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0年井伊直弼被刺到1868年日本现任天皇陛下开始执政的明治维新，其间的八年岁月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那是个龙腾虎跃的年代，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迅猛的政治改革。龙千变万化的精神不断驱励国家追寻新的理想。即使在恢复皇权之后的繁忙岁月里所涌现的活动，也无法与这个短时期相比。后来出现的一切运动的幼芽都萌发于这一时期。这使我们联想到欧洲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过渡阶段，为了立新而破旧。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始人一样，我们不得不解决在吸收新鲜事物的同时恢复旧有秩序这个双重难题。正如受到多方诟病的法国大革命把许多事物理想化，我们明治维新的特点是狂热的追随者们热情洋溢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出于这种爱国热忱，武士们自动放下刀枪，大名们自动舍弃封地，幕府大将军自动交出世袭的权力。
明治维新运动引起的动荡不仅限于京都和江户，也出现在帝国的各个地区。在全国各地，效忠天皇还是幕府的问题都造成家庭内部陷于分裂：儿子反对老子，弟弟反对哥哥。京都成了一个策划阴谋诡计的大本营，孕育着各种极端派别。大名应召保卫天皇之际就是明治维新真正始发之时。出于身处京都的优势，朝廷现在开始向幕府发号施令。最高权力归还天皇已经毫无疑义了，因为这是各界普遍期望达成的终极目标，而且已经完成了一半。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政体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多种选择。天皇周围存在两大派系——联邦派和帝制派，各自代表不同的政治体系。这两大派系轮流占据上风，直至两派联合组成了一个新的派别——统一派，为我们现在的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这些不同的派系轮流占上风显示，日本的政治生活在一步步回归其古代的形态。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视野。龙向后蜷缩，准备进行最后的一跃。这是社会胚胎学一个异常的实例：日本在重生之前竟然会呈现返祖现象。在两个最初的派系中，萨摩藩主领导的联邦派代表了各类大名。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欢迎政府发生急剧的变革，他们希望以某种联邦形式来控制幕府。他们认为，16世纪末期的政府形式最为理想，当时德川幕府的权力尚未巩固，新统一的帝国由最有权势的五位大名组成的议事机构治理。事实上，他们盼望封建时代复活。他们的外交政策是得体地处理不得已的局面。而且，与幕府一样，他们接受了难免要与西方世界通商的现实。
相对于联邦派，帝制派从我们更久远的历史中找寻自己的理想。他们渴望恢复的是封建时期之前的帝国官僚制度。由于旨在废除幕府制度，甚至废止分封大名，他们的主张不仅激进，而且具有革命性。联邦派[49]由长期以来与天皇关系密切的公家、浪人和神道教徒组成，神道教徒出于对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的宗教热忱变得极为狂热。长期以来与德川家族秘密作对的长州藩的藩主也加入了联邦派的行列。这些人心中全都燃烧着为天皇的事业献身的熊熊烈焰。他们唯一的外交政策就是攘夷。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仇视西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幕府不顾及天皇的意愿与外国签约而怒火中烧。
后来出现的统一派是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让日本实现统一。此外，他们觉得日本当时经历的危机不仅涉及国际问题，也涉及国内问题。这些人都接受过学术训练，其中大部分人接受的是阳明学派的教育。他们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西方知识，是阿部正弘的自由派政策使汲取这些知识成为可能。甚至在德川家族的武士中也能找到这类人，已故伯爵胜海舟[50]就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然而，这派人的主要力量来自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的年轻武士，他们用爱国主义思想武装了新日本的脊梁，他们中的幸存者今天作为“老一代政治家”深受人们的尊重。
最崇拜天皇的统一派为全面恢复天皇的权力而奋斗，但是他们的治国理念是回归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在追寻古风方面比另外两个派别走得更远。儒家认为，在理想国度里，人人平等；政府首脑不靠出身而靠为人公正、治国廉洁，他会在长老议会中寻求智慧，并以各种方式征询公众的意见。出现外来侵略时，所有的人都要拿起武器；但是战争一旦结束就化剑为犁，重新开始和平时期的工作。按照日本学者最初的理解，欧洲和美洲的共和国让他们不可思议地回想起天国中国的黄金时代。统一派的著名领袖佐久间象山[51]在一封信函中说：“蛮夷竟然保留了古代贤人的律法，了不起！”由于尚不了解西方政治的阴暗面，他们对现代化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像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一样。在乔治·华盛顿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尧帝把自己的皇位禅让给全国最有才能的人。好奇是知识之母。他们带着敬意阅读有关国际法的专著，就像阅读周朝的法典。他们向奠定政府三位一体论的孟德斯鸠欢呼致敬，就像对待孟子的著作。非但没有藐视西方，统一论者匍匐在西方脚下。吸引他们的不是新鲜感，而是类似性。佐久间象山是最早向当局建议聘用欧洲教师教授各门学科的人，也是首位身着西式服装的日本人。
顺便提一下，这种着装风格来自对象征主义的热爱。革新派人士希望借此表现摆脱东方腐朽的桎梏，认同西方的先进文明。我们的和服意味着悠闲，而欧洲的服饰意味着活动。它变成进步大军的制服，正如法国革命时期的红帽子。然而今天却出现了相反的潮流，身着民族服装的更多的是进步人士；除了在法庭上，很少有日本淑女爱穿西式服装。
佐久间象山为他的亲外倾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866年他在京都被帝制派浪人刺杀。然而，尽管遭到保守派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想寻求获取的西方知识，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固有的一部分。不过，永远不要忘记，最初寻求获得外来知识的运动是在历史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倘若没有相交的共同点，我们这样的东方民族绝不会这么满腔热情地接受西方的理念。
上面提到的三个派别中，联邦派起初占优势。1862年，由萨摩藩和土佐藩的藩主护送的天皇派出的两个使团从京都前往江户。他们携带着天皇发给大将军的敇令，要求他授予某些有权势的大名较高的政府职位，此外还命令他亲自前往京都向天皇行宣誓效忠礼。这一礼仪自第四任幕府大将军的时代以来一直受到忽视。德川幕府现在已经丧失了拒绝的权力，因此德川庆喜被任命为大将军的首席顾问，佐贺藩的藩主成了大将军的导师，越前的藩主成为内阁首辅大臣，安房的领主统管军事事务。新内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大名必须把人质留在江户以及他们自己要定期拜见大将军的惯例，这两个惯例都是德川体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项改革是以一位联邦派大名统领的军队取代德川幕府在京都的驻军。他们遴选了会津藩主担任这一职务，此人后来在大部分大名加入统一派后，挺身而出拥戴联邦派政策。
除了推行这些改革以外，联邦派政绩甚微。在维持德川幕府统治的同时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久就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此同时，阵营内部出现因琐事而起的嫉妒与纷争。凭一己之力就能控制住大名的萨摩藩主由于与英国人的纠纷不得不返回自己的领地。1863年春，联邦派完全分化了。除了德川庆喜和会津藩主以外，前一年上任的所有大名都辞了职。
与此同时，帝制派人士对事态的转变越来越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大名似乎对天皇不够忠诚。他们甚至怀疑萨摩藩试图取代德川幕府的地位。联邦派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自鸣得意的态度令他们反感，他们觉得联邦派在炫耀自己对天皇的意愿不屑一顾。联邦派的瓦解此时为帝制派提供了一个执国家牛耳的机会。1863年4月，他们获得了天皇闭关攘夷的授权。对于这项措施，德川幕府拒绝实施，大名们也未认真对待。然而，帝制派并没有因此气馁。长州藩主无视德川幕府的决定，向通过马关海峡时途经其领地沿海的外国舰艇开炮。
这一鲁莽的行动引起联邦派的反对，使其重新团结一致。七位较为年轻的公家被控为这个攘外的行动暗中取得天皇的首肯，为保住性命他们不得不仓皇逃离。同时，长州系的武士和浪人被禁止进入京都。为了直接向天皇申诉，他们试图出其不意地袭击把守皇宫大门的联邦派卫兵，却被击退，且损失惨重。在全国三个不同地区举行的起义都失败了，帝制派的全体成员不得不在长州藩寻求庇护。尾张和越前的藩主率领的联军不久包围了这些逃亡者，迫使长州藩主把他手下的三名主要官员处死，为他的不当行为赎罪。他本人也被迫退隐到一处寺院听候发落。尾张和越前并不想施加更多的处罚措施，不久大军就鸣金收兵了。会津藩主对这种较轻的处罚感到不满，说服幕府将军亲自率兵第二次进犯长州。
统一派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他们认为，在外来入侵随时可能发生之际，国家陷入内部纷争是自杀行为。对长州的第二次进犯倘若告捷，会使德川幕府再次大权在握，这是联邦派和帝制派都不期望看到的局面。倡议是土佐藩的藩主发起的，他成功地使敌对的萨摩藩和长州藩派系的领导人实现和解。三位大名暗中结成了三方联盟。
德川幕府的大军从江户出发，准备第二次进犯长州，却未能获得联邦派大名的支持。除了会津藩主以外，大部分属于联邦派的大名已受到统一派的影响，只在名义上支持这次出征。德川家族在16世纪腥风血雨的战斗中一直所向披靡的世袭族徽——德川家康的金扇子终于战败了。由于在所有的关键时刻都指挥失误，德川幕府的军队无法抵御意志坚强的长州士兵，只能狼狈地落荒而逃。令德川幕府雪上加霜的是，幕府将军于1866年冬亡故，不久我们现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也仙逝了。这一事件使德川幕府有了签订停战协议的借口，然而停战实际上是把胜利拱手让给了长州藩主。在长州避难的七位公卿获准返回京都，并恢复了先前的身份。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伊藤博文侯爵和其他去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从海外归来，由于他们在留学期间所获得的知识受到统一派领导人的欢迎。统一派现在已经具备了建设性发展和实行宪政的新思想。
作过幕府将军的候选人，后来成为将军顾问的德川庆喜本人被要求成为最后一任幕府将军，然而他能证明自己才华的时机早已逝去。忠于他父亲水户老亲王灌输给他的思想原则，即要尽忠的最高对象是天皇。他坚信，企图更长久地维持其家族苦苦挣扎的命运无济于事。不需要人们说服，他也会放弃自己的大位，还政于天皇。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心底是位不折不扣的统一派。他最信任的策士、已故的胜海舟伯爵是统一派的首领之一，尽管他手下的其他陪臣和大名，如会津藩主是最强硬的联邦派。据传，在1867年秋土佐藩的藩主派特使前来敦促他辞职时，他请他们候在一旁，立即起草令人难忘的文件，放弃赋予他家族将近三百年的全部权力。
会津藩主和德川幕府的一些武士反对幕府将军的猝然屈从，在大阪和北方各州发起暴动。但是，失去了他们的领袖幕府将军，他们无法有效地抵抗由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长州藩的大村益次郎联合指挥的统一派大军。第二年，经过一些殊死的战斗，他们全都溃不成军，缴械投降。日本再次降服于天皇的军事权威之下，还政于天皇的大业由此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