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行人抵达马尼拉时，各种庆祝活动让整座城市都沸腾起来了。人们已经整整等候了两天，每时每刻都期待着海岸警备船“小阿拉瓦”号带来好消息。一旦汽笛响起，就预示着前往新加坡迎接总督的警备船顺利离开了科雷希多岛，即将抵达马尼拉。
停泊在港口的所有船都准备好了，只等着“小阿拉瓦”号出现在帕西格河口圣地亚哥古城堡下。人们很就听见了十七支枪同时朝天鸣放的声响，这是向总督表示致敬的枪声。口哨声、铃铛声和警笛声划过海湾、河流，弥漫在整个城市的空气中。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目力所及之处全是人海，窗户上、屋顶上、河堤上、城墙上，人们疯狂地欢呼着，挥动着手上的帽子或手绢。最让他感动的是，欢呼的人群中不仅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还有成千上万光脚的贫民。其中有很多人专程从邻省，甚至其他更远的省份赶来参加欢迎活动。
看到这般光景，伯纳德·摩西忍不住向委员会成员本尼托·勒格达先生打听，之前是否有西班牙总督到达时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回答道：
“当然有，一贯如此。但那都是政府买单。”
这次恰恰相反，庆祝仪式政府没花一分钱。政府所有的建筑物里，譬如市政厅、邮局和西班牙政府建的市议会厅等，一个人都没有，这番景象更强烈凸显了节俭的意义。只有五颜六色的旗帜的海洋——彩旗、插旗、三角的警务旗，当然，还有棕榈树叶，城市其他部分在这些热烈的色彩掩映下，显得无声无息。只有在街道上，你才看得见一扇扇精致而又别具一格的拱门，从总督办公的地方一直延伸开来。联邦党特意呈现了一幅颇具寓言意义的巨型图画，一位可爱的菲律宾妇女披着飘逸的纱巾，兴奋中又有些谦恭，披肩上印有一颗标识哥伦比亚特区的星星，好像代表了她内心的期待，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就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样，虽然美国国旗上没有将其标识出来，却是美国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非常感谢伯纳德·摩西太太极尽艺术性的描述，感谢菲律宾人处理事务的方式，我因此才能在本书中为庆祝活动奉献一幅心理图画。
我们在海关附近上岸，已经有一队人马正候着我们，预备护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往西班牙时期修建的议会厅。骑兵团、步兵大炮团以及一排排当地警察、美国警察，中间隔了许多不同种类的乐队。队伍组织得很棒，市议会厅还有许多欢迎致辞等着他。从骑兵团挑出来的人负责总督府的马车安全，想必他们给列队增添了不少让人难忘的印象。不过据我自己观察，志愿者姣好的形象看起来最没有区分度。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市议会厅不久，就前往大理石大厅听取热情洋溢而又充满溢美之词的欢迎致辞。其间要站立数个小时，和许多人握手。人太多了，多到大厅里只能容纳很小部分，因此，这些人必须列队行进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边，与他握手会晤后，必须立即离开，让外面的人进来。这之后，他又被安顿下来和相关人员见面，并简短而又清晰地讲述他在罗马的经历以及他们与梵蒂冈的谈判进展等。这事对菲律宾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取我丈夫的介绍，以他们的理解，如果商业化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后果会很严重。
尽管欢迎总督回来的仪式隆重而又热烈，但菲律宾诸岛的总体状况并不那么乐观，以往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性事件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再度爆发。霍乱依然猖獗，虽然马尼拉控制得很好，但怡朗和其他省的情况非常糟糕。即便在马尼拉，每天七八十个病例发生的状况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些无知的人对要求检疫的规章制度感到非常愤怒，因此不得不动用军队保证他们服从相关规定。
他们不懂卫生措施，认为完全不需要，仍然坚持落后的迷信，而且很容易相信关于美国投毒的坊间传闻。有人恶意散布谣言，说是美国在井里、河里投毒，故意阻断交通和商贸，目的就是饿死或者摧毁所有菲律宾人。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说没有历史偏见。因为早在罗马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收到委员会菲律宾成员的电报，反对他建立检疫站的提议。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马尼拉时，霍乱以每天十到二十个病例的速度下降，商贸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但情况依然很紧急。另外，由于水污染严重，新一轮霍乱随时可能爆发。所有供水源头都由美国士兵把守，整个城市的各个部门都竭尽全力消灭这场恶性传染病。但疾病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被完全消灭之前，持续猖獗了数个月。
人死于霍乱，水牛死于牛疫。农场里成千上万的水牛突然死亡，灾难似乎在和所有民间力量和政府部队顽强战斗。没等到人们发现病菌，大批水牛就被夺去了生命。菲律宾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高度依赖的水牛交通运输也陷入瘫痪状态。中国由于大面积旱灾带来的稻米饥荒更让菲律宾人民无能为力，你有钱也买不到稻米，未来一片黑暗。
霍乱和牛疫使政府的税收锐减，政府不得不重新修改甚至取消修建公共设施的计划，货币危机无疑让局势雪上加霜。由于缺乏金本位制度，白银价值不断波动，总督有必要每周宣布一次新的固定汇率。以这种方式计算，政府十个月内损失了一百万美元的黄金。
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盗贼成为压倒一切的恐惧来源，某种程度上整个马尼拉周边地区都处于持续的恐惧之中。由于牛瘟肆虐，水牛突然变成了非常昂贵的牲口。盗贼偷窃水牛的主要目的是将其运至外地较远的省份出手，他们也并不珍惜人的生命。据说是城市底层强悍又粗鲁的家伙们干的，当然，底层人的生活可以说既悲惨又混乱不堪。马尼拉郊区，卡洛奥坎可以说是武装抵抗的温床。人们普遍将甲米地省海湾地区看作叛乱的温床地区，强盗们手里通常有几百支来福枪。据说他们躲在丘陵的丛林地带，以至于警察署要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延迟人身保护令的颁布，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宣布这座城市处于全面戒严状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想这样做，相反，他认为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与警察署一起以和平时期的方式治理这一地区，而不再滥用戒严等一系列残酷的方式”。然而，最糟糕的是任何地方都会有一群“不可调和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摆出好公民的姿态，准备在保证个人安全的范围内鼓励、帮助任何阻碍和扰乱政府的活动。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抵达马尼拉不久，副总督和卢克·E.赖特将军夫妇就离开菲律宾群岛去休公假。我丈夫在日记中写到，他对自己即将面对的巨大工作量感到吃惊。除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外，他还会去卢克·E.赖特将军的办公室。他并不想因为自己是半路出家便毛毛糙糙地处理东方事务，尽管他知道自己并不会在这个位子上待多久。
针对诸多难以处理的棘手事宜，我丈夫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无法回避的饥荒问题。要解决饥荒问题政府必须派人前往中国和越南西贡，中国和越南的大量稻米都属于国家储备。如果马尼拉能购得一百四十万磅稻米供菲律宾人生活所需，政府就完全可以应对市场供不应求时突发的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还有就是应对低收入穷人无法度日时的局面。这样做有点家长制作风，可是对菲律宾人来说，政府家长制作风给予的爱正好也是他们需要的。
驻菲美军在卡洛奥坎围剿武装分子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恳求美国国会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用作购买干活的牲口和稻米并改善公共办公用品等。牲口还得继续使用，但人们最终必须以合理的价格购得，这是政府急于解决的问题，这几项至少会花去三百万美元。
接下来，1903年1月，我们恳请国会制定货币金本位制度。完成这件事对关心菲律宾人民福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的安慰。菲律宾现在的货币和我们的货币一样稳定，每个银比索的价值相当于五十美分的黄金。
尽管管理者有点焦头烂额，但1902年10月上旬我抵达马尼拉时，发现那儿比以往更有趣了。我的第一个需求是立即再次把自己好好地安顿在马拉卡南宫。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古老的宫殿彻底清理了一遍，上漆、修修补补、清扫，重新装饰了一番，完全不再是那种古雅得有些破败的样子。有些颜色很暗淡，有些则很鲜亮。装饰看起来很雅致，远远超出了我的品位，又格外舒适和整齐。的确让我觉得开心。
想要适应菲律宾严重的霍乱，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点难。这种病几乎不怎么传给美国人或其他白种人，当然，这与长期的警觉和监测息息相关。水必须煮沸了才能喝，必须有专人负责此事。所有食物必须煮过了才能吃，哪怕进口水果也得煮过了才能吃，除非用专门的洗洁精浸泡过。这种洗洁精不会给食物增加任何别的气味，给人造成好吃的错觉。另外，我们必须加倍小心，避免让自己陷入沮丧的状态，更不能一直生活在灾难的阴影中无法自拔。即便如此，也要保持冷静，竭尽全力度过劫难，力图不留下任何可见的恶果。
对我来说，养母牛是件从未经历过的事。大约有两年时间，我们一直试图让自己勇敢地相信，从此以后我们都会喜欢罐装牛奶和浓缩奶油，就像我们以往喜欢新鲜牛奶那样。事实上，我们根本说不清罐装奶和新鲜奶的不同。乱象之下，我们内心都希望有机会参加一次特别的宴会，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喝一杯去了油脂的新鲜牛奶。牛奶最好产自新西兰奶牛，奶牛又是某个朋友冒险从新西兰购得的。
进口奶牛并非杜撰，而且奶牛很快成为我们生活中令人自豪而又重要的一部分。牛瘟蔓延时期，不少人家买了奶牛，但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喂养他们买的奶牛，以证明他们购买的初衷是享受奶牛产奶的价值。我们家的奶牛可以随意行走在官邸空旷的地方，一家人坐在一起时，奶牛的状况居然成为我们聊天时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家养的奶牛正处于产奶旺盛期，的确挤了不少奶，还真成了当时最有趣的事。
迪安·C.伍斯特先生是岛内最有权威的健康专家，他颁布了一纸行政命令，规定所有进口家禽必须接种防止感染牛疫、肺结核和其他疾病的疫苗。卢克·E.赖特将军调侃道：“还包括给痱子接种，以免感染。”碰巧的是，大多数用科学方法治疗过的牲口很快就死了。因此，卢克·E.赖特将军的调侃难免让迪安·C.伍斯特先生火冒三丈。卢克·E.赖特将军认为，奶牛能有幸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就是“别给它接种疫苗”。
奶牛赋予了我真正的农场主精神，至少奶牛让我决定我们得有一个园子。那时候菲律宾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种植蔬菜，而我们又很渴望吃新鲜食物。我选了住处后面一块很不错的地种蔬菜，然后买了些新鲜的美国蔬菜种子，小心翼翼地栽到我认为合适的地方。结果的确令人吃惊，因为土壤肥沃，日照充足，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收获了大量豆类、花椰菜、大个的西红柿，真的是应有尽有，让人难以置信。
我因此认为尝试着自己养养家禽也不错。于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专门饲养家禽的园子，里面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各类鸡，甚至包括火鸡。对我们来说，无论鸡飞狗跳的吵闹，满地鸡毛的狼藉，还是最后变成厨师给我们提供的各式阿新风格的美味佳肴，几乎都是快乐的源泉。让我疑惑的是厨师也被我的勤劳节俭迷惑，学会了压缩生活开支。
然而，流连于琐事并非本书的目的。那时候吸引我的事实在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教堂的分裂教会罪。
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1]是伊洛卡诺[2]罗马教堂的神父，因为参加反对西班牙政府的叛乱，当然，起初只是反对托钵修会修士，最后被逐出教会，做了叛乱分子的首领，并继续反对西班牙。之后又反对美国，落得极端残暴之名，直到抵抗彻底失败才告终。他是最后一批在北吕宋岛投降的叛乱首领，但刚刚恢复和平就又希望获得其他菲律宾牧师、政客和有影响力的人的同情并请求他们的帮助，计划重新组织一个独立的菲律宾天主教教堂。他短暂的成功想必连自己都吃惊。
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1860—1940）
人们热衷于天主教，但问题也出于此。美国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托钵会修士事件的解决方案，梵蒂冈方面并不赞成。究其原因，除了有梵蒂冈方面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在菲律宾的暂时成功也使梵蒂冈方面难以做出决断。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宣布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得到更多支持，并加封自己为身穿华服的大主教[3]。其他十五甚至更多人被加封为教堂其他有地位的职位，这些职位没有那么鲜明的等级差异。他们享有相同的礼仪、相同的补助、相同的忏悔室、相同的信任，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大家彼此很熟识，很容易结成联盟，互相拥戴。新教堂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看起来值得大多数人效仿。
无论世俗世界还是精神层面，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并不难想象，最终罗马天主教组织控制了菲律宾的局势。但是这类性质的叛乱完全出乎忠诚的天主教徒，特别是主教、牧师和修士的预料，他们都感到很恐惧。总督到达马尼拉时，人们把这种令人惶恐的纷争引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上，但他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俗人。
人们呼吁他采取激烈的行动镇压教会内部难以控制的局面。但事实上他什么也做不了，即使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天主教媒体诟病。然而，人们好像对此全然失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有再次冷静地面对风暴，并反复重申美国对不同宗教派别采取的包容原则。他还声明，自己没有权力，也不希望去引导人们的宗教倾向，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竭尽全力为永久的和平努力。
菲律宾的百姓一直被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及其同谋引导。事实上，菲律宾群岛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训诫方式。教堂的财产归属人民，他们如果希望把宏伟的建筑转给某个独立的团体，就有权驱逐梵蒂冈授权的牧师。但政府又不允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胡作非为的行为，政府坚持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解决有关教会财产的争端。一旦发生骚乱，并确定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是领导人，便立即派部队或警察前去镇压，做法未必合适，因为菲律宾人很快就会意识到什么是正义。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政府只有坚持以法律为依据，才能得到菲律宾人的广泛支持。
罗马教廷反复警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的“独立运动”不过是叛乱分子的幌子，也是反政府的菲律宾人的企图。罗马教廷的疑虑的确有事实依据，至少“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有这样的企图。然而，华盛顿方面的指示认为，诉诸武力让菲律宾人民听命于政府无异于雪上加霜。政府给菲律宾人民的福祉应该远胜于空洞的祈祷，同时应让他们相信，在美国至高无上的统治下，他们的确能够获得完全彻底的宗教自由。
以武力接过财产所有权只会被人民否认。人民应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宗教信仰，不应由他人强迫自己去思考、去信仰。但时时刻刻怀念警察保护的菲律宾人民不可能学会自由。于我们来看，以如此严肃的方式赐予人美食的事情闻所未闻。西班牙统治下的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一定会被关进卢内塔，也可能像圣黎刹[4]一样被枪决，他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秘密集会以表达悲伤之情。但美国当局坚持认为，应该按照美国人坚信的方式对待每一个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或每一个独立的天主教组织。他们有权像罗马天主教或其他宗教团体那样，在街上燃起蜡烛，手举他们信仰的神的形象。
圣黎刹（1861—1896）
脱在梵蒂冈访问时，威廉·霍华德·塔夫曾经暗示这样做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梵蒂冈方面对此没什么反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暗示的一切都已经来临。在解决修士事件和僧侣土地所有权问题时，不断变化的情形也让美国委员会增加了与梵蒂冈方面谈判的筹码。毫无疑问，梵蒂冈方面应该进一步意识到，“修士事件”根本没有挽回的余地，除了加快行动，依据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行事，其他途径是行不通的。
其间，斯托罗波利大主教吉迪率领的使徒代表团抵达罗马。吉迪是意大利人，非常友善宽容，既不过激，也不是苦行者，绝不是反对任何社会福祉的人。我还记得他抵达马尼拉之后，在我们举办的高级招待会上表示，没能在瑞格登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感到很遗憾。和他在一起我逐渐感到特别亲切。
记得在一次高级别招待会上，舞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刻。上千人在迎宾队伍中穿行，吉迪主教穿着独有的华服出现了，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紧随其后。人们在周围闲逛，花园和走廊的空间都很宽敞，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这两个人很引人注目，难免会碰上。可是，教皇代表团立即找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非常激动地质问，那个穿着显眼的宗教礼服的陌生人是谁。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那位呀，是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
主教告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但你要知道，既然我出现在这里，你们就不该接受他！”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再一次费力地解释美国政府的立场。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是作为一个公民待在他的私人空间，他和其他普通公民没有任何差异，应该和普通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只要他以客人的方式行事，就不可能让他离开这里。
吉迪主教说：“那么，就让我离开吧！”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很抱歉，我很理解你的立场，我也相信你能理解我。”
于是，菲律宾地位最显赫的宗教人士拿起自己的帽子，匆忙地离开了。留下的都是些“信仰不坚定的人，还有些压根就没有信仰的人”。不知这些人是否会因为他的离开感到烦忧。
我们在岛上逗留期间，与吉迪主教的关系可以说一直很愉快。我们离开菲律宾群岛后不久，吉迪主教突然去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此感到很难过。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作为教皇的发言人和外交官的吉迪主教评价很高。有关如何解决修士土地问题，教皇利奥十三世一直通过吉迪主教传递讯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美国政府也一直感到非常满意。关于修士房产问题，事实上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解决，想起来就让人崩溃。结果呢，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政府成功地以七百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修士土地。政府将其转变为公共管辖范围的土地，并且以令人满意的价格出售给以往的租赁者，即希望获得家宅的人。许多修士不得不离开菲律宾，再也没有被派往教区。
然而，如果没有华盛顿政府长袖善舞，伸出支援之手，我们再有耐心，也不可能因为我丈夫一个人的外交努力完成使命。记得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拿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满是疑惑地读给我听：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马尼拉。1903年1月1日，最高法院将会有一个位置空缺，我真诚而又热切地希望任命您……我认为您的职责属于最高法院，除非您自己决定不将司法作为您的事业所在。我很期待您会接受。如果能尽早收到您的答复，我将不胜感激。
西奥多·罗斯福
这件事发生在我去菲律宾群岛一个月后，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深陷纷乱的工作之中，对工作搭档来说他还是个陌生人。
这封电报之后，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电报也随之而来，敦促我们接受政府任命。由于我丈夫糟糕的身体，伊莱休·鲁特先生声明，尽管我丈夫不想失去在菲律宾服务的机会，但怎么也好过“经历了进一步且长期努力之后，发现工作毫无进展，而且身体也垮了，却不得不离开菲律宾”。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每天坚持锻炼，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伊莱休·鲁特先生的电报听起来像是很期待一个不可能降临的灾祸发生一样。当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体会到伊莱休·鲁特先生对自己的关心。
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没有丝毫迟疑，很快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毕生的抱负就是获得最高法院的职位。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机会来了，不应该犹豫。但我一直反对他将司法当作自己的终生职业，然而，我承认，这时候我也有点畏缩了。我记得这一年刚刚经历的疾病和焦虑，有时我真的很渴望华盛顿的安宁，当然，这种安宁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可能正是我一向反对的生活方式。
简单平实的责任感支撑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继续在菲律宾服务。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超然于所从事的事业，在菲律宾的工作也会对他的决定产生深远影响。让他不确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在政治上让美国政府处于尴尬处境。或者，他的对手利用隐修制度和修士地产问题使总统不得不免去他的职务，另行安排更高的职位只不过是块明智的遮羞布而已。他专程与本尼托·勒格达和菲律宾首席大法官奥雷拉诺先生讨论此事。大法官的建议是：“瞧，修士事件都影响到华盛顿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立即给他在纽约的兄弟去电，私下询问是不是总统不乐于他继续留在菲律宾群岛，同时也给总统去了电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非常荣幸，也深深致谢，但我必须拒绝总统的美意。从经济角度看，这里的情势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换人可能会在民众中造成失望和失信的影响。相比前两年，菲律宾诸岛的重要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霍乱、牛瘟、宗教刺激、土匪之乱、货币危机等，一切都说明撤换总督并非明智之举，我的同事和菲律宾主要人物对此深感忧虑。从个人利益看，没有什么比接受您的任命更合适。展望未来，我的确会接受您的任命。假如我对菲律宾形势严峻性的了解并不比华盛顿更清楚，我就不会以这样肯定的方式应对您的派遣。但我现在必须拒绝，即便我确信以后再也得不到期待的任命。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他还给国务卿伊莱休·鲁特拍了一封电报：
伊莱休·鲁特国务卿：
您1902年10月26日的电报提到我的健康问题，我的身体状况与1900年抵达时差不多。除非因为有其他责任逼迫我不得不离开，或者是我违法了，否则我不会离开这里。我可能还会生病，但我现在比以前更小心了。我们成功的路上到处都是障碍，但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我当然很期待从事司法事业，但如果让我现在改变决定，我宁愿失去我的事业。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02年11月下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收到了总统的信：
亲爱的威尔：
你感觉让你离开菲律宾的决定并非明智之举，这让我有点沮丧。事实上我很为难，一方面没有人能完全替代你在菲律宾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成为最高法院的新成员。但请允许我说，你拒绝的理由让我更加佩服你，并且我也比以往更加信任你。然而，到底让谁去最高法院这件事我完全没有思路，不知道该选谁作为你的替补，一切都得让最合适的人来做，但我决定不了谁是那个对的人。
你的一往情深的
西奥多·罗斯福
下一步该干什么的犹豫期终于捱过去了，至少我认为它结束了。当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继续与日积月累的各种困难缠斗，我安顿下来继续做永远做不完的社会“工作”，也享受着其中的快乐。有段时间，梅杰将军和迈尔斯太太与我们一起住在马拉卡南宫。他们离开后，我就去了J.富兰克林·贝尔将军的地盘巴坦加斯，到J.富兰克林·贝尔夫人的圈子“休息”一段时间。她的圈子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既喧闹又令人兴奋。待在菲律宾群岛的两年，工作的趣味可以说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快乐，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却不这么看。
我们以为有关最高法院任命的事件已经结束，其实不然。一个月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又收到一封总统的亲笔信，明显地，总统已经给出最后决定。我直接引用了总统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那一部分：
亲爱的威尔：
我很抱歉地对你说，这个月我一直很努力地按照你所期望的去安排最高法院的人选，结果是我不得不让你回国，并进入最高法院工作。我很抱歉，老伙计，我当然很相信你的判断，但我毕竟是总统，要考虑全局。请允许我这样说，任何差池，最后责任都会影响到我，我不能逃避责任，而且即使我的判断和别人的决定相反，我最后也不可能屈服于任何一个人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最真诚地考虑到你的愿望和理想，我已经做出最后决定，由你来接替最高法院夏拉斯法官辞职后的空缺职位……我很抱歉，如果我的所作所为让你感到不愉快，正如我所说的，老伙计，这是责任。作为一个合格的总统，我得把人放到最可信赖的职位上，让所有人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会在1903年3月第一次提名你。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西奥多·罗斯福
这封信看起来不需要回复了，因此，我只能无奈地叹息，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总之，我们一定会活着回去面对不愉快的前景。卢克·E.赖特将军继任总督一职，让菲律宾政府感到了极大的安慰。我们开始草拟一个服从总统安排的项目计划，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宣布他即将离任，也意识到进一步争论没有必要，而且菲律宾的形势也让他无法冒险再次表达反对意见，拒绝司法事业对他的吸引。他给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去电：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认识到战士的职责就是听从命令，尽管您在信中再次恳请，但在我接到命令付之行动之前，还是想从友谊的角度说说我不能离开菲律宾的原因。我个人其实很不情愿让倾注了很多热情的工作中途而废。假如我死了，对这个项目和计划并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如果从中撤出，反倒可能影响更大。这三年，我已经让人们相信，或者大部分人凭个人感觉，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坚信，我代表的政策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笃信菲律宾的未来将赋予他们自我价值。罗马之行，梵蒂冈意识到我对修士的同情心。这消除了他们长久以来病态的怀疑带来的不良影响。虽然教堂问题、经济危机都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良好的政治氛围正在形成，各派纷争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但终究未能得到妥善处理。我在这个时候宣布回国，恐怕给人以政策又要发生变化的印象，让人在短期内看不懂形势。继任者的任务那时候就会更繁重，丧失人民的信任显然会使我们在菲律宾的工作变得更加迟缓，难以展开。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这是责任所在。如果您的意见不可动摇，我只能遵从。但在离开前，我会真诚而又满怀信心地竭尽所能解决好修士的土地问题，竭力让人们相信，目前政策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卢克·E.赖特先生是他们热情真挚的朋友。他会和我一样，真诚地对待菲律宾人。我和卢克·E.赖特先生，您，还有美国人民，都倡导对菲律宾人民心怀真诚和善念。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没人预料到会发生以下的事，即便我丈夫本人也同样没有预料到。我们要离开菲律宾的消息一发布，起初人们只是嘤嘤嗡嗡地小声议论着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完全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两天内，整个马尼拉都是标语和海报，各种语言都有，表达他们朴素而又一致的感伤之情。“我们需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伊莱休·鲁特先生用英语将之翻译过来就是“我要你，甜心，是的，我的确需要你”。这些声明被印成大小不等的文字和各种颜色，但语言并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说：“我们需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我们1904年1月6日收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来信，1904年1月10日一早，透过马拉卡南宫的大门，我们发现很多人自发地聚集在马拉卡南宫入口处，游行队伍很长，跨过了好几个街区。乐队，飞扬的旗帜，各色气球都一起舞动起来。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刻，突然看到这一切，真的让我们相当感伤。但我们还是能够控制好自己，镇定地倾听人群中雄辩的演讲。演讲者走进马拉卡南宫，站在大门附近最大的窗口向人群喊话。
广受欢迎的演说家和劳工煽动者多米尼克·戈麦斯医生[5]首先表达了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最崇高的敬意，他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圣人”，认为他有将不同观点和不同目的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宏大奇迹的力量”。他宣布：“这次游行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对总督的爱，也可以看作是给总统先生的请愿书。”
西雷斯·布尔戈斯医生是个老叛乱分子。他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民众的立场讲话：“人民想对你说的是，你即将离开这一任政府，这对菲律宾人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此时此刻，菲律宾人很期待最终能以你的爱与真诚，解决所有经济和管理上的困扰，尤其是农业问题与修士土地问题相互缠绕。菲律宾人民相信，美国政府不会让他们与爱戴的总督分开，菲律宾人民必须依靠他使菲律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总之，菲律宾人渴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督继续留在菲律宾群岛。”
托马索·G.德尔·罗萨里奥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比作一艘船上善于“躲避浅滩”的舵手，总是能够“让船驶向安全的港湾”。他还说，菲律宾人“正在从当下革命的灰烬中升起，还将朝着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未来前进”，对一个并不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样有经验、有资历又充满信心的统治者来说，难免会因为缺乏勇气而导致半途而废。
还有其他一些演说，但佩德罗·A.帕特诺的演说预示着这次游行高潮落幕。他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耶稣相提并论，说：“如果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比作荣耀和胜利，那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将死亡转化为现代自由的光明与生活。”
这样的话在英语国家的人听来多少有点亵渎上帝，亵渎我们的宗教信仰。令人震惊的是，菲律宾人把自由当作某种圣名，但事实上只是表达一种虔诚的敬意而已。菲律宾人最喜欢给男孩取名为耶稣，甚至马尼拉有条街道也被命名为“耶稣的心”。还有很多其他表达方式，与我们谨慎含蓄的表达完全不同。
不用说，马尼拉和华盛顿之间被抗议总统的电报塞满了。不仅有来自当地民众的抗议，还有委员会，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所在政府同事的抗议，既有菲律宾人，也有美国人。两天后，我丈夫收到西奥多·罗斯福先生的一条讯息，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内容很简单：“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马尼拉。好吧，就留在原地吧。我会任命其他人去最高法院。西奥多·罗斯福。”
无论如何，这可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战斗的硝烟”赶走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沮丧，他总算又可以继续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并且还增强了信心。游行和抗议活动结束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希望余生一直生活在这里。六个月后，也就是1903年7月，我们再次陷入惊慌失措中。伊莱休·鲁特先生将在本年度秋天或冬天辞去战争部长一职，依据我们的判断，西奥多·罗斯福先生会毫不犹豫地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继任。事实上这也说明，总统先生很需要他。比起最高法院的职位，我对这个任命更感兴趣，这更符合我对我丈夫的期待，也是我期望我丈夫拥有的事业之一。因此，我很高兴，这样我们也就没什么理由拒绝总统给他的机会了。
如果不是因为被调派到服务领域更广的战争部，更有权力监控菲律宾事务，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可能还会拒绝任命，请求留在菲律宾。相比之下，在菲律宾工作，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真正的变化无论如何也需要一年时间，处理菲律宾群岛的修士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方面，以他在华盛顿的地位，比在马尼拉更有利。卢克·E.赖特将军，也就是他的继任者，还有亨利·C.伊德先生，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都是受过很好训练的专业人员，有可能以后成为卢克·E.赖特将军的继任者。因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答应用几个月时间解决掉手头上最紧急的事情，然后进入内阁办公室。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离开马尼拉前往华盛顿之前，我们决定举行最后一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我们想让这次招待会更有独创性，为此我考虑了很久。我们以为之前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派对，到马拉卡南宫后会更别出心裁。然而，每当坐在阳台上，看着河对岸低矮的路灯，柔和的浪涛，我突然会感觉这里是举办威尼斯嘉年华的最佳场所。我们可以举办一个不需要太多准备和忙乱的威尼斯嘉年华，其实就是一个化妆舞会。把马拉卡南宫前门庭院关闭，每个人都乘船而来，在阳台附近的河岸登陆。
计划立即传遍小镇，整个镇子都沸腾起来了。当然，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得扮成什么去参加派对？”很快，镇子里的男男女女都在想。准备假面舞会的日子里，那种煞费苦心的天真该是多么有趣啊！尤其在假面舞会上，原本是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熟人，却都在猜想其他人是谁。
很快我就知道自己想扮成什么人了。我想扮成浪漫时期的威尼斯女士，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服装不容易找。当然，如果他不总是提出反对意见，恐怕要简单得多。他在给他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常常抱怨：“对我来说真有点儿丢面子，每次我对自己的人物角色提点建议，内莉总是断然否定，除非我建议穿件大长袍子，就正好可以完全藏住我那阿波罗一样伟岸的身躯。后来我建议扮成伊哥罗特酋长，但也没有得到内莉的支持，因为马尼拉其实很缺乏我们需要的面料和配件等。最后决定我必须穿长袍礼服，戴礼帽，扮成亚得里亚威尼斯女王的丈夫。但问题是他们真的能把服装做得和历史上的服装一模一样吗？当然，还要足够长，能遮住我的下肢，让我不需要把下身内衣染成合适的颜色与外衣相配。因为整个东方国家都无法生产出适合我身材的紧身衣。战争委员会，我指的是内莉和我之间的战争委员会，也没给我任何建议。但无论紧身还是不紧身，我们都只能是个‘永不上岸也永不出海的’威尼斯总督。”我们最后就是那样做的。
我们请委员会安排沿岸照明，装饰汽船、平底驳船、圆形小木船、木筏和驳船等。委员会掌管所有事务，还有一帮热心的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做准备工作。他们安排了一些有亭子间的私人船只，用鲜花装扮起来，船样式不限。装饰得最美、最精致的船只会得到委员会的嘉奖，于是河流两岸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电灯，与河对岸的其他船隔得很近，让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看得更远。
整个马拉卡南宫的建筑都被电灯勾勒出美丽的轮廓，院子里的大树和小灌木丛也有电灯环绕，一串串五彩缤纷的球形灯泡上罩着日式灯笼，颜色和设计真让人觉得千姿百态。燃着椰子油的小灯为花园所有的人行道和车道勾勒出彩色边线。一切装点就绪，灯光照耀下，附近的草坪齐整得很，互相映衬着，简直就是个童话世界。
嘉年华定于一个满月的夜晚举行，1903年11月3日，我永远忘不了那样光彩美丽的画面。一艘艘色彩斑斓、样式别致的驳船或简易的冈朵拉载着欢笑、私语和歌声上岸。不仅如此，人人都戴着假面，穿着奇特的服饰，合着曼陀林和吉他的音乐，摇曳的灯光像是船上的华盖，漂流而至，船和人的倒影踩着河水的褶皱，登陆上岸，前往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威尼斯总督和夫人迎候的地方。我们的扮相古老落伍，站在欢乐的人群中指挥着一切，庄严而又滑稽。这个晚上算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又最迷人的夜晚，它将永驻我心。
就像我之前举办过的所有花园派对一样，按照预报，当然会下雨。我想要好天气，我想要月亮，但夜晚带来的只是昏暗的灰色的苍穹，于是整天我都会无助而又气恼地看着天上的云彩。摇曳的椰灯和五彩斑斓的灯笼，仿佛逐渐被夜晚迷迷蒙蒙的天空融化了，变得那么柔和无力。
为了服装问题，每位客人都使足了力气。结果很成功，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服装款式。富裕的西班牙家庭和菲律宾家庭都穿戴着收藏很久的古董首饰，很多人转而装扮成传说中的东方公主、王后或贵妇人。
拉斐尔·雷耶斯夫人的服饰最耀眼。她个头高大，肤色黝黑，是一位特别美丽的西班牙人，嫁给了一个杰出而又富有的菲律宾人。拉斐尔·雷耶斯夫人扮做暗夜王后，全身笼罩在钻石的光芒中，我说的不是宝石，也不是人造钻石，是金刚钻石，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缝在坠地长裙的褶皱里，像是闪耀的星辰。娇小精致的王冠很适合她的头型和乌黑闪亮的头发，王冠上有个巨大的钻石月牙。她活泼好动的性格加上闪耀的首饰，毫无疑问吸引了无数炫目的眼光，人也就更加耀眼夺目。那个难忘的夜晚，难忘的情景，谁见了她，都会难以忘怀。
舞会持续到深夜，但其实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陷入沮丧。没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菲律宾，这会是我们在古老的马拉卡南宫举办的最后一个大型派对，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里。一点也不错，我确定，夜半前来和我们道别的那些笑容很有节制，声音仿佛满是遗憾。
注解：
[1] 格雷戈里奥·阿格里佩（1860—1940），菲律宾独立天主教会第一任领袖。——译者注
[2] 伊洛卡诺是菲律宾第三大语言族群，主要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的伊洛科斯地区。——译者注
[3] 身着华服是权势较大的主教的服饰象征。——译者注
[4] 圣黎刹（1861—1896），菲律宾民族主义者。——译者注
[5] 多米尼克·戈麦斯（1868—1929），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医生和劳工领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