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人们不应该从书籍和传记中查阅查尔斯·狄更斯被同代人热爱到什么程度。爱只生活在讲述的言语中。所以必须让人来讲述，而且最好是由这样一个英国人来讲述：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还能追溯到狄更斯最初取得成果的那个时期，让那些在五十年后仍然不会确切地把《匹克威克外传》的作者称作查尔斯·狄更斯，还只是不断地用更亲切、更深情的老绰号“波兹”称呼狄更斯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来讲述。从这些人动情的忧伤回忆中可以估量出那成千上万人的热情。当时他们都是以狂热的着迷接受蓝色的《小说月报》的，今天它们成了藏书家的珍本，都已经在抽屉和书橱里发黄了。
这些“老狄更斯分子”中的一位是这样讲述给我听的：当时，每逢邮件日，他们都从来不忘记在家里等候邮差。最后邮差终于把波兹的蓝色新期刊邮包送来了。他们盼望了整整一个月。他们等候，期待，还争论科波菲尔是会和朵拉结婚呢，还是会和艾格尼斯成为伉俪。他们都为密考伯的境遇出现危机感到高兴——他们倒也知道，密考伯会用烫热的潘趣酒和良好的心情英勇地克服危机的！现在他们还得等候，等候，一直等到邮差坐在慢腾腾的马车上，来把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哑谜解开为止吗？他们可不能那样等下去，那样根本不行。于是在到期的邮件日，老老少少年复一年都迎着邮差步行五六里地，为的是早一点儿拿到自己的书。他们在走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开始读了，甚至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肩膀旁边看刊物，还有个人在高声朗诵。只有最好心肠的人为了尽快把胜利品送给妻子和孩子才大步流星地往家走去。那个时候，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全国，乃至移居到各大洲的英国人的世界，都像这个小乡镇一样热爱查尔斯·狄更斯，都从与他相遇的第一个小时起一直热爱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十九世纪，在其他地方的作家与他的民族之间都没有类似恒久不变的深情关系。他的名声像火箭一样腾空升起，而且从来不熄火，像太阳一样稳定地照在世界的上空。《匹克威克外传》第一期印了四百册，第十五期就印了四万册。他的声望就以这样的雪崩之势冲进了他的时代。狄更斯也很快打开了通往德国的路。成千上万册小型廉价书甚至到德国中心腹地的犁沟里播种欢笑和乐趣。小尼古拉斯·尼克贝、可怜的奥列佛·退斯特以及这位永不枯竭的作家的其他数以百计的人物都流传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现在有数百万册狄更斯的书在流通。有大开本，有小开本，有厚本，有薄本，有穷人读的廉价本，美国那里还有有史以来为一位作家打造的最昂贵的珍藏本（售价为三十万马克，我相信这是为亿万富翁出的版本）。但是今天还一如当年，盘踞在这些书里面的依然是快乐的欢笑。只要把书翻上几页，这种欢笑就会像啾啾鸣叫的鸟一样在周围拍翅起飞。这位作家受到的爱戴是空前的。如果他受到的爱戴在若干年的过程中没有升高，那么，这只是因为热情再找不到更高的等级了。当狄更斯决定进行公开朗读，第一次面对面走向他的读者的时候，全英国都为之狂喜。人们拥进大厅，把大厅塞得满满的，狂热的爱好者还紧紧抱住大厅里的柱子，或者为了能听到所爱戴的作家的讲话，爬到讲坛的下边。在美国，人们冒着冬季的严寒自带被褥睡在售票处前边。邻近饭店里的招待员给这些人送来饭菜。但是拥挤程度总是有增无减，大厅都显得太小，最后在布鲁克林为这位作家布置了一个教堂作为朗诵场地。狄更斯便在布道坛上朗读奥列佛·退斯特的奇遇和小耐儿的故事。狄更斯的声望从未起伏不定。他把瓦尔特·司各特挤到了旁边，他使得萨克雷的天才一辈子黯然失色。而当火炬熄灭，也就是当狄更斯去世的时候，就好像是撕裂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心。大街小巷里陌生人之间谈论的都是这件事，惊恐不安的伦敦就好像是经历了一场惨败的大战役。他被安葬在英国的万神殿，即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位于莎士比亚和菲尔丁之间。成千上万的人拥到这里来。朴实无华的纪念馆里天天都摆满了鲜花和花圈，而且时至今日，在四十年后，从此路过的人还很少有没看到怀念的人撒下的几朵鲜花的。虽然年深月久，他的声誉和所受的爱戴却没有枯萎。现今，正如当初英国把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界性荣誉的礼物放到一个毫无所知、没有名气的人手里时一样，狄更斯依然是整个英语世界里最受爱戴、最令人惊叹和为人赞颂的叙事文学作家。
一个作家的作品无论就广度讲还是就深度讲，都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巨大影响，只有通过两种常常互相抵触的成分罕见地会聚到一起才能实现，即通过一个天才的人与其时代传统的一致性才能实现。一般来说，传统的东西与天才是相互抵触的，犹如水火不能相容。确实，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与过去的传统相敌对，作为一个新家族的男性祖先宣告与渐归消亡的同族的争斗，这简直成了天才的标志。天才和他的时代很像两个世界，诚然相互交换光明与阴影，但是在其他领域里却挥拳相向。它们在各自循环的轨道上相遇，但从来没有一致过。现在这里正是星空中那种罕见的时刻，一个天体的阴影罩住了另一个天体光明的表面，于是这两个天体便相互一致了。狄更斯是他那个世纪里唯一内心意图与时代精神的需要完全相符的伟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与当时英国的欣赏口味是彻底一致的。他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具体化：狄更斯是幽默，是观察，是道德，是美学，是精神和艺术的内涵，是海峡彼岸六千万人所特有的，对我们来说常常是陌生的、也常常是眷恋与同情的生活感情。他不是写出了一部作品，而是写出了英国的传统，写出了最有力、最丰富、最奇特，因而也最危险的现代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切不可低估。与德国人是德国人相比，每一个英国人都更加是英国人。英国气质不是如同一层表皮，不是如同涂在人的精神机体表面的颜色。它渗透到人的血液中，规律地影响血液的节奏，使一个人最内在、最秘密、最独特的东西充满生气，那就是艺术性。英国人作为艺术家也比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更有民族责任感。因此，在英国，每个艺术家，每个真正的作家都在内心里与英国气质作过斗争。然而甚至最激烈、最绝望的仇恨也没能抑制住传统。传统以其纤细的血管深深地植根于内心的土壤中，以至于谁要想去掉英国气质，他就得撕碎整个机体，就会伤重流血而死。有几位贵族非常渴望成为自由的世界公民，曾经进行过冒险。拜伦、雪莱、奥斯卡·王尔德都想要消灭自己身上的英国气质，因为他们都憎恶英国人身上的这种永恒的东西，但是他们只是撕碎了自己的生命。英国的传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传统、获胜最多的传统，但是对于艺术来说也是最危险的传统。因为它是阴险的：它不是酷寒的不毛之地，不是不吸引人的或者不好客的。它用暖烘烘的炉火和柔软舒适的设备引诱人，但又用道德的限度围上篱笆，进行自我束缚、自我调整，因而与自由的艺术家的欲望很合不来。它是一所简朴的住房，有断断续续的微风，又能防御有危害的生活暴风雨。这里有欢乐和愉快，也很好客，是个具有使得市民阶级心满意足的壁炉炉火的真正的家。不过对于以世界为家的人来说，对于无拘无束的以游牧民族快乐的离奇漫游为最大乐趣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座监狱。狄更斯很愉快地适应了英国的传统。他在这种传统的四壁之中深居简出。他觉得在祖国的范围里很舒适，因而终生从未越出过艺术上、道德上或者美学上的英国界限。狄更斯不是个革命者，在他身上艺术家与英国人是协调一致的，而且逐渐完全溶解为英国人了。他的作品是他的民族不自觉地变成艺术的意志，因此，每逢我们在确定他作品丰富的内容、珍贵的优点和疏忽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总是同时在和英国进行争论。
狄更斯是在拿破仑的英雄世纪即光荣的过去，和帝国主义即拿破仑的未来之梦之间的英国传统最高的诗意表现。如果说他为我们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业绩，而没有做出他的天才本该使他做出的强大业绩，那么，问题不在于英国，不在于阻碍他的种族本身，而在于那个无辜的时代：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莎士比亚也是一个英国时代的最高可能性和最诗意的完成，但是那是在伊丽莎白时代，是在强大的、喜欢行动的、青春少年似的、感觉清新的英国的时代。当时英国第一次要扩展成由于抑制不住的充沛精力而显得急躁和颤抖的世界帝国。莎士比亚是事业、意志、精力的世纪的儿子。那时新的视野出现了，在美洲取得了一个个惊险离奇的王国，粉碎了世仇之敌，文艺复兴之火在意大利闪出亮光并传到了北方的云雾中，一个神及一个宗教结束了，世界又充满了崭新的、生气勃勃的价值。莎士比亚是英雄的英国的化身，狄更斯则只是资产阶级的英国的象征。狄更斯是另一个女王，即温和的、家庭主妇般的、无足轻重的老女王维多利亚的忠实臣仆，是一个拘谨的、舒适的、井然有序的，然而没有气魄、没有激情的国家体制的公民。他向上的精力被那个不是感到饥饿而是只想消化的时代的重量阻拦住了。软弱无力的风只能与船帆戏玩，绝不会把大船从英国海岸推到危险而又美丽的未知世界，推到人迹罕至的无限远处。他始终小心谨慎地留在家乡附近，留在自己习惯的事物中，留在世代流传下来的事物中。正如莎士比亚是贪得无厌的英国的勇敢那样，狄更斯是饱食终日的英国的谨慎。狄更斯生于一八一二年。当他的眼睛能够张望四周的时候，世界变得昏暗了，将要烧毁欧洲各国腐朽的梁架结构的巨大火焰熄灭了。近卫军在滑铁卢被英国步兵粉碎了。英国得救了，而且看到夙敌孤独一人被流放到了海岛上，既没有大炮，也没有权力，毁灭了。这种事狄更斯再没有经历过。他再没有看到过那以红彤彤的光亮从欧洲的这一端逐渐照到另一端的世界性火焰。他的目光就在英国的大雾中搜索。这个年轻人再也没有找到英雄，英雄的时代过去了。可是在英国有几个人不肯相信这一点。他们想用强力和热情扭转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给世界以昔日呼啸奔驰的活力。但是英国想要安静，就把他们赶了出去。他们在浪漫派之后逃进了他们的隐蔽角落。他们想从可怜的微光之中重新燃起熊熊火焰，然而命运不受此强制。雪莱淹死在第勒尼安海里，拜伦爵士在米索隆基患寒热病而死：时代不愿再出现侥幸奇遇了，世界是苍白色的。英国惬意地吃着仍然鲜血淋淋的战利品。资产者、商人、经济人都是国王，而且在王位上舒展腰肢，就像在躺椅上一样。在当时为人喜爱的艺术必须是有助于消化的。这种艺术不能进行干扰，不能以狂热的感情鼓动人，只能抚慰和用手指轻挠。这种艺术只可能是多愁善感的，而不会是悲剧性的。人们不愿意看到恐惧，恐惧能像闪电一样裂开胸膛，切断呼吸，让鲜血结冰——当报纸从法国和俄国到来的时候，人们从实际生活中对鲜血就非常了解了——当时的人们只想舒服地打打呼噜，开开玩笑，把故事的彩色线团不停地滚来滚去。那时候的人想要的是壁炉艺术：当暴风雨摇撼山岳的时候，坐在壁炉跟前舒适地读书。这时火舌闪动蹿跳，分裂成没有危险的小火苗。这是一种像饮茶一样舒暖人心的艺术，不是使人狂躁冲动的艺术。从前的胜利者现在变得畏首畏尾。他们所想的只是保持和防护，而不敢再有丝毫的冒险和改变了。他们对自己强烈的感情感到害怕。在书柜中也如同在生活中一样，他们只愿有不冷不热的感情，而不愿有冲锋陷阵的冲动。他们永远只愿意有一本正经地散步的正常心态。当时在英国，幸福是与安逸同一的，审美学是与安分守己同一的，爱情是与婚姻同一的。一切生活价值都是贫血的，英国是满足的，不想有所改变。一个如此沾沾自喜的民族所能赞许的艺术，不管方式如何，必定也是满足的，对现存事物是赞颂的、不想超越的。这种追求愉快、亲切的艺术的意志，追求一种有助于消化的艺术的意志找到了它的天才，就像当年伊丽莎白的英国找到了它的莎士比亚一样。狄更斯是当时英国变化了的艺术需要的创造物。他恰逢其时地到来，建立了他的声望。他被这种需要控制住了，这就是他的悲剧。他的艺术从伪善的道德中，从沾沾自喜的英国的舒适中吸取了滋养。如果他的作品背后没有如此异乎寻常的、富有诗意的力量，如果不是他那光闪闪、金灿灿的幽默超越了内在感情的苍白无力，起到迷惑的作用，那么，他就只有在他那个英语世界里的价值；我们对他不会感兴趣，就像对待海峡对岸心灵手巧的人所制作的上千部长篇小说一样。只有从内心深处憎恶维多利亚时期文化虚伪与浅薄狭隘的人才能怀着无限的钦敬估量这个人的天才。他迫使我们把这个令人厌恶、沾沾自喜的富裕世界作为有趣的世界，甚至作为值得喜爱的世界来感受。他把平庸乏味的生活散文解救成了诗。
狄更斯本人从来没有对这样一个英国宣战。但是在内心深处——在潜意识的底层——在他身上进行着艺术家与他这个英国人的搏斗。他本来是坚定自信地迈开大步前进的，但是他在那个时代柔软的、半坚硬半松软的沙地里走得很疲乏了，而且后来愈来愈经常地走进古老宽大的传统脚印里。狄更斯被他的时代控制住了，他的命运总是使我不由得想起格列佛在小人国居民中间的惊险奇遇。巨人格列佛睡着的时候，侏儒们用上千条绳子把他缠住。他醒来时他们把他紧紧绑好，在他没有投降和发誓永不破坏该国法律之前，不许他享有自由。英国传统也是这样把在默默无闻中熟睡的狄更斯用网缠住和紧紧绑住的。英国传统用成果把他紧压在英国的乡土上，把他拖进声望里，进而缚住他的双手。在漫长抑郁的少年时代以后，狄更斯当上了国会的速记员，并一度尝试写随笔。这与其说是出于创作上的渴望，不如说是为了增加收入。第一次尝试成功了，报纸录用了他。随后有个出版商请他为一个俱乐部写些讽刺性的杂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英国绅士阶级漫画的文字说明。狄更斯接受了任务，他获得了成功，而且远远超出预期。《匹克威克俱乐部》最初几期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两个月以后波兹已经是全国知名的作家了。名声把他继续向前推进，于是《匹克威克外传》就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他再次取得了成功，于是一张小网即全国名气的隐蔽枷锁便收得愈来愈紧了。赞扬把他从一部作品推向另一部作品，并越来越推进当代人口味的方向。由赞扬、引人注目的成功和艺术家心愿的自豪意识乱纷纷地织成的这千百张网把狄更斯紧紧地捆绑在英国的土地上，一直绑到他投降，并且从内心里发誓永远不超越祖国的美学法则和道德法则为止。狄更斯始终停留在英国传统的威力之下，停留在资产阶级趣味的威力之下。他始终是一个处于小人国居民中间的现代格列佛。他那绝妙的幻想本来能够像一只雄鹰那样飞出那么一个狭隘的世界，然而他却在成功的脚镣中伤害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满足重压着艺术家的上进心。狄更斯是满足的。他对世界是满意的，对英国是满意的。他对同代人是满意的，同代人对他也是满意的。他们双方都不想要任何改变，只要原来的样子。他身上没有想要惩罚、提醒和振奋的激愤之爱，没有大艺术家那种为改变自己的世界并根据自己的感觉重新创造世界而与上帝争论权利的原始意志。狄更斯是虔诚的、敬畏的。对于一切现存的东西都表示一种善意的赞佩，表现出一种永远是孩子去游玩时的狂喜。他是心满意足的，他所希求的不多。他曾经是一个十分贫寒的、被命运遗忘的、被世界吓坏了的男孩子。可怜的职业又耗费掉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候他有过色彩斑斓的渴望，但是大家把他推回到漫长的、坚持忍受的畏惧之中。这使他内心焦急如焚。他的童年时代是一种真正富有诗意的悲剧性经历：他那创造性意愿的种子被埋进了沉默痛苦的肥沃土壤。当后来拥有力量和发挥广泛影响的可能性时，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就是为自己的童年时代进行报复。他要用他的长篇小说帮助所有贫苦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孩子们，帮助那些像他一样由于教师表现恶劣、学校疏忽失职、父母漠不关心以及大多数人懒散冷酷与自私自利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孩子。他想拯救孩子们本来就不多的色彩艳丽的鲜花，即儿童的欢乐。在他自己的胸中，儿童的欢乐之花早已由于缺乏亲切的露水而枯萎了。后来生活给他提供了一切，于是他就再也不知道谴责了，但是童年时代在他心里呼唤复仇，因此帮助这些弱小者就成了他唯一的道德意图，成了他进行写作的内心生活意志：在这里他想改善当代的生活制度。他不摒弃当代的生活制度，他不挺身反对国家的规则，他不威胁，他不向整个种族、不向立法者－资产阶级、不向一切习俗惯例的虚伪欺骗伸出愤慨的拳头。他只是偶尔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指出一处公开的创伤。当时——一八四八年前后——英国是欧洲唯一没在进行革命的国家。因此，狄更斯也不想进行彻底变革、重新创建，而只想修正和改良，只想在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荆棘过分尖利并刺得人疼痛难忍的地方把荆棘磨掉，减轻一点痛苦，但是绝不去挖掉和捣毁它的根——最内在的原因。狄更斯作为真正的英国人是不敢触及道德的基础的。他这个保守派觉得道德基础就像福音书一样，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他那种心满意足——由他那个时代软弱呆滞的性格中煎熬出来的药汁——很能表明他的特征。他向生活要求不多，他的主人公们也一样。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是贪婪的，有权势欲望的，是被渴求权力的野心烧焦了的，对什么都不满足。他们全都贪得无厌，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征服者，都是彻底的变革者，同时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暴君，他们都具有拿破仑式的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也都是性格刚烈和热情兴奋的，他们的意志就是要抛弃这个世界，并且在对现实生活最庄严的不满足中追求真正的生活，他们不想做公民和普通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从极其谦恭里闪射出要当救世主的危险的骄傲。巴尔扎克的主人公想要奴役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想要战胜全世界。他们两人都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紧张精神，都勇往直前，走向无限远的地方。而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恰恰相反，都很谦卑。我的上帝，他们都想要些什么？想的是每年有一百镑的收入，一个漂亮可爱的妻子，十多个孩子，能够为好朋友摆出令人愉快的餐桌，他们在伦敦附近的乡间别墅，窗子前边一眼望去尽是绿草地，还附带一个小花园。他们的理想是一种市侩的理想，一种小市民的理想。对于狄更斯的书我们只能由此找到头绪。狄更斯作为创作者立于作品之后，不是激愤的天神，宏伟非凡，而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观察者，一个忠诚的市民。市民气就是狄更斯所有长篇小说的氛围。
因此，他伟大的、令人不能忘怀的业绩，老实说，只能是去发现资产阶级浪漫派没有诗意的诗。他是第一个把日常生活踅入富有诗意的东西里的人。他让太阳穿透死气沉沉的灰色，照耀起来。因此，在英国谁要是看到过不断增强的太阳穿过阴霾的云团雾气喷吐出的金黄色光芒是如何照射的，那么，他就会知道，一个使全民族在艺术上得到从昏睡状态解放出来的这个时刻的作家必定使自己的民族感到多么强烈的兴奋。狄更斯就是围绕英国日常生活运行的这个金光巨轮，就是纯朴事物和普通百姓的光环，就是英国的田园诗。他在郊区狭窄的道路上寻找他的主人公，寻找他的命运，而其他作家对郊区是毫不理会地走过的。其他作家在贵族沙龙的枝形吊灯下边，在通往童话仙林的大路上，寻找自己的主人公。他们研究遥远的事物、异乎寻常的事物和特别杰出的事物。他们认为市民是物化了的地球重力，他们只想寻找热情的、宝贵的、昂扬奋发的心灵，寻找情感丰富的人，寻找英雄。狄更斯不以把十分平凡的上班族写成主人公为耻。他本人就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他来自下层，因此对下层的环境保持着一种动人的崇敬之情。对于平庸的事物他表现出十分引人注目的热情，对于毫无价值的陈旧东西，对于日常的琐碎事物，他感到欢欣鼓舞。他的书本身就是古董铺，里边摆满了陈旧的破烂，谁都会认为毫无价值。那些东西离奇古怪、滑稽无用、乱七八糟，几十年等待爱好者都属徒劳。但是他拿起这些陈旧、无价值，而且满是灰尘的东西，擦得闪闪发光，并且把它们组合起来，摆放到令人心情喜悦的阳光下边。于是这些东西突然都闪射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他就是这样从普通人的胸中取出很多细小的、被人轻蔑的感情，仔细聆听，装配上齿轮，直到它们都又生机盎然地滴滴答答出声为止。骤然间，这些东西都像音乐闹钟一样开始嗡嗡作响，隆隆出声，继而唱起温柔古老的曲调来。那曲调比起传奇国土里忧郁伤感的骑士叙事歌谣和湖上夫人的抒情歌谣更为悦耳动听。狄更斯就这样把整个市民的世界从被遗忘的灰堆里扒拉出来，而且又光彩照人地装配起来。市民世界到了狄更斯的作品里才又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世界，对于它的愚昧和局限，狄更斯通过宽容使得人们可以理解，对于它的美，狄更斯通过爱使得它格外鲜明。他还把市民世界的迷信转变成一种新的、颇有诗意的神话。家乡炉灶旁蟋蟀的叫声现在成了音乐，进入了他的中篇小说。除夕的钟声讲起了人的语言。圣诞节的魔术师使得创作与宗教感情和解了。他从最微不足道的节庆里找出一种深刻的意义。他帮助一切淳朴的人发觉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诗。他使他们觉得他们的家，这个本来就是最可爱的东西显得更加可爱。在狭小的房子里，壁炉的红色火苗噼啪有声，炉中干透的木柴不时爆裂开来，餐桌旁的茶壶在嗡嗡哼唱。这种别无他求的生活与贪得无厌的暴风雨——世界性的疯狂冒险——是隔绝的。狄更斯想把日常生活的诗教给所有被吸引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他向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人说明了：永恒性在他们可怜的生活中下降到了什么地步，平静欢乐的火星在什么地方被日常生活的灰烬掩盖了。他教给人们如何使火星燃亮起来，成为欢乐舒适的通红炭火。他一心想要帮助穷苦人和孩子们。对于一切物质上或者精神上超出社会生活里中产阶级水平的东西，狄更斯都表示反感。他全心全意喜爱着惯常的东西、平均的东西。他对于富人和贵族等生活的特权者颇怀怨恨。这些人在他的书中都是流氓、无赖和吝啬鬼，极少是肖像画，几乎总是漫画。他不喜欢他们。他是个孩子的时候到马夏尔西债务监狱(1)去给父亲送信的次数太多了。他看到过扣押财物，也深知钱令人高兴的必要性。年来年去他一直待在亨格福德几层楼上一间狭小、脏乱，而且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他往平底锅里抹擦鞋油，用绳子每天包捆千百个鞋油盒，一直干到他的小手疼痛难忍，在饱受歧视中眼泪夺眶而出。他在伦敦街头寒冷的晨雾中对饥饿和贫困无比熟悉。那个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豪华的马车从他这个冻僵的孩子身边驶过去，骑兵从他身边疾奔而去，家家都不开门。他完全是从小孩子们那里知道了善良。因此，他也只把才干回赠给小孩子们。他的作品具有卓越的民主性，这不是说是社会主义的，他缺乏那种激进的思想。完全是爱与同情给了他的创作以激情之火。他最喜欢待在市民的世界里，也就是在贫民院和领养老金者之间。他只有在这些淳朴的人身边才感到舒服。他把他们的房间都描写得宽大舒适，就像他想住的房子那样。他给他们编织色彩缤纷而且总笼罩着一层太阳光辉的命运，做他们那些简朴的梦。他是他们的律师，是他们的传道士，是他们所喜爱的人，是他们那简单朴素和色调灰暗的世界里明亮而且永远温暖的太阳。
但是这种卑微存在的简朴现实通过狄更斯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呀！整个市民阶级连同他们的家具、千差万别的职业，还有看不见的混合感情，都聚集起来，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宇宙，一个拥有群星和众神的宇宙。一种敏锐的眼力从这些普通百姓平面的、静止的，几乎是波澜不惊的镜子里看到了财宝，并用编织得最精细的网把财宝提到了光亮处。他从熙攘杂乱的人群中捕捉到自己的人物。噢，那是多少人呀！有数百个人物形象吧，全都住在小城市里。这些人物在文学中是不朽的，而且还超越文学进入了人们现实生活的语言概念中。在这些人物中令人难以忘记的有匹克威克和山姆·维勒，培克斯尼夫和贝西·特罗特伍德，以及所有那些名字在我们心中魔术般点燃起微笑的回忆的人。他的长篇小说内容多么丰富呀！《大卫·科波菲尔》的插曲本身就是足以供给另一个作家写富有诗意的毕生巨著的真实材料。狄更斯的书就其内容的丰富和不断感动人的意义上说也是真正的长篇小说，不像我们德语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硬拉够篇幅的描写心理的中篇小说。在狄更斯的书中没有僵死之处，没有荒凉的沙地。它们拥有事件的落潮和涨潮，而且真的，那些事件就像大海一样，一望无际，难以测定。麇集在一起欢乐而又粗野的混杂人群几乎使人难以看到全貌。这些人冲上中心舞台，一个人又把另一个推了下去。看来只是散步走过场的人物却没有走失一个。所有的人都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敌对，都在聚集光明，或者在聚集阴影。混乱、欢乐和严肃的复杂纠结在捉弄人的游戏中，把情节的线团滚来滚去。感情的一切可能性都在迅速进行的音阶中发出高高低低的声音。一切事物都是混合杂拌：欢呼、恐惧和目空一切。忽而是感动的泪珠闪光，忽而是狂喜的泪珠生辉。乌云密布，然后破碎零散，再度堆积如山，但是最后阳光灿烂，散发出大雷雨之后的清新空气。有些长篇小说是一部包括千百次肉搏战的《伊利昂记》，是无神的、人间世界的《伊利昂记》；有些则是宁静温和、朴实无华的田园诗。但是他所有的长篇小说，卓尔不群的也好，不易阅读的也好，都有极其纷纭繁杂的特点。而且他所有的长篇小说，甚至最激愤和最忧伤的小说，都在悲剧风光的岩缝里散布些小巧妩媚的动人之处，犹如鲜花一般。这种令人难忘的优美雅致的花朵到处繁茂盛开，像欧洲紫罗兰的小花，简朴谦卑，隐而不露，在狄更斯小说中最不引人注意的草原里等待着。无忧无虑的欢快清泉从不期而遇的事件的深暗岩石中间到处喷涌而下，响声悦耳。在狄更斯的书中有些篇章的效果可以与风景画相比。它们是那么纯洁，那么神圣，毫无人世欲望的影响，充满欢乐温和的人情味，并且阳光照临，欣欣向荣。为了这些篇章人们就不能不喜欢狄更斯，因为这样大量的精巧技艺遍布全书，丰富多彩，这就有了重要意义。有谁能够逐一列举出他的那些混杂的、兴高采烈的、心地善良而又略显可笑和总是很有趣的人物来呢？这些人物都是突然出现的，都有奇想怪癖和个人特性，都被安置在不常见的职业里，都卷进了滑稽的奇遇。然而，尽管这些人物很多，却没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似。这些人物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是精雕细刻的，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模式和铸件。一切都是感性生活，都是生气勃勃的。这些人物都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曾经亲眼目睹的。让我们看看这位作家无与伦比的眼力吧。
狄更斯的眼力具有举世无双的精确性，真是一部奇妙的、不出差错的仪器。狄更斯是一位视觉的天才。人们都喜欢细看他的每一幅肖像，无论是青少年时代的，还是成年时代的。肖像上的眼神显得引人注意、沉着镇定。那不是作家的眼睛，在美丽的奇思妙想中不停地转动，在哀歌式地、迷迷糊糊地打盹儿。它不是软弱的、顺从的，也不是奋发地幻想的。那是一双英国的眼睛：冷静、灰暗、敏锐、闪光，就像纯钢一样。它还坚强得像保险柜，里边存放着不知他在什么时候——昨天或者多年以前——从外界收集到的东西。不会燃烧，不会遗失，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密不透风的。有崇高伟大的东西，也有最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一家伦敦杂货店的一个彩色招牌——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的时候看到的，再如一棵正对着窗子的枝叶繁茂的树。这双眼睛什么都不会漏掉，它们比时间更坚强，把一个个印象十分珍惜地排列在记忆库里，供作家随时取用。这里什么东西都不会被遗忘，都不会变得苍白或者没有生气。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存放着，等待着，始终保持着香味和汁水，保持着鲜明色彩，什么东西也不会坏死或枯萎。狄更斯眼睛的记忆是无人可比的。他用自己的钢刀分解开了童年时代的烟雾：在《大卫·科波菲尔》这部经过乔装打扮的自传里，两岁的孩子对母亲和女用人清晰的回忆，有如从无意识背景中剪下的侧面影像。在狄更斯笔下没有模糊不清的轮廓。他不写幻景多义的可能性，而是迫使幻景明朗化。他的表现能力不给读者的幻想留下自由的意志，他压制读者的幻想（因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幻想的民族的理想作家）。如果召来二十位画家，让他们为科波菲尔和匹克威克画像，那么，一张张画出来的像看起来都很相似。在难以解释的相似之中都会画出穿着白背心、眼神和蔼、戴眼镜的胖绅士和一个坐在往大雅茅斯去的邮车上的淡黄色头发、长相漂亮但有些胆怯的男孩。狄更斯描写得清晰、鲜明、无微不至，因此画家只能顺从他那使人着迷的眼力。他没有巴尔扎克那种魔术般的眼力，让人们摆脱他们激情杂乱无章形成的云雾，他的眼力是完全人世的眼力，水手的眼力，猎人的眼力，一种观察细微人性的鹰的眼力。有一次他说：构成生活意义的是琐碎小事。他的眼力捕捉细小特征。他看得到衣服上的污点以及窘迫中一筹莫展的细小姿态，他揪得住一个勃然大怒的人深色假发下边闪现出来的红头发。他觉察得到细微的差别。在握手时，他觉察到每根手指的动作；在微笑中，他觉察到色调明暗的不同。狄更斯在进入文学创作时期之前在国会里当了许多年速记员。他在那时练就了把详情细述紧缩成简明扼要地用一条线代表一个词以及用一个短小的云状符号代表一个句子的本领。因此，后来他在写作也就使用起了一种真正的速写法。他用小的符号而不作描述，从五光十色的事实真相中蒸馏出观察的精华来。对于外貌的细小地方，他的眼光敏锐得令人吃惊。他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忽略。他的目光就像照相机上的快门，能抓住一个动作、一个姿势的百分之一秒。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通过一种非凡的目光折射，他的观察的敏锐程度还会提高。这种目光折射，不是像一面镜子那样以实际的比例重现物体，而是像一面凹面镜那样夸大物体的特征。狄更斯总是强调他的人物的特征，他从物镜里把特征转变成增强的特征、漫画的特征。他使特征更加鲜明，并把特征提高成为象征。大腹便便的匹克威克在精神上也变成了近乎圆形。瘦削的金格尔在精神上也是干瘦的。坏人成了恶魔，好人成了具体化的完美。像所有大艺术家一样，狄更斯也进行夸大。然而他不是夸大成宏伟壮丽，而是夸大成幽默滑稽。他的描写所取得的无法形容的愉悦效果根本不是出自他的心情，也不是出自他的傲慢，而是由于他眼睛的这种独特的反射能力。他的眼睛异常敏锐，能把任何现象在反映生活的基础上夸大成奇特美妙和漫画式的东西。
实际上，狄更斯的天才恰恰是在这种独特的镜头里，而不是在他有些过分市民化的思想里。狄更斯本来就不是神秘地理解人物内心的心理学家。他让事物从或明或暗处于神秘生长过程中的种子里发展出自己的色彩和表现形态。他的心理学始于可以看见的事物。他通过外部现象描写特征，不言而喻，也就是通过那只有作家锐利的眼睛才看得见的最新与最细微的外部现象。正如英国的哲学家一样，狄更斯也不是从假定开始，而是从特征开始的。他捕捉心灵最不引人注意的、完全是物质的表象，并通过他那漫画式的奇特镜头让所有特征在物质表象中一目了然。他根据特征识别出种类。他让小学教师的嗓音低弱，讲个单词也费力。人们都会预料到，孩子们害怕一个用力说话而使得额头青筋暴起的人。狄更斯的尤利亚·希普总是两手潮湿冰凉，这个人物形象一定令人感到不舒服，像看见蛇一样不愉快。
这些外表现象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诸如此类的小事又总是影响到内心。有时候这不过是他描写的一个生动的怪念头，一个纠缠着人、使人像木偶一样做机械活动的怪念头。有时候他又用某人的随从来表现某人的特征——试想如果没有山姆·维勒，匹克威克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吉普，朵拉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乌鸦，巴纳比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矮种马，吉特会是什么样子！他不把人物的特征画在典型的身上，而是画到荒诞可笑的影子身上。他的人物性格其实总是特征的总和。但是这些特征都经过精心雕琢，所以能够互相适应，组合成一幅卓越的马赛克图案。因此，这些特征大多数是表面的、显著的，都能引起眼睛进行内容丰富的回忆，而不是一种感情上的模糊回忆。如果我们在心里呼唤巴尔扎克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人物，名字叫高老头或者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么，就会有一种感情，也就是对献身精神的回忆、对灰心绝望的回忆或者对激情混乱的回忆来作回答。如果有人对我们讲到匹克威克，那么，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图像：一位挺着突出的大肚子、态度平易近人、马甲的纽扣金光闪闪的绅士。这时我们会明白，人们想到狄更斯的人物，如同想到绘画，而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人物，如同想到音乐。后两位是凭直觉进行创作，而狄更斯则是复制式地进行创作；后两位是用精神的眼睛进行创作，而狄更斯则是用肉体的眼睛进行创作。他不是在感情因受梦幻咒语七倍热光的强制而像幽灵一样从无意识的黑夜中升出来的时候捕捉感情，他是到无形的影响在现实中留下印记的地方去守候它。他捕捉灵魂对肉体的千百次作用，他一次也不忽略。他的想象力就是他的眼力，这对于住在世界上中间范围里的感情和人物形象是足够用的。他的人物都是正常感情在适当温度下的立体形象。他的人物在激情的热度中会融化，就像蜡像在感伤中会融化一样；而在仇恨中则会僵化，变得很容易破碎。狄更斯只是对爽直的性格取得了成功，而对那些正处于由善到恶、由神到兽的千百种过渡状态，吸引力也各不相同的人，则没有取得成功。他的人物总是毫不含糊的，要么是超群出众的英雄，要么是卑劣无耻的无赖。他们都有先天注定的本性，不是额头上方有灵光，就是身上有罪人的烙印。他的世界摆动于善良与邪恶之间，摆动于感情丰富与毫无感情之间。此外，他的方法找不到进入关系神秘的世界，即万物神话般互相关联的世界的门径。宏伟的东西是捉不住的，英雄的东西是学不会的。狄更斯的荣誉和悲剧都在于，他始终停留在天才与传统之间的中心、闻所未闻与平庸陈腐之间的中心，也就是停留在人世间规定的轨道上，停留在可爱的事物中、令人感动的事物中，停留在惬意的事物和市民的事物中。
但是他不满足于这样的荣誉。这位田园诗人渴望悲剧，他不断向悲剧方面努力。但他充其量只能达到情节剧的限度。他的这些尝试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双城记》、《荒凉山庄》在英国也许被认为是高水平作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们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的宏伟姿态都是勉强作出来的。在这些书中向悲剧方面努力确实有其值得称赞之处。狄更斯在小说里堆积了许多阴谋诡计，突出了犹如巨块岩石落到主人公头上的重大灾难。他作法召来了雨夜的恐怖、人民起义和革命，他开动了惊骇和恐慌的整个机器。不过庄严的恐怖从未出现，他那恐怖只是畏惧，是纯粹的身体对惊骇的反射，而不是心灵的恐怖。那种深刻的震撼，那种由于害怕而让内心呻吟着，渴求在电闪雷鸣中得到解脱的暴风雨般的效果，在狄更斯的书中没有出现过。狄更斯把危险重叠堆积起来，但是人们不感到害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们有时候会突然凝视深渊。人们如果感觉到自己胸中的这种黑暗、这种无名深渊被撕裂了，就会急促地呼吸。人们会觉得脚下的土地正在消失，会感到一阵突然的眩晕，一阵猛烈但是甜蜜的眩晕，会想倒下，跌倒在地，同时又由于感觉到在愉快和痛苦都处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无法区分二者而害怕起来。狄更斯笔下也有这样的深渊。他把深渊打开，装满黑暗，给人看深渊的全部危险，然而人们并不感到害怕。人们也没有精神上跌倒的那种甜蜜的眩晕——也许那就是艺术享受的最大诱惑。在狄更斯笔下人们总是感到很安全，就像抓住了扶手一样。人们都很清楚，狄更斯不会让人跌倒的，还知道，主人公不会遭遇灭顶之灾的。在这位英国作家的世界里舒展白翅飞翔天空的两位天使——同情和正义——会把主人公毫发无损地带过岩石裂缝和深渊。狄更斯缺乏残忍，缺乏走向真正悲剧的勇气。他没有英雄气概，而只是多愁善感。悲剧是进行抗拒的意志，多愁善感是对眼泪的渴望。狄更斯从未获得那种没有眼泪、没有言语、绝望痛苦的最后威力。温和的同情——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之死——是狄更斯所能圆满表现的最极端的严肃感情。当他准备进行真正重要的推进，同情总是会来掣肘他。同情之油（常常是变了质的）总是平息用咒语召唤来的元素风暴。英国长篇小说多愁善感的传统压制了要成为强者的意志。结局必定是一篇启示录，是末日审判，好人升上天堂，恶人遭受惩罚。可惜狄更斯把这种公道接收进了他的大多数小说。无赖们相互谋害，归于消失，傲慢者和富翁们破产了，而他的主人公们却都在安乐舒适地生活。这种地道英国式道德意识的过分营养使得狄更斯创作悲剧性长篇小说的宏伟灵感冷静下来。这些作品的世界观即为维持作品稳定而装配好的陀螺，不再是自由艺术家的公道，而是一个英国国教徒市民的世界观。狄更斯对感情进行审查，而不是让感情自由发挥作用。他不允许感情强劲奔放，如巴尔扎克那样，而是用堤坝和沟渠把感情引进河道，以转动市民道德的磨盘。传道士、教士、常识哲学家、教师都隐而不现地与他坐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大家聚集在一起，对他进行劝诱：他写给青年的榜样和告诫最好是一部严肃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没有约束的实际情况留在视网膜上的短时间的感觉。当然善良的信念得到了报偿。狄更斯逝世的时候，温彻斯特的主教在他的作品旁边称赞说，可以放心地把狄更斯的作品放到孩子们的手里。但是他没有如实地表现生活，而是表现如人们想给孩子们描写的那样的生活，这就削弱了他的作品令人信服的力量。对于我们非英国人来说，他的作品里宣扬和充斥的高尚品德太多了。要成为狄更斯笔下的主人公，就必须是道德的典范、清教徒的样板。在同样也是英国人，当然是比较重视感官享受的那一个世纪的孩子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笔下，主人公即便曾经打架斗殴，打伤过对手的鼻子，或者他虽然正在与他的贵夫人热恋，却又与贵夫人的使女同床共枕，也丝毫不会妨碍他是主人公。狄更斯甚至不允许放荡的人有这一类丑恶行为，他所写的行为放荡的人其实也是无害的。那些人的寻欢作乐即便一个老处女看了也不会臊得脸红。比如，迪克·斯维勒是个放荡不羁的人，究竟他有哪些地方放荡不羁呢？我的上帝，他喝了四杯乡下啤酒，而不是两杯，他付账款非常不守规矩，他还不时闲游闲逛。这就是全部。最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刻，他得到一笔遗产——当然是一笔不大的遗产——并且极其体面地与在道德轨道上帮助过他的姑娘结了婚。在狄更斯笔下甚至无赖也不是真正不道德的，他们尽管有种种劣习，却都没有去付诸实行的男子气概。这种企图遮掩性欲的英国式谎言成了他的作品的商标。狄更斯伪装斜视，忽略不愿看到的东西，把有所觉察的目光从实际情况上转开。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阻止了狄更斯写出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卓越的悲剧性长篇小说。对这位艺术家来说，如果没有一个他的创作渴望能遁逃入的自由的世界，如果他没有银色的翅膀——他那令人愉快的，几乎是非人间的幽默——使他骄傲地超越充斥诸如此类投机主义的沉闷地区，那么，英国就会完全把他拖进它特有的沾沾自喜的平庸中，就会用宠爱的夹得紧紧的胳膊把他变成它的性谎言的辩护律师。
英格兰的大雾没有降临到的这片一派太平景象的幸福自由世界是他童年时代的所在。英国式的谎言阉割人身上的性欲，强行控制成年人。然而孩子们都充满喜悦，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自己的情感。孩子们还不是英国人，而是鲜艳明丽、娇小可爱的人类之花。英国的虚伪烟雾还没有在孩子们色彩缤纷的世界里投下阴影。狄更斯在他还能自由自在，不受英国资产阶级的良心阻拦，随意处理问题的时候，写出了不朽之作。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童年生活是绝无仅有的美。我相信，他的那些人物，那些早期欢乐和真诚的插曲，永远不会从世界文学中消失。有谁能够忘记小耐儿的漂泊漫游，她是如何随同白发苍苍的爷爷离开大城市的烟雾和昏暗，走到了青葱翠绿的田野里。她心地善良，性情温柔，那天使般的微笑在她去世之前一直愉快地凌越一切艰难险阻前来救援她。在超出一切多愁善感，达到了最真实、最生动的人的感情的意义上说，这是令人感动的。有个汤米·特拉德尔德斯，是个面色红润的胖小伙子，在石板上画骷髅就能让他忘记挨揍的痛苦。有个吉特，是忠实人中最忠实的人。小尼克贝和后来一再出现的那个很漂亮、“身材不高、常常受到虐待的小伙子”并非别人，而是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他把自己童年的欢乐与不幸都无与伦比地写得永存不朽了。狄更斯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这个谦卑屈从、孤孤单单、饱受惊骇、沉湎于梦想的男孩子——双亲让他成为了孤儿，在这里他激荡的感情真的变成热泪盈眶了。他的声音洪亮、浑厚，听起来如同钟声。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这样的儿童轮舞是令人难忘的。这里边还掺和进了欢笑和痛哭、高尚和可笑，形成了独有的彩虹光辉。感伤和崇高、悲剧性和喜剧性、真实和虚构，都和解成了一种新东西，一种迄今尚未曾有过的东西。在这里他克制住了英国气，即世俗气。在这里狄更斯的伟大和无与伦比是没有局限的。如果要给狄更斯立纪念碑，那么，要把他作为孩子们的保护人、父亲和兄长，让这些儿童围着他坚强的形象轮舞在大理石上。他确实是把孩子作为人类本质最纯洁的表现形态来钟爱的，每逢他想使人们喜欢某个人物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物像孩子一样单纯。为了孩子们的原因，他甚至还喜欢上了那些早已不是童年天真，而是幼稚发傻的人，那些弱智和有精神病的人。性格温顺的精神病人，他们那可怜的迷失感觉像白色的鸟一样翱翔于充满忧患与怨诉的世界上空。他们不觉得生活是一个难题，是一种辛劳和任务，而只觉得是一种愉快的、完全无法理解但又很美好的游戏。在狄更斯所有的长篇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精神病人。看到狄更斯如何描写这些人，是很令人感动的。他小心谨慎地扶助他们，像对待病人那样，并在他们头的周围安排许许多多善，就像光轮一样。他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永远停留在童年的天国里。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童年就是天堂。每逢我读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就总是忧郁地担心孩子们长大。因为我知道，如果丧失了最可爱的东西、一去不复返的东西，那么很快便是诗意与习俗的混合、纯洁的真实与英国式的谎言的混合。他本人好像在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感情。他只是很不情愿地把他所喜爱的主人公交给生活。他从来不陪同他们进入变得陈腐平庸、变成生活中的商贩或车夫的年龄。他引导他们成长，直到举行婚礼的教堂大门前，经过种种险阻进入生活舒适、光亮如镜的安全之处。这时候他便和他们告别了。在那形形色色人物的行列里，狄更斯最喜爱的一个孩子是小耐儿。他把对自己夭折爱女的回忆在小耐儿身上永恒化了。他根本不让她进入这个令人失望的严酷世界，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他把她永远保留在儿童的天国里，提前让她闭上了温柔的蓝眼睛，让她在童年光明的陪伴下不知不觉地升入死亡的黑暗。他觉得与真实的世界相比，她太可爱了。
我已经说过，狄更斯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谦卑的市民世界，一个心满意足的英国，是众多生活可能性中狭小的一部分。如此贫困的世界只有通过强烈的感情，才能变得富有起来。巴尔扎克通过他的厌恶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救世主之爱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而狄更斯这位艺术家则是通过他的幽默把他的人物从沉重的现世苦难中解救出来。他不用一本正经的客观来观察他的小市民世界，他不唱诚实人的赞美诗，不为所谓唯一的美德——才干和冷静唱赞美诗。他像戈特弗里德·凯勒和威廉·拉贝那样，充满同情心而且诙谐有趣地给他的人物递眼色，使他们在自己小人国居民的惶恐不安中稍微带上一点微笑。但这是一种乐于助人的微笑、令人愉快的微笑。因此，为了他们的种种愚蠢言行和滑稽表现，人们更加喜欢他们。幽默犹如阴天里的一道阳光落到他的书上，使得书中简朴的地方顿时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显得非常可爱，而且充满无数令人陶醉的奇妙事物。在这样给人愉快和温暖的火焰旁边，一切东西都变得更加生动和真实了，甚至虚伪的眼泪也像钻石似的闪光，微弱的激情也像熊熊火炬一样明亮。狄更斯的幽默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他的时代，得以永世长存。幽默像小精灵阿里尔那样穿过他书中的空气飘浮而过，使他的书都洋溢着亲切的音乐。幽默把他的书拉进了旋转的舞蹈。幽默是生活的巨大喜悦，幽默是最现实的，甚至在阴暗混乱的矿井里它也能像矿工灯一样放射光芒。它能消除过分紧张的心情，能通过讽嘲的附加音缓解过分的感伤，能通过它的投影、它的荒诞描述减弱被夸大的东西。它是狄更斯作品中的和解剂、平衡剂和永存的东西。不言而喻，正如狄更斯笔下所有的东西一样，它是英国式的，是真正英国式的幽默。他也缺少情欲，他能自我克制，不刚愎自用，也从不纵欲放荡。他在富有以后依然保持适度作风，不像拉伯雷那样粗声怪叫，打饱嗝儿；也不像塞万提斯那样欣喜若狂得翻跟头；更不像美国人那样探着头往前冲，不成个样子。他一向保持正直和冷静。像所有英国人一样，狄更斯只用嘴微笑，而不是用全身微笑。他的爽朗大笑甚至不会燃烧，而只是发出一些火星，把火光散射到人们的血管中，随着数以千计的小火苗跳动，像幽灵一般闪现，像鬼火一样逗人。这是实际生活中一个讨人喜欢的调皮鬼。狄更斯的幽默——这是因为狄更斯的命运就是一贯描写中间状态——还是在感情的醉态、心情的狂热与讽嘲的冷淡微笑之间的一种平衡。他的幽默是英国其他伟大人物所不能相比的。他丝毫没有斯泰恩那种条分缕析、浸渍腐蚀的讽嘲，也丝毫没有菲尔丁那种高视阔步的乡间绅士诙谐的爽朗笑声，他也不像萨克雷那样尖刻伤人。他只让人愉快，从来不让人痛苦。他像太阳的光圈，只是围绕着人们的头和手兴高采烈地戏耍。他不道貌岸然，也不讽刺，更不想在弄臣的头巾下边暗藏什么郑重严肃的东西。他根本不想要什么，不想成为什么。他活着。他的存在是没有意图的和理所当然的。狄更斯的眼角里已经钻进了狡黠，对人物进行修饰和夸大，使人物有赏心悦目的匀称和滑稽可笑的扭曲。这一切后来就使得千百万人为之陶醉。一切事物都进入了这个光环，像是发自内心似的闪耀光辉，甚至骗子和无赖也有自己的幽默灵光。每逢狄更斯观察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显得着实可笑。一切都光芒耀眼，回转不停，雾都对阳光的渴望似乎得到了永久的解决。语气翻了跟头，句子间互相混杂，忽又分开，与意义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出许多问题，逗乐取笑，互相打岔，一种任性鼓动他们去跳舞。这种幽默是不可动摇的。它可口，尽管没有性欲的盐。英国烹饪法是拒绝使用这种盐的。狄更斯没有因为出版商在背后挑拨而使幽默迷失方向，即使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在感到困顿和烦恼的时候，狄更斯也只能写出轻松愉快的东西。他的幽默令人折服，它稳稳待在美丽敏锐的眼睛里，并且与眼睛的光亮一起熄灭。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害他的幽默，即令是时间也难以成功。我不能想象有人不喜欢像《炉边蟋蟀》这样的中篇小说，有人能够在读这些书时不发出爽朗的笑声。精神的需要可能会像文学的需要那样发生变化。但是，只要人们渴望那种愉悦舒适的时刻——生活的意志休息，生活的感情轻柔地触动生活的波浪，只要人们不要其他而只渴求一种没有烦忧、旋律优美的心灵激动，那么，在英国，以至在全世界，人们都会去拿起狄更斯独具特色的书。
在这些尘世的、最为尘世的作品里，伟大和不朽就在于它们当中有个放射光芒、给人温暖的太阳。对于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人们不应该只问其思想的强度，不应该只问站在作品后边的作者其人，也应该询问作品思想的广度，询问作品对群众的作用。人们对狄更斯的谈论将超过对我们这个世纪里任何人的谈论。狄更斯为世界增加了愉快，千百万双眼睛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泪光盈盈。他把欢笑重新种植到了成千上万人那欢笑早已凋谢和被掩埋了的胸中。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有钱人读了齐瑞白兄弟，经过一番思量，便去捐款了，铁石心肠的人也被感动了。当《奥列佛·退斯特》出版的时候，的的确确，孩子们得到了更多的街头施舍。政府也改善了贫民院，对私立学校实行了监管。狄更斯使得同情和友善增强，使得很多穷苦人和不幸者的命运得到缓解。我知道，这种异乎寻常的效果与一部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毫无关系。但是，这些效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效果说明，每一部十分伟大的作品都超出了任何创作意图，都能令人陶醉地去自由漫游幻想世界，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也引起许多变化。有本质上的变化，有看得见的变化，然后还有对感情感受的热度的变化。与那些为自己要求同情和赞许的作家相反，狄更斯是为他的时代增加了欢乐和喜悦，促进了他那个时代的血液循环。从那个年轻的国会速记员决心为写人和人的命运而拿起笔的那一天起，这个世界就变得光明些了。他为他的时代拯救了愉快，也为此后的世世代代拯救了处于拿破仑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那个愉快的古老英格兰。若干年以后，人们将还会回顾这个古老的世界及其许多罕见的、失传的职业，它们在工业化的迫击炮轰击下早已化为灰烬，也许还要看看这种无忧无虑、淳朴、宁静而且愉快的生活。狄更斯像诗人一样创作了英国的田园诗——这就是他的事业。与强大的东西相比，我们可不要对微小的东西、心满意足的东西有丝毫的轻视。田园诗也是永存的东西，是上古的回归。农事诗或者牧歌就是逃亡者的诗，是怀着欲望的恐惧进行休息的人再度复兴起来的。在未来世世代代的沧桑变化中它还会不断出现。它的出现是为了消逝，就像激动中间的喘息、努力前后的提劲，以及怦怦跳的心脏里满足的瞬间那样。有的人创造权力，有的人创造宁静。查尔斯·狄更斯充满诗意地将一个宁静的时刻嵌入这个世界。今天生活又纯净了，机器隆隆，时代在迅猛的突变中飞奔向前。然而田园诗是不朽的，因为它是生活的乐趣。田园诗的回归犹如雷雨过后重新出现的湛蓝天空，犹如在历经种种精神危机和震撼之后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永恒喜悦。因此，每当人们需要愉快，而且由于激情悲剧性的紧张而疲劳不堪，想要从轻声的事物中听到富有诗意而又美妙的音乐的时候，狄更斯就会不断地从遗忘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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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伦敦关禁债务人的监狱，一八四二年被废除。