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我不在北方的这段时间，已经有人对菲律宾总督就职典礼等事宜做了一系列安排，各种环节多得惊人。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已经为典礼后的招待会签发了两千多份请帖。招待会将在我们的私人宅邸举行，同时也向阿瑟·麦克阿瑟将军表达敬意。离开碧瑶途中，我一直在想，我们的私人宅邸要举办三四百人参加的宴会，几乎不太可能，而发出两千多封请帖完全出乎我预料。他们除了告诉我已经发出请柬，并没有任何其他确切的消息，等到了马尼拉，我才知道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我以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清楚我们的宅邸容量有限，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有个大花园，这个季节非常漂亮。因此，我很快就着手用一串串的日式灯笼装饰花园，张灯结彩，还在宽阔的草坪里放了一个大帐篷，供客人取用小食。然后我很郑重地坐下，开始祈求好天气。1901年7月4日正值雨季，这个时候想要天气晴朗无异于异想天开。
作为美国派驻菲律宾的第一任国民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就职典礼十分庄严，而且很吸引人。他们在城内广场一侧搭建了一个台子，周围有市政厅、大教堂等建筑物。就职演讲台所在地原本是西班牙总督打算修建华丽住宅的地方。早些时候，也就是1863年，地震毁坏了一座古代统治者的宫殿，原计划的重建工作只是铺上了花岗岩，基本没进展，好像在无声地提示停滞不前的美国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让人怀疑美国的管理方式。
后来，天主教堂广场重新命名为麦金利广场。1901年7月4日一早，广场到处都是令人难忘的景象。古老的西班牙建筑古色古香，看起来很优雅。广场上有各种色彩斑斓的热带植物，绿意浓浓的金合欢尤其显眼。就职讲台设在帐篷里，台面上铺有美国国旗，国旗的边缘处借着风势飘扬着。无论美国人还是菲律宾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聚集在拥挤的观众席，观众席一直延伸到广场中央的亭子。广场上到处都是菲律宾人，各阶层人士无一不穿着色泽鲜亮的服装，有些是条格细布，有些是印花布料。人群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士兵和水手，穿着干净整齐的卡其布军装或白色水手服，越发显得高大威武。
就职典礼程序和其他典礼程序差不多。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部下们位于讲台中心，训练有素的菲律宾乐队演奏了数支曲子，还有祈祷和乞灵程序。我丈夫因为穿了崭新的白色亚麻西装，块头看起来比平时还大。他从台阶上步行至就职典礼台，很严肃地低头看着就职仪式主持人和壮硕矮小的菲律宾群岛首席大法官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先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阿瑟·弗格森先生并排，英文就职演说由翻译逐段译成西班牙语。但我认为整个和谐的气氛被一起不幸的意外毁了，肇事者是个来马尼拉访问的美国军事委员会众议员。
当时已经给他派发了入场券，位置在广场中央的亭子间。他到达广场后，却想带着几位同来的女士登上就职演说台，但按规定女士不可以上去。有个卫兵过去拦住了他，他不得已停了下来。卫兵引导他的客人坐到亭子一侧，并告诉他只有政府官员和代表可以上去。但他对于这种分别安排在不同座位的接待方式很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很生气，并告诉卫兵自己会继续留下来和他的客人待在一起。随后，我们为他提供了当时能找到的最佳座位。这件事情看上去得到了解决，然而，他并不满意自己的座位，特别是当他发现委员会成员的妻子们就坐在他前面时，更加不快了。我想，恐怕是炎热的天气影响了情绪，他居然叫来负责会议招待事宜的海军中尉，大声抗议说，为什么那些当地公务人员的妻子可以坐在他和他妻子前面。年轻的海军长官非常有礼貌，但态度坚决地拒绝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他看起来很愤怒，叫喊起来：“你好像并不知道我是谁吧？”
中尉温和地回答：“先生，我的确不认识你是谁。”
这人继续愤怒地说：“听着，我是美国军事委员会的众议员，来菲律宾协助策划派驻陆军事宜，我会公开所见所闻，即使是我很不乐见的事。回国后，我得想办法使之有所改变。我到菲律宾之后从未受到过今天这样的礼遇。”
他的一番话听起来很不公平，但又显示他其实已经得到部队和政府慷慨周到的款待。实际上，他得到了一个最友好的群体几乎可以给予的所有可能的关照。年轻的中尉也很生气，他回敬道：
“对不起，先生。我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但我很想告诉您，您说话很没礼貌。”
最后，这位从华盛顿来的绅士离开了亭子，站在人群来来往往的通道上。接下来的故事我也是从别处听来的，好像是巴顿将军和戴维斯将军都看见了，亲自过去邀请他返回看台，但他拒绝了。接着，又有个警卫很礼貌地告知他：“先生，根据指示，您最好站到后面去。”这时，他非常气愤，转身看着警卫，想让警卫认识自己，并重申有关部队是由他派驻的，回华盛顿之后，他得重新考虑。
警卫说：“好吧，我猜您不可能撤回我，我已经从美国军队退伍了，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不懂议会如何能废除一个人的美国公民身份。”可见，发脾气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位绅士带着他的同伴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广场。
我对那天晚上的期待完全被毁。黎明时分，大约5时，天亮了。但我突然发现，雨下个不停，茶水帐篷间和艳丽的纸灯笼上落上了不少雨水，这种天气在温带地区很少见。等客人陆陆续续出现的时候，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如果所有宾客都如约而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么多客人。我家有个大厅，一个小招待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但两千人实在太多，我预料到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天气原因不出席宴会。虽然天气真有点让人“崩溃”和伤感，但晚宴很愉快，无论如何，超出了我的想象。毕竟是个欢乐的宴会，大家很幽默。这是我第一次在马尼拉举办大型招待活动。我很快发现，作为总督夫人，我需要的就是像马拉卡南宫这样宽敞的地方。
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想必很满意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和他道别，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他第二天离开菲律宾群岛时，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非常友好。然而，后来和他同船返回美国的人来信告诉我们一些相反的讯息。他其实非常记恨我们，因为新总督的就职演说并没有适当地表达对他的感谢之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这太抱歉了。但就当时委员会和军方之间的关系看，他一定通过花言巧语让将军满意。当然，他也很难说出任何让自己满意的溢美之词。
我敢肯定，私下里，阿瑟·麦克阿瑟将军从未讨厌过我丈夫。他的仇恨主要源于委员会的行政权力日益扩大，而他自己的权力日渐缩小。后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战争部长期间经常与他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十分诚恳。但将军去世后，很多报纸都提起他曾经受到的冷遇。没有人反驳这套言辞，因为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批评毫无根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战争部长期间，提意授予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美国陆军最高军衔——中将。另外，应他自己的要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派给他前往中国旅行考察的使命，并任命他在战争部做军官的儿子为助手一同前往，考察结束后需要递交一份报告。考察回来后，应他自己的要求，没有给他指派明确的任务。据说他的故乡密尔沃基接到密令，要求他们准备有关中国的考察报告。又是应他自己的要求，他就此在家乡一直待到退休。
身着军装的阿瑟·麦克阿瑟将军
1901年7月5日一早，我们搬入马拉卡南宫，也就是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住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接替人查非将军[1]住我们海边的房子。交换住所引起了一些非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只有将总督办公室安置在菲律宾群岛公认的政府所在地，才有可能激励而不是削弱总督的自信和尊严。如果菲律宾人发现总督办公的地方并没有总督办公室应有的样子，总督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尊严和效力。驻菲律宾部队很了解菲律宾人的心思，菲律宾人认为总督府看起来得像那么回事。所以，部队处处力争显得比别人高等和优越。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华盛顿的命令，撤离了起初他们拒绝委员会入住的市政厅办公室。官方命令前，军事总督的住房要交给新任国民总督。于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才有权开始处理我们在马拉特的住所。
我们住的地方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最实用的房屋，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想要。因此，如果美国战争部不把这所房子分给某位将军，那么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当面抛硬币来决定哪位同事可以得到这栋房子。
在某种程度上，搬家让我们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感到很舒服。小木屋是胡安·德·胡安先生首先这么叫的。观赏那些高高涌起的浪花已经成为我们最愉快的消遣活动之一。但我们知道，无论有多少政府的行政命令，我们朴素的家园都不可能变成总督府大楼，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必须采取行动，影响当地人的思想。如果我们不付诸实践，菲律宾人不会相信国民政府已经建立起来。我还真没曾想要住进马拉卡南宫，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喜欢宫殿一样的宅邸。我确信，这间房子有点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因为它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宫殿。
查非将军（1842—1914）
马拉卡南宫其实有点破旧，而且非常潮湿。我住进去的时候，有些房间完全没有家具，设计也毫无现代理念而言。至于大小、庄严程度等，没什么可说的。它的建造和恐怖的历史氛围有某种关联。宫殿里面有许多西班牙人以前的画像，画得很不错。主楼梯尽头有幅巨作，显示出特别的意义，以画作记录麦哲伦1521年4月登陆菲律宾群岛时与宿务人和平相处、礼尚往来的情景，包括喝血盟誓签约，就是互相喝掉从各自胸部抽取的血液。西班牙人称之为血约，或者血契，也就是这张画的名字。当时我们听说卡蒂普南[2]联盟的入会仪式和这一模一样，联盟成员胸前都有特殊的疤痕。
马拉卡南宫占地大约二十英亩，包括田地、沼泽、草坪、喷泉和厨房花园。这块地上曾经有五六幢大房子，同时为秘书和助理提供住所，另外还有一个大马厩。因为有一片灌木做屏障，这二十英亩地看起来并不像我们在马拉特的住所那么拥挤。我不介意冒险猜测一下我们到底雇了多少人，为多少人提供庇护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称菲律宾仆人的住处为帕连特街，或者“亲戚街”。
宫殿样式是明显的西班牙风格，但缺个大露台，代之以两个小院落。底层与地面同高，像个地下室。除了做临时办公室和衣帽间，并无太多有用空间。台风季节，常常会有两三个台阶被淹没，好在水很快就会退去，倒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不便。进口处非常宽阔，铺满大理石，还建了一个漂亮的硬木楼梯，通往楼上的接待大厅。一间又一间开放式的大客厅相互连接着，设计的角度都很好。打开十几扇样式不同的门就可以通往华丽的白色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到景色宜人的帕西格河两岸。阳台下有河滩穿过，因为潮湿，底部长满了苔藓。
每层楼大约有二十几间房间，大小基本合适。有些显得过于宽敞，得有很多仆人才能保持干净整洁。地板用很漂亮的硬木建成，另外还有六个小伙子不停地劳作才能保持地板光泽亮丽。菲律宾人擦拭地板的方式非常有趣，男仆在脚底板上绑些香蕉叶或袋子，然后滑来滑去，滑上滑下，直到地板滑得他们自己都站不住为止。宫殿十分宽敞，很容易想象六个男仆在地板上一起滑动起来的情景，看起来似乎非常风光。如果足够忘我，而不是总记挂着有人正在偷偷欣赏，他们一定会很享受劳动时的快乐时光。菲律宾男仆无论做什么，总是快乐得像个孩子，你也必定会真把他们当孩子对待。
西班牙统治期间，宫殿里的家具非常奢华。大多数家具由菲律宾紫檀木、红木制成，每一样都雕刻了精美的族徽。因为换人的缘故，后来品位奇怪的人居然给这些漂亮的材质涂了一层厚厚的黑色油漆，真让我无比沮丧。
留下来的陶器质量好得有点异乎寻常。印制在餐盘上的西班牙徽章色泽美丽，深蓝色苍穹做背景。能让人想起西班牙统治者的东西太多了，这一点我无法回避，当然这也正是我希望的。看到这些东西，真有点儿让我想起使用过这些物件的绅士们，好像他们随时可能走进来，看看我们在他家怎么生活。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就适应了新生活，不再思念马拉特的海风和盐浴。居住在马拉卡南宫可以享受到河流流过时散发的特有气息。相对于其他房屋华而不实的阳台，这栋房子的开放式阳台没有屋顶。虽然白天没什么用，但月明星疏的夜晚，待在阳台上会格外令人愉快。从此我开始热爱热带地区的夜晚，对夜晚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从没那么喜欢夜色。夜晚的星星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又大又亮，从深蓝色的天幕下升起，远远看去像是一幅银色的画。
壮丽的日落过后，月光照耀的夜晚美得让人难以描绘。这恐怕就是美国人心系马尼拉和菲律宾群岛的缘故吧，难怪有很多人喜欢描绘热带地区月光照耀大地时候的模样。相比而言，其他风景优美的地方很少让美国人如此钟情。
住在马拉特时，真会让人忘记自己身处热带。我可以随时欣赏开阔的白色海滩，瞭望远处的马里韦莱斯山。但马拉卡南宫很不同，这里抬头可见星光闪耀，低头可以凝视帕西格河。更远处，越过对岸的稻田，草屋屋檐下的灯笼被风吹得晃晃悠悠，闪闪烁烁。这里很少让人联想起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身份，从而促发思乡之情。相反，岸边沙沙作响的竹叶送来阵阵微风，正好抚慰我们这些异乡人。
因为想改变居住环境，我们的家务活突然增加了很多倍。家里有八九个男仆，还有两个中国人在厨房帮忙。车夫和园丁人数规模更大。小马厩也倍增，十六间还不能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这些从温带地区来的人很难意识到热带地区的人和牲口一天只能劳作很短时间。
起初，我们以为高居菲律宾总督职位薪水肯定很可观，其实不然。我们甚至以为雨天更省钱，但一切幻想都落空了。雨季来临的时候，天上下的不是雨，而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必须面对多雨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生存问题。仅仅马拉卡南宫的照明费用就足以维持当地一个中等家庭的舒适生活。现在的马拉卡南宫生活条件如何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但我猜想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可以确定，相比我生活过的地方，马尼拉算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的地方，人们在讨论减少总督工资时应当相当审慎。如果减薪减到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总督职位，那就太遗憾了。不过妥善管理现在的薪水，控制不要有太庞大的规划，还是可以应付生活开销的。但我还是会为总督妻子感到难过，她得尽量少做她期望的事。
我们生活在马拉特的时候，厨师并不受我支配，到了马拉卡南宫，厨师变得更加没法交流和接近。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事实就是这样。他占用了楼下院子里好几个房间，院子和厨房由一个露天的楼梯相连在一起。我永远都哄不了他。我得从楼梯顶部给他口述我们想吃什么，他只听他想听的，然后就消失在厨房里面，无论我再说什么，他也不会返回来继续听我说。我也从来没有试图跟在后面啰哩啰嗦，因此得尽量压抑住怒火。厨房位于地下室的入口处，原本是个非常不错的中式酒窖的前厅。
但厨师的手艺非常好，只是行为有点怪异。他可以烹饪出我见过的最复杂、菜式最多样的自助晚餐。以往我好像从不知道单单一个厨师就可以做出口味众多的美味蛋糕、别致的水果馅饼和奶油泡芙。他非常喜欢制作食物的过程，宴会头两天会一直待在房间里，耗费所有时间和精力给每一个平底盘子里添上冰镇法式糕点。每一个蛋糕的颜色看起来都那么难以置信。
我很快就开始每周举办一次下午招待会。如果不是能干又让我讨厌的老阿新，我就得自己去面对混乱和麻烦，没完没了地与酒席承办人、甜品供应商讨价还价。也正因为如此，我从来没向他发号施令。除了周三一早要检查男仆们是否擦亮了地板和家具，提醒阿新“周三有招待餐”，其他我并不多管。接待两千人之前，我要做的准备就是穿上绣花细布长衫，然后自己平静下来，如此而已。
我公开邀请大家参加下午招待会，方法就是事先在报纸上登启事，这也是我采取的唯一模式。邀请来的客人中有少数人并不受欢迎。想想那时候马尼拉并没有稳定下来，这样邀请客人真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其中有许多看起来没什么名气，已经被遗忘的人，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但他们都竭尽全力，不仅让自己变得更富足，也让社区生活更有激情。每周三，马拉卡南宫宾客云集，每次都会出现新面孔，我们也没有因为公开而坦率的好客行为遇到什么不愉快，其中有陆军和海军的人，各种职业的平民，还有不少住在附近的外国人，包括德国人和英国人。我尤其记得第一批到菲律宾的美国中学教师，绝大多数都非常优秀，怀揣很高的期望和理想，满腔热忱地传递着理想与信念，其中有些年轻的女孩伶俐漂亮，小伙子们看起来也很聪明。我相信，他们当时像马尼拉人一样，很喜欢参加我的派对。毫无疑问，他们非常想念家乡，尤其是女孩子们。我想，看到这么多友好的美国人她们一定会开心起来。
要想让菲律宾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得先哄哄他们。通常由我亲自去邀请这些客人，因此，我会不断地强调，“周三一定要来”。我们说服了很多人，让他们相信我们的确出于真心邀请他们来。一段时间后，棕色面孔的客人和白人客人基本一样多。
说起学校老师就让我想起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和海伦·塔夫脱·曼宁，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对菲律宾的教育完全放心。我丈夫想把十岁的儿子送回太平洋以东的美国，到康涅狄格州他叔叔贺拉斯·塔夫脱的学校就读。我说什么也不同意，但又拿不出更令人满意的计划。好在已经有一所专门为美国孩子准备的学校开始运转，他们在这里也可以受到一样好的教育，教育质量并不亚于在家乡美国。此外，他俩是我所见过的最幸福的孩子，在菲律宾的学校找到了很多志趣相投的玩伴，经常在户外玩耍，做些通常只有孩子们才干的事。傍晚时分，卢内塔的骑马比赛最引人注目，六匹小马同时并列赛跑。有时候，他们也在草地上玩游戏。无论白人孩子还是棕色的当地孩子，卢内塔一直都是孩子们的最佳去处。
我丈夫的头衔和办公地点虽然有所改变，但职责几乎没什么不同。当然，总督职务让他拥有更多完成那些职责的权力。好在提交委员会拟定相关法律条文的必要程序已经结束。你要知道，审批者可能与委员会的观点完全不同。我丈夫终于可以看到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立即得到执行。在查非将军的领导下，军队认为国民政府瓜分军方权力的不良感觉逐渐消失。至少他们慢慢学会了友好和宽容，而且还会说：“那么，就让他们去吧，我们知道他们不该这样做的。事实会教育他们，毕竟他们本意不坏。”
查非将军与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截然不同。查非将军少了一些精明的分析，而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总是从“心理”层面去思考几乎所有的事。“心理的”常常挂在他嘴边，以至于逐渐流行了起来。查非将军比较冲动，无论思想和行为都不像前任那么正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发现，和查非将军合作没什么困难，因为他并不掩饰自己和大多数军人共有的信念和想法。譬如，他们认为国民政府的建立为时过早，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
最初，他拒绝到听证会现场了解关于建立当地警察机构的提议和讨论。但委员会到菲律宾之后，一直热心的正是这项事业。委员会相当失望，因为他们发现之前遭到的反对还会持续下去。
部队期待有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乐意接受美国陆军军官的训练，以便将他们收编成士兵或组织成志愿者。说白了，就是类似于英国人在印度和海峡殖民地[3]的成功、荷兰在爪哇岛的成功、美国戴维斯将军在波多黎各的成功等。菲律宾群岛的反叛部队已经基本瓦解，成群结队杀人越货的强盗也被驱散。余党化作小股力量，完全可以雇佣本地警察加以整治。
接受美军教官训练的菲律宾士兵
这项计划首先递交给查非将军，但显然他并不感兴趣。他认为：“至少还需要用刺刀和他们干上十年时间。”这是部队最情绪化的表达，有时候让委员们无法向当地人解释。
卢克·E.赖特将军代表委员会前去拜访查非将军，他很想让这件充满希望的事进入实施阶段，但很吃惊地发现，查非将军压根就没读之前已经通过的警察法案。当卢克·E.赖特将军向他解释相关措施的意图时，查非将军说：“我根本就反对整件事，对我来说，你极力兜售警察就是想取代我的部队。”
卢克·E.赖特将军问：“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我们正在极力创造属于菲律宾自己的警察力量，让他们去做我们认为应该由警察来做的事情，去做部队急于摆脱的事情。你已经宣布，为了让国民政府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和习惯，军队将集中精力实现经济利益。我们认为建立一支警察部队非常有必要，或者建立类似的武装力量，以控制四年战争后菲律宾国内尚存的不法之徒，尤其土著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抵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菲律宾人通常认为采取抵抗姿态再正常不过。就这一点来看，现在组织起来的市政警察不足以满足所有需求。
查非将军说：“这就是你想说的？你把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了。”
卢克·E.赖特将军回答：“我所说的并非秘密。”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让地方政府建基于道德力量，而不是武装部队，实际上内战的目的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人民渴望和平，期待保护，国民政府将承担给予他们和平、保护的职责。”
英国海峡殖民地
那时候委员会认为部队军官是负责组织和训练当地士兵的最合适人选，因此列出一系列擅长管理的菲律宾人名单，可是查非将军并不打算详细了解这事。卢克·E.赖特将军很快就沮丧地返回了委员会，向同事说明他的感受。卢克·E.赖特将军认为，以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时期的困难和阻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但亨利·克拉克·科尔宾将军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的迹象。他与查非将军短暂会晤后，立即回马拉卡南宫。虽然行程匆忙，但他去了很多地方，对岛上整体情况做了比较彻底的了解。亨利·克拉克·科尔宾将军一走，立即就有人发现事情的变化所在。有人认为这种变化源于他极力向所有关注菲律宾事务的人表明，尽管菲律宾政府有一支军事武装和一支民兵，但它们代表的是同一个美国意志，这就是目的所在，华盛顿政府早在派出委员会之初就已经明确了此目的。
此后查非将军不但十分通情达理，而且不乏真诚。他善于寻求支持的精神让长期处于困扰中的委员会感动。为了促成合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将军的办公室装了联系电话。自那以后，我丈夫脸上刚刚开始出现的皱纹减少了许多。
如大家了解的那样，警察局最终还是建立了起来。也许之所以要建立警察局就是因为缺乏出色的人手。总之，我们耗费了很长时间才招募到合适的人选，然后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让他们得到正规训练。现在的菲律宾人，无论男女，无论国籍和肤色，无论宗教信仰和职业，的确人人都可以成为令人满意的生力军。包括从附近岛上各个部落招来的警察，甚至不排除摩尔人和伊哥罗特人。摩尔人的警察部队因为穿戴很特殊，看起来和基督教的警察部队截然不同。他们头上的红毡帽时髦又不失绅士风度，配上整齐轻快的卡其制服，而不是统一规定的帽子。伊哥罗特人拒绝了规定的裤子，只要帽子、紧身夹克、子弹带和一条性感的丁字裤就够了。伊富高省的伊哥罗特人在制服上加了一块别致的螺旋状黄铜，士兵们露出小腿，敏捷潇洒。最不寻常的时刻就是看见伊哥罗特人华美的裸腿，走起路来，服装上的配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们在美国军官的严格号令下参加阅兵典礼，真的让人难以想象。警察乐队有八十余人，堪称庞大，由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的美国黑人罗文上尉指挥。乐队很快就在美国出名，几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棒的乐队之一。可是你要知道，乐队的所有成员都是菲律宾人。
就我保留的简报和通信看，这时候就有传言说我丈夫可能成为美国总统。无论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自己还是家人，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人，都在议论，对此表现了相当大的兴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自己以嘲讽的态度认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想。但我认为未必完全没根据。平生第一次，我们收到了一份《波士顿先驱报》，上面有两篇做了标记的文章，并列排版。其中一篇文章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画像作开头，陈述华盛顿非常严肃认真地预测他将会是总统候选人；另一篇对法奈尔大楼举行的反帝国主义集会持同情态度。我们认为这两篇主题全新的报道几乎很难并列而置，如果不巧放到一起了，只能说编辑沉湎于玩弄讽刺幽默而已，那并不能表明我丈夫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自己也这么以为。事实上，我丈夫是个活跃的反帝国主义者，他正在执行的就是一项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他意识到这两者间的不同，即抛弃菲律宾人不顾和引导他们在自我依靠的基础上独立自主。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使那些暴跳如雷、大声叫嚣的人明白什么叫国家责任。令人欣慰的是，荣誉及美国精神一直高于纯粹的党派政治斗争。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工作中积极而睿智的表现让他的母亲非常感兴趣，几乎每一封信中她都会对菲律宾事务发表有趣而又准确的看法。不过，她完全不支持儿子将来担任总统，并非常严肃地论及有关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未来可能担任总统的报道。看过相关报道后，她坐下来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有力地论证了如何避免从政的智慧。不过，那时候让他当总统的提议除了让他感到好笑外，什么也不是。
法奈尔大楼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他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写道：“这种议论的宝贵之处主要在于它的幽默。人们建议将来可以角逐总统的那个人，曾经签署过禁令反对工会，最后至少有十到十二个暴力煽动者被投入监狱。我签署禁令主要是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因此我也被称为史上最糟糕的法官。如果像我这样的法官将来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简直滑稽可笑。如果我真的有一丝丝想当总统，我反倒希望自己可以克制住这点野心。不仅如此，现代总统竞选运动让我感到恐惧，总统竞选成功后面临的政治困境等更让我丧失了对此存有的最后一点欲望。我倒是有个抱负，那就是回到华盛顿尽可能让内莉和孩子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如果这都得不到满足，我宁愿在身体还健康又足以给出正确判断的时候，回到法律实践中去谋生。”
这封信的日期是1901年8月27日，当时他正乘坐一艘委员会从吕宋岛北岸阿帕里带来的西班牙轮船。结束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后，他们又得为促进地方政府的建立而奋斗。
结束这次旅行返回之际，我们都相当乐观地以为事情正朝着正确光明的方向发展，一切都会进展迅速，可是意外地传来了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的消息。当时我们正在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起吃午饭，就在我们都感觉没必要再等下去各自就坐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走了进来。他看上去脸色苍白，很无助。看他一直不开口，我也感觉害怕。片刻后他说：“总统遭枪击了。”听到这消息，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
我猜想，当时全美都处于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和悲伤之中。但我不禁想到在马尼拉的美国人，他们会更加震荡不安，可以说，任何人因此受到的冲击都无法超越他们感受到的。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威廉·麦金利先生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奋斗的引路人，是我们的命运之父。
正是威廉·麦金利总统把我们这些文职官员送到了菲律宾，也正是他，总是赋予我们无尽的力量和支持，让我们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永远不会倒下去。事实上，有关菲律宾群岛和岛上各族人民的伟大发展蓝图首先由伊莱休·鲁特先生构想而成。他寻求到了总统的支持，通过获得总统英明果断的支持来实现这一伟大构想。每一次行动我们都期待总统的支持，同时也期待他的批评。总统天性中有特别可爱的一面，和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被他激起强烈的个人情感。相比绝大多数人，我们更有理由，更有机会体会到这一点。可是，现在我们脚下所处世界的根基好像坍塌了。
好在他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事实上，正是总统的强大和清廉让我们开始建立起希望。他去世的那天，我们收到了他正在康复的消息，因为我们离美国太远了。我们在惶恐不安中度日，除非经过检验，否则不相信任何人给我们寄的电报。我们向上帝祈祷“感谢主！”以驱散笼罩着我们的所有沮丧。可是，我们很快又收到宣布他去世的电报。痛苦而又折磨人的事情终于过去了，我不必再思来想去。
有关菲律宾问题，我丈夫知道新总统的仁慈心所在，但他也不会惧怕。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彼此很熟悉，他们早年在华盛顿一起相处共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副检察长，西奥多·罗斯福是国民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到菲律宾后，他们之间经常通信。同时，为了让已经制定的行动计划不打折扣，伊莱休·鲁特先生继续担任战争部长。总统被刺杀带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所有行动计划在某种程度上都瘫痪了，只有媒体的日常工作还在继续。有一则消息很有趣，很多菲律宾人，尤其是聪敏的政客，认为威廉·麦金利总统死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很快就会接任总统职位，菲律宾独立指日可待。
于是很快就发生了巴兰吉加惨案。那时总统刚刚遇刺身亡几天，我们的神经还处于紧张状态，一个个心里满是恐惧，无法描述。这也是我们来菲律宾群岛后第一次感到如此强烈的恐惧心情。令人吃惊的是，第九步兵营“C”连驻扎在萨马岛的巴兰吉加小镇，早饭时部队中有五十五人被残忍地杀害。看得出来，当时他们并没有武装自己，而且离部队营地很远。另外三十人浴血奋战杀出了一条活路，当时每个人仅仅带着一把刺刀或一把枪。逃出来的人给我们讲述了经过，讲到细节尤其恐怖。这真的是一场灾难，好不容易才奠定的和平环境突然出现恐慌情绪。男人们即便出去上班也带把枪，放在显眼的地方，唯恐路人不知道。大家遇见了就只谈论这个岛怎么突然变成了地狱，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可能葬身于此。这让军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菲律宾群岛原本就应该处于武装控制之下。我无法否认他们的话的确有一定根据，压力让人窒息，得过上持续几个月安静与和平的生活人们才能重建信心。如果美国人是在双方交战中失败，应该会用一些哲学的智慧接受失败，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场对手无寸铁者的大屠杀。杀人者屡次和当地酋长、教区神父串通起来，借口带来投降者，骗取美国当局许可，其实是一群叛乱分子。
巴兰吉加惨案
但鲁克班，也就是萨马惨案的土匪指挥，现在居然变身为马尼拉杰出的政治家。更有趣的是去年演讲中，他夸张又富有激情地提出“我们巴兰吉加的光荣胜利”。当时他正在不明就里的选区做宣传，其中很多人身上还留有卡蒂普南联盟成员特有的“血契”的疤痕，也恰恰证明普通菲律宾人并没有因为这次所谓的胜利感到骄傲。
就在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前不久，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回美国。没有她的安慰和陪伴，只有我自己面对令人悲伤的1901年9月。1901年10月我开始感觉必须离开菲律宾群岛一段时间，否则我的神经会崩溃。我和我丈夫都觉得“赶紧去趟中国”会比较有益。那时候去中国意味着离开菲律宾的酷热难耐。中国的秋天让人振作又惬意，冬天寒气逼人，没什么比四季鲜明的气候更吸引我。
可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让卢克·E.赖特先生和伯纳德·摩西太太一直很焦虑，但也促成了这次旅行的机会，他们决定离开东方返回美国之前和我同行前往中国。当时，义和团起义刚刚被镇压，慈禧太后还没从中国西部回北京。事实上，北京被围困期间，没人知道她逃到哪里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战报，而且认为，比起在完全和平的时期走访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中国的“内部”情形。最宝贵和有趣的故事就是他们如何得到“战利品”。战利品不一定都是经由非法手段得到，中国人手里小巧的奇珍异宝和艺术品价格低得让人觉得荒谬。有时候，这些东西看起来太神秘了，有种难以抵挡的吸引力，面对这些无价之宝讨价还价那才真叫诱惑。瓷器、象牙、丝织品和俄罗斯黑貂皮等，一般都锁在黑漆漆、破破烂烂的中式茅屋里。因为辅佐北京解围事宜，我们的军官有很多冒险的故事可以讲。私下里我也期望自己能有些类似的经历，但作为美国官员的夫人，我们恐怕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直都处于保护之中，的确，事情正如我们所料。
卡蒂普南联盟成员
慈禧太后（1835—1908）
我们的船先抵达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北京。北京有罗伯森上校及其夫人接待我们，我们随联军中的美国部队一起住在像是天坛的地方。现在偶尔去参观旅行的人，看着先辈神殿里的藏品可能会难以置信，这里曾经被美国大兵当作军营。建筑物看上去的确罕见，许多曾经到访过天坛的人都会发现其中平和、肃穆的气氛，而干着“外国恶魔”勾当的侵略者扰乱了神明的灵性。但士兵不得不找个地方驻扎下来，天坛又在城市中心地带，空间很大，绿树环绕，干净舒适。
20世纪初的北京城
康格尔先生是我们派往中国的公使，匆匆忙忙的几天观光游览后，我们前往公使馆。公使馆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焚毁，看起来很恐怖，并没有重新恢复到井然有序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好像持续了很久。
因为慈禧太后和她的朝臣们都还没有回北京，我们希望可以趁此见识紫禁城的神秘。由于秩序恢复得很快，它又成了“禁城”，我们也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令人惊叹的围墙和宫殿，难以置信的深巷，围墙里面的生活真是令人好奇。看了之后，我们感到很满足，接着又在公使馆用了晚餐，在场的几位先生和女士曾经经历过清朝习俗的困扰。我坐在罗伯特·赫德[4]先生旁边，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创造了东西方之间最伟大的合作。
就在我们从北京返回上海途中，我收到了两份电报，好在我当着送信人的面打开了信封。第一封信说我丈夫病得很重，让我最好立即返回马尼拉。第二封信又说他好多了，没必要惊慌失措。因为没有船，几天之内回到马尼拉几乎不可能，因此我决定乘美国领事夫人的房船游长江。如果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玩而不是自我逃避，我就应该尽兴，可我看到的不过是一条河面很宽、泥沙浑浊的河。远处低矮的山丘与岸边绵延的土坯房紧紧相依。绵延的土坯房断断续续，间或被一些小土堆隔开，这就是中国人的坟墓。期间偶尔会看见一个灰色小镇，奇形怪状的房屋，屋顶上的瓦片还真没法描述。还有一些塔，庄严、阴沉、孤独地矗立在山巅。除此之外，还有一群群肮脏喧闹的人，远远地，友好地看着我们。
撇下我丈夫不管明显再好不过。之后我才知道，从我离开马尼拉那晚，他就第一次出现了疾病症状。最初的诊断是登革热[5]引起发热，医生认为这在菲律宾倒也没什么，我不同意他们认为这病没什么的草率之举。两周后，他被确诊为脓肿，急需手术，只能到后勤军医院，由罗兹医生主刀。这位美国外科医生后来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助手。
罗伯特·赫德（1835—1911）
孩子们想必有点儿吓到了，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父亲因为生病倒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告诉我，当他躺在担架上，六个强壮的美国军人把他抬上担架离开马拉卡南宫时，孩子们看着他的样子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都在大厅，看见他过来，孩子们挤成一团，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和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瞪大了眼睛，惊讶地注视着父亲，海伦·塔夫脱·曼宁在一旁抹眼泪。
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手术，医生时刻焦虑着，他们还不能完全肯定病人能否活下来。脓肿发病很长时间，伤口让人觉得恐怖，得败血症的风险巨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最后恢复了身体，但还要做第二次手术。等我回到马尼拉，他已经度过难关，处于恢复阶段。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经倚靠在医院的小床上，给来探访他的人背诵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6]的诗歌，这首诗歌很适合他现在的情况：
即便白人身体欠安，
也要在仓促中管理高贵的棕色亚利安人。
为此白人感到沮丧，
因为白人盛怒他们却在微笑。
最后一战无疑是个苍白的墓碑，
刻着才刚刚逝去的人的名字。
阴沉的墓志铭刻着阴郁的情绪：
一个躺在这里的愚人，极力想介入东方事务。
医生、伊莱休·鲁特先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等所有人都立即决定，一旦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体恢复，就去旅行，必须离开菲律宾群岛。除了和健康有关，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回美国似乎是最好的决定，主要原因在于国会，凡是和菲律宾相关的事务，国会都会非常主动地表示关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心他们制定的法律制度能否通过，希望前往华盛顿面呈事实真相，毕竟他有长期和这些问题作斗争的经验。伊莱休·鲁特先生也给他去电表示赞同，他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现身华盛顿很重要。伊莱休·鲁特先生还准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三个月假期，期间由卢克·E.赖特将军，也就是副总督代理他的位子。
迪安·C.伍斯特先生居委员会高层，但我丈夫认为他并不像卢克·E.赖特将军那样表现得非常善于和巧言令色的菲律宾人、专横跋扈的部队军官亲切交流。吸引迪安·C.伍斯特深入思考和行动的主要是部门内部的各种事宜、当地人的健康和环境卫生、如何调整与菲律宾非基督教部落之间的重重障碍，以达成满意的相互理解。他宁愿面对政府日常管理中的苦差事，也不愿意受州长职位的拖累，对此我深有体会。他担任内政部长十三年，期间一直居于委员会高层，最有权利晋升到总督位置。
查非将军给我们的旅程派了“格兰特”号军舰，我们准备延长假期。
有件事我不得不提，这事发生在我丈夫住院康复期间。当时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住在隔壁病房。他刚做了阑尾手术，处于手术后康复期，可以自己在周遭散步和闲逛，所以他经常探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些对他心理世界缺乏了解的人，从不会感觉到他的伟岸。但事实上，虽然他身高不超过五英尺三到四英寸，却像个七英尺高的士兵那样强壮。
有一天突然发生地震，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因为这里的墙面并没有设计某种向上的拉力，让墙体在摇晃中保持平衡，所以余震足以毁掉整个马尼拉。不过东方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地震，当然也并没有习惯到喜欢的地步。我丈夫当时孤身一人，决定使劲撑住床，倘若屋顶掉下来了，就让屋顶砸在他自己身上算了。医院只是一栋木质建筑，我丈夫真的觉得待在木质平房里要比任何地方都安全。他几乎不能行走，所以他的勇气实在算不上高尚，不过出于无奈而已。因此，当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猛地推开门，我丈夫几乎没时间让自己看起来坚强冷静。
他大声喊叫起来：“我们得把总督抬出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问：“但你怎么做得到？”他非常了解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他如此虚弱，哪怕就是带个婴儿也走不了多远。
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勇敢坚决地说：“哦，我自有办法。”这时，他开始紧紧地抓住床垫。他后面有个士兵赶来，可是比他的长官个子还小，但眼睛里也一样充满了无畏和坚定。
尽管床椽变形，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却突然大笑起来，果断拒绝他们极力想移动他的努力。他们使足了所有力气，足以掀翻茅屋顶，可是床椽纹丝不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将军一生中唯一一件倾力而为却没做成的事。
1901年平安夜，我们乘船离开了马尼拉。虽然我很享受我们在菲律宾新世界的生活，但看到热带海岸逐渐消失在视野中，想到我们即将返回美国——虽然只待几个月时间，但那里毕竟有我们习惯的生活和气候——重新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真让人开心。
注解：
[1] 查非将军（1842—1814），美国陆军中将，经历过美国内战和印度战争，且在美西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参与过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904年至1906年，他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负责军队组织的变革。——译者注
[2] 卡蒂普南是1892年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菲律宾人民在马尼拉建立的菲律宾革命联盟。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革命使菲律宾获得独立。——译者注
[3] 海峡殖民地是位于东南亚的一块英国领土，始建于1826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的领土的一部分。1867年4月1日，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控制，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46年，二战结束后解散。——译者注
[4] 罗伯特·赫德（1835—1911），英国外交官，十九岁时来中国，在中国居住长达五十四年。1863年至1911年间担任中国皇家海上海关监察长。——译者注
[5]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热带疾病，症状通常在感染后三到十四天开始，可能表现为高烧、头痛、呕吐、肌肉和关节疼痛以及典型的皮疹。——译者注
[6]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