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州长海尔帕赫教授的信[91]
亲爱的海尔帕赫先生：
读了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苏黎世大会的文章，身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忠实信徒，我觉得有必要作出回应，哪怕很简短。
犹太人是一个由血统和传统来维系的群体，宗教绝非唯一的纽带。其他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15年前来德国时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这一发现更多是缘于非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的民族，却没有一个共同体将其团结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个体缺乏稳固的基础，甚至导致道义上的动摇。我意识到，只有让世界上所有犹太人都依附于一个他们欣然愿意归属的有活力的团体，让他们能够承受住世界强加给他们的仇恨与屈辱，犹太民族才可能得到拯救。
看到可敬的犹太人遭到卑劣的歪曲和讽刺，我的心在流血。我目睹过学校、连环画报以及无数其他非犹太人占多数的势力是如何削弱我们最优秀同胞的自信心的。我觉得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于是我意识到，唯有一项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心向往之的共同事业，才能使这个民族恢复健康。赫茨尔的一大功绩在于，他不仅认识到而且大声疾呼：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态度，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一个中心，正是我们应当倾力为之奋斗的事业。
您把所有这一切称为民族主义，这种指控并非毫无道理。任何一种集体奋斗都可以被冠以这个丑陋的名号，但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若是没有这种奋斗，我们犹太人便生也不成死也不成。无论如何，这种民族主义的目标不是权力，而是尊严和安康。若不是生活在缺乏宽容、狭隘暴力的人当中，我一定最先抛弃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支持普遍人性。
例如，若因犹太人想成为一个“国家”，便声称犹太人不可能是德国的好公民，这种反驳乃是基于对这个国家本性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源于国内大多数人的不宽容。只要这种不宽容还在，我们便不会安全，无论我们自称“民族”（或“国家”）与否。
为简洁起见，我只能坦率直言。不过从您的文章可以看出，您注重的是内容而非形式。
[91]回应海尔帕赫教授1929年在《福斯报》（Vossiche Zeitung）刊登的一篇文章，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致一个阿拉伯人的信[92]
1930年3月15日
先生：
读罢您的信，我非常高兴。它让我知道，阿拉伯世界心存善意，希望以适合我们两个民族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假如双方都能带着真诚和善意，它们是能够解决的。
导致目前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统治权方面将彼此视为对手。这对两个民族都没有好处。只有找到一条双方都能认可的中间道路，才能改变这个局面。
下面我要谈谈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困境，不过我得补充一句，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此前不曾与任何人讨论过。我之所以用德文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没有能力用英文来写，而且我想承担一切责任。我相信您能找到合适的犹太人朋友来翻译它。
成立一个“枢密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派四名代表，他们须独立于任何政治派别。
各方成员如下：
医生一名，由医师协会推选；
律师一名，由律师推选；
工人代表一名，由工会推选；
神职人员一名，由神职人员推选。
这八个人每周碰面一次。他们保证不为自己职业或民族的利益代言，而会依良知行事，竭尽全力为所有国民谋幸福。其商议内容要秘而不宣，严禁走漏风声，即使私下里也不行。如果就某个议题达成了决议，并且双方各有至少三人同意，该决议便可公之于众，但只能以整个枢密院的名义公布。倘若某位成员不同意，他可以退出枢密院，但仍负有保密义务。如果前面谈及的某个选举机构对枢密院的决议感到不满，可以更换代表。
这个“枢密院”虽然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却能逐渐弥合分歧，共同代表国民的利益而行使委托统治权，从而超越于短命的政治。
[92]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犹太共同体[93]
女生们、先生们：
我素来对生活冷眼旁观，要克服这种倾向并不容易。但我不能对ORT和OZE[94]等犹太慈善协会的呼吁充耳不闻，因为对它们作出回应，就如同对我们深受压迫的犹太民族的呼吁作出回应。
流散各地的犹太共同体的处境无异于衡量政治世界道义的气压计。犹太民族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少数族群，其独特性在于保存了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对于政治道德和正义感的状况，还有什么指标能比各个民族对待他们的态度更可靠呢？
在当今时代，这个气压计的读数很低。对于这种命运，我们痛苦地感同身受。但正是这种低气压让我更加坚信，我们有义务来维护和巩固这个共同体。犹太人的传统中深藏着对于正义和理性的热爱，这必定会服务于现在和将来各个民族的利益。近代的斯宾诺莎和马克思都是从这个传统中产生的。
若想维护精神，也必须注意精神所依附的身体。顾名思义，OZE协会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人的身体。在经济衰退特别严重的东欧，它夜以继日地帮助那里的民众维护身心健康。而ORT协会则致力于消除严重的社会经济困苦，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就生活在这种困苦中。在中世纪，一切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工作都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于是犹太人只能从事纯粹商业性的工作。要想真正帮助东欧各国的犹太人，只有允许他们进入新的活动领域，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为此而奋斗。ORT协会也在应对这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取得了成功。
现在我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呼吁，请大家参与这项由杰出人物开创的伟大事业。最近几年甚至几天的情况所带来的失望，你们必定感受到了。不要怨天尤人，而要把这些事情看成对犹太人的共同事业矢志不渝的理由。我确信，这样做也会间接促进那些一般的人类目的，我们必须始终把这些看成最高的目的。
请记住，艰难险阻是任何社会保持力量和健康的宝贵源泉。我确信，倘若我们的床由玫瑰花铺成，犹太共同体就不可能维系数千年。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慰藉。我们的朋友虽然并不很多，但其中一些人精神高尚且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们终生致力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帮助个体从屈辱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 * *
我要告诉大家，犹太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主要不取决于外部因素，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坚守那种道德传统，让犹太人历经风雨飘摇仍能生生不息数千载。在服务生命时，牺牲是一种美德。
[93]1930年10月29日在伦敦萨沃伊酒店所作的演讲，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94]这两个组织是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团体。——译者注
关于巴勒斯坦重建的讲话[95]
一
十年前，我有幸就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推进第一次向大家讲话，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今天，我们可以欣慰地回顾这十年的历程，因为在此期间，犹太人民团结一心，在巴勒斯坦的建设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当时是不敢奢望的。
我们也成功地经受住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我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不懈工作，正扎实稳健地走向成功。英国政府最近发表的声明从更加公正的立场评价了我们的事业，对此我们表示肯定和感谢。
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次危机所带来的教训，那就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不是英国人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达成有利的合作计划，以满足双方的共同需求。这个问题如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并惠及两个民族，其重要性和价值不亚于推动巴勒斯坦建设本身。须知，瑞士之所以代表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政治发展阶段，正因为它过去有更大的政治问题，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在不同族群中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赫茨尔至少有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他在巴勒斯坦所做的事业帮助犹太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和乐观，这是任何一个群体健康存活所必需的。
我们为了共同目标所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们，也是为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安康和荣耀。
二
今天我们汇聚一堂，思索这个延续数千年的民族的命运和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的道德传统，在困境面前总能显示出力量与活力。在各个时代，该传统都能孕育出一些人，他们代表着西方世界的良知，是人类尊严和正义的捍卫者。
只要我们心系这个民族，它就会继续为人类造福，尽管它尚未拥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几十年前，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令人难忘的赫茨尔，主张犹太人需要一个精神中心，以确保在困难时期也能团结一致。这样便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及在巴勒斯坦的安家落户，让我们有幸见证其成功，至少是大有前途的开端。
我欣慰地看到，这些工作对于重振犹太民族贡献甚大，因为犹太人是各个民族中的少数族群，不仅面临着外部困难，心理上也有内在危机。
过去几年里，巴勒斯坦的建设工作面临重重危机，至今也没有完全克服。不过，最近的报道显示，全世界尤其是英国政府已经愿意承认，我们为犹太复国主义目标而付出的努力极富价值。此时此刻，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的领袖魏茨曼，没有他的巨大投入和明智审慎，这项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经历的艰难困苦也并非没有好处。它再次向我们指明，将各国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命运纽带是多么牢固。这场危机也使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得以澄清，清除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糟粕。我们已经明确宣布，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按照犹太人的古老传统建立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共同体。为此，应以开诚布公、彼此尊重的方式来解决与阿拉伯兄弟共处的问题。借此机会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从数千年的苦难里学到了什么。如果路走得对，我们就会取得成功，并为其他民族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不论我们为巴勒斯坦做了什么，都是为了整个犹太民族的荣耀与安康。
三
很高兴有机会对这个国家忠于犹太人共同目标的青年人讲几句话。不要因为我们在巴勒斯坦碰到的困难而泄气。这种经历正可检验我们犹太民族的生存意志。
批评英国当局的有关做法和声明是正当的。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而应从中吸取教训。
必须高度重视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保持好这种关系，今后才不致形成危险的张力，让人趁机煽风点火。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我们的建设工作始终而且必须同时服务于阿拉伯人民的实际利益。
这样我们就能避免动辄陷入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快的境地，以致要请求强权介入调停和仲裁。为此，我们不仅要遵循天意，还要发扬传统，正是这一传统赋予了犹太共同体以意义和坚韧。犹太共同体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完全基于一种道德传统。犹太人只有从这里才能源源不断获得新的力量，生存才能获得依据。
四
过去两千年来，犹太人的共同财富只存在于它的过去。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所共有的仅仅是精心呵护的传统。虽然个别犹太人创造了巨大的文化价值，但整个犹太民族似乎不再能做出伟大的集体成就。
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历史赋予了我们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任务，那就是齐心协力共建巴勒斯坦。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已经开始全力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文化中心，所有犹太人都应视之为己任。我们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本民族文化的家园，从而帮助唤醒近东人民对新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待。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为之奋斗的不是政治目标，而是社会和文化目标。巴勒斯坦的犹太共同体应当着力实现先辈们在《圣经》中确立的社会理想，在现代思想生活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一个精神中心。与此相应，在耶路撒冷创建一所犹太大学是犹太复国组织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过去几个月我造访美国，帮助这所大学募集资金。这项事业的成功是很自然的。感谢美国犹太医生勤奋工作，甘于奉献，我们已经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创建一个医学院，并立即开展了初步的工作。这次成功使我确信，其他院系所需的资金不用多久也能募集完毕。医学院作为研究机构应当优先发展，从而维护国人健康，这是整个建设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项目。大规模的教学日后才会变得重要。一批有才干的研究者已经准备接受大学的聘任，医学院的建立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悬念。我还想指出，为这所大学设立的一笔专项资金也已经启动，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建设资金。在这几个月里，该项资金已经募集到相当的数量，这要感谢魏茨曼教授以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在美国不知疲倦的工作，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做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最后，尽管当前经济形势严峻，我还是要恳请德国的犹太人尽己所能为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人家园贡献力量。这不是什么慈善活动，而是一项关乎所有犹太人的伟业，它的成功将使所有犹太人都感到至为骄傲。
五
对我们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的建设绝不是慈善或安居的事情，而是对于犹太民族至关重要的问题。巴勒斯坦并不是东欧犹太人的避难所，而是整个犹太民族重新觉醒的团结友爱精神的化身。这种团结友爱精神的觉醒与加强，难道不是正当其时、不可或缺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出于直觉还是出于理性的理由，我们都应毫不含糊地回答“是”。
让我们回顾一下德国犹太人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发展。一个世纪以前，犹太人的先辈还几乎都生活在贫民区。他们生活贫困，没有政治权利，在宗教传统、生活形态和法律限制等方面都迥异于非犹太人。在精神发展方面，他们主要限于犹太文学，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精神生活的巨大提升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多大影响。然而，这些谦卑恭顺的先辈在一个方面领先于我们：他们每个人都全身心地属于一个集体，并因此而感到特别荣幸。该集体不要求他做任何与其自然思想方式相违的事情。那时我们的先辈虽然在精神和物质上极为匮乏，但在社会关系上却享有令人羡慕的精神平衡。
然后迎来了犹太人的解放，个人突然之间有了出乎预料的发展可能性。少数人很快便跻身上流经济社会阶层。他们贪婪地汲取着西方艺术与科学的辉煌成就，满腔热忱地参与到这种发展中来，创造出持久的价值。同时，他们还模仿非犹太人的外在生活形式，采用非犹太人的风俗礼仪和思维习惯，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渐行渐远。他们似乎正完全消泯于在政治和文化上更为发达的众多民族之中，几代之后可能就留不下任何痕迹了。在中欧和西欧，犹太人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完全丧失民族特性。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个民族似乎天生就有种族性，难以相互融合。无论犹太人如何努力在语言、习俗甚至宗教形式上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他们与欧洲主人之间的异己感始终无法消除。反犹主义最终可以追溯到这种自发的异己感，因此不可能通过善意的教化来根除。各民族不愿混在一起，而希望各行其道。只有相互宽容和尊重，情况才能令人满意。
为此，犹太人首先应当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要想繁荣兴旺，就必须重获自尊。必须学习以我们的祖先和历史为荣，作为一个民族重新担负起文化使命，以增强我们的集体感。仅仅作为个人来参与人类的文化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担负起一些只有整个民族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这样，犹太人才能在社会上重获尊严。
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关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今天，历史赋予我们共同参与本民族经济文化重建的重任。一些满怀热情、才华横溢的人已经做了准备工作，许多优秀的犹太同胞也准备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希望他们都能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为之贡献力量。
[95]爱因斯坦原本对宗教问题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但是自1920年起，他看到反犹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蔓延，遂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1921年，他与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教授来到纽约，为犹太民族基金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18年创建）筹集资金。第二次访美是在1930年，以下收录的前三次讲话是他在1931-1932年第三次访美期间所作。第四次讲话很早，是1921年他刚从美国回到柏林时所作。第五次讲话虽然较近，却要早于他1933年定居普林斯顿。以上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巴勒斯坦建设团[96]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组织中，“巴勒斯坦建设团”的工作最能直接让当地最可贵的阶层获益，即那些用双手把不毛之地变成蓬勃发展的聚居地的人。这些劳动者坚强、自信而无私，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从整个犹太民族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他们并非愚昧无知的苦力，要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是受过教育、思想活跃的自由人。他们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默默奋斗，使整个犹太民族直接或间接地获益。尽量减轻他们沉重的负担，便是在拯救最可敬的一类人的生命。身为第一批移民，要在不宜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自然艰难而危险，免不了会有重大的个人牺牲。只有亲眼见证者才能判定这是多么真实。谁能帮助改进他们的装备，谁就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这项义举。
此外，只有这个劳动阶层才有能力同阿拉伯人建立起健康关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管理部门变动不居，但在民族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支持“巴勒斯坦建设团”的同时也会促进巴勒斯坦的一种人道而高尚的政策，有效抵抗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暗流。如今，大到整个政治世界，小到巴勒斯坦政界，都在饱受这些民族主义暗流之苦。
[96]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犹太人的复兴[97]
我欣然接受您的来信请求，代表哈叶索特筹款组织向匈牙利的犹太人发出呼吁。
犹太人民族意识和荣誉的最大敌人是严重堕落，也就是说，追求财富和享受导致犹太人失去了德性，犹太社会结构的松懈则导致犹太人在内心中依赖周遭的非犹太人。只有全身心融入集体，一个人身上最好的东西才能发扬光大。因此，与自己的同胞失去了联系，又被宿主视为异己，犹太人便产生了道德危机。这种情况极易滋生可鄙而无趣的利己主义。
目前，犹太人面临的外在压力尤其巨大。不过，这种困境对我们有好处。犹太民族的生命已经开始复兴，这是上一代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通过在犹太人当中重新唤起团结意识，一些富有献身精神和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面对巨大困难而发起的复兴巴勒斯坦计划，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我对其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对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言，这项成就有着非凡的价值。巴勒斯坦将成为所有犹太人的文化中心、最受压迫者的避难所、犹太精英的试验田、团结统一的理想，让全世界的犹太人保有心灵健康。
[97]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基督教和犹太教[98]
如果从诸位先知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基督教中，把后人尤其是教士添加的东西通通清除，那么剩下的教义将能治愈人类社会的一切弊病。
每一个怀有良好意愿的人都有义务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做出坚定的努力，尽量让这种纯人性的教导成为一股有生命的力量。如果他在这方面做过真诚的努力，而没有被同时代人击垮或踩于脚下，那么他和他所属的群体都可谓幸运。
[98]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犹太人的理想[99]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地热爱正义，追求个人的独立性，这些都是犹太人的传统特征。因此，我庆幸身为犹太人。
今天，那些极力反对理性和个人自由等理想，并企图用残忍的暴力来建立愚昧无知的国家奴役制的人，当然会视我们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由此，历史赋予了我们艰巨的任务。但只要仍然忠于真理、正义和自由，我们就不仅会作为历史悠久的民族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会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劳动果实使人类更加崇高和伟大。
[99]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犹太观点是否存在？[100]
我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犹太观点。在我看来，犹太教几乎只涉及生命中以及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我认为，犹太教与其说体现了由《摩西五经》规定并由《塔木德》阐释的那些律法，不如说体现了活在犹太人身上的生命态度。对我而言，《摩西五经》和《塔木德》不过是在古代占支配地位的犹太生命观的最重要见证罢了。
我认为，这种观念的本质在于对一切生命持肯定态度。若非能使每一个生命变得更加美丽高贵，个人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其他价值皆等而下之。把个人以外的生命视为神圣，进而尊重一切有灵之物，这是犹太传统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特征。
犹太教并非信条。犹太人的神完全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迷信之后的想法。虽然犹太教也尝试在恐惧基础上建立道德戒律，这种尝试令人遗憾且不值得称道，但我认为，犹太民族强大的道德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显然的是，“侍奉神”就等于“侍奉生命”。最优秀的犹太人，尤其是耶稣和诸位先知，都曾为之不懈奋斗。
由此可见，犹太教绝非超脱俗世的宗教，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度过和掌控这一生。因此我认为，能否以“宗教”的通行含义来称呼犹太教，这是大有疑问的，尤其是因为对犹太人的要求不是“信仰”，而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神圣生命。
但犹太传统中还包含别的成分，《诗篇》里有不少优美的描述，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陶醉与惊喜，对于这个世界，人只能形成模模糊糊的想法。正是从这种喜悦中，真正的科学研究汲取了精神力量，在鸟儿的鸣唱中似乎也可听见。将这种感觉与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未免幼稚可笑。
以上所说是否就是犹太教的典型特征呢？抑或它还以别的名称存在于别处？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它不见于任何地方，甚至在犹太教中也是如此，对经文的过分拘泥掩盖了纯粹的教义。但我认为，犹太教是它最生动纯粹的显现之一。这尤其适用于生命神圣这条基本原则。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为了确保安息日的神圣性，连动物也被明确包括在诫命中，要把一切生命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而坚持所有人团结起来，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诉求大都由犹太人率先提出，这绝非偶然。
犹太人对生命神圣性的感觉有多么强烈，显见于拉特瑙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犹太人如果说自己要去打猎取乐，那肯定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达了犹太人的生命神圣感。
[100]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反犹主义和青年学子[101]
身为犹太人，只要生活在贫民窟，我们就必须忍受物质匮乏甚至是人身危险，但却没有社会或心理方面的问题。随着职业的解禁，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那些从事思想职业的犹太人。
中学和大学里的犹太青年会受到带有明确民族印记的社会的影响。对于这个社会，他们充满敬意，希望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归属感，而这个社会却带着轻蔑和敌意视之为异己。主要是受到这种精神力量不可抗拒的影响，而不是受功利主义驱使，一些人背弃了自己的民族和传统，自认为完全属于另一群人。他们试图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掩盖一个事实，即人与人的关系绝非互惠平等，但却白费心机。这个可怜虫，在别人看来永远都是受过洗的犹太佬。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变成现在这样并非源于进取心和性格缺陷，而是如我所说，在数量和影响上占优势的环境力量使然。他当然知道，许多可敬的犹太子民为欧洲文明的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但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不都跟他一样掩盖身份吗？
和许多心理疾病一样，这里的治疗也需要对疾病的本质和原因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异族身份，并由此得出逻辑推论。试图用理性论证来说服别人相信，犹太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具有同等地位，那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人的态度就不是源于理智。我们必须在社会意义上解放自己，主要靠自己来满足我们的社会需求。我们要有自己的学生社团，对非犹太人既要礼貌相待，又要保持距离，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切忌染上与我们的本性格格不入的饮酒、斗殴等恶习。一个人可以既是文明的欧洲人，又是某个国家的好公民，同时也是忠诚的犹太人。若能将它铭记于心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反犹主义问题，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就得到了解决。
[101]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102]
自提图斯征服耶路撒冷以来，犹太人很少遭受像现在这么大的压迫。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我们这个时代要更加糟糕，因为现在对移民的限制比以前更多。
但不论经历多少悲痛，不论遭遇多大不幸，我们都会度过这个时期。外部压力只会使我们这种纯粹由传统构成的共同体更加强大。今天，每一个犹太人都感觉到对自己的同胞乃至全人类都负有严肃的责任。身为犹太人就意味着承认并践行《圣经》中规定的人性根本，倘若没有这些根本，就不会有健康幸福的人类社会。
对巴勒斯坦发展的关心使我们聚集在这里。此时此刻，必须先强调一件事：所有犹太人都应当深深地感谢犹太复国主义，它重新唤起了犹太人的共同体意识，其成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全世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犹太人共同促成了巴勒斯坦的这些成就，许多弟兄因此得以摆脱悲惨的困境，尤其是，许多犹太青年有可能过上一种创造性的快乐生活。
如今，盲目仇恨所导致的民族主义猖狂已经成为致死的疾病，使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工作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白天耕种的农田，晚上需要武装守护，以防狂热的阿拉伯不法之徒破坏。经济生活没有保障，企业精神凋敝，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业，尽管以美国标准来衡量还不算严重。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弟兄以团结和信任来面对这些困难。有工作的人自愿帮助失业的人摆脱困境。大家始终精神高涨，相信理性和镇定终将获胜。每个人都知道，骚乱是由那些存心想让我们尤其是想让英国难堪的人蓄意挑起的，也都知道，只要国外的支持撤回，作乱就会停止。
当然，其他各国的弟兄也绝不逊色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勇敢而坚定地支持着这项共同的事业，这是理所当然的。
再就分治问题谈谈我的看法。与建立一个犹太国相比，我更希望看到犹太人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人达成合理的协议。除了实际的考虑，我对犹太教本性的了解使我反对建立犹太国，无论其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是多么适度。我担心这会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使犹太教受到内在伤害，即使在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我们不再是马加比时代的犹太人了，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将与先知们开创的共同体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外在需要迫使我们承担起这副重担，就让我们以机智和耐心去承受它吧。
再就整个世界目前的心态谈几句，犹太人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反犹主义始终是少数自私自利的人用来欺骗世人的最廉价的手段。建立在这种欺骗基础上并以恐惧来维持的暴政，必定会自食其果、自取灭亡。经年累月的不义行为会强化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使公众生活得到解放和净化。但愿犹太共同体能够度过苦难，促进那些解放力量的释放。
[102]1938年4月17日在纽约准将酒店，由美国“全国劳工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逾越节晚餐”庆祝会上所作的演讲，发表于《新巴勒斯坦》（New Palestine, Washington, D. C., April 28, 1938）。
他们为何仇恨犹太人？[103]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稍做改编的古老寓言，它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政治上反犹主义的主要原因。
牧童对马说：“你是地球上最高贵的动物，生活理应幸福无忧。若不是狡诈的牡鹿，你的幸福会非常圆满。但它从小就把步速练得比你还快，总能先到达水坑。它和同伴喝光了水，让你和驹子无水解渴。跟我在一起吧！我的智慧和指引将使你们摆脱这种屈辱不幸的状态。”
出于对牡鹿的嫉妒和憎恨，马同意了。它被牧童套上笼头，失去了自由，成为牧童的奴隶。
在这个寓言中，马代表人民，牧童代表企图完全统治人民的阶层或派系，牡鹿则代表犹太人。
你们可能会说：“这个寓言不可能是真的！没有动物会像你寓言中的马那样愚蠢。”但我们可以再想一想。马口干舌燥而又喝不上水，此时看到敏捷的牡鹿跑在它前面，虚荣心很容易被刺痛。你们没有经历这样的痛苦和烦恼，也许觉得很难理解这种仇恨和盲目会让马轻易上当。然而，马之所以容易成为这种诱惑的牺牲品，是因为它之前的苦难已经给这个错误做好了准备。有句话说得不错，给别人公正明智的建议很容易，自己公正明智地行动却很难。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们经常扮演马的悲剧角色，而且永远可能再次上当受骗。”
这个寓言说明的情形在个人和民族的生活中一再上演。简单地说，这个过程是把对某个人或群体的厌恶和憎恨转移到另一个无力自卫的人或群体身上。但为什么寓言中牡鹿的角色常常由犹太人扮演呢？为什么碰巧是犹太人常常遭到群众仇恨呢？这主要是因为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且太过分散，无法抵御暴力攻击。
最近的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9世纪末，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政府的专制，愚蠢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激怒了俄国人民，几乎达到临界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俄国统治者试图通过煽动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来转移视线。血腥镇压危险的1905年革命之后，俄国政府又多次故伎重演，帮助把这个可恨的政权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德国在其统治阶层发动的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立即指责犹太人先是煽动了战争，而后又导致战败。没过多久，这种企图得逞了。仇恨犹太人不仅保护了特权阶层，还让一小撮蛮横无理的人完全奴役了德国人民。
历史上，犹太人接二连三遭到陷害，旨在使对他们犯下的暴行正当化。据称他们曾在井里下毒，谋害儿童用于祭祀，甚至系统性地企图主宰经济和剥削全人类。伪科学书籍污蔑他们是劣等的危险民族，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煽动战争和革命，既是危险的改革者，又是真正进步之大敌。犹太人还被指控打着同化的幌子偷偷混入，伺机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顽固僵化，不可能融入任何社会。
这些指控真是超乎想象，虽然煽动者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但却一再影响着公众。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公众往往会走向仇恨和残暴，而在和平时期，人性的这些特征会暗地里浮现出来。
以上只讲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和压迫，还没有谈到作为一种心理和社会现象的反犹主义本身。甚至在没有针对犹太人发起特殊行动的时代和环境下，它也一直存在着。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潜在的反犹主义。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看成民族生活中一种正常的表现。
在一个国家中，任何群体的成员彼此之间都会比和其他人联系得更紧密。因此，只要有这样的群体特别突出，国家就不会没有摩擦。我相信，即使全体国民能够达成一致，也未必是好事。在每一个社会中，共同的信念和目标、相似的兴趣，产生了在某种意义上充当单元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总会存在摩擦，就像个人之间总是存在厌恶和竞争一样。
群体的必要性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也就是政治党派的形成。如果没有党派，任何国家民众的政治兴趣就必定会失去活力，观点的自由交流就无法进行。个人会遭到孤立，无法维护自己的信念。而且，只有性情和目标相似的人进行相互鼓励和批评，政治信念才能成熟和发展，这与其他文化领域并无不同。比如大家都知道，在宗教热情高涨的时代可能出现不同的教派，教派间的竞争激励了整体的宗教生活。而在科学和艺术上，集中化，也就是消灭独立的群体，会导致片面和贫乏，因为这种集中化限制甚至压制了任何观点的对抗和研究倾向。
究竟什么是犹太人？
群体的形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一种激励作用，也许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所代表的信念目标之间的斗争。犹太人也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反犹主义不过是非犹太人因犹太群体而产生的一种敌对态度。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反应。然而，若不是因为它所产生的政治迫害，反犹主义也许不会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犹太群体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首先，究竟什么是犹太人？对于这个问题无法立刻做出回答，最显而易见的回答如下：犹太人是具有犹太信仰的人。这种回答是肤浅的，用一个简单的类比很容易看出来。如果问：什么是蜗牛？一个类似的回答是：蜗牛是住在蜗牛壳里的动物。这种回答并不完全错误，但不够完备，因为蜗牛壳只是蜗牛的物质产物之一。同样，犹太信仰只是犹太共同体的典型产物之一。此外，大家都知道，蜗牛脱了壳不会不再是蜗牛。同样，放弃了犹太信仰（就这个词的正式意义而言）的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
每当试图解释一个群体的本质特征时，就会出现这类困难。
数千年来，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主要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所有人之间互助宽容的理想。即使是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经文也浸透着这些社会理想，它们有力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大多数人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良性的影响。比如规定每周休息一天就是全人类的福祉。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等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牺牲奋斗，正是祖先的传统引领他们走上了这条荆棘之路。犹太人在慈善领域做出的独特成就也是源于此。
犹太传统的第二个典型特征是，高度尊重一切形式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努力。我相信，仅凭思想努力的这个伟大方面，已足以说明犹太人为最宽泛意义上的知识进步所做的巨大贡献。考虑到他们人数较少，而且总是遇到巨大的外界阻碍，这些贡献理应得到一切正直之士的钦佩。我深信，这并非缘于天赋异禀，而是因为犹太人对思想成就的尊重创造了一种氛围，特别有利于各种才能的发挥。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防止了对任何世俗权威的盲目服从。
这里只谈了在我看来最基本的两个传统特征。这些标准和理想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体现出来。它们由父母传给子女，影响朋友之间的谈话和判断，隐藏于宗教经文的字里行间，给犹太群体的共同生活留下典型印记。我认为，犹太民族性的本质就在于这些独特的理想。当然，这些理想不可能在犹太群体的实际日常生活中完全实现，但用理想来概括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必由之路。
压迫是一种刺激
前面我把犹太教理解成一个具有传统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常常声称：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其典型行为源于通过遗传而代代相传的先天特质。这种观点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数千年来，犹太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如果原先就是同质的种族，那么该习俗的确可以保持其同质性，但如果原先是种族的混合，那便不能造就种族的一致性。而犹太人无疑是一个混合的种族，就像所有其他文明群体一样。真正的人类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而那些相反的断言都是政治宣传，必须作出相应的评价。
犹太群体的兴旺繁荣，也许更多是由于它在世界上一直受到的压迫和敌视，而不是由于它的传统。这无疑是它历经数千年而能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面简要刻画的犹太群体，其人口大约是1600万，不到人类总数的1%，或者相当于今天波兰人口的一半，其政治意义无足轻重。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做出任何一致的行动，因为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而没有组织成一个整体。
如果只根据反犹主义者描绘的犹太人形象来判断，那么必定会得出结论说，犹太人代表着一种世界势力。初看起来，这似乎荒谬绝伦，但在我看来，这背后有一定的道理。作为一个群体，犹太人也许没有什么力量，但其个人成就的总和却处处斐然，即使这些成就是面对重重阻碍才取得的。活在群体里的精神将蛰伏在个人之中的力量激发出来，激励他做出自我牺牲的努力。
因此，那些不愿看到群众被启蒙的人非常仇恨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最害怕人有思想独立性。我认为这是今天德国刻毒仇恨犹太人的根本原因。在纳粹看来，犹太人不仅是一种工具，可以把民众的不满从他们这些压迫者身上转移出去，而且是一种无法同化的要素，因为他们不会不加批判地接受教条，坚持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因此只要存在就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威。
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就大张旗鼓举行了焚书仪式，这清楚地说明，这种观念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从政治的观点看，这种举动毫无意义，只能被理解成一种自动的感情爆发。因此我认为，它比许多具有更大目的和实际意义的举动更能说明问题。
在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对于过分概括的不信任，这是有道理的。当思想太受这种概括主导时，很容易出现对特定因果序列的误解，从而错误地判断事件的实际复杂性。但另一方面，放弃概括就意味着完全放弃理解。因此我认为，只要认识到概括的不确定性，仍然可以概括而且必须进行概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希望从一般观点谨慎地表达我对反犹主义的看法。
在政治生活中，我看到有两种一直在斗争的相反倾向在起作用。一种是乐观倾向，认为个人和群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本质上会导向令人满意的社会状态。它认识到，需要一种凌驾于个人和群体之上的中央权力，但只允许其具有组织和调节功能。另一种是悲观倾向，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发展会破坏社会，因此企图把社会完全建立在权威、盲从和协迫的基础上。事实上，这种倾向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它对那些正在掌握或渴望掌握权力和权威的人感到乐观。第二种倾向的拥护者既是自由群体和独立思想教育的敌人，也是政治上反犹主义的信徒。
在美国，人们口头上都称颂第一种倾向，但第二种倾向仍然力量强大，随处可见，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隐藏了其真正本性。其目标是，以反犹主义和对其他各种群体的敌视作为武器，经由控制生产资料这条迂回道路，使少数人从政治和精神上控制民众。不过由于民众健全的政治直觉，这些企图均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若能恪守一条原则，未来可望继续下去，那就是：谨防谄媚者，尤其在鼓吹仇恨之时。
[103]载《科利尔杂志》（Collier's Magazine, New York, November 26, 1938）。
欧洲犹太人的流散[104]
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几乎无法想象地漫长。然而，今天正在中欧上演的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属于它的一个特殊类别。在过去，我们尽管是《圣经》的民族，却遭到迫害；而今天，正因为是《圣经》的民族，我们才遭到迫害。其目标不仅是把我们根除，还要摧毁《圣经》和基督教所表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欧和北欧文明得以兴起。如果这个目标得逞，欧洲将变成荒地和废墟。因为在暴力、残忍、恐怖和仇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是不会长久的。
只有理解我们的邻人，做事时秉持正义，愿意帮助我们的同胞，才能确保个人安全，并使人类社会绵延不绝。不论是聪明才智，还是发明或制度，都不可能替代教育中这些最重要的部分。
在欧洲目前的这场剧变中，许多犹太社群已被根除。数十万男女老少不得不背井离乡，在世界各地绝望徘徊。今天犹太人的悲剧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结构遭到挑战。
犹太人和其他群体受到压迫，最可悲的方面之一是产生了难民阶层。科学、艺术和文学上的许多杰出人士被逐出了他们用才华滋养过的土地。在经济衰退时期，这些流亡者蕴含着经济文化复兴的可能性，许多难民都是工业和科学上训练有素的专家。他们对世界的进步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能以新的经济发展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来回报当地人的热情接纳。据说英国对难民的接纳直接给15000名失业者创造了工作机会。
作为一位前德国公民，我有幸能离开那个国家。我想我可以代表这里以及其他国家的难民同胞，感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友好的接纳。我们所有人都应诚挚地感谢自己的新国家，每个人都应尽最大的努力为所居住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但需要严重关注的是，难民人数一直在增加。在过去一周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潜在难民又增加了好几十万。素有民主与公共服务的高贵传统的犹太共同体再次面临重大悲剧。
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是因为犹太人恪守《圣经》中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义，由此直接产生了抵抗力量。在这些年的苦难中，我们乐于互助的意愿正面临一场特别严峻的考验。每个人都要亲自面对这场考验，我们会经受住它，就像先辈们那样。除了用团结和知识来自卫，我们别无他法，我们为之受苦的乃是一项重大而神圣的事业。
[104]1939年3月22日为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所作的广播讲话，收录于《晚年集》。
以色列的犹太人[105]
对我们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巩固在以色列通过惊人的努力和无比的牺牲精神所取得的成果。每当想起这一小群精力充沛、富于思想的人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心中就会充满欢喜赞叹，但愿这能给我们以力量，肩负起当前形势赋予我们的重任。
然而在评价这些成就时，不要忘记更进一步的事业：营救分散在各地、处于危险中的弟兄们，让他们在以色列团结起来，创建一个共同体，尽可能符合犹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道德理想。
其中一个理想是建立在理解和自制而非暴力基础上的和平。如果满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夹杂几分悲伤，因为目前我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距此理想还很遥远。倘若不受别人干扰，能够好好发展与邻人的关系，我们也许早就达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并且认识到未来的发展依赖于和平。
我们没能建成一个不分裂的巴勒斯坦，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自由平等地和平相处，与其说是我们自己或邻人的过错，不如说应当归咎于受托管理国。如果一国统治他国，就像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受托管理那样，它就很难避免采取臭名昭著的“分而治之”的伎俩。说明白些就是：在被统治民众中制造不和，使他们不会为了打破强制的枷锁而团结起来。纵使枷锁去除，纷争的种子也已结出果实，未来仍有可能造成损害。但愿这段时间不会太长。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争取政治独立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身处各国、处境危险的犹太人以及所有渴望与自己人生活在一起的人能够自由移民。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斗争所付出的牺牲，在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姑且不谈与数量远超我们的对手作斗争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也不谈在贫瘠土地上拓荒所伴随的辛劳疲惫，我想到的是，生活在这些条件下的人们必须付出额外的牺牲，以便在十八个月内让超过全国犹太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移民涌入。要想理解其中的意义，只需想象美国犹太人的一项类似功绩。假定美国没有移民限制的法律，设想美国犹太人自愿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接纳来自其他国家的一百万犹太人，照料他们并让他们融入美国经济。这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与我们以色列弟兄的成就相比还相去甚远。因为美国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生活水准和生产能力都高度发达，小小的巴勒斯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使没有大量移民的额外负担，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过着艰苦俭朴的生活，而且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攻击。想想这种自愿的弟兄之爱，对以色列的犹太人意味着怎样的损失和个人牺牲。
以色列犹太共同体的经济手段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伟业。从1948年5月开始移民到以色列的三十多万人里，有十万人还没有住所或工作。他们不得不集中在临时营地，那里的条件让我们所有人感到羞耻。
绝不能让这项伟业因为美国的犹太人没有提供充分或及时的帮助而功亏一篑。在我看来，这是一份赠予所有犹太人的珍贵礼物：积极参与这项美好任务的机会。
[105]1949年11月27日为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所作的广播讲话，收录于《晚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