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们，天生性情良善，好说话。我对家庭责任的态度非常严肃，他们也很享受这一点。孩子们认为我的方法就是绝对坚持自己的主张，平白无故地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需要经历的磨炼增加了无数倍。
坦率地说，在改造白宫的过程中，我的确有点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作为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如果对如何修缮的细节完全没有兴趣，恐怕反倒不合适。
当然，对多数第一夫人来说，管理白宫难免有点艰巨。顺便说一句，如果毫无准备，“投射在宝座上的光”有时也会让美国首席执行官和他的家人不舒服。我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哪怕最微小的创新，都有记者所说的“新闻价值”。虽然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于此，但我还是会常常感到震惊。因为有很多在其他国家生活的经历，我不会轻易低估外在形式的重要。不过，我很尊重民主简单原则，但是我讲的并不是人们通常引用的“民主简单”原则。
事实上，入住白宫后，我对白宫的改变很少。除非美国总统的妻子愿意，不然没必要这样做。白宫是政府机构所在地，所有一切都有序地运转着。每一位白宫女主人都有绝对的自信和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改变，就像以往改变她曾经住过的任何一所房屋一样。最初我只限于改变与房屋服务相关的小问题。我想在白宫安排几个自己选择的工作人员，我的确这样做了。后来，我还对一些重要的社交惯例作了调整。
白宫有些常规职责，与此相关的工作通常由同一拨人负责。一届又一届政府，每一位新上任总统的妻子都发现这些人真的有非常宝贵的经验，堪称奇人。我敢肯定，倘若没有他们，白宫真的难以运转。譬如，沃伦·S.杨先生担任了三十年社交联谊会执行干事；克鲁克上校从1865年林肯政府时期就担任首席保管员，至今依然还在这个岗位上。有些人的职责可以说极度精细，他们很清楚极微小的细节。作为负责白宫事务的女性，我很难向公众说明他们的价值所在。
林肯（1809—1865）
至于我自己的改革创新，首选白宫入口的守卫。我要求必须由穿制服的服务人员接待来访者，并指导来此观光的人该如何行事。我进住白宫之前，只有“引荐官”，他们和这个城市的其他人并无二致。我有几次曾经看见陌生人逛到入口处，然后往里面打探，有些人想问些问题，或者递张名片，当然，结果一无所获。“引荐官”依然保留，引荐官的领导胡佛先生从格罗弗·克利夫兰政府开始，已经为白宫服务多年，深受信赖。但我让六名有色人种的男子着制服站在入口处，两人一班，轮流换岗。我想，这对胆小的游客尤其是福音。不经意间，他们在入口处营造了某种之前完全缺乏的正式而又典雅的气氛。
格罗弗·克利夫兰（1837—1908）
这些门童会接待任何想进入白宫的游客。如果有个旅行团在规定的公众开放日来访，他们会负责带领游客参观。来访的人无论男女，都可以请到某个客厅。我以为这样很审慎，可是，后来的总统夫人们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太过夸张，不过是“民主的天真”而已。
另一改变就是由女管家代替了男管家，我希望有女管家能够和我一起勘察男人们意识不到的细节。白宫急需一个警觉的好管家，足以勘察任何房屋。看看是否有堆积起来的灰层；镜子和裱画的玻璃是否因为潮气的侵蚀而变得模糊了；窗帘是否过于软塌塌而失去活力；地板是否失去光泽；小地垫是否四角翻转起来了，或者末端出现磨损；椅子套是否碎裂；垫子是否压变了形；等等。一般情况下，东西都会损坏，房子太大，事事需要照应。厨房的帮手容易粗心大意，毫不在意如何爱护光亮的铜罐、平底锅和水壶等。厨房里的年轻男佣粗枝大叶，总是忘了要把盘子和玻璃杯擦得光溜溜。女佣也一样，忘了什么是完美，恰到好处地收拾家庭日用品。这些人像任何一个家庭雇佣的仆人，缺乏女性指导和管理。我在总统就职典礼前雇佣了一名女管家，她在1909年3月5日一早正式报到上班。
我记得很清楚，每年圣诞节总统要送出上百只火鸡。因此，白宫到底有多少服务人员也就不言而喻。所谓服务人员，事实上是以各种方式雇佣的人员，从重要的白宫官员，到职位较低的官员，还包括不同级别的侍从、园丁、马童和司机等，一应俱全。
严格意义上的白宫工作人员很少，也就十八到二十人吧，包括厨师、厨房女佣、管家、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等。只雇佣了一位有色人种，爱丽丝，专为仆人餐厅准备食物，她在白宫干了二十年。
我雇的厨师领班是个瑞典人，堪称厨师中的奇迹，她的品位特别浪漫、时尚。四十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位白宫警察，很快就有了孩子。但刚结婚一年多，她丈夫就感染了肺结核。我们一直很关心她，想到她不得不转向以家庭为主，即将离开白宫，就深感惋惜。了解到她的不幸后，塔夫脱总统立即采取行动让她把丈夫送到新墨西哥州的贝亚德部队结核病疗养院。厨师每个月可以挣到七十五美元，她把婴儿送给保姆照看，自己重新回到白宫。从此，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关病人和婴儿的消息，两人的进展状况都如我们期望的那样越来越好。
另外一些白宫的服务人员收入相对大众化。每月二十五美金到五十美金不等，并不比在其他人家做工拿的钱多，也不比人家钱少。整个白宫工作人员的薪水都由政府支付，我们自己聘用的私人仆役是跟随塔夫脱总统多年的菲律宾贴身男仆，另外还有我的女仆。
事实上，除了用餐等费用，白宫一应开销均由政府支出，塔夫脱总统一贯坚持认为国家给总统的待遇已经够好了。他是第一位年薪七万五千美金的总统，就在他的总统提名成为重要政治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提出增加总统年薪的要求，并认为绝对有必要从五万美金提升到新标准。
但塔夫脱总统并不希望一年就把七万五千美金用得干干净净。他总是精打细算，再加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经验，他说一年至少得花费五万美金。塔夫脱总统认为总统也应该享有公民权，也应该为家庭提供一小笔资产。而过去的二十年，因为政府官员收入太低，他并没有为此做过什么。他已经是个五十岁的老人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还在中学和大学。作为战争部长，他一直入不敷出。但美国对总统很好，当然，凭这些薪水，无论如何，他不会因此而富有。只要他足够理智，温和谨慎地远离贪婪，也就足以继续体现他慷慨大方的个性。
我丈夫就职典礼那天晚上，我勘察白宫只是偶然的行为，第二天我正式接手管理职责后，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结果令人不安。
我发现因为不断破损以及重新装备的需要，白宫家庭用具完全达不到餐桌需求。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夫人作为白宫退休总统夫人，自然不可能依据继任者的需求做某种改变。作为白宫女主人，每一届政府得到的修缮费用都是总统妻子将白宫调整到适合自己居住模式的机会。
也许白宫的晚宴最能体现第一夫人的个性。至于我，不仅完全陶醉于西奥多·罗斯福夫人营造的宁静氛围，也很满意自己有机会重新配备之前上百套破损的餐具。我很享受在小型午宴和晚宴上使用有历史沿革的盘子，林肯时期留下了很多这类盘子，正好够举办三十人的小型派对。尽管我认为不同的设计表达不同的个性，但其实不同时期的流行品位远胜于个人特定的喜好。总之，陈列在东廊的各色盘碟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就餐礼仪，算是白宫最有趣的展览之一。
西奥多·罗斯福夫妇与孩子们在白宫的合影
从我丈夫成为总统那天起，每天只有到了餐厅，我才能确定中午到底有多少人就餐。他也相信无论什么时候告诉我确切的用餐人数，我都能不可思议地安排好一切。早在他就任菲律宾总督期间，以及之后在华盛顿出任战争部长期间，我总是处于紧急待命状态。到了白宫，我对礼仪的乐天态度有所改变，而且有点难以满足他的要求了。相比而言，他的偶发性友善、慷慨和关心，更多倾注在雇员身上而不是我。当然，他这种天赋，也极大地激励着我们这些家庭工作人员，因此，有时候我居然可以忙碌地在厨房连续待一个多星期，安安心心地为他做个厨子。
我们在白宫的第一个春天，为了修改关税，塔夫脱总统频繁地与不同的参议员和代表举行会议。会议结束后，塔夫脱总统几乎每天都和参议员一起吃中餐、晚餐，甚至吃早餐也是常有的事。
我总是先和管家和厨师长商量后再确定每天的菜单。
厨师每天必问：“午餐多少人，夫人？”
我总是回答：“我还不知道呢。”
如果没有正式邀请的客人，按照我的经验，我就告诉他们按照家庭成员的数量准备即可，有什么临时应急需求也可以理解。有人会把这一天的安排送给社会事务执行办公室的杨先生，他的办公室在白宫行政楼。然后我继续去做熟悉的事，真要发生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我也会毫不意外。
11时左右，家里的电话铃必然会响起来。如果电话铃不响，也会送来一个便条什么的，详细通知我们，某某先生应邀与总统及其夫人一起用午餐。这时候要准备摆好桌子，厨房的服务人员站在一旁等待最后的命令。再过半小时，可能会告知第二位来用餐的客人，或者一群人，于是，很友爱的男仆们就得忙着重新安排餐桌。只有到午餐前半小时，厨师才会考虑开始最后的准备工作。但即便家里觉得一切安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塔夫脱总统还可能会晚半小时到一小时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个额外的客人，或者好几个客人，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提前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在白宫四年看到的组织体系，也可以说根本没什么组织体系可言。但我和我能干的、心甘情愿服务于此的服务人员完全尽职于总统，尽量调整自己适应总统的工作需要。餐桌上，不期而遇的尊贵客人也的确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
我极力坚持应该尊重晚餐时间，这一点做得的确不错。我们举办了不少非正式的小型晚宴，从塔夫脱总统上任后的第一季，1909年3月到1909年5月，几乎每个夜晚，实事求是地说，都是宾客盈门，直到1909年5月我生病之后。白宫生活扮演了重要的官方功能，其中有些娱乐活动是我计划进行改革的一部分。
就职典礼后的第八天，也就是1909年3月12日，我们举办了第一次官方娱乐活动，外交官茶话会。西奥多·罗斯福夫人离开白宫后腾出来的位置我还没来得及布置好，这次茶话会我们邀请了整个外交使团，包括所有特派驻外负责人、所有秘书和随员以及他们的妻子。
这是新总统上任后外交使团第一次露面，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严肃、更重要。尽管我们在华盛顿社交界有几年经验，也很熟悉其中一些人，但程序上我们还是要尽美国政府所能，礼遇各国外交官。
我们将印刷信函发给华盛顿每一位外交代表，明确告知他们参加茶话会的礼仪要求。虽然这样做令人感到压抑，但因为客人多半很熟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会被刚性的礼节束缚，反而营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友好气氛。
并不熟悉华盛顿生活的人可能对此类活动中的法定礼仪很感兴趣，起初他们都以为我很难对付。当然，我早就对美国政府尊贵的做派习以为常。
客人们刚抵达那会儿，总统及其夫人并没有前往迎接。客人们按照要求“着制服，从东门进来，下午5时前在东厢集中。其间，他们有足够的间隙按照职位高低排队进入白宫，特派驻外最高长官的随从、驻外大使及全体人员紧随其后”。国务卿和其他部门官员，还有白宫当值的侍卫在东厢迎接。
总统及其夫人这时在蓝屋准备好一切，下午5时整，东厢的门大开，宣布让大家准备好，预备接见。
外交使团团长移步前往蓝屋，路过有哨兵把守的大门，然后由资深的军事助手带领他们前往觐见总统。总统轮流接见每个人，然后很快由另一位引去觐见总统夫人。最后是特派驻外最高长官觐见总统夫人，每一位大使按照严格的职位列队，紧随其后的是全体大使馆工作人员，从红屋进入餐厅，那里有茶和其他小点心。
接见结束后，总统及夫人通常会离开。由邀请的专业人员主持茶话会，好让客人们享受正式的款待。但塔夫脱总统和我随大家一起进了餐厅，和他们一起喝茶。这样做不符合以往的礼仪，但这于我和塔夫脱总统最自然不过。我早已经忘了客人们的态度，好像起初外交官感到有些不解，因为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会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形下该做什么。最后我让一位助手非正式地向这些要员的妻子们宣布，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如果想离开，不用辞行。之后有人告诉我，人人都很满意这一改变。在白宫的官方日志中建议今后所有类似场合都遵循这种方式，我想白宫日志有利于保持这一先例。
我们举办的第一次国宴有三十二位客人参加，包括副总统詹姆斯·S.谢尔曼夫妇、所有内阁成员、参议员代表。在参加这些活动时，即便是我这个总统夫人，也觉得男主人和女主人不立即去迎接客人多少让人觉得奇怪，当然，这也足以证明我为什么要主张日常方式简单化。无论在马拉卡南宫还是在其他地方，作为女主人，我都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经历，“最后时刻”我通常都在准备晚餐，然后匆匆忙忙地，用破纪录的速度穿上晚礼服。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以充满期待和等待良久的神情去迎接第一位客人。
来白宫的客人无论去哪个房间，其实都有事先安排和准备，客人一般都按照职位高低，在入口处等待总统及其夫人。这次国宴安排客人在蓝屋会面，副总统及其夫人当然是首先前往蓝屋的夫妇。他们站在通往走廊最近的门边，后面有内阁官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代表，按资历依次排列。
我们一出现，乐队就开始演奏《星条旗》。顺便说一句，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根本无法跟上塔夫脱总统的步伐节奏。演奏这支曲子，刚刚够我们走到蓝屋门口。一一握手后，年长的助理人员挽着谢尔曼夫人走到塔夫脱总统身边，宣布晚餐准备就绪，然后塔夫脱总统把胳膊伸给谢尔曼夫人一起动身前往餐厅。
第一次晚宴我选择用爱尔兰玫瑰装饰餐桌，真的很难表达我的喜悦之情。因为我可以根据需要发出指令，然后这些玫瑰花就送到了。白宫的花房和苗圃总是可以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我曾经在植物特别繁茂的地方生活过，房间没有植物意味着毫无魅力。白宫的园艺家会说，我主管白宫期间，非常看重他的棕榈树、蕨类植物和花盆灌木。白宫拨了专项额外财政津贴，整个东厢的窗台上、壁炉边都摆满了植物，几乎所有可能的场合都用上了植物。
国宴餐厅靠近东厢，是威廉·麦金利总统期间重点改造的地方，基本上可以算是白宫最美观大气的房屋建筑。面积并不是很大，最多容纳不超过百余人。
房屋结构匀称，核桃壁板装饰的墙面瑰丽无比。一侧有壁炉和雕花壁炉台，明显有古色古香的皇家贵族气息，几只驼鹿头和麋鹿头是房间墙壁上唯一的装饰物。
我们有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餐桌，但如果举办大型晚宴，就不得不启用新月型餐厅，餐厅的形状以新月形延伸至房间三面，不同方向。如果晚宴接近六十人，可以启用一个大型的，有椭圆屋顶的餐厅。木匠可以调整餐厅的大小和尺寸。的确，我曾经见识过它巨大的空间被塞得满满的，以至于椅子背后的侍者不得不挤来挤去，相当不舒服。这张桌子上有詹姆斯·门罗总统从法国进口的镀金和白银装饰，再配上成套的法国瓷器、摆钟和小雕像，这些器物依然摆放在白宫各个房间的橱柜和壁炉架上。
桌子上的装饰品让人想起塞里尼时期银匠在银器精美设计上的竞争。另外还有一块块长方形玻璃镜，每面约有三英尺长，一直延伸到桌子中间，首尾相接，五彩缤纷的装饰栅栏衬托出水晶花瓶完美的姿态。与之相配的装饰，如镀金烛台、主花瓶和水果碟子，看起来都那么美，很适合白宫经常举行的国宴礼仪。
詹姆斯·门罗（1758—1831）
白宫有很多银器，非常精致。每一样都打上了“总统府”标记，就像我在本书开始时介绍的，其中一些已经相当古老，很值得珍藏。
但这些银器很随意地存放在橱柜里或盒子里，我刚到白宫的时候，对此非常吃惊。于是决定拯救这些银器，当然，这样做不得不打破白宫管理人员的限制。储藏区通常在地下层，一个大办公室带几间储藏间，储藏间有互通的门，旁边另外还有一个更小的房间。我在小房间的顶端建了个有拱门的储藏间，拱门安装密码锁。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隔成许多小隔间，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有特别的收纳处。银制的取菜餐具放在抽屉内的天鹅绒托盘上，每一只都可以分别拉出来查看。这些银制品储藏间给阿瑟·布鲁克斯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他曾经是战争部的联络员，我丈夫担任战争部长时，他是我们家庭事务的得力助手。塔夫脱总统上任不久，就任命他为白宫管理人员。
我每周安排三个下午接待前来白宫拜访我的女士，通常她们通过打电话、写信表示希望和我见上一面。在白宫的“家里”接待她们，也可以很随意。通常安排在红屋，点上蜡烛，打开壁炉，场面壮观又温馨。通常一次接待二十多位来访者，我发现这种会面方式有很多乐趣，同时也是人和人之间更容易相互接近的一种方式，我可不想举办盛大的招待会。
第一次举办的众议员夫人招待会尤其值得一提。这次招待会签发了四百份邀请信，除了几位应邀来主持茶会的女士外，我并不想用助理，所以我得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我还邀请了塔夫脱总统出席，这事对他来说从来都不难。招待会除了塔夫脱总统，并没有邀请其他男士，因此，他爽快地应诺下来，很开心地和几百名妇女握手寒暄。不过我发现在东厢接待客人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安排，起初我以为这样可以让招待会显得不那么正式，后来才发现这种安排只是成功地让东口的楼梯人满为患而已。按照常规和惯例，通常会安排女士们在东厅集合，然后前往餐厅，途中在蓝厅迎接客人。好笑的是，阿奇博尔德·巴特上尉在“官方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我犯下的所有错误。当然，也记录了我的成功，主要是为未来其他入住白宫的第一夫人们争取可能的利益。
我并不希望给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白宫完全是一种公共娱乐之地。白宫每个季度都有计划好的类似活动，就像召开国会会议一样。各种大型官方娱乐招待活动间隙，还有下午茶、午宴、音乐会和小型晚宴、花园派对和舞会等活动。有些傍晚时分，我们只是和少数几个亲密无间的客人在一起，偶尔才有机会一家人单独进餐。
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开始利用白宫最有吸引力的门廊和露台招待客人。白宫有一个很长的露台，一直延伸到东厢。春天温暖的傍晚，带着客人沿着露台一起散步会很惬意。有时在室内就餐难免让人感到些许不愉快，举办大型宴会的时候，白宫从餐厅延伸出来的露台就会显得特别有价值。
众议院整个夏天有一系列例会和晚宴，最后一个晚宴，塔夫脱总统决定安排在大露台。有件奇特的事给人留下了很特别的记忆，据说有位应邀的参议员从未踏进过白宫的门槛，原因是他对白宫的感觉很不好，因此，他通常完全忽略自己收到的邀请函。无论受邀者是否接受正式邀请函，都需要正式回复，最迟回复时间是晚宴前一天。他特意致电白宫，询问是否要穿礼服。胡佛先生接听了他的咨询电话，回答道穿晚礼服是参加白宫晚宴的惯例。电话另一头，这位参议员嘟嘟囔囔，胡佛先生问他是否打算参加晚宴，他回答道猜想自己会来，然后迅速挂断电话。
第二天傍晚，参加派对的客人整整等了一个半个钟头才决定落座，即便这样，还是给他留了座位。可是他始终没露面，也不为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道歉。我想，如果托马斯·杰斐逊还在世，对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所谓杰斐逊式简朴一定会感到遗憾。
白宫的北阳台尤其舒适，但缺乏南廊特有的幽僻和宁静。南廊以波托马克公园、波托马克河和华盛顿纪念碑为背景。椭圆形的蓝屋环绕，俯瞰下面，南面花园的大型喷泉尤其显眼。这里很快成了我们最喜欢的静修之地。夜色越来越长的春天，我们常常坐在那里呼吸玉兰花的芬芳。因为有灯光的装点，草坪上的树显得格外美丽。灯光下的纪念碑，远远地显出它从未有过的气势。这时候我们才完全意识到，生活在美丽的总统之家真是荣幸之至。
塔夫脱总统在蓝屋放了个维克多乐牌唱机，傍晚时分，他会放些喜欢的曲目自娱自乐，我们发现唱机音乐会简直就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消遣，非常怡情。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各式音乐之中，从梅尔巴和卡鲁索到性感女郎露西娅，古老的英式旋律，活泼的拉格泰姆曲调，没有掌声，无需专注，总之不需要任何努力。我丈夫发现安静的夜本身就是一种放松，让他可以享受任期内第一个原本难以忍受的夏季。
如果说马尼拉让华盛顿有很多借鉴之处，可能有人会吃惊。卢内塔公园作为马尼拉的公共机构，用途不可低估。塔夫脱总统担任总统之前我就看见过类似卢内塔的波托马克公园设计方案。凉爽的空气，绿色的草地，如果可能，我会决定把波托马克公园改造成美其名曰为卢内塔的地方，四通八达至华盛顿任何一处，无论步行还是乘坐交通工具都很方便。下午5时后，会有乐队表演。在美国，我想没有任何地方比华盛顿更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消遣。
负责公共建筑和广场花园的部队军官们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顶头建了个乐队台子，每周三、周六安排乐队演奏的音乐会很快成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我们还决定将以往名为“高速路”的一段长途公路改为“波托马克公路”。
波托马克公园
华盛顿纪念碑
1909年4月17日下午5时，塔夫脱总统和我乘坐一辆小型迈巴赫敞篷汽车前往参加周六的音乐会。傍晚，我们坐在拥挤的人群里，公园到处都是来消遣的人。草坪和人行道上一样，车道完全被各种交通工具塞满，景象难以描述。摩肩接踵，人人都很友善，互相问候着，这就是当年我们在马尼拉聚会场所卢内塔看到的景象，我感觉这次冒险很成功。我特别期待音乐会逐渐成为波托马克公路一带独特的风景。
我以为波托马克公园也可以举办日式樱花节。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气候特征，华盛顿都很适合实现这样的野心。因此，我建议查查全美苗圃到底有多少樱花树，结果发现只有大约上百株。东京都知事（市长）听说我们要模仿日本高雅的樱花文化，主动提出赠送给我们两千株树苗。我们当然深表感激，并欣然接受，后来发现其中一批树苗有某种传染病必须毁掉。有段时间我以极大的兴趣观察种在波托马克公园的樱花树，长势非常好。我真的很怀疑是否每棵树都能长得异常壮美，就像我们在日本看到的那样，逐渐长成古老而又招人喜爱的模样。
生活在华盛顿的快乐之一就是可以满怀自信地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让朋友们获得快乐，得到不同寻常的体验。经常有老朋友从全美不同的地方来访，譬如，辛辛那提、纽黑文、菲律宾等，都是多年的至交，我丈夫当选总统他们由衷感到欢喜。
被人注目当然并不总是令人愉快，你得一直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好在我们多多少少习惯了被人注视。但我更享受某种塔夫脱总统得不到的自由。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立即被陌生人认出来，而我大多数时候还是像个不起眼的公民，可以随意走动。这时候，自由反倒成了宝贵的特权。
我女儿海伦·塔夫脱·曼宁喜欢提起她在费城的经历。那时候她还在布林茅尔学院读书，但常去费城购物，每次去费城，她都要买鞋。鞋店有个售货员女孩极大地挑战了海伦·塔夫脱·曼宁的耐心。其间她会一直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告诉海伦·塔夫脱·曼宁应该穿什么，怎么穿，炫耀如何穿着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但海伦·塔夫脱·曼宁完全不懂她为什么这么唠叨。有一次海伦·塔夫脱·曼宁挑了几双鞋子后决定用我的户头付账，她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这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年轻人知道她是谁。年轻的女孩拿了便签本和铅笔来开支票。
“付账户头请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夫人。”我相信海伦·塔夫脱·曼宁说这话的时候一定非常傲慢。
“地址？”
“华盛顿。”
售货员拿着铅笔的手依然悬在便签本上，等着下面没说完的地址。
“D.C？”她对海伦·塔夫脱·曼宁所说的讯息没有半点惊奇，有的只是每个售货员在完成一单生意后的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