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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殖民政策——乔治·格雷——本杰明·迪斯雷利——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玫红色的亲缘线”——殖民会议——关税优惠政策——旧殖民秩序与新殖民秩序——苏丹特遣队——澳大利亚与南非战争——澳新军团——澳大利亚人的民族精神——诗歌与绘画
1855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共同制定的宪法包括最开明的自治权。自治权是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属国，从宗主国那里获得的。近几年，英国政治家对殖民地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乔治·格雷曾经坚持认为，英国完全有权将本国的罪犯送往各殖民地，无需理会殖民地的态度。他不理解好望角、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抵制情绪。然而，乔治·格雷并没有贯彻执行罪犯流放制度，转而支持澳大利亚殖民地在其领地内实行自治，英国只为澳大利亚提供保护。但并非所有的英国政治家都支持自由放任政策。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公开演讲中说，殖民地的自治应该作为稳固英国政策的一部分，“还应该附上关税政策，确保英国可以从委托给殖民地政府且未被其他国家占领的领土上获得权益，或用军事规范准确定义殖民地在安全防御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承担的责任。有必要的话，英国也可以向殖民地寻求支援。”但他也曾说“可怜的殖民地就像包袱一样挂在英国的脖子上。”他不理解这个问题或这种做法会对英国人民产生怎样的影响，认为英国对澳大利亚的统治必定会惨遭失败。殖民地必须拥有探索自己命运的自由。虽然免不了犯错，但殖民地会全力承担后果，用自己的方式纠正这些错误。
身居要职的英国政治家们认为，赋予殖民地自治权会使其脱离宗主国的控制。但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1867年至1871年，担任殖民地常任副大臣的弗雷德里克·罗杰斯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直坚信，英属殖民地的最终命运将是独立。秉承这样的信念，殖民办公室的作用是确保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殖民地存在期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等到分离的时候，也能尽量和睦相处。因此，我很难相信会有人反其道而行。”英国方面普遍赞同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的观点。但后来，他的观点被张冠李戴了。一些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提出的，但事实上，他一直谴责并反对这种观点。然而，在关键时期，负责制订英国殖民政策的官员都支持这种观点，说明他们与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存在分歧。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的批地危机闹得沸沸扬扬。乔治·希金博特姆对殖民办公室及其官员表现出鄙夷，用讽刺性措辞对官方态度进行了谴责。他说：“据说雅典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是由一名交际花的贵妇犬统治的。贵妇犬完全吸引了交际花的关注，交际花又吸引了情人的关注，而她的情人是善战的民主国家的管理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我觉得澳大利亚与殖民办公室之间的关系用这段话形容也算贴切。我认为生活在殖民地上的近百万人口大多是英国人。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们以为自己掌握着自治政府，但实际上，自治政府一直被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的人控制。他是殖民办公室的主要官员。当然，每一个进入该部门的官员都会受到他制定的传统、政策以及思想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罗杰斯（1811—1889）
然而，虽然澳大利亚的政府官员与殖民办公室官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之间从未出现过任何对立，他们之间有一条真诚的情感纽带。亨利·帕克斯曾生动地描述道：“那条玫瑰色的亲缘线将我们连在了一起。”这不仅是一句修辞性的表述，还是澳大利亚人的信仰。澳大利亚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几乎没有受任何外国文化的影响。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和民族情感中，这一事实没有被给予充分认可。前文曾指出制定联邦宪法的参与者都来自英国本土。此外，还有一个意义非凡的相关事实是，从责任制政府成立起，殖民地政府或联邦政府的每一届领导人都有一个英国名字，殖民地所有法官和官员的名字也都源自英国。
责任制政府成立三十年后，英国政府突然意识到一些殖民地已经开始实行自治。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实行自治的殖民地并没有成为独立共和国，而且如果英国与殖民地的代表们商议一下，可能还会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英国政治家的演讲中逐渐出现一种新思想。乔治·戈申爵士认为“政治家的才能在殖民办公室很难得到发挥”，是时候认真考虑英国与各殖民地的关系了。1887年第一次殖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乔治·戈申爵士（1831—1907）
然而，如果没有1887年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金禧年登基纪念庆典，以及各殖民地代表应邀参加庆典活动，那么后来的殖民会议能否召开还是一个未知数。正是在这一场合下，英国政治家们意识到各殖民地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团体，为殖民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代表之一阿尔弗雷德·迪肯在会议第一天说：“英国一般不会邀请殖民地参加这类会议，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对这类邀请非常欢迎。”虽然只是一次单纯的协商式的会晤，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更重要的是，英国大臣们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即对待来自遥远殖民地、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一定不能像从前那样敷衍。
1897年，第二次殖民会议召开。当时的殖民秘书长是一位认真严谨、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认为这类会议应该定期举行，而不是借助金禧纪念庆典或登基庆典。第一次殖民会议与第二次会议之间相隔近十年。因此，1902年，约瑟夫·张伯伦组织召开了第三次殖民会议。当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实行联邦制。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埃德蒙·巴顿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1907年，第四次殖民会议召开，阿尔弗雷德·迪肯总理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出席了会议。1914年，第五次殖民会议召开，安德鲁·费希尔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会。此外，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英国召开了几次特别会议，譬如1909年关于英国国防的会议和1916年关于欧洲战争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以及后来的许多会议中，殖民地与英国协商了关于共同利益的问题。各方政治家在平等基础上，讨论应不应该以委托的形式共建一个更强大的帝国。这些会议完全驱散了曾经的疑虑和官场的懒散风气，也澄清了许多的谣言，如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脱离英国的统治等说法。政治家们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促进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紧密团结。
责任制政府成立以来，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沟通枢纽主要是殖民总督。联邦政府成立后，总督仍然拥有一定权力。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遵循的是加拿大的管理模式，即在国内选择地方上的总督。然而，1931年，J.H.斯卡林总理领导的联邦政府任命了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人担任总督一职。这个人就是艾萨克·艾萨克斯。在英国皇室任命总督的过程中，英国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引导。1936年，艾萨克·艾萨克斯总督退休后，亚历山大·霍尔—鲁思文继任总督。当时，澳大利亚还没有任命本地人担任总督的惯例。1939年，英国本来已经宣布任命肯特公爵为下一任总督，但由于战争爆发，肯特公爵没有到任。1942年8月，肯特公爵在执行公务时不幸遇难，乘坐的飞机在苏格兰境内的一座山上撞毁。然而，任命皇室成员担任澳大利亚总督的原则标志着澳大利亚联邦与英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43年底，任命皇室成员担任澳大利亚总督的做法得以继续，来自工党的联邦总理约翰·科廷宣布格洛斯特公爵，即肯特公爵和乔治六世的兄弟继任澳大利亚总督。责任制政府成立前后，澳大利亚的很多政治家都担任过总督一职，其中很多人都是能力出众、品德高尚的杰出人物。一些总督遇到过非常棘手的问题，从而冒犯了某一个政党，但他们一直遵循明确的管理原则，即除非必要，否则尽量不要发表评论，以免行差踏错。
J.H.斯卡林（1876—1953）（右）
艾萨克·艾萨克斯（1855—1948）（中）
肯特公爵（1902—1942）
格洛斯特公爵（1900—1974）
1908年制定的关税使澳大利亚与英国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澳大利亚进口的英国商品的关税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优惠百分之五。关税政策曾经让阿尔弗雷德·迪肯懊悔不已，因为价值两千万英镑的英国商品可以少交一百万英镑的关税。后来，澳大利亚在税法修正案中继续沿用了这一优惠比率。
研究英国殖民历史的学生如果对新旧体系下的英国和海外殖民地的关系进行比较，一定会对其中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讶。18世纪，英国与法兰西王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引发了战争。这场战争对英属殖民地非常重要。如果法兰西王国守住了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航道，并用一连串堡垒连接加拿大和路易安那州，英国在大西洋西部沿岸的殖民地就会被阻断。这场战争代表的是殖民地的利益。但殖民地不仅不愿意为英国提供援助，还讨价还价，互相猜忌，试图从中赚取利润。因此，英国只能通过收买、欺骗等手段让殖民地提供人力和物力。在自由制度下，情况与此完全相反。
1885年，一些迹象表明澳大利亚试图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即在英国事务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当时，新南威尔士的代理总理W.B.达利组建了一支远征军，并与英国军队一起参加了埃及战役。1899年，南非战争爆发。虽然当时的澳大利亚还没有实行联邦制，但六个殖民地都派出了分遣队，并在为期两年半的战争中赢得了勇敢进取、足智多谋的美名。南非战争结束前，另一支澳大利亚远征军参加了英国远赴中国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关。
1914年8月，欧洲爆发战争。随后，澳大利亚人立即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德意志的军事家和政治作家曾预言，如果发生世界大战，澳大利亚一定会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预言约克郡也会宣布独立，或曼彻斯特会成立共和国。
义和团运动中澳大利亚军与英属印度殖民地军队攻打北京
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进程中，澳大利亚人一直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并继承了其优良传统。英国历史也是澳大利亚人的历史。因此，他们从英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其光辉成就中借鉴经验。他们脱胎于英国，现在却站在世界的另一边，观察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之初的历史，坚信这样的开拓方式将会取得更伟大的成果。因为从那时起，澳大利亚就成了不同肤色的杰出人士克服困难、开疆拓土的试炼之地。
澳大利亚地域广阔，土地肥沃，阳光充足，移居到这里的人给当地带来了灿烂的欧洲文明，通过自己的智慧获得了丰硕的果实。移民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十分瞩目，他们受到英国优秀文学的熏陶，并积极从中汲取营养。现在，生命面临的新视野和古老民族在新环境中的生生不息精神都需要新的阐释者。澳大利亚有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都是故事的讲述者、诗歌的吟唱者和美景的描摹者。
亨利·金斯利在1859年创作的《杰弗里·哈姆林回忆录》讲述了一个擅自占地者的故事。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故事逗笑了几万名读者，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马库斯·克拉克的小说取材于真实生活。他在《无期徒刑》中生动描写了那段严酷的罪犯流放岁月。T.A.布朗非常熟悉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生活，他的《武装抢劫》《矿工的权利》《永不复返》《土地持有者的梦》等，都生动还原了澳大利亚当时的社会现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然而，一些读者可能对他的随意风格不太满意。当《无期徒刑》在《悉尼邮报》上连载时，甚至连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读者都因这则故事激动不已。T.A.布朗曾提到，小说接近尾声时，在偏远绵羊牧场剪羊毛的几个工人听了别人读的连载故事后，急于知道“星光”的命运，于是托人去几英里外的电报亭，给《悉尼邮报》发电报追问小说的结局。
亨利·劳森描写的关于澳大利亚“边远地区”生活的故事充满活力，而且幽默风趣，尤其是他的第一本故事集《当罐子里的水沸腾时》。路易·贝克笔下关于太平洋岛屿的许多故事像赶海人的粉彩画一样。后来，他讲故事的天分被《悉尼公报》的第一任主编J.F.阿奇博尔德发现。即使是偏僻的内陆地区，也经常出现在作家的故事中，譬如冈恩夫人创作的《我们来自穷乡僻壤》。
澳大利亚从来不缺诗人。有时，雨季的雨水并不会如期降临，干涸的河床渐渐裸露出来，但比埃里[1]的诗泉永远不会干涸。每一代澳大利亚人都留下了很多诗歌。澳大利亚的早期诗人有亨利·肯德尔、亚当·林赛·戈登和詹姆斯·布兰顿·斯蒂芬斯等，都是值得世人铭记的诗人。三位诗人中，只有亨利·肯德尔出生在澳大利亚。亨利·肯德尔的诗歌风格清新，喜欢在清净的地方冥思，他的诗句营造出一种“幽幽林谷人迹罕至，只有正午霖霖甘露”的氛围。1853年，亚当·林赛·戈登来到澳大利亚。他是一位驯马师，也是一位赛马手，喜欢做梦和闲逛，以及结交骑师和牧羊人。他曾在切尔滕纳姆和伍尔维奇军事学院接受教育，浑身散发着一股学者气息。英国的生活经历为他在澳大利亚的诗歌创作增色不少。如下面这段描写：
亨利·劳森（1867—1922）
我记得冬日早晨的昏沉，
和科茨沃尔德丘陵的薄雾。
我曾听到猎人吹响号角，
就在离七条小溪不远的地方。
亚当·林赛·戈登的灵感主要来自澳大利亚。他的诗歌在澳大利亚家喻户晓。人们经常在帐篷里或剪毛棚里反复吟唱他的诗歌。亚当·林赛·戈登应该会喜欢人们吟唱他的作品。伴随着马蹄声声，他在马背上吟唱的民谣被后世广为传唱。他在散发着马粪味的马厩里点着蜡烛阅读贺拉斯的作品，在碎纸片上用铅笔进行创作。亚当·林赛·戈登埋头创作时，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的创作天赋已经完全显现。在亚当·林赛·戈登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他对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诗歌的借鉴。如下面这首诗：
春天的金合欢摇摆在
光影之间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
当湿漉漉的微风吹过
犹如饮下一斛美酒
蔚蓝色的天空
使梦中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些歌
这些歌是我的歌
亚当·林赛·戈登的诗歌透露出一种浪漫广阔的天地之感，以及一丝纯粹的忧伤。他热爱生活，也热爱诗歌。
詹姆斯·布兰顿·斯蒂芬斯在布里斯班政府办公室工作，是一名有学者气质的文员，腋下总夹着一本但丁的书。他的诗歌主题崇高、思想真挚、句法严谨，充满真挚的情感。他最优秀的作品是预言式颂歌《澳大利亚领土》。
她还未准备好。但他的耳朵
因清新的空气兴奋不已。
他，预言家，知道她一定会感知到，达成统一后
我们的边界仅仅是环状的海洋而已。
在年轻的一代中，澳大利亚出现了一批新诗人。他们歌唱自我，赞颂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属于矿区、牛棚、森林和山间的生活，还有广阔天地间放牧人的生活。
看到阳光照耀下辽阔壮美的平原
夜晚的群星间闪耀着璀璨的荣光
伯纳德·奥多德的诗歌有一种深沉的精神力量。他通过诗歌节奏表现飞速发展的社会的复杂性。安德鲁·帕特森写给自己的同胞的《来自雪河的人》可能是澳大利亚流传最广的一首诗歌。一些著名诗人能使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但这首琅琅上口的诗却让很多人记住了诗歌内容。亨利·劳森的诗歌风格粗犷真实，表现了他丰富的阅历和与众不同的个性。他的《澳大利亚之星》像预言一样，言中了澳新军团的诞生，然而，这首诗比澳新军团的出现早了二十五年。
我们并不引以为豪
安德鲁·帕特森（1864—1941）
这面从泥沼中升起的民族旗帜，从未经历过鲜血的洗礼
昔日一块被血染红的碎布，都比它鲜艳
“宁静苍穹”即将风起云涌
我告诉你，南方之星将冉冉升起
战争风云正在形成
西边的小溪旁，是步履匆匆的男孩
他爬上微风吹拂的山侧，或跃入绿荫遮蔽的池塘
当群山颤抖着应和战争强有力的脚步，男孩们会紧握手中的枪
以从未有过的方式为一个正义的错误战斗
山峰变得伤痕累累，海堤出现裂痕，最远处的山丘一直在颤抖
刹那间，世界在爱恨交织的暴风雨中倒退复位
维克托·戴利的诗歌是澳大利亚最精巧的诗歌作品。巴克罗夫特·博基的伤感诗句十分感人。
虽然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国外并不出名，但澳大利亚诗歌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很宝贵的。澳大利亚的诗人将当地独有的事物融汇在诗歌中，这些作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及其命运。
只有切身体验过澳大利亚环境的人，才能将具有澳大利亚特点的风景和生活描绘出来。有趣的是，一些真正具有天分的早期画家描绘的澳大利亚风景，现在看来与欧洲的景致非常相似，甚至不像澳大利亚的风光，而且在光线、色泽和特点方面，都不具有澳大利亚的独特风格。实际上，对一些观察者来说，风景画家并不觉得澳大利亚的风光让人愉悦。早期的《大英百科全书》的一位作家说，澳大利亚“算不上一个美丽或风景如画的地方，也不像一个会产生诗人或激发诗人灵感的地方”。这位作家认为，澳大利亚的风景并没有“可以扩展心灵或激发想象力”的独特之处。查尔斯·兰姆的朋友巴伦·菲尔德在《新南威尔士史》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美丽的树叶总会有凋零的一刻。画家应该如何处理长青的绿色橄榄树呢？”
澳大利亚的早期殖民者只看到了千篇一律的呆板景色，但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画家了解了其特点和精神内涵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掘出了无限的美。理解了树木的丰富色调后，汉斯·黑森的画散发出一种暖意，表达了画家热爱自然的温暖情怀。墨尔本美术馆里的亚瑟·斯特里顿的《紫色正午的透明力量》和悉尼美术馆里的乔治·兰伯特的《黑土平原》，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美感和力量。亚瑟·斯特里顿和乔治·兰伯特从小生活在澳大利亚，后来去国外留学。学成归来后，用成熟的技法成功诠释了澳大利亚风景的特点。
《紫色正午的透明力量》，亚瑟·斯特里顿绘
亚瑟·斯特里顿（1867—1943）
乔治·兰伯特（1873—1930）
《黑土平原》
澳大利亚的诗人和画家共同创造了澳大利亚精神，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注解：
[1] 比埃里（Pierian）是希腊神话中献给缪斯女神的圣泉，象征艺术灵感的源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