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在正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势必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即早期的雅典必定也是一个重要城邦。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直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还一直居于次要地位。雅典的历史晦涩而无趣。然而，之后的辉煌让雅典不再默默无闻，并指引着人们追溯它兴盛的根源。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在维奥蒂亚人和多利亚移民时期，大量来自北方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流亡者涌入阿提卡。然而，多数流亡者又移居亚细亚，建立了伊奥尼亚的众多城市。因此，当流亡者们离开后，阿提卡又恢复悄无声息的境况。伊奥尼亚移民为这一动荡时期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日后雅典的许多世族大家都从他们身上追根溯源——虽然他们只在这片土地上做了短暂停留。极有可能在大移民后，阿提卡的皮拉斯基人才完全希腊化。在传说中，雅典国王“接纳伊昂进入自己家族”。该故事仅仅意味着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伊奥尼亚人将阿提卡人纳入了希腊民族。
第1节 雅典君主制的终结
移民纷纷离开后，雅典的历史才明晰起来，王位从古老的刻克洛普族传到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流亡家族手中。传说，在阿提卡受到北方侵略时，来自皮洛斯的考寇涅斯人弥兰忒斯孤军奋战，对抗着维奥蒂亚人的国王克桑托斯，并将克桑托斯杀死。年迈无子的雅典国王堤摩忒斯将弥兰忒斯推上王位，以示感激。大约三十年后，多利亚人入侵，吞并了科林斯，又从阿提卡夺去迈加拉，然后兵临雅典城下。据神谕宣称，如果雅典国王死于入侵者之手，那么雅典就会永不陷落。因此，雅典国王科德罗斯乔装成农民前往多利亚人营地，并杀死了他见到的第一个多利亚人。之后，他就死在第二个多利亚人手中。多利亚人入侵失败后，雅典人深切缅怀这位忠于雅典的国王。但科德罗斯国王的儿子和继任者梅东并没有完全继承父亲的权力。此后，王权受到两位新立官员的限制，即执政官和军事长官。执政官主要分管国王的内务，军事长官则扮演着总指挥官的角色。
科德罗斯的牺牲
科德罗斯家族保留着名义上的终身国王制，将王位一直传到第十二代。但据我们所知，公元前752年，国王终身制遭到废除。执政官成为国家行政首脑。此后，每十年在王室家族成员中选举一次，选举出来的人成为国王，而军事长官的地位仅次于国王。
即便如此，在公元前8世纪，和其他多数希腊城邦一样，阿提卡也历经了与之类似的政体发展历程。起初，最高行政官人选仅限于科德罗斯国王的后裔；但大约在公元前710年，最高行政官人选范围开始涵盖所有的阿提卡贵族。贵族阶级每位成员都可以担任上述三大要职。三十年后，又增设了六名执政官。九名执政官每年选举一次。雅典政体开始具有典型的寡头政治色彩。
就寡头政治的特点而言，雅典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治理不善的情形很普遍，而执法公正的原则横遭践踏。非贵族的自由民毫无治国权力，并且总是遭受统治阶级中飞扬跋扈的成员们无法无天且肆意无礼的对待。
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阿提卡的历史开始清晰连贯。我们发现，政府中有九位官员——如今都称为“执政官”；还有以集会地，即战神阿瑞斯之山命名的叫“亚略巴古”的议事会。亚略巴古议事会的成员全是贵族，包含所有前任执政官们。亚略巴古具有历任执政官的选举权，且一直掌控后者行事——因为寡头政体从不会信任自己的执法官。此外，亚略巴古还拥有裁决谋杀罪的权力(1)。在九名执政官中，为首的称为“首席执政官”，决定统治年份的命名，对国家享有名义上的统治地位；位居第二的大执政官扮演着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的角色；居第三位的军事长官主管战事，是总指挥官；其余六人合称“司法执政官”，分处各行政部门。除了谋杀，其他事务都处于六人的管辖之内。
阿提卡遗址
第2节 阿提卡派系
世袭贵族以下是普通民众。自早期开始，普通民众就被分为“Geōmori”和“Demiurgi”，即“农民”和“工匠”。然而，该划分方式太过笼统，之后就失去了意义。直到公元前7世纪，真正的划分方式才逐渐具有地域特点。一切事务须由如下派系决策：帕狄阿斯区、狄阿克里亚区和帕拉利亚区，即分别对应平原地区、山地地区和海岸地区。平原派是富有的贵族地主，占据着阿提卡低地两处肥沃的地带，即色利亚平原和雅典平原。海岸派地处阿提卡西部的沿海一带，当地的居民以打渔和贸易为生，形成了中等阶层，处在阿提卡北部贵族地主和东部狄阿克里亚区人——山地居民中间的位置。山地派占据着内陆干旱的丘陵地区，当地的居民多以放牧为生，形成了阿提卡最粗野和贫穷的阶层(2)。
第3节 赛昂叛乱
书面记载中的第一次阿提卡骚乱爆发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赛昂家世显赫，曾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胜，友人及追随者众多。在赛昂与迈加拉僭主忒阿根尼之女成婚后，摆在赛昂眼前的就是继续岳父的僭主之路。赛昂坚信寡头政府无能，无法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因而决定奋力一搏以取而代之，成为雅典的僭主。在约定当天，赛昂的同伙联合迈加拉的一支雇佣军攻占了雅典卫城。然而，赛昂根本没有花心思去笼络民心。因此，当雅典政府竭力集结所有兵力将赛昂及其叛军围堵在要塞时，大多数民众都左右观望。主谋赛昂连夜遁逃，但他的追随者不久就因饥饿而被迫投降。在雅典娜的祭坛前，赛昂叛军像祈求者般端坐，向围城者大开城门。坐镇的执政官麦加克勒斯劝诱赛昂叛军离开雅典娜圣殿，并许诺会饶他们一命。然而，赛昂叛军一离开卫城，麦加克勒斯就立即下令将他们处死。因此，麦加克勒斯及其后代所属的阿尔克迈翁家族一直背负着渎神和伪誓的污名。后来，要将这一“被诅咒的家族”逐出雅典的呼声就时有发生。
雅典卫城
赛昂失败后，贵族寡头统治与被压迫人民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两股矛盾源头并存：正如之后的罗马平民一样，长期以来，雅典人民生活窘迫——造成该情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治理不善，另一方面是收成不好。此外，武断不公的惩罚将人民推入绝境。没有人能预见审判的结果，因为执政官总是随心所欲地更改裁决。因此，全民呼吁政治改革，并希望颁布法律对罪行及惩罚做出一些界定。最终，贵族让步，同意了公民的诉求。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立法规定：地方官的选举权交到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成员包含所有能自备全套铠甲的公民。
同时，德拉古建立了一个由四百零一位议员组成的议事会。议事会成员多数来源于公民大会。该议事会取代了亚略巴古议事会的部分职能。然而，下层人民仍然被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而整个雅典依旧负债累累且内讧不断。德拉古还颁布了一部书面法典。后来，某位雅典人感叹道：“德拉古法典看似是用鲜血而非墨汁写出的。”贵族极有可能选择保留了实施严刑的权力，而每项罪行都是从重处罚。据说，德拉古几乎为每项罪行都定了死罪。对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相信。德拉古法典中一段关于谋杀罪减罪的残章流传到我们手中。残章中写道：非故意杀人者不能被当成人人得而诛之的逃犯，而应交由国家保护，直到非故意杀人者能对受害者家人做出补偿；如果谋杀未发生在市集、竞技会和节日庆典时，而杀人者却被发现，并被受害人的亲属杀死，那么杀死他的人即犯了谋杀罪。
无论德拉古法典的实质影响是什么，它并没有缓和困扰雅典的种种弊病。在德拉古法典颁布几年后，雅典依旧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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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直以来，关于亚略巴古（Areopagus）是否代表原始的首领议事会，存在很大争议。——原注
(2) 人们如果想致力于研究诺克拉里（Naucraries）、三一区（Trittyes）、氏族（Phratrys）及其他阿提卡（Attic）原始人群划分等枯燥且晦涩的问题，可见相关纯粹政治历史记载。——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