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
Ⅰ
一年前，我的前辈在这个大厅里作了纪念亚瑟·霍利·康普顿的第一次讲演，他比我幸运，因为他本人认识康普顿，而我却从未见过他。(2)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我的学生时代，特别是自从1925年以来，我就听说过康普顿。那一年康普顿和西蒙(3)的著名实验，驳倒了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4)美妙而短命的量子理论。这次反驳是量子理论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因为从这次实验所引起的危机中出现了所谓“新的量子理论”——玻恩和海森堡的理论，薛定谔的理论和狄拉克的理论。
这是康普顿的实验检验第二次在量子理论历史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次当然是发现康普顿效应，即对爱因斯坦光量子或光子理论的第一次独立试验（如康普顿本人所指出的那样(5)）。
若干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惊奇而又喜悦地发现康普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真正的、勇敢的哲学家。此外，他的哲学兴趣和目的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自己的大致相同。当我偶然得到康普顿1935年发表在题为《人类自由》(6)一书中的引人入胜的特利讲演稿时，我发现了这一点。
你们会注意到我已经把康普顿《人类自由》这个书名吸收到今天我自己的题目里面。我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要强调我的讲演是与康普顿这本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我打算讨论康普顿在这本书的头两章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他的另一本书《科学的人类意义》(7)的第二章里讨论过。
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强调，我今天的讲演主要不是谈康普顿的书，而是试图重新研究他在这两本书中力图解决的一些哲学老问题，并且试图找出对这些老问题的新解答。我将在这里概述的大略的试探性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似乎与康普顿的主要目的很吻合，而且我希望——实际上我相信——他本会赞成这个解决办法。
Ⅱ
我讲演的中心目的是想把这些老问题简明而有说服力地摆在你们面前。但是，首先我要谈一谈我讲演的题目中出现的云和钟。
我打算用云表示这样的物理系统，它像各种气体一样，是非常不规则、毫无秩序而又有点难以预测的。假设在我们面前摆有图式或排列，把非常紊乱的云放在其左边，而在我们所安排的另一端即右边，我们可以放一个非常可靠的摆钟，一个精确的钟，用以表示这样的物理系统：它的行为是规则的、有秩序的和高度可预测的。
按照我所称之为事物的常识观点看来，诸如气候或云行之类的自然现象是难以预料的：我们常说“气候变化莫测”，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描述高度规则与可预测的现象，我们就提到“时钟机构的准确性”。
有许多事物，自然过程与自然现象，我们可以把它们摆在左边的云与右边的钟这样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的季节有点像不可靠的钟一样，所以，可以把它放在右边的某处，可是不要太远。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把动物放在离左边的云不太远的地方，而把植物放在稍微靠近于钟的地方。在动物中间，小狗要放在比老狗更靠近左边的地方。汽车按照它们的稳定性也会在我们的排列中的某处找到它们的地方。我想卡迪拉牌汽车要在很右边，而罗尔斯－罗依斯牌汽车就更右边了，它们都很接近最好的钟。大概太阳系(8)要放在最右边的地方。
我将在这里利用一朵云、一群小苍蝇或小昆虫作为云的典型而又有趣的例子。共同形成一群小昆虫的单个昆虫，就像气体中的单个分子一样，以惊人不规则的方式运动着。即使每个小昆虫大得足以看清，要追随任何一个小昆虫的飞行路线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小昆虫除掉速度不很快、飞得不是很远以外，为我们提供了气体云中的分子或暴风云中的小水滴的不规则运动的极好图像。当然，有一些差别。这群小昆虫从不分散，而且很好地聚在一起。考虑到各种小昆虫运动的无秩序特性，这一点是令人惊奇的。但在引力使之聚在一起的很大的气体云（例如我们的大气层和太阳）中也有类似情况。就小昆虫来说，只要我们假设，小昆虫虽然很不规则地飞向四面八方，但是那些发现自己离群的小昆虫则往回飞向最密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它们保持在一起的原因。
这种假设解释了小昆虫群是怎样地保持在一起的，即使它没有领头的，没有组织，而只是由于每个小昆虫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但又不喜欢离开它的伙伴太远这一事实而形成的一种任意的统计分布状态。
我想具有哲人态度的小昆虫可能说，小昆虫社会是个伟大的社会，至少是个良好的社会，因为它是一个可想象到的最平等、最自由和最民主的社会。
然而，作为《开放社会》一书的作者，我否认小昆虫社会是个开放社会。因为我认为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是除了政府的民主形式以外，它还珍视交际自由，而且它保护甚至鼓励各自持有不同意见与信念的自由的亚社会形式。但是，每一个有理性的小昆虫大概总得承认，在它的社会里，这种多元论是没有的。
但是，今天我不打算讨论与自由问题有关的任何社会或政治问题；而且我不打算用这群小昆虫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例子，而宁可用它作为我对云状物理系统的主要说明，作为极不规则或极无秩序的云的一个例子或范型。
像许多物理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一样，这群小昆虫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整体”。我们设想小昆虫是由于一种吸引力而结群，它的最密集的部分把这种吸引力施加于离群太远的个体小昆虫，这设想表明，甚至有一种由这个“整体”施加于其成分或部分的作用或控制。然而，这个“整体”可以用来消除广泛传播的“完全主义”的信念——“整体”总是多于其部分的单纯总和。我不否认，有时候它可能是这样。(9)然而，这群小昆虫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整体其实只不过是其部分的总和——而且是在非常精确的意义上说的，因为不仅是由对所有的单个小昆虫运动的描述来对它进行全面描述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运动就是它的组成成员运动的（向量）总和除以成员的数目。
说明生物系统或“整体”对其部分的高度不规则运动施加某种控制的（许多类似方式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正在野餐的家庭——父母带几个小孩和一只狗——在森林里漫游几个小时，但从不远离家用汽车（可以说，它起着吸引力中心的作用）。这个系统可以说比小昆虫的云更加像云——也就是说，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运动更无规则性。
我希望你们现在明白了我的两个原型或范型，即左边的云和右边的钟，并且知道了在它们之间我们可以排列许多种事物和许多种系统。我相信，你们已经得出关于这个排列的某种模糊的一般观念。如果你们的观念还有点不清楚或模糊的话，你们也不必担心。
Ⅲ
我所说的排列，从常识看来，似乎是很可接受的。最近，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甚至对于物理学来说，它也成为可接受的。然而，在以前的二百五十年期间，情况却不是这样。牛顿的革命，即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导致驳倒我已试图提供给你们的常识性排列。因为几乎每个人(10)都认为牛顿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成就之一是以下令人惊愕的命题：
所有的云都是钟——甚至最阴沉的云也是钟。
“所有的云都是钟”这一命题，可以看作我称之为“物理决定论”的观点的一个简要表达。
物理决定论者说所有的云都是钟，他们也会说，我们的常识性的排列，把云放在左边，把钟放在右边，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一切事物都应放在极右边。他会说，根据我们的全部常识，我们排列事物不是按照它们的性质，而仅仅是按照我们的无知。他会说，我们的排列方法仅仅反映了这一事实：我们较详细地知道钟的零件是怎样起作用的，或太阳系是怎样运动的，而我们对于形成气体云或有机体的粒子之间详细的相互作用没有一点知识。而且他会宣称，我们一旦获得了这种知识，就将发现，气体云或有机体和我们的太阳系一样，都像是钟。
当然，牛顿的理论并没有告诉物理学家情形就是如此。事实上它一点也没有论及云。它特别论述了行星，把行星的运动归因于某种非常简单的自然定律。它也论及炮弹和潮汐。但是牛顿理论在这些领域内的巨大成就，转变了物理学家的头脑，并且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牛顿及其前辈开普勒的时代以前，没有能够解释或者充分地描述行星的运动。显然，这些行星由于某种原因参与恒星刚性系统的一成不变的总运动。然而，它们偏离了那个系统的运动，几乎就像单个小昆虫离开一群小昆虫的总运动一样。因此，各行星就像生物一样，看来是处于云和钟之间的中间位置。可是开普勒理论的成功以及牛顿理论的更大成功表明，那些曾经猜想过行星实际上是完善的钟的思想家是对的。因为借助于牛顿的理论，证明它们的运动是可以精确地预测的；以前由于这些行星的明显的不规则性而使天文学家迷惑不解的全部细节，也都是可预测的。
牛顿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科学理论，而且它是惊人地成功的。这是真正的知识，超越了最大胆的想象的知识。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它不仅精确地解释了所有行星运动的路线，而且同样精确地解释了地球上物体运动的路线，例如下落的苹果，抛物体或摆钟。它甚至还解释了潮汐。
所有虚心的人——所有那些渴望学习并对知识的增长感兴趣的人——都改信了这个新的理论。大多数虚心的人，尤其是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它终究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不仅包括电和磁，而且也包括云，甚至包括活的有机体。因此，物理决定论——所有的云都是钟的学说——在开明的人中间已成为主导的信仰；而所有不接受这个信仰的人，则被认为是蒙昧主义者或反动分子。(11)
Ⅳ
很少几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中(12)有查尔斯·桑德·皮尔士，他是美国的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对牛顿的理论没有表示怀疑，然而早在1892年他就指明这个理论即使是正确的，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理由使我们相信云是完善的钟。虽然他与同时代所有其他物理学家一样，认为世界就是按牛顿定律起作用的钟，但是，他拒绝相信这个钟或任何其他的钟、直到最小的零件都是完善的。他指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宣称，凭经验了解了任何像一台完善的钟一样的事物，或者任何稍微接近于物理决定论所假定的绝对完善的事物。也许我可以引用皮尔士的一个精彩的评论：“……掌握实际情形的人”（皮尔士在这里以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身份讲话）“……懂得质量和长度的最精确的比较，……在精确度上远远超过所有的其他（物理）计量，……也不如银行账目的精确，因而对物理常数的测定和家具商测量地毯、窗帘大体上是同等的……”(13)皮尔士由此作出结论认为我们可以自由地猜测所有的钟都有一定的松散性或不完善性，而这就允许偶然因素得以存在。因而，皮尔士推测，世界不仅由严格的牛顿定律所主宰，同时也受偶然性、随机性或无序性法则的支配，受统计学概率的支配。这就使世界构成一个云和钟的连锁系统，因此，甚至最好的钟在其分子结构上，也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云状。就我所知，皮尔士是牛顿之后敢于采用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钟都是云这一观点的第一个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换句话说，虽然云有极其不同程度的云状，但是只有云存在。
皮尔士支持这个观点，他指出，所有的物体，甚至表上的宝石，都受制于分子热运动(14)——一种类似气体分子或一群小昆虫中的单个小昆虫的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
他的同代人没有多大兴趣去接受皮尔士的这些观点。表面上只有一个哲学家注意到这个观点，并加以抨击。(15)物理学家们似乎忽视了这些观点。甚至今天，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要把牛顿的经典力学看作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物理决定论及其命题：听有的云都是钟。只是随着经典物理学的没落以及新的量子理论的兴起，物理学家才准备抛弃物理决定论。
现在情况变了。直到1927年一直受到和蒙昧主义同等对待的非决定论成了流行的时髦。一些大科学家，例如麦克斯·普朗克、欧文·薛定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虽然他们站在发展量子理论的最前列，但是他们对放弃决定论态度犹豫不决，因而被认为是老顽固。(16)我自己曾经听到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物理学家，把当时还活着并在深刻钻研的爱因斯坦描绘成“守旧的人”。人们认为，把爱因斯坦冲垮的洪流是量子理论。这个理论是在1925—1927年这一期间兴起的，而且至多七个人对这一理论的出现作出的贡献可以与爱因斯坦的贡献相比拟。
Ⅴ
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停住，叙述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境况和科学风尚的观点。皮尔士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钟都是云，连最精确的钟也都是云，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想这是对所有的云都是钟这个决定论的错误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倒转。我还认为，皮尔士主张这个观点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相一致是正确的。(17)我认为，这个观点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更为明显地相一致，与新的量子理论则更加一致。换句话说，我是一个非决定论者，像皮尔士、康普顿和大多数当代其他物理学家一样。我和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认为，爱因斯坦死抱着决定论不放是错误的。（我大概可以说，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发现他不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还认为，藐视守旧的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批评意见的那些现代物理学家大错特错了。没有人能不赞赏量子理论，而爱因斯坦也是全心全意加以赞赏的。但是他对这个理论的流行解释——哥本哈根解释——的批评，就像德布洛意、薛定谔、玻姆、威吉尔以及最近兰德提出的批评一样，都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所轻率地漠视。(18)科学中的时髦是存在的，而且有些科学家几乎像画家和音乐家一样乐意去赶浪头。虽然时髦和浪头可以吸引意志薄弱的人，但是它们应受到抵制，而不是鼓励，(19)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批评总是有价值的：人们总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Ⅵ
亚瑟·霍利·康普顿是第一批欢迎新的量子理论和1927年海森堡新的物理非决定论的人物之一。康普顿曾邀请海森堡到芝加哥演讲，海森堡在1929年春去作了演讲。这次演讲是海森堡第一次对他的理论作充分的阐述。该演讲一年以后作为他的第一本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并附有亚瑟·康普顿写的序言。(20)在序言中，康普顿表示欢迎这个新理论，由于他的实验反驳了它的直接前辈，(21)因而对这个新理论的出现作出了贡献；然而他也作了一个表示告诫的暗示。康普顿的告诫所预料的有些事很类似爱因斯坦的告诫。爱因斯坦始终坚持，我们不应认为新的量子论——“物理学史的这一章”，像康普顿大方而明智地称呼它的那样——是“完备的”。(22)虽然玻尔反对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事实，例如，这个新理论关于中子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提供，而大约一年以后，查得威克就发现了中子，它成为新的基本粒子长序列中的第一个粒子，新的量子论并没有预见到这些粒子的存在（虽然狄拉克的理论确实能推导出正电子的存在）。(23)
同年，1931年，康普顿在特利基金讲演中，已成为最早考察物理学上新的非决定论对人类和更一般地说对生物学的(24)影响的人之一。他为什么那么热情地欢迎这个新理论的原因现在是很清楚的了。因为这个新理论不仅为他解决了物理学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生物学和哲学的问题，在哲学的问题中尤其是与伦理学有关的一些问题。
Ⅶ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现在引用康普顿的《人类自由》一书开头引人注目的一段话：
人是不是自由的力量？这是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宗教上的主要问题，也是科学中积极研究的一个课题。
如果我们身体的原子遵循像行星运动一样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的话，为什么还要试试看呢？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按机械定律早已预定好的，那么不管做多大的努力能有什么差别呢……？(25)
这里，康普顿描述了我要说的“物理决定论者的噩梦”。决定论者的像钟一样的物理机械结构首先是完全自控的：在完全的决定论者的物理世界里，简直没有任何外部干扰的余地。在这样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物理上事先定好的，包括我们一切运动和一切行动。因而我们所有的思想、感觉和努力对在这个物理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有实际的影响。它们如果不仅仅是幻想的话，最多也不过是物理事件的多余副产物（“副现象”）。
这样，希望证明所有的云都是钟的牛顿派物理学家的白日梦已吓得变成噩梦，而试图忽视这一点已经导致像理智的人格分裂症一样的东西。我认为康普顿感激新的量子论把他从理智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因此，他在《人类自由》一书中写道：“物理学家很少让以下事实打扰自己——如果……完全决定论的……定律……应用于人的行动，他本身就成为一台自动机”。(26)而且他在《科学的人类意义》一书中，表达了他的信念：
在我自己正思考这个重要课题时，我的精神状态比起我在任何较早的科学阶段所能有的精神状态更加满意得多。如果物理学定律的这种表述被认为是正确的话，一个人就会不得不假设（像大多数哲学家做的那样）关于自由的感觉是虚幻的。否则，如果（自由）选择被认为是有效的话，物理学定律的这种表述就是……不可靠的。这个二难推理是令人不快的……(27)
后来，康普顿在同一本书中，把这种情形干脆总结为：“……用物理定律作为根据去反对人类自由不再是合理的了。”(28)
这些所引康普顿的话清楚地表示出，在海森堡之前，他曾经为我在这里所说的物理决定论者的噩梦所烦恼，并且他已设法采用像理智的人格分裂症之类的东西从这个噩梦中逃脱出来。或者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我们[物理学家]宁愿干脆不注意这些困难……”(29)康普顿欢迎把他从这一切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新理论。
我认为决定论问题值得认真讨论的惟一问题恰恰是困惑康普顿的那个问题：这是由把世界描述为物理上完整的或物理上封闭的系统的物理理论所引起的问题。(30)所谓物理上封闭的系统，我是指一系列物理实体或物理实体系统，例如原子，基本粒子，物理的力或力场，它们相互间——而且只是在相互之间按照相互作用的一定规律发生相互作用，而不允许和物理实体的封闭系统之外的任何东西发生相互作用，也不受它们的干扰。正是这个系统的“封闭”才产生了决定论者的噩梦。(31)
Ⅷ
这里，我愿意稍微离题一会儿，以便把我认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物理决定论问题和追随休谟的许多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用以代替它的很不严肃的问题作一对比。
休谟把决定论（他称之为“必然性学说”或“恒定连续的学说”）解释为“相同的原因总产生相同的结果”和“相同的结果必然根据相同的原因”(32)的学说。关于人类的行动和意志，他尤其主张，“旁观者一般能从我们的目的和特性中推断我们的行动；即使不能，他一般也会说，只要完全熟悉我们的境况和心情以及我们的……最秘密动机，他就能作出推断。而这一点正是必然性的本质……”(33)因此休谟的继承者这样写道：“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趣味，或者说我们的喜好，从心理学来说，都是由以前的经验（“动机”）“引起”的，并且根本上是由我们的遗传和环境造成的。
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决定论或心理学决定论的学说不仅和物理决定论断然不同，而且也是完全懂得这个问题的物理决定论者几乎不能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因为哲学决定论的命题“相同的结果有相同的原因”或“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的说法是十分含糊的，以至于它完全可以和物理非决定论相比拟。
非决定论——更确切地说，物理非决定论——只是这样的学说，它认为，在物理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事件在一切极微的细节上都绝对精确地预先决定了的。除此之外，它和你们喜欢的任何程度的规律性是一致的，因此它并不蕴涵存在“没有原因的事件”这一观点；正是因为“事件”和“原因”这些术语太含糊，足以使每个事件都有个原因这一学说和物理非决定论相一致。而物理决定论要求完全的与无限精确的物理预定，而且不要任何例外，物理非决定论只不过认定决定论是假的，而且至少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些例外不是精确预定的。
就连“每个可观察或可测量的物理事件都有一个可观察或可测量的物理原因”这一公式仍然是和物理非决定论相一致的；只是由于测量不可能是无限精确的，因为物理决定论的要点是，根据牛顿动力学认定存在有数学上绝对精确的世界。虽然这样做超过了可能观察的范围（像皮尔士看到的那样），然而原则上这是可以用任何预期的精确程度进行测试的；并且实际上它经受住了惊人精确的试验。
对比起来，“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这个公式没有谈到精确性。尤其是假如我们看一下心理学的规律，对精确性一点也没有提到。这跟适合于“内省的”和“心灵主义的”心理学一样适合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就心灵主义心理学而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就连一个行为主义者充其量只能预言在一定条件下，一只老鼠要花20—22秒钟的时间跑完迷宫。通过规定越来越精确的实验条件，他会不知道怎样才能作出越来越精确的预测——而且在原则上无限地精确。所以这样，是因为行为主义“定律”和牛顿的物理学定律、微分方程不一样，同时也因为引进这样的微分方程的一切试图都会超出行为主义而导致生理学，从而最后导致物理学，因此它会使我们回到物理决定论上去。
如拉普拉斯所注意到的那样，物理决定论的意思是，遥远的未来（或遥远的过去）的每一个物理事件是可以任何预期的精确度预测的（或可以追溯的），假若我们对于目前物理世界状况具有充分知识的话。另一方面，休谟式的哲学（或心理学）决定论的论题，即使以其最有力的解释，也只不过断言，两个事件之间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差别是通过或许迄今未知的定律而与世界的以前状态中的某种差别（大概是可以观察的差别）有关的；显然是一种弱得多的断言，并且即使我们大多数实验在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我们仍能继续持这种说法。休谟本人把这一点叙述得非常清楚。他写道：“甚至当这些相反的实验完全相同时，我们也并不排除原因与必然性的概念，而是……得出结论，[表面上的]机遇……只在于……我们不完全的知识，而不在于事物本身，这些事物无论如何都是同样必然的（即确定了的），虽然表面上看来，不是同样不变或确定的。”(34)
这就是为什么休谟式的哲学决定论尤其是心理学决定论缺乏物理决定论那种刺激性的原因所在。因为在牛顿的物理学中，物质看起来似乎在系统中有明显的松散性，实际上只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因此假如我们完全通晓这个系统，那么任何表面的松散都会消失。另一方面，心理学却决没有这种性质。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物理决定论是一种无所不知的白日梦。这种白日梦似乎随着物理学的每一个进展而日益真实，直到它变成显然无可避免的噩梦为止。但是心理学家相应的白日梦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们空想与物理学及其数学方法以及强有力的应用并驾齐驱；甚至空想通过改造人类与社会而获得优势。（虽然这些极权主义的梦幻，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不严重的，可是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35)不过因为我已在别处论述了这些危险，所以，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Ⅸ
我把物理决定论称之为噩梦。其所以为噩梦，是因为它断言整个世界连同其中一切事物，乃是一个巨大的自动化结构，而我们只不过是其中小小的嵌齿轮，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其中的附属自动装置而已。
这种主张特别是毁灭了创造力思想。它使我在准备这个演讲时动脑筋创造新的东西这个想法成为完全的幻想。按照物理决定论的观点，在这项工作中，只不过是我身体的一定部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已：掌握充分而详细情况的任何物理学家都能写我的讲演稿，只要通过简单的方法预测出由我的身体（当然包括脑子和手指）和钢笔组成的物理系统会在上面写下那些黑字的精确地方。
再举一个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如果物理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双耳失聪的并且从未听过音乐的物理学家，只要他运用简单的方法研究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身体的物理状态，并预测他们在五线谱上写下黑色音符的地方，就能写出他们所写的全部交响曲和协奏曲。耳聋的物理学家甚至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通过仔细研究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身体，他就能写出莫扎特或贝多芬实际上并未写过的乐谱，这些乐谱他们本当写出来的，如果他们的外部生活环境不同的话，譬如说，如果他们吃了羔羊肉而不是小鸡，或者喝了茶而不是喝了咖啡。
如果提供了纯物理学条件的充分知识，我们的聋物理学家就能做到所有这一切，那他就没有必要懂得任何音乐理论——虽然他能预测出莫扎特或贝多芬在考试的条件下被提问到旋律配合理论时会写出的答案。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荒唐的；(36)而且当我们把这种物理预测的方法应用到决定论者身上去的时候，其荒谬性就变得更加明显。
因为按照决定论的观点，任何理论——比如说像决定论——得到承认，是由于支持者（也许他的大脑）的某种物理结构引起的。因此，每当我们认为，存在有诸如使我们接受决定论的某些论据或理由时，我们是在自欺（而且在物理上就这样决定了自欺）。换句话说，假如物理决定论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不容争论的一种理论，因为它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反应（包括我们的看来似乎是基于论据的信念）解释为由于纯粹的物理条件而造成的。纯粹的物理条件（包括我们的物理环境）使得我们说我们所说的一切或接受我们所接受的一切。一个不懂法语又从未听说过决定论而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能够预言一个法国的决定论者用法语讨论决定论时要说的话，当然也能预言他的对手非决定论者所要说的话。这就意味着，如果认为我们接受决定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受某些论据的逻辑力量所影响的话，那么根据物理决定论的观点，我们是在自欺；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是处在决定我们要自欺的物理条件之下。
虽然看起来休谟不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论点是什么意思，但是有关这一点他还是看到不少。因为他限于把“我们判断”的决定论和“我们行动”的决定论两者进行比较，他说：“在这个决定论中，正如在另一个决定论中一样，我们是没有自由的。”(37)
诸如这些考虑或许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哲学家不认真对待物理决定论问题而视之为“妖怪”的原因。(38)然而在进化论被普遍接受以前，在1751年拉美特利非常有力地、认真地论证过人是机器的学说。而进化论由于提出在活的物质与死的物质之间可能没有明确的界限，使这个问题更为尖锐了。(39)尽管新量子论取得了胜利，尽管许多物理学家都转向了非决定论，在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中间，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这个学说，尤其是在人是计算机(40)这个论题的形式上，也许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一种进化论（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使我们对生命是从无机物出现的这一理论仍然怀疑，几乎也无法否认，一定有过一个时期不存在抽象的和非物理的实体，诸如理由，论据和科学知识以及修建铁路、制造推土机或人造卫星之类的抽像规则，语法规则或配合旋律的规则等，至少那时它们对物理世界不起作用。难以理解的是物理世界怎么能产生诸如规则之类的抽象实体，又怎么会受这些规则的影响，结果这些规则反过来对物理世界能施加非常明显的影响。
然而，摆脱这个困难至少有一种也许有点含糊其词但无论如何是容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干脆否认这些抽象实体的存在以及它们对物理世界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断言，确实存在的是我们的大脑，这些大脑是像计算机一样的机器。而所谓抽象规则乃是物理实体，正如我们给计算机“编程序”用的具体的物质的穿孔卡片一样。任何非物理的存在只是个“幻觉”，或至少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即使没有这种幻觉，一切事情也会照常发展下去。
按照这种解决办法，我们不必为这些幻觉的“精神”状况烦恼。它们可能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质：我扔的石头可能有它跳了起来的幻觉，正如我有我扔了石头的幻觉一样。我的笔或我的计算机可能有它的幻觉，认为它是由于对它自以为在解答的问题——我以为我正在解答的问题——感兴趣而工作，而事实上除了纯物理的相互作用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行为。
综上所述，你们可以看到使康普顿烦恼的物理决定论问题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它不仅是哲学上的一个疑难，而且至少也影响到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
无可否认，有许多哲学家设法表明（按照休谟或石里克的观点）这只是一个语词上的疑难，是关于“自由”这个词用法的难题。但是这些哲学家几乎没有看出物理决定论问题和哲学决定论问题之间的差别。他们或者是像休谟一样的决定论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自由”只是“一个词”的问题；或者他们跟物理学或计算机工程学没有密切的联系，计算机工程学本可以给他们一种深刻的印象：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语词上的疑难。
Ⅹ
我像康普顿一样，也是一个认真对待物理决定论问题的人，并且像康普顿一样，我认为我们不仅仅是计算机（虽然我坚信，我们可以从计算机中学到许多东西——甚至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因此，我像康普顿一样，是个物理非决定论者：我认为，物理非决定论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然而，我还要指出，非决定论还是不够的。
我由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这一陈述不仅得出一个新的论点，而且得出了我的问题的实质。
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说明。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个完满运动的钟，包括所有的云，所有的有机物，所有的动物和所有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皮尔士的、海森堡的或其他形式的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纯粹的机遇在我们物理世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然而机遇是否真比决定论更令人满意呢？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像石里克那样的决定论者这么写道：“……行动自由，责任心和明智都不能超出因果关系的范围：机遇起作用时它们就中止了……较高程度的任意性[仅仅意味着]较高程度的不负责任。”(41)
或许我可以用前面用过的例子来说明石里克的这种思想。说黑字写在我准备这篇讲稿所用的白纸上只是偶然性的结果，比起说它们是物理上预先决定了的，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这是更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很容易相信，我的讲稿原则上可以完全由我的物理遗传特征和我的物理环境，包括我的教养，我读过的书，以及我听过的谈话来说明；而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在向你们宣读的东西只不过是偶然的结果——只是随便把英语的词或者字母毫无目的、毫无考虑、毫无计划和毫无意图地拼凑在一起的。
不是决定论就是纯粹的机遇这一思想，连同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观点，由石里克从休谟那里接了过去。休谟断言“排除”他所谓的“物理的必然性”总要形成“与偶然性同样的东西。因为客体或者结合或者不结合……在偶然性与绝对必然性之间绝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物。”(42)
以后我将对这个重要的学说进行辩论，按照这个学说，惟一能取代决定论的就是纯粹的机遇。然而，我必须承认，这个学说对于旨在解释或至少说明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的量子论模型而言似乎是有效的。这似乎就是这些模型为什么如此令人不满的原因。
康普顿虽然不特别喜欢这一模型，但却是他亲自设计的。他把量子不确定性和量子跃迁的不可预测性，作为人类重大关头的决定的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一个放大器，把单个量子跃迁的效应扩大：这样造成爆炸，或者破坏引起爆炸所必需的继电器。这样，一个单个的量子跃迁可能等于一个重大的决定。但在我看来，这个模型与任何理性决定没有任何类似之处。它倒是不能下决心的人作决定的一种模型，那些人说：“让我们投掷钱币吧。”事实上，扩大量子跃迁的整个装置似乎很不必要：投掷钱币并且根据投掷钱币的结果决定是否要拉开触发器也同样行；而且当然存在带有能产生任意结果的投掷钱币内在装置的计算机，只要有这种需要的话。
或许可以说我们有些决定是像投掷钱币一样；它们是丝毫不加考虑的仓促决定；因为我们时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一个司机或飞行员有时不得不采取仓促决定；如果他是训练有素的或正好碰巧的话，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满意的；否则，其结果就不会令人满意。
我承认量子跃迁模型可以是这种仓促决定的模型。我甚至承认在我们作仓促决定时，在我们大脑中确实可能发生像量子跃迁时的放大作用一样的东西，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仓促决定真是很有意义的吗？它们是人类行动——人类理性行动的特性吗？
我不那么看；而且我认为，我们在量子跃迁问题上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它们不过是那类似乎支持休谟和石里克的论点——不是完全的决定论就是完全的偶然性——的例子而已。了解人类理性行为以及动物行为所需要的东西，乃是其特征处于完全的偶然性和完全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即处于完全的云和完善的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
休谟和石里克的本体论命题说，在偶然性和决定论之间，不能存在任何中间物，这个命题在我看来不仅是非常教条的（即使不说是教条主义的），也是十分荒谬的；而且只有根据如下的推测才可以理解，即他们相信完全的决定论，在这种决定论中，机遇除了表示我们无知以外，没有任何地位。（即使那样在我看来也是荒谬的，因为显然存在不完全的知识或不完全的无知。）因为我们知道连高度可靠的钟也不是真正完善的，而石里克（如果不是休谟的话）一定知道，这种现象多半是由于摩擦力之类的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统计学的或偶然性的效应造成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云并不完全像机遇那样，因为我们时常能够很成功地预报天气，至少能很成功地预报短期内的天气。
Ⅺ
因此，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的排列上去，云在左边，钟在右边，而动物和人在中间某处。
即使我们这样做之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然后我们才可以说这种排列和现代物理学一致），甚至那时，我们充其量只不过为我们的主要问题开了路。
因为很显然，我们所需要的是了解诸如目的、考虑、计划、决定、理论、意图和价值之类非物理的东西，怎么能对物理世界里引起物理变化起作用。对不起了，休谟、拉普拉斯和石里克，但是它们起作用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以为我们的钢笔、铅笔或推土机随时造成的一切巨大的物理变化可用纯物理术语来解释，无论是用决定论的物理理论，还是（用一种随机理论）归于机遇，都显然是不正确的。
康普顿很了解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特利讲演里所说的一段精彩的话所表明的那样：
若干时候以前，有一天我给耶鲁大学秘书写信，同意在11月10日下午5时作一次讲演。他相信我，因此公布了这件事，说我一定会到那里；而听众也信他的话，按指定时间来到大厅。但是以为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这种想法的物理不可几性很大。在那段时间，我的工作要求我到落基山脉并跨过海洋到晴朗的意大利去。向光的有机体[例如我正是那样，不会很容易地]……勉强自己离开那里到寒冷的纽黑文去。这时我在别处的可能性在数目上是无限的。作为物理事件考虑，实现我的约会的概率本来是特别微小的。那么，为什么听众的信念是正确的呢？……他们知道我的目的，而且正是我的目的决定了我应该在那里。(43)
这里，康普顿非常精彩地说明了只有物理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诚然，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但是我们还必须设法了解人也许还有动物是怎么会被诸如目的、宗旨、规则或协定之类的东西所“影响”或“控制”的。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问题。
Ⅻ
然而，仔细的观察表明，在康普顿从意大利到耶鲁大学旅行的故事中有两个问题。我在这里将把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叫做康普顿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叫做笛卡儿问题。
哲学家们很少看到康普顿问题，即使看到，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它可以表述如下：
有应邀演讲的信件、公布通知、公开宣布的目的与宗旨、一般道德准则之类的东西。每一个文件、公告或准则都有一定的内容或意义。如果加以翻译或者加以重述，其内容和意义仍然不变。因此，这个内容或意义就是很抽象的东西。然而，它能够控制——或许经由预定日程上的一条很短的秘密通道——人的身体的运动，使他能从意大利回到康涅狄格。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康普顿问题。重要的是指出，就我们是采纳行为主义者的还是精神论者的心理学而论，这个问题在这种形式上是中立的。在这里所作的表述中以及在康普顿论文的提法中，都是按照康普顿回到耶鲁的行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意志之类的精神活动，或理解了、抓住了一个思想的感觉包括在内的话，也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保留康普顿自己的行为主义术语，康普顿问题可描述为抽象意义的世界对人类行为（从而对物理世界）的影响问题。这里，“意义世界”是个速记的术语，它包含允诺、目的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包括各种规则，如语法规则、礼貌规则、逻辑规则、下棋规则或配合旋律规则，还包括科技书刊（和其他书刊）之类的东西，以及对正义感和慷慨行为的要求，对艺术欣赏的要求，等等，这几乎是无限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康普顿问题，虽然哲学家很少看到它，却是哲学上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是个真正的关键问题，比经典的身心问题更为重要，我在这里称后者为“笛卡儿问题”。
为了避免误解，我或许可以提一下，康普顿用行为主义的术语表述他的问题，当然并非有意赞成一种正式的行为主义。反之，他既不怀疑他自己精神的存在，也不怀疑别人精神的存在，或诸如意志、思虑、快乐或痛苦之类经验的存在。因此，他会坚持有第二个问题要加以解决。
我们可以认为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典的身心问题或笛卡儿问题。它可以表述如下：像精神状态这样的东西——意志、感觉、期望——怎么会影响或控制我们肢体的物理运动的呢？并且（虽然在我们的上下文中，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一个有机体的物理状态又怎么会影响它的精神状态的呢？(44)
康普顿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满意的或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都要遵循以下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我把它叫做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其解决办法必须对自由加以解释；还必须解释自由为什么不仅仅是机遇，而倒是某种几乎任意的或偶然的东西和某种像限制性或选择性控制一样的东西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限制性或选择性控制，即目的或标准等，不过那肯定不是一种不可变动的控制。因为很显然，引导康普顿从意大利回来的约束允许他有充分的自由。比如说，选择乘美国船、法国船或意大利船的自由；或者，假如有某种更重要的任务，他还有推迟演讲的自由。
我们可以说，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要求我们对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符合自由与控制相结合的思想，也要符合“可塑性控制”的思想（我这样称呼它以与“不可改变的控制”作对照），从而限制了我们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康普顿的先决条件，是我乐意而自由地接受的一种限制；我自由而审慎地、并非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种限制，这可以看作是对自由与控制相结合的具体说明，这种结合正是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内容所在。
ⅩⅢ
我已经对两个中心问题——康普顿问题和笛卡儿问题作了解释。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进化论和有机体的一种新模型。
所以产生这种需要，是因为现在的非决定论的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理论是非决定论的，但是我们知道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而且不清楚它们怎样逃脱石里克的反对以及它们是否与康普顿关于自由加控制的先决条件相一致。另外，康普顿问题大大超出了这些问题：它们几乎和康普顿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些理论试图解决笛卡儿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看来不是令人满意的。
我提到的这些理论可以称之为“控制的总开关模型”，或更简单地称为“总开关理论”。它们的基础观念是，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机器，它可以从一个或更多一些中央控制点由杠杆或开关所调节。笛卡儿甚至更进一步精确地测定了控制点：他说，就在松果腺里精神作用于人体。某些量子理论家建议（康普顿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的精神是通过影响或选择某些量子跃迁而对人体起作用的。然后，像电子放大器一样作用的中枢神经系统放大这些量子跃迁：放大了的量子跃迁操纵继电器或总开关的格状物并最后影响肌肉收缩。(45)我认为，在康普顿的书中有些迹象表明，他不大喜欢这种特别的理论或模型，而且他用这个理论或模型只有一个目的：表明人类非决定论（甚至“自由”）和量子物理学不一定非矛盾不可。(46)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对的，包括他不喜欢总开关理论在内。
因为这些总开关理论——无论是笛卡儿的理论，还是量子物理学家的放大器理论——都属于我所称的“小小婴儿理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几乎和小小婴儿一样不吸引人。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未婚母亲的故事，她辩护说：“但那只是很小的一个。”笛卡儿的辩护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的：“但那是这样微小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未延长的数学的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精神可以作用于人体。”
量子理论家掌握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小小婴儿理论：“但是它只是用一个量子跃迁，而且只是在海森堡不确定性的范围内——这些不确定性确是很小的——精神才能对人体系统起作用。”我承认，就被指定的婴儿的大小而言，这里也许有一点进展。但是我还是不爱这个婴儿。
因为无论总开关多么小，带有放大器的总开关模型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一切决定要么是仓促的决定（如上述第Ⅹ节我所说的），要么是由仓促决定组成的什么别的东西。我当然承认，放大器机制是生物系统的重要特征（因为由生物刺激产生或引起的反应能量通常大大超过激发刺激的能量(47)）；当然，我还认为，一定发生过仓促决定，但是这些仓促决定与康普顿所想的那种决定是显然不同的。它们几乎像反射一样，因而既不跟意义世界对我们行为发生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的情况一致，又不跟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一致（与“可塑性”控制的思想也不一致）。符合所有这一切的决定，通常几乎是在察觉不到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来的。这些决定是由一种成熟的过程作出的，总开关模型没有很好地表示出这个过程。
通过思考这个考虑过程，可以为我们的新理论得出另一个提示。因为考虑总是通过试错而进行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尝试和消除错误的方法而进行的：通过尝试性地提供各种可能性和消除那些看来是不适当的可能性。这说明在新理论中可以使用某种尝试与消除错误的机制。
下面概述一下我打算怎样着手进行。
在概括地表述我的进化论之前，首先要表明在特定情况下，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即意义对行为的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的时候，进化论是怎样起作用的。
这样解决了康普顿的问题之后，我将一般地表述一下这个理论。然后，我们将发现，它还包含——在产生新问题境况的新理论框架之内——对笛卡儿的经典身心问题的明确而几乎是平凡的回答。
ⅩⅣ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的若干评论来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即意义对行为的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
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语言的确以某种方式超过了动物语言。
我要应用并发展我的已故老师卡尔·比勒(48)的某些思想，用以区别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共有的两种功能和人类语言独有的两种功能；换句话说，两种低级功能和在低级功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种高级功能。
语言的两种低的功能是：第一，语言像所有其他形式的行为一样，是由表征或表达组成的。它表征或表达发出语言信号的有机体的状态。根据比勒的观点，我把这种功能叫做语言的表征或表达功能。
第二，为了产生语言或交流，不仅必需发出信号的有机体即“发话者”，而且也需要一个发生反应的有机体即“受话者”。第一个有机体即“发话者”的征兆性的表达，释放、引起、刺激或激发第二个有机体的反应，这种反应与发话者行为相对应，从而把它变成信号。比勒把作用于受话者的语言功能叫做语言的释放功能或发信号功能。
举例来说，一只鸟可能准备飞走，并且可能通过显示某些征兆而表达这一点。这些征兆可能对第二只鸟释放或激发某种反应，结果它也可能准备飞走。
注意这两种功能，表达的功能和释放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没有第二种情况也可能发生第一种情况，反过来却不行。一只鸟通过它的行为可以表达出准备飞走而不影响另一只鸟。所以没有第二种功能也可以发生第一种功能。这就表明，尽管在用语言进行交流的任何实例中这两种功能总是一起发生，它们还是能够分开的。
这两种低级功能，即一方面是表征的或表达的功能，另一方面是释放功能或发信号功能，对于动物语言和人类语言是共同的。当任何高级功能（这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时，这两种低级功能也总是存在的。
因为人类语言丰富得多，它具有许多动物语言所没有的功能和方面，这些新功能中的两种即描述的功能和辩论的功能对于推论和理性的发展十分重要。
作为描述功能的一个例子，我现在可以向你们叙述一下两天前我花园里的木兰花是怎样开花以及开始下雪时所发生的情况，从而我可以表达我的感觉，也释放出或激发你们的某种感觉。或许你们可能由于想到你们的木兰树而作出反应。这样这两种低级功能就会出现。除此之外，我要向你们叙述某些事实；我要作一些描述性的陈述；而我的这些陈述事实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每当讲话时，我不可能不表达我自己；如果你们听到我讲话，你们就很难不有所反应。所以低级功能总是存在的。描述功能则不必出现，因为，我可以对你们说话但不描述任何事实。例如，在表示或表达心神不安时——比如说，怀疑你们是否吃得消这么长的讲演——我就不必描述任何东西。然而，我们以理论或假说的形式表达的描述，包括对推测性事态的描述，显然是人类语言极其重要的一种功能。而且正是这种功能才把人类语言和各种动物语言很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在蜜蜂语言中(49)似乎存在某种接近描述功能的东西）。当然，这是科学必不可少的一种功能。
在概述中提到的四种功能中最后的和最高级的功能就是语言的辩论功能，在其发展的最高形式即训练有素的批判性讨论中，我们看到它的作用。
语言的辩论功能不仅是我这里正在讨论的四种功能中最高级的一种功能，而且也是它们之中最后发展出来的一个功能。它的进化与辩论的、批判的和理性的态度的进化密切相关。因为这种态度导致了科学的进化，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辩论功能创造了也许是有机进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最强有力的生物适应的工具。
像其他功能一样，批判性辩论的艺术通过尝试和排错的方法而发展了，并且它对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形式逻辑本身可以描述为“批判性辩论的推理法”(50)。）像语言的描述性用法一样，辩论性用法导致了控制的观念标准或“调节性观念”（使用康德的一个术语）的进化；语言的描述性用法的主要调节性观念是真理（与谬误相区别）；而在批判性讨论中语言的辩论性用法的调节性观念是有效性（与无效性相区别）。
辩论通常是赞成或反对某种命题或描述性陈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四种功能——辩论功能——一定要在描述功能之后出现的缘故。甚至如果我在委员会中争辩说，大学不应批准某项开支，因为我们支付不起，或因为把这笔钱用到别处会更为有益。这时，我作辩论不仅是赞成或反对一个建议，而且也是赞成和反对某种命题。比如说，赞成这个命题：提出的开支是无益的；反对那个命题：提出的开支是有益处的。所以辩论，甚至关于建议的辩论，通常和命题有关，而且经常与描述性命题有关。
然而，语言的辩论性用法所以能够和描述性用法清楚地区别开来，只是因为我可以描述而无需辩论，也就是说，我可以描述而无需提出赞成或反对我的描述的真实性的理由。
我们对语言的四种功能——表达的、发信号的、描述的和辩论的功能——的分析，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虽然必须承认，每当高级功能存在时，两种低级功能即表达功能和发信号功能总是存在的，我们仍然必须区别高级功能与低级功能。
然而，许多行为主义者和许多哲学家忽略了高级功能，这显然是因为无论高级功能是否存在，低级功能总是存在的。
ⅩⅤ
除了同人类以及人类理性一起演进、一起出现的语言新功能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几乎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区别，即器官的进化和工具或机器的发展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要归功于《埃瑞璜》（1872年）的作者、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塞缪尔·伯特勒。
动物的进化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通过器官（或行为）的改变或新器官（或行为）的出现来进行。人类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发展人体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来进行，生物学家称之为“外体地”或“人身外地”进行。这些新器官是工具、武器、机器或房子。
在动物中当然可以发现外体发展的原始开端。构筑兽穴、窝或巢就是一种早期成就。我还可以提醒你，海狸建造了非常精巧的堤坝。不过人类发明眼镜、显微镜、望远镜、电话和助听器，来代替更好的眼睛和耳朵。他发明跑得越来越快的摩托车，来代替跑得越来越快的腿。
然而，这种人身外的或外体的进化在这里使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发明纸、钢笔、铅笔、打字机、录音机、印刷品和图书馆来代替发展得更好的记忆和大脑。
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它的描述功能和辩论功能——增添了可说是新的方面的东西。（主要用于支持辩论能力的）最新的发展就是计算机的发展。
ⅩⅥ
高级的功能和方面与低级的功能和方面的关系怎样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高级功能不代替低级功能，但是高级功能建立一种对低级功能的可塑性控制，一种带有反馈的控制。
以科学会议上的讨论为例，这种讨论可能是激动人心和令人快乐的，从而引起对如此心情的表达和表征。而这些表达反过来就可能在其他与会者身上释放出类似的表征。然而，毫无疑问，达到某一点为止，这些表征和放出的信号是由于讨论的科学内容引起的，并受到它的控制。由于这具有描述的和辩论的性质，所以低级功能将被高级功能所控制。此外，虽然逗人乐的笑话和愉快的微笑可能使低级功能暂时起作用，但是从长远看来，重要的是良好的辩论——有效的辩论——和它所确立或反驳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的讨论是由真理和有效性这些调节性观念可塑地控制的。
所有这一切都由于发现与发展了印刷与出版这些新的方面而加强了，尤其是在这新的方面被用于印刷和出版科学理论、假说以及批判讨论这些理论与假说的论文时，更是如此。
这里我无法公平地评判批判性辩论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我已经相当广泛详尽地(51)论述过的题目，因此，在这里我不再提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下，批判性辩论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是排除错误的手段，是选择的手段。我们解决问题是通过试探地提出各种竞争性理论和假说（可以说就像试探气球）；而且为了排错，使这些理论和假说受到批判性讨论和经验性检验。
因此，我试图描述的语言高级功能的进化，可描绘为解决问题的新手段的进化，通过新的尝试，通过新的排错方法，也就是说，通过新的控制尝试的方法而解决问题。
ⅩⅦ
现在可以提出我对第一个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对意义影响行为这个康普顿问题的解决办法。它是这样的：
高级水平的语言已经在对两个东西进行更好的控制这一要求的压力下发展了起来：即更好地控制低级水平的语言和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这种控制不仅通过发展新的工具，而且也通过发展例如新的科学理论和新的选择标准来实现。
就在发展高级功能时，我们的语言也发展了其抽象的意义和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懂得怎样对一个理论各种样式的表述或表达进行抽象，以及怎样注意理论的不变的内容或意义（理论的真理性依赖于此）。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理论和其他描述性陈述，而且对建议、目的或受到批判性讨论的无论什么别的东西同样适用。
我所说的“康普顿问题”，乃是解释和理解各种意义的控制力的问题；这些意义乃我们的理论、宗旨或目的等等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和讨论之后可能采纳的宗旨和目的。但是现在这已不再是问题了。它们对我们影响的力量是这些内容和意义的组成部分。因为内容和意义的部分功能是要进行控制。
康普顿问题的这种解决符合康普顿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通过我们的理论和目的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动进行的控制是可塑性控制。我们不是被迫使自己受理论的控制，因为我们能够批判地讨论它们，而且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理论缺乏我们的调节性标准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加以拒绝。因此，这种控制决不是单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理论控制我们，而是我们也可以控制我们的理论（甚至我们的标准）：这里有一种反馈现象。如果我们服从于我们的理论，我们是经过考虑之后自由地服从的。即在对可供选择的对象进行批判的讨论之后，根据这个批判性讨论，在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之后才这样做的。
我提出这一点作为我对康普顿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在着手解决笛卡儿问题之前，我现在简单地概述一下我的解决办法中已含蓄地使用了的更一般的进化理论。
ⅩⅧ
我为提出我的一般理论作了许多解释。我花了很长时间对它作充分考虑，以使自己搞清楚。但是，我还觉得很不满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一个进化的理论，恐怕我除了重新强调几处之外，对现在的进化理论增添不了多少东西。
我不得不这样自白，这是很惭愧的。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蔑视进化哲学的话。二十二年前，卡农·查尔斯·E·雷文在他的《科学、宗教与未来》一书中，把达尔文论战描述为“维多利亚茶杯中的风暴”，当时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批评他(52)太注意“从茶杯里冒出来的蒸气”，我的意思是指进化哲学的夸夸其谈（尤其是那些告诉我们有无情的进化定律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茶杯竟变成我的茶杯了，(53)而且由于它我不得不低头谢罪。
且莫说进化哲学，进化理论的困境是它的同语反复，或几乎是同语反复的这个特点。困难在于，虽然达尔文主义和自然选择极端重要，但它们都用“适者生存”（赫伯特·斯宾塞的一个术语）来解释进化。然而，断言“生存者即最适应者”和同语反复“生存者即生存者”两者之间看来即使有差别也是不大的。因为恐怕除了实际生存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判断适应性的标准。所以我们从某些有机体幸存下来这一事实作出结论说，他们是最适应者，或者说是最适应生活条件的有机体。
这就表明，达尔文主义（连同其所有的优点）决不是完善的理论。迫切需要作一种重述以使它稍微明确一些。我打算在这里所概述的进化理论，就是试图作这样的重述。
可以说，我的理论是试图把我们在分析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时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整个进化上去。它包括某种作为可塑性控制的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进化观点，和作为体现——或就人类而言包括外体演进——这种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某种有机体观点。它采取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但它是重述了的，因为它指出它的“变异”可以被解释为多少是偶然的试错策略，而且“自然选择”可以被解释为通过排错来控制变异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将以十二个简短论题来表述这个理论。
（1）所有的有机体昼夜不断地从事于解决问题。所有那些有机体的进化序列（表示生物分类的门）也是这样，它从最原始的形式开始，现在活着的有机体是其最新的一代。
（2）这些问题是客观意义上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可根据事后的认识加以重建（对此后面我要多说几句）。在这个意义上，客观问题不需要与其对立的有意识的问题，而凡是有其有意识的对立物的地方，有意识的问题不必和客观问题相符合。
（3）解决问题总是通过试错法来进行：新的反应、新的形式、新的器官、新的行为方式、新的假设，都是试探性地提出来，并受排错法的控制。
（4）排错或者可以通过完全排除不成功的形式（通过自然选择除去不成功的形式），或是通过控制的（试探性）进化即变更或抑制不成功的器官、形式、行为或假说等来进行。
（5）可以说，单个有机体嵌进(54)人体，在这个门的进化期间，控制得到发展——正如有机体在其个体发育中部分地重演它的系统进化。
（6）单个有机体是它所属的有机体进化序列（它的门）的最前端：它本身就是一个试探性的解决办法，探索新环境的小生境，选择环境并改变环境。因此，它和门是有关的，几乎完全像个别有机体的动作（行为）和这个有机体有关一样。个别有机体和它的行为两者都是尝试，而尝试可以通过排错排除掉。
（7）用“P”表示问题，用“TS”表示试探性解决办法，用“EE”表示排错，我们可以把事物的基本进化序列描述如下：
P→TS→EE→P
但是这个序列不是循环的，一般地说，后一个问题不同于前一个问题。它是已产生的新境况的结果，这部分地由于已试验过的试探性解决办法，以及控制这些解决办法的排错。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上图式要重写为：
P1→TS→EE→P2
（8）但甚至在这个形式中，仍然丢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探性解决办法的多样性，尝试的多样性。因此，我们最后的图式变成了这样：
背景知识
（9）就这个形式来说，我们的图式可以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图式相比。按照新达尔文主义，主要有一个问题：生存问题。如在我们的系统中一样，它有多种多样试探性解决办法——变种或变异。但是只有一种排错方法——消除有机体。而且（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P1和P2有本质上不同这一事实被忽略了，或者其重要性没有被清楚地认识到。
（10）在我们的系统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生存问题：有许多非常特殊的问题和次级问题（虽然最早的问题可能完全是生存问题）。例如，一个早期的问题P1可能重现。它的解决可能导致一个新问题P2：断绝还是延续后代的问题，这里子代不仅妨碍亲代的发展而且使子代彼此之间的发展受到威胁。(55)
也许指出以下这一点是有益的，即避免亲代的发展受子代阻碍的问题可能是由多细胞有机体的进化解决了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人不是断绝后代，而是建立起共同的经济，用各种新方法生活在一起。
（11）这里提出的理论把P1和P2加以区别，而且这种理论表明，有机体试图对付的问题（或问题境况）时常是新的，并且是作为进化的产物而出现的。从而这个理论对通常有点含糊的名称即所谓“创造进化”或“突现进化”(56)含蓄地作了理性的叙述。
（12）我们的图式考虑到排错控制（像眼睛一样的警报器官；反馈机制）的发展；就是说能排除错误而不消灭有机体的控制；而且最后使我们的假设代替我们灭亡成为可能。
ⅩⅨ
每个有机体可以看作是可塑性控制的等级系统——作为由云所控制的云系统。受控的子系统作试错运动，这种运动部分地受控制系统的阻止，部分地受控制系统的限制。
我们在语言的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关系中已经遇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低级功能继续存在并起着它的作用；但是它们受到高级功能的约束和控制。
另一个特别的例子是这样。如果我安静地站着不动，那么（按照生理学家的看法），我的肌肉仍不停地工作着，以几乎是任意的样式收缩和放松着[见前一节第（8）个论题中的TS1到TSn]，但是我没有觉察到这是由排错（EE）控制着的：每次我的姿势稍有不同，几乎立刻就被纠正过来。所以，我用多少像一台自动驾驶仪保持飞机稳定飞行的同样方法，保持安静地站着。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前一节第（1）个论题——每个有机体一直在通过试错解决问题；它通过多少有点偶然的(57)或似云的尝试，对新老问题作出反应；如果不成功的话，这些尝试就被排除掉。（如果成功的话，它们就增加了变异生存的概率。这些变异“看上去像是”这样取得的解决办法，通过把它并入新有机体的空间结构或形式中去，有助于使该解决办法代代相传。(58)）
ⅩⅩ
这是这个理论的简要提纲。这个理论当然还需要加以详尽阐述。但是有一点我想稍为充分地解释一下：[在ⅩⅤⅢ节第（1）到第（3）个论题中]我对术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运用，特别是我的主张，我们可以在客观的或非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谈论问题。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进化显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许多生物学家说，某些器官的进化解决了某些问题；例如，眼睛的进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即在运动着的动物没撞到硬东西之前，眼睛就及时地发出警报让它改变方向。没有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是有意识地找到的。那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难道不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吗？
我不这么看。相反，情况倒是这样：当我们谈到问题时，那往往是从事后的认识来谈的。正在处理问题的人几乎说不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除非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即使他能解释他的问题，他也可能把问题弄错了。这一点对科学家来说也是适用的，虽然科学家属于那些有意识地试图充分认识他们的问题的少数人。例如开普勒意识到的问题是去发现世界的和谐秩序；但是我们可以说他解决了的问题是对一组两体行星系的运动作数字描述。同样，薛定谔误解了他用（不受时间影响的）薛定谔方程去解决的问题：他以为他的波是电荷变换连续场的电荷密度波。后来马克斯·玻恩对薛定谔波辐作了统计诠释。这个解释使薛定谔吃惊，并且使他在有生之年中一直不喜欢这个解释。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凭借事后的认识才知道这一点。
可是很显然，正是在科学上，我们才最为意识到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事后的认识以及说阿米巴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不必假定阿米巴在任何意义上意识到了其问题）并无不当：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
ⅩⅪ
但是康普顿告诉我们，阿米巴的行动不是理性的：(59)而我们可假定爱因斯坦的行动是理性的。因此，终究还是有些差别。
我承认是有差别的：即使他们的几乎是任意的或似云的试错运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60)他们对待谬误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爱因斯坦不像阿米巴，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时，他总是有意识地尽力找出其中的毛病、发现其中的谬误；他批判地探讨他自己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对自己的想法采取有意识的批判态度，的确是爱因斯坦的方法和阿米巴的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如果某个假设看来能经受住比较认真的批判，爱因斯坦就在更仔细地检查这个或那个假设之前，很快地放弃掉上百个不合适的假设。
正如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最近所说：“我们的全部问题是尽快地犯错误。”(61)惠勒的这一问题是通过有意识地采取批判态度而解决的。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理性态度或理性的最高形式。
科学家的试错是由假设组成的。他用语词并时常用文字表达假设。然后他通过批判、实验检验，并在那些能发现其中缺点并为此而高兴的科学家同伴的帮助下，努力发现任何一个假设的缺陷。如果这一假设不能至少像它的竞争者那样经受住这些批判和这些试验，(62)它就要被排除掉。
这是不同于原始人和阿米巴的。这里没有批判态度，因而经常发生的只是，自然选择通过消灭承认或相信错误的假设或期望的那些有机体来排除该假设或期望。因此，我们可以说，批判的或理性的方法在于排除我们的假设以代替我们去死亡：这是外体进化的一个情况。
ⅩⅫ
这里，我也许可以转而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最后我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却是使我一直感到很伤脑筋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能够表明可塑性控制存在吗？自然界有没有可以作为可塑性控制的事例或者物理模型的无机物理系统？
看来，许多像笛卡儿或康普顿那样操作总开关模型的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像休谟和石里克那样否认完全的决定论和纯机遇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物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作了含蓄的否定回答。无可否认，近来控制论学者和计算机工程师已经很成功地构造了由硬件制成但搀和了高度可塑性控制的计算机；例如，带有似随机尝试的内部机制的计算机，通过反馈经由自动操纵或引导装置进行检查或计算、如有差错就加以排除的计算机。这些系统虽然包括有我所谓的可塑性控制，但是基本上是由总开关的复杂继电器组成的。然而我在寻求的是皮尔士非决定论的简单物理模型；一种类似热运动中非常阴沉的云的纯物理系统受某些别的阴沉的云所控制——虽然是受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阴沉的云所控制。
如果我们回到原来关于云和钟的排列问题上，云在左边而钟在右边，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找的是中间物，如有机体，或一大群昆虫，但不是活的：可以说是可塑性控制和“软”控制的纯物理系统。
让我们假定，受控的云是气体，那么，可以把很快就要扩散因而不再构成一个物理系统的不受控制的气体放在最左边，把充满气体的铁气罐放在最右边，这就是我们的“硬”控制，即“不可变动的”控制的例子。在中间但远靠左边的地方是许多多少有点“软”的控制系统，例如我们的一群小昆虫和巨大的粒子球体，诸如由地心引力使之保持在一起的气体，像太阳似的东西。（如果控制很不完善，而且许多粒子逃脱的话，我们也不在乎。）或许可以认为行星在其运动中是受不可变动的控制的，当然这是比较而言，因为甚至行星系也是云，而且所有的银河、星团以及星团的星团都是这样。但是，除了有机系统和那些巨大的粒子系统以外，还有没有任何“软”控制的小物理系统呢？
我想是有的。我建议把小孩的气球或许更好一点是把肥皂泡放在我们的图表中间；事实上，这本是非常原始的，并且在许多方面是皮尔士系统和“软”的可塑性控制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或模型。
肥皂泡是由两个子系统组成的。这两个子系统都是云，而且它们相互控制着：如果没有空气，肥皂薄膜就会破灭，而我们只会剩有一滴肥皂水。如果没有肥皂薄膜，空气就是不受控制的，就会扩散，不再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因此，控制是相互的，它是可塑的并且具有反馈特征。然而，区别受控系统（空气）和控制系统（薄膜）是可能的：被封闭的空气不仅比封闭的薄膜更近于云，而且如果除去薄膜，它就不再是（自身相互作用的）物理系统。与此相反，除去空气之后，薄膜就会成为水滴，虽然具有不同形态，还是可说成物理系统。
肥皂泡和精确的钟或计算机那样的“硬件”系统比较起来，（按照皮尔士的观点）我们当然会说，甚至这些硬件系统也是被云控制的云。但是建造这些“硬件”系统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使分子热运动和变动的云一样的作用减到最小程度：虽然他们是云，但是控制机制的设计是用来尽可能地抑制或抵偿所有云一样的作用。这也适合于带有模拟似随机的试错装置的计算机。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肥皂泡是不同的，看起来更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分子效应并未消除掉，但基本上有助于这个系统的作用，这个系统被一个外层即一个可渗透壁(63)所封闭；这个可渗透壁使该系统“开放”，并能够以可说是建成它的“组织”的方式对环境影响作出“反应”。肥皂泡被热射线打击时吸热（很像一间温室），因而被封闭的空气就会膨胀，使肥皂泡漂浮起来。
然而，如对相似或类似的一切用法一样，我们应该注意限度；这里，我们可以指出，至少在某些有机体内，分子变动是在明显地扩大，从而被用于释放试错运动。无论如何，放大器看来在所有有机体内都起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有机体和某些计算机及其总开关、串联的放大器和继电器相类似）。然而，在肥皂泡里没有放大器。
无论怎样，我们的肥皂泡表明，自然的云样物理系统的确存在。而这些系统受到其他云样系统的可塑性控制和软控制。（顺便说一下，肥皂泡的薄膜尽管也必须包含大的分子，但当然不必从有机物质中派生出来。）
ⅩⅩⅢ
这里提出的进化理论直接解决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经典的笛卡儿身心问题。它是通过说明精神或意识的进化，并从而说明精神或意识的功能（不说明“精神”或“意识”是什么）而得以解决的。
我们必须假定意识是从很小的来源发展起来的；它的最初形式大概是一种模糊的刺激感觉，当有机体有问题要解决，例如要摆脱刺激性物质时所体验的那种感觉。无论如何，当意识开始预期可能的反应方式（可能的试错运动）及其可能的结果时，意识就表现了进化的意义和增加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说，意识状态或意识状态的结果可以起控制系统、排错系统的作用；通常是排除（刚出现的）行为，即（刚出现的）运动。从这个观点看来，意识只是作为许多相互作用的控制中的一种而出现的。如果我们记得例如书中编入的控制系统即理论、定律系统以及构成“意义世界”的一切，那么意识就很难被称为最高等级的控制系统。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这些外体的语言系统所控制，即使这些外体语言系统被认为是由意识产生的。我们可以推测，意识又是由物质状态产生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物理状态。正如法律制度或社会制度是我们制定而又控制着我们，绝不和我们“同一”或“平行”却和我们相互作用一样，意识状态（“精神”）控制着身体并与它相互作用。
因此，有一整套类似关系。正如我们外体的意义世界和意识相关一样，意识和正在采取行动的单个有机体的行为相关。而单个有机体的行为，同样和它的身体相关，和被看作生理系统的单个有机体相关。后者同样和有机体的进化序列即生物学上的门相关，可以说，单个有机体构成了门的最新的前端：正如单个有机体由门作为实验上的探测物而产生，却又基本上控制了这个门的命运，同样，有机体的行为是由生理系统作为实验上的探测物而产生的，却基本上控制了这个系统的命运。我们的意识状态同样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意识状态预期我们的行为，通过试错估计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意识状态不仅控制，而且深思熟虑地试验。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对笛卡儿问题的一个几乎毫不足奇的答案。这个理论没有说明“精神”是什么，而是直接引出结论，即我们的精神状态控制着我们的（一些）物理运动，并且在精神活动和有机体的其他功能之间存在有某种平等交换，某种反馈，有某种相互作用。(64)
这种控制又是具有“可塑性”的那一种，事实上，我们大家——尤其是那些弹奏钢琴或提琴之类乐器的人——都知道身体并不总是做我们要它做的事情；都知道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目的，要把我们的控制的限度考虑进去：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是自由的，总还是有些条件——物理的或其他方面的条件——限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当然，在作出让步之前，我们有试图超越这些限制的自由。）
因此，像笛卡儿一样，我建议采用二元论的观点，虽然我推荐的当然不是两种相互作用的实体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区别两种相互作用的状态（或事件），区别生理化学状态与精神状态，是有益的，也是合理的。此外，我认为，如果只区别这两种状态，那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是太狭窄了；无论如何，我们还应该区别那些作为有机体的产物的人工制品，尤其是我们的精神产物，后者能和我们的精神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和我们的物理环境的状态发生相互作用。虽然这些制品往往“不过是物质碎片”，也许“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就动物水平来说，它们有时竟是完美的艺术品；在人类水平上，我们精神的产物时常是大大超过了“物质碎片”——比如说打上记号的纸片；因为这些纸片可以表示讨论的状态，知识增长的状态，这些状态可以超越（有时带有严重的后果）大部分甚至所有有助于产生这些状态的心智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不仅是二元论者，而且是多元论者；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物理世界（经常无意）造成的巨大变化表明，抽象规则和抽象观念可以移山，其中有一些规则和观念或许只部分地为人类心智所掌握。
ⅩⅩⅣ
事后想起来，我要补充最后一点。
由于自然选择，进化只能导致所谓“功利主义的”结果，导致有利于我们生存的适应性，这种看法是个错误。
正如在可塑性控制系统中控制的和受控的子系统相互作用一样，我们的试探性解决办法也和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目的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目的能够改变，而选择目的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不同的目的可以竞争，新的目的可以由尝试和排错方法所创造和控制。
无可否认，如果新的目的与生存的目的相抵触，那么这个新目的就被自然选择所排除了。众所周知，许多变异是致命的，因而是自取灭亡的；而且关于自取灭亡的目的有许多例子。另一些例子对于生存而言或许是中立的。
起初对于生存而言是次要的许多目的，后来可以变成自主的，甚至与生存相对立；例如，靠大胆出人头地的野心，攀登埃非尔士峰(65)、发现新大陆或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野心；或发现某种新真理的志向。
其他目的可能一开始就是自主的东西，而与生存的目的无关。艺术家的目的或者某些宗教的目的也许是属于这一种，对那些珍视这些目的的人来说，这些目的可以变得比生存还重要得多。
所有这一切是生命的过剩部分，尝试和排错的方法所依赖的几乎过于丰富的试错。(66)
看到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实际上使用这个试错法，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画家可以试探地上一点色彩，后退几步看一看，对它的效果作一次批判性评价，(67)以便加以修改，如果尚未解决他要想解决的问题的话。他的尝试性试验（上点颜色或刷上一笔）可能发生意外的或偶然的效果，可以改变他的问题；或造成一个新的副问题，或者一个新的目的：艺术目的和艺术标准的进化（像逻辑规则一样，这种进化变为外体的控制系统），这种进化也是通过试错法进行的。
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暂时回到物理决定论的问题上，回到我们耳聋的物理学家的例子上。这位物理学家从未听过音乐，但是他能“谱出”莫扎特的歌剧乐谱或贝多芬的交响曲，仅仅通过研究莫扎特或贝多芬的身体以及他们所处的作为物理系统的环境，并预测出他们的笔在五线谱上画黑色音符的地方。我想把这些描绘为不可接受的物理决定论的后果。莫扎特和贝多芬部分地是受控于他们的“鉴赏力”，他们对音乐评价的系统。然而这个系统不是铸铁一块而是可塑的。它对新思想有所反应，并可能被新的试错所改变，甚至可能被一个偶然的错误，一个非故意的不和谐音所改变。(68)
在结束的时候，让我概括一下。
我们已经看到，把世界看作是封闭的物理系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论是严格决定论的系统，还是无论怎样都不是严格决定的而仅仅是随机的系统。因为根据这样的世界观，人类的创造性和人类的自由只能是幻想。企图利用量子论的不确定性也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导致机遇而不是自由，导致仓促的决定，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因此，我在这里提供了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根据这种看法，物理世界是个开放系统。这同把生命的进化看作尝试和排错过程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使我们合理地理解（尽管还很不充分）生物学上新奇事物的出现以及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人类自由。
我力图概述一个进化理论，这一理论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问题并提出对康普顿问题和笛卡儿问题的解决办法。恐怕这个理论太单调同时又太费解了；而且虽然我认为可以从这个理论中推导出可检验的结果，我决不认为我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方法。不过我觉得康普顿可能会说，尽管这种方法有缺点，但是对他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回答，并且是可能导致进一步进展的回答。
* * *
(1) 这是1965年4月21日在华盛顿大学作的亚瑟·霍利·康普顿第二次纪念讲演。
(2) 1962年2月初我来到伯克利时，就渴望见到康普顿，但是还没有见到，他就逝世了。
(3) 康普顿和西蒙，《物理学评论》，1925年，第25期，第309页以下。（亦见波特和盖革，《物理学杂志》，1924年，第26期，第44页以下和1925年，第32期，第639页以下；《自然科学》，1925年，第13期，第440页。）
(4) 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哲学杂志》，1924年，第47期，第785页以下和《物理学杂志》，1924年，第24期，第69页以下。亦见康普顿和阿里森的《理论与实验中的X射线》，1935年；例如，第211-227页。
(5) 参见康普顿，阿里森（注③），第1章，第19节。
(6) 康普顿：《人类自由》，1935年（1939年第3版）。这本书主要是根据康普顿1931年在耶鲁大学作的特利基金讲演以及在特利讲演之后不久作的其他两个专题讲演写的。
(7) 康普顿：《科学的人类意义》，1940年。
(8) 关于太阳系的缺陷，参见下面第241页注②和第244页注①。
(9) 参见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3节（1957年及以后各版），书中我批评完形心理学（或“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全主义”标准，指出甚至最受欢迎的完全主义的非整体的例子，例如“仅仅一堆”石头也满足这个标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注意我决不否认存在完形心理学，我只是反对大多数完形理论的肤浅性。）
(10) 牛顿本人不是从他的理论中引出这些“决定论的”结果的人，参见下面第241页注②和第244页注①。
(11) 甚至“唯物主义”的一些主要对手（例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和叔本华）一般也认为，决定论构成理性态度或科学态度的主要部分。构成理性主义传统一部分的一个类似的教条是，一切知识从观察开始并从观察归纳出来。比较我的《猜想与反驳》一书第122页中关于这两个理性主义教条的评论。
(12) 牛顿自己可以算是很少几个持不同意见的人之一，因为他甚至把太阳系看成是不完善的，继而认为它可能要毁灭。由于这些观点，他被谴责为不虔诚，即“对自然界创造者的智慧的挑战”（如亨利·彭伯顿在他1728年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哲学》一书第180页中所描述的）。
(13) 《查尔斯·桑德·皮尔士文集》，1935年，第6集，第35页，6.44。当然可能有其他物理学家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除了牛顿和皮尔士以外，我知道的只有一个：维也纳的弗朗兹·埃克斯纳教授。薛定谔是他的学生，在他的《科学、理论与人类》一书中写了关于埃克斯纳的观点。参见该书1957年版第71、133、142页。（这本书以前是以《科学与人类气质》为题于1935年出版的，康普顿在《人类自由》第29页提到过它。）
(14) C·S·皮尔士：上引书第6集，6.47，第37页（1892年第1版）。这一段虽然简单，却很有意义，因为预先提出了（注意关于爆炸性混合物振动的评论）关于宏观效应的一些讨论，这些讨论由海森堡的非决定论的扩大而产生。这次讨论是由拉尔夫·利利的一篇论文开始的，参见《科学》1927年，第46期，第139页以下，康普顿在《人类自由》第50页中提到它。它在康普顿的书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参见第48页以下。（注意康普顿1931年发表特利演讲。）康普顿：上引书，第51页，注3，包含一个对由于分子热运动（皮尔士想到的不确定性）和海森堡不确定性引起的机遇效应很有意思的定量比较。玻尔、帕斯库尔·约尔丹、弗里茨·麦迪卡斯、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和许多其他的人继续进行这个讨论，最近，瓦尔特·埃尔萨塞1958年写的《生物学的物理基础》，也参与了讨论。
(15) 我引证保罗·卡拉斯：《一元论者》，1892年，第2期，第560页以下和1892年第3期，第68页以下。皮尔士的回答在《一元论者》1893年，第3期，第526页以下（参见皮尔士的文集第6集，附录A，第390页以下）。
(16) 问题境况的突然转变是由以下事实判断的，即对于我们许多老顽固来讲，似乎的确不久以前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例如见石里克：《普通认识论》，1925年，第2版，第277页）都是物理决定论者，而今天物理决定论正在被P·H·诺威尔－斯密抛弃，看作“18世纪的‘怪物’”（《精神》，1954年，第63期，第331页）。P·H·诺威尔－斯密是石里克观点的积极勇敢的捍卫者。时间向前推移，无疑地它将及时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怪物或非怪物的问题。然而，说来也奇怪，老顽固似乎都记得普朗克、爱因斯坦和石里克的时代，并很难相信我们疑难而糊涂的思想，即那些伟大的决定论思想家同拉普拉斯一起产生了18世纪的怪物，拉普拉斯产生了所有怪物当中最著名的怪物（他1819年论文中的“超人智力”时常被叫做“拉普拉斯妖”。参见康普顿《人类自由》，第5页以下，《科学的人类意义》，第34页，及后面第235页注①所引亚力山大著作）。然而甚至凭我们正在衰退的记忆力，多作一下努力，也可能回想起某个卡拉斯提出的类似18世纪的怪物（不是上一个注提到的19世纪思想家P·卡拉斯，而是T·L·卡拉斯，康普顿在《人类自由》第1页上曾引用）。
(17) 1950年我在“量子物理学与经典物理学的非决定论”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观点，该文发表在《英国科学哲学杂志》1950年第1卷，第2期，第117—133页，第3期，第173—195页。不幸，我写这篇论文时，还一点不知道皮尔士的观点。这里我可以提一下，从我早期的论文中，我接受了相互对立的云和钟的思想。自从1950年我的论文发表以来，经典物理学中非决定论原理的讨论已酝酿成熟。参见布里渊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1964年（我并非完全同意的一本书）和那里提供的文献参考资料，特别是在第38、105、127、151—152页。增加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哈达马特关于负曲率“角”表面测地线的论文，载《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杂志》，第5辑，第4期，1898年，第27页以下。
(18) 亦见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尤其是新附录*xi，亦见该书第9章，其中包括大体上正确的批评。虽然鉴于爱因斯坦在附录xii中的批评，我不得不撤回在第77节中所说的（1934年的）思想实验。然而，这个实验可以由附录*xi和*xii讨论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著名的思想实验来代替。亦见我的论文“对概率计算的倾向解释和量子理论”，发表于《观察与解释》，1957年，第65—70页和第83—89页。
(19) 最后一句是对1963年库恩撰写的有趣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一些观点的批评。
(20) 参见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1930年。
(21) 我指的是康普顿对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理论的驳斥，参见康普顿自己在《人类自由》第7页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36页提到的话。
(22) 比较所引的海森堡的书中康普顿的前言，第iii页以下；亦见他在《人类自由》第45页（参考爱因斯坦）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42页关于量子力学的不完善的评论。康普顿赞成量子力学的不完善而爱因斯坦把这看成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弱点。玻尔回答爱因斯坦，认为，（像他以前的冯·纽曼）这个理论是完善的（或许在这个术语的另外意义上来说）。见例如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的文章，《物理学评论》，1935年，第42期，第777—780页和玻尔的回答，1935年，第48期，第696页以下；以及爱因斯坦的文章，《辩证法》，1948年，第2卷，第320—324页；和玻尔，同期第312—319页；此外，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讨论载于希尔普（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1949年，第201—241页，特别是第668—674页，以及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发表于我的书《科学发现的逻辑》第457—464页；亦见第445—456页。
(23) 参见N·R·汉森讲的量子理论发现史，《正电子概念》，1963年，第9章。
(24) 尤其是参见《人类自由》第90页以下；比较《科学的人类意义》，第73页。
(25) 比较《人类自由》，第1页。
(26) 比较《人类自由》，第26—27页。（以及自第27页开始的最后一段。）或许我可以提醒读者，我的观点与所引段落的观点有一点不同。因为像皮尔士一样，我认为，一个系统的定律是牛顿学说的定律（初步看来是决定论的），可是这个系统又是非决定论的，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因为应用这个定律的系统可能是内在的不准确，例如，说它的坐标或速度是有理数（与无理数相反）是毫无意义的。以下的话（见薛定谔：上引书，第143页）也非常有道理：“……能量－动量定律只提供我们四个方程，因此留下了在很大程度上未确定的基本过程，即使能量－动量定律适合这组方程。”
(27) 比较《科学的人类意义》，第ix页。
(28) 同上书，第42页。
(29) 比较《人类自由》，第27页。
(30) 假设我们的物理世界是一个含有随机成分的物理学上的封闭系统。显然，这个系统不会是决定论的；然而，目的、思想、希望与愿望在这样的世界里不能对物理事件产生任何影响；假定它们存在，它们是完全多余的；它们就是所谓的“副现象”。（注意，决定论的物理系统是封闭的，但是封闭系统可能是非决定论的。因此，“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而这将在以下第Ⅹ节加以解释。）
(31) 康德深受这个噩梦之苦而无法摆脱。见康普顿《人类自由》第67页以下，关于“康德逃脱的途径”的很好叙述。（第68页第2行“纯粹理性的”这几个词应删去。）也许我在这里可以提一下，我并不同意康普顿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所提到的一切观点。我和他不一致的观点有以下几例：康普顿赞成海森堡的实证主义或现象论（《人类自由》，第31页），康普顿归功于艾卡尔特的某些话（在上引书中第20页注7）：看起来虽然牛顿本人不是决定论者，但是我认为物理决定论相当精确的思想，不应根据某种含糊不清的“因果关系定律”的意义加以讨论。我也不同意在类似说海森堡是19世纪30年代的现象论者（或实证主义者）的意义上，说牛顿是现象论者。
(32) 大卫·休谟：《人性论》，1739年，第174页；亦见，第173页和第87页。
(33) 上引书，第408—409页。
(34) 休谟：上引书，第403页以下，与第404页以下相比较是有意义的（休谟在那里说，“我用两种方法给必然性下定义”），同样有意义的是和他归之于“物质”的“概念性质是否叫做必然性”进行比较，如他所说的，对于概念性，所有人“一定都认为它属于意志”（或“属于精神的动作”）。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试图把他的习惯论和他的联想心理学应用于“物质”，即应用于物理学。
(35) 特别请参阅B·F·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1948年，一个吸引人的慈善的但极其天真的对全知全能的乌托邦空想（尤其见第246—250页，亦见第214页以下）。阿·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1932年（亦见《重访勇敢的新世界》，1959年）和乔治·奥威尔：《1984》（1948），都是著名的矫正法。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1945年，1962年第4版以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第91页，已批评过某些乌托邦和独裁主义思想。（参见这两本书，尤其是我对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批评。）
(36) 当然我的聋物理学家非常类似于拉普拉斯的妖魔；我认为他的成就是荒唐的；这只是因为非物理学方面（目标、目的、传统、嗜好、智谋）在物理世界的发展上起了作用；换句话说，我相信相互作用论。塞缪尔·亚历山大的《空间、时间与神》（1920），第ii卷，第328页谈到他所说的“拉普拉斯的计算机”，“除了在所述的有限意义上，计算机的假说是荒唐的。”然而，“有限意义”包括预测一切纯物理事件，因而包括预测莫扎特和贝多芬写的所有黑色音符的位置。“有限意义”只排除对精神经验的预测（和我对物理学家耳聋的猜测很相应的一种排除）。因此我认为是荒唐的东西，亚历山大准备加以承认。（或许在这里我可以说，我认为讨论自由问题，联系音乐的创作、新的科学理论或技术发明的创造，比联系伦理学以及道德责任更可取。）
(37) 休谟：上引书，第609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38) 见赖尔的《心的概念》，1949年，第76页以下（“机械论的怪物”）。
(39) 比较皮赖“生命和活着两个用语的无意义”，《生物化学的前景》，1937年，第11页以下。
(40) 见例如图林的“计算机器与智力”，《精神》，1950年，第59期，第433—460页。图林认为人和计算机在可观察的（行为的）特性上看，原则上是不可区分的，他要求他的对手详细说明人的哪些可观察行动或成就是计算机原则上不可能达到的。但是这种要求是一种智力上的陷阱：通过详细说明一种行为，我们就会设计出制造计算机的规格。此外，我们使用和制造计算机，因为计算机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许多事情，正如我想加总数而不能在脑袋里算时，我就用钢笔和铅笔。爱因斯坦说过：“我的铅笔比我聪明。”但是这并不证明他与铅笔不可区分。（比较前面第244页注①提到的我关于非决定论的论文，第195页最后一段；以及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2章，第5节。）
(41) 参见石里克的文章，载《认识》杂志，第5期，第183页（摘自第一段最后八行）。
(42) 休谟：上引书，第171页，亦见例如第407页：“……自由……就是和机遇一样的东西。”
(43) 比较《人类自由》，第53页以下。
(44) 我这里所说的笛卡儿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可以在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2和13章中找到。在这里可以说，像康普顿一样，就我反驳所有活的有机体（作为物理系统）物理上的完整性这一说法而论，也就是说，就我猜测某些有机体的精神状态可以和物理状态相互作用而论，我几乎是个笛卡儿主义者。（然而，我之作为笛卡儿主义者还不如康普顿：甚至总开关模型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如对他的吸引力大。）此外，我不赞同笛卡儿关于精神实体或思想实体的谈话，也不赞同他的物质实体或广延实体。只是就我相信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此外还有更抽象的东西，如讨论的状态）两者都存在而言，我才是个笛卡儿主义者。
(45) 康普顿相当仔细地讨论了这个理论，特别是在《人类自由》第37—65页。特别参见提及拉尔夫·利利上引书的地方，《人类自由》，第50页，亦见《科学的人类意义》，第47—54页。值得注意的是，康普顿在《人类自由》第63页以下的评论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53页，论我们行动的个体性以及为什么它允许我们避免我所说的第二种进退维谷的解释（它的第一种进退维谷是纯粹的决定论），即我们的行动归因于纯机遇的可能性。
(46) 特别见《科学的人类意义》第viii页以下和第54页，这一节的最后陈述。
(47)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以至于我们很难描述任何典型的生物学过程，除非这个过程放出或激发储存能。反过来当然就不是这种情况：许多非生物学的过程都有同样的特点；虽然放大器和放出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上不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却是量子物理学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化学所特有的。（激发能量的辐射等于零是一种极个别的情况；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基本上绝热的——折进的某种无线电频率伴随着信号或刺激的极限放大。）这就是为什么像“原因等于结果”这样的公式（以及对笛卡儿相互作用论的传统批评），早就不用的原因之一，尽管守恒定律继续有效。比较在以下ⅩⅣ节中所讨论的语言的刺激或放出功能：亦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381页。
(48) 语言功能的理论归功于比勒（《儿童智力发展》，1919年；1930年英文版，第55，56，57页，亦见《语言论》，1934年）。我在他的三个功能中加了一个功能，即辩论的功能（以及其他在这里不起作用的功能，例如劝告与说服的功能），见例如我的论文“语言与身心问题”载于《猜想与反驳》第295页，注②和原文（亦见第134页以下）。动物（尤其是蜜蜂）中存在某种描述性语言的过渡阶段不是不可能的。见冯·弗里斯的《蜜蜂：它们的视力、化学感官与语言》，1950年；《舞蜂》，1955年和M·林达尔的《群居蜜蜂的交流》，1961年。
(49) 比较弗里斯上引书和林达尔上引书。
(50) 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章，尤其是第64页关于形式逻辑是“合理性批判的工具”的评论，亦见第8到11章和第15章。
(51) 参见上一个注和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特别是第24章及第ii卷附录（1962年第4版）；以及《猜想与反驳》，特别是前言和导论。
(52) 比较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6页，注1。
(53) 意指进化论成了波普尔感兴趣的东西了。——译者
(54) “嵌进”（不过不是我归功于艾伦·马斯格雷夫的术语）的思想，或许可以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959年，第Ⅵ章中找到（我引自《良友》丛书版，第18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每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都经历了许多变化，而……每一个改变了的结构往往是遗传的，因此，每一次改变不会……完全不留痕迹，因而[有机体的]每一部分的结构……是许多遗传变化的总和，物种经历了这种变化……”亦见E·鲍德温，载《生物化学的前景》，第99页以下，以及那里所引的文献。
(55) 新的问题境况的出现可描述为有机体“生态学的小生境”或有意义的环境的一个变化或演变。（它或许可以称为“习惯选择”；比较卢兹的文章，载《进化》，1948年，第2期，第29页以下。）有机体或它的习惯或它的栖息地的任何变化产生出新问题，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个（往往是尝试性的）解决办法的难以置信的价值。
(56) 参考康普顿关于“突现进化”的意见。
(57) 尝试与排除错误的方法所运用的并非完全随机的或任意的尝试（像有时提出的那样），虽然这些尝试看起来可能是很随便的。至少必须有一个“后效应”（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62页以下的意义上）。因为有机体经常从它的错误中学习，也就是说有机体建立了压制或消除或至少减少某些可能尝试的频率的控制（这些尝试在其演化的过去或许是实际的尝试）。
(58) 现在有时叫“鲍德温效应”；例如见G·G·辛普森“鲍德温效应”，载《进化》，1953年第7期，第110页以下；和C·H·沃丁顿，同卷，第118页以下（特别是参见第124页）和第386页以下。亦见J·M·鲍德温的《发展与进化》，1920年，第174页以下和H·S·詹宁斯的《低级有机体的行为》，1906年，第321页以下。
(59) 参见《人类自由》第91页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73页。
(60) 比较H·S·詹宁斯，上引书第334页以下。K·Z·洛伦兹的《所罗门国王的戒指》（1952年，第37页以下）描述了一个关于解决问题的鱼的美妙例子。
(61) 惠勒的文章，载《美国科学家》，1956年，第44期，第360页。
(62) 我们只能选择许多竞争性假设中“最好的”——按照致力于追求真理的批判性讨论来看是“最好的”假设——意味着我们选择按照讨论来看“最接近真理”的理论；参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0章，亦见《人类自由》第vii页，特别是第74页（关于能量守恒原理）。
(63) 可渗透的壁或薄膜似乎是所有生物系统的特征。（这可能与生物个体化现象有关。）关于薄膜和气泡都是原始有机体这个思想的前史，参见C·H·卡恩的《阿那克西曼德》，1960年，第111页以下。
(64) 正如几个地方暗示的那样，我猜测，接受精神状态和物理状态的“相互作用”，对笛卡儿问题提供了惟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我认为，我们很有理由假设，存在有精神状态或意识状态（例如在梦中），在其中自我（或人的时空位置和个性）的意识很弱或不存在。因此，看来有理由假设，完全的自我意识是后来的发展，并且以如下方式表达身心问题是错误的，即把意识的这种形式（或有意识的“意志”）看作是惟一的形式。
(65) 埃非尔士峰即我国的珠穆朗玛峰。——译者
(66) 比较例如我的《猜想与反驳》，特别是第312页。
(67) 例如见恩斯特·H·冈布里奇：《一匹木马的构思》，1963年，尤见第10页；以及同一作者的《艺术和错觉》，1960年、1962年（见“试错”条）。比较第287页注①。
(68) 关于科学产品与艺术作品的类同，见《人类自由》，前言，第vii—viii页，和在《人类自由》中的评论，第74页；还有E·马赫的《热学》，1896年，第440—441页，他写道：“艺术的历史……教育我们怎样把偶然产生的形象用于艺术创作。达·芬奇劝告艺术家去注意云的形状和肮脏的、烟熏黑的墙上的斑纹，这些可能向他提供适于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情的观念……另外，音乐家有时可能从随意的声音中得到新的观念；我们有时也可能从一个著名的作曲家那里听到，他由于弹钢琴时偶然地按错键而发现了调子优美和谐而有价值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