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感谢赫伯特·斯宾塞讲座邀请我作讲演，这不仅是因为能被请来对一个具有伟大勇气和创造力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而感到荣幸。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讲座安排委员会作出这样的提议，我可以为自己的讲演选择像“生物科学的方法”这样一些题目。这个提议使我有机会在这里提出有关这个题目的一些想法，虽然我发现这些想法振奋人心并值得讨论，要不是受到这一鼓励，我可能不会公开提出来的。
我要对你们叙述的所有这些想法，都与生物学的方法问题有关，但我将不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我这个讲演计划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论的一些看法；其次是有关进化论的某些方法问题；最后则是涉猎或者毋宁说研究进化论本身的某些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讲演的第三部分里，我将要对你们叙述我的一个猜想，试图在达尔文派或新达尔文派的自然选择理论框架内解决一些经典难题，这个理论迄今一直在为这些难题而烦恼。
我称这些困难为“经典的”，因为它们早被H·斯宾塞和S·勃特勒两个人看到并简要地分析过，H·斯宾塞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后不久就分析过它们，而S·勃特勒在拒绝这个理论后不久也分析过它们。实际上，正像H·斯宾塞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自己也早已注意到我现在所提到的这些难题。(2)
因此，我这个讲演是从知识的一般理论开始，通过生物学方法，扩展到进化论本身。我担心，这个计划对一次讲演来说是带点奢望了；另外，如果我还想在这个讲演中使你们信服，那么我确实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幸运的是，我无意使谁相信我的任何论点的真理性，特别无意使谁相信我将在讲演的末尾提出的新的新达尔文派猜想的真理性。因为虽然我希望这种猜想或许有助于我们稍微接近真理一点，我不敢希望它是真的；实际上，我担心它包含很少一点真理。它当然既不包含终极真理，也不包含所讨论的问题的全部真理。因此，我不期望使你们信服，只不过因为我自己也并不信服。可是我的确希望并尽力重新引起你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兴趣。我承认，这些问题有时变得有点陈腐，我甚至在某处表示过，我同意雷文教授的如下看法，即进化论的争论是“维多利亚茶杯中的风暴”(3)。如果我们想到由于达尔文断定我们与类人猿有亲属关系所引起的风暴的话，这个描述可能是十分公平的；但是由达尔文派论争所引起的还有其他对我们更有启发的理论问题。
1. 关于问题与知识增长的一些看法
我现在谈讲演的第一部分：知识的一般理论。
我觉得必须从对知识理论的一些评论着手，其理由是，在这一方面，我与差不多所有人的意见都不一致，或许除了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外。（附带说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他的斯宾塞讲座的讲演中，说明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4)争论的要点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理论，至少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观察和实验检验的基本作用在于显示我们的一些理论是假的，从而激发我们去提出更好的理论。
因此，我断言，我们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它们或者是实际问题，或者是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一旦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就可能开始研究它。我们可按照两种尝试来做：按照第一种尝试，我们可以猜想或推测问题的解答；然后我们就可以试图去批判通常有点模糊的猜想。有时，一个猜想或推测可以暂时经受住我们的批判和实验检验。但一般说来，我们不久会发现，我们的推测能被驳倒，或者它们并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它们只部分地解决问题；并且我们还会发现，就连最好的解答——它们能够经受住最精彩、最巧妙的意见的最严格批判——不久就会引起新的困难，引起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
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同意，我们通常从问题开始；但你们仍可能这样想，我们的问题一定是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因为你们所有人都熟悉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不通过我们的感官注入，在我们的理智中就什么东西也没有。
但是，我现在要反对的正是这个古老而神圣的观念。(5)我认为，所有动物生来就有期望或预测，它可以作为假说、作为一种假设性知识提出来。我还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几分天赋知识，我们可以从它开始，尽管它或许很不可靠。这个天赋知识，这些天赋期望，如果受到挫折，就产生了我们的第一批问题；因此，我们知识的相继成长可以描述为完全是由对先前知识的更改与修正所组成。
因此，我现在是对那些认为观察必须先于期望和问题的人讲一点相反意见；我甚至认为，由于逻辑的理由，观察不能先于所有问题，虽然观察对于某些问题常常是明显居先的，例如，对于某些使期望受挫或驳倒一些理论的观察所引起的那些问题。观察不能先于所有问题的事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用你们自己作实验对象。(6)我的实验要求你们此时此地观察。我希望，你们都能合作并进行观察。然而我担心，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不观察，却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问：“你要我观察什么？”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反应，那么我的实验就是成功的。因为我要试图说明的是，为了观察，我们心中必定有我们可能通过观察来确定的一定问题。达尔文知道这一点，他曾写道：“多么奇怪，竟有人不明白，所有观察必定是赞成或反对一些观点的……”(7)[无论“观察！”（没有指示观察什么）还是“观察这个蜘蛛！”都不是一个清楚的命令。但是“观察这个蜘蛛是否像我预期的那样爬上去或爬下来”，则是很清楚的指令。]
当然，我不可能期望使你们信服我关于观察后于期望或假说这一观点的真理性。但我确实希望能够向你们表明，用其他学说来取代那种古老的学说，即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总是始于观察的学说，(8)是可能的。
现在让我们稍为仔细地考察一下猜想与反驳的方法，根据我的观点，它是知识的增长所依据的方法。
那么，我们从问题即难题谈起。它们可能是实际的或理论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刚接触时，我们显然对它不大熟悉。我们最多仅有一个问题真正是由什么组成的模糊想法。那么，我们怎么能得出一个适当的解答呢？显然不能。首先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通过形成一个不成熟的解答，并且批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理解问题意味着理解它的困难；理解它的困难意味着理解它为什么不易解决——为什么更明白的解答不奏效。因此，我们必须产生更明白的解答；我们必须批判它们，以便发现它们不奏效的原因。这样，我们就熟悉了问题，倘若我们总有产生新猜测和更新猜测的创造能力，我们就可能从不妥当的解答发展到比较好的解答。
我认为，所谓“研究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研究问题的时间很长、很深入，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意义下开始熟悉问题和理解问题，即我们知道不能做什么样的猜测、猜想或假说，因为它完全没有把握问题的要点；知道任何认真的解决办法必须满足什么样的要求。换言之，我们将开始看到问题的分支，它的附属问题，以及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新的猜想性解答应甘受其他人的批判，甚至已发表的解答也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细想一下这个分析，我们发现，它与我们的公式一致，这个公式说明，知识的进步是依据猜想和反驳它们的批判性尝试，从老问题进展到新问题。因为对问题的越来越熟悉的过程也是按这个公式进行的。
下一步将讨论和批判我们的尝试性解答；每一个人都试图去发现其中的缺点并驳倒它，不管这些试图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将从中有所得益。如果我们的赞成者或反对者的批判是成功的，我们将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对问题固有的困难将比以前知道得更多。即使我们最厉害的批判者们没有成功，即使我们的假说能够抵挡住他们的批判，我们还是能够学到许多东西：不仅关于问题，而且关于我们的假说，它的适当性和分歧。如果我们的假说经受得住批判，或者至少在批判面前它比它的竞争者更好一些，它就可能被暂时地、尝试性地作为现有科学学说的组成部分接受下来。
所有这些可以用下述说法表示出来，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9)
这个说明可应用于动物知识(10)、前科学知识(11)和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独特之处是：对我们理论的自觉和系统的批判，使得生存斗争更艰难。于是，当动物的知识和前科学知识主要通过消除那些不适当假说而成长时，科学批判常常以我们的理论的灭亡代替我们的灭亡，在我们的错误信念导致我们自己被消除之前把错误信念消除掉。
这个关于境况的陈述意味着描述知识实际上是怎样增长的。当然它不是隐喻的意思，尽管它利用了隐喻。我要提出的这个知识理论大体上是关于知识增长的达尔文理论。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过程总是相同的：我们试探着解决我们的问题，并通过淘汰过程，获取在我们的试探性解答中某些接近合适的东西。
可是，在人类的水平上，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为使这一点显而易见，我将把进化之树与所谓的知识增长之树对照一下。
进化之树是从共同的树干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枝而生长起来的。它像一个家谱：共同的树干由我们共同的单细胞祖先即所有生物的祖先构成。分枝代表后来的发展，用斯宾塞的术语来说，许多分枝已“分化”为高度专门化的形态，它们中每一个都如此“完整”，以致它能解决它的特殊困难，解决它的生存问题。
我们的工具和器具的进化之树看起来十分类似。假设它从石头和棍棒开始；可是在越来越专门化的问题影响下，它分化为大量高度专门化的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些生长着的进化之树与我们成长着的知识的结构相比较，那么我们发现，人类知识的成长之树有完全不同的结构。诚然，应用知识的发展很类似于工具和其他器具的发展：始终存在着越来越不同的和专门化的应用。但理论知识（它有时叫做“基础研究”）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发展。其发展方向几乎与这种不断增多的专门化和分化相反。正如斯宾塞所注意到的那样，理论知识的发展大体上趋向于日益完整、趋向于形成统一的理论。(12)当牛顿使伽利略的地上的力学与开普勒的天体运动的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倾向变得十分明显；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着。
当我们说到进化之树时，我们当然假定时间的方向指向上方，即指向树生长的方向。采取同样向上的时间方向，我们将不得不把知识之树描述为从无数的根部长起来，这些根向空中长而不是向下长，并最终倾向于长成为一个共同的树干。换句话说，理论知识增长的进化结构几乎正与生物或人类工具或应用知识的进化之树的结构相反。
现在要解释这个理论知识之树的整合性成长的问题。它是我们追求理论知识的特殊目的——说明事物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目的——的结果。此外，它是人类语言存在的结果，人类语言不仅使我们可以描述事态，而且可以讨论我们的描述的真理性，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批判它们。
在探求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理解、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都是以给出说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说明的问题。
这些问题完全可能起源于实际问题。因而“为了反对贫穷人们能做些什么？”这个实际的问题，已导致“人们为什么贫穷？”这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从这个问题到工资和报酬的理论，等等；换句话说，导致纯粹的经济理论，当然这理论不断地产生它自己的新问题。在这个发展中涉及的问题，特别是未解决的问题，增殖起来，并且成为分化了的问题，就像我们的知识成长时它们往往表现的那样。然而说明的理论本身已表明，斯宾塞首先描述了整合性成长。
举生物学中的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有与天花这样的流行病作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可是我们从免疫的实例进到免疫学理论，并从这里又进到抗体形成理论——以其问题的深度和其问题增多能力而著称的一个纯生物学领域。
问题的说明是由提出说明的理论来解决的；说明的理论能够通过显示它本身的矛盾或它与事实或一些别的知识不一致而受到批判。可是这个批判假定，我们希望找到的理论是真的理论——与事实一致的理论。我相信，正是把真理看作与事实相符合的观念使理性批判成为可能。借助于统一的理论，我们说明问题的好奇心和热情是普遍的和无限制的，连同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更加接近真理的目的就说明了知识之树的整合成长。
在指出工具的进化之树与理论知识的进化之树之间的差别时，我还希望反驳一下现在很流行的观点，即人类知识仅能理解为我们生存斗争的工具。提出的观点可能用作对过分狭隘地解释我所说的猜想与反驳的方法以及最适假说继续生存的一种警告。可是它决不会和我说过的意思相抵触。因为我没有说最适假说总是有助于我们自己生存的假说。我宁可说，最适假说是最好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假说，是比竞争的假说更好地经受住批判的假说。如果我们的问题是纯理论问题——找寻纯理论说明的问题——那么，批判是由真理或逼近真理的观念所调整，而不是由有助于我们生存的观念所调整。
这里谈到真理，我希望讲清楚，我们的目的是找到真的理论或者至少找到比我们目前已知的理论更接近真理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我们某些说明理论是真的。我们也许能够批判一个说明理论，能够证明其虚假。然而一个好的说明理论总是对某些即将来临的事情的大胆预言，它应该是可检验的和可批判的，但它不可能被证明是真的；如果我们在任何一种满足概率运算的意义上采用“可几的”这个词，那么，它决不可能被证明是“可几的”（就是说，比它的否定更可几）。
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虽然我们获得了理性批判的艺术和真的说明即与事实一致的调节观念，别的什么也没有改变；知识增长的基本程序仍然是猜想与反驳和消除不适当的说明；而且因为消除有限数量的这种说明不能减少可能存在的说明的无限性，爱因斯坦可能犯错误，正像阿米巴可能犯错误一样。
因此，我们不能把真理或可几性归于我们的理论。采用真理和逼近真理这样的标准仅在我们的批判中起作用。我们可以拒绝一个假的理论；我们可以因为一个理论不如它的先行者或竞争者更逼近真理而拒绝它。
我或许可以把我讲过的东西用两个简单的命题概括起来。
（1）我们可能犯错误也容易有过失；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东西。
（2）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理论，但我们能理性地批判它们，并尝试性地采纳那些似乎最经得起我们批判并有最大解释力的理论。
我讲演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2. 关于生物学方法，特别是进化论方法的看法
在我的讲演的第二部分中，我准备简要地讨论一些有关生物学方法的问题。我不得不严格压缩这一部分的讲演，以便给第三部分留有余地。
我将从两个总论点开始。第一个论点是：
（1）如果谁想把科学方法看作在科学上取得成功的方法，他一定会失望。成功没有捷径。
我的第二个论点是：
（2）谁想把科学方法或这种科学方法看作证明科学成果的方法，他也一定会失望。科学成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批判和检验。在其得到支持方面，仅仅能说，经过所有这些批判与检验之后，它似乎比它的竞争者更好，更有意义，更有力，更有希望，更逼近真理。
尽管这两个论点存心使人心灰意冷，我还可说某些更积极的东西。存在某种像成功的秘诀那样的东西，我将在下边提出来。
在你们研究的任何阶段中，要尽量弄清楚你们的问题，观察它的变化，并使之更明确。要尽量弄清楚你们掌握的各种理论，要知道我们都是无意识地掌握理论，或把这些理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中大多数几乎肯定是假的。反复地尝试表述你们正在坚持的理论并批判它们。并尝试创立另外的理论——甚至替换那些在你们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理解所掌握的理论。每当一个理论对于你们表现为惟一可能的理论时，可把它看作你们既不理解该理论也不理解想要该理论解决的问题的表征。要始终把你们的实验看作是对理论的检验——看作发现理论的缺点并推翻它的尝试。如果实验或观察看起来支持一个理论，要记住，它实际上是减弱了另外一些可供选择的理论——或许是你们以前没有想过的理论。把反驳和替换你们自己的理论作为你们的抱负，这要比捍卫它们或让别人去拒绝它们更好。但也要记住，很好地捍卫一个受到批评的理论是任何具有成果的讨论的必要部分，因为只有捍卫它，我们才能发现这个理论的力量，以及针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始终试图以最强有力的形式提出理论并仅对这个形式加以争论的话，讨论或批评理论是没有用处的。
采用彼得·梅达沃在里斯讲演(13)里解释和使用过的区分，我在这里描述的关于世界的发现或学习过程，可以说成是唤起的过程，而不是启发的过程。我们了解环境，不是由于受它的启发，而是由于受到它的挑战：我们的反应（包括我们的期望、预测或猜想）由它唤起，我们通过消除不成功的反应来学习——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然而这种唤起的方法可能模拟或装成启发，结果看起来好像我们是从观察开始靠归纳法得到理论。关于唤起进化的过程模拟启发过程的这一观念是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它在这里要讲的部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常把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理论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理论相提并论，这是一个错误。牛顿用公式表示了一组旨在描述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由它引起的行为的普遍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提出这样的普遍定律。没有关于进化的达尔文定律。实际上，倒是斯宾塞试图系统表述进化的普遍定律——“分化”和“结合”的定律。正像我试图指出的那样，它们不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可能是十分正确的。但与牛顿定律相比，它们是含糊的，并且几乎是缺乏经验内容的。（达尔文自己发现斯宾塞定律没有什么价值。）
然而，达尔文对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描述的革命影响至少像牛顿的一样大，尽管不像牛顿的影响那样深。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表明，通过以纯物理的语言说明世界上存在计划和目的，在原则上可能把目的论归结为因果关系。
达尔文向我们所指明的是，自然选择机制原则上能够模拟造物主的行动以及他的目的和计划，它也能够模拟有理性的人类为实现其目的采取的行动。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从生物学方法的观点看来，我们能够说：达尔文指明，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采用目的论解释——甚至我们当中那些相信所有解释都应该是因果解释的人也一样。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任何特殊的目的论解释原则上终有一天可能变成因果解释或由因果解释作进一步的说明。
虽然这是重大的成就，我们必须补充，原则上这个短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定。迄今为止，达尔文和任何达尔文主义者都没有就任何单个有机体或任何单个器官的适应进化给出真正的因果解释。他所表明的一切——充分地说明——这样的解释是可能存在的（即它们在逻辑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几乎无须说，我对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将引起许多生物学家的不满，他们相信生物学中目的论解释像神学解释一样糟或差不多一样糟。他们的影响强到足以使查尔斯·谢灵顿爵士那样的人以非常抱歉的语气说：“我们不能从研究任何特殊的反射类型中得到预期的益处，除非我们能够讨论它的直接目的作为一种适应的行动。”(14)
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观点——但对我的讲演的第三部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机体只有在它的行为中显示一种为生存而斗争的有力的倾向或气质或脾性，才可能实际生存下来。于是，这样一种倾向往往变为一切有机体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它将在它们的行为中和它们的许多组织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显示出来。这无疑意味着，自然选择不仅用于模拟并且用于解释（只要在原则上解释）目的论。
同样，可以说，拉马克的进化论，特别是关于器官在对它们的使用的影响下进化，在不用它们的影响下退化的原理，已由J·M·鲍德温（一位普林斯顿哲学家）[根据沃丁顿和辛普森]和薛定谔在一定意义上用自然选择的语言解释过。(15)他们的解释方法被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在假说方面也大大扩充了，我打算在我的讲演的第三部分说明这个问题，因而在这里就不分析它了。但我希望弄清楚，鲍德温[沃丁顿，辛普森]和薛定谔所指明的是，启发的拉马克进化论怎样可能用自然选择的达尔文进化论来模拟。
这是一个在物理学中也存在的解释型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最早由康德以及后来由拉普拉斯提出的假说，这一假说试图解释这样的事实，即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在或多或少相似的平面上（这些平面彼此相距不很远），以相同的方向围绕太阳运动。这个“星云假说”（像斯宾塞通常叫它的那样）假定了作为一种典型的初始状态的旋转星云，经过某种凝聚过程（或经过斯宾塞所说的分化和结合过程）形成行星。用这个方法，该理论解释或模拟了原来似乎是有意识地设计的安排。[在这里可以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可以被扩大，甚至可能用“生存”型假说替换。根据后一个假说，运动在非常分散的平面上或部分地以不同方向运动的行星系，根据某种量值等级，将比我们的太阳系更不稳定；因此不大可能遇见更不稳定的星系。]物理学中另一个例子是：牛顿引力论运用引力的超距作用。[G·L·勒萨热于1782年发表了一个理论，它模拟解释了牛顿学说中的超距作用。在这个理论中，不存在吸引力，只有推动其他物体的物体。(16)]人们可以说，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表明，一个其中既没有推动力又没有吸引力的解释系统怎样能模拟牛顿系统。现在重要的是，被模拟的解释即牛顿理论，可以描述为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逼近以及对真理的逼近。自然选择理论以类似的方法向前推进。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它从一个简化了的典型境况——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由某些物种组成的境况——开始，并试图说明在这个境况下，为什么某些突变具有生存价值。因此，即使拉马克的进化论是假的，它似乎是假的，达尔文主义者应把它尊为对达尔文主义的第一级近似。(17)
达尔文主义的真正困难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即用大量十分小的步子来解释进化，进化显然是指向目标的，好比我们眼睛看目标那样；因为根据达尔文主义，每一个这样的小步子都是纯粹偶然突变的结果。解释所有这些独立的偶然突变具有生存价值是困难的。[洛伦茨遗传行为更是如此。]“鲍德温效应”——即模拟拉马克进化论的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朝着解释这样的进化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相信，清楚地看到这个困难的第一个人是塞缪尔·伯特勒，他把它概括为这样的问题：“是运气还是技巧？”这里的意思是“偶然的还是安排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系统同样可以看作对这个困难的说明：他的生命冲动恰好是他给可以引起或控制那些明显指向目标的变化的东西的名称。这个型式的任何唯灵论的或活力论的解释当然是特设性的、非常令人不满的。可是把它归结为一些较好的解释还是可能的——如达尔文说可以模拟目的论解释时所做的那样——由此说明它们是对真理的近似——或至少是对比较站得住脚的理论的近似。（我试图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中提出这样的理论。）
在这里可以简单谈一下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形式。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题目，我本来愿意详细地说明它。但是，这里我仅能简要地提到一两点。
自然选择理论是一个历史理论：它构成一种境况并表明，当给定那个境况时，我们想要解释其存在的这些事情确实很可能发生。
更清楚地说，达尔文理论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解释。这意味着，设想的境况必是典型的，而不是惟一的。因此，常常有可能构成这种境况的简化模型。
我在这里或许可以十分简要地说，我认为作为达尔文的中心思想的东西——他企图解释遗传变化，这种变化在对单个动物或植物的生存提供较好机会的意义上导致较好的适应——近来已被弄得黯然失色。这很大部分是由于追求数学精确性的时髦，以及用实际生存的术语（基因或群体中的一些其他遗传单位）确定生存的统计价值的企图。
但生存，或数量增加意义上的成就，可以归因于两种不同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一物种可以延续或繁衍，因为它设法改变了比方说它的速度，或它的嗜好，或它的技能，或它的智慧；或者，它可以延续或繁衍，只因为它设法增强了它的生殖力。显然，根本上依赖于遗传因素或缩短未成熟周期而使生殖力得到充分增强，可能有同样的生存价值，甚至比增强技能或智慧有更大的生存价值。
从这个观点看，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本该产生生殖率超过一般增长速度的东西并消灭所有物种而只保存下最多产的物种。(18)[确定生殖率和死亡率的过程可能包含许多不同因素，例如物种的生态学条件，它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以及两个或更多的群体的平衡。]尽管这样，我想，妨碍对物种的单个机体的成功适应进行量度的巨大困难，或许可以通过从该物种的群体增加总数（它的生存率）减去它的生殖数值（它的出生率）来克服。换句话说，我认为，所谓种A比种B较好地适应（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意义上）指的是，例如，虽然A比B的出生率低，它们的群体量相等地增加。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说，种A的单个成员平均比种B的单个成员更适合于生存，或者说，它们比种B的单个成员更好地适应其环境。
如果没有像这样的一些区别（我们能够给这个区别以精细的统计学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原始问题，特别是忽视达尔文理论的解释能力，即用模拟拉马克式进化的自然选择来解释适应性和似乎有目的的发展的能力。
为了结束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我可以提醒你们一下，像早已指出的那样，我不相信归纳法。我想，休谟已经结论性地指明，归纳法是无效的；但他仍然认为，虽然它是无效的、不能合理证明的，动物和人还是普遍地使用它。我认为这并不真实。我认为，事实是，我们通过选择预想、期望或理论的方法取得进展，通过尝试和排错法取得进展，这方法常被当作归纳法，因为它模拟归纳法。我相信，归纳法的古老神话已经在生物学思想中导致许多教条，它还导致对经常被叫做“扶手椅科学家”的人即理论家的指责。但坐在扶手椅里思考本身一点也没有错。它们对开普勒、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玻尔、泡里、德布洛意、海森堡、狄拉克、薛定谔（在他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思索中）都提供了忠实的支持。
我感慨地说这些话，因为我甚至不是一个扶手椅生物学家，而是更糟——只是一个扶手椅哲学家。
不过，毕竟斯宾塞也是这样的人，我直率地承认，我在此并不害羞地利用他的名字掩盖我在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的罪行。
3. 一种推测：“遗传二元论”
现在我来谈谈报告的第三部分，也是我报告的主要部分——对一种推测或假说的陈述，如果它经得起批评，或许可以加强自然选择理论，虽然它严格保持在正统的新达尔文主义（或者，如果你欢喜，就叫“新综合论”）框架的逻辑界限内。
当然，我的推测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假说：它在于构造一种典型境况，在这个境况中，自然选择可以产生我们希望借助于它进行解释的结果。
由它解决的问题是关于直向演化与偶然的独立的突变相对这一个老问题，亦即塞缪尔·伯特勒的运气还是技巧的问题。它产生于理解下述问题的困难之中：一种复杂器官（比如说眼睛）怎么会由独立突变的纯粹偶然的协同作用而产生。
简要地说，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这样的假说：在其进化引起我们的问题的那许多有机体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它们或许包括一些十分低级的有机体——我们或多或少能尖锐地区别（至少）两个明显的部分，粗略地说，像高等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行为控制部分和像感觉器官与四肢（连同它们的支持结构）的执行部分。
简要地说，这是我的推测所假定的情况。它与正统新达尔文主义的这样一个假定是分不开的，即：在这两个部分中，一个部分的突变通常（虽然并不总是）与另一部分的突变无关。
这个情况假设以一种非常类似于心身二元论的二元论为前提。可是它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形式并不矛盾，也与活力论的最基本形式相符合。由我的二元论假设（我或许可以把它描述为“遗传二元论”）要求的所有一切能够系统叙述如下：
在我们希望解释的情况下，某些遗传素质或倾向，像自我保护，寻找食物，避免危险，靠模拟获得技巧等等，可认为是易受突变的，这些突变通常不引起任何身体器官（包括感觉器官）的重大变化，除那些（若有的话）属于素质或倾向的遗传载体的器官外。
在说明这个假设的推论之前，让我立刻指出，遗传二元论假设可能是错误的。譬如，如果控制人类眼睛的胚胎发展的基因（或可以取代这些遗传控制单位的任何东西），始终就是控制我们先天的视觉好奇心（在有足够的光线能看清任何东西的各种情况下尽可能利用我们的眼睛的素质或倾向）的那些基因，那么上述假设就是错误的。或者用稍微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运用眼、耳、手、腿等等的先天趋向，始终是以跟我们具有眼、耳、手、腿等等所经由的遗传方式同样的方式继承下来的话，我的二元论假设将是错误的。如果在具有器官与运用器官之间尖锐地加以区别完全是个错误的话，比如说，如果具有和运用只是对生物学上或遗传学上同一个实在所作的两个不同抽象的话，它也将是错误的。我将把这个假定归结为遗传一元论或一元论假设。
我相信，正是由于大家默认了这个遗传一元论，我的二元论假设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至少我没有看到）充分展开和讨论。接受一元论假设或许被下述事实所促进，即进化论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物种的起源，也就是说，是解释有关动物和植物的器官变异的起源，而不是行为的特殊类型或行为倾向的起源。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借助于一个力学模型来讨论我的二元论假设的作用，更精确些，我将以一种伺服机构——机器——来替换发展着的有机体。但在这样做之前，我希望说清楚，我的假设与这个模型不是同一的东西，接受我的假设的人无论如何不需要承认有机体是机器。而且，我的模型没有包含所有相关的理论因素的机械类比。例如，它不包含引起突变或其他遗传变化的机制，原因就在于这不是我讨论的问题。
我拿飞机（例如由自动导航装置操纵的战斗机）作为我的模型。我们假定，这种战斗机是为某些明确目的而建造的，自动导航装置配有一些反应装置，这些反应装置下达攻击较弱的敌方、支援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友方、避开较强的敌方等等的“指令”。这些“指令”所依赖的自动导航装置的机械部分，构成我所说的模型的目的结构的物理基础。
此外，自动导航装置内还配有我的模型的技能结构的物理基础。这装置是由这样的东西组成的：如稳定机构；辨认和区别敌友的探测器；操纵控制机构；瞄准控制机构等等。在目的结构与技能结构间并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一起构成我建议叫作自动导航装置的中心倾向结构的东西，或者你们喜欢的话，就叫它的“心脏”。物理系统（开关，导线，真空管，电池等等，包括那些体现自动导航装置的“指令”的东西）可以描述为它的中心倾向结构的物理基础，或它的“心脏”的物理基础。下面，我就把这个物理系统称为“自动导航装置”。
大家知道，把通过试错法来“学习”（例如，改进它的一些技艺）的某些倾向建成这样的伺服机构也是可能的。但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忽视这点，我们一开始假定目的结构和技能结构是固定的，完全适应于飞机的执行器官，比如它的发动机功率。
现在让我们假定，我们的战斗机是可以复制的（自己复制还是由模制它的各种物理部件的工厂复制，这都无关紧要），尽管受到偶然突变。现在让我们把可能的突变归结为四种。
（1）影响自动导航装置的突变。
（2）影响由自动导航装置控制的机件（比如说，舵或发动机）的突变。
（3）影响不在自动导航装置控制下的自调机件（比如说调节发动机温度的独立恒温器）的突变。
（4）同时影响两个或更多机件的突变。
现在看来很清楚，在这样的复杂构造中，几乎所有偶然突变都是不利的，大多数甚至是致命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它们将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对于影响一个以上机件（比方说自动导航装置和其他机件）的偶然突变来说，就更是这样。这样的突变必然是不利的；突变两者都有利、甚至两者互补的概率一定几乎是零。
这就是我的二元论假设与一元论假设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根据一元论假设，一个机件的有利突变，比方说一个发动机的功率增加，总是有利地得到运用，全部情况就是这样。任何有利突变都是不可几的，但它的几率未必相当少。而根据二元论假设，在许多情况下，机件的有利变化只是潜在有利的。它的作用在于，这样的改进总是会被采用；而这个新用途依赖于在中心倾向结构中的互补的偶然变化，但两个这样的独立的同时又互补的偶然变化的几率实际上必定为零。
因此，乍看起来似乎二元论假设仅能增加纯选择理论的困难，这可能是大多数达尔文主义者默认一元论假设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举个例子。让我们假定，一个突变给整个发动机以较大的功率，以致飞机可以飞得更快。对于攻击敌人和逃避敌人来说，这都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并且我们可以假定，它的目的结构将引起自动导航装置充分利用增加了的功率和速度。但它的技能结构将是适应于旧的发动机功率和最高速度的，或换句话说，技能执行机构的反应将适应于旧的发动机和旧的速度；并且，因为我们已假定，该装置不能进行在改进它的技能意义上的“学习”，对它来说速度太快了，根据我的二元论假设，飞机将坠毁。另一方面，遗传一元论假定，随着发动机功率的增加，技能本身也在增加，因为它是同一东西的另一个方面（根据假定，对遗传来说，我们不必在机件和它的应用之间作出区别）。
你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四种可能突变：（1）自动导航装置结构的变化。（2）由该装置直接控制的机件的变化。（3）自控系统的变化。（4）同一时间内一个以上机件的变化。
情况（4）即一个以上机件同时发生的变化，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既被二元论假设忽视，又被一元论假设所忽视，因为这种有利变化是太不可能了。
情况（3）即自控机件的变化，在这里可由如下陈述来处理，自控机件或者是一个我们必须把二元论假设应用上去的小的二元附属系统，否则就是一元论假设所适用的系统，并且它的扩展与通常理论一致。
情况（2）即由该装置直接控制的机件的变化，可能是不利的，正如我们有关增加发动机功率和速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即使从一元论假设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突变应该是有利的。
于是，我们剩下情况（1），即在可遗传的中心倾向结构上的突变。我的论点是，关于这个结构的有利突变不产生特殊困难。例如，在目的结构上的有利突变可以使得飞机比以前在更多的情况下避开敌人；或许相反的倾向倒是有利的（即在更多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倾向）。我们并不知道哪一个是更有利的，但根据我们的假定，自然选择会找出它来。
技能也类似这样。我们知道，不改变飞机的结构，飞行员也可以改进他的技能。这表明，自动导航装置的技能结构上的有利突变是可能的，而不需要其余结构上的补充变化。当然，有利突变总是不可几的。但我们知道，飞行员在不改变他的飞机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新的目的、发展新的技能，而且不使飞机坠毁；某些这样的新的目的和新的技能可能是有利的，比方说，从自我保存的观点看；因此，自动导航装置的相应的新的目的和技能可以生存。
于是我们得出下述第一个结论：如果我们从二元论的有机体出发，在这种有机体中，施控的中心倾向结构和被控的执行结构处在严格均衡中，那么与被控的执行机件的突变相比（即使可能有利的突变），中心倾向结构的突变致命的可能性似乎稍微小一些。
我们的第二个和主要的结论是：一旦新的目的、倾向或素质，或者新的技能、新的行为方式已经在中心倾向结构上改进，这个事实将以这样的方式影响自然选择的作用，原先不利（虽然潜在有利）的突变实际上变成有利的，如果它们支持新近确立的倾向的话。但这意味着，执行器官的改进将是被倾向或目的所支配的，因此是“受目标控制的”。
我们可以用考虑中心倾向结构的两种有利突变为例说明这一点：改进了所谓全面的目的和技能的突变以及使这些目的和技能特化的突变。
第一种的例子是引导目标的突变，目标只是间接有利的，比如引导目标、倾向或希望，以改进有机体的一些技能的突变。现在一旦确立这样的突变，使技能结构更灵活的其他突变可能变得更有利；依靠技能结构这样的突变，有机体可能获得。“学习”的嗜好，在通过试错法改进其技能的意义上的学习。
再者，一旦我们得到了更灵活的中心倾向结构，执行机构的其他致命的突变，比如更大的速度，就可以变为极为有利的，即使它们以前是不利的。
这里的要点是，中心结构的突变将是带头的。就是说，只有那些适合于中心结构变化预先确定的一般倾向的执行机构的突变将被保存。
可以讲讲有关第二种变化即中心结构的特化变化的类似情形。环境的变化可能有利于目的结构的缩小。例如，如果只有一种食物是容易得到的（或许是原先不很喜欢的一种），口味的变化（即目的结构的一种变化）就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这个目的的变化可能导致整个有机体的特化，比如它获得食料的技能的特化和它的器官的形状的特化。举个例子，这个理论提示，啄木鸟特化了的嘴和舌头依据选择得到发展，是在它开始改变它的口味和它的进食习性之后，而不是相反。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假定在改变它的口味和技能之前，啄木鸟已经发展它的嘴和舌头，这种变化将是致命的：它不知道用它的新器官来做什么。
或者举一个经典的拉马克主义者的例子：长颈鹿，根据我的理论，它的嗜好或进食习性必定在它的颈改变之前已经改变了；否则，较长的颈将不具有任何生存价值。
我现在必须停止说明我的理论，而谈谈有关它的解释能力。
简要地说，我的二元论假设原则上容许我们不仅接受被模拟的拉马克主义，而且也接受被模拟的活力论和唯灵论；于是它把这些理论“解释”为第一级近似。因此，它原则上容许我们按一定方向上的许多小阶段，来解释复杂器官（如眼睛）的进化。这个方向实际上可以（像活力论者所断言的那样）通过心理般的倾向即由有机体的目的结构或技能结构来确定，这种有机体可以发展一种使用眼睛的倾向或希望，发展一种说明从眼睛接受的刺激的技能。
同时，没有理由认为一元论假说总是错误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在进化过程中，不同种有机体的遗传机制的发展，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或者是一元论的或者是二元论的。用这个方法，我们或许至少可以解释一些显然受目的支配的进化变化的发生，而较少受目的支配的其他变化，可以用我们面临遗传一元论结构的进化这一假定来解释。
或许我应该在这里承认，使我得出遗传二元论的猜测的，是对于下述情况所感到的困惑（这个情况初看起来构成对我的猜测的反驳），以及使自己弄清楚这种情况如此迷惑人的原因的尝试。这种情况即果蝇、著名的二翼果蝇的四翼突变的情况。它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四翼突变不灭绝？它怎样获得运用它的四翼的技能？或许这个情况确实能驳倒我的猜测。但不能驳倒的可能更大。（或许，昆虫的翼结构大都是自调准的，或是本质上二元论的动物的一元部分；或许，突变是返祖现象——它的确被认为是那样的——并且适合于使用四翼的这个技能结构，尽管不是目的结构，通过返祖遗传从原来的、四翼到二翼的可能的渐变中保存下来。）除了对这个情况的烦虑之外，使我得出遗传二元论的，主要是我对人类进化、人类语言进化和人类知识之树进化的考虑。
我们用支持遗传二元论的一个有力观点作为终结：动物行为的研究者已经指明存在复杂的先天行为，这种行为包含着对许多器官的熟练的、高度特化了的和高度协调的运用。在我看来，难以相信（如果不是不可能相信的话）这个行为只是参与其中的许多器官的解剖学结构的另一个方面。
不管这一点以及其他反对一元论假设的论证，我认为我自己的二元论假设不可能很容易地被检验。然而，我认为它并不是不可检验的。但是，在认真讨论可能的检验之前，必须从它是否首尾一致的观点来批判地审查这个假说；如果它正确，它是否能够解决打算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它是否能够用简化和加强的办法加以改进。此刻，我仅把它作为一个可能的思路提出来。
补遗
有希望的行为怪物
上面的讲演是十年前即1961年发表的。它的一些观念（行为突变的带头理论）在《论云和钟》中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我对进化理论有强烈兴趣，但我根本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一位专家劝阻我出版斯宾塞讲演。
然而，经历那些年，对我来说，关于（1）目的或嗜好，（2）技能和（3）解剖学上的执行工具这三者的遗传学基础的区别，似乎是对达尔文型进化论的重要贡献。我叫做“遗传二元论”（应叫做“遗传多元论”）的东西，对我来说，似乎提供了对遗传倾向或“直向演化”的解释。
在我看来，它是由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以著名的“有希望的怪物”的形式提出的理论的一个进展；并且我认为，比较这两个理论是有益的。
戈德施米特（1878—1958）在1940年发表了一本书，《进化的物质基础》。(19)他在这本书里指出，达尔文的许多小变异导致了许多巨大的困难。首先，即使突变已经发生，还是存在回复到平均种群量的倾向。其次，在所有选择实验中，获得超出一定限度的变化，得经受巨大的困难：进一步的企图几乎注定将导致不育和绝种。
这两个论据构成了从很少几个（或许仅有一个）原始生命形式进化的达尔文理论的困难。可是我们希望说明的正是这个理论，关于这一现象的现实性，存在大量经验证据。
正统解释是，时间的巨大区间允许小变异的积聚，地理上的分隔特别经常地阻止重新回到平均种群量。戈德施米特发现这些观念是不充分的；他没放弃自然选择观念，但放弃了一切进化的变化必定可以用非常小的变异的极大数量来说明的观念。他假定，大的突变不时地发生，这些突变通常是致命的和被消除的，但其中有一些生存下来了；于是，他同时解释了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真正区别和明显的亲属关系特性。他把大的突变描述为“有希望的怪物”。这个理论有它吸引人的方面：怪物确实不时地发生。但是存在巨大的困难。通常这样的突变会是致命的（一个有机体过于纤弱承受不起意想不到的偶然的巨大变化），在这样的突变不会致命的地方，倒退到原始形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对戈德施米特的理论始终是很感兴趣的，(20)并且使伊·拉卡托斯注意戈德施米特的“有希望的怪物”，他在他的《证明与反驳》中提到它们。(21)
但仅在几天前，当读到诺曼·麦克贝思所写批评的新书《重审达尔文》(22)时，它使我想起，现在可能是以新的形式复活戈德施米特的“有希望的怪物”的时候了。
戈德施米特自己主要（倘若不是惟一的话）考虑解剖学上的怪物——与其亲代的构造种属具有不可忽视的甚至尖锐的差别的有机体。我主张，我们从行为上的或生态学上的怪物着手：有机体区别于其亲代的，主要在于它们正在偏离的行为。
当然，这个行为有它的遗传基础，但该遗传基础似乎允许某个范围的行为反应，多半仅依赖于有机体对环境刺激起反应的瞬间生理状态，或者依赖于刺激的奇异组合，或者依赖于在行为倾向上的遗传变化。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尽管没有任何可观察的解剖学的新奇东西，新的和畸形的行为也能够并确实出现。新奇的东西在某些限于神经系统的特殊部分的变化中，可能有它的物质基础，但这个变化可能是创伤或一些其他偶然事件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从遗传学上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完全可能归因于特别对行为负责的那个遗传系统的部分上的真正突变；未必与构造上的显著变化连结起来的突变。最后，产生新奇的行为可能就是由于在周围环境上即有机体生态学上真正新奇的东西。
在每一个这样的情况下，行为怪物在它的行为上可能根本背离它的亲代。但不存在为什么背离一定致命的直接理由。诚然，奇怪行为可能破坏有机体的平衡，但它未必如此；或它可能以对有机体不一定致命的方式破坏其平衡（例如，当一只苍蝇爬过我正在写着字的纸，把它的腿弄上了墨水时，它要弄干净腿便有一些麻烦）。
因此，比起构造上的畸形来，新奇行为和畸形的行为（在戈德施米特的意义上）致命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另一方面，经过自然选择，畸形行为对消除解剖学上的变异可能有最大的影响。
以眼睛的著名例子为例，利用（早已现存的）光敏感区的新奇行为可能大大地增加它们的选择价值，这一价值原先或许是可以忽略的。这样，对看的兴趣可能成功地从遗传学上固定下来，并且可能变成为在眼睛的遗传进化上的主要因素；甚至在它的构造上的最小改进可能有选择价值，如果有机体的目的结构和技能结构充分利用它的话。
因此，我提出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变异，在那里行为怪物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成功的话，畸形行为导致对那些生态学的小生境的选择，这些小生境又是选择性地起作用——即促使人们利用这些新奇行为，并且，在部分地预定了的方向上，即由某些遗传上可能未定的目标所确定的方向上，施加选择压力，例如对新食物的口味，或利用皮肤的光敏感区的感受。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终究是戈德施米特的主要问题的直向演进。
甚至像富有朝气、幽默这样的有机体性质，可能证明在变化着的世界上即在畸形行为（变异加上可能的直向演进）能有助于生存的世界上是有用的。
用这个方法，有可能解释目的结构的变化（遗传变化，或甚至遗传学上未定的变化）和技能结构的变化对基于遗传的解剖学结构的变化所起的主导作用。大体上说，解剖学结构仅能慢慢地变化。但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它的变化将是轻微的，假如它们不是由目的结构和技能结构的那些变化引导的话。于是，一种遗传器官的进化证明了目的结构和技能结构对于解剖学结构而言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可能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路线得到解释。
可见，这个有希望的行为怪物的达尔文主义理论，不仅“模拟”拉马克主义，而且也“模拟”柏格森主义的活力论。
* * *
(1) 本文根据1961年10月30日在牛津大学所作的斯宾塞讲演。很多重要的补充，包括全部新的注释，均已用方括号标出。补遗是1971年加上的。
(2) 特别可参见斯宾塞的“有机体进化的原动力”一文，最先发表在他的论文集上（例如，1891年“文库版”，第1卷，第389页以下）。指出下面一点是有意义的，在这篇论文的许多重要思想中，有关于现在叫做“生物学的构造方法”的系统讲述，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新发明；参见例如第410页，斯宾塞在那里讲到某些器官的变化，并说“所有其他的……器官与这个变化有牵连。由这些器官执行的功能必定构成一个动平衡”（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宾塞在这里用现代术语把有机体描述为“一个处在流动平衡中的开放系统”（或者说“大体上处在稳定状态的开放系统”）。
(3) 意谓小题大做。——译者
(4) A·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1933年版。（载于他的《我的世界观》。）[彼得·梅达沃对我指出，除了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我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克劳德·伯纳德，《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1927年。]
(5) [为了反对这个学说，我试图追溯到由巴门尼德系统叙述过的这个原则。参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2版（1965年），第165页。]
(6) [我在这里重述了对这个实验的说明，在《猜想与反驳》第2版（1965年）第46页我也描述过它。]
(7) 弗朗西斯·达尔文和A·C·施伍德等：《查尔斯·达尔文的信件》，第1卷，1903年，第195页。也可参见J·O·威兹德姆：《自然科学推理的基础》，1952年，第50页，和诺拉·巴洛：《查尔斯·达尔文自传》，1958年，第161页。达尔文的航行日记最后用这句话结束（我承认，为了支持我的观点，它被减弱了一点）：“要是它有用该多好啊！”
(8) 那种还要古老神圣的学说，即所有知识从知觉或感觉开始的观点（它在这里当然也被拒绝），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知觉的问题”仍广泛地被认为是构成哲学的显要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知识理论的显要部分。
(9) 参见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特别是第108页和第131页，也可参见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33页。
(10) 这知识是广义的，它在此包括动物对外界的感受和反应等非文字性的东西。——译者
(11) pre-scientific Knowledge，指形成学说的、较完整的逻辑的科学以前的零散的、非逻辑性的知识片断。——译者
(12) [斯宾塞批评孔德时写道（论文集，1891年，第2卷，第24页）：“科学的进步是双重的，它既是从特殊到一般，又是从一般到特殊。同时它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作为这个原理的例子，斯宾塞提到物理学中的十个发现，包括伽利略和牛顿的理论（同上书，第25页以后）。]
(13) [P·B·梅达沃：《人类的前途》，1961年。]
(14) 引自查尔斯·谢灵顿：《神经系统的综合作用》，1906年，1947年，第238页。
(15) 参见J·M·鲍德温：《发展与进化》，1920年，和薛定谔：《精神和物质》，1958年，特别是“伪装的拉马克进化论”这一章，第26页以下。[原来，我在这里还参考J·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的综合》，1942年，P·梅达沃使我注意到，事实上在这里参考它是可疑的，他使我注意沃丁顿的文章；参见前面第六章第ⅪⅩ节第2个注。]
(16) [G·L·勒萨热（由艾博特翻译为“牛顿的卢克丽霞”{L-End}（ 卢克丽霞是女子名，古罗马一个宁死不受辱的女人。——译者）），美国国立博物馆机关的年度报告，1898年，第139—160页。]
(17) [在原来的报告中，这一节里的两个部分放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一页的后面）。]
(18) 这只是达尔文理论的无数难题中的一个，一些新达尔文主义者好像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从这个观点看，特别难以理解的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机体的转变，多细胞机体在生殖上，特别在生殖后的生存上，有新的和特殊的困难，它把一些新的东西即死亡引入生命；因为所有多细胞个体都要死亡。
(19) 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进化的物质基础》，耶鲁大学出版社，1940年。
(20) 参见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进化的物质基础》以及他的《进化的一些方面》，载《科学》，第78卷，1933年，第539—547页。
(21) 伊·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载《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第14期，1968年，第24页。
(22) 诺曼·麦克贝思：《重审达尔文》，波士顿，1971年；特别参见第1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