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国际性[54]
正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达到顶点时，埃米尔·费舍尔在战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没用的，先生们，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的。”对此，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不仅心知肚明，而且感同身受，即便在政治纷争的年代，他们被气量狭窄的同事孤立时，也会这样坚持。战争期间，每一个阵营中都会有不少选民背叛自己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已经解散。从当时到现在，学术会议都把敌国的同事们拒之门外。政治方面的考量被一本正经地提出来，导致纯粹客观的思维方式无法起主导作用，我们伟大的目标必定受挫。
在情感上不为一时所惑的正义之士如何才能进行补救呢？当前大多数学人仍然群情激愤，真正国际性的大会是无法召开的。至于恢复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大家的心理障碍还太强，尚不能被少数更为开明之士克服。为使国际协会恢复健康，这部分人其实大有用武之地，他们可以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接触，在各自的领域坚定支持国际事业。大获成功尚需时日，但无疑会有这一天。我要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各位英国同事致敬，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他们始终怀有维护知识共同体的强烈愿望。
无论在什么地方，个人的态度都比官方声明要好。正义之士要记住，“元老院的议员是好人，元老院却是野兽”，不要让自己被激怒或误导。
如果说我对国际组织的进展充满信心，那么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因为我对同事们的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操有信心，不如说是源于经济发展的迫切压力。既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依赖于立场保守的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也会违心地帮助创建国际组织了。
[54]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辞职信[55]
尊敬的杜富尔–福隆斯先生：
对于您的友好来信，我绝不能置之不理，否则您可能会对我的态度产生误解。我决定不再去日内瓦参会，仅仅是因为：很遗憾，经验告诉我，整个委员会并未真正下决心要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体现了“做表面文章”的原则。在这方面，委员会甚至比整个国际联盟还要糟糕。
努力建立一个高于国家的国际仲裁调解机构，是我始终挂怀的一个目标，因此我才感到不得不离开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各国设立的“国家委员会”成了各国知识分子与委员会沟通的唯一渠道，这等于认可了对各国文化少数族群的压迫。因此，就给予国家少数族群以道义支持、反对文化压迫而言，委员会是有意失职。
在反对各国教育的沙文主义和军事化倾向方面，委员会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因此，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不能指望它能有什么真正作为。
对于那些义无反顾地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和反对军事制度的个人和组织，委员会也未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在成员任命上，明知有人倒行逆施，不去履行相关义务，委员会也允许其加入。
无须再有更多论证，由以上几点您肯定已经看出我去意已决。写起诉书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是在解释我的立场。您若是觉得本人还有留下的希望，放心吧，那肯定是错觉。
[55]1923年爱因斯坦写给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的辞职信。阿尔伯特·杜富尔–福隆斯（Albert Dufour-Feronce）时任德国外交部高官，后来成为国际联盟首任德国籍副秘书长。1924年，为了抵制德国沙文主义者利用其较早的决定来反对国际合作，爱因斯坦重新加入了知识合作委员会。本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知识合作研究所[56]
今年，欧洲的政治领袖们第一次认识到，传统政治团体只有停止彼此之间的钩心斗角，欧洲大陆才能重获繁荣。因此，必须巩固欧洲的政治组织，并逐渐尝试取消关税壁垒。这一伟大目标不能只靠协定来实现，而是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必须努力逐渐唤起人们的团结意识，迄今为止，这种意识并非止于前线。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国际联盟创建了知识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纯国际组织，其任务是在因战争而遭到孤立的各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联系。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我最熟悉的国家，艺术家和学者远比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更受制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
迄今为止，知识合作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为使工作更有成效，法国政府决定出资创建一个永久的知识合作研究所，该所近期就会开放。对于法国的这一慷慨之举，所有人都应心存感激。
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互相恭维，对感到遗憾或不认同的事情一概不谈，这固然轻松愉快，但唯有诚实才有助于推进我们的工作。因此，在祝贺其新生的同时，我也要提一些批评。
据我平日观察，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客观公正缺乏信心。今后，凡有助于增强这种信心的事情我们就做，凡可能削弱这种信心的事情就不做。
因此，法国政府在巴黎出资创建一个研究所，把它当作知识合作委员会的一个永久机构，并由一个法国人出任所长，这难免让外界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委员会由法国主导。加之目前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法国人，则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虽然相关人士都享有极高声誉，处处受到尊敬爱戴，但这种印象依然存在。
“我已经说完，并且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衷心希望新成立的研究所能够通过与委员会的持续互动，成功推进其共同目标，并赢得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信认和认可。
[56]可能写于1926年，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57]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门外汉敢于对当前令人忧虑的经济困难的性质发表意见，那定是专家之间没有一致的看法，让人无所适从。我讲的东西并不新鲜，只是表达了一个独立而诚实的人的看法。我既无阶级偏见，也无民族偏见，只是希望人类幸福，人的生存能够尽可能地和谐。如果以下内容让读者觉得我好像言之凿凿，那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而绝非出于无端的自信，或者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的浅见绝对无误，那些问题其实是异常复杂的。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本质上不同于以往，因为它所处的经济形势是全新的，而这乃是生产方式突飞猛进的结果。今天，只需现有劳动力的一部分，即可生产出生活所需的全部消费品。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下，这必然会导致失业。
出于一些我不打算在这里分析的原因，大多数人不得不为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而工作。如果两家工厂生产同样的商品，若其他情况相同，并让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强度达到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则雇用工人较少的工厂生产出的商品会更便宜。因此，凭借当今的生产方法，无可避免只会用到现有劳动力的一部分。虽然对这部分人有不合理的要求，但其余的人却被生产过程自动淘汰。这终将导致商品销售和利润下降，企业走向破产，由此又会引发新的失业和对企业信心的不足，公众对银行参与减少。最后，银行会因遭到挤兑而无力偿还债务，工业齿轮也随之完全停滞。
关于这次危机的原因还有另一些说法，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
生产过剩：这里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东西，即真正的生产过剩和表面的生产过剩。所谓真正的生产过剩，我指的是生产超出了需求。当前美国汽车和小麦的生产也许就是这种情况，虽然这也是可疑的。而另一种所谓的“生产过剩”，通常是指某种商品的产量超出了现有情况下所能卖出的量，尽管此消费品在消费者中仍然短缺。我称这种状况为表面的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缺少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费者的购买力。这种表面的生产过剩只不过是危机的代名词，所以不能用来解释危机；因此，试图用生产过剩来解释当前的危机，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罢了。
赔款：支付赔款对于债务国及其经济来说是沉重的义务，为此这些国家不得不参与倾销，结果也损害了债权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危机却出现在有很高关税壁垒的美国，可见这不可能是世界危机的主要原因。因赔偿而导致的债务国黄金短缺，最多只能说明应当停止这种支付，而不能用来解释世界危机。
新关税壁垒的设置，非生产性军备负担的加重，潜在的战争威胁所导致的政治不安：所有这些都使欧洲的局势更加严峻，对美国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危机在美国的出现表明，这些不可能是危机的主要原因。
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退出：这对世界贸易的打击在美国同样表现不明显，因此不可能是危机的主要原因。
战后下层阶级的经济崛起：这即使是事实，也只会导致商品短缺，而不是供给过剩。
我不再列举其他论点来烦扰读者了。在我看来，这些论点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我确信，技术进步本身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人类生存所需的劳动负担，但却是目前这种苦难困境的主要原因。于是，一些人便一本正经地要禁止引入技术革新。这显然是荒谬的。但如何才能以更为合理的方式为我们的困境找到出路呢？
若是能防止群众的购买力（以商品价值来衡量）降到某个最小的程度以下，像我们今天经历的这种产业循环的停滞就不可能发生。
要做到这一点，逻辑上最简单但也是最冒险的办法是完全的计划经济，由社会来生产和分配消费品。今天苏联正在尝试的做法本质上就是如此。情况究竟如何，主要要看这种强迫性的试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做出预言会有傲慢放肆之嫌。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商品，能否比私人企业享有更多自由的体制更加经济呢？与这种体制相伴随的恐怖，我们“西方”人任谁也不愿去碰，倘若没有了这种恐怖，它是否还能维持下去？这种僵化集中的经济体制难道不会走向贸易保护和阻碍有益的创新吗？但我们必须注意，切不可让这些想法变成偏见，妨碍我们形成客观判断。
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与着眼的目标相容，尊重现有传统和习惯的那些做法一般要更为可取。我也不相信突然将经济交由政府去管理会有利于生产；应当给私人企业留出活动范围，只要它还没有通过卡特尔化被产业本身所淘汰。
不过，这种经济自由应受两方面的限制：每一个生产部门都应通过法律规定来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以便系统性地消除失业。同时还应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使工人的购买力跟得上生产。
此外，在通过生产者组织而形成垄断的那些行业，价格应由国家来控制，以使资本收益保持在合理限度，并防止人为地抑制生产和消费。
这样一来，或许能够建立起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既不用对企业自由限制太多，亦可制止生产资料（土地、机器）所有者对最广义的工薪阶层的压榨。
[57]本篇与接下来两篇文章写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生产和购买力[58]
我不相信解决当前困难的方法在于认识生产能力和消费，因为这种认识一般而言都来得太晚。而且在我看来，德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生产设备过剩，而在于一大部分人口购买力不足，这些人因为产业的改进而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
我认为，金本位制有一个严重的弊端，即黄金供应的短缺会自动导致信贷紧缩和通货减少，而价格和工资却无法迅速调整到位。
依我之见，摆脱我们的困境有如下天然药方：
1.对各个产业部门进行分级，依照法令减少工作时间以消除失业，固定最低工资，以使大众购买力适应商品的供给。
2.控制流通货币总量和信贷规模，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取消一切形式的货币本位。
3.对因垄断或形成卡特尔而没有实际参与自由竞争的商品实行法定限价。
[58]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生产和劳动[59]
在我看来，根本的麻烦在于劳动力市场几乎无限的自由，以及生产方法的突飞猛进。要想满足今日世界之所需，早已不需要现有的全部劳动力。由此导致的失业和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都会降低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难以承受，陷入瘫痪。
我知道，自由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劳动力的任何节省都会被需求的增长所平衡。但首先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即使它是对的，上述因素也总会导致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和您一样，我也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使年轻人能够参与生产过程。此外，不应让上了年纪的人从事某些类型的工作（我称之为“不能胜任的”工作），而应直接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养老金作为补偿，因为他们以前为社会所作的生产性劳动已经够多的了。
我也支持取消大城市，但不赞成将某种类型的人如老年人安置在特定的城镇。坦率地讲，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厌恶。
我也认为必须避免货币价值波动，根据消费状况选出某些类型的商品作为标准来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没有记错，凯恩斯早就提过这样的建议。如果引入这套制度，只要相信国家会合理利用这样一笔额外收入，那么根据目前货币的购买力，人们或许愿意忍受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
因此在我看来，您这份计划的弱点在于心理方面，或者说忽视了这个方面。资本主义不仅带来了生产的进步，而且也带来了知识的进步，这绝非偶然。遗憾的是，利己主义和竞争是比集体精神和责任感更强大的力量。在俄国，据说得到一块像样的面包都很困难……对于国家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事业，我的看法也许过于悲观了，但我确实对此不抱什么希望。官僚体制会葬送一切成就。我见过和经历过太多可怕的警告，即使连堪称楷模的瑞士也是如此。
我倾向于认为，国家仅仅作为限制和调节的因素才对劳动过程真正有用。国家务必把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健康的限度内，确保所有孩子都能茁壮成长，还要确保收入足够高，以使产品能被消费掉。不过，如果有关措施由一些独立的专家本着客观的精神制定出来，那么国家是能够通过调节功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
[59]一封回信，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在学生裁军集会上的讲话[60]
前几代人赠予了我们一份极为宝贵的礼物，那就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生活因此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自由和美好。但这份礼物也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文明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我们的道德力量。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任务一点不比前几代人完成的任务更轻松。
如今，生产食品和消费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少得多。但劳动和产品的分配问题却比过去困难得多。我们都感到，经济力量的自由运作，个人对财富权力不加控制和约束的追求，无法使这些问题自动得到妥善的解决。必须将商品生产、劳动力使用和产品分配以明确的计划组织起来，才能不浪费宝贵的生产性劳动力，大部分民众才不致陷入贫困和道德败坏。
不加限制的“神圣利己主义”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可怕的后果，用它来指导国际关系就更糟糕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果不能及时找到防止战争的办法，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这个目标非常重要，而迄今为止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人们试图通过限制军备和对战争做出限制性规定来减轻危险。但战争不是室内游戏，参与者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规则。在生死攸关之际，规则和义务不起任何作用。只有无条件地拒绝战争，才能有用。仅仅创立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条约来确保该法庭的裁决能够得到所有国家的切实执行。倘若没有这种保证，各国绝不敢真的裁军。
例如，假定美、英、德、法政府以经济抵制相威胁，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大家认为日本政府会无视命令，让自己的国家陷入危险境地吗？那么，为何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要为了生存而担惊受怕呢？因为大家都在追求自己可怜的眼前利益，而不是首先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幸福与繁荣。
因此我一开始就说，今天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道德力量。要想生活得幸福快乐，就必须通过克己和自我约束。
这种发展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只能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年少时便有机会以学习来磨炼心志和开阔视野。因此，我们老一辈人正寄望于你们，努力完成我们未竟之事。
[60]1930年前后对一群爱好和平的德国学生发表的讲话，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1932年裁军会议[61]
一
请允许我以一则政治信条开篇，那就是：国家为人而设，人非为国家而生。对于科学，也可以说出同样的话。这样古谚只可能出自那些将人格视为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若不是这些话有可能彻底遭到遗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讲求制度、墨守成规的时代，我本不应重复提及。我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个人，使其有机会发展个人创造性。
也就是说，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是国家的奴隶。一旦国家用暴力逼迫我们服兵役或上战场，国家便违反了这项准则，何况这种奴性兵役的目标和结果都是杀戮他国人民或干涉其自由发展。只有能够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我们才会为国家做这种牺牲。这种看法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也许是自明的，但对于欧洲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也许可以希望，反战斗争能在美国人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谈谈裁军会议。想到裁军会议，我们是该笑、该哭还是该心存希望呢？假定有一座城市，那里的居民性情暴躁、言不由衷、争吵不休，严重的障碍使一切健康发展都变得不可能。市政府希望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而所有政府顾问和市民都坚持继续随身携带刀具。经过数年准备，市政府终于决定妥协，但提出一个问题：出门时随身携带的刀具应该多长和多锋利？当然，只要那些狡猾的市民拒绝通过立法、法庭和警方来禁止使用刀具，一切都会是老样子。无论对刀具的长短、利钝做何种规定，得利的都只是好勇斗狠之人，弱者只能任其摆布。大家都明白这则比喻的意思。不错，我们是有国际联盟和仲裁法庭，但国际联盟不过是个开会的地方，仲裁法庭也无法强制执行自己的决议。倘若某个国家受到攻击，这些机构并不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记住这一点，你对法国拒绝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裁军的态度便不会像通常那样严厉了。
除非让所有国家都同意限制自己的主权，并且联合起来抵制那些公然或暗中对抗仲裁法庭决议的国家，否则将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恐怖的普遍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各国既拥有不受限制的主权，又拥有防止攻击的安全保障。还需要新的灾难发生，才能迫使各国履行被认可的国际法庭的每项决议吗？目前的事态发展让我们对不远的将来很难有什么奢望。但每一个心系文明与正义的人都应尽力向自己的同胞说明，所有国家都需要履行这种国际义务。
对于这种观点，有人会不无道理地反驳说，它高估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却忽视了心理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因素。他们宣称，精神上的裁军必须先于物质上的裁军，并进而正确地指出，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被过分渲染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一个冠冕堂皇但被误用的名字——“爱国主义”。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偶像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有害力量。
要想恰如其分地评价这种反驳，就必须意识到，外在的制度因素与内在的心理因素是相互决定的。不仅制度因素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传统的感情态度，现有的制度因素也会反过来对民众的感情态度产生强大的影响。
可悲的是，当前各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我看来，这与义务兵役制（比较好听的名字是“人民军队”）的设立密不可分。一个国家若是要求其国民服兵役，就必定会培养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为从军报国打下心理基础。在学校里，除了宗教，国家还必须让年轻人将这种暴力工具奉为神圣。
因此我确信，推行义务兵役制是白人道德沦丧的首要原因。它不仅威胁着文明的存续，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法国大革命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恩惠，也产生了这种诅咒，很快便席卷了所有其他国家。
因此，凡是渴望培养国际主义精神、反抗沙文主义的人，必须坚决反对义务兵役制。与前几个世纪的宗教殉道者所受的迫害相比，那些怀着道德动机反对服兵役的人受到的严重迫害难道不是更让人感到羞耻吗？我们能像《凯洛格公约》[62]那样，一边谴责战争，一边又把个人置于各国战争机器的魔爪之下吗？
从裁军会议的观点看，如果不只限于制度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也从教育动机的角度更为直接地处理心理问题，我们就必须尝试创造一些国际的法律手段，使个人能够拒绝服兵役。这种规定无疑会产生强大的道德作用。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仅仅用协议来限制军备保证不了安全。强制性的仲裁必须具有执行力，由所有成员国来保证，对于和平的破坏者可以动用经济或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生有害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温床，必须坚决打击。最重要的是，反对服兵役的人必须在国际基础上得到保护。
二
如果制度的发展能够跟得上技术的步伐，那么上个世纪的发明天才创造出来的成果早已能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无忧了。然而，这些辛苦所得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就如同三岁小孩挥舞的一把剃刀。奇妙的生产手段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忧虑和饥饿。
技术进步最大的危害是为毁灭人类的生命和勤劳果实提供了工具。在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都有过不寒而栗的体验。不过在我看来，比这种毁灭更可怕的是，战争使个人沦为了屈辱的奴隶。在社会的逼迫下去做每个人都认为十恶不赦的事情，难道不恐怖吗？只有少数人拥有伟大的道德力量而做出反抗。我认为他们才是世界大战的真正英雄。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我认为，今天各国负责任的领袖们大都真心希望消除战争。这个绝对必要的步骤的阻力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幸传统，通过教育体制的运作如遗传病一般代代相传。不过，承载这些传统的主要是军事训练以及对它的赞美，受重工业和军队控制的媒体也一同推波助澜。没有裁军就没有持久和平。反过来，以目前的规模继续发展军备则势必导致新的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1932年的裁军会议会决定这代人和下代人的命运。鉴于此前的会议总体上收效甚微，有识之士应尽力向民众反复宣讲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只有当大多数民众都有和平意愿时，政治家才能实现其伟大目标。而要形成这种舆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起责任。
如果与会代表都是带着既定的政策命令而来，那么围绕着这些命令的执行，会议马上就会变成实力的角逐，于是会议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大家似乎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最近，政治家们频繁举行双边会面，就裁军问题进行商谈，试图为裁军会议打下基础。我认为这种办法很可取，因为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场，两个人或双方就能比较理性、诚恳和冷静地交换意见，否则说话时必定会顾虑重重。唯有做出充分准备，排除各种意外，真心诚意营造出信任的气氛，大会才有望取得成功。
在这种重大事情上取得成功，依靠的不是机灵或狡诈，而是诚恳和信任。我想说，谢天谢地，理智终究代替不了道德。
我们每个人不能只是等待和批评，而应尽其所能为这项事业服务。世界将会得到它应得的命运。
[61]载《民族》（The Nation, Vol. 133, p. 300, 1931），德文原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62]《凯洛格公约》（Kellogg Pact），又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非战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由于该公约本身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该公约是人类第一次放弃战争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尝试。——译者注
美国与1932年裁军会议[63]
今天的美国人对国内的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其负责任的领导人主要致力于解决本国严重的失业问题。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欧洲发源地之间休戚与共的感觉还不如平日。
但自由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克服这些困难。为使劳动和消费品得到合理分配，还要有社会的调节措施；否则，即便是最富裕国家的人也难以为继。随着技术方法的改进，满足人们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因此，经济力量的自由运作无法保证一切劳动力都能得到运用。为使技术进步惠及所有人，需要有意进行调节和组织。
如果说没有计划性的调节，经济就无法恢复秩序，那么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来说，这种调节就更是不可或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暴力战争有利于解决或值得用来解决国际问题。不过，对于积极采取措施来防止战争这种早该淘汰的来自蒙昧时代的野蛮遗迹，我们的态度还不够一致。我们需要做些反思才能看清这个问题，也需要勇气才能坚定有效地服务于这项伟大事业。
倘若真想消灭战争，必须明确赞成他的国家为支持国际组织而放弃一部分主权；如果遇到冲突，也必须愿意让自己的国家服从国际法庭的仲裁。他还必须毫不妥协地支持全面裁军，就像不幸的《凡尔赛条约》所实际设想的那样。若不废除激进的爱国军事教育，进步便无希望。
过去几年，最让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国家丢脸的事情莫过于，迄今为止的所有裁军会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不仅是因为那些野心勃勃的无良政客耍弄阴谋，各国民众的漠然和懈怠也难辞其咎。这种情况若不改变，前人取得的宝贵成果将会毁于一旦。
我相信，美国民众并不完全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
他们肯定会想：“欧洲若是被其民众的争吵不休和作恶多端毁灭了，那就让它见鬼去吧！威尔逊总统播撒的良种，在欧洲贫瘠的土地上几乎绝收。强大而安全的美国不要急于掺和别人的事务。”
这种想法显然可鄙且短视。对于欧洲的困难，美国难辞其咎。它不计后果地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从而加剧了欧洲经济和道德的滑坡；它促进了欧洲的分裂割据，因此对于政治道德的衰败以及因绝望而产生的复仇精神，美国也负有责任。这种复仇精神将不会止步于美国国门，也不会说停就停。请大家环顾四周，务必小心啊！
简而言之，要想保存人类最宝贵的文明成果，裁军会议对于你我都是最后一次机会。你们是我们当中最强大的，相对来说也最健全，所有目光和希望都聚焦在你们身上。
[63]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裁军问题[64]
裁军计划之所以得不到实现，最大障碍在于人们普遍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大多数目标的达成都是渐进式的，民主制对君主专制的取代便是如此。但这里所讲的目标却无法渐进地达成。
只要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各国便会尽一切可能做好军事准备，以期赢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只要认为需要用好战精神让民众为战争做准备，就不免会用尚武传统来教育年轻人，培育其狭隘的民族虚荣心，让他们以好战精神为荣。武装意味着同意为战争而非和平做准备。因此，裁军不能逐步进行；要么一步到位，要么一事无成。
裁军对民众的生活影响深远，为实现这样一种深刻的转变，需要道德上的巨大努力，使人们有意抛弃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冲突发生时，谁要是无意于让其国家的命运无条件地服从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并以条约的形式将这一点毫无保留地规定下来，谁便没有真正下决心避免战争。这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问题。
不可否认，迄今为止确保和平的努力都因为寻求不充分的妥协而失败了。
裁军和安全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要使安全得到保障，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起执行国际裁定的义务。
因此，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岔路口。是寻找和平之路，还是继续走那条与文明完全不相称的残忍暴力之路，决定权就在我们手上。一方面，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在召唤我们；另一方面，对个人的奴役和文明毁灭在威胁着我们。今后的命运如何，全看我们的取舍了。
[64]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仲裁法庭[65]
只有基于一个独立于各国政府的永久仲裁法庭，保障每个国家的安全，短时间内有计划的裁军才是可能的。
所有国家应无条件服从该法庭所做的判决，还要无条件地加以落实。
欧非两洲、美洲和亚洲这三区可各设一个仲裁法庭，澳大利亚可归入其中一区。在这三个区的权限之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宜再设一个联合仲裁法庭。
[65]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66]
尊敬的弗洛伊德教授：
您探求真理的热情已经超越了其他一切渴望，这真是让人敬佩。您以无可辩驳的清晰性表明，在人的心灵中，好斗和破坏的本能与爱和生的本能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但与此同时，那些令人信服的论证也表明，您对一项伟大的目标怀有深切的渴望，那就是使人类的身心都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一切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国家而被尊为道德精神领袖的人，都曾怀有这种深切的渴望，从耶稣到歌德和康德皆是如此。他们对人类事务进程的改变固然成效有限，但却被公认为领袖，这难道不是意味深长的吗？
我深信，那些成就过人的伟人，即使是在较小的领域脱颖而出，也基本上会认同这一理想。但他们对政治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看起来，这个决定各国命运的领域几乎不可避免会掌握在那些毫无顾忌、不负责任的政治统治者手中。
政治领袖或政府的地位部分来自武力，部分来自民众选举。不能认为他们就是各自国家道德境界或智力水平最高的人的代表。今天，知识精英对于各国的历史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他们缺乏凝聚力，因此无法直接参与当前问题的解决。您难道不认为，如果一些成绩斐然、卓有才干而又真诚正直的人自由联合起来，或许会改变这种状况吗？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团体，其成员需要经常交换意见以保持联系。通过将其态度亮明报端（在任何情况下，签名者都要负起责任来），这个团体或许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重要而有益的道德影响。当然，这样的团体可能染上常常导致学术社团退化的各种弊病，这种危险与人性的缺陷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尽管如此，这种努力难道就不应冒险一试吗？我认为这种尝试恰恰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
这样一个永久性的知识团体若能成立，定会努力动员宗教组织参加反战斗争。今天，许多人的善良意愿已经因为心灰意冷而消泯，对于这些人，该团体将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最后我相信，由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对于国际联盟中那些同样致力于这一伟大目标的成员也会给予宝贵的道义支持。
我之所以要把这些建议向您而不是世上其他人提出，是因为您最不容易被自己的欲望所蒙骗，也因为您的批判性判断总是带有一种非常诚挚的责任感。
[66]写于1931年或1932年初的一封私人信件，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和平[67]
以前的有识之士都知道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对于今天的人类文明而言，这个道德假定已经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积极推动解决和平问题，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参与武器制造的工业列强，正在各国极力阻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此外，只有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有力支持，统治者们才能实现和平这一重要目标。在这个民主政治的时代，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众自己手中，每个人都要永远牢记这一点。
[67]这篇文章表达了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看法，虽以后世的眼光看来，该文对原因的解释过于狭隘，但结论仍然成立。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和平主义问题[68]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有机会就和平主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近年来的事件发展再次表明，将反对军备和武力的斗争交给政府是多么失策。另一方面，虽然成立了一些有众多成员的大型机构，但仅凭这一点对于我们目标的实现帮助甚微。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强行拒绝服兵役，并让有关机构在物质和道义方面给予各国反战勇士以支持。这样一来，我们便有可能让和平主义问题变得尖锐，使之成为一场可以感召强大精神的真正斗争。这场斗争并不合法，但却是一场反对政府、争取真正权力的斗争，正是政府迫使民众采取了这种不合法的行动。
许多自认为优秀的反战人士，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对这种彻底的和平主义嗤之以鼻。在危急时刻，这些人是指望不上的，世界大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衷心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
[68]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义务兵役制[69]
与其允许德国也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如让所有国家将这一制度废止。今后只允许雇佣军存在，其规模和装备也应提交日内瓦大会讨论。对法国来说，与其眼睁睁看着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这个办法反而更好，因为这样一来便可避免军事教育对人心理的致命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若两国同意以强制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与双边关系有关的一切争端，则将双方的雇佣军机构合并成一个由混合兵团组成的机构就要容易得多。对于双方来说，这意味着减轻财政负担和获得安全保障。这种合并过程可以逐渐扩大，最后形成一个“国际警察”组织，而随着国际安全的增加，该组织必定会逐渐式微。
您是否愿意与我们的朋友一起讨论这项建议？当然，我绝不会强求大家都同意它。但我认为的确需要提出一个积极主动的方案，单纯防御性的建议不大可能产生实际效果。
[69]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妇女和战争[70]
依我之见，下次战争爆发时，应当把爱国妇女而不是男人送到前线。对于战场这个无限混乱、苦不堪言的地方，这至少也算新鲜事——何不让妇女同胞的这种大无畏情感得到更加生动的使用，而非要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呢？
[70]本文是对美国妇女的反驳，那个“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就是爱因斯坦。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致和平之友的三封信[71]
一
据他人讲，出于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拥有伟大灵魂的您正在默默地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亲眼观察和亲自用心感受的人为数不多，但正是这些人的力量决定了人类是否会再次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而今天许多受蛊惑的人竟然还把这种状态当作理想去追求。
有些国家也许很快就会看到，它们得牺牲多少自决权才能避免人与人的相互厮杀！事实证明，仅凭良知与国际精神的力量是不够的。目前，这种力量已经弱到得忍气吞声与文明最邪恶的敌人进行谈判。有种妥协看似是政治智慧，实则是对人类的犯罪。
我们不能对人类不抱希望，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如今还有像您这样充满活力、处变不惊的人存在，实在是一种安慰。
二
坦率地说，和平时期还要征兵的国家发出这样的宣言，我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你们的斗争必须以摆脱普遍兵役制为目标。毫无疑问，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1918年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场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法兰西民族陷入了这种最可耻的奴役。
愿你们在这场斗争中不懈努力。德国反动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如果法国坚持普遍兵役制，将来就无法阻止它向德国蔓延。因为德国人终会得到平等权利；到那时，法国每有一个军事奴隶，德国就有两个军事奴隶，这肯定对法国不利。
只有彻底消灭义务兵役制，才可能在年轻人心中培养和解宽容、幸福人生和博爱众生等精神。
我相信，若同时有五万人出于良心的动机而拒绝服兵役，那种力量将势不可挡。在这方面个人很难起什么作用，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被那种背后潜藏着愚昧、恐惧和贪婪这三大力量的机器所绞杀。
三
您在信中所讲的观点非常重要。军火工业的确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那种四处泛滥的民族主义背后所潜藏的正是这股邪恶势力……
国有化固然可能有所帮助，但很难界定应当把哪些工业包括进来。航空工业是否应该包括？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又该包括多少呢？
关于军火工业和战争原料的出口，多年来国际联盟一直想控制这种可憎的贸易，但收效甚微，这是众所周知的。去年我曾请教一位知名的美国外交家：“为何不通过商业制裁，迫使日本终止其武力政策呢？”他的回答是：“我们的商业利益过于巨大。”若是满足于这种说辞，就根本没救了。
您以为我的一句话就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纯粹是幻想！只要我不妨碍别人，别人便会奉承我。而一旦我努力的目标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就会立刻翻脸，对我进行辱骂和诽谤，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此，旁观者大都作壁上观、默不作声，真是懦夫啊！您有没有试验过自己同胞的政治勇气？大家默认的座右铭是“闲事莫管，闲话莫说”。请放心，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尽力而为，但结果可能不会如您所愿。
[71]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积极的和平主义[72]
能够亲眼见证佛兰德斯人组织的盛大的和平示威，真是幸运。我谨代表所有关心未来和有良好意愿的人士，向所有参加游行的人呼吁：“值此反思和唤醒良知之际，我们感到与你们最深地联结在一起。”
毋庸讳言，不经过艰苦斗争，目前令人绝望的局势便不可能好转；因为真正下决心设法补救的人屈指可数，更多的人要么还在观望，要么误入歧途。此外，有意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势力还很强大，为了让舆论服从其杀戮目的，他们将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的当权者似乎真想谋求永久和平的目标，但军备的持续扩充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无力对抗正在积极备战的敌对势力。在我看来，人民只能自己救自己。必须坚定支持全面裁军，才不致沦为兵役的奴隶。只要军队存在，任何严重的冲突都会导致战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能积极反对国家武装的和平主义都是软弱无力的。
但愿民众的良知和健康感受能被唤醒，让生活再上一个新台阶。届时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祖先的精神失常，让人无法理解。
[72]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对欧洲时局的观察[73]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局势似乎有一个显著特征：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思想方面，政治发展都要落后于在短时间内发生质变的经济需求；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应服从于更大集体的利益。要迈向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和感情，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因为需要对抗的是数百年的传统。然而，欧洲的存续必须仰赖这份成功。我坚信，一旦克服心理障碍，实际问题就不难解决了。要想营造适宜的氛围，关键在于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团结合作。愿我们共同努力，在各国之间架设起一座信任之桥！
[73]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德国和法国[74]
法国免于军事进攻的安全诉求只有得到了满足，法德两国才可能有互信和合作。但如果法国提出这种要求，德国肯定会加以敌视。
不过，以下步骤也许行得通：让德国政府自愿向法国提议，两国共同向国际联盟提交提案，建议所有成员国履行以下义务：
1.服从国际仲裁法庭所作的各项裁定；
2.与国家联盟其他成员国一道，采取一切经济和军事力量，抵抗任何破坏和平或拒不履行国际和平决议的国家。
[74]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文化与繁荣[75]
要想估计政治灾难给人类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多大伤害，就必须记住，高等文化是一株娇嫩的植物，其成长依赖于复杂的条件，任何时候只有在少数地方才能枝繁叶茂。文化要想开花结果，首先要达到某种程度的繁荣，这样才能使一部分人从事与生计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此外，还要有尊重文化价值和成果的道德传统，使提供生活直接必需品的其他阶层能为这些人提供生活所需。
在上个世纪，德国是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国家之一。总体而言，德国虽然说不上特别繁荣，但也已经足够；它也有着尊重文化的强大传统。在此基础上，德意志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为现代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今天的德国，传统大体上还保留着，但繁荣却已不再。德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几乎完全被切断，产业工人因此失去了生存之本。维持知识分子生活所需的盈余也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尊重文化的传统也势必瓦解，使枝繁叶茂的文化苗圃成为一片荒芜。
只要人类还重视精神财富，就必须避免这种贫瘠。面对当前的困境，人们将尽可能地做出补救，并且重新唤醒那种被民族自大主义遮蔽的更高的团结互助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人类价值才能独立于政治和国家边界而存在。然后，人们将为各国创造工作条件，让国家得以存续，进而创造文化价值。
[75]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少数族群[76]
少数族群，尤其是由身体特征能够识别时，会被一起生活的多数族群视为低人一等，这似乎很普遍。但命运悲剧不仅在于，少数族群在社会经济方面会自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在多数族群的影响下，受此对待的人多会不知不觉地屈从于这种价值偏见，认为自己就是要低人一等。要想克服这第二种更糟糕的恶，可以让少数族群加强联系，并且有意识地进行教育，这样他们的精神就能获得解放。
美国黑人朝这个方向做出的坚定努力，理应得到大家的赞许和帮助。
[76]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时代的继承者[77]
以前的人可能认为，知识文化的进步不过是继承自先人的劳动果实罢了，这些果实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也更幸福。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表明，这是一种致命的错觉。
现在我们看到，要想证明人类的这笔遗产带来的是福而不是祸，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前一个人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人格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即可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而今，他还必须克服在民族和阶级上以自我为中心。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才能为改善人类社会的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国居民比大国居民更能响应这项最重要的时代要求，因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大国都忍不住要通过武力达成目标。过去几年，欧洲发展的唯一亮点是荷兰与比利时之间签署了协议。有理由希望，小国在未来可以担任领导角色，让各国放弃不加限制的自决权，从而使世界摆脱导致退化的军事主义枷锁。
[77]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赢了战争，却输掉和平[78]
物理学家的处境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并没有什么两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最猛烈的炸药，破坏力惊人。为了对此赎罪，以及减轻良心上的不安，他设立奖项来促进与实现和平。今天，参与研制有史以来最可怕和最危险武器的物理学家，即使不说深有愧疚，也是备受责任感的折磨。我们必须一再发出警告，不能也不应当有片刻松懈，要让世界各国尤其是政府明白，除非改变对待彼此和塑造未来的态度，否则肯定会酿成不可言喻的灾难。我们之所以帮助研制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防止人类公敌抢先得手。若以纳粹的思维，那将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破坏和对全世界的奴役。我们将这种武器交给英美两国，是因为把他们看成全人类的依托与和平自由的战士。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和平的保证，也没有看到《大西洋宪章》向各国许诺的自由保证。我们赢了战争，却输掉和平。曾经团结奋战的大国，如今却在和平协议上四分五裂。世界曾被许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事实上，自战争结束以来，恐惧却大大增加。世界曾被许诺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然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正面临饥饿，另一部分人却养尊处优。各国曾被许诺自由和正义，而我们却一再目睹悲惨的景象：所谓的“解放”部队朝着追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民众开火，用武力来支持那些国家中最能为既得利益服务的政党和个人。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虽然已经过时，但仍然压过了对共同幸福和正义的根本要求。请允许我特别以犹太同胞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它不过是普遍症状的反映罢了。
只要纳粹的暴行只针对或主要针对犹太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会袖手旁观，甚至与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国政府签订条约和协议。后来，当希特勒快要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麦达内克和奥斯维辛两处集中营已经落到同盟国手中，毒气室的杀人方法已为世人所知，解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犹太人的所有努力却落空了，因为英国政府拒绝犹太移民去巴勒斯坦，也没有国家愿意收容那些被遗弃的人，让他们就像被占领国的兄弟姐妹一样遭到杀戮。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瑞士等小国的英勇努力，不能忘记欧洲被占领地区竭尽全力保护犹太人的人们。我们也忘不了苏联的人道主义态度，当纳粹军队挺进波兰时，苏联是唯一为数十万犹太人敞开大门的欧洲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一切未受阻止地发生之后，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欧洲领土正在被瓜分，当事人的意愿丝毫没有被顾及，而仅有战前人口五分之一的残存的欧洲犹太人，仍被拒绝进入巴勒斯坦的避难所，听任他们饥寒交迫并继续受到敌视。即使是今天，也没有国家愿意或能够为其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和平安全地生活。事实上，他们中有很多人仍然被盟军留在条件恶劣的集中营里，这足以证明形势的可耻与绝望。这些人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是以民主原则为由，但实际上，西方列强支持“白皮书”禁令，只不过是屈从于五个地广人稀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外部压力罢了。英国外交大臣对总数少得可怜的欧洲犹太人说，他们应当留在欧洲，因为那里需要他们的才智，另一方面又建议他们不要抢在队伍前头，以免招致新的仇恨和迫害。这真是十足的讽刺！唉，恐怕他们也很无奈。想想600万死难同胞，他们也不愿被推到队伍前头，推到纳粹受害者的队伍前头啊。
战后的世界景象并不光明。我们物理学家不是政客，也从没想过要干预政治，但我们知道一些不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们觉得有义务大声说出来，并提醒那些有负责的人：不存在轻松安逸的退路，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磨磨蹭蹭，将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锱铢必较。形势要求我们做出勇敢的努力，彻底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整个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诺贝尔设立伟大奖项的精神，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宽容友好的精神，能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心中绽放，否则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78]1945年12月10日在纽约阿斯特酒店举行的第五届诺贝尔奖晚宴上的讲话，收录于《晚年集》。
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79]
一
释放原子能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而只是一个现有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迫切。可以说，它对我们的影响在量上而不是质上。只要有主权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是说战争何时会来，而只是说战争肯定会来。原子弹制造出来之前就是如此，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毁灭性。
我不相信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会毁掉整个文明。也许地球上的人会死去三分之二，但还会留下足够多有思想的人和书籍，使文明可以重建。
我并不认为应当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联合国组织，也不认为应当交给苏联。这两种做法就像一个有资金的人想同别人合伙办企业，一开始就把一半的钱交给了对方。那人拿到钱之后可能会开办一个竞争的企业，而原本需要的却是他的合作。原子弹的秘密应当交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当立刻宣布愿意这样做。这个政府应由美国、苏联和英国来建立，因为只有这三个大国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三个国家应把它们全部的军事力量交给这个世界政府。事实上，只有这三个国家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应当使建立世界政府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既然美国和英国保有原子弹的秘密，而苏联没有，那就应该邀请苏联筹备和草拟世界政府宪章，这将有助于消除俄国人的不信任。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原子弹被视为机密，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显然，初稿不会是最后的定稿，但应该让俄国人感觉到，世界政府会确保他们的安全。
明智的做法是，美国、英国和苏联各派一位代表就此宪章进行商议。他们必须有顾问，但这些顾问只有征询时才能提出建议。我相信三个人就能写出一份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的宪章。要是由六七个或更多的人来做，反倒可能失败。三个大国草拟并采用了宪章之后，就应邀请较小的国家来加入世界政府。它们应当有不加入的自由，虽然不加入也会感到安全，但我相信，它们会希望加入的。它们当然有权对三个大国草拟的宪章提出修改。但无论小国是否加入，三个大国应当继续前进，把世界政府组织起来。
这个世界政府应当有权裁决一切军事议题。此外还需要一项权力，那就是有权对这样一些国家进行干预，在这些国家，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从而造成一种可能导致战争的不稳定状况。今天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情况就是如此，应当加以处理。所谓不干预的概念必须终止，因为终止它是维护和平的一部分。
世界政府不应等到这三个大国都达到同样的自由状况时才去建立。苏联固然由少数人统治，但我并不认为其国内局势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必须记住，俄国人没有悠久的政治教育，改进俄国的状况必须由少数人来实现，因为多数人还没有能力做到。如果生为俄国人，我相信自己能够适应这种形势。
建立一个垄断军事权力的世界政府时，没有必要改变这三个大国的结构。起草宪章的三个人应当就其不同结构进行设计，使之能够共同合作。
我是否担心世界政府会沦为一种专制呢？当然担心。但我更担心再来一次战争。任何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都必然是恶的，但与战争更大的恶相比，尤其是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战争，世界政府要更好。如果这个世界政府不是通过协议过程建立起来的，我相信它最终还是会出现，不过是以危险得多的形式，因为经过一次或多次战争，总会有一个强权胜出，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统治世界的其余地方。
现在我们有了原子弹的秘密，绝不能失去它。如果把它交给联合国组织或苏联，便是在冒险。但我们必须尽快向大家说清楚，我们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并非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是希望通过一个世界政府来确立和平，我们将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政府建立起来。
我知道，有些人虽然赞成把世界政府当作最终目标，但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来建立它。然而，逐步达到最终目标的麻烦在于，我们一直持有原子弹，但又无法说服那些没有原子弹的国家。这本身会导致恐惧和猜疑，从而使敌对国家的关系危险和恶化。因此，主张渐进的人也许自认为是走向世界和平，但实际上却在缓步走向战争。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这样浪费。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迅速行动。
何况，我们也无法保住原子弹的秘密太久。我知道，有人认为没有别的国家能把足够多的钱花在研究原子弹上，因此美国可以长期保有这个秘密。美国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花钱的多少来衡量事物，但其他国家只要把原料、人力和心思用于发展原子能，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所需的一切不是钱，而是人力和材料以及使用它们的决心。
我不认为自己是原子能释放之父。在这方面，我所起的作用非常间接。事实上，我并未预见到原子能会在我有生之年得到释放，而只在理论上认为它是可能的。正是链式反应的偶然发现才使它成为现实，而这是我所无法预料的。链式反应是哈恩在柏林发现的，起初他对自己的发现给出了错误的解释。提出正确解释的是莉泽·迈特纳，她从德国逃了出来，将这些信息资料交给了尼尔斯·玻尔。
我并不认为，只要像组织大公司一样把科学组织起来，就能确保原子科学的伟大时代。人们可以组织起来运用一项已有的发现，但无法做出发现。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不过，可以通过一种组织方式来确保科学家享有自由和适宜的工作条件。例如，美国大学里的科学教授就应当减少教学，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你能想象一个科学家组织做出了查尔斯·达尔文的发现吗？
我也不认为，美国庞大的私人公司符合时代的需求。如果有位外星访客来到地球，看到这个国家竟然允许私人公司掌握那么大的权力，却不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他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我这样说是想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继续控制原子能，这并非因为社会主义一定是可取的，而是因为原子能由政府所发展，将人民的这份财产转交给任何个人或团体是不可想象的。至于社会主义，除非其国际性已经足以产生一个控制所有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否则它可能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战争，因为它代表着更大的权力集中。
对于原子能何时能被用于建设性的目的，还做不出任何估计。我们现在只知道如何使用大量的铀。至于使用少量的铀，比如说用来开汽车或开飞机，目前还不可能，也无法预测何时能做到。虽然未来必定可以做到，但无人能给出确切的时间。也没有人能够预测，何时能用比铀更常见的材料来产生原子能。适合这个目的的材料也许都是原子量较大的重元素。由于不够稳定，这些元素相对稀少。经过放射性衰变，这些材料或许已经消失大半。因此，虽然原子能的释放在未来无疑会有益于人类，但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实现。
我本人缺乏解说的天赋，无法让大家相信人类目前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因此，我想推荐一个有此天赋的人，那就是埃默里·雷韦斯，他的《对和平的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Peace）一书睿智、清晰、简洁、有力地（如果我能使用这个被滥用的字眼的话）讨论了战争话题和对世界政府的需要。
既然我认为原子能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有很大益处，因此我不得不说，目前它是个威胁。这也许是好事。它可以迫使人类给国际事务带来秩序，若是没有恐惧的压力，这种秩序无疑是不会出现的。
二
自第一颗原子弹制成之后，世界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战争的破坏性却大为增加。我无法从任何一手知识来谈论原子弹的发展，因为我不在这个领域工作。但专业人士已经明确指出，原子弹的威力变得愈发强大。当然，可以设想制造出尺寸更大的原子弹，能够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还可能广泛使用放射性气体，将它散布于广大区域，能在不损坏建筑物的情况下造成严重伤亡。
我不认为有必要超出这些可能性去思考更广泛的细菌战，我怀疑细菌战所造成的危险是否能与原子战争相提并论。我也不认为有可能启动一种足以摧毁整个或部分地球的链式反应，因为假若人造的原子弹爆炸能够引发这样的链式反应，那么持续射到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的作用早就使之发生了。
然而，不必设想地球会像新星一样因爆炸而毁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子战争的规模正与日俱增。应当认识到，除非防止另一场战争，否则它所造成的破坏很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人类文明将因此而荡然无存。
在原子时代的头两年，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虽然公众对原子战争的恐怖已经有所警惕，但却未有行动，而且基本上已将这种警惕抛诸脑后。危险若是无法避免，或者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都已用尽，也许还是忘掉为好。这么说来，要是美国把它的产业和城市分散开，民众或许有理由忘掉自己所面临的危险。
顺便说一句，美国并没有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这也许是好事，因为果真这样做了，反倒会让别的国家相信，美国对原子战争听之任之，而且在做着准备，从而增加了原子战争的可能性。但政府对于避免战争没有任何作为，反倒使原子战争变得更加恐怖。因此，对于眼前的危险不能视而不见。
我认为，自原子弹制成以来，在避免战争方面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尽管美国曾向联合国提议对原子能进行超国家控制。美国只是提出了一个带有附加条件的建议，而苏联现在肯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便可以把失败归咎于俄国人。
但在责备俄国人时，美国人不应忽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并未承诺，在达到超国家控制之前，或者如果无法实现超国家控制，会自愿放弃将原子弹用作常规武器。这样便加深了别国的恐惧，认为只要不接受美国提出的超国家控制的条件，美国人就会把原子弹当成军火库里的一种合法武器。
美国人也许自信绝不会发动侵略性或预防性的战争，因此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公开宣布不会再次首先使用原子弹。但国际上已经郑重促邀美国宣布放弃使用原子弹（也就是禁用原子弹），而美国却拒绝这样做，除非它所提出的超国家控制的条件得到接受。
我认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我知道，不放弃使用原子弹的确可以获得一些军事上的好处，因为这可以阻止别的国家发动战争，否则美国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但有得必有失，这恐怕会让别的国家更难理解为何要对原子能进行超国家控制。倘若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或许没有什么军事上的坏处，然而一旦别的国家也能大量制造原子弹，美国就会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而损失巨大，因为产业集中和城市生活高度发展都是它的弱点。
既垄断原子弹又拒绝禁用，这使美国遭遇到另一个问题，即无法回到战前公认的战争道德标准。别忘了，美国制造原子弹原本是为了防止德国人先发制人。轰炸民用中心是德国人先发起，日本人又跟进的。盟军则给予了同样的还击（效果还要更好），这样做在道德上是正当的。然而现在，既无任何挑衅，又无任何理由进行报复，美国却拒绝宣布禁用原子弹（除非作为报复），这是把拥有原子弹用作政治目的，让人难以原谅。
我并不是说美国不应制造和贮存原子弹，而是认为它必须这样做，以便阻止别国在拥有原子弹时发动原子攻击。但威慑应当是贮存原子弹的唯一目的。我也认为，联合国应当拥有原子弹作为军事武器，但它拥有原子弹也应当仅仅是为了防止侵略者或捣乱国家发动原子攻击。联合国应当和美国或任何别的国家一样不主动使用原子弹。既贮存原子弹，又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是用原子弹来达到政治目的。也许美国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恐吓苏联，迫使其接受对原子能的超国家控制。但制造恐惧只会加剧对抗，增加战争的危险。我认为，这种政策削弱了对原子能进行超国家控制的实际好处。
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我们不得不接受敌人那种低得可耻的道德标准。然而现在，我们非但没有感到从敌人的标准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恢复人类生命的神圣和平民百姓的安全，反倒把上次战争中敌人的低标准当成了我们自己的标准。可以说，我们正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滑向另一场堕落的战争。
公众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未来的战争有可能大量使用原子弹，其危险性可由上次战争结束前爆炸的三颗原子弹来估量。他们同样可能没有认识到，就破坏性而言，原子弹已经成为最经济的攻击手段。在未来的战争中，原子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价格便宜。除非美国的政治军事领袖和公众以更大的决心不使用原子弹，否则原子战争将很难避免。除非美国人认识到，他们不会因为拥有原子弹而更强，而会因为易受原子弹攻击而更弱，否则他们不大可能本着促进相互理解的精神来推动成功湖[80]的政策，或者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但我并不是说，美国未能禁用原子弹（除非为了报复）是它没有同苏联就原子控制达成协议的唯一原因。俄国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将竭力阻止一个超国家政体的产生。他们不仅在原子能的议题上拒绝超国家政体，在原则上也完全拒绝它，这等于预先拒绝了任何加入有限世界政府的提议。
葛罗米柯先生说得不错，美国关于原子弹的提议的本质在于，国家主权与原子时代不相容。他宣称，苏联不能接受这种论点，但给出的理由却很模糊，因为显然都是些托词。但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似乎相信，在超国家政体中无法保住苏联的社会结构。苏联政府决意要维持其现有的社会结构。由于苏联领导人本身就是通过这种结构的本性而掌握大权的，所以他们会极力阻止一个超国家政体的产生，无论是为了控制原子能还是别的什么事情。
俄国人认为在超国家政体中难以维持其现有的社会结构，这也许不无道理，但他们早晚会认识到，这远比孤立在法治世界之外更好。不过目前，他们似乎正受到恐惧的牵制，必须承认，美国在原子能等许多方面都在极力制造这些恐惧。的确，美国在执行对苏政策时，仿佛深信恐惧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虽然俄国人正竭力阻止建立一个超国家安全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不应尝试建立它。前已指出，俄国人会竭力阻止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然而一旦发生，他们也能变通适应。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好不要让俄国人有机会否决超国家安全体系的建立。他们着手创建时可以怀有一种希望：一旦看到无法阻止这样一个政体，俄国人就会参加进来。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于维护苏联的安全并没有表现出兴趣。美国只关心自己的安全，这是主权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典型特征。但我们无法预先得知，假如美国民众迫使其领导人制定新的政策，以法治来取代当前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会对俄国人的恐惧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法治世界里，俄国的安全就等于我们自己的安全。倘若美国人民对此衷心拥护（这在民主制度下应当是可能的），或许能让俄国人的思想发生不可思议的转变。
当前俄国人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人民实际上并不支持被视为有意恐吓的备战政策。如果有理由表明，美国人的确渴望以一个超国家的法治政体来维护和平，那么这将扭转俄国人的看法，即当前的美国思潮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直到能向苏联提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提议，并且得到觉醒的美国民众的支持，才有资格说俄国会做何反应。
也许俄国人的最初反应是拒绝接受这种法治世界。但如果俄国人渐渐明白，这样一个世界即使没有他们也能建立起来，而且他们自己的安全也会随之加强，则他们的想法必定会改变。
我赞成邀请俄国人加入一个获准提供安全的世界政府，若他们不愿加入，便着手建立没有他们的超国家安全体系。但不得不说，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如果真这样做了，一定要彻底讲清楚，这个新政体并非反俄联盟。它必须是一个联盟，这样才能大大降低战争的可能性。它在利益上要比单一国家更加多样，所以不大可能诉诸侵略性或预防性的战争。它也会比单一国家更大，因此也更强。它在地理上要广阔得多，因此更难用军事手段摧毁。它将致力于超国家安全，因此不会强调国家至上，而后者正是煽动战争的一个强大因素。
倘若在没有俄国的情况下建立起了超国家政体，则它对和平的推动将会取决于在此过程中的技巧和诚意。让俄国参与进来，这种愿望应当永远都是明确的。要让俄国和所有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明白，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拒绝加入就受到明里暗里的惩罚。如果俄国人开始时没有加入，那就必须向其保证，日后决定加入时，必定会受到欢迎。这个组织的创建者必须明白，建立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得到俄国的支持和加入。
这些说法都很抽象，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政府必须采取哪些具体做法才能诱使俄国加入，这并不容易概括。但我认为有两个条件是清楚的：首先，新组织不得有军事秘密；其次，每次开会起草、讨论和采用新的法律条文以及制定政策时，俄国均可自由派观察员参加。这样便可摧毁那个在世界上制造出众多猜疑的庞大秘密工厂。
建议创立一个不保守任何军事秘密的政体，也许会让有军事头脑的人蹙额，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如果秘密泄露出去，会让好战国家企图征服世界。（至于所谓原子弹的秘密，相信俄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能掌握。）我承认，不保守军事秘密是有风险的。但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将力量集中在一起，它们的安全保障就会大大提升，从而经得起这样的风险。此外，由于减少了恐惧、猜疑和不信任，这样做也能有更大的信心。日益增加的战争威胁在基于主权的世界上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将会让位于日益增长的对和平的信心。有朝一日，这也许会对俄国民众产生极大吸引，以至于他们的领袖对待西方的态度会有所软化。
依我之见，超国家安全体系的成员资格不应基于任何独断的民主标准。但有一个要求是必需的：被派到超国家组织——会议或委员会——的代表，必须由各成员国民众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这些代表必须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任何政府，这将增强该组织的和平本性。
我并不建议要求满足别的民主准则。民主的制度和标准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在享有这种制度的国家里，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一点。制定独断的标准会使西方制度与苏联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
然而，现在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事实上，即使所有西方国家都在维持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东西方的权力冲突也依然可能持续。就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辩，我认为是非常不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究竟应像现在这样由少数人来支配，还是这些人应当由国家来控制，这个问题也许很重要，但其重要性还不足以证明由此激起的一切情绪都是正当的。
我希望看到，这个超国家的所有成员国能将各自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自己只保留地方警察。接下来我愿意看到，这些军队得到混编和分配，就像以前奥匈帝国的军团一样。那时的人认识到，不让士兵和军官只驻扎在自己的省份，以免受到地方和种族的牵制，这样能让他们更好地为帝国服务。
我希望看到，这个超国家政体的权力只限于安全领域，但我并不确定能否做到这一点。经验表明，让超国家政体对于掌管经济事务也能有些权力，或许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条件下，经济问题有可能导致国家混乱，从而埋下暴力冲突的种子。但我宁愿看到该组织的整个职能仅限于安全任务，也期望该政体能够通过加强联合国的力量而建立起来，以便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保持连续性。
无论开始时有没有俄国参与，建立世界政府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一点我毫不隐瞒。我深知有风险存在。我不希望有国家在加入了超国家组织之后又允许退出，那样就有爆发内战的危险。但我也相信世界政府终将来临，问题在于允许付出多大代价。我相信，即使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政府也会出现，只不过那样一来，它将在战后由获胜方依靠军事力量而建，因此只有通过人类的永久军事化才能维持下去。
但我也相信，世界政府能够仅凭协议和游说来建立，这样代价极低。只是这样一来，仅仅诉诸理性是不够的。东方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个长处就在于，它带有某种宗教性，能够激起宗教情感。除非受到一种宗教力量和热情的推动，否则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和平事业很难有成功的希望。那些对人类的道德教诲担负重任的人，正面临重大的任务和机遇。我认为原子科学家已经确信，单凭逻辑无法唤醒美国人认清原子时代的真相，还必须加上深挚的感情力量，而这正是宗教的一个基本成分。希望不仅是教会，而且大专院校和主要舆论机构都能在这方面很好地尽到自己独特的责任。
[79]与美国新闻记者雷蒙德·斯温（Raymond Swing）的谈话记录，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Boston, November, 1945 and November, 1947）。
[80]成功湖（Lake Success），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在1953年联合国大厦落成之前，这里是联合国总部的临时所在地，故当年一般以“成功湖”称呼联合国。——译者注
军国主义心态[81]
在我看来，当今形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孤立看待。首先，有人可能会提出以下问题：有种种理由表明，私人的经费来源是不够的，因此从今往后，学术和研究机构将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资助。但这难道意味着，出于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将征收的税费交由军队来支配吗？对于这个问题，明智的人肯定会回答：“不！”因为对这些经费做出最有利的分配这项困难的任务显然应当交给这样一些人，其训练和从事的工作表明，他们懂得科学和学术。
然而，如果明事理的人宁愿让军事机构来分配大部分经费，那么这只能说他们把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于是，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实际的政治观点及其根源和影响上。这样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里讨论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只有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才能做出全面估计和恰当判断。
我们所讲的这些倾向对美国来说是某种新的东西。它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把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军事目标，这样便发展出一种支配一切的军国主义心态，突然的胜利又进一步加强了它。这种心态的典型特征是，人们把伯特兰·罗素所谓的“赤裸裸的权力”看得远远比影响国际关系的所有其他因素更重要。特别是受到俾斯麦成功的误导，德国人的心态恰恰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结果不到一百年就完全毁灭了自己。
必须坦言，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使我不禁想起德皇威廉二世统治下德国的态度。我知道，不仅是我，别人也会做出这种苦痛的联想。军国主义心态的典型特征就是认为，原子弹、战略基地、各种武器、原材料等物质因素是最重要的，而人的欲望和思想等心理学因素则是不重要或次要的。个人被降格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沦为“人力物资”。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人所追求的那些正常目标就消失不见了。而军国主义心态则把“赤裸裸的权力”提升为目标本身，这真是人类最离奇的错觉之一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军国主义心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因为进攻性武器已经变得比防御性武器强大得多。因此，这必然会导致预防性战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而这又会导致以所谓国家利益的名义牺牲公民权利。政治迫害和各种控制（比如对教学研究和媒体的控制等）似乎无可避免，因此并没有遇到大众的反抗，而若不是军国主义心态作祟，这种反抗是可以提供保护的。所有价值都会逐渐被重估，因为任何对乌托邦目的没有明显用处的东西都被视为劣等的。
在我看来，除了提出一种有远见、诚实、勇敢的政策，以在超国家基础上确立安全，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希望，只要外部环境还要求美国担任领导角色，还能找到足够多有道德力量的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引导这个国家。那样一来，这里讨论的这类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81]载《美国学人》（The American Scholar, New York, Summer, 1947）。
与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通信[82]
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想法——一封公开信
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的科学发现而出名，近年来他还非常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他做广播讲话，在报刊上撰写文章，还参与了多个公共组织。他多次呼吁抗议纳粹的野蛮行径。他倡导持久和平，抗议新战争的威胁，反对军国主义者企图完全掌控美国科学的野心。
对于激励这位科学家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道主义精神，苏联科学家和广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赞赏，尽管他的立场并不是那么前后一致和清晰明确。不过，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有些方面在我们看来不仅是错误的，对于爱因斯坦热心拥护的和平事业肯定也是有害的。
我们觉得有责任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以便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最有效地实现和平。爱因斯坦博士最近倡导的“世界政府”观念必须从这种观点加以考察。
在这种观念的各色倡导者当中，除了那些借以掩护其无限制扩张的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以外，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被这种观念貌似合理的外表所迷惑，而并没有意识到其真实含义。这些主张思想自由的和平主义者相信，“世界政府”不啻为一服对抗世界罪恶的灵丹妙药，是持久和平的守护者。
“世界政府”的倡导者们广泛使用那个看起来很激进的论点，认为在这个原子时代，国家的主权是过去的遗迹，正如比利时代表斯巴克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是一种“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思想。很难想象能有什么指控比这更远离真理了。
首先，“世界政府”和“超国家”的观念绝非原子时代的产物，其历史要悠久得多，比如在成立国际联盟时就已经提出来讨论过。
其次，这些观念在现代绝不是进步的。它们反映的是，主导工业大国的垄断资本家们觉得自己的国界太过狭窄。他们需要全世界的市场、全世界的原料供应和全世界的投资范围。由于在政治和行政事务上占统治地位，这些垄断大国得以在争夺势力范围和从政治经济上征服别国的斗争中利用政权机器，以便在别的国家也能自由地扮演主导角色。
从我国过去的经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沙皇俄国的反动政权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因其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成为令外国资本家垂涎的肥肉。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公司如饿鹰一样扑向我国，赚得在他们自己国家无法想象的利润。他们用勒索性的贷款将沙皇俄国与资本主义西方牢牢绑缚在一起。沙皇政府依靠从外国银行得到的资金支持，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阻碍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煽动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粉碎了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垄断的锁链。苏维埃政府使我国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的进步，把我国变成了国际和平安全的可靠堡垒。在内战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干涉的斗争中，在反抗纳粹侵略者的伟大战役中，我国人民都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性。
然而现在，“世界超国家”的倡导者却要求我们为了“世界政府”而自愿放弃这种独立性，这不过是垄断资本家为了称霸世界而打出的漂亮招牌而已。
向我们提出那样的要求显然是无法容忍的。这种要求不仅对于苏联来说是荒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成功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努力巩固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性，阻止国外对本国事务的干预。不仅如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正迅速蔓延开来，唤醒了亿万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不愿继续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已经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剥削领域，而且还有失去更多东西的危险。对于那些已经摆脱了他们掌控的民族，他们正极力剥夺令其厌恶的国家独立性，并且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带着这个目的，帝国主义者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发动战争。
正是按照这种社会命令，帝国主义理论家正全力抹黑国家主权的观念。他们诉诸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吹自负的“世界国家”计划，说什么这会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仇恨，确保普遍法律的胜利云云。
于是，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世界霸权的掠夺欲望伪装成一种伪进步观念，吸引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等）的兴趣。
在去年9月致联合国各代表团的一封公开信里，爱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种限制国家主权的新方案。他建议把联合国大会改造成一个永久运作的世界议会，拥有比安理会更大的权力。爱因斯坦重复着美国外交亲信们天天在讲的话，宣称安理会已经被否决权搞瘫痪了。按照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改造后的联合国大会将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大国一致原则将被抛弃。
爱因斯坦建议，联合国的代表应由普选产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国政府任命。初看起来，这个建议似乎是进步的，甚至是彻底的。但实际上，它对现状不会有丝毫改进。
让我们想象一下，选举对于这种“世界议会”有何实际意义。
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些国家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的长官、军队以及财政和金融寡头统治着。在这些国家，“普选”实际上意味着由殖民政府或军事当局来任命代表。殷鉴不远，希腊公投便是保皇党–法西斯统治者在英国刺刀的护卫下出演的一场闹剧。
但在形式上存在着普选权的那些国家，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资本以各种花招诡计将普选权和投票自由变成闹剧。爱因斯坦肯定知道，美国上届国会选举只有39%的选民投票；他也心知肚明，南方各州的千百万黑人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或者在并不少见的私刑威胁下，被迫投票给他们最凶恶的敌人，比如极端反动且仇视黑人的上届参议员比尔博就是这样当选的。
人头税、特殊试验等许多手段都被用来剥夺千百万移民、流动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投票权，且不提普遍存在的贿选行为，以及反动报刊作为报业大亨影响大众的有力工具所起的作用，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爱因斯坦所建议的世界议会普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现有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其组成不会比目前的联合国大会更好，它将扭曲地反映大众的真实情绪以及对永久和平的渴望。
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大会和各个委员会里，美国代表团掌控着固定的投票机器，因为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都依赖于美国，它们不得不按照华盛顿的要求来调整外交政策。例如，一些拉美国家是农业单一作物制国家，其产品价格由美国垄断资本家所决定，因此手脚被束缚。既然如此，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下，联合国大会里出现一种机械的大多数，按照其实际主人的命令进行投票，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外交发现，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采取某些措施要比通过国务院更方便。声名狼藉的巴尔干委员会或者指派到朝鲜的选举观察委员会便是明证。美国代表团正在强行通过一个“小型大会”计划，以实际取代安理会，其目的就是把联合国变成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因为事实证明，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妨碍了帝国主义阴谋的得逞。
爱因斯坦的建议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因此绝不会促进持久和平和国际合作，而只能掩盖各个主权国家防止外国资本强索其惯常利益时受到的攻击。它会进一步推动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扩张，并且让那些坚持维护独立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武装。
在命运的捉弄下，爱因斯坦实际上已经成为和平与国际合作最凶恶敌人的阴谋和野心的支持者。他沿这个方向已经走得太远，竟然在其公开信中预先宣布，倘若苏联拒绝加入他这个异想天开的组织，其他国家应当有权不管苏联而继续前进，同时敞开大门让苏联最后作为成员或“观察员”加入这个组织。
从本质上讲，这与美帝国主义的极力拥护者的建议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无论爱因斯坦博士实际上离他们有多远。这些建议的要点和实质是，倘若不能把联合国变成美国政策的武器，变成掩盖帝国主义实施阴谋计划的帷幕，那么就应当把它解散，用一个没有苏联和新民主国家加入的新“国际”组织取而代之。
爱因斯坦博士难道意识不到，这些计划对于国际安全和国际合作会有多么致命的影响吗？
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博士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而危险的道路。在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各有不同，而他却在追逐“世界政府”的妄想。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国家就不应当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只要这些差别被审慎对待。然而，爱因斯坦倡导的这种政治时尚，却对真诚的国际合作和持久和平的不共戴天之敌有利。他建议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的路线，将不会使国际上更加安全，而会导致新的国际争端。它只会有利于垄断资本家，因为新的国际争端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军火合同和利润。
我们非常尊敬爱因斯坦，他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是热心公益之人，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和平事业。因此，我们认为应当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不必作外交辞令的修饰。
爱因斯坦的答复
我的四位俄国同事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我进行了善意的批评。我欣赏他们所做的努力，更欣赏他们如此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努力充分理解对方的思想、动机和关切，透过他的眼睛看世界，才能在人类事务中理智地行动。一切心怀善意之人都应尽可能地增进这种相互理解。希望我的俄国同事和其他读者也能本着这种精神来接受以下回复。做此回复的人正在努力寻求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幻想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理”或“正确道路”。如果以下说法显得有些武断，那只是为了清晰简洁起见。
虽然你们的信主要是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攻击，但我相信，在这种攻击背后是一种防御心态，趋向于几乎无限制的孤立主义。只要了解过去三十年来俄国在外国手中受到的种种苦难，比如德国入侵者对平民的蓄意屠杀，内战时期的外国干涉，西方报刊系统性的诽谤宣传，扶植希特勒来对抗俄国，这种逃入孤立主义的愿望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无论这种对孤立的愿望是多么可以理解，它都会给俄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造成灾难。这一点稍后我会详谈。
你们攻击我的主要目标在于我支持“世界政府”。在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之前，我想先来谈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因为你们关于这种对抗的态度，似乎完全主导了你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如果客观考察一下这个社会经济问题，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技术发展已经导致经济机制越来越集中。也正因为这种发展，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权力普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人不需要向公众解释自己的行为；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却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就像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是为公众服务的。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只要社会主义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恰当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点就肯定能够抵消缺点。总有一天，所有国家（只要这样的国家仍然存在）都会感谢俄国，因为它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实际可能性。我也相信，事实将会证明，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制度无法减少失业，技术进步会使失业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它也无法在生产与民众的购买力之间保持健全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错误地把所有现存的社会政治弊端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能治好人类的一切社会政治痼疾。这种信念的危险首先在于鼓励了“信徒”狂热的不宽容，因为它把一种可能的社会方法变成了一种教会组织，若有不从便被打成叛徒或坏人。一旦到了这个阶段，理解“非信徒”信念和行为的能力就完全消失了。我确信，你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这些僵化的信念曾给人类带来多少无谓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有沦为暴政的倾向，它本身就成了一种罪恶。但除了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每个人都深信，没有政府就不可能有文明社会存在。在健全的国家，人民的意志与政府之间有一种动态平衡，可以防止政府沦为暴政。如果在一个国家，政府不仅掌控着军队，而且还掌控着所有教育信息渠道和每一个公民的经济生活，那么这种堕落的危险就更加严重了。我这样说仅仅是想表明，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本身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它只是能够促成这种解决的一个框架罢了。
你们在信里表达的一般态度中，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以下这个方面：你们在经济领域如此强烈地反对无政府状态，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却又同样热情地拥护无政府状态，即拥护无限制的主权。在你们看来，建议削减各个国家的主权，这本身就应受到谴责，是对自然权利的侵犯。你们还试图证明，在削减主权观念的背后是美国的包藏祸心，想不必通过战争就能对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统治和剥削。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分析战争结束以后这个政府的种种行为，试图证明这种指控是合理的。你们企图表明，联合国大会不过是由美国或美国资本家操控的傀儡罢了。
此种论据让我觉得像是一种神话，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不过，这凸显了我们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巨大隔阂，它缘于彼此之间不幸的人为隔绝。若能促成和鼓励个人观点的自由交流，那么知识分子也许最能帮助两国创造一种相互理解的气氛。这种气氛是有效发展政治合作的必要前提。不过，既然我们暂时还要依靠“公开信”这种麻烦的方式，我只好做些简单回应了。
没有人会否认，经济寡头对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应过高估计。尽管受到这些强力集团的拼命反对，罗斯福还是当选了总统，而且连任了三次。当时正是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
关于战后美国政府的政策，我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或资格去为他们辩护或做出解释。但不能否认，美国政府关于原子武器的某些建议至少是在尝试建立一个超国家安全组织。它们即使未被接受，也至少可以充当一个讨论基础来实际解决国际安全问题。事实上，正是苏联政府半否定半拖延的态度，才使得美国的善良人士难以如愿施展政治影响力来反对“战争贩子”。关于美国对联合国大会的影响，我认为这不仅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有关，而且源于美国和联合国真正解决安全问题的努力。
至于备受争议的否决权，我相信之所以致力于取消它或者让它失效，主要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特定意图，而是因为否决权遭到滥用。
现在回到你们的看法，即美国的政策试图对他国进行经济统治和剥削。既然谈论目的和意图没有什么把握，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所涉及的客观因素。美国很幸运，所有重要的工业产品和粮食都能自给自足，而且拥有几乎一切重要的原材料。但由于坚信“自由企业”，美国无法使民众的购买力与全国的生产能力保持平衡。基于同样的理由，失业经常达到危险的程度。
由于这些情况，美国不得不注重出口贸易，否则就无法充分利用其总产能。倘若进出口大体平衡，本来不会有什么害处。那时，对外国的剥削将在于出口物的劳动价值大大超过进口物的劳动价值。但美国正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几乎任何进口物都会造成部分产能闲置。
这就是为什么外国无法支付美国出口商品的原因。的确，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支付只有通过美国的进口才是可能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大部分黄金都流到了美国。总的来说，除了购买外国商品，这些黄金不能有别的用处，基于上述理由，这是行不通的。这些黄金被小心贮藏，以防失窃，成为歌颂政府智慧和经济成就的纪念碑。这些理由使我很难认同所谓美国剥削世界的说法。
然而，上面的情况有它严肃的政治方面。基于上述理由，美国不得不把部分产品运送到国外。这些出口是通过美国给外国的贷款来提供资金的。的确，很难想象如何才能偿还这些贷款。因此从实际目的来看，必须把这些贷款看成一种馈赠，可以用作强权政治舞台上的武器。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和人类的特性，我得坦率承认，这真的很危险。不过，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事态难道不是倾向于把人类的所有发明和物品都变成武器，从而对人类构成威胁吗？
这个问题引出了最重要的事情，与之相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显得无关紧要了。我们都知道，强权政治迟早会导致战争，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场战争将意味着人类生命财产的巨大毁灭，程度恐怕是历史上空前的。
我们的激情和积习难道真的注定要使我们自相残杀，不留下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吗？与当今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相比，我们奇特的通信中所触及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难道不都显得微不足道吗？难道我们不应尽一切力量来消除这个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危险吗？
如果抓住无限制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做法不放，那就只能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保有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自己目标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竭尽全力比其他国家更强大。这个目标将会越来越主导整个公共生活，在实际大难临头之前就已经毒害年轻人了。只要我们还保有一丁点冷静的理性和人类感情，就决不能容忍这一点。
仅仅是基于这些考虑，我才支持“世界政府”的观念，至于其他人致力于同一目标的理由，我没有关注过。我之所以拥护世界政府，是因为我深信，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消除人类这个最可怕的危险。避免遭到彻底毁灭必须优先于任何其他目标。
你们肯定深信，我是带着最为严肃和真诚的态度来写这封信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本着同样的精神来接受它。
[82]载《莫斯科新时代》（Moscow New Times, November 26, 1947）和《原子科学家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Chicago, February, 1948）。
“世界一家”获奖感言[83]
你们希望授予我的这项殊荣让我至为感动。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从同胞那里获得的认可远远超出了我的应得。必须承认，我的愧疚总是超过欣喜。但这种痛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远远超过快乐。因为当今所有关心和平以及理性与正义胜利的人都必定会清楚地意识到，理性和诚实善良对于政治事件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无论这种影响有多么小，无论未来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可以确信，倘若没有那些关注人类幸福的人们的不懈努力，人类的命运会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此存亡攸关之际，我们必须首先向同胞们说明：武力万能的信念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上风，这股力量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连那些只把它用作工具的人都无法驾驭。建议将国家军事化不仅立即使我们面临战争威胁，而且必将逐步摧毁这片土地上的民主精神和个人尊严。宣称国外事件迫使我们武装起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竭力与之斗争。事实上，从他国的反应来看，我们重整军备的行为只会造成其倡导者不愿见到的局面。
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和平和安全，那就是超国家组织之路。各国单方面进行武装，只会加剧普遍的不安与混乱，无法形成有效的保障。
[83]1948年4月27日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讲，收录于《晚年集》。
给知识分子的信[84]
今天，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怀着深切的历史责任感在这里相聚。感谢法国和波兰同行的提议，使我们为了一个重大目标聚集在一起：利用有识之士的影响力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柏拉图是最早试图解决这个古老问题的人之一，他用理性和审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屈服于祖先遗传下来的本能和冲动。
经由痛苦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深入的研究和热情的科学工作对于人类往往有悲剧性的内涵。一方面，它的发明使人从辛苦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活更加舒适富裕；但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惶恐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这其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创造出人类大规模毁灭自己的手段。这实在是令人无比痛心的悲剧！
这个悲剧已经令人痛心，但更加悲剧的也许是，虽然科技领域产生了诸多极为成功的学者，但长期以来，对于困扰人类的种种政治冲突和经济压力，却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国内国际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世界危险局面的根源。时至今日，人类依然没有发展出某些政治、经济的组织形式，可以确保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也没有构建出一种制度，可以永远消除战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帮助制造更加可怕和有效的灭绝方法是我们科学家的悲剧命运。我们必须担负起庄严而超然的义务，竭力阻止这些武器被用于残忍的目的。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任务能比这更重要呢？还有什么社会目标能比这更接近我们的心灵呢？这也就是为何这次大会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里彼此协商，必须建起连接世界各国的精神与科学之桥，必须克服国界所造成的可怕障碍。
在较小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在打破反社会的统治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城市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个别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传统和教育发挥着调节性的影响，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宽容的关系。但国家间的关系仍然主要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我并不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在这方面有什么真正的进步。国家之间太过频繁的冲突仍然是通过武力和战争来解决的。只要实际上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激起无穷的野心，无限制地追求越来越大的权力。
在整个历史上，国际事务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给人类造成了无法形容的痛苦和毁灭。它一次次地阻碍人类的发展，扰乱他们的身心。有的时候，它几乎将一切毁灭殆尽。
然而，各国随时愿意备战，也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其他影响。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每个国家对其公民权力的控制稳步增长，无论在权力得到明智运用的国家，还是在残暴专制的国家，情况都是如此。主要由于现代工业设备的集中，国家在民众之间维持和平有序关系的功能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和广泛。为了防止民众受到外部攻击，现代国家都需要建立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军事机构。此外，国家认为有必要教育民众正视战争的可能性，这种“教育”不仅败坏了青年人的灵魂和精神，对成年人的心态也有不利的影响。任何国家都避免不了这种败坏。甚至在那些并无明显侵略意图的国家，民众中也弥漫着这种气息。因此，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偶像，很少有人能够逃脱其暗示力量。
然而，战争教育是一种妄想。过去几年的技术发展已经创造出全新的军事形势。可怕的武器被发明出来，能在几秒钟之内造成大规模伤亡和破坏。由于科学尚未找到这些武器的防范之道，现代国家将无法确保其民众的安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呢？
只有一个超国家组织单独拥有生产和拥有这些武器的权力，人类才能得到保护，免于无法想象的破坏和恣意消灭。然而，除非该组织拥有合法的权力和义务来解决过去导致战争的一切冲突，否则很难想象在现有条件下，各国会把权力拱手让给超国家组织。各国的职能将或多或少集中于内部事务，至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则只处理那些绝不会危及国际安全的争端和问题。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人类目前的处境正迫使人们采取革命手段。我们的处境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早期阶段也许足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不能用于现在。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思维和行动，必须有勇气彻底改变世界各国的关系。昨天的陈词滥调今天将不再管用，明天无疑也会过时。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是知识分子肩负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会功能。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超越自己国家的纽带，引导世人彻底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现在失败了，超国家组织将在以后建立，不过那时它将建立在大半已成废墟的世界上。但愿不需要非得来一场超乎想象的大灾难，才能消除现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时间紧迫，要行动就必须现在行动。
[84]为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知识分子和平大会”（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准备的发言稿，但未能宣读，后于1948年8月29日发表。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85]
一个不是专门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发表意见，这是否恰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恰当的。
我们先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天文学和经济学似乎并没有根本的方法论差异：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发现对一组有限范围的现象普遍适用的定律，以尽可能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种方法论差异。在经济学领域，发现普遍定律非常困难，因为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常常受到许多难以独立评价的因素的影响。此外，正如大家所知，从人类历史的所谓文明时期开始积累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绝非只受经济原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依靠征服而存在。征服者在法律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层。他们垄断土地所有权，指派自己人担任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把社会的阶层划分固定成永久的制度，并且创造出一种价值体系，不知不觉地引导着民众的社会行为。
但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昨天之事，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还没有克服凡勃伦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可观察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连由此导出的定律也不适用于其他阶段。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目前状态下的经济科学就无法阐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以一种社会道德目的为导向。然而，科学创造不出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了，科学顶多只能为达成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是由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没有胎死腹中，而是有生命活力，这些目的就会被许多人采纳和推进，这些人半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的缓慢演化。
基于这些理由，在讨论人的问题时，应当注意不要过高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不应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看法。
一段时间以来，无数人都说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其稳定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状况的典型特征是，个人对于所属的群体（不论大小）漠不关心，甚至保持敌意。为了说明我的意思，这里我想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久前，我同一个聪明而温和的人讨论下一场战争的威胁，我认为那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一个超国家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而这位客人却无动于衷，他冷冷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强烈反对人类灭绝呢？”
我相信，短短一个世纪以前，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说出这种话。说这话的人曾力求达到内心的平衡，但失败了，而且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番话所表达的痛苦、寂寞和孤独，正是今天许多人的内心写照。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有出路？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很容易，但却难以给出确切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试试，尽管我很清楚，我们的感情和努力常常矛盾不清，无法用简易的公式表达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作为孤独的存在，他试图保卫自己和至亲的生存，满足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天赋才能。作为社会的存在，他试图得到同胞们的认可和喜爱，分享他们的快乐，悲痛时给予安慰，并且改善其生活条件。解释一个人特殊性格的，正是这些多种多样、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它们特定的结合决定了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内心的平衡，以及对社会福祉做出多少贡献。这两种驱动力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由遗传决定，但一个人最后显现出来的个性主要取决于他的发展环境、社会结构、社会传统以及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指他对同时代人以及所有前人的直接与间接关系的总和。一个人自己能够思考、感觉、努力和工作，但他在身体、理智、感情等方面的生存却极大地依赖于社会，以至于不可能在社会框架之外思考或理解他。正是“社会”给人提供了粮食、衣服、住所、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思想内容。古往今来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使他的生活成为可能，而他们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个小小的语词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一个无法抹杀的自然事实，就像蚂蚁和蜜蜂一样。然而，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最小的细节上都由不变的遗传本能所决定，而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相互关系却多种多样、容易改变。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流的禀赋，已经使人大大发展，不再受制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这些发展可见于传统、制度和组织，可见于文学、科学和工程成就，还可见于艺术作品。这解释了为什么人能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生活，而且自觉的思考和希望能在这种过程中起作用。
人出生时通过遗传获得了一种固定不变的生物学体质，包括人类那些典型的自然冲动。此外，人在一生中也通过交流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影响而从社会中得到了一种文化体质。这种文化体质会随时间而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这取决于流行的文化模式和社会中占主导的组织类型。那些力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可以把希望建基于此：人类并非因其生物学体质而注定要彼此毁灭，或者要完全受制于一种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
如果我们问自己，应当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态度，才能使人生尽可能让人满意，我们就应谨记在心，有些条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如前所述，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和人口发展已经创造出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条件。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要想生产生活必需品，必须有极细的劳动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个人或者相对较小的群体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的田园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得夸张一点，人类现已组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地球集体。
现在可以简要说明这个时代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比以往更能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依赖，但并未把这种依赖看成一种正面资产、一条生命纽带或者保护的力量，而是视之为对其自然权利乃至经济生活的威胁。此外，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会不断加强其性格中的唯我论驱力，而天生较弱的社会驱力却会逐渐衰退。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会遭遇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知不觉沦为唯我论的囚徒，感到不安与孤独，失去了朴素单纯的生活乐趣。人生短暂而艰险，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依我之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乃是今天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生产者集体，其成员不断努力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不是通过暴力，而是整体上严格按照法定规则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认识到，按照法律，生产资料（即生产消费商品和附加的资本商品所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简单起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统称为“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该词的习惯用法。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可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通过使用生产资料，工人生产出新的商品，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工人生产的商品与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以实际价值来衡量）。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工人的收入并非取决于他所生产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取决于他的最低需求，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多少人竞争工作的关系。关键是要明白，即使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私人资本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部分是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因为技术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促成了更大的生产单位，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造成了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其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的政治社会也无法有效地遏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基本上由私人资本家资助或者受他们影响，他们实际上将选民与立法机关分离开来。结果导致人民代表实际上无法充分保护弱势人群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情况下，私人资本家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报刊、广播、教育等主要信息来源。因此，公民要想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其政治权利，那是极为困难的，多数情况下则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常见的情况以两条主要原则为典型特征：第一，生产资料（资本）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可以随意处置；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某些行业的工人已经得到了形式上有所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整体来看，今天的经济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少差别。
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没有条款规定，凡是有能力工作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时常害怕失去工作。既然失业的和薪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了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严重的困境。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是减轻工作负担。资本家的追逐利润和彼此之间的竞争，造成资本积累和利用的不稳定，从而导致经济越来越萧条。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以及前面谈到的个人社会意识的严重削弱。
这种对个人的戕害，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深受其害，将夸张的竞争心态灌输给学生，训练他们崇拜贪婪好胜，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我深信，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消除这些严重弊病，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且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会按照社会需求来调节生产，分配工作给所有能够工作的人，并且保障男女老幼的生计。至于对个人的教育，除了促进他本人的天赋才能，还要尝试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取代当今社会对权力和名利的颂扬。
然而必须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实现社会主义需要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官僚系统变得权力过大和目空一切呢？如何才能让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从而确保民主力量能与官僚权力相抗衡呢？
[85]载《评论月刊》（Monthly Review, New York, May, 1949）。
国家安全[86]
感谢罗斯福夫人，让我有机会表达我对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信念。
就目前的军事技术而言，相信通过武装国家来达到安全，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幻想。美国因为最先制造了原子弹而助长了这种幻想。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最终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吓退任何潜在的对手，从而将人们热切期盼的安全带给美国和全世界。过去五年我们遵循的格言简单来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以优越的军事实力来获得安全。
这种机械的技术军事心态已经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外交政策中的每一项行动都完全受制于一种观点：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回答是：在全世界所有可能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基地，加强潜在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将巨大的财力集中到军队手中；让青年人接受军事训练；用日益壮大的警察力量严密监视公民尤其是公务员的忠诚度；恐吓具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通过广播、报刊和学校对公众进行潜移默化地灌输；以军事机密为压力，不断限制公共信息的范围。
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据说原本是一种防卫措施，现在却已歇斯底里。双方都躲在各自机密的高墙背后，以狂热的速度完善着大规模破坏的手段。现在氢弹又作为新的目标显示在公众眼前，总统已经庄严宣告，要向这个目标加速发展。如果取得成功，那么对大气的放射性毒害以及地球生命的彻底灭绝，都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这种发展的可怕之处在于那种似乎势不可挡的趋势。每一步都像是前一步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尽头处就是完全毁灭。
是否有办法走出这种由人自己制造的困境呢？所有人（尤其是美苏两国的决策者）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或许已经战胜了外在的敌人，但却未能除去战争引发的心态。只要每一项行动都着眼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就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如何才能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甚至是精诚合作呢？首先要消除相互的恐惧和不信任。郑重放弃暴力（不只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同时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审判执行机构，让它有权裁定与各国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这种放弃才能有效。即使只是宣称各国会为实现这种“有限的世界政府”而精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
归根结底，人与人的任何和平共处都首先要基于相互信任，其次才要靠像法庭和警察这类机构。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信任的基础是忠诚的互让。
国际管控是否可行呢？作为一种维护治安的措施，它也许具有次要作用，但明智的做法或许是不去过高估计它的重要性。只要想想美国实施禁酒令的时代，就会使人犹豫起来。
[86]1950年2月13日作为嘉宾在罗斯福总统夫人的电视节目里谈氢弹的意义。
追求和平[87]
问：说世界的命运悬于一线是不是有些夸张？
答：不夸张。人类的命运总是悬而未决……但现在尤其如此。
问：如何才能让世人意识到那一刻的严重性？
答：我认为这是可以回答的。解决之道不在于为战争的发生做准备，而在于相信，只有通过耐心协商和建立解决国际问题的法律基础，才能免于军事灾难。而这需要得到一个足够强大的执行机构的支持，简而言之，一种世界政府。
问：当前的原子军备竞赛究竟会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还是像一些人所坚持的，是一种防止战争的方法？
答：军备竞争并不能防止战争。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会使我们更接近灾难。军备竞赛是防止公开冲突最糟糕的方法。恰恰相反，倘若没有超国家规模的系统性裁军，真正的和平根本不可能实现。再说一遍，军备无法防止战争，而会不可避免地导向战争。
问：有没有可能同时为战争和世界共同体做准备呢？
答：争取和平与备战是不相容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是如此。
问：我们能防止战争吗？
答：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有勇气决定自己的和平，我们就将拥有和平。
问：如何做呢？
答：凭借坚定的意志达成协议。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是在做游戏，而是生存形势极为严峻。如果不下定决心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就永远也得不到和平的解决。
问：您如何估计未来一二十年原子能对我们文明的影响？
答：这无关紧要。如果得到正确的应用，……我们现有的技术可能性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
问：一些科学家预言，人类的生活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我们每天可能只需要工作两小时……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依然是同样的人，其实没有什么深刻变化。工作五小时还是两小时并不那么重要。我们的问题是国际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
问：对于目前已经储备的原子弹，您有什么建议？
答：把它交给一个超国家组织。在达成持久和平之前，必须有某种保护力量。单方面裁军是绝对不可能的。武器只能委托给一个国际权威机构，没有其他可能性，系统性裁军与超国家政府有关。不能把安全问题看得太技术化。和平的意志和愿意为此目标迈出每一步是最重要的。
问：个人能为战争或和平做些什么？
答：个人可以让任何参选人（如国会选举）明确承诺，愿意为国际秩序而奋斗，并为这种秩序而限制国家主权。每个人都参与形成舆论。他必须真正明白需要什么……他必须有勇气说出来。
问：联合国广播电台用27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时值危急存亡之际，您有什么话想让我们向世界人民传达呢？
答：总的来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这个时代所有政治人物中最开明的。我们应当努力继承他的精神……不是用暴力为事业而战，而是不参与我们认为邪恶的事情。
[87]1950年6月16日联合国广播电台的采访，录制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书房。
“文化必须是世界相互理解的一个基础”[88]
为了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全部意义，应当充分认识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诞生时的世界形势。过去半个世纪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已经使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按照当今的技术成就水平，各国安全只能基于超国家的机构和行为准则。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联邦，才能避免毁灭一切的冲突。
就这样，联合国建立起来了，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良好开端。然而，该机构仅仅是各国政府代表集会的地方，而不是人民代表基于各自的信念独立行事。此外，联合国的决议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约束力，也没有任何具体措施能够强制执行这些决议。
由于拒绝某些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效力被进一步削弱。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严重影响了这个组织的超国家性质。然而，把国际问题带到阳光下进行讨论，有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超国家讨论平台的存在容易让各国民众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必须通过谈判来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动用武力。
我认为，这种心理效果或教育效果是联合国最有价值的特点。世界联邦预设了人的一种新的忠诚，一种并不囿于国家边界的责任感。要想真正有效，这种忠诚必须不限于纯政治议题。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经济文化方面的互助，都是必要的补充。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信任感。战争的心理作用已经使这种信任感丧失殆尽，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狭窄哲学则使之大为削弱。倘若没有相互理解和信任，就不可能有保障各国集体安全的有效机构。
联合国增设的教科文组织就旨在追求这些文化目标。它远比联合国更能避免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瘫痪影响。
联合国认识到，唯有个人健康独立，才能创造健康的国际关系。因此，联合国精心草拟了一份《世界人权宣言》，并于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
这份宣言确立了一些普遍可理解的标准，旨在保护个人，防止经济剥削，维护发展，保证社会框架内的自由活动。
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之间传播这些标准，被视为一个重大目标。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这个三周年庆典，旨在让这些基本诉求得到广泛关注，为恢复各民族的政治健康打下基础。
这份宣言几乎不可避免要写成法律文件的形式，其严格性也许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这一文本不可能将不同国家多种多样的生活条件完全考虑在内，而且还要容许对它的细节做各种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份宣言总的倾向是明确无误的，它为判断和行动提供了恰当的、可以普遍接受的基础。
从形式上认可这些标准是一回事，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永远把它们当作行动指南则是另一回事。客观公正的观察者从宗教机构的历史中尤其能够看到这一点。只有当联合国本身通过决议和行动来表明它的确体现了这份宣言的精神时，宣言才能发挥有效的影响。
[88]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Unesco Courier, December, 1951）。
消除战争威胁[89]
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我只参与了一件事：我签署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强调需要进行大规模实验以探索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
我完全明白，万一这种努力取得成功，那将对人类造成可怕威胁。但我不得不迈出这一步，因为德国人也在研究同样的问题，而且有可能成功。那时我只能这样做，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我认为，战争中杀人丝毫不比通常的谋杀更好。
然而，只要各国没有下决心共同行动来消除战争，并且在法律基础上通过和平决议来化解冲突和保护利益，它们就会感到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为了不在普遍的军备竞赛中落后，它们不得不准备一切可能的、甚至是最可恶的武器。这条道路必然导向战争，在今天的条件下则意味着全部毁灭。
在这些情况下，与武器作斗争是无济于事的，唯有彻底消除战争和战争威胁才能有所帮助。这是人人都应为之奋斗的目标。必须下定决心，不要被迫做任何违反这个目标的事情。一个人若是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依赖，那么这是一项很高的要求，但并非不可能达到。
甘地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他已经指明了道路。他表明，一旦找到正确的道路，人能够做出多大的牺牲。他为印度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生动地证明，受坚定信念支持的意志要比看似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更强大。
[89]写于1952年9月20日，发表于日本东京的杂志《改造》（Kaizo, Autumn, 1952）。
文化衰落的症状[90]
和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一样，无拘无束地自由交流思想和科学成果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美国政治当局对个人之间自由交流知识的干涉，无疑已经造成严重的伤害。这种伤害首先可见于科学研究领域，不用多久就会显见于技术和工业生产。
政治当局对美国科学生活的侵入，尤其显见于阻挠美国科学家和学者出国，以及阻挠外国科学家来美国访问。一个大国做这种小动作，不过是更深疾病的一种表面症状罢了。
干涉口头和书面交流科学成果的自由，庞大的警察机关加剧了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态度，人们焦虑不安、提心吊胆，竭力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嫌疑或威胁其经济地位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只是症状，即使它们更清楚地揭示了疾病的严重性。
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疾病在于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一种态度，它支配着我们的所有行动，那就是相信：和平时期必须对整个生活和工作进行组织，这样才能保证战时取得胜利。这种态度导致人们相信，强大的敌人威胁着我们的自由和生存。
这种态度解释了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为“症状”的讨厌事实。如果不加以纠正，它必然会导致战争和大规模破坏。美国的预算即是明显例证。
只有克服了这种迷恋，才能真正把注意力合理地转向那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如何才能使人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生活得更加安全和宽容？”
如果战胜不了正在影响我们的更深疾病，就不可能治好上述那些症状。
[90]载《原子科学家会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 VIII, No.7, October, 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