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去过远东地区的人定会明白，当地人对“坚持不懈”有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毫无用处。日本人也一样，只要耸耸肩，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仿佛就可以轻松地打发掉大大小小的各种烦恼。“马士基”[1]在中国沿海地区有相同的意义，但更多意味着“那又怎么样？”菲律宾人认为其含义不外乎是回避不了、却又无法抗拒的事，几乎可以被看作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思维定势，任何改革系统都休想撼动它。
如果只是一种人们都遵循的习俗，那么也没什么好说了。美国人最受不了菲律宾人凡事拖到明天的习惯，这样会给做其他事积累很多压力。还有一种习俗是不断增加的亲属数量让人难以面对。譬如，他们会给任何沾亲带故但没地方住的人提供住所。我想这或许是旧式父权家长制社会约定俗成的做法，人人都可以通过古老模糊的方式主张他是谁的家眷，然后聚集在主人门下，把那里当宿营地和避难所谋生。
我想我是在一次大型派对中第一次接触到这种陌生情形的，那次派对没有任何偏见和歧视，地点在我车夫的家庭住所。来的客人包括老爷爷、老奶奶、年轻的女士、男士，还有孩子们，甚至有抱在怀里的婴儿。我们家里只有中国仆人，但马厩由菲律宾人打理，很快我就发现派对完全是为马夫的亲戚们举办的。
我有一对小马驹和一个马厩，我给马厩取了个名字——维多利亚。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两匹小型棕色马，还有一匹供不时之需。二轮敞篷小马车专门给孩子们玩。家里拥有这么庞大的马匹阵容很有必要，主要是我们发现一匹马一天最多载人出门两次，有时候甚至只能一次，依据当天太阳的强弱而定。我的马驹通常只在一大早或者晚上出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经常一早骑马出门上班，然后下班乘马回来，也算是一天两次。他上班路途遥远，没有可以搭乘的有轨电车。
这样的运输条件造成马夫需求量很大。所有马夫和他们的亲戚都住在与马厩相连的街道上，家庭结构庞大，包括父亲、母亲、姐妹、兄弟、叔伯、堂表兄妹等，无论近亲、远亲还是妻子、孩子、孙子孙女、挚友等，都算是他们家的脉络和旁系。除了三个车夫、马夫，还有一个园丁和他们的亲戚。因此，第一次到楼下去检查他们的住所时，我有点纳闷，以为他们正在举行家庭宴会。就算我在马尼拉住上二十年，也搞不清这些仆人的亲戚关系，更搞不清谁有权力谁没权力在这里谋生和居住。我想表达的意思可以以最简洁的方式陈述，即既然这是习俗，我就必须接受。
菲律宾仆人从来不住主人家，也不想住主人家的房子。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自由，通常这些房子都建在花园或院落的某个角落。我相信美国人现在明白了菲律宾人结识亲属的习俗，他们会根据自己家庭人口的最大数量确定房间空间。但老宅子房屋空间很大，住在里面的人喜欢族人相聚，也很享受膨胀的家长式感觉。
我的马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骄傲。这是一对漂亮的小种马，黝黑发亮，很受欢迎。它们好像一直用某种会让体型缩小的肥皂洗澡，所以才会长成除了个子小点，其他一切都完美无瑕的样子。菲律宾小马驹毫无疑问属于阿拉伯马种，最初由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由于气候原因，加上食物以及环境的差异等，这种马的体型不断缩小，但身体曲线依然很美，遗传了马的大部分特征。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通过本尼托·勒格达[2]先生从巴坦加斯[3]给我买了那对小马驹。巴坦加斯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菲律宾最优良的马匹基本产于此。好心肠的本尼托·勒格达先生深具美国人普遍具备的忠诚特征。巴坦加斯是个非常独特的港口城市，现在日益萧条。因为运回这些马得经过叛军的地盘，所以本尼托·勒格达先生得付给叛军一笔费用，然后把这些马运到离马尼拉很近的地方——卡兰巴[4]。尽管他并不清楚马匹的确切来源，然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如果他知道一切来龙去脉，反而会被起诉。有些地方认为这是间接支持叛军的革命主张，但他只是想要得到马而已。
本尼托·勒格达（1853—1915）
我给小马配的维多利亚马车车厢美得像画，的确与俊美的马儿很相配。可是，几个在马厩工作的菲律宾人把乱七八糟的女佣衬衫套在凌乱不堪的白裤子上晾晒，完全毁掉了我劳神费力创造的美景。我给车夫、马夫、男仆统一做了白绿色制服，穿上制服后，他们的身材的美感、颜面上的尊严都有所增加。
我和玛利亚·赫伦第一次乘马车到卢内塔时几乎看到了所有我们认识的人，所以备感欢喜，当然还有很多陌生人。这次出行好像注定要发生什么事，让我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打击。
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路驾车前行，但突然不知从哪里飘下来几张纸片，恰好落在右边小黑马的眼罩上。马儿扬起马蹄在空中一跃，旁边与它并排的马愤怒地咬了它一口，于是打斗开始了。我和玛利亚·赫伦赶紧跳下马车。从低矮的维多利亚马车厢跳下来毫无困难可言，但我们发现所有的华美都毁于一旦。因为两匹马不停地做出蹬来蹬去、踢来踢去、互相嘶咬等各种野蛮行为，附近的路灯完全被毁掉了。两匹马并没有伤到对方，只是被马鞭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我得说其实这两匹马真的很有趣，就像长得聪明漂亮但调皮的孩子。它们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人遗憾，但它们的个性已经定型，很难改变，以后还会这样打闹。我们从来都没什么信心驾驭好两个小家伙，这个任务只能交给马车夫，他是唯一驾驭得了它们的人。马车夫在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譬如，驾车去晚宴派对接我们回家的时候，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但看到在马厩工作的每个人都对他敬畏有加，我们又不敢解雇他。他也很喜欢时不时地与马儿进行一场惊人的角力。
菲律宾人性格温和，很少喝醉。但马车夫完全不同，他们必须让自己喝酒，借助酒的亢奋获得驾车狂飙的勇气，这样难免常常行事不周全。公共交通的马车夫以独有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小马驹。跑得快、长得俊的小马驹常令他们自豪。然而，原则上，马车夫对小马驹很严苛，超载、超速，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会不停地挥舞着鞭子抽打小马驹。
菲律宾马车夫不喜欢和别的马车夫擦身而过，一旦擦身而过，会造成打斗和竞跑不断上演的结果。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上、任何情形下竞跑，从不介意马儿会怎么样。
有天晚上，我的孩子们和家庭教师一起乘马车前往卢内塔。这时候正好有两辆马车在他们后面打起了架，不仅马匹互相打斗，车夫也互相诅咒，并不关心即将出现的灾难。结果发生了剧烈碰撞，两匹马继续打斗，我们的车夫也没有停下来去看看它们到底做了什么——菲律宾人很有个性——但孩子们几乎差点无法从这起严重的突发事故中逃生。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被抛出了马车，掉到一辆二轮敞篷小马车下面，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和海伦·塔夫脱·曼宁两人都称车轮从他身上轧过去的时候，马车剧烈摇晃。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也发誓说小马车从他脖子的位置轧过去了。但仔细检查后我们发现除了表皮淤青，孩子们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创伤。但此后，我很害怕孩子们独自出门。
园丁有两个男孩，乔斯和卡皮托。他们比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大几岁，但个头看起来差不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两个孩子穿着简单，薄薄的纱布衣，腰以下紧身的衬衫。我怀疑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其实很羡慕他们可以穿着随意。他曾经用西班牙语、塔加洛语和英语三种混合语言命令这两个孩子，他之前只说英文，所以让我感到惊喜。当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意识到自己对这两个孩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后，就一直沉浸在指挥这两个孩子的欢乐中。
我和玛利亚·赫伦很快适应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一早驾车前往伊斯科塔购物。在伊斯科塔，你会发现各种有趣的商店，但里面很少有适合美国女性需求的东西。一些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印度集贸市场和中国人的集市，大多出售花哨的面料、稀奇古怪的东方物品。虽然西班牙人的商店很受欢迎，而且所有的店名很欧式，譬如巴黎-马尼拉、太阳门遗址，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菲律宾人的口味。
当时，伊斯科塔到处都是酒吧，主要是为军队男兵服务。街道狭窄、老旧，摇晃的木制建筑物张着口，啤酒味弥漫在整个街道上，着实有点惊悚。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留着这条女人们爱去逛的商业街，但酒吧得移到别处去。委员会的提议遭到了反对，有人要求他们提供依据。当然，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其他人群，所幸提议得到委员会内部成员支持。此后，伊斯科塔再无酒吧。的确，由于管理制度符合民意，城里居然没有任何曾经有过酒吧的痕迹。
美国刚刚占领马尼拉的那几年，我一度不知道如何描绘马尼拉的社会图景。的确，过去很长时间里，西班牙人建立了富足、美丽的混合社会，但后来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离开了菲律宾群岛，这个混合社会一时间没法决定自己到底要依赖哪一种生存模式。我可以说，大多数受过教育，地位高的菲律宾人都是文化和生物两方面的混血儿。有西班牙血统和中国血统，内在性格有强烈的血缘特征。
除了西班牙-中国-菲律宾混血，还有一部分英国混血，他们都很有趣。譬如莱加德先生、首席大法官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先生和帕尔多·德·塔维拉医生。派驻美国国会的代表奎松先生是菲律宾-西班牙混血。菲律宾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和议会发言人阿拉内塔是中国人。当时，许多能力很强的律师和成功商人都是中国人的后裔。混血人种实际上掌控了菲律宾几乎所有的财富，他们接受的教育、才智和社会地位毋庸置疑。这也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混血人群比当地人更聪明、更高贵的国家，当然也是东方唯一一个有这种特殊理念的国家。
追溯到西班牙统治时代，那时候外国社区的组成除了领事、专家和银行经理人，还有英国、欧洲大型贸易公司经理及其家庭成员。当时，琼斯夫妇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领头人。琼斯先生时任香港和上海汇丰银行在马尼拉地区的分行经理。琼斯夫人很美丽，魅力十足。我们刚到的那个冬天，她举办了好几场精致豪华的派对。在马尼拉任职的经理通常住在专门为他们修建的银行大楼。大楼算是那里很美丽的建筑物，位于帕西格河上游，风景如画，很适合举办舞会和大型招待会。当时，有几个德国家庭也同样喜欢举办奢华派对，我记得其中有个奥地利的流亡者，我可能永远忘不了他，因为我丈夫在尝试读他的名字巴洛克·巴什时，真的会让我们捧腹。
这也是我们初到马尼拉时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军队军官大多必须服从统帅的命令，多少让人觉得冷漠。我在家举办了几次不同类型的派对，至少每周一次晚宴，来的客人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伙伴，颇有五湖四海的个性特征。我们研究了所有令人愉悦的待客方式，无论菲律宾人还是欧洲人都很期待参加明显有政府特征的庆典，但又不会给人留下“质朴的民主作风”的印象。你会坚信有关罗马和罗马人的谚语：“我们只做我们做得了的事情——尽人事。”除了绚烂花园入口处穿戴整齐的哨兵，晚宴时我们会派车夫或其他马厩伙计扮作仆人站在门两边迎接客人，引导客人到更衣室、接待室等处。
我们家很适合举办十二人的晚宴，因此，我总是极力让晚宴人数控制在十二人之内。我们还会请一个乐队。马尼拉乐队很多，几乎每个当地人都会演奏一种乐器。音乐增加了节日气氛，也强化了某种东方氛围。周围有很多日本灯笼和巨大的盆栽植物，当然，还有客人，他们都是大人物。窗幔、天然蕨类植物和兰花等通常由菲律宾人从森林移植过来放在集市上出售，为宴会增添了独特的东方色彩。
人们公认下面这句话出自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之口：“我们的棕色小兄弟”——可能的确是他说的吧。但军队不会支持他的意见。士兵们曾经满怀热忱地唱了一首这样的歌，结尾尤其伤感：“棕色小兄弟可能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的兄弟，但不是我的兄弟。”
对菲律宾人，我们坚持族裔平等的完整性。从一开始，我们的访客和宾客中就有很多菲律宾人。尽管两国人的习俗毫无相似之处，但他们很有礼貌，当作典范一点也不为过。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极其希望自己看起来让人舒服——调整自己——同时能表现出极大的友善。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一个来我家拜访的菲律宾家庭。一家六口——先生、太太和四位小姐，傍晚6时来我们家。我先接待他们，庄严、礼貌地逐一握手，之后逐一介绍给我丈夫，又由我丈夫亲切地介绍给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我们一直站在廊道上，等仆人们摆好椅子，大家就势坐下。摆放成半圆形的座位很适合聊天。我先生大声地清了几次嗓子，女士们安静地坐着，纤纤玉手交叉搁在腿上，显得极其优雅。看起来，她们并不想参与我们的谈话。
我丈夫用西班牙语解释，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来府上拜访的目的主要是表达尊敬之情。自从离开美国，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直都在学西班牙语，勤奋之至，但显然，他并不具备语言学家的天赋。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总是想向人们表达，他其实期待自己可能真的是西班牙后裔。他抑制不住的笑和真挚热忱对菲律宾人有种难言的魅力。当然，偶尔他也能很成功地应对类似情形，许多时候的确如此。我们一致点头微笑着：“先生，太太。”虽然我们渴望知道客人说什么，但其实我们并不怎么懂。于是，我和玛利亚·赫伦就开始夸赞女士衣服上美丽的刺绣，谈话融洽了很多。他们竭力赞许眼前能看见的一切东西，但凭我们那点西班牙语，加上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我们并不太懂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起身在四周逛着，看看我从日本买来的织锦和刺绣，一看见金色屏风、古画和古董就禁不住发出羡慕的赞叹，表达他们的惊喜之情。他们看起来很像受到款待的宾客，等孩子们进来了，又重新喋喋不休地夸一番。当我确信他们称赞我的孩子时，并没有表示赞同。总体上，第一次跨文化社交经验让我感觉相当不错。
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感到非常紧张和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六个人站起来说要回家的时候，下一步我该做什么。等他们的确这样做的时候，我内心终于放松下来了，然后打算送他们到楼梯口。这时候，我丈夫热情地喊了起来：
“这就要走？快别！”然后他们就都坐下了。
我当时真的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点西班牙语感到难过，尽管他并不期待这家人明白他的礼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菲律宾人的礼节很无知，他并不知道他们期待得到可以离开的暗示后才会告辞。但如果他提出挽留，而他们又坚持要走，这看起来相当不礼貌。他继续进行这种勇敢、辛苦而又无助的谈话，时间突然变得很慢。晚餐时间到了，因为担心他留客人吃饭，我不断给他使眼色。最后半个小时，他脸上终于表现出了紧张尴尬。8时15分，我们的棕色小兄弟再次暗示他们该回家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再也不反对他们告辞。那天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接待菲律宾人的来访，但我们再也不客套地让他们重新考虑是不是过会儿再走。
菲律宾人的礼貌和风俗习惯常常让我们困惑不解，但同样会让人捧腹，这也就决定了菲律宾人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回馈完全不一样。我们离开菲律宾群岛的时候，终于逐渐习惯了这些习俗，也渐渐期待菲律宾人在某个星期的任何一天随时来访。但起初这的确令人尴尬不安。
我们抵达后不久的某天，有个忠实的亲美派在街上被暴乱分子暗杀，当时正值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职后的和平时期。这个被暗杀的人的遗孀带着孩子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来马尼拉领取发放给她丈夫的抚恤金，但案子一直没有头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以个人名义给了他的遗孀一大笔钱，足够他们生活。第二天，他们全家人，从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到还抱在妈妈怀里的婴儿都来了，感谢恩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他们提着一篮子礼物，除了鸡蛋，还有一些奇怪的菲律宾水果和贝壳。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被深深地打动了，但还是告诉他们钱应该用来给她和孩子们买食物，而不是给他买礼物，所以表示拒绝。我知道，在底层菲律宾人眼里这是一件没面子的事。
与送礼物相关的事总是让人啼笑皆非。一次我们邀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菲律宾人托马索·德尔·罗萨里奥一起用午餐。托马索·德尔·罗萨里奥先生在当地既有财富又有名望，受过良好的西班牙教育，穿得也很体面，领子硬挺的衬衫，漆皮皮鞋，上好的亚麻布料缝制成的西班牙式服装。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很自信，和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语言和人打交道。他似乎对玛利亚·赫伦很感兴趣。第二天，玛利亚·赫伦收到了托马索·德尔·罗萨里奥先生送来的东西，不仅有花，还有满满一篮子坚果、一听李子布丁、几听巧克力和果脯。原本收到他的礼物也没觉得有多么招摇，但好笑的是他给爱丽丝·伍斯特也送了同样一份礼物，那孩子才五岁。
总体来看，虽然我们生活在极其不同的复杂环境里，但也充满了乐趣。我们在菲律宾经历的每一件事都让人感到我们的到来对菲律宾群岛意义非凡。从开始到结束，委员会工作的每一刻都是最伟大的。我们的日常也充满了各种矛盾和问题。正确的解决方式意味着如何重现伟大的国家原本应该拥有的和平与繁荣。因此，对我们来说，迎风飘扬的美国国旗意义更加深远。飘扬的美国国旗也意味着美国在菲律宾的使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以往从不曾有过的爱国热情被召唤了出来。我想，凡是知道真相的人都会相信美国精神具有的最高抽象含义，而这种抽象含义只有通过帮助菲律宾群岛发展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根据我的记录，那一时期，工作对委员会来说意味着代表美国长期致力于帮助菲律宾建设与发展。
委员会初期遭遇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调查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委员会成员将各自调查研究的发现提交例会讨论，充分加以论证。
除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建立税收、公务员服务系统、州和地方组织、货币财政、治安、港务部门、公路和铁路、海关、邮政、教育、健康、公共土地和公正公平的司法、法律修正体系等，委员会还有一个潜在的使命，那就是必须立刻在全岛建立稳定的秩序和人民的自信心。
要澄清菲律宾的形势，就要了解并能够解释天主教堂及其代表——修士的社会地位，这是菲律宾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所在。在调和民众和教会矛盾的同时，美国政府发现自己第一次陷入了某种难以走出的困境。
因为教会完全独立于政府，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教会的政策，很难想象教会如何为某个地区选出可靠的修士。梵蒂冈派出的修士非常特殊，目的可能出于政治需要，让他们到当地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也可能像政府公务人员一样，负责向梵蒂冈报告当地社情。委员会给华盛顿的第一份报告强调了修士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以往西班牙政府不过是根据教廷的一套办法管理菲律宾。用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狭隘的话说，修士就是西班牙国家主权的基石，一旦移除，国家主权将彻底坍塌。菲律宾人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加入罗马教廷，1898年登记在录的教会成员总数为六百五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人，其他还有属于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摩洛和非基督教部落的人员。地方行政区和布道所无一例外都由西班牙多米尼加修士、奥古斯丁教士及方济各会管理制度组成。正是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了1896年和1898年两次暴乱。第二次暴乱因为我们对整个菲律宾群岛的绝对控制权才平息下来。
1896年菲律宾群岛有一千一百二十四名奥古斯丁、多米尼加和方济各僧侣，他们有一种派对活动——里科雷托斯派对。这是按照圣奥古斯丁管理规章派生出来的聚会，其间，所有人都得赤脚。除了这些人，还有耶稣会信徒、天主教信徒、本笃会信徒和保禄会信徒。他们主要从事传教和教育工作，因此，菲律宾人并不会将仇恨和愤怒强加于这些人。菲律宾人没有进入任何教会管理层，但他们可能做修士助理，或者在一些小地方当牧师。
一旦西班牙牧师助理在某个行政区安顿下来，就意味着他得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老了干不动为止。他的工作是建立和维持宗教的绝对权威，我很难用几个字解释清楚。他在那个教区说一不二，通常是当地唯一受过教育，懂西班牙语和当地语言的人，也是很多地区唯一的西班牙政府代表。起初，西班牙牧师助理作为人民的精神导师，充当解决教区百姓和世界其他地区百姓之间世俗问题的中间人。从法律意义上看，最终他扮演了执行法律民事功能的多重角色，并对人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指导、改正和决定。
西班牙牧师助理是小学的教育督导人，健康委员会和慈善机构委员会、城市税收委员会主席、税收视察员、公共事物委员会主席、省议会成员、分割王室土地委员会成员、市政财政监察员，他的权力还包括监察当地戏剧表演，确定用方言表演的喜剧或戏剧是否有害于公共和平和道德等。一句话，他是这个地区的政府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当地的神。他必须每年将年满二十岁的青年男子的姓名登记在案，然后把名字放进某个容器，又一个个随机取出，有五分之一的人会应征入伍。强制服兵役招致菲律宾年轻人的极大仇恨，很多人跑进山里躲起来变成了不法分子。但国民卫队会去追捕他们，一旦被抓，就会被投入监狱，直到被判死刑。
修道士必须遵守的相关规定都由强大的教堂组织制订完成，教堂组织的领导者积极参与政府官方行政管理。大主教和主教在马尼拉组成官方委员会，制订地方规章制度，隶属于州或省政府，类似西班牙或法国的政府行政管理委员会，处理紧急事务和突发危机。修士、牧师和主教共同组成一个固定的、永久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势力，制定出孤立保守的政策。岛上的民众、军官虽然对管理制度有不同意见，企图有所改变，使其更明智，但最终难免受阻。每一条管理制度都代表马德里，无需任何权力机构干涉，西班牙法院可以轻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修士的道德伦理问题，在此我只能略谈一二。有些人可以组成家庭，有儿有女不在话下，但违反了当初禁欲的誓言。从这一点看，菲律宾人的道德准则并不那么严苛。妇女常常认为和修士生养的孩子会比一般菲律宾人更聪明，相貌更美，未来事业也会更成功。事实上，随着菲律宾人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相比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行为日益受到指责，并且一次次被民众提及。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神职人员的道德标准问题也曾经受到质疑，似乎原告认为指控的重要性远比由此带来的影响更重要。
三大著名修道会——圣弗兰西斯修道会、圣奥古斯丁修道会和圣道明修道会在菲律宾群岛不同地区拥有四十多万英亩最优质的农田。修道会将这些土地化整为零租给百姓，由此得到的收入十分不菲，任何一个地主无论怎么精打细算、充满活力都不可企及。他们不交税，而菲律宾人几乎事事处处都得交税。只甲米地一处，修士的固定资产就多达十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亩之多。这还只是马尼拉湾的一个省。因此，马尼拉发生的两次暴乱，与其说是反对西班牙统治，毋宁说是反对修士统治。
我们抵达马尼拉的时候，一千一百二十四个修士中，已经有四百七十二个修士被杀或逃离菲律宾。每一次暴乱都会有修士丧命，还有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事实上，最后修士被释放得益于美军在遭遇暴乱分子时的迅速取胜。叛乱分子不得不放弃不重要的抵抗，留在马尼拉的所有修士都被带到马尼拉避难所。
说起来很奇怪，对修士的仇恨并没有影响菲律宾人对教堂的热爱。多半是出于菲律宾人对宗教的真情实感。罗马教堂华美的结构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神秘又瑰丽的建筑物对他们的心灵有很强的吸引力。面对奋起反抗的人，社会的评价着实令人吃惊。他们反对的正是他们深深热爱和敬仰的神职人员，教会仪式都由神职人员主持。
无一例外，所有的西班牙修士都被赶出了他们的领地。在所有最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中，委员会遇见并且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允许被驱逐修士重返他们的领地。菲律宾人可能会难以理解美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的不同。即便这些修士回到他们的领地，美国政府的管理模式也使他们不可能对世俗世界起到任何作用。谚语“烈火永生”想起来就让人后怕，很难有合适的理由让人心甘情愿地放弃已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当他从社会最高层降到最底层之后，几乎不可能平和又理性地谈论社会地位变迁的话题。关键问题是，菲律宾人团结起来的目的是不想让修士有重返其领地的机会。
普遍的愤怒、不安、恐惧、仇恨、对谬误的记忆等，都那么深刻，以至于新仇旧恨一起涌来，必将让人付出巨大代价。这些原因导致委员会最终必须采取某种立场。修士问题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地产、头衔等是如何得到的，人们从未公开质疑过这一点。政府必须决定教士离开菲律宾群岛的条件，最后一致通过，岛上新政府保证出钱购买修士拥有的庞大地产。总而言之，就是要让田地房宅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让最穷的人也能买得起房子。
通过双方协商，如果这桩生意能成功，政府需花费七千万美元。第二年，我丈夫以美国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那时候正值教皇利奥十三世时期。这次旅程也非常有趣，我会在另一个章节讲述。
委员会到马尼拉的第一件事是承诺解决教会与人民之间的争端，同时得到管理圣何塞[5]医学院的权力。他们处理这件案子的方式在菲律宾群岛闻所未闻，绝对公平公正，产生了巨大影响。
教皇利奥十三世（1811—1903）
这件案子被称为“帕尔多·德·塔维拉与其他教士之间的矛盾；教士群体之间与菲律宾群岛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原住民与圣托马斯大学校长、多米尼加僧侣、神圣罗马使徒天主教堂及大主教、罗马教皇派驻马尼拉大主教、新奥尔良大主教及罗马教皇派驻的宗座代表之间的矛盾”。就当时的情形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形势非常紧张。
圣何塞医学院是菲律宾群岛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601年由西班牙总督菲格罗阿捐建。他认为这所学校应该由岛上的耶稣会会士管理。建校目的原本是解决岛上西班牙男孩的教育问题，但历经演化和变迁，包括1766年耶稣会被排挤出岛，其功能和宗旨发生了很大改变，最后成为培养医师和药剂师的学校，合并到圣托马斯大学，校长是圣道明修士。多年来，只有一个菲律宾人被学校授予皇家特许证。近百年间，西班牙王室一直保有掌控这个学校的权力。所以，当美国政府接管菲律宾群岛所有公共财产时，总督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关闭了圣何塞医学院，但他并没有从管理技术上签署关闭学校的命令。教堂请求委员会为他们解决争端，恢复教堂对学校应有的财产权。
菲律宾群岛原住民
委员会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以最大可能公开他们的检查工作，让人们全面了解整个平等公正的系统如何运转。菲律宾人第一次可以观看高层神职人员如何在公开的法庭上为他们宣称的事实辩解。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第一次听证会成为深具历史意义的场景。
他写道：“有两位身着主教长袍的大主教，系紫色腰带和金色十字架。他们的随同，圣道明会秘书身着白色长袍。站在他对面的是菲律宾律师费利佩·卡尔德龙先生，最初他也在圣托马斯大学接受过教育。支持他的有多位年轻的菲律宾学生以及其他医学学会的人，圣何塞医学院与圣托马斯大学之间的纠缠显然引起了这些人的极大兴趣。马尼拉大主教首先发表演说，强调他难以控制自己内心极度痛苦的感觉，因为教堂的权力居然在一个天主教国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的表现非常优雅。”
第二次听证会内容如下：
我们尽量使听证会显得更正规，像是在美国国内那样的庭审法院，两位大主教都在场，这次安排他们坐在桌子对面，为观众留了更多座位。
费利佩·卡尔德龙先生代表菲律宾人民作开场白，讲话有打印稿，照着念。他同时还给了我们翻译稿，所以大家基本能明白他要说什么。他的论点铿锵有力，思维严谨而专业。很可惜，因为他对道明会的批评显得有点恶意，所以这种恢弘的气势反而被削弱了。马尼拉大主教有一两次非常愤怒，想站起来表示反对，但都被查佩尔大主教制止了。论证结束后，查佩尔大主教要求休庭十天，以备回应。我们给他半个月时间准备，这将是我在菲律宾期间最有趣的一段经历。
委员会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经思考和听证，他们把财产留在圣道明会手中，但委托一个委员会准备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其间需要花费五千美金上诉费。
查佩尔大主教（右）（1842—1905）
查佩尔大主教很不满意这个决定，特意去电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后要求委员会修改有关法律条款，以便给他一个机会，防止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会为了迎合美国议会而故意与教会对抗。委员会认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充分根据，因此，他们拒绝了大主教的请求。于是查佩尔大主教又给总统先生去电，表明最后决定将会阻碍和平的到来。可笑的是，尽管他一直强烈反对军政府，但这次在给总统的电报中不失时机地称赞“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做得非常棒”。
虽然查佩尔大主教很不满意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但菲律宾媒体乐观其成，有关赞美的颂词可以说堆积成山。《马尼拉日报》[6]第二天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就用了几句不着调的话：“自始至终，听证会都以强调主权和法律为最高原则，最后的决定让每个人都很满意。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时的挑战。就像踩在滚烫的热沙子上，清除所有杂质时，我们自己也可能受拖累。”菲律宾和西班牙编辑习惯用夸张的表达，不然就好像什么也没说。
我们抵达马尼拉之后最大的焦虑是没法送孩子上学。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岁，正当学龄期。耶稣会在禁城开办了童子学校，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考虑再三，想把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送去童子学校，在那里他至少可以学到西班牙语。然而，这也可能会给一直强烈反对修士的百姓某种暗示，委员会主席在重大问题上会有意倾向于教堂。如我之前所说，他们不能从任何角度以合理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最终把海伦·塔夫脱·曼宁安排在一所修道院，她在那里学习西班牙语，非常用功。我们转而把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交给了迪安·C.伍斯特先生秘书的妻子罗伊夫人。她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位很出色的老师。
罗伊夫妇去菲律宾的时候刚刚结婚。他们是同学，同年毕业，来马尼拉算是初入世时的探险。他们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开拓者圈子中很宝贵的一分子。两年后，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消息，罗伊先生患上了肺结核，有可能在美国就被感染了，也有可能在马尼拉接触了这种病，美国那时候的肺结核病非常普遍。他继续做迪安·C.伍斯特先生的秘书，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原本应该去另外一个气候更适合疾病痊愈的地方。他意识到死神正在临近，于是决定离开菲律宾群岛。因为他的杰出和优秀，我丈夫为他在墨西哥杜兰戈[7]大使馆海伊先生那里谋到一个职位。罗伊先生选择接受这个职位主要是因为杜兰戈在干燥的山区，肺结核对人的毁灭性打击已经得到控制。
罗伊先生见多识广，工作踏实努力，又是天生的语言学家。他说学习西班牙语很容易，很快他就学会了塔加路族语[8]。和这些人在一起，他很快可以明白他们的谈话重点。他对记录岛上的历史很感兴趣，一直很想去西班牙塞维尔和其他地方查阅西班牙-菲律宾档案，可惜始终未能如愿。
最后一段日子，罗伊先生离开了杜兰戈，前往新墨西哥。那段日子里，他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挑战。其间，他写了一本书，有点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写的书，其中也有些是留给妻子的话。虽然这本书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但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这本书十分准确、综合而又有趣地再现了菲律宾群岛的历史，内容从初始至今，包括乔治·杜威上将的胜利、马尼拉的殖民史以及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等。罗伊先生还打算详细讲述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情形，也就是他亲历过的工作，可是还没等他完成这部作品就撒手人寰。他写的历史书以及他的故事最近才刊登出来为世人所知。
罗伊夫人后来去了华盛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她分派了一个不受公务员法律限制的办事员职位。她是国土管理局唯一一个由议会赋予权力，可以代总统在土地所有权证书上签署总统名字的人。
1900年整个秋天，暴乱断断续续，时有发生。任何一个预料不到的灌木丛背后，都有可能发现一个潜藏着的“爱国者”。民主记者每天都会写出不少未经审核的报道，大肆宣传菲律宾人的勇敢立场，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在美国国内提出反对扩张事业提供帮助。
暴乱者被世界上观看他们暴行的眼睛刺激得狂妄自大起来。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赢得永生不灭的整个文明世界。他们相信这种传言，贪婪地阅读所有反帝国主义的报纸。这些报纸逐渐遍及全岛。暴乱者被报道的赞美之辞所欺骗，当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诚实公正的评价。此外，宣传暴乱的人还翻译和摘录其他语言中有关暴乱的报道，夸大赞美之词，暴乱者当然非常享受。
被驻菲美军打死的暴乱分子
我们明白阿奎那多正在尝试大选时暂时把注意力放在引人注目的重大行动上，以增加民主党的胜算。这样做也会让反对党警觉起来。菲律宾人其实是天生的政治家，甚至比岛上的美国人更了解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威廉·麦金利之间的竞选意图。
事实胜于雄辩，譬如这件事吧。查佩尔大主教告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阿奎那多已经通过诺扎莱达大主教提出面见他的请求。查佩尔大主教找到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要求允许阿奎那多进入马尼拉。总督准备同意他的请求，并准备在家款待这个革命的独裁者。阿奎那多以军方期待的形式接受了总督的礼貌邀请，甚至连到达马尼拉的时间也已经确定。阿奎那多明确暗示他很沮丧，并通过查佩尔大主教请求离开菲律宾群岛。但就在这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呼吁国会举行一场专门会议再次商讨菲律宾独立问题。消息传到菲律宾，这位暴乱将领传话说他决定不来马尼拉了。没有任何美国人知道他的去向，但很有可能他和我同时看到报纸，或得到电报，知道了一切。
我记得1900年11月6日这天局势非常紧张，国内发来了各方报道。我们离美国太远，信件和报纸都得一个月后才能到我们手里，电报却大不相同。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丝都兴奋难耐。最糟糕的莫过于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有十三个小时的时差。白天我们在万般煎熬中等待美国从夜晚的睡眠中醒来，然后我们陷入沉睡中等待美国投票结果统计。第二天我们不停地收到来自各方的质疑电报，而这时美国则湮没在夜幕之中，点票正在进行。等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又收到一份从亨利·克拉克·科尔宾将军[9]那里发来的急电，上面写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马尼拉，威廉·麦金利，亨利·克拉克·科尔宾。”电报是在大选时间晚上11时发送，传送时间四十五分钟。这也是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急件经过了无数中续节点，最终到了马尼拉。
亨利·克拉克·科尔宾（1842—1909）
注解：
[1] 一种水果酿的酒。——译者注
[2] 本尼托·勒格达（1853—1915），菲律宾议员，美国殖民政府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后来成为菲律宾群岛驻美国国会专员。——译者注
[3] 巴坦加斯是菲律宾的一个省，位于吕宋岛的卡拉巴松地区。——译者注
[4] 卡兰巴是菲律宾繁荣的内湖省。——译者注
[5] 圣何塞是菲律宾吕宋岛中部布拉干省的城市。——译者注
[6] 《马尼拉日报》是在菲律宾出版的西班牙语报纸，创办于1848年10月11日，后来因为殖民当局发现有抗议组织利用其机器设备印刷革命材料，于1898年2月19日被官方强令关闭。——译者注
[7] 墨西哥杜兰戈省首府。——译者注
[8] 菲律宾土著方言。——译者注
[9] 亨利·克拉克·科尔宾（1842—1909），美国陆军军官，1904年被派往菲律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