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近来的发展，已经显示出运动方式的一场革命，显示出一些方式的进化，显示出按人们熟悉的法国陆军棋风格进行欧陆战争的看法的日益反转。这种反转或许更多的是潜意识而非明确意识。随着时间流逝和历史证据的逐渐清晰，1914—1918年所犯错误更容易被军人们认识到。对他们来说，当一些外界批评似乎对自己朋友或专业进行攻击时，他们会团结起来，如同一辆炮火下行进的坦克，“关闭”自己的头脑；然而，如今这一代军人已经发自内心地决定，要避免上次战争那种站不住脚的乐观主义和行动失误。不过，日益意识到应该避免什么，这部分是由于一些事情的压力，但相伴随的也有沿着一条路线而发展的活动，这条路线势必导致回到上次战争的同样结局。一方面是对那些想重复上次战争中西线之事的欲望加以拒绝，另一方面，则是一步接一步地展现一种朝向重复的趋势。
如果战争在欧陆再来，战略纠缠、无限扩张、大规模征兵、无谓的牺牲、国力的耗尽，重现上次战争的这些情况，这种可能性太大了。这不仅导致了长久贫困，而且也削弱了我们当下对和平的影响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开启这条路线，制止这些短暂谎言的最好机会，却正是新的战争条件可能更快地导致地面战斗的僵局。为什么要开启这条路线呢？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熟悉之物上建造较为容易，思考出新的设计较为困难，尤其是急于对长期以来的忽视进行弥补时，更是如此。然而，可以预料到的后果是如此严峻，这就要求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任何步骤都必须谨慎考虑。那些不沉浸于忙碌准备之中，也不被执行重负压弯腰的人，最适合观察前面的道路。
有必要指出一点：军事世界权威的那些最高代表——至少是欧洲大陆的那些代表，看来脑袋中并不担心重复。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对进攻的新力量很有信心，对自己使用这种新力量快速征服对手的能力很有信心。大国的官方学说，仍然由不可抵挡的进攻观念来主导，除了在战斗中完全摧毁敌人力量而赢得胜利外，不认可其他目标。他们的军队仍然建立在数量之上，在他们的新理论中，在数量上增加的惊人机动性，这是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德国军事理论突出的是“闪电战”（blitzkrieg）主题，意大利军事当局在几年前就宣告“堑壕战已经过时”，因为“坦克和其他快速车辆的快速突击，将突破堑壕防线，部队进入旷野战斗，这些使得运动非常之快，挖掘新的堑壕毫无用处了”。它们在西班牙的经历可能让它们有这种醒悟，然而到现在为止，各国军事长官仍然是解释错误的能力远强于克服具体障碍的能力。在西班牙战争后发布的新的《俄国陆军野战勤务条例》（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 of the Russian Army）已经执行一段时间，它宣布：“在任何强加给苏联的战争中，苏联的基本目的将是确保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和彻底击败它的敌人……必须在整个敌方纵深困住敌人、加以包围和歼灭。对敌方整条战线和整个纵深之敌，加以同时击败，现代技术手段已使这成为可能。”还是同样的思路，只是1914年的蒸汽压路机换成了1939年的广泛机械化。
如果说这种流行的军事看法近年来在进行预估时已变得较为谨慎，那么，在修正这种军事目的，或者说承认这种理想的难以实现上，人们就显得犹豫了。1937年秋季，当时大英帝国总参谋部的参谋总长，在评论陆军部年度演习的结果时，谈到了现代战争中攻击的前景。一方面，他认识到演习中看到的一些进攻在战争中不大可能成功；但另一方面仍强调他个人坚信只要有足够的准备和火力，“进攻总会取得较好的防御效果”，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战线上是这样，上次战争的困难是打断敌人防线后的继续保持势头。但是他认为，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联合使用，就可以解决这个困难，空中力量可以阻止防守者对缺口的填补。“我们的军队必须训练去进攻。”
一个国家类似这样来考虑另一场战争，将此作为军队准备的基础，其结果将会生死攸关，是在用最极限的考验来证明这是否可能。在如此根本的问题上，乐观派的一个错误就会影响深远，甚至是毁灭性的。
军人的职责是寻找有利于进攻的新手段，因为他的责任就是探讨每一种可能性。所以，军人对进攻功效上新的希望之地表示欢迎，这很自然，这不仅是因为难以调整军人职业对“不触犯人的”战争的认识，而且还因为军人长期以来就知道成功推进——只要这是可能的——所带来的精神滋养。同样，判断一个早期僵局可带来一个谈判出来的和平，这可能有利于国家的最终利益，超过一场漫长战争之沉重代价挣得的胜利，这并不是军人的责任。不过，尽管有着这些理由，我们还是应该科学地保持警惕，以免对进攻能够成功的希望滋生出没有根据的进攻定会成功的想法。
进攻的理由
进攻的理由如此显而易见，可以简洁言之。的确，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只有进攻，一个敌国或敌方位置才能被占领并被迫投降。所以，进攻是唯一的方式，一场战争或一场战斗只有靠进攻，才能在“赢”这个词的确切意义上赢。而且，进攻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具有极大的心理优势，因为它保持了不跟随敌方指挥的主动权，而且，只要它能取得与付出努力成比例的结果，它对自己的军队就有鼓舞作用。
反对进攻的理由
进攻是更为消耗的行动方式。如果进攻没有显示出与其代价相称的收益，那它就是最能毁灭一支军队或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沙滩上散落着王权的残骸，它们把自己的罗盘指向一条进攻的路线。伟大的拿破仑，就是这些残骸中最大的那具。在进攻之潮本身落潮之前，他的事业就走向了灾难性结局。近年来的战争，提供了进攻失败的大量例子，虽然也有若干进攻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事例。不过，很难找到任何这样的进攻成功——进攻者不具备巨大的军备优势，或者是防守者没有因其他原因而士气低落但进攻成功了。所以，要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军队可能加入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中，能不能期待有进攻成功的这些条件，至少是早期阶段有，因为和平时期的所有计划和训练都是以战争早期阶段为基础的。答案看来是否定的。
进攻在装备和士气状态没什么劣势的敌人，最接近于成功的方法，也是最多被引来支持进攻信念的例子，就是1918年春季德国对我们军队的进攻。然而，即使是这个例子，也要注意：在60英里的战线上，德国有着几乎是3∶1的数量优势，它的资源允许它发动进攻。所以，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另一场战争的早期，会不会有对我们有利的这种比例？答案看来还是否定的。而且，还要明智地记住：德国进攻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靠的是新技术和大雾的幸运帮助，而且这并没有带来决定性的结果，相反，变成了针对进攻者自身、有着致命后果的回旋镖。进攻的代价，以及幻灭感的冲击，是德国人随后溃败的直接原因。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点很清楚。与法国在这场战争开头进攻的灾难性结局相比，德国的例子也未必更鼓励进攻的信念。
将“打断”敌人的防线，发展为“突破”敌人的防线，这个希望的新依据，是指望空中行动可以阻止防守者及时填补缺口，这无疑从热河和阿比西尼亚军事行动的经验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明。不过，这种程度的证明能走多远呢？当防守者也有飞机，用飞机来阻止进攻者利用缺口时，无疑也会有同样的效果。瓜达拉哈拉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进攻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当进攻者想要利用它时，受到了来自空中的压制。
防守具有巨大而且是增长着的优势，从经验中得出的这个一般推论，当然并不意味进攻就永远不会成功。如同前面提到的，它有可能成功——在一场防守者没有有效的反制武器，不能让飞机和坦克这类进攻工具失效的战役中成功。对付装备相近的敌人，如果进攻者在指挥艺术上显示出巨大优势，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局部火力优势和心理威慑，也有可能成功。这方面的一些线索，可以在上次战争的数据中找到。熟练使用新技术的德国人，在自己对敌方的优势几乎达到3比1时，获得了几乎是突破的效果，如果是老一套方法，或者是平庸的执行，哪怕进攻者具有16比1的优势，也不足以获得这个效果。
所以，需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将整个军事政策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认为我们在指挥艺术上将拥有巨大的普遍优势，不同于其他军队，在我们军队中，“平平常常”只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这种假设是否合理？如果进行深入的军事教育和晋升制度改革，我们可以确保面对潜在敌人时，我们在技能上有这种优势的可能性，但认为这在进攻中就足以制胜，也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这些改革要奏效，需要数年时间，但战争的危险却已迫近。即使是上次战争漫长试验中发展出来的最好的进攻技术，也要求必须具备几乎是3比1的数量优势，进攻才能奏效。期待我们的兵力，甚至是加上盟友的力量，在可以预见的任何欧洲战争舞台上，具有这样的有利优势，看来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些考虑就表明，需要对我们的军事政策重新思考，要在概率而非飘渺希望的基础之上，对此进行重建。组织和训练一支主要用来进攻的军队，这是把国家的命运押在一匹很难说的黑马之上。作为政策，它看起来太像一个人的乐观情绪了，此人为了百分之一的机会，押上了百分之百。
普遍的历史经验，还有我们自身的经验，都强有力地表明了这个结论，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所认识到的。尽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现代战争中进攻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过去的进攻都带来了回报。这与证据显示出来的情况是相反的。分析表明，历史篇幅中记载下来的战斗，大部分失败者都是那支首先让自己去进攻的军队。等待敌人进攻的军队这方所拥有的优势，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系列战役，就更加突出了。的确，即使是克劳塞维茨这位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攻学说之父，也特意指出防守是更强的行动方式，尽管他未能看到防守本身如何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只要积极推翻敌人是实现战争目标的必须，那么，防守就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防守的直接优势，进攻的最终优势，是有办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对于那些客观探讨者来说，历史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在敌人因进攻而过劳后，反击成为了最具决定性的行动方式。
不过，今天这个世纪出现了一些发展，让人们有理由去怀疑，对于战争中一个非侵略国家、一个只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朋友们利益的国家，对于它的战争目的来说，任何形式的进攻是否仍然必不可少呢？如同过去所有时间一样，在克劳塞维茨写作的那个年代，即使是最强大的军队，与它要去保护的地域相比，也仍然是弱小的。军队去确保扩展后的防御，这方面的能力受限，就使得单纯的防御态度不安全，不管在一个区域有什么优势，通常都会为普遍的风险所压倒。然而，从克劳塞维茨说这番话以来，军队的规模有了巨大增长，武器的范围更是扩大，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空间与力量的关系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突出了对军事观念的基础重新进行透彻审视的必要，并表明用真正意义上的防守来进行一种国家“防守”的新可能性，对此进行思考是明智的。
国民素质的因素
由此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考虑，这就是国民素质的问题。拿破仑·波拿巴的前辈吉贝尔（Guibert）(1)，其学说的根本原则即在于此。拿破仑在早期军事行动中，一直随身携带吉贝尔那本伟大著作《战术概论》，从他那里汲取了许多观念，比如每个国家的战争体系都要建立在国家基本特质的基础之上，其战术要适应国家性格。遵循这种思路，拿破仑发展出来了一些方法，应用于自己指挥的军队。他的这些原则依然有效。如果一个民族的经验证明，它的士兵因进攻而振奋，忍受不了防守，它如果卷入战争，就有理由接受进攻的风险——作为进攻防守这两种风险中较小的那一种。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证明，我们自己的经验与之相反。涉及自己的军事记录时，所有国家都容易陷入一种浪漫的自命不凡，这也向我们遮盖了我们自身力量和弱点的真相——至少是在当代。所以，我们看自己，要如同其他人看我们那样，才是明智的。
1918年前夕，对当时局势有着深刻认识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负责人韦策尔（Wetzell），要求德国的军事目标要考虑自己各个对手的性格来制定。他把英国人概括为一个“战略上笨拙、战术上死板，然而顽强的敌手”；对于我们的盟友，他是这样说的：“法国人较擅长进攻，但防守更老练，耐性却比不上英国人。”鲁登道夫忽视这一点，忽视他的战略顾问提出的其他制约因素，德国因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已经进入历史。然而，当我们也忽视这种因素，为在未来战争中的进攻去训练我们的军队做各种准备时，我们难道就聪明吗？因为这不是一种新情况，也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因为战时大量军队匆忙组建而不予考虑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回看16世纪，把它作为我们民族的胆量和主动性的高峰时代，一个超越了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时代。就个体表现而言，这种看法可能有道理，我们的土壤总是有利于杰出个体的成长；但就普遍水平而言，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在他的近著《16世纪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中提醒我们：欧洲大陆的看法是最为钦佩瑞士人，对英国人的评价只是“一个在其位置上良好的稳定的部队，但就其他部分而言，并不比其他人好”。两个世纪后，吉贝尔的评判是：“英国人没有战术，很少有出色的将领，但有一种适宜他们气质的战术形式，一种不长于进攻，但难以撼动的精神。”
我们历史的见证
我们军事历史中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些看法。14世纪是我们征服欧洲大陆的最伟大时代，所以它显示出我们当时是一个进攻民族——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不过，尽管我们在战略上是进攻，但我们的地位实际上是靠战略进攻与战术防守结合而得到的。14世纪的开头，是我们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进攻的一场灾难性失败，我们因这场严重教训而受益。一代人之后，在哈利顿山（Halidon Hill），我们坚守，直至苏格兰人在对我们的无效进攻中精疲力竭、自身散乱，为我们的决定性还击做好了准备，我们才扭转了局面。在随后的英法战争中，我们在克雷西（Crecy）和普瓦捷（Poitiers）获得大胜，靠的就是重复同样的方法。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最后7年，我们之所以失去我们的征服之地，是因为针对我们的行动是由身经百战、成长为一个军事天才的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2)指挥。盖克兰不仅避免进攻，还避免卷入战斗，并且用游击战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坚守。
15世纪以另一场苏格兰人的进犯而开始，它在霍米尔登山（Homildon Hill）以原来的老方式走向灾难，只是这次苏格兰人是下坡冲锋，而不是像在哈利顿山那样是上坡冲锋。法国人也忘记了他们的教训，亨利五世开始征服法国时，1415年在阿金库尔（Agincourt）重复了爱德华三世的方法，也重现了他的胜利。圣女贞德（Joan of Arc）领导法国起义，1429年我们在帕泰（Patay）被击败，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来得及采取我们习惯的防御方式——英国长弓手还没来得及建起他们的木桩防护栅栏，法国人就突袭了我们。又一代人过去了，接下来是我们入侵法国的最终崩溃，这因防守者法国人采用的一种新武器的功效而加快。1450年的福尔米尼（Formigny）之战，因火炮第一次发挥重要作用而出名，但同样重要的是法国人使用这种新武器的方式——以此刺激我们去进攻。三年之后，百年战争中我们派往法国的最后一支远征军在卡斯蒂隆（Castillon）战斗中被击败，也是同样的顺序：法国人击退我们的进攻，然后是反击。
在接下来的100年中，我们的军事能量主要为一些内战所用，只有对付1513年的苏格兰入侵是例外。这一年在弗洛顿（Flodden）战役中，萨里（Surrey）伯爵通过穿越苏格兰人的后撤路线，诱导他们去进攻，将他们从坚守位置上调动出来，在田野上将他们击败。在17世纪结束之前，我们都没有怎么再次沉溺于欧陆战争，只是在反法同盟国陆军针对路易十四的联合行动中，作了相对较小的贡献。威廉三世在斯廷卡尔克（Steenkirk）发起进攻，但所获并不足以弥补他的严重损失；当法国人在兰顿（Landen）进攻时，又是英国部队建立的防线让他们严重受损，法国人无法继续他们的优势了。马尔伯勒（Marlborough）将军执掌指挥权后，变化发生了，他能够展示出，如果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有足够的技巧来利用它，进攻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在10年的战争中，他获得了三次确凿的胜利，影响深远，尽管这些胜利并不足以决定战局，但它们的魅力却容易遮蔽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停追求壮观的决定性胜利，带来减少的收益，最终的和平条件远远不如及时妥协所能获得的。还要考虑到，英国在这些胜利中的分享从比例上看很小——除了指挥官收获的名声外，所以，以再造一个马尔伯勒的机会为基础来制定军事政策，这不靠谱。我们的下一场欧陆冒险——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当同盟军采取守势时，英国部队在德廷根（Dettingen）战役中很幸运；在丰特努瓦（Fontenoy）战役中，当敌人等着盟军去进攻，英军也分享了失败。一代人之后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我们小小的步兵部队在明登（Minden）的失败之战中因进攻而出名，但影响深远得多的还是我们在魁北克的胜利，沃尔夫（Wolfe）在这里复兴了攻守战术的最清晰形式——也就是哈利顿、克雷西、普瓦捷和阿金库尔的战术。
在接下来与法国人的最剧烈争斗——半岛战争（the Peninsular campaigns）中，在惠灵顿（Wellington）指挥之下，这种战术成为我们一连串胜利的基石。只是当法国力量和士气开始走下坡路时，法国才冒险去进攻，而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成功。的确，这些进攻企图的最后一次是在图卢兹，几乎就是一次惨败。对比之下，当惠灵顿在滑铁卢面对拿破仑时，他回到了我们那种富有特点的军事形式上，那场战斗终结了进攻的最高提倡者的职业生涯。除了在克里米亚犯下的错误——我们的指挥官在阿尔玛（Alma）战斗中显示出进攻的无能，但我们的士兵在只能靠自己时展示出他们的能力，在因克尔曼（Inkerman）击败了俄国人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在1914年之前对抗一个欧洲敌手的战争经验的结束。
6个世纪的这些记录，并没有证明我们作为一种高度成功的防守传统的继承人，在20世纪要抛弃它，改用异质的进攻信条。这些历史记录以它们的后果警告我们，也以它与我们民族特点的不相宜来警告我们。即使是充分考虑到防守有着增加的力量，但我们的进攻一再失败——哪怕进攻时有着6比1的数量优势，在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则是高达16比1的优势，而德国人1918年冲破我们防线时勉强只有3比1的优势，这就鲜明地表示我们缺乏进攻的民族天资。1918年的情况，要考虑到德国人是在我们因进攻而过劳后进行反击，但这也更加证明了我们进攻政策的不智。我们对土耳其人的进攻，数量优势是9比1还多，但仍然是类似的失败。
不仅仅是讽刺的或许是这样一个事实：最为重要的，那个决定并维护我们要奉行进攻教义的人，正是在他先辈付出的代价之上，我们才第一次应用了我们的独特战术。将近6个世纪过去了，对索姆河（the Somme）的进攻，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的进攻，都遵循了我们在哈利顿山针对对手的传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在战争中，英国人只赢一次战斗，那就是最后那一战。”要找到这个说法的依据不容易，如果这是因人们对滑铁卢的记忆而来，那么也需要记住：这个最终胜利是一个顶点——靠一种节省力量甚至平庸的方式来获得长长一连串小胜之后的顶点。不过，我们并不总是赢得最后一战，在最后一战中我们的一些最终失败，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追求进攻上的愚蠢的自我耗尽。在我们再次漂入或躲入对上次战争大量牺牲的重复之前，我们应该根据历史的指南针来判断我们的方向。
1914年的见证
或许有人会争辩，尽管防守可能适应我们的特点，可以履行我们的政策，但我们可能会被迫采取进攻来恢复盟友失掉的领土，就像1914年的情况一样。然而，越是深入地探究上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一点就变得越清楚：上次战争中，正是因为法国一开始就在一次鲁莽进攻中暂时削弱了自己，使比利时失去了支撑，德国人才得以在比利时和法国获得了立足处。如果法国人将精力用于防守，向比利时人提供相对较小的增援——比利时人需要增援来守住短而坚固的安特卫普—纳穆尔防线（Antwerp-Namur line），德国人的入侵很可能就被阻止，战壕僵局将出现在边境附近，而不是出现在法国北部的中间。在任何未来的入侵中，由于防守武器占更大比例，这样的可能性还会更大。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劝阻任何盟友不要因追求进攻战略而危及自己的防守前景。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的就是清楚表明：我们出借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在进攻赌博中浪费，这种赌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胜算。
有人认为，上次战争中我们在法国投入的巨大地面努力是无法避免的，这一观点被用来支持倾向于一种重复的那些步骤。用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考察这个问题，这是值得的。一些人坚持认为我们被引入——或者说漂入——的那个过程有其必要，他们倾向于强调我们部队1917—1918年支撑法国所起作用的明显重要性。然而，当时的危险局势是前几年导致的结果，因为法国人在把入侵者逐出法国的无效努力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未能在法国获得立足处，就不会有进行这些不同攻势的原因。如果法国的战略一开始就显示出对目的与手段的明智判断，德国人很可能就得不到在法国的立足处。1914年8月，当法国人的进攻崩溃，法国部队缩回自己的边境防御工事之后，尽管处于严重受损状态，他们仍然显示出在阻击德国人打开一条通路上的强大力量。所以，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克制住越过边境进军的鲁莽冲动，他们将会发现所有一切都容易得多。德国人唯一能够突破进入法国的道路，就是穿越比利时领土，从而避开法国那道坚固的屏障。然而，德国人之所以能够穿越列日（Liege）瓶颈，是因为小小的比利时军队发现自己被盟友放弃，无人增援，于是一路朝北退回安特卫普，避开了德军的行进路线。阿尔伯特（Albert）国王的军事顾问加莱特（Galet）将军，已经详细阐述了他确信的一点——只要把那个瓶颈堵上，进入比利时和法国的入口就可以封死：“（法军）总司令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用足够的力量建立起安特卫普—纳穆尔的坚固防线……如果他能够用铁路来运送6个军团的总兵力……然后部队从铁路终点行军，他将可以支配……9个军团的兵力（包括比利时部队），两翼还有堡垒支撑，另有2个英国军团作为预备……这样的部署绝对会阻止德国的攻击。”对德方战略证据的研究，尤其是对他们部署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结论。
所以，极有可能是这样的结果：由于法国进攻计划的愚蠢和我们给它的鼓励，一个月后在法国北部形成的僵局，本应该在战争一开始就会形成，德国人沿着法国防线和比利时边界来封锁。由于这条防线比后来形成僵局的那条防线要短得多，更有可能形成僵局。
设想法国和比利时能用它们的全部力量，加上它们的军队没有耗尽，国家资源未受损伤，来加固那条已经是最好和最短的防线，事态发展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它们这样做，还可以因英国的力量而进一步强化，英国训练有素的远征军将可以避开不能挽回的损失——在实际发展中，英军被卷入巴黎撤退的漩涡之中，随后又在比利时伊普尔（Ypres）暴露给横扫海峡港口的德军，结果遭受了这样的损失。如果德国人在边界防线就被挡住，法国的战略有着宽广考虑，不被一种本能欲望所支配——去恢复德国人已嵌入其中的法国领土，就是不一样的结果了。如果英国战略不是僵硬地与法国战略绑在一起，就不会有那种大举兴兵的冲动感，让大兵渡过英吉利海峡，目的是挽回法国和比利时损失的土地。于是，德国人也不会获得巨大的初始优势和领土资产，在企图速战速决的努力失败之后，得不到鼓励去继续挣扎，使他们在人性上就无法面对僵局将会形成的暗示。一旦他们在比利时大部分地区和法国北部一大片地方获得立足处，就事情性质和他们天性而言，他们就不可能考虑盟国一方也可以接受的任何和平条款了。
这样的反思突出了由进攻来支配的战略的不智，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增援的最好方向是什么？在1914年因法国发动进攻和进攻失败而导致的实际情况中，我们远征军被淹没在法国人的撤退之后，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如果远征军被派往比利时，与比利时人一道，攻击德国部队敏感的侧翼和补给线，发挥的作用会不会更大？德国人右翼穿过比利时的进军，因一些传言而迟疑，甚至停了下来。只要他们担心英国远征军可能会出现在他们的海岸一侧，他们就犹豫迟疑，直到他们发现英军是在他们前方，与法国人在一起，他们才大胆前进，进行驱赶。同样，有一个报道，说有新的英国军队正在比利时海岸登陆（实际上，只有3000人的海军陆战队，被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诈兵派出），这也导致德国最高统帅部警告部队指挥官“撤退正变得不可避免”——就在马恩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Marne）开始之前作了这种警告。
1914年我们有限的兵力在马恩河战役中提供了有价值的援助，但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它在这里比在比利时更有价值，在比利时，它可能早在德军抵达马恩河之前就将其阻止了。而且，在1918年的情况下，需要在法国部署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这也不能证明，无论采取何种战略，从一开始就必须这样做。要记住“事随境迁”啊！
与此同时，基于同样的原因，认识到这个历史推论——我们在上次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非不可避免，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对法国的地面增援可以避免。当一个问题的条件改变后，我们也要去修改我们的解决方案。在我的判断中，《慕尼黑协定》出现之前，这样的地面增援并非必要，但现在就可能变得必要了，这是因为力量平衡的改变，法国南部边境新的危险的增长。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结论，也决不意味着给法国以必要的支援，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法德边界上去直接加强法方防守。有一些间接的方式，它们可能提供同样有效的救援，同时又保持了战略上的弹性。
一些基本条件
在我们地面力量的使用上，不管我们的政治需要和战略需要将其导向哪个方向，我们都必须考虑一些潜在条件。现代战争的经验表明，进攻要想成功，需要在火力上接近于3∶1的优势才能做到。除非在整体资源上能够确保这样的优势，否则追求一种普遍进攻的战略就是不智。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战区，除非具备这样的优势，否则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是不智。在一个特定的地段，除非是靠着出其不意的集中力量，否则发动一场局部进攻仍是不智。
认识到这些限制，任何国家都会明白，除非所需的优势可以保证，否则就要避免进攻，这应是常识。即使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也可以因进攻战略与防守战术的结合而受益——以快速机动夺取防守薄弱之点，又引诱对手在反击中浪费自己的力量。当然，防守更适宜于那些不得不抵抗侵略的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向侵略者显示出侵略难以成功，就实现了它们在战争中的目的。对于它们来说，处于现代条件下，除非拥有必要的整体优势，否则依据防守而采取行动是唯一明智的做法。
有必要注意两点，这两点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首先，考察那些防守者的损失接近或超过了进攻者损失的漫长战役，会发现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防守者不成功的反击。第二，尽管占据一个位置的部队是“处于防守”，但它的火力却可以是进攻性的，可能比进攻者的火力更具进攻性，因为这种火力来自不必移动的武器，针对的是更为暴露的目标。
反对防守的理由
那些反对用防守来防守之观念的军人，普遍引用1870年战争的经验，作为防守危险的证据，以此支持他们的抽象论点。依据福熙这类二手学生早期著述中的论说，他们断言法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将防守作为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政策，认为靠着自己的优势武器，尤其是撞针枪，防守可以让自己获利。即使这个说法很有依据，由此而来的反对防守的论点，对采纳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在心理适应上也不加分。因为，就武器的巨大发展来看，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次战术性防守的失败——就算这是真的，也完全不足以抵消现代条件下防守威力的所有证据。1870年的武器不是1914年的武器，更比不上1939年的武器。而且，说当时法国的信条是防守，这并非事实。
那些相信这个广泛传播之错觉的人，可以去读科林（Colin）将军这位最有名、最周密的法国军事史学家的话而受益，他是这样说的：“在后来的岁月中，基于1870年那些事情造成的印象，人们声称法国的看法，尤其是1866年至1870年发布的那些官方指示，都体现了防守倾向，这实质上导致了我们的那些灾难。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那些灾难看来是由最纯粹的进攻精神而导致。”
然而，当付诸行动时，法国的进攻“在普鲁士炮台的火力下溃败”。当一方或另一方有了去准备防守阵地的意识后，这种情况下的结果就更加触目惊心。科林本人是偏向进攻的，他认识到：“德国人直接进攻夺取阵地，这从未成功，法国人更是如此……精心选择和妥善安排的防守阵地，哪怕守兵力量很薄弱，也难以夺取。”
1870年法国人想的是进攻，而且比德国人更有攻击性，如果还有这样的疑问，就有必要引用一下当时双方各自的指示。毛奇曾作过这样的指示：“绝对不可怀疑的是：一个不移动者的射击，较之一边前进一边开枪者，前者更有优势……在最为勇敢的冲锋中，如果面对的是平静稳定，那么就是以如今已如此强大的火力效果来决定结果……我们很渴望敌人来进攻。”
相比之下，法国官方学说宣布：“直接进攻，刺刀见红拼到底，这符合我们士兵的猛烈性格和勇气。对此进行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是靠火力，而是靠用刺刀和冲锋向敌人逼近的坚定进攻。”当提到防守时，它只是说：“防守一个阵地的最好办法，就是它本身去进攻。”正是这种荒谬的“防守”方式，法国人在1870年一再尝试，带来了灾难性结果。
所以，认为法国人是因为依赖战术防守而走向灾难，这只是一个因持续重复而得到人们相信的迷思，部分也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之前那代人中法国对“进攻到底”的提倡。这个迷思是经不起检验的。德国进攻成功，主要是靠战略机动，再加上他们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而法国人却想用进攻与其争锋，结果被德国的炮火优势粉碎。法国采用的实际政策，是战术进攻与战略防守相结合——如果普遍无能所导致的战略瘫痪可以被称为“战略防守”的话。这种结合与我所建议的东西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在极少的场合，法国人适宜地采取了防守姿态，结果以惊人的成功击退了进攻。下一代“进攻”狂热者对这些历史教训的忽视，表明军事理论是如何建立在信仰之上，而非对事实的冷静分析之上。同样，重复这个1870年的神话，以此作为今天的论点，也表明反对防守的理由是建立在多么反感的情绪之上，而非科学探究之上。
防守方式的应用
尽管对于那些用克劳塞维茨学说——它只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滋养出来的人来说，用防守来防守看起来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或者说在克劳塞维茨的精华中掺了杂质；然而，它的可行性却不仅经历了我们6个世纪实践的考验，而且经历了东罗马帝国更长时间的考验，而东罗马帝国是一种持续2000多年的军事传统的继承人。千年时间中，东罗马帝国的防守问题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问题。它的军事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并以完美的判断而维持着。拜占庭军队必须保卫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这个最富裕、最分散、最被人嫉妒，因此也就最受到威胁的国家。尽管在所有帝国中寿命最为长久，但它最终还是崩溃了，这是因为内部腐败和经济衰退，而不是防御体系中的任何内在错误。比起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防御体系来，它这个体系最为接近真正的力量节省。
今天，遵循这样的范例应该是较为容易了，因为军事条件对此有利多了。现代武器发展的趋势主要是有利于防守。尤其是机关枪，确立了上次战争中的防守优势。今天的机关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反坦克炮和高射炮这类自上次战争以来改进最大的武器，也纯粹是防御性的。芥子毒气这种最为有效的化学武器，也偏向于防御，因为不管它投放到哪里，最重要的是去阻止运动。
在后期罗马的经验中，可能还有一个指导，可用于执行防守政策的地面部队如何构成最适宜的问题。拜占庭军队基本上依赖弓箭手和重甲骑兵的结合。现代的类似组合看来就是机关枪手与坦克相结合。战争中采用防守方式，并不意味着只需要步兵。作为手中的一张主牌，守方进行反击时，非装甲的步行部队非常低效和缓慢，远远比不上机械化装甲部队。同样，当战术进攻看似停滞不前时，防御性的军队仍可尽其所能地尝试战略进攻，去夺取尚未被敌人控制的地方，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含有挑动敌人在不利情况下发动攻击的意图（参看第20章）。对于这样的战略进攻来说，机械化部队同样比步兵更合适。
有一点很重要：这种既新又老的节省力量的帝国战略，并不意味着纯粹的被动抵抗。它的目的是让敌人相信，进行一场战争，自己将一无所获且损失多多。它的指导原则是避免自己一方用进攻来徒劳地追求一个决定性结果。它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的挡住敌人，而是让敌人因其进攻努力而付出尽可能沉重的代价。这就意味着军事领域内一种积极和机动的防守，直接抵抗的效果因战略和战术上的机敏还击而得到扩大，因持续地骚扰敌方行动而得到扩大。比起持续打击坚固阵地的过程来，这为大胆进取提供了大得多的空间和更高的军事质量。在这种攻—防战略中，要有机械化地面部队的位置，要有海军和空军力量的位置。经济压力反过来也可用于扩展军事领域的这个耗敌过程。总之，这是战争的一种最新设计的超级游击战形式。它也是我们国家历史战略的进化，适应战争的新条件，应用了现在可以得到的新手段。
当我们从一般谈论进入具体对策——针对我们如今在西部面临的局势，这种适应的必要就更为明显了。处在目前的条件下，英国和法国如果试图在西部实行进攻战略——至少在又一场战争的早期阶段实行进攻战略，那就是愚蠢的。最为简单的计算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在兵力动员上，英法只能在战场投入60—70个师，而德国大约是120个师，德意加起来是210个师。面对这样的基本差距，没有什么指挥艺术可以做到在局部集中起足够的兵力优势。只有在某个军人的梦想中，1比3的实际劣势可以转变为3比1的想象优势。据此而作任何尝试，都会被证明是一场国家噩梦。即使苏联、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力量也加入我们一方，它们也不可能在东部吸引足够比例的德国力量，从而为西部进攻的胜算提供靠得住的前景。
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如果德国进军东部，英法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缓解东部那些盟友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有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情感压力促使英法在西部前线发动普遍攻势。不幸的是：我们一点一点恢复集体安全的那种方式——以向东部那些最为孤立、位置最尴尬的国家提供孤立的单边保障来开始，就难以测量地增加了我们维持一种明智战略的困难。我们已经丧失了对自身终极安全的保障——以前我们有力量按自己的条件加入集体安全体系时拥有这个保障，由于没有及时使用这种力量，我们已经失去这种力量。如果说，我们已经失去规定理性条款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更有责任向我们的盟国说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战争条件对我们的军事努力有着内在的限制。让它们认识到这些限制，也是一个去影响它们自己的战略政策改持现实态度的最好机会。在东部，由于边境的长度，可能会有一些进攻的机会，但蒸汽压路机毕竟过时了。在西部，空间与力量的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余地，用进攻战略来对付至少在装备上不相上下的敌人，攻城槌也过时了。面对这样的条件，就英国和法国的能力而言，沉迷于普遍进攻——它会付出高昂代价而被击退，没有比这样做更危险的了。就战术而言，上次战争代价最为昂贵的那些惨败，就是想实施“牵制性进攻”的老概念——比起一场决定性进攻来，它可使用的资源要少得多。1918年时，所有军队都因惨痛教训而懂得了这种作战的毫无用处。在战略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来复制它，这是疯了。
另一方面，普遍防守的优势可以加强，它的风险降低了，把它与骚扰性进攻结合起来，它的普遍价值也增加了。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做到：（a）实施区域的进攻或有限的进攻，精心策划，出敌不意，使用最大限度的火力，针对敌方主阵地的薄弱点；（b）使用炮火和空中轰炸来骚扰敌人的补给线和休息营地；（c）使用海上力量来隔绝、然后是集中地面力量的决定性优势，对付敌方孤立的、难以进行增援的基地和领土。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必须认识到：除非敌方的空中力量能够被控制，否则在敌方海岸登陆会变得几乎不可能；（d）使用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结合，造成敌人补给体系和国内生活的普遍混乱。在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的现代战争中，如果说有任何进攻的余地，看来就在于发展这种战争的超级游击战形式。
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防守是一种心理进攻——对于敌方民族的想法和士气的心理进攻。现在，职业军队已被全民皆兵所取代，这些人被灌输得相信自己政府和上级指挥官的战争目的是正当的。这种内部不一致因素多见于职业军队，其国家就内在地更容易发生内部骚乱。让一个国家进入一场侵略战争，这比较容易；在一场拖长的战争中把国内各种成分拢在一起，维持他们为那些看得出来的侵略性目的而继续战斗的意愿，这就困难了。如果这样的进攻用进攻来对付，侵略者政府就能够去团结它的人民，说自己代表着他们为保卫家园而战。
如果以防守来对付侵略者的进攻，这样的歪曲要维持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他们的统治者是侵略者，要为本国成年男子正被消耗的这口煮锅的持续燃烧而负责，把这样的真相清晰展示出来，这就会削弱敌方民族的意志，在他们中间形成动荡不安。这种心态和精神不振，如果再加上它的攻势付出了代价但没有取得成果，就会发展得更快。对于军队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战友尸身堆积在一条坚不可摧的防线之前更令人泄气了，这个印象会很快渗透到国内人民之中。
就局部而言，当条件变得有利时，“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一说可能是对的。不过，整体而言，在一场各民族的现代战争中，一个新的真理正在变得鲜明：防守是最好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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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人是18世纪中后期法国军事思想家，代表作《战术概论》。——译者注
(2) 盖克兰是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法军领袖，他的“费边战略”旨在拖垮英军，在法国没有足够力量打败英国之前避免重大战役，法国人由此得以夺回在战争初期失去的多数领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