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伊始，维多利亚女王提出了中立态度。1862年春天之前，英国政府一直秉承着中立态度。如果英国的统治阶层与联邦政府一直友好相处，那么英国的中立态度也许会一直延续下去。英国的大部分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不支持美国的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制定了保护性关税。此外，英国人同情试图摆脱政治从属地位的南方。美国发动战争会威胁到英国的商业利益，但对英国的政治大有裨益。因此，一部分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英国中产阶级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重新获得美国的棉花，继续向美国出口制成品。只要联邦政府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战争就可以结束。但北方人一直执着于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战胜南方的五百五十万人。威廉·皮特曾说：“三百万自由的灵魂怎么可能被征服？”他的话准确概括了美国目前的形势。
第1节 英国的民意
与1861年秋天一样，英国人一直保持着真诚积极的态度。但和美国国内的爱国者一样，多日来，英国人因恢复联邦进展缓慢甚为灰心丧气。美国内战对英国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英国北部的工人因棉花短缺深受其害，但他们依然支持联邦政府，也清楚战争对自己的影响。虽然有传言称，如果联邦政府承认南方邦联，战争就会在一天内结束，但英国工人心里明白，美国内战是民主对抗特权、自由对抗奴隶制。因此，他们抵制一切抗战示威活动。虽然工作没有了，积蓄也越来越少，有时甚至食不果腹，但他们仍然希望北方联邦获胜。
如果历史是一个法庭，美国起诉英国统治阶级支持南方，因为英国统治阶级支持奴隶制，所以足以证明英国以前的政府和人民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态度暧昧。英国人试图说服自己，承认美国内战针对的不是奴隶制，但依然掩盖不了显而易见的真相，即南方支持蓄奴，北方向往自由。由于反对奴隶制的扩张，林肯的当选引发了美国的分裂与内战。如果北方联邦获胜，奴隶制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废除；如果南方邦联获得独立，奴隶制就会继续扩张，非洲奴隶贸易也可能复燃。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教授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向英国人阐述了美国内战的本质和潜在后果。虽然从逻辑方面来看，他们的观点无可厚非，但大多数英国选民并不相信。当时的许多言论非常直率。1861年，联邦政府对外公开的战争目标是恢复联邦。据说，只要联邦政府是反对奴隶制的，就能得到英国公众的同情。然而，很多人认为，林肯的补偿性解放政策徒有虚伪的外表，其真实目的是左右欧洲各国的意见。1862年1月，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威廉·E.格拉德斯通表示支持北方联邦。后来，由于受到统治阶层观点的影响，1862年4月24日，他告诉曼彻斯特的民众，“悲惨的斗争”导致英国人受苦受难，但美国南方人如果“决心分裂”，就不会被打败。因此，英国人不应该疏远美国南方的六百万或一千万人。他反对同情北方的呼声，因为美国内战是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较量。他说：“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我们不相信北方联邦宣扬的自由制度。”在英国下议院，自由党政治家威廉·E.福斯特说：“众所周知，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起因，但回应我的是：‘不，不！是关税！’”他坚持说：“为什么南方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说，南方打仗的目的是将奴隶制作为新共和国的基石？”然而，他的反驳被视为英国下议院的诡辩。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1873）
威廉·E.格拉德斯通（1809—1898）
威廉·E.福斯特（1818—1886）
1862年3月，英国政府犯了一个错，允许战备船“佛罗里达”号自由航行。“佛罗里达”号是在利物浦建造的，归南方邦联军所有。利物浦当局如果尽心调查，就能揭开“佛罗里达”号的真实面貌，发现其真实目的；如果与美国交好，利物浦当局就要扣留“佛罗里达”号，等法院充分调查取证后再定罪[1]。
第2节 “亚拉巴马”号
然而，英国政府犯得更严重的错误是，让“亚拉巴马”号逃走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要求约翰·拉塞尔伯爵在“亚拉巴马”号有意对美国不利的情况下，阻止其航行。他的信函被送到了相关部门，并及时送到了利物浦。众所周知，利物浦非常同情南方邦联诸州。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对“亚拉巴马”号的建造者起了疑心，但有意忽略了可以定罪的证据，递交了一份无关痛痒的声明，并委托伦敦海关专员，将声明交给了律师。律师判定，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可以作为反对扣押“亚拉巴马”号的有力证据。在与英国财政大臣的通信中，伦敦海关专员们一致同意律师的意见，但称“利物浦的官员会密切监视‘亚拉巴马’号”。约翰·拉塞尔伯爵提供了相关信件，并根据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示意，建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说服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托马斯·H.达德利，将所有证据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托马斯·H.达德利坚持不懈。1862年7月9日，托马斯·H.达德利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写了一封信。内心公正的人如果读了他的信，定会相信“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设计的。后来，在反对日内瓦法庭裁决的意见中，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在英国法庭，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虽然并不成立，但盖然性证据[2]充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这份声明就可以转化成法律证据。”因此，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的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海关律师和伦敦海关专员都清楚，“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建造的。因此，他们希望“亚拉巴马”号顺利逃走，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利物浦当局并未对“亚拉巴马”号一事立案，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以一种粉饰太平的态度，谴责了利物浦当局的作为，称利物浦官员本来应该调查莱尔德造船公司，询问“亚拉巴马”号是为谁设计的。他还说：“如果这样做了，莱尔德造船公司高尚的绅士们可能会拒绝回答，或者诚实回答。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对‘亚拉巴马’号立案；如果诚实回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扣留‘亚拉巴马’号。”他的指责无可辩驳。托马斯·H.达德利试图通过利物浦当局获取直接证据，但利物浦当局不仅对他怀有敌意，还可能正在无声抗议。显然，利物浦当局的做法是不怀好意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亚历山大·科伯恩（1802—1880）
利物浦
利物浦和伦敦的海关专员奉命查明真相，但三个星期后依然毫无进展。如果他们有意掩盖真相，就会行事缓慢。显然，他们无意寻找证据，并对相关提供证据百般挑剔。1862年7月17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给托马斯·H.达德利，要求他聘请一名律师，确保将证词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1862年7月21日，托马斯·H.达德利及其律师将一份文件交给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文件中，有六人为“亚拉巴马”号的性质和目的地做证，其中五人做证说，“亚拉巴马”号很可能驶向南部邦联，剩下的一个人是英格兰西北部港市伯肯黑德的水手，他发誓说：“船上的人都知道，‘亚拉巴马’号是一艘私掠船[3]，为南方邦联政府效力，并得到了杰斐逊·戴维斯的授权，反抗北方联邦政府。”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说：“我们不能扣留‘亚拉巴马’号”。海关律师说：“证据不足”。伦敦的海关专员说：“你们说的都对。”“亚拉巴马”号正在准备起航，“兜圈子部”[4]进度缓慢。最后，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文件终于送到了英国财政大臣的手中。
罗伯特·P.科利尔（1817—1886）
与此同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聘请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顾问律师罗伯特·P.科利尔，将六份证词和另外两份证词交给了罗伯特·P.科利尔。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非常明确，写道：“我认为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完全可以扣押‘亚拉巴马’号。事实上，我认为他有职责扣押……严重违反《外国征兵法》的案件很难处理，如果这一次不强制执行，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允许‘亚拉巴马’号逃走，北方联邦政府是否会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抗议。”利物浦当局很快知道了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宣称：“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有责任扣押‘亚拉巴马’号。”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没有采取行动，将案件交给了上级，即海关专员。海关助理律师一直称证据不足，还说：“我不认同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我认为，在诉讼阶段，伦敦海关专员有责任扣押可疑船只，拒绝明显错误的建议。但不幸的是，他们受错误建议的误导，没有扣押‘亚拉巴马’号。”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寄去了证词和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及与此案有关的其他文件。多年后，约翰·拉塞尔伯爵坦率地写道：“我本来应该相信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下令将‘亚拉巴马’号扣留在伯肯黑德。”
“亚拉巴马”号
随后发生的一幕非常有趣，足以写进作家们的滑稽剧本，或用来描述查尔斯·狄更斯说的“兜圈子部”，但让历史学家们不知如何下笔。1862年7月23日，从伦敦海关专员手中得到的文件被提交给了皇家检察官；1862年7月26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寄给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文件送达伦敦。其间，所有文件都上交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手中。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是约翰·哈丁。1862年6月下旬以来，约翰·哈丁一直身体不适，无法工作。事实上，他是一个容易情绪激动的人，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已经无法承受工作重压。各方递交的文件在他家堆积了五天。“亚拉巴马”号案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人人尽职尽责。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呈请伦敦海关专员处理此事，伦敦海关专员又将此案转呈财政部大臣。最后，财政部大臣和约翰·拉塞尔伯爵将相关文件转呈给了皇家检察官。就这样，可以决定两国关系的文件被推来推去，最后交到了一位神志不清的律师手中。1862年7月28日，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拿到了这些文件，给出了一份结论性报告。1862年7月29日，他们说：“我们建议利物浦当局立即扣押‘亚拉巴马’号。”然而，1862年7月29日早晨，“亚拉巴马”号已经驶离利物浦港口，以试航为由出海了。但“亚拉巴马”号离威尔士海岸不远，离利物浦只有五十英里。对伦敦和利物浦当局来说，在“亚拉巴马”号驶出公海前，将其以美国商船身份扣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亚拉巴马”号离开利物浦时，没有携带任何枪支弹药。1862年8月中旬，两艘英国船从英格兰出发，将枪支弹药和煤炭送到了在亚速尔群岛的“亚拉巴马”号上。
在“亚拉巴马”号问题上，虽然英国政府的做法不太友好，但必须记住的是，此次事件只是英国政府的一时疏忽。英国政府与法兰西帝国皇帝不同。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友好行为。1862年8月7日，在议会休会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发表了演讲，声明英国不参与美洲大陆的冲突。
此外，虽然大部分英国人对北方联邦的态度让人很失望，作为中立国的英国也未做到尽职尽责，但采取了相应的补偿措施。英国的书刊、杂志和报纸都公开承认，英国国内的舆论导向错了。在《华盛顿条约》中，针对南方邦联巡洋舰逃脱一事，英国深表遗憾，并认为一个清楚自己实力的勇敢民族会从精神层面补偿对方。就经济方面的损失来说，相关证词已经非常充分，主张仲裁的条款也证明了证词的可靠性。评判历史时，应该意识到，英国与美国的这笔“账”已经一笔勾销了。
第3节 英国提议调解
在弗吉尼亚半岛，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在1862年夏天的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约翰·波普因指挥不当惨败，对英国统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通信表明，他们准备向内阁提议，由英国带头，要求法兰西帝国、俄国和其他大国一起干预美国内战。1862年9月14日，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写道：“北方联邦军惨遭失败。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完全有可能落入南方邦联军手中。难道英国和法兰西帝国不应该建议美国南北双方在分裂基础上达成协议吗？”约翰·拉塞尔伯爵回答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是时候提议联邦政府调解了，使南方邦联得到认可。万一失败了，至少应该承认南方各州是独立的。”此外，他还提议召开内阁会议，认为如果要达成一项决议，首先要获得法兰西帝国的支持，“然后让英国、法兰西帝国、俄国和其他大国干预美国内战”。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回复约翰·拉塞尔伯爵的信时，正在研究安蒂特姆战役，心想如果北方联邦军避免了“惨败”，那么调解会继续进行；如果“他们能扭转局势，我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4节 威廉·E.格拉德斯通
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格拉德斯通位列内阁第三，清楚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态度，确信他们的态度将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1862年10月7日，在纽卡斯尔的讲话中，他预言“干预调解”可能会发生，正面陈述了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大多数贵族及中产阶级的观点。他说：“毋庸置疑，杰斐逊·戴维斯和其他南方领袖建立了一支陆军，似乎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此外，他们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即创建了一个国家。在美国南方各州与北方分裂问题上，南方邦联一定会获胜。”
部门成员之间交换机密信件与向公众宣布一项尚未完全确定的政策不同。威廉·E.格拉德斯通发表讲话后不久，人们觉得他行为轻率。目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一心想要调解，或者承认南方邦联各州独立。1862年10月13日，约翰·拉塞尔伯爵给部分官员寄了一份保密备忘录，询问“欧洲是否有义务以最友好、最温和的方式调解美国南北双方休战”。
乔治·康沃尔·路易（1806—1863）
对北方联邦来说，幸运的是，英国内阁成员的观点不一致。在英国内阁中，乔治·康沃尔·路易的地位仅次于威廉·E.格拉德斯通。他就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做了回答。1862年10月14日，向选民们发表讲话时，他说认可美国南方各州独立的时机还不成熟。随后，他将一份回复约翰·拉塞尔伯爵通函的机密备忘录交给了内阁，供内阁成员传阅。
第5节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英国定于1862年10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召开会议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改变了主意，没有前往伦敦参会。因此，内阁会议没有如期举行，但大臣们进行了自由讨论。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威廉·E.格拉德斯通赞成干预美国内战，其他人的观点与乔治·康沃尔·路易一致。1862年10月23日下午，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应约与约翰·拉塞尔伯爵会面，说：“我如果只听英国人民最近的说辞，就应该考虑收拾东西走人了。”会谈结束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记录道：“约翰·拉塞尔伯爵立刻明白了其中深意，在努力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开脱的同时，也承认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其他内阁官员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行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只要他能理解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态度，就不能否认事实。英国人并未责备他。威廉·E.格拉德斯通否认了自己的观点，但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信中，表示支持干预政策……约翰·拉塞尔伯爵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严格坚持中立，任美国内战自由发展。但他不知道一个月内会发生什么。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的中立态度暂且不变？’他回答道：‘是的。’”
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试图攻占墨西哥，将一位欧洲君主推上墨西哥的王位[5]。为了占领墨西哥，也为了获得棉花，法兰西帝国宣布支持南方邦联。1862年10月30日，法兰西政府向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法兰西大使发布了命令，让他们提议三国政府“对华盛顿和南方邦联施压，停战六个月”。
第6节 约翰·拉塞尔伯爵
约翰·拉塞尔伯爵已经酌情警告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称接下来一个月的局势非常不明朗。在1862年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约翰·拉塞尔伯爵提出了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主张。虽然众所周知，俄国倾向支持美国北方，已经拒绝参与调解，但约翰·拉塞尔伯爵还是建议俄国接受法兰西帝国的提议。乔治·康沃尔·路易记叙道：“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支持法兰西帝国的提议，但并没有说太多……现在，调解提议摆在内阁面前。内阁严厉斥责了调解提议。在场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只有威廉·E.格拉德斯通支持调解提议。还有两个人没有表态。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停战六个月会涉及贸易封锁问题，非常不公平。因为暂停封锁明显对南方邦联有利，所以北方联邦不可能同意。片刻过后，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看到内阁一致反对调解提议，便不再多说了。我认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支持态度并不真诚，不是真心实意的。”威廉·E.格拉德斯通也写了报告，说：“美国的事情已经结束，但并不顺利。约翰·拉塞尔伯爵似乎打算临阵脱逃，做出了妥协，没有坚持到底……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并没有全心全意支持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提议。”[6]
法国远征军进入墨西哥
马克西米利安（1832—1867）接待墨西哥代表团，法兰西帝国企图将他推上墨西哥王位
第7节 拿破仑三世
1863年1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议法兰西政府单独做出调解。北方联邦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正合拿破仑三世的意。欧洲人坚信北方大业无望。随着冬天的过去，法兰西棉织品制造区弥漫着一种沮丧情绪。据报道，在法兰西，仅在一个部门，就有十万多人失业。失业人员处境凄惨，靠“乞讨”度日。1863年1月9日，拿破仑三世颁布了一项紧急命令。在命令中，他彬彬有礼，以外交口吻建议美国进行友好调解，没有再提之前的停战协议。按照惯例，1863年2月3日，他的提议通过外交渠道，由驻华盛顿的法兰西大使呈请给了威廉·H.苏厄德。1863年2月6日，威廉·H.苏厄德按照林肯的指示，礼貌、温和、体贴地写信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的提议。英国一直拒绝与法兰西帝国合作，因此，拿破仑三世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干预政策。
第8节 反奴情绪
在国外，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遭到冷遇和质疑。1861年，英国统治阶层断言，如果北方为解放黑人战斗，就会博得他们的同情。与此同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可能会激起一场奴隶暴动。支持北方联邦的欧洲国家深以为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激动。”约翰·布赖特说：“我为这一宣言喝彩。”[7]他们的话表明，1862年底，英国的反奴情绪高涨。1863年1月1日，补充宣言证实了林肯的解放政策。当消息传出的时候，支持废奴的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比废除粮食税的示威活动多了很多。解放社的一个代表等着美国部长向林肯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英国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纽曼·霍尔牧师称：“主流报纸并没有反映民意。”一天，查尔斯·斯珀吉翁在成千上万的会众面前祈祷道：“现在，上帝啊，我们转念想到海洋对岸可怕的冲突，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自由的声音说明了哪方是对的。我们向您祈祷，保佑大海对面光荣的自由宣言获得广泛支持。我们非常害怕美国同胞不够真诚，不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我们不会认同奴役和鞭笞。愿上帝保佑北方，赐予北方力量，助其获胜。”在祈祷中，很多会众热情高呼“阿门”[8]，以此回应查尔斯·斯珀吉翁的祈祷。公开集会层出不穷。阿盖尔公爵乔治·坎贝尔和托马斯·米尔纳·吉布森发表了讲话，表示英国“对美国问题的处理及其与奴隶制的关系非常有信心”。利物浦也做出了回应，如愿放走了“亚拉巴马”号。布里斯托尔是英国最后一个取缔奴隶贸易的港口。布里斯托尔当局明确表示支持林肯。1863年1月29日，自反谷物法同盟[9]成立以来，最能反映英国民意的示威活动在伦敦埃克塞特大厅[10]爆发。由于人数众多，埃克塞特大厅楼下和户外分别开设了分会场。在埃克塞特大厅里，只要提到杰斐逊·戴维斯，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提到林肯时，人们热情高涨，起立欢呼，挥舞着帽子和手帕。一项决议的通过展现了英国人的智慧，也体现了英国人的同理心。1863年1月29日夜晚，约克郡布拉德福德举行了一场公开会议，宣布“为奴隶制斡旋的任何行为都是可耻的”，并以三次支持林肯的欢呼结束了会议。格洛斯特郡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奴隶制会议。会上，有人发表讲话支持总统，谴责“英国人为南方邦联各州秘密提供武器的举动”。约翰·布赖特说：“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民意发生了巨大变化。’”
查尔斯·斯珀吉翁（1834—1892）
乔治·坎贝尔（1823—1900）
布里斯托尔
1863年2月举行的类似会议也通过了相关决议。利兹、巴斯、爱丁堡、佩斯利、卡莱尔、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梅瑟蒂德菲尔和其他许多地方都举行了集会。在致辞中，格拉斯哥的群众对林肯说：“我们敬重您，向您表示祝贺。”1863年3月26日，伦敦工会召集技术工人举行了会议。约翰·布赖特担任会议主席，发表了重要演讲，并向林肯传达了集会的意义和群众发言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的伟大尝试成功了，面对以前的欧洲可能发生的事，特权阶级会不寒而栗。但你们，工人们，你们在追求更好的时代，在踏着艰难的步伐奋力前进，走向光明。你们不应该嫉妒一个备受世界大国威胁的国家。在美国，劳动是最光荣的，是最有价值的。”他还说：“美国内战介于无比崇尚劳动的一方和贬低劳动并将劳动者视为奴隶的一方”。演讲最后，他预言：“公正的历史会证明，当政治家们怀有敌意或冷眼旁观时，当许多富人为富不仁时，当本应报道事实、捍卫真理的新闻违背了事实和真理时，当一个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当地人民身陷囹圄时，一定要坚持自由，始终相信悲天悯人的上帝会让人类尽享自由。”
通过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视角，我们发现英国的舆论非常有趣。他在日记中写道：“1863年1月17日。显然，我们只能随大流而动……1863年1月30日。英国的情况有所改善。据报道，1863年1月29日夜晚，埃克塞特大厅的示威活动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具非凡意义的示威活动之一，体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埃克塞特大厅的示威活动虽然不能熄灭上层阶级的怒火，但至少可以起到缓和作用。”提到反奴隶制协会中一个规模庞大、广受人们爱戴的代表团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他们热情地与我握手，显示出内心涌动的情感。与贵族的冷漠不同，他们的情感体现了英国人真正的赤诚之心。”1863年2月26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我们依旧随大流而动。”
第9节 《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
英国的示威活动表明，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示威活动是一场有组织的反奴运动。现在，支持南方邦联的英国人开始为奴隶制辩护。为了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泰晤士报》引用了《圣经》中的观点，用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口吻讲述了圣保罗和阿尼西姆的故事[11]，进一步证明奴隶制既不与福音精神相悖，也不与“锦衣玉食”相悖。《泰晤士报》称，《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林肯“试图利用可怕的奴隶起义……埃及虽然灭亡了，但其精神依然存在，永远不会对人民置之不理。”《星期六评论》强调，根据《旧约》，法律承认奴隶是财产。但“美国的立法者不仅解放了邻国的奴隶，还鼓动奴隶们掐住自己主人的喉咙。他们的做法无法按照《旧约》先例进行解释……圣保罗劝导阿尼西姆，让他回去找主人腓利门。因此，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即使是一位信徒，也不能释放奴隶。但圣保罗没有做到的，林肯也许能做到。”后来，《星期六评论》称，英国人将反奴运动奉为“一场伪善的狂欢，一场由暴乱和屠杀激起的纷争”。《观察家》认为，《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代表了“英国上层阶级的观点”，清楚揭示了英美两国的资产贵族之间的共鸣。由于美国的劳动制度，南方种植园主不用再为赚钱劳心费神，可以慷慨大方地款待客人，有充足的时间奉献社会、投身政治，逐渐拥有了与英国贵族相同的生活、品味和目标。因此，英国贵族改变了对美国南方邦联的态度，希望南方邦联军获胜，捍卫奴隶制。
第10节 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
美国北方人拒绝了英国许多杰出文人的同情。亚瑟·格罗特热爱希腊民主，粉饰雅典的民主暴行，严厉批评美国北方人。美国北方人坚持认为，英国违背了中立态度，因为英国人的抗议缺乏礼貌雅致的语言。托马斯·卡莱尔“在英国没有赚到一分钱”，但在波士顿，他用《法国大革命》赚到了第一桶金。因此，他非常感恩波士顿，也很感激这笔应急的第一桶金。他丝毫不同情北方，并说：“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一场战争看起来比这场战争更愚蠢。在一定程度上，我虽然是中立的，但依然支持南方。”此外，他将美国内战比喻为“一个起火的烟囱”。当有人要求他就美国内战发表意见时，他写下了《简述美国的伊利亚特》一文。部分内容如下：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北方的彼得对南方的保罗说：“保罗，你这个不可理喻的恶棍。我发现你的仆人都是终身制的，不像我的仆人是按月或按年雇的。你会下地狱的，你……”
保罗回答：“说得好听，彼得。风险是我自己的，我愿意承担风险。你按月或按年雇佣你的仆人就好了。你会上天堂的，但别管我用什么方式。”
彼得说：“不，我不会。我会先打烂你的脑袋！”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但尚未成功。）
查尔斯·狄更斯为大西洋沿岸到密苏里河流域的每个家庭带来了泪水和笑声。在美国各自由州，受欢迎的作家寥寥无几，查尔斯·狄更斯是其中之一。在《美国纪行》一书中，查尔斯·狄更斯强烈谴责了奴隶制。既然战争已经打响，对的一方就会占上风。然而，1863年春，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告诉查尔斯·狄更斯，北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查尔斯·狄更斯将友人的观点视为“无害的幻觉”。他无意间影响了英国上层阶级对美国北方的看法，因为他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描绘了一个漫画人物，真实反映了当时为了统一和自由不顾一切的人。但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坚信”“北方会胜利”[12]。“人民的诗人”阿尔弗雷德·坦尼森虽然和普通人一样，内心充满对战争的恐惧，但深受废奴希望的鼓舞，热情高歌道：“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英魂在前行。”[13]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
第11节 蒸汽铁甲舰
1863年春天，很多英国人认为，北方联邦的大业已经彻底无望。维多利亚女王和本杰明·迪斯雷利都确信，北方联邦不可能恢复了。[14]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约瑟夫·胡克的惨败强化了英国人的这种观点。随后，罗伯特·E.李进军宾夕法尼亚州的消息传到英国，引发了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决定干预美国内战的谣言。各种集会激发了人们支持南方邦联的情绪。曼彻斯特、普雷斯顿、谢菲尔德等地的人们召开了会议，表示支持干预政策。其他地方的会议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政策。
1863年4月5日，约翰·拉塞尔伯爵扣押了“亚历山德拉”号。“亚历山德拉”号是伯肯黑德为美国南部邦联建造的一艘炮舰。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虽然英国财政法院的决定违背了英国政府的规定，但一系列法律问题使这起案件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南方邦联没有得到“亚历山德拉”号。
关于英国内阁和下议院在1863年春天和夏天的讨论不再赘述。但必须说明的是，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胜利前后，英国人的态度和行为完全不同。1863年7月下旬，关于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消息传到了欧洲。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
与此同时，在伯肯黑德，莱尔德造船公司为南方邦联军建造蒸汽铁甲舰的工作正在推进。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试图将莱尔德造船公司与南方邦联的交易告诉约翰·拉塞尔伯爵，并将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证据交给他。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证据表明了蒸汽铁甲舰的性质和目的地。根据相关通信，约翰·拉塞尔伯爵打算严肃处理蒸汽铁甲舰事件，查明蒸汽铁甲舰是在为谁建造的。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他计划拦截蒸汽铁甲舰。虽然人人都知道蒸汽铁甲舰，正如《泰晤士报》报道的：“一百个人中，九十九人认为，蒸汽铁甲舰‘迟早会对北方联邦军采取行动’。”南方邦联海军军官詹姆斯·D.布洛克订购了两艘蒸汽铁甲舰和“亚拉巴马”号，但从“亚历山德拉”号被扣押一事中，他感受到了英国倾向北方的态度。在莱尔德造船公司的积极配合下，他非常妥当地处理了此事。受到下议院的影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开始相信一份报告中的猜测。这份报告称，蒸汽铁甲舰是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建造的。但由于无凭无据，调查此事的官员又称，蒸汽铁甲舰是为埃及总督建造的，但很快被否认了。随后，调查官员说，蒸汽铁甲舰归一家法兰西公司所有，而且证据充足。詹姆斯·D.布洛克担心蒸汽铁甲舰会被扣押，于是，将船卖给了一家法兰西公司，并达成了一项约定。双方承诺，船驶出英国辖地后，立即转售给南方邦联。
约翰·拉塞尔伯爵将相关材料交给了王室法官。经过一个月的筛选研究，法官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蒸汽铁甲舰是为南方邦联军建造的；第二，法兰西公司关于蒸汽铁甲舰的所有权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英国政府无权扣留蒸汽铁甲舰。尽管如此，约翰·拉塞尔伯爵依旧不相信，继续不遗余力地寻求真相。然而，虽然心存疑虑，但他无法否认相关凭证。这些凭证明显表明，蒸汽铁甲舰属于一家巴黎公司。因此，1863年9月1日，他写信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称英国政府无权扣留蒸汽铁甲舰，但承诺说，如果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蒸汽铁甲舰存在违法行为，他一定会严密监视，随时准备拦截。当时，约翰·拉塞尔伯爵住在苏格兰的乡间宅邸，但他的信直到1863年9月4日下午4时才送到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手中。
与此同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从苏格兰归来，很高兴能与苏格兰的政府官员进行友好交流。但一到伦敦，他就遇到了蒸汽铁甲舰事件。托马斯·H.达德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中一艘蒸汽铁甲舰可以随时出海。1863年9月3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向他递交了相关证词的副本，称没有证据表明蒸汽铁甲舰为南方邦联效力。1863年9月4日，托马斯·H.达德利称，一艘蒸汽铁甲舰即将出发。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向英国外交部“最后一次严正抗议，谴责对一个友好的民族采取敌对行动的做法”。1863年9月1日，他收到了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来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封信深深影响了我。我清楚地预见到，矛盾一触即发。然而，我绝不能激化矛盾，必须打起精神维护国家荣誉，妥善解决问题。联邦政府的前途一片茫然……我一直在想目前的危机……最后，我觉得必须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写一封信。在出现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我应该为联邦政府多争取一点时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于1863年9月5日的信很有名。他写道：“约翰·拉塞尔伯爵阁下，一艘蒸汽铁甲舰即将从英国出发，去执行反对美国的任务。我很荣幸第一时间与您通信。我对英国政府得出的结论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一结论无疑为叛乱分子打开了大门，允许他们随意攻击纽约、波士顿和波特兰，打破我们的封锁线。我认为，无须再向您说明，这是一场战争。”
然而，实际上，约翰·拉塞尔伯爵一直恪尽职守。1863年9月1日，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奥斯汀·H.莱亚德写信给财政部说：“约翰·拉塞尔伯爵命我传达指示，希望你们向财政部专员禀明蒸汽铁甲舰的重重疑点。约翰·拉塞尔伯爵认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蒸汽铁甲舰是为南方邦联而建，应该扣留所有蒸汽铁甲舰，进一步查明真相。”约翰·拉塞尔伯爵逐渐意识到，在“亚拉巴马”号逃走事件中，自己似乎被骗了。1863年9月3日，他下令扣留蒸汽铁甲舰。当时，他正在苏格兰的梅克卢尔。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帕默斯顿勋爵，在伯肯黑德订购蒸汽铁甲舰的人行为可疑，我认为有必要扣留他们。我征求了副检察长的意见，他同意扣留可疑人员。虽然不符合严格的法律规范，但我们可以以此检验法律。即使必须支付赔偿金，也可以打消国内和美国普遍存在的担忧，即如果对南方邦联的可疑行为视若无睹，就不应该继续保持貌似中立的敌对状态。如果您不赞成，请于1863年9月8日或1863年9月9日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赞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观点，没有召集内阁会议。但约翰·拉塞尔伯爵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给奥斯汀·H.莱亚德发了一封电报，下令“一旦确定蒸汽铁甲舰试图出海”，就立即制止其行为，“等待扣留命令”。1863年9月4日，约翰·拉塞尔伯爵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说：“英国政府正在认真考虑此事”。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寄出了自己的信后，才收到约翰·拉塞尔伯爵的信。他说：“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告诉约翰·拉塞尔伯爵，南北冲突实际上是一场战争。”1863年9月5日，约翰·拉塞尔伯爵下令，无论试航“还是其他任何借口”，蒸汽铁甲舰都“不能离开利物浦，直到有充足证据证明其目的地”。与此同时，他给驻华盛顿的外交大使寄了一封密函，要求外交大使告诉威廉·H.苏厄德，英国政府已经阻止蒸汽铁甲舰出港。但直到1863年9月8日，他才告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自己的安排。此事原因不明。
奥斯汀·H.莱亚德（1817—1894）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做了系统而细致的调查后，明确指出，蒸汽铁甲舰并不属于法兰西人，而是为南方邦联军建造的。1863年10月8日，约翰·拉塞尔伯爵下令扣押较先进的一艘蒸汽铁甲舰。1863年10月9日，“宽箭”号[15]被扣押。莱尔德造船公司对扣押一事十分恼火，操作员对此也十分不满。为了防止蒸汽铁甲舰逃走，英国政府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看守舰船。法院一直未对此事发表意见。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舰船所有者，都不想冒被审判的风险。最后，为了解决争端，英国海军购买了蒸汽铁甲舰。
联邦海军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写道：“拦截蒸汽铁甲舰事关美国的生死。”[16]有效的封锁是北方强有力的武器。如果蒸汽铁甲舰逃走了，势必会打破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的封锁。到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是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也无法扭转局面。詹姆斯·D.布洛克认为，“蒸汽铁甲舰”可能会“将美国所有港口前线的封锁舰扫荡出去”“溯波托马克河而上”“让华盛顿失去防守”，在朴次茅斯[17]和费城强行征收特别税。因为詹姆斯·D.布洛克的所作所为及伯肯黑德一家造船公司的同情和贪婪，所以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但约翰·拉塞尔伯爵通过一系列谨慎果断的行动，将北方联邦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使美国和英国避免了一场大战。扣押蒸汽铁甲舰给南方邦联造成了沉重打击[18]。
第12节 英国和法兰西帝国
1863年1月，南方邦联国务卿朱达·P.本杰明在写给约翰·斯莱德尔的信中抱怨说：“约翰·拉塞尔伯爵对詹姆斯·M.梅森非常粗鲁。”1863年3月，他对英国的愤慨与日俱增。1863年6月，他常常辱骂英国政府。1863年8月4日，他写信给詹姆斯·M.梅森说，经过辩论，杰斐逊·戴维斯确信英国不会承认南方邦联，因此，詹姆斯·M.梅森可以考虑结束使命，离开伦敦了。1863年9月14日，詹姆斯·M.梅森收到了朱达·P.本杰明的信。与约翰·斯莱德尔商议后，他告诉约翰·拉塞尔伯爵，根据命令，他的任务结束了。1863年12月，杰斐逊·戴维斯在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吐露了自己对“英国政府的不满”，尤其是英国政府维护联邦政府的封锁，并扣押了蒸汽铁甲舰。
虽然英国对美国内战的态度与美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英国的态度不同，但应该记住的是，“在欧洲，我们唯一的支持者”是俄国。与法兰西政府的行为相比，英国政府似乎还算友好。事实上，如果法兰西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想认可南方邦联，那么英国是它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关于英国商人和造船商向南方邦联出售武器、弹药和舰船的行为，英国内阁表示遗憾。英国商人和造船商的行为阻碍了英国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在怂恿南方邦联，承诺为南方邦联建造两艘铁甲舰和四艘帆船护卫舰，并间接为南方邦联军提供武器和装备。但法兰西建造的舰船从未挂着南方邦联的旗帜出海。此外，1863年11月，拿破仑三世改变了对美国内战的态度。1862年2月，约翰·拉塞尔伯爵第一次会见了詹姆斯·M.梅森。此后，他一直拒绝见詹姆斯·M.梅森。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只在外国干涉危机过后，与詹姆斯·M.梅森见过一面。然而，约翰·斯莱德尔曾三次拜见拿破仑三世，并会见了法兰西外交大臣和其他皇室大臣，甚至可以随时见到法兰西皇室成员。此外，拿破仑三世征服了墨西哥，并扶持一位欧洲君主坐上了墨西哥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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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佛罗里达”号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建造“佛罗里达”号的人在为南方邦联工作，但不确定的是，“佛罗里达”号是否是在英国政府某位高官的授意下建造的。也许是由于英国人行动迟缓，或为了避免麻烦，将“佛罗里达”号送给了南方邦联。此外，从长远来看，“佛罗里达”号几乎没有赢得战争的希望，或帮助南方邦联军打破封锁线。它虽然对南方邦联的对外关系很重要，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编者注
[2]盖然性指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的性质。在司法领域，如果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有待证实的事实，但依然可以证明事件的真实性，那么这些证据就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译者注
[3]私掠船指可以攻击敌军舰船的战时武装民船。——译者注
[4]《小杜丽》中，查尔斯·狄更斯用“兜圈子部”指代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官僚机构。——编者注
[5]拿破仑三世企图将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安推上墨西哥的王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编者注
[6]《唐宁街的危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7卷，第419页，第420页。《克拉伦登传》，第2卷，268页，马克斯韦尔著。《威廉·E.格拉德斯通传》，第2卷，第85页，约翰·莫利著。——原注
[7]《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团结》，第112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1913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传》，第297页。——原注
[8]基督教等祈祷或圣歌的结束语，可表示同意、赞成。——译者注
[9]反谷物法同盟成立于1838年，是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政治、商业同盟，目标是废除不受欢迎的《谷物法》。——译者注
[10]埃克塞特大厅位于英国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北侧。反奴隶制协会的会议在埃克塞特大厅举行。由于政治会议的重要性，“埃克塞特大厅”一词成为反奴隶制游说团体的代名词。——译者注
[11]阿尼西姆是从富有的基督徒腓利门家里逃跑的奴隶，在罗马被捕。由于受到圣保罗的感化，他在狱中皈依基督，悔过自新。——译者注
[12]《安东尼·特罗洛普自传》，第149页。《北美洲》，第2卷，第16章。——原注
[13]歌词出自美国的一首行军歌曲——《约翰·布朗之歌》。这首歌是为纪念被杀害的著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而作，在美国内战期间非常受欢迎。——译者注
[14]《评巴克尔<本杰明·迪斯雷利>》（4），《国家》，1916年7月27日。——原注
[15]“宽箭”号是英国军械署和政府财产的一个标志，也是罪犯制服上的一个标记。——编者注
[16]《约翰·默里·福布斯传》，第2卷，第22页。——原注
[17]朴次茅斯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原注
[18]在记叙蒸汽铁甲舰的事件时，我主要借鉴了布鲁克斯·亚当斯的一篇文章。《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243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