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比弗利的第二个夏季以造访西奥多·罗斯福先生为开端。前总统离开美国一年半，等他重新回到美国时，时间已经是1910年6月18日。塔夫脱总统派了两名内阁成员，海军部长和农业部长以及他的助理阿奇博尔德·巴特前往纽约迎候。并请他们代为向西奥多·罗斯福先生致以双重欢迎，既有官方的，又有个人的。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在官方日志中这样写道：
“凯塞林·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号一抵达阔伦廷，总统的几位同僚就通过绳梯从轮船侧面上船，前往西奥多·罗斯福先生的特等舱，向前总统表示问候。阿奇博尔德·巴特先生着军装，向西奥多·罗斯福先生致敬，并呈上总统先生的亲笔问候信和欢迎辞。西奥多·罗斯福先生阅后深表感激和荣幸，尤其感谢塔夫脱总统派遣‘南卡罗来纳’号和其他军舰一起护送他从阔伦廷前往纽约。阿奇博尔德·巴特先生又呈上塔夫脱夫人的邀请信，补充说明塔夫脱总统对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及其夫人的邀请。欢迎他们即刻前往白宫，或者任何他们感觉合适的时候造访白宫……西奥多·罗斯福先生一一表达了他诚挚的谢意，并请阿奇博尔德·巴特先生转达。
海军部长乔治·冯·伦格克·迈耶（1858—1918）
农业部长詹姆斯·威尔逊（1835—1920）
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抵达华盛顿时，我已经离开白宫前往比弗利，所以我一直等到十天后与塔夫脱总统会合，才有机会面见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我还是想摘录些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的详细记录：
1910年6月30日下午3时30分，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由参议员洛奇陪同前往白宫表达他对总统的敬意。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前往白宫入口处迎接，并通报说前总统光临。总统立即迎出来，向来访者表达最亲切的问候，他直接称呼他西奥多。
罗斯福先生双手握住总统的手说：
“总统先生，看见你精神状态这么好真是太高兴了。”
总统笑着说：“为什么称我为总统先生？”
罗斯福先生回答：“因为过去我们俩是总统先生和威尔，现在是总统先生和西奥多。”
总统带着尊贵的前任总统一同往侧廊走去。他们边走边回忆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令人愉快的事情……罗斯福先生在白宫待了两个小时，给总统讲述了旅行中的许多趣事。
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谈，我记得整个过程很愉快。记得那时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对我丈夫的态度十分有争议，但塔夫脱总统认为他们之间除了友谊，没有任何其他杂质。以往我并不完全同意，但这一次，我高兴地发现，他们精神上依然意气相投，而我本人恰好可以证明怀疑和争议并没有可靠的理由和根据。
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到英国的时候，正赶上爱德华国王去世。他代表美国总统参加葬礼，葬礼庄严壮观，几乎让他这一年半经历的所有事情瞬间黯然失色。他生动地描述了中古式独特的列队游行，特别强调葬礼沉重又令人崇敬的一面。正是在那种情形中，他发现了自己幽默的一面，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
他发现面对国王、皇帝和沙皇——这些传统上处于权力巅峰的人物，哪怕次等国家的封建统治者，总统实在是个难以确定等级的职位。他不明白为什么未成年的王室成员位次竟然会高于法国、美国等大国派去吊唁的代表。更不消说墨西哥、巴西、瑞士等大大小小的民主国家，他们派去的代表位次更低。
爱德华国王（1841—1910）
葬礼期间，西奥多·罗斯福先生费了很大周折找寻自己的座位。当然，找座位期间他不断地遇到一些熟悉的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自然会受到大家的礼遇。那段时间，伦敦一下子集聚了很多王室成员，以至于他粗心大意，完全没发现自己犯下了许多可笑的错误。因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他居然不知道如何向宫廷人员表达敬意。与各国选派来伦敦的人相处简直是一种奇遇，滑稽可笑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他对此很有欣赏力，加上天生的描述才能，可以说我们一起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一个下午。
这次和西奥多·罗斯福先生的愉快会晤真的让我们回味无穷。他依然以极大的真诚支持我丈夫，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的态度让我丈夫确信，有关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的谣言，完全没有根据。
1910年7月中旬，我们乘坐“五月花”号游轮短期出游，几乎是塔夫特总统任期内唯一一次出游，总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假期。但如果他碰巧像个不错的水手，从不晕船，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登上总统的游艇，离开拥挤的人群。
那次只有一小队人马与我们同行，包括我丈夫的哥哥贺拉斯·塔夫脱先生、我姐姐、路易斯·摩尔太太、梅布尔·博德曼小姐以及海军部长、比克曼·温斯洛普、还有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当然，巴特上尉总是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向北一直开到缅因沿海，东港是我们停留的第一站。东港是个很有趣的渔业城市。刚一抛锚，市长就上了我们的船。市长做了愉快的欢迎演讲，并着手制订观光和庆贺仪式。按照他的安排，我们可能要在那里待上相当长一段时间。一路上，其实哪儿都一样热情。结果，我们除了同意乘汽车游览当地发达的堰鱼业，参观沙丁鱼罐头制作过程，几乎拒绝了所有安排。很少有总统会去东港参观，所以街上很热闹，人头攒动，看起来像过节。
我们在离海岸线很近的地方遇见了从坎波贝洛岛来的代表团，代表团邀请我们乘四轮马车去兜风，听起来像是家常而又悠闲的娱乐活动。但坎波贝洛岛属于英国，塔夫脱总统很想打破不成文的规定——总统不得踏入美国领土之外的地方。但最后他决定，最好不要这样做。不过，其余人都决定要去，虽然一路颠簸，但很愉快。我们最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的避暑之家结束了这个夏季。
我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款待，每个港口和城镇都有美丽的家园和欢乐的主人。在时尚的巴港，居然有一群我们的朋友，他们冬季住在华盛顿，夏季搬来巴港。塔夫脱总统尤其喜欢在巴港打高尔夫球，当然，无论在哪里，每天都有午宴、晚宴，更不用说茶歇和大型招待会了。除了发表演讲，塔夫脱总统还要会见缅因州的政治家。我们也可以在行走的“五月花”号上度过宁静的夜晚，沿岸可以断断续续看到峭壁和岩石。有时候，船停泊在某个安静的港口，柔和的海浪声穿透寂静，根本不需要有人做任何说服工作，我只想无限期待在船上。
巴港
“五月花”号通常用于海军检阅活动，或者用作与海军仪式相关的官方正式仪式。总统上船时，礼节严格。这种情形下，任何平民百姓都会感觉自己像个毫无见识的新兵。
官方正式礼仪的整个过程非常有趣。总统经过的时候，每个穿制服的人都会呆呆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总统，几乎忘记了这并非是自己寻常时候的样子。
然后鸣枪。枪声真的会让人的神经颤动起来，震耳欲聋的声响仿佛要穿透耳膜，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总统礼炮为二十一响。我终于知道海战是怎么回事了，听觉上应该和这种仪式有点相同。当然，塔夫特总统并不会亲自去检阅每一艘军舰。
小游轮把我们从缅因海岸送上“五月花”号不久，智利总统蒙特先生和夫人恰好到访，他首先向美国总统表达了敬意。蒙特先生前往欧洲治病途经纽约，应美国政府和塔夫脱总统邀请前往比弗利，他打算乘专列前往波士顿，并与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在“五月花”号见面。蒙特总统病得很严重，前往比弗利途中，心脏病发作，每个人都被他吓到了，以为他根本无法上岸。最后他居然完全康复，成了我们舞会上最快乐、最有信心的成员。我们任期内接待的贵宾，他和蒙特夫人算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了。正式礼仪和交换两国之间的敬意后，我们在一起用午餐，一起度过了数个小时，有趣而令人难忘。因为我们朴素的避暑小屋没有足够的房间，而他的随行人员又太多。因此，其他人的午餐在船上进行。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和“五月花”号的洛根船长负责招待工作。
席间，他们为彼此的总统、军队、海军、部长、随员以及他们能想到的每一个人干杯，热烈而有趣。过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之间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蒙特先生一周后在英格兰去世，他死在寻求健康的旅途中，智利失去了一位杰出公民。
智利总统蒙特（1849—1910）
塔夫脱总统一直和我们待在比弗利，打高尔夫、处理日常事务、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同时准备演讲等一系列事务。直到1910年9月，另一段喧嚣混乱的日子到来了，一切都等着他去处理。1910年9月3日，他怀揣印刷好的行程安排，从波士顿出发，前往圣保罗参加世界贸易保护大会。
其间，塔夫脱总统要发表两次演讲，一次在国会，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博览会，更不用说芝加哥还有另一场演讲。他多次在火车站台发表简短演讲。1910年9月8日，他出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航空会议，我们在一起观摩世界上最棒的飞行表演。
短暂休息后，塔夫脱总统又去纽黑文参加耶鲁委员会的会议，然后去辛辛那提参加俄亥俄峡谷博览会。他迅速完成演讲，并谢绝各种殷勤好客的款待，返回华盛顿。
那时，政治天空乌云密布，他召集民主党的国会收集讯息。即将来临的冬天充满变数，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离开华盛顿期间，总统官邸历史上第一次成了单身汉娱乐中心。我丈夫总是邀请一两位，甚至更多人和他在一起。他还会安排助手和秘书住在白宫，这样的安排让我不至于因为擅离职守有太多歉疚。
塔夫脱总统一回到华盛顿就把整个内阁党团聚集在自己的屋檐下，这样他可以每天召开三次内阁会议，还不算他在办公室召集的其他会议，结果华盛顿和报社记者为此担忧了很长时间。
太多危机必须去面对，各种人为的曝料和谜团，拟议的立法措施有待讨论。但就形式看，不过是家庭会议。当时内阁成员的夫人们都在别处消暑，对政府行政部门来说正是加班加点的绝好机会。尊贵的先生们不得不挤在白宫的房间里。我常想象他们挤在屋子里，几乎不怎么睡觉的情形。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住最南边的屋子；海军部长和内务部长住最北边的屋子；邮政局长住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房间；农业部长住管家的房间；总统秘书长住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房间。我以为这其实是某种特别的家庭派对，只不过如果政府部门再多一些的话，总统就得增建新宿舍了。
阿奇博尔德·巴特在官方日志中这样写道：“塔夫脱夫人今晨带着刚刚开始穿成人长裤的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前往纽约。”
这让人想起某些不愉快的记忆。我和任何敏感但明智的妇女一样，哪怕大儿子已经在耶鲁，女儿也已亭亭玉立，即将走进社会。只要还有一个儿子没有成人，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已经抵达生活的顶点。随着小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即将穿上成年人的衣装，我也感到“上了年纪”这种让人不悦的情形正在逼近。
这个夏天我们在比弗利常聊的话题之一就是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个头和大长腿。在我认识并接受这一点前，几乎人人都提醒我，到时候了，该给他穿有型又体面的男式服装了。
有天一早，电话响了，海伦·塔夫脱·曼宁去接听电话，发现另一头有个声音在说：
“请接转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少爷。”
“有人找你，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海伦·塔夫脱·曼宁说完后，真的像个姐姐一样站在一旁，想看看对方和她未长大的弟弟说些什么。听到一半，她就因为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严肃认真的谈话而吃惊。
“谁这么说的？”
“当然不是。”
“哦，有人一直给你错误的讯息。”
“完全否认。”
“哦，如果你要引用我的话，你可以这样转达我的话，传言是错误的，完全没有根据。”
“好，再见。”
海伦·塔夫脱·曼宁吓了一跳，她有种预感，作为总统的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正在扮演不良的角色。她立刻盘问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他承认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记者。她又提醒弟弟别忘了自己死板僵硬的判断力源自他天生优越的处境。
他说：“你看我们说话的方式，猜不出他是个记者吗？”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听过很多类似的谈话，早就习得了某种“语气”。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与记者谈话的主题是“纯粹个人的”，与他姐姐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涉及任何与政府相关的重要问题。
塔夫脱总统夫妇与儿子们的合影
他承认，如果记者真想报道有关他成长中的问题，他必须意识到这一切会指向他的父亲——美国总统。
他说：“但如果那不是个人问题，我想知道那是什么？”
当时，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正处于强烈的喜悦之中，“绝对否认”事情有完全相反的一面。我给他准备好上学的一切所需，把他当个小孩子一样吻别，送走的却是一个青年男子。等到圣诞节再见到他的时候，我恐怕就能适应他的想法了，我心里隐约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回白宫不久，我就开始重返社交季的日常生活。我们给内阁成员举办了常规晚宴，所有内阁官员也回到各自家中，之后还有各种派对，音乐剧、午餐、小型宴会、茶会等。1909年年底，我的女儿进入社交界。
1909年冬天，海伦·塔夫脱·曼宁开始在华盛顿崭露头角。她经常从学校回家参加我举办的娱乐活动。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她甚至担起了女主人的担子，负责招待日本伏见亲王和公主。因为她从未正式露面，1910年冬天，我为她首次亮相社交界举办了两次派对。为了这次派对，女儿说她“包下了华盛顿所有鲜花”，派对从下午开始。1910年12月30日晚，我们又为她举办了夜场舞会，当时东厢挤满了成百上千年轻人，大声喊着“再跳一个”，舞会直到凌晨2时才结束。
新年酒会后，外交、国会、司法和其他国家事务接踵而至，冬天像梦一样过去了。花园派对的节日即将来临，之后又迎来了我们在白宫四年最盛大的节日——我们的银婚纪念日。
结婚二十五年以来，塔夫脱总统只有一年时间不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因此，白宫举办周年纪念对我来说并没什么不适应，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设法让碰巧目睹和参与其中的人难以忘怀。
感谢上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夏季。因此，几乎每次结婚纪念日派对都安排在户外。沐浴在银婚纪念的喜悦里，随之而来的欢乐气氛让我们忍不住决定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必须庆贺一番。
我全力回想，才记起到底派发了多少邀请信，恐怕还是难免出差错。最后大约有四五千人出席，以往从没见过这么多光彩照人的客人一起前来白宫做客。
那天夜间，灯光璀璨无比，每棵大树和灌木都被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电灯点燃，庄严的大楼被黄白色灯光晕染着，像是镶了一层炽热的花边。凡电线所到之处，就有一串串摇曳奇妙的灯笼，巨大的彩虹喷泉不停地向制高点喷去。一切都那么不同，让你难以描述。
高处有两盏探照灯不断地闪烁着，映照得华盛顿纪念碑上闪闪发亮。白宫顶上的旗子在微风中飘扬，清晰可见。
为了更好地恭迎客人，我们选择站在喷泉和南边柱廊之间的大树下。白宫完全开放，餐厅和门厅随处都有供应茶点的桌子。我最有资格充满热情地重现那次派对的记忆，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一切。为什么不坦率地感谢这次成功的派对呢？
随之而来的社交季和我之前提及的大同小异。因此，我的故事不得不到尾声。当然还有一个更长、更丰满的故事供大家分享，但它并不属于我，它属于因为其职业生涯而让我的故事更值得讲述的人。
塔夫脱总统被重新提名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共和党分裂的情况下，芝加哥第二次大会后，我开始着手未来不在白宫扮演任何角色的计划。我不再阅读反对派的报纸，我发现充满政治斗争的描述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远远超出对我丈夫的友善豪爽性情的描写。持续处于愤怒状态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在担任总统期间，塔夫脱总统从不屈服于辛辣的批评和大规模的攻击。我想我也形成了某种习惯，那就是我认为没什么好批评的。批评者认为他天生不懂，或者他本不屑于玩弄政治游戏。这种批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的支持者曾经在1908年使用过，可是并没起到任何作用。他二十年无批评的纪录一直保持在那里，也坚持着这项记录。
一旦我们确信刊登在反对派报纸上的文章大多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我们就会为了避免过多干扰而不再阅读这些报纸。塔夫脱总统很喜欢林肯的名言，国务卿诺顿先生将之拍了下来，放在办公桌上的相框里：
“我不会尝试阅读攻击我的文章，更不用说去应对和解决他们所说的问题，他们也会因为任何其他的事攻击我。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最好，也知道我能做得最好。我的意思是我会一直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如果结局证明我是对的，反对意见自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如果结局证明我是错误的，再多天使发誓说我做得好也无济于事。”
我自然希望他连任，但我从不对此满怀期待，反倒渴望他能早点结束烦忧，让疲惫的头脑休息休息，重新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相遇。所幸我们是个开心、爱笑的家庭。无论塔夫脱总统还是孩子们，都尽力从一切事物中获得乐趣，事实也如此，我的确给他们带来了乐趣。他们很喜欢讲一些关于我的故事，虽然我并不觉得特别有趣。
上一次竞选，我独自在比弗利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旦塔夫脱总统来和我相聚，少不了会带上共和党总部，其中包括一些与他在一起磋商相关事务的政治支持者。
我们有个很好的老朋友，永远充满热情，他是塔夫脱总统永远的支持者。那时候，他正为了塔夫脱总统英勇战斗。他坚信一定总统能胜利，并向我保证一定能获胜。他还向我解释，他们将怎么获得胜利。他指出塔夫脱总统的力量所在，告诉我人们对他多么友好。
他说：“塔夫脱夫人，记住我的话，1912年11月，总统一定会再次当选！”
我说：“哦，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打算把亚麻布和银婚纪念品一并带走，就像我离开比弗利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打包收拾好带回家。”
1912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当选十天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纽约洛托斯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上是这样说的：
忘忧果的传说告诉我们，食了忘忧树果实的人，只剩下哲学上的平静状态，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再次上船返回。
回想当初有人问我是否参加这次宴会时，我并不清楚委员会的所思所想。所以我犹豫不决，甚至有点不愿接受，唯恐晚宴上因为自己是客人的身份而兴趣全无，又害怕自己从以往非常有活力的国事参与者变成一道正在消散的风景。
我知道，大凡这种场合，就餐者的动机不外乎想看看来客中是否有人能使他们更紧密地与伟大的当下和未来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提起过往。然而，俱乐部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你们并不是冷酷、自私地探索自己快乐的人。相反，你们有组织地为有着深深遗憾的人提供慰藉，给即将被遗忘的人提供被铭记的机会，为即将消失的人寻求一首天鹅之歌。
总统是个伟大的职位，一种巨大的荣誉。尽管它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和使命，但栖居在无尽的快乐和享乐之中，为表象和肆意的攻击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当然，衡量总统这一伟大职位是否能得到真正持久满意度的标准，得看他是否做了一些让同胞永久受益的事情。职位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非常短暂，除非你能牢记，行使总统权力的目的是取得真正的进步。否则，无论总统的权力、尊严或者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都不会有真正的快感。
我恳请你们相信，尽管选举结果让我离开白宫，但我还是要向美国人民表达我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赋予我担任这一职务的荣耀。很遗憾，在总统任职期间，我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我真诚地希望能回顾一下我所做的一切，也切实期待人民已经因为我的所做所为受益。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未能确保参议院通过美国与法国、英国签订的仲裁协议。我相信，这将是迈向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的确有助于和平事业，但协议是否得到通过才是具体而有实质性的步骤。无论最终成败与否，我都不会绝望，我们必须在希望中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