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百姓来说，“训练”一词往往传递这样一种感觉：一套单调、毁灭灵魂的动作，旨在压扁个性，将人变成机器，以便生产一支机器人军队。这种看法实际上不无道理。然而，从本质上理解，训练与人类活动的组织分不开，并不仅仅限于军事活动，也包括社会活动和工业活动。重复一项动作，将它发展成一种习惯，可以本能地立即作出，能量消耗最小而效率最大，训练就是这种常识想法的应用而已。
任何一种执行技能，很大程度上都是习惯的结果。所以，军事意义上的训练，也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去形成习惯的一个称呼。它有两个方面。首先，它的目的是发展出肌肉控制、头脑反应和精神凝聚。当这些品质熔铸在一起，就可以确保个人有纪律的活动。其次，发展出一个单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它的目的，从而让各级指挥官能够以最少的阻力和延误来移动各级部队，避免他们退化为不受控制的乌合之众。
然而，不管训练本身多有价值，它却是一个很容易误用的工具。训练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实际的训练形式必然应该最好地适应着某种类型的军队在某个时候或某种环境中的需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如同军事组织的其他部分一样，训练也需要定期检查，跟上时代，以适应现代条件。太多的军人习惯于将训练作为一种制度来接受，而不去问现在这些训练形式是否实现他们的目的。我们需要不时问问自己，我们的训练方式是否符合前面讲的那两个目的，否则就有一种危险：宝贵的训练时间被浪费了，错误的习惯形成了。或者是导致军官们认为训练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因为它的形式已经过时了。由于战斗是军队的最终手段，也是对军队的考验，军队训练的每个部分都要考虑到这个目的，要与战斗条件直接相关。
古代和中世纪的军事训练，是由罗马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这些军事巨人发展出来的，也实现了训练的目的。在现代，古斯塔夫斯（Gustavus）(1)的军队、克伦威尔的军队、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和惠灵顿的军队，也都做到了这一点。不说是百分之百，至少是这些军队的主体，在武器训练和编队训练两个方面都形成了在战场上实际应用的习惯，并对战术要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世纪时，队列是战术的基本形态，所以很自然地，训练就要促进这些密集队列的快速形成和移动，部队在战场上形成了一种有序流动。对此，他们的后继者或许很羡慕。
晚近以来，尽管战斗条件和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的训练体系或许细节上有改变，但在根本上仍与拿破仑战争时代一样。队列、纵队和密集纵队——我们在阅兵场上持续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这些，在那个时代是战场上实际使用的战术阵形和动作。由于现代火器射程和毁灭力量的增加，它们逐渐被淘汰了。尽管转变姗姗来迟，但有纵深的分散阵形最终还是取代了老式的一排排队列或纵队。这些分散阵形，以一人领导的各个组群为基础，这是人在危险面前本能采取的自然阵形。然而，直到上次战争（一战）时，欧洲军队仍然以阅兵场上的队列及其变化来打仗，忽略了军事训练目的第二个方面。1914—1918年战争的“粘滞”，在多大程度上是因步兵操纵力和灵活性的缺乏而导致，这不好估计，但我们至少有两个不必争议的事实可以参考。首先，现代步兵的受控操纵力明显不如他们半岛战争时的前辈；其次，上次战争是几个世纪中最为固定不动的。步兵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个地方机动，在于他们进入、覆盖或穿越任何地形的独特能力。损害这种能力的任何本可以避免的因素，都是严重的倒退，甚至是一种危险。
进一步的危险，或许在于坚持那种脱离了战场条件和战术需要的阅兵式操练。所有军队的首脑都心照不宣地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于是制定了完全不同的阵形和动作用于战争。如果他们停下来想一想，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这种想法中有一种滑稽的荒谬：和平时期的训练灌输一套，同时又教另一套不同的用于作战，并且告诉士兵，到了战场就要忘掉自己在训练场上那般辛苦才获得的阵形和动作。在精力和时间上所导致的这种双倍付出，显然与力量的节约相冲突。随着科学进步带来武器的技术含量更高，永远觉得不够用的训练时间就会更加觉得不够用。学习一些过时的动作，这不仅是让部队浪费了部分训练时间，而且还有一个危险：那些错误想法会深深影响士兵的头脑和肌肉，他们到了战斗中就本能地回到这些错误想法上。上次战争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当行动的压力导致推理能力迟钝时，部队就容易本能地回到阅兵场上学到的危险习惯上。
这种灌输出来的倾向导致的最频繁和最严重的失误，或许就是为了本能地对齐而牺牲了对方向的维持。那场战争的历史中出现过好几次严重事例，指挥官想要侧翼包抄，结果导致灾难性地丧失了方向。这样的小例子多得难以计数。如同普遍承认的那样，如果说方向感被证明是最难养成的一种素质，那么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新兵训练中首先灌输的是对齐意识，动作整齐一直是密集队形训练的主题。现在，至少有一点清楚了，下次战争一定要比上次战争更为机动——上次战争在其中期达到了停滞不前的最低点；否则就不再是战争，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恼怒状态。所有后来的发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发明在军事上的发展，背后的动机就是要驱散这种停滞状态。军事物质层面的每一个近期发展，都指向更大的力量和更快的运动速度。这怎样做到呢？更轻的装备和机械化运输是一些让此得以实现的技术手段，这些需要研究和装备上的支出，但有一种方法，它不需要金钱上的额外开销，这就是加快部队在部署和运动上的灵活性。历史上那些杰出军队的成功，都建立在这个很简单的基础之上，比起依赖指挥艺术的幸运来，这被证明要可靠得多。的确，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指挥官，除了自身的指挥艺术外，至少是同样依赖于他们掌管的军队已经有了灵活的作战训练系统，如同这些指挥官用自己的经历得到了这种训练系统一样。
从如此明显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有一点稍显奇怪：在上次战争之前甚至是到了战争中，英国陆军都没有为步兵单位制定一个明确的部署体系。缺少这个，常常导致在突然受到攻击时的时间丧失和不必要的暴露。指挥官们使用各种方法来迅速转变成所称的“炮火下队形”（artillery formation），但当各个单位的人员经常变化时，方法上的多种多样就成为一种障碍了，而且这些方法很少超越单纯的部署。上次战争的后期，我有机会相对不受干扰地训练一个营，于是我通过实际试验设计并发展出一个体系，旨在加快部署，在部署时保持对它的控制，同时也为战术训练提供了一个灵活性的基础。许多单位私下采用了我这个训练体系。战后，这个体系连同相伴的那些控制信号，完全并入了官方的《步兵训练手册》（Infantry Training manual）。它的形式留存下来了，但它的价值却因训练手册后来修改中的那些杂乱改变而受损，那些修改者可能是由于自己缺乏实际试验，没有充分理解这个体系的内在原则。
在开发这个作战训练体系时，我一直想着将它应用于平常的密集队形训练，但传统的决定性影响阻止了这种更广阔的改变。即使那些赞同这个体系的人，也感觉先让这个作战训练体系为人接受，然后再去尝试让作为一个整体的步兵训练现代化，这较为明智。回顾往事，我一直在想这是否明智。20年的和平时期训练过去了，才迈出了第二步。为了这第二步，我作出了一个很具体的简化体系，在这20年中，我不时提出这个问题。看到本土防卫军那有限的训练时间浪费在现在这种复杂的阅兵训练上，我又忍不住提出了这个问题。训练改革最接近于实现是在1926年，当时陆军部首脑的改变，短暂地展示了一种朝向陆军现代化的普遍动向。这一时期，我的训练体系得到了本土防卫军一些师长的支持，也得到了当时奥尔德肖特军区总司令戴维·坎伯尔爵士（Sir David Campbell）的支持。然而，陆军部告诉他，唯一重要之事就是“继续机械化”。所以，步兵训练就仍然是克里米亚半岛形式，而机械化也没有继续下去。7年之后，总算是任命了一个陆军部的委员会，去研究那场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可否应用在陆军的训练上。这个人们所称的“柯克委员会”（Kirke Committee），在它的主席领导下，提出了一份非常有启发的报告，但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个建议是考虑简化步兵训练的可能性。然而，接下来4年过去了，却什么也没做。
1937年初，我受到触动，在发表于《泰晤士报》的一篇长文中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说，那些随现在训练体系长大的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它，以至于可能忽略大量调动如何聚集的问题，这已被证明是训练平民军人时的绊脚石，和平时期训练本土防卫军是这样，国家危急时紧急动员更多力量时也是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中，时间永远是决定性的因素，浪费在进行多余调动上的时间，阻碍了训练有素部队的产生。
“有一点必须记住：训练手册并不单单用于正规军。的确，如果我们接受‘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条原则，平民力量的需要就应该占主导地位。在目前的实际训练中，直线营（the line battalions）很少进行连或营的训练，把从战术和武器训练中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战斗训练和仪式训练。然而，或许是半专业者的普遍倾向，将训练手册视为圣经，当看到训练主要是老式的密集队形训练，平民军人也就虔诚地操练密集队形，夹有仪式训练作为点染——但仪式训练常常做得很差，因为对任何人来说它的动作都太多太复杂，只有专门的仪仗兵部队才能做好。结果发现没有留下时间来进行战斗训练。如同我观察到的那样，常见的结果就是削减战术和武器训练时间，将过多的时间用在操练上，由于那些动作过于繁复和老式，获益甚少。在《步兵训练手册》中，几乎有200页用于阅兵式训练。这样的篇幅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会把那么多时间用于掌握军人姿态，甚至放在了把握士兵的实质之前。
“改革后的训练体系要以方向感为指导，将之作为战斗训练的自然进化。我们不仅需要对我们的训练进行现代化，而且要以减少动作数量、砍掉那些过时或多余的动作来简化它。目前的连训练和营训练，分别有27类动作和37类动作，合计起来可能有好几百个动作。这些动作中只有一类是打仗时可以用上的部署动作，主体却是那些过时的队列动作（包括纵队和密集纵队动作）。”
我建议的训练体系，要砍掉那些滑铁卢或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时期发展来的动作，它们跟现代战争条件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将训练减为若干动作，这些动作都能够作为部署动作在战争中使用，而且要与深度和方向的基本观念相一致，这支配着现代步兵战术。
我指出，由于一个排里面的班数量已经从4个减少为3个，古老的4人一排和四排相连的训练方式，较之从前更为不合适了，所以就更有理由对训练体系进行改革。我建议，陆军可以“制定三列行进的标准训练，在演习时为了交通的方便，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一个排的正常构成将是三个班并排成三列，每个班为一列。一个排就这样集合，每个班都要从前到后编号。只有在视察时，一个排才转身面对侧面，成为三排”。在行军时，排的纵队可以转向所要求的任何方向。除了这三个简单的基本动作外，没有必要做更多了。几个班部署为直线纵队或三角纵队，通过这样的练习，训练就为战术动作做好了准备。
在连的训练中，我们可以抛弃过时的“纵队”和“密集纵队”队形，在那样的队形中，三个排前进时排成连续的三列，每个排都是双排。这些老式队形消失之后，“纵队”一词将获得自己适宜的现代意思，指一个单位的正常行军队形，即行进纵列。一个连通常的训练队形，无论是静止还是行进，都可以用称为“方形”的现代战术队形为基础，也就是两个排纵队在前，两个排纵队在后，每个排的间隔很近。这就突出了战术所要求的方向感和深度感。作为另一种替代方案，排的纵队也可以并排排成一行。真正需要的训练动作是：（1）由密集正方形或排纵队队列，变为行进纵列前进（或后退）；（2）行进时改变方向。我指出，以这些新队形，“每个排都只需要向左转或向右转，动作就完成了——与现在的行列、纵队或密集纵队的转向相比，其简单是不言而喻的”。
营的正常训练队形，无论是连纵队或排纵队，也要以战术“方形队形”为基础。一个营正常以“排组成的方形”来列队。在视察或致词时，部队就转身面对侧面，形成类似于现在的密集队形，只是各连由过去的四排变成两排。连纵队的行进如同连训练时一样，此外，还有明显的移动和转向，由排组成的方形变为营纵队。
“就仪式目的而言，改革后的训练体系也很可行。检阅时的列队行进，如果决定保持现在的形式，营（由各连组成的方形）只需要如接受视察时一样朝左转就可以，整队之后以各连队列行进。另一方面，我建议营的列队行进也可以是由排组成方形。这种队形可以提供如同现有模式一样宽的队列正面，让人留下同样深刻甚至更深的印象，因为它传递出一种战斗力量集中、随时准备行动的感觉。
“机动性现在是陆军的口号，在这上面的任何贡献都值得去争取，尤其是不需要花钱时。一方面，我们要以一个新模式来抓紧推进陆军机械化；另一方面，仔细检修我们军事机器的老旧部件也很有价值。如果加油润滑，任何机器都会运行得更好，一个简单而灵活的训练体系，就是一支军队中人之齿轮所需要的润滑油。”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日，东方军区指挥官艾德蒙·艾恩赛德爵士正在视察不久前从巴勒斯坦返回的第4师的一个营。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军人，震惊于一种荒谬：这些经受了战争考验的部队由于训练体系，在进行简单的搭乘汽车训练时，被迫回到一些复杂的动作上。这样的感觉与我提出的建议相一致，于是马上就付诸行动。就此事开了一个会之后，这位东方军区指挥官请求陆军部批准以新思路对训练进行试验，就由第4师的不同营来进行。我被问到能否提供我的训练体系的详细计划，并加上图解，作为研究的基础。4月，陆军部终于批准了这项试验，夏季后期这种新训练得到了演示，尽管开始时只是排级训练。7月，帝国总参谋部总长、陆军元帅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观看了演示，留下良好印象，想把这个试验扩展至连级和营级训练。东方军区的所有步兵营现在都得到批准，在训练季剩下的时间里试验这种新训练。
接近年底时，陆军部明确决定陆军整体采用这种训练。不过，它的范围有了一个重要变化。由于不想改变仪式训练，所以它被称为“战场训练”，那些接受战场训练的部队使用它。方式上也有小小的修改。这些修改没有影响到排级训练——仍然如同原来设计的一样，排的正常队形是3个班各自排成一列，各班成员排在班长身后，视察时只要来一句“向左转”，全排就面向视察者了。相应的轻步兵训练中，“整队”和“掩护”（covering off）都可以自动完成，不需要指挥官的口令。动作就是队列的行进和转向，以及部署为一个开放的三角形。武器训练也简化了。
与原来设想相比，连级训练有小小改变。它的密集队形就是行进纵列和排的队列，由于某种原因这种排的队列被称为“排纵队”（column of platoons），而“排组成的方形”被用来作为一种开放的队形，连可以由这两种密集队形来进行部署。营训练中的两种密集队形是行进纵列和“大群”（mass），大群中的各连都是排纵队的形式，一个连接着一个连。如果说这种队形也体现了深度和方向感，但它还是不同于原来的设想，原来设想各连是4排深度，而各排只是1排深度，而不是连和排都变成了2排深度。不过，方形队形（也就是各连的2排深度）可用于部署。
采用了这种新战场训练的部队，就像是谚语所说的如鱼入水，为它们的运动能力和部署能力带来了明显好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是，仪式性的阅兵训练仍然要保持老方式，而不是把现代化的训练应用于为所有目的服务。尤其是对本土防卫军而言，这就意味着可用于实际训练的有限时间，一部分浪费在教一些过时的东西上，结果也不佳。新训练很容易掌握，很快就变成了士兵的本能，而要掌握老的一套则很费劲。所以，当士兵因操练阅兵式而回到老一套时，就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四人成排之类的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时期复杂动作的习惯了。如果新训练体系也用于这样的阅兵式训练，比起现在这种勉强按老一套来做，观看效果会好得多。
就在1938年的训练季进行之时，维持新旧两种训练的愚蠢被认识到了，于是决定改革陆军的整体训练。然而，这个改进方案却是新旧之间的一种妥协，在阅兵仪式需要和实际作战需要的角力中，前者再次被证明是较强的一方。在春季最终采纳、现在正在使用的新的步兵训练中，各单位还是像以前那样成排排列。士兵的整队还是按照旧式重步兵的方式，按命令进行。而且，各单位还是一排排行进，转向也是如此。班的训练还是讲究成排，这样做的最糟糕效果，就是在新兵作为军人接受训练的这个最易受影响的阶段，去养成对齐的本能，而不是方向感。老式的纵队和密集纵队（一排排组成的），作为主要队形和连与营的训练动作保留下来。
与此同时，运动也有部分简化，数量有一些减少。最主要的就是废除了“四人相连”。不过，由于现在一个排减少为3个班，所以这个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一个单位向左转或向右转时，士兵会以实际感觉排成一列跟在班长后面来做。批准用于密集纵队（一排排组成的）的一个动作是“三人一排转向侧面”，看来这个动作在排纵队排列的现代队形中，可以用这种倒置的方式来使用。以这种方式，即使是在阅兵练习场上，方向感也可以灌输出来了。如果是这样，也算得到了一些东西，哪怕会留下一个印象：20年的训练改革过程，最终结果还是进三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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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世纪初期瑞典瓦萨王朝国王，欧洲三十年战争中的名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