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皇权同时也是革新。走出亚洲的茅庐，到开阔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为了自己的进步不得不大量汲取西方之所长，同时复苏东方的经典理念。1868年天皇在诏书中明确表达了革新的思想。现任天皇陛下在即位后颁布的诏书中宣称，应当从广泛的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义务。
正如复辟这个词所表示的，还政于天皇实质上是一种回归。政府再次实行了帝国官僚体制，就像七百多年前封建制兴起前一样。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恢复古代的全部行政机构，包括它们原来的名称，重启许多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职能和礼仪，并宣布神道教为皇室的宗教。像楠木正成这种在幕府时代为天皇事业鞠躬尽瘁的已故忠臣被追加了荣耀，他们中许多人的后代受封为贵族。
然而，复古的做法与弘扬新的自由平等精神并行不悖。天皇在宣布神道教为皇室宗教的同时，赐予整个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也被解除了自从17世纪耶稣会暴动以来所处的禁忌状态。名义上依然保留着贵族、武士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根据中国古代体制的等级授予了大名和公家有名无实的爵位，甚至缔造了新贵族。然而，所有的阶级特权都被取消了，从亲王和侯爵到遭人嫌弃的贱民（他们今天的别名是“新平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改革者的目的是熔化德川幕府时期社会生活中僵化的阶级定位，让整个国家都能分享明治维新的荣耀与责任。
国家为应对现代化的生活问题所做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四方面展开：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免费教育，第三是义务兵役制，第四是提升妇女的地位。立宪政体被认为在东方国家不可行，土耳其在这方面的尝试遗憾地失败了。不过在日本，自从首届议会召开以来，国家的信条和法令执行得很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实验阶段已经过去，立宪政体已经成为我们政治意识中固有的一部分。我们或许偶尔会出现激烈的争论与分歧，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的议会里也不罕见；然而，一旦面临外来威胁，所有的派系必然会同心协力地支持内阁。新制度之所以能顺利运转，无疑部分是由于自治的内在力量，这在我们以前许多机构的治理方面不乏例证。此外，也由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自我治理要承担的责任未雨绸缪。
1867年，幕府将军刚一辞职，统一派控制的内阁就创立了两个议事机构，一个由主要的大名和公家组成，另一个的成员是来自各个封建领地的武士代表。现任天皇1868年即位，宣告推行明治维新。他宣布组建国民议会，就国家的重要事务由议会根据民意做出决策。1875年创立了参议院，内阁必须向参议院提交所有正在斟酌的法案。不久又建立了终审法院。这样就创建了立宪政府的三个主要机制，即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1879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在每个都道府县成立议会，由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决定当地每年的支出与税收。1881年天皇下达的诏书宣布，从1890年开始实施宪法，那一年的2月宪法就如期颁布了。我们今天的国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贵族院由1875年创立的参议院衍变而来。重要的是，我们的宪法是天皇自动赐予的馈赠，不像一些欧洲国家，宪法是人民迫使君王颁布的。我们的民主是长期沉积的结果，不是喷发的产物。这与东方的传统一脉相承。
人民的教育问题在1868年的天皇诏书中处于显著的位置，天皇下令通过世界各地的各种渠道获取知识。我们已经提到，德川幕府时期有为平民设立的小学，为平民以上的阶层设立的书院。这些现在都系统性地组织起来，可以为国家提供在新环境下履行义务所需要的知识。六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必须接受初级教育。各个州都成立了师范学校，为初级教育培养师资。
在我们今天的教育系统中，比小学高一级的是中学。中学对学生进行通才教育，为他们进入更高的学府做准备。还有技术学校，是为那些希望进入海军、陆军、农业、工业、商业以及艺术和手工业领域的学生设立的。而帝国大学则包括法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和科学院。同时，也没有忽略妇女的教育。尽管按照东方习俗，另外成立了女校。几年前，还在东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大学。除了小学以外，所有这些学校都要求学生修习一种欧洲语言，通常是英文。聘请了大批美国人和欧洲人前来任教，还有数千名青年男女在海外学习，既有自费生也有公费生。期望获取西方知识的迫切愿望促使我们成群的青年在国外寻找粗重的活计，也就是服务性工作。根据儒家的观点，做服务性工作不会有辱门风。新一代人接受的伦理教育建立在过去训诲的基础上。天皇的诏书系统地阐述了全民的道德规范。在总结了普遍的伦理准则之后，诏书用这句话做出结论：“这些就是我们帝国祖先的训诲，也是你们祖辈走过的路。”毋庸赘言，我们以澎湃的激情把新获取的知识成果全部奉献给天皇。
在加强对国家的忠诚方面，我们的兵役制证明比任何其他因素都要有效。事实上，它把平民变成了武士。远在封建制尚未兴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就推行了征兵制；然而只是到了1870年，征兵制才在效仿德国和法国的练兵方式时得以恢复。根据现在的兵役制，每名20岁的男子有义务在正规军服役三年，此后要为第一预备役和第二预备役各服役五年。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则可以全民皆兵。技术学校和参谋学院培养的军官大部分来自武士家庭，他们传统的生活准则渗透了整个新型军队。对于全国来说，数百年来的阶级差别为武士阶层涂上了一圈光环；过去五十年来的小说和戏剧把爱国士兵如此理想化，以致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不仅觉得自己变高贵了，他的兄弟们也这样认为。他现在是一名佩剑者，是受到尊敬的人。感谢村里的学校，他的理解力相当强，很快就能掌握各门技术并汲取了作为武士精髓的深刻责任感。一开始，由于他至今所过的平静生活，人们对他的勇气尚存疑虑；但是，战火的洗礼证明他能加入最出色的武士行列。我们的义务兵所展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并不像一些西方作家猜想的那样，是基于期望获得奖赏。我们并没有宣扬英灵神殿或是穆斯林的天堂在等候着我们逝去的英雄，因为佛教教义对杀人者来世的应允只是悲惨的化身。仅仅是责任感使我们的士兵在接受命令后向死亡迈进。支持这一切的是对天皇的忠诚和国家的热爱。我们的义务兵只是效仿那些为了国家利益自愿做出牺牲的历史上的英雄。若是他过于慷慨地献出热血，那是出于他洋溢的爱国热情。因为爱就像死一样，是没有边际的。
革新的另一个特点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西方对更为柔和的性别深为尊重的态度展现了优雅美好的一面，令我们渴望仿效。这是基督教给予我们的最高贵的启示之一。基督教发源于东方，而且，除了在女性地位方面，它的思维模式对东方人来说并不新鲜。随着这种新宗教通过欧洲向西方传播，它自然受到各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所具有的特异性的影响。咏叹德国森林的诗歌、中世纪对于圣母玛利亚的崇拜、骑士时代、行吟诗人、拉丁民族天性中的敏感，尤其重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纯净的男子气概，恐怕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将女性理想化的倾向。
在日本，对女性的尊重及女性所享有的自由在东方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来没有撒利法[52]；而且，我们天皇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天照大神这个女神身上。在我们悠久的历史长河里，许多最灿烂的时期都是在女性君主的统治之下。我们的神功皇后[53]亲自率领胜利大军进入朝鲜，是推古女王[54]开启了奈良时期精致优雅的文化。虽然当时也有男性候选人，女性君主依然凭借自身的条件登上王位，因为我们认为女性在各方面都与男性平等。在我们的古典文学里，伟大的女作家的名字多于男性。而在封建时代，我们的一些女战士与最勇猛的镰仓骑士一起冲锋陷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学说在我们社会习俗形成过程中增加了影响力，女性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被局限于中国圣人所认为的适当活动领域——家庭。然而，我们对于女性权利固有的尊重依然存在。而且近至1630年，一位女天皇明正天皇登上了父辈传下的王位。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剑术和柔道这类武术知识还被认为是武士之女要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而且时至今日，许多旧式家庭依然持这种看法。
在平民中间，各种工商行业始终对妇女开放，就像今天一样。而我们也已经看到，尽管德川家族的女眷看上去人在深闺，她们却在国家事务中留下了个人印记。佛教崇拜不朽的女性，儒家学说反复灌输要尊重妇女的思想，教诲说对妻子要相敬如宾。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认识到要给予妇女任何特权。在中国文学里，爱情从未占据过重要地位；在日本的骑士故事里，武士虽然始终在帮助弱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大考虑性别。今天我们坚信，提升妇女地位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妇女是过去的缩影，未来的宝库。正因为如此，在天照大神的古老土地上略现雏形的新社会的生活责任才可以安全地交付给她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我们不仅确认了不同性别在法律上的平等，还采取了西方对女性所持的尊重态度。日本妇女现在拥有她的西方姐妹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尽管她并不坚持要求这一点。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妇女都依然认为，家庭，而不是社会，是她们适当的活动场所。
只有时间能决定日本淑女的未来，因为妇女地位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及各种习俗。在东方世界里，女性作为母亲受到崇拜，基督教骑士怀着崇敬献给他心爱的淑女的一切荣耀，武士都敬献给他的母亲。并非妻子得到的爱慕少一些，而是母道更为圣洁。此外，我们的女子喜欢侍奉她们的丈夫，因为侍奉是更高尚的情感表达方式。爱情醉心于奉献，而不是领受。在东方的和谐社会里，男子为国家献身，儿童为父母献身，妻子为丈夫献身。
在恢复皇权的大业告成之后的将近三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幸福之杯里依然残留着一滴苦酒，那就是修改条约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立宪政府和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我们重组了陆军和海军，加入了日内瓦公约。我们重新制定了自己的民法法规，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然而，外国列强顽固地拒绝修改与德川幕府签订的各项过了时的条约。我们没有抱怨自己征收的关税税率过低，尽管随着我们商业的成长，这对我们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确对治外法庭的裁决感到不满。日本复兴了，不过尚未摆脱所有的枷锁。在天皇的国度里，依然存在着他的权力无法抵达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西方人从未听说有外国领事法庭这种事，因此不能期望他们能理解自己强加给他人的痛苦。并不是说这些法庭的裁决不公正，但是由于存在种族差异，常常会出现误解。执行外国法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在谴责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这对任何拥有自尊的国家必然是一种侮辱。自从恢复皇权的运动始发以来，日本政府就不断做出努力以废除这一制度。然而，每一次我们提出这方面的倡议，外国列强不是断然拒绝，就是提出过分的要求作为交换。确实，美利坚合众国同意修改和约，条件是所有其他列强也这么做；但是，这件事欧洲肯定不会做。说服西方相信一个东方国家能够成功担负起开明民族要承担的责任是个艰巨的任务。直至1894—1895年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揭示了我们的军事实力以及我们保持高标准国际道义的能力，欧洲才同意结束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一个痛苦的历史教训。
我们在最近几十年里，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抗争与拼搏。在改革的动荡中，钟摆常会偏向一方，导致许多若不是实际上有害，也是不必要的措施得以通过。我们往往困惑地站在相互抵触的观点的激流中，惊愕地望着实现了一半，却随着下意识的思想潮流不断变化着的堤岸浅滩。所有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所有令人痛苦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都经历过。倘若我们没有哭泣，或许我们会放声大笑。保守派做出的反应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暴动和叛乱，在动乱中我们失去了许多最伟大的改革先驱。激进的狂热分子时常用刀剑斩断一些目光远大的领导人的生涯。我们必须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感谢那些坚定有力的舵手。他们在风暴和逆流中，一直确保我们的国家之舟从未偏离自己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