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冬，辛辛那提的日子最令人难忘。之所以难忘，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不仅失去了亲人，自己也陷入遥遥无期的病痛之中。像我这样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而记录快乐的人，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忘却不快。然而，整个冬天都充满了痛苦和焦虑，实在让人难以忽略不计。毕竟，这样的日子并不像一张张日历，撕掉了还可以再回来。
1901年12月，我离开马尼拉的时候，已经接近神经崩溃的边缘。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的生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这些约束造成了一定压力，马尼拉的气候也容易让人备感疲惫和厌倦。这当口，我丈夫又病了，这段日子真的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可是悲哀并没有停止。我母亲的偏瘫也突然加重，陪她待在辛辛那提真的让我极度焦虑不安。
就在我们抵达三藩市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雪突然袭来。隆冬让人害怕，有人强烈建议推迟跨洋行程，但多数人渴望继续赶路，于是我们经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了东方之行。
路过奥格登时，我们才发现自己遇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酷的暴风雪。大雪堆积得像小山丘一样，我们寸步难行，只好推迟行程，耐心等待。寒冷而刺骨的风摇晃着一切，连笨重的火车也跟着晃动起来。寒冷难以想象，连小轿车里的水管都冻成了冰。我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除了上床，什么也做不了，但即便盖上所有的毛毯依然瑟瑟发抖。漫长的等待中，火车也顽强地与暴风雪战斗着。冰冻的铁轨嘎嘎作响，引擎噗嗤噗嗤发出沉重的声音。
抵达奥马哈时，我们收到了一封电报，得知了我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一连串的意外几乎让我难以支撑。我们匆忙赶回辛辛那提，万幸，赶上了母亲的葬礼。但我病得太厉害，根本无法在葬礼上露面，这次生病足足耗去两个月时间我才康复。
这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要和我们告别，前往华盛顿与总统和伊莱休·鲁特先生协商，并出席参众两院菲律宾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当时正在详细调查有关菲律宾群岛的情形，急需通过一项政府法案。整整一个月时间，参众两院抛出了很多不友善的问题，要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出适当解释。相比以往，他向委员会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更多、更准确。这才是他心甘情愿为国家做贡献的方式，原本他可以享受早已习惯的一切。
逗留华盛顿期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机会到伊莱休·鲁特夫妇家中做客。如果没有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他未来不可能走得那么远。1902年3月，他不得不回到辛辛那提处理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他五个月以来负责的第三件大事。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一家当时真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也有好消息，那就是几周之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起来。有关立法的事宜一旦处理妥帖，我们就准备返回菲律宾。在菲律宾群岛，从来都没有人会企图偷懒而放下手中的活，人人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真的令人鼓舞。因此，没有人会把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压到他人肩上，撂挑子这种事情好比临阵换将。
我丈夫在华盛顿的时候，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全面、清晰地陈述了菲律宾事务。可贵的是，这些讯息永远不可能用电报传送。最难的是要针对某些以往根本无解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菲律宾诸多事务中，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像修士征地事件那样找到某种确定的解决方案。四大托钵修士会，包括方济各会、圣道明会、奥古斯丁会[1]和重整奥斯丁会，占有菲律宾群岛四千英亩最肥沃的农田。当地菲律宾人一直对此心怀仇恨。这种情形之下，希望重返教区的四大托钵修士根本无法带来永久和平。数以百计的修士生活在现实的牢狱中，当地人不允许他们重返教堂。无论政府怎么劝解菲律宾人，他们都不改变自己的唯一立场，只想要回自己的土地，而神职人员又拒绝政府的决定——让他们撤离菲律宾。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他在菲律宾政府工作的同事们提出由美国政府买下云游修士们的土地，然后转为公用。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认识到当时最重要、最迫切的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解决纠纷，于是决定立即派人前往罗马，与梵蒂冈开诚布公地谈判。经过深思熟虑，总统选定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总统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受新奇经历的诱惑，我很快又开始满心盼望这次罗马之行能让我重新认识它。罗马之行结束后，我们从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重返东方世界。这次旅程颇有几分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诗歌描绘的景象：“乘着微笑，如此温暖，又如此明亮，盛开的、蓝色的浪花。”因为要去热带地区长期居住，我也不再犹豫，加紧准备着有三个孩子同行的长途旅行。
苏伊士运河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
为了帮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顺利完成与梵蒂冈的谈判，我们成立了一个出色的委员会，其中有南达科他州的奥·戈尔曼大主教和詹姆斯·F.史密斯上将，两人都得到总统亲自任命。詹姆斯·F.史密斯上将当时只是菲律宾司法机构成员之一，后来先后担任菲律宾行政委员会执行长官和总督等要职。最初，他只是个律师，到法院后逐渐闻名，并被授予“菲律宾和平军将军”头衔。但我们通常喊他法官，所谓上将，不过是自愿为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而已。他是个爱尔兰天主教民主党，看问题很理性，能力出众。约翰·比德尔·波特少校[2]被任命为委员会口译秘书长。同行的还有菲律宾圣公会的布兰特大主教，他决定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同前往马尼拉，这样就得等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罗马办完差事后一同前往菲律宾。这段时间开启了我们与布兰特大主教之间的友谊。后来在菲律宾，如果没有他，真的很难想象怎么活下去，怎么才能了解菲律宾群岛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一直以来坚持虔诚地为菲律宾人祈福，我们就永远不知道他到底给政府工作带来了多大裨益。
1902年5月中旬，我们乘坐“旅行者”号从纽约启程，前往直布罗陀。行程即将结束时，一路同行的很多人陆陆续续登岸离开。道别的时候，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完全不知道噩运正在来临。我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好像故意在这种紧急关头生病，他突然感染猩红热，让我们所有人猝不及防，原计划的行程根本无法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我无奈地接受匆忙间的安排，随丈夫前去参加为欢迎新抵达船只举办的派对。
幸运的是，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感染猩红热的时候恰好没有和其他孩子在一起，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客。我立即安排他转到大撒玛利亚医院。然后我也开始安顿下来照顾他。因此，好歹也算幸运。
直布罗陀
我丈夫的母亲住在米尔伯里[3]，尽管所有一切正在好转，他依然给他母亲打去长途电话，告诉她孩子的病情如何。
阿方索·塔夫脱太太问：“内莉不能和你一起去？”
“不，我只能很抱歉地说，她去不了了。”
“但你们现在有多余的房间了，我可以过去那边住的。”
“是的，妈妈。”
阿方索·塔夫脱太太说：“那太好了，我想你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一个人远行不合适，我和你一起去内莉那儿吧。”
她说到做到，还真的就这样陪着我丈夫来了。这个勇敢的老太太已经七十四岁，打理好她的行囊，安心在纽约待命，为未来二十四个小时的旅程做准备。我丈夫给我写信介绍他母亲的情况，说她是个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老太太，真让他欣喜又自豪。无论是在汽船上，还是后来在罗马的彻纳尔酒店，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优雅从容，悉心款待了许多政要：殖民地总督、一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罗马主教、一位英国圣公会主教和一位美国陆军军官。
我婆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们全家人，甚至朋友都大为惊讶。很少有像她这样年龄的女性还能独自去各地旅行。她说什么都要坚持每年跨大陆到太平洋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弟妹们。我们习惯驱车去马尼拉郊区游玩，只要有她出现，必然会笑声不断。
事实上，我婆婆总是很严肃地考虑来马尼拉这事。我很高兴她愿意和我丈夫一起来罗马，因为她真的能给大家带来安慰和帮助，而不是给人添负担。
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病整整三周时间才开始恢复，远非我们所预料。之后我才能明确计划什么时候启程前往罗马探望我丈夫。我妹妹和安德森小姐打算去巴黎，我也借此机会于1902年6月4日和她一起启程前往巴黎，然后转乘火车去罗马。一路上有她们相伴，旅途也就愉快多了。
总体看，我们的霉运很快就过去了。在横跨太平洋的路上，我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咳嗽得厉害，到了罗马之后，海伦·塔夫脱·曼宁也传染了他的咳嗽。海伦·塔夫脱·曼宁平生第一次以消极悲伤之情质疑父亲，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这么消极：“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个不用生病的地方呢？”
和平是我们一直努力想要收获的果实。因此，为了和平，即便冒险也值得。
我在当地最大的彻纳尔酒店举行的派对相当不错。酒店的布置和服务正式、周到、舒适。派对占用酒店一整层楼，在我看来，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是仲夏，前往罗马的游人很少，好像整座宾馆都属于客人们。罗马城看起来也空荡荡的，城里的居民都蜂拥到位于山区的居住地，或前往北部度假区。那些没地位没身份的人，即便是酷暑也只能待在城里。尤其梵蒂冈方面，也尽一切所能让我们在罗马的生活舒适惬意，以便能留下美好的记忆。在我到达罗马之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已经和当地大主教、王子、伯爵、侯爵以及尊贵的英国人、美国人都熟悉起来了。他们互相拜访，一起喝茶用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书信中多有提及。真是荣幸之至，他又可以开始做些有意义的事了。
当然，也要去拜见教皇利奥十三世[4]，和他的谈判可以说错综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这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深感忧虑。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甚至还没去拜见意大利国王。虽然他有强烈的愿望前去会面，但即便美国大使安排了一切，礼节上也得等到他与梵蒂冈之间的事宜办完之后才比较合适。
我丈夫的职位很微妙。就美国的制度化特点看，无论出现什么状况，原本都不可能向梵蒂冈派出外交特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往罗马的专门委员会，目的并不是在任期内正式承认梵蒂冈，就当时美国国内情形而言，这样做不可能不引起国人的抗议和反对。对此，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建议非常明确。
多方评估美国政府即将采取的行动之后，我们向参众两院的菲律宾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谈判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为我们的后续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第一段主要涉及相关的指导和建议：
美国政府原则上与教会、州省相互独立，各方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方控制和干涉。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美国所辖区域范围内，不容讨论、改变或无视。
报告后面的数段文字，特别是第九段，主要是关于解决修士困难处境的暂时方案：
这次你们的差事或任务本质上并非外交事务，而是一个纯粹的商务谈判，目的在于帮助菲律宾总督从财产所有者（修士）手中购买房产及土地权，并以此最大程度地为全岛人民谋福利。
然而，接受这些指导远不如实施困难，因为梵蒂冈方面从谈判最初起，就尽一切努力将这一行动与外交使命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为谈判注入了极大的庄严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仅时刻提醒自己，还得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以他的职位误解谈判目的，默许梵蒂冈方面的态度和立场，将会导致怎样的危险。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姿态必须让美国天主教舒服，而清教徒又不会震惊。就是要把以往大家认可的某样东西推倒碾碎，展现一种里程碑式的结果。好在兰波拉红衣主教很满意委员会的商业思维，特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安排了与利奥十三世教皇的会晤，专门讨论菲律宾政府议题的主要框架。
但我丈夫记忆中并不觉得这一使命与商业有多大关系，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向他询问了访问菲律宾时的相关事宜。他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信很有趣。他所有的旅行备忘录，包括信、期刊和纪念品，都毁于三藩市的一场大火，但他写道：
我们抵达梵蒂冈后，经过漫长的等待，圣父[5]才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最后确定下来的时间是正午。一听到消息，大家马上换上晚装，带上礼帽前往梵蒂冈。我们登上长长的阶梯，一路上看到的瑞士卫队，一个个地，直通到议会大厅。我们还见到了宫廷大臣等其他公务人员。我们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最后终于到了教皇利奥十三世所在的地方，每位来客都向他陈述即将进入谈判进程的具体议题。
这些谈话曾经由奥·戈尔曼大主教翻译成法语，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约翰·比德尔·波特上校并不完全赞同奥·戈尔曼大主教用法语表达。如何对此做出公断，怎么选词，我并不那么关心。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事差点毁了善良的主教和老上校之间的友好关系。
记忆中，圣父的脸像羊皮纸一样透明可见，眼睛像年轻人一样澄明，思维快速、敏捷。当然，岁月多少让这份敏捷放慢了脚步。
谁也不会忘记兰波拉红衣主教，他身材修长，笔直，充满朝气与活力。但他也时常让人看不懂，性格冷静到甚至可以冷漠旁观命运的不期而至。作为梵蒂冈的外交家，他显然是个智者，完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兰波拉红衣主教（1843—1913）
我可能还要提一提当时我丈夫的讲话。根据我保存的手稿，他的讲话还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给教皇的致辞。西奥多·罗斯福先生赠送给教皇一套自己写的著作，呈送礼物时，我们转达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致辞和心意。
正式会见结束后，教皇从御用座位上下来，和委员会成员聊天。虽然这十五到二十分钟时间只是非正式谈话，但他很投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给其兄长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详细描绘了两人之间特有的幽默感：“他和我握手不过是为了得到快乐而已，我们之间有某种默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教皇还笑话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太有轻重缓急感，连病痛都那么配合。他说，在他看来，有这么多工作等着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没理由病得那么重。随后，他又与奥·戈尔曼大主教玩笑起来，向约翰·比德尔·波特上校和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亲切询问自己不懂的问题。最后他和大家一起走到门口，鞠躬，目送人们离开。我相信，我们之前从未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教皇是个很有执行力的人”，“声音比我预想的更洪亮。以往他在我心里只是个抽象的人，见了面才发现，他很风趣，体态充满活力。我演讲的时候，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说道：
我们去参观地下墓地，圣保罗的墓地在顶里面。我们还发现，古罗马时的廊柱现在一直受基督教徒朝拜。此外，波勒斯别墅的艺术展及其他艺术画廊的展览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些古老的宫殿也很有趣，最瞩目的是可能会塌陷掉到台伯河的宫殿，宫殿天花板上有幅爱神丘比特和他的塞姬的画像，这幅壁画很有名。
我们第一次作为肯尼迪主教的客人在美利坚大学外等待一起用晚餐，那次你（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演讲很成功。穿着红袍子的学生热烈鼓掌，每个人都非常开心。晚餐后，我们去奥里斯尼别墅参观了一个公馆，从山上俯瞰罗马城四周的平原，景色美极了，公馆最近卖给了学校作避暑之地。
……
你们一定会记得，我们曾经邀请马蒂内利红衣主教和他的老朋友萨托利红衣主教一起晚餐。萨托利红衣主教一向认为自家酿的葡萄酒很不错，顺便提一下，其实有些专业葡萄酒庄园给了他很大帮助。最有趣的是我们和主教院长内文博士的晚餐。他做的主菜俄式牛舌堪称一道艺术品，让我们大开眼界。
当年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令罗马社交圈吃惊的两件事：一是奥·戈尔曼大主教和我都参与了这次节庆委员会；二是教皇利奥十三世，他也一样令人吃惊。他居然完全理解美国的规章制度，认为同样的事，如果是美国天主教徒干的，人们会认为再合适不过，可是如果搁在罗马人身上一定会招致很多误解。主教院长还是个很棒的猎手，有趣的旅行者，攒了很多奇闻异事。作为主人，他很风趣。
我们给梵蒂冈的正式提议早已经由委员会的大主教转交给梵蒂冈。然而，热闹的社交派对其实让人没有耐心慢慢等待梵蒂冈的回复。公开场合他们看起来闲适淡定，泰然自若，但私下里一致认为梵蒂冈是故意拖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急于在1902年7月10日出发前往马尼拉，他已经订好乘“科尼格阿尔贝”号返回的行程。但就目前与梵蒂冈谈判的速度来看，他似乎不得不在罗马度过余下的夏天。
虽然他知道这事对菲律宾群岛的未来很重要，但他还是没有充分的自信完成使命，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离开罗马后他还继续致力于这件事，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无论哪位主教，都安慰他说，梵蒂冈方面与他们的提议完全一致，教皇也希望尽早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依然认为必须看到双方签订协议才会相信结果。梵蒂冈不仅派别林立，非常讲究政治性，这一点实在无法理解。谈判必须遵从各种神圣不可动摇的保守制度，最终是否按照估价出售修士们占有的土地，必须由一个五人董事会决定。其中两人代表教堂方，两人代表美国政府，另外一人从第三方国家中选出。但几乎没人同意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即出卖菲律宾群岛上属于修士们的土地，并撤出菲律宾。我们的购买提议在各个重要部门不断滚动，教堂方指定的人及大主教选定的人都得参与谈判，事无巨细地考量美国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所谓纯粹的买卖让他们费解。
马蒂内利红衣主教（1848—1918）
萨托利红衣主教（1839—1910）
虽然谈判的确耽误了我们前往马尼拉的行程，但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烦恼。罗马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丈夫也一天天恢复健康，重新获得强壮的体魄应对马尼拉毫无止境的炎热和困难。无论哪个时代，耀眼的共和党领导人总是喜欢公开宣称：“到菲律宾去很大程度就是去送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他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讨厌那些人为了标榜自己，大倒苦水，假装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去某个荒蛮的地方。我并不想表明自己正在为国家做出某种牺牲，我也希望得到某种回报。我想，其实我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剩下的就是看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我讨厌任何同情，讨厌情感支持。”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容易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懑，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又会发现，他很快就恢复了奋斗的活力和毅力。
我婆婆在罗马如鱼得水，她住在彻纳尔酒店我们隔壁的房间，很享受各种派对。前来参加派对的人，穿什么衣装，是什么身份，她都清清楚楚。无论客人穿的是教士制服、军装还是普通人的服装，她都很感兴趣。她像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样到处走，到处看。如果和阿方索·塔夫脱法官出外访问遇见以往的老朋友，她就会沉醉在回忆往事的快乐之中。等我到了罗马，她更有活力，我也开始不停地去参观、游览、购物。她在给另一个儿媳妇贺拉斯·塔夫脱夫人的信中写道：“内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羞和胆怯，有她说法语，我们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很快我就明白了，尽管官方和个人的声明与我们这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人物意见相左，但精致的招待宴会让我们在罗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陷入忙碌之中。他们的待客之道就是，即便一切就绪，也要精心打理。茶歇、午宴、晚宴和招待会等，一一列出详细的功能描述。期间我们会遇见一些不同凡响的名人，当然，他们也都是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当地罗马人，有些是外国人。譬如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斯特德先生后来在“泰坦尼克”号上失踪；纽约《太阳报》老板拉凡先生；布鲁克林的希利斯博士和他儿子也在罗马。还有一位颇有魅力的人，即罗斯皮廖西[6]女士，一位意大利贵族的妻子，一家人住着一幢令人心醉的屋子。她有个非常美丽的女儿，那时候，她正醉心于和人们争论我们的提议是否通过，应该由罗马天主教徒投票决定。她用超乎寻常的方式给予我们很大支持——直接把这样的诉求带给罗马教皇，并坚持认为天主教会没有优先采用投票的方式是极大的错误。她还认为，只有投票才能保证他们被赋予的政治权利。虽然她的提议很打动教皇，但教皇认为改革的时机不成熟。教皇很兴奋地对她说：“我善良的女儿，你们都追我追得太紧了。”我毫不怀疑年轻的公主这时候会支持妇女应该具有选举权的斗争。
让我们特别开心的还有麦克纳特先生，他曾经在马德里和康斯坦丁堡加入过我们的外交使团。有段时间，他受聘作为埃及总督郝迪夫儿子的导师，也是罗马教皇的管家之一，后来与纽约一位富有的女子奥格登女士喜结连理。
麦克纳特先生家的豪宅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宫殿，他在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和波吉亚家族风景如画的所在地研究社会习俗。历史上，帕姆菲利别墅曾经是爱好奢华的王公、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夏季行宫。麦克纳特先生租下后，我们曾经前往参加过一次招待晚宴，的确目睹了当年的盛况。晚宴后，我们一起玩扑克牌。
当时，我觉得自己像是着盛装出演中世纪历史剧的演员。服装很难做，几乎无法按期到达。红衣主教们穿着华丽的红袍子，手里拿着金色的鼻烟盒，在看起来冷静严肃的主教、大主教以及穿着制服的大使中间显得格外抢眼。然后是王子和公主，还有罗马的一些贵族们。男人们戴着鲜艳的缎带，女士们的服装尤其精致讲究，看起来都像是舞台布景，让我们从现代社会回到历史上富丽堂皇的宫殿。为了完整地重现以往的社会生活习俗，主人让穿制服的侍从打着火把为红衣大主教上下马车照明。
我抵达罗马之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他的幕僚们就已经去过教皇议事厅了。议事厅会议通常由教皇主持，并召集枢机院的大主教共同议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行算是教皇的贵客，教皇专程在外交厅接待他们。可惜我错过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殊荣。但其实从圣彼得教堂到圣约翰拉特兰宫，我们已经得到很多见识各种重大宗教事务和节庆的机会。我自己曾经接受过严格的长老会教育，而我丈夫的母亲是个一神论者，并不接受有关上帝的三位一体学说。无论后天的教育，还是先天的直觉，她都是个纯粹的清教徒。无论如何，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社会的最顶端，但我们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改变。对此，我们很感激仪式的真实性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感觉。我们也知道，那些不同寻常的殊荣不会再来。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罗马行程之际，我们一家人，我婆婆阿方索·塔夫脱夫人、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海伦·塔夫脱·曼宁和我又获得了与教皇正式见面的机会。我婆婆一如既往地戴上孀妇面纱，我穿上有黑头纱的午后黑礼服。但事实上，海伦·塔夫脱·曼宁喜欢我穿白色，这次她自己戴了白色蕾丝花边面纱。奥·戈尔曼大主教一直在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门口右边的柱廊等候，陪同我们前去拜见教皇。一路上有很多着装古怪的瑞士哨兵，驻守在长廊两边。两边有很多房间，等我们进到一个小休息室，每个人都抽空理了理装束。不一会儿，休息室一边的门开了，有人很礼貌地引我们去见利奥十三世教皇。教皇坐在低矮的椅子上，远远地坐在另一间屋子顶里面，头上有个俭朴的华盖。我们一进屋，他就起身问候，我们躬身请安时他也逐一握手送上他的祝福。
圣彼得教堂
教皇用法语和我们交谈，发现我会说法语，足足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期间他态度优雅而迷人。他还提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表示真心希望自己懂英文，这样就可以阅读他送的那些书了。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个很善于聊天的总统，就像他拉丁风格的名字一样。他还说，自己年轻时候为了梦想也追寻过，他很喜欢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的《艰辛人生》。
后来，教皇还让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到他身边去，给了他特别的祝福。他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跟随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脚步前行。他问罗伯特长大后想干什么，孩子很自信地回答，他希望以后能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听见他父亲谈论这些事所以才有这样的志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抱负，也是社会为一个有自尊的公民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志向。
当我们起身离开时，教皇陛下送我们到门口，鞠躬微笑，看着我们离开。他友好澄明的微笑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天气越来越热，我丈夫劝我带孩子们离开这里，不久我们就离开了罗马。他答应启程去马尼拉之前，和我们一起去山区待一个月。这也意味着我还得在欧洲再待上一个月左右。我选择了最有利于恢复体力的地方。首先我们去佛罗伦萨一周，然后去位于瓦隆布罗萨[7]的阿拉贝拉的阿尔贝托卡斯特洛酒店。酒店的名声足以提醒我们这里消费不菲，但我不想遭遇任何不愉快。
那儿离佛罗伦萨火车站十五英里，非常美丽。弥尔顿在此完成了《失乐园》的部分内容。酒店由一个古堡改造而成，我们几乎是酒店仅有的客人。侍应生的服务很好，一个又一个轮流为我们服务，礼貌而周到，让我们感到自己很了不起。这段时间我们很闲适，甚至有些懒散。有时我们在茂密的松林中驾车登顶，从那里俯瞰上千英尺远的地方，有许多繁星似的城镇点缀在阿莫山谷。
1902年7月20日，我丈夫终于离开罗马，上山和我们一起度假。尽管梵蒂冈的回复让他很失望，但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毫无疑问，他还得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圆满解决问题。梵蒂冈成立了一个使徒代表团前往马尼拉继续有关谈判。教皇安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如果美国方面需要，他可以提供如何调停此事的一系列方案。教皇的承诺最终得以实现，为此，他不顾反对意见，一直坚持他作为教皇的权威。
文后的注释部分由红衣主教兰波拉主笔，他十分诚挚地表达了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敬意，认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的确需要极大的克制和超强的能力。最后，他认为，各方满意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源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极高的个人魅力。
我很希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能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待在瓦隆布罗萨，然后再启程前往菲律宾。但计划完全被罗马事务耽搁了，以至于等他来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四小时。与教皇的最后一次会晤安排在这之后的周一，期间许多细节还有待安排。他打算周四从那不勒斯乘“和平女神”号起航。但这之前，他必须先从柯尼格阿尔伯特转到那不勒斯。
最后一次与教皇会晤的主要目的是互相致谢，其中最有趣的环节是教皇专门给客人赠送小礼物或纪念品等。教皇亲手为大家挑选了礼物，之前他有通过奥·戈尔曼大主教征询委员会是否愿意接受奖章，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道没有议会同意，美国《宪法》禁止他们接受这样的荣耀，因此，教皇就没再提及此事。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收到了一份礼物，一个很不错的禧年奖章。上面刻有教皇陛下的肖像，教皇的胳膊上还有一只大羽毛形状的金笔。教皇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块古老的德国珐琅，上面刻有圣乌苏拉[8]和她的少女们，镶有精美的金银边。委员会其他成员也都获赠一枚同样的珐琅，只是尺寸小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获赠一幅镶嵌有罗马风景的画像，教皇与三四位红衣主教端坐在梵蒂冈花园一角。这份礼物，外加教皇陛下和红衣主教兰波拉给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海伊先生的信，一并由奥·戈尔曼大主教带往美国。
1902年7月24日，重返菲律宾之前，我们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还有法国家庭女教师，从那不勒斯起航，途经威尼斯和维也纳抵达瑞典山区，逗留几周后启程前往菲律宾。这当口又盛传菲律宾霍乱病流行。想到要带着三个孩子去流行病区，我感到前景非常可怕，但我也知道这正是检验我们是否敢于英勇奋斗的时刻。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最差他们也能在我们到达之前控制住霍乱的恶性流传。因此，我预订了德国“汉堡”号蒸汽船，并于1902年9月3日再次前往东方热带地区。
注解：
[1] 以奥古斯丁（354—430）的名字命名的奥古斯丁会也属于四大托钵修士会之一。最早可追溯到第一个千年，但正式创建于13世纪。——译者注
[2] 约翰·比德尔·波特（1859—1936），美西战争爆发时，约翰·比德尔·波特曾经先后在波多黎各、古巴和菲律宾服务。——译者注
[3] 米尔伯里是美国俄亥俄州伍德县的一个村庄。——译者注
[4] 利奥十三世（1811—1903），天主教会领袖，年龄最长的教皇（执政到九十三岁）。——译者注
[5] 天主教徒尊称教皇为圣父，基督教的圣父则指上帝。——译者注
[6] 属于一个生活在皮斯托亚的古老的意大利贵族家族。——译者注
[7]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佛罗伦萨省的避暑胜地。——译者注
[8] 据说与圣乌苏拉相伴的一万一千名少女被葬在圣乌苏拉圣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