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陆军中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晋升的拥塞和随之而来的高层职位的高龄化。与之相连的就是如果战争到来，现代机械化战争对那些在战场上行使指挥者的压力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压力要比上次战争大得多，当时作战行动是靠徒步行军，指挥部也相对远离敌方的干扰，当时那支远征军的几乎所有指挥官，甚至低至旅级指挥官，都在那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如今空中打击的日子里，就不能期待会有这种程度的远离了。然而，现代作战行动压力增加并未带来高龄化比例的下降，1937年这个比例反而平均高于1914年，而当时远征军里有些关键岗位的指挥官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里就累垮了。
这种情况与陆军为机动作战作准备是相悖的。陆军高层对进攻的力量很乐观，对避免另一场战壕僵局的前景很乐观，结果就出现了很不合逻辑的做法：基本上不关注指挥官们的年龄老化。在半机动作战盛行的美国内战中，所带来的压力导致战争最后一年时军和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仅30岁出头而已，只有若干最高层指挥官超过40岁。现代武器射程和威力的扩大，更表明必须降低战场指挥官的年龄，因为噪音和持续的危险会影响军官的健康。今天，面对永远存在的空中威胁，高级指挥所也不能期待以前有过的那种相对宁静了。尽管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变成静止状态，但紧张会持续不断，如同上次战争中团级军官在前线的时间那样。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正是海格（Haig）本人制定了一条规则：超过35岁的军官不能担任营指挥官。如果视此为比较接近营指挥官的实际年龄限制，那么旅、师和军指挥官的年龄也应降低，因为如果军官在一个职级上停留时间很长而不能晋升，很容易变得陈腐。一定要等到战争到来，才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而实行年龄限制，这是不明智的，因为战争头几个月的考验可能最为严峻，人崩溃的风险也最大。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从国际地平线上越来越大的威胁来看，1937年时就已是非常清楚，必须采取根本措施来更新陆军领导层。
为战争做好准备的迫切任务，也在要求采取这样的措施。准备战争，这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视野，一种充分考虑到新的武器、空中力量的影响、近年来自海外那些战争之经验教训的新视野，对英国陆军的结构、战略和战术进行改造，以适应变化了的条件，而自上次战争以来的陆军首脑的年龄已经变成一种阻碍。这些人已经成熟，他们的观念已经定型于原来那个时代，今天出现的许多重要武器装备在那个时代还不为人知或很粗糙。
应该公正地承认，过去几年为改善那种糟糕局势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但这种迟来的努力，不过是在强调迫切需要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这些在根本上依赖一位国务大臣，他不仅能够在体制内提供新的动力，而且能够确保陆军之外相关人员的合作，去除改革面临的财政障碍需要这些相关人员的协助。霍尔-贝利沙先生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表明了一种坚定的努力，要加快年轻有为军官的提升，去除那种停滞不前。因为这种停滞不前，等到这些人获得机会时往往就已经滋生出一种陈腐。要为军事系统注入新鲜血液，让它获得新的生命。
1937年5月底，我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些说明，并且很快呈交国务大臣。我建议，军官40岁时至少要成为营指挥官，44岁时应是上校了，正常情况下48岁时应是少将，顶多50岁。要做到这一点，除特殊情况外，上将和中将的退休年龄要从67岁降为60岁，少将的退休年龄从62岁降至55岁，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任期也从4年降为3年。同样，如果可能的话，属于时代错误的“半薪制”也要废除；如果无法废除，对于那些有可能得到进一步任命的军官，要增加他们等待任用期间的付薪比例。退休金的比例应完全按军衔发放，不要再去参考在这个衔级上的工作时间，这有利于军官在不能晋升后的及时退休。在改善较低级军官的当下前景上，我建议采取措施，确保上尉服务8年后即可晋升，少校服务14年或15年即可晋升。我发现国务大臣马上就理解了这些改革的必要性，甚至倾向于让任职年限比我所建议的还要缩短。不过，其他人就较难说服了。
作为把问题说清楚的一个做法，1937年9月初，我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年龄数据比较的一项研究结果，它表明我们陆军军官的平均年龄比起1914年来高了很多。这个研究结果可能既具有当下价值，也具有历史价值，复制如下：
“首先来看看国内4个一级军区指挥官现在的年龄与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年龄，对比如下：
“1914年，这4个指挥官都在战争初期被派往法国担任军指挥官。开始时海格担任第1军指挥官，格里尔森担任第2军指挥官，当格里尔森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就病倒并去世之后，史密斯-多尔乐接替他的职务，普卢默于1914年年底掌管第5军。另外两个在战争开始阶段被任命为军级指挥官的军官分别是普尔特尼（Pulteney）——指挥第3军，年龄53岁零2个月；罗林森（Rawlinson）——指挥第4军，年龄50岁零5个月。这两个人使得1914年军级指挥官的年龄降至不到54岁。
“再来看看5个正规师指挥官现在的年龄与1914年时的年龄对比，差别不那么明显：
“除了这些，1914年还有第6师和骑兵师，分别由基尔（Keir）和艾伦比（Allenby）指挥。第6师已经不复存在，骑兵师已经变成快速师，它的指挥官尚未任命。上次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组建了第2和第3骑兵师，指挥官是高夫（Gough）和宾（Byng）；并用调回的海外驻防部队组建第7和第8步兵师，分别由卡珀（Capper）和戴维斯（Davies）掌管。后面这6位师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为51岁零3个月，这使得当时师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降至52岁零8个月。
“在所有这些之中，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提升为军级指挥官的8个人——海格、史密斯-多尔乐、普卢默、艾伦比、门罗、罗林森、高夫和宾，他们1914年8月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
“与这个普遍问题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机械化年代，所有行动的步伐和节奏都不同了，以往的骑兵行动算是与之最接近的，所以，就有必要注意到1914年时骑兵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不到50岁。
“当然，年龄的统计并非衡量一名指挥官身体状态和智力活动的可靠标准。许多人快60岁了，但比起40多岁的人还要活跃。所以，任何晋升体系最好要有灵活性，能够为正常规则之外的例外提供空间。一些人由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而较晚才有机会，但能干而精力旺盛，也应该得到职位；也有一些较之平均年龄更早成熟的人，如果把他们留在其能力不能充分施展的职位上，其前景会受到损害，这样的人也应得到提拔。即使在这个方面，比较而言，1914年时的体制似乎比现在要好一些。不过，即使不算师级指挥官中相当年轻或年迈的极端例子，1914年师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仍然比现在小好几岁。”
这项研究引发了广泛兴趣，人们吃惊于平均年龄竟然上升了这么多。就它直接影响到的部门而言，它还引发了一些烦恼。在我收到的那些评论中，有人认为更为准确的比较基础，应该是各个时期军官被任命为师或军级指挥官的年龄。同样，还要考虑到一个情况：1914年那些任命，有几个是在战争爆发或即将爆发时作出的。
按照这些建议，我重新研究了年龄数据，编制了新的表格，分别将1914年年初和1937年年初的指挥官列举出来，配以他们被任命时的年龄。然而，研究结果提供了更令人吃惊的证据，表明在一个战争条件已经变得更为激烈的时代，指挥官平均年龄却有了何种程度的上升。下面就是这个进一步的分析：
“同样，还是先来看看国内4个主要军区的指挥官，对比如下：
“不过，还要考虑到一个情况：史密斯-多尔乐将军获得一个一级军区指挥权还要更早一些，此前他于1907年已被任命为奥尔德肖特军区指挥官，当时他年龄只有49岁零6个月。所以，真正比较的话，他在此表中的年龄应该是这个，这就将1914年的平均年龄降至52岁，比现在的年龄几乎小了7岁。
“就师级指挥官而言，对比如下：
“已经很清楚了，1914年时普遍的任命年龄要低不少，比起前面两个表格来，这两个表格表明与1937年相比差距更大。
“就陆军部的高级职位而言，只要头脑年轻，年龄关系不大。然而，对人而言，年龄大而头脑年轻是例外而非普遍情况，所以就不妨看一看1914年陆军委员会中军方成员的平均年龄，将此与今天的情况进行对比。
“有趣的一点要注意到：1914年的军械总局局长是个特地挑选出来的上校，担任这个职务时临时给他少将军衔。”
这些数字下面的主旨，《泰晤士报》用头条强调出来：
“为了第一位的国家利益，从此之后，武装力量中掌握战场上关键职位者，必须有足够的精力来承受现代战争那大得多的压力，必须足够开放来构思方式上的巨大变化，这是如今陆军装备正在发生的革命所要求的；并且要尽可能地具有机械化行动的经验，以此来创建新的方式。今天，整个陆军正在经历一场极其快速的转变而走向以机械化为基础，以前只限于陆军一小部分的机械化经验，现在要传递给它整体了。
“今天的陆军，必须处于一种完全准备好了的状态，它的装备和它的领导层都应如此。所以，比起宁静时代来，就需要采用严格得多的选择标准。如同许多代人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一种对人性期待太多的情况，这就是把挑选完全交给了军人自己，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对自己多年伙伴的偏爱，挑选时毫不犹豫地采用必要的标准。要采用这样的标准，除非有一个坚定的国务大臣支持这样做。而且，当取而代之因目前规则而常常艰难时，这样的标准就更难以采用了。给那些不得不淘汰者以较为优容的待遇，会使这个过程较为平缓，也是对他们所作服务的公正承认，是对要求他们所作出的牺牲的公正补偿。赞同支出几亿英镑来更新陆军装备的公众，也愿看到并乐于支持在陆军领导人任命上一种自由选择的明智。以一种公正和适当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微不足道的费用，公众不会吝惜，如果这被证明是一项强有力的管理政策整体的一部分，那就更是如此。”
两个月后，宣布了陆军高层指挥上的巨大改变。陆军委员会大幅度重组，引入了较为年轻的一代军人。就陆军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些意义深远的步骤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激励。对于公众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希望，新的帝国防守问题不仅要以新的头脑来解决，而且要有身体和思考上的适应能力。快速重整军备的压力，战争到来时必定出现的更大压力，都需要这种适应能力来应对。对于我们边界之外的那个世界来说，这种变化显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目标。那些年富力强者，战后第一次被放在军队的掌舵位置上，他们属于上次战争中首当其冲的那代人。
几乎20年了，陆军高级职位的晋升一直受制于人们熟悉的那个过程：等待某个职位的任期届满，或者是在任者到了规定年龄，然后一个职级比他稍低一点者去填补。当长者延长任期，对年轻有为者的迟滞效应就明显了。现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对比出现了。陆军委员会的两位高级军方成员——陆军元帅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和上将艾里·诺克斯（Sir Hairy Knox），两人年龄分别达到了63岁和64岁，就让出位置给了从少将中选拔出来的两位军官，一位是戈特勋爵，他51岁时就担任了大英帝国总参谋部总长；另一位是C.G.李德，他54岁时担任行政总长。另外，帝国总参谋部的副总长也更新了，任命参谋学院院长罗纳德·亚当爵士担任此职。此人尽管能力出众，但只有52岁，所以只能是上校衔级，这正是陆军过去晋升情况的一个典型例证。同样重要的还有，与陆军部的这种恢复活力相伴，其他地方的高级指挥职务也将由较年轻的军官担任，而一个好的开头就是挑选了54岁的A.P.沃维尔（Wavell）担任南方军区新的指挥官。陆军部另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军械总局局长的部门置于军需生产署署长管理之下，除现任军械总局局长退休外，这次重组主要是管理性质的，不过，在这一领域提升一个较年轻军官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这些变化很自然地吸引了英国公众的大量关注，然而没有引起公众或议会任何严重抗议，这与过去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与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先生(1)在其权力高峰时敢去尝试的事情相比，霍尔-贝利沙先生得以迅速而平稳地实现了一些大得多的改变。不仅是普遍同意，而且是全国范围的赞同，这表明陆军内部和陆军之外都已觉醒，认识到了需要有新观念来应对新情况。当年战时的首相很可能也对1937年陆军大臣这种相对而言没有麻烦的改革过程作出了贡献，他看到了一代人之前盛行的军事蒙昧主义，他指责这种情况的用语遭人怨恨，但实质意图却在今天由年轻的将军们实现了——这些人1914—1918年时只是低级参谋和团级军官，由曾是当年“持久战”中士兵的500万国民实现了。
当然，陆军最高职位上的这些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遴选委员会的新鲜提名。人们急迫地等待着结果。对少将任命的第一批遴选整体而言让人有理由放心。人们期待，就认识到机械化上现代经验之价值而言，新体制要胜过旧体制，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的期待没有实现，但遴选却朝下深入到上校层级，并且比以前的做法更加注重年龄因素。拿两位任命为正规师指挥官的军官为例，一位只有46岁，另一位虽然接近54岁了，但却不是参谋学院毕业生，这一点表明陆军高级指挥官不再是有“参谋学院毕业”标志者的专属之物。一位47岁的军官被选拔为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的院长，一位49岁的军官被选拔为伍尔维奇军事学院的院长，一位50岁的军官被选拔为参谋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位也是50岁的军官担任了军事行动和情报部部长的关键职务。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如同大英帝国总参谋部总长一样，这些新的人选中有两人也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C.）获得者。
接下来的选拔也继续着同样的思路，令人欣喜的是还注意到了应具备上次战争中的战斗经验，而有问题的是更加忽视现代机械化经验。同时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的倾向，在中将和少将任命的选拔中，年龄又重新上升了。不过，有些情况是这个军官虽有才华但机会来得较晚，晋升受阻，所以保留他的军中服务是有价值的。
作为一个整体的晋升情况要改进，这个问题得到探讨，还任命了一个由威灵顿勋爵（Lord Willingdon）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来推进这个进程。3月时，国务大臣关于《陆军估计》的讲话，已经预告一些已在考虑之中的措施，然而，直到1938年7月底，这个体系的细节才最终定下来。稳定的保证与机会的提供，这两个方面都让人难以割舍，很不容易协调，最后用这样一种方式结合起来了：既承诺在给能干者提供机会上会有相当的改观，同时实际上更大程度地增加了为大多数人提供的稳定保障。上将和中将正常的任职年龄降至60岁，少将为57岁，上校为55岁。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任职时间减至3年。半薪制被废除了。晋升至少校，不再看有没有空缺，而是看服役时间，服役8年晋升上尉，服役17年晋升少校。
由此而实现的年龄限制的下调，意味着那些有能力去补充高级职位者会早一点得到职位，这既对他们自己有利，也对国家有利。如果这也意味着他们要早一点退休，那他们也会较早地得到较高的退休金比例，抵消了较早退休的经济损失，而作为进一步的补偿，这类职级的退休金比例将不再依据他们的任职时间或服役时间来定。这些人中间，只有很小一部分将陆军作为职业者，可以期待达到将军职位的层级，所以更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是确保合理的晋升速度和报酬，以及最后的充足退休金。到目前为止，进入陆军的人大约只有一半成功地获得了哪怕是少校的衔级。现在，作战部队中的每一位军官，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指望抵达少校衔级，而且是比以前绝大多数人更年轻地抵达这个衔级。如果说对晋衔所要求的服役时间比希望的稍长了一点，那么，那些晋升道路极为拥堵的团中的军官，他们以前从中尉行列中晋升上来所要的时间比这更长。除了主要是骑兵部队的一些幸运军官外，服役8年晋升为上尉，这比旧体制下能够得到的要好。就职位的稳定性而言，那些晋升衔级不超过少校的人，过去很少有人可以指望以现在这样的报酬比例服务10年。而且，上层任职年龄限制的下调，带来了一般军官实际上的任职年龄的延长，他们可以任职至47岁，然后带着每年超过400英镑的退休金退休，哪怕他没有被选去晋升中校，他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在上尉层级上待到45岁，然后带着每年远不到300英镑的退休金退休。
由于退休金比例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人们有理由感到一些失望；但间接的增加还是可以感觉到的，而未来的管理方式是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另外一项人们盼望已久的受欢迎改革，就是废除了一个陈旧做法——军官晋升后等待任用期间只领半薪，为了等一个合适的空缺岗位，有时候要等两年多。这个做法的废除，将进一步改善高级军官的经济状态。
这些改革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特点，这就是采取措施来帮助一些军校生，这些人的父母无力支持他们军校读书时的那部分费用，或者是此后补贴一下他们的收入。未来有可能做到，凡是在伍尔维奇军事学院或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学习合格者，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困难，将不需要他们父母承担任何费用，而且这种奖学金也没有名额限制。更进一步，为了满足他们成为军官的需要，中尉的报酬比例也有所提高，同时还有多达100种的授衔后奖学金（post-commission scholarship）——每年20英镑，持续3年——提供给他们。不过，每年20英镑，只提供3年的奖学金，哪怕再加上每天的报酬增加了1先令，是否足以缓解一个父母无力补贴其费用的中尉的经济困难值得怀疑。这一点得不到确定，那些家里经济困难的能干年轻人，仍然会迟疑于进入军人这一职业。如果要达到目的，那些授衔后奖学金的金额可能需要有所增加。不过，这个总体方案如果适当调整并恰当使用的话，将是朝向所说的陆军“民主化”的真正一步。
这些改革的深入，是否能够实现它们的目标？对此，还有其他三个方面让人疑虑。首先是30岁到45岁之间的情况，人们会很自然地期待这一期间结婚生子，这也是压力最大的时期，军队生活的环境让已婚军官也得交一部分伙食费，这就使得他必须维持高于许多其他行业中同龄人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没得选。在职业生涯的这一时期，对他来说，生活和养家对报酬和结婚津贴的需要明显增加，这一点长期以来已很明显。然而，分析表明，处在新条件下，尽管服役8年晋升上尉已有保障，但报酬却从每天19先令下降为16先令（每周按6天算），在服役11年之后——目前此类晋升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他才能得到上尉以前的报酬水平。尽管他现在服役17年可晋升少校，不再需要等到20年了，但由于少校的报酬没有提高，这个差别也就不那么重要。而且，军营生活必须维持的水平，对不同级别的军官来说必然大致相同，文职人员或其他行业则不是这样，一个人的家与他的工作环境没有那样紧密的联系。如果要吸引那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将陆军作为职业，这一期间有让他们摆脱经济焦虑的较好前景，看来至关重要。不让他们30多岁时发现自己必须在放弃军人职业与放弃家庭之间去选择，这也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新条件中另外两个让人疑虑的方面，较为直接地与今后一段时间的陆军效率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军官，只要具备所要求的任职资格，就必定可晋升少校并任职10年，军人职业的保障因此而明确强化。然而，明智的做法或许是再补充一条，用比目前提供的条件更为优厚的刺激，让一定比例的军官在还年轻，还能找到其他工作时，作为上尉退休。否则，就可能出现积累了颇多平庸少校的风险。同样，参谋军官不再依据他们的任职等级付酬，而是依据军衔付酬，这个改变也可能导致一个有用的能力激励的消失。
公告中这样说：“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任期从4年减至3年，不会导致任何军官在未得到提前一年警告的情况下而被取代。”这个说法也引起了进一步的疑问。显然，将此应用于那些已经超过了新的退休年龄的军官，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下调年龄限制的作用——下调年龄限制，是为了在国际局势危险的情况下，尽快让较年轻的一代军官升至指挥高层。同样，当这些人升到高层时，这也可能对他们的价值产生影响。
两周之后的《政府公报》（the Gazette）证实了这样的理解。公报记载了新的年龄限制下13位将官的退休，但他们之中不包括那些超龄军官，甚至不包括那些受人尊敬的军官。对比之下，却包括了几位有能力的军官，他们在一两年前被提升后一直没有找到空缺的职位，于是退休。这样的人退休了，而一些更老的人仍被允许待在已占据了一段时间的职位上，这就很难说公平了。前者所作牺牲的价值被一件事弱化：就影响到陆军备战的高层职位而言，它没有为年轻人创造空间。所以，对于那些能力出众者，在规则之外作例外处理是明智的，而同样明智的是，接受过去的教训，对职位占据者因互相考虑而延长自己和别人任期的自然倾向进行抑制。就任何个人来说，年龄高低并不是其健康程度的精确指示，但普遍而言，看年龄一直被证明是较为可靠的，哪怕在将军们身上也基本如此。“例外恰恰证明了规律的存在”（Exceptions only prove the rule）。
作为所取得进展的一个标志，值得去看一看下面这三张“高级指挥官”表格，这是过去两年改革的一个结果。
现在可以看出，潜在的军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1937年降低了3岁半，但比1914年时还是高了4岁半。
现在可以看出，师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1937年降低了整整2岁，但比1914年派往法国的那些师级指挥官还是高了1岁半。
单是年龄的下降，并不足以为陆军高级职位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新的视野。有一些老习惯需要改革，尤其是在现在陆军发展为一种新构成之时。与社会各行业的通常做法相比，陆军对待专业化的态度最为不同。陆军习惯于军官——尤其是高级职位上的军官——是“杂家而非专家”（jack of all trades），如果是为了防止军事生活培养出狭窄部门主义的趋势，这样做很明智；如果它导致对一个事实的忽视，那则是愚蠢：每个人，如果有才华，一定有一个自然的倾向。陆军一直硬要把太多的方钉塞进圆孔中，坚持认为任何适宜提升者都能胜任新职位上的任何工作。
与这种“杂家而非专家”的标准相连，就是对那些精于某个专业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军队一直显示出来的对新观念和新设备的厌恶，根子就在这里。即使一些新东西不再被排斥时，它们未来的发展也十有八九会交到一些不可能充分发展它们的人手中。上次战争中坦克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抵触做法的极坏例证。如今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坦克开创者当年遇到的反对，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官方阻塞事例之一。然而，更为可耻的是，当坦克赢得了人们的接受后，那些让它得以完成的人却被搁置起来，为的是给那些对坦克发展毫无贡献甚至属于反对者的人腾出地方。这种新机器交给他们来管了，而他们的无知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延迟，在这种新武器实现其威力之前，有大量浪费性的不当处理。
到了战后年代，这种盲目保守的阻挠仍在继续，使得陆军的机械化延误了几乎20年，导致了现在想要追赶时间的匆忙和麻烦。当认可进行试验时，试验的执行被委托给那些此前没有任何经验，甚至公开反对的军官。所以，他们常常就成为老错误的新尝试者，常常导致再次推迟进行扩展的决策。每一个新观念的表达，都会遇到一种本能的紧张反应，所以困难就加剧了。这不仅阻碍了新观念的传播，而且阻碍了那些敢于为它们说话的军人的前途。从皇家坦克兵团首先机械化之后——这是第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分支，很自然地，那些有想法的人就被吸引到那里去了。然而这种趋势对他们自身也造成了损害。当战术试验被批准，或者是新构成开始创建，优先权总是给予那些老装备的军官，这些人没有“危险想法”的嫌疑。这种做法，除影响到公众对于陆军的态度外，就陆军所需要的那些热心的年轻人而言，也很肯定地让他们相信，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军队仍然是一种没有前途的职业。而且，对于那些已经在陆军服役的较年轻者来说，这样做也很可能让他们想到，如果自己去做一些新的工作，或者是以思想开放而出名，那都是“危险的”。
皇家陆军服务团的机械工程师们取得了显著进展，生产出了六轮战车；回报却是进一步的机会被从他们那里拿走，转给了皇家军械兵团。1930年，那位作为机械化战争的先驱而闻名遐迩的军人，终于被提拔进入了少将行列，然而此后3年他待岗领取半薪，最后以没有担任过任何少将级职务而退休。到了1934年，陆军的机械化已经成为官方政策。就是在这一年，战后坦克兵团终于有了第一位被晋升为少将的军官，他被派去指挥印度的一个二等战区，而那里只有一些老式部队。1937年初，又有两个人得到晋升，但仍然是被类似的恐惧包围，担心如果他们被放置在可能对陆军普遍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岗位上，他们会做什么。两人之中的一人，最终被弄去负责一个防空师，另一人给了一个主要与营房打交道的纯行政职务。到了秋季，当机械化快速师组建后，把它的指挥交给几位具有机械化经验、现在已上升到足够高位置者中的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了。然而，一位负责训练骑术教练的骑兵少将，却因为资历的关系，很想任命他去担任此职。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任命了一名炮兵少将，此人对射击训练的改进贡献很大，但在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行动上却没有经验。尽管他有能力，但不可避免的是他必须先花时间去学，然后才谈得上教。随着1937年12月陆军委员会的变化，以及新体制的行使权力，人们很自然地期待这种浪费专业知识的习惯会有改变。然而，却不能说这种期待已经实现。尽管陆军已经转向机械化或摩托化的基础，但尚无在这方面有着专家知识的军官被任命进入陆军委员会，或者是去担任任何师级或更高级的指挥——尽管已经宣布了那么多新的任命。
而且，如同第9章提到的那样，已经出现了一些老习惯蔓延到新领域的迹象。1937年夏季，作出了迟来的决定，扩展英国的防空力量，将现有的2个师重组为5个师，同时还很明智地决定在陆军部内设立相关的指挥职务，陆军部外则设立一个总指挥。为这两个新职位选人，很自然的做法就是利用现有的两个防空师师长，他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这两人拥有的资源不多，但做了很好的工作，从这一点看，选择他们也是公平的。结果，选了两个新的军官，此前没有经验，现在成为这两个师长的上级。同样奇怪的还有，3个新师的师长都是新从外面派来的，为担任师长而提升他们，却没有提升任何现有防空部队的指挥官来担任此职。不管新来者多么能干，他们必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足够了解自己新领域的那些情况。大不列颠的防空守卫，是一个颇不同于陆军其他功能的领域，所以，不利用已经获得的知识，就国家利益而言是不幸的，何况已经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现在的需要又是那么迫切。
对于那些被任命的军官，这也并不公平。一个被任命为防空首长的军官，就是9个月前被任命为快速师师长的那个人。所以，一年之内，他被期待去精通两个自己都是新手的新领域。即使是最为能干的人，这个要求也太高了。而且，接替他去指挥快速师的人，也同样是没有机械化行动方面的经验而接手这个任务，所以，在训练季节最紧张的时候，他的新职务却最需要专家的指导，他自己去当了学徒。同时，他的前任转到防空领域也遭遇着同样的窘迫，而英国的局势让这个领域的准备时间更显紧迫。只要国际局势能让英国有足够的时间，这些任命最终都会显得很合理，但学习新领域所需要的时间，已经带来明显和不必要的风险。回过头看，这种风险更显得吓人，因为刚刚作出这些任命，马上就发生了9月危机。
如果未来的陆军要避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其首脑的选择上要注意两条原则。首先，一个领域需要首脑，要从那些已有这一领域知识而合格的人中选择——无论如何，当局势不让新手有时间来学习这一领域时，就必须这么做。其次，对于那些致力于任何有着潜在重要性新领域的军人，每一次都要鼓励，不能是打压。在阻碍军事进步和危及效率方面，最可怕的就是导致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去做先驱者，会带来一种惩罚——当更大发展的需要得到承认时，自己却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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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自由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等职，1916年12月出任首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