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牛津的那一天起，我又重拾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在之后的两年里面一直断断续续地写。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表现出来的形象要比之前的更加热心，也更加讨人喜爱。那种自命不凡不见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大多数的恶意。可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读起来都让人觉得有些凄凉，因为与在蓝星的成功故事相比，这一段所记录的是连续不断的失败。
1924年和1926年从秋天到初冬，我在家待的时间比起1917年以来的这一时期要长。在这期间父亲度过了他六十岁的生日。查普曼与霍尔出版公司的境况逐渐下滑，仅有的少量利润也是从我父亲所不感兴趣的科技类图书那里获得的，父亲手下的那些作家并不赢利。一个挥金如土的人的时常出现打乱了家里的平静，父亲也失去了能够寻求庇护的地方。那一年10月是我的成年礼，因为这些事也没有庆祝。
第一年的秋天特伦斯制作出了一部电影，其中大多数镜头都是在我们家的花园里取的景。故事是虚构的，讲述的是“衣冠禽兽”厄克特让国王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的尝试。我，埃姆雷和约翰·苏特罗是其中的主演。女主角埃尔莎·兰彻斯特，也就是查尔斯·劳顿太太，是一个跟我同岁，红头发的柔弱女孩。当时她并不是专业演员，但曾经和哈罗德·斯科特一起在夏洛蒂街上出演过成本很低但颇受欢迎的歌舞表演《和谐之洞》。父亲十分欣赏我们冒险之中的趣事，就像他年轻时喜欢私立戏院一样。他很喜欢手里拿着演员表，边看电影，边特别满意地指着自己的东西说：“那个椅子是我的”……“小心别把那酒瓶给打碎了。”但是随着秋叶的飘落，冬天来到，他的哮喘和支气管炎突然发作起来，家里的气氛也随之变得忧郁。后天他弄来了一台收音机，但是与现代的家庭惯例不同的是，他总想听广播，而我总想把它关掉。
我选择的艺术学校是希德雷斯艺术学校，当时位于纽曼街，做广告称自己为“伦敦的巴黎画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前的学生大都很有意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文学人士而不是画家。泰特美术馆所展示的塞缪尔·巴特勒所画的受人赞叹的图画，最初是希德雷斯先生所勾勒的，这地方本身就美丽如画，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盔甲、服装，摆放的画像我从未见过。这里所吸引我的是学生在这里可以立即就开始学习，而不像其他更专业的机构里所要求的一些基础性的训练，比如制作古董的石膏模型。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女孩子，她们像我一样在家里被认为是“艺术的”。仅有的几名男生对广告制图术有着较大的雄心。没有人会把追求纯艺术特别当真。同学之间的友谊就很少，更不用说我所期待的狂欢打闹了。学费倒是微不足道。学校的经营者留着白胡子，鼻子非常红，每当他拿着炭笔要去演示的时候，手总是不住地颤抖，最后炭笔掉到了地上摔碎了。画室仅仅是让我们用来画画的，模特站在台子上，摆的姿势相当传统，我们则坐在“木驴”上，以台子为中心围成一圈。每周上午的造型都是一样的。下午我们画一些速写，每个造型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每周都有一天下午上“作品课”。这节课我们有一个固定的题目，通常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冲突”。然后我们发挥想象作画，并且会从“韵律”、“明暗对比”等方面对我们的作品做出评价。课堂上不教授透视画法。
我非常认真地学习了三四周，每天一大早就沿着去希思山的那条熟悉的小路去汉普斯特德地铁站，晚上直到天黑才回来。为了让这一路走得更有意思，我去的时候在墙上、柱子上放一些硬币，再在返回的时候把剩下来的硬币再收回来。托尼·布谢尔就在附近的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我们像在赫特福德一样，经常午饭时一起到托特纳姆法院路吃奶酪喝啤酒。
在画室的这些练习使得我的眼光更加敏锐，手法更加灵活，但我还是受不了画画了。我喜欢画线条和阴影，但我很不喜欢画一些实物，没有探究解剖学结构的热情，没有向大家相互间讲述平面的凹陷的热情，而这些却足以能使我们在模特儿前面的几个小时更加兴奋。每周前三天的上午我就完成了木炭画的学习，剩下的两个上午我也从不虚度时光，在纸的边缘画出各种各样的手和脚（不幸的是，肢体画得十分畸形，根本不像《毡帽》小说中插图那么漂亮）。我给自己安排的苦行僧式的生活令人感觉十分厌烦。
哈米什已经漫游到了非洲。我开始在晚上频繁光顾皇家咖啡馆。我哥哥亚历克把我带入波希米亚的世界，在那里我结交了许多密友。没有哪个传统的主人手中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没有谁的名片能让我想起庞特街上繁荣的世界。我参加的大部分宴会都是临时或者口头通知的。玛丽·巴特是一个亲切撩人的先锋派女士。她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当时和阿利斯特·克罗雷黑魔术圈子里的一个人交往。她曾经在蒙帕纳斯的圈内人士中结过婚。现在她在白赛姿公园里有一处大房子，那里为一些未婚人士提供住宿。那里经常有聚会。我记得托尼·布谢尔坐在楼梯上吃她的面霜，花园里全都是一对对的情侣。
在摄政公园也有一位印度夫人，她是一位印度王侯的女儿，由于过于自由而失去了社会地位，但依旧与少数王室成员保持着微弱的联系。女人有时候在她家会采取拳殴的方法。
格温·奥特住在泰德沃斯广场。她是一位永远都热情好客的未婚中年妇女，外表看起来像北美印第安人，生活并不宽裕。她的客厅里面墙是黑色的，屋顶是金色的，堆放着一些带穗的坐垫，和早期俄罗斯芭蕾的风格一样。她忍受不了独居的生活，因此屋里面总是满满的人，从普通的食客到舞台和艺术界的名人都来她这里。她从不去追寻社会名流。她所举办的沙龙最大的好处在于，所有人都可以约一些没有约的人出去。
和这些人一起度过的夜晚，以及各种在不同地点的自带酒聚会，使我感觉自己不适合工作，就好像我的导师不适合教学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参加这样的聚会，有时候因为没钱打车，经常会在沙发上睡上一晚，或者是一大早从切尔西或肯辛顿徒步回家。牛津同学的聚会对我的诱惑力很大，可是正是这一次使得我在希德雷斯艺术学校彻底地对自己绝望了。
我准确地记得自己衰落的那一天。11月10日，我到位于沃里克郡的伦诺克斯夫人家过周末。周日的时候约翰·苏特罗从牛津过来，邀请我第二天和他一起到他博蒙特街上的住所吃午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半以上的愿意去的可能。”并且我也是这样做的。
11月12日星期一我去了牛津，并且与自己之前的打算相反，我在那里过了夜。约翰的聚会上有哈罗德·阿克顿、马克·奥格尔维·格兰特、休·利根、罗伯特·拜伦、阿尔登·希利亚德以及查理·裴瑞斯。我的到来一直被保密（并且他们十分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结果证明是我的毁灭。）午饭有龙虾、鹧鸪和李子布丁，之后是雪利酒、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还有一种奇怪的类似朗姆酒一样的酒（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是约翰在温布利展览上发现的）。我离开了休和约翰，去了M.O-G的茶会，然后到了新改良协会，在那里见到了特伦斯和埃姆雷正在喝啤酒。我也和他们一起喝酒，后来又和罗伯特·拜伦一起在默顿大厅吃晚饭。我见到了比利，晚饭后去了一个名叫雷诺兹的猎人的房间喝啤酒。然后我接到了牛津大学戏剧协会的消息，以及休和约翰的消息，要我立刻去班伯里。我去了车站，但是却没能说服他们放弃这次旅程，于是就去了马头旅馆那里去见埃姆雷了。克劳德·科伯恩和一个疯狂的年轻妇人一同出现，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满眼醉意的男子。我们被赶出去之后，去了原先伪君子俱乐部的房间，边喝威士忌酒边看特伦斯的电影。在这之后我就记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知从哪儿弄了把刀，进到了贝列尔学院里面，在模仿了托尼·鲍威尔之后从一个窗户溜了出来。回到博蒙特街的时候，我发现约翰的房间着火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和休一起喝啤酒，和阿超喝波特葡萄酒，和格莱斯·艾斯汉姆喝杜松子酒，又和休、德斯蒙德·哈姆斯沃思一起吃午饭。最后比利和哈罗德十分疲倦地去车站为我送行。
我上一次见这些朋友都是五个月以前了。他们对我的热情让我重新点燃了自己对牛津所有的爱。我之后的出现并不新奇。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意外而又受尊敬的客人，而是给那些无法立即切断自己和大学之间联系的人带来了一些欢乐。我依然穿着像大学生一样的衣服。那学期最新的流行是高领毛衣，宽裤子，我也是这样穿的。每周末我都回去，认识了一位刚到马格达伦的新朋友，他又瘦又黑，名叫亨利·约克。他后来以笔名亨利·格林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令很多人为之惊叹。
现在轮到我来举办午餐会和晚餐会了，我成了邀请人，而不再是被邀请者了，这些开支也都增加到了我的账上。而且每周一开始他们就在我的人体写生课上给了我许多苦差事。终于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我停止了在希德雷斯艺术学校的活动。
我和哈米什经常想着成立一家私营印刷厂，出版一些我写的或者创作插图的书籍。当时国内有许多类似的厂，出版的书籍有比较精致的也有很粗糙、十分炫耀的。一次在一个展览上研究一些样品，我被一个苏塞克斯郡的人独自出的一些小开本书所吸引。这个孤独的工匠不仅自己排版、设计出黑白色前拉斐尔派风格的插图，而且以精美的彩色用印版翻印手稿，原本暗淡的色彩变得又浓又深，更像是油漆而不是墨水。印刷的东西里包含有普通乔治王朝时代的自然诗歌，和一些精美散文。现在看到这些令我觉得恶心，但是在当时放荡之后，这些纯洁的书勾起了我在利奇普尔的一个个下午的回忆，想起了克里斯先生的戒律，在哈罗德·阿克顿的强大影响下，我已经驱走了那些戒律的影响。我给这位印刷商写信，推荐自己去做他的学徒。他立即就答应了我。我父亲对这些他有兴趣的项目予以支持，他付给了那人二十五英镑。但是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看到的东西并不令我感到振奋。我本想着这里和德齐林的圣多明尼克出版社一样，十分简朴、与世隔绝，但是这个印刷厂却是博格诺附近一座非常现代的别墅。这家的小儿子和我一起在这乡间小巷里寻找住处，他告诉我说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而我曾经一度非常着迷的翻印的印版，其实全都是依靠照片；文字和图片被送到一家商店，在那里把这些刻到锌板上，刷上墨水就印出来了。这并不是我所追求的手工艺人。
我还未处理完学徒的事情，就回到了北角路，在这里所要面对的是一摞季节性的账单，以及我新年即将到期的支票。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只有请父亲来解决；他为我付清这些债务，我不再向家里要零用钱，从今以后自食其力。
当时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职业适合我。不论学历多么不完整，不论生活习惯多么放荡，不论能不能有值得尊重的保证人，只要能够说话发音标准，接受过传统学校和大学的教育，私立学校的大门都为这些人敞开。我来到一家学校代理点，收到了二三十个职位空缺：“立即回复，附照片，奖状证书复印件，并且告诉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职位空缺信息。”
我做老师的想法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是我想起了一些在希思山工作过后来又离开的人，他们也都是从填写申请表开始的工作。我没有什么证书和奖状。希腊语忘得差不多了；法语和数学也丢了，也不能做板球教练。英国历史在公学的入学考试和奖学金评比中并不是首要的。但是学校代理点的人说，校长们是找不到那种符合他们所有要求的老师的，现在社会这么浮躁，我教什么都会有人接受的。一周后我收到一封电报，通知我去马里列本的一家宾馆和凡鹤利先生面谈。他是一所位于弗林特郡海岸的非常远的学校的所有者，个子比较高，已快步出中年。他问我的唯一问题是我有没有晚礼服。因为爱尔兰学生的家长来学校看孩子的时候，他们需要穿这样的衣服。这一点确认之后，他决定录用我，每学期工资五十英镑。他说由于学校太远了，因此在学校期间是花不着钱的。我抽烟吗？太遗憾了，因为烟草是学校唯一不提供的。这会耗费我的积蓄，否则直到复活节我的积蓄都是完整未动的，足够我度过一个舒服的假期。我写信告诉苏塞克斯郡的印刷商，告诉他们我不准备到他那里工作。他坚持说我父亲肯定会失去预付的那一部分钱的，因为那笔钱已经花掉了。
我刚接受这份工作，哈米什没通知就来到了我家。他在东非染上了疟疾，手头缺钱，沦落成了第三阶级，什么东西都没有吃横穿了欧洲。他没刮胡子，没有洗澡，没有行李，穿着一件法国大衣，里面的帆布衣服又脏又湿。我们身材差不多；他从我衣柜里拿了衣服穿上，我们一起在伦敦狂欢了好几天。
他依旧有开印刷厂的意愿，对我暂时的放弃文艺也表示接受。他打算在家住上一段时间，到家门口埃文河上斯特拉福镇为莎士比亚出版社的纽迪吉特先生做学徒。他的返回使得我去弗林特郡更像是痛苦的流放，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更严重的影响使得我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秋天的时候我坠入了爱河，而且很像E·M·福斯特先生在《霍华德庄园》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爱上的是整个一家人，我的情感尤其专注于他们家中的一员，他们十八岁的女儿。我求爱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成了密友的关系，虽然十分偏爱，但我不主动，她也很保守。
她的名字是奥利维亚·普朗凯特·格林。她的弟弟大卫有六英尺七英寸高，是一个无精打采的花花公子，对所有时尚的东西都十分喜爱。大卫在我在牛津最后一年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们时不时地会见面，但是并不在一起住。她的哥哥理查德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我在最后一个学期才逐渐对他有所了解，那时他接收了伪君子俱乐部在圣奥尔代茨路上的房契。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海盗，有时候戴耳环。他人很好，有一艘船，是一个烟鬼，经常吸味道很重的烟叶；和他的弟妹一样，他也有一种忧郁的气质，但同时也有着狂热的激情。他到收藏家那里去买烟斗、买领带。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目睹了他逐渐成为品酒的行家、摩托赛车手、最新爵士乐的倡导者，以及侦探小说作家。对每一项新的兴趣他都像青少年一样痴迷、上瘾。他对自己的这种狂热并不感到厌倦，相反，他却能用这些使我们大家娱乐。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心情十分沮丧；爱情让他感到不开心，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让他所心爱的聪明而有魅力的女孩和他订婚，而是因为他对婚姻前景的担忧，因为他当时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并且女方的父母也反对他们的婚事，不过最后他们还是结婚了。
我发现在刚结识的时候很难描述奥利维亚。哈罗德·阿克顿在他的《唯美主义者回忆录》中仅仅提到“噘起的小嘴和含情脉脉的眼睛”；这些描写太不充分了。她刚步入中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单身。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在遥远农村的农舍里同她母亲一同度过的。十八岁的时候，她有着大卫的优雅和理查德的专注；她的兴趣面更窄，但专注得更深。一本书，一场戏，一部电影，一场芭蕾，一位新结识但总是对她有害的朋友，突然发现的一处被人所熟知且广泛接受的社会的不公，这些事情都能够让奥利维亚全身心投入一段时间；这种狂热被一种特殊的严格所减弱，这些虽然不能阻止她说或做一些无礼的事，但却能保持她完美无缺的精致；而且由于害羞，除了那些被她所吸引而且强行获取她信任的人之外，她不愿意结识任何朋友。她时而唠叨，时而恐吓，受着一种病态的自我意识的困扰。她不懂得欣赏最普通的艺术，不会取悦别人，更不会炫耀自己；有一点疯狂；追求真理和神圣。
他们家的父母两地分居。有时我在萨维尔俱乐部见到过他们的父亲。他是个非常帅的爱尔兰人，是一位歌手、音乐教授，他的母亲格林太太是儿童作家，我小时候很喜欢读她的作品《坐垫和角落》。他们的母亲格温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刚步入中年，依然保持着青春的优雅。她是休伯特·帕里爵士的女儿，在充满音乐与艺术的维多利亚晚期社会中成长；结婚之前她一直专注于小提琴。更为重要的是，她是神学家冯·胡格尔男爵最喜欢的一个侄女。她还不是天主教徒，虽然她叔叔年轻时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并且差点因此获罪，但她叔叔并不强迫她加入天主教。相反，她叔叔给她写精神信件，后来在1928年她将这些信件整理出版。我刚和格温成为朋友，男爵就去世了。他的名字经常被提到，但我当时并不感觉她失去了很多，也没有感觉到她叔叔在她身上种下的神秘种子。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她是“虔诚的”；这一点是当时她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所不具有的。当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幽默和同情心。她的孩子们都对她十分关心，她轮流和孩子们一同居住，生活十分宁静。他们间不像我和我父母一样有代沟，更不必说哈米什或者约翰·苏特罗和他们的父母了。我说“宁静”的意思是，她除了分享孩子们的生活之外，还承受着他们各种的复杂的难题和不幸；她所承受的甚至比孩子们还要重。我现在发现，她的那种宁静是来自她独自的祈祷。这种很稀有的品质我之后只见过一两个人有。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只能以我的同代人所负担得起的同样的平淡无奇的兴致来接受她。
格温对年轻人的爱是有意识寻求和达到的。在我认识她几年后，她在描写自己父亲和叔叔的书《两名目击者》中写道：“我们谦逊地看着老人，想着如何避开他们失败的地方……我们渴望避开对人评头品足的想法……青春和年龄是分开的，我们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但是我们想能够再次走近青春，而不是要强调青春与年龄的区分……作为老人，我们需要弥补年轻人勇敢的希望，因为他们容光焕发、慷慨大方，因为他们相信真爱。曾经同样的希望充满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想真正住在一个年轻的世界……让我们来反思老人的世界是多么的可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给了她勇敢的希望，是不是让她感受到了容光焕发、慷慨大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让她相信了真爱。
普朗凯特·格林一家并不富有。奥利维亚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教养大的，她在自己的亲属和她兄弟的朋友之中选择自己的交际圈。格温和奥利维亚性格相斥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不断搬家，在我作为他们家里一员的十年里面，应该有五次。我刚认识他们时他们住在荷兰公园一块现在荒废了的草坪那里，十分惬意地过着隐居一样的生活。后来他们从那里搬到了吵闹的梅费尔的一处公寓里，又搬到过南肯辛顿、巴特西、圣约翰林地。虽然有时候搬家是出于节约的考虑，但这对那些仅仅有小额财产的人来说却是非常昂贵的习惯。
理查德·普朗凯特·格林的状况就像我那年冬天一样，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这些又因他想要结婚而显得更让人恼火。他也决定下工夫做一名私立学校的老师。正是他的例子使我在这条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上更加增加了勇气。奥利维亚嫁给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的迷恋和她的兴趣都是到了极致，我刚要打破她的含蓄，却又要去弗林特郡任教了，这令我十分愁闷。
如果我去的这所学校像国内许多声名狼藉的学校一样的话，我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令我失望的是，这里的管理很好。不可避免的这里会有一些古怪的人，甚至是怪兽，就在教师休息室里，但学生们都很健康，开心，营养充足，学习成绩也足够通过他们所选的公学的入学考试。其中一半来自爱尔兰，另一半是从北部的工业区来的，并且他们完全遵守传统的模式。这些爱尔兰的孩子们的父母都在英国和苏格兰工作，他们脾气火爆，长得都挺漂亮，有勇气但经常无礼；兰开夏郡的孩子单调沉闷，做事谨慎，特别注重考试分数；爱尔兰人更有魅力，英国人更柔顺。就像晚礼服的问题所显示的，校长对爱尔兰人更加尊重。年轻老师自己的权威还没有确定，这些来自北方工业区的孩子很喜欢这样的老师。
也有学生不在这两类之中。在尤斯顿这样的学生足足有一车人那么多，他们都戴着红帽子，而我当时就负责照顾这些孩子。刚开始他们很听话，吃了很多糖。一两个小时后，我渐渐没精神了，他们却开始欢呼起来。在餐车里我给他们倒姜汁啤酒，同车的乘客很同情地看着我。我感觉自己太过敏感了，好像自己是囚犯一样，被看守用枷锁锁着，从一个牢房送到另一个牢房，以示警告。这些孩子中没人生病。他们渐渐地从离开家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开始询问我对各种游戏是否精通。我忘了希思山学校那次的例子，老师只能通过自吹自擂来炫耀自己。我们到切斯特的时候这一切都非常明显，那次我给人留下了非常虚弱的印象。又有一队来自曼彻斯特的孩子加入了我们，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最终我们到达了里尔和科尔温湾之间长长海滩上的车站，火车为我们行了方便，停了下来。我坐了一辆非常小的出租车，孩子们就只有走路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包。“先生，您能帮忙带着我的包吗？您真是太好了先生！”于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包裹都扔了进来，堆放在我的脚边和膝边，把我整个都围了起来，甚至都挡住了窗户。我能不让他们放行李吗？显然不行，不然我这个老师就太没有人性了。但是这样坐在一堆行李中抵达学校，又显得我这个老师太没有权威了。后来校长的夫人站在门口迎接我的时候，我的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了。“孩子们应该自己拿自己的包。你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对你，沃先生。”她略带反感地对我说，“有一封你的电报。希望你能看懂，我是看不懂。”她说着把电报递给了我。是休·利根和约翰·苏特罗发来的，上面写着：“上啊，伊夫林，上啊。”
我注定不会受到这位强势夫人的喜爱和尊重。正是她管理着厨房和病房，正是因为学校对家长不同的社会地位予以区别的对待，才使得学校如此兴旺。校长夫人唯一不管的是事情是助教的选拔。只要她丈夫把他们招进来，她就来管理他们。校长知道这些人很难找；而他夫人则知道这些人缺少某些很明显的素质。她这种女人对我的经历来说十分陌生，在我后来开始喜欢旅行之后，在许多车站见到了一些流放到偏远地区的老板夫人们，我发现这些人和校长夫人差不多。我最为接近让她开心的一次是在我到达一个月之后，伦诺克斯太太和哈米什开车来看望我。他们开的是辆新车，比起那些最受尊敬的爱尔兰家长，这车也很明显有着十分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按她的门铃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在她客厅里待的两分钟就足以让她相信这两个人应该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沃先生，您的两位好朋友来拜访您了，”她说道，“我相信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凡鹤利先生会免去你所有的工作的。”
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用的人。校长夫人觉得伦诺克斯夫妇是在做行善的事，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在做。她有情报的来源，证实了她最初估计的是正确的。我从未行使过权威，从没在黑板上写过字，从未切过带骨头的大块牛羊肉，而这也是最费力的一项工作了。我经常站在桌子的一头，拼命地乱砍，可是一批还没切好，第二堆的盘子就已经堆上来了。
我不是十分清楚凡鹤利太太是想从她的下属那得到什么。但是比起我的同事来说，我差不多就是一个无用的人；她把我列入自己丈夫最不喜欢的人之一，并且从不掩饰自己比克劳威尔的反感少多少。
但是我在期待。我带着学生的包出现在房子前门的时候就已经让自己难堪了，而我还要在这里度过两个学期。
后来当我开始写一部介绍北威尔士私立学校的小说时，我给那里写进去了很多座城堡。当然这并不是我那个可怕的下午正在等着我的建筑的样态。它们是现代的建筑结构，保护得很好，但规划得有些乱。位于一条斜路的顶上，并且往上延伸到半山腰。这样在学校里面行走，也是需要不断爬楼梯的，楼梯上铺有很光的油毡，并且总感觉自己是在底层。凡鹤利太太在门厅的一端有一间小客厅，里面非常干净，就像手术室一样。这个季节没有什么花，夏天这个地方就像美国的“殡仪馆”一样芳香扑鼻，像是从摄政街上的窗户看到的银色花一样。凡鹤利夫人向家长承诺，她对孩子们的爱以及孩子们的天赋，足以使他们都通过入学考试。所有的都像这油毡一样发亮。她就是在这里领我进去，然后不断地评判我、谴责我。
我想，像所有堕落的人类一样，她也培育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白马王子、在水一方——每学期能给她带来个五六十英镑。她不应该期待着来一些非常有学问或者是非常有成就的人。我想知道那她在渴望谁呢？一个二十五岁的人，外表看起来像是《笨拙》周刊里C·E·布鲁克画的人物一样，性格同伊恩·赫伊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像，想加入牛津、剑桥的板球和曲棍球队，却没有成功；而且数学很不好，难道是这样一个人吗？他是对教会十分忠诚的人，是乡村教区司仪的孩子，决定要从事运动生涯；一个对小孩子有着很强很纯洁的爱心的人，会娶一个像校长夫人这样的老婆，开一所自己的学校，并按着她的这些戒律来管理学校，接收一些还达不到她标准的学生，会是这样的人吗？她一定这样想过。在我身上她没有发现这些她希望看到的，因此她一直很失望，备受煎熬。
除了在她锋利的眼睛里，以及那些和我一同从尤斯顿来的人眼中，我的不足并不是十分明显，因为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清闲。凡鹤利先生一点也不像格伦费尔先生一样精力充沛。他先是耽搁，后又临时起意，几天后我就负责一个年级了。那段时光真是快乐，我坐在休息室里，在一块书板上面刻着奥利维亚的名字。还写了几页自己刚开始创作的小说。我只记得那部小说的名字是《茅草屋寺庙》，内容是关于一个大学生继承了一份财产，除了一桩十八世纪的怪异建筑以外什么都没有，他在那里过着家庭生活，并且练习着巫术。
父亲告诉我，他这一生每天晚上他都梦见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回到了社本。而我也有好多年一直都被一个梦所缠绕，我梦见自己回到了凡鹤利先生那里。我对那些孩子们并没有太多的情感，他们对我也一样。“负责一个年级”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确切地说“面对”或者“面临”应该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我被分配去教高年级的历史课，低年级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语言课程让我屈服了，因为我上课唯一的乐趣就是让课堂尽可能地变得单调乏味；而历史课则上得十分混乱。我从没能够让他们安静下来过。最大的失败之一是我对着一个圆脸、正在发呆的学生怒吼道：“你聋了吗？”结果其他的学生异口同声地答道：“是的，先生。”的确，他确实是个聋子。
后来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言自语，不给学生“参与”的机会。在蓝星六年级时所学的历史课，以及在牛津听过的几次讲座，我上课给学生们讲的内容就是从这些内容中搜集的。在我刚开始教课的一天早上，凡鹤利先生出乎意料地来到我们年级，坐到教室后面听我的课，当时我正在讲查理一世的财政危机。我讲“国王必须依靠自己生产”，以及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对王土的划分，封建社会的费用，银器价值的降低，这些内容非常熟练。在凡鹤利先生面前学生们都很安静。之后他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对我说道：“我对你的课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深。但你讲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有一点难了。而且我注意到你总是不断地提到‘斯坦福’。”是的，我把他称作“斯坦福”。
如今我已不再梦见那些羞辱了。时间已经抚平了我心中的伤口，甚至包括一天下午我和同事们去练习骑马的事。马夫从马房牵出马，问我以前骑马的经历，而我居然诚实地告诉他说除了小时候骑过小马驹之外，以前我没有骑过马。出于对他马的安全的考虑，而不是我的安全，他坚持要由他牵着缰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几乎全校的人都从足球场那里回来了，正好看到了我。
我并不渴望着出名。不管我离自己骑马的差距有多远，这之后我就开始负责带着那些否则就无所事事的学生去散步。这样的远足是从两人一排的学生队列开始的。到了山上，他们分散开来，直到重新集合好了之后才开始重新前进。通常学生们会争着和负责的老师一起走。“我能跟你一起走吗，先生？”“是我先说的，先生。”“他上周就已经跟你一起走过了。”
但是却没有人要求走到我的“边上”，于是我一个人寂寞地大踏步走在这一队可恶的学生前面，没有人和我说话。
另一方面，我在教师休息室里面很受欢迎。我们是一群古怪的人，就像是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教我这个年级的唱歌课，在小教堂里面制造出了难听的噪音。第二个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苏格兰人，和我一样也是新来的，但是个生意上的老手，他让凡鹤利太太仓皇失措，因为他在期中的时候指出了一些学校的错误决定。“我觉得我们威尔士的气候不适合他。”凡鹤利太太说道。
但是休息室里的欢笑还是要比痛苦多。我们十分喜欢看苏格兰人和校长吵架。对凡鹤利夫人我们都很鄙视。我们都很尊敬爱尔兰的父母们，也正是为了他们我们才穿晚礼服的。一些年之后，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约翰·贝杰曼先生也做了一名私立学校教师。我去他被束缚的地方看望他，并不是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些在学校的日子一定会成为你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我却没有幸福，只有热闹。
我对奥利维亚朝思暮想，经常给她写信，并且经常因为焦急等她的回信，常去邮局而被凡鹤利先生训斥。我很少得到过她的奖励。仿佛我一生的命运都是这样，我爱的人对我并不好。
我把她描写得十分“严厉”。我和哈米什当时使用一种异想天开的嘲弄风格写信，我在日记中还可以找到这种风格的蛛丝马迹，因为我也使用同样的措词来记日记。比如，我记得在3月中旬：“地里面到处都是可笑的白色东西，农民们称它们是‘羊羔’，把它们养大就成了绵羊。”同样的话我也写给了奥利维亚，她却一点也不喜欢。“我不喜欢羊羔，”她在回信中写道，“它们没什么不一样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位于兰迪德诺的一个大宾馆，庆祝那位苏格兰人的离开。我选择的酒是在皇家咖啡馆和奥利维亚一起喝过的，当看到标有“克罗武乔酒庄1911”的这瓶酒时，忧郁之感油然而生，就像把自己看作是非洲的“司酒宴之神巴辛顿”，和他那蹩脚的在草市戏院上演的第一夜节目似的。
因而这周在深深的自我悲伤中过去了。
最终，我拿着这点钱，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到达了尤斯顿，在不伤害这些小孩子的前提下，离开他们，独自一人旅行，幸福地在另一节车厢中。
我大部分复活节假期在伦敦、在兰迪岛和普朗凯特·格林一家在他们租的废旧灯塔里一起度过，还有和哈米什在沃里克郡一起度过的。奥利维亚责怪我在老师这个职位上浪费了太多时间，而不是把精力花费在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上。但是，很清楚的是当我们在有风的海岛上漫步，谈话一直到黎明的时候，我的迷恋已经变成了她唯一的乐趣。在伦敦时，我的哥哥亚历克告诉我，查理·司各特·蒙克里夫，一名翻译，需要一名秘书。他现在在比萨居住。我不知道秘书类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并且我的打字功底不太好。但是我催促亚历克按我的要求申请这个职位。我的母亲认为我应该在一群不受欢迎的背井离乡者中找出自我，但是我所有的希望都集中放在这个项目上了。
我的薪水很快就花光了，和我当初的决心和保证相反的是，我发现自己又陷入债务中，我曾经给我牛津的酒商朋友发了电报，送来的酒都在伦敦工作室的那些小型聚会上喝光了。
在沃里克郡，哈米什和我在他的房子里住下来，因为他的母亲正在哈罗盖特接受治疗，他每天都去他的印刷厂，我们用一个漫长、快乐的晚上来畅饮。
回到凡鹤利先生那儿和我在蓝星的第二学期一样苦涩。那里似乎根本就没有惊喜的预期。我的这种预感是错的。有一个令人倍感惊奇的人，大约比我年长十岁，来这当副手，代替那个令人不快的苏格兰人。他性情愉快，衣冠楚楚，满口军队里的惯用语。后来他就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中的格莱姆斯上尉的原型。
正如我现在这样称呼他的，格莱姆斯在学校很有责任心；晚餐上，他以温和的态度招待凡鹤利太太，这样使她感到沮丧但是却消除了敌意；晚饭后，他和我一起去村里的酒吧痛快地喝酒，酒吧里的其他常客讲着威尔士的故事，格莱姆斯和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夜晚，起初，他对我来说有某种程度上的神秘，他不仅比我们其他的人付钱多，而且他看起来享受一些秘密的活动，我对他委身选择把自己流放在我们之中感到困惑。但是他是一个不会欺骗的人。他的弱点，或者说是他的实力很快就暴露了，一两个星期之后，为了纪念凡鹤利先生的生日，学校安排了一个假期。对于助教来说根本就没有假期。一大早，整个学校的学生被塞进了大篷车，驶向斯诺登峰，在那里游戏开始了，一个野外午餐被学生们吃完并且被认真地打扫干净。那天得到额外的特许，男孩和老师们相互追逐，在草坪上嬉闹。最终，夜晚降临时，我们疲倦地唱着歌回去了。当一切都结束了，孩子们都上床了，我们坐在大厅里哀叹白天的苦难，格莱姆斯独自和一个面露满意的微笑的伊特鲁利亚的葬礼雕像坐在一起。
“我承认我很高兴，”他在我们抱怨连连的时候说。
我们认为他不值得信任。“你玩得很开心啊，格莱姆斯，你觉得什么让你高兴啊？”
“小诺克斯，”他简单地说，“我觉得游戏太喧闹，所以我把小诺克斯带到了岩石的后面。我脱下他的靴子和袜子，松开我的裤子，把他可爱的小脚放在那里，享受到一次最令人满意的喷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次令人难忘的坦白。这样的插曲在他所选择的职业当中并不少见。
在学校远足过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一封来自亚历克的信，通知我接收来自比萨的任命。我把我的辞职书递给凡鹤利先生，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遗憾就接受了。
“我从来没有递过辞呈。”格莱姆斯说道，“我总是以另外的方式走人的。事实上，老男孩（他用了一个我后来经常挪来使用的简洁准确的短语），这看起来像是我在三所学校里头一次待到第一个学期的结尾。”
6月份很热。在这个学期之前，一直藏在山中的薄雾，呈现出美丽的乡村景色。我们有一个废弃的海滩，在那儿我们要指导孩子们做早晨沐浴，但是在那儿我们也可以在晚间独自游泳。在漫长的、精彩的夏日里，我的生活似乎充满了希望。然后两股刺骨的风吹到了。
我已经把我小说《茅草屋寺庙》的第一章寄给了哈罗德·阿克顿，请求他给予批评，期望得到赞许。他的回信很有礼貌，但是很冷淡。“对我的异域口味来说，文章过于英国化。”他写道。“酒后阅读有点昏昏欲睡。这本书应该印刷出版。”他建议道：“印成一些精美的版本赠给喜欢你的朋友们，比如我和……”下面列有我朋友当中最不够讲究的人的清单，就是那些为了糊口聚集到赫特福德的人，他们都被哈罗德所不齿。
我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和他争论他的评价。我拿着那本写有那些章节的练习册，把它扔进了校锅炉房的炉子里。
此时，来了亚历克的一封信，上面写道他误会了司各特·蒙克里夫的意思，他不需要并且负担不起秘书之类的，尤其是我还有这么多的缺点。“这是世界末日，”我写在了我的日记上。
我不仇恨，但是很伤心，我和我所有的朋友形成了对比。克里斯多弗·霍利斯作为一个大学辩论队的队员在进行全球旅行。托尼·布谢尔在伦敦一出很成功的戏剧中扮演年轻的男主角，与格拉迪斯·库柏是对手戏。理查德·普朗凯特至少求婚成功，条件是离开他所在的飘摇欲坠的私立学校，在蓝星找到了一份音乐教师的职位。诚所谓否极泰来。他未婚妻家里一位接一位的姑妈姨妈纷纷为他们的订婚慷慨解囊。罗伯特·拜伦在和他的两个富有的朋友——阿尔弗雷德·达根和加文·亨德森计划一项横跨欧洲的汽车旅行。这趟旅行将会点燃他对于拜占庭世界的热情，并且为他的第一本旅行书籍提供素材。哈罗德·阿克顿正在牛津风靡一时，倍受尊重，而我，独自一人，似乎处于世界的末日，被整个世界拒绝了。
格莱姆斯寻求用他自己高潮和低谷的起伏经历来激励我。这些被认为是幻想的经历，在他看来很合理。每种耻辱都曾降临到这个压抑不了的人身上。在中学，在大学，在军队，后来再到他热心工作的教师的位置上。这样的耻辱，例如：人家告诉他要他更名改姓，逃出英国。丑闻是如此的黑暗，不禁让人想起他犯下的罪行的真实场景。校长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窝藏了这样的一个恶棍，迅速而又悄悄地将他传递下去。格莱姆斯总是表现出平静的胜利的神情。他的经历让人觉得有趣，却并不能安慰到我。我嫉妒他的明朗的快活，而不是他的英勇业绩。
一天晚上，在接到来自比萨的消息不久之后，我就独自一人来到海滩，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死亡。我脱下衣服开始游向大海。我真的想把我自己溺死吗？我脑子里面想着这些，在我的衣服旁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欧里庇得斯的一句话，讲的是冲刷着人类诟病的大海。我还不怕麻烦地对这句话进行了核实，查检课本，对对发音什么的，原文是：
“人性罪恶，海浪洗涤。”
以我现在的年龄，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促就了这趟危险之旅，是出于实实在在的绝望和意志力，抑或是故作卖弄？
这是一个美丽的上弦月夜晚，我慢慢地游了出去，但是在我到达了临界点之前，什罗普郡的少年被肩膀上的刺痛困扰，我偶遇到了水母，更多的一些划水动作，就会感到更多的刺痛。这平静的水里满是生物。
一个预兆？一种突然的对美好感觉的回忆，就像奥利维亚所给予的？
我转个身，顺着月亮的轨迹游回了沙滩。那天早上在格莱姆斯的眼皮子底下曾有一大群不穿衣服的淘气包们聚集在这片沙滩上玩耍。我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故意没有带毛巾。我有些吃力地穿上衣服，把我的自命不凡的经典标签撕成碎片，把它们留在海里，趁着比欧里庇得斯所知道的更加有力的潮水，继续向荒凉的岸边游去，去实施那去垢除邪的净化职责。然后我爬上那座陡峭的小山，奔向我所有未来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