桑松富甲一方的资产者时也是如此。蒲鲁东也是我们弗朗什—孔泰人，而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米什莱不提出他的定义：“他们早就知道两件事：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住手时就住手。”那么蒲鲁东给出的定义无疑是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是懂得管理的。”
由于孔泰和洛林都是我的故乡，而两地的人都同样桀骜不驯，“爱挑剔，好争论而且尚武”，于是这种脾气在我身上就有了加倍的表现——所以我没能心平气和地接受1870年的被征服者的历史学，它的战战兢兢的谨慎，它对任何综述的放弃，它对“事实”的费力却又浑浑噩噩的崇拜，以及对外交史那种几乎专一的兴趣（“啊，我们学得再好，也达不到那种程度！”），这种外交史，从半神半人的阿尔贝·索雷尔到十分之一神的埃米尔·布尔热瓦，从1895年到1902年一直死死纠缠着那些向我们灌输思想和观点的人——对所有这些，我都能够本能地予以抵制，而且几乎得不到历史学家阵营的支持（但我在朱尔·布洛赫、亨利·瓦隆、夏尔·布隆代尔、朱尔·西翁、马塞尔·雷这些语言学家、东方学家、心理学家、医生、地理学家、日耳曼语族研究专家朋友那里获得了支持，而我的历史学家兄弟中最不因循守旧的那些人，除了包括奥古斯坦·勒诺德在内的很少几位之外，都只是聚集到夏尔·瑟诺博斯那面含糊不清的旗帜下，还觉得自己挺有骨气）。很快，我就加入了《历史综合评论》及其创办者亨利·贝尔的阵营，而这一行动在这种冒险历程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没有这种标志了一个时代特点的冒险历程的话，无论是我的大胆，还是我的冲动，都不会促使那么多正直的人与我对立，而这些正直的人一直是非常喜欢我的，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表明这一点——他们当中，有加布里埃尔·莫诺，有克里斯蒂安·费斯特，有卡米耶·朱利安，还有居斯塔夫·布洛赫，以及维达尔·白兰士（但是他当时已经为自己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完成了他自己的革命）。他们是那个时代法国教育界的上层人物，至少是一群心灵上的贵族，在这些伟人的身上，总洋溢着一种仁善，一种博爱。
于是，我只好只身一人在这角斗场上努力拼搏。如今五十年过去，我的一些论点已经为公众所接受了，而它们当初的提出似乎都是非常大胆的。我的另一些论点则仍然没有定论。先驱者的命运总是难以捉摸的：他的同代人可能当即就会支持他，于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体的强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于是他过早地撒在地里的种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给下一代了。这就是一些书和文章会获得令作者吃惊的延期成功的原因：它们在发表10年、15年之后才遇到真正的读者，而且有些支持的力量还来自外界。
这些来自外界的支持力量，是我从1910年起潜心研读了亨利·皮雷纳的一些书之后才发现的。我先是读了他在弗拉马里翁丛书中的一本小部头的《荷兰的古代民主》，然后又读了他的《比利时史》的前几卷，接着又等到了他的一些学术论文问世，这些论文都很出色，堪称他的绝唱，这些论文便是：191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史的各阶段》，1922年出版的《穆罕默德与查理大帝》，1923年出版的《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时期与加洛林王朝时期》，最后是1927年出版的堪称瑰宝的小书《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史论》。这些书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安全感。看到一位跟我志趣相投的比利时强者迈着王者的稳健步伐穿越历史，我首先感到的是心安气顺，接着就是一种由衷的快乐。而青年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带给我的，又是另一种快乐。他比我小8岁，但已经以一种稍稍不同的方式自行确定了研究方向。他像兄弟一样支持我，不遗余力地在他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延续并强化我的努力成果。我们俩在1929年创办了《年鉴》，该杂志从第一期起就得到勒伊略的忠诚支持，而他的支持比亨利·皮雷纳的祝福又要实在得多，因为他提供的是慷慨的合作。这个杂志迅速获得了成功，其高洁的活力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正是它，在我周围聚集起了一个热情友好的小圈子，这一功绩，实在非同小可。而且它还在继续构筑这个小圈子：你们看，费尔南·布罗代尔不是也来了吗？他关于地中海历史的杰出探索已引起许多热烈的共鸣，而他未来定会大胆地推进经济史的革新；乔治·弗里德曼也来啦，他关于个体和集体灵魂的分析鞭辟入里，研究对象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直延及那些无名的机器奴仆；还有您，夏尔·莫拉泽，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心的热切探索者，新方法的执着追寻人，也加入了我们；最后，还有你们大家，我的合作者们、我的读者们、我的学生们和我的国内外同行们，是你们对我的那种带有殷切期待的爱，维持着我的力量，支撑着我的热情。这些话我不能不说，在这个文集的开头我必须得承认，我欠着许许多多的人和场所，许许多多接受过我的教研机构的人情，从高等师范学校（1899—1902）和梯也尔基金会，到第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其他机构中，有为我提供一年教授职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后，自1933年开始，还有高贵的法兰西公学院。我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些崇高的讲坛才得到广泛传播的。
但愿这几页彼此差不多的文字还能为我所钟爱的事业服务，而且我还希望它们的感染力能够再大一些！这些年来困扰我们的焦虑可谓多矣，而此时我并不想学着米什莱的腔调这样说人民：“老老少少，我们都厌倦了。”年轻人厌倦了吗？我非常希望他们没有厌倦。老年人厌倦了？我不认为他们厌倦了。经历过那么多的悲剧和动荡，天际已露出耀眼的曙光。一个新的人类在鲜血和痛苦中呱呱坠地。而在这个时刻，通常都会降生一种新的历史学，一种与未曾预料的新时代相称的历史科学。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就这种新历史学的方向提前做出预测，并积极顺应之，以使我个人的涓涓细流得以汇入它的滚滚洪流。
1952年圣诞节于勒苏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