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欧洲发生进一步侵略行动的不祥之兆，英国政府3月29日的迅速宣告有着很大价值，它宣布本土防卫军的规模要增加一倍，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已立即发出。作为一种很有价值的衡量标准，这个增加可以用额外的一些师来表示。每个地方的军人都习惯于用“师”来估算。与我们原来计划的装备6个师的野战部队相比，陆军大臣在介绍本年度《陆军估计》时表达出来的不同展望很容易被感觉到，因为新决定向本土防卫军提供全规模装备，我们的野战力量将达到19个师，这就为军事力量增加了相当大的份量，而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支持。3个星期后，由于决定把本土防卫军的规模扩大一倍，所要增加的数量又升至32个师。
当然，从数字变为事实还要一段时间。即使如此，也有理由期待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本土防卫军26个师的野战力量，这个时间不会长于一年前我们宣布的扩军数量为此一半时所需要的时间。装备是影响着准备时间的主要问题，训练者则构成了影响到实际准备状态的主要问题，这种实际状态决定着扩充后军力的军事效率是否与它的规模相同。相比之下，获得所需要的兵员人数是容易的，我们的人民因侵略国家的挑衅而士气高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就不复杂了。由于扩军的决定如此突然，解决这种复杂性就变得更为困难。在那些必须去做这件事的人们中间有一种共识，如果能提前几周制定计划，奠定基础，许多组织上的困难可以避免，新兵征集会从容一些。“欲速则不达”，这是一句久经验证的谚语。看来，军事上的缺陷要用作出这个决定并马上执行所具有的广阔政治价值和国际价值来弥补了。
整体而言，比起人们的预料，扩军进展得颇为顺利，比起1914年的扩军要好得多，几乎没有出现当年组织那支“厨师部队”（Kitchener's Army）出现过的问题和混乱。这证明了一个战后决定的明智，也就是此后扩军以建立起来的本土防卫军框架为基础，或许也证明了那些现在处于负责岗位者所获经验的价值。进行组织是最重要的要求，这不仅是确保有源源不断的新兵并送往最合适的渠道，而且可以最好地使用目前所能得到的训练资源和装备资源。
13个新师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兵员也在涌入。复制这些部队，全国不同的地方使用了不同的嫁接方式。不同地方的负责人，依据自己的偏好有不同的选择，这种弹性的好处在于可以明智地适应本地情况。而且，任何军队的生命力都与它僵硬一致性中的自由度成正比。
比如，在伦敦，现有部队不为从自身分出去的新部队之利而去“捞一把”。所以，除了食宿和训练装备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已靠安排老部队和新部队轮流使用训练大厅减至最小，扩军没有导致原来部队在准备应对任何早期紧急情况上遇到障碍。从这一点来看，新部队甚至在组建完成之前就已经构成一种资产，因为他们提供了替换伤亡的第一波增援的潜在来源。所以，远在他们还没准备好作为上战场的部队之前，就可以把他们计算为对现有各师的准备作出了直接贡献。
较之乡村地区，在伦敦采用“处女”方式较为容易。乡村地区可以得到大量很好的退休军官，他们可以从预备力量召回，成为新部队中的干部。伦敦师的集体训练水平更高，这个事实也有力证明了要避免任何稀释，那可能会损害它作战的早期准备。如果对新部队的装备可以完成，这样的师完全可以在很短的动员时间内进入阵地，这个时间要比迄今为止所预期的时间短得多。认为所有的本土防卫军都需要6个月的战时训练，然后才能派往海外，这种观念已经过时。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则是使用现有部队为新部队提供指导性的框架。有些地方，有意采用了一种在现有部队中挑选最好的军官、军士长和专业人员的做法，以构成新部队的核心。如果一个师不大可能处于派往海外的第一梯队，那么这种做法就很有启发，因为它保证了新部队追赶老部队有一个良好开端。至少我所知道的一个旅，人们的这种做法是有助益的。这个旅的指挥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集中精力训练自己编制以外的150%的本土防卫军教官，这是应一个请求而为：在另外一场大战中，本土防卫军必须为国家提供教官。
这种为新部队找干部的“抽调”方式是最普遍的，它应用于本土防卫军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新部队叠加在原有部队上。这就简化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最好地使用目前资源有限的新武器和其他训练装备。另一种形式是现有部队及其驻地一分为二，它的好处是各自在自己驻地充分负责，有自己的总部和训练大厅；另外一个好处则是不会带来低人一等的感觉，分支部队是很容易有这种感觉的。普遍而言，有很重要的一点值得强调：要避免将新部队称为“二线部队”之类的表述。要作出安排，也要表达清楚，那些从原来部队转到分支部队的军官和军士长，都会保留在“团级”晋升名单上，这样就可以两边都晋升。
这样的互换性，有助于把可能成为扩军中最难问题中的一个最小化：确保近来进入本土防卫军的那些人会有与他们素质相称的指挥官。即使是现在，真正能够胜任的指挥官也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多，当这样的一个指挥官结束任期后，往往很难在该部队较资深的军官中找到适当的继任者。灵活性越大，满足要求的机会就越大，而且，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中，如果自身没有一流的候选人，就值得从正规军中挑选合适的军官去指挥本土防卫军的营和同级单位。如果说，本土防卫军已因把自己一些最好的军官晋升至旅指挥官乃至师指挥官而受益，那么，它也会因自己军官中没有明显合适的人选，而临时让年轻而合适的正规军军官担任它的营指挥官而受益。
这13个新的师中，如果要维持必要标准的话，旅指挥官和师指挥官的选拔不会容易。因为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本土防卫军，真正合适的上校和少将，其数量完全没有扩军所需要的那么多。陆军部理应明智地将目前局势视为国家的紧急情况，需要最好地使用国家能够得到的所有人才，而不去管那种和平时期的军界“行规”——填补岗位空缺时，将选择限制在现役军官的递补名单中。最近几年中，在消除晋升上那些阻挡的必要过程中，许多平庸军官被淘汰了，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非常能干的军官，或是岁数超过了任职年限一点，或者是因为当时没有他们合适的职位，而被挤了出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可以重回军队，尤其是那些作为训练者很出色的人。今天的正规军中，能干的参谋军官比例很高，但富有训练才能者或指挥人格者的比例就低得多了。或许可以说，在选择军官去指挥本土防卫军部队上，“老练”的价值会被过分强调，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然而，较之消极性的和蔼可亲，积极人格会引发更大的反应。
找到足够的训练指导者，就其所需的质量和数量而言，这个问题要大得多。由于为保卫大不列颠而新近扩充炮兵的需要，这个问题在炮兵部队就比在步兵部队更为突出。另外，炮兵扩充的完成也不能落后于步兵扩充，这对于野战部队的普遍效率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军队目前炮兵与步兵之比，就欧洲的现代战争条件而言，是一点也不高。
作为加快炮兵扩充的一种手段，当局曾尝试诱导防空部队中低于25岁的人转至野战部队。就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尝试并不是很成功。那些在防空部队服役的人发现自己的工作有意思，不愿意在另外一个分支重新开始，这个分支不会像防空部队那样早地投入战斗。他们觉得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调动，一旦关键的战争开始阶段过去后，不管怎样他们也会被调动。就防空保卫构成了英国安全的直接保障而言，他们的这种态度很自然，也很有道理。这就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防空部队的复制是否至少不像野战部队那样必要吧？当目前的编制——这个编制最近增加了——终于能够为我们的家园基地提供足够的初始保护时，却没有向高射炮部队和探照灯部队进行救援的补充人员。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敌人的空袭可能日夜不停。由此来看，这些救援补充人员是很有必要的。
就数量而言，找到够用的训练指导者相对容易一点，因为此前本土防卫军有许多营转为防空部队，这就减少了要求正规军防空营提供这方面资源的压力。许多正规军防空营只需要满足它们团的一个本土防卫军防空营的需要——而不是以前的两个营，所以，翻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带回到它早先的规模。然而，要找到具有所需才能的军士长来教授现在正急切涌入的新兵，却没有这样容易。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的另一方面。
除非新接受训练任务的这些人训练得足够好，能够维持住新兵的兴趣，保持他们的锐气，让他们相信所花费的训练时间在军事上具有价值，否则征兵的前景就会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军队去打仗的最终效率也会严重受损。在步兵的训练中，要做到上述这些是最为困难的，因为比起其他军兵种来，步兵更是一门艺术而非一种技能。难以做到这些，一个原因就是今天太多的专职教官是那种稳重行事、稳重训练的类型，他们完全依据规则来工作，快到任期结束时就想着去找一份平民职业。从正规军的营中挑选一些较年轻的军士长，让他们到本土防卫军的营中担任专职教官，以此作为他们晋升至准尉的前提条件，这可能有助于改进训练。
在步兵中服役，想让这代人中的热情青年被此吸引，就需要面貌和氛围上的巨大改变。这些人从自己父辈那里听说过太多的索姆河战斗和帕斯尚尔战斗的事。如果要复兴步兵精神，那么这种精神衰退的原因就要坦率承认并给予适当的处理。步兵必须显示出——而不仅仅是告知他们有着高于作为一个支持兵种的作用，所需要的技能和主动性超过了从属于炮兵所要求的。对他们作用的正确认识，将导致他们被视为“精英团体”（corps d'elite）而非炮灰。他们的根本价值在于他们是、至少是可以成为富有技巧的个体战斗者之蜂群来战斗，而不仅仅是机器操作中的齿轮。这种发展本身就适应现代战术的发展，现代战场上的控制已经从将军转移到无数下级军官和军士长手中，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己思考，这样才能有效地对整个大计划作出贡献。阅兵场上生产出来的自动化士兵，在现代战场上已无立足之地。
上次战争经验的主要价值，是向我们显示了要去避免什么。从积极引导的方面来讲，轻步兵的历史值得研究。就步兵而言，现在也可以从最近的西班牙战争中学到很多。我去年在《泰晤士报》上谈到一些由经验发展出来的新的步兵方式，佛朗哥将军那一方在用。更令人兴奋的是想到这些是在最近一本名为《英国上尉》（English Captain）的书中所发现，它的作者是温廷海姆（Wintringham）上尉，他是一位战争研究者，是国际旅（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中英国营的第一任营长。他现在把自己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提炼为一本定价六便士的《事实》（Fact）系列小册子之一《怎样改革陆军》。我要提醒一句，无论是正规军军人还是本土防卫军军人，如果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而不去吸收他的军事思考，那就是愚蠢的。他的思考指向一个结论：在武器和组织相同的条件下，现代战争有利于可培养有思考之步兵的国家，这样的步兵能够以自己的主动性去行动；现代战争也有利于在训练自己军队时能够聪明地利用自身天然资产的民主国家。这靠的正是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体制从过时的军事仪式中解放出来。
上次战争中很有意味的一点就是：那些崩溃的军队都是专制国家的军队，依次是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这些军队是最强调盲目服从的。对比之下，上次战争中最好的战斗群体，人们公认是澳大利亚军队和加拿大军队。在这两支军队中，纪律在成长时保持着最自由的状态，一个愚蠢或不公正的命令受到有道理的批评，在这两支军队中是正常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指挥官十分慎重地让自己的命令与常识和公正相一致，而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命令得到了最情愿和最有效的执行。我是根据澳大利亚人的经验来说的。批判性的思维习惯，是效率的基础。它让人们既承认纪律的必要，又以一种不压抑自立和主动性的方式去形成纪律。
不但是我们的训练中需要一种较自由和较新鲜的氛围，如果陆军今天的征兵想获得最大收效的话，也需要这种氛围。吉卜林（Kipling）(1)式的情感留存在现代青年的脑中，基于世界形势的事实，进行训练以确保有效防御的冷静呼吁，他们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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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第一个获此奖者，其作品在20世纪初期影响很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