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天堂[1]
直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学者和艺术家们还被一种共同的理想主义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合作很少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对拉丁语的普遍使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
然而抚今追昔，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失去的天堂。民族主义的激情已经摧毁了这个思想共同体，曾将整个世界联合在一起的拉丁语业已死去。学者们成了最极端的民族传统的代表，并且失去了思想共同体的意识。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讲求实务的政治家竟然成了国际主义观念的倡导者。正是他们创立了国际联盟。
[1]本文写于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后不久，最初以法文发表，亦收录于《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1934）。——如无说明，本书脚注内容均为原著编者所注
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2]
我必须信守诺言，谈谈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受到了盛情难当的友好款待，这使我很难充当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者。就让我先从这一点谈起吧。
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不合理的。人的天资禀赋固然分配得并不均衡，但感谢上帝，天赋异禀的人不在少数，我深信他们大都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从这些人当中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具有超人的思想和品质，我觉得这很不公平，甚至品味低劣。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大众高估了我的能力和成就，与实际情况的反差简直大得荒谬。意识到这种奇特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聊以告慰的是，在这个通常被斥为物质主义的时代，将毕生致力于思想和道德领域的人看成英雄，算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表明有不少人把知识和正义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高。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被谴责为物欲横流的美国，这种理想主义看法特别盛行。说完这些题外话，现在让我言归正传，希望读者勿要对我这番谦卑的评论太过在意。
首先使访客感到惊异的是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其日用品要比欧洲的坚固耐用，房屋设计也实用得多，一切东西的设计都是为了节省人力。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相比之下地广人稀，因此劳动力昂贵。在这种激励下，技术装备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人口过盛的印度是另一个极端，那里廉价的劳动力阻碍了机器的发展。而欧洲则处于两者之间。机器一旦充分发展起来，最终会比最廉价的劳动力还要便宜。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应当留意这一点，他们出于狭隘的政治立场，希望看到自己国家的人口更为稠密。而美国却忧心忡忡地通过禁止性关税来抵御外国商品，这无疑同一般形象大异其趣……但不能指望一个天真的访客用脑过度，每个问题也未必都能作出合理的回答。
积极愉快的人生态度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象征着美国人的一大优点。美国人友好、自信、乐观而不易心生嫉妒。欧洲人觉得与美国人交往轻松而愉快。
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更爱批评，比较在意自己，不太热心，不太乐于助人，比较孤立，在阅读和休闲上更加挑剔，一般来说多少有些悲观主义倾向。
美国人很重视物质上的舒适，为此不惜牺牲平静、闲适和安全。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为自己的目标和未来而活。对美国人来说，生活总是变动不居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方面，欧洲人介于美国人和俄国人、亚洲人之间。
但有一个方面，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像亚洲人，那就是从心理层面而非经济层面来看，欧洲人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
美国人强调“我们”甚于强调“我”。这自然会使风俗习惯极为强大，让美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比欧洲人一致得多。这是美国经济强于欧洲的主要原因。无论在工厂、大学还是私人慈善机构，合作分工都比欧洲更容易推动。这种社会意识也许部分缘于英国传统。
与此明显矛盾的是，与欧洲相比，美国政府的作用范围受到更多限制。欧洲人惊奇地发现，在美国，电报、电话、铁路和学校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我刚才提到美国人拥有更强的社会意识，正是它的一个原因。这种态度的另一个结果是，虽然财产分配极度不均，却并未导致无法忍受的苦难。在美国，富人的社会良知要比在欧洲发达得多。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很大一部分财产甚至常常连同其精力、干劲交由社会支配。强大的舆论也强令他们这样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留给私人企业去实现，政府在这个国家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就非常有限了。
政府的威信无疑因《禁酒令》而大打折扣，因为通过这种无法执行的法律最能危及政府和法律的尊严。美国犯罪率的急速增长便与此密切相关，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我看来，《禁酒令》还从另一个方面损害了政府的威信。酒馆原本是一个使民众有机会就公共事务交流意见、观点的地方。然而就我所见，这个国家缺乏这样的机会，结果导致多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报刊对舆论有过度的影响力。
美国人还是比欧洲人更看重金钱，不过我觉得程度正在减弱。人们终于开始认识到，巨额财富对于幸福如意的生活并非必要。
在艺术方面，美国的现代建筑和日常用品所显示的良好品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与欧洲相比，视觉艺术和音乐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位置。
我非常钦佩美国科研机构所取得的成就。若将美国研究工作持续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更多的经费，那是不公平的；专注、耐心、伙伴精神以及善于合作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再谈一点：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中最强大的，它对国际关系的塑造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大国，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重大的国际问题尚未表现出很大兴趣，如今首要的就是裁军问题。即使只为美国自身的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上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大陆之间不再有任何壁垒，今天所有国家的命运都紧密相连。因此，美国人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国际政治领域负有重大责任。袖手旁观不仅与这个国家不相称，而且终会导致全世界的灾难。
[2]1921年《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所作的采访，载1921年7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答美国妇女[3]
我从未遇到过来自女性的如此强烈的抗议；即使有，也从未一次遇到过这么多反对者。
然而，这些心怀警惕的女性公民做得不是很对吗？谁会愿意给这样一个人敞开大门呢？他就像克里特岛的牛头怪吞食可口的希腊少女一样吞食冷酷无情的资本家，何况这个人还如此低贱，以至于除了与妻子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之外，还极力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听从你们这些聪明的爱国妇女的建议吧，别忘了，强大的罗马城就曾被它那忠诚的鹅的嘎嘎乱叫拯救了。
[3]本文是爱因斯坦对抗议他访美的一个妇女组织的回应，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我的世界观[4]
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啊！每个人都是这里短暂的过客；目的何在，他并不知晓，尽管有时自认为感觉得到。但不必深思，从日常生活就可以知道，人是为别人而存在的——首先是为这样一些人，我们自己的幸福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愉快和健康；然后是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同情的纽带将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紧密相连。我每天无数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于别人的劳动，无论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我必须尽力以同等程度回报我已经领受和正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向往俭朴的生活，并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们过多的劳动而心情沉重。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终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简单纯朴的生活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外界强迫，还要符合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能做其所愿，但不能愿其所愿。”[5]从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就一直激励着我；面对自己或他人生活中的困境时，它总能带来慰藉，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幸好有这种认识，使责任的重负得以减轻，避免对自己和他人过分苛责，并且有助于培养一种幽默的人生观。
客观地讲，探究一个人自身或所有生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我总觉得是荒唐可笑的。但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来决定他的努力方向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把安逸和享乐看成目的本身——我把这种道德基础称为“猪群的理想”。照亮我前方道路的理想是善、美、真，它们不断使我充满生活的勇气，使我乐观面对人生。倘若没有志同道合者的心意相通，倘若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在艺术和科学上永远也达不到的客观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是空虚的。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名、奢侈——我总觉得是可鄙的。
对于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我有着强烈的感受，而对于直接接触他人和社会，我又表现出明显的淡漠，这两者之间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过客”，我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家庭、朋友，甚至是我的直系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从未失去一种距离感和保持孤独的需要，而且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与别人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并不足惜。这样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也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避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个人都应当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不要把任何人当作偶像来崇拜。我一直受到别人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并非我个人的功过使然，而实在是命运的嘲弄。这大概源于许多人无法实现的一种愿望，他们想了解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经过不断努力所获得的几个观念。我清楚地知道，一个组织要想实现目标，必须有人担任思考指挥之大任。但被领导的人不可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性的独裁专制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总是吸引品德低劣之徒。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恶棍来继承，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我向来极力反对当今在意大利和俄国出现的制度。今天，欧洲的民主形式之所以受到怀疑，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因为政府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与个人无关的特征。在这方面，我相信美国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的总统任期足够长，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职责。而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看重它为救助病人或贫困的人做了全面的准备。在丰富多彩的人生中，我认为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和感情的个体与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贵和崇高的东西，而民众在思想和感觉上总是迟钝的。
接着这个话题，我要谈谈民众生活中一种最坏的表现，那就是我所憎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乐于随着军乐队的旋律在队列中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鄙视他。这种人长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凭一根裸露的脊髓就足以满足他的需要。文明的这个罪恶之源应当尽快根除。听令而行的英雄主义，残忍的暴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所进行的一切令人作呕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邪恶、卑鄙！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我相信，若不是政治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学校和报刊系统地为民众洗脑，战争这个妖魔早就销声匿迹了。
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体验是神秘体验。这种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的策源地。谁要是不了解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和惊异感，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黯淡无光的。正是这种对神秘的体验——即使夹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无法参透的东西存在着，感受到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以最原始的形式直通我们的心灵，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性；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无法想象有一个神会对自己的造物加以赏罚，也无法想象他会有我们所体验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想象一个人可以超越肉体死亡而存在；让那些脆弱的灵魂，出于恐惧或荒谬的唯我论，去拿这些思想当宝贝吧！我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知晓和窥探现有世界的神奇结构，能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显示于自然之中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极小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4]本文最初发表于《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 Vol. 84, pp. 193-194，the thirteenth in the Forum series, “Living Philosophies”），亦收录于Living Philosophies (pp. 3-7),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1。
[5]叔本华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翻译底本英译文是：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 but not want what he wants.——译者注
生活的意义[6]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就此而言，任何生物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你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意义呢？我回答：认为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毫无意义的人不仅不幸，而且很难适合生活。
[6]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人的真正价值[7]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主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7]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善与恶[8]
对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提升最有贡献的人应当最受爱戴，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些人是谁，就会碰到不小的困难。就政治领袖甚至宗教领袖而言，他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往往令人怀疑。因此我非常真诚地相信，一个人对民众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升的工作，从而间接地提升他们自己。这尤其适用于大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当然，提升一个人、丰富其本性的并非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冲动，是创造性或领悟性的思想活动。因此，根据《塔木德》[9]的思想成果来判断这部法典的价值肯定是不适当的。
[8]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9]《塔木德》（Talmud）成书于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是犹太律法、思想和传统的集大成之作，也被称作“犹太教法典”。——译者注
论财富[10]
我非常确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帮助人类进步，哪怕掌握财富的是对进步事业最热诚的那些人。只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个人为榜样，才能把我们引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金钱只会引发自私自利，并且难以避免地导致恶习。
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甘地竟挎着卡内基的钱包呢？
[10]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社会与个人[11]
只要考察一下生活和工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和别人的生存紧密相关。我们注意到，人类的整个本性和群居动物的本性非常相像。我们吃别人生产的食物，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知识和信念大都是以别人创造的语言为媒介，由别人传授给我们。倘若没有语言，我们的心智能力将会贫乏得如高等动物一般；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们相对于动物的主要优势就在于生活在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离群索居，孤立无援，那他的思想感情中保留的原始性和兽性将会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个人的本质和意义与其说是凭借他个人，不如说因为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员，从生到死，他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存在都由社会指引。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于增进人类的利益有多大贡献。我们根据一个人在这方面的态度来判断他是好是坏。初看起来，我们对人的评价仿佛完全依赖于他的社会性质。
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很容易看到，我们从社会中获得的一切有价值的成就，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道德方面的，都是由世世代代有创造性的个人所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用火，有人培育了可食用的植物，还有人发明了蒸汽机。
唯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社会生活建立起新的道德标准。如果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判断的创造性个体，社会的前进就无从想象，就像如果没有社会土壤的滋养，个体人格的发展就无从想象一样。
因此，社会的健康既取决于个人之间密切的社会结合，又取决于个人的独立性。有人说得不错：希腊–欧美文化，尤其是在那个终止了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兴旺，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相对孤立。
现在来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的情况怎么样？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文明国家的人口稠密多了；今天欧洲的人口大约是一百年前的三倍，而第一流人物的数量却不成比例地减少了。只有少数人因其创造性的成就而为大众所知。组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领导人物，这在技术领域尤为突出，在科学领域也已达到很显著的程度。
杰出人物的缺乏在艺术领域特别显著。绘画和音乐明显退化了，基本上失去了对大众的吸引力。在政治上不仅缺乏领袖，公民的独立精神和正义感也已大大衰退。建立在这种独立性基础上的民主议会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动摇；由于维护个体尊严和权利的意识已经不再强烈，导致独裁政权不断涌现，并且得到容忍。任何国家的羊群般的民众，短短两周时间就能被报纸煽动得群情激愤，准备穿上军装，为少数党派利益的肮脏目的去厮杀战斗。今天，文明人正在遭受个人尊严的沦丧，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就是其最可耻的症状。难怪有不少先知预言，人类的文明很快就会衰落。我并非这样的悲观论者，我相信更美好的时代正在到来。我想简述一下这种信心的理由。
在我看来，目前之所以呈现衰败之象，乃是因为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使生存竞争大大加剧，严重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但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为满足社会需求，个人必须做的工作越来越少。同时迫切需要计划分工，使个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有了这种保障，加之个人能自由支配更多的闲暇和精力，他的个性就能得到发展。这样一来，社会就可以恢复健康。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将今日社会之病症，解释成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类的童年疾病，一切皆因文明进展过快所致。
[11]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记者[12]
被要求为自己的言行公开做出解释，哪怕只是开开玩笑、情绪过激或一时气话，也许会令人尴尬，但至少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被要求对别人以他的名义所说的话也公开做出解释，而这人又无法辩驳，那他的下场就惨了。你也许会问：“谁会碰到这种倒霉事呢？”嗯，那些被记者们穷追不舍的公众人物就是。你也许会面露狐疑，一笑了之，但我自己就有许多亲身经历可以说给你听。
试想某天早晨，有位记者来访，友善地请你谈谈某位朋友。起初，你无疑会对这项建议心生不快，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你若是缄口不言，记者就会这样写：“据称某人是某某的挚友，我让他谈谈朋友的情况，而他却小心翼翼地拒绝了。单凭这一点，读者们就不难从中得出结论。”你看，你真的是无路可走，只好说：“某某先生开朗直率，甚得朋友喜欢。凡事他都能往好处去想，进取心强，异常勤奋，对工作全力以赴。他深爱自己的家人，对妻子关怀备至……”
而经过记者的润色，这段话就成了这个样子：“某某先生对一切事情都满不在乎，总有办法讨人喜欢，特别是因为他精心练就了一套阿谀逢迎和让人开心的本事。他完全是工作的奴隶，没有时间考虑个人以外的事情。他把老婆宠坏了，对她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现实生活中的记者更会添油加醋，但我想这已经足够你和你的朋友消受了。无论你的朋友平日里多么宽厚可爱，他要是在第二天一早读到这类报道，不火冒三丈才怪。他所受到的伤害会让你痛苦不已，特别在你真正喜欢他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如有什么良策，请不吝赐教，我一定马上照办。
[12]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贺某评论家[13]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在感觉和判断上不人云亦云，能以优雅的句子甚至巧妙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这不是了不起又是什么呢？就凭这一点，我便要向您道贺了。
[13]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致日本学童[14]
日本的学童们，今天向你们致以问候，是有特别理由的。我曾造访你们美丽的国家，那里的城市、房屋、群山和树林，还有你们对美丽祖国的热爱，让我记忆犹新。我的案头一直放着一本大厚书，其中都是日本小朋友的彩绘。
如果你们收到了我这份遥远的问候，请不要忘了，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国家的人民才开始友好交往和相互理解。而过去，国与国之间了解很少，甚至还彼此仇恨或恐惧。真希望国与国之间能够建立越来越深的兄弟般的理解。请记住我这位老人家从远方捎来的问候，希望你们这代人有朝一日的表现能让我们自叹不如。
[14]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这封信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时间胶囊中的信[15]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有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发明使我们的生活便利许多。我们正依靠动力跨越海洋，利用动力以减轻人类繁重体力劳动的负担；我们已经学会了飞行，并且能用电波将信息轻松地传到世界各地。
然而，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混乱无序。每个人都唯恐从经济体系中脱离，而遭遇物品短缺。而且，不同国家的人还不时争斗残杀，让人一想到未来就战战兢兢、惶恐不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极少数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人相比，民众的才智和品格还相差甚远。
我衷心期盼，子孙后代们读到这封信时，会带着一种自豪感和正当的优越感。
[15]作于1939年世界博览会。
评伯特兰·罗素的知识论[16]
当编者要我就罗素写点东西时，出于对这位作者的钦佩和尊敬，我立刻答应了下来。与阅读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一样，阅读罗素的作品使我度过了无数愉快的时光，除此之外，我对当代任何其他科学作家都不能这样说。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承诺容易履行难。我已经答应谈谈作为哲学家和认识论者的罗素。起初我满怀信心，但很快就意识到，我冒险进入的是一个多么难以处理的领域。由于缺乏经验，此前我一直小心地局限在物理学领域。物理学的当前困难迫使物理学家比前人更深入地应对哲学问题。主要是出于对这些困难的关注，我采取了本文中概述的立场，不过这里我并不打算讨论这些困难。
数个世纪以来，在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中，下面这个问题起了重要作用：纯粹思维不依靠感知能够提供什么知识？是否存在这样的知识？如果不存在，我们的知识与感觉印象所提供的材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哲学上可谓聚讼纷纭。不过，在这个相对徒劳但却奋勇向前的努力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系统性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对于用纯粹思维去认识“客观世界”，认识那个与纯粹“概念和观念”世界相对的“事物”世界的一切尝试，人们越来越心存疑虑。顺便说一句，我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这里用引号来引入一种不合法的概念。虽然在哲学督察眼里这种概念是可疑的，但还是请读者暂时容忍一下。
在哲学的童年时代，人们普遍相信，通过纯粹的反思就可以发现一切可知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暂时不去考虑他从后来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所学到的东西，就不难理解这是一种幻想；他不会感到惊讶，柏拉图把更高的实在性归于“理念”，而不是归于可经验的东西。甚至在斯宾诺莎乃至后来的黑格尔那里，这种偏见仍然是一种活跃的力量，似乎起着重要作用。诚然，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若是缺乏这类幻想，哲学思想领域是否可能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不过，我们并不想问这个问题。
这种关于思维的无限洞察力的幻想比较贵族化，与之相对，素朴实在论的幻想则比较平民化。按照素朴实在论的看法，事物“就是”我们经由感官所知觉的那个样子。这种幻想支配着人和动物的日常生活，它也是一切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出发点。
这两种幻想无法独立地克服。克服素朴实在论向来比较简单。罗素在其《意义与真理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的导言中非常简洁地阐明了这个过程。
我们都是从“素朴实在论”出发的，这一学说认为，事物就是它们看起来的那个样子。我们以为草是绿的，石头是硬的，雪是冷的。但物理学使我们确信，草的绿、石头的硬和雪的冷并不是我们从自身经验中知道的绿、硬和冷，而是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一位观察者自以为在观察一块石头，但如果相信物理学，那么他实际上是在观察石头对他本人的作用。于是，科学似乎自相矛盾：当它最希望客观的时候，却发现不由自主陷入了主观。素朴实在论引出了物理学，而若物理学正确，却表明素朴实在论是错误的。因此，如果素朴实在论是正确的，它就应该是错误的；所以它是错误的。（第14-15页）
且不说这些表述如何精妙，它们说出了我从未想过的一些东西。从表面上看，贝克莱和休谟的思维方式似乎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然而，刚才引用的罗素这段话却揭示了一种联系：如果贝克莱相信，我们凭借感官并不能直接把握外在世界的“事物”，只有与“事物”的存在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才能到达我们的感官，那么正是由于我们信任物理的思维方式，这种想法才有说服力。如果对物理思维方式最一般的特征也表示怀疑，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客体与视觉行为之间插入任何东西把客体与主体分开，而使“客体的存在”成了问题。
然而，正是这种物理思维方式及其实际的成功，让我们动摇了那种以为通过纯粹思辨就能理解事物及其关系的信心。人们逐渐认为，对事物的一切认识都完全是对感官所提供原材料的加工。今天，以这种笼统的（而且故意表述得有些含混）形式表达出来的这句话也许已被广泛接受。但这种信念并非基于一个假定，即有人已经实际证明不可能通过纯粹思辨来认识实在，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上述意义上的经验）程序表明，它自身已足以成为知识的来源。伽利略和休谟率先明确支持了这一原则。
休谟看到，我们必须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概念，比如因果关系，无法从感官提供的材料中获取。这种洞见使他对无论哪种知识都持怀疑态度。如果读过休谟的著作，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在他之后居然还有很多而且往往是备受尊敬的哲学家写出这么多晦涩难解的东西，甚至还有读者为此而心怀感激。休谟对他之后最优秀哲学家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阅读罗素的哲学分析会让人感到休谟的存在，罗素敏锐而简洁的表达常常让我想起休谟。
对于可靠的知识，人们有着强烈的渴望。正因如此，休谟的明确主张才让人感到沮丧：感觉材料作为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经由习惯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信念和期望，但那不是知识，更不是对定律关系的理解。接着，康德带着这样一种观念登上了舞台，虽然他所给出的形式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这种观念仍然标志着向解决休谟难题迈进了一步（这个难题是：凡起源于经验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康德认为，如果有确实可靠的知识，那它必定基于理性本身。例如，几何命题和因果原理就被认为是这种情况。可以说，这种类型的知识是思维工具的一部分，因此不需要事先从感觉材料中获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先验知识）。今天当然大家都知道，上述概念并不包含康德赋予它们的那种确定性和内在必然性。不过在我看来，在康德对该问题的表述中，有一点是正确的：从逻辑的观点看，我们在思考时有“权”使用一些无法从感觉经验材料中获得的概念。
事实上，我确信甚至可以断言更多的东西：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出现的概念，从逻辑上看都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无法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出来。我们之所以不容易觉察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某些概念和概念关系（命题）同某些感觉经验明确结合起来，以致没有意识到，感觉经验的世界与概念和命题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逻辑上无法逾越的鸿沟。
例如，整数序列显然就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发明，这种自创的工具简化了对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但这个概念无法直接从感觉经验中产生。这里我特意选择数的概念，是因为它属于前科学思维，还因为其构造性特征仍然清晰易辨。不过，越是日常生活中最原始的概念，就越难从大量根深蒂固的习惯中认识到，这种概念乃是思维的独立创造。于是就有了一种致命的看法——所谓致命是指了解这里的情况而言——认为概念是通过“抽象”（忽略它的一部分内容）而从经验中产生的。现在我想说明，为什么这种看法是如此致命。
一旦熟悉休谟的批判，就很容易相信，所有不能从感觉材料中导出的概念和命题，因其具有“形而上学”特征，都要从思维中清除。因为一切思维只有通过与感觉材料的关系才能得到物质内容。我认为后一命题是完全正确的，但以此命题为基础的思维准则却是错误的。因为只要彻底贯彻这种主张，就会把任何思想都当作“形而上学的”而绝对排除掉。
为使思考不致退化为“形而上学”或空谈，只要概念体系中有足够多的命题与感觉经验有足够可靠的关联即可。同时，鉴于需要对感觉经验加以整理和考察，概念体系应尽可能统一和简洁。不过除此之外，这种“体系”（就逻辑而言）不过是按照（逻辑上）任意给定的游戏规则对符号进行自由操弄罢了。这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适用于更加自觉和系统的科学思考。
现在，我下面所说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休谟用清晰的批判不仅决定性地推进了哲学，而且也为哲学造成了一种危险。虽然这并非他之过，但在他批判之后，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对形而上学的恐惧”，它已成为当代经验主义哲学的疾病；与这种疾病相对立的是早期虚无缥缈的哲学推理，认为可以忽视和摆脱感官所给予的东西。
无论罗素在其新著《意义与真理的探究》中给出的敏锐分析多么令人钦佩，我仍然认为，即使在那本书中，形而上学恐惧的幽灵也造成了某种伤害。比如在我看来，这种恐惧似乎导致人们把“事物”设想成“一捆性质”，而这些“性质”必须从感觉材料中获得。如果两个事物所有性质都一致，就说它们是同一个事物，这就迫使我们把事物之间的几何关系也看成它们的性质。（否则就不得不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纽约的摩天大楼［如果建成一模一样的］看成“同一个事物”了。）[17]然而，如果把事物（物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当成一个独立的概念，连同固有的时空结构一起放入这个体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形而上学的”危险。
鉴于这些努力，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罗素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终于指出，没有“形而上学”毕竟是不行的。那里我反对的仅仅是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理智上的内疚。
[16]选自《罗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V of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1944），由保罗·阿瑟·希尔普（Paul Arthur Schilpp）自德文译为底本英文，都铎出版社。
[17]试比较罗素的《意义与真理的探究》第119-120页讨论“专名”的一章。——作者注
数学家的心灵[18]
法国数学家雅克·阿达玛做了一项关于数学家的心理学研究，欲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心理过程。以下是两个问题，然后是爱因斯坦的回答。
［问题：］
知道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心理学研究将是非常有益的：数学家利用了什么内在意象或心灵意象，或者哪种“内在语词”？根据他们的研究主题，这些意象是动觉的、听觉的、视觉的，还是混合的？
特别是在研究思维中，这些心灵图像或内在语词是以完全意识呈现出来，还是以边缘意识呈现出来……？
我亲爱的同事：
接下来，我将尽我所能简要回答您的问题。我本人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如果您认为对您这项非常有趣的困难工作有所帮助，我愿回答更多的问题。
1.在我的思维机制中，写下来或说出来的语词或语言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充当思想要素的心理实体似乎是一些符号和更为清晰的意象，能够“随意”再现和组合。
当然，这些要素与相关的逻辑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且很清楚，渴望最终获得有逻辑关联的概念，这是用上述要素进行这种相当模糊的活动的情感基础。不过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在用可以与他人交流的语词或其他类型的符号所作的逻辑构造与之有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组合活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
2.就我而言，上述要素是视觉型的，也有一些是肌肉型的。只有在第二阶段，当上述联想活动已经充分建立并且能够随意再现时，才需要努力寻找惯用的语词或其他符号。
3.根据前面所说，用上述要素所做的活动是为了同正在寻求的逻辑联系做类比。
4.视觉的和运动的。就我而言，在词语介入的阶段，这些词语纯粹是听觉的，但如前所述，它们只是在上述第二阶段才会涉及。
5.在我看来，您所谓的“完全意识”乃是一种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极限情形。在我看来，这与所谓“意识的狭隘性”有关。
附注：马克斯·韦特海默教授曾试图研究可再现要素的单纯联想或组合与理解力之间的区分；我无法判断他的心理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关键点。
[18]为雅克·阿达玛的《论数学领域的发明心理学》（An Essay on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所作的证言。
国家与个人良心[19]
亲爱的科学家同仁：
如果一个人的良心认为，政府规定他去做的事情或者社会期望他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他该怎么办呢？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我们很容易说，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自然必须接受它的规则，因此对于在不可抗拒的强迫下所做的事情，个人不应负责。但对这种想法的表述本身就清楚地说明，这样一个概念同我们的正义感有多么大的反差。
外界的强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个人的责任，但永远无法将它完全消除。在纽伦堡审判中，这种想法被视为自明的。我们的制度、法律和习俗中一切有道德意义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对无数个人正义感的诠释。制度要是得不到个体责任感的支持，在道德的意义上就是无能的。努力唤起和加强这种个体责任感乃是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殊的道德责任，因为发展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属于他们的活动领域。因此我觉得，成立“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满足了一种实际需要。通过讨论固有的问题，该协会将使个人更容易澄清自己的想法，对于自己的立场有明确的定位。此外，对于那些因为遵照自己的良心而面临困境的人，相互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19]致美国“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的公开信，1950年12月22日发表于《科学》（Science, Vol. 112, p. 760）。
致利奥·拜克[20]的献词[21]
我要向此人表示敬意，他一生乐于助人、无所畏惧，从不肆意妄为、愤恨不平。伟大的道德领袖都有这种素质，使人类在自作自受的苦难中得到慰藉。
企图智慧与权力兼得，鲜有成功者。即便能够成功，也是昙花一现。
人通常不愿认为别人很聪明——除非对方是敌人。
很少有人能够镇定自若地表达与其社会环境意见相左的看法。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形成这样的看法。
愚蠢的大众永远所向无敌，而且总能稳操胜券。然而，他们的专制恐怖因其缺少一致性而有所缓和。
要成为羊群中一个纯洁无瑕的成员，必须首先是一只羊。
一个人脑袋里永远和平共存的对立和矛盾，使得乐观者和悲观者的一切政治体系皆成虚妄。
谁要是自封为真理和知识领域的裁判官，就会在诸神的笑声中覆灭。
观察和理解的乐趣，是大自然最美的恩赐。
[20]利奥·拜克（Leo Baeck，1873-1956），德国宗教思想家、犹太教改革派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德国犹太移居委员会领袖和世界进步犹太教运动联盟主席。
[21]收录于庆祝利奥·拜克八十寿辰的两卷本纪念文集，1953年5月23日。
论学术自由[22]
学术职位有很多，睿智高尚的教师却很少。宽敞的报告厅有很多，真正渴望真理和正义的年轻人却很少。大自然的制造品有很多，但其中意的产物却很少。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那为何还要抱怨呢？难道不是向来如此，将来也将一直如此吗？诚然，我们必须接受自然的安排，但还有一种类似于时代精神的东西，即一代人所特有的心灵态度，彼此传递而给社会打下了独特的印记。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为改造这种时代精神而尽自己的力量。
试把一百年前大学里的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与今天流行的精神做对比。那时，他们相信人类社会能够得到改良，尊重任何诚恳的意见，并保有伟大人物曾为之献身奋斗的那种宽容。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一个更大的政治统一体（时人称之为“德意志”）而奋斗。热衷于这些理想的正是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
如今，也有人在渴望社会进步，渴望宽容和思想自由，渴望有一个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但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已经不再体现人民的希望和理想了。任何人只要清醒而冷静地打量一下时代，就必定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省视自身，做出判断。本次聚会的外因是“贡贝尔事件”。这个宣扬正义的人以满腔的热情和极大的勇气，光明正大地揭露了许多未受惩处的政治罪行，通过写书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他所在大学师生的排挤对象。
绝不能允许政治激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深信，任何不带偏见地读过贡贝尔著作的人都与我有同感。若想建立一个健康的政治社会，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或缺的。
希望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所读的东西来判断，而不是任凭道听途说。
果真如此，贡贝尔事件纵使有不光彩的开端，也可能变成好事。
[22]事涉1931年的“贡贝尔事件”。贡贝尔（E. J. Gumbel）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他勇敢揭露德国纳粹和其他极右翼分子的政治暗杀行动，因此遭到右翼学生等人的暴力袭击。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法西斯主义与科学[23]
亲爱的部长先生：
出于良知，意大利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两位科学家在危难之时请我给您写信，希望可能防止当今的意大利学者遭到残酷折磨。我指的是要求向法西斯主义制度宣誓效忠。我想请您劝告墨索里尼先生，莫让意大利的知识精英受这种羞辱。
不论我们的政治信仰有多么不同，我知道我们在一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钦佩欧洲知识分子的卓越成就，并且从中看出了我们的最高价值。这些成就的基础在于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在于追求真理的渴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渴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文明才能在希腊产生，才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重获新生。我们这份最宝贵的财富是用纯洁而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意大利至今仍受到爱慕和尊敬。
我无意同你争论以什么样的国家名义对人的自由的侵犯才算合法。但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认为，追求与日常生活实际利益无涉的科学真理是神圣的。让那些诚挚地侍奉真理的人不受打扰，这符合所有人的最高利益，无疑也符合意大利国家的利益及其在世人眼中的威望。
[23]致1925年至1932年担任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司法和教育部长的罗科（Rocco）的一封信，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论自由[24]
我知道，对基本的价值判断进行争论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例如，倘若有人赞成把人类从地球上消灭掉当作目标，我们就无法基于理性来反驳这种观点。但如果有些目标和价值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我们就可以从理性上探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现在，让我们指出读者们大概都会同意的两个目标：
1.用来维持人类生活和健康的物资应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来生产。
2.满足物质需求固然是美满生活不可或缺的前提，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为了得到满足，人还必须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能力来发展思想和艺术上的才能。
第一个目标要求促进一切与自然规律和社会过程规律有关的知识，也就是促进一切科学事业。因为科学事业是一个自然的整体，各个部分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相互支持着。但科学进步的前提是，所有结果和判断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交流，也就是一切思想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认为自由是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可以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发表意见和主张，而不会因此遭遇危险或严重损害。这种交流的自由对于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拓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有很大的实际意义。首先，它必须有法律保障。但单凭法律还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为使每个人都能不受处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有人都必须有一种宽容精神。这种外在自由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但若想尽可能地推进科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一般的创造性思想，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争取这种理想。
若想落实第二个目标，也就是让所有人的精神发展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第二种外在自由。人不应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没有时间或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没有这第二种外在自由，言论自由对他就毫无用处。如果合理分工的问题得到解决，技术进步会提供这种自由的可能性。
科学以及一般精神创造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或可称为内在自由。这种精神自由在于，思想独立于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一般习惯，也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这种内在自由是大自然的罕见馈赠，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崇高目标。但社会也能做很多事情来促其实现，至少不要干涉它的发展。例如，学校既可以通过权威的影响，给年轻人施加过度的精神负担来干涉内心自由的发展，也可以通过鼓励独立思考来支持这种自由。只有坚持不懈地自觉争取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精神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才能得到改进。
[24]选自《自由的意义》（Freedom, Its Meaning, edited by Ruth Nanda Ansh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詹姆斯·古特曼（James Gutmann）译。
获罗德–泰勒奖感言[25]
我欣然接受这个奖项，以表达友谊之情。看到一个不可救药、顽固不化的异己分子受到热情赞扬，我真的很高兴。而且，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冷僻领域中的异己分子，参议院委员会至今尚未感到有必要采取重要行动，以防该领域出现危险，威胁到那些无批判力或感到恐惧的公民的内心安全。
至于对我的溢美之词，我得小心谨慎地不提出异议。现在谁还相信有真正的谦虚这样一种东西呢？我弄不好会被看成一个老伪君子。你们肯定知道，我没有勇气冒这个险。
最后所要表达的，唯有我的感激之情。
[25]1953年5月4日广播播出（录音）。
现代审问制度[26]
1953年5月16日
亲爱的弗劳恩格拉斯先生：
感谢你的来信。所谓“冷僻领域”，我指的是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反动政客在公众眼前虚晃着一种外来的危险，成功地使他们对一切知识上的努力都表示怀疑。到目前为止，这伙人已经得逞，现在又开始压制教学自由，凡不顺从者就剥夺其职位，也就是要把他们饿死。
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来抵抗这种罪恶呢？坦率地讲，我认为只有走甘地那种不合作的革命道路。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拒绝做证，也就是说必须准备坐牢和经济破产，简而言之，准备为其祖国的文化福祉牺牲个人幸福。
但这种拒绝做证绝不能基于众所周知的那种遁词，即援引《第五修正案》以免受到牵连，而应依据这样的主张：清白的公民屈服于这种审问是可耻的，这种审问违反了宪法精神。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愿意迈出这严正的一步，他们将取得胜利。否则，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接受为其量身定造的奴役是咎由自取。
又及：此信不必视为“机密”。
[26]致纽约布鲁克林一位拒绝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做证的教师威廉·弗劳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的信，发表于1953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
人权[27]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你们举行集会，专门关注人权问题。你们已经决定值此之际授予我一个奖项。我得知这个决定时是有些沮丧的。因为一个团体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接受这一殊荣，那是多么不幸啊！
长期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更加深入地认识物理实在的结构。我从未倾力改善人类的命运，同不义和压迫作斗争，或者改进人际关系的传统形式。我做的仅仅是：长期以来，只要在我看来是极为恶劣和不幸的事件，我就会对公众议题发表意见，缄口不言会让我觉得在犯同谋罪。
人权的存在和有效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构想出与为人处世和良好社会结构有关的理想，并且传授给人们。这些理想和信念得自历史经验和对美与和谐的渴望，理论上很容易被人接受，但在人的动物本能的驱策下，又总是遭到践踏。因此，历史上充满了争取人权的斗争，在这场永恒的斗争中，最终的胜利永远无法获得。但若厌倦这场斗争，则意味着社会的毁灭。
今天我们谈论人权，首先是指以下要求：保护个人免受他人或政府的肆意侵犯；工作和从工作中获得适当酬劳的权利；讨论和教学的自由；个人恰当参与组建政府的权利。这些人权如今已得到理论上的承认，但由于过度使用形式化的法律手段，它们遭到的侵犯甚至比上一代还严重。
但还有一种人权，虽然不常提到，却似乎注定会变得非常重要，那就是个人有权利或义务不参与他认为错误或有害的活动。在这方面，首先就是拒绝服兵役。我知道一些很有骨气的正直的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与国家机构发生了冲突。针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默认了一条原则：犯罪活动不能以执行政府命令为由而免受惩罚，应以良心来取代国家法律的权威。
今天，我们主要是为了争取政治信仰和讨论的自由，以及教学研究的自由。因恐惧共产主义而采取的种种做法已经变得无法让其他文明人理解，并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嘲笑。对于那些竭力以这种方式捞取政治利益的贪求权力的政客们，我们还能容忍多久呢？今人的幽默感有时似乎已经丧失殆尽，以至于法国谚语“嘲笑致死”已经不再奏效。
[27]致芝加哥十诫学会的信，1954年2月20日宣读。
宗教与科学[28]
人类所思所做的一切，都与满足内心深处的需要和减轻苦痛有关。若想理解精神活动及其发展，就务必要牢记这一点。情感与渴望是人类一切努力与创造背后的动力，无论这些努力和创造看起来有多么高贵。那么，是什么情感和需要将人们引到了最广义的宗教思想和信仰呢？稍做思考便不难明白，是各种各样的情感产生了宗教的思想和经验。在原始人那里，唤起宗教观念的主要是恐惧——对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因为在人类生存的这一阶段，对因果关系的认识通常还不够深入，人们就在头脑中创造出一些与自己多少有些相像的虚幻之物，各种令人恐惧的事物便来自它们的意志和行为。于是人们便试图取悦那些虚幻之物，按照代代相传的传统，用一些行动和祭献来讨好它们，或者使之对凡人有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称之为恐惧式宗教。这种宗教虽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却因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祭司阶层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祭司阶层把自己确立为民众与他们所害怕的鬼神之间的中间人，并借此建立起一种霸权。在许多情况下，靠别的因素而获得地位的首领、统治者或特权阶层为了巩固世俗权力，会把这种权力同祭司的职能结合起来；或者，统治者与祭司阶层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合作。
社会情感是形成宗教的另一个源泉。无论是父母还是更大人类共同体的领袖都不免会死亡和犯错误。渴望得到引导、关爱和支持，使人们形成了社会或道德意义上的上帝观念。这是一个司掌天意的上帝，拥有保护、处置和奖惩等权力。他以信徒所愿的方式爱护部族或人类的生命，甚至是生命本身；他是生者悲伤难过或愿望得不到满足时的安慰者，也是死者灵魂的保护者。这便是社会或道德意义上的上帝观念。
犹太教经典很好地说明了从恐惧式宗教到道德式宗教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新约》中得以持续。所有文明民族尤其是东方民族的宗教，主要都是道德式宗教。从恐惧式宗教发展到道德式宗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必须防止一种偏见，以为原始宗教完全以恐惧为基础，而文明人的宗教纯粹以道德为基础。事实上，一切宗教都是以上两种宗教的混合，区别在于：社会生活水平越高，道德宗教就越占主导。
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上帝观念都有拟人化特征。一般来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特别高尚的集体才能大大超越这一层次。但还有第三个阶段的宗教经验，它属于所有这些宗教，尽管很少能见到它的纯粹形式，我称之为“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讲清楚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观念同它对应。
这类人感觉到人的欲望和目标皆属徒然，而大自然和思维世界却显示出令人惊异的崇高秩序。他觉得个人的生活犹如监狱，想把宇宙当作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宇宙宗教感情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初现端倪，比如在大卫的《诗篇》和一些犹太先知那里。佛教中这种情感要素还要强烈得多，这尤其可以从叔本华的美妙著作中读到。
历代的宗教天才皆因这种宗教感情而卓著，它没有教条，也没有以人的形象而构想的上帝，因此不会有哪个教会把核心教义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因此，恰恰在每个时代的离经叛道者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充满这种最高宗教感情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被其同时代人视为无神论者，有时也被看作圣人。由是观之，像德谟克利特、亚西西的方济各和斯宾诺莎这样的人彼此都很相近。
既然没有明确的上帝观念，也提不出什么神学，宇宙宗教感情又如何能得到传承呢？在我看来，唤醒人心中的这种感情并使之保持活力，正是艺术与科学最重要的功能。
由此可见，我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与通常的理解很不相同。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无法调和，其理由显而易见。凡彻底相信因果律发挥着普遍作用的人，对于神干预事件进程的那种想法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当然前提是，他对因果假说是非常认真的。他用不着恐惧式宗教，也用不着社会式或道德式宗教。一个有赏罚的上帝对他来说是匪夷所思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外在和内在的必然性决定的，因此在上帝看来，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无生命物体不必为自己的运动负责一样。有人因此指责科学损害了道德，但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应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社会联系和社会需求上，并不需要任何宗教基础。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害怕死后受罚和希望死后得到奖赏才去约束自己，那就太可悲了。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教会总是与科学作对，并且迫害献身科学的人。另一方面，我坚信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烈和最高尚的动机。只有认识到理论科学的开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献身时，才能领会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只有凭借这种力量才能从事那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揭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不知默默工作了多少个年头，他们对宇宙合理性的信念该是多么真挚，理解宇宙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啊！而宇宙合理性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中揭示的理性的微弱反映罢了。主要从实际结果来认识科学研究的人很难正确理解下面一些人的心态：他们遭到世人质疑，却为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志同道合者指明了道路。只有终生致力于类似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激励这些人并且赋予他们以力量，使之无论经历多少挫折都能矢志不渝。给人以这种力量的正是宇宙宗教感情。有一个当代人说的不错，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笃信宗教的人。
[28]为《纽约时报》周末增刊版（New York Times Magazine）所作，发表于1930年11月9日（pp. 1-4），德文版发表于1930年11月11日《柏林日报》。
科学的宗教精神[29]
在思想深刻的科学家当中，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但这种宗教感情与常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对常人而言，上帝是这样一个存在，人们希望得到他的庇佑，害怕受到他的惩罚。这种感情类似于孩子对父亲那种感情的升华，可以说常人与这个上帝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无论他被渲染成多么令人敬畏。
但科学家却一心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在科学家看来，未来和过去一样，任何细节都是必然和确定的。道德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纯粹是人的事情。其宗教感情表现为对自然法则的和谐感到狂喜和惊奇。这种和谐揭示出一种高超的智慧，与之相比，人类一切系统性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微不足道的反映罢了。这种感情是科学家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只要他能成功摆脱私欲的束缚。这种感情与历代宗教天才所怀有的感情无疑非常相似。
[29]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科学与宗教[30]
一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人们广泛认为知识与信仰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大多数先进之士认为，信仰应当日益被知识所取代；不以知识为基础的信仰是迷信，必须加以反对。根据这种看法，教育的唯一功能就是为思考和知识开辟道路，学校作为教育民众的主要机构必须完全服务于这一目标。
以这种粗糙形式表达的理性主义观点或许并不容易找到，因为任何明智的人都会立刻发觉，这样一种对立场的陈述极为片面。但如果想厘清思想，把握观点的本质，也不妨毫无遮掩地做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述。
诚然，信念最好能得到经验和清晰思考的支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同意极端理性主义者的看法。但其缺点在于，对人的行为和判断必不可少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些信念，并非只能以这种纯粹的科学方法找到。
因为科学方法只能告诉我们事实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渴望获得这种客观知识属于人类最高层次的能力，大家肯定不会以为我想贬低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和英勇努力。但同样清楚的是，了解事物是什么并不能直接导向事物应当是什么。对于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有最清晰完整的了解，但依然无法从中导出人类应当追求什么目标。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最终目标本身以及实现它的渴望必须有另外的源泉。毫无疑问，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和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行动才能获得意义。认识真理本身是美妙的，但这种认识几乎无法充当向导，甚至证明不了对真理本身的渴望的正当性和价值。因此，这里出现了关于我们存在的纯理性观念的界限。
但绝不能认为，理智思考对于形成目标和道德判断不起任何作用。当人意识到某种手段对实现一个目的有用时，手段本身也因此而成为目的。理智向我们清楚地揭示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但仅凭思考无法让我们弄清楚最终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弄清楚这些根本的目的和评价，使之牢固地确立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正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的最重要功能。如果有人问，既然这些根本目的不能单凭理性来陈述和辩护，那它们的权威来自何处呢？我们只能回答：它们作为强大的传统存在于健康的社会中，这些传统作用于个人的行为、志向和判断；它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无须辩护。它们不是通过证明，而是经由启示、借由强大的人格而产生的。我们不应尝试证明其正当性，而应简单明确地感受其本性。
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志向和判断的最高原则。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远不足以达到，但它为我们的志向和评价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若将这个目标从其宗教形式中抽取出来，仅看它纯粹人性的一面，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达它：个人自由而负责地发展，从而能自由而快乐地倾力为全人类服务。
这里没有给国家、阶级的神化留下任何余地，更不要说个人的神化了。用宗教语言来说，我们难道不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吗？事实上，甚至将人类当成一个抽象的整体来神化，都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精神。只有个人才有灵魂。个人的崇高使命是服务而非统治，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强迫别人接纳自己。
如果取其实质而非形式，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话表达了基本的民主立场。真正的民主人士就像我们所谓笃信宗教的人士一样，可以不怎么崇拜他的国家。
那么在这方面，教育和学校的功能何在呢？它们应该帮助年轻人在这样一种精神下成长，让这些基本原则对他来说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单凭教导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若是认真查看这些崇高的原则，并把它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文明的人类目前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在极权主义国家，实际力图摧毁这种人性精神的乃是统治者本人。在受威胁较轻的地方，民族主义、不宽容和用经济手段来压迫个人，导致这些最宝贵的传统有可能遭到扼杀。
然而，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蔓延，并努力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立法或一般组织的领域内寻求这种危险的应对之道。这些努力无疑很有必要。但我们似乎忘了古人知道的一件事：如果背后没有一种活生生的精神，一切手段都只是迟钝的工具罢了。但如果心中充满着实现目标的渴望，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找到实现目标的手段，并把它转化为行动。
二
关于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其实不难达成一致的看法。科学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努力，试图通过系统性的思想将这个世界上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得简略一些，它试图通过概念化过程对存在进行后验重建。但如果自问宗教是什么，我就无法轻易作答了。即使当下找到了一个让我满意的回答，我也确信它永远都不可能涵盖所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的想法。
于是，在问宗教是什么之前，我想先问，那些让我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志向有哪些特征：在我看来，受到宗教感化的人，已经尽其所能从私欲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而专注于那些因超越个人价值而为他所秉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负。我认为，重要的是这种超个人内容的力量，以及对它深刻意义的坚定信念，而不在于是否尝试将这种内容与某个神联系起来，否则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算宗教人物了。因此，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是说他毫不怀疑那些超个人目标的意义和崇高，这些目标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它们的存在和他自己的存在是同样必然和同样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努力，想要清楚完整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加强和扩展它们的影响。如果根据这些定义来设想宗教和科学，它们之间似乎就不会有冲突了。因为科学只能确定是什么，而不能确定应当是什么，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各种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行为的评价，而不能言明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按照这种解释，过去宗教与科学之间那些众所周知的冲突，应当完全归咎于对上述情况的误解。
例如，当宗教团体坚称《圣经》上记载的一切说法都是绝对真理时，就会发生冲突。这意味着宗教一方介入了科学领域，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学说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科学的代表人物也常常基于科学方法对价值和目的做出根本的判断，从而与宗教对立起来。这些冲突全都源自致命的错误。
然而，即使宗教领域与科学领域本身是泾渭分明的，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牢固的依存关系。虽然决定目标的也许是宗教，但宗教是从最广义的科学那里学到了用何种手段才能达到它所确立的目标。科学只能由那些一心致力于追求真理和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相信对世间有效的规律是理性的，也就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这种信仰同样属于这个源泉。我无法设想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这种情况可以用一则比喻来形容：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虽然我已断言，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正当的冲突，但我必须在一个关键点上再次对它做出限定，这涉及历史上宗教的实际内容。此处的限定与上帝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演化的幼年时期，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出诸神，认为其意志决定着或影响着现象世界。人们试图通过巫术和祈祷来改变诸神的意向，以使其对自己有利。目前宗教教导的上帝观念乃是古老诸神概念的一种升华。例如，人们祈求上帝满足自己的愿望，就是其拟人化特征的表现。
当然，认为存在着一个全能、公正和仁慈的人格上帝，无疑能给人带来安慰、帮助和指引；而且，这个观念因为简单，即使最不开化的人也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本身也有其致命弱点，自古以来就让人痛苦不安。那就是，如果这个神是全能的，那么每件事情，包括每个人的行动、想法乃至感觉和抱负都是神的作品，那么在这样一个全能的神面前，如何能指望人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呢？做出赏罚时，神也必定要对自己做出某种评判。这如何能与神的善和正义结合在一起呢？
今天，宗教领域与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正是这个人格上帝的概念。科学旨在确立一般规则，以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相互关联。这些规则或自然定律需要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尽管这得不到证明。它主要是一种纲领，相信它原则上可以实现，只是基于部分的成功。不过，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部分的成功，而将其归于人的自我欺骗。基于这些定律，我们能在某些领域极为精确和确定地预言现象随时间的变化，这一事实已经深植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即使他对这些定律的内容可能知之甚少。只需想到，基于少数几条简单的定律，就可以预先非常准确地计算出太阳系中行星的运行轨迹。同样，虽然精度有所不同，但可以预先计算出电动机、传输系统或者无线电装置的操作方式，甚至在处理新发明时也是如此。
诚然，如果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过多的因素，科学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奏效的。只需想想天气就可以知道，我们甚至无法预测几天以后的天气。但没有人会怀疑，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因果联系，其原因要素大体已知。该领域中的事件之所以无法精确预测，是因为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自然之中缺少秩序。
对于生物领域的规律性，我们认识得还不够深入，但至少足以使人感觉到确定必然性的支配。只要想想遗传的系统性秩序，以及酒精等毒物对有机体行为的影响就可以明白。这里缺少的仍然是对具有深刻一般性的联系的掌握，而不是对秩序本身的认识。
一个人越是深切地感受到一切事件都规律有序，就越是坚信，除此之外不存在不同性质的原因。在他看来，无论是人的支配还是神的支配，都不能作为自然事件的独立原因而存在。诚然，认为有一个人格上帝在干预自然事件，这种教义永远无法被科学真正驳倒，因为它总能躲进科学认识尚未涉足的一些领域。
但我相信，宗教人士的这种行为不仅不值得，而且很致命。因为一种不能光明正大而只能在黑暗中保全自己的教义，对人类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对人类的影响力。在追求道德上的善的过程中，宗教导师们必须有气量放弃人格上帝的教义，也就是放弃曾把极大的权力置于教士手中的那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他们应当努力培养人性中真、善、美的力量。这项任务虽然更为艰巨，但绝对更加值得。[31]待完成上述净化过程之后，宗教导师们肯定会高兴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已经使真正的宗教变得更加高贵和深刻了。
如果说宗教的目标之一是使人类从自我中心的渴望、欲求和恐惧的束缚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那么科学推理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帮助宗教。虽然科学旨在发现能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加以预测的规则，但这并非唯一的目标。它还试图把发现的联系归结成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要素。正是在努力把杂多合理地统一起来的过程中，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正是这种努力使科学面临最大的危险，有可能沦为幻想的牺牲品。然而，只要对科学领域的胜利进展有过深切的体验，就会对存在之中显示出来的合理性至为崇敬和感动。通过理解，他从个人愿望和欲求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存在之中的庄严理性心生谦卑，这种庄严理性极为深奥，非凡人所能及。但我认为，这种态度正是最高意义上的宗教态度。科学不仅涤净了宗教感情的拟人论糟粕，而且有助于使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在我看来，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就越可以确定，真正的宗教不是通过对生与死的恐惧，也不是通过盲目信仰，而是通过追求理性知识而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一个教士若想对得起自己崇高的教育使命，就必须成为一位导师。
[30]第一部分是爱因斯坦1939年5月19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发言，收录于《晚年集》（Out of My La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第二部分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收录于《科学、哲学和宗教研讨会》（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New York, 1941）。
[31]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著作《信仰与行动》（Belief and Action）已经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作者注
宗教与科学无法调和吗？[32]
宗教与科学之间真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吗？宗教能被科学取代吗？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引起了大量争议，甚至导致了残酷的斗争。不过依我之见，若对这两个问题做冷静的思考，无疑只会得出否定的回答。然而使答案复杂化的是，虽然大多数人容易就“科学”的含义达成一致，但是对“宗教”的含义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科学，我们不妨把它定义成“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联系的条理性思考”。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如果事先确立了明确的目标，科学便导向有条理的行动。至于确立目标和陈述价值，则超出了它的职能范围。诚然，就科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因果联系而言，科学可以就目标与价值是否相容得出重要结论，但独立而根本地界定目标和价值仍然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而对于宗教，人们普遍认为它涉及目标和价值，而且通常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情基础，只要这些东西不是由人类经久不变的遗传倾向预先决定的。宗教涉及人对整个自然的态度，涉及为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确立理想，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达成这些理想，宗教试图对传统施加教育影响，发展和宣扬易于接受的思想和叙事（史诗和神话），从而按照既定的理想来影响价值和行动。
正是宗教传统的这种神秘的或者说象征的内容可能与科学发生冲突。只要这套宗教观念包含着对属于科学领域的主题所作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这种冲突就会发生。因此，要想保存真正的宗教，就要避免在对于实现宗教目的并非真正必要的那些主题上引起冲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就其基本实质、撇开其神话来考察现存的各种宗教时，我觉得它们并不像“相对主义”理论或传统理论的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有根本区别。这丝毫不让人惊讶。因为一个以宗教诉求来维系的民族，其道德态度总是旨在维护和促进集体与个人的心智健康和活力，否则这个集体必定会灭亡。事实上，一个以谎言、诽谤、欺诈和谋杀为荣的民族是不可能长久的。
然而在面对具体情况时，清晰地确定什么可取、什么应当避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很难判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幅画或一首曲子成为好作品。这种东西用直觉去感受也许要比用理性去认识更容易。同样，人类伟大的道德导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生活艺术中的天才。有一些最基本的训诫直接出自保护生命和免除不必要痛苦的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训诫，虽然表面上看与那些基本训诫并不很相称，但我们还是认为非常重要。例如，倘若为了让所有人获得和接近真理，就必须在工作和幸福上做出很大牺牲，那么是否还应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呢？有许多这样的问题从理性来看并不容易回答，或者根本无法回答。但我并不认为所谓“相对主义”观点是正确的，即使在涉及更微妙的道德决定时也是如此。
即使从最基本的宗教诫命来考察今天文明人类的实际生活状况，我们也必定会对现状深感痛苦和失望。虽然宗教规定个人群体间应如兄弟般友爱，但实际景象却更像战场而非管弦乐队。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中，到处都以牺牲自己的同胞、冷酷地追求成功为指导原则。这种竞争精神甚至在学校里也非常盛行，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友爱之情，认为成功不是源自对创造性思想工作的热爱，而是源自个人野心和害怕被排挤。
有些悲观主义者认为，这种状况乃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真正宗教的敌人正是主张这些观点的人，因为他们暗示，宗教教义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不适合为人类事务提供指导。然而，对某些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似乎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失败主义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问题在宗教研究中至关重要。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可以读一读鲁思·本尼迪克特[33]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书中提到，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把大家从竞争精神的苦难中拯救了出来，在部落中培养出一种和睦相处的合作生活方式，不受外界压力且不减损任何幸福。
这里提出的宗教解释，暗示科学对宗教态度有一种依赖。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种关系很容易遭到忽视。科学成果固然完全不依赖于宗教或道德方面的考虑，但那些在科学上做出过伟大创造性成就的人，全都怀有真正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可通过理性来认识它。这种信念若非带有强烈的感情，这些求知之人若非受到斯宾诺莎那种“对上帝的理智之爱”的激励，他们就很难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取得至高的成就。
[32]给纽约自由牧师俱乐部的回信，刊登于1948年6月的《基督教纪事报》（The Christian Register）。
[3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人类学家。《文化模式》（1934）和《菊与刀》（1946）是她最负盛名的著作。——译者注
道德文化的必要[34]
值此道德文化协会庆祝周年纪念之际，我特向你们致以祝贺和良好的祝愿。诚然，对于这75年来在道德方面的诚挚追求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尚不能感到满意。因为我们很难断言，今天人类生活的道德风貌总体上要比1876年更加令人满意。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在可确知的科学事实领域获得启发，并且克服了偏见和迷信，就有望得到一切。当然，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值得最优秀的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在这方面，这75年成绩斐然，并通过文学和舞台传播了出去。但清除障碍本身并不会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高尚起来。因为除了这个消极的结果，更需要一种积极的抱负和努力，以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具有一种伦理道德结构。在这方面，科学救不了我们。我甚至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过分强调纯粹知识的、往往只讲求事实和实用的态度，已经直接危害到道德价值观。我所想到的与其说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的危险，不如说是一种“务实的”思维习惯对人类互信互谅的压抑，这种思维习惯已经给人类的关系蒙上一层致命的严霜。
专注于艺术要比专注于科学更容易在道德和审美方面得到满足。当然，理解我们的同胞是重要的，但只有在忧乐与共的同情心的维持下，这种理解才能有好结果。清除了迷信成分之后，留给宗教的正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个最重要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教育对宗教考虑太少，就连那一点考虑也很不系统。
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可怕困境，与我们文明的这种忽视之罪有很大关系。没有“道德文化”，人类就不会得救。
[34]1951年1月在纽约道德文化协会成立75周年纪念会上宣读的贺信，收录于1953年《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 Zurich: Europa Verlag, 1953）。
达沃斯的大学课程[35]
“元老院的议员是好人，元老院却是野兽。”我的一个朋友在瑞士当教授，有一次系里得罪了他，他便回了这样一句幽默的话。良心和责任感对个人的引导相对容易，对集体的引导却更加困难。这一事实给人类造成了多大不幸啊！战争和各种压迫皆源于此，让人世间充满了悲痛、叹息和苦难。
然而，只有通过众人的无私合作，才能成就真正有价值的事业。因此，每当看到人们为了促进生活和文化，经过奉献牺牲开创了某种公共事业，那些有善良意愿的人就会欣喜非常。
得知达沃斯拟开设的大学课程时，我就感受到这种单纯的喜悦。这里正以聪敏和智慧开展一项救助工作，这实在是一场及时雨，虽然并非每个人此时都有这种需求。许多年轻人来到这个山谷，希望这里充足的阳光能使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但如果这样长时间脱离正常工作，失去磨炼意志的机会，整日焦虑其身体状况，人就容易丧失精神的恢复力，或者说在生存斗争中保持力量的意识。他成了某种温室植物，即便身体得到恢复，也很难回到正常生活。正在学习的年轻人尤其如此。在重要的成长时期中断精神训练，很容易留下日后难以弥合的缺口。
一般而言，适度的脑力活动非但不会妨碍治疗，还会像适度的体力活动一样间接促进健康。出于这种认识，设置大学课程不仅可以为这些年轻人谋职做准备，还能激励他们从事脑力活动。为此，有关课程不仅要考虑学生的工作和锻炼，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灵健康。
别忘了，这项事业非常适合在各国人士之间建立联系，进而加强欧洲共同体这一观念。在这方面，新机构若能从一开始就将一切政治意图排除在外，效果可能会更好。为国际主义事业服务的最佳方式就是合作推动某种利生的工作。
基于这些理由，我很高兴地看到，创建者凭借其能力和智慧已经使达沃斯的大学课程获得了很大成功，初创时期的困难已经克服。祝愿该校欣欣向荣，将很多宝贵的人从贫乏的疗养院生活中解救出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35]1928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在瑞士结核病疗养胜地达沃斯举办的国际大学课程，本文是其演讲《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的开场白，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教师和学生[36]
亲爱的孩子们：
今天很高兴见到你们，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幸福国度，你们是幸福的青少年。
请记住，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美妙的东西无不凝结着世界各国一代代人的极大付出和辛勤努力。这些遗产传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能够受用、尊重并发扬光大，有朝一日再忠实地传给你们的后代。这样一来，我们这些终会逝去的凡夫俗子就能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永生。
若能铭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意义，对于别的国家和时代也会获得正确的态度。
[36]对一群孩子的讲话，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教育和教育者[37]
读了你大约16页稿件，不觉莞尔。从内容上看，你聪慧机智、观察敏锐，为文也诚实，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但也有典型的女人气。所谓女人气，我指的是不够自主，而且夹杂着个人怨恨。我以前读书时，老师也是这样对我的，他们不喜欢我的特立独行，需要助手时总是对我视而不见（不过我得承认，我做学生时不如你规矩）。不过在我看来，我当年的学校生活实在不值得付诸笔墨，更没有责任让人印出它或实际读到它。此外，一些人以自己的方式拼死拼活争取自己的地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因此，建议你别再闹情绪，把稿件留给你的孩子吧，他们兴许还能从中得到安慰。还有就是，不要在乎老师对他们的说法或看法。
顺便说一句，我来普林斯顿只是做研究，不是来教书。总的说来，教育已经太多了，尤其是在美国学校。唯一合理的教育方式就是做出榜样——如果没有办法，就做一个以儆效尤的榜样。
[37]给一位年轻女孩的回信，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教育与世界和平[38]
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美国很幸运能在学校里教导明智的和平主义。美国没有外来侵犯的严重危险，因此无须给年轻人灌输一种尚武精神。但有一种危险是，人们可能只从感情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处理和平教育的问题。若不能透彻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困难，就会一无所获。
首先，美国青年应当明白，即使美国领土不大可能遭到实际侵犯，但美国随时可能卷入国际纠纷。只要想想美国对世界大战的参与，就能证明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和其他国家一样，对美国而言，安全仅仅在于令人满意地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年轻人绝不能以为，通过政治孤立能获得安全。恰恰相反，应当唤起大家对普遍和平问题的严肃关注。尤其应当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政客们在世界大战结束时未支持威尔逊总统的自由计划，从而妨碍了国际联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此他们应负多大的责任。
应当指出，只要还有强权国家愿意采取军国主义手段来获得更高的世界地位，仅仅要求裁军是不会有结果的。此外还要说明，像法国提议的那样建立国际组织来保卫各个国家是合理的。为获这种保障，须签订国际条约来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些条约是必要的，但仅有条约本身还不够，还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军事防御手段应当国际化，要进行大规模的军队合并和驻防轮换，以免使驻扎在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单为该国留用。在为这些步骤做准备时，年轻人须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国际之间的团结精神也应当加强，应同阻碍世界和平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学校里的历史教育应被用来阐述文明的进步，而不应灌输帝国主义势力和军事胜利的理想。在我看来，可将H. 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World History）推荐给学生。最后，地理和历史一样，至少具有间接的重要性，可以激励学生对不同民族的特性做出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包括通常被称为“原始”或“落后”的那些民族。
[38]1934年11月23日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的信。
论教育[39]
一般来说，在纪念日里首先要回顾过去，尤其是回忆那些为了文化生活的发展而获得殊荣的人。对先辈的这种缅怀的确不应忽视，尤其是因为回忆往昔最美好的事物有助于激励今天善良的人们勇敢地奋斗。不过，这应由自幼便与本州有联系且对它的过去如数家珍的人来做，而不是由我这个如吉卜赛人一般四处流浪、游历过各个国家的人来发表意见。
于是，我只能谈谈那些不受时空限制、始终与教育事业密不可分的问题。即使在这个方面，我也不敢以权威自居，尤其是因为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都在探讨教育问题，而且已经多次清楚地表达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在教育领域只能算是个门外汉，除了一些个人经验和信念，我从哪里来的勇气敢去阐述我的看法呢？倘若这真是一个科学问题，我还是缄口不言为好。
然而就积极的事务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这里，仅仅认识真理是不够的；恰恰相反，要想不失去这种知识，必须不懈地加以更新。好比沙漠中的一尊石像，随时都可能被流沙掩埋。必须不断用手拂拭，才能使它在阳光下继续闪耀。我也应出一臂之力。
学校向来是将传统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最重要手段。与过去相比，这更适用于今天，因为随着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载体已经弱化。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康比以前更依赖于学校。
有时候，人们只把学校当成把最多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服务于活人。它应当培养年轻人那些有益于民众幸福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让个人像蜜蜂或蚂蚁一样仅仅成为社会的工具。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目标的标准化个体所组成，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社会，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恰恰相反，学校必须以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为目标，而个人要把为社会服务看成最高的人生理想。依我之见，英国的学校体制最接近于实现这种理想。
但如何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道德说教来实现呢？绝对不是。言语永远是空洞的声音，沉沦之路总是伴随着对理想的空谈。但人格的形成不能靠耳闻口说，而要靠行动和付出。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实际做事情。儿童初学写字是如此，大学毕业写博士论文也是如此，哪怕只是背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个文本、解一道数学题或练习体育运动，也都是如此。
但每一项成就背后都有动机做基础，而任务的完成又会强化和培养这种动机。这些动机极不相同，其差别对于学校的教育标准极为重要。做同样一件事情，既可能出于恐惧和强迫，或者对权威和荣誉的追求，也可能出于对事物的兴趣爱好和对真理与理解的渴望，亦出于每个健康孩子都拥有的神圣好奇心，只是往往很早就消泯了。同一件事情的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影响可能大不相同，全看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害怕受到伤害、个人私欲，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渴望。大家都认为，学校管理和教师态度肯定会对学生心理基础的塑造有影响。
在我看来，最糟糕的做法莫过于学校主要用恐吓、强制和制造权威等方式进行教育。这样做会毁掉学生们健康的情感、真诚和自信，它所造就的是百依百顺的人。难怪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已经司空见惯。我知道美国的学校没有这种最坏的邪恶，在瑞士以及大多数民主国家也都是如此。让学校避免这种最坏的邪恶并不困难。只要让教师掌握的强制手段尽可能少，让学生只因为教师的才智人品而尊师重道。
第二种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认可和尊重。这种动机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倘若没有这种精神激励，人与人的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希望得到同仁的赞许肯定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凝聚力之一。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建设与破坏的力量比肩而立。期望得到认同和肯定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比同事更好、更强或更聪明，则容易导致唯我独尊的心态，这对个人和集体都是有害的。因此，学校和教师都应避免使用那种导致争强好胜的简单方法诱导学生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择理论曾被许多人用来鼓励竞争精神。一些人甚至试图以伪科学的方式证明，个体之间这种破坏性的经济竞争是必然的。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之所以有力量，正因为他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蚁丘中单个蚂蚁之间的交战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意义，人类社会的个体成员之间也是如此。
因此，应当防止把惯常的成功当作人生目标向年轻人灌输。成功人士从同伴那里获得的东西，通常要远远多于他为同伴所做的贡献。然而，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了什么，而不是获得了什么。
在学校和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获得成果的快乐，以及认识到成果对社会有价值。我认为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醒和强化年轻人的这些心理力量。只有这种心理基础才能让人愉快地追求知识、艺术等人类最高财富。
与使用强制或者唤起个人的好胜心相比，唤醒这些创造性的心理能力确实要更难，但却因此而更有价值。关键在于培养孩子天真爱玩的倾向和对获得认可的愿望，然后引导孩子进入一些重要的社会领域。这种教育主要建立在希望取得成功和得到认可的基础上。如果学校从这种观点出发能够成功运作，新一代的学生就会予以高度肯定，并把学校布置的任务像礼物一样来接受。我就认识爱上学甚于放假的孩子。
这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中有如一位艺术家。如何在学校培育这种精神呢？这就像一个人要保持健康一样，并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还是有某些必要条件可以达成。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里成长；其次，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因为强迫和外部压力同样会扼杀教师在工作中的乐趣。
如果各位用心听到这里，也许会对一件事感到奇怪。我已经详细阐述了应当用何种精神来教育年轻人。但我既没有谈教学科目的选择，也没有谈教学方法。应以语言文字为主，还是以科学专业教育为主呢？
我的回答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如果年轻人以体操和步行锻炼了自己的肌肉和耐力，他以后就什么体力活都能干。思想的训练和练习动手动脑也是如此。因此，有位机智幽默的人对教育定义得不错：“一个人若是忘掉他在学校的一切所学，剩下的便是教育。”因此，对于更注重古典文史教育的人与更注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我并不急于偏袒任何一方。
但我反对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学校应直接教给学生那些日后可直接用于生活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生活的要求太过多样，学校的专门化训练是不可能满足的。除此之外，我还反对把个人当作没有生命的工具来对待。学生在离开学校时应当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这应是学校始终不渝的目标。在我看来，即使是对专业技术学校来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尽管那里的学生会从事非常明确的职业。永远要把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是获得专门的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那门学科的基础，又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行动，他自然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与那些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培训目标的人相比，他也会更好地适应发展变化。
最后我想重申，这些听起来毅然决然的话仅仅是我的个人见解，所根据的不过是我做学生和老师的个人经验罢了。
[39]1936年10月15日在纽约州奥尔巴尼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收录于《晚年集》。
论古典文学[40]
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在我看来，这种人就像严重近视而又不屑戴眼镜的人。他完全受制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时尚，因为他从不去看也从不去听任何别的东西。一个人若只是自己思考，而不受别人思想和经验的启发，那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是无甚价值和单调乏味的。
一个世纪里，头脑清楚、文体明畅且具有良好品味的人只有寥寥几位。他们留传下来的作品当属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多亏了几位古代作家，中世纪的人们才从五百多年迷信无知的黑暗生活里渐渐摆脱出来。
没有什么能比克服现代派的自命不凡更要紧的了。
[40]1952年2月29日为“瑞士商人协会青年商人分会”主办的月刊《青年商人》所写。
确保人类的未来[41]
如同火柴的发明，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并不一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我们必须竭力防止对它的滥用。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有一个执行力足够强大的超国家组织才能保护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力量做出必要的牺牲，以确保人类的未来。如果未能及时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任。一种可能的危险是，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坐等别人行动。
对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科学成就，每一位有识之士都会给予高度评价。哪怕随便看一下科学的技术应用，也会有此感觉。但如果铭记科学的基本问题，就不会过高估计近来的成就。就像坐火车时，如果只看近处的东西，我们似乎就在急速地奔驰，但如果注视远处的山脉，景色似乎就变化很慢了。科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如此。
在我看来，甚至谈论“我们的生活方式”或俄国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合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谈的都是一堆传统和习俗，这些东西并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更有意义的是追问：哪些制度和传统对人有害，哪些对人有利？哪些让生活更幸福，哪些让生活更痛苦？之后我们应当努力取其精华，无论目前认为它能否在我们这里实行。
现在谈谈教师的工资。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有益的活动都应得到报酬，以使人过上像样的生活。从事任何对社会有价值的活动，都会带来内心的满足，但这不能当作工资的一部分。教师无法用内心的满足来填饱家人的肚子。
[41]致1952年加拿大“教育周”（3月2日至8日），收录于1953年《我的世界观》。
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42]
教给人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可能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却无法使人格得到和谐发展。务必让学生对价值观有所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对于美和善也必须有强烈的感受，否则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像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与同伴和集体达成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会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和痛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而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文化基本上就是这样形成和保存的。当我把“人文学科”当作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时，心里想的正是这个，而不仅仅是历史和哲学领域中那些枯燥的专业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基于实用过早地划分专业，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赖的那种精神。
还有一点很重要，有价值的教育要培养年轻人独立的批判思考能力。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的科目（学分制）使年轻人负担过重，这大大危及了年轻人的发展。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要让学生觉得教育是一件珍贵的礼物，而不是沉重的义务。
[42]载1952年10月5日《纽约时报》。
约瑟夫·波普尔–林凯乌斯[43]
波普尔–林凯乌斯不仅是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和作家，也是少数秉持时代良心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反复提醒世人，社会要对每个人的命运负责，而且还向我们表明，如何让社会落实应尽的义务。他不迷信社会或国家，认为社会必须先给个人提供和谐发展的机会，才有权要求个人为社会做出牺牲。
[43]约瑟夫·波普尔–林凯乌斯（Joseph Popper-Lynkaeus，1838-1921）是奥地利工程师，以尖锐批评国家和社会以及勇于推动消除社会罪恶而著称，他的一些著作在奥地利帝国遭到查禁。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向萧伯纳致敬[44]
今天，看到同时代人的弱点和愚蠢，很少有人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不受其影响。而在这寥寥无几的人当中，面对众人的顽固执拗仍能积极处理好事情者更是少之又少。只有极少数人能以幽默风雅吸引住同时代的人，并通过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艺术向其真实地反映生活。今天，我要向这位最精通此法的大师致以真诚的敬意，感谢他对我们所有人的寓教于乐。
[44]1930年访问英国时所作，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贺阿诺德·柏林内尔七十寿辰[45]
借此机会，我想告诉我的朋友柏林内尔和本刊读者，为何我对他的为人和工作评价如此之高。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现在不讲便没机会了；平日里接受的客观训练导致我们把任何有关个人之事都视为禁忌，只有碰到今天这样的特殊场合，我等凡人才能有所僭越。
随意唠叨几句之后，现在让我们回到客观性。科学研究领域已经大为扩展，各门科学的理论知识也日益深奥。但人类理智的融通能力还非常有限，因此个人的研究活动不可避免会局限在越来越小的知识领域。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现在即使要对科学的全貌做出整体的了解也越来越困难了。若缺乏这种了解，真正的研究精神势必会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很像《圣经》中记载的巴别塔的故事[46]。每一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迫流放到一个日益狭窄的知识领域，原本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有可能沦为匠人的层次。
我们都曾深受其害，却未努力减轻它。但柏林内尔却在德语世界挺身而出，以极可钦佩的方式做了补救。他知道，现有的科普杂志足以教导和鼓励外行，但他也意识到，为了让科学家了解科学的问题、方法和成果有什么发展，以形成自己的判断，需要一份专为科学家提供信息的内容均衡的刊物。经过多年辛苦努力，他以极大的才智和决心致力于这个目标，为我们大家和科学奉献着，对此我们怎样感激都不为过。
他需要争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共同合作，提醒他们注意表达方式，让非专业读者也能看懂。他时常告诉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可没少费工夫。他用一个谜语来形容遇到的困难——“问：什么是科学作者？答：是含羞草与豪猪的混合体。”柏林内尔之所以能够做出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始终强烈渴望清晰、全面地了解尽可能广大的科学研究领域。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他也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这是他多年辛劳的成果。有一位学医的学生曾跟我谈起这本书，他说：“倘若没有这本书而任凭自己摸索，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弄清楚现代物理学的原理。”
柏林内尔力求清晰、全面地看待科学，使科学的问题、方法和成果在很多人的头脑中焕发了生机。在当今时代，若是没有他的刊物，科学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使知识活起来并且保持生气，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解决具体的问题。
[45]载《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en, Vol. 20, p. 913, 1932）。阿诺德·柏林内尔（Arnold Berliner）是德国犹太物理学家，1913年至1935年任该周刊主编，1935年因犹太人身份而遭纳粹政权解职。7年后，80岁的柏林内尔在即将被驱逐出境前自杀。
[46]《旧约》中，《创世记》第11章1-9节所载，巴比伦人想在巴比伦尼亚的示拿建造一座“塔顶通天”的高塔。神对他们的放肆感到不快，变乱了工人的语言，使他们互不相通，破坏了此工事。塔未能建成，而人们却分散到世界各地。——译者注
洛伦兹对国际合作事业的贡献[47]
19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在此背景下，很少有某一门科学的顶尖学者同时还能在国际组织与国家政治方面为社会做出可贵的贡献。做出这些贡献不仅要有能力、眼光以及杰出成就所带来的名声，还要摆脱民族偏见，致力于人类的共同事业，这在当今的时代已不多见。据我所知，只有洛伦兹能将所有这些品质完美地集于一身。洛伦兹的人格颇有一些魅力：独立和倔强是学者的共同天性，学者们不愿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往往只是勉强接受他人的领导。然而在洛伦兹担任主席期间，他所营造的氛围总能让人愉快地合作，无论与会人员的目标和思维习惯有多么不同。其成功秘诀不仅在于洛伦兹对人和事敏于洞察，对语言有高超的驾驭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把其他一切抛到脑后。能让倔强者消除敌意的莫过于此。
战争爆发之前，洛伦兹的国际关系活动仅限于主持物理学家的一些会议，其中最著名的是索尔维会议，前两届于1909年和191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接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使所有心系人类关系改善的人遭遇重大打击。无论是战争结束之前还是之后，洛伦兹都投身于国际和解工作，尤其致力于在学者和科学团体之间重新建立富有成果的合作。外人很难想象这项工作多么艰难。战争期间的积怨尚未消除，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迫于形势压力又拒不和解。洛伦兹就像一位医生，在与执意不肯吃药的顽固病人打交道。
不过，一旦认识到某条道路是正确的，洛伦兹就会勇往直前，绝不退却。战争刚一结束，他便参与领导了研究委员会。该组织由战胜国的学者所创立，同盟国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则被拒之门外。洛伦兹此举得罪了同盟国学术界，但其目的在于对该机构施加影响，使之真正具有国际性。经过不懈努力，他和其他一些正义之士终于将冒犯性的排除条款从研究委员会的章程中拿掉。然而，恢复学术团体之间富有成果的正常合作的目标尚未实现，因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国际科学会议都把同盟国学术界拒之门外，被触怒的同盟国学术界已经养成了不与人来往的习惯。不过，凭借着为美好事业奋斗的一腔热情，洛伦兹巧妙地开展了工作，现在看来可望很快破冰。
洛伦兹还以另一种方式为国际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同意为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效力。这一机构成立于大约五年前，时任主席是柏格森，去年则由洛伦兹担任主席。在其附属机构巴黎研究院的鼎力支持下，该委员会成为不同文化圈知识与艺术活动领域的桥梁。在这里，洛伦兹那智慧、谦逊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格也将把人们引上正确的道路，他那未曾明言但忠实履行的原则是：“不求统治，但求服务。”
愿洛伦兹的榜样能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47]1927年作。洛伦兹（H. A. Lorentz）是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涵盖了物理学的诸多领域，但最突出的贡献是电磁学理论的各个分支。其发现为物理学的许多现代发展特别是相对论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洛伦兹为重组国际合作尤其是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享有崇高威望，备受各国学者尊敬，其努力获得了成功。晚年的洛伦兹曾任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主席。本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在洛伦兹墓前的讲话[48]
洛伦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高尚的科学家，我谨代表德语学术界尤其是普鲁士科学院，但首先是作为学生和深挚的仰慕者站在他墓前。他的天才思想照亮了从麦克斯韦的理论通往当代物理学成就的道路，并为今天的物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和方法。
洛伦兹的人生直到每一个细节都像一件精致优雅的艺术品。他一向乐善好施，极富正义，对人世敏于洞察，这使他在涉足的任何领域都成为领导者。人人都乐意跟随他，因为感觉他不求统治，只求服务。其工作和榜样将会激励世世代代继续前行。
[48]洛伦兹生于1853年，卒于1928年。本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创造者洛伦兹及其人格[49]
世纪之交的时候，各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把洛伦兹看成他们当中的领导者，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今的物理学家大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洛伦兹对于理论物理学基本概念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怪事，是因为洛伦兹的基本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大家观念的一部分，以致很难意识到这些观念是多么大胆，以及如何简化了物理学的基础。
当洛伦兹开始其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时，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已经取得最终的胜利。但该理论的基本原理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复杂性，导致理论的关键特征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虽然场的概念的确已经取代了超距作用概念，但电场和磁场尚未被看成原初的东西，而是被看成后来被当作连续体来处理的有重物质的状态。结果，电场被分解为电场强度矢量和电介质位移矢量。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两种场以介电常数联系在一起，但原则上被当作独立的东西来处理。对磁场的处理也是类似。与这种基本观念相一致，真空被当作有重物质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此时场强和位移之间的关系碰巧特别简单。特别是，根据这种解释，我们不能设想电场和磁场与被视为场的载体的物质的运动状态无关。
对麦克斯韦电动力学的这种当时流行的解释，可见于赫兹对运动物体电动力学的研究。
洛伦兹对该理论做了决定性的简化。他始终一致地将其研究建立在如下假说之上：
电磁场存在于真空中，只包含一个电场矢量和一个磁场矢量。这种场是由原子式的电荷产生的，而场又反过来将有质动力施加于电荷。电磁场与有重物质之间唯一的关联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基本电荷牢固地附着在原子式的物质粒子上。对于这种物质粒子，牛顿运动定律是成立的。
在这个简化的基础上，洛伦兹建立起一种完备的理论，解释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电磁现象，包括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现象。经验科学中极少有这种一致、明晰和美妙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不做额外假定就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只有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若不是把电磁场定位于真空中，就不能设想这个实验会引出狭义相对论。事实上，关键步骤正是把电磁学归结为真空或（当时所说的）以太中的麦克斯韦方程。
洛伦兹甚至还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洛伦兹变换”，尽管没有认识到它的群特征。在他看来，真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坐标系，该坐标系因其静止状态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坐标系。这种状况实在悖谬，因为该理论对惯性系的限制似乎比经典力学更强。从经验的观点看，这似乎完全没有道理，它必定会引出狭义相对论。
感谢莱顿大学的慷慨，我经常到那里同我的挚友保尔·埃伦菲斯特小聚，因此常有机会聆听洛伦兹讲课，这些课程是他退休后定期给少数年轻同事开的。从他卓越的心灵中流出的东西总是如艺术杰作一般清澈美妙，那种平易流畅的表述是我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感受过的。
我们年轻人即使只认识到洛伦兹心灵的崇高，就已经非常钦佩和尊敬他了。然而当我想起洛伦兹时，所感受到的还远不止于此。在我的人生中，他对我个人的意义超过了所有其他人。
和对物理学和数学形式的驾驭一样，他对自己的驾驭也是轻松自如的。他完全没有平常人的那些弱点，但从不会让人有压迫感。大家都觉得他很卓越，但谁都不会因此而感到压力。对于人世，他虽然并未心存幻想，但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充满善意。他从未给人专横的印象，而总是服务和助人。他勤勤恳恳，认真尽责，但又不过分看重任何东西；一种微妙的幽默守护着他，这从眼神和微笑中可以流露出来。与此相应，他尽管完全投身于科学，但深信我们的理解力无法洞彻事物的本质。直到晚年，我才能完全理解这种怀疑与谦卑参半的态度。
尽管做了诚恳的尝试，但我发现语言——至少是我的语言——无法道尽这篇短文的主题。因此，我想引用洛伦兹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两句话作为结语：
“我幸而属于这个国家，它太小了，干不出什么大蠢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想说服他相信，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强权和武力，对此他答道：
“或许您说得对，但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49]1953年在荷兰莱顿举行的“洛伦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收录于1953年《我的世界观》。
悼念玛丽·居里[50]
像居里夫人这样受人景仰的人物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顾她给世人带来的研究成果。对一个时代和整个历史进程而言，一流人物的道德品质也许比纯粹理智上的成就更有意义。即使是纯粹理智上的成就，也远比通常认为的更依赖于高尚的品质。
我有幸能与居里夫人有二十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她伟大的人格让我越发感到敬佩。她内心坚毅、意志纯洁、严于律己、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所有这些难得的品质都集于一身。她任何时候都自视为社会的仆人，谦虚恭谨、永不自满。她因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而心情压抑，遂有了那副严肃的外表，不了解她的人很容易因此产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缓解的不同寻常的严肃性。一旦认定是正确的道路，她就会毫不妥协、坚韧不拔地走下去。
她一生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这种成就不仅要归功于大胆的直觉，更有赖于她全身心的投入，在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条件下顽强地工作，这在实验科学史上并不多见。
居里夫人的风骨和热忱哪怕有一小部分活在欧洲知识分子心中，欧洲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50]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追思会上的悼词，收录于《晚年集》。
圣雄甘地[51]
甘地是民族的领袖，从不倚靠任何外在权威；他是一位政治家，其成功不是依赖于阴谋诡计或技术手腕，而是纯粹依靠其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胜利的斗士，向来鄙视使用武力；他智慧而谦卑，果敢而坚韧，毕生致力于振兴民族精神，改善民族命运，用质朴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永远卓异出众。
后人也许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曾经来过世间。
[51]1939年为甘地七十寿辰而作，收录于《晚年集》。
悼念马克斯·普朗克[52]
一个注定以伟大创见造福世界的人无须后世赞扬，其成就本身已经给了他更高的回报。
然而，今天所有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的代表从世界各地赶来，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很有必要。大家来到这里就已经证明，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狂热和残酷武力如利剑一般悬在痛苦不堪、惊恐万状的人们头上，我们追求真理的理想旗帜也依然高高飘扬、光芒不减。这种理想是一条纽带，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科学家永远联系在一起。马克斯·普朗克就罕见地完美体现了这种理想。
希腊人早已构想出物质的原子性，19世纪的科学家则使这个概念变得更加可信。但最先不依赖于其他假设而精确地定出原子绝对尺寸的却是普朗克的辐射定律。不仅如此，他还令人信服地表明，除了物质的原子结构，能量也具有原子结构，而且受普朗克所引入的普适常数h的支配。
这一发现成为20世纪整个物理学研究的基础，自那以后几乎完全决定了物理学的发展。若是没有这一发现，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关于分子、原子的可行理论，并且确定支配其转变的能量过程。不仅如此，它还打破了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的整个框架，并且为科学规定了一项新的任务：为整个物理学找到一个新的概念基础。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显著进展，但还远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在向这位伟人致敬的同时，美国科学院表示，希望为纯粹知识而进行的自由研究能始终不受妨碍和损害。
[52]1948年在普朗克追思会上的悼词，收录于《晚年集》。
纪念莫里斯·拉斐尔·柯恩[53]
女士们、先生们：
得知在这个纷乱的大都市里还有人未被当下五光十色的景象完全吸引，我真是高兴。这个研讨会表明，无论是当下的自命不凡，还是死亡的分界线，都没有威胁到思想者之间的关系。与我们特别亲近的人大都已经故去，莫里斯·柯恩最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我知道，他是一个热心助人、特立独行的人，我常常有幸与他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偶尔尝试谈论他的精神人格，我便痛苦地发觉，我对他的心路历程还不够熟悉。
为了稍微填补这个空白，我拿起他与欧内斯特·内格尔共同出版的《逻辑与科学方法》（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一书来读。可以想见，此时的我并未感到轻松惬意，而是因为时间太少而感到不安。然而，我一开始读便沉迷其中，以至于读书的外因已被抛到脑后。
几个小时以后，我回过神来，自问是什么使我如此着迷。答案很简单。作者并未给出现成的结论，而是先通过构想事物的不同可能性来唤起科学好奇心，然后再尝试以彻底的论证来澄清问题。作者理智上的诚实使我们和他一样经历了内心的挣扎，这正是天生教师的标志。知识以两种形式存在——储存在书本中的死知识，以及人们意识中的活知识。第二种存在形式终究是最重要的；第一种虽然不可或缺，但只占次要地位。
[53]1949年11月15日在莫里斯·拉斐尔·柯恩学生纪念基金（Morris Raphael Cohen Student Memorial Fund）成立仪式上的致辞。（莫里斯·拉斐尔·柯恩［1880-1947］，美国哲学家、法学家，他将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结合在一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